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极其切当。盖少陵有言外之诗，而《演义》得诗外之意也。 ”又，佛教教义 亦多称“经” ，故“演义”又颇用之于禅家。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释 氏》云： “当初入中国，只有四十二章经。后来既久，无可得说，晋宋而下， 始相与演义。 ”如澄观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抄》 （大正藏第 36 册） ， 陈寅恪有《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 （ 《海潮音》12 卷 19 号，1931 年）等。 章炳麟云：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 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 ”[6]说得并不准确。 “演义”所要 探寻的乃经书之“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 《汉书·艺文志》 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 ” “记言”的《尚书》与“记事” 的《春秋》 ，虽皆有“义”可“演” ，但“演义”却并不因此而分割成“演 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正确的提法是：或因“言”而见“义” ，或因“事” 而见“义” ；言与事都是寻求“义”的途径，而“义”则是寻求追索的最终 目标。 三、从史书之“义”到小说之“义” 弄清了“演义”的真义，再来考察罗贯中何以将自己的历史说部命名 为《三国志演义》 ，就比较易于措手了。 《春秋》为六经之一， 《三国志》则为四史之一，都是公认的良史。既 然《春秋》有“义”可“演” ， 《三国志》自然也有“演” “义”的资格和价 值。罗贯中发现《三国志平话》的“瞽传诙谐之气” ，症结就在说话人抛弃 了史书之“义” ，全凭自己随口乱道（即所谓“胡” ） 。他为新创的小说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