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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架空穿越抗战小说:抗战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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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00:4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来准备的题目是抗战军中马前卒,本来即将签约,因为某网编辑部临时通知有河蟹风险,所以改为发布在此链接:http://www.17k.com/book/2534748.html
本小说中一切人文地理、财经、工农业、作战、武器装备、日常生活、细节均按作者对历史的最真实了解而演进,历史真实是最戏剧性最感人的,历史本身是最好的创作者。我尽我所能地根据真实历史去推演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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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08:2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七七前夜

我是刘琨;我穿越自未来,在这个时空的民国,我见证了抗战,千百万中国人的抗战;我和无数普通中国军民一起流血、牺牲、奋斗、救中国。烈士的血,由于我的加入而没有白流。
作为洞察未来的穿越者,我和中华民族的亿万人民抗战到底,保家卫国:开发抗战大后方、团结一致抵制内战、建设国防、引进外援,一切的一切是让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让烈士流血不再白流;我欣慰的是,在我的抗战时空,中华民族不必再用血肉筑城,我们有钢铁长城。
我是刘琨,新时空抗日战争中的抗战尖兵,我不是英雄,但是我将为你们讲述我所知道的中华民族百万抗战英雄的故事,希望你们记住在真实历史时空里刻在东北密林里的一句话: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我是刘琨,一个抗战老兵,我将为你们讲述在我穿越的那个时空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过程。
新时空的抗战同样发生在那个时空的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农历丁丑年的小暑。尽管由于我的穿越,已经改变了那个时空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可是中日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宿命却不是我能改变的,就像抗战爆发那一天长安的暴风雨,该来的还是会来。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的夜间,陕西长安的天气特别阴沉,密密的云层上面偶尔会闪过道道电光,可即使是闪电也无法撕裂这阴云,随之而来的雷声更显得沉闷,中国的天空就像是被肮脏的棉花团塞住了。
  长安的市容是国内一流的。整洁的煤渣马路,明亮的路灯,数量众多的边区造客货汽车,甚至还可以看到钢筋水泥办公楼和公寓,处处都在提醒你,你来到了这个时空中华民国现代化工业化最成功的地方:西北边防区。
  长安,是穿越时空中国民国整个西北边区的行政中心。根据先总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民国二十六年的中华,依然属于训政时期,在这个时空常凯申元帅的南京中央政府控制地区,所谓训政,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意思。而在各个新军阀们控制的地区,就是他们一人一家专政的意思。
       这个时空的民国政治版图,除了被我彻底改变的西北边防区和原西北军相关的部分,与真实历史上的区别不大:常凯申元帅那内斗不止的南京国民政府是民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陕西东面一水之隔的山西,是西北边区传统上的友好盟友,阎锡山陆军上将,据他说两省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晋文公的那段伦理关系混乱的婚姻;桂系的李白、山东的韩复榘上将、还有四川的一票奇葩军阀们也都各就各位,上演着他们的拿手好戏;来自冯玉祥老西北军的二十九军宋哲元,这个时候,正困守在风暴眼平津河北察哈尔。
  在穿越时空异军突起的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区,是和真实历史上的新军阀们截然不同的地区。这里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日为己任,经过现代化军事彻底改造的西北边防军控制的地区。日本陆军参谋部的灵魂人物,日本真实历史和穿越时空里唯一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在穿越时空里对七七事变前访问日本的张自忠说过一句很伤他自尊的话:他张桑(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我眼里是土鸡瓦狗,你们冯桑系统的西北军在我眼里不过是釜底游鱼,人家刘桑的西北边防军才是游龙入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石原莞尔对西北边防军的评论,我宁愿他低估我西北边防军一些,如果他能像东条英机一样蠢,那就太好了。
      本时空的民国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立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是西北边防区军政长官公署,西北边区军政长官是名义上由南京任命的西北边区最高军政主管,而实际上,与本时空山西的阎锡山、东北华北的张作霖父子、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一样,会永远是我,我同时也兼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西北长官公署通过下设的两个部委管理整个边区的军政事务:西北军事委员会和西北人民委员联席会议。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管理西北的军警宪特等一切武装力量。而行政事务,是由西北国民参政会各党派以有效票数比例三分之二多数推选的西北人民委员联席会议主席负责。联席会议主席负责推荐各部门负责的人民委员,由国民参政会通过后,由长官公署任命。
       对的,你没听错,西北边区像苏俄一样,设有内务、工业、农牧林业、财政、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等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各党派都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被南京政府血洗的布党人员,也改头换面以救国联合会名义参选,民国二十六年,恰恰是救国联合会与几个左翼团体组成的西北民主阵线当选。
  西北军政公署是钢筋水泥为主体的四栋大楼构成的,被民国建筑权威梁思成蔑视的这座建筑,确实,就是按城堡建的。四栋楼围成了个长方形,中间是平坦的草地和鲜花,但是地下都是迷宫般的掩体。
  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占用了西北军政公署的大部分面积,而参谋局又理所当然滴占据了司令部的一大半面积。(司令部,下属两个二级局:参谋局和军务局,参谋局一处负责作战含计划及军令;二处负责后勤动员;三处负责军事章制、编制、装备;四处后来鼎鼎大名的CMI4反间谍与情报作战部;五处负责测量绘制.军务局下设军衡、人事政宣、军需军械、交通、马政、军医、军法7个处)在那命运攸关的一夜,我和西北边防军参谋局一、三处及苏军顾问开会,不,确切滴说,是为他们和稀泥。许谨生副总参谋长和苏军顾问巴格拉米扬为西北边防军甲种师的编制和装备问题已经吵了一个月了,这两位,都是我费尽心思,走尽门路从两国红军里挖来的宝贝,我认为在当时的远东,他们是数一数二的参谋野战型将才。然而令我头疼的是他们不仅工作能力超群,给我惹麻烦的能力也出类拔萃。
       长长的会议桌,我坐在主持位置上喝着红茶,嚼着作为晚餐的烤面包片,按照我在苏联军校时候班长的教导,一边吃一边盯着面包片上那点点小得可怜的黄油,就会觉得面包涂满了黄油。红茶和面包,是我长期苏联留学军事养成的饮食习惯。从食物含热量来看,单位重量的面包远远高于中国传统食品。所以为了给后勤系统减轻负担,西北边防军的食物供应相当滴西方化。从平时就培养士兵们习惯面包这种食品,战时就可以给整个国家减轻很多负担。
       会议啊不,吵架从下午四点开始的,现在已经七点半了,可是坐在我左右两侧的参谋处和苏军顾问团的成员们,却越吵越精神了。现在连面包也堵不住他们的嘴了。在许谨生和巴格拉米扬的带动下,两个吵架团伙快翻天了,虽然会议特设了两个翻译官,可是仿佛无法满足军官们的需求,他们用中文、俄文、英文、法文还有手势和眼神激烈交锋。
      
  以下出自当时西北边防军参谋部顾问苏联专家巴格拉米扬元帅回忆录:
  我是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在长安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任参谋处顾问的。中国的西北边防军司令是年轻的刘琨上将。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科学的统帅,也是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专业人员。特别令我感到亲切的是,他是由苏联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曾毕业于第三国际工农红军高级步兵战术学校,后来随苏联顾问团去广州帮助常凯申元帅训练黄埔军官学校生,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一起,成为来自常凯申在分别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教学主管。
        刘琨上将带领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曾经屡立战功,他在中国军队中最响亮的外号是布柳赫尔元帅起的:一只虎。当然了,这也让他莫名其妙滴得罪了那个被成为一只猪的黄埔将领。在到西北军后,他经过一系列的战役,成为优秀的统帅。
        而我在西北边防军军参谋处的合作伙伴,许谨生中将,他和刘上将一样,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和军事天赋的天生战士。然而,很遗憾的是许将军有严重的游击习气,太过于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经常为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产生争论。我记得最激烈的一次是战争爆发前,对西北边防军野战师1937年编制表的讨论,在步兵连排火力配置上,我和他产生了严重分歧:主要在于:一每个排要不要配置掷弹筒?二每个班组轻机枪的数目。尤其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居然对骑兵侦察连的编制指手画脚,要知道,那是我的专业,他只是个蹩脚的骑手而已,我做过苏联工农红军骑兵师参谋长!。


我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听着巴格拉米扬上校涛涛不绝的俄语发言,其实他的俄语并不标准,他的老家是亚美尼亚,那是高加索的一个古国,曾经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多年,该国以盛产美女著名,历代土耳其苏丹都去那里选妃。
  而这位巴格拉米扬上校,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有着英俊的面容,而现在的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我们见到的他身材魁梧,永远剃着光头,留着仁丹胡子。根据规定,苏联顾问团均穿着国民政府1936版的中国军装。由于这版军装基本上是德军顾问给常凯申提的建议,尤其是野战帽,根本就是德军军帽的拷贝。西北边防军制服无论夏冬装,都是岩石灰色的,巴格拉米扬穿起来怎么看怎么像个普鲁士军官。在他自己坚持下,他的军服领章是代表骑兵的黄色领章,而胸章上却写着:陆军西北边防总参谋部顾问巴杨。
  他的武装带是西北边防军1931版的,佩枪却是苏联红军的托卡列夫TT33。谢天谢地今天他没有戴着平时不离手的那把哥萨克马刀,他的马靴也是苏联式样的,按照苏军习惯,亮得可以和他的光头比。
  他是我从苏联总参军事学院挖来的。在真实历史上,他要在1938年才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不过,在这个时空,当我和苏方提起他时,苏方告诉我,他已经在总参军事学院做教员了。我一向对于参谋局的建设特别强调,尤其是作战处(一处)方面。通过对真实历史的了解,我知道巴格拉米扬是苏联元帅中,少有的从方面军作战处长干起的家伙,我是怎么知道的?有部老电影叫保卫莫斯科,在那里面我看到基辅保卫战中,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员严厉滴批评过这位当时的作战处长,因为战报信息的不确实。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编制之争

在这个时空,当我向苏方提出调个熟悉参谋业务的顾问来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了他,这位未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元帅。36年的苏军方面翻查了几天档案才找到这家伙,因为,他官运实在是不佳,他的同学朱可夫都是将军了,他才是个中校,去年刚从总参特别培训班毕业,苏联红军因为准备重开总参军事学院所以要让他留校做教员。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苏方决定派他来中国,可能是为了不要显得太低端吧,突击提拔他成了上校。不过,他从去年一到岗,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业务水准。从各战略方向作战计划的制定到紧急动员方案的修改,从部队编制装备的更新到战时后勤保证的细节,他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一点,就是才高气傲的许谨生也没啥话说。不过,这不妨碍许谨生现在和他抬杠。
  巴格拉米扬用那略带亚美尼亚口音的俄语继续说道:有关新的野战军师编制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时间太长了,今天必须有个结论出来,所以我们才特意请总司令阁下来下决心。我把顾问团的看法总结一下:西北边防军目前有六个南京政府承认的正规常备陆军师,分为十一军和十七军两个军部,这部分部队由南京国民政府关饷;加上六个西北边区自己关饷的武警师,总共十二个步兵师,都将作为甲种野战师编制,编为两个个军和两个武警纵队。
  编制的原则,实行苏联红军的三三制,即每个步兵军(或武警纵队)有三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有三个步兵团,向下以此类推。
每个军(纵队)编有一个野战重炮团,装备有共二十四门155毫米榴弹炮;一个高射炮兵营配备8门75毫米高射炮和12门40毫米高射炮。军下属的三个步兵师,每个师有一个十二门七十五毫米山炮营,一个24门20毫米高射炮营,一个骑兵侦搜连,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卫生队,一个通讯连。
  每个步兵团有一个六门的120毫米迫击炮连。以上编制,基本和1931版步兵师编制一样,大家均无异议。
  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对面的许谨生,许点了点头。
  巴格拉米扬继续说道:“下属的步兵营每营有六挺重机枪组成的机枪连,战时加强到步兵连,每步兵连两挺。另外有一个10门迫击炮组成的迫击炮连,其中有4门82迫击炮,是营火力支援,这也没有异议。问题在于顾问团主张,六门60毫米迫击炮战时加强到各步兵连。而许参谋长认为,除了这六门60迫击炮以外,应该再给每个步兵排加配三个掷弹筒。对此,顾问团是坚决反对的。一掷弹筒准确性成问题,使用的士兵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我们如果要给每个排配三门掷弹筒,就要为每个掷弹筒训练二个射手,每个连是十八个射手,一个步兵师二十七个步兵连队需要培训五百多个射手。二掷弹筒射程近,有二百米不错了,这在敌人机枪射程内早把你突突了,连加强的60毫米迫击炮有1500米射程,足够覆盖掷弹筒射程。三掷弹筒杀伤力小,其实就是手榴弹水平,杀伤力太弱,如果敌人的工事有个顶盖,你根本无法杀伤他。四一旦装备,由于数量特别巨大,每个步兵师要装备236门,加上增加了掷弹筒专用榴弹,兵工生产压力很大,而且每门随队十六发榴弹,每弹重800克左右。步兵分队携带起来重量不轻。所以,不现实的。汇报完毕。”
   我点了点头,问道:‘关于最后一点,单兵负重你们有结论了?说说步**行军负重多少。’
   巴格拉米扬说:‘是。报告司令员,单兵负重包括步枪四点三公斤,步枪弹两个基数八十发二点四公斤,手榴弹四枚三公斤,钢盔一点五公斤,工兵锹零点八五公斤,冬季大衣一件1.5公斤,军毯一条二点五公斤,帐篷组件兼雨衣一件一公斤,饮水一公斤,背包自身1.47公斤,衬衣衬裤1套袜子2双1.75公斤,口粮2日分1.8公斤,军靴两双(一双备用)1.6公斤。加上防毒面具、救生包、外衣裤皮带等附件四公斤。合计约28.67公斤。按苏联红军条例,轻装负荷为:  夏季 18.9kg  冬季 23.2kg  寒区  25.4kg
全装负荷为: 24.9kg  26.2kg 28.4kg。很明显以西北边防军现有士兵的体格,却负担比苏联红军寒区全装负荷还重的单兵装备,这已经很不合理,更别提许副参谋长还想给他们再加担子。’

   看着巴格拉米扬熟极自流信口而出的一系列数据和他气鼓鼓的样子,我笑了笑说:‘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同志请坐。单兵负重确实够有些重了,而且连队里一些士兵还要帮加强的60迫击炮背炮弹,如果装备掷弹筒的话,只能指望正副射手自己携带榴弹。’
   我于是转向许谨生问道:‘谨生,你们参谋局是什么考虑?’
   许谨生起立,他的军姿还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整个学生区队里最好的,现在经过十年磨练,还是那么挺拔。我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说,他坐下后,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西北边防军的野战部队编制,从民国20年版起,就是以日军为假想敌的。这些年来,参谋局四处(军事情报处,就是后来在国外名声很响的MI4)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日本陆军的编制和战术方面的大量信息,我们觉得应该在新的编制表里,针对日军的编制和战术特点来做修正,请司令官阁下允许我用图表来解释下。’
他说着,又站了起来,拿起桌子上的教鞭,一个参谋立刻把一幅日军师团编制表和西北边防军步兵军编制表并排挂在了会议桌后面的黑板上。
   许谨生解释道:‘日军常设师团是方块师编制,二个旅四个联队。每个师团战时可以扩充到二万四五千人左右。这和我们的师差距很大,我们的师是黄埔建军以来,就实行了苏联红军式的一师三个团的三角师编制。每个师满员才一万二千人左右。
   日军师团以下的建制是以步兵联队/大队为骨干的,以步兵联队为基本模块,战时可以搭建成三角师团或者混成旅团。
   但是我不认为日军以后会改变它在步兵联队和大队这个级别的建制,因为这个建制是和日本陆军的基本战术密切联系的。除非它采取一套全新的打法,否则,它必须坚持目前的这个编制。
每个步兵联队含三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四个中队。步兵联队有包括4门山炮、4门37战防炮的一个步兵炮中队。
   大队是四个中队编制,而且每个中队人数充实达到170--194人。每个步兵大队有二门九二步兵炮,每个中队由两挺重机枪提供持续火力支持,每个中队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级别配备两到三挺轻机枪和两到三门掷弹筒。
   列举这些数字可能很枯燥,但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上海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围剿东北义勇军历次战斗来看,日军步兵的进攻战术和这些兵器配备是密切结合好的:
    日军连排级别的进攻都是由五百米距离发起,我们拿一个小队为例子说一下。步兵小队以散兵组形式战斗。‘ 说到这里,他看着我笑了:‘就像十年前司令官在黄埔教给我们的,现在是散兵小组战斗的年代了,把散兵线忘掉吧。’
   我也笑了:‘谨生,你这算拍马屁吗?说正经事儿。’
许谨生点了下头:‘是。日军小队一般分为两个机枪组、两个掷弹筒组和两个步兵组。他们会在攻击出发线集结分组,补充弹箹,明确攻击方向及可利用之地形地物,确定各组阶段性掩蔽点等战术要领.然后分组展开,待机枪组进入第一射击阵地后,各组即向第一个掩蔽点机动.到达第一点后,展开火力杀伤敌人,同时掩护机枪组机动.机枪组到位后,再压制敌人,同时掩护其它组向前机动.如此循环.全小队应于200米处略停,展开全队火力,清除已爆露的敌人火力点,及兵力密集的阵地.同时利用烟幕弹,曵光弹(夜间战斗)为日军直瞄重火力指引目标.请注意各位,在此时,日军的掷弹筒组会起到最大作用。我们知道,从北洋陆军起,在中国陆军连排火力体系里,重机枪就是支柱,据我所知,一战和内战期间,苏俄陆军里面也是这种情况吧?’许谨生询问着巴格拉米扬。后者略微点头。许谨生似乎对后者的赞同很享受:‘那么问题就来了,掷弹筒这货可以在二百米内准确消灭中国军队连队火力中坚重机枪,伊万同志刚才说的对,掷弹筒的榴弹威力小,可惜和日军交手的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甚至中央军的机枪掩体从来不做顶盖的。而日军掷弹筒都由老手操作,最多校正射两发,第三发肯定命中。
另外别忘记大队配置的两门92步兵炮,那玩意儿可以消灭国军有顶盖的机枪掩体,近距离直射的步兵炮可以准确滴打中国军碉堡的外八字射击口。
步兵应于100米左右转为全速冲击. 这时候中国军队往往由于机枪被毁,失去了杀伤日军制止其冲入阵地白刃战的能力。我们曾经与东北军、十九路军等与日军有交手经验的中下层军官多次交流过,能否顶住日军的进攻,关键就在日军推进到200米的时候。
    当鬼子推进到200米左右时,其火力精度强均迟到顶峰,尤其是日军一个大队有至少三十六具掷弹筒,在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干掉我们一个营配备的六挺重机枪。这就是在东北、华北和上海,一中队鬼子依托其配置的优势火力,屡屡击溃我营团级防御的一个主因! ’
   我说:‘所以你建议我们也给每个排配掷弹筒,用掷弹筒和日军对射?’
   许继慎点头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最好的办法。’
   巴格拉米扬站了起来:‘司令员同志,我反对。西北边防军和东北军这些部队不一样,他们对日军的掷弹筒没办法,可我们有办法。我们现在每个连有六零迫击炮,而日军呢,他们的大队编制里缺少迫击炮。日军大队/联队五百米到一千五百米距离的压制火力全靠联队的四门山炮。对四个步兵大队的支持上,根本忙不过来。联队里的三七战防炮威力小弹道低,只适合抵近直射根本帮不上忙。日军大队只能冒着我们的炮火,把九二步兵炮推上来。我们可以用师编成内的山炮营十二门炮压制日军联队可怜巴巴的山炮连四门炮,而我们团营连的迫击炮分别是120、82、60口径的,120迫击炮的射程从五千米就开始发威了,82迫击炮从三千米开始就用迫击炮弹砸他们,1500米处又加入60迫击炮;他们根本无法像对付其它中国军队那么从容不迫地在五百米内发挥近程的火力。’
我挥了挥手,让他们都坐下,扫视了下全场,他们二人各自手下都是一副期待的神情望着我。我缓缓地说:‘目前,不把掷弹筒编入甲种野战师步兵排。但是,在将来山地旅编制里,把掷弹筒加进去。你们的考虑都有正确的一面,可是你们都没有考虑到后勤和作战环境的因素,我军作战在平原和山地对于掷弹筒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山地作战会更需要掷弹筒。为什么呢?有两点:首先是弹药的后勤保证。八二迫击炮榴弹重三点二公斤吧?六零炮呢,一点三公斤吧?掷弹筒榴弹才0.8公斤重。伊万同志设想的用迫击炮砸敌人,那是得在炮弹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一个六零迫击炮组战场机动的时候三个人,随身就带六发炮弹,打完就转移。如果是平原,我方有预设阵地,补充弹药还好办。如果是山地呢?弹药一跟不上,我们不是要干瞪眼?而掷弹筒呢,一个携带袋子有十六发,两个射手自己就能带上二三十发。这基本够了。其次是山地战迫击炮是隔着山打的,角度大曲线高射程近,就不能像平原那样远距离有效消灭敌人的掷弹筒组,而敌人呢,反而可以利用山地崎岖地形和各种岩石树木等做掩护,光靠迫击炮拦阻射击,就容易被敌人活着进入掷弹筒有效射程内。’
我看看两边的人,他们都服气地点了点头。我又表扬他们道:‘参谋局能针对日军战术来考虑编制,这就是正确的思路。中日必有一战,这天也许就在明天,你们想的很细致,现在就按这个编制定下来。根据这个编制,装备人员的补充计划、动员计划、运输方案、后勤计划、弹药配置、作战计划都要更新。苏军顾问团工作也很出色,谢谢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同志同志!’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长安虎视之一

五虎将中李兴中年龄最大,1937年的时候他已经满头白发了。李兴中生于1890年,他是中国陆军前辈人物,保定军校一期炮科毕业。早年因为崇拜孙中山的兴中会,所以改名为李兴中。他是河北人,虽然并不是西北本地人,但是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资格是很老的,他从一九一四年就追随冯玉祥,而且一直从事参谋工作,业务极其熟练,他在赶末代皇帝溥仪出故宫时候就是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来是冯玉祥北伐时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李兴中心灰意冷,我趁机请他来长安,请他参与了当时西北边防军的各种兵器制式的统一过程,又作为军方代表之一,参与了与施耐德及苏罗通、博福斯等炮厂的合作谈判,当老黄忠(我们对他的称呼)了解到西北边防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抗日准备的时候,他立刻折服了,坚决要求加入我们。
从此,他先是在1931年带领西北边防军首批炮兵学员留学苏联列宁格勒红十月炮兵指挥学院,在不惑之年和年轻学员们一起刻苦学习俄语和炮兵指挥理论,二年后成功毕业,而后成了西北边防军训练总监兼张掖炮兵学校的校长,而与其同去苏俄的学员们也组成了炮校的教师队伍。老黄忠是个热忱的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日本陆续侵华对他刺激很大,1936年底傅作义在绥远发起百灵庙抗战,消息传来长安市群情振奋,很多边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求西北边防军出兵绥远参与抗日,西北民主阵线为主的参政员们通过了动议,要对此事项进行听证会,依西北边区基本法,西北军事委员会得配合听证,当时我正忙于处理双十二事件(这个时空的双十二事件和历史上一样,是张杨扣留常凯申逼他抗日的事儿,只不过没有发生在长安),副主任邓宝珊也忙于组织军工后勤生产和内务工作,于是就派老李头去应付听证会,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切以军事机密无可泄露为名搪塞过去,听证会上他也倒没啥差错,倒霉就倒霉在他被几个媒体记者骗了,几个大学里刚出来的女记者,以请客吃饭为名,拉着老李多喝了几盅,结果老李就说了些自己真实看法,于是第二天的《民意报》,《西安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纷纷登出了经过记者们改造的西北边防军权威人士专访:
大致都是这样写的: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北边防军某权威人士,该人士尖锐地批判了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论”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批判 “抗日准备论”时,权威人士讲到:有许多人误信了不抵抗主义者的假宣传,以为中国现在的物力不充,械弹不足,不如埋头建设,等准备好了再抗日。这是一种滑稽的欺人笑话。他深刻地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经济受人操纵,工业遭人破坏,原料土地被人掠取的情况下,我建设一步,人建设十步;我建设一分,人抢夺二分;今日先失一土地,明日丧一主权,不等我建设成功,已经被人宰割殆尽了,你还拿什么抗日呢?恐怕埋头建设的结果,只有埋头等死,等作亡国奴而已!”他大声疾呼:“敌人的刀斧已经架在我们头上,只有不顾一切地拼命抵抗,才能在死中求生,决不能再等待了。此乃余之第一点意见”。
在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时,权威人士说:“现在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这完全是一种私心的错误。他不是以抗日为标准,而是以服从个人为标准。他所不安的,正好完全是一些有抗日意志的地方实力和热情青年以及团体组织。他的意志是恐怕这些抗日力量的发展威胁到他的独裁统治,所以就先用飞机大炮、手枪大刀来对这些军队以及个人分子或团体,加以残酷无度的杀戮与搜捕,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内,殊不知结果恰得其反。”“所以,现在我们所希望的,只有作领袖的打破这样私心,觉悟这种幻梦,将个人的威胁置于度外,而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全国全民族所希望的抗日战争,来统一全国的行动,以政治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内政见的纠纷”。
他倒是痛快了,我可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急忙严令各报刊出声明,说明此报道内容不实,向公众道歉,并将停刊五天整顿。幸好那些天国内外媒体均被常凯申的生死吸引住了,这个事件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

