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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三国鼎立" 对历史的贡献

2015-7-16 15:42|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8180| 评论: 0|原作者: 赵志坚 李仲波

摘要: 在汉、唐盛世之间出现的“ 三国鼎立”,并非表层意义上的鼎足而立,亦非简单的割据分裂。 一、“ 三国鼎立”的实质 赤壁之战前,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孙权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 ...
在汉、唐盛世之间出现的“ 三国鼎立”,并非表层意义上的鼎足而立,亦非简单的割据分裂。
    
    一、“ 三国鼎立”的实质
    
    赤壁之战前,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孙权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诸葛亮舌战群儒,详细分析了联刘抗曹必胜,并劝孙权“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与鲁肃、周瑜商讨再三,决定联刘抗曹。孙刘联盟开始建立。
    
    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初显威力,大败曹军,迫使曹操由攻势转入守势。孙刘借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刘备占益州,夺汉中,奠定了蜀汉的规模。孙权在江淮扩张势力,占领岭南,又招抚了占据广、交的士燮兄弟,做好了建吴的准备。
    
    关羽在荆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东吴不安。吕蒙袭杀关羽,占据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孙刘联盟亦宣告破裂。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以给关羽报仇为名大举进犯东吴,孙刘关系恶化为战争状态。夷陵一战,刘备大败并死于白帝城。
    
    刘备死后,孙刘联盟必须恢复,才能共拒曹魏。诸葛亮鉴于后主幼弱,恐孙权“有异计”,立即派邓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晓以厉害:“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你若归顺于魏,大则要你入朝,小则以你的太子为质,若不听从,必然派兵进攻,蜀也会乘机顺流东下。如此,江南之地非你所有。孙权醒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蜀复令芝重往”。孙刘联盟重新建立。此后,蜀又派费祎、陈震前往。孙权与陈震“开坛歃盟”。从此,孙刘联盟确定不移,一直到蜀亡为止。
    
    孙刘联盟对蜀、吴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孙刘联盟可以合蜀、吴之力与曹魏对抗,增强了反曹魏的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其二,孙刘联盟可以使蜀、吴不必顾虑对方,为各自内修政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其三,孙刘联盟有利于蜀、吴相互交流,互通有无,满足各自需求,促进双方发展。联盟建立后,双方聘使经常相互往来,互致方物;民间交往之盛自不待言。
    
    其四,孙刘联盟有重要的军事作用,迫使曹魏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对蜀而言,联盟为其北伐解除了“东顾之忧”,使曹魏“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对吴亦然。吴可无西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南。例如,建兴六年(228年)十二月,吴魏交兵,诸葛亮乘机率数万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从西面进攻曹魏。再如,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进攻曹魏,四月至郿,在五丈原扎营,与魏军对抗。五月,孙权率十万人由巢湖进攻合肥新城。蜀吴互相配合,迫使曹魏两线奔波。
    
    在“三国鼎立”的四十多年间,孙刘联盟除在夷陵之战前后极短时间遭到过破坏外,一直得以持续保持。也正因为蜀吴共同抗击曹魏,才使“三国鼎立”延续达四十余年之久。因此,“三国鼎立”的实质并非简单的三足鼎立,而是孙刘联盟作为一方而与曹魏一方的对抗。
    
    二、形成“三国鼎立”的条件
    
    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北方,与以巴蜀、江南地区为主体的南方,在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抗,是形成“三国鼎立”的条件。
    
    (一) 地理条件:“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魏则拥有广大的中原,地理上恰好为山水相依的南方对抗苍莽广袤的北方。
    
    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吴军习于水上作战,而曹魏中原兵不习水战。吴扬长避短,利用长江天险和强大水军,就可以有效地阻止曹魏的进攻。赤壁之战已经证明了长江天险是保护孙吴的一道天然屏障。后来,曹魏多年不能举兵伐吴,其中一条原因就是魏军不能轻易越过长江天险。西晋灭吴时,也是先占领长江上游,强大的王濬水师顺江而下,与吴平分长江天险才完成。
    
    蜀与吴以长江为纽带得以紧密联系,互相依托,互相支援。蜀还有崇山之阻,进可攻,退可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建兴六年,马谡失街亭,魏军攻汉中,诸葛亮派军扼险拒守,魏军寸步难行。延熙七年(244年),曹爽“率步骑十余万”,走傥骆攻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蜀将王平凭守骆谷口的“兴势围”(关隘),挡住了十余万曹军。
    
    九州之地,魏有其七,地域广大,边境重要关隘要冲均派兵把守,灭蜀吴不易,守则有余。强大的曹魏,虽独霸中原,却在四十余年间,只能对南方的蜀、吴徒作虎视之势。
    
    (二)经济条件:曹魏经济与蜀吴经济相均衡,即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与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经济相均衡。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成了军阀混战的厮杀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辽阔的北方地区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原。为了改变残破的局面,曹魏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发展经济。至曹魏后期,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洛阳由“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变成了“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繁荣都市。从皖北到洛阳一带,“ 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成为人口稠密的富庶区。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江南相对安定,北方人民大量从中原流迁到蜀、荆、江淮一带。南迁人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和江南人民一道劳作,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垦田面积显著增加,建康“其四野则 无数,膏腴兼倍”。鲁肃称荆州“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业之资也。”周瑜也指出:江东富饶,足以自立,“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众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东吴的治铸业、盐业、丝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
    
