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下面我们再引第十九回最末一段文字，来看《三国演义》对话性语言的面貌：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曹操背后一人攀住臂膊，一个跪于面前，说道：“丞相且莫动手！”

　　这段文字除少数文言因素外，基本上用的是古白话的表述。

　　引用语料特别是史料，是历史小说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再现历史的真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三国演义》中，引用语料虽然比前两类语料要少得多，仅有两万余字的篇幅，但却最为复杂，类别也很多。同叙事性语言与对话性语言均属于作者创作这一情况不同，引用语料主要由作者从书面载籍或口头流传的作品中借以人书，（注：《三国演义》中的引用诗歌最为复杂，我们很难断定其中没有作者自拟的情况。）以丰富自己的创作。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大致按照文体，将《三国演义》中的引用语料分为公文类、书信类与诗歌类三个部分。

　　公文类包括诏令、疏表、奏章、策文、檄文、榜文、盟文、告示等样式；此外，诸葛亮吊周瑜、祭泸水与刘备称帝祭告天神的祭文，以及曹操受魏公位所加“九锡”的训释、诸葛亮造木牛流马之法与刘备的宗族世谱，也附列于公文类。公文类语料在全书中有近40篇。这些材料大多言之有据，取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或唐房玄龄《晋书》等前代载籍。由于文体的要求，形式上大都采用正统文言。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三国演义》作者创作时说明问题的需要，不少疏表、奏章对载籍中的原文有了不同程度的删改。例如第二十三回孔融上汉献帝表、第八十回汉献帝禅让曹丕诏、第九十九回黄门侍郎王肃上魏主曹叡疏、第一百七回司马懿上魏主曹芳表，分别取自《后汉书·祢衡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袁宏《汉纪》、《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晋书·宣帝纪》，但均与原文有所不同。只是这种不同仅为文字上的删改，不但不涉及主要内容，对语言面貌也无任何影响。由于与本文主旨无关，这里不再详论。

　　书信类是引用语料中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引用书信当然也是出于历史小说反映事件发展的需要。书信类语料在全书中有40余篇，以文人之间相互致书为主，语言也呈现正统文言的面貌。这些书信除部分出于作者自拟之外，[8](p.466)其余也多取于前代载籍，同公文类语料相似，它们在用于《三国演义》时也同样有所改动。例如第五十七回周瑜临终前荐鲁肃自代书，取自《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但文辞有较多改动；（注：鉴于两者文辞有不少差别，《三国演义》中的荐鲁肃书是取于《江表传》，抑或另有所本，我们难以确定。若从全书对引用语料的处理方式看，据《江表传》而作改动的可能性较大。）又如第六十五回关羽欲入川与马超比试武艺，诸葛亮修书劝止，其信本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原文仅36字，但《三国演义》敷衍成首尾完具的一封信，全文有80字，改动更大。只是这种改动也仅为内容的增删，并不涉及语言面貌，此亦不详论。

　　诗歌类是《三国演义》引用语料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可从性质上分为两种。一种为书中人物自吟诗歌，约有20首左右；另一种为统署“后人”的评赞诗或署有唐宋文士名的诗赋，以及数首未署名的诗词，总数约在180来首。（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诗词344首，经毛宗岗删增，今通行本《三国演义》仅有诗词206首。）[9](p.294)此外，尚有民谣数则及貂蝉所讴歌，均属诗歌类；诸葛亮火攻破曹前写给周瑜的十六字方也附于此类。从语言面貌来看，诗歌类比公文类、书信类更显复杂，有文有白，又有文白夹杂，以下分别论说。（注：《三国演义》中的诗歌用韵，除极少数情况外，都与平水韵相合，而且主要是用宽韵；尽管比起汉代用韵已有发展，但这种诗韵很难反映当时口语的实际语音，因而这里不作详论。可参看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载《王力文集》（第十九卷），山东教育出板社，1990年，第466页。）

　　书中人物自吟诗歌总体属文言范畴。除曹操《短歌行》、曹植《铜雀台赋》等数篇可确定作者为曹氏父子外，其余诗作很难说是出自《三国演义》中历史人物之口，（注：毛宗岗在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诗词时说：“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据此可知《三国演义》中人物自吟诗歌并非出自历史人物之口是很有可能的。）[8](p.466)[9](p.241)但从遣词造句的角度看，尽量符合人物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理应是作者追求的目标，因而文字较为古朴典雅。不过，也有较为直白者，例如第三十七回黄承彦口吟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这与其看作黄承彦以当时口语入诗，不如看作作者未能排除后世语言影响而拟写的仿作。只是这种直白的情况在书中人物自吟诗歌中较为少见。

