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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援助(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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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9 23:32:0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虎守长安
这个知道一点点。
发表于 2019-3-19 23:32:34 | 显示全部楼层
仅,知道民国初期的历史了。
发表于 2019-3-19 23:33:09 | 显示全部楼层
仅仅了解民国初期的历史了,所以名字和事迹比较熟悉。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00:02:4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enku.baidu.com/view/0c45affb6bec0975f465e270.html

民国16年(1927)

2月初 奉军南下,直奉在河南北部激战。2月底和3月初两军战于中牟。

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巩县,靳云鹗军退至新郑一带。

24日,靳部师长高汝桐反攻郑州失败,高战死。

5月12日 吴佩孚逃离巩县。经南阳、邓县逃到四川军阀杨森处。

5月31日 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唐生智部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击退奉军,在郑州会师。

6月5日 邓演达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由郑州赴潼关会昭冯玉祥,于9日陪同冯到达郑州。

▲ 郑州举行由10万人参加的欢迎北伐军军民联欢大会,郭沫若等在会上演讲,大会发出讨蒋通电。要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军阀残部土匪。

6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人在郑州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密谋反共,会议达成武汉政府北伐军离开河南撤回武汉,河南军务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负责等4项决议。会后,唐生智部回师武汉,河南为冯玉祥所占据。郑州地区革命形势转向低潮。13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驻郑。

6月21日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郑召开会议,决议:市面一律使用纸 币,禁止现金交易。

7月27日 冯玉祥决定设立郑州市,是日任命王正廷为郑州市政筹备处处长。

9月中旬 冯玉祥公开进行“清共”。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龚依情兼任郑州市委书记,恢复和发展郑州地区党组织。
 楼主| 发表于 2019-4-22 16:51:49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速成”前后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802/c85037-18656991.html


1925年,随着第一次东征陈炯明胜利和平定滇、桂军阀叛乱后,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改组的问题被提上日程。6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的促进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24日,大会作出“改组军队,统一军队编制,国民党所属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决议。
  当时,隶属广东革命政权的军队除了由黄埔学生军改编成的“党军”以外,还有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等大大小小十几支队伍(另有多种统计数字),首脑均称“司令”。其中较大的队伍又分成几派,如李济深、李福林、梁鸿楷虽然也为粤军高级将领,但与司令许崇智并不融洽。而身为“党军司令”的蒋介石还兼任粤军参谋长。为此,苏联顾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中国名加伦)等提出:首先需要撤销“那些其编制五花八门而又多如牛毛的独立团”,因为有些“独立团名为团,实际上人数很少,且军官多于士兵”;将编制、人员和装备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师在编制上统一,人数、武器配备要达到标准化;避免各部队自行随意扩充。
  按照加伦的计划,黄埔军应该发展壮大,而谭延闿的湘军和粤军李济深部、滇军朱培德部是“可以改造的对象”,粤军的其余部队,则应该“从待遇或工作方面都施加限制,不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以便于将来与之周旋”。为确定每个军的人数和编制,身为总顾问的加伦从6月16日直到7月初逐个找各部队的首脑“进行谈判”。每支部队的首脑都和加伦进行“讨价还价,希望人越多越好,编制越灵活越好”。
  黄埔军是由黄埔教导团发展而来的。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建立受军校直接领导的两个教导团,其武器来源为苏联援助以及粉碎广州商团叛乱时缴获的**。1924年9月到12月,两个教导团相继成立,分别由何应钦、王柏龄担任团长,王登云(缪斌接任)、张静愚任团党代表。教导团每团1000多人,实行“三三制”。士兵大多数是从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招来的青年工人和农民,由军校的教官和第一期毕业生充任各级军官,因此具备较好的军事素质。
  教导团完全按照现代军事理论配置管理。其团部直属部队有特务连、侦察队、重机枪连、炮兵连、通讯连、卫生队等。营连分别设党代表和军事长官副职。1925年4月6日,教导团改称党军,一、二两个团扩编为党军第一旅,同时建立了第三团,蒋介石以“党军司令”的身份节制该旅。当月底该旅又扩编为第一师,何应钦任师长。自回师广州消灭滇桂叛军后,蒋介石又先后成立了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随即以这三个团编为“党军”第二师,派王懋功担任第二师师长。
  在加伦的鼓励下,蒋介石提出了将党军组建成一个军编制的计划。军事委员会随即建议蒋介石收编正在扩编中的吴铁城旅为党军第三师。但蒋介石表示担心自己的结拜二哥许崇智对此不满,提议“将吴铁城师直接拨给许崇智指挥”。军事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将吴铁城师收归为委员会直辖。
  经过艰苦的谈判,加伦终于说服了大小“司令”,同意部队正规化方案:即部队改组后,每个师应下辖3个团,即9个营,共27个步兵连。每个连应有士兵99名,勤务兵9名,共108人。每个师共有5500人,其中士兵4100人,特殊技术兵种450人,后勤850人,另有参谋人员若干。保留的独立旅下辖为两个团,共有3200人,士兵与后勤人员的人数比例与师相同。但鉴于某些部队有其特殊性,允许个别师辖两个旅,但要呈报军事委员会批准。
  7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宣誓就职,汪兆铭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蒋介石自7月2日起患“鼻瘤”,8日“突发脑溢血”,一直住院到21日,后来以身体不好、校务军务繁忙为由请求辞职)。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军事委员会下设训练部、参谋团、海军局、航空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关。“在尚未物色到合适人选之前,苏联顾问暂时担任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些领导职务”,比如,航空局和海军局直接聘任原两局的苏联顾问李糜和西米诺夫为局长。李糜接任后,除继续为原有的飞行训练工作外,并增设航空学校,自己兼任校长,李糜从苏联购买“德·哈维兰”式飞机6架、“爱弗罗”式和“容克”式各1架,机身上概书“中山”两字,时人称之为“中山航空队”,亲率教练人员(内苏籍三人,德籍二人)进行教练,两期共培育黄埔学生数十名。
  8月4日,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程潜等“司令”联衔通电表示服从改组说:“实行中国国民党之议决案及训令,即日各解除所有总司令职务。自此以后,一切军事设施,悉受成于军事委员会……而完成国民革命之业。”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在粤的各省革命军队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军队改编后,一律去掉地方名称,统一编为5个军,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黄埔军校学生和一部分粤军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顾问是切列潘诺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于从建军起特别注重战斗训练、武器配备、人员补充和政治工作,而政治部主任和大多数政工人员以及一些指挥官是中共党员,因此实力最强,战斗力居于其他各军之上。
  虽然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扩充第一军的计划。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借抓捕凶手为名,突然解除了粤军梁鸿楷等部的武装。此后他将部分被缴械的官兵进行整编,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九3个团,由谭曙卿为师长,并送粤军司令、自己的结拜“二哥”许崇智去上海养病。这样,蒋介石在10个月内,将他的直属部队从一个教导团迅速扩大到一个军,其实力遥遥领先于广东各路“司令”。
 楼主| 发表于 2019-4-27 16:22:1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所知道改组派的前前后后


http://www.shzgh.org/shmg2011/lshm/wszl/u1a12410.html


1928年,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系,这个派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般简称它为“改组派”。这个派从1928年下半年一直到1930年上半年,确实活跃了一阵子。我是当日的山西改组派负责人之一,山西的工作是由郭任之、刘定安、武灵初负责,我在改组派总部不但任任何名义,好像是一个跑外的、无名义的交通员,常常往来于上海、天津、北平、太原之间。改组派总部利用我和山西军人的关系,常常要我传递文件和宣传品。当时平津、河北是阎锡山的军事势力范围,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这些人的部下和我有同乡关系,在码头和车站都能给我不少便利,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号甲三)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从平汉线、正太线、平绥线以及由大同去太原的公路上,山西驻军差不多都能利用各种封建的关系,也给我不少方便。我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扩大会议垮台为止。
  由于经常跑外,所以对于改组派总部的内幕知道的不多,即有所知,也不够详尽,且事隔多年,当时的一些见闻,有许多已经淡忘,能回忆的也不周全。这个派系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害,写些一知半解,也有利于了解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和中国各派系的勾心斗角以及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
  
  改组派的产生
  
  就我所知,1927年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和汪精卫一派先后背叛了革命,紧接着出现了宁(蒋方)汉(汪方)合作。正在这时候,半路杀出一个沪方(即西山会议派)。不久前,三方互相诟骂,接着终于合流,共同组织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复以内部倾轧,蒋介石滚了蛋,带领亲日派头子张群、陈群等一伙人去日本拉关系,阴谋卷土重来。汪精卫率领的一伙就利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武装为资本,南下广东,凭借广东作重整旗鼓的打算,想另搞一个中央,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来维护所谓“党的正统”。汪精卫的这个阴谋正在暗中策划的时候,广州暴动爆发了,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虽然暴动失败,而张发奎也被迫下了台。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又利用另一个机会,和下台的蒋介石勾结起来,在旧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孔祥熙私宅内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议。这儿补一句,当时国民党人除了孔祥熙尚有一座比较像样的私人住宅外,其他都是些旅馆客栈的寄寓者。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就落脚在吴忠信的斗室之内。在这次预备会上决定了请蒋介石复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及到南京开正式的二届四中全会。这时恰巧南京为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演了一出戏剧:汪、蒋两系合作策动,由罗家伦、段锡朋、谷正纲等一批人提出“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把特别委员会搞垮,一批昏庸老朽被另外一批刽子手打倒了。接着以吴稚晖为首指骂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盂余)等所谓粤方委员为“准共产党”,要他们对广州暴动负责。汪精卫想利用蒋介石,却被蒋介石所利用。汪精卫又黯然溜到海外去了,剩下甘乃光(当时充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又因贪赃案子被揭发,也跑到海外;陈公博、顾孟余销声匿迹,住在旧上海租界;王法勤、朱霁青等去南京开四中全会,四中以后国民党南京的局面是”蒋家天下丁家党,①宋氏一门做部长”,②把粤方委员们安置到中央党部的新设立的民众训练委员会冷板凳上。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要做第一人的,不肯屈居人下(在他当汉奸投敌之前在重庆时,他的老婆陈壁君对他的亲信就有“投敌尚要做第二人嘛”等语)。陈公博是个野心家,顾孟余是个阴谋家,虽然汪精卫跑了,留在国内的这批家伙自不甘心,于是以旧租界为掩护,利用当时一伙参加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小知识分子搞一些活动。这些人既怕革命,不敢跟着共产党走;又亲眼看见蒋介石倒行逆施,渐渐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不愿附和充帮凶。退伍下来的逃兵散居在平、津、沪,尤以旧上海法租界一带到处皆是这伙人蹓跶之地。他们利用了这批人的苦闷心情,先办了一所大陆大学,陈公博为校长。又纠集了一批人办了一个刊物——《革命评论》,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的除陈公博外,有刘侃元、许德珩、张申府、肖淑宇、施存统(?)等等。这个刊物的确为一部分人所欢迎。这个时期以《革命评论》为中心,各种不满现状的小册子如雨后春笋,这也反映当时社会的一面。另外一面,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和蒋介石合了伙,特别表现在江浙财阀为蒋介石撑腰。但在财阀当中也产生了矛盾,广帮财阀失势了,不甘居下风。那么就勾结广东同乡,另外形成一个局面。第三方面是当时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也已形成了新军阀的军事集团,所谓一、二、三、四集团军各以“政治分会”为幌子,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群雄割据和兼并,这是旧中国的一部历史。国民党从1927年背叛革命后,第一幕是宁汉分裂,接着是西征讨唐,继之又是蒋桂火并,在这军人互争雄长的时候,地方实力派总想设法利用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炫耀自己是正统,用以欺骗国人。改组派的上层看到这是一个可利用之机,也就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起来(下边再详谈)。
  
  ①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会后,所谓中央党部设在南京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原址。有常务委员会、书记长为王陆一。有组织部,部长蒋介石,陈果夫代;宣传部,部长叶楚伧;训练部,部长丁惟汾;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朱霁青等。各省、市党部一律改组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当时CC尚在萌芽时期,各省指导委员会委员大多数与丁惟汾有关系,故有“丁家党”之说。
  ②宋子文财政部长.孔祥熙工商部长等。
  
  在这三种情况之下,改组派应运而生,挑起“护党”的旗帜,号召“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蒋介石的辩护士吴稚晖攻击这伙人,一再重复他那惯说的老话:“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这几句话刻划出当时国民党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情景。改组派以汪精卫在一般人心目中尚有偶像作用,故捧汪为领袖,实则就是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失意分子和以顾孟余为首的一小撮所谓知识分子,在法帝国主义的掩护下,进行跟汪反蒋的活动。陈、顾等办刊物、办学校,又派人四出拉拢活动,这偌大的活动费从何而来?据闻是宋子文支持的。
  
