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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魏晋之际政治局势与皇甫谧所患疾病之关系这一特殊的切入视角，结合皇甫谧的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分析他在魏晋政局中基本的政治态度及思想情感。文中较多地使用传统医学理论和唐以前中医古籍中的相关材料，与正史所载皇甫谧在正始末年“得风痹疾”和甘露中“病风”“苦聋”的情况相映证，指出其罹疾之基本原因，和当时朝中紧张的政治气氛所引发的情志忧惧不安、其羸弱的体质状况、以及居处环境、汉魏时期频发的寒冷灾害性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依据中医病机之说，对其“风痹”和“病风”的不同病因病机及证候等加以区别辩证，以说明其实际病况，并初步涉及他所以选用服寒食药以疗痼疾之缘由等。皇甫谧在魏末坚拒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身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由此得以更深理解。
【关键词】魏晋之际 政治局势 汉魏思想 皇甫谧 风痹 病风一 皇甫谧是魏晋士人中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国势最盛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亲眼目睹了魏晋最高权力转换的整个过程。虽与魏末名士阮籍嵇康属于同一代人，却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处于一种较为边缘的地位，既没有卷入作为当时关注焦点、与士人进退出处密切相关的自然名教之争等玄学讨论，也未对曹马两派的派别和权力之争表现出明显是非之意。但当司马氏掌握政权，士人纷纷归顺入仕之时，他却不从流俗，坚决不应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生。由他所开创的河西学术一脉，在中古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的表层，我们不难看到皇甫谧是以久婴笃疾的理由，拒绝朝廷的征辟，也借不仕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人生选择，展现了他的人格精神[1]。而在历史的更深层面，他是何以罹致废疾以及所在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精神体质和疾病进程，也许对于我们真正深入理解其人其学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对皇甫谧所患诸疾之影响这一特殊的观察视角入手，结合其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去探寻其人在魏晋之世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认识他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世途险恶，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士人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对此，学者论之已详。要之，魏末朝廷内曾有过四次钜变，即正始十年（249）春的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254）李丰、夏侯玄、许允等曹爽余党的被诛；嘉平六年秋魏少帝曹芳的被废；以及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弑。此四次事件作为魏晋间政治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大批士人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的同时，也对社会中一般士人的思想感情产生极大震动，导致他们内心若干传统价值观念的严重扰乱。 作为魏晋间一系列废立弑逆事件的亲历者，皇甫谧对当时政治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何感受呢？他在此时期罹患笃疾的情况，恰好为治史者留下了一些通常易被忽略的历史线索。因此，我们可首先留意一下有关皇甫谧前后所患疾病的具体时间问题。 根据现有史料，可知皇甫谧先是在正始九、十年间“得风痹疾”。本传载皇甫谧在泰始三年（267年）前后上晋武帝疏中，有“久婴笃疾，……十有九载”之言，说明皇甫谧罹患风痹疾之时间，当在曹魏正始九年（248年）前后，时年三十四岁左右；其后即开始学医“习览经方”；甘露中（256－260年）病情加剧，“病风”“苦聋”，其后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2]；大致在甘露末景元初，开始“服寒食药”，由于“性与之忤”，又“违错节度”，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几欲自杀，其泰始三年上武帝疏中，自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已七年，推其时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前后，时皇甫谧四十六岁左右[3]；此期间作《释劝》，表明了他拒绝出仕，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医道的态度；再其后，或由于朝廷前后敦迫出仕，环境压力加大的因素，病情趋于恶化，故作《笃终》安排后事，其时大致当在泰始末年（273年前后），不足六十岁时[4]。 从上述疾病进程中，可以发现，皇甫谧病情的发生和发展，与魏末朝中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变故在时间上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微妙相联。可以推想，这种时间上的契合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在当时思想情感与政治倾向的独特表露。如对皇甫谧本人的家世、学术背景和深层思想等作一番考察，还应当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巧合。二 皇甫谧出身西州著姓，家世忠义尚武。汉魏陇右河西地区, 士风民俗与文化风气自来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作为汉以来的西北边陲重地, 雍凉士民, 浸染羌胡之风, 本身多好勇尚武, 娴于弓马。《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言： （凉州）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两汉（尤其是东汉）之凉州地区，地域上可分西北之河西四郡及东南之北地、安定、汉阳（天水）、武都诸郡两大板块，前者连接西域，后者则紧靠司隶部之右扶风。在各方面都与汉之三辅地区关系极其密切。皇甫氏世居安定，其地本秦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分北地置郡，汉以来行政区划一直隶属凉州。到汉末以后，才改隶雍州[5]。作为西州要郡，安定风气亦与当时凉州各郡相同。《汉书·地理志》八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皇甫谧自言少年时不喜读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盾, 执杖为戈, 分阵相刺, 有若习兵”[6]，正见边郡尚武风气之深远影响。 虽为西北边州，汉代凉州与京畿所在之三辅地区，在政治、文化上有着特别的亲和与认同。《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载虞诩在永初四年反对邓骘因羌胡残破并、凉而欲弃凉州之议，指出：“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虞诩此议，西州士人咸赞同之，安定王符在《潜夫论》中即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7]可见凉州三辅，实为辅车相依，彼此地位都很重要。