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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备托孤百帝城后，蜀汉进入相府掌权时代。诸葛亮在为相期间，治理蜀国有着巨大成效。其后继者诸如蒋琬、费祎、董允等遵循诸葛亮成规，维护了蜀国的安全和国内的团结。但在此之后，蜀国由于最高领导层人事的变动，宦官参与朝政，使其内政走向腐败，并最终导致亡国。本文通过对蜀汉后期史实的论述，说明了一个国家拥有好的领导层的重要性。 关键词：蜀汉 内政 后主 四相 宦官 诸葛亮掌权时期 公元223年，后主“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诸葛亮作为蜀汉第一代领导成员，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具有军政经验、治理能力和献身精神。其中，尤以其内政能力最为显著。陈寿亦称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2）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3）他主政后，总揽内外，对蜀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治理。 首先，笼络益州土著豪强大族，缓和主客矛盾。初，刘璋为益州牧时，未能调和同益州豪强大族的矛盾。后先主入蜀，对此方面问题虽作有改进，却不完善。诸葛亮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要使蜀汉政权稳固，重用地方豪强，对土著大族给予支持和开放的政策十分重要。为此，其大力擢用益州人士。初，张裔被送于孙权，后归蜀。“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亮出驻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4）又于建中元年，赐杨洪“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为越骑校尉，领郡如故。”（5）马忠初“除汉昌长……建兴元年……以忠为门下督……拜忠牂牁太守……后召为丞相参军……又领州治中从事”。（6）如此诸如张翼、张嶷、李恢等无数。雷近芳教授在其《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一文中提出：“除刘备父子外，蜀汉统治集团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关张等北方故旧人士22人，占11.64%；诸葛亮等荆襄人士66人，占34.6%；李严、黄权等巴蜀集团人士92人，占48.1%；马超、姜维等甘陇人士9人，占4.7%。”（7）从此文统计可知，蜀汉政权近半数职位属巴蜀人士。而巴蜀大族得到进身之途，都乐意拥护诸葛亮，同其他四方面人士共同治理蜀国政权。 其次，坚持以外来人士掌握领导权。巴蜀人士虽占蜀汉统治集团近半数职务。但诸葛亮深知，蜀汉政权对于巴蜀人士而言，毕竟是外来政权。巴蜀人士自己更关心减轻战争负担，如何过上好生活。在困难时刻，仍有一部分人投靠他国。如“郡丞朱褒反”。（8）“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9）为了杜绝这一举向，确保蜀汉政权，诸葛亮严格防止蜀汉人士掌握最高领导权。我们可以从诸葛亮用李严这一事上可以看出。李严早期从刘璋，“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10）后刘备入蜀，“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11）李严本以才干著名，同诸葛亮一起受先主托孤之重。然诸葛亮深知李严代表益州大族利益，不能予以重权。故“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2）不使其参与中枢决策。杜琼虽被“拜为谏议大夫，迁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13）然其“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14）诸葛亮通过这一系列手段，使得刘备故交牢牢抓住了蜀汉的领导权，也避免了同巴蜀人士发生矛盾，有损蜀国国力。 再次，蜀汉本是小国，其经济在战争频繁下，仍保持一定的发展，（15）这与诸葛亮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关系。他为了度过“民贫国虚”（16）难关并支持战争，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在汉中黄沙、谷口、沔阳、赤崖、武都兰坑、阴平沓中及渭水之滨展开军屯，生产粮食。同时重视水利灌溉工程。北伐时，对都江堰“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17）农业上，实行先“存恤”，后役使的政策。使蜀国出现“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18）的兴旺景象。蜀以织锦独步三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19）其价格昂贵，能换取大量黄金，用以支持前线作战。诸葛亮鉴于“决敌之资，唯有锦耳”，（20）大力提倡织锦。经济政策的出台，使得经济发展迅速，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21） 第四，厉行法制，限制土著豪强大族横行。初，刘璋懦弱无能，对益州土著豪强大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助长了益州豪强的骄横专权和政权的衰弱。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针对这一积弊，以法治国。“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22）“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北肃然。”（23）张裔称其：“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24）更难能可贵的之处在于，诸葛亮自身勤政廉洁，推行德化。“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25）其后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养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斯所言。”（26）他虚心纳谏，设立参署，集思广益，提倡僚属“勤功吾之阙。”（27）街亭战败，“请贬三等，以督阙咎”。（28）蜀汉在其治理下，政治清明，阶级矛盾缓和，赢得人民拥护。 