　　诗歌类中的第二种情况内容较杂。首先署名唐宋文士的诗赋以及未署名的数首诗词共计十多首篇，尽管有冒唐宋文士之名的情况以及收入书中时又有改动，但从语言角度看，这些诗作均为用文言写成，也属于文言范畴。诗歌类中数量最多的是统署为“后人”的评赞诗，具体为何“后人”似已大多不可考，或许只是作者托名“后人”的拟作而已。这些诗歌，在全书中对于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思想与感情倾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若从语言面貌上来观察这些诗歌，全书“后人”诗170首左右，与唐宋文士诗相近、文言色彩较浓者约占五分之一，主要采用七律、五律等近体诗的形式；具有一定的文言色彩，同时又不乏古白话因素者大约占五分之二；古白话特点较为突出者又占五分之二。有这么多表达较为直白的诗歌，或许正是作者希望读者听者能够领会内容主旨而不易产生误会所致；当然，在一部历史小说中要把一二百首诗歌全都写成典范的文言形式，同时还要切合情节发展的需要，在写作上也会有一定的难度。以下略举数首较为直白者以观察其语言面貌。例如：

　　(19)（第十回叙述张闿杀曹嵩全家后，引“后人”诗曰：）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差。

　　(20)（第六十一回叙述赵云截江夺阿斗后，引“后人”诗曰：）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船上吴兵皆胆裂，子龙英勇世无双！

　　(21)（第六十六回叙述曹操棒杀伏后，又斩伏完宗族二百余口，引“后人”诗曰：）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22)（第六十七回叙述曹操因杨松卖主求荣，斩之以示众，引“后人”诗曰：）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戮，令人千载笑杨松！

　　(23)（第七十五回叙述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后，引“后人”诗曰：）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24)（第七十九回叙述曹丕令人画于禁被擒降敌故事，于禁羞愤而死，引“后人”诗曰：）三十年来说旧交，可怜临难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

　　(25)（第九十二回叙述赵子龙力斩五将后，引“后人”诗曰：）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

　　(26)（第一百九回叙述司马师废魏主曹芳后，引“后人”诗曰：）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馀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27)（第一百十五回叙述夏侯霸中邓艾之计而身亡，引“后人”诗曰：）大胆姜维妙算长，谁知邓艾暗提防。可怜投汉夏侯霸，顷刻城边箭下亡。

　　(28)（第一百十九回叙述后主刘禅至洛阳后乐不思蜀，引“后人”诗曰：）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危亡半点哀。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

　　上引“后人”诗内容浅显，语言直白，不用典故，出现了许多正统文言诗歌中少用的词语及语法现象，有的甚至近似民间广泛流传的打油诗，配合诗前的叙事，使人耳闻目睹即心知其意，是诗歌类中的古白话部分。

　　以上我们从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与引用语料三个方面，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论述了《三国演义》中的古白话因素。通检全书，我们可以看出，古白话因素在《三国演义》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许多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普遍的反映。这种面广量大的口语现象，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当然，全书以构成划分的三个部分也存在着不平衡。若以古白话因素的强弱来看，叙事性语言最强，对话性语言次之，引用语料最弱。引用语料中除去部分“后人”诗歌较为直白外，其余部分则以文言形式为主。

　　古白话因素之外，文言因素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古白话与文言的交错使用，构成了《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复杂性。无可讳言的是，《三国演义》的语言同其他古白话小说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比较，具有较强的文言色彩，这也是不少人将它直接视为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就的原因。但这些文言因素并不足以掩盖其主体为古白话的性质，上文已对此作了说明。在判定宋人话本之后文字形式的语言面貌是否属于古白话的问题上，本文采用的办法为看它是否较多地使用了新生的口语成分；同样道理，我们判定宋人话本之后文字形式的文言因素时，除去古白话对于文言成分的必要继承外，（注：这种必要继承主要指尚未产生新的口语形式因而吸纳原有表达方式，以及虽已有新的形式但原有表达方式仍在口语中广泛使用的现象。）也主要看是否已有新生的口语成分而不用，却仍然沿用文言中的表达方式。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引用语料的文言色彩从整体上看固然很鲜明，即便在叙事性语言与对话性语言中也确有不少文言因素。