或因此故，凉州地区除了尚武之习，还有深厚的汉学渊源，是汉代学术文化的重点幅射区，而其主要之文化影响无疑来自关中三辅地区。东汉以降，河西关陇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载南阳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任延于两汉之交，避兵至于陇西，至光武帝建武中，出任武威太守，其到郡，“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任延之学，属正统今文学，所治《诗》、《易》、《春秋》，对陇右河西地区之学风民俗，颇具影响。尤其安定其及毗邻的陇西、武威等郡，地处河西走廊与关中三辅之间，作为中原文化流布陇右河西的重要通道，当地士人受汉代思想学术影响的程度更过他郡。[8] 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著称于郡。皇甫谧七世祖棱，为汉度辽将军；六世祖旗，为扶风都尉；高祖节，雁门太守；从高祖规，度辽将军、护羌校尉；曾祖嵩，太尉；祖叔献, 灞陵令；父叔侯, 举孝廉。[9]其家族不仅累世以材力为名将，习兵尚武而重事功，同时又兼有累世奉儒，治正统经学之传统。《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规于顺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皆正论。以批评时事，讥刺梁冀得罪，托疾免归。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馀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又举贤良方正，对策有“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願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诸言。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言嵩自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10]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1]）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12]、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著述传世[13]，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 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14]、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15]、“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16]，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17]、《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18]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著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当时得失，……指讦时短，讨讁物情”[19]，而皇甫谧在魏晋间，却只能作《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将自己对于时事的批判，寓于对上古帝王、前代之隐士奇女的感叹怀想之中。 由此而观皇甫谧之思想，总体上当仍属汉代旧学范围，而与汉末之新学有别。但由于时代等诸多因素，其思想中又具有一种与王符相类似的新旧杂陈，似旧还新的特点（[20]）。亦可以说，西州地区乃至皇甫谧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受至汉末以来新学风之影响[21]。尤其皇甫谧，在思想学术方面，较之其祖辈，已经是更加多元。而其有变于汉代旧学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是他少时出继叔父，迁居新安一事。 按新安魏时属弘农郡，（晋以后改隶河东）地处谷洛二水之北，黄河以南，为汉魏新学风影响所及之区。皇甫谧在这一带的居止行迹，根据现有史料，唯知其曾一度隐居女几山，《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22]。宜阳新安毗邻，同属弘农，后者在前者以南约三十里许，曾为魏洛阳典农都尉治所。新安一带洛水穿流，林竹茂密，多山水之胜，又邻近渑池二崤，形势险阻[23]，为“控扼之要地”[24]且与洛阳相隔不远，易通消息，在魏晋间地理位置殊不寻常，颇类当时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南麓的河内山阳地区。一些在魏末政局中地位重要的官僚名士，其活动与此地往往有一定关联。如曾任洛阳典农都尉的丘俭，其起兵前，其子甸为治书侍御史，“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后司马氏派兵，始“别攻下之”[25]。按灵山[26]在新安南，紧邻宜阳，丘甸逃走此地，可知其地势险要。另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 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此说亦见于王隐《晋书》[27]，后东晋孙绰作《高士传》，认为孙登所经之山为苏门山，但从阮籍曾作《宜阳记》，对此地的山川形胜物产显得相当熟谙的情形来看，或当以宜阳山为是[28]。 皇甫谧从安定迁往新安的时间，史无明书，参照相关史事，或可推算。曹魏中期之安定，由于魏蜀争夺陇右战略要地，加之邻近之匈奴氐羌族势力之侵扰，一直战乱不绝。明帝太和二年，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以后连年出兵，在这一带形成拉锯局面。到青龙元年秋末，还有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的叛乱[29]。太和二年皇甫谧十四岁，估计他就在此时徙离原籍，其入居新安，大致应在志学之年前后。其后由于有机会了解接触名流，一定程度上受汉魏新学熏染，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之故，他与魏晋清谈名士，思想深处并非侔不相通。其隐逸不仕的思想与实践，不完全和嵇阮等竹林之游的宗旨追求相同，但在某些层面，也不乏契合之处。他在《释劝》等文中表现出的尊士重道之观念，驳文立上表朝廷谓“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之议论，与阮籍“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30]之言及嵇康《太师箴》对“大道沉沦”之后君主专制，“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抨击，出发点或有不同，但立场相当接近。尤其他作《释劝》之时间，大体上也正是嵇阮等人借自然放达之举，对司马氏作消极反抗之时，类似之思想态度，相同之历史场景，清楚地说明，他与嵇阮等人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 皇甫谧的思想特点，决定了他颇为微妙的政治倾向。在当日复杂的政局中，皇甫谧由于在思想上与正始玄风有较大差异，对名士浮华清谈之习也距离甚远，从各个方面来看，显非曹魏集团中人。这或许也是司马氏一再拉拢，极力征辟其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他对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东汉以来河北大族集团并不认同，在曹马之争中，也并无支持司马氏集团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皇甫氏这种僻处一方的西州著姓（相当于地方豪族）和号“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中原名族之间，在许多方面素来存在隔阂。