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

（二）关羽生平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在益州长期攻洛城不下。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偕同张飞、赵云等率兵进益州。至此，关羽全权董督荆州军政事。由此知关羽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关羽时年约51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取益州，欲图荆州，遂擅署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将其长吏尽逐走。权派吕蒙督二万余人取三郡，三郡降。刘备率军5万至公安，遣关羽率3万军入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争南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并召吕蒙急还助肃。此时曹操将兵伐汉中，刘备惧益州有失，与孙权和好。双方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关羽时年约53岁。经过此次孙权争夺荆州，关羽深知以荆州为战畧基地向北发展的艰巨性，从而用三、四年时间，一方面，加强荆州东部防御，建筑江陵南城[1]；另一方面，大量积聚军资战具，制造舟船，大练水军，以便待机沿汉水北伐。据《吴录》记载：“南郡（江陵）城失火，颇焚烧军器”。[2]吕蒙偷袭江陵，史言“孙权取羽辎重”。[3]又说：“羽（江陵）府库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4]前此，文聘曾“攻羽辎查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5]。所有这此表明，关羽在北伐前曾在军用物资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北伐五个月而军需不乏。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二月，曹操在邺，其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史称：“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见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6]。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十月，曹魏南阳郡守将侯音率吏民共反，执太守东里袞，“与关羽连和”[7]。关羽时年约56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接着派孟达，刘封等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从西北沿汉水向东南直达荆州。同年七月，为配合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战畧布署，即打通汉中沿汉水与荆州相连，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以防吴，亲率大军北上攻取襄阳、樊城，以完成将来从宛、洛争夺中原的战畧准备工作。曹操派满宠、于禁率七军助曹仁守樊城。[8]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禁、庞德等军被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操急召徐晃督大军助曹仁解围。又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助阵。徐晃待大军齐集后，在樊城之北与关羽军大战。关羽军主动从樊城稍退，但水军犹据汉水。

十月，正当关心军与曹仁、徐晃军激战之际，吴国违盟，孙权与吕蒙等密谋，乘关羽主力军北上，偷袭公安，将军士仁降。至江陵，糜芳降。关羽闻南郡失守，率轻骑南还。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以陵逊为宜都太守（刘备以西陵即夷陵立）。十一月，蜀汉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走，陆逊击降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权以逊为平西将军，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军。关羽至麦城（离江陵约40公里），权先使朱然、潘璋断羽归路。十二月，关羽于襄阳临沮县章乡（今湖北远安县东）[9]被擒杀。时年约57岁。至此，蜀汉荆州军覆灭，荆州三郡归孙吴所占领。

蜀汉后主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关羽为壮缪侯，“时以为荣”。[10]据韩康祖考证，古缪和穆通用，“壮缪”类同岳飞“武穆”。又云：“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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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舆地纪胜》卷64、卷27；《水经注》卷34《江水》。

[2]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注引《吴录》。

[3] 《三国志·魏书》卷23《赵俨传》。

[4]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5] 《三国志·魏书》卷18《文聘传》。

[6]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注》。《资治通鉴》卷58，《汉纪》60建安二十二年。

[7]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8]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卷、26《满宠传》、卷17《于禁传》。

[9] 《水经注》卷32《漳水》条。

[10] 《三国志·蜀书》卷6《赵云传》。

[11]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二《考证》“追谥公曰北缪侯”条。又参考《三国志帝证》卷23·5下。

（三）名将风采

魏文帝君臣皆称关羽为蜀国“名将”。[1]这种赞誉符合历史真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谋士郭嘉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2]魏国名臣程昱也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3]《三国志》作者陈寿云：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为世虑臣”。[4]当时人常称誉武将“为万人之敌”，谋臣为“万人之英”。[5]这里“万人”乃多的概数，武将言其武勇胆识、武艺超群；谋臣则言其立国安邦，文武谋畧在众人之上。曹魏谋臣刘晔更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6]孙吴名臣周瑜称关羽“皆熊虎之将”。[7]吕蒙数称：“关羽实熊虎也”。[8]；“关羽素勇猛，既难为敌”；“关羽骁雄”。[9]陆逊称关羽为“当世雄杰”；关羽有“骁气”。[10]这里所谓“熊虎”，虎为百兽之王，熊乃兽中之凶猛者，以此喻关羽乃武将中之佼佼者。所谓“雄杰”、“骁雄”、“骁气”，都是指关羽具有名将的英气、骁勇和风度。总之，上述诸人对关羽的各种称道，表明在关羽身上体现了名将所应该具有的骁勇非凡、武艺绝伦、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素质。

