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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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仔细考量,又发现他们仍然难以透彻地解释文本在刘备性格塑
造上的不一致性甚至矛盾性,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有意无意
地为《三国演义》假设了一个统一的作者或作者群。
刘备形象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复杂性,这是能够为一般学者所认可的,
对其根源则不一定有真正自觉的探讨。我们认为,其根源在于三个相互渗
透的层面:
一是在于历史材料本身。作为蜀汉政治集团领袖的刘备,有各种史著
对他的性格和行为加以记录,这些史著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自
然地突出其不同的侧面,如有的注重其军国大政,有的注重其逸闻趣事—
—这些逸闻趣事中有些毫无疑问是传闻比附,并不一定有事实根据,如儿
时逸闻“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之类豪言壮语或即比附汉高祖刘邦传说
而来,但正是这样的细节使刘备形象很难称得上对皇帝的忠诚——这样就
可能把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的复杂性格因素,强加于刘
备形象。 《三国演义》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编纂者,可能仅仅出于尊重史料的
目的,就把具有不同倾向的材料采纳进来,这从某种角度来看,可能会被
认为无所甄别,但其宽容的品格也是值得尊重的,不应一味贬斥。
二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一个宽厚的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出阴狠,
一个真诚的人某些时候不无矫饰,一个仁义之君每每恰恰以个人利益为中
心,这些或许都是人性本身的形态,无论作为史书的编纂者还是小说的叙
述者,或自觉或不太自觉地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是完全在于情理之中的,
这表现出叙述者对于人性的感受能力,值得赞赏。这个层面的复杂性,因
为有现实的人性作为根据,是可以整合的,这一点有些学者早已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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