皇甫谧高叔祖皇甫规，在汉末之党人运动中，虽然在感情倾向于朝中反对宦官外戚之清流士大夫，（因为受到当时黑暗朝政影响的，自然也包括他们那一批以实实在在之军功来博取功名的武将）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大约还有另一些原因，史书说他“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并不为党人所接纳，他“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竟不得不上表自请坐党人之罪。[31]这种“西州豪杰”与“天下名贤”之隔，既有家世门第高下的因素，也有东汉以来黄河上游地区士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士人在个性为人治学立身风气等方面多有差异的缘故。《后汉书·王符传》称“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而从《潜夫论》中对俗士“多务交游而结党助”[32]之尖锐批评，到后来皇甫谧在处世上不肯“修名广交”以“崇接世利”[33]，尤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西州之士与中原新派士人观念价值之不同。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汉末以袁氏为代表的河北大族集团[34]，有尚名之习，“所以在袁氏统治下的冀州朋党标榜之风盛行，曹操得冀州后就下令禁止‘阿党比周’，说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而且这种用人态度又必然与大族横行相关”[35]。 除了在地域、家世门第方面并不属于与冀州人士为主体的司马氏河北大族集团的因素，皇甫谧之难以认同司马氏集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儒学大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守公忠仁厚之儒学家风，《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在汉末“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又“爱慎尽勤”，“折节下士”，为人作派迥异于董卓等凉州军阀。相形之下，司马氏虽号诗礼传家，却非纯儒，刚狠冷酷，阴鸷好杀，“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36]。其所奉儒，乃“术”而非“学”，与皇甫家风全然不同。有此家世传统，且汉学背景深厚的皇甫谧，其政治观念，是看重纲常，谨守君父大节，并用这一观念，去对待、理解魏晋间的朝廷权力之争。固不赞同曹氏之某些思想和政治习尚，更反对司马氏之狼顾狗偷，公然篡位。这一集团不尊君权，野心篡政，恣行废立，甚至公然弑逆的行为，决非他这一类士人所能接受，其情感倾向于“君”是毫无疑问的。其所作《针灸甲乙经·序》之末，有一段深切感慨之言： 夫爱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此序作于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之后，其中痛言忠孝之心，君父之困，决非泛泛之语，确可看出他内心爱憎情感之所在。 由此，亦可以推想他对于正始名士的态度。正始改制之目的，在于改善君主统治，加强朝廷力量，限制世家大族势力把持选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出身于地方，门第不高的士人入仕进取，因利益上本无冲突，因此他们这类士人，其实对改制之事并无反感。何晏等人忠于魏室的立场，也并不与皇甫谧的立场相抵触。只是这班新学之士，热衷干进，在政事上却短识无谋，不知兵略，为人作派不为皇甫谧所喜而已。事实上，在高平陵事变之前，皇甫谧已预感到他们必败的命运，且深为之忧虑。《魏志》卷九《曹真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载： 安定皇甫谧以（正始）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此条记载可以说是史书中反映皇甫谧在高平陵政变前夕之隐秘思想情感的唯一材料，甚值得分析。按所谓“曹人之梦”，典出《左传》及《史记·管蔡世家》：“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彊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37]。不久，曹国亡，而曹君伯阳与公孙彊俱被杀。此典故中所暗喻之史事及所隐含的皇甫谧之心态甚为曲折。表面上，似是以公孙彊比喻曹爽等，指责他们乱政。但从谧所言“爽无叔振铎之请”语中，可知乱政者或曰谋亡曹者当别有人。按曹叔振铎其人，与管叔鲜和蔡叔度同为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殷后封功臣昆弟，他与管、蔡同时被封，成为曹国之君。武王死后周公专王室，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因而作乱，遂被诛放。此事亦牵连到武王其馀母弟，曹叔等均被遣就国，不再任职王室。司马迁因此将他与管、蔡同传，其与周室之关系地位可知。结合“曹人之梦”古典之原义与皇甫谧和邑人之对话的内容，可对此典所喻指之人事作一分析：其中“曹”乃代指魏室，当无可疑；“谋亡曹”之“众君子”，应是代指司马氏集团，当时许多人都隐约意识到了这一集团将不利于魏室，从魏明帝时高堂隆“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氏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38]之上疏，到陈矫答明帝“忧社稷”之问，以为司马氏未必为“社稷之臣”[39]，可以看出这种猜疑是由来已久的；“曹伯阳”与“公孙彊”，表面上应是代指魏帝和曹爽集团，不过当时在位之齐王过恶不彰，而且以皇甫谧之思想为人，也不可能直斥君过，故此处所实喻者乃为魏宗室的曹爽与何晏、邓等人。耐人寻味的是皇甫谧之邑人以为“朝无公孙彊如何？”这实际上显示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即并不以为何、邓等为朝中乱政之人。“叔振铎”其人，自是代指曹魏宗社之灵。皇甫谧用其古典，以为“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可见他也并不认为何、邓诸人即公孙彊辈。且人谋亡曹而叔振铎能请待之，实际上说明此时魏德尚未衰微，还远未到亡国之时。然则司马氏之诛伐废立，显然悖于天理。还值得注意的是，皇甫谧将预感中的曹爽之诛，比作东汉宦官诛外戚阎显。《后汉书》卷十《皇后传》称阎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颇与朝权”，曹爽兄弟的情形自是与之相类似。阎显在历史上当然是过恶很多的人，但是由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所发动的诛灭阎氏的那场宫廷政变，不过是本执贱役之阉人乘间窃权，淆乱纲纪之举，更没有合法的依据。《后汉书·宦者传论》对当时朝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以至使此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汉之纲纪大乱矣”的局面，尝痛切直陈，而皇甫谧曾祖皇甫嵩，正是当时忠公之臣为宦官所排斥者[40]。由此亦可想见皇甫谧对此辈之观感。所以，此处谧以“阉人十九人”喻司马氏集团，对其所为实无肯定之意。总之，在这一段喻指曲折的言谈中，皇甫谧对曹魏政权及朝中的曹爽、司马氏两大集团各自不同的情感态度，自有明确展现，其亲疏向背如何，可不待言。 皇甫谧此梦及其后对梦的解说，表明了他对国家社稷命运的强烈关心和极深之忧惧。而在正始末年，朝廷中的政治形势已是异常紧张，危机四伏，明眼人俱已看出一场大冲突的爆发迫在眉睫。《世说·规箴》注引《名士传》载何晏“惧而赋诗”事： 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无由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 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 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 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 何为怵惕惊？”