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书是帝王师── 谈“诸葛范型”的文化意蕴

毛伦父子批《三国》，把诸葛亮与曹操、关羽并称“三绝”，认为作者把他的奇绝才略写到了绝诣，而小说的艺术魅力亦大半由此而生。此说甚有见地，但稍有不足。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诸葛亮的特色不仅在于才略奇绝，还在于其典型的“帝王师”角色。

所谓“帝王师”，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种理想，或是梦想，指的是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君主的臣下，又是君主的导师 ──　当然，更强调的是后一方面。《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在这方面刻意倾注了大量笔墨。举其大要，有以下数端：

1、改变历史事实，夸大诸葛亮的能力及功绩。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自“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草船借箭、筑坛祭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等等，诸葛亮这些传奇式的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不惜掠他人之美。兹举一例以见其余：赤壁大战后，东吴提出越荆取蜀的建议，据《三国志》，识破东吴用心并献计抵御的，是荆州主簿薛观，而“先主从之，（孙）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1]而据《献帝春秋》，则是刘备自行陈词拒吴，且亲自阻挡孙瑜（并非周瑜）的水军。在整个过程中，诸葛亮的作用只是率一支偏师驻扎南郡而已。可是到了《三国演义》里，全部功劳都算到了诸葛亮的账上。薛观其人固然无影无踪，刘备也变得极度低能弱智，只会不断向诸葛亮求教：“子敬此来何意”、“何以答之”、“此是何意”、“如之奈何”等等（56回）。更有甚者，作者为突出诸葛亮，处处有意贬低他人以衬托之，如庞统、周瑜等形象，都成为这一创作意图的“牺牲品”—— 当然，从通俗小说的角度看，这亦无可厚非。

2、贬抑刘备的能力与作用。在极力抬高诸葛亮的同时，作者刻意贬低刘备的能力，在二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据《三国志》，刘备实为当世之豪杰，曹操称其为“英雄”，周瑜称其为“枭雄”，皆非虚誉。《世说新语·识鉴》：“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而到了《演义》中，刘备的才能、智力皆不足以当“枭雄”之目，特别是自得诸葛之后，更是急剧下降，有时甚至不如个小孩子。最典型的如第56回，周瑜设假道收荆之计，“孔明大笑曰：‘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又问如何”。这种过分的描写，连毛氏父子也看不过眼去，批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对于史籍所载的刘备功绩，《演义》中或被故意忽略，或被移到孔明身上。如博望坡之火攻，《三国志》之《魏书·李典传》、《蜀书·先主传》均载为刘备亲自将兵，亲自设计；其他史籍并无异词，更无一语及于孔明。《演义》却一股脑归功于孔明，以“初出茅庐第一功”大事铺陈。至于刘备的扮演的角色只是“以剑印付孔明”，看着孔明指挥调度而已。而诸葛亮对一切举措均不解释说明，使得刘备“亦疑惑不定”，全无置喙之余地。再如赤壁战后的抗拒东吴、率部西进图蜀等，皆属刘备的勋业，亦被罗贯中一笔抹去，甚至让其充当误事的角色，把事情弄糟后再由诸葛亮来收拾。

3、着力渲染、夸张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若据史籍，诸葛亮之于阿斗，称为“帝王师”庶几不远；而对于刘备，则不过一位杰出的辅弼而已。但在《演义》中，刘备也变成了诸葛亮的“阿斗”。这位“枭雄”自隆中聆教以后，对诸葛亮不仅是言听计从，而且完全丧失主见，成为被操纵的傀儡。最典型的如江东招亲一节，此事之始末见于《先主传》及《载记》，无论入吴就婚，还是摆脱牢笼归还，都是刘备自作主张。诸葛亮反而谏阻此行，意见未被玄德采纳。可到了《演义》中，刘备自始至终蒙在鼓里，先是担心“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而孔明却根本不顾其“怀疑未决”“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54回）。而后，刘备“怀疑不敢往”，“心中怏怏不安”，孔明却依然以“锦囊妙计”的方式调度着一切。一个锦囊又一个锦囊，孔明在千里‌外‌“裁处‌”、包办着婚姻的全过程，而玄德只能“依计行事”。这些情节很‌有趣味，但大不合于情理‌。书中此类描写还有不少，显然作者在心理上认同于诸葛亮，故 极力把他塑造成“天人大导师”，而把刘备写成乖乖的小学生。我们遍览三国时期的史籍，孔明在刘备手下献策建功的记载甚少，他支配全局的作为几乎全在后主时代。可以说，‌演义‌悖于史实之‌‌处‌，莫此为甚。更为有趣的是，刘备得孔明之后本来也有失败或挫折，如长坂坡[2]、白帝城等，作者皆曲为孔明开脱，不仅使其“不在现场”，而且明确把责任归之于刘备偶然的“不听教导”。

