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吴政权中的南北士人

　　【作者小识】这是11年前的一篇旧作。读博士未久，家师田余庆先生要求我一学期交两篇作业，这是其中的一篇。当时田先生的《孙吴的建国道路》一文发表未久，这篇文章纯属狗尾续貂之作。但田余庆先生与祝总斌先生并没有因为文章论述肤浅、粗疏，就弃之不顾，而是耐心审阅、批改，并与作者进行讨论。这篇文章以后有所修改，但此次发表在网上，仍是文章的初稿，甚至原文中的错别字也未加改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两位先生的批语做到“有的放矢”，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位先生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亦可以体会其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这也是十余年来作者仍在学术领域艰难跋涉的重要动力。

　　孙权称帝，标志着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的最后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南方士人逐渐取代了北方士人，成为孙吴政权的当政处轴者[1]。但是，淮北士人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依然存在，而且在政权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南北士人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势必导致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发生矛盾，乃至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分岐对立。孙权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时，其态度基本倾向于北士，与北士结成联盟，压抑、打击南方士人。此种情况在孙权执政的嘉禾、赤乌年间（232——250年）表现最为明显。本文对这段时间内南北士人之间的斗争及孙权处理这些政治问题的态度试加分析，以概见孙吴政治发展史之一斑。

一

　　《资治通览》卷74明帝景初二年（238年）云：

　　初，吴主为讨虏将军，在吴，娶吴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贱，吴主令徐氏母养之。徐氏妒，故无宠，及吴主西徙，徐氏留处吴；而临淮步夫人宠冠后庭，吴主欲立为皇后，而群臣议在徐氏，吴主依违者十余年。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徐氏竟废，卒于吴。

《三国志》卷50《吴书》徐、步二夫人传对吴主孙权立后事均有记载。《通鉴》为详，且稍不同，下面结合二传及《通鉴》对孙权立后事加以分析。
　　立何人为皇后，牵涉到多方利益，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势力的消长，因此，在中国古代和立太子一样，是一件十分敏感的大事。成年皇帝即位无后达十余年之久的，孙权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孙权意欲立步夫人为后，遭到“议在徐氏”群臣的极力抵制。这些人势力足够强大，致使孙权身为君主，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按自己意愿行事。“议在徐氏”的群臣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明确记载，但太子孙登却是其中之一。《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传云：

　　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

孙登所云“在吴”之母即孙权“废处于吴”的徐夫人。孙登甚至不惜以牺牲太子之位要挟孙权立徐氏为后，不否认其中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他本由徐氏抚养成人。但是，更应看到，除此而外，孙登身后还有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在支持他。
　　孙登本人“足为茂美之德”，临终上疏请求孙权“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2]而南士领袖陆逊一贯强调“施德缓刑”，《吴志》卷58载陆逊上疏云：

