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内容提要】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

【关键词】

汉语史/《三国演义》/语言面貌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在民间传说与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根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正史材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创作而写成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因而对后世的影响甚大，研究它的人很多，成果也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三国演义》的各个方面，有史实的考辨，有源流的梳理，有思想内容的挖掘，有艺术风格的探讨等等；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三国演义》使用的语言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三国演义》历代版本甚多，本文主要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册本，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为什么作为古代白话小说代表性著作的《三国演义》通常却被认为是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成，而不是用古白话写成的？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之一，从道理上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历史时期内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应在古代汉语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自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由于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语言必然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某些变化，因而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也大致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另一个是古白话。所谓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言以及后世历代作家如韩愈、柳宗元之类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这种语言形式是我国古代典籍文献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言形式，它不仅显然不同于现代汉语，即便与秦汉以后的历代口语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古白话，是指汉魏以来主要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口头语言；这种语言形式主要用于民间文学与笔记语录等部分作品之中，虽然由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其间部分词语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但从总体面貌上看，它与现代汉语的差别较小，读来较易理解，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尽管文言与古白话都不是一时一地的语言，在其内部分别有一些差异，但它们各自的总体面貌却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比较来看，则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在整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更为显著的不同，前者距离现代汉语远而后者距离现代汉语近。

　　文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有时候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语言要素上，有时候也反映在文言总体面貌的艰深与浅近上，于是就有了浅近文言的说法。浅近文言也属于文言的范畴。“浅近”一词中的“近”并非指时代的远近，而是与“浅”字同义，均表示浅显。这种“浅近”又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pp.224-225)第一，从词汇的使用来看，主要是文言中的常用词与次常用词，非常用词出现的机会较少；名物典章制度等专门术语也极少使用。第二，从出现的语法结构来看，主要是常见的文言句式，如文言文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主谓倒置等，以及一般性的词类活用、成分省略等等；文言虚词的使用也以常见而典型的用法为主，冷僻罕见者一般不会出现。第三，从体裁来看，主要是叙事、写景、抒情、一般说理等形式，而不是专门性或理论性较强的学术性著作之类的作品。第四，从内容涉及的范围来看，同古代文化知识或背景情况的联系较为松散，少用典故。第五，从整体风格来看，属于典范的文言文作品，如秦汉散文与唐宋八大家之类后世古文家的作品，前者是文言文的源头，后者则大体承袭了前者的整体风格。需要强调的是，符合以上标准的著作或文章，无论其语言形式如何浅近，终究属于文言的系统，不应也不能划入古白话的范畴。

　　古白话内部的发展过程又有不同，它起源于口语对书面语的潜入。大约在东汉时期，汉语中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语的语料，如部分文人著作以及汉乐府等民间诗歌中的零星语料；再加上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为了便于向受众说法，汉译佛经往往也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此期中土文献中的口语化语料与汉译佛经中的某些浅近形式均对当时及后世的语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加上佛教的强势介入，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汉语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口语化的程度也有所加强。这一时期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在大量采用先秦两汉习见的词汇与语法结构的同时，也注意用上一些口语词语与口语词义，在语法结构上也出现了某些口语形式。但是，这种书面语言的基础仍然是文言文，口语化的程度并不很高。此后，口语化成分进入书面语言的现象继续发展，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至晚唐五代时这种口语材料开始成为某种语言形式的基础，例如禅宗语录与敦煌俗文学作品，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注：据苏联汉学家谢·叶·雅洪托夫的研究，这些文言成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影响，“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2](p.61)那么这种形式的语言就是比较成熟的古白话了。即便我们暂不考虑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变文中存在着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因素，而将晚唐五代的口语仍划入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那么稍晚一些的基本上以古白话面貌出现的宋人话本，无疑可以标志着古白话这一语言形式的成熟。[3](p.5)[4](p.5)

