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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之军事心理学论析

2016-1-5 21:36|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245| 评论: 0|原作者: 陈洪

摘要: 与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三国演义》对读者有独特的吸引力。除了一般的文学审美魅力之外,它对于读者益智求知欲望的满足,也是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明清两代笔记杂著中,关于学兵法、权谋于《三国》的记载颇 ...

    与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三国演义》对读者有独特的吸引力。除了一般的文学审美魅力之外,它对于读者益智求知欲望的满足,也是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明清两代笔记杂著中,关于学兵法、权谋于《三国》的记载颇多,如《小说小话》云:“海兰察目不知书,而所向无敌,动合兵法,而自言得力于译本《三国演义》。……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中唯一之秘本。则此书……有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即以民间,亦有“老不读《三国》”之说,对书中多谋善诈悚然有戒心焉。

《三国演义》的智慧主要表现于兵法,但以“实验战术学”称之则不妥。实际上,《三国演义》中关于具体行军布阵、逗引埋伏的描写,很多并不可靠,如两军交锋只须主将决战之类,便属小说家言。书中真正有价值的是蕴含在战争描写中的哲理性内容。即矛盾抗争中双方消长之道。而这对于军界与非军界的读者都有启发意义。在这些哲理性内容中,有关军事心理学的描写更是引人注目。

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止于描写战场情形,而着眼于兵法,着眼于军事心理学,当自《左传》始。晋楚城濮之战前的谋略战就含有深刻的军事心理学内容。余如长勺之战、鞌之战等很多战役皆然。这一传统也表现于《史记》的战争描写中,如暗渡陈仓、垓下之围等。这些对罗贯中无疑是有影响的。而罗贯中本人又是“有志图王者”,不得其时而“传神稗史”。①故作品中人物的斗智竞谋,往往似有罗贯中本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故而写得分外生动、机智。

    我国古代并无军事心理学的名目,但很多兵法书中都论及有关的内容,如唐李靖云:“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②,宋张预云:“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 ③。等等。这些关于“心战”的论述都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围。罗贯中继承了前人的学说,运以一己之妙心,然后附会于三国之人物,写出了一系列深合军事心理学的故事情节。其中,有的是史传本有其事,罗氏加工使之丰富;有的史传无考,纯然是罗氏慧心妙笔的创造。本文拟就有关军事心理学的描写中,属于作战心理、备战心理、管理心理等诸方面的典型情节,分析罗贯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由于《三国演义》中这方面内容甚多。故本文只能概举其要。

 

富有戏剧性的“博弈-反推”描写

    反推,是作战决策中的重要心理活动。孙子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又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此所谓“知”与“算”中,就包含着反推在内,而反推实属于“知”与“算”的高级阶段:了解、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是“知”与“算”的第一步;把敌我双方放到想象的战场之上,非是一般的料敌,而是料敌之料我,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是“知”与“算”的第二步,军事心理学称之为反推,而推广至经济、政治诸领域又概名之为“博弈论”。

    反推是把对抗双方料敌之心理过程在想象中进行的实践演习,是决策人物在较高层面的智谋较量。我国古代兵法家阐述谋攻、计争时亦有正面的论述,如明人何良臣《阵纪·因势篇》中讲:“是以用兵之术,惟因字最妙。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他所说的“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与“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都属于反推。“其因”是敌人对我方的判断,因之、乘之,是我方反推后的决策。《三国演义》并没有类似的概念性表述。但大大小小的战役描写中,充满了反推过程的形象描述。而就其典型、准确、复杂而言,超过了古代其他的兵法著作。

《三国演义》中最典型的反推描写是华容道。赤壁鏖兵的决战前夕,诸葛亮分派诸将截杀曹兵,最后授计关羽:“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疑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回答道:

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

结果正如诸葛所预言:曹操败退至路口,见大路平静、小路烟起,便下令走小路。诸将问:“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曹操分析说:

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

结果,华容道撞入了诸葛亮的圈套,从而演出了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极富人情味的一幕戏。

    考之史实。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只是“遇泥泞,道不通”、“死者甚众”云云,并无关羽埋伏及大小路的情节。至《三国志平话》始有关羽出现,但仍无大小路的斗智。围绕华容道斗智的反推描写纯然是罗贯中的虚构,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军事心理学方面的见识而精心创造的。