　　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陆逊又曾驳南阳谢景“先刑后礼”之论，反对谢渊、谢厷等人“兴利扰民”之举[3]。《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对孙权“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加以赞扬。可见，反对苛烦之政，注重德治是陆逊施政的指导思想。陆逊族子陆凯给孙皓上疏，请求他“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4]，其言辞与陆逊如出一辙。陆逊之弟陆瑁对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的苛刻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应该效法先圣，“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5]。不难看出，陆瑁亦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为其思想的中心点。南士另一领袖人物顾雍言行亦以德为先[6]。可以说，“以德治国”是南方士人的基本态度。孙登临终所言与南士思想若合符节，如出一辙。而陆逊曾有辅佐孙登镇武昌的经历，以后孙登至建康探望孙权，孙权对旧都武昌放心不下，令其西还，孙登力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似乎二人关系十分融洽[7]。孙登提议立徐夫人为后，颇有可能代表了南方士人的意见，而公开谏阻孙权立步夫人为后的群臣大概也以南方人居多。
　　《吴书》卷50《徐夫人传》云：“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南方士人请立徐夫人为后，非止一次，均为孙权所拒绝，但他们态度十分坚决，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反对立步夫人为后。在立徐夫人为后这件事上南士之所以如此执著，与徐夫人的家世背景及徐夫人本身经历有关。
　　徐夫人为吴郡富春人，父祖与孙氏关系颇为密切。孙坚把妹妹嫁与徐夫人的祖父徐真，而其父徐琨曾随孙策讨平笮融，刘繇，后仕丹阳郡。但徐琨毕竟是南方人，而且所领士兵较多，孙策对其产生疑虑在情理之中，所以，当徐琨率兵在丹阳与袁术手下作战时，孙策便以吴景取代了徐琨，徐琨只身返回吴郡[8]。孙策对徐琨的态度反映了徐氏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徐夫人本人初适同郡陆尚，陆尚事迹未见于史籍，应是陆逊同族。徐夫人得与吴郡四姓之一联姻，其家族地位不会很低，南方士人支持徐氏在情理之中。
　　孙权纳徐夫人为妃的时间不能确定。《徐夫人传》云：“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似乎纳妃目的在于抚养孙登。孙登生于建安十四年（209年）[9]，徐夫人入宫应在此时。但推敲《通鉴》上引文，徐夫人入宫应在曹操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即建安五年或稍后，孙登出生，孙权又令徐夫人“母养之”。建安五年，正是孙权初承父兄基业之时，《吴书》卷47《孙权传》云：“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形势至为艰难危险，正在形成中的孙吴政权能否在江东立足尚是一个未知数。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鼎立之势初现，孙权急需得到南方士人的支持，以开境拓土，巩固孙吴政权在江东的地位。在这两个特殊的时期，纳徐氏为妃，等于架起一座与南方士人沟通的桥梁，把“布在州郡” （田余庆先生批语：原文意思，天下英豪主要指北方士人，布在南方诸州郡。此处使用不妥。）的南方士人聚集在孙氏周围，共同开创、发展处于困境中的孙吴政权。
　　在此之前，由孙权之母吴夫人主持，孙权纳会稽谢夫人为妃。众所周知，谢氏为会稽大族之一，纳谢夫人为妃，意在结好会稽士人，这是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10]的显例之一。但孙权未能很好地贯彻吴夫人的初衷。谢夫人因违逆孙权之意而失宠，后郁郁而终[11]。如果孙权纳徐夫人确在建安五年（田先生：似未有凿证），其时吴夫人尚未去世，此次联姻也颇有可能出于吴夫人的授意，其欲结好吴郡士人的目的就更加明显。否则，以孙权的身份和地位，实在没有纳他人遗孀为妃的必要。
　　孙权为结好南士纳徐夫人为妃，反映了徐氏地位的重要，而这又是南士坚持请立徐氏为后的重要原因。
　　《资治通鉴》上引文云“会步氏卒，群臣奏追赠皇后印授”。按上下文义理解，这些大臣似乎就是“议在徐氏”的群臣（田先生：前面说“议在徐氏”之臣为南士，这里另是一个说法）。按《通鉴》所载，其时徐夫人尚在，南士绝不会态度转变如此之快，舍弃徐夫人而更请追赠步夫人皇后印绶。“奏追赠步夫人皇后印绶”的群臣另有其人，代表了另一种政治势力（按字体辩认，这里的批语似是祝总斌先生所写：前面“议在徐氏”，为何无此势力？）。《吴书》卷50《步夫人传》云：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指，请追正名号，乃赠印绶。