许谨生在五个人里面最小,他生于1901年,安徽人。他的眉毛又浓又短,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总是习惯抿起来的薄嘴唇。许是我在黄埔军校教步兵战术时候的学生。这厮眼高于顶,一辈子就毁在那嚣张的臭嘴上,无论什么人什么理论他都不服,一定要从争论怀疑开始,当初为了带这个学生我也挺上火的。最早这小子冒刺头儿是在一个最不起眼儿的科目:刺枪术。
刺枪术是学习日本陆军的叫法,中国军方习惯叫劈刺,就是俗称的拼刺刀。按说,像黄埔这样名字中带中央字样的陆军军官学校就不该教习这种小儿科的玩意儿,可惜黄埔军校其实是培养中低级军官的,一期的时候就半年时间,招来的都是没有军事基础的学生娃,于是,普通士兵的刺枪术,也成了必须教习的科目。黄埔军校的军事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方面主要是大课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既然有大课程,就还有小课程,就是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员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当年教授刺枪术这种术科是教练部的活儿。许闯王在校的一期,黄埔军校的教授部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诚、严重、陈继承、刘琨等为军事教官,教授部管军事学科。而教练部则管术科,要到一期毕业后的 1925年1月30日,教授、教练二部合并为教育部,后又改称训练部。其后,两部反复分与合折腾还改名称为训导处和教育处。军校初创时期,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员的训练与管理。
回来话说许闯王,当时的刺枪术是沿用北洋在二十年代的教范,记得叫《劈剌教范》,而北洋的教范基本上是日军剑术教范的直译本。李济深本人是保定军校教官,常凯申、王柏龄都是日本陆士毕业的,王柏龄是陆士十期,算我后来老对手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们的师哥。按理说,日本陆军的刺枪术是经过实战检验的,后来国军也沿用同样技术到四十年代,那么许闯王又是怎么鸡蛋里头挑骨头的呢?
问题出在黄埔一期生装备的步枪枪刺上。无论是中国陆军还是日本陆军, 剌枪术的基本动作都是“突剌”。突剌要“一剌必中”,还要“一剌必杀”。若是剌歪了剌轻了,对手会立即返剌回来。剌枪的兵器是沉重的步枪,对准目标并不容易。
为了一剌必中,突剌的目标不是难剌的喉咙或手足,而是人体最宽阔易剌的上下胁(肩胛以下,腹部以上)。剌上胁称为“直剌”与“滑剌”,剌下胁称为“下剌”。这是黄埔劈刺教范里的三个基本剌法。
日本刺枪术基于日军装备的三十年式铳剑,是单刃剌刀,在剌入拔出时,刀刃顺势给敌人来个大开膛,尤其是要切开对手的动脉,真正参加过肉搏战的人都见识过人被刺中后,随着刺刀拔出,大量鲜血喷出的恐怖场景,黄埔四期的林彪成了元帅后,文集里爱讲 “剌刀见红”,貌似豪情万丈,其实,真实的剌刀见红,是极度血腥的,尤其是日军的制式剌刀“三十年式铳剑”所造成的创伤,按照日军刺枪术的教练要求,为了让敌人立刻丧失战斗力,真正的剌刀伤不能仅仅是一个洞,而是要在拔刀时候做好动作,如果力道足够,一刀剌下去,拔出来就是肚破肠流的大失血。这个活儿得严格训练,所以倭寇在八年抗战中,经常闹出用活人做靶子训练新兵刺杀技术的事儿。从实战要求出发,三十年式铳剑只在背对枪口的一边开刃,以免大量血液涌入枪管,擦枪不易。
黄埔一期的武器是苏联提供的,八千支步枪中,大部分是苏俄的莫辛纳甘,使用锥式枪剌。这玩意儿虽然容易拔出来,但是造成的创口只是一个洞,壮健一些的敌手,连挨两三剌还能返剌回来。
许闯王他们那队学员,发到的就是使用锥式枪刺的莫辛纳甘,教练部呢,按部就班地用来源于日本的劈刺教范教他们,而且当时的劈刺教练就有一个日本教官,更是原汁原味。日本人教学严格,经常用木枪和许闯王们单练,刺得他们苦不堪言。
从来不安分的许闯王就第一个提出了教材和现有装备的不和谐处:锥式枪刺和三十年式剑铳的单刃刺刀不一样,无法用受刀时候的动作给敌人开膛破肚。本来这事儿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是教授部的嘛,当时我是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助手,在常凯申热情邀请下,也兼职做黄埔军校军事教官,主要教授战术学。不过呢,军事教官人手少,一期的步兵操典我带过课,倒霉的是,步兵操典的内容就涉及广泛了,其中有一部分和劈刺就相关:《步兵操典草案》第116条规定:“闻"冲锋-前进-"口令之预令,应即关闭保险机、放下表尺。闻动令,按照快跑要令,猛勇前进。”许谨生、陈赓这两个捣蛋鬼,就抓了这个空子,在步兵操典的课上,问我劈刺的问题。
记得那天加仑将军带了几个苏联顾问像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列帕诺夫什么的来听课,所以我讲课特别小心,生怕露怯。加仑将军就是传奇的苏联元帅布留赫尔在中国期间的化名。他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军人之一。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起来的元帅,一战的时候就在沙俄军队服役,俄国革命期间他组织了俄国版的红军长征,威震全俄, 1918年9月30日,在全俄中央委员会听取他们的报告时,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布柳赫尔的部队在极其困难下进行的行军,只有苏沃洛夫在瑞士的远征能与之相比,应当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向他们致敬。”会上将全俄刚刚设立的奖章,第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布柳赫尔。
尤其是加仑将军长期在远东领导作战,他对日本陆军各种战术、装备、编制也非常熟悉。我当时讲的步兵操典,基本脱胎于日本陆军1908年11月颁发的《改正步兵操典》。结果,许谨生这混球就选了这个时机给我出难题。
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是陈赓的主意。陈赓是黄埔一期的捣蛋大王,同学们没有不被他捉弄过的。这家伙对教官们也常暗地里设陷阱,你要是没几下子真功夫,绝对被他放倒。他唯一怕的人就是廖仲恺,当时的军校党代表。听说他后来在中共高层,依然好开玩笑,除了彭德怀,谁都不怕。
那天就是许谨生先发难,陈赓唱和。从我讲到《步兵操典草案》第116条规定:“闻"冲锋-前进-"口令之预令,应即关闭保险机、放下表尺。闻动令,按照快跑要令,猛勇前进。”这时候起。许谨生举手要求发言:“请问教官,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要放下表尺?”
还好我备课充分:“这条规定来自日本陆军的步兵改正操典,日军称冲锋为“突击”,规定小队“突击”战斗的第86条指出,突击的战斗动作适用第35条(停止射击)的口令:“銃を安全裝置にし,照尺を舊位に復。”(步枪安全装置关死,照尺向原位恢复)。冲锋前放下表尺是必需的。冲锋开始时的快跑是单手提枪的“提枪快炮前进”。莫辛纳甘步枪与三八式步枪枪身长度,提枪时手提之处正好是是表尺部位,不放下表尺,就无法提枪快跑前进了。”
许谨生继续发问:“请问教官,关闭保险是为了什么?”我说:“关保险是最基本的安全规定。拼剌刀是冲锋战斗的一部份。所以拼剌刀之前,步枪已经关上保险、放下表尺。这是传习自日军的安全规定。你们平时训练应该有体会的:操场上的劈剌教习,开始动作是“刀之交叉”,教官与习技者两人手上的步枪要互相对碰,如果枪膛已经压进子弹,却没有关上保险,在“刀之交叉”两枪震动的第一动就会走火。因此,在拼剌刀之前,一定会关保险。”
许谨生说:“报告教官,对这个规定学生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按目前黄埔装备的枪刺情况,我们如果拼刺刀的话,会很吃亏。我们应该装填子弹上膛,拼刺刀时候先给敌人一枪。”
看着许谨生和满堂的学生,看着后面坐满的苏军顾问们和陪同的黄埔高官们,我......晕。

许谨生的这个刁钻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抗战中国军人最头痛的问题。中日两军的剌枪动作相同,毛瑟步枪的剌刀也同样是开刃的“一剌必杀”大失血武器。既然剌枪战技与剌刀原理都一样,中国陆军的弟兄们拼剌刀时,就只能以体力决胜负了。突剌是体力的完全发挥,谁能眼明手快狠准剌出,谁能在敌人的剌刀剌来时迅速将敌枪挡开返剌回去,就能在白刃战中得胜。问题是中国陆军当年每天连小米也保证不了,日本兵却有牛肉罐头滋补,体力不在同一档次,因此在白刃交接的短兵血战中,中国士兵总是比不过日本兵。
听到许谨生的问题,我放佛来到了我曾经在二十一世纪看到过的抗战纪录片:一个个担架抬着与日军拼刺后的伤员们在泥泞中下撤,一位军官在路边慰问着受伤的战士们,伤员还沉浸在战斗带来的兴奋中,有的还能争相向军官报告战况,但受到剌刀伤抬下来的伤兵大多已经大量失血,那时军中还没有血浆输血,大部份的伤兵注定挺不过那天晚上,军官表面上笑着安慰着伤员们,心中无限痛苦。
   这还是当双方都装备同样类似三十年式铳剑枪刺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像黄埔生一样装备锥形枪刺,我军劣势会更大。许谨生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那种用刺刀杀过人的才会注意到的要点,他一个学兵,哪儿来的见识?
我盯着许谨生问道:“你觉得以目前的枪刺装备会吃亏?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上过战场?”许谨生说:“报告教官,我们用狗做过实验。结果陈赓虽然刺了狗两次,还是被狗咬了一口,到第三次才刺中狗的要害。如果是和敌人对刺,身强力壮的敌人反刺回来,我们就糟糕了。”“黄埔岛上哪儿来的狗?”“报告教官,是陈赓专门弄来打牙祭的。”我……汗。“陈赓起立,你给我解释清楚是怎么会事儿。”“是,报告教官,是一条潜入交通船从而混进岛上的野狗,我用刺枪术与之搏斗,受轻伤,狗尸体已经由区队统一处理,报告完毕。”我狠狠地瞪了陈赓一眼:“你站着听着。”后者一副无辜的表情。
回过头来我对许谨生说:“你们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后面听课的加仑将军曾经在欧战中参加堑壕战,当时俄军都装备这种枪刺,也遇到过陈赓这样刺敌不死反被敌咬的事儿。”学生们都哄堂大笑,陈赓却维持着沉痛表情。“你知道加仑将军是怎么对付这个困难的?”许谨生摇了摇头,情不自禁滴回头瞅了加仑一眼。加仑笑了,说了句俄语,挥动双手做了个姿势。许谨生回过头来看我,聪明地猜测说:“用铁锹?”我点了点头:“没错,俄国的铁锹沉重锋利,磨一磨快,可以把敌人从肩膀向下斜劈开。加仑将军身高力大,经常把对手劈成两半。”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加仑将军如此神勇,所以步兵操典根据实际作战环境和装备也要做适当的修改,许谨生,你没有上过战场,但是能从陈赓杀狗想到劈刺,你还是天生当兵的料嘛。不过你想的还是不周全,我问你,如果修改步兵操典,允许劈刺前不关保险以便实弹射击,你打算怎么改?”许谨生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使行冲锋,下口令如左:冲锋-前进。各兵即以跑步前进,不关保险机,适宜伸张步度,猛勇前进。”我笑了:“很不错了,你能模拟步兵操典口气来假设,看来对步兵操典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不过这还不够,步兵操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你不仅要告诉士兵,拼刺前可以开枪,而且要告诉他们怎么开枪。开枪方法不对是要害死人的。”看着许谨生不停眨眼思索的样子,我补充道:“一般的步枪立姿射击是将步枪举起抵紧肩窝,但是这个姿式会在敌人剌刀剌来时曝露出上下胁。所以?你说呢?”许谨生明白了:“那就需要在操典里加上:准剌枪术预备用枪之姿势,将枪略指向目标之中央;且伸直左手,向右下方按压其枪,确实保持之,以行发射。但为将枪略指向目标之中央起见,右臂需稍上提。”这时候,我听到了教室后排加仑将军的俄语发言,我向他点了点头,对许谨生说:“加仑将军说,还要把轻机枪在肉搏前的使用也加进去。”我环视每个学生:“记住,加仑将军说,一枪剌下去,要在敌人肚子里打一枪再拔出来。”
十三年前黄埔的往事,还仿佛历历在目,我们那次关于冲锋前是否关保险的讨论,也在当时的广东军界传为美谈,后来国民革命军的步兵操典还真是按照课堂上我们对话写的,据说是加仑的翻译官记录了许谨生的口述词句,后来条令撰写人员一字不能易,只好抄录。从此许谨生军事天才的名声鹊起,从黄埔毕业就被粤军抢去当营长。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东征北伐的历次战役,跟随叶挺部一直打到武汉,成为叶挺24师的参谋长兼一个主力团团长。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一直身先士卒,多次负伤。但是始终保持着黄埔军校里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1930年后,他参与了中共在大别山区根据地的创建,成了一名军长。1927年后,我和他中断了联系,再次有他的消息已经是1931年了。
当时张国焘以中央领导身份去了鄂豫皖,他为了争权夺利,把前期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许谨生等人作为了自己打击诬陷的目标。1931年5月底,粉碎了常凯申校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许谨生在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上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许谨生认为,应抓住蒋介石的几十万兵力正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暂时处于守势的良好时机,积极向外发展,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而张国焘却指责这一正确的主张为“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当然了,北大肄业的焘哥一如既往地没什么军事天赋,在激烈的争论中,许谨生那张臭嘴成功地剥光了张主席的面皮,换句话说,就是:态度坚决,意见尖锐,得到了多数干部的支持,因此招来张国焘的嫉恨。
焘哥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军事上自己不如许谨生,如果想在军事方针、行军打仗、部队训练上攻击许谨生,那简直是自取其辱。而要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对于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许谨生来说,也是行不通的。为此,焘哥,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新的攻击方向:揭发许谨生的搞女人的问题。
1931年6月下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主持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九百余人出席。会议原定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焘哥迅速把会议变成了许谨生八卦新闻发布会,由沈某某负责公布许谨生的各种不良……性关系。并且代表被伤害的各位女性,厉声质问许谨生。这一切许谨生始料未及,他据理力争,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
焘哥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强烈义愤(难道玩玩也犯法?欧买高的),平心而论如果任由焘哥这么搞下去,谁都受不了,老许这点儿事儿算什么事儿啊。他们向张国焘提出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谨生等人被冤枉的实情,决不允许凭借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谨生,党内决不能开此先河。
当时的中共中央由王明把持着,“左”得十分厉害。由于许谨生毕业于黄埔,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有同学之谊,而且许谨生在上海“赋闲”时与安徽籍各派政治人物的交往又十分密切,并曾经是国民党和第三党拉拢的对象,所以高层对许谨生并不信任。许谨生“赋闲”上海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于重伤未愈,不能参战;至于与各派政治人物交往密切,也是因为统战、为工作性质所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这一切却带来了上海高层对他的不信任。高层给大别山领导层打了一个招呼:许谨生社会关系复杂,需要保持警惕。这个来自高层的招呼令张国焘十分兴奋,感觉腰杆子硬了几分。
许谨生为人直爽,在黄埔同学和老师中名声很好,东征的时候他还伙同陈赓,一起救过常凯申,可以说许闯王在军校里上自校长下到同学,都很吃得开。
可是他恰恰是在这方面被张国焘找到了借口。大概在29年的事儿吧,许谨生受到伍豪的指派,潜入上海与邓演达会面,商谈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事情。常凯申最恨最怕的人就是邓演达。黄埔军校是常凯申安身立命的根本,邓演达在军校学生中的威望,与常凯申不相上下。于是常凯申派出了黄埔一期的曾扩情到上海,带了当时比金子还珍贵的盘尼西林,去做许谨生的工作。曾扩情在黄埔的时候就是许谨生的好朋友。结果许谨生把常凯申好好耍了一把,要了一笔钱,人间蒸发了。不过许闯王真不是为了自己弄钱用,当时有很多中共党籍的黄埔同学如周某、董某等人,起义被打散了,流落在上海,都找许闯王借钱,许谨生好演大哥角色,于是就利用常凯申想招降他的机会,向校长要了一笔钱,周济贫苦同学去也,至于玩蒸发,那是30年伍豪把许派进大别山,作了红军军长,随后屡次大败常校长所部。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9年被许谨生耍猴的曾扩情31年写了封亲笔信,在历史真实上害死了许谨生。1931年8月初收复英山时,常校长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谨生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海桥到英山找许谨生。这两个特务带着曾扩情写的一封策反信,该信系蒋介石与曾扩情精心设计。蒋介石、曾扩情为了迫使许谨生就范,信中诈称许谨生与蒋已有关系,并在信中谎称曾扩情与许谨生早有联络,特意在信中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字眼,仿佛已经就某些事情达成了协议。这一诡计可令许谨生有口难辩,并且一箭双雕。许谨生把这封信上交给军部了,军部的两个黄埔同学,理所当然地识破了常校长的离间计,可是在真实历史上,1931年9月13日,陈某某奉张国焘之命赶到麻埠军部,宣布由他接任政委,立即在红军中进行“肃反”。阴云笼罩着红军。许谨生等多名红四军干部先后被捕,张国焘在审讯中普遍使用了肉刑,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许谨生虽遭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仍然心怀坦然,意志坚强地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1931年11月中旬,许谨生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被张国焘杀害,据某些人回忆,是被马活活拖死的,而又有人回忆,是被秘密勒死的。后来审讯许的特派员回忆许说:“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是改组派吧。”看来他到最后一刻,终于明白了,公理是不存在的,别费劲儿了。
与许一起被杀的有二千五百多人,包括许年仅二十岁的妻子,被严刑拷打后,身首分离而死。
在我这个时空,许谨生在被打得遍体鳞伤后,被我弄到上海了。1931年十月份,从共产国际我一个好朋友那里我知道了许谨生被抓捕拷打的情况,这立刻引发了我前世的记忆。许谨生根据我在黄埔军校与他的接触,他确实是罕见的军事天才。当时,我正在组建西北边防军的关键时刻,我迫切需要这位天才,未来的中国抗战,也将需要他优秀战地司令官的能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必须把他救下来。
我后来经过苏联友人的帮助,把许从屠刀下救出来,先去上海养伤,一二八后,他伤病痊愈,和同学周平一起来到了长安。可是,我当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许闯王在遇到张阎王以后,已经对人生、理想彻底失望了,成了行尸走肉。国难思良将,我 必需立刻让他振作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长安虎视之二

