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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转帖]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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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7 11:31:04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汝瑰回忆:第十四师杀敌见闻


作者郭汝瑰:当时系第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后为第四十二旅代旅长。

一 从陆军大学到第十四师
我于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期。尽管我在陆大学习时,由于来自杂牌部队川军,受到歧视,又困我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政治科是在武汉毕业的。被认为“思想左倾”,调皮捣蛋,但同学们认为我在学术上还有一套,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曾在公开场台多次讲:“不管怎样说,郭汝瑰的战术是扎实的。”以后连校长杨杰也说,我这个调皮学员,是能说会道的教官材料,故毕业后留陆大当了教官。
一九三七年陆大同学曾粤汉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但他愿意带兵,不愿做参谋长,就把我介绍给该师师长霍揆彰,推荐我接替他的参谋长职务。以便他改任该师四十二旅旅长,得到陈诚同意。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专程去湖南岳阳与霍揆彰见面。五月,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第十八军第十四师驻地常德,任该师参谋长。
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由陈诚掌握,与胡宗南掌握的第一军,汤恩伯掌握的第十三军三军各成一派。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师分为整理师、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师,全国共二十个整理师,装备最好。第十八军辖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三个整理师,在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特殊地位。

二 奔向淞沪战场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到第十四师任职不到两十月,被派往学习。七七事变后,军官训练团结束,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返回部队。八月初越到武汉,得知部队已由常德出发,开赴河北长辛店参战。我们就在武汉等候,然后随部队乘火车北上。谁知到了永年,忽接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于是我们转津浦路向苏州急驰。
车到南京,我和师长霍揆彰一同晋谒何应钦。何向我们说:“得到情报,日本飞机今天将袭击南京,你们要注意防空。”因此我们入暮才开车赴苏州。
部队到达苏州后,我们前往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指挥所。此时顾的指挥所设在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内,因而又见到了在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工作的陆大同学参谋处长童元亮、作战科长史说以及方传进、沈蕴存等。经他们介绍,得知第十西师之所以由平汉路方面开至淞沪战场,是由于陈诚任淞沪战场左翼军总司令,要集中使用他的基本部队。

三 首战罗店
陈诚指挥的左翼军负责防守宝山、杨行、刘行、罗店、嘉定、浏河口、太仓、白茆口、福山地区,以保障张治中的中央集团军的侧背。这是鉴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白川大将派兵从浏河口登陆.抄了十九路军后路,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所以我师一到苏州,即奉命开往常熟,警戒白茆口到江阴一带江面,以防日军登陆。
上海正面是张治中的中央集团军.曾进攻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因防守坚固,未能突入。以后双方陆续增加部队,战争更加激烈。日军向我发起反攻时,中央集团军各师采取街市防御,敌我之间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争夺。日军进展困难,于是阚汉骞的第七十九团迂回包围。第六十七师协同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进攻。不料罗店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河面上的一座桥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封锁。第八十三团虽数度向这座桥拉起冲击,但因缺乏成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来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
造成失利的另一原因是阙汉骞的第七十九团没有严格执行命令。该团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没有立即带领所属三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后也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三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三营的士兵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等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因而顺利到达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缴获了大量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但是正面枪声很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隐蔽起来。
第十四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到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到嘉定去接他。陈诚来到施相公庙后。向师长指示:“指挥所太近前线,天明后日本飞机厉害,须乘夜暗撤退下来隐蔽。”所以,他刚走,师长就给正面进攻的第八十三团下达了撤退命令;对迂回敌后的第七十九团因电话叫不通,撤退命令不能下达。师长茬揆彰与副师长凌兆垚下达命令后先走,我则等叫通了第七十九团的电话,下达了撤退命令才离开指挥部,步行了好几里,在一条河边上追上他们,他们在那里等我。
天明前,我们同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第八十三团已撤退下来,伤亡了二百多人。第七十九团两个营完整地撤了下来,只有第三营未撤下。到下午才知道,因第三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里等待,天刚亮,敌人发现了他们,就用大炮,轻重机枪向他们开火,并用飞机轰炸,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迅速撤退。
第三营来到河边,原来临时搭的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于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第三营营长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时隔不久,日军从宝山登陆。攻打宝山县城。周岩的第六师苦撑一周,伤亡殆尽,奉命后撤,留姚子青营孤军防守,全营英勇牺牲,至为壮烈。第六师后撤后,第九十八师在月浦镇南北一线抵抗。

四 再战南北塘口
由于月浦方面战斗激烈,第十四师奉命将罗店方面的任务交给第十一师和第六十七师,而以其四十旅四个团在顾家角、南塘口、北塘口及以北地区摆成一线,等待前线部队后撤时迎击日军。此时,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不愿继续当旅长,师长要副师长去代理,副师长不愿意。师长问我是否愿意接替。我说,为国家打仗,愿意去,于是我和曾对调,曾当师参谋长,我代理四十二旅旅长。
当我率领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在南塘口时,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正在月浦一线与敌交锋,伤亡甚大,请求军长罗卓英派兵支援,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师长霍揆彰表示愿带全旅或一个团乘日军进攻夏楚中之际,夜袭月浦之敌的右侧背。霍不敢作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谁知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罗说,你没有弄清楚上级意图.不准乱动。我的意见未被采纳,只好呆在顾家角、南塘口.北塘口一线,准备御敌。
月浦离南塘口、北塘口仅十五里,夏楚中师被敌击溃后,我部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九月十三日(阴历八月初九),日军正式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我满三十岁的生日,我开玩笑说,有这样多日本人给我放礼炮祝寿,自感洪福不浅。同时数十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我的指挥所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声震耳欲聋,死神时刻在等候着我。一次,一颗炮弹正落在指挥所房屋内爆炸,尘土飞扬,房上的瓦片稀里哗啦掉了下来,我等竟无一人伤亡。敌人总是炮击后就冲锋,我军如顶住了,他们再炮击,然后又冲,战斗异常激烈。每当下级团营长叫顶不住时,或一部溃下来了,我就走出掩蔽部督战.在这种时刻,我急得满头大汗,汗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
在这次战斗中,我命一个团在正面与敌人作战,另一个团作预备队.若阵地失守,即命一个营进行逆袭,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个团三次就冲光了。充预备队的第八十四团第一营营长宋一中,带一个营反冲上去,被日军打退,我立即命士兵将宋绑起,要将他枪决,他苦苦哀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的就是要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宋营长想,丧失阵地是死,与敌人作战也是死,不如为国捐躯。他又带领士兵冲回去,果然把阵地夺了回来,仅伤亡四五十人,他不仅没有死,连轻伤也没有。
战局危急之时,第八十四团团长邹煜南力主退却,我不同意,决定与阵地共存亡。于是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人各一支,手表一只留给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那位团长看了我的遗嘱后无地自容,即返前线,我亦亲临前线督战。
本来阙汉骞旅在我右翼(此时阙已升四十旅旅长),第六十七师胡琏旅在我左翼。连日战斗的结果,阵地已逐渐后移,但旅部仍顶住不退。于是他们二人来到我的掩蔽部,三个旅长共用一个指挥所。
战斗正激烈进行时,一天。第六十七师前线的一十团长给胡琏打电话说:“我子弹没有了。”胡回答说:“我也没有子弹。”说完就把话筒挂上。我在旁听完后,立即对胡说,这样不行,他借口没有子弹退了下米,你拿他无办法,将来这个帐算在谁头上?你赶快打电话给他.说郭旅长的子弹运米丁,大家分用,赶快来领!我的子弹确实刚运到,给该团领去后,那个团长把阵地稳住了。从此,胡琏对我很佩服,常常说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我能想到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不讲究做工事,战壕挖得不深、不坚固,也很暴露,敌人一眼就能看见。敌人进攻时,首先用炮猛烈轰击一二小时,我军士兵多数被破片杀伤,有些缺乏战斗经验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遭到敌人炮火猛烈袭击时,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隐藏,这正中敌人诡计,将所有炮火对准竹林、小山包打,我军伤亡很大。这时敌人开始冲锋,我们则用轻重机枪猛打。而敌人的“三七”平射炮是专门对付机关枪的,很快就能直接瞄准我们的机枪,加以轰击。第十四师的一个山炮营共有八门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东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渴。一天晚上,我命山炮营长将八门山地集中放列,急袭射三分钟,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敌人迅速用声测,双曲线交绘,很快测出我炮是阵地所在,几分钟后就进行压制射击。敌大小炮(也括舰炮)一齐向我炮阵地射击,象下了四五分钟的弹雨。幸是夜间,目标不准,我仅伤亡十几个人,山炮无损。从此以后.山炮营再不敢集中射击了。师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势装备,两家伙打烂了,就没有了。”
九月十九日(中秋节),我部接到撤退命令,防务交给第四军。这时我旅八千多人只剩二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伤员和炊事员。全旅三十六挺重机枪只有四挺可用,其余概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打坏。唯独一个迫击炮连的炮,一挺也没有坏,且人员伤亡很少。我问该连张连长是怎么打的?他回答说,我把迫击炮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到几十米以外再打,敌人拿我没办法。
在这次南北塘口七天七夜战斗中,上海爱国团体组织了许多慰问团前来慰间,其中有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给前线战士送来了白兰地酒和三炮台香烟等物,何香凝还送给我一件毛衣,以后我珍藏很久。亲人的慰问更增添了前线官兵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五 南翔反击战
我军撤至太仓,经过—个月休整,奉命守南翔。我回任师参谋长,第四十二旅旅长由原第九十八师参谋长罗广文接替。
当我部到南翔时,罗卓英在广德镇指挥。一夜要我去开军事会议。罗卓英说:“剿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专守防御不是办法,主张广西部从到达即行反攻。辞公(陈诚字辞修)要我们研究。”我们研究结果,认为应由南翔到罗店向敌侧面全面反攻,重点保持在广福镇方面。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这时已升第七十九军军长仍兼师长,他的部队在广福镇正面。他认为把部队分成几个波,一波冲到指定目标,即构筑工事,第二波又向前冲。如此各波变换向前冲。直到敌炮兵阵地。他想要他的部队作有限目标的近距离攻击。
十月中下旬之交,广西部队六个师,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的第一五九,一六〇师上来了,即在南翔东发动反攻(实际是反突击),第九十八师在广福助攻。一夜之间,便垮了下来。两广部队战士确实勇敢,但不热悉阵地进攻方法,不知压制敌人火力点,只凭血肉之躯猛冲,故伤亡甚大,不得不撤退。这是淞沪战场上三十月战斗中唯一的一次较大的反突击。
先是九月中,我师在南北塘口把防务交给第四军时,该军(军长由吴奇伟兼,后交欧震)第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对我说:“你们这十仗打笨了,应该进攻。”我说“对。”后来他果然进攻,但攻不动,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上面就说进攻不行。要持久还是死守好。其实并非进攻不对,面是进攻不得法。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时,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枝八枝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而死守,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七天。胡宗南第一军守刘行,三天就牺牲殆尽,独西北军王修身部(地方军),因工事坚强,在刘行顶了九天。
我认为十月下旬这次反突击,不仅方法有错误,部署上错误更大。如果不只在南翔以东对敌人前主要突击方向实施反突击,而是保持主要突击于广福前线(两广部队部署在这里),由南翔到罗店全面反攻,敌人侧背到处有弱点,给敌人“一定打击”是可能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也准备由广福方面反击,但南翔以东正面坚持不住了,故匆匆忙忙对着敌人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以主力对主力的顶牛,不要说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即对等装备也会失败的。

六 青阳港公路桥之战
我们在南翔固守阵地,敌主攻方向是由大场南下,所以第十四师正面战斗并不激烈。
日军在上海作战近三十月,由于我军顽强抵抗,又因港汊纵横,我们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使他们进展缓慢,于是从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张发奎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几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松江、青浦,使上海正面作战的几十万军队有被截断之危。蒋介石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可是我师一直未接到命令。我和较近的第六十六军参谋处长郭永镳(陆大十期同学)通话,问我师是否在撤退之列?他回答说,全部撤退,你们第十四师经青阳港、昆山往下撤。我将撤退命令记录下来,天黑时,全师开始撤退。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袭击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霍揆彰忙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薛岳穿上。薛岳的司令部失守后,安亭起火,公路上十几个师以为日军到此,都横向铁路上乱跑,道路堵塞。幸喜某师有一连来到安亭,命他的部队侧袭安亭之敌,因敌人只是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才得以安全后撤。
在此以前,霍揆彰已升任第五十四军军长,但该军只有第十四师一个师,所遗第十四师师长一职由陈烈担任,我仍任师参谋长。次夜,我与陈烈带领部队撤退到青阳港公路桥时,奉命在青阳港组织收容部队的第八十七师要烧毁这座桥。如果桥被破坏,我师的第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无法过河。所以陈烈上前制止,守桥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陈说我是第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马没有过来。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给我的上级,看怎么办。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收容部队的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把师工兵营调来,把炸药安装好,另派一个连驻守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过桥。须炸桥时,一点火就行了。吴表示同意。但是守桥士兵提出,过桥是你们叫不烧的,应由你们负责防守。陈表示同意。
接着,陈烈派工兵营聂营长安装炸药,做好炸桥准备,又派出一个连到青阳港头岸桥头占领阵地,收容部队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部队仍未过完,我师第四十旅也有一部分伤号尚未到达。这时,混在我退却部队中的日军士兵,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队被冲垮了。工兵营聂营长印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冲过桥来,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本来安装炸药时应准备两套装置,除电机点火外,还要安装导火索点火,作为备用。谁料工兵营聂营长考虑不周,竟酿成如此大错。
公路桥被敌人占领后,我又组织工兵去实行人工爆炸,但我到达前线时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桥头防守更严,我工兵无法接近,致炸桥未遂。以后又命士兵向桥头敌人发起冲锋,虽硬冲多次,均被敌人强烈炮火击退。这时我又命山炮营留下三门山炮及全部弹药,其余撤走。三门山炮同时对准公路桥开炮,持续打了两十多小时,共几百发炮弹,因成力太小,公路桥未被炸断,但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深夜用几只铁壳船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的据点朝霞村。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军朝霞西村附近与日军对垒。附近河岸有一个水泥工事,我部二十多士兵带着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很大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米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打几发炮弹,工事里的士兵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七百人,包括七个营长,战斗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待到战略收容目的已经达到,部队奉令趁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接着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再转至广德。刘湘的第七战区部队到达广德后,第十日师再过誓节渡。这时敌人又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长达三十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终。但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在民族大义鼓舞下,不怕牺牲,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敌人的海、陆、空联合进攻,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他们的侵略气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赞扬和纪念的。

七 淞沪战役的得失
蒋介石打算扫荡上海日海军陆战队,赶日军下海,以保江南半壁,出乎意料地把日军侵吞华北,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转移了,减轻了山西方面和平汉路方面的压力,日军到黄河边就不再向前。如日军力量不分散,主力沿平汉路直打汉口。国民政府便无法西迁了.我在陆大任教时,翻阅在北平对陆大的旧战术教案,见日本顾问荻村的战术想定原案,就有此方略。但蒋介石见扫荡不成功,转为消极的专守防御,等待九国公约日内瓦会议,则是愚不可及的。战役指导上又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带,层层设防,作战又不主动灵活,听任日军飞机大炮集中轰击,消极挨打。特别是敌在金山卫登陆后,还只知投入不足之兵力来堵塞突破孔,还企图在松江地区消极固守,而不知急速在青浦,青阳港等地设置收容阵地,在其掩护下,使上海正面部队退守青福线、锡澄线,进行持久抵抗。
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强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本文摘选自《八一三淞沪抗战》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楼主| 发表于 2017-9-17 12:43:17 | 显示全部楼层
[转载]原国军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将军回忆录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045737195_0_1.html
按:赵秀昆先生别字玉峰,一九一四年生。景县赵官寺乡小刘庄人。幼年曾随叔父赵云鹏在北平就学,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改黄埔七期)毕业,曾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三○年去南京投入国民党军交通兵团。任排、连长,并先后带职考入陆军工兵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后任军令部中校参谋、五十四军上校参谋处长、十八军十八师少将参谋长、军参谋长及十八师副师长。一九四四年冬,奉调到青年军工作,曾任军、师参谋长及整编二○三师旅长。一九四七年冬,蒋介石曾手令调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召见后他以久离北方以情况不熟为理由坚辞。以后改任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一○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调任一一二军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同年十二月随第十五兵团在四川成都附近起义。 参加我军后,长期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编写组长、研究员等。并接受军委委托,参加《中国军事史》编写工作。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及安徽省黄埔同学会顾问。 

一、家世和出身 
  我叫赵秀昆,世居河北景县城东北留烟小刘庄(现赵官寺乡小刘庄),祖父赵萌棠原为农村瓦工,兼作农业,子女众多,家境贫寒,父亲赵云程为祖父的长子,壮年时因衣食不给,曾随同乡跑过关东,及至民国初年我四叔云龙、五叔云鹏在北洋军中作了官,寄钱回乡,置地建房,遂称富一乡。当我记事的时候,财产约有房三、四十间,田约三百亩,外有梨树一园,约十余亩,此外,还与人合伙,在连镇河东开设商栈,贩运煤、油等杂货,商号名“德胜厚”。祖父先后娶过五个祖母,生六子七女。 
  父云程一九五四年病故于家乡,时年八十四岁。母周氏,景县八里庄人,在生弟秀岩时,得月子病去世。 
  四叔云龙青年从戎,曾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及陆军大学第六期,曾任安徽督军府参谋、总统府军事处科长及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少将参谋处长、陆军大学少将兵学教官,一九二九年冬在北京因肝疾病逝。 
  五叔云鹏受四叔的提携,也于青年时外出从军,在任段祺瑞边防军第三师连长时,值北洋军阀在北京创办南苑航空学校,得入该校学习,毕业后被选送日本名古屋航空学校深造,因成绩优异,且很干练,在北洋空军中升迁甚快。先后任过南苑航空学校校长,吴佩孚的直军、冯玉祥的国民军航空司令等职;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投向国民党空军,先后任航空署科长及航空委员会参事等职;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空军退出现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任河北省及北平市航空学会会长,北平解放前,全家去重庆投靠我生活;西南解放后,由我设法介绍入西南军政大学教导总队学习,一九五○年七月因脑溢血病故。他在北洋空军发迹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景县的亲友故旧,受他援引在空军中工作的,先后有一、二百人,略有文化的,学习飞行或任文书、军需等佐属,绝大多数充任机修工人,至今尚有不少人在台湾。 
  小叔云锦,又字世赢,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在国民党军任连、营长及中、上校参谋等职,一九四八年在东北战场中阵亡。 
  五姑云容原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就学,约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她在该校接受了先进思想,参加了共产党。次年到北平,入北大旁听并进行党的工作,旋即受党的派遣到苏联求学,从而和家庭断绝往来达三十余年。一九五八年前后,才与家人联系上,知道她长期在苏联工作,担任翻译和中共与苏共的联系。解放战争后期,随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得到党的同意,未再回苏联,现已八十余岁,离职休息,双目已失明。 
  小姑云贞参加革命后,更名孙素云,抗日战争中,参加县大队抗日武装作妇女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交通部工作,现已离职休息,住在北京。 
  其余各叔、姑均在农村务农。现在我的长辈中,除在北京的五姑云容、小姑云贞外,均已先后去世。 
  我弟兄姐妹共六人,长兄名秀峰,随四叔云龙在北平读书,中学毕业后,因肺病死于家乡。三个姐姐均无文化,大姐秀敏嫁与同乡空军机械工人刘镜亭,姐夫早已去世,其长子刘毅现为新疆军区后勤部师职干部,幼女刘玉书在江西清江县当医生,她现随幼女生活,年已八十六岁;二姐秀清,嫁在阜城县杨家窖吕家,一直务农,早年寡居,现年八十三岁;弟名秀岩,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三期,在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任连长期间,随军去台湾,曾任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等,现已退休,经营商业,一九八七年九月,秘密回大陆探亲;三姐秀芳,现也在台湾,姐夫田霞飞,河北完县人,为台空军中电讯人员,现已退休。 
  我因幼年丧母,无人照顾,且有五叔云鹏的子女,都更幼小,故在我八岁时,即由其带至北平,有意加以培养,初毕业于北平市十三小学,继先后就读于第三中学及四存中学,一度就读于冯玉祥所办的子弟小学(又名育德中学),因顽皮惰学,不是降级,就是开除,故五叔云鹏愤而将我送入军队。先在山东济南张宗昌部教导团当学兵;张失败后,适北伐军到北平,商震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为扩展实力,有意利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底子,命商震在北平办一个黄埔军校北平分校,商原属晋系军人,虽名义上和蒋合作,但暗存戒心,借口如用河北省经费办学,宜用“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名义,目的也在培养个人势力,河北军校于一九二八年在北平黄寺成立,一九四四年蒋介石批准并入黄埔军校七期,校长由商震自兼,教育长先后由方城钺(原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之毅担任。政治教官及部分训练干部由南京军校调来,军事教官多为原保定军校的老教官,如邓毓琏、叶秉甲等。学生大队下辖步兵三个大队,炮、工兵各一个大队,大队长、队长多为留日士官学生。 
  我考入该校后,编入工兵队,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当时北伐初告胜利,学校中政治空气浓厚,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第三党都有活动,我当时年龄较小,政治上无定见,出于同学感情和好奇,和各党派同学都有接触,有位安徽籍的同学章鸾翔(知天),是第三党头头章伯均的族弟,为拉我入第三党,曾亲自带我和章伯均相会,但经不住交谊较厚的同学丁楚源的劝说,在一九二八年冬,加入中共地下党活动,丁原是保定育德学生,那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地下党在学校内的活动,是秘密传阅党的文件,进行宣传和发展的工作,采取单线联系,入党也没有填表、宣誓等形式。学校的训练,全是采用中央军校(黄埔)的教材和训练方式,要求也很严格。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阎锡山疑忌商震与蒋介石过于接近,将他与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对调,河北军校也随之迁至山西太原,阎命令该校并入山西军官教导团,团长杨澄源为阎的亲信,但河北军校仍以原来各队的建制,继续训练,一九三○年春,该校仍以河北军事政治第二期名义毕业,全部分派在晋、绥个部队中服务。我当时分配在驻天津的傅作义军长的第十军工作,同去的约十人,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三人。到天津后,我们地下党三人,住在一个小旅馆内,先设法与地下组织联系上,请示如何工作,表示不想去傅部报道,因为北平有家,想去北平工作。那位同志听后说:“这很好,你年轻,北平有家,便于掩护,那里正需要人!”于是介绍我到北平西四牌楼附近抚州会馆找杨汝杰联系,杨为江西人,当时公开身份是陆军大学第九期的学员,我四婶母当时住西城北草厂后牛角胡同,因五叔赵云鹏一家已迁往南京,空房租与别人,变成了大杂院,杨汝杰听说后,认为不安全,主张我迁住公寓,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我于是迁往西城祖家街京香春公寓,杨每月给我十块钱,作为生活开支,我和杨汝杰接触的次数不多。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一是交待任务;二是要我汇报情况。我没有发展组织和进行宣传的任务,主要是送文件和参与一些大学中的集会以了解情况,这期间工作并不紧张,所以经常和堂妹赵秀兰、堂弟赵秀豪来往,他们都是十余岁的学生,日子久了,他们发现我是在搞党的秘密工作,把情况间接传到我五叔赵云鹏耳中,接二连三写信来要我速去南京,并以找对象结婚和找工作相劝,此时我已不归杨汝杰直接领导,而是由新从山东刘珍年部队调来的一个姓刘的军官领导,适时北平白色恐怖很严重,不时有中共地下组织被破坏和多人被捕的情况,我出于胆怯和革命意志不坚定,就请求组织批准到南京去工作,获得同意后,到天津找到同乡周钧海结伴南行,因为当时正值蒋阎冯混战,津浦铁路不通,我们俩同搭海轮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我五叔赵云鹏处,他这时任军政部航空署军务科科长,正准备参加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参观秋操,劝我说:“干共产党是个人要杀头又要害及全家的事,一定要断掉关系,我这次去日本,设法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上学,你今后除亲友之外,不要个人走动……”从此,我的行动都有家人监视,形同软禁。北平地下组织原介绍我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某人接头,我一直没有去,就这样断绝了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总结参加这一段革命工作是糊里糊涂参加的;糊里糊涂脱离的! 
  赵云鹏自日本回国后,说公费留学经活动未成,私费又用费太重,无力负担,见我已无留恋地下党之意,遂介绍我去交通兵第二团铁道第二大队任分队长(排长)。这个团团长斯立是浙江东阳人,保定六期,陆大七期毕业,当赵云鹏在边防军任连长时,斯任排长,两人关系很好,拜过把子。因而我以后的升入工兵学校和陆大,都得力于斯立的培养。 
  我结过两次婚,初字五叔云鹏包办下,于同乡马书润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杭州结婚,马的父亲曾任景县教育会会长,她本人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生有振伦、振纲两子。因长期感情不合,经人调解,于一九三九年离婚,但解放前孩子教育、生活费仍由我负担;解放后孩子已成家立业,就断绝了一切往来。一九四二年元月,我在十八军参谋长任内,与徐裕惠结婚,她祖籍安徽怀宁,其父徐辛柏在北洋军阀时期,数任山东几县县长,故出生在山东,解放后徐毕业于南京财经学校(一九五二年),并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多年,后因子女多,退职在家,主持家务,教育子女,里外操持,我工作上略有成就,得其力为多,故婚后数十年,情感甚笃,子女七人,长女赵梅、长子赵炎、次子赵鑫、次女赵平、三女赵莉、三子赵森、幼子赵磊,现都已成家立业,各有满意的小家庭和工作。