综观《三国演义》全书，诸葛亮的形象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书生出身而具有将略，2、与君主关系甚洽，3、事实上指挥、控制着一切。而当我们把眼光放远，便会发现，《三国演义》之后，中国小说史上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如《水浒》之吴用、《女仙外史》之吕师贞、《野叟曝言》之文素臣、《说唐》之徐茂公等，甚至《封神演义》之姜子牙，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些特点。其中，吕师贞、文素臣的基本特点尤近于诸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具有某种“范型”的意义。

研究形成这种“范型”的社会文化及作家心理方面的原因，是深入理解此类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 

若追踪于思想史，便会发现“帝王师”的观念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演变甚有瓜葛。孔子虽热中于政治，对自己的身份却从未有过如此奢望。而到了孟子之时，则以“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提出了“王者师”的主张。《滕文公上》：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表面看，这里“王者师”指滕国的善政，其实是指实行善政的人，即儒家政治理论的奉行者──孟子这样的人物。这层意思，他在《公孙丑下》中说得更明白：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 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 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孟子认为，朝廷以爵禄为贵，而儒者以德行为贵，二者足相抗衡；有为的君主对待贤人，首先是“受教”、“学焉”，然后才是“臣之”。这种观点贯穿于整部《孟子》之中，成为其政治学说的一大特色。大要言之，孟子的“王者师”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人臣者可分两类，一类是供君主驱遣的普通臣子，人格上自然低于君主；另 一类则是从仕的儒者，特别是自己这样的大儒，在人格上是与君主平等的。他举费惠公为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万章下》）又奉尧、舜为楷模，称道其“天子而友匹夫”的作法，认为“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由此，他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在另一面，他则提倡为人臣者要有独立的人格，斥责“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滕文公下》），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甚至主张“贫贱骄人”，“说大人则藐之”。

二、大儒出仕，首要之责是以仁义之道教育、指导君主。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义利之辨，他反复痛斥导君以利的人物，明确提出：“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在应对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之问时，劈头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批评宋鈃“以利说秦楚之王”以罢兵时，也是高倡“何必曰利”（《告子下》）。而显然，“曰利”者为顺君主之意，为仰承之势；“引君志仁”为逆责之势，须居于导师的地位。《孟子》中，梁惠王称“愿安承教”，齐宣王请孟子“明以教我”，正表现出孟子自居于师位的态度。

    三、君主对待有德有守、堪为精神导师的重臣，必须给予充分的礼遇。《孟子》中，多处记述有关礼遇的事情，如汤三顾伊尹之善举、鲁君慢待子思之失德等，并因之提出了“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的观点，主张“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孟子本人与各国君主打交道时，正是恪守这一原则，当齐王托病不肯登门而召孟子上朝时，孟子便同样托病不去朝见，并就此发表了“君必尊德乐道”、必“学焉而后臣之”的一篇宏论。

    整体观之，孟子的“帝王师”主张表达了一种人生理想：既入世辅佐君主以建功立业，同时又维护自己的人格与道术的尊严。这与其重义、民贵君轻、大丈夫等思想观点紧密相关，也是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产物。战国之时，士无常主，因而也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孟子得以“说大人则藐之”，实根基于此。后儒批评他“未能尽脱战国策士之习”，虽为偏隘之见，却也事出有因。                      

汉初，随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君权日重，而儒者社会角色亦渐异于孟子的时代。其时以儒术用事者，首推叔孙通与公孙弘，司马迁述其行事皆有微词。如谓“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鲁生斥叔孙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往矣，无污我。”又历载公孙弘两面三刀以邀宠幸之事：“每朝会议……不肯面折庭争……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显然，在君主与士人的关系方面，孟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反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和功业、富贵之间，如鱼与熊掌之不可兼得。此时，仍存“帝王师”情结的儒者命运大都多舛。如申公为楚太子之师，严格要求，恪尽职守，结果被处腐刑。辕固生曾斥公孙弘“曲学以阿世”，在景帝前直言“独夫可诛”，因而屡遭罢黜。而一代大儒董仲舒，其学说皆自居于帝王导师的地位，反对公孙弘“从谀”的态度，结果数遭打击，“恐久获罪，疾免于家。”至于司马迁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帝王师”只能“托诸空言”了。《太史公自述》中隐微而又深切地表达了这种无奈的执著。其先借他人之口，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后又强调“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然后，他又自称绍孔子之志而“继《春秋》”，“小子何敢让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春秋》情有独钟，这既表明其史学抱负，又与汉初儒学的传承颇有关联（司马迁青年时得董仲舒亲炙），也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司马迁之前，稍早些的《韩诗外传》对“帝王师”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其一为李克论为相之道：