何晏是圈内人，对危机将发的感受远过他人。恰好他也曾在正始九年十二月末问梦于象数大师管辂：“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据相术之理答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恶臭，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41]。在这番对答中，不难看出何晏内心对个人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朝廷政局的深切忧虑。其梦正是这种内心焦虑的表现。而皇甫谧与何晏几乎同时的梦境，可以看出他虽然身处权力圈外，其忧虑的程度却并不稍减，而且与何晏相比，忧国家社稷的成份更为明显，其忠于朝廷态度是无庸置疑的。 对当时没有直接卷入曹马之争的广大士人来说，国家将有大变的现实，迫使他们考虑应变之方。无论情感好恶如何，依据个人的性格、思想、以及社会地位与利益的不同，他们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付方式。包括嵇康阮籍在内的许多较多受到老庄玄学影响的清谈名士，在正始嘉平之际选择了避世远害以保身的方法，退隐山林，或不与当局合作以保持个体独立，或犹豫观望，等待时局的明朗化。阮籍在正始八年前后被曹爽召为参军，他惧祸及，“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曹爽诛后，“时人服其远识”[42]。山涛在正始后期为河南从事，夜宿传舍，预感政变将发，为“无事马蹄间”，“投传而去”。后“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43]，为数年后投入司马集团埋下伏笔。然而对深受汉学濡染且忧劳君国甚深的皇甫谧来说，在这一时期作出适当的选择却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在讨论“天下多故”的魏晋之际士大夫思想心态时，人们通常忽略了他们这种性格迂执刚介的正统儒学之士[44]，在面临那种与他们自来坚执的君父之节严重冲突的政治危机时，内心所产生的无法化解的强烈精神反映过程，以及这种观念冲突给他们心理和生理上带来的严重伤害。 对皇甫谧来说，正始九、十年之交朝野人心惶惶，而高平陵政变之后，杀伐之气充塞于天地，朝中“名士减半”的局面，确实在他心理和生理上都引起了明显的应激反应。他所做的“曹人之梦”正是其忧思在精神心理上的反应之一例，而在生理上，即首先表现为正始九、十年间罹病一事。三 关于皇甫谧所患风痹等症之情况，学界迄今研究不多。但考虑到他患病是在一个特殊而微妙的时期，似可以说，史书中对皇甫谧病情的记述，是我们深入观察了解此时期历史真相的一个特殊窗口，重要性不宜忽视。因此，在此尝试从传统医学角度，结合皇甫谧本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对其前后所患诸疾的病因病状作一番考察。 史籍中，关于皇甫谧之病情，大致有如下记载： 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45]。 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46]。 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47]。服寒食散后，病情继续发展： 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48]。消化系统亦有反应，以致腹胀满不思饮食，“勤对食垂涕”[49]，甚而还出现了“昼夜不得寐，愁悲恚怒，自惊跳悸恐，恍惚忘误”[50]的精神症状。 从以上线索可明确得知，皇甫谧最初所患，为风痹之疾。所谓“风痹”，亦名“行痹”，在传统医学中，大致是指今日之“风湿”一类疾病。其病因是风、寒、湿等外邪共同侵入人体，作用于营卫分腠，使经络气血运行受阻，故称为“痹”。《素问·痹论》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51]；《诸病源候论》之《风病诸候·风痹手足不随候》亦言“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风多者为风痹。”[52]其《风痹候》并称：“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在阴曰痹；阴阳俱病，曰风痹。”[53]其疾主要症状为肌肉顽麻并伴有痛感，肢体活动受限，若迁延不愈，还可能外邪深入脏腑，引起肝、肾、心、脾等方面的病变。 风痹虽然是由风寒湿侵入人体所致，但外邪之乘虚入里，流走经脉，壅滞气血，却是由人的体质状况、精神情绪以及生活之环境、季节、气候等因素所促成。《内经·灵枢》卷七《本脏》谓： 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54]其论以为人之“风痹不作”，有赖于“血气精神”两大因素，即首先是体质强健，经脉卫气运转正常；其次则是志意和畅，精神健康，魂魄不乱，喜怒有度。相反，“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55]而从史籍所载皇甫谧之生活状态来看，他此时恰恰是在体质精神这两大方面，遭遇到相当严重的问题。 首先就其体质而言，皇甫谧虽出身“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56]，弓马娴熟的西州尚武之家，但如王隐《晋书》所言，“谧族从皆累世富贵，独守寒素”[57]，其“独守寒素”生活方式和艰苦的生存条件，自然影响到他的体格，使之早已非复祖辈“习兵壮勇”之概。自他在弱冠之年，感激于叔母之规劝而折节读书，努力勤学，以耕读为业，可谓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从身体到精神备极疲累。其本传载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殆。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世说·文学》注引王隐《晋书》称其读书“遭人而问, 少有宁日”；而《御览》卷八二四引《玄晏春秋》称其苦读之馀，“又好农桑种藏之事, 且养鸡鹜, 园圃之事, 勤不舍力”。《御览》卷五一○引虞般佑《高士传》亦称其“以耕稼为业, 专心好学”。自谓“朴讷不好戏弄”，本传称其“沈静寡欲，……以著述为务”。这种殚精竭力的苦读方式和过于严肃的内向个性，其实颇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状况。而他却长期不以为意。本传称他“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58]他自己反而认为“余尝恨不能请命于天, 延年累百, 博极群书者也”[59]。《素问·上古天真论》谓男子“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而皇甫谧长期劳损身心，起居失宜的结果，却使他在三十四、五尚当壮岁之时，体质已相当羸弱。《灵枢》云，“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60]。而皇甫谧所以受到风寒湿等外邪之侵袭，本中积弱，正气不足，以至腠理不实，卫气失常，自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就其精神情志因素而言。如古医家所论，风痹外邪之侵入经脉，久而不去，则依其所合，“内舍五藏六府”[61]。而脏腑能为外邪所客，必有五藏之气先伤于内。“人有五气化五藏，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62]；又言：“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藏，乃病藏；寒应形，乃应形，……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63]情志内发，先伤五藏之气，而后“六淫”等外邪始得由表入里。所谓“愁忧恐惧则伤心。……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阴阳俱感，邪乃得往。”[64]正始之末，不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天象气象改变，如频繁的星变、星运异常、日月蚀、大风雨等[65]，也被人们视为上天对人事失调所作出的神秘儆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朝廷政治危机即将爆发的预感和恐惧。