    这是典型的反推战例。大路平静,小路烟起,一方要选择逃路,一方要选择性地设伏点,若两方都未曾料敌设谋,则自然是大路安全小路危险。此时没有反推过程,心理学称为O级反推。曹操根据兵法常规对敌人意图做了分析,得出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结论。他把敌手设想为和自己具有同等兵法修养的人,这是反推,但比较简单,只是“我料敌”,称为1级反推。而诸葛亮则是“我料敌必如此料我”,从而“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他的反推多了一层,称为2级反推。在敌我双方的反推较量中,高级胜低级,诸葛亮心多一窍,故胜券在握。

    罗贯中设计的另一次反推较量是空城计,也是诸葛亮的2级反推战胜了对手的1级反推。但情节曲折变幻,反推较量的多次反复则又超过华容道。这一较量是在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进行的。诸葛亮一出祁山,连战连捷,魏主不得已起用司马懿。消息传来,“孔明大惊”,对马谡讲:“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罗贯中用略带夸张的笔法渲染了司马懿的登场,从而揭开了二人间波澜迭起、实力相当的长期反推较量的帷幕。而空城计是第一个高潮。罗贯中为了写好这个高潮,设置了两个铺垫性情节:擒孟达与失街亭。这两个铺垫也是两次小小的反推较量,诸葛亮所料与司马懿所料完全相同,都是1级反推。故司马懿很感慨地讲:“世间能者所见皆同。”作品中这一笔颇有深意,由于司马懿把诸葛亮当作了与自己智计相当的对手,故在空城计的面对面反推较量中,过于相信自己对对手的判断,以致坐失战机。司马懿兵临西城,面对意外的空城,他的心理活动是:诸葛亮平生不肯弄险,所以空城定非险招,必有伏兵在内。仍是1级反推。诸葛亮则进行了2级反推:司马懿对我的判断是谨慎,我则反其道而冒险,于是2级反推战胜了1级反推。

    从作品中大量战争描写看,罗贯中特别有兴趣的是智计的较量,尤其是反推的较量。如果说是赤壁大战等情节中,反推的描写往往消融于戏剧性的文学描写之中,那纯粹的反推描写则集中在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与司马懿之争。如三出祁山一役,魏蜀三度交锋,每次都是司马懿料敌设谋,而诸葛亮的二次反推破之。故作品中写诸葛亮多次讲:“司马懿之计安能瞒得过吾?”“司马懿料吾……却中吾之计也。”司马懿也讲:“孔明智在吾先。”罗贯中还特意写了一个小插曲,借魏将郭淮、孙礼之口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智计之高低,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智的较量上,而作者甚至直接以赞语方式表示有关的见解:“强中自有强中手,用诈还逢识诈人。”“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棋逢对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骄。”等等。

    在反推较量中,致胜者往往不止于静态的分析,而是主动地制造一些假象,造成对手的错觉以致错误判断,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反推控制。《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描写也颇见精彩。华容道上的烟火、空城计中的临敌抚琴都是妙笔。余如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于渭南,诸葛伪作粮尽退兵诱魏兵入彀,四出祁山的减兵添灶之计等也皆中兵法之窍要。

 

                精密入微的伐交心战

 