二、两次升学和加入复兴社 
  我到交通兵团任职时,部队正在河南归德附近参与讨阎冯大战,不久战争结束,随军迁往安徽蚌埠训练,旋该团成立铁道干部教练队,我升任中尉区队附,曾去浙江某县招收学兵,因为副团长兼队长钱宗陶是这个县的人,为了照顾他的家乡人,招了三、四十人回来,这批人后来多成为交通兵部队的初级干部,有的也被派往军校、航校,如吴加叶在军校毕业后,又升到陆大学习,去台湾后曾任师长;陈翰邦曾在航校毕业,任飞行员多年,去台湾后,任空军总部第一署副署长等,教练队共分三区队,每区队百余人,年余结业,办了一期就结束了。
    1932年末,我在该队任职期间,国民党政府仿照日本军事制,创建各兵种专科学校,工兵学校校址在南京光华门外,目的是培训中级工兵科军官,学制一年,由部队保送军校工兵科出身又有一年以上队职经理的在职军官带职入校,我因属嫡系直属部队且有团长斯立的私人照顾,得以和同事谢惟善、黎玉絮三人入该校第一期学习,学校编制不大,校长为蒋介石自兼,下设教育长为林柏森(中将)、研究委员为邓位仁(少将),并设教务、总务器械等管理机构,设员额不等,另设学员队,其队长为上校级;下设三区队,区队长为少校(上尉)级,区队下为三个班,每班十余人,班长由学员中选充,入训学员不过百余人,学员规定都须住校,但有寒暑假,可以返回部队或自行旅游,学习课程以技术学习为主,理论次之,课程中有应用战术、筑城、架桥、爆破、测绘等作业,学校中设有各类教官(上校以上),助教若干。第一期时,战术课系由学校聘任陆大研究院中将主任张亮清及辎重兵学校教育长李国良兼任(战术教官),指导应用战术。我颇得其力,为我不久能考入陆大打下基础。 
  我们在工校学习期间,正值蒋介石创建复兴社,组织所谓死党为其效命,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社会上仍有流传,有的谓之“兰衣社”,我发现其痕迹是在1932年下半年工校学习期间,因为同来学习的谢、黎两人,原来每在假期,都是共同行动,进城游玩吃喝,很少单独行动,后来每到假日他俩各以不同的理由,有意回避我,不久又发现他们经常利用课间去找筑城教官黄德馨等和同学中某些人接触频繁,行动有点诡秘,我就把社会上流传的“兰衣社”联系起来,怀疑起他们,当时在我的心里,是忌妒和羡慕,嫉恨谢、黎这样“好事”不该把我甩掉;羡慕的是他们能参加核心组织,自己轮不上。有一次,我和正在陆大十一期学习的堂妹夫李昆冈谈起这件事,他认为谢、黎参加的可能是复兴社活动,并告诉我最核心的组织曾叫过“力行社”,没有“兰衣社”的名称,并自称是力行社的成员,并说:“你如果想参加复兴社,我可以想法介绍”。 
  工校学习结束后,我回团调任铁道部第二大队第五队上尉队附,部队正在河南明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进犯大别山苏区,铺设明港到河南潢川的轻便铁路。谢、黎则留在工校工作,因交通兵第二团需要人,我另介绍了工校同学王元直、何允谋等到该团任职,部队在河南约半年,1934年夏初,复调回安徽蚌埠整训,同年末,陆军大学十三期开始选考,我又和同事王镇、张祖正、彭邦机报了名,经过初试、复试、四个人都被录取,当时每个步兵师只能选送一人,而交通兵二团一个团就录取四人,这是很令人注目的。原因一是中央直属部队,名额宽些;二是后方部队较为安全,备课方便;三是清一色军校出身,素质要好一些,特别其中象王镇等人,多系军校六期交通兵科出身,该科多为高中毕业生,文化水平较好。陆大的初试,一般部队,由军、师或所在的行营办理,多系走走过场,流于形式,但中央直属机关、部队的初试,则由参谋本部统一办理,其程序规模都与复试相同,因而它们初试能录取的,复试大部能录取。陆大考试的课目和程序,大体是:首先身体健康,身体不合格的,就刷掉不准参加考试;其次笔试,先为普通学科,包括党义、国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和英、德、法、日任选一种外文;次为军事学科包括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筑城学等所谓“四大教程”;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除注意仪表、语言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等常识,口试后,还有实兵指挥一项,这是防止冒用文凭,军佐属来考陆大而设的,其方法是以实兵一排,由考试官宣布课目,应考者进行以口令指挥并纠正动作。因为我只读过两年中学,又是不用功的学生,所以普通学科除党义、作文外,大部分等于交白卷,但军事学科我持年轻记忆力好,死背硬记,我都得到高分,口试、应用战术照规定双倍记分,由于在工校学过应用战术作业,所以这两门我也得到高分,平均下来,仍在中等水平,因而得以录取。国民党军队当时已很重学历,所以流传“黄马褂(黄埔)、绿(陆之谐音)袍子(陆大)缺一不可”,所以考取陆大,就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气概,我那时年仅二十二岁,为同期中最年幼的,陆大课堂座位次序,是按年龄,我列在最后,因而和我同座的有蒋介石特准入校旁听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张弥川、陈明仁、唐云山等人。全期共一百零八人,军衔由上尉至中将,年龄自二十二到四十岁左右,陆大的学制为三年,主要课程为战术、战史、军制、参谋业务、情报、筑城等课目,其中战术为最基本课目,授课方法为想定作业和现地作业,每年照例要实地作业一至二次,分别进行师、军战术作业,每次时间十天到半月不等,外出之时,火车一般是专列,并自带马匹。此外,还要自选外语一门,我选修的为日语,但由于不重视,不用心,三年之后,仍无阅读能力,学校还规定骑术、国术等课,但认真学的人很少,一般学科中有政治、经济两门,由颇有威名的隆孟武、马寅初两教授担任,为学员们所欢迎。 
  工兵学校也系蒋介石兼校长,从入校到毕业,蒋介石没有露过面,陆大则不同,蒋介石也是自兼校长,第十期毕业,十三期入学的典礼同时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讲了话并聚餐,在校中停留半日,以后又多次召集陆大全体学员到军校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听他的讲话,说明他对陆大的重视。陆大实际负责人为教育长杨杰,他出身士官,又进过日本陆大,为国民党军中有名的理论家,其为人较正直,敢说敢讲,人称之为“杨大炮”,不为蒋介石所喜,始终未被重用,最后以反蒋被特务杀害。陆军大学沿清末创办时的期次,传为正统,一至三期为清朝所办,设在河北保定;四至八期为北洋各系军阀政府续办;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接办第九期及特别班第一期,两班毕业后,迁校于南京,招收第十期,并定制每年一期,学校的编制,渐次充实,我在校时该校编制情况大致如下: 
  校长  教育长
  ——国民党特别党部
  ——教务处(设少将参谋以及少数处员处理事务,有中校~中将各类兵教官数十人,并聘有俄(白俄)、德、法籍教官数人及兼课教官若干)
  ——编译处(设处长、及美、德、法、苏、日语翻译官)
  ——骑术处(设少将处长一人,上、中校二人及管理马匹人员若干)
  ——副官处(设上校处长一人,各阶副官、军需若干,负责总务、财务等)
  ——兵学研究院(设中将主任一人,上,中校研究员十余人,选本校毕业生,培养为兵学教官)
  ——医务室(设上校主任一人,军医、护士数人)
  ——印刷所
  ——学员——第十二期 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 第十五期 特别班第二、三期 
  学员各期都不设专职管理人员,仅指定学员一人为学员长,维持课堂秩序。对学员的管理,非常松弛,大部分带有家属。学校不设学生宿舍,自行租住民房、公寓或旅栈,因而有的用功的埋头读书,不用功的利用课余吃喝玩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有学员,对战术这门主课较为重视没有缺课的,有些课因为教官不好,学员就任意缺席,学校难以制止。所以学员中常以“这课上了几成座”以评价教官好坏。陆大三年学习,我属于不用功的一个,惟长于交往,搞了些政治和社会活动。 
  学校中最活跃的政治活动,是复信社在陆大中大量吸收成员。我们同期中旁听生冷欣,系黄埔一期生,是该社的头头之一,所以这期的复兴社活动更为活跃。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之交的一个星期日,同学焦志坚实现通知我在当日上午八时到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去开会。届时,先发给两大张铅印表格,即时填写,内容除一般项目外,有“对领袖(蒋介石)信仰的程度”、“有什么专长”、“平时爱读的书籍”、“耐寒、耐暑的能力”、“有什么嗜好”、“能否服从社的纪律”等等。表收齐后就开宣誓大会,这次大会由刘健群主持,参加宣誓的共一、二百人,多为各军事学校学员生,也有部分军政机关职员,宣誓后交费两元,换取一个“厚生消费合作社”的社员证以代替复兴社的社员证。宣誓几天后,接到通知到十一期彭士量同学家开会,他是小组长,我编在他的小组,不久又改编在十二期朱侠同学的小组,都仅开过一、二次会,改编入本期的小组,小组长先后为林为周、澄靖,小组会每周一次,内容多为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吸取对象等等。我五叔赵云鹏和杂牌军队的军长庞炳勋都想通过的参加复兴社,但没有实现。 
  1936年“双十二事件”(即西安事变)后,是复兴社最活跃的阶段,营救蒋介石和在学校中监视杂牌军队同学是主要任务,东北军籍同学都因而被拘留起来,知道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才得释放。因为我和桂系同学海兢强、孙国铨比较接近,在此期间,曾受命监视他们言行。此外,还参加了复兴社举办的“赴难大会”,大会由贺衷寒主持,他在讲话中诬蔑双十二事变是共产党发起的,号召加强团结,准备赴难,情绪狂热,这是我经历的复兴社活动的高潮。抗日战争开始后,听说汪精卫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反对这种秘密组织,蒋介石不得已宣布将复兴社解散。 
  陆大当时还有青帮活动,源起是国术教官杨某(河北人)宣传张树声在青帮中辈分很高,且张在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张曾为帮办,有一定声望,特别说蒋介石特准他在军、政人员中收徒,以用各种方法团结力量,为蒋介石政府尽力,我出于好奇,和同期同学焦志坚、方仲吾、胡素等人拜张为徒,有一晚,在方仲吾家举行拜师仪式,张要求行叩头礼,我们勉强答应,当跪拜时,不禁笑出声来,张认为不严肃,训斥了一通,以后听说加入帮会是被人鄙视的,就断绝了往来,也从未利用它作过任何活动。此外,我还参加了河北同乡会活动,和特二期同学楚溪春同选为该会理事,借此认识了河北籍的张继、张之江等头面人物,我还和同乡侯绍文、付和平负责会刊的编辑、出版,但由于经费困难,没有办几期就停刊了。 
  这一时期,我感觉是蒋介石政府威信较高的阶段,如“双十二事变”,在其统治区内,城乡军民,确实如丧考妣,极为不安,蒋平安离开西安,消息传到南京,群众涌向街头,鸣放鞭炮,集结游行庆祝,原因是蒋介石的****宣传欺骗了人民,其通知区政治、经济较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所改进,人民生活略有改善之故。蒋介石被迫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后由于四大家族借抗战发国难财,想尽方法压榨人民,政治上仍坚决****,貌合而神离,以致政治日益腐朽,措施乖张,逐渐丧失人心。