步夫人的亲戚主要是步骘家族，而步骘是淮泗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我怀疑“缘权指”的臣下主要是步骘及其子嗣，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北方士人。《艺文类聚》卷51载胡综上疏，有“陛下践阼以来，十有二载，皇后无号，公主无邑，臣下叹意，远近失望”之语。按孙权践阼在229年，下推十二年，即240年。《步夫人传》及《通鉴》均把追赠皇后事系于步夫人薨年即238年，与胡综所云不合，或者《步夫人传》及《通鉴》采用“史终言之”的笔法，综合叙述步夫人的事迹。胡综曾建议孙权严刑峻法，“示以大辟”，然后犯者乃绝[12]，这与陆逊等人“重德轻刑”的施政方针显然旨趣大异，他当然不会和南士共同支持徐夫人。胡综表中未明言请追赠步夫人为后，但他上表之时，步夫人已薨，与《步夫人传》上引文所载颇为相合，他应该是缘孙权旨意的大臣之一。胡综为汝南固始人，少时随母避难江东，这岂非证明支持孙权的群臣是北方士人吗？支持孙权的北方士人为数可能不少。否则，以孙权及步夫人亲戚等少数人的力量很难顶住来自南方士人的强大压力，而拒绝立徐夫人为后。
　　孙权几次欲立步夫人为后，未能成功，但也坚决拒绝了南方士人请立徐夫人为后的建议，致使皇后之位悬搁十余年之久，这已经超出了孙权个人的感情范围，而是南北士人的不同政治态度所造成的结果。缺后时间如此之久，反映了南北士人的势均力敌以及孙权的矛盾心态。但从另一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孙权对南士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味迎合、拉拢了。
　　与立后事件同时发生或稍后的吕壹校事案有助于我们理解孙权对南士的态度。吕壹任典校郎时，劾奏大臣，牵涉面很广，对孙吴政治影响很大。《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简略记载了吕壹案的经过：

　　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吕壹行事，用法深刻，“举罪纠奸，纤介必闻，”[13]与南士一贯主张的“施德缓刑”、“忘过记功”宗旨大相径庭，所以除太子孙登外，反对吕壹检校文书的多是南方士人。[14]在这个问题上，也再次反映了孙登与南士的进退一致。但是，孙权对孙登诸人的进谏劝阻置之不理，因为吕壹“举罪纠奸”，正是授（田先生：“受”？）意于孙权。《资治通鉴》卷74明帝景初二年云：“吴主使中书郎吕壹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按《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步骘上书言陆逊、顾雍、潘濬之忠（田先生：上文言步夫人代表江北势力，此处又说步骘进言南士忠诚，是否有难通之处？），反对用吕壹检校文书，最后云：“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通鉴》胡三省注释“天”为“君”，说明顾、陆、潘诸人引起孙权的怀疑，因而令吕壹检校文书，主要目标则针对南士。以后，吕壹所举奏的多是南方士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云：“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同书卷57《吴书·朱据传》，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据亦被吕壹所诬，孙权数加责问。估计陆逊也不会幸免。但是，吕壹行事影响十分恶劣，搞得吴国上下寒心，以致太常潘濬“欲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15]。在这种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孙权不得不将吕壹诛夷。
　　暨艳检覆（田先生：“？”）郎署，触动了吴郡四姓利益，孙权主动而又坚定果断地处置了暨艳一案，甚至牵涉其中的吴郡四姓之一张温也不能幸免，废锢于家，反映了孙权为取得南士支持，坚决维护南士利益的决心[16]；而吕壹检校官府文书，则系秉承孙权旨意 ，且主要针对南方士人，虽然孙权此后引咎自责，但很难说有多少诚意。吕壹案的发生与暨艳案相反，反映了孙权对吴四姓的压抑和打击。
　　立后之争体现了南北政治势力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还处于隐伏阶段，并不明显。在二宫之争过程中，南北士人矛盾终于公开，孙权对南北方士人的态度也由游移不定转为倾向于北方士人。（田余庆先生：江东化指权力在地域集团转移而言，是和平渐进过程，而且不是绝对地用此弃彼。直到吴末，淮人在朝还不少。总之，对此问题，要从大处看，不能绝对化。说隋唐用关陇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当权，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

二

　　二宫指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他们之间的斗争始于孙权对二宫分宫别僚，之后，斗争日渐加剧，朝中文武百僚、外戚宗室均牵涉其中，分造两端，各有所依。《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对二宫分立情况记载比较明确：