1932年3月6日,农历壬申年正月三十,惊蛰。虽然是星期天,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还是在新落成的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了首长参谋部推演作业。当时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刚结束,西北边防军派出了自己的观战团,他们分别在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指挥部及前线观摩了全过程。三月初中日罢战后,他们就返回长安了。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对于这次中日正规军的首次战役级别对抗的总结特别重视,观战团一回来,就组织了这次周日的兵棋推演作业。
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坐落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脚下,1927年我刚和冯玉祥达成由我主管西北军政的协议,我就开始组建了这个学校。苏联军方对这个学校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基于黄埔军校在中国大革命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决定全面援建长安步校和后来的张掖炮校。苏联从建筑设计到教程都有参与贡献。军校有完整的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大小操场、体育馆甚至温水游泳池一应俱全。苏联人还体贴地在军校的大门到二门之间设计了一个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欧式庭院酒店,军方的客人经常安排在这里,酒店和军校大礼堂、体育馆隔着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相对。苏联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礼堂设计成了圆形,富有东正教风格,当然了,他们骄傲地说这是拜占庭风格。而且据说这种设计能抗地震。
很快,步校的大礼堂就成了名闻全国的建筑,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军校落成典礼是1931年夏天,苏联红军代表团团长是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他曾经在1927年-28年进修于德国总参军事学院,期间对波茨坦军校等进行了考察,所以对德国军官养成体系很熟悉。他对中山步校的课程设置提了个很有意思的建议,那就是要开展军官的社交训练。据亚基尔介绍,德国军校每一到两个月会安排军校生们去参加舞会,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是培养军官的社交能力,发展正常人格,提高军队形象和军官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校方有机会以社会为背景考察军官的能力与素质。我当然觉得这个措施很好啦:在中国,军人一向就被视为粗野无礼的丘八,不为正常社会所接纳,中国的抗战需要一支新型的军队,新军队需要的是代表中国社会最进步最文明的力量的军官团。于是,我马上让步校方面研究添加了军人的社交培训课程。
这就给高级步校的这帮臭小子们提供了丰富文化生活的借口。他们说,要给学员提供社交培训,就得用圆形大礼堂做交谊舞会与长安各院校女生联欢开派对。步校学员们个个年轻多金(西北边防军待遇优厚),学识出色(步校入学要求数学语文高小毕业水平),常年严格的军事体育(军校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必须选择一项体育运动并达标,很多学员选了网球或者现代五项)和军姿军容训练,造就了他们挺拔的身材和敏捷的身手,他们成为长安很多学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欧式建筑的舞场优雅宽敞,礼堂前的草坪青翠诱人,道旁的松柏四季常绿,舞会时候供应的西式餐点风味独特,还有出色的男舞伴们,高级步校大礼堂的军人交谊舞会成了长安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三十年代的长安小报总结了长安高等院校特色排行榜,其中有吃在女师(长安女师伙食免费而且花样多),舞在步校之说。这种八卦之说,很快便传遍民国教育界。
这名声后来还给我带来好大麻烦,是这样的,南京陆军大学那帮子纨绔,被长安步校舞会的名声吸引,居然十三期有一个正则班闹着要全班到长安参加军人社交培训课程,说南京陆军大学课程设置是bullshit。这事儿惊动了陆大教育长杨杰。
杨杰,常凯申在日本陆士的同学,常凯申在陆士考试不及格,被派去养马锻炼,杨杰可是陆士优等生,以出色成绩结业的。这位据说还是少有的日本陆大十五期毕业生,他学业出色,压日本人一头,对此天皇也质问校方原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陆大校方给了天皇一个科学答案:杨杰脑袋大,脑容量超出大和民族极限,自然能干。天皇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真派侍从和杨杰商量了,用尺子量了他脑袋的三维,比较昭和年间厚生省提供的数据后,确认杨杰脑袋是比同龄日本男子大一圈。
杨杰对学员们的抱怨进行了仔细调查,很快他的大脑袋就有了结论,那就是这帮马鹿根本是扯蛋,他很快给常凯申写了份报告,该报告之结尾在陆军教育界传为美谈:经职多方研判,其(这帮马鹿)名为向学,实为思春,难逃委座之法眼。唯长安步校,枉戴国父之名,设此游戏之课,亦属误人子弟不浅。
常凯申是个特别注重军人风纪的主儿。后来抗战期间,在云南驻防的七十一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明仁的士兵被常凯申看到破衣露腚的在做工事,立刻被骂,为此师徒二人还当着云南王龙云的面大吵一架,陈明仁说的也是,那衣服又不是陈明仁自己做的,是常凯申的后勤发的,洗一水就破。
问题严重在于,名义上,常凯申是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他以黄埔校长起步,后来就囊括了所有和军事沾边儿的校长,中山步校一开办,我就发电报给他,他还在北伐途中呢,很愉快就接受了,还托人把给军校的题字送了来,高级步校的金字招牌可是他题的,后来,嗯,我也从他那儿敲诈了不少经费,校长有那么好当?
结果就是我某日忽然接到了南京侍从室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就听到常凯申气急败坏的声音:“浓了该学堂里厢弄点啥事体?……”。常凯申青年时期常在上海炒股,他知道我也在上海长大,所以从黄埔军校我们同事的时候起,就习惯和我开上海话,他和我讲话有个特点,说公事时候开奉化国语,说私事的时候开上海话,还有,就是他急眼了就跟我说上海话犯毛腔(意思是吵架,顶撞)。
老常一犯毛腔,我通常都冷处理。常凯申这人一辈子吃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在黄埔的时候,何应钦有一次全校集合迟到十分钟,被常凯申当全校面前罚跪,我可是当场目睹的。这人你越辩解他越来劲,你得等他发作累了,他会自己问你原因的。我于是把话机放在桌子上,每过十五秒对话筒说一句:校长说的是。然后喝刚泡的红茶。大概过了六七分钟吧,话筒里安静了点儿,我赶紧拿起听筒,刚好听到他说:“侬自己讲,哪能会子事体。”哪能回子事体?我心想我总不能说苏联红军提议的。于是我说:“校长训示的都对,不过格个事体也是报纸不懂军事,唉话瞎讲。军人社交礼谊是我们学习德国国防军军官养成的一门课程啊,蒋百里先生勒了民国十八年写过回忆德国军事教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一章节,这不是您老人家让阿拉学习德国的嘛,阿拉见异思迁,不不,阿拉见贤思齐。校长明鉴,这并非我们独创异端邪说,我们严格按照德国国防军课程规范设置的,再不信,侬去问冯西克特将军,人家可没老糊涂了,……啊?我没说侬是老糊涂,我说侬老宝刀不老,……是,校长侬继续讲……”以下略过一千字。
从这个事件以后,长安高级步校成了全国军校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后来还真有不少步校学员在军人社交活动中找到了伴侣,常凯申的二公子也是在高级步校的舞会上巧遇的石女士,后来居然喜结良缘。抗战后西迁长安的明星电影公司以长安高级步校社交舞会为背景,拍出了电影终南山下,在美国放映后获得了学院奖项,电影及插曲都风靡各盟国。其实那时候的高级步校已经迁到张掖去了。日寇虽然多次轰炸高级步校,但是主体建筑物损伤不大,胜利后步校迁回原址,校园松柏常青,而一代又一代青年军官继续在这里成长成熟成才,步校的舞会也成了传统,尤其是学员的毕业舞会变得更为隆重,已经成为中国国防军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拜占庭风格的大礼堂是步校最著名的建筑,那么隐蔽在二门内的战术实验楼就是步校最神秘的建筑。这里戒备森严,有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和巡逻队。进出人员需要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件。这里的地下室是深挖很多米的。楼里有着最齐备的军事资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从成立开始搜集的军用地图,来自日、苏、美、德、英、法各国军队的军事教材、公开和内部刊物等,世界各大兵工厂产品资料,总之应有尽有。当然了,这些资料是备份,我们还有正本另外保留。
战术实验楼不是给中山高级步校学员们用的,大家可能对军事教育的不同阶段并不是很了解。高级步校是苏俄的叫法,它的课程类似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德国的波茨坦等四大军校,是用于培养中低级军官的。黄埔军校也是这个范畴的,只不过黄埔军校限于条件,是速成性质,很多课程是赶鸭子上架的,很多课程则根本没有。德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明确,波茨坦军校就是培养营长的,你从波茨坦出来,就该够格指挥一个营。
按照德国国防军体系,从波茨坦出来后,经过二年左右实际作战或者带兵的锻炼,如果你表现出是块料的话,你就有机会到总参军事学院深造。这是培养高级军官的,从这里毕业,你就够资格指挥一个师或者作为一个高级参谋军官。
列强的军事教育层次基本和上面一致,比如日本陆军大学(不是陆军士官大学),就起到德国总参军事学院的作用。不进陆军大学,你最多是个大佐。将官必须是陆大毕业。苏联红军也差不多,他们的层次是莫斯科高级步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军事学院。
西北边防军虽然没有德国国防军那么庞大严密的军事教育体系,也算五脏俱全,高级步校上面,我们有也有西北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不过我们是很讲求实际的,学院就设在高级步校的战术实验楼,利用这里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我们的师级指挥员和各级参谋人员。高级指挥员主要是培养联合作战与联合行动指挥能力,要让他们能应对极端复杂的情况,迅速决心并实现其决心。学员被分为一个个参谋组,每组7人,这7人分别是作战军官、战斗支援军官、战斗勤务支援军官和各专业兵种军官。学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习惯了步、炮、骑、工兵、防空兵的联合作战方式,也对当时很先进的装甲作战、航空兵作战有了相当了解。也熟悉了战役战术单位的后勤组织,这使得西北边防军在抗战中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术素质。
后来在抗战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在和现代化的日本陆军作战中,由于不熟悉敌人重炮、坦克、飞机的战术战法,遭受的巨大损失,比如淞沪抗战中,我军一个师刚到战场,习惯性地埋锅做饭,被日军重炮独立旅团通过炊烟发现,一个效力射下来,大半个师报销了。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九军,他们从北平撤往保定路上,在长辛店附近小歇,集中训话,结果被日军飞机逮个正着,由于二十九军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超低空飞行,准确扫射,打得一整个机枪连只有往高粱地里乱钻找掩护,可惜二十九军军服还是灰色的,在高粱地里根本藏不住,一个连都被飞机当静止靶打光了。
对坦克作战更成了各军的短板。日本的坦克与欧洲货比,是上一代产品,装甲薄,行程短,故障多。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中国陆军对反坦克作战那是一点儿心得都么有。根本没有联合作战的概念,不熟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使用,不知道怎么打破敌人的步坦协同。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逼着常凯申把几乎全国的战车防御炮都调到自己战区了,然后,由于不知道战车防御炮应该集中使用的道理,把相当于一个多团的战防炮切成四门五门的小队,分给各军,结果根本没起到作用。战防炮不得不听命于步兵营长,而步兵营长连战防炮有效射程都不知道,为了守住阵地,远远地就命令开炮,白白断送了珍贵稀有的反坦克火力。到后来,炮兵和步兵互相抱怨,互相拆台。韩德勤部在撤退的时候就干脆把六门配属给他们的战防炮(都是德国货)连同摩托化牵引车(也是德国原装)就地炸毁,让炮兵们步行归队:从徐州去洛阳。这都是旧式军队不懂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恶果。
反观西北边防军编组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由于对联合作战的高度理解和熟悉,各步兵师都对防炮、防空、反坦克有反复演练,有办法有装备有预案,参战后没有受到类似的重大损失。倒是倭寇由于被其它中国军队宠坏了,麻痹大意,经常被西野占到便宜。先是刚开战后,我军东渡黄河的时候,倭寇航空兵照例轰炸渡口,一开始是四机编队来,被西野的高射炮兵击落二架。第二天倭寇调来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图谋报复,又被击落五架。第三天,他们动用了估计全华北的重轰炸机,二十六架,结果被揍下十架。日本人这种添油战术真的很死心眼儿,他就不想想,他能增加飞机,我一样可以增加高炮啊,当时我各野战军师没有展开呢,高炮部队很闲,听说鬼子来送死,大家都摩拳擦掌要去渡口打猎,西野十五个师,每个师都有个高射炮加强营。每个军还有个两个大口径高炮连,守个渡口富富有余。
后来忻口战役时候,倭寇又吃了西野炮兵的大亏。西北野战军利用倭寇不了解我方炮兵实力,趁黑夜部署重炮就位后,在驱逐机部队掩护下,炮兵侦察机经过详细侦察,基本标定了倭寇所有重要的炮兵阵地、前沿障碍物设置、火力点、预备队集结地、坦克部队集结地等情况,在总攻的炮准备中,摧毁了倭寇几乎所有的炮阵地,清除了步兵突击方向上的雷区和障碍物,摧毁了90%的倭寇重机枪火力点。我步兵得以顺利突破,更牛的是,当日军集结预备队及坦克准备反冲击的时候,被我炮兵的侦察手段发现,遭到我炮群覆盖,报销了至少两个大队的鬼子和二十多辆坦克,我军在总攻发起后四个小时内就成功突破,当天就合围了倭寇一个旅团。在随后对日寇的歼灭中,我重炮群大显威风,摧毁倭寇工事,弹幕掩护我军进攻,拦阻倭寇预备部队增援,覆盖倭寇步兵的猪突反击……,后来我军炮群一开炮,前沿的我军步兵战壕里就是一片欢呼声,士气高涨到天上去,在我军严密的步炮配合下三天内,一个日军旅团就被全歼。
消息传到太原,我接手忻口战役指挥之前在忻口苦战了多日总指挥卫立煌(他转去负责娘子关)正在和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开会,二人听说这么快就全歼日军,都瞋目结舌,后来阎锡山在电话里用五台话活灵活现地对常凯申描述了那一刻的情景:“卫俊如长笑三声,又大哭三声,额就不明白咧,额奏问他,他说,大笑是因为鬼子也有今天,大哭是哭我死去的几万弟兄们,要是有刘越石(我的字)西野这么强的炮兵,他们也不用拿命去填啊。”
西野日后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正是从长安高级步校灰色的的战术实验楼起步的,在1932年3月6日这一天,我和司令部参谋局的同事们及刚从一二八上海抗战战场回来的观战团,正是在這里对刚结束的战役做了图上作业,也对后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淞沪抗战做了推演。
首长参谋部推演作业完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按军中惯例,星期六是保证不休息的,星期天是不保证休息的,而星期天如果有休息,那么休息到下午四点结束,这叫过礼拜。所有人,下午四点归队。
我也要让一个人归队了,这就是跟随观战团从上海来长安的许谨生。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13: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长安虎视之四


许谨生是1931年10月底从大别山里送出来的,他当时被拷打得体无完肤。我派了一个医疗小组去接的他,然后送上海治疗。随后我忙于处理九一八后续的系列事件,32年初又是一二八事变,也没来得及亲自慰问他,只是给他写了两封信,请他安心养伤,伤愈后会接他来长安面谈。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候,他还在上海租界医院里面,没能参与西北边防军的观战团。这次事变一结束,他就和黄埔一期同学周平一起,随观战团来到了长安,现在他们两个就在步校宾馆里休息。我这边刚结束了参谋部图上作业,就让杜聿昌去请他和周平来战术实验室谈话。杜聿昌也是黄埔一期的,他比许谨生还要大一岁,但是在黄埔的时候,他却老喜欢围着许谨生转,因为许谨生反应机敏、善于言辞,而杜聿昌则是那种深思熟虑的人,陈赓调笑杜聿昌说:“昨天早上七点遇到杜兄问了声早上好,杜兄深思熟虑了一天,夜里七点断然回答了我一句晚上好,因为问好及时,得到全班同学赞扬。”杜聿昌可能是羡慕许谨生的语言能力吧,总是喜欢围着他听他吹牛。
当杜聿昌把许、周二人带进实验室的时候,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正站在桌子前凝视着窗外刚发芽的柳树。1932年的长安,春天来得十分从容,嫩绿的小草顽强地从地下钻出来,沐浴在温暖的夕阳下,军校的学员们刚开学不久,都已经归队准备吃晚饭了。
随着杜聿昌一声响亮的报告,我也收回了我的视线。这三位都保持着军人本色,二人成列三人成行,现在,三位黄埔一期学生正整齐地站在我面前,许谨生和周平和我已经五年没见面了,他们来长安后已经换上了岩石灰色的西北边防军制服,虽然领章是空白的没有军衔标志,但是作为两名黄埔军校出来的老兵,他们的军姿无懈可击。这二位很有些激动,他们一起给我庄重地敬礼,说:“教官好!”,看着两个已经在战火和人生考场中成熟的学生,瞬时间,我真仿佛又回到了黄埔岛: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我狠狠地给周平一拳说:“你小子都做过北伐军师长了,还装蒜干嘛?早把老子忘了吧?”
周平憨厚地笑着,黑脸涨得通红,用广东口音的官话说道:“教官勿玩我了,27年后吾就没带过兵了,这次一二八事变,吾也在上海,都手痒死左啦,作了义勇队长,也没捞到打鬼子。吾来西北就投奔大佬您打鬼子,只要打鬼子,给我一个连我作连长,给我一个营我做营长,掉那妈,硬顶上。”
我使劲儿点着头,十九路军是帮子满含爱国热情的广东人,九一八一发生,军长蔡廷锴就准备辞职去东北打鬼子,结果还没等老蔡去东北找鬼子,鬼子倒在上海找他的岔子了。为了分散国际联盟对东北的注意力,也为了和日本陆军竞争,日本海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坚决还击,十九路军的老广们英勇作战,在阵地上,到处可以听到“掉那妈,硬顶上”的广东话,上海人那时都知道,十九路军战士一说这话,就要冲上去和鬼子拼命了。
我说:“好小子,打鬼子就要你这股劲儿。后面和鬼子的仗有的是,你先到100师熟悉下部队,具体的安排邓副司令跟你谈。”我又转向了许谨生:“谨生,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报告教官,我很好。”我说:“那就好,你们都坐吧。”
他们坐在了我桌子对面。许谨生憔悴的脸上,满是胡子渣子,头发也有些长,眼睛虽然望着我,可是我看得出来,那眼神是空洞的,怎么也看不出他就是那个在黄埔军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学少年。周平和杜聿昌也看出了我心里的不自在,他们偷偷地冲我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两位也是同学情深,他们对许谨生的遭遇都很同情:在上海周平只要有时间就去医院陪他,还给他带去报纸和各种刊物,让他了解大别山外面的世界变迁。杜聿昌去上海观战还捎去了我的信和在长安的黄埔同学们的问候。但是,许谨生心理创伤实在是很严重,一个钥匙开一把锁,许谨生这样慷慨激昂,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人,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只有找到一个新的伟大理想和目标,才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我决心单刀直入:“谨生,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我虽然通过苏联把你从张国焘那里要出来了,但是我也答应了苏联三个条件:一你已经脱党了,从此彻底离开,不能再向莫斯科或者中国高层申诉;二以后你的一切与原有党派无关,我也担保你不从事反对原有党派的任何活动;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与你之间不再有联系。你必须和以前种种切断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许谨生垂下了头,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是我能看到一滴滴泪水从他眼里掉落在地板上。他终于忍不住了,双手抱头痛哭起来。我理解他,这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黄埔军人的传统就是冲锋在前,许谨生做得更纯粹,北伐战争,他是举着团旗一路杀出来的,两次负重伤,这在北伐军的师级干部里也是头一号,连常凯申都对他的伤势很关心,为他买了当时很贵重的盘尼西林让曾扩情送给他。
周平和杜聿昌都陪他掉下了眼泪,他们都知道,许谨生受了很大苦,妻子和部下也都被冤杀了,死得很惨,现在孓然一身,被从前的同志厌弃,这谁都受不了。杜聿昌本来就疏于言辞,这会儿更是有些手足无措,他结结巴巴地安慰许谨生道:“谨生,来长安跟着教官干吧,咱们一起打鬼子好不好?”周平默默地给许谨生递去了手帕。
许谨生用手帕擦干净了脸,抬起头对我说:“教官我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我知道我的命是你救的,我也想带兵作战,以死相报,可是虽然我的身体还在,然而我的心已经死了。我许某自幼饱读诗书,从师范学院又考进黄埔军校,无时无刻不想着为国为民,做事情从来无愧于心。可是现在落得个妻死子散的下场,还连累了几千个部下送了性命,黄埔教育我们的难道都是错的?我豁出性命家庭追求的难道都是错的?没有了理想,我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我许某不愿意这样活着,之所以我没有在上海结果自己,是因为我还欠着您的救命大恩,我要当面言谢,现在见到您,我已经没啥未了的事情了,教官的大恩了,只好留待来世。”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绝望和决心。我知道,他已经不想活了。我不禁冷笑了一声:“许谨生,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成了英雄了吗?”我指着实验室墙上挂满的抗战形势图:“你睁大眼睛给我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猛地站了起来,取下了一打地图扔在许谨生面前:“你特么看清楚了,日军三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海军陆战队主力,二艘航母、一艘战列舰,你瞎了吗?你看看中国陆军抗战序列,宋希濂去了,孙元良去了,张治中去了,俞济时去了,他们都是你黄埔的同学和老师,你特么和我谈你求死吗?他们去上海抗战也是去求死,他们求死是为了民族求生!你呢?你求死是为了什么?是特么为了逃避!现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百姓遭难,这是中国军人的耻辱。一切个人或者党派的得失,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重要吗?我刘某救你,不是贪图你的报答,不是要你为我个人卖命,我是为抗战救一良将你懂吗?你要当逃兵要寻死,我一点儿不可惜,我可惜的是你的一身本领,不能用来抗击日寇救民水火,你要是自杀了,你不是欠我刘某一条命,你是欠中国老百姓一万条命一百万条命,他们和你父母一样,养你教你,把你培养成一个师长,现在日寇要来杀戮他们强+暴她们,你特么告诉他们去,说你许某受委屈了,不想活了,他们委屈你了吗?他们养你教你,现在你就不能尽一个军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吗?”
我很生气,很激动,从腰间拔出了手枪,拍在了桌子上,我盯着许谨生那通红的眼睛说:“你睁开狗眼看看这把枪上刻的什么。”周平和杜聿昌刚才看我痛骂许瑾生,也惊得目瞪口呆,这会儿回过神来,和许瑾生一起定睛观看。
这是一把全新的美制柯尔特1903手枪,黝黑的枪身,枪柄上却是片雪白的象牙镶嵌着,刻着红字,许谨生拿起枪仔细看,一面刻着:抗战   兵,抗战两个字和兵字中间有片空白,他翻过去看另一面刻着:许谨生 刘琨赠。
我盯着许谨生说:“看清楚了,我早准备好这枪送给你了,你想清楚了,如果要自杀,你就现在用这枪打死你自己。那我就把抗战逃兵四个字刻齐了,用这枪给你陪葬。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那我就把抗战尖兵这四个字刻齐了,你用这枪杀鬼子,要是打不过鬼子,就用这枪成仁,成功成仁都光荣,老子都给你开追悼会,还是用这枪给你陪葬。男子汉大丈夫,痛快点儿!”
许谨生拿着枪的手,周平和杜聿昌都期待地望着他,许谨生用力地咬着嘴唇,好像都要咬出血印子来,他刚想说话,突然窗外传来了歌声。
残阳如血,一队队的军校学员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战术实验楼对面的食堂就餐。他们高唱着救国军歌,许谨生听到了歌声,突然把话收回去了,他的眼神忽然变得无比坚定,我又看到了那个黄埔军校的少年,他有些疑问地看着我:“教官,他们在唱什么?”我笑了,我说:“你没听错,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杜聿昌也明白过来了,他兴奋地对许谨生和周平说:“这是教官派人去上海请两个秀才作词谱曲的救国军歌,九一八以后就在西北大流行起来。”
许谨生向窗户走去,歌声越来越清晰: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一弹打一个,
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许谨生全身沐浴在残阳中,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全身浴血的战神,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缓缓地说:“教官,我听明白了,我跟着你抗战到底。”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记住这首歌,装好子弹,瞄准敌人,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一
这就是许谨生来到西北边防军的始末。从1932年来后,他按照西北边防军高级指挥员培养路径,从西北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一年期学员做起,毕业后先去步兵师作副师长,实践带兵二年,熟悉部队,然后再到司令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工作二年,熟悉参谋业务和司令部组织。而周平呢,和他相反,这几年是先去部队带兵二年,然后进参谋学院学习一年。这种区别是因为许谨生长处有丰富的实战带兵经验,和天生的统帅直觉与判断力,但是他的军事教育是有缺失的,黄埔一期时间太短,只能教给他怎么做连长,这么多年黄埔学生们都是在战场上提升自己,然而很多东西,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你是学不到的,如果你抱残守缺,用内战的经验去打日本鬼子,那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许谨生要迅速地学习很多原来限于条件,学不到的东西,也需要把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提炼成适合战争的理论。
而周平则不同,与许谨生同为黄埔一期的周平在北伐中表现出色,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候,他已经是北伐军主力师的师长了。可是从1927年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上海游荡,和黄埔的老师邓演达等搞些第三党政治方面的事情,他们联络黄埔学生反蒋抗日,这就触发了常凯申的杀机。1931年他和邓演达一样在上海被捕,我从黄埔学生那里听说后,急忙找了宋家二姐帮忙,这小子也是运气好,九一八爆发后,常凯申有过短暂的下野,那段时间是二姐的继子孙科当政,孙公子很给后妈面子,放了周平,周平一出狱马上就到了西北边区上海办事处报到,从此投身于西北边防军抗日大业中来。
他是个有自己作战风格的优秀将领,不过他需要重新进入角色,所以我直接让他去我的嫡系部队当副师长(师长我兼)。这样他可以很快找回带兵的感觉。然后再让他补上参谋学院这一课。说实话,周平比许谨生更适合从事参谋工作,参谋长是协助司令员指挥的,而不是替代司令员下决心的,许谨生这小子,个性张扬,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作凤尾的人,给别人参谋他可没那个耐性。我把他留在参谋部做副总参谋长,也是为了磨磨他的性子。周平就不一样了,他思维周密,滴水不漏,我听过他讲起他北伐的一些战例,看得出,他是用脑子打仗的那种人,而且每次战斗的敌情我情地形天气乃至后勤,他都能考虑到,作战方案也都是预设三两套,真是个天生参谋长的料。周平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善于学习,无论是苏军顾问和教官,还是我曾经请来讲课的美国陆军马歇尔中校,对周平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都是交口称赞。后来的抗战事实也证明了,周平在联合作战方面确实技高一筹,西北野战集团军群中,他是仅次于李兴中的用炮高手,坦克与反坦克作战也属他把握最好,所以他名列西野五虎将也是实至名归。
不过,在1937年7月7日夜里,我办公室坐下喝酒的五位里面,没有周平。当时周平已经是正师长了,正在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谓庐山“军官训练团”,是1933年7月~1937年8月常凯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由是常凯申亲自领导,以陈诚(后为王俊)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该团 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7600余人。以前的两期西北边防军都没有派人参加,这次是陈诚打了招呼,说老头子(常凯申)问了,刘越石那边有那么多黄埔生,怎么一个也不来培训班受训?我多少得给点儿面子,就干脆把六个师长都派了去。
不过就是周平在,这厮也不大喝的,他最多看着老许喝。那天我们坐好了开喝已经是十点多了,窗外憋了一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电闪雷鸣的,雨下得很急很大,雨点用力地砸在很快积水的路面上,砸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室内这四位也连喝带聊,热火朝天。
陈长捷最兴奋,这次他陪同徐永昌的代表团沿着酒潼线(从玉门关到潼关的铁路,其中兰州到潼关的部分其实是陇海铁路的西北部分,而兰州向西直到玉门关的那部分也被称为陇海铁路延长线。这是西北边防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十大工程之一)参观了张掖炮兵学校、山丹军马场、酒泉兵工厂等西北边区的战备设施,获得了代表团的一路惊叹和称赞。
徐永昌其人很值得介绍一下。在历史上,就是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接受大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历史庄严地记录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尼米兹
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
大英联合王国代表符立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狄弗扬科
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九月七日永昌向常凯申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常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常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常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在我这个时空的1937年7月7日,徐永昌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关键职务。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大家老听到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称呼常凯申为委员长,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机构的委员长。
和历史上一样,徐永昌是辞去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后,投奔老常担任这个职务的。徐永昌生于1887年,比我大十岁,他是中国陆军界一个传奇,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是山西人,幼年贫苦,他十四岁又遇到庚子拳乱,有老者可怜他,把他收入大清武卫左军做杂役。就是这么个苦人儿,居然在当杂役后十年内,发奋学习,民国五年从北洋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
老徐和我是26年发生交集的,我当时带领黄埔军校工作队去北方国民二军准备建立西北革命军,后来国民二军被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阻击,彻底溃散,当时我和邓宝珊等在五原建军,很多国民二军的官兵逃到了山西,我们想把他们收拢到五原来,可是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老邓就是托老徐跟老阎求情,让我们派了办事组去山西招揽队伍,这才把很多国民二军失散的官兵送到了五原。可以说,徐永昌对于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建立,是有功的。
后来国民军南口大败,徐永昌自己也投了山西,他为人宽厚,军事素养高,能文能武,阎锡山从此倚为干城,他也确实给阎很大回报。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徐永昌反而主政山西,但是他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多方斡旋,总算说通了常凯申让阎锡山回到山西,老徐把山西军政完璧归赵。
正是由于老徐有这种优良品质,常凯申对他印象也很好,1936年底,老徐和老阎闹了些意见,就辞了山西省主席的位子,去了南京,老常在37年初,请老徐接了病重的朱培徳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长的职位,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老徐一向温和,与阎锡山没有翻脸,而是成为了阎锡山和常凯申的沟通渠道,常凯申也利用老徐与阎百川和我的多年关系,这次在对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常凯申想整顿兵工,就派徐永昌带领兵工署的一帮子人先到太原,考察了太原兵工厂,然后再和太原兵工厂的人汇合,一起来西北考察酒泉兵工厂。
西北边防军是全国最早建立自己的装备体系的部队,从步枪到榴弹炮的各种制式武器都是1929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确定的。同年度,西北武警司令部(为了避开编遣会议的麻烦,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改称国民政府西北武装警察部队)以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为标的,制定了西北武装力量整备十年计划,我们称为民十八精实案。现在西北边防军的编制、体制、装备、训练等等,都来自于该方案。
真实历史上的中国,工业基础很差,兵工厂产量少得可怜,1931年九一八前,全国兵工厂设备老旧,重武器不能生产。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山西等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
附表1:全国兵工厂一览表( 1931年3月13日)
汉阳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52架、十年式山炮2尊、三七平射炮8尊、八三及七五迫击炮20尊、步枪200枝、自得来手枪200枝。
上海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64架、克式七五山炮6尊、克式陆炮1尊、八二及四五迫击炮50尊、六寸及八寸白郎林手枪20枝。
金陵兵工厂月出马克沁机关枪35架。
巩县兵工厂月出俄式双轮马克沁12架、十五公分迫击炮22尊、七九步枪1300枝。
华阴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10架。
辽宁兵工厂十八年度规划全年出一三式轻机枪300架、一七式重机枪50架、七七野炮40尊,七五山炮26尊,三七平射炮50尊、十公分轻榴炮8尊,十公分五榴炮2尊,日出一三式步枪130枝。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月出七五山炮30尊、十公分五榴弹炮3尊、自得来手枪400枝,冲锋机关枪1000 枝,日出哈其开斯机关枪20枝、三八式六五步枪40枝。
广东兵器制造厂月出手提机关枪15架、七九步枪1200。
成都兵工厂月出机关枪若干、自得来手枪若干,日出步枪数十枝。
开封兵工厂月出马克沁机关枪若干、自得来手枪若干、迫击炮若干。
衡阳军械局月出三十节机关枪18架、自得来手枪300-400枝。
云南兵工厂、济南兵工厂。
上面这些兵工厂,由于缺乏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的支持,原料都来自于国外。这些兵工厂实际是组装厂而已,只能从国外进口关键部件和各种原料后,在厂里装配。
其中后来抗战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炮管钢对火炮的生产影响。比如看上去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每月出炮很多,可惜炮管钢甚至整根炮管都要进口。山野炮和榴弹炮等身管火炮的炮管必须承受很高的膛压,因此炮管钢材及其加工工艺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国才掌握的,就算是我穿越前的二十一世纪,也只有你用两只手的手指头就能数的过来的几个国家能做大口径榴弹炮管。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钢铁厂除了被鬼子占领的东北鞍山,就是被鬼子控股的汉阳铁厂。而能做炮管的特种钢,必须用电炉提炼,全中国就是上海兵工厂在大清的时候进口了这种电炉。所以上海兵工厂每月六尊的克式山炮的炮管还真是自己的产品,汉阳兵工厂的每月二尊山炮,用的是买的上海产炮管钢。就这么点儿可怜的特种钢还被日本鬼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一二八事变后,在停战协议里日本鬼子坚持加上一条:停办上海兵工厂。根据协议,1932年9月,上海兵工厂取消,它的机器设备先运往杭州,以后陆续内运,其中枪弹厂、炸弹厂、制枪厂的设备并到了金陵兵工厂,制炮厂和龙华火药厂则并到汉阳兵工厂。但是,上文提到的电炉,永远留在了杭州,直到消失在抗日烽火中。也就是说,从上海兵工厂取消后,中国没有炮管钢生产能力了。
真实历史抗战中我国兵工的困窘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内仅有的汉阳和太原钢铁厂来不及迁走,设备大部分落入了日寇手中。抗战中中国仅有的钢铁厂是四川军阀留给常凯申的,年产量一万余吨,至于能作炮管的特种钢,产量不出意外地是零,对比之下,日本的粗钢产量在1943年是765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产于东北)。
中国其实战前进口了炮厂设备,当然不是常凯申进口的,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可是由于该炮厂没有配套的特种钢生产设备,工人们只好做一些迫击炮。血战八年,中国没有生产过一门身管火炮,身管火炮包含什么:除了迫击炮以外几乎都叫身管火炮:八年抗战,中国没生产过一门山炮,没生产过一门野炮,没生产过一门榴弹炮,没生产过一门火箭炮,没生产过一门高射炮,没生产过一门步兵炮,只有那个陈济棠进口的炮厂生产过九十四门三十七毫米战车防御炮,用抗战后紧急从德国进口炮管,进口了一百根,做废了六根。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抗战军民只能用血肉去对抗倭寇的炮火,这让我想起了被金军欺凌的北宋军民常说的一个笑话:
宋人甲:女真鞑子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有一物咱们就有一物抵挡。
宋人乙:他们有金兀术。宋人甲:咱们有岳少保。
宋人乙:他们有拐子马。宋人甲:咱们有钩镰枪。
宋人乙:他们有狼牙棒。宋人甲:咱们有天灵盖。
从抗击金兵到抗击日寇,过去了八百多年,敌人的武器从狼牙棒进步到了榴弹炮,我们呢?我们的抗战军人连钢盔都做不到每人一顶,常凯申抗战前组建的所谓德械师,钢盔还是进口货,九美元一顶。而大部分抗战军人还是靠天灵盖直接抵挡敌人的炮弹炸弹,这真是万分无奈。
无疑地,国民政府应该对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落后负起主要责任。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的重工业无人关注,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战争日益临近,也千方百计想整编装备出一支现代化的抗战军队来。大家看看下面的资料,就知道他们真的很急,也动手不晚。以下材料,均为真实历史中事件,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政府在整顿兵工上面是如何起大早赶晚集的。
1932年7月2日,参谋本部第一厅函兵工署:
附表2:国军建设每年需要各种炮数概计表
    炮种        口径(公厘)        数目
小加农炮        20.1        120门
步平射炮        47        60门
步榴炮        75        60门
山炮        75        60门
野炮        75        80门
野战轻榴炮        105        40门
野战重加农        105        25门
野战重榴炮        150        50门
高射机关枪        13.2        36挺
小口径高射炮        25.0        36门
高射炮        75.0        36门
轻机关枪        7.9        1165支
1932年7月12日,建设新兵工厂计划会议--目的:合原有各厂制造力,每年充实国防军五师所需要之新兵器。
1932年8月29日,参谋本部检送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给军政部公函:
各厂整理方针:
1,济南、金陵二厂暂维现状。2,汉、巩两厂 力谋扩充之。 3,华阴厂应加保存,将来扩充之基础
4,太原厂设法利用之。 5,迫击炮、步枪产量应行减少。 6,军政部计划书假定师炮兵为甲种团一、乙种团二、丙种团一之比率。参谋本部草案采用甲种团三、乙种团二之比率。团内之炮种,按军委会之编制以行准备,;另采用军政部三分之一轻山)榴弹炮编制。
(甲)方针:整理后之产量,以能供每年建设五师及相当特种部队与国内绥靖补充之兵器弹药为标准。
(乙)假定之要件
师之编制及装备以军委会所颁之暂行编制表为标准
每年应建设之部队数如附表3之假定
(丙)整理要旨
上海厂即时全部迁移,除炮厂药厂外,大部暂归并金陵厂 ;金陵、济南二厂,除必要外,暂不移并
华阴、衡阳二厂暂维现状。 巩县厂于枪炮枪弹二部添购新机加以扩充,余则仍旧。 汉阳厂之炮厂机枪厂药厂,以移来机器及新购专机稍加扩充,俾兼任高射机关枪之制造。 太原厂任步兵榴弹炮、野炮、轻(山)榴弹炮及驳壳枪之制造。 广州、成都各厂暂不利用。
附表3:每年建设部队数目表:
种类        个数        备考
步兵师        5        每年成立3师野炮、2师山炮,但重机关枪每师另有预备枪75架,炮兵团内 则有1/3为轻(山)榴弹炮。
重榴弹炮营        3        每营3连,每连4门,以3营成为1团或以2营与重野炮1营合成1团。
重野炮营        2        同右
重迫击炮营        2        每营3连每连4门
轻迫击炮营        3        每营3连每连4门
75高射炮连        10        每连4门,预计每野炮师配附2连,所余4连充后方要低防空之用
小口径高射炮连        4        每连4门专供山地师用
高射机关枪连        15        每连6架准备,不用二公分小加农时,分配步兵营或重要地点低空防空用