三、抗日战争的情况 
(一)、凇沪战场临时任务 
  八年抗战青,我基本的上工作在第一线,但担任幕僚时的时间多,亲自领兵作战的时间少,表现是平庸的。因抗战后军队的膨胀,个人的升迁甚快,有时一年三次升迁。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淞沪大战时,我在陆大学习尚未结束,随校迁至湖南长沙,完成未完成的学业,这期间,第三战区为构筑福山至苏州第二道防线,大本营指定在陆大十三期选炮工科学员六人前往协助,我被派前去,归十一军团上官云相指挥,我们的任务是拟定放手方案,决定炮兵阵地位置及重要工事修筑计划,上官云相对我们很客气,委以我们以高级参谋的名义,并每饭和他同桌就餐,工作不到一个月。计划不及现实,上海前线开始崩溃。我们就借口回校参加毕业考试,经常州,南京返回长沙,这时沿途难民成堆,成群,城市也是一片荒凉,日机昼夜轰炸,一片荒凉景象。 
(二)、任职军令部 
  陆大毕业后和同学孙园铨,海兢强、蔡文治等人派在军令部(原参谋本部)工作,我担任该部第一厅(初称组)第一处中校参谋,分管第二战区作战业务,时值平型关大战之后,蒋介石、阎锡山意掩盖八路军的功绩,来往电文中,都说得很平谈,对社会宣传也不多,我虽是主管参谋,也弄不清真象。 
  一九三八年初,军委会在武昌召集第一次参谋长会议,军令部主办,蒋介石亲自主持,主题是总结前一段执战经验,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亲自率代表团前来参加,颇引人注目,时叶剑英正负壮年,衣着朴素,英姿飒爽,当步入会场时,与会者自发的报以热烈掌声,他在报告十八集团军这一段战绩时,侃侃而谈,实事求是,不虚不夸,令人信服,讲到平型关大捷,一一五师为牵制日军对阉锡山的进攻,在敌后设下伏击因,彻底、干净地歼灭日军二一旅团,缴获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一千余枝,战马五十多匹,日币三千多万元,其他械弹、被服、车辆难以数计,仅军大衣一项,就可以装备一个师团等,对此,与会人员,无不动容,蒋介石座在台上也只得频频领首,我这个主管第二战区作战业务的参谋,此时才明了二战区确有战绩的,应该首属十八集团军,也初步对共产党有厂好感。 
(三)、进入陈系,防守武汉 
  因民党的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老军长陈诚,是蒋的亲信,时任政治部部长兼武汉警备总司令,负责指挥武汉外围的防守作战,陈诚的嫡系十八军,凇沪作战后,扩展为十八、五十四、七十九三个军,十八军军长为黄维,五十四军军长为霍揆章,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为黄埔一期出身。时五十四军驻防武昌,正组织军司令部,参谋长彭旷高是陆大毕业不久的特别班第二期同学,他对我宣传十八军系统有发展的优点,认为我在军令部干没有意思,劝我就任五十四军上校参谋处长。因我初到军令部不久,该部不同意放人,还是经我叔叔赵云鹏托我厅副厅长张秉钧向厅长刘斐说情,才得以批准,五十四军辖十四、十八、五五共三个师,十四师为核心师,因陈诚任军长时,由钱大钧任教导第三师改编而来,是陈系基干师之一;第十八师原系湘系部队,淞沪战役时损失惨重,师长朱耀华因失守大场重要阵地,愤而自杀(站长注:朱氏自杀后为抢救而未死,以后任战区军法执行监,1943年辞职),由陈诚负责整理,编入五十四军,此时的师长为萧文铎,后以十四师副师长李芳郴调任;十四师师长为陈烈,黄埔一期出身,陆大特二期毕业不久。五十五师也是陈诚改编的原湘系部队,此时师长为柳际明。 
  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该军任职,军司令部设在武昌,十四、五十五两个师担任武昌南郊工事的构筑,十八师在汉口北广水附近整训,军司令部除军长(中将)外,设少将参谋长一人,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等处,处长为上校级,参谋处编制略大,设作战、情报、后勤三科,科长为上、中校级,另各设校尉级参谋若干,上尉书记官一人,少(准)尉司书二人,军直属队有特务、通讯、工兵、辎重等营,各师都为两旅、四团制、因而该军处联系编制最大的军之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沦陷,战火迫近武汉,陈诚以武汉卫戍总司令兼第六战区司长官的名义担任武汉外围防御战的全盘部署和指挥,陈任命薛岳为之北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江南兵团总司令,陈诚系各军大部参加了作战,五十四军主力担任了沿江战斗,十四师在江西瑞昌以西陆地防守,十八师扼守富池口(湖北境)要塞阵地,严防日军沿江西犯,军司令部设在阳新以东,日军在攻占湖口、马当地区后,继续西进,迫近五十四军阵地,战斗颇为激烈。 
  八月间,富池口十八师正面被日军击破,师长李芳郴畏罪脱逃,陈诚命令十四师旅长罗广文升任十八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并率残部开往湘西整顿,罗到军部请示时,军长霍揆章决定报请我升任该师少将参谋长,并随罗先行赴任。我到任仅半年之久,得此升众为人所羡,向军长辞任时,他说,“你年轻肯干,人缘也好,希望好好友辅佐罗师长,整顿部队!”我这时十足年龄,仅二十四岁,人们称为“娃娃将军”,所以我到职后,命令文书将我年龄改为二十六岁(一九四零后才改回来)。因为那时的团、旅长多为四十岁左右的人,怕压不住台。
(四)、湘西整训 
  十八师到湖南益阳新驻地后,罗广文将该师人事大加整顿,并接收新兵充实缺额,整编后的团以上人事为: 
  代师长 罗广文(新任)
  参谋长 赵秀昆(新任)
   参谋处主任 林坦然(军令部科长蔡文治向赵秀昆推荐)
   五二旅长 刘刚(留任)
   五二团团长 唐启琨(与罗广文在日士官同学,由军令部科长调任)
   五三团团长 张涤瑕(留任)
   五四旅长 覃道善(由十八军团长调升)
   五四团团长 皮宣猷(由十四师副团长调升)
   五五团团长 邓毅(留任) 
  师司令部人员,大部分留任,但也充实和调换了一部分。罗广义为人爽朗,性格暴燥,无嗜好,重操守,工作扎实,治军严肃。他率我到任后,商定师司令部日常业务和直用部队督练,由我负责,他精力主要用在各团的人事整顿和训练,连长以上人员的调动,他都要过问,并亲自考核干部,终日赤足草鞋,奔走在各团训练场地。原十八师干部嫖赌成风,纪律松弛,他严加整顿,曾亲手枪毙一聚赌的少校军医,当部队由长沙向盖阳行军时,有一士兵私敢民物,他亦命毙之的横尸路上,复以白纸,上书“私敢民物者戒”。因而部队风气大变,十八军中对他有“苦干、实于加蛮干”的评价。 
  我原来是一个散漫、脾气随和的人,在他的感染下,也学到他的作风,军中于是有“师长要杀人,参谋长赶快将刀送上”的讥评,失去刚柔相济的关系。在益阳整训期间,由于罗广文的刚强,还发生了两次轰动全军的案件。 
  一是罗广文素卑视自成系统的政治工作干部,认为他们应该同样受军队主管约束,但师政治部主任熊贻谋(黄埔六期出身)自恃是老政工,有后台,且直归军委会政治部,认为师政治部和师司令部是平行机关,对师长召集开会时,把他列在各处主任一起,认为是看低了他,以后开会就不到或派人代表,引起罗广文不满,和我商量,当部队由益阳向常德开拔时,行军命令有意的不发给政治部,当政治部发觉后,全师己到常德。熊贻谋因此大愤,带其姘头(政工队队员)去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告状,罗广文得知后,即以熊“潜逃”电请军部“惩办”,军司令部也未加考虑,照例批准,罗广文要我处理,我当即派政治部对熊不满的一个政工队男队员,并把我个人私用手枪借给他,去长沙缉拿熊贻谋,原意不过是给熊以难堪,使他不再回部就算了。熟料熊贻谋见来人说出情由且见是自己属下,伸就打手,并逐其出门,派去的人因年轻气盛,遂向熊开枪,击伤熊的胸部。此事引起九战区政工人员的公愤,呈血衣、开大会,要求军委会惩办罗广文,罗又派我去长沙干旋。 
  时九战区政治部主任柳克述曾充陈诚秘书,且陈诚正兼任政治部长,老政工的头头贺衷寒虽然忿恨不平,也不敢过为得罪陈诚,结果对罗广文以“撤职留任”了结此事,公文到达军部后,军长霍揆章为照顾罗广文情绪,未向下转发,但由此老政工没有人敢再到该师任职,却为十八师系统自行委派和调整政工人事开了先例。 
  又一次是在益阳驻训时,有一个伤兵医院过境,在城区有骚扰,商民派代表到师部见罗广文,请求派队去平定。罗又派我办理,我派副官主任刘寅苏率兵一排去办理,伤兵见有部队来、纷纷溃逃,而刘因不愿任此派遣,有气正无处发泄,遂命士兵开枪,街上秩序一时大乱,刘归报系伤兵夺枪,但伤兵医院陈出被击毙伤兵照片,枪眼沟在背后,此案又引起全国伤兵公愤,通电全国,坚求惩办凶手。罗广文和我计议,将一切过失推到刘寅苏头上,并暗中将其纵逃。重庆伤兵总处因怕得罪陈诚,报请对刘寅苏以“通缉惩办”敷衍了事。 
  从以上两事,说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和十八军军部的专横、跋扈的作风。 
  十八师湘西整训期间,蒋介石为架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其总部迁至桃源,将商的嫡系部队三十二军留在江西,而又设二十集团的副总部,以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兼副总司令及洞庭湖警备司令,指挥五四、五三(东北军系)两个军及地方团队,因我与商震有师生之谊,霍揆彰、罗广文曾数次派我去桃源向商震表示好感,商也偕同挂林行营总参议何遂视察十八师部队,对罗的苦干、实干、部队严整,深表赞赏,何遂回到桂林店,曾宣扬罗广文为“模范军人”。 
 一九三九年春初,十四、十五两个师同驻常德,两师高级干部时有过从,十四师师长陈烈有意调我去十四师任团长,罗广文得知后,劝阻我不去十四师,并说如愿意经历团长,在本师也可解决。适军委公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认为旅、团制不适于对付日军,决定编制作一次改革,即去消旅一级机构,每师以三个步兵团,一个野战补充团编成。整编后的十八师,正式以罗广文任师长。具团以上人事为: 
  少将师长 罗广文(日本士官出身)
  少将副师长 李钦若(黄埔一期、蒋介石份从室参谋派充)
  少将参谋长 赵秀昆(黄埔七期、陆大十二期)
  上校参谋长 李文伦(黄埔七期、陆大十四期)
   五二团上校团长 唐启琨(日本士官出身)
   五三团上校团长 张涤瑕(行伍出身)
   五四团上校团长 皮宣猷(黄埔七朗)
   野战补充团团长 赵秀昆(兼) 
  编余的旅长,曾毕业于陆大的,另调他职,非陆大毕业的送重庆将官班学习。
(五)、卫戍重庆 
  十八师在湘西按新编制调整充毕,奉命改归十八军建制,将兵员补充给五十四军其他两个师,保留骨干,到重庆重新接兵补充,一面整训,一面担任卫戍,全军归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指挥,当时十八军军长已易为彭善(黄埔一期,湖北人),参谋长为梅春华(陆大九期,原十一师旅长)。
  十一师为其基本师,师长为方靖(黄埔三期,江苏人),参谋长尹作干(陆大十三期,山东人,原该师旅长调任),其时正暂归八七军指挥,在鄂北与日军相持,另一个师为湖南地方保安团编成的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参谋氏刘爱山,均湘系军人,惟副师长苏令德(陆大特二期,云南人)曾充陈诚武汉卫戍总部参谋处长。 
  一九三九年夏末,十八军由湖南原防分路入川,罗广文率参谋主任乘汽车先行,我率部队由常德徒步到宜目,然后船运到万县,停留约一周,继运重庆,罗广文已将各团驻地勘查好,师部即设在北碚北澄江镇的上马台,而一九九师则驻万县到梁平的公路两侧,其师部驻在分水岭,军司令最后到达重庆,连同军直属部队部驻在青木关附近,国民房稀少,曾自建简易营房不少,当时我和罗广文以能驻扎“陪都”,担任卫戍,很感光荣,于是多方面拉拢关系,经常进城宴请各军事机关厅、处长级人员,有的并以邀游北碚温泉为名,大加招待。军长彭善为了扩大十八军影响,制造舆论,也采用了不少办法,一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组织了一次“十八军将校参观团”,以我任团长,一九九师参谋长刘爱山、军参谋处长王宴清为副团长,由军部及两师选有二十余名校官为团员,分赴成都、重庆两地军事机关、学校部队参观,名义上是“学别人所长”,实质上是去亮十八军的牌子。 
  到成都军校时,院校教育长陈继承要我向学生讲讲“抗战经验”,我哪有什么经验,只好就军令部印发的小册子,东凑西拼的向十五期学生总队讲了一次,其余所到之处,也多为讨好陈诚。尽量招待,参观成都空军士官学校时,除作特技表演外,还令团员试乘飞机等等,十八军还在北碚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全军运动会,规模搞得不小,运动质量谈不上,聘请大学体育教授任裁判,邀请各界人士参观,招待食宿,演剧助兴,共进行三天。因目标太大,第二天日军飞机轰炸了北碚,军民都有伤亡,我和北碚区长卢子英(卢作孚之弟)正座在防空洞聊大,听到声音不对,他一把将我拉入洞内。一颗炸弹正落在洞口,衣物和所坐藤椅都炸飞了,这次轰炸,群众的房屋炸坏多处,十八师几辆汽车也炸坏了,因而事后群众多抱怨不该开什么远功会,使北碚成了被炸目标。 
  刘峙也到十八师视察过一次。其时,罗广文适因办理母丧回忠县家乡去了,由我负责接待。他坦率地说:“重庆事太多了,借机会来休息几天!”虽然他自带炊事人员,假意说不要部队招待,但实际上鸡、鸭、鱼、肉都是部队供给,我陪他几天,很少谈正经,喜欢东拉西扯,别人说他是“庸将”,我看也是名符其实。 
  一九四零年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检阅十八师,为了使何能乘车直达阅兵场,在北碚嘉陵江畔沙滩上平整了一个临时阅兵场,何在阅兵后简单讲了几句话就走了,留下军政部的各署、司长,分项进行视察,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军需署署长陈良、军务司司长王文宣、交通司司长王景录等及随员多人,何应钦素与陈诚不睦,罗广文和我为求得何属下一个好印象,亲自部署招待,这些人养尊处忧惯了,怕爬山、怕骑马,又怕乘小木船,就留在北温泉,名义上是听汇报,实际上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而已,因为表面工作作得不错,且招待周到,这次检阅,得到军政部的赞许。 
  按照十八军传统,对部队训练还是认真的,军部办干训班,轮训团、营级干部,师办干训斑,轮训初级干部,团设教导队,培养军士,十八军使用干部,颇重学历,干部一般必须军校出身,师参谋主任以上幕僚,一般必须陆大毕业的方可,人事制度也能照规定执行,校级以上人事,均报军委会任免,尉级干部,由军处理后,定期报军委会备案。十八师入川后,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霍揆章仍掌控该师人事。如一九四零初,免去我的野战补充团团长兼职,抽任他人,而副师长李钦若到职仅数月,因与罗及我不和谐,愤而离职,霍报请以其参谋长郭汝瑰调任。 
  在这一段时间,我处理过一件事,为李钦若攻击我制造了口实,经过是陶行知先生在北碚澄江镇对岸办了个育才学校, 闻名全国,但经费困难,陶先生煞费苦心,到处募捐赖以维持,他为了搞好关系,避免滋拢,一次借澄江镇公所宴请北碚地区的党、政、军人员,那天到场的有嘉陵煤矿董事长兰文彬(原四川小军阀)、北碚区长卢之英、镇长王某莱和我(罗广文不在部队末去)共约十人,宴后陶先生特事先在对崖备好滑杆请到该校参观,学生开会欢迎,表演节目,我和兰文彬还简单讲了话,该核简朴、生动、活泼的校风,给我很深的印象。陶先生对我说为了对学生实施军训,拟向十八师借废旧步枪十支,用过就还,当时虽传说该校“与共产党有关”,但我以为政府即准许它开办,且在校生多为抗战中收容的孤儿,军训又是为了抗战,理应支援,所以几天后我就借了几十支废存旧枪给该校,副师长李钦若愤而离师后,写了个小报告给蒋介石,除多方攻击罗广文外,说我是“共产党”,根据是“借枪”和看过新华日报。适我有个拜过把子的同学侯志启(黄埔七期、陆大十四期)在侍从空当参谋,将小报告压下来,并通过我速索回借与育才的枪枝才免了是非。
(六)、失宁宜昌 
  武汉沦陷后,日军即在武汉外围各战略要点加强工事,并未积极沿江西犯。一九四零年春,才纠集部队,大举向鄂西鄂北进犯。钟样、荆门先后失陷,沙市、江陵告急,危及宜昌,当时长江上游防司令为郭忏,以李延年的第二军、李及兰的九十四军,萧之楚的二十六罕、周岩的七十五军与日军交战,都有损失,宜昌无兵可防,形成空城,向重庆告急,平委会除命令陈诚立即成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恩施,指挥该方面战事外,令十八军昼夜兼程,防守宜昌,宜昌地势低凹,无险可守,但处在三峡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又不能轻于放弃,故军长彭善奉令后,令十八师仅有一天准备,即船运宜昌推备,担任城防,一九九师随后行动,担任机动,十八师在六月五日开始由驻地出发,乘大木船到重庆,然后以轮船运宜昌,罗广文和我乘第一船率主要幕僚深夜抵达宜昌,在飞机场东侧郭忏的临时指挥所见到郭忏及其参谋长杨业孔,他们正准备东撤,简单地说了一下敌情,知白洋、荆门均已失陷,日军正攻击当阳估计日军将分路指向宜昌,而宜昌原既无兵,更谈不上工事设备。 
  此时,炮声已隐约可田,电讯均遭受破坏,与友军也联系不上,我们当时决定部队一面到达,一面进入阵地,并以五二、五三两团担任郊区防守,五四团防守城区,并作固守和巷战准备,师指挥所设在镇境山(飞机西北角),我和罗广文视察了一天地形,亲自部署了团营阵地。九日夜,各团都才到齐。次日辰就得到情报,日军已推进到土门垭、龙泉铺地区,炮声已清晰可闻,军指挥所设在南津关,一九九师也已配备在小溪塔以西地区。十一日拂晓,日军乘夜迫近十八军阵地,开始以飞机、炮火轮番轰炸,因为工事简陋,部队仅亡甚大,日军从东山寺东侧、西侧、宜昌以东三个方向猛烈进攻,到中午前后,五二团正面被日平突破,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郊区守军被分割,失去联系,且郊区部队腹背受敌,土兵溃退,一部分撤入市区,使市区部队也陷入混乱,加上敌机轰炸,五四团官兵大部队越江逃向南岸,捞到船的的幸免于死,泅渡的不少死于江水中,该团未经什么战斗,既行溃散,团长皮宣猷畏罪潜逃,仅收容残兵四、五百人。五二团除伤亡者外,大部越过黄柏河(宜昌西长江支流)向南津关方向溃乱。 
  在这种情况下,军长命令师长罗广文过黄柏河收容部队,命令我率五三团守镇境山,以便配合一九九师反攻以恢复宜昌。黄昏前,日军集中火力向镇境山猛攻,我所在的掩蔽部,炮火硝烟浓密,呼吸困难。参谋主任汤国城(原主任李文伦已调任广东某部队任团长)喊了一声“是毒瓦斯!”我缺乏和阵地共存亡的勇气,将计就计,假装中毒,自动率五三团放弃镇境山,渡过黄柏河,至此,仅一天的激烈战,就完全陷于敌手。陈诚虽严令十八军恢复宜昌,但十八师已失去战斗力,十一师经过多次作战,末得补充,但一九九师临出发前,将师长罗树甲易为十八军老人宋瑞珂,可谓临阵易将,指挥不自如,故多次在宜昌外围作战,未能达到恢复宜昌的目的,而日军又有进展,占领南律关展以北山地,南侧在宜昌南岸大桥边地区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紧紧扼住三峡出口,军委会遂放弃恢复宜昌企图,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利用山地有利地势,与日军隔山对峙。到抗战胜利为止,五年之久,日军仅以一个加强旅团的兵力,牵制六战区十几个军的兵力,处在互不相犯、和平共处的局势。宜昌的陷落,主要责任在蒋介石及其军委会,事先不重视,缺乏准备,十八军仓促应战,立足不稳,且兵力不足,十八师正面十七、八里阵地无纵深且无坚固工事,部队新兵多,干部素质差,都是战败的原因,我个人年青胆怯,缺乏作战经验,未能坚守阵地,也常引为内疚。 
  宜昌战后,十八军仍奉命开回四川整顿、补充,罗广文为达到回重庆原防的目的,派我先去重庆活动,这经三斗坪,曾经到太平溪六战区前方指挥所诅见陈诚,这是我初次见他,留我并餐,只简单问了问部队作战情况,没有说什么。我到重庆后,首先到军令部一厅二处找到蔡文治(陆大十三期同学,负责部队编组、调遣),说明来意,他同意签请十八军仍各回原驻地。不久,十一师也归建,调往梁山县(现改梁平)整训,同时军部改驻万县,军长并兼任万梁警备司令。
(七)、调职十一师 
  宜昌作战失败,军长彭善决定我去十一师之前,曾约我谈话,大意是十八师上下不团结,主要是师长、参谋长驭下过于严苛,“你二人(指我和罗广文)不能起刚柔相济的作用”,而认为十一师师长方靖对下宽厚胶缺果断,我去帮助他更为适宜云云。对此,罗广文和我都很不满意,但他劝我忍耐,再图共事,盖我自和罗共事后,脾味相投,得到他充分信任,且又相互利用(他利用我是陆大毕业,各方面有广泛关系;我利用他在陈系有牢固基础为人能干必有前途,可以水涨船高),因而曾相约共谋“事业”的发展。 
  约在一九四零年底,我去梁平十一师师到职,在万县碰到胡琏(黄埔四期),他系由六七师旅长调任十一师副师长的,遂同行到十一师。十一师为陈系基于师之一,官兵素质均较十八师为优,但纪律、训练不比十八师,师长方靖资历较深,(罗广文任团长时的旅长),人甚忠厚,但欠干练。我到师后,因人事生疏,任事不比在十八师大胆。 
  一九四四年初,军政部曾派点验组到十一师点检,师里把库存旧黄粗尼军服硬牛皮姓发给士兵穿起来,列队在飞机场阅兵,点验组看惯了瘦骨伶订的新兵部队,猛见整齐、雄壮的十一师,啧啧赞叹,认为是抗战以后仅见的“精锐”部队,回重庆后曾大为宣传。 
  军长彭善对部队虽作了些调整,由于上下对他都有意见,没有保住他的地位,军部移万县不久,蒋、陈即免去其军长职务,改以方天(黄埔一期、陆大十一期,江西赣州人)充任,方的资历和当时十八军几位师长的资历不相上下,有点不孚众望,因之对各师采取谨慎而不大过问的态度,但注重抓教育,在万县葵花寨办训练班,轮训干部和注意整顿军部和直属部队,要求很严格,并发生过以下插曲:副军长罗树甲是湘西老军人,已年近花甲,人又肥胖,方天欲让其离职,又不便明言,就规定每天下陡坡到山下做早操,军长以下都必须参加,罗体力不支,卷起行李回湖南去了。该军参谋长梅春华(陆大九期,湖北人),是十八军老人,资历也很老,和方相处也不甚洽,而梅当时有两个老婆同居一起,小孩又多,因物价飞涨,仅凭薪俸收入生活困难,在军部高参石桢安(士官毕业,四川梁平人)的协助下,用了军部几匹骡马、“法币”几千元作资本,驮盐到梁平换回土产品回万县谋利以维持生活。这在当时贪污横行的情况下,本不算什么事,但事被方天所知,为达到换参谋长的目的,就唆使军政治部主任裘轸向战区告发。战区照例报送军委会,蒋介石批逮捕法办,当时执法总监何成浚是湖北人,经过梅的湖北同乡奔走,加以情节本很轻微,签请无罪释放,赶上蒋介石因别的事发脾气,批了个“焉能无罪”,执法总监部又以判刑七年签请,蒋介石将原拟划掉,批了个“枪决”。梅春华就这样送了命。方天内心含疚,从来不提此事,但“心毒手辣”的名声却落在他头上。 
  在梅春华被捕后,方天曾约我谈话,大意我任过本军十一、十八两师参谋长,又著有成绩,本想请我任军参谋长,但考虑任幕僚已久,应该尽快调控队职,因此想清找推荐一位军参谋长,我想到驻军重庆时,曾和陆大校务处长杜建时(陆大十期,美国留学生,河北人)有过交往,他谈起想下部队,方因杜在陆大毕业生中颇有声望,很为欢迎,但经过联系,末见杜前来,我改荐陆大同学又拜过把子,时任云南五十四军十四师团长的焦志坚(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安微合肥人),焦于这年夏到达重庆,我适因在重庆开会,带他同轮到万县到差,时十一师也已出梁平迁住重庆。 
  一九四一年冬初,第六战区调整部署,将十八军自后方调前方驻防,归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吴奇伟指挥,担任宜昌以西石牌要塞的防守。 
  石牌,是宜昌以西三峡入口处南岸一小镇,两岸均为高数百米的断崖,江面狭窄,国民党海军曾因舰只无法上驶,沉船于此,以作障碍,并将舰上火炮移置岸上,作为要塞火炮,舰上官兵即改为石牌要塞部队,舰长方某(留英海军学生)任副指挥官。另设正指挥官为滕云(曾任十八军旅长),两岸外围部队由十八军担任,以南岸为重点,十八军当时的部署是,以十一师并指挥石牌要塞部队防守南岸,十一师以两个团担任要塞外围阵地的防守,以一个团会同要塞部队担任核心阵地防守,南岸前沿距日军约一公里的缓冲地带;十八师以一个团守外围阵地,与日军用一深山谷相峙,双方说话都清晰可闻,主力在后方利用时间训练;一九九师担任机动,驻防三斗坪以西,军司令部则在三斗坪东侧的黎家湾。
(八)、任军参谋长和石牌守备 
  十八军移防石牌附近不久,又出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即长官部在思施召开一次经理会议,规定军长率军及各师军需官参加,军长方天原已淮备赴会,临时改变主意,派参谋长焦志坚代表前往,他们所乘民客轮,过滩时,缆绳拆断,船受急流冲击,立即翻沉,船上四、五百人生还者极少,十八军除军部军需处长陈铁麟得救外,军参谋长焦志坚及十八军需主任黄宜生尸体都末找到。焦到任不久,遭此不幸,且我与他私交接厚,极为伤感,方天也知我与焦的关系,立即召我到军部商量善后,当时物价一日数涨,规定的抚恤金远不足其遗属生活,故方和我发起在陆大同学募捐,搞了一点钱给其遗属,方天又约我接任参谋长。并说:“我原以为很快可解决你的队职问题,那知两次机会都是上边先定下来了。我已向上级备案,再出缺尽先为你解决,但不管怎样,你先来帮助我!”由于梅春华事件,我对方有戒心,加之焦志坚的出事,当时流传“十八军不利于参谋长”的迷信说法,但“事不过三”(梅以前罗卓英任军长时的参谋长文某因贫病在恩施自杀)。我遵从罗广文的意见,罗力主我接受方的约任。 
  一九四二年冬,我到军部任职,不到两月,十八军又有调整,即陈诚将由三战区调来的暂九军(辖暂三十二、暂三十四两师)番号撤销,改称六十六军,以十八军副军长方靖调任该军军长,十八军副军长以罗广文升任,十八师师长以七十六师副师长覃道善接任,暂三十四师与一九九师对调建制,原师长贾广文调为长官部附员,师长由十八师副师长吴啸亚升任。吴的缺由我调任,但方仍留我兼任参谋长,直到一九四三年夏末,方天去职后,我才到十八师就任。 
  暂三十四师是由浙江保安团队编来的,归入十八军建制后,人事全部调整,团、营长均易为十八军原有人员,仅留用了一个团长王元直(黄埔六期、陆大十四期,湖南人),因他和我在工兵学校、陆大同过学,私交颇好,我调军部后,十一师参谋长由原十八师团长王晏清充任,此后,王又奉调罗卓英远征军长官部去任参谋处长,因而我向方天推荐王元直接任了十一师参谋长,此时十一师师长已调回胡琏担任,副师长胡一则兼任涪陵师管区司令。 
  在石牌守备期间,陈诚曾两次到三斗坪江防总部视察,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季,以作战会议为名,召集师以上于部开会,并单独召集参谋长开过一次会,研究作战、训练问题,一次是视察性质,并个别召见了少将以上各军的干部,事后方天和我开玩笑说:“你要升宫了,某参谋(陈诚侍从参谋)对我说,召见名册上,有的划圈,有的打差,只有你挂划三个圈!”陈诚召见时,所问的不过是部队情况、守备情况和有什么意见等等,当时他虽然对我印象可以,但我以后的发展,并没有得到他的照顾。
  石牌守备将近两年,并没有什么战斗,只记得派过一个加强连出江北小溪塔方向迂回日军后方袭击,但没有什么战果双方前线,相互射击的情况也不多。十八师前沿,双方仅隔一山谷,都靠夜间送饭,常吃冷风。因而经常喊话,双方都不要向火食担子射击,罗广文得知后,才严厉制止。军、师派出的情报人员,无法进入日军防区,日方有意在宜昌北小溪塔不设防,双方情报人员都利用该处作为“情报交易所”,所以得来的情报都是千篇一律,无关紧要。 
  一九四二年夏季,十一师前沿还发生过一件怪事。有一天,日军防地内突然走出一手持白旗的胖女人,口讲日语,经请示江防总部后,直接送往军部,经讯问后,她自称是牙科医生,和宋美龄有旧,要求送往重庆见宋,其它拒不作答。事后了解,该日妇到重庆后,即被特务接去,一般估计,是带来条件向蒋介石诱降的。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政工和党务制度一度改变,即取消军、师特别党部名义并取消军一级政治部。“为提高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地位”,每师增设一个副师长,兼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都称之谓“政治副师长”,十八军的政治副师长大都由本军资深团长中提升,报请军委会政治部任命,多数部队则由军委会政治部调任。 
  两年中战区干训团还举行过两次短期训练班,一次是名为“作战人员训练班”,轮训各军、师团以上干部,以总结“作战经验”为主,也研究一些理论和参谋业务。我则借此机合和长官部各处联系(处长级多为陆大同学),以求工作上的方便。另一次是干训团办了一个军官队,训练团级干部。目的在统一战斗动作和工事构筑等。以三十军(西北军老底子,为孙连仲仅有的一个军)副军长张华棠(陆大特三期毕业,河北人)兼队长,调我兼任副队长,我的陆大同学彭位仁(原七十三军军长)任团教育长主持其事。当时孙连仲任六战区副长官代理长官,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实际负责。三十军军长池峰城是景县人,我们认了老乡,张华棠也以同乡、同学关系多方拉扰,因为他们认为我是陈诚系的,有意交好。我和张同船同车去恩施,我仅带卫士一人,而张则带副官、卫士成群,自带厨师、食品,我沾了光,白吃几天,其随员中有一个叫王玉增的,是当时篮球“国手”,曾在军校毕业,虽任职少校参谋,但实际为了带球队,这次同去恩施,为了陪孙连仲打球而已。 
  经张华棠的介绍,我谒见孙连仲,并同其家人一起会餐。孙也因我是陈系人,特别表示亲切,除在重庆见过几次外,以后相遇无话不谈。他待部下亲切,朴实随便,不拿官架子,给我以较深的印象。三十军调来六战区后,与十八军常相毗邻任防,方天也因讨好孙连仲,曾几次约我去拜会池峰城,池为卖弄其厨师手艺好,多次请我吃过饭,他的作风和孙连仲一样,不拘小节。有一次相方谈天,谈高兴了,双脚架在桌上,在江防总部开会休息时,横卧在长板凳上小憩,方天认为是“粗野无礼”。 
  在干训团期间,彭位仁事无巨细都和我商量,小至生活管理,大至计划及主要课题任教都要我任之,因越过了教务处长和队长、有些人颇有议论,但张华棠却无所谓,一直和我保持良好关系。彭位仁原系湘系军人,进陆大时已当过师长了,因原系保定毕业,和陈诚有同学之情、得其赏识,后经陈诚荐至罗卓英处任副职。
(九)、“鄂西大捷”和常德会战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以来,在六、九两战区接合部及六战区正面,日军调动频繁,准备进攻,江防正面为了加防,调整部署,即以十八军(暂三十四师未参加)全力防守石牌要塞,以十一师防守石牌要塞外围并加强核心阵地防守,十八师由北岸调南岸,在十一师右侧布防,掩护石牌要塞。 
  五月下旬,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破涣洋关阵地,使十八军阵地翼侧暴露,长官部以八十六军朱鼎卿三十二军宋肯堂各一部分兵力增援、反击,但收效甚微。二十五日起,日军开始向十八师阵地冲击,因飞机轰炸,加之炮火猛烈,该师伤亡很大,阵地逐次撤向大朱家坪西南地区,不仅危及军指挥所,石牌要塞形成孤立,虽外围阵地北斗冲经反复争夺,但仍阻止不住日军越过石碑要塞向三斗坪迂回的势头。此时四川境内已无机动兵力,重庆颇为震动,深恐日军乘虚直入四川,军委会及蒋介石命令十八军留下十一师,守石牌要塞,作为反攻的支撑点,其余全线后撒,在茅坪至野三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计划调动兵力准备反攻。江防总部接到命令,一面下命令一面慌忙的向茅坪方向撤走了。我和方天也一面部署十一师如何坚守要塞,一面准备西撤,十一师师长胡琏在十八军一向以“勇将”著称,此时却表现畏怯,一日几次电话给我,希望我和军长方天考虑,理由是:“十一师是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的基础,这样牺牲是否值得?”言处本意,是想和十八师对调任务,他知道不可能后,又做出“与阵地共存它”的姿态并写了“遗嘱”,将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包作一处,送交我准备交其家属。但事后得知,胡琏早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十八师主力在三十一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内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派人侦察,日军也乘夜撤回大桥边原阵地,方天喜出望外,江防总部正在撤退中,电讯不通,派人去追回。情况报到重庆,蒋介石得高兴,亲自指示林蔚(军令部次长)打电话给万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要嘉奖有功将士,速拟一战报直接上报军令部,要大加宣传……”。我遂亲拟战报,用电话上报,经过军令部的加工,六月三日名报遂以“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十分夸张的报导:“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八等六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十四、第十七独立旅团新编成之第十一军。向我鄂西之长江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自上月十八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基地带,我统帅特颁手令(注:无其事)于要塞地带守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实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党国之壮语呈复,故五日来敌屡以密集向我要塞决死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后,子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三十九、第三十四师团死伤之情形。……” 
  如此宣传,显然是为了鼓舞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土气。“惨胜”之后,孙连仲、方天、胡琏、罗广文都因此得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我和两个师参谋也得了“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实际上当时盟军已开始对日联合作战,且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对日军有力牵掣,日军已成强管之末,沿江山险路狭,限制了炮兵和机械化兵种行动。日军是无力深入的,所以作出姿态,是想早日结束战每,以军事手段达到诱降的目的。 
  鄂西战役后,十八军伤亡颇重,石牌要塞守备任务交与三十军,全军移三斗坪以西地区整顿。此时,军内人事又有较大调整,即方天调驻在滇缅边境五十四军军长,军长一职由罗广文升任,副军长遗缺,由十一师师长胡琏升任,罗广文私下对我说,准备保我接任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三年冬初,日华中十三军横山勇部分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湘江。主力指向常德,一部向鄂南的松滋、渔洋关方向进攻,以掩护其主力的侧背。守备常德的为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余程万部。被围困一周,因伤亡过重,被迫突围。军委会命令十八军,受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由三斗坪出发,深入敌后,向澧县方向行动。目的在支援九战区友军,恢复常德,截断日军退路。十八军采取十八帅、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十一师梯次部署的行军队形。日军在其所占地区,因兵力不足,采用小分队固守据点。相互支援的办法及利用小部队巡逻袭扰的手段,以应付十八军,当十八师渡过清沙河,其五十二团团长集合部队讲话,因疏于戒备,受到日军袭击,部队溃散,团长廖志超畏罪潜逃。当时部队士气很差,高级干部也有怯战心理。加之十六师在松滋境大同山顶行军休息时,发现日军百众人在山谷内行动,有人向师长覃道善建议,以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向日军射击可全歼这股日军,覃善怕惹出更大麻烦,不仅不同意,反令部队隐藏,不要被日军发现,当十八军主力进至津市附近时,常德日军已自动撤离常德向公安方向退去,十八军各师均派队追击,但没有多大战果。 
  常德会战后,十八军即留驻常德整训,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改归第四方面军,开赴武汉“劫收”。此后走入****、反人民战场,直至淮海战役被全歼为止。 
  约在一九四四年春末,十八军列为第一批接受美械装的部队之一,为换装准备,军委会在桂林办了个“军委会东南干部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罗卓英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轮训各军师上、中、下各级干部。主要课目为各种美械性能和使用方法,教官全由美军军官、军士担任,每则一个月,其中设有将官队,约三、四十人。 
  我去受训的一次,队长为第十军军长李玉堂(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另两李为李延年、李仙洲),我去时是经长沙、衡阳到的桂林。归程则因日军发动对长沙进攻,衡阳失陷,造成桂林混乱,军民纷纷向柳州、贵州撤退。我好不容易挤上火车,但走走停停,几天才到独山,以后经贵阳到重庆,适国防研究院要办第二期,经郭汝瑰和石祖黄(他们是该院第一期研究委员)的推荐,作为预选对象,需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十四期受训一个月,作为考核,我编在第六队,并兼分队长,据当时在该团任专职队长的我陆大同期同学方仲吾告诉我,我考核的分数最高(根据学习表现和写的心得笔记)。只因时局的变化,该期以后并未举办。 
  我绕道三斗坪回到常德附近部队后,知道在此期间,部队人事又起了很大变化,原因十一师师长胡琏升任副军长后,师长遗缺,罗广文通过方天、郭忏极力向陈诚保荐我升任,胡琏则极力反对,认为我作战经验少,在十八军的资历浅,实质上是胡琏忌我与罗广文关系较深,怕合起来对付他。因而他极力保荐已调任六七师师长的原十一师政治副师长罗贤达调任。相持不下,两者都末准,而以陈诚亲信幕僚刘云瀚(陆大十一期、江西人)调任,罗、胡由此成见很深,暗中互相攻忤。为此,陈诚借罗广文以整顿“滥军队”有魄力,将罗调任八十七军任军长,十八军军长则以胡琏升充。这一场人事斗争,胡琏以胜利告终,我回到部队后,罗广文尚未离任,和我约定,他到八十七军后,即设法将该军基本师的第四十三师师长李士林(保定八期,河北人)调整为副军长,师长由我去接任,劝我耐心等待。我表示胡琏未到职前到四川万县家中休息,罗表示同意,并送了我一笔钱。 
  在我经十一师时,遇到刘云瀚,他和胡琏因交接问题(胡把十一师仓库末交,卖了不少积存军品)也成见很深,表示也绝不与胡琏共事,胡到任后他即请假离职。正值一九四四年冬,日军攻陷桂、柳,进逼贵阳,重庆震动,蒋介石愁于兵源,且为拉拢青年,以较优厚的条件,号召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从军运动,并利用原东南干训班为基础,迁至重庆,改称“中央干部训练团”以选配青年军的各级干部,仍由罗卓英主持其事,刘云瀚遂趁此机会,离开十一师,调该团将宫队 任教官,我在万县久侯罗广文消息,没有着落,由刘云瀚向罗卓英推荐,也调该团将官队任教官。
(十)、参加“青年军” 
    抗日战争后期,英、美“盟军”参战,中国派出一支部队,共同开辟印缅战场,并由英、美直接补充武器,为适应出国作战的特种兵要求,如汽车、装甲、通讯等土兵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国民党军事当局留经从各学校中动员过几千知识青年从军,并名之为“青年远征军”。可以说是最早的“青年军”。及至日军为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侵入桂、黔,重庆震动,蒋介石利用青年人爱国心理,大肆发动青年从军,一为解决兵源窘乏,以应万一;二为和中共争取青年,为其以后大举****、反人民作准备,其用意很深,也不借付出巨额经费。报纸宣传制造舆论,蒋介石讲话号召青年从军还在于锻炼青年,培养干部等等。 
    一九四四年十月,由国民党中央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包括国民党党、政、军所有主要负责人外,还网罗了社会名流如张伯苓、蒋梦麟、英德惠等。并以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藩、康泽、徐恩平为常务委员,规定各省、市、各大学成立分会,指导进行,实际这个组织,虚有其名,一切都由蒋介石直接指示陈城,罗卓英、蒋经国等办理。直至一九四六年初,青年军第一批复员,蒋经国到四川泸县视察时,亲口对钟彬和我说,“我们虽然战胜了日本人,但和共产党的斗争更艰巨,他们善于利用青年,我们不把青年人争过来,就会为他们所用,过去三青团以及学校军训对这方面工作作得不够、不好。所以,决定用此办法,最初还是由叶清(注:托派)建议的,为了使青年更乐于从军,必须按期复员……”对已复员的青年军,放在全国各地,完全由蒋经国掌握、运用。成立国防部后,专门设立了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办理已复员青年军士兵的管理事项。 
  罗卓英所主持的干训团,为编制青年军,是一个机关,两块招牌,一为青年军选配备级干部;二为编练青年军。名称是“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兼任总监,霍揆章、黄维、彭位仁任付监。干训团设一将官队,由黄维兼任队长,方天任副队长,到这个队受训的人,大半是蒋介石指名调来的,如方天、钟彬、罗广文(未去)、钟松、戴之奇、杨彬等等。有的是各方面推荐来的,我去该队,原是调去任教官,见一些受训的人,多是老资格的,因而要求参加受训,经过方天设法,得到罗卓英批准,罗因系陈城系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对十八军干部有所偏爱,借此为陈系扩大势力,全学队员四十余人,陈系占半数,多为在职的军、师级干部,受训时间为四周,课目有兵器训练、军制、战术、战史、国防与建军、政治(时事形势、政治工作)等。一般采用讲演形式,除干训团高级干部担任外,还聘请戴传贤、梁寒操,杨杰等名入担任,除此之外,还请陆大几位教官搞了一次现地战术作业,课程进行的了草,仅具形式,关键性的一着,是训练结束时,蒋介石的一次个别召见,召见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进行,依次入见,每人约三、四分钟,这是我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他桌上已有备好的名单简历,问话很简单,内容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什么学校毕业?”“参加过哪些战役?”等等。对他己熟悉的将领,问话内容则不同。蒋介石召见的次日,即传出蒋介石已因定十八人留在青年军任师、团长,其中有钟彬、戴之奇、刘安祺、刘树勋、萧劲、胡一、黄焕荣、赵秀昆、曹永湘、罗友伦、赵德树、潘华国、孟广珍、赵云飞、肖西清。 
   蒋介石为提高青年军干部素质和抬高青年军身价,规定留任青年军的,都要降职使用,即具有综长资历的只能任师长,具有师长资历的只能任团长,依次类推,中下级干部也均如此。干训团办有各种干部大队,令各部队择优选送,以备挑选,第一期结束后,一方面办第二期,一方面既确定了青年串二零一至二零六师的团长以上人事,以戴之奇为二零一师师长,师部设在重庆附近的壁山;以罗泽凯为二零二师师长,师部部没在四川綦江;以钟彬任二零三师师师部设在四川沪县;以覃异之为二零四师师长,师部没在四川万县;以刘安棋为二零五师师长,师部没在贵州扎佐;以杨彬为二零六师师长,师部设在陕西的汉中。我被指定到二零三师任团长,我得知后,非常不安,因罗广文事先有约,要我去八七军任四三师师长,且在此之前,正值陈城代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军政部全面改组,成立军务署,由方天任署长,也曾有意约我去该署任职。留在青年军任团长,太不甘心。但系蒋介石团定,一时不能摆脱,师长钟彬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劝我说一当团长要脱离须交待,需要时日,如愿充任参谋长,别处来调,拍屁投就走,方便多了,于是我就任了二零三师参谋长,和钟彬同时到四川泸县到任,筹办接受青年兵入伍等工作。 
  到师之后,钟彬大事问问,一殷事都不过问,放手让我去搞。不久,八七军调我的电令到了。钟彬说:“你看我能久待了吗?这个师长迟早是你干,何必一定去那里!”他未经同意,就自己拟电请军委会免调,我就这样在青年军待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初,二零三师人员配齐,其主要干部为: 
  中将师长钟彬(黄埔一期,陆大九期,原任七十一军军长)
  少将副师长姚秉勋(黄埔二期,原汤恩伯部某师师长)
  少将参谋长赵秀昆
  六零七团少将团长林乃宾
  六零八团少将团长黄焕荣
  六零九团少将团长李培(黄埔五期,原七九师副师长) 
  师司令部驻在泸县城区,直属队分驻城区郊区小市和石洞镇。六零七团驻小市,六零八团驻城内泸州中学(学校因抗战停办),六零九团驻区隆昌。 
  蒋经国负责青年军政治工作,其职务是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以他原任中央干校的教、学人员为基干,自成系统,编配和管理青年军政工人员,为装点门面,并邀请一些教授为政治部主任。如二零三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江苏武进入,英国留学生,原为中央大学教授(去台湾为蒋经国亲信,现任中常委及中国时报董事长)。团政工室的负责人为督导员,营、连设训导员,蒋经国历培养的政工干部多为文人,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故在生活、作风、习惯上和军事干部颇多格格不入,但其为“太子”门生,部队主官约束干部遇事让他三分,蒋经国个人和其父作风不同,不拘小节,生活朴实,平易近人,每次到部队视察,自驾吉普车、手携漱洗包,驾驶员、卫士都不带,吃、住也不讲究,给人以较深印象。
  二零三师所接收的青年兵,是川南各县以及川西各县和成都各大学志愿入伍的青年,共约七千系人,全师尚有征集兵(一般壮丁)四千余入,负责输送、炊事等。青年军所采用的编制,是国民党军最新和最大的编制,所谓“驻印军”编制,全员一万二千人左右,编制概况为: 
  师司令部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各处。直属队有山炮营两个(实际上编成只一个),工兵、辎重、通信营各一个,特务连、搜索连各一个,防毒排一个,兽医所一个,野战区院一个,修械一个,军乐队一个。 
  师政治部设少将主任一人,上校副主任一人,并有组织、宣传两科及秘书、副官等事务人员。 
  师辖三个步兵团,每团除设正、副团长外,设团附一人,上、中尉副官各一人,中尉少较军需管三人,书记一人,军械官一人。团辖三个步兵营,另有直属队迫击炮、战车防击炮各一连,输送兵两连,特务、通信各一排,卫生队一个。 
  营设营长一人。辖三个步兵连,机关枪一连,步兵连有三个排,每排三班及一"六零"追击炮班,青年军的装备,除火炮(因缺炮末配齐)外,可谓尽其所有,满足需要,品种有中正式七九步论、比林式轻机关枪、二四式马克沁重机关枪、三一式六公分迫击炮、八二迫击炮、司登式冲锋枪、二七式掷弹简、二八式枪掷弹及手榴弹等等。 
  青年军的待遇远远超过一般部队,事先由总监部会同军令部营建部门进行营房、营具的准备,一部新造,大部利用学校、庙宇、民房加以修缮。士兵一律用水制通铺和设有学习用桌凳,此项费用支出颇大,也为办事人员提供了贪污机会。在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为不影响青年兵生活,即每人每天保证供应:中熟米二十七市两(十六两制)、食盐四钱、植物油六钱、燃料二十四两、蔬菜一斤、肉类一两四钱、豆类一两四钱。按这个标推,已远远超过当时党、政、军一般中下级干部的生活水平。
   青年军各级干部全为学校出身,学习美军所用的“准备、讲解、示范、演习、测验、检讨”一套训练办法,因为青年兵一般最低也有高小(原规定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故部队训练进展较快。政治教育没有什么新花样,不过是精神教育和个别谈话等方式。中心内容,是宣传蒋介石个人,党、团在青年军末开展大规模吸收活动,由于各师编组完成时间不一,训练完成时间也不一致。就我所在的二零三师而论,约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利用新五师(原胡宗南部七十六军的一个师)的架子,调整干部的同时,陆续接收青年兵入伍(一般由县市派人送来部队)。二、三月间即编组完成,开始训练,十月即完成一般训练。因日本投降后,最初曾拟议以青年军去日本充当占领军,曾进行过一个月的特种教育,内容为日、台湾,朝鲜兵要地理、********、俘虏处理、出国须知、宪兵勤务、简单日语等。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仿美国制度,设立国防部,设有预备干部局,决定青年军复员后,即“享受预备干部待遇”,因而规定在完成一般训练后,继续进行预备干部教育半年。其中两个月为军士教育,四个月为干部教育。
  青年军征策办法中,原规定须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条件也有规定标准,但在接收时,则没有严格执行,除有残疾或过幼、过老的,基本上全部接收。二零三师还接收了两批大学从军青年,一批是成都五大学(川大、燕大、华西等)的学生一百七十余人,由燕京大学体育教授林启武率领,一批是在宜宾的同济大学学生三百余人,由教授杨宝林(留德学生,本身也参军)率领,事先就接到总监部指示。说这些学生思想复杂,参军动机不一,要注意管理,师长钟彬和我研究规定,将成都来的,编为师属搜索连,由他在七十一军带来的参谋李忠权任中校连长。李系黄埔十一期出身,读过两年大学。将同济来的学生,作为基于,编入工兵营,营长为曹文安(曾任军校工兵大队上校大队长)。这都是认为他们可能有带学生经验,可以压住阵角。同时,请成都带队来的林教授,暂时不回去,委以“上校体育教官”头衔。 
  这批参军人员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四川大学教授张继正,系张群的儿子,在美国留学归来不久,因为蒋介石重视青年军,将他两个儿子经国、纬国(后任二零六师营长)都安排在青年军工作。张群投其所好,也叫儿子参军。除张外,在成都五大学参军学生中还有罗卓英、顾祝同、杨森、祝绍周(陕西主席)等要人的儿子。至于省主席以下人物的子弟就更多了。因而搜索连一时有“少爷连”之称,经过我向钟彬建议,和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协商,委张继正和同济教授杨宝林以上尉训导员职务,以便协助管理。事实证明,这批“少爷兵”实难管理,营、连长的话,根本不顶用,成了我的负担,经常与干部闹矛盾,违犯军风纪,都需要我去排难解纷。有时还要请出师长来,如有一次,工兵营在编排驻地,集合全营在沙滩上讲话,青年兵不服从规定,竞一哄而散,我去了也集合不起来。师长钟彬闻讯赶来,决心关人、抓人,才勉强达到编排目的。张继正不耐艰苦,其母以专车隔日给他送运牛奶、面包,干了没有多久,就借病走了。但同济教授杨宝林坚持到复员,为蒋氏父子赏识,委以预备干部局上校督导员职务,去台后屡任要职,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正也因青年军关系,去台后成为蒋经国心腹,曾任经济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 
  “少爷”们大都不耐艰苦,多中途而去,只有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儿子祝源远坚持到复员,才返校续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批青年兵即着手复员。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借避寿为名,偕宋美龄乘机到泸县二零三师视察,事先由蒋的侍卫长俞济时带部分人员先期到达,和我们商量如何安排蒋的食、宿问题和警卫问题,当即选定泸县小关门潘寅久(绅商,曾充范绍增部旅长)住宅(花园洋房)为蒋夫妇下榻之地。卧室、会客室、餐室的布置,都是俞济时亲自指挥布置,并由冠生园包办三餐伙食。因蒋系一口假牙,只能吃软食,特令该餐馆试办了一桌,钟彬和我陪前济时也试吃了一餐,指导他们如何改进。蒋、宋到泸县三天,对生活表示满意,还特见了房主潘寅久,约他去重庆作客,称介石检阅全师部队时,钟彬亲为驾车。蒋对青年兵讲话,也颇冠冕堂皇,大意是抗战胜利了,国家转入建设,青年兵是这方面的骨干,要学会一套建设本领等等。其时蒋介石已蓄意发动内战,只是未敢直接讲,借以欺骗青年而已。讲话完毕,与团长以上干部,每人合影一张,以示亲近,拉拢,我将这个照片,曾翻洗不少张,到处送人,以拾高自己,其后蒋又分别召见团以上干部,我被召见时,谈话约十分钟,问了问工作和家庭情况。最后说:“你还年轻,你们师长说你很有能力,好好干,今后会有更艰巨的任务!”……。这是我第二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
  蒋介石还提出要看市容和青年兵营地,忙了我和钟彬的手脚,除立即召来军统、警察周作好安全准备外。我还亲自在师直属部队中选了一批干部和征集兵,换着便衣,杂在沿街两侧人群中,带头鼓掌欢迎,蒋介石事后很高兴,还以为他真深得人心呢。在视察营区时,蒋介石临时提出要和士兵会餐,准备不及,只好有什么吃什么,我从旁窥查他吃下那碗饭是很艰难的。 
  青年军的干部,降职使用,原为提高素质,那知起了相反作用。所有干部,大都卖老资格,且来自四面八方,团结、作风都不如一般较好的部队。特别高级于部不能以身作则。如师长钟彬,经常不到司令部办公,就是来了,也不会超过两小时,不是在家里玩,就是和地方士绅吃吃喝喝,打麻将、跳舞。我有时也被邀请参加,各团长也大致如此。上行下效,以致纪律松弛,青年兵除经常和干部闹矛盾外,驻在市区的,常到娱乐场所闹事,影响社会秩序,有几次都是我亲自带纠察队去弹压,并拘捕了部分青年兵,才得解决,因而和当地军统特务头子周迅予发生过一次纠纷。 
  那时,周迅予以为他资格也很老(黄埔四期),我们应该买他的帐,而我和钟彬以为青年军有蒋氏父子作后台,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们请客不请他,他请我们不去;他替地方劣绅为占用房屋事说情,我们不予置理,周怀恨于心,寻机报复。恰好青年兵闹事给了他机会,他通过军统局向蒋介石打了个小报告,蒋介石通过他侍从室发来一队大意:“据报该师团长以上终日聚赔,致部队纪律松弛,该师参谋长赵秀昆在制止士兵滋事时,被殴打重伤。详情如何。望速查处复电……”我同时接到方天(军政部军务署署长)的慰问信,说明此事在重庆已到处传播,我和钟彬为此事大为恼火,抓住我被“殴打重伤”这一点并非事实(其他应该说是实情)。认为是周迅予制造谣言,当即派人把周找来,周矢口否认是他搞的,钟彬把他大骂一通,并复电蒋介石说来电所云并非事实,是有人有意改造,破坏青年军声誉云云。不久,以把周迅予调走了事。
  在泸州另外还发生一件案子,就是六零七团团长林乃宾和一洗衣妇女发生暖味,被政工人员上控,钟彬也认为不该上控,但为怕和蒋经国发生矛盾,只好将林报请免职,而以该团上校副团长周济民升继团长。但到职时,发现周是抗战中在汤恩伯部任团长临阵脱逃通缉在案的人,电令迅速解送重庆法办,钟彬只好将周私下放走了事。此事说明了国民党军队的混乱情况。 
  青年军纪律差,不仅二零三师,故成为社会五害之一。讥之为“青年虫(从之谐音)”其余四害为“国大代表”、“立监委”、“军官总”、“新闻记者”。 
  一九四六年三月起,第一批青年兵复员,此时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撤销,将已编成的八个师(二零七师在外)分编为第六(辖二零二、二零四、二零五三个师)、第九(辖二零一、二零三、二零六三个师)、第三十一(辖二零八、二零九两个师)三个军,派霍揆章、钟彬、黄维分任军长。青年军第九军司令部设在泸县,军长钟彬保荐我任军参谋长,负责组成军部。蒋介石派胡素(黄埔一期、陆大十三期)为副军长,此时二零一师师长已易为潘华园(黄埔五期、陆大十期)、二零三师师长由原副师长姚秉勋升任,二零六师师长由原副师长萧劲(黄埔六期、留德)升充,防地仍各在原地未动。 
  部队一面整编,一面办理第一批青年兵复员事宜。青年兵复员后的出处,一是继续留在部队,担任军士,个别的任副排长、排长的;二是回原学校就读,给予免费优待;少数有技术和原是职员的安排就业。不能复学和就业的,由各师设职业训练班和青年中学加以收容。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防部成立,对全军再度整编,青年军和全国各军师一样,恢复师,旅制,称为整编师、旅,亦即原来的军、师。青年军第九军改编为两个整编师,即整编二零三师和整编二零六师,军长钟彬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二零三师以潘华国任师长,姚秉勋为副师长,师司令部移重庆原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所在地,辖两个旅,整编第一旅即以原二零三师改编,移驻成都,以我任整编第一旅旅长。
  我在泸县将部队架子搭起来,即向成都开拔;在行军途中,发生了一件插曲,即这时值南京国大代表开会结束。成都的代表搭一大客车由重庆返成都,车速过快,尘土飞扬,引起青年兵不满,致有一士兵以石块向车掷去,击伤了坐在车头的但懋辛(为四川有名的民主人士),他找来团长大骂,并表示马上要电告陈诚。团长事后向我报告.我赶到成都,备了份厚礼,去慰问但懋辛,他表示“我们都是带兵的。这没有什么、注意就行了”算平息了此事。此时,内战已爆发,蒋介石的军队大部用于内战,留在四川腹地的,只有青年军两个旅,是他的嫡系,分驻成都、重庆。所以我去成都后,钟彬将蒋介石的意图告诉我,就是我旅驻成都,虽无警备任务,但要注意四川军阀动向,要作维持治安和防止刘文辉自西康偷袭四川作战的准备。 
  另外,我为便于维持部队纪律,决定部队一律不驻城区,部队到成都后,均利用附近的原军用机场房舍,旅司令部在西郊苏坡桥。
  我为便于维持部队秩序,报请师部批准,将通信连无线电排(未成立)经费与当地一个话剧团合作,组织了一个剧团。经常轮赴备部演出,对部队则严格规定不准进入成都看戏滋事,故在成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乱子。另外,我和副旅长、团长约定,他们负责部队管理、训练。我主要应付地方,掌握情况,因而经常周旋于四川军阀邓锡候、刘文辉、王陵基、王缵绪等之间,和他们的重要幕僚如严啸虎、万里、伍培英、王元辉等拉同学关系,吃吃喝喝。每有宴会,也必相邀,可以说天天忙于酬应,当时军校仍在成都,校长关麟征认为我同属嫡系,另眼相待,我请他到部队阅兵、讲话、表示尊重。并经常相互宴饭和举办舞台,因为应酬多,开支大,入不敷出,我向川西供应局预借经费一部分放比期(即高利贷),副旅长黄焕荣出点子,由他负责会同三个团长各派亲信人员,化装商人,承包部队的副食。再加上扣斤折两,贪污巨款,由团长以上分赃享用,因为我不直接经手,所得远不如他们,事后了解,副旅长和几个团长都发了财,各在成都置有房产。特别当这个旅奉命车运汉中时,黄换荣同几个团长利用运兵车私运鸦片烟,获利更重。为了堵我嘴,当我惜病离开部队时,各团都送了我一笔钱,所谓以蒋经国为“灵魂”的“新军”,其贪污腐败情况,不亚于一般部队。 
  我到成都后不久,第二期青年兵的征集工作顺利,旅直属队和各团全部满额,原因是第一批青年兵复员确实根优待,而青年无出路,家居又怕抓丁,故参军者极踊跃,身体素质较前批为佳,文化水平次之,较第一批青年兵易于管理。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蒋军中特别强调“防奸”、“窃谍”。因此第二团发生一起株连很多的“共产党嫌疑案”。先是该团某连长收容了一个陕北来的少年,甚为活泼,经常和青年兵在一起玩笑和到各连游串,有人检举这个少年是共产党派来的,团长李培小题大做,凡与该少年有来往的都抓起来,报请我处理,我以旅无军法机构,又报请师部,师长潘华国命我就近送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统)办理。事后了解,因无实据,拘押了一段时间就放了。 
  抗战胜利后,经过八年艰苦生活,国民党军队高级干部都根想过过舒服生活,可以说多数人厌战,对国共和平谈判,抱很大希望,及至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民心失望,军心颓衰。如十八军旅长王元直就曾写信给我,大意再打内战不想干了,托我为他在后方图谋一个师、团管区司令,而我当时在成都官不大,但地位突出,生活安适。更怕打内仗,认为和日本人作战,那是民族生存所系,受苦求战死都值得;中国人打中国人,死了和被俘都犯不上,所以暗下决心,绝不上内战第一线,能混就混、不能混就溜,任已预感青年军也迟早难免于用在内战战场。 
  一九四七年夏,整编二零三师第一旅完成了新兵训练,国防部组成以黄维为首的校阅组,校阅青年军各旅。在二十个旅中,我的旅和二零八师王永树旅以“训练成绩优异”得到蒋介石的“传令嘉奖”。 
  此时,蒋经国为掌握已复员的青年兵,派预干局一崔姓官员,持蒋经国亲笔信找我协助他在成都成立青年联谊会,为此我和四川的党、团负责人如黄李陆、李天民等有了交往,他们为讨好蒋经国,对“联谊会”大力支持,成立大会之日,到有复员青年兵三、四百人,黄季陆(四川国民党主任委员,川大校长)和我都讲了话,通过川大的青年兵,我和黄军陆也有些私人交往,当时我内兄徐裕尧正失学,通过黄的关系,插班到川大就读。
    一九四七年秋初,中共军队在华中战场,频频获胜,有袭安庆截断宁、汉联系之势,白崇禧问蒋介石告急,各战场都紧张,无兵可调,无奈将驻重庆的整编二零三师第二旅船运安庆布防,该旅任防不及一周,即被解放军袭击全旅溃散。师长潘华国因此被免职,遗缺以胡宗南亲信将领陈鞠旅继任师长,调二零三师旅长张止戈(黄埔六期,四川人)任副师长。此事对我震动甚大,认为难免不到内战前线送终,对张止戈资历不如我,反居我上,于心不服,故决定摆脱青年军。正值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旅长以上作战会议,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曾单独召见二零三师、旅长,蒋讲话大意是陈师长很有作战经验,要我们好好服从他,协助他。陈也通过我陆大同期同学刘钊铭劝我和陈合作,前途一定很好,我未为所动。我利用在南京机会,找了参谋次长方天,因为他负责人事,借在青年军人事不合为理由,请他为我调整工作,最好是后方的机关、学校。我也和在重庆的陆大教务处长杭洪志联系,表示拟去陆大任教官。我在南京尚未离开,罗广文也到南京有事,他方升任第四兵团司令官,见我后大喜,表示已有信给我,约任他的参谋长,我只好唯唯否否,不好言明是不愿上内战场前线而对他之约不感兴趣。我的堂妹夫李昆冈不久前在陕北蟠龙镇被俘(他原系胡宗南的副参谋长,后调任第一师一六七旅旅长),更坚定了我摆脱旅长职务的决心。 
  我回成都后,果不出所料,接到命令,全旅车运陕南汉中,填补该处防务。二零三师师部也调驻汉中,时潘华围尚未和陈鞠旅交代,我就借病请假回成都医治,旅长交由副旅长黄焕荣代理。
  一九四七年冬末,我接到由师里转来蒋介石令我去南京召见的电报,立即乘飞机到南京。先到方天处摸底,一见面他就说设:“我为你搞了一个好差事,前不久官邸开会时,总统指示我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可靠,要我选一个年轻、操守好的人去充任副司令,陈原是集团总司令调任的,你去任副职,等于破格提升,我签了你、石祖黄(原装甲兵司令、曾任陈诚侍从参谋)、***等三人,总统圈定你来见……”。 
  我原是怕打内战而摆脱部队的,当时平津已在中共合围之中,我如去等于自投罗网,这些话不好对方天明讲,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口就说:“你是河北人吧?”我答以“是”。他问“你天津情况熟不熟?”我答以十几岁就离开北方,没回去过,情况一点不熟悉,蒋略加沉思,说:“你们师长新换,你是这个师的唯一老人了,又新调陕西,防务重要,你还是速回部队,好好会同陈师长,把部队带好。我原想调任你去北方,就不考虑了!”我回到旅社,心情很坏,认为蒋心目中有了“我”,不易摆脱部队。正愁无策,说来也巧,罗广文也奉命来南京召见,因蒋军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部队损失惨重,接受美国人建议,在后方战略要地建立第二线兵团,编组新部队,以图最后挣扎。蒋介石接受胡宗南建议,以罗广文调任第十训练处处长,到汉中负责第二线部队的编组、训练,以作为胡部的后继力量,胡之推荐罗广文,罗告诉我胡有三种用心,一利用罗为四川人,便于得到四川支持(四川人素反对胡);二罗为陈系将领,易于得到陈诚(参谋总长,正当权)支持;三认为罗勇敢善战,对上驯服,便于指挥。罗又再次约我去任参谋长,我认为二线兵团一时不致进入战场,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同意。罗亲书报告通过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呈蒋介石批准。蒋初不批准,又经俞从旁说:“罗原先无参谋长,今新任要职,无人帮忙怎行!”蒋最后才同意,罗广文经西安见胡宗态,我回成都料理了一下家务,然后两人在汉中会齐,开始筹备级建“第十训练处”。这样结束了三年青年军生活。