    《孙子兵法·谋攻篇》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伐交有多重含义,历代注者各有发明。宋王皙的见解最具精义。曰:“间其交,使之解散。”张预则以“夺人之心”解之④。纵览全书,《孙子》中“伐交”的一个重要含义是离间,故书中专设“用间篇”,并对离间的心理战性质有所揭示。如:“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孙子》中依用间的方式分出五种类型,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唐人李靖则依用间的对象而分出“间其亲”等八类。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以综合变化,从而写出了一系列伐交心战的情节。大略言之,亦可分为有为而间、无为而间、因间而间等三类。    有为而间,指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挑拨,使敌方分裂。《三国演义》中最巧妙的有为而间是曹操抹书间韩遂。韩遂、马超联兵反曹,大小数战之后,战局开始不利于韩、马,曹操将要发动致命一击。为确保彻底胜利,曹操在决战前夕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计:先是在阵前与韩遂单独会见,“只把旧事细说,并不提起军情”,从而使马超“心甚疑,不言而退。”然后又亲作一书与韩遂,中多涂抹、含混处,马超见到越发疑心。最后又使曹洪当面指实,使韩遂无以置辩,终于与马超反目。而曹操乘其内哄一击成攻。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不是罗氏心营意造。但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使本来简短一事成为复杂生动的心战战例,创造之功亦不可轻忽。为了使这一心战更典型、更完整,罗贯中虚构了三个情节:一是反间之初,曹操调遣兵马,迫使韩、马分兵拒敌,造成设疑、离间的机会;二是韩遂被疑而欲释疑,邀马超同出会曹,曹操却令曹洪出面指实了马超之疑;三是反间有效,韩、马火并,马超杀二将伤韩遂,从而被曹军乘虚而入。前两个情节不见于史传,是纯然虚构。第三个情节则与史传相悖。按《武帝纪》载,此计虽妙,不过使韩、马生疑而已,并无火并情事,而曹军获胜是“纵虎骑夹击大破之”。韩、马战败,一同逃奔凉州。而罗贯中改动史实,竭思尽虑的这一番加工,不仅使故事更生动、丰富,而且使这一计谋更加微妙精致,更富成效。使读者至此深叹阿瞒心机之深,计谋之诡,使得马超无论如何也不能逃出这张精心编织的罗网。经过罗贯中的一番努力,史传中七、八十字的小文章竟铺衍成了二千余字的半回书,可见他对这一计谋所灌注的兴趣与重视了。

    在这半回书中,曹操始终是在主动行动着,而其要旨就是制造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借以引起对手的猜疑。看来曹操,或者说罗贯中,是深通心理变化之道了。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们的怀疑与恐惧往往产生于对反常现象的无知。

无为而间是察知对方有分裂的趋势,而我方减轻压力,静以待变。《三国演义》中无为而间最漂亮的战例是曹操破二袁(袁谭、袁尚)。这一情节也是本于史传而又精心加工而成的。《三国志·魏志·郭嘉传》载:

 ()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

《武帝纪》则有袁尚逃辽东,诸将欲击之,曹操却静以观变,遂使公孙康主动斩袁尚等来降的纪载。罗贯中采纳了这两段纪载,同时又有多处改写加工,比较重要的有三处:一是设谋之初不是“连战数克”,而是“连日攻打不下”,这一改动则使设此伐交之谋更显必要,且体现了伐交高于攻战的军事思想。二是曹操静待辽东之变并非全出己意,而是郭嘉临终留下的密封妙计。这一虚构富有戏剧性,增加了计谋的神秘感,并唤起读者的充分关注。三是写袁尚入辽东前后,公孙康与袁尚各自心怀鬼胎,彼此算计的情形。这一段写得很细,系史传所无,而通过细微的描写,表现出使用“无为之间”须对敌人心理有十分准确之把握。

    无为而间,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正如孟子所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告子下》)当敌手面对着趋避选择的动机冲突时,我方以无为的姿态减掉敌手对所避的心理压力,一心于所趋,便为我方造成可乘之机。当然,正如罗贯中所描写的,这是建立在对敌手心理的准确把握上。

    因间而间的典型描写则属人们熟知的蒋干盗书。蒋干本是曹操说降周瑜的“间谍”,周瑜佯做不防,使其窃伪书回报,骗得曹操杀了蔡瑁、张允。这段故事也是罗贯中生花妙笔的创造物。《三国志》裴注中只有蒋干游说周瑜,不遂而归,没有盗书等情节。罗贯中在编造这一戏剧性情节时,准确地抓住了这类反间计的关键:佯做不知对方身份,利用敌人潜在嫌隙。作品中描写周瑜伪作疏狂之态,假装酣醉,又佯作警觉,皆化费了很多笔墨,用生动丰满的形象把这一伐交战例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清之际,皇太极曾仿此而设计杀了劲敌袁崇焕,足见罗贯中之智计绝非纸上谈兵。