  改组派的组织
  
  既然号召“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反对南京蒋介石的独裁,所以在上海就以所谓粤方委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央总部,在上海的有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朱霁青、潘云超、白云梯、郭春涛等。另外尚有一个委员会,记得参与的有高一涵、陶希圣等。总负责人开始为陈公博,陈出国后由王乐平接替。宣传工具有以陈公博为首的《革命评论》、以顾孟余为主编的《前进》,阶级基础强调农工小市民,这种说法也投一般人的口胃。
  各省市和海外则设支部,就能回忆起的,如特别市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各省有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辽宁、安徽,海外在香港、法国都设有支部,县有分部,基层为小组。极盛时期据云全国有1万多会员,各省市的组织发展亦不平衡,有多有少。
  
  改组派开始就是军事投机集团
  
  改组派分子在派系成立前就从事军事投机,在武汉时代就勾结唐生智、张发奎,之后又利用张发奎在鄂西(宜昌)打出护党救国军的旗帜反对蒋介石。就在这时,有人也曾参加策动过江苏溧阳的暴动。1929年蒋介石讨伐冯玉祥,起用唐生智,据唐的幕僚延国符说:“唐生智要到河南郑州前线督师时,蒋对唐说:‘可以发表你为总司令。’唐说:‘不必吧,我口袋内还装的一个什么总司令呢,到前线就代表总司令(指蒋)指挥指挥。”’唐辞出后立刻渡江,用火车头挂了一个车厢,如出笼之鸟,沿线不停,飞快地驰往郑州军中。唐把冯系宋哲元等打回潼关以西,于同年12月1日在郑州誓师,挑出改组派封他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讨蒋旗帜,不旋踵被阎锡山出卖,阎和刘峙南北夹击,唐部在许昌漯河一带溃败了。
  为什么阎锡山要打唐生智?原来唐的部队被桂系吃掉以后,他自己不甘寂寞,蛰伏北平。当时阎系的杨爱源、李服膺拉上邓宝珊等人,策划反蒋,唐为了此事曾亲自往太原和阎谈判。唐在郑州发表反蒋的东电是在太原起草的,阎还派了赵丕廉代表去郑州参加唐的誓师大会。军阀各怀鬼胎,互相利用,阎锡山以讨蒋领袖自居,认为讨蒋是在他领导下进行,蒋倒后,代之而起的该是我阎锡山,不是唐生智,也不是其他人。不料唐打出旗号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而且委派了不少军长、总指挥,这一下触怒了阎。阎认为唐生智利用了他,他不能利用唐生智。这时候,我还在太原,每天和改组派的同志及同情改组派的人士兴高采烈,认为这一下军事策动成功,准备撵走蒋记省党部。另外一面,蒋记省党部的人垂头丧气。正在这时候,赵戴文衔蒋介石命由南京回到太原,太原反蒋的空气逐渐起了变化。某一天我同祁志厚在赵丕廉家里打听消息,赵由阎锡山那里转来,一进门就说,阎要他通知我们,不要胡闹,如不听话,就着荣甲三动手(即逮捕)。我们听了之后,甚为愕然。我们还反复推敲阎锡山为什么翻了脸,却闻阎已就任了蒋记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出发到河南讨唐去了。
  翌年,1930年春,阎锡山出马搞反蒋运动,这个老狐狸也懂得不利用国民党那块招牌号召力是不大的,于是在秘密中派了赵丕廉、孔繁蔚去上海勾结国民党的各派系。为什么阎要派这两个人?因为赵丕廉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代表阎锡山在武汉和南昌之间作过活动,和陈公博、王法勤等人有过多次来往。孔繁蔚是山东人,和王乐平有交谊。
  当时改组派总部公开对外接头处是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318号,是一个三层楼的弄堂洋房,后门通霞飞坊(现淮海坊)。过去二楼是会议会客的地方,后来风声紧张,传说蒋介石有一个黑名单,要暗杀10个人,执行人为陈希曾,所以大家相约不再在此处会客了。可是,某天王乐平又约定我和派往山东诸城与高桂滋作联络的赵麟祥于晚上8时在那里会面。我因和赵丕廉等为译阎锡山打给蒋介石一个礼让为国的电报中几个字有错误,反复推敲,致迟去了10多分钟。我赶到时,发现楼下一个旧法租界巡捕房派来的看门巡捕已被击伤,楼梯口在血泊中倒卧着一个工友(河北人)。我跑上楼一看,一位广东籍黄埔一期生潘行健已被打死,仍原封不动坐在靠门口的围椅上。赵麟祥神志尚清,只在左膀中了一弹,倒在地板上尚未起来。王乐平则倒卧在桌下,虽有呼呼之声,已神志不清了。我私自庆幸,设若早来5分钟,也和这批人同样命运了。正在这时候,以李星辉为首的一批法国留学生也来了,马上和巡捕房联系,巡捕大队人马来了,认定我是最有嫌疑的人物,搞了大半夜,第二天尚出了一次法庭。第二天报上的新闻还不敢发表王乐平的真名字,这个暗杀案就糊里糊涂结束了。自从王乐平被暗杀后,反蒋派的接触不再那样明目张胆公开活动,大家都有了戒心,成了暗场交易。赵、子乙不仅和改组派接火,根据阎锡山“统一的国、整个的党”的主张和西山会议派也进行勾结。不久,改组派推了王法勤、陈公博等赴太原,西山派的谢持、邹鲁、覃振也相继到了。这时反蒋的各方代表云集太原,真是盛极一时.在阎锡山的操纵和各有打算、各怀鬼胎的情况下,由赵丕廉从中撮合,国民党的人们都一致同意非请汪精卫北来权作领导不可,于是阎就找李锡九作为他和冯玉祥的代表去香港敦促汪精卫,改组派也从上海派了赵惠谟去港。汪精卫偕老婆陈璧君和顾孟余等从海路北来了,到了北平就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内。各地聚集在北平的改组派负责人,相偕去铁狮子胡同晤汪,想知道一下他北来的目的和打算。也要求陈述一下各地改组派同志们的意见。我记得有几十个人,推我和东北的钱公来、山东的王立哉等发言。大家比较天真,政治经验很差,一见之下,就被汪的假殷勤所迷惑。这是一个夏天,汪精卫笑脸相迎,亲自给我们搬座位,移动电风扇。我们当面向他提起阎锡山手面不大,怎样自私,连用一桶汽油全得由他批准,是一个土皇帝的作风,十足的土豪劣绅的代表,决不能成大事,决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接着我们恭维汪是众望所归,是中山先生的唯一继承者,希望他能担起领导的重任。不料汪鼓其如簧之舌,滔滔不绝述其北来动机,完全不着边际,躲躲闪闪。我们也就算了。大家辞出后,不少人感到改组派的所谓领袖,不过尔尔,但既已上了这条贼船,就随大流吧!
  
  改组派和扩大会议
  
  1930年上半年,改组派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已陷入瘫痪状态。往日各方想投改组派机的人们,都纷纷跑太原去和阎锡山勾搭了。加之几位所谓领导都先先后后到了北平,上海已是冷冷清清。这时候名义上改组派的组织中心是设在北平东城羊宜宾胡同,秘书是谷正鼎,领导是朱霁青,实际上去那儿接头的人寥寥无几,倒是陈公博和王法勤的住处顿形热闹。陈还专设一个接见来访的处所,有两个秘书专任招待。这时各地的喽啰们已不找组织,而专投奔私人。汪精卫到了北平以后,即去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见。各方面的人都随汪去丁石家庄。在阎锡山的“整个的党”的指导下,为了把各方熔于一炉,由汪、阎主持,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扩大会议的名称就诞生了。改组派的先生们不少人在扩大会议内先占了一个位置。扩大会议设在北平怀仁堂,以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末到)、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为常务委员,秘书长为于若愚(哲士,湖南人)。在常务委员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组织部由汪精卫兼领,陈公博等为委员,秘书为谷正纲、邓飞黄。宣传部顾孟余,秘书彭学沛。民众训练委员会覃振,秘书赵南公、武和轩、徐天琛、刘天囚。当然这3个部门尚有阎的人、西山派的人,但是改组派的人占了多数。这时军事方面,在北方的陇海、津浦两条战线上,蒋、冯、阎的军事冲突很厉害。为了壮大反蒋的声势,在党务上有了扩大会议号召,在政治上尚须拉拢各方人物,因此在扩大会议产生后,进一步收罗反蒋的人物。汪与阎、冯决定成立一个唱对台戏的国民政府来和蒋介石对抗。这个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这是不能移动的,也就是说阎锡山反蒋就是为这个主席。国民政府除设国府委员外,还拟议设置各种部院。反正是为拉拢各方面,因人设官,先发表了主席和国府委员。为了需要,也可以说为了过官瘾,阎锡山匆匆忙忙地于民国十九年(1930)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就了他自封的主席,即去津浦前线督师了。
  这时前方军事,阎、冯方面已露败局。陇海线上成了胶着状态,冯不敢冒险地横冲直闯;津浦线上傅作义挺进到大汶口一带逢上大雨,再加上两线作战,分兵在胶济线上和韩复榘对峙;晋绥军两个前线指挥官傅作义和张荫梧失和,十九路军蒋、蔡的前锋已攻人济南。这时候拥兵乘机的关外王张学良更显得重要了。本来蒋、冯、阎双方都各派出代表在沈阳活动,后来张学良就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出兵入关。9月20日早,突然传来东北出兵入关的消息。谁都知道,从北平到山海关既未设防,又无一兵一卒足资调遣,东北军可以坐上火车长驱直人平、津两市。来到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人们便慌乱一团。怀仁堂内收拾文件、箱笼,和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往来,交织成一片混乱情景。我是个光身汉,说走就能走,故还镇静地买了梅兰芳先生在开明演出的《汾河湾》票子。不料正看得出神,赵戴文的一位私属来到戏院和我耳语,说老赵派人到处找我。我立刻乘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到东四十条阎的私宅,门口守卫也不阻挡,我直奔老赵住处。一入大厅,看见扩大会议的一群人如王法勤、谢持、邹鲁、覃振等等,好像都是心头很沉重的坐在那里,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有如待决之囚。我去小屋里看见老赵,他很生气地说:“你赶快通知你的那些人,立刻到西站集合,12时前(即半夜)要开车去石家庄。”目睹此种情景,我知事态已经恶化。我想,如跑不出北平,我对东北军倒不含糊,北平有的是山西人,很好躲藏。可怕的倒是国民党的党棍子周学昌、鲁荡平这批人颇难办,特别是南方来的朋友们不少,还蒙在鼓里,一觉醒来,政权变换了,他们怎么办?老赵这个人还不错,到这兵临城下的辰光,尚顾及这些小朋友,毕竟可感。但是朋友们散居北平四城,时间又如此紧迫,叫我怎样通知他们呢?我有心想借借有汽车的人的光,但同时又料到,这时和哪一个说,都不会答应。当时我实在恼火了,什么“同志”,狗屁!最后只得慌忙找了一辆出租汽车,到处折腾了几个钟头。及至赶到西站,雨下得非常大,又刮着西北风,我看见经亨颐、陈树人等人就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岔道上没有车皮。一经查询,据说找到的一列客车,是石友三私人做买卖的车,调动车的主权不归路局,而在石的驻平办事处。这次车拨归扩大会议人们租用,还是和肖振瀛好说歹说才弄到手的。只为和司机未通气,他们把车开到长辛店机厂去了,虽已派人去长辛店疏通,但何时开来尚不可知。这时眼前的危险真不在小,如果东北军来的快,我们大家谁都不免是阶下囚。正在这风雨凄凄的时候,老赵派人来通知大家先各回住处,明天一早再在车站集合。到了此刻,扩大会议人们的命运好像一是掌握在火车司机们手中,二是也同时被赵戴文掌握着。人们听了这个吩咐,只得各自散了。我借这个机会又去各处通知相熟的人。到了半夜我回到东四十条和赵丕廉聊天,他一面吸着鸦片烟,一面和我谈。不久一个人送来一大堆钞票,赵丕廉亲自分了一下,一堆(多少忘了)说要给傅汝霖,由傅带到天津安置后事,预备将来活动之需;另一堆交我,要我赶快送给谷正纲。这就是后来由李平衡在东交民巷帮助留在北平的有关朋友们回南方的路费之所由来。21日上午得到通知,去太原的大大小小人们又都来到西车站,火车已升火待发了。这时,表面上说是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撤移太原,事实上却是昙花一现的扩大会议和所谓国民政府就此垮了台,到太原去无非为了办理后事。实在说也没有什么真正后事可办,只是一时无处逃,暂到太原聊避风雨而已。事情糟到这样地步,到了北平已不发挥所谓组织作用的改组派,也随着扩大会议的死亡而死亡了,只剩阴魂仍未散尽。之后,这群人虽无组织关系,但因为有了这一度组织因缘,后来发展为人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汪精卫等认贼作父,直奔南京充当汉奸,改组派的人们才算散了伙。但留在重庆的人们彼此间还是藕断丝连的。
  