五、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训练处成立于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垂败之际,自己犹豫徘徊,无所适从,而蒋介石此时愚昧部众的唯一法宝,是宣告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出现,自欺欺人,陆军训练处处长一是专任的,如罗广文即是;一系兼任的,如徐州“剿共”总司令顾祝同即兼任第一训练处处长,军校校长关麟征即兼任第八训练处处长。
  训练处的编制较过去的集团军编制还大,一般处长为中(少)将级,参谋长为中(少)将级,另设少将付参谋长二人,下设一、二组及补给组,组长均为少将级,组下设科,科长为上校级,直属部队有警卫、通信营,另没有干训班一个,以训练干部、军士,干训班附设教导总队一,辖三个步 兵团,相当一个师的编制。 '
  当我由成都去汉中途中,遇到青年军原我旅一些逃归的四川籍官兵,据告仅半个月前,本旅经胡宗南电调,车运去陕北作战,在永丰镇附近,被解放军击溃,第三团团长雷夏电被俘(押解途中泅水逃回),零散官兵有些是被俘后资遣而归的,我庆幸自己离开了青年军,另一方面考虑来日是什么结果,并听说二零三师番号已被撤销,师长陈鞠旅已调任一军军长,胡宗南利用二零三师残余官兵和比较充足的武器作基础,成立五十七军,以徐汝诚为军长(原胡的付参谋长、陆大十二期),辖二一四、二一五两个师。在汉中与罗广文相会后,据告胡宗南对他表面很客气,但暗中想严加控 制,罗对胡素有成见,最怕受他指挥,一系陈、胡相乘,怕胡排挤;二是胡和陈诚一样,好吃人家的部队,罗在中原会战后,曾进入山西南部,防守运城,略有战绩,后又返中原,胡宗南强留下他一个旅(师),罗因此耿耿于怀。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整编时,罗广文到八十七军不久,番号就取消了,罗一时悬起来,态度消极,蒋介石曾想调他去任炮兵学校校长,罗坚决不干,后来适驻重庆的十四军军长出缺,蒋介石以罗充任,该军是卫立煌旧属,部队很老,罗未敢大刀阔斧地换人,罗利用机会,曾到陆大特八期旁听,但为时不久,即东开参与了中原会战,适王仲廉因救援羊山策六十六军不利,致该军被全歼,其第四兵团司令官被免职,蒋即以罗广文升任,我有一次在南京和白崇禧夫人同席吃饭,她知我和罗的关系,吹嘘说罗之升任兵团司令官,系白崇禧力保的,借以进行拉拢。
  汉中地处陕南谷地,交通和通信都不便,而罗广文又急想摆脱胡宗南控制,我就向罗广文建议说:“我们不如以接兵和配调干部方便,以补充便利为理由,即日移重庆办理,一方面发电,一方面行动,造成既然成事实……”罗同意了我的建议,遂留副参谋长李文伦留守汉中,主要人员即车运到重庆,处部即设立重庆山洞的原海军部营台,与陆大隔公路相对,国防部既未复电同意,也未复电不可,算是默认了。不过两个月,国防部命令八、十两训练处合并,称“第八训练处”,罗广文任处长,设在重庆,规定川康编练新军任务,全由该处负责。罗广文派我去成都办接收,大部分人留在军校不愿来,高级人员中仅留原军校政治部主任汪锡钧任付处长,原第八训练处副参谋长载传薪(曾任川军师长)仍任副参谋长。  
  一九四八年四月,新编三个旅均已编组完成,分由吴建新、李维勋、雷鸣任族长,除吴建新系杜聿明保荐外,李、雷系罗广文在十八、十四两军的旧属,其余中、下级干部也多由该两军调来,我也推荐了部分原青年军干部,特别是下级干部,我在青年军职训班和青年中学,一次选调来数百人。一九四八年夏末,训练处改称“编练司令部”,罗广文受命改任第七编练司令,地点明确在重庆,受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及国防部双重领导,正式摆脱了与胡宗南的关系。与此同时,将已改编成的三个旅依次改称二三九、二四一、二四二三个师,并另立一零八军军部番号,作为建制,并以司令官罗广文兼任军长,我调任该军付军长仍兼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军司令部设在四川大竹,派原训练处补给组长汤国城注该军参谋长,主持军司令部日常事务,此时,一零八军各师驻地为:二三九师在壁山、铜梁,二四一师在万县、梁平;二四二师在大竹、达县。
  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主力大部被歼,原属川军番号的各军,相继发拨归第七编练司令部回四川重新组建,除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为该军老人外,七十二军、四十四军分别以陈城系的郭汝瑰、陈春霖任军长,其各师分驻川南、重庆附近,编配干部,接受新兵。除此之外,第七编练司令部还督编过几个独立师,即原属杨森旧部的杨汉烈任师长的三六五(后改七十九)师,属范绍增旧部的罗君彤任师长的三64师及以新编练司令部补给组长谢直(原为罗广文旧部、四川江津人。利用江律地方势力编组起来的部队)任师长的三六六师。先是。解放军在川东北华莹由地下武装随着解放军的胜利形势,有所活动,重庆震动,负责川东“绥靖”任务的绥署主任孙震只有一个军(两师)正在编组,无力任此镇压任务,国防部命令由罗广文担任,而编练司令部不便执行“绥靖”任务,经朱绍良几次召开后议研究决定罗广文兼川鄂边区绥署付主任及大竹指挥所主任,指挥一零八军去镇压华莹山地下武装。罗此时感到兼军长对他有很大不便,有意令我继任一零八军军长,我就是怕参加内战躲到后方来的,而一零八军是最早组成的军,有仗打必定先用它,我避之惟恐不及,故借口这个军的个别师长平时不协调,难以指挥,不愿接任。为此,罗广文曾向场国城发牢骚甚至落泪说:“不知什么事得罪了参谋长,给他军长他都不干了!”而我内心活动,实在也难以明言,淮海战役中,主力部队全军覆灭。我已失去信心,认为失败已成定局,每天犹疑徘徊,考虑的都是个人安危和出处,对“公”事一味敷衍,得过且过,一反过去对罗共事酌泼辣、负责的作风。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夏,我堂妹夫李昆冈在解放区归来(是解教军遣返他回来作策反工作的),借病住在我家,私下和我谈失败已成定局,自己要考虑前途,如无机会去台湾“则官做得超小越好”,如果一定要带兵,就要能指挥得动,必要时“交枪投降”,身家性命可以保全,共产党不滥杀俘虏,他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更加坚定了我不接任军长的决心。此外,陆大在重庆的负责人杭鸿志,是我陆大同期同学且拜过“把子”,关系甚深。一九四九年夏,他在去广州回来对我说:“失败定了,去台湾也没有前途,只有劝罗广文找块根据地,保存实力。必要时还可以讨价还价,借以保全家性命…”。实际他此时已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建有联系,决心持机投向解放军,也曾表示希望我自己搞一个军,他来任副军长。以便达到“保存实力”设想。我曾婉转向罗广文谈过,罗似有所动心,曾要我约杭当面谈过一次,为在哪里建“根据地”合适,罗约我及郭汝瑰详谈过,我认为雷、马、屏(川南)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向南可出滇、越,且郭部驻该处便于住营,于是作出决定,编练司令部先以轮训班迁宜宾,以后方人员及眷属向该地集中,并自行宣布郭为编练副司令官,以就近管理,从而说明罗广文也在犹豫徘徊,但他在大竹对华莹山中共地下武装的镇压,还是不遗余力。二四二师师长雷鸣龙为人残暴,借“窝匪”“通匪”妄杀无辜,人称“雷屠户”。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假意引退,大局己定。白祟禧约罗汉口会晤,罗广文对此都作了敷衍态度。但胡宗南来电的罗广文去西安一晤,罗不能不应付。因为在一九四八年夏,陈诚已调台湾,罗为今后在大陆如何行动,借口去台湾参观孙立人部,去向陈请示,陈告诉他“今后大陆军事可能由胡长官负责,你可多向他请示。刘劲持(任军长,当时驻陕南,属陈系)也要多与联系……”但罗又怕当面提出要求不好拒绝,所以就跟我专程去西安见胡宗南。胡表示的客气,连日宴请,仅谈谈一般部队情况。但有一晚,在宴会后他邀我和他同车去他私寓谈谈,胡说:“目前形势紧张,我们必须作最坏打算,必要时候我想建议总统。派罗司令官入西康,先解决刘文辉,经营西康为****根据地,以待形势变化,希望你们多主语刘部的曲情况,研究入康的办法,今后我们要多联系。”我回重庆,问罗说了一下,罗似也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四川一帮原复兴社分子,想打击王缵绪,抬举罗广文,想使罗在四川党、政、军一把抓,他们也借佰此各谋利益,李天民(三青团干事长)、王元辉(省保安副司令)专程来重庆,和罗广文及我、郭汝瑰、陈春霖等人在罗家中密议数次,并打算组织小团体,以复兴国民党作号召,拥蒋倒王(缵绪),还拟了一个章程,为时不久,时局进一步紧张,这些政客都跑台湾去了,所以也烟消云散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蒋介石为指挥残部,作垂死挣扎,亲自来重庆,部署西南军事,住在山洞林园(距编练部仅一公里)。时罗广文适在大竹,持把我找了去,问了问部队情况。一、二天后,又把我和钱大钧、刘宗宽(长官公署参谋长)一同找了去,命我将地图铺在地上,蒋以手杖指点说:“现在胡主任已率部退向汉中,主要兵力防守秦岭但甘南武威地区形成缺口,如共军由该处入川,不但截断胡部后路,四川也受到威胁,现在决定要罗司令官率部一零八、一一零两军开赴甘南布防,你们尽快研究行军路线……”罗广文赶回重庆,蒋介石召见他依了同样指示,并决定要罗带刘宗宽、邱渊(补结区司令)和我乘专机去汉中,与胡宗南协商作战指挥和补给问题,时李昆冈尚在重庆,胡宗南令其付参谋长贾贵英数次电话络我,要李昆冈和我仍同机去汉中。在汉中停留二日,罗以不愿舍弃在四川部队,故坚持作为临时任务,由胡指挥,坚持原西南长官公署隶属和补给关系,胡不得不同意。同时,胡留李昆冈任其办公厅主任。 
  九月初,两军正向川西北方向行动,先头已及绵阳,解放军已解放贵阳,势将入川,蒋介石又令罗广文率两个军转向贵州桐梓,堵截解放军,并明令编成第十五兵团,以罗广文兼任司令官,指挥一零八、一一零、四十四三个军在川黔边境布防,蒋介石在重庆召集所谓最高军事会议,参加的有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及军长以上人员,蒋介石在此时仍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老调,没有新的内容,与会人员,都很感失望。就在此时,蒋军内部,还再勾心斗用,争权夺利,重庆开会期间,罗广文曾宴请胡宗南等人,到场的除胡外,有宋希濂、何绍周、韩文焕、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和我等人。宴毕,胡说:“这个地方(一个私人住房)很好,明天罗广文兄只备茶点,我们再在此处聚会一次如何?”别人当然没有异议,届时,胡宗南发了一阵牢骚,责怪张群对西南防务没有准备……。言外之意,要大家共向蒋介石建议,推胡宗南主持西南军事,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一堆意见,刘伯龙指着郭汝瑰和说:“你们两位参谋长,负责起稿,我们立即署名,送呈总统!”我和郭商拟了一稿,宣读同意后,由我缮整,即席署名,推宋希濂、罗广文去林园面呈蒋介石。
  此会结束后,蒋介石为壮大声势,命令西南长官公署尽量再扩充军力。其时顾视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也己到重庆,经钱大钧与顾协商,以罗部三六六师和空军特务旅艾绍衡部组成一一三军。当时很多人想抓点实力,当作“应变”资本,想逐鹿该军军长的有六、七人之多,据长官公署第一处处长董俊英告诉我,备选的有刘宗宽、吴鹤云(国防五厅厅长)、戴高翔(四川军管区副司令)和我等在内,以钱大钧和罗广文力争,才决定由我充任。命令发表后,我即请委编练司令部副参谋长罗泉任军参谋长,着手组织军部。而罗广文此时忙于布置防务,无力顾及后方,不得不仍由我兼任编练司令部参谋长,负责一切后方事宜,因三六七师仍担任着飞机场警卫任务,我并没有掌握起来;三六六师又由长官公署直接布防在江律担任防务,军部等于空架子,我工作重点仍在编练司令部,为罗广文进行各方面的联系。而罗广文自己,在情况日渐紧张下,也呈现慌恐不安,一时想把高级干部送往台湾,一时又怕影响军心,下不了决心。我则企盼罗能识时务,不要和解放军硬拼,必要时投降,借以保全官兵性命。每当和他谈及这个问题,他总是避不表态,并向他亲信部属发牢骚,认为我经常收听新华社广播,并加散布,自己动摇,也影响了军心,以致有入主张设法将我调开,而罗认为那样作,影响太大。但他自己,也隔段时间就问我“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长期听新华社广播,有一个过程,即当汉口解放后,扫荡报登了一篇访问记,大意是“第七编练司令部参谋长赵树德(官衔是我,名字是七十二军一师长)日前去万县视察部队,遇到有汉口逃难出来汉口某街的某某(有名有姓象是真的),谈到共军到汉后,烧杀和共妻等等情况……”我既未去万县,所报更非事实,我于是责问扫荡报,他们的负责人答复,是因宣传的需要,事先未征求意见,甚至把名子都搞错了,向我再三道歉,我于是知道政府官方的报纸,完全是造谣,战报也是颠倒黑白,极不真实。我借了解战况发展,命通信人员将一具无线电机置于我卧室内,按时收听新华社战报,经过对照,新华社的广播,推确可靠,但对中共进军的迅速,更加不安了。罗广文对我的意态消极,甚为不满,因而相处不如以前融洽,有事他深伯我知道,如他的同父异母弟罗广宾,是个进步青年,与其兄素无往来,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在成都被捕,罗父到重庆要罗设法营救,罗就末向我透露真相,而暗中要情况科长林茂(军统)去营救,终因罗广宾不肯写自首书,到重庆解放时才逃出磁器口监狱;又如临近重庆解放前夕,罗广文旧部陈济生(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是刘伯承司令劝促罗广文起义的密使,经过千辛万苦,到了重庆,通过兵团副参谋长贾应华将信交罗,罗将信焚毁,并瞩贾不要告知任何人等等。惟在重庆高级军事会议之后,七十二军军长回沪县防地,道经编练司令部,对我说:“时局如此,陈明仁都湖南起义了,我们犯得上拼命到底吗?应当怎么办?你该和罗司令官多研究研究啊?”
  我知罗、郭交谊索厚,故信此向罗说:“是该考虑前途的时候了!”罗也告我,听长官公署政工处处长陈国如说,邓文仪对他说“郭故瑰与共产党可能有联系,靠不住……”,罗遂对我说:“你电话约郭来重庆谈谈。”但郭借故推辞不肯前来,解放后郭对我说,他也知道邓文仪已知道他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怕被拘押,不敢再来重庆了。 
  由于宋希濂部在川鄂边境的连连溃败,罗广文仅率一零八军及一一一师布防于南川以东白马山以北到长江南岸一线,以兵力单薄,军心涣散,实在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蒋介石除派蒋经国到部队慰问外,还派待从参谋胡伟达陪同日战犯——原华南方面军参谋长本斋腾指导布置防务,可见蒋介石穷极无策荒谬到什么程度!但因起魂无术,十二月十五日,一零八军与解放军接触,稍经战斗,二四一师崔百川团,阵前起义,全军向南川溃退,部队失去掌握,成了各自为战,边战边退的混乱状况时,蒋介石尚在林园,每日命人向我电话问罗部情况。当二十九日罗广文到达山洞编练司令部后,蒋介石十分钟内三次电话催罗广文往见,罗甚为惊慌,对我说,“此去凶多吉少……”。但罗见蒋时,他关心的是前方情况,并无责备之意,只是规定罗改归杨森指挥,沿重庆、遂宁方向向川东北撤退,沿途收容部队。罗广文当夜和我商定,我率编练部及一一二军按原定计划,向宜宾方向行动,与郭汝瑰会合,再图后计,他率十五兵团司令部队向川东北行动,收容部队,然后也设法转向川西南,与我会合。次日,我率部车运到内江后,传说去宜宾公路已不通,且由于我的私心,因家属已先送往成都,决心改向成都行动。我到成都后,曾多次到国防部打听罗部和郭汝瑰处消息,都因电话不通,没有结果。国防部第二厅第二处处长孙伯先(原西南长官公署参谋处长)对我说:“现在大势已无可为了,你的军既未掌握起来,可找总长(顾祝同)、副长官(钱大钧)要飞机座位去台湾吧!罗司令官在重庆附近打得不好,总统很生气,前天开会时决定要惩办他,还是蒋经国说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住,才末再提了。”
  孙又告诉我,罗部正向三台行动,约八日晚可能到三台,我在成都还见了胡宗南,他也在打听罗广文行止,也遇见李昆冈。李叹息说:“未经我同意,胡先生把秀兰(我堂妹)偷偷送去台湾了,我是欲罢不能了,你家累重(我叔叔赵云鹏一家、岳家老少三十余口靠我生活),还是设法劝罗广文投降,比去台湾好……”。因为他曾在解放区近一年,有体会。知道共产党来了并无危险,我深信他的话,故决定去迎会罗广文,以商行止,我十二月八日辰专车去三台,见到罗广文,知道了收容约万余人,并知道郭汝瑰已在宜宾起义的消息,我趁机劝罗广文起义并把蒋介石要惩办他的稍息告诉他。罗虽很生气愤,但总党这样做对不起蒋、陈(诚)。我们三人谈了一夜,反反复复,下不了决心,我看他是拉不下面子,就出了个主意说: “咱俩都退居募后,将一零八军军长以李维勋升任,由他出面起义,以庇护我们和全体官兵。”罗最后同意了我这个意见,当面命令我起草致蒋、陈辞职屯大意“奉令编练新军,但临战时只指挥一个军,正面危而兵力薄,以致失败,有负栽培无颜再行恋栈请辞本兼各职……”并找来电务员,伤即译发,但到天亮罗又反悔,对我说:“我和你情况不同,共产党饶不了我,丢了棒棒狗咬人,不管弱多少人,我还是带着向西康准备拼到底算了!”我遂表示如果这样,就不愿再跟着跑方向走了,建议将编练部及一一二军军部撤销,以充实十五兵团部,自己携全家留成都待变,罗也表示同意,并说不愿再成都露面,要和顾祝同、胡来南保持联系,以了解情况。
  十二月中旬,罗部已到新都,三六六师顾长谢直率残部五千人到了成都,我将自己的意图告诉谢。谢即表示自己也已与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并主张用我一一二军的名义率领起义,我当此时刻感与罗公友谊私交,背着他这样做,有些“不义”。反劝谢到新都和罗部会合,相机劝劝罗,且此时原编练练部政工处处长谷若虚(留在重庆未来成都)受陈锡联司令员派遣,到成都来策动罗广文起义。先期遇到成都一零八军二四一师师长汤国诚同意我的主张也末回部队,遂由我拿了点钱,安顿了谷若虚,并同他商定如何劝罗起义办法。 
  这时,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宣布起义,蒋、胡先后逃离成都,罗广文残部退至郫县,原计划经祟庆西边逃道路已被解放军所阻,不得已在十三月二十五日通过邓锡候发电表示起义,在起义问题上,罗认为我影响了一些人,是扯了他后腿,对我有埋怨,所以在起义通电上,邓主张列上我的名字,罗表示我人不在部队,末予同意,我则认为那样劝他早起义,他不肯干,如今依附四川军阀起义,是无出息,因而不愿再和他见面。还是罗在起义后数日,亲到我家,连呼“惭愧”并说“尔是主张起义的,今天起义了,你如何能不回去!”其时,有人向贺龙司令控告罗广文侵吞了大量黄金,黄金的来源,是我经手,罗广文希望我主持一次营长以上于部会议,说明黄金来源并研究处理办法。当重庆紧张时,蒋介石以为金钱激励人心;批发罗部十万银官邸去领来了;那知数日后此批条又转到财务署,他们以为没有发,又通知编练部补给组去领来一份;当时币值一天数贬,我遂命军需人员将其全部换成黄金,约近三千两左右。我主持开会时,首先说明黄金来源其次说明黄金一两未动,然后经大家提出处理办法(这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共有规定,宣布起义之月起,就不能自动处理财务)。最后决定送二百两给罗广文(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时,由其妻虽交成都人民政府了),军、师、团部各给公积金若干,所有眷属,不分级别各给黄金五钱,分别在重庆、成都发放这批黄金,我个人末多得。原因是罗广文听别人传闻,我将一一二军所有经费都未发卞,而自吞;认为我有钱了,所以没再多多给我。事实上各师经费都已直接领去,未经过军部,我所贪污的,只是军部开办费一万元银元券,我在编练部预领了一份,又领了一份,而所有经费开支,又是和编练部混用,因而这两万元银元券,换了五、六十两黄金,为我个人留作应变之用。当时已听说重庆原陆大旧址,西南军区己在举办高级训练班,我就向罗广文要求,保荐去受训;遂与该部高级人员谷炳奎(一一二军副军长)、谷若虚、汤国城、吴尧春(二四二师团长)等人,先期回到重庆,一九五二年三月去山洞西南军大高级研究班第四期受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新生道路。 
  这里,顺便谈一点我同几个人的交往:
  我和蒋氏父子,发生直接联系,始于抗战末期在青年军,蒋介石曾多次召见过我,可能有一点好印象,所以几次主动圈定我职务。如济南战役后,整编八十四师在济南起义,蒋曾手令国防部,大意“八十四师着在湖南衡阳重新组成,师长以赵秀昆、刘廉一(还有二人)择一充任”,当时处理将官人事的第一厅厅长毛景彪,是我陆大同期同学,电告我去成活动,罗广文不同意我去遂作罢。蒋经国和我从无单独谈过话,但在应酬场合,多次会面,因方仲吾以宁波人关系曾被蒋经国约任中正干校大队长,相处不好,方告我与小蒋最难处,故我有了成见,对他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和商震有一些往来,我是他所办军校学生中最早进入蒋介石嫡系军队中之一,因而我在工校、陆大读书期间,商来南京,必定会面一、二次,他也有意要我为其制造舆论。其后我到五十四军,又归他指挥,我曾为之调和上下关系。以后,他被调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和侍从室主任,和蒋建立了亲密关系。河北军校在重庆同学,曾请他为该校取得黄埔学籍,商为之签请。在一九四四年底,果得蒋介石批示作为黄埔七期直属大队学籍。但由于复兴社分子袁守谦、贺衷寒等的阻挠,迟迟不予登记。当时我在重庆,在商的授意下,多方努力,从中周旋,终于在一九四八年才重新办理登记。 
  在陆大同学中,我与焦志坚关系最深,主要脾味相投。陆大毕业后不久,适我堂妹夫李昆冈在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管军事)任组长,嘱我介绍一个同学去任参谋,于是我推荐他前去,干了不久,他嫌级低(中校)又想到部队,我又向霍揆章推荐他任五十四军五十师参谋长。他在任十四师团长时,我再次推荐他任十八军参谋长。过重庆时,我适同刘峙夫人介绍的一位李**恋爱,焦志坚认为家庭和本人条件都不理想,劝我作罢,并介绍她姨妹妹徐裕惠(即现在的爱人),当时年龄不大,正在读书,并末认真考虑,但焦到十八军后,不久遇难,军中有了解情况的同事,将旧事重提,为照科焦的遗属,主张我即与焦的姨妹结婚,即由方天主婚,周喦(当时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证婚,在四川与徐裕惠完姻。焦志坚一家即由我照料到解放前为止,其一女直至解放后仍随我生活,到考入大学为止。
  李昆冈入陆大前,也是交通兵团保送的,系黄埔六期交通科同学。李入陆大特一期,当时末婚,经我的同事赵桂森介绍与我堂妹赵秀兰相识,一九三六年夏在北京结婚。他初经林蔚赏识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后又改任张发奎四战区参谋处处长。不久,调任胡宗南的副参谋长,在任一六七旅旅长时,在陕北蟠龙被俘,经解放军教育后,遣回策反,他确实作了我的工作。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策略有了解,敢于不进台湾,积极策动罗广文起义。甚至安心当俘虏,实得力于他。李昆冈去台后,因有被俘虏一段经历,颇不得意,一九八五年病故于台湾。


