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五离美术馆藏镜一样 , “会稽师 鲍作明 镜 ”七字清晰, 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镜 因铸造 欠精和锈蚀严重 , 这七个字已难 以认 识 。 按黄初四年 (2 23) 即黄武二年(2 23) , 当时魏朝仍沿用东汉的 “四分历即, 而吴国则 于此年正月开始改用 “乾象历”。 查《二十史 朔闰表》 , 不论四分历或乾象历 , 黄初四年(黄 武二年)五月朔日的干支为戊子 , 十四日的干 支为辛丑 。 因此 , 镜铭所记 “五月壬 午朔十四 日乙未,既不符合四分历‘也不符合乾象历 。 由于镜铭所记作镜的工匠为会稽郡的 鲍氏 , 特别是由于镜的出土地点在吴 都鄂城 ( 武 昌) , 可证此镜铭辞虽用魏的 “黄初刀年号, 其 实却为吴镜而非魏镜 。 从下文将要述及的黄 武六年十, 月重列式神兽镜的铭辞看来 , 这 3 枚 “同范 镜 ”的产地应在武昌, 鲍氏是孙权 建都武昌后从会稽徙来的 ; 据《三国志 · 吴 志 · 吴主传》记载 , 黄初三年(黄武元年) 十二 月以后 , 孙权仍与魏文帝相往来 。 据《资治通 鉴》(卷六 十九)记载 , 黄初四年(黄武二年)十 月之前 , 吴魏关系仍然不绝 。 黄初四年三月 , 魏文帝自长江北岸全面撤军 , 两国关系有所 . ’声 几 踢低 故吴国工匠在此年五月所作铜镜铭辞 中又便用攀豹宁 黄初 ‘年号 , 这 是不难 理解的 。 西田守夫氏琪出 , 按乾象历 , 黄武三年( 黄初 五年)五月朔 日为壬午 , 十四日为乙未 , 正与 此镜铭辞所记于常尸致 , 从而产生 了镜铭中 的 “ 黄初四年 ”是否为“黄初五年” 之误的问 题 。 但是 , 由于黄武二年十月吴魏两国彻底 绝交 , 黄武三年吴国工匠在武昌所作铜镜铭 辞中使用魏的 “ 黄初 ”年号 的可能性是不存在 的 。 因此 , 我认为 , 此镜应如铭辞所记 , 作于 黄初四年(即黄武二年) 。 铭辞中五月朔日和 十四 日的干支与黄武三年(黄初五年)五月朔 日和十四 日的干支(乾象历)一致 , 只能是偶 然的巧合 。 这与前述延康元年二月对置式神 兽镜的情形是不同的 。 (9) 黄武二年(2 23)对置式神兽镜( 图 二)枚 , 为庐江 刘体智旧藏 , 出土地点不 图二黄武二年对置式神兽镜(刘体智旧截) 明@ 。 直径 1 0 .2 厘米 。 此镜铸造欠精 , 加之 锈蚀 , 铭辞字迹模糊 , 仅首句可辨识为 “黄武 二年大岁在癸卯造作元镜 知。 黄武二年即黄 初四年 , 其干支为癸卯 , 镜铭所记千支正确 。 此镜铭辞用 “黄武”年号, 无疑为吴国工匠所 制作 。 如上文所述 , 自黄武元年十二月以来 , 吴魏关系未绝 。 黄武二年三月 , 魏文帝撤征 吴之军 , 两国关系又有所缓和 , 故吴国工匠在 黄武二年五月所作铜镜铭辞中使用 “黄初 四 年 ”的纪年。 但是 , 同年十月 , 吴蜀联合 , 吴魏 之交遂 绝 。 因此 , 这枚黄武二年纪年镜以作 于三月之前 、 十月以后 的可能性为 大 。 (10 )黄武四年 (2 25)四月对置 式神 兽 镜( 图版肆 , 2):1 枚 , 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 古馆 , 传绍兴出土@ 。 直径1 1 . 8 厘米 。 据梅 原末治释文 , 铭辞为 : “黄武 四年四月廿六日 作氏镜 , 宜于吏史士得位也 , 服之吉羊 , 口日 我后共文王人生 于七十有一 ”。 此镜出土于 绍兴 , 也许是会稽郡的产品 。 铭辞所称 “氏 镜 . , 即 “此 镜 , 或 “ 是镜 ”(“是” 与 “ 氏 ”, 古字 通) 。“吏”、“史”、“士” 皆为将军 和大官的属 员 ,“得位”即升官。 末句 “我后共文 王人生于 七十有一 ” 或许含有祝愿孙权夫妇长寿之意 , 然孙权称吴王而不称 “ 文王 习, 其夫人徐氏 、 步 ;、 . 吸 、 、 第期 : 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