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 。 ” 遵 照这个原则 , 封建统治者选拔的官吏 几乎都是由有孝行的 “ 孝廉 ” 担任 。 社会舆 论认为 “孝” 是最高 尚的 , 对 “不 孝 ” 和 “弃 妻子 ” 的行为则给以严厉谴责 。 汉末广泛流传 的《太平经》就把 “不孝” 列为 “ 四毁之行 ” 的首位 , 还写道 : “穷其妻子而去者, 是 皆大毁失道之人 也 , 无可 法 。 ” 由于 “孝锑” 、 “亲亲” 观念的重 要影响 , 汉末三国时 期很多人认 为抛弃被拘押 的父母妻子是不道德的 , 即所 谓 “孝者 不背亲以要 利 。 ” 常常 出现 由于亲属被敌人扣 留而 投降的事例 , 这种行 为被认为是合乎纲 常名教的 。 如徐庶 因老母 被拘而降曹 , 刘备并不阻 拦他 。 毕湛 的家属被张邀劫持 为人质 , 他私自叛逃 , 曹操非 但 不 罪 , 反而 说 : “夫人孝 于 其亲者 , 岂 不亦 忠于 君乎!吾所求也 。 ” 三国的 军阀们利用了社 会上这种道德观念 , 拘押 臣下的家属做人 质 , 容易起到防止 、 打击部将反叛投降 的效果 。 像 母丘俭起兵反魏 , 而 “淮南将士, 家皆在北 , 众心沮散 , 降者相属 妙 。 @使叛乱很快遭到 了 失败 。 汉末三 国的 “质任” 制度 , 保证了地主政权对政治 、 军事力量的控制 , 巩固了封建集权 统治 ; 对于兼并统一战争的胜利 、 社会分裂局面的结束 , 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促进作用 。 但是 , 它也存 在着严重的弊病 。 拘留人质并不能消除君臣间的不信任 , 反而使他们的 关系很紧张 。 长期 扣押人质本身就意味着对部下的戒心和猜疑 , 这一点对封建统治是不利的 。 有人 批 评 “质任” 制度 ,“信不足焉而祈物 之必附 , 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怀 , 何异挟冰求温 、 抱 炭希 凉者哉 ! ” 认为君主对臣下应该以诚相待 , 才能换来后者的效忠 。 从长远来说 , 地主政权 内部的协调和稳定是不能靠拘押人质来维持的 。 再者 , “质任” 制度并非灵丹妙药 , 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 为 了保全性命和追求名利 , 仍 然有不 少人弃家 投敌 , 根本不管亲属的安全 。 在这种情况下 , 杀 害 “质任” 只会增加叛降者 的仇恨 , 而没有什么益处 。 所以 , 东吴在赤乌七年下诏 : “督将亡 叛而杀其妻子 , 是使妻去 夫 , 子弃父 , 甚伤义教 , 自今勿杀也 。 ” 三国后期社会形势的变化 , 动摇了 “质任” 制度存在 的基础 。 首先 , 曹魏的 国势强 盛 , 大局接近统 一 。 司马氏专政以后 , 其统治日益巩固 。 像张梯所说 : “司马 爵父子 , 自握 其 柄 , 累有大功 , 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 , 为之谋主而救其疾 , 民心 归之 , 亦已久矣 。 故淮南三 叛而腹心 不扰 , 曹髦之死 , 四方不动 , 摧坚敌如折枯 , 荡异 同如反掌 , 任贤使能 , 各尽 其心 , 非智勇兼人 , 孰能如之?其威武张 矣 , 本根固矣 , 群情服矣 。 ” 国由于中央政权 的强大 , 对 个别将领的反叛 , 也不像过去那样担心 了 。 司马昭曾说 : “今诸军可 五十万, 以众 击寡 , 蔑 不克矣 。 ” @邵梯警告他 , 说钟会可能反叛 , 司马昭置之一 笑 , 说 : “若作恶, 只自 灭族 耳 , 卿 不须忧此 。 ” 政治局势的稳定使 “质任” 制度实行的必要性大大削弱了 。 再者 i, 九品中正制度建立之后 , 以司马 氏为首的门阀士族逐步掌握了官选大权 。 他们 凭 借担任各级中正的职权 , 可以悠意任用亲信 , 党同伐异 。 世家 子弟渐渐垄断 了高官要职 , 政 权的基础不再是草 创 时期的 乌合 之众 , 而是通过种种裙带关系联合起来的豪门势族与死士私 党 。 他们 一长期 以来同损共荣 , 彼此要了解和信任得多 。 也不必再用拘 押 “质任” 那样不得人 心 的办法 , 去控制使 用自己并不信任 的人 。 这样 , 九品中正制成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 新工具 。 它代替了原先 “质任” 制度所起的一部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