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的祭祀

民 祀
　　 民间祭祀关羽的活动是随着统治者的倡导而逐渐兴盛起来的，大致与官方的祭祀始于同一时期。据清嘉庆版《关帝圣迹图志全集》记载：“每岁四月八日传帝于是日受封，远近男女，皆刲击羊豕，伐鼓啸旗，徘优巫现，舞燕娱悦。秦、晋、燕、齐、汴、卫之人肩毂击，相与试枪棒、校拳勇，倾动半天下。''这段简短的文字，不仅记述了民间祭祀关帝的时间、所献礼品而且还实录了开展祭祀活动的地域及祭祀形式：在传为关羽受封的这天，男女乡民杀羊宰猪，击鼓吹箫，载歌载舞，前往关庙祭拜；各种戏剧艺人和专替人祈祷的巫师亦在关庙内演出祷告；会武术的教师相互比试枪棒练习拳勇，争相献技。参加祭祀活动的人很多，以至肩摩毂击。而且这种活动遍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国。

　　本区为关羽的生养之地，民间祭祀关帝活动比之全国各地更甚，明祟祯年间，解州民间每年祭祀关帝的活动多达4次。据祟祯二年(1629)《建关圣常平村祖茔祀田碑记》载：“四月初八日关圣受封之期，六月二十二日为诞辰，九月十三日为忌日，五月十三日为赛会”。在这4个时间里，乡民们都要前往解州关帝庙和常平村关圣家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运城地区民间祭祀关帝的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村、一社或者一族(同姓者)为单位前往关庙祭拜，祭品或村社购买，或摊派制做；祭典由村长、社首、族长主持；锣鼓仪仗均经专门训练，敲打套数，排列秩序亦有讲究；献演的戏剧有的聘请专业班社，有的是本村社的“家戏''登台。乡民称这种祭祀为“公祭”。另一种是一家一户祭拜，由家长主持，所献祭品薄厚不一，量力而行，贵在诚心。这种“私祭”形式有的前往关庙，有的则在自家正屋神位悬挂关帝画像，焚表上香，顶礼膜拜，祈求关帝保佑，消灾避难，福寿安康。民间“祀关”活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渐减少，特别是经过1958年的破除迷信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破四旧”，基本绝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大气候的形成，清除了一些极左思潮的影响，政治环境宽松，人们信仰自由，民间祭祀关帝又有所恢复。

　　庙会也是祭祀关帝的一种形式，它是由官祀演化而来。解州每年的四月八日均举办盛大庙会，把祭祀关帝、商贸活动、物资交流、文化娱乐溶为一体。一连数日关帝庙内香火不断，祭拜人流络绎不绝。农历四月临近麦收季节，人们祈祷关帝能赐予好的收成，并在庙会上购置农具和其它物品，为开镰收割作好准备。民国时期亦是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解州农历四月八日祭祀关帝的庙会只是一种纯经贸活动，禁止人们进关帝庙搞祭拜。
 

官 祀

　　 关羽被封建王朝官方祭祀，大约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在此之前，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虽有“关公解池斩妖”的神话传说，史籍里也有真宗皇帝派官到当阳玉泉寺祭祀关羽的记载，但没有形成定制，祭祀也不规范。《宋史·志五十八·礼八》记载：宣和五年(1123)羽被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后，“从祀于‘武成王庙'，”这是目前见到的正史记载祭祀关羽的最早资料。‘武成王'是唐肃宗李亨于上元年间(760—761)给春秋时期姜太公吕望(字子牙)加的封号。此时羽还是作为配角从祀于别的主神。

　　明代，将关羽由“从祀”升级到“专祀”，祀典也日益隆重。《关帝志·祀典》称：“明嘉靖年间(1522一1566)，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另据《明史·志二十六·礼四》记载“以四孟岁暮，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环路南京太常寺祭。”由此可知，明代的京师北京和应天府南京每年的四季之初、岁暮除夕和五月十三日，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寺官员前往关庙祭祀关帝，拜祭的礼品亦有严格定数，不得违犯规制。凡国有大事和朝廷有重要活动，都要派官员到关庙向关帝报告。奇怪的是明王朝不知以何为依据将五月十三日定为关羽的生辰?本区民间有五月十三日为“关老爷磨刀日”的说法，两者有无联系，有待考证。解州关庙的祭祀由州守主持，以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九月十三日为祀期。州庙祭祀与京师国家祭祀相比，属于“小祀”，故不用牛。至万历年间，巡抚吕坤酌定祭祀关帝的礼品为：鹿一、免一、羊猪各一、藁鱼豚肉四色、米饼、糁(饭粒)、糗(炒熟的米、麦等谷物)、米粉、粢(糍饭团)、榛、栗、菱、芡、果蔬、韭青、芹、笋、酒、盐、香、帛、烛炬、松膏等。祭祀时要宣读《祝文》，用于正殿的祝文是：

　　惟帝忠义贯日，英烈盖世。志复汉基，百代崇祀。惟兹解州，实帝故里。今当仲春秋，谨以牲帛粢醴，式陈明事。

用于崇宁殿的祝文为：

　　惟神葆真涵光，孕秀毓醇。发祥应运，圣嗣笃生。正直不迴，咸灵烜赫。天壤同朽，金石靡泐。有开必先，畴其启左。丕显丕承，神功斯懋。余忝守土，肃守时禋。晋南胯蚃，如格如歆。

　　进入清代，祭祀关帝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规格也更加提高。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京师增加春秋二祭，变原来的一年一大祭为三大祭。越一年，由太常寺奏定，朝廷颁布祀仪如“中祀”制，五月十三日祭祀用牛、羊、猪各一头，果五盘、帛一匹；春秋二季的祀礼同文庙(祭祀孔子)一样，牛、羊、猪各一头，豆类十种，帛一匹。规定“前殿大臣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承祭'。解州关帝庙的祭祀仍由州守主祭。乾隆九年(1744)正月，高宗弘历主持拟定解州关帝庙正殿和崇宁殿的祝文：

　　惟帝浩气凌霄，丹心贯日。扶正统而彰信义，威震九州；完大节以笃忠贞，名高三国。神明如在，遍祠宇于寰区；灵应丕昭，荐馨香于历代。屡征异迹，显佑群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陈笾豆，凡奠牲醪。(正殿)

　　惟公世泽贻庥，灵源积庆。德能昌后，笃生神武之英；善则归亲，宜享尊崇之报。列上公之封爵，锡命犹隆；合三世以肇禋，典章明备。恭逢诹吉，祗事荐馨。

(崇宁殿)

　　清代后期，祭祀关帝的典礼达到极盛。咸丰三年(1853)将关帝正式脐列为“中祀”，祭关要“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

　　这种官祀大致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政权更迭的形势下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