　　文言的特点与古白话的发展已如前述，那么从总体面貌上看，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最主要的不同正在于对口语成分的吸收。文言虽说在沿袭使用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口语的沾染，事实上“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样也得留下他的痕迹”，[3](p.4)但它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书面语言，受口语的影响与渗透较少。古白话则大不相同，它尽可能地吸收口语，包括大量的口语词汇与口语语法，以致最终形成与文言迥异的面貌。对于文言与古白话，尽管凭语感就能作出大致的区分，实际上学者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把它作为一种辨认的方法，（注：吕叔湘先生说过：“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心知其意，因为任便拿出一段文字来，我们能直觉地判断这是文言，或这是白话，或这是文白夹杂，这几句是文言，那几句是白话。”雅洪托夫也说：“大约从十三到十四世纪之际开始，区别用文言和白话写成的作品一般来说并不费力。”）[5](p.58)[2](p.56)但汉语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利用汉语史研究成果来区分文言与古白话的条件。我们认为，既然宋人话本标志着古白话的成熟，那么宋人话本之后的语言形式，若汉魏以后新生的口语成分包括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等，（注：这种新生的词汇现象包括新生的词语与固有词语中新生的义项，新生的语法现象则包括新生的语法形式与固有语法形式中新生的用法。）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这种语言形式即为古白话；而大体固守着先秦两汉词汇语法规律者，即为文言。这或许能为我们区分文言与古白话，在语感之外增添一个更有根据的客观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原则，对于典型的文言或典型的古白话较易区分，而对于一些复杂的语言形式则只能再作具体分析。《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就是一个需作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

　　最早涉及《三国演义》语言面貌的是明人蒋大器，他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序》中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作了描写性的概括，并获得广泛的认同。20世纪“文革”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与工具书大多采用这一说法。（注：游国恩等所著《中国文学史》称：“《演义》吸收了传记文学的语言成就，并加以适当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具有简洁、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又，《辞海》（试行本）《文学·语言文字》分册称：《三国演义》“文字又通俗浅显，故极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10月新1版。）[6](p.872)而较早提出“文言说”的是清季民初的冥飞，他认为：“《三国志》（笔者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同时，他还将《三国演义》列为“文言长篇”小说。[7](p.510)“文革”后，《辞海》（1979年版）首先采用“浅近文言说”，1989年版、1999年版因之而末改。此外，多种文学史著作也采用“浅近文言说”或径用“文言说”，只是它们却又将《三国演义》视为古代白话小说。

　　其实，《三国演义》的语言既不是典型的文言或浅近文言，也不是典型的古白话。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种自然语言，更谈不上是一种纯质的自然语言。它搀杂着古白话、文言包括浅近文言等多种成分，是混合着历代语言成分的文字载体，因而决不是一种“共时语料”。为了便于对《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进行研究，我们从构成上将它分为三类：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与引用语料。

　　叙事性语言在《三国演义》中篇幅最大，约占全书70余万字的半数稍强。从总体面貌来看，这一部分当以古白话为基础语言，蒋大器所谓“文不甚深”正是对叙事性语言的概括。下面先酌引几段文字观其概貌。例如：

　　(1)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馀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第五回）

　　(2)却说曹豹见张飞只十数人护从，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赶来。飞见豹，大怒，拍马来迎。战了三合，曹豹败走，飞赶到河边，一枪正刺中曹豹后心，连人带马，死于河中。（第十四回）

　　(3)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黄昏时分，望见新野火起；至四更，忽听得下流头人喊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第四十回）

　　(4)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顾引人抢夺掳掠。不想撞着赵云，被他一枪刺死，夺了那口剑，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宝剑也。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只顾往来寻觅；但逢百姓，便问糜夫人消息。（第四十一回）

　　(5)却说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震地。左边是韩当、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是周泰、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队船只都到。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着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第五十回）

　　(6)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引一军来，正与庞德相遇，两军混战。孙权在濡须坞中，听得曹兵杀到江边，亲自与周泰引军前来助战。正见徐盛在李典军中搅做一团厮杀，便麾军杀入接应。却被张辽、徐晃两枝军，把孙权围在垓心。曹操上高阜处看见孙权被围，急令许褚纵马持刀杀入军中，把孙权军冲作两段，彼此不能相救。（第六十八回）

