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国演义》之"三国五方"结构

　　且看“三国五方”的新、旧和强、弱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曹、孙、刘三方分别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天时方面曹操是挟住了最值钱的“天子”——金字招牌；孙氏兄弟是据有父亲淘来的有一定流通价值的“玉玺”——银牌；刘备则只有遥远的“皇叔”关系——铜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尽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识使他相信块头是致胜的保证，比如他最偏爱勇将典韦、许褚。同时这一意识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边的书生、贤士，更不用说挽留刘备、关羽、徐庶和庞统等人了。孙权在兄长“小霸王”孙策尚“勇”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义”的主张。刘备则尚“仁”，且配以关羽之“义”和张飞之“勇”。相比之下孙权和刘备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总量却微不足道。孙权营中是主降声震天，刘备则只能四处投靠，保命有余，取胜不足。

　　另外的两方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起初则什么天时都没有，不过他们具有超强杀伤力的人和。比如诸葛集团在勇、义、仁的基础上增加了运筹帷幄之大“智”。他们分别是诸葛诞、诸葛瑾、诸葛均和诸葛亮。而且他们发现了孙氏兄弟和刘关张兄弟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异姓兄弟虽然比自家兄弟更能实现强强联合，但往往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享受，尤其是进入下一代，主次或长幼关系更是难以调和。二是孙氏兄弟只有时间上的接力，没有空间上的合作；而刘关张则只有空间上的合作，时间上不能接力，因为他们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就与统一天下所需要的力量和周期很不匹配。三是他们都没有设置在敌国的内应力量。针对这些问题，诸葛兄弟一一加以改进，不但拥小弟称帝，而且将兄弟三人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所谓异国强于异姓。以诸葛诞之勇迎合曹操勇的需求，以诸葛瑾之义迎合孙权义的需求，仁者诸葛均则躬耕种地，让刘备不疑。事情也确实如此，当张飞说诸葛均无礼时，刘备很理解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剩下诸葛亮则抓住军师徐庶离开，刘备求贤若渴的时机高高坐上了军师的位置。他们兄弟就如田忌赛马一样，最强的人潜入最弱的主，以便早日出头。大智者诸葛亮的到来果然让刘备大逆转，他先以刘备独有的“仁”为专利，以两家都有的“义”为纽带，联合江东更多的“勇”，再加上周瑜、庞统和自己的“智”便战胜了曹操。诸葛集团顺利实现了他们的第一步：三足鼎力。

　　看起来诸葛兄弟的时空布局确实比前三方都更新颖更有效，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呢？还有比他们更绝妙的。

　　司马集团在诸葛亮“智”的基础上又注入了更新更强的因子——慧。他就是司马徽。司马集团在空间和时间上又作了改进。在内外配合方面，他们不是让各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是让司马徽一人做“山野闲散之人”，卧底于整个尘世之外，用他那超凡脱俗的顶级智慧和与世无争的隐士身分操纵世上所有的贤士高人。通过他将不同级别和特性的谋士陆续输送到不同的国家，以便给司马懿反向铺路搭桥。这样做不但使各国主子不怀疑，贤士自己也蒙在鼓里。所谓异世强于异国。司马徽实际是个入世极深的假隐士，以无为胜有为。比如他推荐的徐庶、诸葛亮就是将司马懿推上权力高峰的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如果他真是隐士，就不可能做出这番对尘世影响深远的动作，就不可能“终日不倦”地与谋士们研究兵法。此外，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和诸葛两姓基本都是同族同宗，且立场一致。如隐语：北斗九星“散而为九，合而为一也。”云云。

　　司马的内应布局显然比诸葛更有效。诸葛诞就曾因与诸葛亮存在兄弟关系而被魏国长期冷冻，诸葛瑾也被陆逊中途而废。须知在敌对国之间，正向帮助往往不容易形成，反向配合则时时都可以进行，所谓以反应反。不仅如此，司马徽所借的人都是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顶尖高手，包括诸葛亮。

　　其次，司马氏认为诸葛氏尊弟称帝在时间上还不够从容，应拥孙称帝。另外，在空间上，由于司马徽一人在外就能以一当十完成全部间谍任务，控制大智库，所以司马懿就能做到四祖孙同事曹魏，强于诸葛集团的单兵作战。司马的这一招鲜果然就吃遍了天。

