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15）一文可以作为代表。沈先生指出： “ 《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 要的史料来源” ； “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 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 ；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判断《三 国演义》就是“演” 《三国志》之“义” 。在这篇文章中沈先生还以图表的 形式把《三国演义》情节和《三国志》 （包括裴松之注） 、 《后汉书》 、 《资治 通鉴》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梁启 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极其赞赏的一种治学方法，清楚明白， 准确无误。 沈伯俊先生对“三国文化”作了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沈先生认为 狭义的“三国文化”观，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扩展义的“三 国文化”观，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广义的“三国文化”观是指以三国时期的 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 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 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 象。 （16）这种准确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和工作之中使用这一概念时 有了一个科学的依据，而不是凭感觉的想当然。 沈伯俊先生在研究《三国演义》的时候，极其注重巴蜀地区的三国遗 址和三国文化，这也许因为沈先生作为一名四川人，时刻都以弘扬巴蜀文 化为己任的原故吧。沈先生在他的《三国演义新探》 （17）一书中，详细地 介绍了“ 《三国演义》与巴蜀”特别密切的关系，认为： “如果没有陈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