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

（四）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1]。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2]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3]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4]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5]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6]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7]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8]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9]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10]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11]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12]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13]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14]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15]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16]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吕、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17]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18]刘壎《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19]：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20]。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21]。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22]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23]。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24]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25]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26]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27]。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慾，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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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三国志·魏书》卷7《吕布传》附《陈登传》。《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5]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鲁肃传》。

[6]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7]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9]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0]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1]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2]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卷22《陈矫传》。

[13]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魏书》。

[14]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15]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6] 《后汉书》卷64《卢植传》。

[17] 参考潘民中《<刘备“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事考>补正》见《许昌师专学报》第19卷6期。

[18] 《三国志·蜀书》卷3《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

[19] 转引自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20] 《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传》。

[21]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2]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3]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4] 《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5]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

[26]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注引。

[27]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载《先主遣诏》。

[28] 《三国志·蜀书》卷2《先主传》评论。

（四）人格魅力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1]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嘗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2]。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3]。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唐太宗称道诸葛亮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4]他总结诸葛亮治国八字诀：“忠诚、无私、平直、大信”，[5]要大臣们学习并身体力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诸葛亮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6]。大文豪苏轼称诸葛亮为“万乘之师”[7]。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赞扬诸葛亮“精忠大义”，“千载如生”[8]。朱熹“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或书之以赠友人”。[9]民族英雄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10]元代诗人萨都剌歌颂诸葛亮《出师表》所体现的“忠贞大义，与日月同辉”[11]。清朝康熙曾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12]。在封建制时代，有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的说法。实际上，这表明《出师表》所反映的忠干国家民族的精神，与历代爱国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高层领导集团中文班领头人，那么，关羽就是这个集团中武班领头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江表传》称：“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条记载又见《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此乃吕蒙向鲁肃所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可见其真实可信。《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远，三世皆习《春秋》。此说见于碑刻，当有所据。因关羽家世传《春秋》学，羽年少习之，故年长犹能背诵，也足见其对《春秋》研读谙熟。《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春秋》叙事简洁，深寓儒家伦理道德褒贬。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为经，其传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左氏传》详于史实，公羊、 榖梁二传以释义例。关羽从小爱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处身立事道德规范上，同刘备、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刘备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关羽，深知其德才兼备，后来将留守荆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给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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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 《唐文粹》卷55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

[3] 拙著《武侯春秋》第11章《修身养德》，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4]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评。

[5] 《贞观政要》卷5。

[6]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7]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2。

[8] 《剑南诗稿》卷6、卷28。

[9] 《王鲁斋文集》卷13《跋朱子所书<出师表>》。

[10] 《文山先生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2。

[11] 《萨天锡集外诗》。

[12] 康熙朝《清实录》第200卷。

（四）人格魅力

关羽追随刘备约35年，先为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斗争生涯中，从县尉小吏到郡国相、州牧，颠沛流离，几起几落，曾投靠过割据势力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他多次被敌军打败，甚至两次连妻子家属被俘。当时群雄逐鹿，不少谋士、武将依据各霸主地盘势力大小，离散组合不常。而关羽对待刘备，不管其处于何种情况，都衷心拥戴，矢志不渝，这在战乱时各种势力盛衰莫测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这既说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见相侔，又表现出关羽对刘备所具有的一种纯真的人间情义。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刘备为曹操所败，奔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为主将下属副将，五品），礼之其厚”。[1]同年四月，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用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操素“壮羽为人”，深加宠爱，“暗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特示张辽：“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2]张辽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3]关羽斩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赏赐”，意欲挽留。关羽毅然“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4]曹操部属“欲追之”。曹操制止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5]这段记载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不绝：

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6]。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7]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重赏封还”，分文不取，“拜书告辞”。[8]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9]。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10]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11]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12]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13]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4]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5]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祐、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16]“佑我皇明，亿万年祗”；[17]“旌善诛恶康黎元”。[18]“镇抚海澨，再战歼倭”[19]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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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2]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傅子》。

[4]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5] 以上见《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6] 唐庚《论去曹》，见《三国杂事》卷7下至卷8上。

[7]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8]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9]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注引。

[10] 《武安王集》下《艺文》卷2引《鸟磁鼎铭》。

[11]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8《杂著》。

[12] 刘备、诸葛亮用兵治国则兼用儒、法、兵三家，而且刘备曾因拘泥于某些儒家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失去一些良机，此属另一问题， 不贅。

[13] 《资治通鉴》卷62，《汉纪》卷54献帝建安二年：曹操答孔融曰：“此国家之意”。胡三省主：“国家，谓（献）帝也”。参考《三国志·魏书》卷18《庞德传》。

[14] 《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页。

[15] 《马克思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67页。

[16]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02《汉寿亭关壮缪侯赞》。

[17] 《牧斋初学集》卷82。

[18] 《逊志斋集》卷22。

[19] 《牧斋初学集》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