皇甫谧谙于天文星象之学[66]，有“考天时察人事”之汉学传统，不可能不在意这些天文气候现象，忧惧尤过于他人。《汉晋春秋》所载皇甫谧之梦，即为其恐惧内心相当典型的表露。而此梦之发生，甚至有可能为罹患风痹之早期表现，正合于《灵枢》所言： 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67]古医家常以梦境为体内脏腑疾患之表象，谧之所梦内容，虽尚不能与某种特定的病理症状相联系，但两者间存在关联，应是可以肯定的。又《素问·血气形志》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而其原因便是“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68]，更直接指明形体多劳与心志恐惧忧思乃是促成风痹发生之双重原因。[69] 除此二者之外，当时之气候条件加上其生活的环境亦有可能是令皇甫谧罹患风痹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按竺可桢等学者之研究，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时起，有趋于寒冷之趋势，直到隋代（公元600年左右），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时期。而寒冷之气候，在“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70]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活动较为频繁，而在我国古代，凡太阳黑子活动记录多的世纪，也是严冬较多的世纪。[71]由于太阳活动对大气层对流层气流运动的振荡影响导致冷暖干湿气团活动的增强，在这些时期往往相应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动，多发疾风暴雨霜雪等严重灾害性天气。魏晋时期的史志中，有关此类天气物候的记述，可谓寓目辄见。若以古医家的眼光来看，“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如果出现“日月不明，邪害空窍”，“恶气不发，风雨不节”[72]这类反常现象，是天时不正，阴阳失衡的表现，人体亦有可能因此有所感应，正常机能受到扰乱，“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73]。另就皇甫谧的居住环境而言，他出生在为西北干燥寒凉之地的凉州安定，少时迁于新安，其地在黄河以南之谷水与洛水之间，溪壑纵横，峰峦烟云缭绕，如《水经注·洛水》所载：“洛水又东，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迳云中坞，左上迢遰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又《谷水》：“谷水又东，迳新安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黾”，“自缺门而东，广阳川水注之[74]。水出广阳北山，东南流注于谷，南望微山[75]，云峰相乱”，气候显然远较安定一带潮湿[76]。来自西北干燥地区的皇甫谧，难以适应，身体有可能因此而受湿气之长期影响而留下病根。[77]《灵枢·贼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六《四时贼风邪气大论》皆言风邪之伤人致病,“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遂为“故邪”，卒遇喜怒寒温，即成寒痹。 有关皇甫谧风痹发生之年，从《晋书》本传所载他泰始初上武帝疏中，固可知道是在正始之末即正始九年至十年的范围之内，至于具体的季节月份，史无明言。然而此点却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按《素问》，不同季节时令伤于风，所入经络脏腑不同，故所罹致之风痹，其病之性质、症状亦有别。“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已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78]若以名痹，亦各有区分：“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脈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79]由是而观之，皇甫谧之风痹感于何时与属于何种类型，两者之间应具关联。故在此拟结合古医家病因之说，并根据史籍所载他的病状表现进行辨析，以期对其发病的具体时间作一推考。 传统医学主天人相应，认为人体与宇宙自然相通，构成一和谐之统一体。天时变化的“正”与“不正”，直接影响到人们身体疾患的发生与否。而在诸多天时气象等自然因素中，又尤其强调“风” 的致病作用，以为“风者，百病之长”[80]。按上古医者之所谓“风”，既可泛指某种广泛的气候现象，亦特指外邪之一种，以其如同风一样善于中人，故而得名。《灵枢》立九宫以确定八方之风向，以为风向正则天时正，风向不正，则为贼风、邪风，易中人而致疾患，为害甚大。而不同方位之风，伤人不同，入犯人体的藏府器官亦不同。譬如来自正北方之风（亦即冬季之风），名“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81]《小品方·治中风喑癔不随痛肿诸方》并称：“大刚风为病，令人寒，寒者患冷不能自温”[82]。设若人体自身本有衰虚，或处在寒湿等环境中，遇到不时之风或曰异常之气候，则极易引发寒热萎厥偏枯等病[83]。而在多种异常之风中，最可为害致病者，为“折树木，扬沙石”的不时之风，如《岁露论》所言“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84]考诸史籍，正始九年岁暮，恰有这类怪异反常的气候现象发生。如《宋书》卷三四《五行志》五： （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动太极东阁。古医家观念为天人相通，人体内津液气血之运转，乃“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85]，因此史籍中提到的那种出现于晦朔时分的异常天气，对正常人体的伤害尤其严重：“至其月郭（通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86]据《宋书·五行志》，正始九年冬末这场怪异大风，并持续到十年正月初：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87]），西北大风，发屋折木，昏尘蔽天。此处史家特记大风之方位为“西北”，实际上正是由于此为失时之风的缘故。《灵枢·岁露论》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八正八虚八风大论》言此，作“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风行，民病多，十有三也。”由此，我们不难推想，皇甫谧之获病，显然与正始九年冬末的这些天气现象有关，或者就正是由这场大风所直接引发。 有关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根据古医学文献所载，对皇甫谧风痹病本身的症状表现进行一些辨析，来旁证他染病的时令是在冬末。从其病初期的若干症状来看，皇甫谧之风痹，所中外邪，以风寒为多。如《灵枢·贼风》所论，在身体先伤于湿气的条件下，“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88]。又《针灸甲乙经》卷十《阴受病发痹》言“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其痹“留连筋骨间”，即风寒湿流注筋脉，气血不通，则久疼痛。至于“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不仁”。若寒气深入骨髓，则成骨痹，“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到，名曰骨痹”[89]。如前所言，风痹所病，本在肢体经络，然而其病若不能及时调治，久而将导致人体正气进一步虚弱，外邪深入，亦可内传藏腑，形成五藏之痹。骨与肾相通，病久伤肾。“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一说骨痹即肾痹）。