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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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陵母以招王陵故事。又,元钟嗣成《录鬼簿》载有顾仲清《陵母伏剑》
一本,当然就是演王陵及陵母故事。另外,王国维《曲录》载有元王伯成
《兴刘灭汉》一本,也可能涉及这一题材。但是,一般说杂剧后起于话本,
加以顾仲清、王伯成皆元中期人,所编陵母故事杂剧当然晚于话本。所以,
作为《汉将王陵变》情节向《三国演义》徐母故事过渡中间环节的,首选
应当是宋代说《汉书》的话本,其次才是杂剧。明代甄伟作有《西汉演义》 ,
叙陵母事略同《汉将王陵变》 ,大约就参考过这种宋代说《汉书》的话本抑
或顾仲清、王伯成的杂剧。罗贯中时代早于甄伟, 《三国演义》叙徐母故事
与《汉将王陵变》的雷同,也应是直接从宋代说《汉书》话本或顾、王的
杂剧挪借而来。但是, 《汉将王陵变》又如何演为宋代说《汉书》话本的内
容,也还是考察这一题材演进过程必须弄清的又一中间环节。
这一中间环节的特殊性,表现为民间艺术形式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地
说,从《汉将王陵变》到宋代说《汉书》话本中陵母故事,是宋初佛教俗
讲与市民说话代兴和前者为后者吸纳的结果。话本是说话艺术的产物。说
话艺术早在隋唐已经发生。但是,唐代俗讲盛行,说话似乎一度成了俗讲
的附庸。敦煌遗书中《唐太宗入冥记》 、 《前汉刘家太子传》 、 《韩擒虎话本》
等本是在俗间讲说的话本,杂存于各种讲说佛教故事的变文中,而如《伍
子胥变文》 、 《李陵变文》等讲说历史故事的作品,却取变文的体例或冠以
“变文”的名题,都显示入宋以前唐五代很长时期中,说话——话本曾被
视为俗讲——变文的一种,随俗讲——变文一并流传。然而,即使在俗讲
——变文最受俗众欢迎的兴盛时期,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乃至一再遭
到朝廷的禁止[9],至南宋王灼作《碧鸡漫志》 ,已称“至所谓俗讲,则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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