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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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安王”的话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笔的可能,而且以“即
万户侯之职”释“治头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围子手” 、 “令乐人搬做杂
剧”等说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而“小字
注”尚未经证明一定是作者手笔,甚至很难说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
中“今地名”之“今” ,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 ,未必即当时实际情况之
“今” ,况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 《三国
演义》成书于元代诸说,虽各有所据,但所据均未至于无可置疑,其结论
也就不够坚实。即使以情理而论, “圣朝封赠为义勇武安王”的话有较大的
证据效力,却实在也不能排除其为元代遗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笔
者虽然赞同《三国演义》成书的元代中后期说,以为学者们所举相关资料,
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证据的效力,但同时也认为这些资料尚不足以证实其
结论到无可辩驳的地步,从而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而对于以《三国志通
俗演义》中有明人尹直诗和“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为由,认其为明中叶
人所作的看法,则从此书兼采正史与民间文学创作成书的过程与流传中不
断遭人改窜的实际出发, “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说
的了。
总之,以往学者们的考论虽然总体上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了很大推
进,但其所根据的资料与运用这些资料的思维定式,尚不能得出一个因无
可反证而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为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有新资料的
支持与新思路的引导。这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在本人几年前选注明
诗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云:
陈刚中《白门》诗云: “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是算无遗。不知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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