关羽的名将风采，集中表现在他同袁绍大将颜良的一次战斗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两大军事集团袁绍与曹操在逐鹿中原时，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大将颜良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阻击颜良军。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望见（颜）良麾盖（指大将征战所乘戎车，设幛麾张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陈寿这段有声有色的记载，将袁曹两军主将对阵时，关羽所表现的雄杰、虎威、骁勇的名将风采形象，活灵活现在读者面前。关羽“剌良”，显然是用长戟或长矛，斩其首是用大刀[11]。长戟、长矛、大刀乃是当时武将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张飞也用长矛杀敌。曹操骁将典韦临战，“但持长矛撩戟”，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12]公孙瓒战斗，“自持两刃矛”杀敌。三国稍后，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而走”。[13]后赵将领冉闵“攻战无前”，临战“乘赤马朱龙，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14]

关羽在万众敌军之中，斩上将之头，如此英姿潇洒，从容不迫，以致在后世武将中传为佳话，多以关羽为榜样。如东晋刘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临坚推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15]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威名甚重”，其部属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勇力过人”，“身经百战”，“时以比关羽、张飞”。[16]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鲁爽反叛，名将薛安都奉命征爽。临战，安都“跃马大呼，直往剌之，应手倒……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独直入斩之而返，时人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17]南朝陈太建五年（573年），陈明徹率大军北伐，攻北齐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北齐派大将尉破胡率大军10万增援，其前锋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惮之”。明徹谓名将萧摩柯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柯饮酒毕，骑马冲齐军，西域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柯遥掷 铣，正中其额，应手而仆。又斩齐军前锋大力十余人，齐军退走”。[18]北魏杨大眼、崔延伯“为诸将之冠”，号称“国之名将”。大眼身为将帅，常身先士卒，“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19]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上述将领共有13人。他们战斗意气风发，勇猛异常，武艺过人，时人以名将关羽相类，表明关羽战斗作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武将对关羽的崇拜。

关羽并非只有一般名将英勇战斗的作风，以及武艺超群的素质，而且具有指挥大型战役的能力。此点，试以关羽的北伐为例证。关羽在全面负责荆州军政事宜后，为了待机北伐，经过周密考虑，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为了防备吴国进攻，大筑江陵城，将其建成内外套城，形成坚固的两道防线[20]。第二、除积聚粮食军用物资外，大造舟船，操练水军，以便北伐时利用汉水步、骑、水军联合作战，以加强战斗威力。第三、联合魏境反曹势力，作为内应，以便北伐时扩大声势。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对许昌少府耿纪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与南阳守将侯音起兵的联合，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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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晔传》。

[2] 《三国志·魏书》卷14《郭嘉传》注引《传子》。

[3] 《三国志·魏书》卷14《程昱传》。

[4]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张飞传》后论。

[5]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6] 《三国志·魏书》卷14《刘晔传》。

[7]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

[8]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9] 《三国志·吴书》卷13《陆逊传》。

[10] 《三国志·吴书》卷13《陆逊传》。

[11] 《三国志·吴书》卷9《鲁肃传》记肃与羽为荆州两人争论时，羽气愤“操刀起谓曰……。”

[12] 《三国志·魏书》卷18《典韦传》。

[13]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14]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传》。

[15] 《晋书》卷81《刘遐传》。

[16] 《宋书》卷43《檀道济传》。

[17] 《南史》卷40《薛安都传》。

[18] 《南史》卷67《萧摩柯传》。

[19] 《魏书》卷73《杨大眼传》。

[20] 参考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载《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

（三）名将风采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临北伐前，除增兵加强公安、江陵的防备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随时侦察吴军功向。实际上，对吴国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180公晨，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关于北伐战略战术布署，可以分为五点：第一、这次北伐的战略目标，乃是夺取曹魏在荆州北部的两个据点襄阳、樊城，以便作为将来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阳在汉水与淯水合流处的北面，樊城在襄阳沿汉水上溯的9公里处，两城皆依傍汉水，故决定秋季雨水季节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汉水发挥水师的优势；第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襄、樊守军，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军；第四、致函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请其派兵从西北面支持，使樊城两面受敌；第五、派小股游军北进，威脅许昌，以动摇襄、樊守军。

战争开始后，关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率大军围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满宠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军助仁。八月，暴雨，汉水平地涨数丈，于樊七军和曹仁别部庞德军被水淹没，于禁、庞德避水登高堤上。关羽利用强大“舟兵”，乘大船攻击，四面放箭，战斗异常激烈，从早晨战至日中，于禁势穷投降，庞德被俘杀，共俘曹军3万余人。关羽消灭了于禁援军后，围禁城数重，内外断绝，樊城粮食将尽，危在旦夕。又遣别将围曹仁别帅吕常于襄阳，以阻止其援救樊城，并迫使曹魏荆州剌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