    益州本来就“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史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盐、铁、织锦业很发达。
    
    总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由于遭受东汉末年混战的多次破坏,尽管曹魏后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抑制;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经济却有了巨大的发展,北、南方经济力量基本上达到了平衡。这正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原因。
    
    (三)政治条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人口及地主集团,与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人口及地主集团势均力敌。
    
    曹魏得到中原豪强地主的支持,东吴以长江南北的豪强地主为支柱,蜀汉得到荆益地主阶级的支持。南、北方是否有对抗的条件呢?下面看两组数据:蜀亡时(263年)有人口94万,魏有443万,吴亡时(280年)有人口230万。嘉靖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前有三国志宗僚一栏,开列三方人物477人,蜀汉104人,孙吴131人,曹魏242人。蜀、吴一方共有人口320多万,曹魏一方有443万。可见,无论是杰出人物(主要是地主阶级及其幕僚),还是人口,都大体相当,这是蜀吴联盟得以与曹魏对抗的政治基础。
    
    三、“ 三国鼎立”的作用
    
    “ 三国鼎立”是从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走向西晋,即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终走向盛唐的顶峰,奠定了第一级稳固的阶梯(两晋及南北朝则可视为第二级、第三级历史阶梯)。
    
    其一,“ 三国鼎立”实现了局部统一,为西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
    
    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一方,全国处于分裂 混乱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征战兼并,曹魏逐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其中,197年,大败袁术于蕲县;198年,攻徐州,杀吕布,又打败张绣、刘表联军;199年,张绣投降;200年,先在下邳击溃刘备势力,后在官渡大败袁绍主力;随后几年,兼并幽、冀、青、并四州。至208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后来又统一了关陇地区。曹操统一北方,避免了群雄割据。他曾自负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确,曹操统一北方,实现了局部统一,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孙策打败扬州的割据势力,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孙权代继孙策后,继续经营江南,在江淮扩张势力,夺荆州,占岭南,招抚广、交,统一了江南。
    
    刘备进军西蜀,占益州,夺汉中,南抚吴越,西和诸夷,统一了巴蜀地区。
    
    “三国鼎立”,使全国由分裂割据逐步向统一发展。后来,西晋继承了曹魏的衣钵,通过两次大兼并战争,灭蜀平吴,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因此,“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其二,“三国鼎立”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孙刘联盟与曹魏势均力敌,彼此都不敢轻举妄动。诸葛亮五出歧山,战斗范围很小。此外,交战范围仅局限于彼此交界之处,于广大地区损益不大。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经济、政治、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三,“三国鼎立” 有助于激发三国间的竞争意识,促使各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恢复和发展各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曹操依靠豪强大族统一北方后,力矫汉末弊政,推行打击豪强大族的政策,以抑制大族势力的发展,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他颁布“唯才是举”令,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被吸收入曹魏政权,有利于革新吏治,使政治比较清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曹魏实行军屯、民屯,取得了积极效果:在许昌附近募民屯田,一年得谷百万斛;邓艾在淮河流域屯田,每年得谷五百万斛。地方官大力招徕流民,使其重返生产一线。如张既为京兆尹时,“招怀流民,兴复县邑”;苏则为金城太守时,“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扬州刺史刘馥由于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为了把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地方官大多注意劝课生产。如河东太守杜畿“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颜斐为京兆太守时,令百姓“整阡陌,树桑果”,闲月上山伐取木材做车,又令百姓养猪狗;郑浑为魏郡太守时,“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这些政策,对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还修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如在合肥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其中七门堰可溉田1500顷,芍陂可溉田至数万顷;在淮颍地区,“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三千余顷;在河北疏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这些水利工程对促进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针对“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士人每专权自恣”,诸葛亮采取了信赏必罚的法治手段,打击控制专权自恣的益州地主,政治比较清明。诸葛亮南抚夷越,西和诸戎,成功地安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并使其成为蜀汉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了保障成都平原的灌溉,诸葛亮派一千二百丁护理都江堰。蜀设司金中郎将、司盐校尉等官职,加强管理盐、铁、织锦等手工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为了增加劳动力,东吴强迫山越人离开山区,迁到平原,“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又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管理民屯生产。为了增加军粮,实行军屯,还设司盐校尉、司盐都尉,管理盐业生产;另设典船校尉、典船
    都尉,管理造船。东吴的冶铸业、盐业、丝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
    
    综上所述,“ 三国鼎立”是三国各方势力面对东汉末期的烂摊子奋发有为,重新收拾旧山河,在对抗中进步,在竞争中发展,从而在汉、唐盛世之间,起到承先启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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