　　自侍御宾客造为两端，仇党疑贰，北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宫之争中官僚的对立地域性特别明显（田先生：？，例外多了一些），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陆逊当时是南方士人领袖，而顾谭是丞相顾雍之孙，为吴郡四姓之首，朱据出自吴郡，亦在四姓之列。另外，吴郡张氏也是太子的支持者，《吴书》卷59《孙和传》注引《吴书》曰：“（孙权将废太子），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布。”张纯为张敦之子，而同书卷52《顾郡传》及注引《吴书》云，张敦为吴郡士人，少与陆逊齐名。可见，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俱党于太子。除四姓外，支持太子的大臣基本也是南士或与南士关系密切的北士。施绩是丹阳朱治养子朱然之子，而朱治曾大量举荐吴四姓及公族子弟入仕吴王府[17]，与南士关系紧密。尚书丁密则是会稽山阴丁览之子[18]。又据《吴书》卷57《吾粲传》载：“遭二宫之变，（吾粲）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吾粲与陆逊互通声气，宗奉太子。吾粲是吴郡乌程人，得顾谭之父顾邵荐拔，入于名士之列[19]。张昭之子张休也全力维护太子。张昭是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但张休本人曾“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为人解达，登甚爱之，常在左右”[20]，其气质更接近于南士。另外，太子孙和之妃是张休之女[21]，这对张休支持孙和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田先生：张昭态度很重要。张氏在太子党，很影响本文说服力。）。诸葛恪、滕胤党于孙和，事属特殊，此点下文有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宗奉太子的大臣从地域上讲基本是南方士人。
　　《吴书》卷61《陆胤传》注引《吴录》云：“孙权欲废太子，胤（陆逊族子）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既而逊有表极谏。”又上引《吾粲传》，吾粲数与陆逊互通消息，南士为保护孙和太子之位，密谋策划，费尽心机。陆逊不但数次上书切谏，而且请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22]，可谓不遗余力。南士支持孙和态度如此坚决，除所谓嫡庶之别外，另有原因。《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吴书》载，孙登礼敬孙和如兄，欲把太子之位让于孙和，二人关系十分融洽。孙和拜（田先生：“拜”字不妥）太子，南方士人会稽阚泽拜太子太傅，《三国志》卷52《吴书·阚泽传》称：“泽谦恭笃慎，和而有正”，反对“增重科防”，和陆逊诸人思想一脉相承。在阚泽薰陶下，孙和亦以仁孝著称。《孙和传》云：“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妄（田先生：妄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以条书问事”即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处理事务。孙和对此加以反对，这符合南士“以德治国”的思想（田先生：主张以德治国不能说就不要法律）。朱据为孙和据理力争，称孙和“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23]。而屈晃则云：“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跱，实不宜摇动太子，以生众心。”[24]朱、屈二人维护太子，所持理由基本相同，均强调孙和的“仁孝”，孙和以“仁孝”著称，得到南士的欢迎，南士支持他自然在情理之中。