　　也许有人问：司马徽与司马懿虽同姓、近地，但小说并没有说明司马徽与司马懿有什么关系呀？但这就是隐士，如果清楚地说明了还能称得上是“隐沦”吗？而且小说也用司马望为司马徽和司马懿做了链接。再者，《三国演义》将司马徽塑造成了几乎能慧悟一切的高人，如果他真想支持刘备，他就不会明知孔明“不得其时”还极力推荐，刘备也不会只成就西蜀。他好不容易出山助一次人，决不会只办出一件半吊子的事，自毁声名。其实他推荐孔明不过是他向各国推荐谋士的行动之一而已，而他这一回之所以要两度隆重出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将自己装扮得比诸葛兄弟更“外儒”，说明自己虽不想入世，却怀有救世的仁义之心，同时也就与后来的司马懿划清了界线（实际上由于世道轮回，当司马懿出山时，他也已披上了归顺大国和荀学儒家的外衣）；二是为了引出孔明，让他充当自己的敢死队。表面上看，司马徽的“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是预言刘备不能成功。诸葛亮本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认为刘备不得其时正是自己家族打天下的最好时机，这样一来他就“大梦我先觉”地出山了。他没有想到司马徽的预言同时也是指他自己。虽然“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然而善察人心的司马徽却不会不知道。三是为了骄诸葛亮和庞统之心。他造谣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最后真正安天下的巨龙司马懿他却雪藏不提。很显然，由于他的提前宣扬，伏龙、凤雏才成为了众人追捧、防范的对象。而后来诸葛亮和庞统也正是因骄傲而自取灭亡。值得说明的是《三国演义》用无数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骄傲水平线的高度往往就是这个人事业的极限和生命的终点。诸葛亮就是先用骄兵之计杀关羽，后来又被司马徽的骄兵之计所杀。狡黠的司马徽“酷”到了最后。
六、人和向天时、地利的转换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都深深懂得，仅靠人和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将它转化成天时和地利，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诸葛亮是先借助刘关张之人和打造属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汉统天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谋折服天下，建立诸葛王朝。与诸葛亮以“三顾茅庐”大造声势形成对比的是，司马懿只低调在曹魏谋了一个主簿之职。他前面几次尝试着给曹操出谋划策，还都没被理会。直到另一主簿杨修被杀后才逐渐受宠。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丧尽，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尽管梦里也曾生过“三马同槽”的忧虑。曹操的这一转念之差便让司马懿轻松坐享了曹丕皇帝这一天时。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魏再衰败也比刘蜀要强大许多。而且他还有“大国正统”这一新概念，具有比汉室正统更合潮流的号召力。也就是说当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时暮气沉沉的时候，司马懿和他的天还刚刚破晓。

　　表面看来，司马懿更注重于地利和天时，实际不能这样理解，而且也不能认为他是后发制人。他的地利、天时都是通过从司马徽举重若轻的“核子”能量转化而来的，只是比诸葛亮发力更隐秘、更阴柔而已。岂不知早在诸葛亮之前司马徽就开始行动了，他花费毕生精力才培养、结交了一大批贤士。比如他的学生或者说朋友程昱早就出现在了曹操身边。没有程昱又哪会引出诸葛亮呢？只能说司马的人和是比诸葛先行一步、技高一筹。这一招便决定了诸葛亮只能如孙悟空一样，始终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司马懿的成功表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在人为。

　　所以诸葛亮“不得其时”并不是指他出山时间早晚的问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每项指标都比司马家族逊色。司马徽指的就是这种大时气。就像刘备只有县令之才一样，诸葛亮也只有“三分”、立蜀之才。而司马集团由于眼光更远，境界更高，所以说是“慧”，即真正的安天下之才。这种差异也如同用史学之识不能解读高级文学一样。他们往往不是想从《红楼梦》里寻找对应的历史，就是从《三国演义》中寻找对应的非历史，始终只能在低层次游走。