  改组派外围组织各省市海外总支部
  
  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是一个有组织、有基层、有群众,似乎尚有纲领、也有理论的搞军事投机的集团。国民党的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曾由于改组派分子的酝酿,也曾搞出了不少热烘烘的活动,为南京的党官们添了不少麻烦。南京市的各区党部首先闹事。1929年南京国民党在蒋介石、胡汉民联合操纵下,宣布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用圈定指派的办法产生代表。记得南京警备司令、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就被指派代表哈尔滨,相类的例颇多,举不胜举。当年反蒋的人们原都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为号召,在这情况下更觉增加了反蒋的资本。于是粤方委员乘时发表了党务政治宣言,留在南京还有些良心未全死的人也被有关的言论所吹动,他们目睹蒋、胡这种倒行逆施,连国民党薄薄一层的假民主都撕毁得一干二净,便纷纷起来要求市党部召集全市党员代表开会讨论,市党部的负责人受着众人的忿责,毫无准备的就在夫子庙旧贡院内大礼堂开会。这时出席的代表又受了改组派的鼓动和牵引,会议操纵在改组派人的手中。改组派中的大学生吴健当了总主席,谷正纲首先开了炮。蒋、胡派的人见势不妙,立即组织了黄埔同学,以贾某为首,带领一班打手冲进会场,大打特打,我和程子敏(现任上海民革常委)和一位蒋姓女的被他们关在一个斗室里。这班打手找谷正纲打,幸亏段锡朋掩护,把谷藏起来,谷才幸免于难。这事儿闹大了,轰动了统治阶级内部。当天下午我们被用大卡车押解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我们进去时,见礼堂内已坐满了黑压压的人,我们这伙囚犯被安置在第一排。蒋介石出来讲话了。他讲后,我立起来质问他,他面红耳赤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明天在国民政府见你。”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说完这句话他就溜了。我们这批人怎么办,大家散了,也无下文。这时陈果夫、段锡朋来劝导我们说:“你们回去休息休息吧。”于是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的厮打的局面。这样一来更激起党员们愤激,纷纷开会研究对策。当时南京有11个区党部,除了第六区党部(国民政府的党部)外,10个区党部都一致起来。越二日,我借了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护照和乘车半价票,护送谷正纲去上海租界。我俩和顾孟余谈了话,和王乐平、王法勤等见了面,谷正纲从此就成了改组派的红人。以后他成为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的领袖人物之一,也为他增加了后来的活动资本。不久我也在南京呆不下去了,当我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中常会开除了我的党籍,因此激起丁南京各区党部的总缴印。从此南京的国民党各区党部联合起来,脱离了市党部领导,这就为上海在改组派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奠了基。这时不少省市都纷纷起来,改组派在国内和海外有了两个中央领导的地方组织。这个联合组织,在1930年上半年移到北平后,还在西堂子胡同旧税务署的大院内出版一个《民主日报》,以谷正纲、邓飞黄、李平衡等为编委,聘陈言主编新闻、萨空了主编副刊。这个报纸虽寿命不长,在当时尚别具一种风格,颇为各界重视,也为改组派助长了声势。
  
  改组派组织瓦解,阴魂未散
  
  混在北平的一群,包括了不少各省市的海外的所谓大小头目,一部分随着扩大会议搬家西去太原,一部分留在北平的由李平衡资助他们四散.去太原的也是一时权宜之计,在太原呆了不久,汪精卫偕陈璧君先绕道大同溜出山西。这个家伙的确善跑,他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又溜到香港。阎锡山亦由张培梅、李龙潜(现山西省政协委员)陪同,化装取道京绥转到天津,后来又逃往大连。其余都先后四散了。改组派的人们,如王法勤、朱霁青等等继而又集中在天津日本租界内。
  1931年广东酝酿非常会议,要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南京唱对台戏。在这一年春天,我和蛰伏在山西平遥县的陕西刘守中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往天津,面致王法勤和柏文蔚,表明他的主张。这时天津渐渐热闹起来,中心是胡宗铎的住所。胡家架设无线电台和广州直接通电,同时和日本天津驻屯军也有联络,日本特务土肥原和他们都有往来,要打听消息就得到胡家去。胡宗铎隐然是中心人物。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开锣了,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的代表就由我们来产生。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做一名代表,以他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呼图克图,其他的代表的产生手续,大致都相仿佛。凡是能扯上关系的,也就当上了代表。计在“九一八”的前前后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100多人,以后到了广州,就越看越不入眼。当初我们看不上蒋介石,去依附阎、冯,不久又看到阎、冯的自私、狭隘、独断。现在到了广州,眼见陈济棠这班人比阎、冯尚不如。听说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这是胸襟多么狭隘的一班人马!当时山西的郭任之对我慨乎言之地说:“咱们思想上要革命,但行动上愈来愈反革命了。”我苦笑以答之。
  这时我生病,住在西濠口新亚酒店,不晓得刮来一股什么风,说咱们在广州蹲不住了,要回上海。一天早上我随上大家先去了香港,买了一张蓝烟囱邮船票回到了上海。没有两天,王法勤和我说,明天去大世界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备广州四全大会选举。真可怜也真下流!在黄金荣保护下的共舞台,汪精卫等坐在台上,改组派开了个莫明其妙的选举会。我记得当时选出11个人,中间有刘文辉,但后来和南京分赃时,又把刘文辉的名字抹掉了,毕竟由于什么缘故,谁也无心去追究,反正是做政治生意吧。为了刘文辉的选举,刘的代表冷杰生还是化了不少气力的。不知经过什么曲折,共舞台选举的算数了。据说为了比例,南京四全大会落选的王陆一、纪亮等的名字又从字纸篓里检出来,也列为中央委员。我们后来戏对王陆一说:“你每次去沪必到大世界行三鞠躬礼。”王陆一也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恩科委员’。”
  和平会议开了,宁粤合作了,汪、蒋又携起手来,挤垮了孙科的行政院。汪、蒋在政治上分赃,在中央党部分赃,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彭学沛、罗贡华为次长,司长、参事、秘书、科长、科员等职安插了不少改组派。顾孟余任铁道部长,次长曾仲鸣,谷正鼎做了总务司,王懋功长了正太铁路。范予遂长了道清铁路;技术部门不好更动,便巧立名目,设了职工教育委员会,安置了邓飞黄等。这个机关是新设的,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都属于改组派人物。陈公博为实业部长,次长郭春涛,后为谷正纲,司长、参事、科长也安置了不少。李平衡就是当时劳工司长。陈树人抓了侨务委员会。中央党部组织部和陈家分赃,陈立夫为正,谷正纲为副,李俊龙等跟谷进了组织委员会。另设立社会部,以陈公博为首,肖忠贞为主任秘书,这里边也安置了不少人。后来汪精卫又兼外交部,唐有壬为次长,利用外交部关系,又在驻外使领馆安插入,李俊龙去纽约,杨玉清去伦敦。又动用外交经费送黄少谷、范予遂、邓飞黄等去英国念书,都是这种关系。其他尚有不少人,都享受到改组派的余荫。
  当年在北平还出现了一个和各省市海外总支部联合会办事处对垒的一个组织,名称为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这个组织的头脑是李冠洋,背后牵线的是阎锡山,也就是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阎锡山的御用团体,它的前身是新民读书会。



(作者:武和轩 )
 楼主| 发表于 2019-4-27 16:55:5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