　　阿附鲁王孙霸的步骘（祝先生：前为陆逊说话），临淮淮阴人，与步夫人同族。早年避难江东，后出任交州刺史，宾服南土，孙权称帝，拜为骠骑将军。吕岱，广陵海陵人，继步骘任交州刺史，清定南土有功，拜镇军将军，后与陆逊共镇武昌。吕据，汝南细阳人，其父吕范是孙氏旧臣，随孙氏兄弟东征西讨，佐孙权建立江东基业，最后官至大司马。吕据以父任为郎，两宫之争时，官拜越骑校尉[25]。可见，早年南下的北士及其子嗣是鲁王之党的核心成员。全琮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吴郡钱塘人，声望虽不及顾陆朱张，但也是南士重要人物之一。建安早期，全琮尽己所能，倾家接济避乱而南的中州士人，并因此“显名远近，”似乎和北士关系颇为密切。以后，全琮纳步夫人长女鲁班为妻[26]。鲁班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经常插手吴国内政。孙和之母由于她的阻挠，未能立为皇后，由此二人结下嫌隙。在她和其他人的谮搆下，孙和终于被废。孙权寝疾，“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祝先生：为什么？），乃止。”[27]以后孙亮得立为太子，鲁班起了很大作用[28]。鲁班还有可能插手徐、步二夫人立后之争，上疏称步夫人为“中宫”[29]的亲戚，除步氏外，我想应该包括了全氏家族。鲁班在政治上的态度及其特殊身份不可能不影响到全氏，所以，二宫之争伊始，全琮即以其子寄事鲁王，并因陆逊劝阻，而与之生隙[30]。孙弘，会稽人，属于南士之列，但他“佞伪险诐”[31]，与南士重视“仁德”有本质区别。孙峻为孙吴宗室，是孙坚弟静曾孙，《吴书》本传谓其“无重名，骄矜（田先生：矜。作者注：原文“矜”写错，故先生有此改正）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二孙性格与孙和的“雅性仁孝”显然不是同路，。所以，二孙站在北士之列，拥护鲁王，谮毁太子。另外，党于鲁王的杨竺，来自广陵，其人地位虽然不高，但在两宫之争中，簸扬其间，兴风作浪，许多南方人士在他的谮毁下，受到孙权的打击[32]。（田先生：也是例外多了一点）
　　鲁王也曾做过结交南士的努力。《资治通鉴》卷74邵陵历公正始六年：“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将军朱绩以胆力称，王自于其廨，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33]可见，鲁王的拉拢未曾见效，南士拒绝和他交通。我想，这大概和鲁王的“才德无闻”[34]有关。
　　孙权对二宫之争的处理和立后一样，拖泥带水，优柔寡断。《资治通鉴》卷75邵陵历公嘉平二年云，孙权“欲废和立亮，然犹呻吟者历年”，反映了孙权处理此案的小心谨慎。不过，在废和立亮前即两宫之争的第一阶段，孙权就已对南士领袖不再信任。《文选》卷47《三国名臣序赞》云，陆逊“正以招疑，忠而获戾”，李善注谓因逊谏权废太子。以后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而卒”[35]。顾谭兄弟及张休被徙交州，张纯弃市，而吾粲则“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两宫之争第二阶段，太子将废，吴郡朱据因屡屡进谏，被杖责一百，最后贬官赐死，尚书仆射屈晃则斥归田里，而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因上书进谏遭族诛，“群臣坐谏诛放者十数”。孙和终于被废徙故障[36]，孙和之党受到严重打击。与太子集团的覆（田先生：覆。作者注：原文“覆”之上部手写较草，像“雨”字，先生因此校正。）灭相反，鲁王之党在二宫之争中基本未受任何处罚，反而随南士力量的削弱，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云：“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论声望和资历，朱然应是继陆逊为相的最佳人选（田先生：朱然似无从政经历），但是，孙呻吟年余[37]，大概是由于对南士的疑忌心理尚未消除，终于以北士首领步骘为相，转朱然为左大司马，同时，党于鲁王的全琮为右大司马，而品岱则迁为上大将军[38]。值得注意的是，赤乌九年（246年）前，孙吴大司马无左右之分，此次大司马分为左右，不知是为了平衡朱、全二人的权力还是有其他用意。在两宫之争中，鲁王之党中只有职位不高的杨竺、全寄、孙奇、吴安等人在第二阶段被诛[39]，而谗毁其间推助澜的全公主未受任何处罚，而且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孙权处理两宫之争，对南士罪轻罚重，表明孙权已经背离建国时期 “忘过记功”的用人宗旨[40]，开始对南士进行打击。而且孙权并没有因南士领袖人物的或死或放而消除对其子嗣的怀疑。《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载：

