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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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也是经由宋元话本或杂剧从《伍子胥变文》受到启发,——那将是
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之事,——但是二者之间情景略似,神理相通,有所
传承,却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在一些卓有成就的三国学者提出的“三国文化”背景下继
续深入开掘的基础上, 《三国演义》研究也还需要进一步树立统一的大历史
与文学的观念,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把一部书的学问做得
更大,以期有新的更多的发现。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努力。例
如,程毅中先生论《梁公九谏》第八谏武则天以下油锅相迫,而狄仁杰仍
坚持进谏,然后“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的情节说: “这种手法常见于民间
说唱,是故作惊人之笔。元人杂剧《赚蒯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
八卷邓芝使吴一节,就使用了这样的情节,可见其间有相通之处。 ”
[11](P263-264)这无疑是在传统文化的广大背景上对三国戏曲小说情节来源
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正确论断。而在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类似的发现应
该不止于此,研究者任重道远,可做的事情正多。
这里还要顺便说到,以上考论《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首先
当然是揭示了故事构成的资料基础。这一基础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编
撰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考据能不迷失于细节,则应当看到罗贯中
写作徐庶归曹故事,不只是靠了这一基础和好象是东拼西凑的手段,而是
登高望远,成竹在胸,以意为之,随手捏合,笔补造化,独具匠心。他的
天才表现与贡献在于:一面参考各种前代的资料,需要有选择去取的高明
眼光;另一面融铸这东挪西借来的材料,使之成为与全书血脉连贯、呼吸
相通的有机生命体,更要有生死肉骨、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更重要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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