七、诸葛亮的局限与司马氏的深邃

　　诸葛集团之所以“不得其时”，究其根源还在于他们有儒家气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彻底。须知在乱世之中，一切胜利都须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实力，掺不得半点“务虚”的儒术。在三国鼎立新的形势下，诸葛亮即便收复南方，蜀国也还是没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优势，“三强”也只能勉强处于中间位置。更何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统一“三国”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对手会越来越强。看看司马氏后来灭羸弱的蜀、吴都消耗了多少兵将和时间啊，更何况弱蜀要灭强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国支援只能是一场豪赌，天下须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气未脱，所以他当初选择了刘备，后来又相信了虚空的威名。实际上舆论和嘲讽只能骂死懦弱的王朗、曹真，骂不死强者司马懿。诸葛亮是只能看到关羽依靠义与勇威震不了陆逊，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吓不走司马懿。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实战上就是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即从“外儒内法”的逆取到“外法内儒”的顺守转换得太早太急了。平定南方原本只是收复蜀国的另一部分疆土而已，但诸葛亮却给它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但想通过“七擒七纵”的仁与义恩服孟获，还想以“七战七捷”的勇与智威服魏、吴。没想到事与愿违。

　　诸葛亮的意识局限表现在形势判断上则是以静态的眼光看待问题。当初他在“隆中”时向刘备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若论在当时，或许也存在这种恩服或威服的可能性，因为刘备的汉室正统还很有感召力，比如刘秀就做到了“光武中兴”。但在三足鼎立之后，尤其是大魏皇帝登基之后，这块牌子就沦落为明日黄花了。司马氏则预见到了这一变化，他们选择了曹魏。

　　静态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他没有想到江山代有人才出。当初魏和吴虽然都没有能与自己过招的谋士，可以“舌战群儒”，可以生擒曹操，但是若干年之后就不一定了，而且真正的高人往往都在最后出来抢占胜利果实。但诸葛亮显然已辨不清这一等级的高人了：他们平日甘居人下，经常嘲笑自己无能，对别人却不吝溢美之词；他们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程，关键时刻把握机会，一战成功。好为人师的诸葛亮是直到遇上姜维才惊讶地发现这世上还有能识破自己玄机的人。岂不知姜维在司马懿和陆逊面前还相差甚远。诸葛亮以为当年帮助自己灭掉关羽的司马懿和陆逊只配给自己抬轿子，不曾料到他们还有掀轿子的能力。须知创新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能片刻固守，时间会让一切新事物落伍。人就是人，不是神，自己能想到的，别人也很可能会想到。

　　所以诸葛亮没有将儒法混的分水岭确定在全中国的高度，只达到蜀国一半以上的优势就转攻为守了(另一半是南方)。这一战略失误便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刚愎自用、一蹶不振。

　　第一，他过早暴露出了王霸之心。他在“凤雏”庞统和主子刘备死后，认为天下已经非己莫属了，所以便大张旗鼓亲自南征，提前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认同。他要向世人重新证明自己，不仅擅长智谋，还是仁义勇智的全才；不仅能协助别人打天下，还能亲自以更先进的理念“王化”他人。不料这一私意却被司马懿当成把柄，在祁山以他“有反心”狠狠地戏弄了一回。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司马懿选择曹魏并不就是偏重于法家，而是刚好处于国家高度的儒法转折点，当他掌权时魏国已进入新正统，并且国力也具备了全中国一半以上的优势。他则在战略上可以由攻转防了，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不该在平南时运用磨磨蹭蹭的攻心战术。单就对付孟获这一个弱敌而言，用攻心之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这样做却会因小失大，在更强悍的敌人还没有吞没之前不能在这里消耗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打败弱者既起不到锻炼自身队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吓唬强者的作用。相反司马氏则意识到了战略的攻防转换须逐渐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在战略防守的同时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战术进攻。比如他在平定燕王公孙渊时就是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比如在羊祜做了漫长的攻心战之后，杜预就担心吴国会出新人，希望抓住机会尽快灭吴。比如司马炎直到最后才给曹奂、刘禅、孙皓三个皇帝都封侯，并让其“善终”，不是此前他们对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内法的凶悍手腕。