http://www.shzgh.org/shmg2011/lshm/wszl/u1a12386.html

  中国国民党自从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争夺领导权,发生了多次内讧,其间尤以汪精卫、蒋介石的争夺为烈,导致了多次内战。例如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汪精卫和唐生智互相策应,在武汉发动反蒋战争;同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又和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反蒋战争;一九三〇年五月,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联合几方面军人,发动反蒋战争。
  一九二四年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当时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廖先生被害后,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首领自居,取得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掌握军权,拥军自大。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农群众配合军事行动,促使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进展。但当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时,蒋介石背叛三大政策,于一九二七年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权,也跟着于同年七月以“分共”为名,同样地采取反共行动。但蒋介石独揽大权,终于把武汉的国民政府压垮,建都南京。不久汪精卫因反蒋军事失败,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国。
  汪精卫出国后,反蒋运动继续进行,由陈公博、顾孟余主持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这个组织的成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褚民谊、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励斋、朱霁青、柳亚子、潘云超、唐生智、张发奎、彭学沛、曾仲鸣、郭春涛等,领导中央组织。其他成员,一部分是各省市的党、政、军人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上海尤以学生为中心力量。嗣后改组派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就我亲身经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运动
  改组派在上海所搞的学生运动,是利用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掀起的反日运动而得到迅速发展。这年五月间当北伐军推进到山东济南时,日本人为了阻止革命力量向北方发展,在济南杀害了国民党政府的交涉员蔡公时,造成“五·三”惨案,在全国形成反日运动。这时改组派的政治路线是“以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领导中国革命”,这条路线是符合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政治愿望的,因之改组派在上海各大学取得了迅速发展,控制了一些大学的学生会,渗入了上海学联及全国学联的领导层。
  汪精卫出国后,改组派的全国性活动都集中在上海,因为那时上海的租界还存在,在租界里从事反蒋秘密活动比较方便。当时改组派在法租界设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秘密组织,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霞飞坊安置了几个秘密机关,主要负贡人是陈公博和顾孟余。陈公博抓宣传和群众运动,和肖淑宇主编《革命评论》以宣传反蒋为主。他们对蒋政府的抨击相当尖锐,如谩骂蒋政府是“生殖器政府”,痛斥包庇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言辞泼辣,受到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赞赏。加之汪精卫素有文名,而且巧言令色,尤其年轻时有谋刺摄政王的那段历史,获得一些青年学生的同情,所以改组派在上海学生中占有相当市场,上海的学生运动成为改组派在上海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
  从一九二八年“五·三”渗案开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事变发生后汪蒋合流为止,在这一段时间内上海学生会组织,控制在改组派手里,当时各大学出席上海市学联会的代表,都是改组派的成员。这些入主要的有交大的首席代表吴其钰,复旦的陇体要,光华的王志圣,暨南的汪竹一,法政学院的季始元,国立商学院的张国干,劳动大学的王非,大夏大学的夏天,持志大学的王健民,大陆大学的温广彝等。由于大多数大学的学生代表都是改组派分子,从而由改组派控制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学生运动中,交大历来居于领导地位,因之交大的学生首席代表吴其钰当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在全国学联中,上海学联历来又居于领导地位,因之吴其钰又当上全国学联的主席。加之其他各省市的学联代表中也有改组派分子,因此改组派控制了全国学联,以之作为宣传反蒋的一个重要阵地。
  改组派在上海的学生运动由陈公博直接指挥,他在上海办了一所大陆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和各大学的改组派分子都有直接联系,经常在家里接待来访学生。其时他住在辣斐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金神父路(现在的瑞金南路)附近,座上客常满,其中很多是学生,我也去过几次。同时他亲至各校活动,曾在交大国民党区分部党员大会上演讲多次,宣传反蒋。当时我是交大国民党区分部的常务委员,还有几个委员是吴其钰、朱荫桐、朱世通、周参,都是参加改组派组织的。在交大内发展改组派的是黄惠平,北伐军到上海后,他原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在改组派内也是上海市委员,在交大他当预科主任,经常接近学生,发展了不少成员。我们交大的几个改组派学生和改组派的一些中央委员时有来往,到学校里国民党区分部党员大会上讲过话的,除了陈公博以外,还有潘云超和郭春涛。我们也常到改组派的秘密机关去联系工作,同我们见面的有顾孟余、朱霁青、王法勤等。当时我对这些人的印象,认为他们对青年人比较热情,态度谦和,生活朴素,分析问题深刻,所以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摇旗呐喊。
  “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成立反日会,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上海反日会是由市总工会、市商会、市学生联合会等各大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的,学联方面除有代表参加反日会担任委员外,还负责反日会的检查处(检查日货)和调查科(调查日货)的工作。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我由学联提名担任反日会调查科主任约一年。
  对于反蒋活动,在改组派掌握学生会的学校内,都是公开进行的。如公开张贴反蒋宣传品,由改组派中央委员到学校演讲反蒋,每次发生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运动时,各学校配合起来开展反蒋宣传,并以种种借口,发动罢考罢课。当时蒋系国民党人员,看到改组派在学校里声势大,在社会上影响也大,也无可奈伺,只好听之任之。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交大国民党区分部都被改组派控制,在校内公开进行反蒋活动,差不多每年要策动罢考罢课,由于我们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大,学校当局及国民党上海蒋系党政人员都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利用暑假期间,把校内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朱荫桐、朱世通、周参和我四人开除,吴其钰因系本届毕业生,仍旧发给毕业文凭,区分部却被解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内以“共赴国难”为名,实行“汪蒋合流”,实质上是汪蒋政治分赃,从此改组派的中上层人员弹冠相庆,纷纷到南京政府里去做官,别的什么都不谈,改组派的组织也无形解体,学生运动当然终止。此后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会都取消,过了些日子另行成立学生自治会,由CC特务组织“力社”控制。
  二、工人运动
  改组派搞工人运动,最初是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他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搞过工团活动,参加改组派后,主要搞政治暗杀等活动,没有直接参加工人运动,不过有几个原来和他有关系的人参加改组派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八年间,我在上海市反日会当调查科主任时,科内有几个调查员原来是在工会工作或和工会有关系的,我发展他们参加了改组派,并发动他们从事工会活动。一九二九年间,改组派设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指定我当主任委员,由改组派上海市委张铁君当指导员。张铁君原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王亚樵友好,在工作上得到王的支持。
  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中,还有旷运文(上海兵工厂总务科长)、程德源(原是中共杨树浦区委负责人,主持码头和纱厂工人运动)、葛鹤才、冯积芳(二人都是商务印书馆工会负责人)、刘劲草、柏坚(二人原是店员)、陈香泉(广东帮某工会负责人)、汤文泉(渡船工会书记)、邢琬(国民党南市区区委)、何征平(原在南市某工会工作)、陈光炎(原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孙琢斋(法政学院学生)等。通过这些人的关系,发展了一批原来搞工会工作的人参加改组派,并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反蒋活动。
  为了扩大反蒋宣传,我们不定期地出版《革命工人》小报,发行人用的是《革命工人大同盟》名义。这种小报通过我们组织中的成员在工人中散发,一方面邮寄工会团体。每遇“五·一”、“五·三”、“五·九”、“五·卅”、“双十节”等纪念日,我们印刷节日传单,向工人散发,同时到大世界、天韻楼、先施乐园等娱乐场所的屋顶抛到马路上去,吸引大批群众抢阅传单。
  为了配合军事反蒋,一方面宣布蒋介石的罪状(称作“蒋介石十大罪状”),揭露南京政府的丑闻,一方面以争取增加工资为名,发动工潮,制造社会混乱。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我主持工人运动委员会期间,在码头和纱厂工人中发动过几次罢工,得到一些胜利。有次在吴淞永安纱厂发动罢工,资方买通国民党市、区两级经办调解工潮人员和警察局人员进行破坏,他们行贿数千元的证据被工会抓住,凭证据向法院起诉,在事实面前法院不得不受理,结果把国民党市党部的一个执行委员撤职,又处分了一个总干事了事,工人增加工资的目的也达到。可是资本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其后在另一次工潮中,凭借以前种种关系,把工潮镇压下去,把厂工会负责人王云程、蔡洪妹等几个人开除出厂。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政治分赃中,汪精卫分到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等党政领导职务,陈公博当了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实业部长,顾孟余当了铁道部长,等而下之的几个人当了秘书长、副部长、次长等职务,从此改组派的组织解体,什么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都没人再提了,过去那种迷人耳目的革命词藻也听不到了,追求的只是个人名利。如陈公博在宣传反蒋时痛骂过蒋政府是“生殖器政府”,可是他一当部长,过去骂人的话却活生生地在他自己身上充分地显露出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当了什么“长”,紧跟着,哥哥、弟弟、家舅子、野舅子也都当起大大小小的“长”来了。
  三、选举中央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未发一枪一弹,侵占了我国东北的锦绣河山,全国人心大愤,汪蒋重又合流。其第一步是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机构,第二步是改组南京政府。
  国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十二月间召开的,当时议定在南京和广州两地同时开会,中央执监委员若干名,由两地各自产生半数,选出后两地中委再行集中开会。南京方面由蒋系人员开会,广州方面由非常会议和改组派人员联合开会(非常会议人员主要是粤、桂两系)。
  会议名称既然是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然应由全国各地产当我们回到上海后,汪精卫也到了上海。有一天我得到改组派通知,说是次日汪精卫约好在大世界的共和厅跟大家谈话。我很诧异,因为大世界是游乐场,共和厅是妓女群芳会唱之处,前次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曾约我们几个学生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何东爵士(香港大绅士)住宅谈话,这次怎么会在黄金荣开设的肮脏地方见客?
  大世界平常是下午开门的,这一天谈话约在上午。我到了那里,一看气氛和平常不同,门禁森严,有好多彪形大汉守卫着大门,凭通知进门,走到共和厅看情况不是谈话而是开会。大概九点钟,有人宣布开会,到会的一百几十人,都是从广州集中到上海来的四全大会的代表。开会后首先由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共赴国难”的高调,又说因为广州发生变化,所以到上海继续开会。最后宣布选举中央委员,当时选举的办法是南京和广州两地各选中央委员中的半数,改组派从广州分裂出来,又从广州的名额中选举半数,这样改组派分摊到的名额就是全数中的四分之一。
  选举时几个办事人员宣布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老的改组派中委都在内,又增加了一些新人。谷正纲叫我们上海方面的人照单填写选票,我们都照填了。选举结果,除了老的中委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褚民谊、甘乃光、柳亚子、陈树人、彭学沛、王法勤、潘云超、朱霁青、郭春涛等外,新当选的有谷正纲、谷正鼎、肖忠贞、范予遂等。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后,十二月底开了四届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时修改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法,改组南京政府,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本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已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通电下野,四届一中全会后,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蒋汪在杭州会晤,后同赴南京。至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由汪精卫接任。他原以“共赴国难”为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首长,可是在他任职期间,却先后和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干了不少卖国勾当,最后堕落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这都不是偶然的。
(作者:姜 豪 )
 楼主| 发表于 2019-5-17 14:54:1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伐军的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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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坚强后盾是什么?用最通俗的话回答就是一个字:钱!
很多军事家都曾言道,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以什么维护后勤保障?还是一个字:钱。
广东国民政府在准备北伐前期,财政是相当拮据的。财政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民党领袖们心中的魔影。军队与政府财源紧张,入不敷出, 税收减少, 一直是造成政局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以1925年为例, 广东省十万军队,“ 每日应支各军之费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元, 而每日定收之数一万五千七百元, 每日不敷之数八千四百八十三元, 如此计算每月军费总数尚需八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元, 只能强凑发四十七万一千元, 尚差欠二十五万三千一百四十元。” 说明军费问题相当严重。而国民政府财政部虽四处借贷, 绞尽脑汁, 还是缺乏足够的响源, 只能指令“ 军需每月收支相差过巨, 拟自本月七日起, 除有防地各军队令其自行维持给养外, 其他无防地各军队,一律按照现在收入, 尽数支配”。国民政府让无防地军队自找门路, 就为军队放任自流、截留夺收、设卡征税、走私贩烟、设局招赌, 大开方便之门。搞得民怨沸腾、军生嫌隙。例如滇军第一师师长将“ 广州八十字有奖义会批准宝恒公司商人承办, 因此一师伙食依赖该公司接济。因为有利可图, 湘军第一军、第五军第十六旅亦先后批准利源、天利公司商人承办, 造成了“ 一捐三公司, ”竞相滋扰, 造成“ 原商束手, 伙食断绝” 的局面。广东省筹饷总局不得不通令“ 所有各军今后批准广州八十字有奖义会承办宝恒、利源、天利各公司, 着即一律撤销。” 另有宏益公司愿每日缴纳正饷三千三百元, 要求承办八十字有奖义会, 因此, 广东省筹饷总局批准宏益公司承办。除筹饷局留一部分外, 再由财政委员会支配分拨。僧多粥少, 只能如此。
此外, 广州老新城之东、南、北关等处杂赌公司亦招商承办, 以便征收军晌。裕成公可承办了省会河北及河面防务经费, 希望政府加以保护,“ 别商不得加饷搀夺” 。该公司为取得专营权,‘情愿“ 加认巨饷, 继续承办”,但“负担实为重大”,因此筹饷局请政府严令“ 无论各军, 各机关均不得向商公司强借勒索。其前时河面饷及一切津贴、保护伙食、伤兵费等,种种名目, 亦概请尽行革除, 以免负担。倘仍有人胆敢到商公司藉词讹索者, 准随时指名密控, 立予拘捕严惩”。