　　吴尝发大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冠扬州，刺史诸葛诞使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

此事发生在曹魏邵陵历公八年，即孙吴赤乌九年。其时两宫之争日趋激烈，孙权不会置内部政争于不顾，亲自出兵，陆逊、步骘、全琮诸人相继去世，东吴旧将确实寥寥无几，王基之言可谓洞悉内情。但“新将未信”未明指何人。考陆逊卒后，新提拔的重要将领主要有诸葛恪和陆抗，恪迁大将军，抗拜立节中郎将。孙权虽认为诸葛恪“刚很（田先生：狠？很？）自用”，但即委之以辅政重任，就不可能怀疑他。而且诸葛恪早年有讨平山越的经历，拜将时已年过四十[41]，似不可谓之“新将”。陆逊卒于赤乌八年，陆抗年二十，则其拜将之年只有二十一，“新将”之称对他非常合适。孙权因怀疑陆逊，而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虽然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42]，但我想孙权对陆逊的怀疑不会因陆抗回答得体而很快消除，而且将这种怀疑推及到陆抗，不是不可能的（田先生：讲得颇有道理。只是材料错综复杂，事在疑似之间，还难落实，须再加一把劲）。
　　经过两宫之争，南士或杀或贬，力量大为削弱，在赤乌后期不再具有当轴处政的优势。而且孙权对南士的怀疑及压抑至其统治末年终未改变。孙权临终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没有一个南方士人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

　　太元二年春（252年），孙权遗命以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吕据、孙峻为辅政大臣，辅佐孙亮。在这些顾命大臣中，吕据、二孙党于鲁王霸，属北士集团，已见上述，诸葛恪、滕胤则宗奉太子。诸葛恪乃琅琊诸葛瑾之子，诸葛瑾是辅佐孙权开创孙吴基业的重要人物，仕至大将军，他和张昭、周瑜、鲁肃诸人共同组成北方士人的核心。诸葛恪身为北士子弟，在两宫之争中，却与南士共同支持太子和，我想主要由于孙和之妃张氏是他的外甥[43]，二人有着共同利害关系，在政治观点上倒未必有多少相同处，因为诸葛恪的施政方针与南士所主张的“以德治国”是大异其趣的。《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吴书》曰：

　　权寝疾，议付所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田先生：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