    纵观《三国演义》全书,大大小小的伐交心战计数十例,写得千姿百态,颇见罗贯中在这方面的见识与想象力。但大要而论,不出上述几种类型。而其设谋及描写,亦有共同之特征。如:离间计的描写揉于情节发展之中,并与人物形象相关联。书中使用离间计最多、最巧妙的是曹操,什么“二虎竞食”之计、“驱虎吞狼”之计,全是曹操纵横捭阖于群雄之中的克敌致胜法宝。反之,刘备与离间计则无缘,智计过人的诸葛亮也很少在这方面显手段,偶一用之,如一出祁山前离间曹睿与司马懿,也是简简单单,质朴无华。看起来,罗贯中虽然重视伐交之功效,却又似乎有憾于其中的诡诈,故把这方面的描写集中于诡诈成性的曹操身上。又一共同特征如:罗氏所写离间计多含有对敌人心理状态的分析,通过分析找到敌方潜在的裂痕再用间,从而突出了伐交的“心战”性质。

 

                  风险判断的决策心理

 

    《三国演义》中写到不少关键性的决策。于一计兴邦、一计丧邦之际,既刻划出决策者的性格、心理素质,也表现出罗贯中的决策心理观。

    决策,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决策是建立在风险判断之上的。而风险判断往往体现出决策者心理素质的特征。例如在无风险获小利与有风险获大利之间抉择,经实验统计,大多数人选择前者,表现出趋利决策的保守倾向;在不可免的小损失与可能免的大损失之间抉择,大多数人选择后者,表现出避害决策的冒险倾向。而在这两类决策中,作出与众不同扶择的,往往性格、经历也异于常人。

    在袁、曹宫渡决战中,罗贯中用对比的手法写了袁绍、曹操在决策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在战前,袁绍一方面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关系存亡的伐曹之策,却彷徨无定;而曹操则一开始就定下决战决胜的大计。两军对垒于官渡之后,七万曹军对抗七十万袁军,形势很危殆。曹操问计于荀彧,彧献计曰:“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遂定下决战之计。实际上,这个计划风险度是很大的,正如荀彧所讲:“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故是奇计而非正计。结果大获全胜,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许攸献奇计于袁绍。袁绍若采纳,虽无十分把握,但成功率很高,而且一旦成功曹操将一败涂地,袁绍却充耳不闻,结果坐失战机。袁绍的决策心理是常人类型的,即趋利的保守型。这与全书中袁绍“庸碌”的性格基调是一致的。曹操的心理则属冒险型(或称进取型),也和他的一代“奸雄”形象相合。而二者决策心理放到一起,对比写来,作者是有用意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决策心理观:“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21回)。

《三国演义》所写诸葛亮的战略决策有两次,一是未出茅庐定鼎足三分之策,一是六出祁山伐魏之策。前一决策虽含军事因素,但主要是对政局大势的筹画,是诸葛亮毕生得意之作,故作者极口称赞:“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一决策是纯军事性质的。史家颇有岐见。褒贬不一。罗贯中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一决策,虽未正面评论,却透露出自己的倾向。

《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裴注引《魏略》说明此事,魏延反对稳扎稳打的祁山战略,主张两路并进、奇兵突袭。而诸葛亮的态度是:“以为悬危,不如安以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地无虞。”诸葛亮的这一决策心理是典型的趋利保守型。陈寿虽对孔明景仰钦佩,对此也是有微词的。“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⑤其中就隐含有对祁山决策的批评。但司马光、胡三省等人不以为然,认为魏延之计是“乘险侥幸”⑥。至于《三国演义》,由于明显地神化诸葛亮,贬斥魏延,故在这个问题上的描写,给读者的表面印象也是赞同祁山决策的。但细读来,作者却是别有看法的。

    九十二回关于北伐战略决策的描写几乎全抄《魏略》。孔明认为魏延之计“非万全之策”,“遂不用”。这里无明显轩轾之意,但让魏延充分表述了意见:“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至孔明三出祁山而无功,第四次兴兵时,作者写了一段魏延的牢骚:“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这是罗贯中的虚构,主旨在写魏延的桀骜不驯。但于此时重提决策之争,似对祁山决策若有隐憾焉。更能表明作者观点的,是九十五回司马懿的旁观之言:“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这段话亦属作者虚构。很明显,是罗贯中借以分析诸葛亮的决策心理,并婉转地表达了对趋利决策中求万全、避风险的保守心理的批评。

    要之,罗贯中注意到了决策人物心理素质对决策的影响,而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表演,也透露出他对趋利决策之进取倾向的肯定态度。

 