从以上诸例子可以说明国民政府为获得军响来源是不择手段的。这里的‘ 防务经费” 实际上是赌捐。据李宗仁回忆“ 两广人民嗜赌成习, 官府禁之无效, 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是由政府招商投标, 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而驻广东的客军为了生存、各自为政, 互相夺利, 刻肉补疮的现象亦非常严重。国民政府下了一道道严令, 只成一纸空文。各部队要维持下去, 只有采取弊政扰民之法。但是也有的军队的军响较充裕。如许崇智的粤军,“ 原拥有西江之地, 刘杨既平之后,更得广三(指广州到三水的铁路及沿线收入),近复进占东莞, 以至宝安增城, 综计税收,潮汕百五十万, 东莞十万, 广三二个月约四五十万”,“ 最低限度,亦不下二百七十多万也。即不斯之计, 西江月可收入七十五至八十万之数, 加以东莞石龙一带十余万,共计约在八十五至九十万以上。即以官兵每人廿二元统计, 亦不过四十一万一千余元, 纵再加十万为总部交际及一切开支, 最多亦不过五十一万一千元耳” 。
粤军的这种优裕待遇与各军“乏食鹑衣” 的状况, 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正是利用客军对粤军的不满, 抓住军费间题大作文章, 攻汗许崇智的第一条罪状为“ 把持财政, 妨害大局” , 蒋打出的军费问题, 为客军请命, 逼迫许交出军权, 故能获得各军的响应。
蒋介石攻击许崇智的第二条罪状是图谋推例中央银行, 自立银行。广州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创立的, 是维护革命政府与广东军队军政费用的主要支柱。该行的保证金是广东的印花税、土丝税、盐税、火油稽核各税。许祟智“ 犹恐该行接济各军, 不克达到⋯ ⋯制死各军之谋,”于是“ 复思霸占该行基本金担保之印花税、土丝税、盐荚、煤油等税”。
许祟智把持军费财政大权, 是其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 廖案”只是借口。因此, 蒋介石说“ 军响军额, 为革命军之根本间题。”
蒋介石“ 逼宫” 后, 立那逮捕许崇智的广东财政局长兼军需部长廖鸿基。同时, 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蒋介石还致函政治委员会委员, 维持中央银行, 将被许崇智截夺的火油等捐, 仍划归该行为基金 。
蒋介石至所以采取以上措施, 其目的不外乎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 获得各军的拥护, 以树立其在军队中的威信, 巩固其地位, 以便进行北伐。
 “粤政府军事委员会,预算北伐经费,所须甚巨,拟核减官俸,百元以上者九折,一百元以上者八折,三百元以上者三折。” 1926年5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广东国民政府为准备北伐,行政人员开始扣减薪水的消息。
  当时的北洋军阀各系正忙于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对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来说,南方叫喊着北伐已有时日,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习惯了“电报战”的军阀们认为,双方在报纸上进行沙盘演绎是最理想的战争。但蒋介石并不这么想,这一年的6月3日,在幕僚的协助下,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方案”。
  这份长达数千字的“方案”,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其实应该是“北伐预算方案”。蒋介石分析认为:以全国之局势、敌军之情况观之,北伐准备之期,应以三个月为限,不能复缓。他分析当时情势称“距今一月之前,如能出师北伐,则三万兵数,正可占领武汉。今吴佩孚既占鄂、豫二省,虽其内部未能统一,尚待整理,但归其管辖者,现在确有兵额五万之数,三月之后,其势更厚,可以知矣。故本军出师北伐,至少须准备四万至五万之枪,方得与敌相敌也。”
  该方案进一步指出,广东通过征税,每年能增加3500~4500万元财政收入。按照合理推算,如果拨出2000万元给军队,就可供养65000人的军队。因此蒋介石提出,要乘吴佩孚的势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时,动员兵力8万人,筹足两个月军饷500万元,于3个月内占领武汉。按照这一方案,军事行动将在一个月后启动,而此时计划中的军费尚短缺多半。对于广东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筹到第一笔款项。2天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箭在弦上。
  借钱“北伐”
  “政府筹措北伐军费,约分三项。(一) 预收各县钱粮一年。(二)厘税征预饷一年。(三) 各县分摊军费。约共得二百万。” 1926年5月29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国民革命军的筹饷进展,此时距离蒋介石提出的北伐时间只剩一个多月,而所缺军饷多达300万。
  一个月内,要凑齐北伐之军费,其难度超乎想象。国民政府财政部采用的急救办法是:发行公债。
  6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首次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这一国债公告其用途为兴办士敏土厂、皮革厂、造币厂及其他实业,但同时也略为羞涩地宣称中央军政费用支出将搭发公债两成;并决定粤汉路车费加五征收。为了刺激销售, 财政部还设置了特别大奖, 以此噱头来吸引商民认购。但连年征战、苛捐杂税暴增都使广东民间对北伐之事深怀忧虑,民众对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并不买账,公债几乎无人问津。
  一边开源,一边节流,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遂将目光转向加征税收。
  6月11日,国闻社发自香港的报道称,“粤筹北伐费甚忙,拟规复番摊,日可得万四千元,同时实行加征各路运脚,各机关薪自本月起,搭放债票两成。”一个月前,薪水打折,一个月后,打折薪水里还包含两成债券,行政人员的工资实际减发近半。
  “番摊”系粤语赌局之隐称,陈炯明主政广东时力主禁烟禁赌,而此时恢复赌局征税自然引发诸多争议和抨击,但为财政带来的收入的确可观。
  财政部对苛捐杂税的增收引起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会之强烈抗议,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曾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愿。案中所列出的各项税收之名目繁多,令人咋舌。女儿出嫁要交税,打个麻将要交税,就连逛个妓院都会有“花捐”,此时广州民间已有“国民党万税!”之戏语。
  “苛细已极,已至无物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实际上已更无物可捐可税了。” 其时曾在广东省政府任职的财经专家秦庆钧曾评析道,在无物可捐的情况下,财政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翻倍。“于是财政厅下令由本年起各项捐税加五(即加50%)征收。”
  但是征税解款尚需时日,至蒋介石在黄埔誓师北伐,军饷仍未全部到账。是以蒋介石统率之军迟迟未能启程,而李宗仁所带领的第七军已一路攻城拔寨,逼近武汉。到7月13日,广州总商会决定由各商行筹款50万元为北伐费用,而国外华侨所捐近50万军费亦已到账,加上此前预征的200万军费,蒋介石首月军饷基本无虞。次日,国民党中央才正式发表了出师宣言,号召各地“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一个月后,为了缓解蒋介石逼饷之压力,宋子文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启动财政“抽水机”。
  8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1000万元,这次声称是为开辟黄埔商港。但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按屋分摊,即便租客亦不例外。“凡省外城镇、商埠、撼市、村落之商店住户, 依照一个月租额, 分三个月匀缴, 认购债票。先由租客垫支, 在租金内扣除, 即以此项债票交还业主抵租。如属自居产业, 应照产价百分之一认购。其租金不及五元, 产价不及五百元者, 准予豁免 。”
  这项公债的偿还,则明确表示以北伐战争征服的地区和因此得到的收入作担保。
  如此从民间“抽血”,网罗甚细。广东米业首富黄显芝之前带头领销金库券五万元,在第二次购买公债时,只得抛售存米,套取现金上缴以完成任务。黄显芝全盛时有12家米糠店、1家米机厂,其营业额几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因为连年购买债券导致资金链紧张,而债券偿还遥遥无期,最终严重亏损,几乎全线倒闭。
  之后的8月份,国民政府还发行了第三期公债,这次仍声明其用途是津贴罢工委员会及维持伙食,事实上亦全数移作军费。宋子文在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发行公债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财源之一,在其时的财政收入中,公债高居首位,占收入总额的30%。
  时任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在广东目睹宋氏理财法后,颇感惊心,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与宋子文的一番对话:“他(宋子文)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中,也批评过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论定了。”
  北伐前期的军费,主要依靠宋子文高明的“搜金术”。公开资料显示,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这一年高达6100万元的军事开支,几乎把税收、公债所汲取的财富消耗殆尽,连内政、司法、教育,或促进工贸的资金亦全部吞噬。宋子文在1927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其时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已达2000万元以上。连他自己都颇为担心地说,“此非俟军事告竣,兵费减少,国家已达于和平建设时期,未由使所有用途皆能增进国家之福利。”
  一路打“白条”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至湖南而形成一个“Y”字形的分叉,向湖北与江西展开。国民军先以四、七、八军消灭两湖吴佩孚主力,10月克武昌。以二、三、六、七军进攻江西,击败孙传芳五省联军。以第一军为主力进攻福建、浙江。
  三路出击,战线由此不断拉长,而后方补给则面临严峻考验。
  “所有出发各路部队,饷需浩繁,汇拨款项全用现银,携带不便,而行军所至湘、赣、桂三省,本行纸币尚未通行。兹为接济饷需,便利携带起见,特由本行呈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财政部核准,发行湘赣桂三省中行通用纸币200万元,以裕金融。”1926年7月,国民政府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发行湘、赣、桂等省军用地名券的布告,随北伐军胜利而一路北上,贴遍各地。
  现银既然不便携带,正式的纸币又未通行,军用券遂流行一时。
  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8月11日晚到达长沙。第三天他就发电国民政府,要求准许他这个司令部代发中央银行兑换券以维持军事进行。
  “窃计军事进行,不日即可达到武汉,局面既已扩大,所有军饷专恃广州运输接济,实多困难。除电呈钧府及商财政部从速准备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外,兹为维持目的起见,拟准职部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委托总司令部政务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五百万元。”
  半个月后,这一兑换券即在长沙开印发行,之后则成为北伐中最大的财政黑洞,官方统计数据称发行有365万,实际数字则远超其上。
  上行下效,唐生智的第八军在加入革命军序列后,效法广东的“先进办法”大发公债。在进驻长沙后,就专设募债委员陶铸、吴绍,会同长沙县县长调查, 按商民家资多寡, 派募国民公债。“以5000元为起点, 凡五千以上派50元;一万元以上派150元;二万元以上, 每万元派160元;五万元以上, 每万元派200元;10万元以上, 每万元派300元;20万元以上, 每万元派400元, 30万元以上, 每万元派500元。”
  此后购买军粮,亦同样打“白条”,如令长沙县长筹办军米,规定每石军米用10.8元向民间收购,而“其米价洋21600元,即以该县长所募公债项下拨付”。在募集公债的同时, 唐部还向长沙总商会借款40万元, 以省会警察厅地皮作为抵押。
  为筹措北伐军之军需财用,蒋介石更组织“江西财政委员会”专负筹款。被派为赣北财政处长的周雍能发现,江西此前已被历任军阀搜刮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北伐军更逼停了江西地方银行所发纸币,因北伐军之财政困难,初时两折行使,终至变成废纸。“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周雍能后来颇感内疚地说,“这是江西人民为北伐所作的第一大牺牲。”
  在随后出任江西财政厅长时,周雍能最痛苦的事就是处理军用钞票。广东中央银行在发行三省兑换券时,曾声明称百元一种仅搭发少数,以占十分之一为度,此外系一元、五元,以便行使。但实际上要以此券拨发各军粮饷,军队皆以大票下发,是以周雍能回忆说,“军用券都是百元大钞,并无小额钞票,购物极不方便。江西市面又无其他纸币肯兑换,因此发生有持百元大钞购买几分钱一盒的火柴的笑话。”
  就连蒋介石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在9月20日致电宋子文称:“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现在总部尚有二百万元兑换券,在长沙印者,不过五百万元,顷拟向汉口商会筹借二百万元,似此以二百万而兑五百万,当不虞竭蹶。此外每月税收,至少尚有二百万,不足,尚有不动产二千一百万元,如果中行大元票能速运鄂,兑换券尚可暂留不发,否则前敌军需将成麻木。总之,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如何尚希速复,并速派人至湘、鄂筹备分行为盼。”
  此时北伐军直入南昌,而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纸币及兑换券均无法跟上军队脚步,令蒋心忧不已。从广东运送印刷钞票,颇费时日,蒋介石在此期间已数度与宋子文发生摩擦。当日蒋介石再度致电宋子文,已有责问之意:“本日抵萍乡,明日即向袁州南昌前进。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如何?盼复。”
  为了解决眼前困局,蒋介石除了自己司令部印发“中央银行兑换券”,财政部亦提供了不同的军用券。仅从现有档案及资料显示,至少有七种“白条”曾经大规模发行: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大洋券、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
  如此滥发纸币,无异于“打白条”,通货膨胀自然发生,国民党元老张知本回忆南昌围城时说:“原来的纸币不适用,金银又找换不开,只有铜元流通,身价百倍。”作为北伐中最主要的一个阵地,江西流通各种军券最多。1927年2月,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俞飞鹏报告说,江西发现了中央银行兑换券的伪钞,并称“此项临时兑换券系在长沙行营临时印制,经我军携带来赣行使者,究竟其数若干,无案可稽。”
  之后的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江西特派员陈述情况时,就毫不客气地说“兑换券已经用得同白纸一样”。并指此兑换券:“第一批是在湖南印的,印得非常之坏,据说当时印了750万,但有账可查的只有365万,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楚。到高安之后又印了一批,数目大概是从500万到1000万左右,带到浙江、江西去用的。到浙江就公布可以兑现,但一面开兑,一面还是续发。”
  军用票引发的混乱持续一年之久,实际数目则不止于此,据近代货币史研究者戴建兵教授测算,仅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就发行了1000万元左右,加上军需券及其他各种军用票的发行,各种军用票的发行总额当不下于2000万元。
蒋介石所需军饷迟迟未发,之前送到前线的百元大票因无法使用,又退回广州中央银行进行小额兑换,但是90多万军饷,3个月内只拨了37万。当时确定的军队服装费270万元,也只发了69万。11月25日,广州军需处朱孔阳向蒋介石汇报称,“财政部应发北伐军三省通用券一百余万,中央银行现有贴款,乃向领,坚称须待部长回粤,始能照发。”
  蒋介石接报后相当恼火,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说:“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雪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 他因而严辞质问宋:“前方军需万急,似此刁难,有意延误,前方何以维持,希即限日拨清,请电广州速发。”
  宋子文北上本以“筹款”为目的,但在宁汉之争中他倾向于迁都武汉,便扣军饷不发。他曾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926年12月31日,蒋又致电宋:“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
  蒋进一步说:“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
  尽管牢骚满腹,为了拿到军饷,蒋最终还是派其理财官员徐桴赴武汉找宋子文催饷。
  1月29日,徐桴到达武汉,当日密电蒋介石云:“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一千万,库券三百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宋子文话里有话,先是辞职推托,又称“筹款本易”,隐含促蒋迁都武汉之意。
  2月3日,徐桴再次与宋子文见面,但催款仍无着落。徐桴再次密电蒋介石,称:“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
  有此曲折,蒋介石遂觉财政问题不能操于人手。军饷危机直接影响着前线,他没有时间等下去,也不敢拖延时间。此刻上海克复在即,上海金融界已频频向蒋介石发出示好之声,蒋于是转而寻找新的金主。
  1927年3月,中国银行总文书吴荣鬯以处理南昌支行的放款业务为名,到南昌和蒋介石商洽贷款100万元事宜。吴荣鬯和蒋的结拜兄弟黄郛关系密切,并一度和蒋共事。蒋初到南昌时,中国银行即先接济30万元,蒋吴商洽后又垫借20万元,合共50万元。
  但是此款仍属杯水车薪,蒋介石在这一年3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吐槽”时宣称,所缺军费达1300万元。是故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一旦克复上海,总司令部军需处就向上海中国银行提借100万元,沪行经理宋汉章照循例索取担保品,被憋了一肚子气的蒋介石拿来开刀,由借款100万升至500万元。
  蒋随后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整,后又把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随后并委任上海商行总经理陈光甫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为其筹款。
  这一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出席财政会议时说到“理财有如带兵,须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以非常的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并更进一步对各省财政厅长说:“办得怨声载道,不能安身,才算是真尽力!”
