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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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社会秩序的或许已不再是正统话语阐释下的道德观念(至少不是主流话
语) ,而是“成王败寇” 、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价值信条。
二、 《三国演义》 “叛逃”母题下的理论支撑与情感确证
古代中国正统“忠义”观念主要源于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强调
“忠义于君” , 但君臣间是一种有条件的相互制约关系。 《论语· 八佾》 ; “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礼记·礼运》 “十义”规定“君仁,臣忠” 。如
果君于臣“不礼” 、 “不仁” ,则臣于君未必“忠义” 。但为适应秦汉专制统
治需要,董仲舒倡导“君子贱二而贵一”的思想,推衍到政治伦理,则变
为臣下对于君上简单绝对的服从关系。 另外, 《三国演义》 诞生于元末明初,
正是程朱泛滥之时,封建正统舆论所倡导的君臣关系亦为“臣之事君,有
死无二” 、 “忠臣不事二主”等。可让人不解的是, “叛逃”母题为什么会频
繁地发生在君臣关系中,除艺术创作的需要外,有什么理论支撑与情感确
证吗?毕竟“叛逃”有违于正统“忠义”观念,他们“必须翻越心理障碍,
确立自己的处世原则,方能坦然面对世人。 ” (6)
任何伦理道德自定型、成熟之后,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会
随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发展而衍化,甚至互相矛
盾(7) 。 《三国演义》取材于汉末,写成于元末,历经十数个封建朝代,且
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成书过程更是历经口头传说、艺人创作再到文人
写定,历史沿革的复杂性导致作品所反映的道德观念具有多元性、矛盾性。
至为重要的是,由史到文,三国时代与元末明初同为天下大乱、军阀割据
的历史阶段,这不再是“竟于道德”的时代,而是“逐于智谋” 、 “争于气
力”的乱世和惨烈、无道的军事斗争过程,伴随的是人心思变,统治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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