（魏文侯欲置相，李克曰）……是以知魏成子为相也……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师友之。 

他认为“君皆师友之”的人物远高于“君皆臣之”的人物。其二为子夏论帝王之道：

（鲁）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填，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未遇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也。

其三为楚庄王论王霸之道：

    庄王曰：“吾闻诸侯之德，能自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与居不若其身者亡……”故先生者[3]，当年而霸，楚庄王是也。

《外传》还有一些相近的记述，足见韩婴对“帝王师”思想的重视。在他看来， 国君须求贤人而以师礼待之，贤人则当为帝王之师，从而在道德与治国两方面给予指导。韩婴为今文大师，而司马迁亦属今文家数[4]，其中消息颇堪玩味。今文学派的《春秋》公羊之学于儒学流派中最贴近于政治，且以“三统”、“三世”之类臆说为大言，颇有“政治导师”的味道。司马迁受董仲舒之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故《史记》中也多处论及“帝王师”，如　　　　　　　　　　　　　　　　　　　《留侯列传》：

（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留侯乃称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为帝王之师，虽语出《传》中之黄石公与留侯，表现的实为司马迁本人的某种政治理想，也是他对儒者社会地位的理想化判定。《史记·儒林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 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由于《史记》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使“帝王师”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已的活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想却越来越远离实际，越来越象是一个美丽的梦。韩退之以刚直之态谏迎佛骨，表称“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很有些“帝王师”的口气，但随即得重罪，于是上表乞怜：“臣以狂妄憨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终贻千古之羞。苏东坡亦以自诩刚直得祸（《咏双桧》：“根到九泉无曲处”），同样有“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伤身”的乞怜语。当然，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之下，士人既要从政，又要百分之百维护自己完整的人格，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提到韩、苏之事，绝不是苛求古人，只不过借以说明“帝王师”之说越来越远离现实罢了。而到了明清两代，君权愈重，臣下动辄得咎，廷杖、抄没成了家常便饭，致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帝王师”就更加谈不到了。

一方面是严酷的现实，一方面是美好的理想，在二者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如何使郁结之情得以抒发，使愤懑之意得以平和？李卓吾的《杂说》恰似在回答这一问题：“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现实中的“帝王师”越来越不见踪影，而文学作品之中却反反覆覆地圆着这个古老的梦。即以辛稼轩之词为例，明言者如《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菩萨蛮》：“功名饱听儿童说，看公两眼明如月。万里勒燕然，老人书一编……他日赤松游，依然万户侯。”《太常引》：“一杯千岁，问公何事，早伴赤松闲？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水调歌头》：“相公倦台鼎，要伴赤松游。高牙千里东下，笳鼓万貔貅。”如此频繁提及留侯的功业，自与《史记》之影响有关，而无论是许人抑或自诩，亦都可见其对“帝王师”理想向往之深切。有趣的是，稼轩词中同样频繁提及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是诸葛孔明，其间似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满江红》：“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阮郎归》：“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水龙吟》：“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此外，辛词中尚有“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一类期许与感叹，也与“帝王师”的政治理想有关。当然，我们知道，终稼轩之一生，与此理想（或曰梦想）也没有纤毫之缘。可能正因为如此，求之不得反而思之愈切，便有了上面这些文学之梦。

 

                                三

以白话小说来圆此梦的，无疑首推罗贯中。罗贯中的身世几乎全在雾中。但仅就可知的一点蛛丝马迹来看，由他扮演这一文学史角色，实有其必然性。《录鬼簿续编》所记罗贯中事迹，有三点值得注意：1、时代问题。因其中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故可知罗的确生活于元末，易代之际年龄大致在不惑间。2、《续编》记罗“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此语似与《三国志·陈登传》之典有关，《传》云：“（刘）表与备共论天下人，（许）氾  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下文便是那段有名的“求田问舍，怕应羞见”故事。因此典人所共知，故罗贯中自号“湖海散人”显然是和“与人寡合”的高傲性格有关的，也间接表现了他处乱世而怀大志的胸襟。3、《续编》著录罗作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该剧写赵匡胤“雪夜亲临赵普第”，意味与《三国演义》的“顶风冒雪访诸葛”十分近似；而赵普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也是儒生们寄托“帝王师”理想的一个偶像。罗贯中选择这一题材，足见其“帝王师”情结之深固。