关羽先派游军北上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地区活动，此地离曹魏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约75公里，当时轻骑兵一日便能到达。于是，北方震动。十月，弘农郡陆浑县（今河南嵩县北，离洛阳约60公里）民孙狼以吏民反役“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盗，自许昌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1]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2]“议徙许都以避其锐”。[3]经蒋济等劝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军助仁，以解樊围。又派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关羽派别军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4]以阻击徐晃援军。徐晃因“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5]遂前至离偃城西北十里的阳陵陂屯营，犹豫不进。[6]曹操又派将军徐商、吕建等助晃。[7]此时，曹魏群情汹汹，皆以为曹操如不亲征，曹仁、徐晃等必败。曹操自洛阳南下，欲亲征关羽，驻军摩陂（在郏县东南）。此处距许昌45公里。[8]曹操驻此，实际上一则为镇慑北方，捍卫都城安全；再则遥控襄、樊前线战事。曹操驻军摩陂后，又接连遣殷署、朱盖等十二军诣晃助阵。仍恐徐晃等军为关羽所破，又密令驻守在居巢（今安徽铜城县南）防吴的张辽军，以及袞州剌史裴潜、豫州剌史吕贡等率军赶救曹仁。[9]当各路援军陆续前至，在樊城北双方一场大战后，军事形势逐渐向对关羽军不利方向发展。关羽当机立断，决定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先从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围头、四冢屯营，然后又利用汉水舟师撤樊城围，退至襄阳。正当此时，江陵、公安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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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附《胡招传》。《资治通鉴》卷68，《汉纪》卷60建安二十四年十月。

[2] 《三国志·魏书》卷14《蒋济传》。

[3]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4] 《三国志·魏书》卷17《徐晃传》。《方舆纪要》卷79云偃城在樊城之北五里。

[5] 《三国志·魏书》卷17《徐晃传》。

[6]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4《释地下》“阳陵陂”条。

[7] 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卷4《释地下》“阳陵陂”条。

[8]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豫州》，中国地图出版社1975年版。

[9] 《三国志·魏书》卷17《张辽传》、卷15《温恢传》、卷23《裴潜》传。

（三）名将风采

在五个月北伐战争中，关羽按照预定谋略，利用汉水以步、骑、水师联合作战，重点围困襄、樊，阻击援军，并派游军北上，联合反曹势力，从而使北伐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曹操先后派满宠、于禁、徐晃、赵俨、徐商、吕建、殷署、朱盖、张辽、裴潜、吕贡等共11人（将领7人，参军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张辽、裴潜、吕贡等军因关羽撤围未到樊城外，其余8人都参加了樊城战役。于禁七军被关羽所俘3万余人，[1]加上死亡逃散的，当不下4万人，每军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渊以重兵守汉中，夏侯渊战死后，徐晃率重兵屯宛，当不下万人。殷署、朱盖等12军，殷署一军为5千人，[2]其余11军仍以每军5千人计，徐晃、殷署、朱盖等军共约7万人。曹仁、吕常所领樊城、襄阳守军，当不下1万人。曹魏方面，最后阶段守军和援军，总共大约有8万余人。关羽荆州军大约总数5万人[3]，除留守后方外，北伐主力军约有4万余人。以此前后对抗曹军12万，中期以后对抗曹军8万余人。在战斗中，俘降其将领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杀其将领1人，消灭曹军主力近4万人。而关羽荆州军无论进攻或撤退，都按预定谋略进行，井然有序，无重大伤亡。应该说，其战绩是显著的。

就北伐整体战局而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战役，因为曹操亲至摩陂坐镇指挥，调兵遣将，同关羽交锋的将领如曹仁、于禁、庞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而且关羽又是在刘封、孟达等援军不到，以寡不敌众，孤军奋战的形势下指挥的这场战役。尽管为此，关羽面对强敌，无所畏惧，既按预先谋略，并发挥其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在北伐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消灭主力援军时，充分运用水军的优势；围城阻援时派出游军北扰，并利用北方反曹势力；在战局趋向不利时，又主动撤退，因而关羽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所有这些表明，关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枪实战的非凡本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挥大型战争能力的名将。

关于关羽的败亡，元代郝经曾咏诗说：“关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4]这里“底事”当指吴蜀荆州借还之争，以及关羽由威镇华夏而顷刻败亡原因的众说纷纭。前者姑且不论，而关羽败亡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五点：一、在襄、樊遭遇强敌，甚至曹操遥控指挥，不能尽快结束战斗；二、后方孙权违盟，亲率超一流统帅吕、陆二人乘机偷袭；三、关羽矜骄凌人，江陵失火烧军器，又严责糜芳，助其临阵投敌；四、刘封、孟达不和，未派援军相助；五、在五个月长期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此点千载为人所不解。黄恩彤云：“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5]姚范也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指刘备、诸葛亮）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6]黄、姚二人都认为，关羽失败主要责任在刘备、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说。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7]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10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降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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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孙权传》。

[2] 《三国志·魏书》卷23《赵俨传》。

[3] 按建安二十年刘备使关羽驻益阳与鲁肃相抗为3万人，当时北面肯定留有军队防魏军，而且到建安二十四年北伐，经过四年的扩展，增至5万人，当不虚。

[4] 元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羽祠》。载《郝文忠公集》卷15。

[5] 《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恩彤论。

[6] 《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姚范论。

[7] 关于蜀汉荆州失守一系列问题，我在38年前的拙作《隆中对与夷陵之争》（见《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一文中，已有详论，可供参考。

[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