　　这种文言因素首先表现在全书行文，特别是人物对话中惯用常见的文言虚词。文言虚词是古代汉语中最能体现文言色彩的部分，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较之文言，古白话中几乎已经更换了一整套虚词系统，因而惯用常见的文言虚词，能给读者听者直接感受到较重的文言意味。这犹如在现代汉语中只要夹用少数的“之”、“乎”、“者”、“也”，就会给人以“掉文”的感觉。这种常见文言虚词的使用，对读者听者的理解其实并不会带来多大困难，正因为常用，为读者听者所熟悉，因而完全可以做到目见其形或耳闻其声即心知其意，只要按照相应的口语虚词去理解它即可。但它的使用无疑能够加重语言总体面貌的文言色彩。文言虚词在《三国演义》中使用甚广，例如第二十六回就用到了“之”、“耶”、“未”、“否”、“者”、“岂”、“即”、“也”、“何”、“遂”、“仍”、“而”、“与”、“所”、“安”、“其”、“乃”、“非”、“汝”、“吾”“为”、“若”、“皆”、“矣”、“乎”、“于”、“且”、“忽”、“自”、“以”、“故”、“倘”、“将”、“此”、“既”、“焉”、“必”、“彼”、“惟”、“耳”、“甚”、“复”、“因”、“但”、“虽”、“由”、“及”、“奈”、“宁”、“方”、“兹”、“勿”等等。这些文言虚词在古白话中或已由新生的口语虚词取代，或以此为语素产生丁双音口语虚词，但《三国演义》为了感染读者听者，仍旧使用了文言虚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三国演义》中有时也杂用口语虚词，例如以“的”代“之”代“者”、以“么”代“耶”代“乎”、以“于是”“就”代“即”代“遂”代“因”代“乃”、以“甚”“甚么”代“何”、以“却”代“而”、以“和”“同”代“与”、以“怎”“怎么”代“安”代“焉”代“如何”、以“那”代“安”代“焉”、以“不是”代“非”、以“你”代“汝”、以“如”代“若”代“倘”、以“都”代“皆”、以“了”代“矣”、以”在”代“于”、以“权且”代“且”、以“忽然”代“忽”、以“自己”代“自”、以“用”代“以”、以“因此”代“故”、以“要”代“将”、以“这”代“此”代“兹”、以“已经”代“既”、以“必然”代“必”、以“那”“他”代“彼”代“其”、以“只”代“惟”代“但”、以“虽然”代“虽”、以“从”代“由”、以“到”代“及”、以“休”代“勿”等等，但前者毕竟为数较少，后者才是更为常见的现象。

　　文言因素的另一个表现是夹用一些常见的文言句式。文言句式也是古代汉语中颇具文言色彩的部分，它有如勾画了一个外在的框架，构拟起文言的格式，传递出文言的气息。语言的发展使古白话中不少句式已不同于正统文言，《三国演义》出于营造气氛的需要，仍然选用了文言句式。例如第二十八回就出观了以下句式：表示反复问的“丞相知否？”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云长今欲何往？”询问行为可否的“且再回见丞相，若何？”用以解释原因的“老夫所以忧耳”，用“非”字的否定判断句“绿林中非豪杰托足之处”，不用判断词或用副词联系主谓语的判断句“此关将军也”、“曹操乃劲敌也”，用“之”字复指的宾语前置句“何恨之有？”表示意动用法的“绍然其言”等等。这些也都给读者听者以浓厚的文言感受。其实，从句法发展的角度看，在宋元以前的汉语口语中反复问句已经出现了“知不知”之类格式，又常可用由反复问句句末否定词“无”字演化成的“么”字构成的是非问句，疑问代词宾语已完成了向后置发展的过程，“是”字式肯定判断句早已成熟，用以解释原因的词组“所以”也演变成为表示结果的连词“所以”，用“不是”表示的否定判断句也已习用为常，用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现象已不见踪迹，使动用法与意动用法更只是仿古的现象。《三国演义》在使用相应的古白话句式的同时，又夹用一些文言句式，很明显是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

