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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阐释学理论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并非一种纯客观的事件,也非纯
主观的意识,而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和结合。历史既包括着过去发生
过的实事本身,即所谓历史的真实,又包括着解释者(或论者)对这种历
史事实的理解。因为所有一切对历史事件、史实的记载、复述都包括着记
载、复述者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实际呈现出来的“历史”都是包含着某些
论述、解释者自身的理解在内的历史。这类论述、解释者的理解因素(在
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历史的真实” )对解释历史者所产生的“效果” ,就是
阐释学学者所称的“效果历史” 。因在阐释学概念中,历史作为这种“效果
历史”就是经过阐释的历史,是客观历史事件与阐释者理解的互渗互融。
因为真正的历史是以往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存在演变的总和,
是过去时代的民情、风俗习惯、思维过程、情感生活等的组合,是一种鲜
活的流动融合体,而过往的历史本身并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把自身流动的
过程向后人再重新演示一遍;那么后人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就必然要运用
他的思想、智慧、情感,甚至想象判断的能力,以他自己的时代精神物质
水平对历史进行论述和理解。我国古代史籍名著《左传》和《史记》向来
被认为是记史完整、事核理直的作品并以此享誉史界。但其中所记述的是
否就是历史原貌,尚可怀疑。左丘明和司马迁的记述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
他们自己的一些主观臆想,寄寓了自己情感、理智的褒贬态度。钱钟书先
生的《管锥编》对此现象多有指明: “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 , “左氏设
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又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
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庶几入情合理” 。在对《史记项羽本记》中“项王垓下悲歌”的评析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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