  放出“以非常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之口令后,筹款专员们开始有恃无恐地逼迫上海资本家们。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又如中国银行至1927年3月底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达549万元,一旦拒绝借款给蒋,就会收到赤裸裸的威胁:“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美国记者欧文·查普曼当时从上海发回的报道更称,“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为蒋氏奔走筹钱,在一个月内筹集上千万资金后,陈光甫对蒋介石已颇多微辞。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1000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
  而蒋之催逼甚紧,是因为计算“各省军政费,每月至少要二千万,按现在各省支配,至多能够筹到一千二百万,相差的尚有八百万”,因此即使“二五附加税支出四千万,算来到年终还是要有一万万四千万,才可补救”。正是依靠不断从上海银行界“提款”,面临财政困境的蒋介石才得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北伐“后遗症”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厅举行了成立典礼。
  出师十个月,即抵定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北伐的军事攻击至此似可划一逗号,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他以军事统帅的身份为人瞩目,此后他将作为主政者的身份开始操持政府事务。
  “不论负担如何重大,只好忍耐下去,今日的苦痛,决有偿还的一天;换句话说,就是将来快乐的代价。”在之后的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给各财政官员鼓气说。
  胜利的代价事实上相当沉重,北伐后遗症之一是旧军阀未除,新军阀已成尾大不掉。北伐之初,广西、湖南各省部队纷纷出击,国民革命军迅速膨胀,军需供应不及,各军饷械多由各军自行筹措,由此造成的“公债”滥发,其后果自然由新的国民政府买单。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为蒋辩解称:“在旁人看来,则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收买部队,自发津贴,尚且自向军队行经各处之商民”商借“,难能避免破坏财政统一指摘……而站在蒋之立场看,则战场上之机缘稍纵即逝,部队欠饷则将士哗变。此时北伐军不仅与对方兵戎相见,而财政上之斗争尤属重要,如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均在争取尚存观望心态之海军,事关生死。”
  但凡此种种,均为后来政府理财埋下诸多隐患。军饷各筹所需,使地方与军队关系再度扭结,庞大军费以国债替代,又直接掏空国库。
  1928年北伐完成,当年战事并不激烈,但所耗军费仍占了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总收入的88%。财政负重之下,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急于编遣部队,但蒋私心偏袒中央军,遂引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不满,引发后来之中原大战。
  北伐后遗症之二,当初“临时抱佛脚”之公债,成为了国民政府“发财”的捷径。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
  到第四次发行公债时,因政府迁往武汉,筹款困难,实在没有什么好名目可以用来忽悠民众,于是只好以“庆祝北伐胜利”的名义,发行有奖债券500万。
  为了刺激商民购买,财政部更拿出十万现洋作为奖金。孙科在国民党内部的讨论中说:“用观金的理由,就是一种奖励的办法。但也不一定发现金,发钞票也可以。现在不但入不敷出,而且连钞票都不够用,中央银行一千多万的钞票,都发完了,要以少数的现金来吸收。”主政的汪精卫则试图掩耳盗铃:“前方将士因为没有现金买小米,只好吃白饭,而我们却用现金来充奖。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一定要负气,应当解释他们的疑惑,对他们说明是想以十万现金,收回一百万纸币,并不是不把现金给他们用。”
  临时救急的“公债”,最终成为国民政府再也扔不掉的“拐杖”。
  在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年间,除1932年外,每年发行公债,共发行约25亿元内债。倘若行之有效,如蒋介石自己所言,“现在多出一个钱,就是换取将来更有希望的建设”,则未尝不可。 但事实上,“公债”只成为政府提款之工具,此前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所发债券2700多万元,直至1941年尚欠1900多万元没有偿还,致使70%公债成为呆账。在战乱中汲取的民间财富最终空掷其中,就此消失。而广东省发行省公债比之国债,更不守信用,广东省当时发行的省公债,偿还只有3%,有97%成为呆账。富如广东犹然如此,其余各省更是一塌糊涂。
  北伐最大的后遗症,尚不在经济层面的“暗坑”,而在于社会层面的断裂。1927年尚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的鲁迅,在一片欢呼声中,不无忧虑地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在他看来,革命的人多起来以后,“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一场以“革命”与“统一”为旗的正义之战,在其筹备、行进、完成过程中,采取了层层加税、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巧取豪夺等诸多不正常的手段,一路上军队、政治、人事的扩招则不断稀释其“革命”资源。国共分裂后,北伐赖以联系底层之政治动员亦彻底中断。后来的二次北伐,就不得不完全靠“金钱政治”来支撑完成。
  寅吃卯粮带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其社会影响的后果更逐渐显现。就连蒋介石亦曾忍不住说道:“不正当的鸦片烟税、赌税、厘金、和预征钱粮等等,最好都能设法免除,”不过他自己也承认“收入不增加,便什么都谈不到”。
为蒋介石统一中国之举作合理历史分析的黄仁宇,则分析称:“1926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如在西方,此事已无庸置疑。四百年前马基维利早已明白宣告。注重前者,忽视后者:‘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护国家'。”
(本篇主要内容引自《北伐——胜利后遗症》 作者  凡歌  此致谢忱)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17:1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标题:1927年蒋介石为何突然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 原载《同舟共进》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楼主| 发表于 2019-5-23 14: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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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教导团组建及早期人事分析
李岚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教导团是黄埔军校建立的一支新式武装,它的组织编制和党代表制度在后来的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复制。在平定商团、二次东征中,教导团几乎无役不从,取得了显赫的功绩。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对于教导团的论述,或寥寥数笔,简略带过,或着重于其在二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中创下的辉煌功绩。本文拟试对黄埔军校教导团的组织、编制、人事制度,尤其是干部群体的构成做一简要探讨,叙述的时间范围从1924年8月教导团在沪招兵到1925年4月教导团改称党军时止,这段时间是教导团的筹备成立期。
                                               一、教导团的成立经过
    黄埔军校酝酿成立教导团,最早应始于1924年7月。7月1日,军校成立革命军事研究会,凡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都是会员,每月开会一次,会纲中就有革命军成立之计划和革命军成立的编制之研究等内容[1]。
    7月底,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命令陈果夫在上海设立招募机关,招募教导团士兵,据陈果夫回忆:“校长转来一张总理的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第一、二两团教导队招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2]。招募机关设在法租界内新开的河泰新旅馆[3],为免引起上海的军阀和各方势力的注意,招兵的工作是以募工的名义暗中进行的。后来,蒋介石又多次从广州遣人到沪协助陈果夫,如1924年10月18日,“派王懋功、戴任、陆福廷赴沪募收北兵,并令福廷招收江淮土著,额定5000名”[4];后来奉派到上海从事招生工作的还有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孙良等人。士兵的来源有温州、金华、徐州、杭州、台州、嵊县、处州、奉化及苏北、皖北等地,其中以温州、金华、徐州三处为最多。招来的兵员采取统一押送的方式,每次百来人或数十人不等,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几角钱零用外,另外又分发了些席子罐头,饭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载员押上船运往广东”[5]。由于上海的宪兵、捕役、包探、流氓的骚扰,浙江军阀卢永祥等人的阻挠,齐爕元、张宗昌、洪兆麟、范石生等各路军阀的诱骗和截留,加上士兵中途私逃和因查验出隐疾报废者,招兵工作困难重重,损失很大,如1924年11月13日,蒋介石去电滇军首领杨希闵,索讨被其下属胡思舜截留的97名新兵,但最后送回来的只有23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教导团的成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在招募兵员的同时,蒋介石还积极为成立教导团做准备工作。8月11日,蒋上书政治委员会,请求决定革命军的募练计划,预定先“募练三营以为整顿现有各军及以后新练各军干部之用,此外预备步兵三团,炮兵、工兵各一营”,在计划书中详细阐明了革命军的兵种、规模、人数、枪数、开办费用,以及募练时间和步骤等问题[6]。8月19日,蒋介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送呈了《中央军士教导团编制意见书》。9月3日,蒋介石正式委派军校战术总教官何应钦筹备教导团,组织和训练都采用苏俄新制。9月19日,军校招考教导团学兵,取录72名,后又在投考学生中挑录了22名。同时,蒋介石与廖仲恺联名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教导团的开办费及日常费用预算表,并请求指定机关逐月按数拨给。[7]10月3日,蒋介石任命沈应时为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并将教导团第一营调往虎门进行训练。10月12日,蒋介石命何应钦兼任教导团团长,陈继承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11月14日,蒋介石任命军校教练部教官王俊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11月18日,蒋介石任命校长办公厅中西文秘书王登云为教导团团党代表。11月20日,教导团全团正式成立,全团人数约1500人。12月,军校开始组建教导第二团,遂改称原教导团为教导第一团。12月2日,蒋介石任命军校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为教导第二团团长,教练部军事教官顾祝同兼该团第一营营长、林鼎祺兼该团第二营营长,随后又任命张静愚为教导第二团团党代表。
    教导团的编制采取“三三制”的原则,每个层级以阿拉伯数字“三”来划分,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3排,“营有营长营党代表营附各一,连有连长连党代表连附各一,排有排长副排长各一,此外每连尚有见习官若干人”。另外,教导团还设有侦探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机构[8]。
    此外,教导团还设立了炮兵营和暂编独立营等机构。1925年1月15日,蒋介石任命蔡忠笏为教导团炮兵第一营营长。1月22日,蒋介石任命罗为雄兼教导团暂编独立营营长,2月5日,任命唐震为独立营营党代表。
    就黄埔军校教导团成立事,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指出:1、组建革命军的动议,其实孙中山早在1923年10月间就已提出。孙中山在分析10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的原因时驳斥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党必须与军分离的缪说,指出“故吾党宣传功夫,往后应极从军队着手,庶无可以立统一之基础”[9],首次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党军”和注重向军队宣传的意见,并令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组训军队的计划。1923年12月间,廖仲恺在中央干部会议上,概略的勾勒了军事革新的蓝图:“暂定六百人的‘军团’,教授内容以‘欧战后的军事教育’、‘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与‘政治关系’为主,并预计‘办去一年内,可以求两师真正党军’。”至于教导团之所以迟至24年9月才开始着手组建,与招兵的进度、黄埔军校一期生分发见习,满足了教导团所必需的大量、可靠的下级干部等因素的作用有关。2、关于教导团的编制问题,实际上早在讨论筹办军校时就有所考虑。鲍罗廷在札记中谈到创建军校的情况时说:“校址已经选定,最近将一切准备就绪,学校将开始运转。学校开支预计每月1.5—2.5万元,这取决于是否接受我们关于每个营设3个连的提议,还是孙本人提议的6个连。”[10]这也是黄埔军校“以校建军,以军卫党”原则的一个极佳的佐证。[11]1924年8月,蒋介石在革命军的募练计划中指出,“步兵每团步枪约计二千三百零四杆至二千三百四十杆(因二种编制未能确定),机关枪六杆,其人数合官兵、夫役与输卒共计全团人员为三千五百六十九名”。10月8日,孙中山手谕蒋介石,力主改革新兵编制,有“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可以应我方寸之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亦无心用之矣”、“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练成时谓能听我指挥我绝不信也”等语,并随函附上步兵编制表一份,以六人为一伍,六伍为一列,三列为一连,六连为一营,六营为一团,每团官兵人数合计约4017人[12]。仍坚持其编制每营六个连的提议。但实际成立的教导团人数大大少于上述两数。据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和官长训话时提及,教导一团约1500人左右。黄振凉在《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一书中也指出,一团步兵1056人(步972,官84),若包括特种部队,则在1500—1800人左右。3、教导团即等同于革命军、党军,这一地位的确立,似在1924年10月中下旬左右。1924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仍然要求将俄械迅速运到韶关来训练革命军:“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召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在韶关”。[13]可见在此时,通过募兵方式组织起来的教导团仍然不符合孙心目中的革命军标准。然而在1924年10月27日孙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要求“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28日,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再次谈到练兵和枪械处置的问题时说:“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时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所练之队为数几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则所余之三千枪必要即日运韶以利北伐。”[14]相隔仅仅10多天的时间,教导团在孙心目中的地位已是大大提高了。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六次会议记录,1924年10月27日,该会在审议各区党部全权代表会呈请转请准予组织党团军案时,处理意见是“函知该会本党已在黄埔组织党军,同志中有愿服务党军者,可自到该处听候考验入营”[15]。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载,1924年11月11日,“总理令新军改称党军”[16]。为何在短暂的时间里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呢?个中缘由,据笔者推断,当与蒋介石在10月14—15日两天内迅速平定商团事变、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有关。蒋介石作为平定商团的总指挥,命令军校第二三学生队开往广州,参加了攻打商团总部西关等战事,教导团第一营则听候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指挥,该团第四连开往沙角。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果敢、迅捷的指挥调度能力,学生军军容严整、作战勇敢、不扰民的表现,与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旧式军队对比鲜明,必然令孙中山对蒋介石及其所训练的军队有了极强的信心和高度的评价。4、在教导团从筹备到创立的过程中,蒋介石对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教导团初创立时,士兵逃亡现象较为严重,蒋介石亲自写信给教导团第一营营长沈应时,授以防止逃兵的各种方法;为了便于管理和教育教导团,蒋介石将原住在校本部的学生第五、六队和工兵队、辎重队迁到讲武学校旧址和海军分校去,挪出地方让教导团驻扎;蒋介石还多次对教导团士兵训话,内容包括当兵的意义、打仗、办事方法等各个方面;凡是与教导团相关的各种规章、条文,大到连坐法、革命军暂行恤赏简章、革命军编制草案,小到革命军格言、立志歌、放枪歌等等,蒋介石都亲手拟订,极少假手他人。
                                          二、教导团军官的来源及构成分析
    教导团军官的委派,军职长官由校长蒋介石选派,并受其指挥;党代表由校党代表廖仲恺在“教官学生中挑选富有政治学识者任命”,营级以上干部须呈报中央审批。[17]
    大致说来,教导团军官的来源有三个方面:(1)从黄埔军校的教官中调任;(2)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分发;(3)从社会上公开招考。
     以下是教导团营级以上军官情况一览表[18]
                                  教导团营级以上军官情况一览表(20名)
                                       (1924年9月—1925年4月)
职称
姓名
阶级
原任职务
任命时间
升、转过程
教导第一团
团长
何应钦
少将
军校战术总教官
24年10月