　　文言因素的又一个表现是文言词语的使用。这里所说的文言词语，也是指古白话对正统文言必要继承之外的那些文言词语，也即在古白话中已经产生了口语词语而不用，却选择了那些相应的文言词语。（注：这里主要是讨论《三国演义》的词语使用；若论及常用词的历时发展与历时替换，则情况更为复杂。可参看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有关章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例如第七十八回中的文言常用词语就有“闻关公父子遇害”的“闻”、“扶入内殿”的“入”、“号恸而来”的“号恸”、“乘时而伐之”的“时”、“直至跃龙祠前”的“至”、“仰观那树”的“观”、“无不惧孤”的“惧”、“言讫”的“言”、“隐几而寐”的“寐”、“仗剑砍操”的“仗”、“忽然惊觉”的“觉”、“世所罕有”的“罕有”、“被犬咬足指”的“足”、“我修一书”的“修”与“书”、“遣人送与我家”的“遣”、“取《青囊书》来赠公”的“赠”、“持回家”的“持”、“赍诰敕赴东吴”的“赍”、“昨宵复梦”的“宵”、“目不见物”的“目”、“多造丝履”的“履”、“必令女伎奏乐上食”的“令”、“百官悚惧”的“悚惧”、“索得诏命在此”的“索”、“丕即日登位”的“即日”等等。其实在此前的汉语口语中已经新生了表示“听闻”义的“听说”、表示“进入”义的“进”“进入”、表示“号恸”义的“痛哭”、表示“时机”义的“机”“时机”、表示“至到”义的“来到”、表示“观看”义的“看”“观看”、表示“惧怕”义的“怕”、表示“说话”义的“说”、表示“寝寐”义的“睡”、表示“持拿”义的“拿”、表示“睡醒”义的“醒”、表示“罕有”义的“稀少”、表示“足”义的“脚”、表示“书写”义的“写”与“书信”义的“信”、表示“派遣”义的“差”“差遣”、表示“赠与”义的“赠送”、表示“携拿”义的“拿”“带”、表示“夜里”义的“夜间”、表示“眼目”义的“眼睛”、表示“鞋子”义的“鞋”、表示“使令”义的“着”、表示“悚惧”义的“惧怕”、表示“求索”义的“要”、表示“即日”义的“当日”，《三国演义》在广泛使用口语词语的同时，又夹用与这些口语词语相应的文言词语，无疑人为地增强了全书的文言色彩。此外，《三国演义》在叙述人物说话时也基本上用“曰”，而很少用“道”、“说”等使用最广的口语词语。[10](p.172)

　　以上我们采用抽样的方式，举例对《三国演义》的总体语言面貌作了大略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该书以古白话作为基础语言，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文言成分。由于古白话是自书面语与口语渐生区分之后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过程并不短暂，因而存在着不易分清的一面。早在20世纪初期，“白话”一词是用以专指与文言相对的现代语体文的，而对此前汉语的书面语言则统称为文言。即便到了上个世纪30-40年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古代汉语中文言与古白话的区别，也仍然有以“文言”统称之的情况。若再细分，则称后世受“时代变迁的影响”的语言中“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者为“正统文言”；而称“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者为“通俗文言”。[3](p.4)这样统称或许正是《辞海》1979年、1989年、1999年三版以及诸多文学史著作在提及《三国演义》语言时多以文言或浅近文言来说明的一个原因。较早使用“古白话”这一术语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序》，[11](p.105)也有人称为“早期白话”、“旧白话”，可见主要是为了与指现代语体文的“白话”相区别。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古代汉语中与文言相对的古白话，如今已成为内涵确定、概念明确的汉语史学科的术语，并且取代其他术语而被广泛使用。对于古白话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吕叔湘、高名凯等先生对于禅宗语录词汇语法现象的探求，其后日本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也作了细致的探讨，但影响大、成果多的却是近20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对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东汉时期汉语中已经出现言文的分歧，而到宋人话本即已成为比较纯粹的古白话。因而从东汉至宋初这将近1000年的时期正可以看作古白话的酝酿、萌芽、发展乃至成熟的时期。（注：这是就汉语书面语言而论的，若论汉语口语中古白话的形成，或许要早至晚唐五代时期。）[4](p.6)在此期间接近口语的作品，我们可以据其出现口语成分的多少，来判定其古白话性质的强弱。而宋初之后的古白话作品，除了必要的继承之外，若再有较多的文言成分出现，则不应是一种自然的语言，而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

　　《三国演义》的语言中搀杂了不少必要继承之外的文言成分，它当然也不是一种自然的语言：考究其文言成分搀入的缘由，或许正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历史故事，为了营造历史的气氛，体现历史人物与后世现实生活的天然距离，并将读者听者引入所描写的历史故事之中，因而在古白话的基础上涂抹上文言的色彩。而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出现以后，尽管受到后世不少人的批评，[12](p.236)但却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并且为《三国演义》之后多种演义体历史小说，例如《列国志传》、《隋唐演义》等文白比例程度不同地仿用，以致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演义体语言”。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关著述在涉及《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时，或可介绍这种历史演义体语言在古白话基础上搀杂文言成分的独特性质，或可采用描述的方式，着重说明它的通俗浅显并富有历史气息；而不宜定性式地径言它是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成。这样既可以准确反映出《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事实，又可以避免古白话小说系由文言写成的矛盾。

（本文写作中，蒙李开、张宏生、汪维辉、顾黔、陈文杰先生提供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柳士镇.浅易文言文界说[A].柳士镇.语文丛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谢·叶·雅洪托夫.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J].语文研究，1986,(4).

　　[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A].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7]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Z].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8]　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A].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九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9]　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

　　[10]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　黄霖.《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A].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国演义》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