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口径 。 第 二 , 即使在特别重视 “主 观情 致 ” 的西方古典作 家那里 , 在他们的悲剧理 论(非历史文学理论)中 , 也不排斥一定的历 史严肃性 。 恰恰相反 , 他们也认为 , 客观存 在 的历史现象 , 应该是悲剧艺术家进行想象 和虚构的重要根据 。 悲剧艺术尚且如此 , 名 实相副的历史文 学 , 自然更 应该有一点 历史 的规范性与责任 感了 。 这样考虑问题 , 这样来考察历史小说 , 实在不应该看作是 偏离了文 学 的正题 , 恰恰 相反 , 唯有尊重历史文 学不 同于 一般文学 的 特殊艺术个性 , 才 有助于 把握它真正的美学 价值 。 对《三 国志演义》的考察 自然 也应该这 样 。 《三 国志演义》作为优秀的古代 历史小 说 , 为我们提供的经验 , 这是主要 的 , 宝贵 的 ; 当然 , 也有教训可言 。 首先 , 它充分地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创造 为 。 它不是 “历史 的奴隶 ”, 不是 “历史 的抄 件和复制品 ”, 而是地道的文 学艺术 。 正如狄 德罗所说 :“历史 家只是简单地 、 单纯地写下 了所发 生的事实 , 因此不 一定尽他们的所能 把人物突出 ; 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 , 去提 起人的兴趣 。 如果是诗 人的话 , 他就会 写出 他认为 最能动人 的东西 。 他会假想出一 些事 件 。 他可以杜撰些言词 。 他会对历史添枝加 叶 。 对于 他 , 重要的一 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 为逼真 。”关于这 一方面的经验 , 已往 , 已引 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 。 然而 , 《三国志演义》的经验不 止于此 。 罗贯中还是一个 掌握三国资料的权威 。 他 在 处理 想象与史实的关系上 , 大体说 来 , 还是 较严肃的 。 有关三国纷争的正史 、 野史 、 笔 记 、 传说中的资料 , 大都 引起 了他的重视 。 正 因为这样 , 他的书 , 才 能如鲁迅所指出的 那 样具有比较客观公允的特 点 :“凡首 尾九 十 七年 事实 , 皆排比陈寿《三 国志》及裴松之 注 , 间亦采平话 , 又 加推演而作之 ; 论断颇 取陈 、 裴及习凿齿语 , 且更 盛 引史官及后人 诗 。” 而尤为 重要的是 , 罗贯中在处 理客观事 实与主观情致的关系 上 , 大体有一个 “ 度 ”, 或者叫作 “分寸”。 罗贯 中显然受了 “拥 刘反 曹 ” 倾向的影响 , 这 种倾 向也 自然要寄托到 他的作 品 中 。 但是 , 他的主观情致并不是没 遮拦地无限膨胀 。 在 通常情况下 , 他在 加工 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时 , 能够 尊 重一定历史 现 象的本质 , 而 不仅仅是把历史作为容 纳 自 己主观情致的 “ 框子 ” 。 正因为如此罗贯中 对许多历 史事件与人 物的艺术处理 , 才能与 古今有识 见的进 步史 学家们的科学 评判 之 间 , 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 。 诸葛亮 、 孙权 、 曹 操 、 周 瑜 、 司马鼓 、 乃至刘备 、 关羽形象 的塑造 , 赤壁之 战与掳亭 之战 的描述 , 就是 成 功的范例 。 它们 较充 分地展现了作家的 主 观情致 , 却又不离历史真实的大格 。 谈到这里 , 或者要问 , 你说的 “ 历史真 实 ” 究竟有多少可靠的根据?有些 事件和人物 在史学界尚有争议 ,“难道 须等史学界 那 头 辩论 够了 , 才轮 到文学研究者们 谈论 ”不 成? 其实 , 这又 是一连串的误解 。 第一 , 历史是可以被 认识的 , 它不 是一 笔糊涂帐 。 大量的史料 、 实物已为后人 认识 历史提供了方便 。 即使象 曹操这 样 曾经大有 争议的人物 , 也不是 不可知的 。 五 九年 那次 大讨论 , 在 多数史学 家那 里已经 取得了比较 完满的结论 。 至于 有的文章 中提 到的 , “ 至今 仍然 ” 存在着的那一 点 “争议”, 实在算不上 是 “ 史学 界 ” 的 。 那只是 几位好心的 同志在讨伐 ‘ 四人帮 ” 及其 极 “左”路线 时采用 的一种 习惯 性的表现 形式 。 他们只是借着对曹操的骂 , 抒 散一下 自己心中的某些 块垒 而已 , 不足以代 表当今史学界 的动向 。 如果对当今史学界 的 讨论意见还不那么放心的话 , 那么 , 还可以 把眼光推得更远一点 。 比如 , 北宋以前 , 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