六、高研班的改造、学习 
  我在一九五○年三月,到重庆山洞西南军大高级研究班第四期学习,主要是思想改造,初步建立革命人生观。该枚校长兼政委为刘伯承,副政委为余秋里,教育长为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为刘华清。辖高研班及教导总队,高研班收训的是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的团长以上人员,教导总队收训的为俘虏或流散的国民党军中团长以上人员。学习的主要课程为社会发展史、中共产党史和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学习方法采用讲课与讨论,并适当的结合劳动以树立劳动观点。班主任为朱家恺,政委解长林,下没三部,第一部以原陆军大学人员为主;第二、三部以收训起义、投诚人员为主。各部分三班,没班主任、政委,每班五至六个组,组长由受训人担任,每组十多人,我分在第二部第五班,担任第一组组长,同组的除原罗广文部谷若虚、杨国城、吴尧春等人外,还有陈洪谟、王若坚等。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所作所为,交代和认识历史。学习的时间虽不长,但收获颇有“得道恨晚”之慨。由于我学习认真,被提早安排工作。当军委“陆大筹备处”来西南选人之际,我第一批被推荐,同批三十命人,由刘文华同志负责,在重庆经过短期集训,即乘轮船到南京开始新的生活。 
  在西南军大高研班学习期间,西南军区领导召见和宴请原在西南蒋军中将级人员(或职务相当的),共有三十余人,由教育长徐立清率领前去,得以识见王新亭、李达等将军。 
  当我去西南大学学习的同时,罗广文率余部万余人奉命自资阳开重庆,然后沿运东下,开赴浙江全华整编。不久罗广文个人也到南京华东军区待命。罗一九五三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转业,任山东林业厅厅长。一九五六年冬,因脑瘤病死于山东济南。他工作时间很短,但认真负责,跑遍了山东的山山水水,给山东人民留下较好的印象。

