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4 “三国戏”更是如此。陆树仑等人的《三国故事在元代》一文在论述 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时，即指出它们与《演义》“差异很大，很难看出其间 是一种演变关系”[10]。 至于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等（主要指那些为《通鉴》所不 取的内容），虽然能够为《演义》提供比较丰富的历史材料，但也同样无 助于《演义》整体叙事框架的形成。因为它们是以人为纲，以事系人，故 而将事件、史实分散于若干人物的传记之中，这样，本来完整的历史事件 和史实，一下子便被肢解、切割为若干个“碎片”，观者置于这些“碎片” 之中，不仅很难把握一个事件的概貌，而且也不易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相 互联系。同时，又因为历史上年不一事，事不一人，而纪传体中凡与某事 有牵涉者，必然都要书上一笔，这样，就不仅重复，还容易导致中心不明， 主次混杂的弊病，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就曾指出：“一朝大事，不过数端； 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 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 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文已患之。”[11]（P215）因此之 故，罗贯中也就不大可能借助于《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来获得长篇演义 的结构意识。 相形之下，只有司马光的《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才能为罗贯 中组织错综繁杂的历史材料，构筑长篇演义的叙事框架等提供极为有益的 借鉴，因为它们打破了《三国志》纪、传、书、注各自分离的束缚，以时 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将汉末至西晋统一间的重要历史人事逐年排比，次 第铺叙，使得三国历史条理分明，轮廓清晰，极便于人们从时空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