附记    :骑兵旅及交通兵团所需之兵器,以各兵工厂出品余额充之
各厂整理详细内容如附表4:
附表4:各厂整理概况一览表(月产量)

整理前原有制造内容
上海厂野炮1门、山炮6门、82轻迫击炮40门、机枪37架。
金陵厂82轻迫击炮25门、机枪20架。
汉阳厂野炮1门、山炮2门、机枪30架、步枪3120支、手枪200支。
巩县厂150重迫炮16门、步枪1300支。
华阴厂150重迫炮15门、机枪26架。
太原厂野炮4门、山炮14门、重炮3门、冲锋枪1000支、机枪40架、步枪1040支。
成都厂有轻迫击炮、机枪、步枪。
广州厂有机关枪、步枪。
济南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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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
上海厂机关枪厂并宁、炮厂并汉、迫炮厂停。
金陵厂改造轻机枪。82轻迫击炮8门、轻机关枪60架.
汉阳厂枪厂缩小余力合并机枪厂,添购专机造重机关枪及高射机关枪。野炮4门、山炮6门、高射机关枪10架、机枪60架、手枪300支、步枪2200支。
巩县厂步枪1300支。
济南厂
华阴厂暂维现状、重迫炮厂缩小。机关枪30架、150重迫击炮4门。
太原厂步枪厂停并入机枪厂、机枪厂停改造轻机关枪驳壳枪及手枪、停造山炮改造步兵榴弹炮及山地榴弹炮、重炮厂改造轻榴弹炮。驳壳枪(冲锋枪)400支、轻机关枪60架、野炮4门、步兵榴弹炮3门、105轻榴弹炮3门、105山榴弹炮2门。
成都厂暂维原状
广州厂暂维原状
注:开封、衡阳各厂制造力不详。
新设厂(计划为株洲):150重榴弹炮3门、105重野炮2门、75高射炮4门、小口径高射炮1.5门、小加农炮10门。


附表5:  整理后各种出品数与建军所需数对照表
种类        每月建军需要数        每月原有制造力        其中中央直辖6厂之数        整理后每月数        担任厂        备考
驳壳枪(冲锋枪)        323        1000                 400        晋        余数供绥靖补充
步枪        2778                 4420        步骑3500        汉2200巩1300        改造1924式步骑两用枪
骑枪        654        6780                 /        /        /
轻机关枪        95                          120        宁60晋60        有余数
重机关枪        63        188        114        90        汉60华30        余数供绥靖补充
二公分小加农炮        10                          10        新         
步兵轻榴弹炮        7                          8        新         
野炮        6        6        2        8        汉4晋5        余数供整理现有军队用
山炮        4        22        8        6        汉        余数供整理现有军队及成立独立山炮团
轻榴弹炮        3                          3        晋         
山榴弹炮        2                          2        晋         
重榴弹炮        3        3                 3        新         
重野炮        2                          2        新         
重迫击炮        2        3                 4        华         
轻迫击炮        3        90        65        8        宁        余数供绥靖补充
75高射炮        4                          4        新         
小口径高射炮        1.5                          1.5        新         
高射机关枪        8                          10                 余数作其他防空
手枪        270        1090        290        300        汉        余数供绥靖补充
1932年夏,兵工署与参谋本部先后拟制了《建设新兵工厂计划书》与《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这两份计划都提出了整理旧兵工厂、建设新兵工厂的设想。按照《建设新兵工厂计划》,拟建制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动力厂、氮气厂、军用化厂,由于经费不足,至抗战爆发前,国府建设的新厂仅有巩县兵工分厂与株洲兵工厂两家。「国军五年建设计划」的结局是无疾而终。
1933年在牯岭会议上,军政部兵工署提出了整个兵工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因“军费支绌,未能实现”。
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组进行了有关国防的统计、分类和资料搜集工作,制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
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其中谈到:准备分两期分别根据全国兵工厂的老旧程度,或停办或加以改造,将机器分发至其他尚有发展空间的兵工厂加以利用,并于西安、南昌、株洲等地,新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整理计划,对全国的兵工厂提出了三个原则:对地处沿海的兵工厂进行迁移;对靠近前沿的兵工厂亦应迁移;其位置颇适于国防之地位的兵工厂则加以扩充。该计划决定“上海厂即时全部迁移,按其性质除炮厂药厂外,大部分暂时归并金陵厂”。
1935年4月,国府还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全权负责有关国防的战略资源以及实施重工业、军工企业生产建设计划。
1935年又拟定了兵工五年计划,从1936年7月起开始实行。根据该项计划,在五年内尚须建设十余处兵工厂,生产新式武器。预计要建设费4.9亿元。因抗战开始,该项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35年,为了备战,国民政府曾作了一个械弹储备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国内生产和进口两部分。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所需数目向蒋介石建议如下:步兵弹每月增至900万至1000万发,重机枪90至100挺,八二迫击炮20门。其中步兵弹药存于军械库者100万发,正在制造中者200万发,国外订购者300万发,共600万发。另外,法肯豪森还建议蒋介石再向德国购买1000万发钢心弹尖。
1936年,兵工署成立了株洲兵工厂筹备处,负责在湖南株洲建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并将汉阳兵工厂划归该处。上海兵工厂的枪弹制造设备和动力设备也运往株洲。在此期间,阎锡山也曾要求蒋介石接收山西兵工厂并将机器设备移到安全地带。
资料到此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满眼的都是未能实行的计划,看似各种天灾人祸是国民政府太不走运,实际上是各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随便举个例子,就说真实历史上1935年1月24日(一说26日)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军长以上各将领及各院部长参加会议。并对六十师整军计划,完成参谋作业,根据这个会议的结果,总结理想中的整编师,准备在全国整编60个这样的师。这就根本是个笑话,编制是这样的:
师辖师司令部、2个步兵旅4个团,1个补充团,骑兵连,炮兵团,工兵营,通信兵营,辎重兵营,卫生队,特务连,探照排。
全师总计:
(野炮)步枪7831,马枪1395,驳壳枪2940,手枪108,重机枪92,轻机枪294,小炮30,步兵炮20,野炮36.
(山炮)步枪7831,马枪1503,驳壳枪2940,手枪108,重机枪92,轻机枪294,小炮30,步兵炮20,山炮36.
不得不说,在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还这么不现实,比较让人惊愕。
仅仅从炮兵团36门山野炮来看,60个师就需要2160门山野炮,而果脯已有的火炮主要是老掉牙的沪造克式山炮,只能打六公里远不到,根本不是日本九四或者四一山炮的对手。果脯仅有的几十门三八野改,也是逆向的山寨货。
只有三二年起陆续外购的二百余门博福斯山炮合格。那么无论如何,缺口在1700门以上,而当时仅仅有汉阳厂有每月五门的山炮产量,根据一二八战后中日协议,原来的沪厂机器被封存了,无法生产兵器。
那么依赖汉阳厂的五门山炮月产量,果脯要三十年才能填满火炮数量的缺口,这还仅仅是六十个师的师属火炮而已,谈不到军属火炮与预备炮兵。
即使把质量极差的也不归果脯管的阎锡山的太原厂算上,果脯也得十五年吧,才能配好师属火炮。
日本人有耐心等到五〇年吗?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二

与真实历史上的国民政府对合金钢等基础材料工业的忽视不同,西北边防区还在1929年领导陕甘人民抗旱救灾的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未来的冶金工业了。
早在我穿越的前世,我就曾经因为关注抗战的历史而研究过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后对抗战的准备工作,因此到了这一时空后,对如何有效地用我的力量引导中华民族为抗日做好准备我是有过详细思考的,我没有仅仅去从政治和军事方面着手,而是与爱国的民族精英和国际友好人士们想尽方法向根本求生死。我深深地知道,抗战的根本,在于人才,在于愿意为救国救民而刻苦学习,实践奋斗,流血牺牲的人才。中华民族即使在最衰弱的年代,也不乏英才,他们只是需要高瞻远瞩者去启发、指引、帮助。所以,早在1924年,我就从自己为抗战准备的启动资金里,拿出了一部分成立科学中国教育基金用于培养未来有益于国家工业的专门人才。我委托了国内外的行业权威为基金会推荐人才和联络大学培养他们。比如后来西北科学院的周志宏院士,就是基金会为抗战培养的合金钢技术人才。
以下来自美国NBC1942年2月对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苏佛(AlbertSauveur)的采访,文章题目是中国人民的钢铁抗战:
NBC: 美国在去年遭到了日本帝国的袭击后,对日宣战,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然而大部分美国人却对中国人民长达四年的抗日战争不是很了解。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是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家,众所周知的,该国的钢铁产量几乎为零。可是他们从1937年开始,却抗击着钢铁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军队的进攻。尤其是中国抗战军队中的精锐,Luke上将率领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在历次战役中,表现出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常胜军。与其它地方连步枪也不齐的中国军队不同,西野(NWAG)的各种武器堪称精良,他们的重炮部队在历次战役中喷洒到日本军队头上的炮弹量令世界强国陆军也自叹不如,现在,Luke将军的部队已经成为中国人坚持抗战的心理支柱,每个中国人一想到强大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就安心,而日本陆军则把他们的失败归罪于苏联援助了中国人大量重炮。以前各国军事观察家也一直把这一点归功于西北边防区获得的苏联援助。近期,随着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国,NBC终于了解到,美国的科学技术在中国人民的钢铁抗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中国火炮之父的美国师傅,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苏佛(AlbertSauveur)来我们的节目为各位听众解读中国常胜军背后的美国故事。…….苏佛教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中国学生们是怎么样从零开始,为自己的国家生产出重型火炮的?
苏佛:冶金技术在重型火炮的制造中是有着核心地位的,中国人很聪明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1924年,他们就建立了科学中国基金会,一些在中国任教的美国科学家也接受了这个基金会的委托,在大学里为基金会推荐有前途的中国大学生接受基金会的资助,来欧美学习深造。基金会同时在美国也联系了很多大学和教授来接受这些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从那以后,哈佛大学陆续接受了几十名基金会推荐的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周志宏。
1924年在中国北洋大学任矿冶工程系任主任的美籍教授施勃理(Edwin Sperry)推荐他的得意弟子周志宏及其他三位学生与科学中国基金签约。1924年经基金会安排,周志宏去美国南芝加哥炼钢厂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25年秋,周志宏与同学们进入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学习。[5]  
1926年,周志宏等获冶金硕士学位。科学中国基金会邀请我去了这批中国学生的论文答辩会,我在会上注意到了周和其他中国学生的才华,经我评估,基金会安排他和李刚一起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由我亲自指导。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第一年,他研究了“不同冷却速度对亚共析钢魏氏组织形成的影响”,取得创新的研究成果。同年,获哈佛大学工程师学位。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他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了“钢中魏氏组织形成的冷却条件及形态”的研究。
1928年(民国十七年),揭示了纯铁在高速冷却下形成马氏体的过程。其论文被载入著名的《美国矿冶学报》,周志宏也由此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随后,我推荐他到美国国家钢管公司劳伦钢铁厂任研究员。他在那里获得了很多新的科研成果。
1929年中国西北政府开始了他们野心勃勃的西北钢铁厂计划,周和李向我告辞,回到了中国,任西北钢铁公司下属西北特钢研究所所长。后来我才知道,西北特钢研究所就是中国西野军方对兵器用特种合金进行研究的机构。
NBC: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这一信息的:
苏佛教授:是在一个很不愉快的情况下得知的。周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中国人有种习惯,尊师重道。周去西北后,还是经常回美国来,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每次他都会回哈佛并与我见面,我们都很珍惜这种友谊,其他中国留学生也是这样常回母校看看。可是这种正常的人际和学术交往,在埃德加.胡佛眼里,变成了中国人的间谍活动。
在某些美国人眼里,中国西北边区是左翼政权,与苏联关系暧昧。埃德加胡佛利用他在调查局(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BOI)。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的地位,派人对我进行了调查和质询。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对日本人多加防备,反而去担心对美国那么友好的中国人。周向我介绍过西北边区的情况,大量美国人包括媒体,也曾经自由进出过西北,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说明西北是个民选政府,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和美国没啥两样,而且不说政体问题,单从安全角度上考虑,美国有太平洋保护,中国人根本没有海军,就算周帮助中国造了再多的大炮,也打不到美国人头上。日本人却有着那么多战舰,直接威胁美国安全,有些美国人的智商堪忧啊。
NBC:可以想象这对您造成了很多困扰,那么最后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呢?
苏佛教授:周后来知道了这一切,据说这种调查影响到了很多与中国西北有交往的美国人,这引起了西北军政公署的注意,Luke将军在华尔街和国会山人脉宽广,为此致电美国政府专门交流,罗斯福总统很重视,他亲自提醒胡佛自由主义不是罪行,终于终结这段神经过敏。
NBC:你认为周志宏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对于现在中国抗日战争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苏佛教授:美国在冶金方面的技术无疑地是世界一流的。周回国后在西北特种钢研究工作方面可以说是第一人,而哈佛的另一位博士来自中国上海的李刚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周和李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可以看出,西北特钢研究延续了北美的方向,对镍元素的使用很有心得,而他们对钨合金的研究,虽然被西北军方列为机密,但从可以公开的信息看,已经早取得了突破。
中国原来只有在上海兵工厂有一座西门子的马丁电炉可以冶炼高碳钢,这种十九世纪的炮管用钢有一定强度,英国海军十九世纪末炮钢验收指标是根据高碳钢指标制定的,38—44英吨/英寸,也就是高于这个压强钢板才会撕裂。而西方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发展的镍合金钢强度使得英国海军验收标准在20年代达到了44—45英吨/英寸,所以中国人的高碳钢其实是西方废弃了的炮钢材料,因此可以说中国在西北特钢投入生产以前,整个二十世纪都没有合格的炮管钢。
周和李的工作意义就在于他们使得中国人填补了合金钢与西方及日本三十年的差距。镍合金能让杠材抗腐蚀和提高强度,而钨合金更是冶金术皇冠上的明珠,不仅能让钢铁耐腐蚀,而且能耐磨耐高温,具体到火炮制造,不仅炮管,而且炮身、撞针、炮架、复进机都必须用不同的合金钢制造,比如撞针,要耐反复高温下的撞击那就必须用钨钢。而炮身呢,要耐磨耐高温,所以德国的炮厂莱茵金属就用钨钢做炮身。
1929年周回国后,很快1931年中国自己的炮厂酒泉兵工厂就投入生产了,我想,如果没有冶金方面技术的突破,中国人是不可能有真正自己国产的火炮的,充其量也就是从国外进口部件的一个组装厂而已。所以可以说美国回去的周、李对中国兵工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我也为他们是我的学生二骄傲,因为现在中国的抗战也是美国的正义战争的一部分。
NBC: 非常感谢苏佛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自从日本无耻偷袭珍珠港以来,盟军在太平洋各地战局均不利,然而我们要看到,一向被西方视为弱国的中国军民却像中流砥柱一样抗击着日军,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常胜军正是用美国技术武装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学生都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作为美国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对未来充满信心呢?