　　(7)只见那员将，尚在前面追杀羌兵。兴自思此人救我性命，当与相见，遂拍马赶来。看看至近，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第九十四回）

　　(8)急回马时，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中间只有一段空地，两边皆是峭壁，郃进退无路。忽一声梆子响，两下万弩齐发，将张郃并百馀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第一百一回）

　　以上我们选择了8段叙事性文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未刻意挑选，只是在翻阅全书的过程中，选用了能大体反映《三国演义》叙事性语言基本面貌的文段。对于这些材料，从词语运用的角度看，已经出现了“抖擞精神”、“连斗”、“不分胜负”、“丁字儿”、“厮杀”、“战不倒”、“刺斜里”、“围住”、“转灯儿般”、“却说”、“赶来”、“拍马”、“赶到”、“河边”、“刺中”、“后心”、“连人带马”、“布袋”、“遏住”、“时分”、“火起”、“听得”、“人喊马嘶”、“掣起”、“冲去”、“隐瞒”义的“背着”、“抢夺”、“不想”、“撞着”、“刺死”、“察看”义的“看”、“插剑提枪”、“杀入”、“重围”、“手下”、“无”义的“没”、“剩得”、“半点”、“退心”、“寻觅”、“音信”义的“消息”、“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震地”、“左边”、“四边”、“杀来”、“右边”、“东边”、“鏖兵”、“着枪”、“不计其数”、“混战”、“搅做一团”、“接应”、“围在”、“看见”、“纵马持刀”、“冲作两段”、“前面”、“追杀”、“眼看着”义的“看看”、“隐约”义的“隐隐”、“重枣”、“卧蚕”、“抓起”义的“绰”、“认得”、“父亲”、“回马”、“背后”、“塞满”、“归路”、“两边”、“峭壁”、“进退无路”、“梆子响”、“两边”义的“两下”、“射死”等用法，这些在正统文言中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这些语料的古白话面貌。从语法的角度看，词法方面有时态助词“了”“着”、表示约数的“百十”、动量词“合”、名词后缀“儿”“头”、表示类同的副词“也”、近指代词“这”、名量词“个”“点”“枝”“段”与“员”、表示样状的助词“般”、表示仅独的副词“只”、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齐同的副词“一齐”、表示向对的介词“望”、远指代词“那”、表示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由量词后缀“只”构成的名词“船只”、表示总括的副词“都”、表示转折语气的副词“却”、表示“明明”义的副词“分明”、表示和同的连词“并”等等；句法方面有表示动量的数量词组作补语的述补式、“把”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状语、“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状语与补语、“是”字式判断句以及“是”字前带有状语或由句子充任判断宾语的“是”字式判断句、“被”字式被动句与“把”字式处置式结合使用的复杂句式、“把”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补充成分、“被”字式被动句以及“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宾语、“将”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补语等等。这些也都是正统文言中不易见到的语言现象。

