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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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带有某种规律性的哲理:美好、诚实、信义不敌丑恶、奸诈、虚伪;
正义与崇高不敌邪恶与卑俗;仁政不敌暴政,王道难胜霸道。这正是我们民
族的雄伟历史悲剧。作品对此虽未清楚说明,但其客观的显示已十分昭然。
当然文学的创作动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理、心理问题,上述两类动
机在全书的创作动机系统中并非平面有序地简单排列,相反,往往呈立体
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势。由于思虑未周,这里仅就动机冲突的情况
略举二例:
1.显、潜动机的互趋冲突。比如全书的中心主角“智绝”诸葛亮形象
的塑造。作者一方而倾注全部心力赞美其才性、智慧、品德;另一方面,在
潜在的心理深层,在展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中却让人“不断看到富有反
讽意味的表里分歧”,[2]而且“把文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载了下来”[3]他
描绘诸葛亮形象悲剧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道德异化智慧的深刻悲剧,揭示
了中国文化史上染上浓厚封建色彩的德性文化,压抑民族智性文化生存与
发展的史实。(4]这种描绘诸葛亮形象的显、潜意图矛盾,就造成鲁迅所说
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等诸多缺陷。
2.潜在动机内部的互斥冲突。前文己述《三国演义》创作潜意识中流
露出浓烈的天道循环观念,是民族传统思维内性的潜在体现。但纵观全书
实际描写,尤其是对刘蜀集团及其主要英雄才士群像的刻塑,却充溢着积
极入世,顽强进取的昂扬奋发精神。尽管蜀汉一方最终败亡,三国一统归
晋亦属某种定数,但作者对之却报以深挚赞许深切同情。所谓“今古兴亡
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既肯定人事,又归究天命,这两种不同动机
的互斥互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创作深层心理中的矛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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