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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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这就是说,就文本事语、避讳等等的迹象作断代的考证,并非只作简
单的比对就可以定案,而是还要考虑到作者的为人与其著述的态度,考察
其著作与世事变迁互动的各种可能。不仅晚出的“特征”不排除为后人窜
改的可能,即使其古事古语早出的“特征”,也还可以怀疑其为作者的“遗
老”作风,或后世好事者欲其“古”书更合于古的造作。尽管这后一种情
况也许并不多见,但在理论上却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笔者对《三国演义》这类书的版本成书等,从不敢仅凭其中或
早或晚的事语特征下判断,也不愿仅凭此一点拥护有关断代的这一说或那
一说,而认为都只可以视为进一步研究的某种参考或参照。至于拙论《三
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说”如《谫论》所谬赞“为时所重”,却不仅
是由于引用了“新材料”,还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拙作考证的途径或曰方
法与前人略有不同。即不是仅从今见文本的时代“特征”下判断,而是就
小说文本的传播,从其问世流传的过程中求人证(引者)、物证(引文),
以定其问世的时代。其在学理上的根据是,无论今本屡经改窜还保有多少
原本的面貌,而只要有其文本在某个时候已经出现的证据,就可以确定其
原本在那时就已经诞生,那时也就是原本已经问世时代的下限。《小考》
据张思廉《南飞乌》用“白门东楼”事等考论,同意章培恒先生“《三国
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的结论,就是根据这
个道理。
但是,这一考证的方法只适用于小说断代下限的考察,至于《小考》
对《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上限的确认,是另据《三国志平话》新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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