七、军院教学生活 
  到南京后不久,“陆大筹备处”结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以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陈伯钓任副院长,陈士渠为教育长,钟期光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为全国解放后创造的第一所高级军事院校,组织规模庞大,聘苏联顾问任教学指导,教员队伍系选自华北、华东、西南国民党队中起义,投诚的高、中级人员。 
  院办公室由秘书长领导,设训练部、科学研究部和编译室从事教学工作;设物质保障部负责物保工作,政治部除组织、宣传部外,另设政治、文化等教授会,各军事教授会为教学的实体,出院长直接领导,与训练部协调进行教学。共有:战役战术(后改称合同战术)、司令部工作。战史、炮兵、装用、通信、后方勤务、地形、队列等教授会,其中以战役、战术教授会人员最多,曾多至三百余人,学员各系也直属院长,设系主任,系下分班,每班学员约百余人,初办计有高级速成系、基本系,以后相继设立炮兵、装甲、空军、海军各系(五十代后期相继分出另建院)。基本系学制三年,一年学文化及队列教育,两年学军事,速成及其他各系学制一般为两年,各教授会主任,各系主任多为中共久著战绩军以上的老同志扔仟,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逐步了革命的道理,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加上新旧对比,认识到“新旧军队两重天,人民军队爱人民”。启发我以百倍的热情,十分的努力,自觉地为人民军队的教育工作,尽其锦薄响,他善于作思想工作,建院之初,他对学院当时两大思想问题,多次亲自讲解,加以解决。一是有些高中级学员,认为打下天下,是有功之人,骄傲的认为有丰富曲作战经验,不重视学习不习惯、诸兵种协同作战,刘帅就提出克服“单打一”学会“弹钢琴”的口号,他指出现代战争由于生产的发展,工业化的提高,指挥战斗如同运用机器,一照罗丝钉坏了,就合影响机器的运行;二是针对当时部分学员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不甘心接受旧军官对他们教学,曾发生个别学员不尊重教员的事情,有人认为“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酌,老子不听那一套”。刘帅就提出“尊师重道”的口号。
  他对学员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指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有一定军事学历,有失败和成功的实战经验,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经历过若干政权更替的政治熏陶。……旧军官是他们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同时又教育和激励教员:“过去走错了路子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优化建设事业奋斗……”。同时也要求教员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教员与学员共同尊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在刘帅启迪下,我克服了自卑感,大胆工作,先后任过小组教员(教战术图上和现地作业)、教员组长(担任理论课及一小组教员,指导作业方法)。以后又调任教授合的编写组长,长时期直接在顾问帮助下编写教材。参加各种实兵演习工作。
  对组织的信任,我无限感奋,当时正值壮年,尽力工作,皮寝忘餐,工作一般每天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为赶工作,数日不眠也是常事,刘帅为此对教员亮许说“真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啊”。有了点成绩,组织经常表扬,一九五四年还以“教学成绩优异”得到院长刘伯承“金质奖章”的奖赏。教授会领导对自己的学习、教学也在鉴定中予以肯定。
  组织上除对工作经常鼓励外,生活上更是关怀备至,为不降低我们的生活,在老干部还在享受供给制的岁月,对教员采用工资制,用高教级别(大学教授等级)按教学水平定级别,我是学院仅有十数人被定为四级高级教员之一。月工资达二百余元,使家庭主活,子女教育无后顾之优。
    随着学员的毕业,新教员的培养,也渐次成熟,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渐被代替,到一九六零年为止,分批转业,仅剩九十余人,学院建立军事史料研究此我改为研究员,从事军事受研究工作,并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指导,在叶剑英元帅关怀指导下,研究出一批成果,六十年代初期i.曾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举办过几次“军事学术讲座”。听讲助为驻京院校部队师、团以上干部。我曾主讲《李渊集团统一全国的战争》一课,颇得好评。一九六五年被评为全院先进工作者。
  我时常怀恋军院生活,那种严肃、活泼、生机勃勃的空气和作风,令人难忘。