肾痹之症状，多表现为“善胀（王冰注：“肾者胃之关，关不得则胃气不转，故善胀也”），尻以代踵（王冰注：“足挛急也”，即不能以足行走），脊以代头（王冰注：“身踡屈也”，即脊痛头不能仰）”[90]。由此来看皇甫谧自言其“浮气流肿”、“四肢酸重”等症，可能都与肾痹有关。又肾开窍于耳，《难经·三十七难》谓“肾气通于耳，耳和则知五音”[91]，《诸病源候论》卷二九《耳风聋候》进而指出：“足少阴，肾之经，其气通于耳。……其经脉虚，风邪乘之，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否塞不宣，故为风聋”。皇甫谧甘露中病风苦聋，风痹伤肾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古医家以阴阳五行生化拟配五藏，以肾为北方寒水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变动为慄，在窍为耳，在志为恐，恐伤肾”。北方寒水，所对应之季节为冬，故《素问》以痹有五，冬遇之者为骨痹；其《金匮真言论》又言“冬气者病在四肢”；“冬善病痺厥”。《四时调神大论》并言：“冬三月，此谓闭藏。……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张介宾注曰：“肾主水，王于冬，冬失所养，故伤肾，肾伤则肝木失其所生，肝主筋，故当春令而筋病为痿。阳欲藏，故冬不能藏，则阳虚为厥。冬藏既逆，承藏气而春生者少矣”[92]。参照其说，似可认为，皇甫谧之发病确在冬季，史籍所载其正始九年冬之梦境，也确实是其染病的最初表症。他后来服散之后，自言感受寒热不定，“或若温疟，或类伤寒”，其实这些症状并不一定完全是寒食散之毒性作用，从他在《针灸甲乙经》中引《素问》“温疟者，得之于冬，中于风寒，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寒气不能出，因遇大暑，脑髓铄，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在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复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93]之言来看，它们亦有可能是因其病起于冬而引发的相关病状。 由此并可发现，皇甫谧之病经冬至春，由于在情志、体质、居处、环境等方面没有改善，故其风痹进一步发展加剧，肢体筋骨五藏综合受损。而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和当时朝中之政治局势所造成的不良社会氛围有关。史载正始十年春，司马氏父子诡密谋画，用血腥残暴手段，突然袭击，对曹氏一党首开杀戒，“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三族，京师严兵”[94]，在朝野内外引起普遍之恐怖。《魏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称正始年间尚依违于曹马两派之间，谤书谓之“如游光”的李丰，闻知曹爽诛后，“怖遽气索，足委地下不能起”，可见其恐惧的程度。直到后来嘉平中，许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惶不定，……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是时朝臣遽者多耳”[95]，则当时朝中之依然紧张之气氛由此可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故人事上应“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皇甫谧在正始九年冬，高平陵事变前夕，由于怀有强烈的忧惧等情志因素，在生理上本已有违冬日养藏之道，导致脏气受损，既往之湿邪与冬季之寒邪等外邪乘机入里，引发风痹。而紧接着来的正始十年春的司马氏逆时而行，大肆诛杀名士，既有违物理又大伤人情，在当时朝廷内外造成极大震撼和冲击，血雨腥风下的阴森恐怖气氛，对士大夫情志乃至生理上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阮籍《咏怀》其十一，注者多认为是感慨曹爽集团事而作[96]，诗中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之句，在万物发苏的季节里却是如此的哀楚萧瑟之音，正是当时这场杀伐震摄下的心声流露。按《素问》，“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97]；而“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98]。入春后的异常气候与政治空气，两方面都无助于冬季罹病的皇甫谧之调养，反而由于其心魄的进一步震荡，脏腑继续受损，由肾而伤及肝脾心肺，以至甘露中继发“病风”。 在了解了皇甫谧风痹病因和紧随其后的病情发展基础上，可进一步对皇甫谧甘露中病风苦聋、服寒食药以及他未满六十即作《笃终》安排后事的原因进行一些分析和推测。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自言他甘露中病风苦聋和《晋书》本传所载他泰始三年（267年）上疏谓其服散违错节度“于今七年”这两条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大致是在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六月（是年六月始改元景元）之前，亦即他四十五岁左右，病于风疾，突发耳聋之症，旋即开始服用寒食散，试图以此对日益加剧的痼疾进行治疗。 病风苦聋这一病情变化，容易使人理解为皇甫谧风痹之症的加剧或发展，但从其耳聋的症状及久病后出现半身麻木不仁，右足痿缩的情况来看，极有可能他之“病风”实为一场中风。按唐以前之医家之所谓诸风病，涵义甚广，所包含的疾病范围甚宽。《素问·风论》谓“风”“善行数变”，“为百病之长”，“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风痹亦包含在内。从现代医学之分类来看，“风”所涉及的疾病，从心脑血管意外、肝、肾功能衰竭，到破伤风等感染性热病、麻风、风疹、风湿等，几无所不有[99]。所以归之为“风病”一类，大致是古医家认为它们的发病机理，均有感受风邪于外和正气虚亏于内这两大因素。《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将中风与历节合论，以此二者为广义之风病，而具体区分，则有“痹”与“中风”之不同。二者成病虽都有风邪的因素在内，但前者一般必有风寒湿之侵入，由经络而留着筋骨关节；后者则以气血之虚为主因，风寒之类仅为次因，且病有在络、在经、入腑、入脏之别。其所论“中风”，在病因病机症候方面，已接近于后世医家对中风的看法。[100]此后孙思邈总结发展仲景风病诸说，其《千金方》卷八《诸风》开宗明义称： 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其中前三种，即相当于《金匮》所论中风中“中经络”与“中脏腑”的情形，而最后提到之“风痹”，无疑孙思邈已意识到与中风有别，乃是同于诸痹，“各有证候，形如风状，得脉别也”。将之列入“诸风”，或是因其在痹症中以风气胜之故。不难看出，在汉唐间，医家实际上已能对风痹与中风有所区别。因此，精通医理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自言为“病风”，表明他在甘露中的耳聋，加之后来出现“躯半不仁，右脚偏小”之偏枯情况，恐非风痹复发或加剧，而是由于久病正气虚亏，气血瘀滞，从而在某些特别的外在环境情志因素刺激下引发的中风。 须加辩证的是，皇甫谧的“躯半不仁”，诚有可能为风痹之表症之一，乃是由于风邪久客经脉，气血空虚，不能荣养肌肤所致，如《素问·调逆论》中所言：“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但应注意的是，人体这种气血不足状况，也正为发生中风的病机。因此历代医家，往往将肢体麻木尤其单侧肢体的麻木乏力，视作中风之先兆，或径作为中风证候之一，如《金匮》所言“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101]。而尤须指出者，是风痹引起的躯体不仁，一般是四肢或双侧肢体麻木，只有中风的半身不遂，才多见左或右半侧身体的麻木不仁，其症重于四肢麻木[102]。黄元御《金匮悬解》谓“风之为病，或中于左，或中于右”；尤在泾《金匮心典》亦谓“风彻于上下，故半身不遂”[103]。