　　下面再以第九回的叙事性语言为样本作一调查。词语运用方面已经出现“却说”、“撞倒”、“当下”、“扶起”、“书院”、“奔走”、“召唤”义的“唤”、“壁间”、“急忙”义的“慌”、“拥抱”、“掩面”、“收泪”、“次日”、“稠人”、“眼望”、“车中”、“虚掩其面”、“痛哭”、“去远”、“土冈”、“车尘”、“痛恨”、“背后”、“仰面”、“跌足”、“半晌”、“牵拉”义的“挽”、“密室”、“款待”、“细述”、“怒气冲天”、“拍案大叫”、“奋然”、“刺臂出血”、“慨诺”、“商议”、“折箭为誓”、“前到”、“心腹”、“排驾”、“临行”、“假作欢喜”、“前遮后拥”、“行不到十里”、“咆哮嘶喊”、“掣断”、“辔头”、“狂风骤雨”、“昏雾蔽天”、“迎接”、“抱病在家”、“歇宿”、“郊外”、“悲切”、“摆列”、“两头”、“驱去”、“进朝”、“军兵”、“挡在门外”、“转出”、“车后”、“厉声”、“割头”、“发喊”、“绑缚”、“尸首”、“肥胖”、“看守”义的“看”、“满地”、“连夜”、“释放”、“不分老幼”、“斩首”、“不计其数”、“回报”、“称庆”、“无言而退”、“固自不是”、“且说”、“分作四路”、“丈人”、“合兵”、“陆续进发”、“听知”、“当先”、“抵敌”、“败阵”、“不想”、“劫寨”、“乱窜”、“折军大半”、“对敌”、“敌得”、“应允”、“收拾”、“杀死”、“问起”、“情由”、“出首”、“前进”、“迎着”、“列阵”、“抵当”、“退走”、“搦战”、“冲杀”、“阵后”、“杀来”、“杀到”、“收军”、“恼怒”、“危急”、“恋战”、“馀党”、“偷开城门”、“拥入”、“左冲右突”、“拦挡不住”、“家小”、“飞奔”、“围绕”、“内庭”、“倚楼”、“差遣人”义的“差人”、“杀害”、“寻思”、“杀入”、“下文”、“解说”义的“分解”等通俗说法；语法中的词法方面主要有远指代词“那”、结构助词“的”“得”、动量词“遍”“阵”、反身称代词“自己”、指示代词“就里”、表示向对的介词“望”、表示仅独的副词“只”、表示和同的连词“同”、时态助词“了”“着”与“却”、表示直陈的语气词“了”、表示领悟原先所不知的副词“原来”、名量词“路”、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不定的数量词组“几日”、表示“许多”义的数词“好些”、表示关联的副词“一面”等等；句法方面主要有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是”字式判断句、用“将”字与“把”字的处置式以及这两种句式与补语式的结合、“被”字式被动句、表示动量的数量词组作补语的述补式、用复合趋向补语或宾语间于复合趋向补语之中的述补式、“得”字后由主谓谓语句充任补语的述补式等等。这些现象也是正统文言中很难见到的。

　　我们若将目光再扩大一些，当然还可以发现更多在文言中似不可能出现的语言现象。例如疑问代词“怎”与“甚”，在《三国演义》全书中就有“怎”（十一回）、“怎的”（五十四回）、“怎地”（六回）、“怎生”（二十七回）、“怎么”（十六回）与“甚”（二回）、“甚的”（四十三回）、“甚么”（五十四回）等表达形式；词尾“的”、“地”，除上引“怎的”、“怎地”、“甚的”外，又有“兀的”（二十八回）、“端的”（五回）、“恁的”（六十五回）、“忽地”（二十五回）、“潜地”（六十六回）等多种结合形式。此外，名词后缀“儿”在全书中频繁出现，用例不胜枚举。

　　对话性语言在《三国演义》中的篇幅也很大，据粗略估计，约占全书总篇幅的将近二分之一。从总体面貌来看，这一部分也当以古白话为基础语言。蒋大器所谓“言不甚俗”，是指相对于“文不甚深”的叙事性语言，对话性语言要稍显文雅一些。我们仍然先引几段较能反映全书对话性语言概貌的文字，然后再作分析。例如：

　　(9)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死活！”关公曰：“你原来不知！——我也难说。现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贤弟请自问。”（第二十八回）

　　(10)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谋。——汝不合拆断桥梁，彼必追至矣。”飞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数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今拆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彼有百万之众，虽涉江汉，可填而过，岂惧一桥之断耶？”（第四十二回）

　　(11)忽见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统曰：“你好大胆！黄盖用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你又来献连环计：只恐烧不尽绝！你们把出这等毒手来，只好瞒曹操，也须瞒我不得！”諕得庞统魂飞魄散。（第四十七回）

　　(12)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操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云长曰：“军师好心多！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他了。今日撞见，岂肯放过！”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云长曰：“愿依军法！”（第四十九回）

