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 , 但自己作为主帅 , “ 不能训章明法 ” , 也有责任 , 于是上疏请求自贬三等 。 并且下令 , 鼓励将士不断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 他说 : “ 自今已后 , 诸有忠虑于国 , 但勤攻吾之阔 , 则事可定 , 贼可死 , 功可跻足而待矣 。 ” 不难看出 , 诸葛亮为 了实现其统一的政治理想 , 奉 行 “法治” 是相当坚决 , 也是十分高明的 。 他把 “法治” 看成是存亡成败的根本 。 他又说 “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 , 若复废法 , 何用讨贼邪? ” 在他看来 , 如果不实行法家路线 , 分裂 割据的状况就不能结束 , 四海之内就不能实现统一 。 诸 葛亮的法治思想 , 也反映在他 的用人路线上 。 东汉末年 , 统治者主张任人不任法 , 而 任人的标谁 , 则是讲求名节 、 孝义 、 操行的名教 , ‘而评 定人才 “优劣” 的权力又掌握在象郭 林宗 、 孔融 、 许劫这样一些人 的手中 , 不取得这些人的赏识 , 便根本不能做官 。 在豪族跋启 备 之下 , 甚至出现了腐朽的 “任子” (即年傣二千石以上的大官 , 任满一定期限 , 可以保举自 己 的子弟做官 。 )和 “卖官” 的制度 。 针对着东汉末年这种 “任人唯亲” 、 “任人唯钱”的腐 朽吏制 , 诸葛亮提出以 “ 志虑忠纯 ” 为标准的用人路线 。 所谓 “志虑” , 就是要有统一全国的远大志向 , 所谓 “忠纯” , 就是要 完全忠实地实行诸葛亮的法家路线 。 这一点 , 可以从诸葛亮对于其部属的褒贬任免 中得到说 明 。 诸葛亮夸奖蒋碗 , 是由于他 “托志忠雅” , “ 为政以安民为本 , 不以修饰为先 ” ; 赞扬姜 维 , 是由于他 t ’,白存汉室” ; 举荐吕凯 、 王伉 , 是由于他们能 “执忠绝域, 十有余年 ” (即 抱着忠诚的心 , 在十分困难的环境 中 , 坚持了有十多年啊I ) 。 相反 , 对于无忧国 事 、 安 身 求名 , 甚至违法乱纪者 (如李严) ; 居功 自傲 , 专搞分裂者(如未放) ; 临阵脱逃者(如廖 立)都 “ 训章明法 ”, 轻则令其思过 , 重则解除职务 , 削其爵土 , 直到斩首示众 。 为了削弱豪族地主的力量 , 进一步改革吏治 , 诸葛亮坚持了法家 “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 避仇 ” 的用人原则 。 例如 , 姜维本是魏国降将 , 但诸葛亮看他既, ’ J白存汉 室 ” , 又才干出 众 , 便提拔他为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 , 诸葛亮临死时又把北伐 中原的重任交给姜维 。 又如马 超 、 黄忠也都是降将 , 诸葛亮把他们提拔到同关羽 、 张飞 、 赵云并列的 “五 虎 上 将” 的 地 位 。 由于诸葛亮推行了这种选贤任能的官吏政策 , 就改变了刘璋时期豪族地主 “专权 自悠 ” 的局面 , 使蜀国的政治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 诸葛亮十分清楚地认识到 , 要实现他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 ,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一支 得力 的军队是不行的 。 所以他坚决奉行一条法家 “ 疆本而节用 ” 的经济路线 和以 “耕 战 结 合 ” 为基础的军事路线 。 诸葛亮明确地说 :“粮谷, 军之要最 。 ” 他提出 “每从菲薄以益国 谧用 , 劝分务稿以阜民财 ” 。 诸葛亮在国内设有督农之官 , 并且十分重视兴修水利 , 他经常派 兵守护都江(在今成都一带)大堰 。 在平时 , 诸葛亮 “务农殖谷, 闭关息 民 ” , 即使在战 时 , 他也利用战争间隙 , “休士 劝农 ” 、 “分 兵屯田 ”。 陈寿在 《三国志》中说 :“亮每患粮 不继 , 使己志不申 , 是以分兵屯田 , 为久驻之基 。 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 , 而百姓安堵 , 军 无私焉 。 ” 王夫之在 《读通鉴论》一书中论及屯田 的好处时指出 : 在前线屯田 , 可以广积粮 草而不要或减少后方供给 , 使耕战紧密结合 ; 可以使将士在前方有一块可以依靠的阵地 , 出 则战 , 退则息 ; 可以不因粮草不济而引起内江 、 逃亡 , 可以密切军民联系 , 不因缺吃少穿而 抢掠残害百姓等 。 他接着又指出 : “屯 田之利溥(广博 , 博大)矣哉!诸葛亮之于祁山也 , 亦 是道也 。 ” 诸葛亮用屯田来调动兵民 的积极因素 , 完全是为了贯彻其实现全国统一的路线 , 这种措施和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把农民 当作任意驱使 的 家奴和维护其割据分裂的工具来比 ,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