以皇甫谧“右脚偏小”的情况来看，他之“躯半不仁”，以发生于身体右侧的可能性为大，古医家经验认为，气虚半身麻木多发于右侧肢体[104]，而气虚易招风，正与中风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至于其右脚偏小，应当就是从《内经》到《千金方》中所言之“偏枯”，亦即现代医学所谓“偏瘫”，向被视为中风或其后遗症之一种。其不同于一般风痹或痿证之最重要表症，在于并非四肢或双下肢的瘦削痿小瘫软，而是单侧肢体的痿缩或不随。《灵枢·九宫八风》称中风为“击仆偏枯”，意谓其发病之初，或曾有昏厥，而后始有半身不遂之“偏枯”出现。皇甫谧病风之初，是否发生过短暂晕厥等意识障碍情况，史书无载，可知者，仅有“苦聋”一条。由此推测，其中风大约属于一种程度较轻的类别，即张仲景所谓“中经络”者，主症包括偏身麻木，言语蹇涩等，但神智清明不乱[105]。《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载时人封观因故“称风疾，喑不能言”，其室失火，“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其伪装表现的，就是这类中风的最典型症状。后世医家并指出，中风不语若在肾经，“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106]因此如前所言，皇甫谧致聋的原因，笼统地说，是因为肾虚而风邪入耳；具体辨之，则与肾精之亏损，导致肝肾阴血枯竭，不能滋养空窍有关[107]，正由中风引发。后《诸病源候论》称此种耳聋为“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故为劳聋。劳聋为病，因劳则甚”[108]。估计也正是由于这点，促使他选择了服用当时普遍认为可治虚劳的寒食散以疗痼疾。 和正始末年罹患风痹的情况一样，皇甫谧在甘露中发生病风苦聋，与当时朝中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具体而言，即司马氏篡魏意图的日渐显露），显然有很大关联。中风之病因，与风痹之必须要有风寒湿等外邪侵入有所不同，乃是由人体自身情志内伤，正气衰虚的因素所造成。其中最主要病因就是精神方面之情志郁怒或忧思悲恐，加上久病久虚、过度劳累、气候骤变等次因，五志化火，内风动越，气机失调，因而引发。[109]然而在甘露中，究竟何事引起皇甫谧情志的强烈激动呢？从史实来看，甘露中震惊朝野的事件有二，一是甘露二年五月，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司马昭挟帝、太后亲征，到三年二月，诞兵败被杀，夷三族事；其二即是五年四月，高贵乡公出讨司马氏被弑杀事。尤其后一事件，由于直接伤及儒家纲常的核心内容――君臣大义，几乎成为一场统治危机，对士人思想情感冲击震动的程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此时之司马昭，未必真欲用此过激方式解决此事，但变起突然，其死党仓促之中，应付或有失分寸，司马昭遽然闻知，亦不免“大惊”，史称其当时“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110]而其叔父司马孚，情急之中狼狈“奔往，枕帝股而哭”。（[111]）从后来朝野之反应来看，司马氏此言此举，尚不似纯然表演作态。实际上这一公然弑逆从根本上破坏伦常的非常严重事件之发生，确实令司马氏置身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中。特别是当时士人在对此事及其馀波的情绪态度上，并非顺从平静，社会舆论对贾充等司马氏死党极为不利，而对忠于曹髦的死难者公开表示同情。《魏志》卷二二《陈群传》注引《魏氏春秋》尝载陈泰对高贵乡公之死的激烈反应：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从陈泰之言行，已可见当时一般朝臣之态度，他因此事之打击而“呕血薨”，更可见出强烈的精神震动对士人生理健康所造成的致命损害。至于民间的情感，《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中有另一则材料，言魏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来自朝野无形的压力，迫使司马氏不得不在事后极力树恩，宽贷士人的某些过激行为（如向雄哭王经于市等），几年间着意收拾人心。故《宋书》卷三二《五行志》三在记述魏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这一异常物候后，特言此乃是“自高贵弑死后，晋文王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所致。而在事变当时，我们可以设想此惊人消息遽然而至，造成病中之皇甫谧情志之强烈激荡，气血逆乱，引发中风暴聋，可能性极大。况据史载，事变之日，正值天雨，到魏帝被弑杀之时，还骤见“暴雨雷霆，晦冥”[112]。恶劣的气候条件与人事交相感应，更易引动内风。其后他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于“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后，特言及“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诸语，两者相联，当非无感而发。由此亦可推测，他在甘露五年开始服用寒食散，除了因此事引起的病情恶化，或许也和此危机时期精神上之极度惶惑郁闷有关。至于他在此年究竟何时开始服药，从古医家之言中似亦可找到线索，《医心方》卷十九《服石节度第一》引夏侯氏论：“服药无冬夏时节也，春秋差（一本作“者”）为佳。”[113]皇甫谧素览经方，服散当能遵此节度，其服散，可能即在秋季。然而由于阳气开始内敛，秋季对服散之人，又是个颇为危险的时节，同上书引庞氏论即称，“夫寒食药发多在秋冬”。皇甫谧服药之初便散发为疢，或也与此时节有关。 皇甫谧究竟是因服散中毒而死还是由风痹中风所致导致的诸多并发症而死，史无明言，极有可能两方面因素均有影响。但从他未满六十即作《笃终》，从容安排后事之举，或可了解其死因更有可能是由于久病之后的重要脏器功能衰竭。作为精研医方的学者，他对所罹疾患的预后，应是相当了解的。《灵枢·厥病》论“风痹死症”云： 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素问·奇病论》并称“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张介宾注云：“风生于肾，则反克脾土，故不能食。肾邪犯心，则神气失守，故善惊。惊后而心气痿弱不能复者，心肾俱败，水火俱困也，故死。”[114]联系皇甫谧自述服散之后表现出的一系列肝脾受困，心肾不交的症状[115]。可知他对于自己之病不仅无药可治，且死期亦可揆以时日的情况，十分清楚，所以要作《笃终》，当是为此。 附识：本文第3部分，撰写中承蒙魏启鹏教授指点并惠部分资料，谨此诚恳致谢。 2000年写于川大2001年8月修改 [1]亦有学者通过他所著《列女传》、《高士传》及《帝王世纪》思想倾向的分析，来推测他对代魏之司马氏集团的情感态度，不为无见。见魏明安《魏晋思潮与皇甫谧》，《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见《针灸甲乙经·序》：“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3]《医心方》及《诸病源候论》引皇甫谧《寒食节度论》，言其服散失节度，“饮酒不解，食不得下。乍寒乍热, 不洗便热, 洗复寒, ……昼夜不得寐, 愁悲恚怒, 自惊跳悸恐, 恍惚忘误。……吾尝如此, 勤对食垂涕, 援刀欲自刺, 未及得施, 赖叔亲见迫夺, 故事不行。退而自惟，乃却刀强食，饮冷水，遂止。祸不得成，若丝发矣。”一说赖其兄士元为合“三黄汤”（按《千金方》及《千金翼方》中“三黄汤”方有二，一首出张仲景，《千金方》卷八《诸风》偏风门载“仲景三黄汤”方，主治“中风手足拘挛，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其方最早见《小品方》，《医心方》引之：“张仲景三黄汤，治中风手足拘挛，百节疼烦，发作心乱，恶寒，引日不欲饮食秘方”，其药有麻黄、独活、细辛、黄芪、黄芩五味。《千金方》此方则在原五味药基础上有所加减，后宋人编《金匮要略方论》引作“《千金》三黄汤”。《千金翼方》卷十五《补益》收入另一“三黄汤”方，为“主解散发，腹痛胀满卒急”方，其药有大黄、黄连、黄芩三味。士元所合，恐是后者），服之乃瘥。见《医心方》卷十九，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402－403页；《诸病源候论校注》卷六《解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94页；可参《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寒食散考》第五、六篇，中华书局1963年版。 [4]其《笃终》中自言“年虽未制寿”，又言已“婴疢弥纪”，即距甘露末景元初服散病情转剧已超过十二年。可参赵以武《皇甫谧生平新探》，《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汉末河西屡叛，《魏志》卷一五《张既传》载：“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故曹操在统一北方，平定陇右后，先是以河西四郡去州隔远，以四郡改属雍州，建安十八年复古九州，遂省并凉州，从旧三辅之地到邻近西域地区，全部划为雍州。曹丕登位后，复置凉州。晋武帝泰始五年，一度以安定等陇西五郡隶秦州，不久又还属雍。可参《廿五史补编·三国郡县表附考证》。 [6]《御览》卷六百七引《玄晏春秋》 [7]卷五《救边》，见《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8页。 [8]这一带亦即通常所谓陇右地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指出：“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所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无足异。” [9]参《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卷七一《皇甫嵩传》、《世说·文学》注引王隐《晋书》。 [10]见《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11]《后汉书》卷五八《傅燮传》。 [12]李贤注：“观四隅之风占之也”。 [13]参《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14]按其撰《帝王世纪》，开宗明义即言“天地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始，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无，盖道之根。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质始萌，萌而未兆，谓之庞洪，盖道之干。既育万物成体，于是刚柔始分，清浊始位。天成于外而体阳，故圆以动，盖道之实。形质已具，谓之太极”（《御览》卷一引，并参刘晓东校点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为相当典型的汉代宇宙生成论，可与《潜夫论》卷八《本训》所论对照。 [15]其《释劝》、《高士传》、《列女传》中例证甚多，可与《潜夫论》卷一《贤难》、卷二《本政》、卷四《论荣》等篇对照。 [16]可与《潜夫论》卷三《浮侈》等篇相对照。 [17]王符熟谙医理，《潜夫论》中颇引医道喻为政之道，以为“医国”“治世”与“医疾”“治身”事理相通。见卷二《思贤》、卷四《述赦》、卷五《实边》诸篇。 [18]参看《潜夫论》卷二《浮侈》。按王符这方面主张对西州人士之影响，尚不仅限于皇甫谧。据《后汉书·张奂传》，卒于东汉光和四年的张奂，临终前遗命诸子曰：“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皇甫谧《笃终》之意，实与之同。其所本者，当为同一传统。[19]见《后汉书·王符传》。 [20]按王符之思想学术，从宇宙观、天人观到政治观、伦常观，总体上仍属汉代之学，但由于时代因素，已有新思想成份蕴含其内。实际上，这种似乎显得保守而不入时流的思想学术倾向，恰恰表现出回归儒学大义的特点，触及到时代思想的某些焦点，以其在社会批判中对君权问题、士人人格问题、民本问题、名实本末等问题的强烈关注，在汉魏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可参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第1章《导论》第2节，齐鲁书社1991年版。 [21]如《魏志》卷一五《温恢传》注引《魏略》载，黄初末年，曾有汝南孟建出任凉州刺史，其人年少时，“与诸葛亮俱游学”，有汉魏新学之背景。 [22]据《水经注·洛水》，女几山位于宜阳县南，（《读史方舆纪要》谓在今县西九十里）洛水支流渠谷水所出。孙登所经之宜阳山，或亦可能是此山。其山据唐李贺《兰香神女祠》诗自注，乃“兰香神女上升处，遗几在焉，故名。”（参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五，段熙仲等作《校记》〔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考皇甫谧与张轨隐女几山的时间，大体应在魏末景元中，他四十六、七岁时。按《晋书·张轨传》所载张轨卒年推之，张轨生于魏正元元年（254年），晋代魏时，仅十一岁许。泰始初受其叔父赐官五品，至多十二、三岁。其与谧隐女几山的情形，以情理揆之，更有可能是皇甫谧在曹魏后期，为避当局频繁的征辟之举，移居到距新安仅数十里的此山中，从事著述并设帐授徒。（有关皇甫谧在其四十岁左右“还本宗”后仍居新安的情形，赵以武《皇甫谧生平新探》所辨甚详，可参看）景元元年张轨六岁，已可随师受学，入山师从皇甫谧的时间，很难再早于此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推测同为皇甫谧门人的挚虞，亦是于此年受业，似可为一佐证。推算下来，张轨隐女几山的时间，至多十馀年。据《张轨传》，他后来入朝，“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卫将军杨辟为掾，除太子舍人”。按张华在武帝朝只担任过中书令一职，时间是从泰始七年到咸宁六年。以后在惠帝元康元年到六年期间，始任中书监。而杨则于太康元年至十年、永熙元年至元康元年两为卫将军。由于张华为中书监实在杨被杀之后，故张轨与之论经义并被延誉加高品之时必是在其任中书令期间，（“监”当为“令”之误）其后始有杨卫将军掾之辟以及太子舍人之任命。究其确切之时间，前一事当在咸宁之末，后一事当在太康之初。如是，张轨离开皇甫谧入朝之时，大约应在咸宁中。 [23]《魏志》卷一六《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言魏明帝时杜恕尝“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壍之固，小大家焉”。《水经注·洛水》谓一全坞（即一泉坞）“在川北高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全固”。 [2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 [25]《魏志》卷二八《丘俭传》及注引《世语》。 [26]灵山又名凤凰山，山有灵泉，或以此得名。 [27]《御览》卷五百二逸民二引，内容小异。 [28]按宜阳有金门山，山后有东汉所置金门亭，故名。其山多竹，一名律管山（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御览》卷四二“金门山”引阮籍《宜阳记》称“金山之竹，堪为笙管”，而《世说·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言苏门山隐者身边唯“竹实数斛”，故“苏门山”亦有可能为“金门山”之讹。 [29]参《魏志》卷三《明帝纪》 [30]阮籍《奏记诣蒋公》，《文选》卷四十。 [31]见《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32]卷一《务本》。 [33]《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 [34]袁氏亡后，司马氏即成为这一集团的领袖。可参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文史》第四十六辑。 [3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05－306页。 [36]《晋书》卷一《宣帝纪》。 [37]《左传》哀公七年。 [38]《魏志》卷二五《高堂隆传》。 [39]见《魏志》卷二二注引《世语》。 [40]参《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论》李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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