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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狈不堪,还衬托了诸葛亮的智,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虚构,虽然同他们的历史原生态大相径庭,但从小说
艺术角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狄德罗所说:“假使事实不够惊奇,诗人
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
冲淡它。”经过罗贯中的创造,他们成了一个个艺术典型,寄托着作者的政治
倾向和道德观念,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同时,也正因为“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
象《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典范性作品,因其虚构易对读者产生混淆史实的现
象,而被认为是它的缺点。鲁迅曾总结《演义》的缺点,首先就是“容易招人
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
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 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
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
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其实,被它“闹昏”的远不止王渔洋一人。如清
初校勘学家何焯在信中也“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
悔”。今人在总结《三国志演义》提供的历史经验时,也有以曹操在官渡之
战中以几万人战胜袁绍七十五万人、刘备的七十五万大军惨败于彝陵作为
正反例证,而于《三国志》中所载袁绍只有十万人马、刘备水陆兵约十万、
孙权的总兵力却在十万以上无涉。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中国历
史小说……几成为一种通俗史学。畴人广坐,津津乐道,支离附会,十九不经
试举史文以正告之,反讲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据稗官为政实,而毕生
不知其误者。”如果说这些指责多少还有一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东周列
国志》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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