《水浒》的吴用与宋江之关系，颇似孔明与刘备的关系。而吴用的形象可视之为“准帝王师”。有意思的是，明代很多人认为《水浒》的作者也是罗贯中，或至少是作者之一。无论此说可靠与否，它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两部白话小说开山之作之间的某种联系──相同时代背景下的相似文学创造物。

《三国演义》及《水浒》在明中叶开始广泛传播，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士人欢迎，其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帝王师”观念的复兴仍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王阳明复兴心学，公然提倡“狂者胸次”，所作所为已有“帝王师”的味道。他的门徒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偶像的。到了他的得意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那里，便毫不掩饰地以“帝王师”自居了。“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这是王艮自己的抱负，也是他为读书人标举的人生理想。他作《王道论》，认为：“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使天下共明此学，则天下治矣。”嘉靖、隆庆、万历的百年间，泰州学派风行天下，“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序》）。王艮的人生理想自然也在士人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对于《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的被接受，是或多或少会有些推波助澜作用的──泰州后学李卓吾，以及卓吾后学袁中郎均为通俗小说的热心推动者，当非偶然。

小说史上，另一位自觉以作品来圆“帝王师”之梦的，是清初的吕熊。他在《女仙外史》中塑造了一个“吕军师”的形象：“洛阳布衣吕律，字师贞，道号御阳子，有经天纬地之才，内圣外王之学……意气扬扬自得，常曰：‘王景略、刘道冲几填沟壑，而逢时遘会，身为霸者师，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欤？’”“月君欲用吕师贞为军师……师贞曰：‘善用兵者，有军师名将之别：折冲樽俎，军师之职也；智勇兼备，名将之任也。不但为六军之师，直可以为帝王之师者，方称得军师二字；若名将则专主军旅而已。尚父为军师之祖，继之者子房、孔明与青田也。’……月君已知将士心服，问道：‘如吕律，可做得你们军师否？’董彦杲等齐声应道：‘真军师也！’” [i]很明显，吕军师者，吕熊也。这几乎连一点掩饰都没有。而军师者，帝王师也；同样是毫无掩饰。有趣的是，作者如此用笔，尚不足以消解胸中坚牢的“帝王师”情结，又特地用半回多书来写吕军师与诸葛亮梦中相会，彼此以知己相许──既是毫不掩饰地以诸葛自许，也反映出他的创作受到《三国演义》诸葛“范型”的影响。他的友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揭示其小说创作动机：“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一语道破了吕熊“帝王师”白日梦的真相。

夏敬渠作《野叟曝言》，心理机制颇近于吕熊。正如西眠山樵的序所云：“是书抒写愤懑，寄托深远，诚不得志于时者之言。”书中所写文素臣，也是一个典型的“帝王师”；而全书的笔法同样是纯粹的“白日梦”。如东宫太子宴请文素臣，“定素臣南面，专席”，然后专申悃诚道：“古有师臣，何况储贰……异日拥经求教，方将隆师傅之仪，报弟子之礼。区区南面之席，岂足以重先生哉！……寡人何心，不以父师视之，拜稽尊之？”“说罢，垂泪下跪。”后文一次又一次描写太子对文素臣行跪拜礼，且一次又一次地申说理由：“一切不足以报先生，惟有扣头出血而已”云云。至于天子，每与文素臣议事，言听计从且不论，还经常是“听素臣讲毕，拱手而谢”，“天子悚息而听”。甚至到弥留之际，他仍须文素臣来教导一番，然后表示：“朕若早逝一日，不闻正教，即目亦不瞑矣！”作者还借这个皇帝之口，把文素臣比作白帝城托孤时的诸葛亮。显然，作者在构思文素臣的形象以及他和皇帝父子关系时，是受到《三国演义》有关描写，特别是诸葛“范型”启发的。早有研究者指出，文素臣就是作者的自我寄托。一介寒儒，在帝王权威臻于巅峰的乾隆之时，写出这样的文字，若究其原因，儒家传统自是其一，而稗官野史的传统也不能忽视。　　

在封建制度下，“帝王师”的理想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正是在封建制度下，“帝王师”才会成为一部分读书人的梦想。现实生活中，最后一个作梦的人恐怕应是康有为（他又是最后一个今文学派的大师，这应视为不是巧合的巧合）──帝制瓦解，帝王之师当然无从着落了。至于小说中，这类梦似乎也早已无人再作。但是，做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并非日出而烟销。在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文化心态时，这种影响是应加以考虑的，而《三国演义》及其学步者，正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好的范例。

 

（原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