孙峻在两宫之争中，和诸葛恪分属不同集团，他一力推荐诸葛恪，原因在于诸葛恪和南士关系并不密切，而且与施绩嫌隙甚深[44]（田先生：道理不充足，有点弯弯绕）。诸葛恪党于太子和经历，又使南士在自己没有人选入辅政之列时，不得不转而支持他。这是诸葛恪出任首位辅政大臣的背景。孙权以诸葛恪“刚很自用”，对他颇有疑虑，但是，此时孙吴人才凋零，要寻找一个为南北士人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并不容易，孙权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45]诸葛恪成为权倾一时的执政者，这是孙吴建国后，北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压倒南士，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滕胤来自北海，也是北士。他和诸葛恪关系十分密切，又有姻亲之谊[46]，所以在政治问题上二人步调基本一致。两宫之争中，他和诸葛恪一样，宗奉太子。他得入顾命之列，大概和尚主有一定关系。就整体言，孙权所任命的辅政大臣是以北士为主，辅以宗室的领导集团。随陆逊、顾谭诸人的谢世，南士失去领导核心，其后嗣子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资历声望皆无法与其父辈相比；另一方面，孙权对他们的猜忌心理尚未消除，所以，吴郡四姓没有一人得入顾命之列，这是南士在政治上力量最为削弱的时期。
　　《诸葛恪传》注引《志林》曰：“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吕岱所言是对时事的正确估价。两宫之争结束，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南士在斗争中虽然受到打击，政治上一时遭受挫折，但其潜在力量却非北士可比。北士虽然得以执政，但孙吴政权的基础仍是南人而不是北士。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诸葛恪如何处理南北士人的微妙关系，就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稍一不慎，就有覆车之虞。孙权对诸葛恪心存顾虑，就是担心以他“刚很自用”的性格很难协调处理好南北士人的关系，而以后的结果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亲自经历了南北士人之争的诸葛恪对当时的形势当然比较了解，执政伊始，为取得南士的支持，便改革了一些旧制：“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校官即检校官府文书的官吏，孙权主要用来监视控制南士，南士也（田先生：？）嫉之如仇，这已见上述。孙权杀掉校官吕壹，但检校制度大概依然存在。诸葛恪废除校官制度，实际解除了南士身上的枷锁。原逋责、除关税主要照顾南士的经济利益。而“事崇恩泽”实际就是以“德”、“仁”作为处理事务的准则，是陆逊诸人“以德治国”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所以，诸葛恪秉政，深得南士欢心，以至“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但是，诸葛恪并没有把取得南人的支持作为长久的国策来执行。太元二年三月（253年），诸葛恪置众大臣意见于不顾，发州郡民众二十万，兴兵伐魏，这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诸葛恪遭诛后，临淮臧均对他做过全面评价：“（诸葛恪）素性刚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静穆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臧均所云均是实际情况。孙权因其性格“刚很自用”而有疑虑，其叔父诸葛亮谓其“性辣”，《资治通鉴》卷76邵陵历公嘉平五年（253年）载陆孙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诸葛恪传》载恪与陆逊书，为自己辩解，认为陆逊所言是“不舍小过，纤微相责”。其实，陆逊倒不是“不舍小过”之人，主要是诸葛恪骄矜陵人、刚愎自用的性格不为南士所喜，而由这种性格所导致的“治国以刑”方针更与南士所一贯强调的“德治”相对立。以陆逊为首的南士和诸葛恪存在矛盾是必然的。迫于形势，诸葛恪执政之初，废除了校官制度，但形势稍有好转，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不再“静穆邦内”，坚决出兵伐魏。
　　诸葛恪境外用兵，遭到众臣反对，《诸葛恪传》云：“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我们知道，自孙吴立国，力主保境而守，划（田先生：画）江为界，反对境外用兵的多是南士，诸葛恪针对画江而守的意见加以反驳，可证反对北伐的主要是南方士人。诸葛恪发兵二十万伐魏，声势如此浩大，这在孙吴历史上还是首次。孙吴国小力弱，这二十万兵士除了来自平民，很大部分应该来自南方大族的家兵部曲，这无疑损害了他们的利害，“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诸葛恪可以对众臣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兴兵境外，但正如魏将邓艾所分析的那样，“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7]，对此次用兵暗中加以抵制阻挠，这增加了伐魏的困难性；而在军事行动中，诸葛恪又与南士将领施绩、朱异发生磨擦；终于兵败新城，士卒损耗十分严重，南士对他越发不满。但是，诸葛恪未加反悔，撤兵新城后，“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大兴功利；返回建康，“愈治威严，多所罪责”，搞得人心惶惶，“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南士对诸葛恪初时的信任完全丧失，而代之以深深的失望和怨恨。诸葛恪执政伊始建立起来的威信荡然无存，完全丧失了统治基础。太元二年十月，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与吴主孙亮合谋除掉了诸葛恪，其弟诸葛融也为施绩所杀，孙峻代替诸葛恪掌握了孙吴政权。
　　诸葛恪兴由于南士，败亦由于南士，他的兴衰史说明，北士在与南士斗争中，或者可以在某个时期略占优势，甚至可以取代南士执掌国政，但秉政者却不可以始终推行与南士“以德治国”方针相背离的政策，否则，将失去自己的统治基础，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孙吴立国江东的基础是南士，而不是北士。 

　　本文简略分析了孙吴政权内部不同时期南北士人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情况与东晋颇为不同。连绵相继的移民浪潮为南渡的东晋侨姓士族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增加了他们的力量，从而使其在与南方士族的斗争中始终占有很大的优势，而孙吴政权中的北士集团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南士作斗争的只是最初随孙氏南渡开创江东基业的淮泗士人及其后代，而无新的力量可以补充。随北士的自然死亡及其后代落籍当地[48]，北士很难作为一个集团存在下去，南北之争也就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诸葛恪是南北之争中北士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被杀后，北士人才已无可称道者；相反，南士则逐渐发展起来，人才相衔而出，高级官僚全部由他们担任，他们重新掌握了孙吴政权，这种情况到孙吴灭亡一直没有改变。

　　田先生批语：写得不错，有基础，还须搓揉。关键在提高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