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的沉重打击下 , 使他们认识到 : 再按照儒家大族推行的儒家路线统治下去 , 已经行不通 了, 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 改弦更张 , 才能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 保障整个 地主阶级的利益 。 因此 , 一旦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 , 庶族地主与儒家大族的 矛盾斗争又提到 日程上面来了 。 一方要顽固推行儒家路线 , 一方要 改变儒家路线 , 在 “礼 治”与 “法 治” 、 分裂与统一 、 唯心与唯物等方面的对立与斗争加剧了 。 拿曹操来说 , 他认为 “拨乱之政, 以 刑为先 ” , 即认识到必须以法家的法治精神去取代儒家路线 , 才能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 诸 葛亮也总结了东汉末期桓 、 灵诸帝推行 “ 亲小人 、 远 贤臣 ” 的儒家路线 , 造成政治腐败与黄 巾起义的历史教训 , 产生了 “ 四海分裂 , 兵交方始 , 若复废法 , 何用讨贼邪 ” 的法家主张 。 由此可见 , 曹操与诸葛亮这些法家代表人物之所以主张推行法家路线 , 是基 于他们对儒家路 线造成的社会恶果的认识 , 是为了防止象黄巾起义一样的农民起义的再爆发 。 因此 , 归根到 底 , 是黄巾起义所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 , 反映到地主阶级 的内部 , 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矛 盾 , 才决定了儒法斗争的高涨 。 黄巾起义决定了推行法家路线的条件 法家路线的推行 , 以对儒家路线的否定为前提, 对儒家路线的 否定 , 又以对儒家大族的 打击 、 扫荡为条件 。 在儒家大族各霸一方 、 “ 口含天宪” 、 气焰熏天的情况下 , 法家路线的 推行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 拿曹操来说 , 他在黄巾起义前 , 作洛阳北部尉时 , 虽然对于犯禁 者 , “不避豪强, 皆棒杀之 ” , 敢于反对豪强 、 执行 “法治” 。 但是 , 尽管 他凭着大宦官家 庭的权势 , 仍不能与儒家大族抗衡 。 所以 , 初试锋芒 , 就遭到他们 的顽抗 , 以致 “近习宠 臣 咸疾之 ” , 曹操被迁为顿丘令 , 被赶出了洛阳 。 公元一七八年 , 曹操又因从妹夫宋奇被诛 一事 “从坐免官” , 实际上是儒家大族打击曹操的 继续 。 一连两次受到 挫折 的曹操 , 从此以 后直到黄巾起义的爆发 , 面对 “权臣 专朝 , 贵戚横态 ” 的局面 , 不敢继 续反对 , 产生了 “恐 为家祸 ” 的思想 , “遂乞 留宿卫 ” , 后来 , 虽 “拜议 郎 ” , 还是 “常托疾病, 辄告归乡里 , 筑室城外 ” , 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 , 以逃避儒家大族 的打击 。 由此可见 , 在黄巾大起义 前 , 推行法家路线的阻力极大,而且单凭庶族地主的力量 , 也根本无法战胜根深蒂固的儒家 大族 。 所以 , 连曹操这样的人物 , 也对儒家大族束手无策 。 但是 , 推行法家路线的可能与条件 , 终于被创造出来了 , 这就是由于黄巾起义 把儒家路 线的理论基 础—孔孟之道冲击得摇摇欲坠 , 又沉重打击了儒家大族 。 虽然黄巾起 义的 目 的 , 不是为了获得法家路线的推行 , 但是 , 起义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新局 面 , 在客观上却便利 了 庶族地主推行法家路线 , 无异 于为法家路线的推行提供 了政治舞台 , 扫清了道路 。 曹操打击儒家大族的法治措施 , 就是在黄巾起义之后才重振旗鼓 的 。 当黄巾起义扫荡了 儒家大族 、 削弱 了儒家路线的统治地位以后 , 曹操的 态度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在黄巾起义 后不久 , 曹操因为参与了对黄巾起义的镇压 , 东汉政权便起用 他为济南相 。 济南这个地区 , 当时属于青州 , 正是黄 巾军活动的中心地区 , 儒家大族受到的打击也格外沉重 。 孔老二 的二 十世孙 、 儒家大族的代表孔融 , 就曾被黄巾军打得狼狈不堪 , 走投无路 , 济北相鲍信 , 也被 黄巾军处死 。 可见曹操来到的济南国 , 正是黄巾军创造出了大好革命形势的地区 。 正因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