党代表
王登云
中校
校长办公厅西文秘书
24年11月

党代表
(继任)
缪斌
少校
教官
25年2月

参谋长
朱棠
少校
兵器教官
25年1月
曾任教导一团第一营营附。
第一营营长
沈应时
少校
教练部总队长
24年10月

第一营党代表
胡公冕
中尉
管理部卫兵长
24年11月
25年2月改任第二团第一营营党代表,3月16日,改任第二团第二营营党代表,25年4月13日,代理第二团第二营营长
第二营营长
陈继承
中校
教授部教官
24年10月

继第二营营长
刘峙

教授部教官
25年1月

第二营党代表
茅延桢
上尉
教练部队长
24年11月

第三营营长
王俊
少校
教授部教官
24年11月
25年1月,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团附,25年4月为教导第三团第一营营长
继任第三营营长
严凤仪
中尉
教练部副队长
25年1月

第三营党代表
蔡光举

黄埔一期生
24年11月

侦探队队长
孙常钧

黄埔一期生

第三营上尉侦察队长、连长
特务连连长
不详




辎重队队长
邓振铨
中校
训练部副官

后任党军第一旅团附
教导第二团
团长
王柏龄
少将
教授部主任

25年2月,调任军校参谋长,遗缺以沈应时升任,未到任前由参谋长钱大钧代,兼职
党代表
张静愚

校长办公厅英文秘书
24年12月

参谋长
郭大荣
少校
教官

24年10月被任命为教官(史料表中有)
团附
陈焯


24年12月

第一营营长
顾祝同
中校
教授部教官
24年12月
兼职。25年1月管理部主任职由王懋功代, 25年4月27日兼代党军第二团参谋长。
第二营营长
林鼎祺
少校
教官
24年12月
兼职
继任第二营营长
刘尧宸
(据史料)

教官

25年5月被任命为教导二团中校团附
第二营营党代表
季方
少校
特别官佐
25年2月
25年3月26日,调任为第二团第一营营党代表,
第三营营长
金佛庄
上尉
教练部第三队队长

因董逃亡事被降级免职
第三营营党代表
郑洞国

黄埔一期生
25年2月
曾任教导第一团二营四连党代表
第三营营党代表
宋文彬

黄埔一期生
25年2月
曾任教导二团第三营排、连长(将帅)
独立营营长
杨天樗


24年12月

特务连连长
楼景樾

黄埔一期生


炮兵营
炮兵第一营营长
蔡忠笏
中校
教官
25年1月

暂编独立营
营长
罗为雄


25年1月
24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教导二团团附
营党代表
唐震

黄埔一期生
25年2月

    综合二表,归纳出以下几点:1、教导团的中高级干部完全由黄埔军校本校人员,即军校的教官或学生来担任,并未向社会上另行招揽;2、从中高级干部的构成来看,约83%为军校教官,占绝大多数。担任营级干部的第一期黄埔学生在这时期只有5名,大多集中在党代表这一政工职务方面。
    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各期学生中,以第一期学生与教导团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一期学生第一至五队于1924年10月19日分发见习,11月30日正式毕业,稍迟一些的第六队也于1925年2月正式毕业,从时间上来说正好与教导团的组建同步。据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李奇中回忆,“军校一期学生毕业后,有的派在校长办公室工作,有的派在教导团第一、二两团的营、连任党代表,多数派任教导第一、二两团的营长、连长、排长、特务长[19]”,一期学生郭一予也说,“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分派在新成立的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排长、班长或司务长、文书等职”[20]。据一期学生韩浚的回忆,由于教导团组建的需要,“我和陈庚同学在六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提前调到教导团第五连当排长”[21]。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学生645人,在已知其详细生平的564人中,有过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就有176名,而且担任的职务相当广泛,详细情况见下表2-6[22]:
                                        表2:第一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情况表
姓名
籍贯
毕业分配
升、转经历
王公亮
四川叙永
任黄埔军校教导团排长
党军第一旅连、营长。
王尔琢
湖南石门
任军校第二期学生队分队长
后任教导团连、营党代表
邓春华
海南临高

任教导团排长,党军第一旅连长。
石祖德
浙江诸暨

历任教导第二团排、连长,党军第一旅营长。
田毅安
陕西临潼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第一团排长、党军第一旅连长。
帅伦
江西铜鼓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一团三营排长。
刘铭
湖南桃源

教导一团见习排长
刘戡
湖南桃源

历任军校教导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附。
刘璠
湖南益阳

历任教导团排长、区队副。
刘仇西
湖南望城

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黄埔通讯会组织科员,总务科科长。
刘国协
湖南醴陵

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刘希程
河南唐河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党军第一旅副连长。
刘焦元
广东大埔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第二团排长。
刘铸军
广东兴宁

历任军校第三、四期学生大队区队附,教导二团排长、连附、营党代表。
伍翔
福建晋江

历任入伍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李绳武
广西容县

毕业后历任教导团三营排长,第四期学员总队区队长。
李铁军
广东梅县

25年起任军校教导团一营排长,党军第一旅一团二营六连连长。
陈平裘
湖南道县

历任教导团排长、党军第一旅副连长。
陈谦贞
湖南道县

历任第三期入伍生队见习,教导第二团排长,党军第一旅连指导员。
张其雄
湖北广济

25年2月任教导一团排长,3月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东征军政治部代理秘书。后调军事委员会任法规起草委员。
宋希濂
湖南湘乡

历任教导二团第二营四连排长、副连长、连长。
余程万
广东台山

历任教导一团排、连、营长,教导二团中校团附、上校党代表。
罗奇
广西容县

历任军校教导团学兵连排长,入伍生队区队长。
罗群
江西万安
任军校教导二团党代表办公室服务员
后任入伍生总队第一团三营连党代表、潮州分校第一期少校教育副官。
项传远
山东广饶

历任教导第二团排、连长,党军第一旅第二团营附。
赵荣忠
山西五台
任教导二团排长
后任入伍生队区队副,党军第一旅第二团副连长。
徐会之
湖北黄冈

任教导一团第三营连党代表,25年春奉派北上。
唐星
湖南新北

历任军校教导一团三营九连排长,东征军总指挥部预备队副连长。
唐同德
安徽合肥

任教导一团第一营排、连长,二次东征时任教导一团第三营学兵连连长,率队攻克惠州后,任代理营长。
蒋孝先
浙江奉化

任教导第一团排长,因惠州战役作战英勇,升任连长。
蒋先云
湖南新田
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
25年2月任教导一团四连连长,党军第一师二团代理营长。
谢翰周
湖南宝庆

任教导一团第一营排长,第一次东征攻克惠州后,因功升任连党代表,东征军后方医院党代表。
蔡粤
湖南华容

历任军校入伍生团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睦宗熙
江苏丹阳

历任教导一团连见习官,连党代表。
谭辅烈
江苏高邮
任教导一团排长
任教导一团排、连长。
魏炳文
陕西西安

历任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排、连长,军校办公厅少校副官,东征军总指挥部警卫营长。
                                        表3:第二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情况表
姓名
籍贯
毕业分配
升、转经历
王步忠
江西吉安
任入伍生队见习
教导一团第一营排长、代理连长。
王家修
江苏沛县
第二期入伍生队区队附
教导一团二营四连排长,1925年3月棉湖阵亡。
王锡钧
湖南宁乡

任教导团排、连长,党军第一旅政治部组织干事。
丘飞龙
海南澄迈
编入入伍生队见习
任军校教导二团第三营第七连任排长。25年3月棉湖战役后转任第八连排长,25年6月平定杨、刘战役中牺牲。
文志文
湖南益阳
任军校第三期学员总队区队附
教导一团三营排长、区队长,党军第一旅三团连长。
甘丽初
广西容县

历任教导团排、连、营长。
申茂生
湖南衡阳

历任军校第三、四期学员总队分队长、区队长,教导团连长。
冯圣法
浙江临浦

入教导团排长、区队长。
孙常钧
湖南长沙

历任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队区队长,教导一团第三营上尉侦察队长、连长,中央教导第二师副营长。
孙树成
江苏铜山

历任军校第三、四期步兵大队区队附,教导二团第六营副连长,营党代表。
朱耀武
山西右玉

历任教导二团中尉副兵器长
李玉堂
山东广饶

历任教导团排、连长,党军第一师惠州攻城敢死队长。
李良荣
福建同安

毕业后历任教导一团排、连长。
李树森
湖南湘阴

毕业后历任教导一团二营排、连长。
陈铁
贵州遵义

任教导一团排、连长。
陈沛
广东茂名
留校任训练部服务员
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教导团排、连、营长。
陈应龙
海南文昌

历任教导团排、连长
张际春
湖南醴陵

任教导一团排长、连长,惠州战役后升任营长。
余海滨
湖北光化

任第二期入伍生队区队长,教导一团连长,棉湖战役中牺牲。
吴斌
广东高州

毕业后任教导一团排长、连长,棉湖战役负重伤,伤愈后任教导一团党代表办公室参谋。
林冠亚
海南文昌

曾任军校教导团第二营见习、排长。
郑子明


任军校教导团训练员、副官,同年派返西北。
郑洞国
湖南石门人

任教导第一团二营四连党代表,教导二团三营党代表。
俞济时
浙江奉化
任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排长
后任党军第一旅第一团连长。
候又生
广东梅县
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连排长
后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尉参谋,教导团连长等。
赵枬
湖南衡山

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
赵履强
浙江嵊县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
顾希平
江苏淮阴

历任军校教导二团排、连长。
徐石麟
安徽望江

任教导第三团排长,入伍生团副连长。
郭树棫
山西崞阳

历任教导一团班、排长,党军第一旅第一团连长、营附。
郭济川
江西泰和
任教导第二团排长
25年4月,与见习官李士官在梅县携枪械潜逃,后被缉捕,不久赦罪退伍。
桂永清
江西贵溪

历任军校教导二团九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一师特务连连长。
夏楚中
湖南益阳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
曹日晖
湖南永兴

历任教导第三团排、连长。
龚少侠
海南乐会
任教导一团二营排长

梁锡古
广东梅县
任军校教导二团辎重队长
27年任军校入伍生总队辎重教官。
彭干臣
湖北英山
任黄埔军校学生队班主任
后任军校教导一团连党代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任教导团连党代表。
程式
四川江津
任教导一团见习排长
后任党军第一旅警卫连排长。
蔡任民
河南新蔡

历任教导第一团见习,排长,步科第二团第三营第八连连长。
酆悌
湖南湘阴
任军校教导第一团排长
任军校教导第一团排长、连长。
王雄
海南文昌

任党军第一旅排、连长。
                                           表4:第三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情况表
姓名
籍贯
毕业分配
升、转经历
甘竟生
广西苍梧

历任教导团排长、副连长,中央宪兵司令部科长。
甘清池
广东信宜
任入伍生队区队附、排长
任入伍生队排长,教导团第九连连长,党军第一师中校参谋。
叶彧龙
湖南醴陵
第二期入伍生队见习排长
教导二团连长。
孙天放
安徽怀远

历任教导一团第三营见习,入伍生队排长、连长。
关麟征
陕西雩县

历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二排排长,严重总教官的上尉副官,第四期入伍生团连长。
伍诚仁
福建莆城

毕业后历任建国粤军第一师排长,教导一团第三连见习官、排长,第四期步兵军官团第八连连长。
牟庭芳
贵州朗岱

毕业后历任教导一团排长、副连长。
邢国福
海南文昌
留校见习
东征时任教导一团第一营司务长
江世麟
浙江义乌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第一营第三连二排排长、政治指导员。
李钧
海南万宁

教导第一团排长
江霁
安徽霍丘

历任教导一团见习,东征军总指挥部侦察队长、排长。
李仙洲
山东长清

历任教导一团二营七连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一营营长。
陈述
浙江浦江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一团见习、排长、副连长,淡水战役牺牲。
陈泰运
贵州贵定

历任教导一团排、连、营长。
张纪云
浙江奉化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排长,军校教导第一团连长,淡水战役时因擅自撤退,被蒋介石处决。
张耀明
陕西临潼