八、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自一九七九年,组织上按师职研究员安排我到安庆军分区第一于休所离职休息后,常思人民宽恕了弗过去,给予立功赎罪机会,自己给人民的太少,而人民给自己的太厚。故仍思尽其所能,继续发挥余热,十年来,在有关组织关怀下,我曾作了一些对台宣传工作,写稿十几篇,被选用七篇,一九七九年被评为“南京地区对台宣传积极作者”。几次被南京高级步校、南京步校邀请去为两校教员讲授兵权教学法。一九八一年南京军区商休干部工作座谈会印发了我的典型材料,题目为:《有生之年不虚度,尽心尽力为祖国》。内容提到我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和军文研究员期间,由于工作出色,先后受到叶剑英副主席、刘伯承元帅接见的情况,还提到我热情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以亲身经历和体会,积极撰写对台宣传稿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旧军队酌反动腐败,赞颂了人民军队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进诸我撰写一些文史资料,我欣然接受,一年内就撰写出《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述要》、《西南解放前夕的形形色色》等八篇十万字的文史资料。还应约为重庆文史会写了《罗广文对华山我地下武装的搜剿》等稿件。一九八一年以后,又为安徽省政协文史办和重庆市政协文史办撰写了六篇文史稿件。我编写《兵棋教学法概述》、《兵模教学汇集》、《兵棋教学法浅谈》和兵棋对抗演习的想定、指导法等,在兵模对抗演习中,我承担了总导演任务,耐心给参加演习的同志讲述兵棋对抗演习的顺序、内容、注意事项,及时纠正统寻中出现的问题,使参加演习的同志基本上弄懂和掌握了兵棋教法自理论和讲授方法。对抗演习取得了较好效果,受到学校领领导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在有生之年,我要为人民尽其所能,争作工作,多作工作。一九八二年以后,在总参的支持下,我们原军事史料研究处散在各地的离休同志,编成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着手完成叶帅给予的新编写《中国军事史》的任务,五年来在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进展很快。经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已有第一卷《兵器》、第二卷《兵略》、第三治《兵制》、第四卷《兵法入》,正在继写中的有第五港《兵家》、第六卷《兵垒》,已经出版的附卷有《历代战争年表》上下卷、《武经七书注释》,尚待编写的有这《历代战争地图策》,我除担任各书中某些篇章的编写、审修任务外,还负责《兵制》、《兵垒》两卷的主编任务。除此之外,几次去北京参与大百科全书的“兵制”部分审稿、定稿工作,还利用时间为安庆军分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撰写了十余万字资料。我现任安徽省政协常委、省黄埔同学会顾问、市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因而有时感觉忙碌。但每想到能在垂暮之年,在组织信压下,发挥尔点余热,就觉得生活充实,心情愉快。
  我的家庭,也很美满幸福。爱人徐裕惠和我结婚时,年方十七岁,正在中学读书,因结婚弃学。解放后,虽曾入学深造,因子女众多,不能长期工作,教育子女,主持家务,都由她一人承担。我们结婚四十余年来,相互哆重,家庭和睦,我七个子女在本职王作完成后。努力自学,有的升入中学,有的经过电大学习求得知识,在政治上也多知要求进步,原来都是团员,如今已有三人参加光荣的共产党。一九八七年十月,我胞弟秀岩回大陆探亲,我陪他回过故乡,受到了景县政协领导的热情接待,家人亲友几十年末见,自有一番悲欢情景,他也感慨地说:“你身体这么好,晚年生活这么允实、幸福,家庭生活这么美满,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多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9-22 17: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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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ristmas campaign (25 December 1941)
Rangoon city attack
Allied defense (7 fighters)
AVG 3rd Squadron (Flt Ldr George McMillan): 7 Curtiss Tomahawks
Japanese formations (63 bombers, 25 fighters)
First wave:
12th Sentai (Maj Oura Yoshikuma): 20 Mitsubishi Ki-21-II Sallys
64th Sentai: 15 Nakajima Ki-43 Hayabusas
Second wave:
12th Sentai (Col Kitajima Kumao): 7 Mitsubishi Ki-21-II Sallys
64th Sentai (Maj Kato Tatao): 10 Nakajima Ki-43 Hayabusas
Third wave:
60th Sentai (Col Ogawa Kojiro): 36 Mitsubishi Ki-21-II Sallys
Mingaladon airport attack
Allied defense (20 fighters)
AVG 3rd Squadron (Flt Ldr Parker Dupouy): 6 Curtiss Tomahawks
RAF 67 Squadron A Flight (Flt Lt Colin Pinckney): 8 Brewster Buffaloes
RAF 67 Squadron B Flight (Flt Lt Jack Brandt): 6 Brewster Buffaloes
Japanese formations (35 bombers, 32 fighters)
First wave:
62nd Sentai (Lt Col Onishi Hiroshi): 8 Mitsubishi Ki-21-I Sallys
Second wave:
31st Sentai (Lt Col Hayashi Junji): 27 Mitsubishi Ki-30 Anns
77th Sentai (Maj Yoshioka Hiroshi): 32 Nakajima Ki-27 Nates


South Burma campaign (3 February 1942)
RAF 221 Group
Air Vice Marshal Donald Stevenson, commanding
51 aircraft in service
AVG 1st Squadron (Sq Ldr Robert Sandell): 12 Curtiss Tomahawks
AVG 2nd Squadron (Sq Ldr John Newkirk): 8 Curtiss Tomahawks
IAF 1 Squadron (Wing Cmdr Karun Majumdar): 6 Westland Lysanders
RAF 17 Squadron (Sq Ldr Cedric Stone): 7 Hawker Hurricanes
RAF 67 Squadron (Sq Ldr Robert Milward): 4 Brewster Buffaloes
RAF 113 Squadron (Wing Cmdr R. N. Stidolph): 10 Bristol Blenheims
RAF 135 Squadron (Sq Ldr Frank Carey): 4 Hawker Hurricanes



JAAF 5th Hikoshidan
Lt Gen Obata Eiryo, commanding
112 aircraft in service
8th Sentai (Maj Honda Mitsuo): 10 Kawasaki Ki-48 Lilys,
10 Mitsubishi Ki-30 Anns
14th Sentai (Col Hironaka Magoroku): 12 Mitsubishi Ki-21 Sallys
31st Sentai (Lt Col Hayashi Junji): 22 Mitsubishi Ki-30 Anns
50th Sentai (Maj Makino Yasuoo): 20 Nakajima Ki-27 Nates
62nd Sentai (Lt Col Onishi Hiroshi): 8 Mitsubishi Ki-21 Sallys
77th Sentai (Maj Yoshioka Hiroshi): 23 Nakajima Ki-27 Nates
70th Ind. Chutai (Capt Ohira Tateo): 7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Central Burma campaign (20 March 1942)
RAF Burwing
Grp Capt Seton Broughall, commanding
38 aircraft in service
AVG 3rd Squadron (Sq Ldr Arvid Olson): 8 Curtiss Tomahawks
RAF 17 Squadron (Sq Ldr Cedric Stone): 15 Hawker Hurricanes
RAF 28 Squadron (Sq Ldr P. N. Jennings): 6 Westland Lysanders
RAF 45 Squadron (Wing Cmdr C. B. B. Wallis): 9 Bristol Blenheims



JAAF 5th Hikoshidan
Lt Gen Obata Eiryo, commanding
223 aircraft in service
1st Sentai (Maj Takeda Kinshiro): 15 Nakajima Ki-27 Nates
8th Sentai (Lt Col Honda Mitsuo): 22 Kawasaki Ki-48 Lilys,
6 Mitsubishi Ki-30 Anns
11th Sentai (Maj Okabe Tadashi): 14 Nakajima Ki-27 Nates
12th Sentai (Col Kitajima Kumao): 35 Mitsubishi Ki-21 Sallys
31st Sentai (Lt Col Hayashi Junji): 16 Mitsubishi Ki-30 Anns
50th Sentai (Maj Ishikawa Tadashi): 13 Nakajima Ki-27 Nates
64th Sentai (Lt Col Kato Tateo): 18 Nakajima Ki-43 Hayabusas
77th Sentai (Lt Col Yoshioka Hiroshi): 15 Nakajima Ki-27 Nates
98th Sentai (Lt Col Osaka Junji): 37 Mitsubishi Ki-21 Sallys
Other units: 6 Nakajima Ki-44 Shokis; 3 Nakajima Ki-27 Nates;
17 Mitsubishi Ki-15 and Ki-46 reconnaissance planes;
6 Mitsubishi Ki-21 Sallys used as transports.
 楼主| 发表于 2017-9-23 19:28: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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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不是一次伏击战 是集团军战役
  参加平型关战役日军是第21步兵旅团
  平型关不是一个只有一次伏击战的战斗,而是一个集团军级作战。战役指挥是由中国军队中来自山西的晋绥军杨爱源第6集团军负责,在日本方面来说,这次作战叫做,察哈尔作战第三期之突破内长城作战。1937年9月4日,日本北支方面军正在准备进攻保定,因为哪里有大量中国军队在聚集。同时命令板恒征四郎带领的第5师团进攻山西敌“华北方面军”在9月4日决定香月清司的第1军进攻保定,同时令位于宣化一带的板垣征四郎之第5师团西进至蔚县,以策应南路香月的第1军沿平汉路、北路的关东军沿平绥路向西进攻。
  当时参加作战的第5师团部队,只有一个第21旅团的2个步兵联队,第5师团的国崎登第9旅团那时正在河北准备参加淞沪会战中的登陆金山卫。当时日军经过侦查发现国军正在平型关一带集结部队。当时平型关正面是晋绥军第独立第8旅的3个团,左翼是高桂滋第17军,再往左是刘茂恩的第15军。此时,日本关军蒙疆兵团沿平绥铁路攻占了大同,板垣的第5师团在攻击蔚县,山西的局势非常紧张。
国军多次组织敢死队 伤亡2600人
  9月20日,国军第17军开进平型关,开始占领阵地,修建宿营地,扫清射界,修建工事,忙的一身大汗。正忙着突然发现平型关公路还没有破坏,又赶快找人拿着锄头木棍在哪里破坏公路,但是公路长工具简陋忙活了一夜也没有什么效果。21日继续干活,干累了,就从怀里拿出山药蛋坐上山坡上吃。夜里12点,突然哨兵的枪响了,日军到了。日军来的突然,等发现的时候只有400米了,双方立刻展开了混战,国军团长艾捷三的腹部被子弹击中,营长李荣光阵亡。很快第17军第251旅紧急集合跑步增援一上山就和日军迎头相撞,国军的2个团立刻发动反击,但是晋绥军的2个团没有对打日军1个精锐步兵联队的实力,反而被日军抢占了一个重要阵地。太原的阎锡山知道后立刻悬赏1万块钱,要求夺回阵地,很快敢死队冲出去抢回了阵地。
  23日阴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主力抵达战场,形势越发紧张。直到25日,据守平型关的国军第251旅由于连日下雨,枪口塞满雨泥,后方的伙食也送不上来,大家3天没有饭吃,只是用手榴弹拼命反击,已经组织了多次敢死队,光团长就阵亡了1个,负伤1个,连以下官兵已经伤亡2600多人。
中国军队至少5:1才能阻挡日军
  持久战就是力不如人的拖延战法
  在侧翼的国军第73师也挡不住日军娴熟的步炮协同进攻,虽然大家都有报国之心,但是实在是力不从心。师长刘奉滨也负了重伤,前沿的1个团连带团长在内大部分阵亡。
  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
  中国军队除非战场保持5:1的绝对人员优势,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否则根本无法作战。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就是最精锐的第74军,第5军也远远达不到日军1个师团的战斗力,就更不用谈其他部队了)。
国军接收阵地 发现一个团的尸体
  而在前面的晋绥军独立第3旅打的最为顽强,在一路各界群众的欢呼声中抵达前线的独立第3旅在灵邱前面的山地设置阵地。当天第73师就溃败下来,经过了独立第3旅的阵地。现在就看独立第3旅的了。第二天拂晓1000多名日军开始爬山向上进攻。2个营的国军在山上居高临时顿时就是一顿机枪,手榴弹的招呼。日军使用掷弹筒配合机枪以准确的射击压制住国军火力点掩护步兵冲上山顶。眼看阵地就要失守,国军的2个连冲出阵地与日军白刃战,其中9连长侯荣晋在手榴弹掩护下刚冲出战壕,就被日军子弹命中阵亡,其他人奋不顾身继续冲锋。这时山上的国军也拼命扔手榴弹。一战之后,1个营长在白刃战中阵亡,连长排长也死伤好几个。
  另外1个营打的也很顽强,2个排长阵亡在日军枪下,连长师才宝这个部队里的拼刺高手冲出战壕白刃战,最后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自尽在阵地上。一天战斗,2个营伤亡500多人。
  独立第3旅第6团打得激烈,第5团也没有休息。他们在黄昏时分在重机枪掩护下夺取了平型关西南一座山头。占领山头后发现了大批晋绥军的尸体,据说先前晋绥军在这里打光了1个团,最后丢掉了阵地。
  国军开始反击 1个团冲锋剩下100人
  当天夜里,乌云密布,大雨淋漓,道路泥泞。独立第3旅根据命令向后撤退与主力汇合。前线士兵继续向日军射击,此时后方已经是信号弹四起,部队在雨夜中向后撤退,但是这短短的战斗,已经造成独立第3旅伤亡1000多人,丧失了战斗能力。(晋绥军编制大,人数少,1个连才72人,人送外号七十二仙人)。
  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三浦敏事率3个步兵大队,1个野炮兵大队及辎重部队(因山地天气已冷,随军运输了大量的服装),从灵丘出发攻向平型关。该部队从阳原,广灵,灵邱一路打来,得意洋洋。
  战斗很快爆发,在此危急关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平津战役中的天津被俘的陈长捷带领晋绥军第61军一夜冒雨急行军80里路,赶到平型关阵地。日军再能打,光靠3个步兵大队也无法一下子击败占据有利地形,不缺弹药的1个整军的国军部队,更何况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悍将。但是平型关正面战斗依然非常激烈,战场上炮火轰击,弹雨如下。陈长捷所属第72师第434团反击鹞子涧日军,一战下来,全团只剩下了100多人,团长程继贤也死在了前边。

日军弹药消耗大辎重队出动 八路设伏
  国军在平型关正面阻击八路敌后抄袭
  此时的日军可不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在那些孤岛上没吃没喝,子弹都没有几发的日军,现在的日军配有整齐的重火力部队,享受着后勤车队送来的大量弹药和罐头大米甚至还有米酒啤酒,一旦打起来,子弹炮弹充足,战斗力很强。在中国战场,按照日军的说法,日军1个步兵大队可以击败中国1个普通步兵师,2个步兵大队可以对抗中国1个精锐师,在防御状态,日军1个步兵大队就可以抗衡中国2个步兵师。
  9月25日,前线的日军三浦支队经过3天激烈的战斗,弹药消耗很大。日军后勤车队紧急出动,这时机会来了。已经北上抗日等待多时的八路军第115师在林彪率领下早已进入平型关前边山谷埋伏等待那个最近时机的出现。
  其实,八路军115师于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向灵丘急进,22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隐伏于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区,24日在平型关东20里的东河南公路两侧地区部署对敌后的抄击。115师派到大营同国军孙楚将军联络的高参袁晓轩把115师进入敌后的进展情况通知孙楚,希望平型关各方面友军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适时配合,争取平型关围歼敌人的胜利。
  日军2支运输队先后进行八路军伏击圈
  25日当天,驻灵邱日军第21旅团部接到第21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21步兵联队大行李队以马拉大车70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由步兵第12中队第3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15人、朝籍日军输卒70人和担任护卫的1个步兵小队;辎重队前,则有第5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巴士同行。(大行李就是日军大队与联队的辎重,大行李的平时编成:经理1名,辎重兵10名,输卒(民工)60名,大行李的战时编成:经理1名,辎重兵15名,输卒(民工)120-200名)。
  同时,新庄中佐带领的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2中队176人乘日产卡车50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3中队30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6人、士兵15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我们可以看到2支日军辎重部队的大约400人与八路军交战。(因为前线日军总共只有3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战炮大队,其所属辎重队也不会很大。)

日军打的很顽强 有部分日军突出重围
  日军被围未溃散就地抵抗 组织反冲锋
  25日晨5时半左右,雨后的道路非常泥泞,当日军大行李队进入包围圈后,激烈的战斗立刻爆发,当时的道路只有2米宽,而两侧的山崖却有10-30米高,八路军占据了优势地形,猛烈射击狭窄道路上的日军。这时桥本参谋立刻表现出了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他第一时间跳出汽车,在附近建立起指挥位置,指挥自己的辎重兵和护卫小队就地抵抗。但是八路军的伏击阵地选择位置好,投入兵力大,不是桥本的1个护卫小队和15个辎重兵可以长时间阻挡的。经过2次冲击,八路军通过白刃战消灭了这支日军大行李队。
  日军2名队长带领部分士兵突围后逃跑
  但是新庄自动车队就比较难打了,虽然战斗一爆发日军第一辆汽车就被摧毁,新庄中佐也阵亡了。虽然,日军无人指挥,但是凭借其优良的训练,还是可以各自为战,相互配合,而不是溃败,但是由于缺乏重机枪和掷弹筒这两样日军步兵战法宝,日军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突围。但日军还可以勉强暂时顶住八路军的打击,还发起了反冲锋。最后在包围圈外的日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接应包围圈内的少量日军冲出重围,其中包括新庄自动车队的2名队长和5辆汽车。
  在战场上由于战场长达5公里,2支日军是先后进入战场,所以并没有汇合在一起。
  八路军在战斗中伤亡也很严重,因为桥本的大行李队没有几只步枪,而新庄的自动车队,有武装的士兵较多,战斗力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到此时第115师约有900人伤亡。
  八路军与国军携手阻击日军增援部队
  在得知辎重队遭到中国军队伏击后,日军粟饭原秀大佐之2个步兵大队,在蔚县的第42联队急速前往增援。关东军第2混成旅团十川次郎第1联队也南下配合。
  很快,日军第3大队就赶到战场与担任阻援的八路军交火,在战斗中,其4个中队伤亡98人。这时国军第33军独立第8旅也投入战斗,秋末的山西山区,如同深冬,冷的让人发抖,天上还在下雨。八路军在白天化整为零,暂时隐蔽。独立第8旅担负起掩护任务从营连抽调好手组成刺刀队在日军接近时,出击迎敌。这天,独立第8旅损失1000多人。八路军第115师为了鼓舞士气,由一名联络参谋告诉国军死守,夜晚八路军将发动夜袭。
国军几个旅外围阻击 八路发起最后攻击
  老兵称日军3发炮弹就可准确摧毁1目标
  当晚,八路军继续围攻被困在山沟里的日军最后解决战斗,国军第61军和预备第2军的几个步兵旅继续在外围阻击日本援军。27日,日军从左侧翼突破国军阵地。
  茹越口是恒山上的一个交通要塞,9月28日,日军向茹越口进攻想打破平型关的平衡。日军的大炮命中率很高,据当时国军参战老兵回忆,日军摧毁1个目标,试射2发,第3发炮弹就可以命中目标。国军没有大炮还击,只能挨打。在打退了日军先头部队伪蒙军的冲锋后,日军就上来了,在距离仅几十米的地方,国军突然站起来扔手榴弹,但是也遭到日军掩护机枪的准确打击,伤亡过半。
  最后战斗 国军旅长脖子被机枪命中3枪
  在茹越口的国军是晋绥军第203旅,他们下辖3个步兵团。旅长梁鉴堂看到战斗太紧张,过于着急就跑到前边观察,由于梁鉴堂穿着黄色呢子军服,还拿着望远镜,结果被日军发现,一个重机枪点射,梁鉴堂旅长的脖子被三发重机枪子弹命中身亡。(日军很多重机枪是装备有瞄准镜和简易夜视镜的。)最后第203旅3个团,只撤下去1个团。
  由浑源攻向小道沟策应平型关方向作战的粟饭原秀大佐之2个步兵大队,在羊投崖、棚子沟一带,因遭到高桂滋第17军的抵抗而未能攻进长城,当得知旅团被围时,即向平型关增援。
  板垣征四郎接到三浦旅团被包围的报告后,即令在蔚县的第42联队急速前往增援,该联队到达战场后,即与旅团的残部组织进攻,但无结果。此时粟饭原秀的第21联队也已到达,三浦即以新增加的4个步兵大队与原有的部队,对平型关发动再次进攻,因有大营镇以北下台庄的配合,于9月29日攻占了平型关,30日西进至大营镇,此时,中国守军已分别沿滹沱河西撤和向南转至五台山地区,到10月4日,日军完成全部作战目标,平型关战斗结束。
平型关八路歼敌应在400左右 缴枪100
  平型关伏击战证明八路游击战术可行性
  这次平型关歼灭战,八路军第115师所属,陈光第343旅和徐海东第344旅6000人缴获了大批军大衣其原因是打掉了日军第21旅团运输军大衣的运输队。关于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的战绩大约是日军大行李队的,15名日本辎重兵,70名朝鲜输卒和高桥的1个护卫小队。和新庄自动车队的大约300人。但是这400多日军还有一部分在战场突围,所以八路军大概的歼敌数字是300人左右。
  (但是日本第十四師団輜重隊の戦友会誌『宇都宮輜重史』によれば、自動車隊は二個中隊が攻撃を受け、隊長の新庄中佐以下戦死41名、負傷 生死不明約50名の損害を受けたという(165頁)。如果按照日本说法2支运输队只损失日本籍士兵不到100名,大部分都随同2位中队长突围了。)
  但是八路军阻击日军援军,还杀伤日军98人,那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的战绩将是击毙击伤日军400多人。八路军缴获了大约100支步枪,比较符合当时的战场日军情况。八路军抗战第一次出手就准确的抓住了日军薄弱的后勤软肋,一击成功,摧毁了2支运输队,阻击住日军援兵,完全没有给日军任何的机会。
  平型关最大战绩打死1个参谋比将军值钱
  平型关还有1个重大战绩,就是打死了桥本少佐,这其实比打死一个日本将军还要重要。因为桥本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日军参谋,在日本参谋是非常值钱的,不像中国军队里普通参谋就是跑腿的,日本发动918事变就是4个校级参谋策划的,发动关系国运的太平洋战争,也是十几个校级参谋在大本营一间不大的地图室里实际指挥前线的上百个将军几百万大军。
  在日本参谋必须要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而陆军大学的毕业生非常稀少,要知道从1883年到1945年,在64年时间里日本陆军大学总共也就毕业了3485名学生,其中被选中当参谋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说打死看一个前途无限的前任朝鲜军北方特务机关本部副机关长的甲级第5师团参谋比打死一个将军还值钱。
  参考资料: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册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正面战场:晋绥抗战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华北治安战第一册
  来源:网易精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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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23 19:41: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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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着树梢,黄色的小楼藏在杉树林中。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空军驻杭某部的吴军官对记者大声说,那是为躲避台风“麦莎”紧急转场的喷气战机。
2005年8月14日,记者来到浙江笕桥镇的中央航校旧址,小楼内朱红色木楼梯,踩上去空空作响,窗外风中摇曳的绿色遮住了天,雨越来越密地落下,氛围如同1937年的那一天。