　　第三，他将攻心术作了怪异的改装。为了起到威慑魏、吴的作用，他一厢情愿地希望防守型的攻心术也能兼具进攻性。结果却变得面目狰狞。他在改良的过程中违背了攻心战的基本原则。一是攻心应主攻对方的民心，而不应只攻对方的王心。孔明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孟获最后的归降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知仁义”、“知羞耻”，而是弹尽粮绝、无援可求了。所谓攻城不攻心，后果却是未攻心反攻城，让南方遭浩劫，乌戈国灭种，民心尽失。二是攻心意图不能显露在外。也就是说即便是“七擒七纵”也不能明纵，要暗纵。明纵会挫伤己方的锐气，激起对手更顽强的反抗。譬如当年华容道放走曹操的暗纵术就很成功，让他从此畏惧关羽和自己。假设那时候也来个三擒三纵，情况就会很糟糕，刘备也就难有后来的喘息之机（当然华容道更不能杀曹操）。三是人的思维有定势，战术、智谋具有隐蔽性，决不能在次要战争中提前预泄。但此时的孔明却因为试图以自己的智谋臣服天下，所以他为了确保七战全胜，就将自己的全部本事都显摆出来了。结果是威服不成，反让司马懿知根知底，这又是诸葛亮没有看到的另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说北伐之前诸葛亮在南方就已经中了贪功小人马谡的毒箭，就像当初关羽因傲慢而中了曹仁的毒箭一样。之后他的智慧就从深谋远虑走向了专注于雕虫小技。可见一颗杂念丛生的心是把握不了攻心之微奥的。相反，谦逊的司马懿则运用得游刃有余。

　　此后，诸葛亮虽然没有忘记秦川、荆州两条线路应当双管齐下，但却被南方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像关羽因“水淹七军”而忘记了东吴后患一样。于是他在荆州配合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北伐了。

　　这期间另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由于诸葛亮意得志满，加之身边没有兄弟帮衬，所以他为了在有生之年给诸葛均铺平道路，便采取了提前清剿刘备残余势力的行动。诸葛亮当时是认为即便没有他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名字、木偶以及自己强力钳制的几个二流反将如魏延、李严、马谡、孟达等人打遍天下（他们属于有机会就反的法家）。在他看来先行清剿还有利于诸葛家族将来凭借盖世之功理所当然地获得禅让。于是乎，原本以人和著称的西蜀便逐渐只剩他一己之人和了。人和与天时在他这里变成了互为消长，直至同时消亡的关系。相反，司马氏手下的新人是一茬接一茬，一代胜一代。他们即便是想清除异己，也都是先耗尽他们的能量再说，比如邓艾、钟会等。人和、天时在他们那里是互相促进、同时强大的关系。

　　由于平南后的诸葛亮已完全沉迷于马谡拙劣的攻心术了，所以后来明知司马懿“深有谋略”，也没有先用强大的攻势正面对攻，将司马懿连同曹魏整体打垮，就像当初用火烧赤壁大破曹操一样。竟然只用了软弱无力的攻心术使司马懿蒙冤（诸葛亮原本是想要强攻，被马谡劝住）。岂不知司马懿才是正宗的攻心高手，怎会让你得手呢？他此时也正好乐得赋闲在家，以等待更好的机会。正因为司马懿当初就已经识破了马谡对他施用的君臣离间计，所以他后来一听说马谡的名字就摇头（刘备的托孤之言不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相反，诸葛亮以为马谡的离间计还不算太坏，可称得上是司马懿的克星，所以便派他去镇守街亭了。不曾想到堂堂的诸葛亮也像曹爽一样被司马懿的退避术给“赚”了。事实证明，攻心术只能用来对付弱者，对付强者则会遭拦截、回击。

　　以上可见，诸葛亮在思想创新、军事才能和心理素质方面都不及司马氏，确实不足以安天下。我们不要替他惋惜，也不要替他做任何假设，他败在司马徽与司马懿的手下是必然的结果，并非是某一步棋走错了，即便是正面打击，他也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他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他只能止步于五丈原。事实上希望“只手补天”的诸葛亮即使后来超水平发挥，发明再离奇的武器与“法术”，拼尽最后一滴血也没有丝毫撼动闲庭信步的司马氏。表面看来司马懿个人创造能力不及诸葛亮，实际上他是不愿挖空心思、耗费生命去设想一些没有决定意义的新武器和小计谋，那样做很可能会打乱整个家族的接力赛计划，正像他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以前我们都认为诸葛亮比司马懿技高一筹，或者是棋逢对手，作者为了迎合正统儒家的需要也极力夸赞他。但罗贯中的真实评价却是司马懿要高他一个数量级，而且越到后面悬殊越大。所有交手从来没有失败过。所谓失败都是巧妙的暗纵术。他承袭了司马徽的通灵慧性（或可谓情商），将孔明的心思完全摸透。不过也是因为孔明过早显露了自己，“七擒七纵”对应于“六败祁山”。司马懿的智慧来源于学习。这里面玄机无限，笔者另文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