周志宏、李刚还有后来的邵象华等,都是西北钢铁行业的大师,也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他们和西北钢铁、军工企业的员工们一起,用钢铁铸成了我们新的长城。每一位科研人员,每一位管理人员,每一位工人都是中国抗战的尖兵,我代表每一个抗战士兵感谢你们,他们曾经在冲锋路上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用炸药包去开路,也曾经抱着集束手榴弹去挡住敌人的坦克,是中国的火炮帮助他们保存了自己,消灭了倭寇,士兵们有这个权利高喊:中国大炮万岁。
通过科学中国基金会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覆盖了光学、电子通信、内燃机、建筑工程、铁路交通、仪表仪器、机器制造、化学工业、能源勘探等,他们既有理论知识,又在美欧大型企业有实际工作经验,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西北抗日工业大后方的建设热潮中,他们都响应祖国召唤,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北,来到了酒泉工业特区,在西北边区政府大力投资支持下,撑起了钢铁、能源、交通、电信、石油及煤化工、兵工等行业,有着这样的工业基础,才有了后来强大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好似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八方风雨,滋润了祖国大地,培养出了中国抗战军队这棵参天大树。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3: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三
李兴中、陈长捷这次带着徐永昌率领的南京、山西兵工代表团参观的酒泉兵工厂,是西北边防区为抗战准备的核心兵工企业。该企业由西北开发集团下属的西北兵工投资。西北边区为抗战的工业准备全面有序的,有着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的长期规划而实行的。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西北边防区从建立到发展,直到成为抗战基地的大概过程。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当时我还在东征战场上,但是我亲爱的表哥T.V.Soong却北上侍从于总理身边,他和鲍罗廷先生策划了在把西北作为中国革命新根据地的计划。作为苏联顾问团首席助理的我被选为国民革命西北工作团的团长。鲍罗廷和宋哥一起给孙先生起草了有关西北革命的遗嘱,直接写给我和于右任先生的:西北革命,尽以付汝,越石主军,右任务党,革命未成,奋斗不止。
我1926年遵从孙中山总理遗嘱,带领由黄埔师生组成的黄埔军校西北工作团北上。在苏联顾问团和李守常等帮助下,在国民二军中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邓宝珊、史可轩等人的信任,在国民二军退出开封之际,邓、史等人决定随我北上,我们带领部队成功地到达了五原,在这里,汇合了西北革命领袖于右任老先生,并接受了苏联援助后,招揽了溃散的国民军士兵,实行了著名的五原改编。把溃散的国民军部分部队改编成了黄埔式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组成了西北边防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随后,我们誓师西征,在1926年九月成功地解了陕西陆军的西安之围,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后,我与冯玉祥会盟于陕西三原,相约由我主持西北军政,给冯提供财物支持,由冯主导北伐。从此以后,我带领西北纵队经过大剿匪,大抗旱、大建设开创了西北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1926年底,西北纵队接收西北的时候,西北正是面临着连续三年大旱灾的威胁,真实历史上,这场旱灾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仅仅陕西29年就有八十多万人死于大饥荒。在我这个时空,我调动了海外华侨和对华友好的外国财团的资金,创立了西北开发集团,团结西北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西北开发集团为商业载体,以工代赈,共度难关。不仅没有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反而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量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连接酒泉工业特区和临潼的酒潼铁路,就是在此期间完工的。
还在西北边区军民一心,用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与旱灾抗争的时候,1928年,我费劲心思,请到了当时国内各行业最顶级的科学家们,齐聚西安,他们有翁文灏(1889生,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最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于1889.10.26,字仲拱, 湖北黄冈人,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竺可桢(1890.3.7生,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钱昌照(1899年生,江苏张家港鹿苑(原属常熟)人,经济学者)、曾昭抡(化学家, 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范旭东(1883年生,湖南湘阴县人,民国时期化工实业家)、侯德榜(1890年8月9日名启荣,字致本,生于福建闽侯,著名科学家,杰出化学家)等等。西北边区军政委员会(当时西北的最高军政机构)恳切地说明了西北发展经济,抗旱救灾的一系列想法,得到了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大赞同。他们骨子里渴望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的思想,与西北通过引进科学技术救灾济民的政略不谋而合。
我也代表西北军政界明确表态,在八年内从海外引入上亿美元的巨额投资,成立西北开发集团总公司,总揽西北开发事宜。一切西北矿山、油田等天然资源收归西北全民所有,委托西北开发集团进行勘探开发,在嘉峪关到玉门关包括酒泉一带,设立西北工业特区。我们西北拿出资源、资金、土地、人力来,请各位专家为我们设计一个明确的工业发展路径图。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聘请与会的四十多位专家,作为西北发展设计委员会成员,秘书长为翁文灏先生。此举,被翁先生形容为八方风雨会雍州。
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集中了二十年代末中国所有知识界精英,群策群力,选择了以酒泉为工业基地,通过设立酒泉特区,利用整个西北的资源,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产业链,奠定了抗战的工业基础。常凯申后来在九一八后,发觉需要借助我发明的这种模式来帮助他规划国防建设,于是在1932年,请了几乎是同一批人,作为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中央军的抗战做总体规划。不过,老常太小气,扣扣索索的,给他们每人每月二百大洋的研究费,在酒泉建有三个化工厂的化工企业家范旭东就在回忆录里狠狠地讽刺了老常一笔,还把他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大手笔投资做了对比:
余自民国19年起,就想建设中国之硫酸产业,为此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施,余空有志报国却仅能徒呼奈何。后来3年,余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民国年获准成立南京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民国21年2月5日,南京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东南国人为之一振。然不幸倭寇猖獗,南京厂仅仅生产六个月,便不得不搬迁西部,呜呼。
而余得以自慰者,酒泉之工厂,早于民国29年建成投产,西北开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二千万元,三酸两碱生产能力齐备,产品畅销,当地即消化80%。后于抗战前又扩建,为酒泉兵工提供配套原料,于抗战深有补益云云。



在1928年到1930年间,在西北开发设计委员会建议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组建了西北资源勘探总队,来自中美英苏的能源公司(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等)及中国各大学和研究院的矿产勘探人员都参加了进来。当然了,我也尽了力,比如明确地告诉了他们玉门,石油就在玉门的老君庙、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河、单北、青西六个地方找,还有后世在甘肃省的几个加起来六百吨黄金储备的金矿位置,中国独一无二的镍矿在永昌(今天金昌)的位置……。
在后世知识和现世海内外顶级专家与能源矿产公司的协作下,西北开发总公司得以确认了西北主要矿产资源的分布。下面列出西北资源勘探报告中与抗战紧密相关的一部分:
甘肃省的主要优势矿产为:煤矿、铁矿、铜矿、铅矿、锌矿、镍矿、钴矿、铂族、金矿、钨矿、锑矿、凹凸棒石、石膏、熔剂用灰岩、水泥用灰岩等,具有储量较为丰富、矿石质量好、分布较集中、地质工作程度较高、技术经济和外部建设条件好等特点。现分述如下:
煤矿  我省煤炭资源在13县均有查明的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平凉、庆阳、会宁靖远景泰三县(今天的白银市)、兰州等6地,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82.75%。
全省煤矿查明产地216处,2008年底保有资源储量106.90亿吨,其中基础储量60.14亿吨,资源量46.76亿吨。
铁矿  我省铁矿查明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酒泉、张掖、甘南等9个地方,其中张掖、酒泉、甘南等3地,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97%。
全省铁矿查明产地83处,保有资源储量125035万吨,其中基础储量74567万吨,资源量50468万吨。
铜矿  我省铜矿查明资源主要分布在永昌、张掖、酒泉、会宁靖远景泰三县(今天的白银市)、陇南等13个地方,其中永昌、酒泉、陇南等3个市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91.54%。
全省铜矿查明产地70处,保有资源储量343.28万吨,其中基础储量176.93万吨,资源量166.35万吨。
镍矿  我省镍矿具有相对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查明资源主要分布在永昌县。
全省镍矿查明产地5处,保有资源储量434.89万吨,其中基础储量236.83万吨,资源量198.06万吨。
铂族金属  我省铂族金属均为伴生矿产,查明资源主要分布在永昌市,占全国总量的50.04%。
全省铂族金属查明产地5处,2007年底保有资源储量144026千克。铂族金属消耗2816千克。
金矿  我省金矿(包括岩金、砂金、伴生金)在12个地区均有查明资源量,但主要集中分布在陇南、金昌、酒泉、甘南处,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94.66%。
全省金矿查明产地188处,保有资源储量879560千克。陇南处有亚洲最大金矿。
水泥用灰岩  我省水泥用灰岩查明资源在12个市(州)均有分布,其中主要分布在甘南、兰州、武威、平凉等4个市,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83.24%。
全省查明水泥用灰岩矿产地53处,2008年底保有资源储量204407万吨,其中基础储量82079万吨,资源量122327万吨。

上面列出的每一项资源,都是抗战不可缺少的。
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钢铁产量,抗战最重要的也是钢。别的不谈,就说说大口径榴弹炮的炮弹用钢。西野的民21式150榴弹炮一发炮弹重42公斤,其中约30公斤以上都是钢。按照西野民20年甲种军编制,每个军属榴弹炮团24门民20榴弹炮。
抗战中,每年酒泉兵工厂生产216000发150榴弹炮弹,那么仅仅榴弹炮弹一项年需要用钢至少6480吨。
西野的师属山炮营每营12门民20式75毫米山炮,每发炮弹重6.49公斤,用钢约5公斤/发,抗战中,每年酒泉兵工厂生产432000发5毫米山炮炮弹,那么仅仅山炮炮弹一项年需要用钢至少2160吨/年。
除此以外,酒泉兵工厂每年还生产大量的37战防炮弹、75毫米高射炮弹、20毫米高射炮弹等,估计仅仅这里列出的炮弹用钢每年总计不少于12000吨钢。这已经是真实历史中国民政府每年所有的钢产量了。
这其实还是钢材的小用户,汽车、装甲车辆是大头。我们军属炮兵团是摩托化炮兵团,没办法,一门榴弹炮是5.6吨的庞然大物,西野已经是节约闹革命了,牵引车选了四吨半卡车,倒也拖得动,每个炮兵团装备185辆汽车,粗略算下,750吨钢。十个军属炮兵团至少1850辆汽车,这就是7500吨钢材。四吨半卡还广泛用于军队的后勤和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酒泉中美合资重汽车厂每年卡车产量是2000辆,这就是15000吨以上的钢。其他的农业、工程机械也都是用钢大户。
在抗战中至关重要的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是我军和日军破坏的重点对象,陇海线同蒲线都被双方炸了修修了炸的好多次,比较缺德的我军游击队,扒了铁路后,还把铁轨弄走去回炉,这样日军只好用新铁轨换,连废钢都没得利用。每米铁轨用钢75公斤,四根就是0.3吨,一公里替换下来就是300吨。至于铁桥,就更别提了,两军都是炸起来痛快,修起来痛苦。
抗战期间的国防永备工事,也用去了巨量的钢筋。
这都是些钢铁在抗战中应用的实例。
看到了这些,大家都对钢铁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了,那么真实历史中,为什么国民政府不在西南大后方建立钢铁企业呢?原因很简单,根本做不到,不是钱或者设备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钢铁产业链的概念。钢铁企业必须有完整的厂矿配套。
第一个要点:钢铁厂一定要建在铁矿和煤矿的附近。这很好理解,没有铁矿石,你拿什么炼钢铁?而没有煤炭,你就无法炼焦,也没法炼铁。要是有人不信这个邪,也行,那你就得把成十万吨的铁矿石、煤炭往钢铁厂、焦化厂运,结果就是你的钢铁成本飞上了天。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铁矿在黄石的大冶、煤矿在江西萍乡、铁厂在汉阳,结果长期亏损,不得不卖给日本人。
第二个要点,要有配套的煤电企业。钢材的加工是需要大量电力的。而既然煤矿该在旁边,那么用煤发电也是最经济的。
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国民政府能在四川有所作为吗?很多人提出了攀枝花铁矿,很遗憾,攀枝花铁矿矿石特殊,以五十年代前的炼钢术,无法提炼。因此,国民政府面临着无大规模铁矿可以用的尴尬。后世我们知道的马鞍山铁矿、本溪铁矿、大冶铁矿,都在敌战区。国民政府就算豁出去钱了,也买不到矿山啊。只能每年用一万吨钢凑合打仗。
其实,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了,甘肃有充足的煤铁资源,而且就在距离酒泉几十公里的镜铁山就是后世有名的大型铁矿。二十一世纪的酒泉钢铁集团年产钢一千万吨,主要就是用镜铁山的铁矿作为原料。而兰州和后世白银的大型煤矿,也在陇海(酒潼)线上,可以很方便地为酒泉钢铁厂提供用之不竭的煤炭。
所以,在我这个时空的1929年,完成了西北地质矿产勘探后,西北开发总公司决定成立西北钢铁公司,并把钢铁厂建立在酒泉工业特区。这是年产十五万吨钢的一个当时国内最大型的钢铁厂,总投资一千万美元(4200万马克)以上。分二期进行建设,一期产能为八万吨钢。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中方股东由西北开发总公司领衔,适当吸收私人资本,中方主要以矿山、土地、厂房作价投资,外方采取国际投标的形式选择,外资以设备技术等入股。由中方控股。由于外方都是行业里成熟企业,设备技术现成而且先进,很快,酒泉钢铁厂就成功投产了。这种合资方式,受到了国外厂商的欢迎,欧美从1929年起,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钢铁厂普遍倒闭,大量技术人员实业。对于他们来说,设备技术真的很富余甚至多余。而西北的市场却因为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而打开,同时1931年到1937间,全中国都在大干快上铁路公路桥梁等建设项目,他们用自己多余的设备技术换取中国的市场,是笔核算的买卖。出于同样的原因,酒泉的通讯设备厂、化肥厂、焦化厂等等,很多也采取了这种模式,这种依托用资源和市场换取技术的合资建设方式被欧美经济学家称为酒泉模式。它很适合中国为抗战迅速有计划地建立工业基础的需求。
钢铁厂附近,建设了配套的炼焦化学工业和火力发电厂,酒泉工业特区的配套建设迅速成形。
随着钢铁及其配套工业确定在酒泉,西北的工业基地选址也就呼之欲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开发总公司很快确定,在西北发展十年规划中,把酒泉工业特区作为西北的重工业、能源、化工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前面谈到的,制造火炮必须的合金元素,镍矿就在离开酒泉不远的永昌,永昌也在酒潼线上,运输镍土矿很方便。所以特种钢厂设在酒泉,真是天作之合。

军工需要的铜矿,根据勘探报告:“我省铜矿查明资源主要分布在金昌、张掖、酒泉、会宁靖远景泰三县(今天的白银市)、陇南等13个地方,其中永昌、酒泉、陇南等3个市占全省查明资源储量的91.54%。 ”也是在酒泉及其周边最丰富。铜也是战略资源,黄铜的子弹是最好用的,钢壳子弹在后世中国是六十年代才开发出来,而且还被战士们诟病。在本时空的抗战中,酒泉兵工厂每年生产1.1亿发各种子弹。仅仅此项年用铜3000吨左右。而通讯和电力设施是另一个用铜大户。电线大量耗铜。全中国在31-37年中大搞基础电信建设,县县通电报电话。拉了上十万公里的电线,用掉大量的铜。酒泉的西北电缆厂和西北通讯设备厂的电话、电线等产品,替代了进口货,行销全中国,供不应求。
如果你感兴趣了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铜是靠电解生产的,这也大量使用了酒泉工业园区的火力发电能力。

水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叫做洋灰,非常非常贵重,因此建筑和筑路都用不起。当时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用煤渣铺的路就很气派了。一般土路,下雨就成了泥路,根本无法通行,甘肃有大量水泥用灰岩资源,因此有大量私人企业,在兰州等地开设水泥厂,西北水泥名扬全国。

以上都很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酒泉附近就是玉门油田!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8: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四


下面是我这个时空1949年中央日报为西北石化成立20周年做的专文。
一寸国土一滴血,百里油田百万军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不仅缺乏武器弹药,甚至连擦枪油也供给不足,为了找到石油、开采石油、炼制石油、进口石油付出了血的代价。
  民国十八年 ——产量为零
  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拂晓,宛平城前的卢沟桥头响起了激战的枪炮声,举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由此拉开序幕。然而,抗战军民仅凭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顽强,赶不走穷凶极恶的鬼子兵,迫切需要多方面的物资保障。如果我们把抗战大军比作钢铁洪流的话,这洪流,就是由飞机大炮组成的,由热血和石油推动的。当时国力衰弱,可供军需的物资捉襟见肘,部分枪炮弹药尚可制少量造,最为稀缺的是石油。因为中国开发出油田,还是五六年内的事情,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1930年的统计数据中天然石油产量为零,在西北石化公司成立并开发出玉门、延长油田以前,中国军民所需的燃料油、润滑油等石油产品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
“七•七”事变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把救国图存的大业进行了规划,早在民国十七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邀请中国知识界精英组成了西北发展设计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国内外地质勘探人员,对西北的油田和矿产资源进行有重点的勘探。
孙建初,字子乾(1897年生)河南濮阳县人,便是被委以重任的石油勘探队长。孙建初192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精研地质,学有独到。外国学者称孙建初为“中国石油之父”,中国人称他为“中国石油奠基人”。可是在民国十七年,他仅仅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居然被西北军政委员会列入了邀请名单,参加了那次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八方风雨会雍州”的西北发展设计筹备会。
他激动地回忆说:“我们的食宿都被安排在当时长安最好的饭店。同开会的都是国内权威,不乏地质界的前辈达人,比如翁文灏先生,我却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更令我吃惊的,是一日会后晚餐我居然被安排在了主桌,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刘琨将军坐一桌。刘将军那天的祝酒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各位来这几天,我们招待不周,从咱们桌上的饭菜就可以看出来,只是四菜一汤,仅仅能饱腹而已。坦白地讲,这次会议的费用,是公家负责一部分,我刘某自掏腰包承担一部分,惭愧了。实在是西北连年干旱,西北军政各界均全力带领军民以工代赈,抗旱救灾,各位这次来也看到了,我们做到了路无饿殍。但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我们为政之人,仅仅能救西北的急。西北人民想要共同富裕起来,还要靠各位掌握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才是生产力,科学才能救西北的穷。
后来,从西北实业委员那里我得知,我的邀请函,是刘将军亲自吩咐的,我到现在也很纳闷,刘将军是如何得知我这个无名小卒的。”
会议一结束,孙建初就投身于新成立的西北石化公司的西北石油勘探大会战中去了。12月孙建初等前往勘察玉门油田的地质状况。他带领全体工作人员,仅用半年时间,便查明了老君庙、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三獗湾、夹皮沟等地区的生油层、储油层和地质状况写了《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要求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建初亲自主持了玉门汹田第一口油井的钻探工作,钻探130米即见油,日产量达20桶,从此揭开了开发玉门油田的序幕。接着又向其他油区扩大钻探,结果井井见泊,充分证实了孙建初"玉门是一个具有工业价值的良好油田"的科学论断。不久,孙建初被任命为西北石化公司地质室主任,负责西北石油地质研究和玉门油田建设。先后写出《西北油田地质说略》、《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如何在钻井下研究石油地质》等石油地质论文。在《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一文中,他全面论述了国内石油资源状况,认为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川贵、陕甘盆地和蒙古高原是最有希望的汹区,山西盆地是颇有希望的油区,冀、鲁、豫平原是有希望的油区。为更好地阐明这一理论,他还绘制了一幅《中国石油理想分布图》。发现玉门油田的喜讯轰动了全国,西北开发总公司下属西北石化立即投入财力、物力、人力进行详探、开发和炼制燃料油的筹备。为尽快建成中国的第一个石油生产基地,西北决心采取酒泉模式,引进世界著名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玉门油田。经过竞标,民国三十年底,选定了美孚石油公司作为主要合作开发伙伴。利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从世界四面八方聚集到玉门钻探开发石油的人们,迅速建成了60万多吨的原油生产能力和炼制加工能力。玉门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原油产地,而西北石化,并未停步于炼油,他们与世界最领先的石化公司合作,建设了全产业链的石化工厂。可以生产从塑料到合成橡胶的各种石化产品。在1937年,西北石化已经年产原油440万捅,汽柴油30万吨,包括合成橡胶在内的各种石化产品众多。成了西北开发总公司的黑色金矿。
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西北石油大开发被证明具备远见卓识。民国十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东北顷刻沦陷。
  
  
  