蒋琬、费祎掌权时期 应该说，诸葛亮为相时，对蜀国的政治及经济政策作出巨大贡献。其死后留下的蜀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治与经济的实力。其后继者蒋琬、费祎等人肩负了振兴蜀汉的重任。他们在诸葛亮死后，对其在世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并没有作过多的调整，而是保留其原有性，使之正常、良好的向前发展。而同时，因为蒋、费等人高尚的个人品德，使蜀汉内政依然充满活力。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29）诸葛亮向先主称其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30）蒋琬至以州书佐的身份跟随刘备进入蜀地，先后任广都县令、什邡县令、尚书郎、东曹掾、参军、长史、抚军将军。（31）“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32）故“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33）蒋琬在诸葛亮为政之时，是以长史加抚军将军在内任职的。长史，总理府事。主持丞相府留守事务，参与内部后勤工作。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袆、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34）后“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35）成为执掌蜀国政权大事第一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安阳亭侯。 蒋琬为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首先，他重用了武将王平。“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36）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拜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汉中。”（37）后“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38）蒋琬把朝中的大权就交给了费祎，而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蒋琬为关心态平和，顾全大局。史载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39）当时诸葛亮新亡，国家失去统帅，后主年幼，群臣都很恐惧。既顾虑内政不谐，又担心外敌入侵。蒋琬作为诸葛亮后继者，权衡左右，避免了蜀国内部因诸葛亮去世而引起的政治变故。正因其如此，“由是众望渐服。”（40）蒋琬为人谦虚、诚实，对待臣下宽容而有雅量。初，为东曹掾的杨戏性格傲慢粗略，蒋琬与他谈话，他常常不答话。为此，有人于其面前说杨戏的坏话，蒋琬为此答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诚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41）又有督农杨敏曾经诽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42）为此，蒋琬本该追究惩治杨敏，但蒋琬却言：“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苛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43）便是在其后杨敏因犯罪而被拘于牢狱中，众人以为其必死之际，“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44）蒋琬当时已被加任为大司马，兼掌政务及军事重权的大臣，在面对臣僚中对自己有意见者，他并没有以私心处之，而是仔细揣测对方的言语，用以自勉。尽管二杨之语有不尽实处，他也不予追究，为何也？盖因天下未定，不敢以私心而废公事也。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蒋琬以大量而纳下属，使众人齐心协力，实为蜀汉社稷之幸也。 费祎，字文伟。在刘备立太子后，与董允同任舍人，又升为庶子。后刘禅即位，任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亮特命祎同载……后亮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45）可见诸葛亮对其之重用。史载“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46）称其“天下淑德，当股肱蜀朝……”（47）后任侍中、参军、中护军、司马、后军师、尚书令。蒋琬殁后，他任大将军、录尚书事。（48）费祎冷静能干，来敏称其“君信可人”。（49）董允又叹其曰：“人才力相县若此不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50）而祎亦仿孔明简朴之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51） 初，蒋琬为相时，在奉行对外政策上，处于攻势战略与守势战略之间。他在总结诸葛亮北伐成败之缘由而得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52）并且以“羌胡乃心思如渴，又昔偏军如羌，郭淮破走”（53）之往事，与费祎等人商议，“以凉州胡塞入要，进退有资。”（54）进军关陇地区。但由于在246年去世，这一行动未能付诸实践。其虽欲攻，实为守。而后费祎对外明确奉行防御战略。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55）他还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原字有一单人旁）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56）费祎如此作为，是其深知治理小国，应该以安静为本。如同陈寿与其传末所言：“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57）裴松之评其二人曰： “臣松之以为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58）陈寿也评其曰：“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威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59）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滥杀无辜。