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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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 而从事于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之事, 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 , 提出 “内
圣外王” 。 (2)
明朝初年的理学氛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醇儒”为理想人格
的儒生们“不知职掌何事” (3) , “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4) , “平居
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 (5) 。这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
于“内省” ,而很少想到“外扩” ,似乎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程朱理学提倡“醇儒”人格、对道
德的崇尚本身也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
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
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种
理学氛围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
产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
中创造出来的。当时理想的君主形象、最高层次的英雄,正是象刘备这样
“有德而平庸”的人物。因此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作者为了把刘备写成
忠孝两全,仁、义兼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竭
尽全力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刘备进行“醇儒”化,也就是主观上一厢情愿
的拔高和净化,想方设法把他塑造成能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道德领袖。让
作者始料不及的是,经过拔高、净化处理的刘备不仅没有丰满鲜活起来,
反而更加干瘪、苍白和平庸。
二、刘备的“醇儒”化
首先看历史上的刘备形象。 《蜀书·先主传》载: “灵帝末,黄巾起,
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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