                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部队管理的心理学是军事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描写,比较突出地体现出罗贯中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孙子兵法》开卷列用兵必察五事,首推统帅之道,曰: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张预注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贾林注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同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罗贯中很重视这些治军治心的思想,在作品中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将其体现到诸葛亮等统帅人物身上,借以塑造出高低有别、性格各异的帅才。

写诸葛亮治军治心,花费笔墨较多的有两个情节:挥泪斩马谡、卤城破凉兵。前者是流传最广的三国故事之一。这一情节虽有史实作依据,但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治军治心的思想,在“挥泪”上着力渲染:先是马谡“泣曰”,“言讫大哭”;继而“孔明挥泪”,“流涕而答”,“大哭不已”;最后,“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蜀营这一片哭声使上下同心,由失败的沮丧转向了哀痛。接下去,诸葛亮亲祭马谡,加意抚恤,坚持自贬,更是赢得将士之心。“诸将皆服其论”,“惜军爱民,厉兵讲武”,为再伐中原打下了基础。卤城破凉兵的记载见于裴注所引郭冲《五事》,而裴松之有详细考辨,结论是“乖刺多矣”。罗贯中明知“乖刺”而采用,并改写以避其与下文矛盾之处,可见是很欣赏这一情节的。在这段描写中,蜀兵前后士气的变化很明显。正当换班当归的蜀兵“收拾行程”时,雍凉魏兵二十万来袭(这里原作有疏漏),“蜀兵无不惊骇”。而诸葛亮体恤人情,断然拒绝停换助战的建议:

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

然后,“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而在这种情势下,

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众兵领命,各执兵器,欢喜出城,列阵而待。-------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奋力追杀。

由惊骇转为欢喜,转为奋勇,使局势转危而安,全在于诸葛亮的一个姿态、一席话。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在作者笔下却显得入情入理,因为与诸葛亮一贯的惜军爱民作风相一致。而略带夸张的士气转变则有助于突出诸葛亮把握、控制军队心理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另一个治军治心的高手是曹操。在作者笔下,他治心的能力不逊于孔明,但二人治心之道却迥然相反。孔明治心的基础是以德化人,而曹操则是以诈驭人,象望梅止渴、借首安众,都是有名的诈术之例,而最典型的是征张绣途中的割首代发:曹操为了“服众”,先是假意自刎,然后以剑割发,“传示三军”,“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从效果看,曹操“治心”之术也是成功的,故作者以诗论之:

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虽为诈术,亦可约束军心。作者对曹操之诈,从道德上是批判的,从效用上则有几分欣赏。这大约与唐宋以还某些兵法理论的影响有关。如宋人孟氏注《孙子》,对上述统帅之道解释为权术,认为:“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同爱憎,一利害”,“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也许在事实上,此类治心之术(包括诸葛亮所为),皆含不同程度的权术成份,所以罗贯中对阿瞒这一类行为,并不十分反感,而是作为勾画奸雄形象的有力一笔。故毛伦父子在曹操祭大宛马一节后批:“奸雄可爱!”“不是为马,正欲感人。得将士心惯用斯法”。相反的一例是,当写到同样性质的“刘备摔孩子”时,由于作者要借此写出纯然的忠厚长者,结果南辕北辙反而显得诈伪了。

    《三国演义》中涉及军事心理学的描写还颇有一些,如疑兵计、激将法等,本文限于篇幅,不拟俱述。我国古代的军事心理学著述,人们多关注《孙子兵法》一类“正经”理论书籍;谈到《三国演义》,总难免带一点“通俗之作”、“野狐禅”的轻蔑。其实,后者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了前者的。这不仅指写作的形象生动,甚至也不仅指其将理论具体化的贡献。《三国演义》在表达其军事理论时,是将作战双方都摆到“沙盘”上,并且同时给双方以主体地位,从而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胜负、消长来。这样,就使其军事思想“临敌决胜” 的实践品格更为突出,特别在表现有关军事心理学主张时,尤其是如此。   

    另外,《三国演义》在读者群中有其特殊的魅力,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启人心智有关。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欣赏过程中的益智因素,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似乎都重视不够。通过对《三国演义》接受过程的分析,或可引起对此的必要注意。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王圻《稗史汇编》

《李卫公问对》

《十一家注孙子》

同上。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资治通鉴》;《三国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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