  七七事变后,中国独自抵抗日军的残酷进攻,坚持到第三年半壁江山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继续指挥正面战场的国军防御作战,用时间换空间期待国际形势逆转。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国力的巨大损耗濒临崩溃的边缘,沿海的所有港口尽被日军封锁,只剩下陆上连接国外的两条通道补充军需物资。一条是1938年动员20万民众用血肉之躯紧急开通的滇缅公路,另一条是接受苏联援助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的黄尘古道。数千公里的长途运输,不仅加剧了石油的消耗,而且还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
救亡图存的危机时刻,到哪里还能够找到石油?也成为成为中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必须马上回答的紧迫问题。仅有的十几名地质学者立即组成调查组,分别奔赴新疆和西南,展开以寻找石油为主要目标的资源调查。尽管一些外国的地质学者认为“中国的内陆缺乏海相地层,找到石油的希望渺茫。”但是我国的地质学者并没有丧失信心,沦陷区之外的国土还相当辽阔,大范围陆相沉积的地层已经袒露出能够出产石油的微弱迹象。
  黄土高原上的陕西延长,很早就有发现油苗的记载,1904年清朝政府开始创办油矿,几起几落,发展十分缓慢。到了民国十六年刘琨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接管的时候还有几口井能够出油,一年的产量不到百吨。西北军政委员会立即加强了对延长油矿的组织领导。1尽可能扩大生产,设法炼制煤油、擦枪油和石蜡等产品,解决民众和部队的急需。民国十七年延长油矿的年产量,就是当时中国未沦陷区的全部石油产量,由于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没有纳入资源委员会的统计表。
  千里戈壁阻隔的新疆还发现了一处蕴藏石油的地方,1909年清朝政府新疆当局筹集30万两白银,购买设备聘请俄国工匠在独山子进行钻探,发现了工业油流。两年后,由于爆发辛亥革命的冲击,钻探戛然而止。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前的民国二十五年,新疆政府才与苏联合作恢复钻探,民国二十六年钻成了三口浅探井,均有石油渗出,但是没有获得可观的产量。
民国二十六年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四川油矿勘探处,将4台旋转钻机部署在巴县石油沟、江油海棠铺、隆昌圣灯山和威远地区钻探。两年之后,仅有两口探井产出了天然气,却未见一滴石油。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玉门油田成了抗战钢铁洪流的唯一内生动力极大减缓了从国外进口油品的巨大压力。据史料记载:抗战八年中,西北石化公司排除万难,一直稳产于440万桶原油/年。除了满足西北边区工业自用及西北集团军群军用之外,其余的全部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收购,运往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
    玉门油田犹如茫茫黑夜点燃的火把,让全国的民众看到了中国石油工业大有希望。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全国天然石油总产量为67吨,这个数字虽然只占当时全国油品消耗最低量的一半不到,但却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基本无油可采的窘态。  
民国三十一年——输血救急
  民国三十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美、英三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向日本宣战。中国不在孤军抵抗日军的进攻,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的主战场,得到了同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疯狂进攻的日军迅速击溃了英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防线,缅甸的仰光港陷落,导致没来得及运回国内的大量物资被日军缴获。其中包括国民政府从美国购入的10357件,重1479吨的石油钻采设备和2391件,重534吨的炼油装置。仅抢运出来350吨,其余的尽遭损失。如此沉重的打击还仅仅是灾难升级的开始,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遭遇失败退守到怒江东岸,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生命线被彻底切断,无法得到物资补充的中国抗战,面临绝境的凶险。
  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玉门油矿无疑成了唯一能够为抗战输血的急救中心。民国三十一年8月,国民政府最高长官常凯申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嘉峪关机场,他在西北军政长官邓宝珊陪同下亲自前往玉门油矿看看情况。视察后,常公甚为高兴,大加赞扬,亲笔为西北石化题词曰:一寸国土一滴血,百里油田百万军。在常公题词鼓舞下,为了让这些来之不易的油品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西北石化公司刻意把炼制出来的汽油染成了红色,一滴汽油象征一滴鲜血,日军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常凯申临走指令军方和交通运输部门,设法把玉门生产的油品运往重庆等地,解救燃眉之急。
  玉门距离重庆千里之遥,不仅山高路险,而且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用汽车运输损耗的成品油令人心疼。为了保证宝贵的油料安全抵达重庆,一条穿越深山峡谷的水上通道应运而生。从三十一年11月开始,用汽车首先将桶装的油品从甘肃的玉门运达四川的广元,然后卸车再装上羊皮筏子,经涪江进嘉陵江漂泊半个月,940公里的水程不消耗一滴石油,悄然为抗战输血。卸完油的羊皮筏子再用汽车运回广元,每年往返八趟。这条隐蔽而又快捷的运输线缓解了滇缅公路被封锁造成的油荒,为军队的重新集结和兵工厂的生产提供了动力。当时,汇聚到重庆的各界人士用上了国产的石油产品欢欣鼓舞,感到“建国”牌商标不足以表达心意,于是改成“国光”牌,寓意为玉门油矿为国争光。
  偌大的中国战场,仅靠玉门生产的区区36万吨油品远远满足不了战场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飞越喜马拉雅山,开辟空中运输的驼峰航线,保证中国军队和驻华美军的给养。当时的新闻报道披露:在驼峰空运最繁忙的时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飞机从印度或中国某一机场起飞,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其中燃料油、润滑油占到了空运总量的四分之一。
  
  民国三十一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全国产油量为65万吨,玉门油矿的产量占了95%以上,国内石油产量的激增可谓雪中送炭,支撑中国战区度过了滇缅公路被封锁的五更寒。
  民国三十四年 ——血色丰满反攻成功
    在期待已经的对日大反攻中,中国远征军将日寇逐出缅甸越南,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随之全线贯通。当时的新闻报道公布:从1945年的2月至10月,共有2.6辆汽车通过中印公路运进了16万吨物资。自1945年4月起,中印油管输道每月输送1.8万吨燃料油,到7月份的总量高达10万吨。血色丰满的中美联军在充足的后勤保证下士气高昂英勇作战,地面上铁甲雄狮锐不可挡,天空中银鹰亮翅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日寇的毁灭性打击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
  抗战八年,烽火连天,西北石化下属之玉门、延长二处油矿成为抗战能源的支柱,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进程由此开篇,血与火的洗礼造就了第一批献身石油事业的中坚,尽管他们没有在战场上与日寇拼杀,但是爱国救国的忠贞已经融入了血色的石油之中。
石油虽然不是直接消灭敌人的武器,但是没有石油就难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其它的战争资源。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战争的发动者和领土的捍卫者都认清了石油的战略价值,国家的安全与石油的生产量和储备量息息相关。
我们的采访结束的时候,正值西北石化公司庆祝公司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抗战期间的常公题词尚在,西北石化也踏上了和平建国的新征程。
中央社玉门关消息

以上是1949年,抗战尘埃落定后,中央社对玉门油田及西北石化对抗战贡献的评价。其实,玉门油田除了解决了抗战中我军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燃料需求外,其石油化工产品意义也非常重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我在这里只指出合成橡胶这一项石化产品的重要性。我前世看到过一些架空抗日战争小说,都意识到了自主军工生产的必要性,可惜由于作者们缺乏历史、工业、技术等方面的基本常识,都属于纯扯蛋,合成橡胶就是他们必犯的笑话。
一切意淫国产摩托机械化部队的作者,都根本忘记了真实历史上抗战中果脯没汽油没轮胎。
那些作者以为引进美国成套设备就可以生产汽车,自然实现摩托化。其实这很扯蛋。摩托化部队的建设关键不在于汽车装甲车坦克本身的生产,关键在于能源和关键原材料橡胶的供应。
先说橡胶,世界天然橡胶林在东南亚。中国虽然从1906年开始引进橡胶树,然而国际一直认为北纬17度以北是橡胶禁地。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面对国际市场上对橡胶的封锁禁运,做出了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50多年来,经过中国几代植胶人的艰苦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打破了国际权威认定的橡胶树种植传统禁区,使橡胶树在中国北纬18-24度地区大面积种植成功。自此,中国的天然橡胶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以云南省、海南省、广东省为主的三大橡胶种植基地和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
所以一切意淫中国在抗战期间能有天然橡胶供应的都是耍流氓。摩托机械化部队根本离不了轮胎等橡胶制品,坦克履带也必须有橡胶件,中国抗战期间没有稳定的橡胶供应,搞一堆没轮子履带的汽车坦克有什么用?
在真实的抗战历史上,由于倭寇对中国的封锁,我国曾经开拓印度到新疆的陆上国际通道,经过克什米尔首府翻越冰川,运送的第一批物资是:三千套汽车轮胎。
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了天然橡胶的产地,不仅中国,所有盟国都面临这一问题,他们是通过合成橡胶工业才涉险过关的。


摘自百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迫于橡胶匾乏,德国人采用了二甲基丁二烯聚合而成甲基橡胶,这种橡胶可以 大量生产,而且价格低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大约生产了2500吨甲基橡胶。尽管这种橡胶的耐压性能不理想,战后便被淘汰了,但它毕竟是第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合成橡胶。
大约在1930年,德国和苏联用丁二烯作为单体,金属钠作为催化剂,合成了一种叫做丁钠橡胶。作为一种合成橡胶,丁钠橡胶对于应付橡胶匾乏而言还算是令人满意的。与其它单体共聚可以改善了钠橡胶的性能。如与苯乙烯共聚得到丁苯橡胶(Buna-S),它的性质与天然橡胶极其相似。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就是因为有丁苯橡胶,橡胶供应才没有出现严重短缺现象。苏联也用同样的方法向自己的军队提供橡胶。

在我这个时空里,玉门油田的开发,保证了西北石化能够在炼制燃料油、润滑油的同时,得到足够的烯类石化产品,在苏联援助的技术设备和人员保证下,西北石化能在抗战中为中国陆军提供足够的丁苯橡胶合成橡胶,我们的坦克飞机大炮才能动起来。

玉门油田发现于1929年,这个油田距离我在西北发展筹备会上提议的西北准备建立的酒泉工业特区仅仅138公里。这也促使西北发展设计委员会诸公下定决心,按照以前我的建议,在西北发展设计总纲里把酒泉定为西北工业的总基地。

选定酒泉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全中国只有酒泉具备抗战工业基地的条件。
一远离日军威胁,可以安心地从事战时生产。工业大生产,需要完全和平的环境。有些工业设备,比如高炉,一刻不能停,停了它里面的钢水就变凝固成个铁柱子,完全报废。再比如火力发电厂,它占地巨大,地表的烟囱等设施是无法掩蔽的。
这些工业设施,一旦遭到日寇航空兵的骚扰,后果就不堪设想,更别提轰炸了。但是酒泉却远在日军轰炸机航程之外,抗战初期,日本陆军航空兵为了轰炸兰州,特地从意大利购买了作战半径为800公里的轰炸机。而这种轰炸机却根本无法轰炸酒泉。
二具备必须的能源和原材料。前面提到了酒泉附近煤铁石油镍铜铅锌等资源丰富,要知道,玉门油田是抗战时候独一无二的国内大型油田,永昌是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独一无二的镍土矿,镜铁山是抗战时期非沦陷区独一无二的大型铁矿,酒泉工业和兵工的原料都近在咫尺,任何其它国内城市,对这一点都望尘莫及。
三具备良好的交通条件。西北军政委员会利用26年到29年三年大旱灾的机会,组织民众,调动海外资金,以工代赈,开通了酒潼铁路及其支线。这把酒泉工业基地和能源及原材料产地以铁路连接了起来,也给酒泉的产品,提供了出口的条件,后来陇海线全线贯通与酒潼线融合一气,酒泉的工业品可以一路下海到连云港,从而行销全国全球。
以上三大优势,决定了只有酒泉,才是抗战中国工业基地的唯一正确选择,我相信抗战的实践证明我在1927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抗战的历史证明了,西北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工业基地,西北边防区在八年抗战中,各种产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是:原油100%、钢100%、身管火炮99%、化肥100%、农药100%、人造橡胶100%、轮胎100%、汽车100%......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很长,从军火到肥皂,从电池到电话机,从电线到水泥,除了盟国千辛万苦从万里之外运来的,就是西北制造。
西北能起到这个作用,是自然对中国民族的恩赐,中华有西北,西北有酒泉,天不绝中华。
历史将记住1928年的西北发展规划筹备会,中华民族的精英学者们齐聚一堂,为西北规划了最美的蓝图,虽然当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但是历史知道,我知道,他们也是抗战尖兵,迄今史书有载:民国十七年,八方风雨会雍州。
发表于 2017-7-10 12:14:27 | 显示全部楼层
首先雨晴问候先生,您写如此长篇小说,辛苦了!!
发表于 2017-7-10 12:17:32 | 显示全部楼层
雨晴读着读着身不由己好似置身于那个年代,那个战火纷飞的境地,感叹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的慷慨壮举!当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感谢射声先生分享长篇小说,雨晴同大家一定用业余时间仔细拜读您的小说!
发表于 2017-7-10 12: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您对家园的无比热爱之情!感谢您默默对心如雨晴的支持!谢谢射声先生!!!
发表于 2017-7-10 12: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祝福射声先生安康幸福,万事如意,创作快乐,佳作连连!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12:34: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牧野鹰扬之一

七七事变当夜,在我办公室小酌的五个人中,话最多最兴奋的就是陈长捷。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描绘了军事委员会与山西太原兵工联合代表团对酒泉兵工厂的羡慕嫉妒恨赞美向往夸。陈长捷本来也是我从晋军中挖过来的,他是福建人,1892年生,保定军校一毕业就去了晋军,从实习排长一路干到1930年的师长,后来当时由于部队缩编,被从师长降至旅长。
我在穿越前就久闻陈长捷大名,此人是晋军中第一猛将,如果傅作义那帮后来自立门户的绥远军不算晋军的话。
真实历史上山西抗战最关键也是最大规模的会战是残酷的忻口战役,日本陆军总指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与精锐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合力攻击中国陆军坚守的忻口。日军不愧是精锐,一个冲锋就实现了中心突破,占据了南怀化阵地。为了夺回南怀化,后来被盟军和日军敬畏的卫立煌将军派出了抗日英雄郝梦龄军长和名将陈长捷这对梦幻组合反攻,激战中,不幸郝梦龄殉国,陈长捷接过前敌指挥权,在最重要的中部主战场与日军反复争夺,双方激战半个多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日军主攻部队竟然多次打光,不得不三易联队;陈长捷也打光了自己基干部队,但他指挥有方,沉着坚守,硬是用东拼西凑的残兵在南怀化红沟的血肉磨盘战斗中坚决守住了阵地,一战成名,由于忻口战役参战单位有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川军、西北军、陕西陆军等等,陈长捷善战之名,传遍了中日两军,奠定了他抗日名将的不坠威名。
北有忻口战役,南有淞沪战役,能在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像陈长捷这样杀出威风的,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他是像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张翼德那样的猛将兄,而能为民族而死战不退,这份光荣又远超张翼德。
穿越到这个时空后,我一直对这位前世敬仰的名将念念不忘。终于,在1931年,我找到了机会,那是中原大战刚结束,晋军缩编后变成了张学良的部下。我趁着九一八后,张学良不抵抗名声大落,就把注重荣誉甚于生命的陈长捷挖了过来。说实在话,我这些年,被陈长捷折磨得够呛。我不是说他没符合我对他军事能力的期望,而是,他太符合我对名将的期望了,所以给我带来麻烦很大。
首先是求战欲望强烈,太强烈了。他离开晋军,就是因为九一八的时候晋军名义上统帅是张学良,陈翼德(我们给他起的绰号)觉得丢不起那人,看了西北边防军为准备抗战事告全国人民书后,他热血沸腾,就跑我这儿来了,我当即让他担任了步兵师长。
后面这几年我就得忍受他一系列的请战书。从一二八到察绥到长城抗战,要求去参谋局四处(情报,当时负责对东北秘密工作)支援东北抗联更是他家常便饭,这厮对作战的爱好后来还发展到国际去了,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居然请求我派他去国际纵队,他说国内捞不到打日本,去欧洲打意大利也能练练手。烦的我呀,一有对日冲突,我就恨不得把他打发到苏联军校去出差,省得耳根子不清净。
然后,除了作战,最大爱好就是带兵练兵,一天到晚的下部队,仿佛老婆不存在,恨不得抱着挺轻机枪睡觉。我觉得嘛,与其让他老是到我这里来吵着打仗,不如给他找点儿事儿分散精力,就嘱咐他把晋军训练的方法总结下,西北边防军要吸收中外军队的优点,总结出自己一套训练方法来。这老兄听了觉得有理。就立刻身体力行,下连队。
西北纵队在1926年击败镇嵩军,解围西安后,就是陕甘(宁夏青海后来才建省)的剿匪作战,1928年,基本上把盘踞西北多年的很多土匪一举剿灭。到陈长捷加入西北边防军的时候,西北已经有几年没打仗了,这就面临着和平时期如何练兵的问题。而且,三十年代初,正是西北边防军更新制式装备的高峰期,重型榴弹炮、新型山炮、重迫击炮、轻迫击炮、轻机枪、爆破筒、刚定型的制式步枪、单兵携行具以至于钢盔、胶鞋,对于部队来说都是新事物,我军当时有苏联顾问帮助我们传授苏联红军的训练经验,但是我们的装备和苏军并非完全一致,虽然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早就定下了军事训练的方针:一切从实战出发,实战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但是要把军事训练落实,那是需要广大官兵长时间实践和总结的。
当时各个部队都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可是最后做得最好的还是陈长捷的35师。因为他最投入,练兵是他仅次于打仗的人生乐趣。1932年,他都四十岁的人了,还下连队亲自摸爬滚打示范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35师的训练经验被总结成了陈长捷教练法。西北边防军的单兵教练体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陈长捷教练法甚至引起了南京参谋本部的兴趣,民国三十四年常凯申让参谋本部组织了个代表团来西北边防军采访学习。下面是他们回南京后写的汇报摘要。
  民国二十一年,西北边防军35师以陈师长长捷为首的军团团在训练中积极开动脑筋,探索实在管用的教学方法,极大激发了官兵练兵热情,提高了军事训练质量和效果,并多次在西北边防及武警部队中巡回演示。民国二十二年,西北边防军警推广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陈长捷教练法”,其为陆军传统练兵方法的重大改革和创新。余等奉委座之命,赴西北专访了3名优秀“陈长捷式”教练员,录得“陈长捷教练法”解读如左,从中管窥西北边防军军事训练变革,而思谋国防军之训练方式。
  “陈长捷教练法”之诞生
  【见证人】种越恒
  【人物小传】种越恒,黄埔三期生,他是三十五师219团副团长,先后担任教员、教导队队长等职,多次被评为“陈长捷式”教练员,参与了反映“陈长捷教练法”的教学片《进攻战斗战术动作教范》拍摄。
  “西北边防军及武警部队完成西北剿匪后正处于休整期,少数官兵思想上出现了战备松懈、训练不正规等现象,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全军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当时部队缺乏正规、系统组训的招数,迫切需要探索有效练兵方法来提高训练水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陈长捷教练法’应运而生。”
  话题转到陈师座身上 “民国二十一年,陈介山任35师长,我是210团副。他脑子特别灵活,喜欢琢磨,平时就经常结合打仗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研究训练方法,逐渐探索形成了边讲边示范、细化步骤练等练兵方法。”
  “当时,陈师座带着我们三班搞了十几个教学课目,很多都在师里、军里比武夺得第一名,这引起了刘越石司令员的极大关注。刘司令亲自来到连队和大家一同训练,在摸爬滚打中修改完善教学方法,我们的劲头甭提多足了!融合集体智慧,‘陈长捷教练法’逐渐完善起来。”
    民国22年全军在武威举行战术技术汇报表演现场会,我三十五师示范班再次夺得第一名,后来,参谋局多次发出指示,大力推广宣传“陈长捷教练法”,从此“陈长捷教练法”开始走向全军。
  “陈长捷教练法”之反坦克法
  【见证人】惠钧
  【人物小传】惠钧,黄埔二期工兵科,三十五师参谋,多次被评为“陈长捷式”教练员,参与拍摄了军事训练教学片《单兵反坦克教范》,民国22年时,指导示范班准备教学课目向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进行了汇报演示。
      民国二十年惠钧军校毕业分到三十五师做工兵参谋。当时世界一些强国军事力量逐步用战车作战,我军必须迎头上,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从民国21年开始,西北边防军全军上下掀起了步兵打坦克的训练热潮,司令部把摸索出一套运用现有步兵装备打坦克方法的重任交给了他们班。
  “让血肉之躯去对付‘铁疙瘩’,怎么办?受领任务后,我们班感到既有压力又很光荣。”大家天天加班加点,找资料、搞攻关,终于摸索出用各种炸药包炸、用反坦克手雷打、埋反坦克地雷轰、用燃烧瓶烧、用反坦克壕阻拦等一系列打坦克方法。
  后来,我军加快了现代化建设步伐,多兵种多专业训练、合成训练、战术演习等都走上了训练场,弘扬“陈长捷教练法”,对教练员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
惠钧回忆,为提高教练员队伍素质,部队下功夫培养能进行多专业组训任教的复合型教练员,打破兵种专业界限,在推行专长任教的基础上,采取交叉任职、多岗组训、示范教学,  “一大批复合型教练员搅活了整个练兵场。部队以此为契机,将‘陈长捷教练法’向训法、战法等领域拓展,让教学活动与实战接轨。”惠钧告诉我们,通过创新改革,因人、因地、因时、因势、因作战任务组训教学蔚然成风。
“刚开始时我们认真准备了教案,但后来发现现场发挥的空间不大,教学呆板,灵机处置的能力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惠钧感慨颇深:“后来我们进行了创新,只选课题,对教学过程、方法等不事先准备,采用无教案教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长捷教练法”插上科学翅膀
  
  【见证人】谢铁骊
  【人物小传】谢铁骊,历任战士、“陈长捷示范班”班长、排长、教员等职,多次被表彰为优秀“陈长捷式教练员”,民国24年带领示范班班向西北边防军领导作了战术课题汇报演示,并在西北边防军军许多部队作了巡回演示。
  “20世纪30年代,科技日新月异给部队训练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陈长捷教学法’带来了新拓展。”谢铁骊说:
  “‘陈长捷教教练法’最精髓的就是一个‘活’字。”围绕“陈长捷教练法”的拓展,谢铁骊谈起了自己的体会:战争没有固定的模式,平时训练就不能按部就班、因循守旧、按照套路来。团办起了一个拥有5000余册图书的军事资料室,帮助官兵拓宽视野,掌握现代科技知识。部队还建起了教范电影放映厅,制作了各种教学模具、图表、图片、幻灯片等,增强了教学效果。使用电影、漫画书等来协助军事训练,也是西北边防军在国内的首创。
  
  “陈师座逼着广大教练员潜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添新内容、加大科技含量。”谢铁骊一口气向我们说出教学诸多新变化:“可视教案”代替了原来的手写教案,传统示范讲解换成了通俗易懂的画面和数据分析,使战士从以往抽象的理论学习中解脱出来;教练员普遍会使用幻灯片,漫画、教范电影进行教学,大大缩短了教学周期,提高了训练效果……
  近年来,西北边防军先后投资100多万元配备了幻灯机、摄像机、放映机机等现代教学器材,各级都有电教设施。
  “这些都为‘陈长捷教练法’插上科技翅膀,极大地推动了教学改革。”