　　(13)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第五十八回）

　　(14)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谓张飞曰：“马超英勇，不可轻敌，且退上关。来日再战，”张飞杀得性起，那里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战矣。”飞曰：“多点火把，安排夜战！”马超亦换了马，再出阵前，大叫曰：“张飞！敢夜战么？”张飞性起，问玄德换了坐下马，抢出阵来，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关！”超曰：“我胜你不得，誓不回寨！”（第六十五回）

　　(15)参拜毕，瑾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但说。何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为不还荆州乎？因弟之故，执下兄长老小，弟心何安？兄休忧虑，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见玄德，呈上孙权书。玄德看了，怒曰：“孙权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将妹子潜地取去，情理难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杀下江南，报我之恨，却还想来索荆州乎！”（第六十六回）

　　(16)玄德曰：“吾弟自来饮酒失事，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孔明笑曰：“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还不知其为人耶？翼德自来刚强，然前于收川之时，义释严颜，此非勇夫所为也。今与张ｈé＠②相拒五十馀日，酒醉之后，便坐山前辱骂，傍若无人：此非贪杯，乃败张邰之计耳。”玄德曰：“虽然如此，未可托大。可使魏延助之。”（第七十回）

　　(17)孔明就令张著为副将同去。云谓忠曰：“今操引二十万众，分屯十营，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粮，非小可之事。将军当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云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如何争先？”云曰：“我与你都一股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我二人拈阄，拈着的先去。”忠依允。当时黄忠拈着先去。（第七十一回）

　　(18)却说高翔回见孔明，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抢去。——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诸将问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那时我又有计策。”（第一百二回）

　　以上10段文字均以记言为主，大体反映了《三国演义》对话性语言中的古白话因素。例如词语运用方面有“贤弟”、“结义”、“兄长”、“赚”、“并个死活”、“难说”、“放着”、“嫂嫂”、“自己去问”义的“自问”、“吾弟”、“计较”、“拆断”、“喝叫”义的“喝”、“倒退”、“埋伏”、“无军而怯”、“追赶”、“好大胆”、“苦肉计”、“诈降书”、“尽绝”、“把出”、“毒手”、“瞒”、“好心多”、“当日”、“撞见”、“放过”、“穿红袍”、“誓死”、“天晚”、“点火把”、“安排”、“夜战”、“捉拿”义的“捉”、“回寨”、“一家老小”、“完蛋”义的“休”、“归还”义的“还”、“取去”、“情理难容”、“还想”、“失事”、“送酒与他”、“酒醉”、“山前”、“辱骂”、“贪杯”、“托大”、“分屯十营”、“小可”、“看我先去”、“等我先去”、“同样”义的“一般”“一样”、“出力”、“拈阄”、“希望”义的“要”、“抢去”、“资助”、“制造”等通俗说法，这些在正统文言中是甚为少见的，倒是古白话作品中的常见现象。再看语法方面的新生现象，词法方面有时态助词“了”“着”与“过”、第二人称代词“你”、名量词“个”“位”、表示领悟原先所不知的副词“原来”、表示类同的副词“也”、表示应当的助动词“合”、第三人称代词“他”、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好”、表示仅独的副词“只”、表示复数的第二人称代词“你们”、近指代词“这”、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好”、表示认定语气的副词“须”、表示结果的连词“因此”、第一人称代词“某”、表示直陈的语气词“了”、具有指代作用的“的”字结构、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么”、表示测度的副词“莫非”、表示禁上的副词“休”、表示允诺的语气词“便了”、表示转折语气的副词“却”、由词尾“地”构成的副词“潜地”、表示将然的副词“正要”、表示持续的副词“还”、表示历来的副词“自来”、表示不定多数的数词“许多”、表示反问语气的副词“还”、表示让步的连词“虽然”、表示意愿的助动词“要”、远指代词“那”等等；句法方面有“被”字式被动句被动动词带有状语、用复合趋向补语的述补式、隔宾补动式的述补式、“是”宇式判断句以及“是”字前带有状语并由动词性词组充任判断宾语的“是”字式判断句、“将”字式处置式谓语动词带有状语与补语等等。这些表述方式在正统文言中也确实不易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