毕业后历任教导团排、连长。
杨麟
四川铜梁人[23]

历任教导一团第三连见习官,代理排长,第四期入伍生团第九连副连长。
杨溥泉
安徽六安

毕业后任教导一团排长、连党代表,25年10月任军校政治部组织科科员。
杜从戎
湖南临武

任教导团二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
杜聿明
陕西米脂
任教导一团一营三连见习官兼军需
后任第二排副排长,25年春奉命返回陕西,任国民二军补充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胡宗南
浙江孝丰
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八连少尉排长
后任教导团机关枪连排长、副连长、连长,教导第二团二营副营长。
胡栋臣
广西修仁
后任教导团第二团排长
后任入伍生部教育副官。
贺光谦
湖南醴陵

任教导第二团排、连长。
候镜如
河南永城
任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营七连三排排长。

黄杰
湖南长沙

历任教导一团侦察队排长、上尉队长,教导一团第三营少校营长等。
黄维
江西贵溪
任教导一团排长,
后任军校第三期区队长,教导二团上尉连长。
曹渊
安徽寿县

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连长。
梁干乔
广东梅县
任军校教导二团排长

梁廷骧
广东云浮
任教导二团第四营排长

雷云孚
陕西横山
任教导第一团见习
在惠州战役中阵亡。
蔡光举
贵州遵义

历任军校教导团排长、连党代表、营党代表,淡水战役中牺牲。
鲍宗汉
安徽巢县

任教导第二团排长,镇压滇桂军阀叛乱时阵亡。
谭其镜
广东罗定
任军校政治部指导员
后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军校政治部组织科科员。
潘国聪
广西容县

历任军校教导一团排长,第四期入伍生总队连长。
霍揆彰
湖南 县
任教导第一团排长
后任教导第一团连长。
                                             表5:第四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情况表
姓名
籍贯
毕业分配
升、转经历
刁步云
山东诸城
加入军校入伍生队,任服务员、区队附
1925年初任军校教导二团排长
丁琥
江苏东台

参加东征,因作战勇敢升任排长
王文彦

任军校办公厅服务员
教导一团团部副官,党军第一团排长。
王仲廉
江苏肖县

教导二团一营二连排长,黄埔军校第三期上尉招募
王敬久
江苏丰县

历任教导团排长、连长
卢盛棻
江西南康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刘国勋
云南普洱
任入伍生队见习
教导二团排长。
刘明夏
湖北京山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
刘鸿勋
陕西城固

毕业后历任教导二团排、连、营长。
任文海
四川灌县

历任教导团排长,连政训员,营党代表,第三期军医处党代表。
朱一鹏
湖南湘乡

毕业后任教导二团区队长,25年10月在东征河婆战役中阵亡。
李正韬
河南镇平

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排长、副连长。
张慎阶
广东丰顺

历任教导一团排长、副连长、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
张耀枢
云南腾冲

任党军第一旅排长、连附、营长。
张鼎铭
湖南芷江

历任教导一团区队长,排长,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副连长。
冷相佑
山东郯城

任军校教导第二团排长,第四期入伍生团区队附。
郑燕飞
广东五华
任教导团排长
后任党军第一旅连附,第四期入伍生团连党代表。
洪君器
安徽巢县

历任军校入伍生部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赵定昌
云南迤西

任教导团第一团排、连、营长。
赵敬统
河南巩县

历任军校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第四营排长。
宣铁吾
浙江诸暨
任教导一团排长

唐云山
广东肇庆
任军校教导一团三营排长
后任党军第二旅二团少尉排长、中尉副官。
容有略
广东香山
任教导二团二连连附
毕业后任教导二团二连连长。
贾春林
陕西绥德

历任入伍生部见习,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六连党代表,兴宁作战中阵亡。
凌光亚
贵州贵定

毕业后任教导二团排、连长。
黄梅兴
广东平远

后任教导团第一营副连长。
蔡炳炎
安徽合肥

任军校教导团排长。
蔡昆明
海南琼山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排、连长。
楼景越
浙江诸暨
任军校第三期教导队排长
后任教导第二团特务连连长。
谭鹿鸣
湖南莱阳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排长、连党代表,惠州战役中牺牲。
宋文彬
河北遵化

历任教导二团第三营排、连长,党代表。
                                           表6:第六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情况表
姓名
籍贯
毕业分配
升、转经历
丁德隆
湖南攸县

历任教导团排、连、营长。
邓白钰
湖南永兴
第二期入伍生队见习
教导二团第四营排长
文起代
湖南益阳
任第二期入伍生队见习
后任第三期入伍生队第七连排长,教导一团任连、排长,沙基惨案时牺牲
韦日上
广西柳江
军校入伍生队区队附
教导二团见习排长。
左权
湖南醴陵

任军校教导团排、连长
史书元
湖南醴陵

历任军校第三、四期学员总队区队附,教导团第二营排长。
冯德实
湖南道县

毕业后任入伍生见习,教导一团排、连长。
卢志模
江西万载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军校教导一团排长,党军第一旅连附。
刘咏尧
湖南醴陵

任第一次东征教导团冲锋队队长,二次东征第一旅少校营长。
刘岳耀
湖南醴陵

历任军校第二期区队长,教导一团副连长,营党代表。
李人干
湖南醴陵

历任军校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东征军副连长。
李士奇
江西宜黄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
李光韶
湖南醴陵

毕业后历任教导团排长。
陈烈
广西柳城

历任教导一团连党代表。
陈大庆
江西崇义

毕业后历任教导团排、连长。
陈启科
湖南长沙

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二团排长、连长,党军第一旅副营长。
陈牧农
湖南桑植

历任教导团见习、东征军总指挥部警卫营排长。
陈明仁
湖南醴陵

历任教导二团二营五连排长,党军第四团三连连长,第三营营长,第二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四营中校营长,第一队上校队长。
陈家炳
海南文昌

历任教导团排、连长。
张际鹏
湖南醴陵

毕业后历任教导一团排、连长,入伍生团队长、区队长。
张迪峰
湖南醴陵

历任入伍生队见习,教导一团排长。
张雁南
湖南醴陵
留校任教,任入伍生队见习、排长
教导二团排长,入伍生团教育副官。
冷欣
江苏兴化

历任军校第二团营长、团党代表,海军局党务指导员、中山舰党代表,东路军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
何清
湖南资兴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连附。
何光宇
湖南桃源

毕业后入教导第一团任司务长,25年冬病逝。
余剑光
广西容县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指导员,团党代表办公室秘书,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副营长。
杨炳章
湖南莱阳

毕业后任教导一团见习,25年3月阵亡。
钟烈谟
江西修水
任入伍生队见习
后任教导第二团排长。
候克圣
江西新淦
任教导第一团第二营排长
后升任连长,转任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政治指导员,教导总队第二营营长。
袁朴
湖南新化

历任教导二团排、连长。
袁荣
云南呈黄

任教导第一团见习、副排长,25年3月在淡水战役中阵亡。
黄雍
湖南平江
任入伍生总队区队长
后任教导第二团排、连长。
黄鹤
湖南湘阴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一团第二营排、连长。
黄振常
湖南醴陵
任教导第二团见习排长
后任党军第一旅通讯队副队长。
梁恺
湖南莱阳

历任教导二团排长。
蒋铁铸
湖南新田

任教导一团见习,入伍生团排长。
傅正模
湖南醴陵
任军校第三期招生登记员
后任军校少尉排长,军校第三教导团第一连中尉排长、区队长,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第十连连长。
彭杰如
湖南益阳

历任军校教导三团排长。
彭华兴
湖南芷江
任教导第二团见习、排长
后任潮州分校学生大队分队长。
彭继儒
湖南湘乡
任教导一团营训练员
后任任教导一团排长,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侦探队长,惠州战役阵亡。
谢远灏
江西兴国
任教导第二团排长

程邦昌
湖南醴陵

历任教导第二团区队长。
蔡升熙
湖南醴陵

任教导一团排、连长。
王梦
湖南长沙

历任教导团排长,党军第一旅副连长。
王劲修
湖南长沙

历任教导团排长,党军第一旅第二团连长。
王治歧
甘肃天水

历任教导团排、连长。
    从上述5个表可以看出:1、第一队学生人数126人,有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为36人,约占总数的28%;第二队学生人数122人,有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为41人,约占总数的33%;第三队学生人数123人,有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为37人,约占总数的30%;第四队学生人数117人,有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为31人,约占总数的26%;第六队学生人数146人,有在教导团任职经历的为46人,约占总数的31%。[24]各队学生在教导团任职的人数大体持平。另外,第一期学生在教导团中所担任的职务非常广泛,从见习官、副官、服务员、司务、兵器长、政治指导员到教导团设立的新式组织队长侦察队、辎重队队长、特务连连长等都有见诸记录者,除与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的回忆文字互相印证外,也可看出黄埔军校学生在教导团的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军校还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考的方式,培养教导团下级干部。1924年9月19日军校取录的72名教导团学兵中,有68名由湘军司令部选送,其中多曾充军官者;10月20日,军校在上海招志愿军,要求年龄18-25岁,高等小学程度,六个月毕业升充军士。10月28—29日,军校连续两天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招考学兵队的布告,并在招考简章中写明“本队选择国内有志青年教授军士及准尉必需之学术,养成能实行本党主义之下级干部”[25]。但此类通过入学兵队而担任教导团军官的人数,及其在教导团军官构成中所占的比例,目前仍无资料能进行进一步的统计。
                                               小 结
    总之,从教导团的组建过程和人事结构来看,在1925年4月以前,教导团是作为校军存在的,它在编制上隶属于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干部可以在教导团和军校教学、行政机构之间进行流动,教导团的教育、管理、官佐薪饷等都由军校来安排和调度,教导团的指挥调遣权掌握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手中,它是黄埔军校的一个组成部分。1925年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根据廖仲恺的提案,决议以教导第一、二两团成立党军第一旅,这表明教导团已经超越了校级武装的范畴而成为党的武力了。随后教导团进入了飞速发展期, 4月21日成立党军第三团,5月平定杨、刘后党军扩充成师,何应钦为第一师师长,随后又陆续成立第四第五两团以及炮兵宪兵两营(炮兵营编为3连,官长由炮科学生中选出),1925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统一军政,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师,直接受军事委员会管辖,教导团由此成为国家军事机器的一部分也。
    [1]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281页。
    [2] 陈果夫:《建军之一页》,罗加伦编:《革命文献》第8辑(影印件),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版,第32—33页。
    [3] 这是最初的招兵地址,据陈果夫的回忆,随后招兵地点曾多次挪移,如在华界小东门敦厚里46号,朱葆三路平安旅社等,都曾设过招兵点。
    [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22页。
    [5] 同注2
    [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94页。
    [7] 《中央上总理请为军校教导团指定拨款机关呈》,1924年9月19日,台湾党史会藏,转引自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123页。
    [8] 参见文末附《黄埔军校教导团组织表》,据《黄埔军校史稿》(影印件)第6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改编而成。
    [9]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页。
    [10]《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11] 《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记录》,台湾党史会藏,铅印本,1923年11月出版,另一个原则是“以党领校,以校领军”。转引自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第104页。
    [1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12页。
    [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18页。
    [1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27页。
    [15]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六次会议录》,1924年10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
    [16]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34页。
    [17] 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记录(1924年12月11日),在讨论第八条陆军军官学校呈为拟定革命军编制草案请鉴核示遵案时,决议党代表不能列入军级,应另成一系统直辖于党;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记录(1925年2月9日),决议党代表不附军职与所在长官同等。广州《民国日报》副刊《党声周刊》,1925年4月27日。
    [18]资料来源: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简称为毛著);2、《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简称为史稿);3、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4、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但四份资料中有些自相矛盾处。如《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中的《第三表:黄埔军校校军之组织(民国十三年教导团组织时期)》记载教导第一团参谋长为刘秉粹、教导第二团参谋长为郭大荣,但据毛著,刘秉粹于1925年4月才被任命为党军第一团参谋长;在1925年4月前,教导团并没有参谋长的职衔设置;再如刘尧宸,史料《第四表:黄埔军校校军之组织(第一次东征时期)》列明刘尧宸继林鼎祺后任教导二团第二营营长,而毛著则记录有刘尧宸于25年5月被任命为教导二团中校团附,等等。
    [19] 《黄埔精神永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回忆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军校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20] 《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军校回忆录》,第74页。
    [21] 《两年黄埔军校生活见闻》,《军校回忆录》,第94页。
    [22]资料来源于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为便于探讨第一期学生在教导团中的任职情况,该表所收入资料的时间为1924年10月到1925年8月,党军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止。
    [23] 一说四川成都人
    [24] 各队学生人数统计据《第一期同学姓名籍贯表》,《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522—530页。
    [25] 1924年10月28—29日广州《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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