他们说的基本都是事实。陈长捷教练法是西北边防军的训练体系中的一项,后来抗战中任军训部部长的名将白崇禧就称赞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训练体系堪称国军第一,军训部曾经向各部国军这样介绍西北新兵培训体系:西野参战的之兵,均要受过最少十二个月的军训,这一年军训的前五个月是新兵集训,训炼课目包括队列、刺杀、打靶、投弹、土工作业及拉练。这期间,最少要有一次在严冬条件下的五天野营拉练,训炼士兵严寒耐力及夜间应战能力。接下来的两个月是常规单兵综合素质训炼,强调连、排一级作战协调。在这期间,每天必须有二十公里以上行军耐力训炼(负重35公斤,三小时内完成),由教官掌握其中强行军比例,但不得低于每日五公里(负重四十公斤,并有其他体能项目)强行军,每个月至少一次五十公里行军作战训练(单兵负重35公斤 12小时战斗行军)。再下来二个月是营级作战训炼,此时的新兵打靶成绩已趋稳定,基本要求是应在四百米打出十枪80环的成绩。新兵从这个月开始接受野战射击训炼,游泳训练及强化刺杀训练、爆破训练含反坦克,除此之外,另有每天40公里行军。再下来两个月搞营、团级作战协同,高级技战术动作及火线机动,经此训炼,西北野战军普通士兵除具有出色的单兵技能,而大多能对更大的战局有很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西野常常能在失去指挥官的条件下保持其战力的原因。
故此,西野士兵持续作战行军能力在每日五十公里左右,若是加上有限舟车辅助,其战役机动能力平均可达每日一百公里以上,强行军每日可达到八十公里以上,并能于当日再战斗六小时,这样的战斗可以持续约一个月。而国军其它各部队持续行军能力在每日三十五至四十五公里左右,强行军一天也可达到六十公里左右,再快了就会造成大幅减员。简而言之,西野机动能力相对普通中国部队一直有明显的优势。
陈长捷训练法对西野的战力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了,陈长捷搞训练也没少麻烦我,比如上面提到的用拍摄教学示范电影的方法促进训练,就是他逼着我投资买设备和建立专业摄影队的,更烦人的是,他借口我手提机枪使用战术动作最规范, 逼着我亲自做示范:自动武器在进攻与防御战斗中的使用,这活儿可是得摸爬滚打,风里雨里的,还得反复做到陈大导演满意为止,苦不堪言啊。我示范到转移射击阵地的时候,他还非要喊停,指摘我不该站起来转移,说这样就成靶子了,非逼着我一路滚爬过去,实在是麻烦。
这人,还有个特烦人的爱好,就是看地形。说实话,做将领的没有不爱看地图的。我、许谨生、巴格拉米扬都是地图迷,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有个测绘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不仅在西北区域内做测绘,还尽可能地收集全国各地军用地图和做实地测绘从而勘误补缺,西北边防军的作战地图是最精准的,而且仔细地排版印刷,保证我们的军官不用像其它国军那样抱怨战斗老是发生在地图接缝的地方。
陈长捷的烦人之处,在于他还老要求我给他时间让他去实地看地形。他的理由嘛一大堆的,什么国内地图大多测绘不准啊,什么尤其是山地测绘人员很难一一走到啊,而且他要去的很多地方,很麻烦的,比如娘子关,那是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你陈长捷是个晋军跳槽的,你要去人家那儿看地形,得跟晋军协调好久啊。其实娘子关啦,平型关啦,大同盆地啦这些将来有可能与日军相遇的地方,我都组织测绘队伍去整了,偏偏就是这个陈长捷,他一定要亲自去走走。
历史上抗战中,国共两军也确实吃了对自己国家地形还不如日军熟悉的亏。比如板垣征四郎在抗战前,就以去五台山进香,拜会同学阎锡山为名,步行走过了太行八陉之一的飞狐陉,后来阎老西在抗战中想死守雁门关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就兵出飞狐口,从背后给阎老西插了一刀。
太原会战中,当卫立煌陈长捷在忻口死守对抗板垣征四郎的大军,日军龙山师团就从娘子关西南的石门关迂回突破,中国陆军居然无人守卫娘子关后路的石门关,于是全线崩溃,太原失守。
以上战例,都是日军有效把握了地形,而我军将领则可悲地忽略了兵家必争的太行山隘口,为将者,地形不熟会害死几十万人的。
在我这个时空,西北边防军对可能的作战区域,都组织过测绘和勘察,娘子关平型关更是重中之重。甚至云南和缅甸的军用地图我们都弄了来反复研究。对可能发生战役的地区如娘子关、忻口、南口、徐州、豫东等,我们都做过兵棋推演。
对于陈长捷看地形的要求,我也是尽量满足,不仅让他去,有的时候还让他组个团去,回来就搞司令部参谋作业。经常让许谨生演蓝军(日军),陈长捷演红军(国军),让他们好好过过瘾,设定嘛,基本上由我根据历史真实战役的兵力、战术等背景做设定。
陈长捷现在不仅是三十五师师长,也是西北边防军的训练总监。这次他没有去庐山培训,而是与炮兵总监李兴中一起,陪同徐永昌们,对西北边防军的战备情况做了详细了解,走访了兵工厂、军马场、炮兵学校等战备设施,还在张掖观看了一个步兵团的进攻防御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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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牧野鹰扬之二

李兴中微笑着看着陈长捷涛涛不绝地汇报着,能省出嘴来喝酒,他没有啥意见。陈长捷说:“遵照司令的指示,我们这次把战备的老底首次亮给了南京,可把老徐给镇住了。连上库存,我们有30个步兵师的**重武器装备,还有另外十个步兵师的轻武器;老徐说妈呀你们想打世界大战啊?那个兵工署的俞大维博士,看了兵工厂,说中央的炮厂都筹备五年了,到现在还图纸没看到,你们这炮厂从33年就投产了,现在光年产150榴弹炮就72门,山炮108门,闹得中央还要从你们这里买炮。老李立刻说,感谢中央给我们一千万大洋的生意。”说到这里,李兴中和许谨生都笑了,巴格拉米扬刚狠狠地喝了口白酒,看到大家都在狂笑,瞪着我不知所以然,我就用俄语向他解释了下情况。
原来是这样:酒泉兵工厂的炮厂部分是30年开始谈判引进**的克虏伯设备,31年付款,32年设备到货安装,33年正式生产。炮厂生产的榴弹炮和山炮也都是由克虏伯的外厂博福斯炮厂做的设计原型,由酒泉兵工厂提出特殊需求修改后,1932年出的样炮,1933年正式投入量产。西北边防军制式武器中,75毫米山炮的原型是博福斯1930型山炮,150毫米榴弹炮的原型是博福斯1931型150毫米榴弹炮。
而博福斯的山炮其实后来也被常凯申看中了,也想拿来博福斯山炮做他炮队的万能主力火炮。他从来是奉行造不如买,就在我们量产的时候买了一百三十二门原厂货,问题是原厂货有些设计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好用,常凯申又好面子,就悄不言声地把博福斯山炮废了。
而西北边防军则大张旗鼓地以修改过的博福斯1930型山炮(民21山炮)为师属炮兵主力,而且在训练和使用中取得了好评如潮。南京兵工署的俞大维就很眼红,很想搞清楚为何被中央军炮兵百般诟病的博福斯山炮却在西北大行其道。因为他也是以采购博福斯山炮起家而获得常凯申青睐的,可是由于西北边防军一直对民20山炮技术细节保密,俞大维百思不得其解。终于1936年末,在福州事变(我这个时空的西安事变)时候,西北边防军精锐陆军师进京救驾,俞大维派专家掺和在中央军将领里,跑到我们的炮兵那里偷师学艺,这才知道酒泉炮厂把博福斯山炮原版不合理的很多地方改过了,效果非常好。于是一等危机解决,他就撺掇了中央军一些炮兵将领,吵吵着要常凯申拨款,向酒泉炮厂为中央军买民20山炮。
常凯申呢,正为了组建炮兵悬而未决而发愁,就干脆派俞大维组团来西北考察下单,俞大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了决定买60门民20山炮,还请示了常凯申决定再增购48门民21榴弹炮。民21榴弹炮就是博福斯150毫米榴弹炮M1931。每门炮附带一千发炮弹,山炮每门附带采购驮马20匹,原厂驮具挽具各一套;榴弹炮采购牵引车等摩托化车辆共400辆;这个采购当时轰动东亚的,总价1000万大洋。由于酒泉兵工厂有战略储备,很快就在37年4月交货了。
听了我的解释,巴格拉米扬也笑了。他高举搪瓷杯子和我们碰了一杯,大家都喊:乌拉。
陈长捷继续说:“老徐这次来看来是代南京探我们口风的,他一直旁敲侧击,想知道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如果抗战爆发该怎么打的想法,他说和您约好了,明天要来司令部详谈。说实话,不仅他老徐,我和李总监也想听听司令的想法,我们好让部队做好准备。”说着,他看了看其他几个人。
我看得出来,其实这是他们几个共同的想法,虽然西北边防军自创建以来,一直就以抗战为己任,一切都是为抗战做准备。眼前这几位,也参与了司令部各项准备工作和计划的制定。可是这种集全民族之力,与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做生死搏斗,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虽然我眼前的这几位都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将领,可是他们一样,面对战争迷雾,肩负了民族生存的重担,他们需要我那种可以看穿未来的能力来给他们增加勇气和智慧。
我手中是一个漂亮的玻璃杯,五个人中只有我爱喝威士忌,马歇尔在西北参谋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送给我一套威士忌玻璃酒具。我轻轻地嗅了嗅玻璃杯里威士忌发出的橡木清香。我对陈长捷说:“根据情报和我的感觉,全面抗战在今年的任何时间点都可能爆发。参谋局四处有情报,上个月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事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公平匡武少佐纷纷于上个月和本月来到华北考察、开会,其中冈本和公平都重点视察了卢沟桥(我的对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一眼就看中了卢沟桥作为巡视重点,他敏锐地感觉到那里要出事)。公平匡武一行在卢沟桥上差点儿和二十九军哨兵打起来。这和九一八以前多么类似啊,1931年6月去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曾经观察北大营,随后给石原莞尔调去了两门240毫米攻城炮。”说到这里,我狠狠地饮了一口威士忌,说:“他们看来已经布置好了。估计就是卢沟桥,就是这几天了。拖过了夏天,他们的后勤保障会有问题。“许谨生拿着搪瓷杯的手忽然颤抖了一下,他正视着我问道:“教官,鬼子从九一八以后一直到塘沽协定就没消停过,虽然塘沽协定后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可他们还是不断地到处找机会挑衅,你确定这次是真的要打起来?”我看着这个一向慷慨激昂的学生,忽然笑了起来:“谨生,你是太盼着打起来呢还是太害怕打起来呢?”许谨生也笑了:“教官你也知道,我许某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天,为国家出力。可是,作为职业军官,比较了敌我实力和企图,我真的为国民担心。”李兴中也放下了搪瓷杯子,他问道:“越石,真的无可挽回了。”我深深地望了他一眼,举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说:“是的,时甫兄,你老家在河北宁河,天津边上,战事一起首当其冲,有什么家里人的话赶快接到长安来吧,需要的话我马上让四处(情报处)安排。“李兴中喝了一大口酒,说道:”我都四十八的人了,没想到还要看到家乡沦入战火中,越石你的好意我领了,可我能把几个亲属接来,能把乡亲们都搬来吗?能把祖宅搬来吗?能把故乡的山水都搬来吗?“他说着说着,两眼都红了。陈长捷看到他这么沉重,凑过来问我:“真有这么严重?”巴格拉米扬也愣愣地看着我。我叹了口气,间杂着俄文,对几位酒友解释说:“各位兄弟,我下面的话,纯属我个人的看法,不是司令员的判断。我的判断是,日本陆军这次的企图是夺取华北全境,直到黄河以北。然后利用华北东北的资源,准备对冲着苏联战争。”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源,深植于其赖以立国的天皇制度及其据以变法图强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它是以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宪法规定,陆海军有权跨越内阁直接向天皇汇报。而天皇呢,有着统帅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因为内阁首相是民选的议会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推举的,而天皇是世袭的,这就等于民选政府控制不了军队。九一八事件时候的日本首相,就对天皇抱怨说,他既没有参谋本部的报告,也没有外务省的报告,日军动向他靠报纸了解。
内阁控制不了陆海军,后来发展到陆海军反过来控制了内阁,原因是任何政党要组阁,就需要陆海军推荐陆相和海相,陆军根据这条规矩,对他们看不中的政党,就拒绝参与组阁。而且即使组阁成功,首相也要看陆军的脸色,因为陆军可以随时命令陆相辞职,从而逼着内阁总辞职。
绕来绕去,大家明白了日本这个所谓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政府的兴废,被陆海军控制了。那么谁控制陆军呢?秘密就在这里,日本陆军是谁?控制日本陆军的,是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这三个机构分别负责军令、军部、军训。而在昭和年间控制这三个机构的嘛,实际上并不是这三个机构的最高长官,而是其中两个关键的课长,一个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课长,另一个是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也就是说,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真的掌权人是两个不起眼的中层佐官。这是昭和年间日本陆军独特的怪现象:下克上。这种所谓的下克上,充分体现在九一八事变中。
根据我的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主要被由中层参谋军官组成的一夕会所控制。所谓一夕会,是从20年代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3人组成的所谓“巴登巴登集团”发展起来的,3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他们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这些人是: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 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矶谷廉介。后来还有对中国东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加入这一集团。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但被日本人所视甚高,巴登巴登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九一八事变从表面上看,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一手操办的,他们甚至瞒过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是日本军政两界深挖了日本陆军的各种史料甚至八卦,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理论:九一八事变,是一帮子大佐们在大尉们的帮助下,顶住了大将们的压力,为大泥轰帝国开疆拓土,所以日本陆军高层错误在于管教不严,日本政府应该无罪释放,日本天皇是被蒙蔽的受害者,日本国民更是无辜被拖累,你们各国要怨,就怨命不好,遇到了陆军一帮子想升官的科级干部。
实际上,历史的真相是昭然若揭的。日本陆军是一个早已国家化的军队组织,无论是入侵东北还是入侵华北乃至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都是需要高素质军官团集体长年工作的结果。国与国的战争,其策划执行,必须倾国之力。而且,一夕会怎么可能吸引了那么多的日本陆军中坚分子参与其中?或者咱们换个说法,为什么日本陆军军官一参加一夕会就飞黄腾达成为日本陆军核心团队成员?为什么大佐永田铁山能够在九一八前后实际控制庞大的日本陆军?
答案并不难找,1921年巴登巴登会头子永田铁山是直接受命于大正时的皇太子,现在的昭和天皇裕仁,组织了后来发展为一夕会的这个小团体,这个团体是裕仁控制日本陆军的爪牙,永田铁山就是裕仁在日本陆军里的总代理。
裕仁其实和很多问题青年有很多共同性:童年家庭不幸,成年婚姻不顺。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0岁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病情发作时,天皇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如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一次,当他出席国会开幕式的时候,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圆筒,放在眼睛上,对着外国使节们乱照一气。政界元老感到不能再让他大出洋相,丢日本人的面子,便于1921决定由太子裕仁摄政。晚年时,大正天皇已经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可是,大正天皇实际上并非一个弱智昏君,正相反,他在位期间,曾经两度维护宪法,把军阀巨头赶下台。
大正时代开始时,政治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军部推行的急剧增加军备与严重的财政困难的矛盾。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军备的需求急速膨胀。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陆军部要求扩军两个师团而集体辞职,由军阀巨头桂太郎接替。但桂太朗的上台,引起了普遍的抗议风潮,东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立宪国民党和立宪政友会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这一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企图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取政权的产业资本家。1913年,反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迫使国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国会,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动荡波及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形势恶化。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达了希望维持政局稳定的意愿,桂太郎内阁因此下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战胜保守势力,史称“大正政变”。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起点,要求政党政治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1924年终于实现了政党议会,这个成果被称为“大正民主”。
后来元老派的大军阀山本权兵卫组阁后,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充海军预算案。人民再次掀起护宪运动,把山本内阁轰下台。
大正天皇一再得罪军阀,所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其实我认为很值得可疑,而在大正天皇最厌恶的军阀中,有一个叫山县有朋,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天保9年闰4月22日(1838年6月14日)—大正(1922年)11年2月1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长州藩(今山口县)中间出身。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是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左膀右臂。甲午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权,是牢牢地把握在首相伊藤博文手里的。伊藤博文虽然是个文官,但是作为明治维新的元老,他镇得住山县有朋这帮子骄兵悍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连战连捷,成为日本第一个跨越鸭绿江的统帅。第一军一路发展顺利,很快打下了旅顺,山县有朋瞬间膨胀,脑子发热,决心一路打到北京,这就犯了伊藤博文的忌讳,因为伊藤博文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国力还弱,只能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速战速胜。如果为了满足前线司令员个人成名的欲望,攻进北京灭亡清朝,就会牵动列强在华利益,而且引起中国人民的抵抗,导致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所以伊藤博文马上以天皇名义给在中国辽东前线的山县有朋发了电报,很关切地问候了他的身体,说您是国之瑰宝,立刻回来养病,把公务交给副手。山县有朋正在辽东激情澎湃,得辽望燕的,哪儿受得了这个,就给陛下回电,说俺身体杠杠的,您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仁慈的陛下很快回电,说您有病不一定自己知道,自己知道的病那都不是病,反正朕说你有病你就有病,不信回来查查?
结果,山县有朋司令员乖乖回国找病去了。所以,日本陆军这帮军阀不是没人能管,而是,天皇愿不愿意让文官去管他们。伊藤博文于1909年被朝鲜独立志士安重根暗杀后,山县有朋终于可以成为横跨军政两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是由于被明治天皇逼他养病刺激到了,他对明治天皇子孙的态度很差,他通过长州藩出身的军官团把持日本陆军实权,飞扬跋扈到干涉裕仁天皇(当时的太子)选妃的事儿。裕仁天皇和大正天皇对山县有朋把持陆军,欺凌皇室的作为恨到骨子里。
1921年,大正天皇由于身体不好,把监国的权力交给了裕仁皇太子。裕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从山县有朋的长州藩帮派手里收回军权。于是,在这一年,他趁着访问欧洲的机会,召见了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等少壮军官,那一年,太子20岁,永田铁山37岁。从此永田铁山确立了裕仁在陆军中的代理人的身份,他也以此为号召,团结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主谋)、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票以侵略为己任的战犯们,发扬日本人团伙作案的优良传统,这个东京特快从济南惨案开向皇姑屯惨案,然后是九一八的北大营站,长城抗战的南天门站,卢沟桥站,淞沪站转船运到珍珠港,最后经硫磺岛、菲律宾、缅甸等地,返回东京湾密苏里号上了结。
九一八事件,正是一夕会彻底战胜长州藩,完成裕仁天皇陛下嘱托的关键节点。也正是由于当时日本陆军的内斗,导致了张学良、常凯申、斯大林等一大票人对日本战略企图的误判。张学良等误以为宇垣一成派的当时的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总长能压制住石原莞尔等挑动事端的人,却不知道宇垣派是裕仁想清算的长州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夕会这帮人,正是想借助侵华大功,彻底驱逐长州藩势力出陆军。结果他们成功了。从此永田铁山成了日本陆军的实际幕后大佬,因为裕仁本人是通过永田铁山控制日本陆军的。
永田铁山这票人后来演化为所谓的日本陆军统制派,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双璧,他们非常有战略头脑,在永田铁山的控制下,日本陆军实行先消化东北热河,再渗透华北的对华策略,所以塘沽协议后,常凯申才过了二年太平日子,对于南京政府而言,不幸的是永田铁山在1935年被统制派的对头,皇道派刺杀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排闼而入的相泽三郎中佐拔出军刀砍死在办公室里。 永田之死,是派系斗争的恶果,因为早在荒木陆相时代,永田就叫他的得力助手东条英机连络了十几个中坚干部,每周会商国家改造、陆军统制等事宜,所以被称为「统制派」。 到他就任军务局长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日益炽烈。 及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陆相林铣十郎面告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要在八月的秋季定期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日皇的统帅权,别人无权调动,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支持林陆相,真崎才算屈服。 于是皇道派的武士们就认定这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所以要了他的命。
永田被杀后,裕仁亲自表示了哀伤,这是不同寻常的。很快,日本陆军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就在1936年2月26日决战了,皇道派军人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几个天皇重臣,裕仁坚决依靠统制派的石原莞尔等军官,调动大军,把叛变军人镇压了下去。从此,日本陆军的大权落到了统制派军人手中。”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13:23:4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章牧野鹰扬之三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我是这个时代很少有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拥趸,尤其是当我保持我穿越前的口味,喜欢Johnnie Walker调制的12年陈酒黑方,更是这个年代独特的一道风景线。那四位对我的长篇大论听到入神,都忘了杯中酒了,看到我倒酒,也都大大地喝了几口,放佛这样能够缓解他们紧张的思索似的。
我喝了口威士忌,继续缓缓道来:“昭和以后的日本,基本是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两支共同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他们竞相争夺预算、人力、物力,根本不考虑国家存亡和国民生命(包括日本自己的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在陆海军内部,谁能争夺到更多的人、财、物,谁就能出人头地,为了多一千万日元的军费,他们敢把靖国神社拆了,为了一个亿日元的军费,他们敢对全世界开战。
站在这两个怪兽背后的,就是裕仁和他皇族的野心家们。永田铁山就是1921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时候,由裕仁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介绍给裕仁的。载仁生于1865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日俄战争期间,他作为骑兵指挥官,立下了战功。后来先后任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师团长,1919年成为元帅,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骑兵。正是这个对日本陆军情况了如指掌的载仁,帮裕仁规划了利用永田铁山等当时青年军官,打破山县有朋等元老军阀对陆军的控制,裕仁也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2月,赶走了山县有朋的长州藩最后的盟友宇垣一成留下的陆相南次郎和陆军总参谋长金谷范三,把载仁扶上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大位,同于1932年2月就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一起,代表天皇在幕后操纵陆海军。在日本历史上,这两个把控陆海军作战指挥权的要害职务,从没有被两个皇族拿在手里过,这种奇特现象出现的唯一解释,就是裕仁才是九一八以及现在华北可能发生的战争背后黑手。
号称宪政的日本弄出了两个皇族司令,已经把天皇独裁好战的本色显露无疑,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前,裕仁又把内阁首相也换成了自己的跟屁虫:近卫文麿(1891-1945),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
近卫文麿枉为贵族后裔,对日本陆军却是一副奴才相。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日本元老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
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这种胡言乱语,如果是发生在英美这种国家,选民早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即使是苏德这样的集权国家,也会严刑峻法对待企图干涉政治的军人,没有哪个神经正常的政治家会这样自掘坟墓,鼓吹军人干政乃至政变的。可偏偏在以脱亚入欧自诩的泥轰帝国,1937年7月7日的当朝首相,就敢公开鼓吹军人造反有理,宪法规定的议会应该打倒,为什么?因为近卫文麿是皇室的走狗,日本的真正的政治家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都是认清形势,对被野心和贪欲蒙住了眼睛的日本皇室及其陆海军摇尾乞怜的杂碎。其实我不该这么愤怒的,倭寇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高位,才会自寻死路;倭国国民对这些杂碎的浅陋卑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跟随他们奔向黄泉,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只是在他们灭亡之前,由于他们的贪婪,反而要无辜的中国人民付出代价,这是上天不公道的地方。你们看,今天,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政头目都已经是秉承裕仁意志的木偶了。而裕仁的意志是什么?搞经济?第一全世界都没有从1929年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贫瘠缺乏资源的日本更是毫无振兴希望。第二裕仁及其手下根本不是搞建设的料。第三天皇干搞经济建设的事儿没有权利也就没有功劳,那活儿是内阁的事儿,按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只有对军队的统帅权。裕仁想要有所作为,只有通过战争来体现。
所以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裕仁通过扶持永田铁山、东条英机这帮当年的陆军愤青,控制住了陆军,从一个娶老婆都要看山县有朋脸色的高中生,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但是,日本陆军这个利益集团,这条疯狗,不是那么好满足的,裕仁就用举国的资源和国民的性命作为交换,把对外侵略作为肉包子扔给了日本陆海军这两条疯狗。
九一八是这场利益交换的起点,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利用石原莞尔的军事能力,成功地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从而声名大噪;而在国内,裕仁也利用九一八的成功和统制派的羽翼丰满,把长州藩最后遗留的南次郎和金谷范三以对华侵略不力名义赶走,用皇族控制了陆海军。
而今年,通过一个多月前近卫文麿的上台,裕仁已经把可能妨碍陆海军侵华的最后一个保险也打开了,日本的内阁不会对陆海军的侵略做任何限制了,现在整个日本就像一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枪,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它的扳机。
我刚才谈的,是从你们不熟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演进角度谈为什么到现在民国二十六年,是最有全面抗战必然爆发的一年,军事角度上我们司令部平时的一系列情报分析和参谋推演作业你们都参与了,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还是许谨生反应快,他点头说道:“最明显的是去年(1936年)下半年日军对华北的所谓中国驻屯军增兵迅速,从五月份的三千零九十人,剧增到十一月份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主要增加了北平市内、丰台、天津海光寺东子局的部队。现在北平市内有四千驻军,配备了化学武器大队,丰台有二千人,配备山炮二门及摩托化部队。在包括平津的华北驻军是辛丑条约给八国联军国家的权力,驻军数量没有上限,是由条约国会议协调,日军利用这点,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在北宁线城市大量驻军,与我军形成犬牙交错之形态。到今天,北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基本被日伪军包围了,冀东是殷汝耕的伪政权,北面是热河的关东军和伪军,南面是日本丰台的大量驻军,西面有察北的大量伪军,而平津乃至于山海关,都有大量中国驻屯军,北平的二十九军之冯治安部,仅仅通过西南的卢沟桥与河北有联系,一旦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北平我军就基本上被切断合围了。”我说:“谨生说的对,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北平、天津已经无法固守,我军就算抵抗,其军事意义也远小于政治意义,可以说,一旦开战,日军攻克平津是必然的;核心问题是,攻克平津后,日本陆军会否就此罢手?我们都是军人,军事地理学是基本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平是中国北方国防的最重点,因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在北平与西北东南走向的燕山交汇,太行山隔断了中国东西,燕山则隔断了东北和华北,这两座山脉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传统的战争争夺线,北平实在是两线的焦点。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欲入侵中原,必须先占领北平,因为占据北平后,就等于控制了燕山各隘口,北平向南,直到黄河,中原政权无险可守,整个华北等于落入囊中。故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整个宋朝都被北方的辽金反复压制,以至于一再亡国,汉族政权要花去四百多年的时间才由徐达收复北平。同理,终明一代,天子守北平,也是因为北平太重要了,后来满清多次入关,从崇祯二年骚扰到崇祯十七年,但没攻下北平都无法立足,老老实实退回关外喝冷风。后来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满清一举拿下北平,随后横扫全国,灭亡汉族政权,易如反掌,就是因为北平的战略势能实在太大,在中国军事地理上的权重无别处可比。我们看到的,日本参谋本部那帮人也看得到。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这一建功立业,拓土封疆的千载良机。所以日军攻克平津后,”说到这里,我看了眼许谨生,:“许参谋高见呢?”
许谨生嘿嘿一乐,说道:“攻克平津后,首先要扫荡察哈尔我军,因为察哈尔的刘汝明部和可能北调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可能从南口威胁北平日军后侧。根据日军作战特点,除了北平日军会以一部北上与我军争夺南口外,关东军还会从张北方向突破野狐岭,进攻张家口,这就会形成我军抄北平敌人后路,敌人又从张家口抄我军后路的有趣局面。对刘汝明部的战斗力,我真心不看好,除非中央军能以重兵进入察哈尔对张北方向日军实施反攻,那么察哈尔我军势必崩溃,牵连南口我军一起撤退。如果日军能够逼退察哈尔我军的话,下一步不外乎沿着平汉路和津浦路两路南进,这样才能有足够粮弹汽油喂饱他们的重型部队。至于他们要打到哪里才住手?只有天知道,因为华北平原很适合日军发挥他们在战车、重炮、航空兵方面的优势,而中央能够投入华北作战的各部队,缺乏榴弹炮、战防炮、高射炮等装备,从训练上也差日军几条街,守不住的。我们西北边防军曾经反复推演过平原地带对日本陆军在航空兵掩护下的步炮坦联合突击进行防御,得出的结论是最低限度下,防御方步兵师每公里正面战防炮密度是3门,高射机枪3挺,且步兵师必须配备一个高射炮营;每个步兵师防御正面最大为8公里。那么如果中央军想在保定到津南一线200公里战线上挡住日军的话,至少要投入25个我们这种编制的步兵师,且需要另外10个师的预备队,这单从兵力上讲对中央军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他们每个步兵师根本就没有战防炮和高射炮。”
听到这里,最近一直和许谨生抬杠上瘾的巴格拉米扬忽然用俄语插话了:“中央军可以干脆退过黄河以南,然后炸堤坝,就像你们老说那个什么三国小说里讲的,水淹很多军队。”李兴中笑着翻译了,许谨生瞟了巴格拉米扬一眼,说道:“那是水淹七军,不是很多军,那样做我们要牺牲很多平民,如果不是万分危急,一定不能这么做,政治上经济上损失太大了。”巴格拉米扬耸耸肩膀说:“你们南京政府可不一定这么仁慈,被逼急了他们还顾得上什么老百姓?资产阶级政府嘛,才不顾无产阶级死活,再说,他们可以栽赃给日本人,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被发现了,他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决堤日本人也迟早去挖开大堤淹我们。”许谨生大怒:“我们中国人不会那么没人性。”陈长捷和李兴中都轻轻摇了摇头。
我听了默默无言,心想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还真说对了,真实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兰封战役失利后,常凯申眼看日军纵横中原平原无法阻挡,命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奔腾的黄河水终于挡住了日军的步伐,可是豫皖苏几百万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这仅仅是河南一省的损失,如果加上江苏和安徽的话,直接被淹死的人数当在五十万以上,受灾人口在400万以上。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 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
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 。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
花园口决堤带来的生态灾难更是恐怖持久,决堤的黄河将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 ,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广阔黄泛区” 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泛滥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便是蝗灾,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凸凹,根本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
我在前世就常常在想,人民供养军队政府,又支持抗日,为的是军队政府能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果我们为了抗日,扒开河堤,造成人民如此惨重持久的灾难,那对于受灾人民而言,还不如不抗日呢。那到底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日军就大可以从郑州直下武汉,那么以国军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挡住从郑州沿着铁路线势如破竹的日军装甲部队,那就根本不会有历史上重创日军的武汉会战,可能日军就会有余力进攻四川甚至攻下重庆,可能抗日战争的伤亡就不止三千六百万了。但是,即使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那几百万受灾群众就该去死去受苦吗?
历史上国民政府果然把这个大黑锅送给日军去背: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常凯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常凯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第一战区早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公平地讲,一切的灾难,都是由于我军无法阻挡日军进攻引起的,现在,我来了,我能够带领西北边防军,阻止这一切的灾难发生吗?能不能比真实历史上,哪怕是减轻一点点中国人民承受的灾难也好,能多救一个同胞也好。
 楼主| 发表于 2017-7-14 17:40: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牧野鹰扬之四