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董允“以侍中、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60）能够提出和采纳意见。处事事先制定防备措施，尽到了匡正救危的责任。史载：“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61）宦官黄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使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62）董允坚守正道，对士人谦恭，故陈寿评其曰：“董允匡主，义形于色，蜀臣之良矣。”（63）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为‘四相’，号‘四英’。”（64） 我观此四人为相：诸葛亮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接受了刘备的托付，肩负了振兴蜀汉，兴复汉室的重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往今来贤相中的典范。他在作为蜀国丞相的时候，实施的一切政策与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对蜀汉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人以其连年出师北伐而不济对其不予赞同，我认为不可。想诸葛亮以区区一州之力而讨伐数大之中原，以蜀地90万人口而出师10万兵，仍能使国家安定、内政和谐。这难道不是诸葛亮过人之处吗？他确实是管仲、萧何一般的人物啊！虽然管仲、萧何都辅佐了齐桓公与刘邦成就了大业，但“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65）况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以数量较多之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之兵取攻势，胜败之数，又岂能料之？故不得以此为诸葛亮之病也。其后继者蒋琬、费祎、董允等，能够保持诸葛亮生前蜀国的基本大政方针、人事分配不变，很好地继承了诸葛亮忠于汉室的遗志。上能匡正后主，下能督促百官，使得蜀汉依然保持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他们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以攻代守，北伐中原，不是他们没有竭尽所能，报效国家，而是他们明白自己的能力不如诸葛亮，诸葛亮尚且不能北伐成功，况自己乎？且治理小国当以安静为本，何必穷兵黩武？愚以为，蜀国之所以在这几十年里仍然保持着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此四相的治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国家有着好的领导层，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必然使整个国家内呈兴欣繁荣之态，外无敌国入侵之忧。而此领导者无论个人品德、行政能力都应该是国家首屈一指的人物。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四相，并没有像秦之赵高那样为乱朝堂，也没有同王莽一般篡逆权政，他们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鞠躬尽瘁。这些，都是蜀汉的幸事！ 晚期内政的混乱 在蒋琬、费祎死后，蜀国政权开始走上混乱。吕义虽“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66）这时朝中已没有了董允在时的坚守正道之风，而“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67）“吕义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南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68）“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东都尉，操弄威柄。”（69）虽然董厥、樊建主官政事，然“宦人黄皓窃弄权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70）姜维在外，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71）魏将钟会，在关中整治兵马，想图谋进取成都，姜维上表给后主欲令防备，“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72）国家的领导者已经从当初的贤相当政成了宦官弄权，国家又何尝不亡？蜀国虽然订立了亲贤臣、远小人的措施，但后主昏庸，姜维领兵在外，而不能参与内政，所谓的亲贤臣、远小人的措施并不能很好的实施。故朝堂之上，专权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陈寿评后主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73）今人读《三国志》，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后主也。遥想昔日，昭烈创蜀，何其艰险？武侯治蜀，何其功业？而后主承其父业却不知善治，重用奸佞之人。正如古书所云：“素丝无常，魏所染之”。这难道不是因为国家领导层认识变动所造成的后果吗？故后吴国五官中郎将薛诩（原字为双人旁）在蜀亡之前出使后说：“蜀国君主昏暗，不知道过错，臣下只求无罪容身。到其朝廷，听不到正直言论；经过田野，百姓面带菜色。我听说燕雀在堂前筑巢，母子相互嬉乐，自以为十分安全，突然栋梁断裂，房屋着火，而燕雀怡然自乐，不知覆巢之祸就在眼前，这大概是蜀国当前的处境吧。” 结语 呜呼！蜀汉因为有好的领导层而获得兴盛，因为宦官专权，而使得国力迅速衰败，并最终走向灭亡。以史为镜，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拥有好的领导层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仕官的选拔上，必须要严谨、得当。蜀汉之亡，虽然国力不济是其根本，但从领导层的变迁上来看，不正是应了诸葛亮《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顷颓也”（74）的历史教训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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