我对还想争下去的许谨生和伊万摆了摆手,说:“南京政府和倭寇的想法和作法我们多说无益。谨生刚才说的也是司令部对判断华北战局可能发展的基本判断。你们两个是参谋局的台柱子,今天时甫和介山都在这里,你们都参与了牧野鹰扬行动计划(西北边防军民国二十六年年度对日作战计划的代号)的修订,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根据最新时局动态,今天你们谈谈对原来计划的看法,咱们煮酒论抗日,畅所欲言。”
窗外的夜雨已经缓和了下来,我办公室的窗户已经被怕热的伊万全部推开,夏夜的长安带着一点土腥气的风儿把松树的香味送了进来,对我办公室最熟悉的许谨生毫不客气地从办公桌底层抽屉里弄出了我的存货:压缩饼干和牛肉罐头,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分给大家。已经快午夜了,确实是宵夜的大好时机。
为了让读者能够对牧野鹰扬行动计划有个基本了解,我在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
1937年5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对日作战计划》,行动代号牧野鹰扬。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历年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例行工作。计划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一、        敌情判断: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敌将利用其强大之动员能力,迅速于半年内向我关内战场投放最多18个师团的兵力,并配合强大航空兵及特种兵(三十年代称炮兵、装甲兵等为特种兵)部队。敌人攻击方向判定:华北、华中,其中华北将为敌人陆军首选进攻方向,但考虑到敌人陆海军间的矛盾与争功,我方判断敌海军将如一二八事件,于上海方向挑起事端,如此,则由于京沪之一体化性质,敌人必将转而以华中方向为主要用兵方向。因之,华北方面敌兵力投入估计将为8个师团,其他将投入华中方面。……
二、        华北方面敌情判断:敌陆军将优先夺取平津,随后沿平汉路与津浦路做两个方向的推进,保守估计日军停止线为黄河。然考虑到绥远抗战后,我中央军汤恩伯部保持于察绥方向之位置,预计开战后中央军必以重兵集团于察东长城一线对平津敌军侧后形成威胁,故敌军于向南推进前,必以有力一部夺取南口,并与察北敌伪军配合,求得驱逐我察哈尔中央军及二十九军刘汝明部。完成察哈尔作战后,我预计敌必南进山西,以攻克太原,清除对河北敌军侧翼威胁为目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预计敌人将于开战后三个月内达成其逼近太原之作战目的……
三、        作战方针:西北边防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由于敌人夺取大同后,我大概率放弃绥远,则西北边防军需置野战兵团于河套区域,并在包头北大青山区域组织强大游击兵团,于河套及陕北地区应根本击灭敌军西进之企图。东线我军需出兵山西,在山西地区与友军协同作战,应击退敌人于雁门关—平型关之线,并乘好机越过太行八陉进入河北平原,采积极之行动威胁华北敌军侧翼,从而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四、        作战要领:西北边防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秉持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颁布之九大军事原则,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我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西北边防军以主力于太原——平定之线,保持重点于正太路方面,对经井陉之敌军,实行决战,随即北向忻州方向,反攻驱逐敌军至雁门关外;随即视中原战况,相机以主力出河北敌后或河南方面打击南下之华北敌军。
防空军于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正面陆军作战,掩护我之重炮及其它摩托化部队遂行作战。防空军之一部展开于后方交通要道及工业、通讯重要节点,抗击敌人重轰炸队袭击。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五、        附:西北边防军颁布之五大军事原则:
①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②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③         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歼灭敌人,火力必须可以与敌人匹敌,兵力必须为敌人二倍以上。
④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平时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攻坚战术、技术训练,在阵地攻击中必须遵循专门攻坚战术,配备足够的攻坚兵器和充分,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⑤         发扬主动攻击、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陈长捷用小刀挑了块罐头肉,兴致勃勃地嚼着,一边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他的意见:“总司令既然要大家畅所欲言,那我有几个问题就趁机提了,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敌情判断的。根据牧野鹰扬计划所述的敌情判断,判定日军对华主要进攻方向为华北、华中、和华南。次序亦将如右。日军兵力判断为:华北最高峰不超过10个师团,华中不超过11个师团,华南不超过5个师团,战争前六个月在华总兵力不超过18个师团(不含关东军)。敌人华北主要进攻方向也和刚才谨生说的一样,沿平绥路向西击退察哈尔我军后,日军主力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下。我不明白的是为何我方判断认为日军在扫荡察哈尔我军后,会以一部攻击山西直至太原呢?山西地形像个花生,吕梁、太行两山脉好似花生壳,中间的盆地就像花生米,被山川包围和隔开。日军的重武器和机械化在这种地形很难发挥优势,而我军可以依托山地作积极防御,固守高地的同时,以有力部队寻找日军侧后主动出击,甚至形成合围,将日军歼灭于此地。
讲具体些的话,我们就算日军顺利攻取张家口,那么大同与张家口之间也有群山阻隔呀,如果敌人敢于深入天镇方向,则我军可以集中主力于大同,以一部守天镇,另一部守阳原和蔚县。而且据我所知,晋绥军在天镇方向有预置的国防工事的。这样我军主力是内线作战,可以做成个陷阱,放天镇方向敌军入大同盆地后合围歼灭他,这是个不错的大同会战方案嘛。就算万一在大同失手,我军可以退入繁峙、代县、忻州这条山间狭窄平原走廊里,依托雁门关和平型关天险,抗击日军,再用有力部队绕击敌人侧后,这又是个很好的平型关会战方案吧?就算再出个万一,我军还可以在忻口设防阻击日军,保护太原安全,打个忻口会战也不迟。如上所述,由于山西地形对防守方实在太有利了,司令部为何判定日军敢于无视天镇、雁门平型二关、忻口这三道天险造成的中国军队三次内线歼敌良机,猛攻太原来送死呢?这是我第一个不解之处。”
许谨生和我听了陈长捷的话,不禁对视一眼后,哈哈大笑。陈长捷恼火地说:“我的看法很搞笑吗?”许谨生赶紧说:“介山别误会,是这样,这个判断是当时刘司令下达给我的,我当时第一反应和你一摸一样,甚至和你做出了一样的大同、平型关、忻口会战方案。”陈长捷听了,先是愕然,后而狂笑:“怪不得司令和你都乐了呢,这说明西北的参谋军官都在参谋学院里学到了对同样情况做出同样答案。”我也笑着点点头,我心里明白,在真实历史上,阎锡山的参谋团也是做出了这三套相同的方案,甚至,在我这个时空,未来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在西北参谋学院任教时候,我也和他做过这个参谋作业,他也提出了类似方案。军事科学就是一门科学,一些规律是共同的,所以由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日本陆士、西北参谋学院、莫斯科高级步校、美国佛吉尼亚军校培养出来的各时空参谋军官团给出了惊人一致的答案。然而,在真正战史上,这个(这三个)正确的方案,却败在了无能的执行上面。
所以,在这个时空,我坚持西北边防军的作战要建立在敌人兵临太原城下的前提下,并说服了许谨生,其实他很好说服,因为他是个军事天才,能敏锐地理解我通过穿越才看穿的历史。
现在许谨生正在用我那套理论教育陈长捷:“介山兄,军事科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必有客观规律可遵循,故你我的方案必然雷同,是因遵守均遵守同样的客观规律之故也。(许谨生曾经少年时候师从安徽大儒,调起书包来不差)然而达成胜利的不仅仅是军事科学,其关键在于指挥,指挥者乃是一门艺术也。指挥艺术核心在于知己知彼而已。先看我们自己。我们设计的三个会战方案,如果执行者如我西北边防军一般,富于进攻精神,敢于穿插迂回;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全军如臂使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保障有力,那不用说决战大同了,就是南口和张家口,小鬼子也过不来。
可惜预计未来会保卫大同的是三股人马?在南口作战的中央军和二十九军刘汝明,如果察哈尔失败,中央军和刘汝明部会退回蔚县方向,阎锡山的晋军一部估计前出至天镇,主力与傅作义绥军会师于大同待机。阎百川这个人你了解的,善于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短于指挥作战。他的晋军在内战中就是出名的软弱无能,介山兄你是清楚的,他们几个脑子捆一起也不如你一个脑子转的快。最关键是阎百川把将领都宠坏了,我敢打包票除非傅宜生的部队守天镇,否则换其他人,鬼子一个冲锋就拿下来。可是阎百川还仗着傅宜生打突击呢,怎么可能把主力军弄去守天镇拼消耗?所以天镇方向守不住的,另一个方向是蔚县阳原方向,这里我说了,肯定是察哈尔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和刘汝明部,这哥儿俩既然守不住南口和张家口的天险,更不可能在大败之余,为阎百川死守,恐怕也是一触即溃。蔚县广灵是大同后路,阎百川这帮没勇气冒险的,看到后路危险肯定就动摇跑球了,哥哥,你说呢?”
看着陈长捷连连点头,许谨生就更来劲儿了:“阎百川要是这么一跑,大同会战泡汤了,大同一丢,绥远和山西的联系被切断了,傅作义肯定得放弃绥远跟着阎百川往南退。这样日军可以一路推到归绥和包头,咱们西边就得在陕北和日军对峙了。再说阎百川们,放弃大同后,他就退守雁门关和平型关。这家伙肯定在大营到代县摆出长蛇阵,从广灵来的鬼子在平型关击头,浑源应县的鬼子击尾和腰,其实和在大同一样,这是意志的对抗;看谁敢穿插迂回。恐怕成功的还是鬼子吧?你觉得哪路晋军敢于迂回平型关或者雁门关的敌后?”陈长捷听得连连点头,他说:“中央军特点是正面死顶,晋军怕是顶也顶不住,除了傅宜生,我想不出谁敢迂回敌后的。可是傅宜生是阎百川最后攻击力量,他舍不得用。司令真看进阎百川骨子里去了,我们的主官和部队的软弱决定了三个会战都没法打。不过,日本人呢?他们有那么大胆吗?而且攻克平津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南下,他们会纠缠在山西这个侧翼吗?”
 楼主| 发表于 2017-7-14 17:42:4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章牧野鹰扬之五


许谨生说:“这就是孙子说的知己知彼当中的知彼那部分了。咱们司令当初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司令说这答案竟然隐藏在去年夏天的一则报纸新闻里。其实你们几个也都有应该在参谋局四处的军事参考里面看到过,(军事参考是情报处根据报纸广播等公开渠道获取的有关军事方面信息油印的一份小报,提供给营以上军官开阔眼界之用。)去年夏天,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会见刚从五台山进香归来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你们都看见了吧?”除了巴格拉米扬不读中文,李兴中和陈长捷都想起来了,李兴中说:“我当时是好奇,想知道阎百川什么时候和板垣认识的,于是就问了问,所以有印象,不过这个跟日军是否进攻山西有何必然联系?”陈长捷的眼睛眨了几下,有点儿反应过来了,问我道:“司令是不是从板垣去五台山进香看出了什么?”我笑了:“介山兄不愧是神童,两岁就被当时是你老师的老丈人看中了,订了娃娃亲。那则新闻里写道:板垣参谋长实为一佛教忠实信徒,为表诚意,谢绝阎主任汽车接送之美意,竟然步行一个月,从察东沿着蔚代公路赴五台拜佛,心诚则灵云云。介山对地图的记忆力惊人的,不知道板垣沿着蔚代公路这样慢慢走,会走过哪里,会看到什么。”
陈长捷不愧是活地图,顿时恍然大悟道:“平型关?”。巴格拉米扬听李兴中翻译了我们的讨论,也兴致勃勃起来,一对大蓝眼睛眯缝了起来,对着陈长捷竖起了大拇指,陈长捷谦虚地对他抱拳拱手。
我说:“板垣这小子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去五台山进香应该是先从关东军大连总部坐船到天津后转火车进北平,在北平转平绥线坐火车到宣化的下花园转骑马或者步行,然后就接上了飞狐道。
关于飞狐口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郦食其传》: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战败,想退守到关中。不过,这一想法遭到谋士郦食其的反对,“不能西逃。”他建议 “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製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意图一个是堵塞太行山的各个关隘以及黄河、嵩山一带的各个通道,向各地诸侯显示刘邦掌控中原的战略势态,再就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从这儿南下中原。
       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最终战胜了项羽。
       历史上提到的飞狐道都和飞狐陉有关,但不是一条道
       1.自今河北省蔚县南,沿飞狐峪南行至今涞源县,再南经倒马关可至今河北曲阳、唐县、保定一带,是一般所说的飞狐道。
       2.山西省广灵县东行沿壶流河谷(古称沤夷河)进入河北省涿鹿县河谷道路,就是今天的宣化下花园到广灵的路线,也曾称之为飞狐道。如《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叁年,“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叁百余里。”说得就是这条飞狐道。
       3.北魏孝文帝元宏从山西代县开凿的灵丘古道,此道经过灵丘到涞源,与南出翠屏山的飞狐陉正道相接,由于涞源古时叫飞狐县,所以这条道也称飞狐道。《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记载:太和六年(公元482年)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说的就是这条道。
       4. 唐高宗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说: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誌》也说:“飞狐道,自县北入妫州怀戎县界,即古飞狐口也。”这里所说的“县”是指唐飞狐县,即今涞源县,怀戎县即今怀来县。这条飞狐道就是今天依然走的经九宫口峪过草沟堡到涞源的路。
       从涞源县城出发,经过黑石岭和“四十里峪”,到蔚县城关的这70公里是飞狐道的主道,其它三条都可看作是飞狐道的辅道或延伸。

板垣征四郎去年走了一个月的路,就是我刚说的第二条飞狐道,他从宣化下火车后,就沿着河北省涿鹿县河谷道路过壶流河谷西行去了广灵,再从广灵有公路去灵丘,灵丘西行三十余就是平型关了。如果开战后,我军选择在大同作战的话,日军从北平突破南口,扫荡察哈尔,再西南进发,刚好走这条路到平型关,抄我军后路。走这条路到五台山的话,总共250公里,即使是纯步行,也只用7天就可以走完,板垣征四郎根本不是进香,是一路在测绘,这才花了一个月。这明显是为了大部队山地行军作准备,是想看看这条路能否把重炮等大家伙带过来。
能让关东军参谋长亲自带队测绘的道路,是干什么用的?至少是为了战役级别的意图。阎锡山真迟钝,要是我,就派帮子人伪装成土匪,把他测绘的资料都抢过来。日本人如此处心积虑,思之令人极其恐怖。
板垣征四郎是九一八的实行者,石原莞尔是九一八的计划者;日本陆军夸赞他们是黄金组合,有很多说法,一是板垣之胆,石原之智,二是理论的石原,行动的板垣。现在这个九一八的制造者居然花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走这条鸟不拉屎的山间古道,我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要干什么。介山兄你说呢?”

陈长捷这下子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巴格拉米扬也开口用俄语说:“Luke,你的判断是对的。日本陆军自己善于包抄合围对手的战术,他们对敌人包抄他们的可能性就特别警惕,既然他们主要作战方向是沿着平汉线南下,那么日军绝不能容忍在山西还有强大的中国野战集团军存在,因为中国军队可以轻易地从太行山的井陉、蒲阴陉、飞狐陉出动,切断平汉线津浦线,攻击日军侧后,甚至偷袭北平。明智些的日军指挥官会至少在山西扫荡到太原。确保侧翼安全是铁律。”

陈长捷说:“又跟司令学了一招。看来要去了解你的对手,才能料敌机先。不过我还有第二个疑问,那就是计划中预估西北边防军介入战斗时机是当日军兵临太原城下之时,我们为何不提早介入呢?而且这次陪同中央代表团了解到,我军兵器弹药储备丰厚,连上现役装备,足够三十多个师使用,我们从民国二十年开始实行两年义务兵制度,每年有够六个步兵师的兵员转预备役,开战后我们完全可以召集十八个师的兵员,加上现役十二个师,组成三十多个师投入战斗,以华北日军预估的八九个师团,也就是和我们三十个师打平手而已。要是再加上友军,岂不是可以痛击日寇,甚至御敌于国门之外?”
我深深地看了陈长捷一眼,我说:“你提的问题,就是我要和你们打招呼的,而且这个原则不仅是你们几个要理解,还要让全军、全西北人民都理解。那就是抗战是持久战,我们要准备做长期的坚持,任何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对的。
你以为我们六年积攒了三十个师的预备兵员了不起了?我告诉你,日本可以动用四百五十万的兵员,如果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动员一千万人。装备、弹药生产能力我们和日本差距更大了,别的不谈,子弹年产日本是五亿颗以上,山野炮炮弹年产日本是500万发以上。司令部之所以预估华北日军是九个师团以内,那是考虑到日本没有把中国作为真正对手,不会立刻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而且日军会按照平时的训练体制去训练新兵,这样日本陆军受到预算、兵员、装备补充的限制,没法快速扩充。如果日本对我们真的重视起来,一切全力以赴进入战时体制的话,他有能力在三年内扩充到100个师团的。
而我们这些兵员和装备,每年都会有损耗,兵员方面预计每年有八万人的伤亡,其中有三万人因阵亡或残疾而永久损失,这样每年至少要向前线及时补充三万人。由于西北人口才2000万,我们兵员补充最多每年十二万。作战期间,兵器战损是会特别严重的,有时候一个战役下来,轻机枪就全损失了。我们工业基础弱,兵工厂只能依靠战前建立的酒泉兵工厂的产能,开足产能补充兵器方面的战损,但是毕竟产能有限,我们不是美国苏联,有着强大的机器制造业,酒泉兵工厂想在战时扩产的话有种种困难,尤其是身管火炮受到设备能力局限很大。弹药方面,山炮弹每年才五十万发。聊以自慰的是,中央政府和阎百川等人那边兵工生产能力更差。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必须做长期抗战的打算,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第二年的仗拿什么打,脑袋一热就把预备兵员和储备装备拿出去拼光了,敌人的兵员和军工生产第二年大量上来了,我们呢?亏蚀了老本,到时候我们越打越弱,敌人越打越强,怎么争取胜利?”
发表于 2017-7-18 00:57:28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其实想了想,不想插楼,但先发言表示对射声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关注,今后可以删帖整理小说连载内容。

向射声老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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