  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的第四驱逐机大队迎着台风向杭州飞行。
由河南周家口机场至杭州的航线上,一路雷雨,能见度不足2公里。高空气流袭来,“霍克3”驱逐机编队机群如轻舟,在云浪里大起大落。中队长李桂丹命令各队改纵列,超低空跟踪飞行,后面的飞机盯住前机的翼灯,一架咬住一架,在呼啸的风雨中突进。

不过此时,高志航并不在飞行中。8月13日晚,高志航冒雨搭机到南京,接受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不惜代价,歼灭协助日军进犯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的任务后,曾拟电文:“限令全大队飞机于14日飞抵笕桥,并将我之座机派专人随同飞往。

    杭州笕桥镇黎明村82岁的王东来老人,是“8·14空战”的目击者。
笕桥镇黎明村82岁的王东来老人对记者说,高志航此时已到杭州,就住在他家里。当年,14岁的王东来是笕桥地方防护团的成员。防护团类似于童子军,团员多是笕桥小学与航校子弟学校的学生,由中央航校一位教官组织。因此,王东来的家成了飞行员的疏散地之一,他很轻易地认出了大名鼎鼎的高志航。

1937年8月14日上午7时,中国空军开始对进犯上海的日军重要目标连续轰炸。14时50分,日军实施报复,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从台北出发,18架“三菱96”式轰炸机分两批往杭州笕桥机场袭来。

15时10分,高志航的第四飞行大队正好飞抵杭州。几乎在同时,曹娥(浙江上虞地区)对空监视哨传来电话,敌双发轰炸机9架,经曹娥指向笕桥。防空警报随即响起,高志航在全大队中抽点人员并宣布命令:“我首先起飞,你们一个接一个起飞。空中不要失去联系,抓住敌机,立即攻击,最好从后上方攻击

回忆此事时,王东来做出两手握住车把的样子,紧绷着苍老的皮肤,身体前倾,比划道:“高志航是骑着自行车去机场集合的,那还是辆赛车呢。”从王东来家到机场大约1000米,田野中布置有高射炮阵地。如今,这片土地上盖起了一幢幢尖顶豪华的农居房,完全没有当年的样子,记者只能从机场林荫道旁仍然散落的碉堡处,依稀感受战时的场面,想象高志航和他的飞行员们骑车前往登机的情形。

  20分钟后,日军轰炸机找到笕桥机场。在500米高空,开始投弹,但命中率不高,仅炸中机场的一些设施和加油车。机场的高射连连长曹觉迟在战地日记中记录:敌机向机场俯冲,炸飞了机库的顶棚。

  正在4000米高空搜索敌机的飞行员们听到轰炸声,立即穿云下降,发现敌机正在杭州湾上空疏散队形。日机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各自搜索轰炸目标,但也等于自行解除了轰炸机群强大的空中交叉掩护火力,为中国空军各个击破提供了良机。

  高志航在下降中,锁定1架身涂迷彩的日军轰炸机。这时日机也发现了他,一边俯冲摆脱,一边将后炮口从枪塔中伸了出来。高志航紧随其后,开火解除了日机尾炮威胁后,继续向前逼进。500米处,高志航重重地压下扳机,曳光弹在空中划出弧形线直指敌机。敌机右翼副油箱被击中,栽入钱塘江畔。坠地后,尚未扔出的炸弹爆炸,一股烈焰冲上西天。

地面上的曹觉迟一定也完整看到,高志航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过程,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我机场南面的各门苏罗通机关炮开始射击了。敌机正在向左转弯,薛班长喊叫:‘打中了,打中了!’我也看到敌机右翼抖动了一下,急向大青山方向逃窜,已脱离了苏罗通的有效射程。正当我们惋惜之时,士兵们高喊:连长、连长,快看,我们的战斗机截住了这个狗强盗。其实,我的眼也一直盯着敌机。敌机想转身逃窜,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战斗机紧紧咬住它猛烈射击,转瞬之间,就把它揍下来了
不久之后,在机场东端,中队长李桂丹击落第二架敌机。与此同时,四大队22中队在安徽广德上空也与来袭的敌浅野机群相遇,中队长郑少愚追敌至钱塘江上空,命中1架敌机,日军飞行员跳伞。年轻的王东来,当时并没有钻进防空洞,“哪知道害怕呀,都爬在树梢,兴奋地朝天看。”王东来对记者说。他看到了空中的降落伞。他说他记得日机飞行员就挂在半山浩天荡的一棵楠树上,地面警卫部队抓到了3个俘虏

另一架重伤的日机,未及回到台湾松山机场,就在基隆附近坠海
高志航大队仅4架在格斗中轻伤,空战在30分钟内以中国空军的完胜告终。第二日,杭州媒体的报道中,战绩曾被扩大到为6∶0。战后复查坠机地点,确认击落3架,重伤1架,日轰炸机群也未能完成既定的作战计划。

  “8·14”空战因中国军队损失微小,且重创日军而名声大振。次日,中日再次大规模的空战,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中国空军,共击落敌机17架。仅在杭州笕桥上空,就有10余架敌机被击落。第三天,又击落敌机8架。
到8月底,我驻笕桥空军在中日空战的交锋中,高志航、阎海文、李桂丹、陈怀仁、沈崇海等中国飞行员,共击落来犯日机52架中的29架。
时年9月,第四驱逐机大队离开杭州,驻防南京。高志航后来牺牲在河南周家口机场。回忆到此,王东来说,后来的几年里,他看到的是日本人的飞机在笕桥机场起起落落,直到1945年后,才再次目睹中国空军机群飞临笕桥上空
 楼主| 发表于 2017-9-24 00: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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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期,我军的城市攻坚战斗明显增多,战斗规模越来越大,投入兵力越来越多。城市巷战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战斗形式,我人民解放军依据自身的技术装备条件,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巷战战术。
一、巷战中兵力的组织使用
城市巷战的特点是,战斗正面狭窄,隐蔽,指挥联络困难,部队易于拥挤,也易于分散。因此,我军在巷战中以营为单位包打一条街,团内三个营轮番攻击以保持进攻锐势。战斗的组织上有明确的任务区分,每个战斗单位按自己的任务机断专行地进行战斗。在战斗队形方面多用小组为单位行动,避免超过一个班以上的集体冲锋。

在巷战中以连为单位组织突击队,将步兵重火器统一编成一个组,由副连长或一个排长指挥,一两个班为爆破组(组内再分小组,每小组2、3人)、一个排的兵力为突击组,其余4、5个班为支援组。这就是所谓的“四组一队”战术。

突击队的各组按各自基本任务相互协同,相互掩护。爆破组负责破坏障碍,打通房院墙壁,摧毁堡垒,使突击组得以迅速向前发展。突击组向前攻击,火力组即紧随突击组不待命令自行选择阵地,及时进行火力支援。每挺重机枪、每门迫击炮都交替推进,不使支援火力中断。

巷战因为正面狭窄,不能展开过多的兵力,所以必须要有大的纵深梯队以逐渐加强突击力量。战场指挥员必须加强观察、搜索与通信联络,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进展及与友邻取得联系,不断地注意整理部队,将无战斗任务者集结起来,充实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必须注意地形,避免受敌人炮火之伤害,并和前梯队保持联络,以便不失时机的参投入战斗。

前后梯队的距离,按地形隐蔽程度来决定。地形隐蔽时越接近越好,开阔地前进时营跟连不超过三百米,连最远不超过一百五十米,排最远不超过百米,班最远不超过五十米。

后续梯队一般位于前梯队的翼侧,只有在前梯队遭受严重伤亡,不能继续担任当前战斗任务时,才超越前梯队进攻,但应注意下列事项:

1、配合前梯队向翼侧包围、分割敌据点。

2、配合前梯队,尽量由翼侧歼灭敌人的反扑部队。

3、如前梯队已有足够力量包围歼灭一个目标的敌人时,后梯队则向纵深发展找新的目标进攻。

4、当前梯队有充分的战斗力,而敌在狭小地区阻击,我军不能向两翼扩张时,后梯队不应跟进,以免与前梯队拥挤混乱,徒增伤亡与消耗战斗力。

5、前梯队因伤亡严重不能继续执行主要进攻任务时,后梯队不应机械地等待命令,而应主动接替前梯队任务。

6、前梯队在缴枪时,严禁后梯队争俘虏、抢缴获。

在进攻比较大且带有战略价值的城市时,敌空军必然配合行动,应指定第二、三梯队的轻重机枪积极的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放肆低飞,降低其轰炸扫射的准确性。不能消极地隐蔽躲藏,否则增大伤亡,挫我军士气。

巷战中所获的俘虏、物资不能成为包袱,在敌人未被根本解决前不准部队争俘虏、收缴物资器材,这个任务由指定的部队或战斗已基本结束时再做。

所有伤员统一由担架队及抢救人员来救护,不准用战斗兵后送伤员,必要时可用战斗员将其救护到较隐蔽的地形上或房子里,然后由担架队负责后送。这不是对伤员不照顾,而是要考虑到全局的胜败。如果战斗未结束就让战斗员去照顾伤员,既得阵地可能保不住,也就对不起流血牺牲的同志。

巷战中指挥困难,因此通信联络的保证非常重要。除有线电及时随部队前进外,无线电联络是巷战中最好的通信工具,此外应采用多种辅助通信联络手段,比如以粉笔,白灰在墙壁、地面设置路标,写明代号、暗号。各级指挥员下放一级是解决通信联络的好方法。

二、巷战中的炮火支援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步兵和炮兵在巷战中的协同动作比较困难的。因街道运动的困难,射界受限制,目标又很复杂,炮兵很难大量参加巷战。为了支援步兵攻击并减少步兵负担,一种炮火支援方法是以一、两门山野炮进入街道,以直接瞄准摧毁步兵所不能或困难打下的据点;另一种方法是以炮兵群在市外向市内射击,支援步兵攻击和打敌反扑。用这种方法,必须派炮兵干部或观察员与步兵指挥员在一块进行观察,以便指示目标、纠正弹着点的偏差。步兵为炮兵指示目标时最好用发光的信号弹、烟幕弹,炮兵观察员与炮兵指挥所应以有线电话保持联系。

巷战中我炮兵部队应组织一部分火炮对付敌人的炮兵,如无法做到压制射击,至少要做到扰乱敌炮兵射击,射击方法以短促火力急袭为好。

三、巷战中的火力组织

巷战中能最大发挥火器的作用是轻重机枪、迫击炮、60炮、掷弹筒、及冲锋枪。这些火器应尽量靠近前线,统一指挥,规定各种机枪、炮的具体射击目标。为了可靠地压制或封锁敌人火器,必须以2、3挺轻机枪,才能压制敌一挺轻机枪的射击。

步兵分队巷战使用最广泛的武器是炸药,既能开辟道路,又能拔除据点,还能歼灭敌人。其次是手榴弹、冲锋枪,手榴弹是打敌反冲锋及逐屋争夺的最好武器,因此突击队要尽可能多带炸药和手榴弹。

组织火力,必须掌握火力集中的原则,同要有明确的射击纪律,适当地控制弹药消耗。浪费弹药必然会使巷战中弹药接济不上,影响战斗进程。

巷战中弹药消耗量极大,团、营两级要迅速、及时地给第一线部队补充手榴弹,给各火力队补充弹药。

巷战中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前后交通不畅,我突击队不可能每次都能及时获得后方的弹药补给。因此每攻占一个敌阵地,都要注意及时搜集敌军遗弃弹药补充自己,尤其要重视多收集手榴弹。

四、我军巷战战术

我各级指挥员要实行大胆的、坚决的局部包围、迂回来截断和分割敌人,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而不是平推排挤敌人。这就要求各级员都要采用巷战中的一点两面战术原则。在有利条件下,可组织突击力量渗入敌防御纵深,首先歼灭其首脑机关与抵抗枢纽,混乱其指挥,以利迅速结束战斗。

每个指挥员对敌目标要进行有侦察,有针对性地布置攻击,不打莽撞仗,真正掌握巷战中的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对攻击目标尽可能做到三面或四面包围好以后,正面部队才发起爆破和冲锋,最好选择攻击目标在敌侧翼,以自己的火力压倒敌人火力的侧射,以掩护包围部队的攻击动作。

巷战中步兵分队多运用前三角队形,这样的队形便于包围分割敌人,如正面分队受阻,翼侧分队可向敌包围,后续梯队也可将敌包围。如地形狭窄,前三角队形施展不开,可先用梯次队形发展,后再用前三角队形。

进入街巷后,第一梯队使用小部队沿街道的两侧隐蔽前进,或挖通墙壁在房屋内隐蔽前进,或经过邻街积极向敌后实施迂回突击。第二梯队隐蔽跟进,着重于迂回突击,不可拥挤在街道上,避免遭敌火力杀伤。

巷战中应以破墙连院的办法打通运动道路,大胆地猛插包围迂回敌人,切断敌之通信联络,打乱其指挥机构,造成敌整体溃乱,而后猛攻歼灭之。敌被击溃后要乘敌恐慌紊乱以疏散的队形(排或班甚至小组)猛追,不使敌有喘息的机会,求得连续夺占敌工事地堡。


巷战中必须使火力与运动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发展,大量歼灭敌人。步兵以班、排或战斗小组为单位,成前三角队形运动,利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火器,一方面猛插分割敌人,一方面保持稳扎稳打,攻取一点巩固一点。一方面掌握猛和快,另一方面又必须掌握攻击绝不能莽撞,力求摸清情况,有所准备。

对于巷战中遇到的敌火力点,应迅速派出部队断敌退路。然后利用居民及俘虏问清当面敌情及地形,情况了解后迅速调动部队,布置火力,组织攻击。对楼房的组织攻击时间不得过长,一般只要有一两门步兵炮或火箭筒,及几挺重机枪担任摧毁及压制敌侧射火力,再组织一些轻机枪及步枪封锁敌枪眼,正面箍制两翼包围,单兵爆破,爆破成功后小组即开始冲锋,歼灭守备在据点内的敌人。

在十字街口,应打通左右邻联络,防止敌迂回,并设置联络哨。对于通向敌军的街道,如欲在此防御以掩护另一面进攻时,应在街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敌前进,并在拦阻物之我方构筑掩体(散兵坑等),对敌实施纵射。

敌被击溃后,要乘敌混乱以疏散的队形猛追,不使敌有喘息的机会,求得连续夺占敌工事地堡。当敌人在核心防御阵地组织顽抗时,如对于我前进妨害不大,则以一部兵力封锁,主力继续向前发展,由后续梯队负责歼灭。如消灭方可继续前进,则必须首先布置火力封锁监视,进行慎密侦察,再组织火力掩护爆破,再发起突击。

巷战中一定要注意控制制高点。只有控制制高点,才能发扬我火力,火力结合突击才能打垮敌人反击。夺取制高点后,应迅速构筑火力阵地,但控制的兵力不能过多,以免拥挤,增大伤亡。

由于在巷战中敌人经常对我采取火攻战术,使我进攻感到非常困难。我军也可以用火攻对付火攻,但这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是对付敌死守孤立据点工事顽抗的最后办法。

在城市巷战中,白天攻击比夜间攻击更有利。因为便于我掌握部队,攻击目标明显,联络容易,协同动作方便。白天敌人固然能发扬火力,但我也能发挥优势火力以压制敌火力。白天虽然顾虑敌机,但敌机对第一梯队威胁甚小,我越接近敌人,敌机威胁越小。

五、城市巷战中打敌反扑

敌军在向我反扑时必然离开工事,这就便于我依托已占领的、并加以改造的阵地,以沉着猛烈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并在击退敌反扑时俘获敌人和跟踪夺战目标。即使某些阵地(不是重要阵地)被敌夺去也不可怕,因为我重新攻克已被我占领过而又被敌夺回的阵地比夺取还未被我攻占的容易些。在巷战中我军不应怕敌反冲锋,甚至在有利条件下还可以用适当方法引诱敌人向我反冲锋,调动其到工事外消灭之。某些不甚重要的阵地可以有计划的自动放弃引诱敌人来占,以便再行攻击歼灭重占之敌。

敌人进行反扑时,必然组织火力掩护,其纵深炮火以火力支援,其他未受我攻击之敌也会以火力或兵力支援。此时我军应组织炮火压制敌炮火。

当敌预备队集合准备反扑时,若在我炮兵有效射程内,我应集中炮火,以火力急袭杀伤敌预备队。执行这个任务时,营、团、师均可按当时情况进行。如敌集中一个连的兵力,营集中营属82迫、60炮轰击。如敌在一个营左右,团应集中全团82迫轰击,师属炮兵可增强其火力。

敌人反扑时主要利用街道、小巷运动兵力,除事先有开辟新道路的准备外,打通屋壁院墙开辟新道进行反冲锋的可能性很小。其兵力大小按其兵力与地形而定,一般队形密集,便于我施行短促火力急袭。

要消灭敌人的反扑部队,我军必须事先有充分准备,善于组织自己的兵力与火力。我突击队每攻占一地,应迅速改造工事,每人要挖单人散兵坑,组织好火力准备打敌反扑。

当敌集中力量向我一点反扑时,我未受敌反扑的左右友邻应不等待命令,主动支援友邻消灭敌反扑部队。

我突击队应等待反扑之敌进至我手榴弹有效距离后,以轻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火力,猛烈给敌以杀伤。敌遭我迎头痛击后溃退时,我军炮火应进行截断射击,不让敌人后退,配合步兵出击消灭敌人。打退敌反扑后,如跟踪追击能攻占敌阵地并能巩固时,则跟踪追击之。否则在打退敌反扑后,应收回到自己原阵地,迅速组织准备以便继续突击。

如果我军遭敌反扑不能立足,被迫暂时后撤时,应从第二梯队的翼侧回撤,立即占领已方纵深地组织火力巩固阵地,防止敌军乘机突入我纵深。
 楼主| 发表于 2017-9-25 22:47: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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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淞沪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已不可避免,廖龄奇乃将居住在杭州的家眷托人送回湖南祁阳(262旅参谋主任谢晋元中校的妻子凌维诚及谢维臣等三个孩子也在此时转至广西),一方面,最高当局的命令第二师补充旅(旅长钟松,后改称独立第20旅)和87、88师各一部,化装为地方保安队分批潜往上海,利用地方关系掩护,秘密接替防务,在民房中构筑战时工事;另一方面,由统帅部设在苏州狮子林的“军校野营办事处”统一组织各部队营长以上干部分期分批化装进入上海,侦察地形、认识尔后的攻击目标。廖龄奇有着1.28战役在沪对日作战的经验、又进行了此次秘密侦察地形的实地考察,为迎头痛击日寇的进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7年8月11日,88师接到进军上海的命令。8月12日,88师奉命开赴上海,由火车急运到上海真如,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胜法当机命令262旅(旅长彭巩英)先行占领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廖龄奇率527团随264旅黄梅兴旅长随后跟进,从而在日寇仓促集结之时,抢先占领阵地,为日后使得闸北我88师阵地一直成为整个8.13淞沪抗战轴心阵地做了有力的准备工作。
  88师所抢先占领的阵地前的“八字桥”,是1.28淞沪抗战的燃起点;巧合的是,五年后的8.13淞沪抗战,仍由八字桥点燃了此役的第一枪。
  88师262旅在推进至北火车站附近后,以524团在右,523团在左,迅速展开,占领阵地,利用战前在民房中构筑的屋内工事,打开枪口清扫射界,构成坚固的街巷战阵地。这时,敌人也由虹口地区,沿吴淞路、北四川路正在行动。8月13日午后,我262旅523团吴求剑团长,率领第一 营(营长易瑾少校)向八字桥搜索前进,先头部队进抵八字桥西方时,敌人的前哨部队也正好到达此地,双方针锋相对,立即发生冲突,由易瑾营射出了淞沪战役的第一枪,时为8月13日午后三时稍过。
  88师264旅于13日下午到达,为争取先机,决心不待敌海上增援部队到达,于14日展开攻击,由264旅为主攻部队,超越262旅,集中力量,攻击敌海军司令部。
  8月14日拂晓,廖龄奇团长率527团,与528团一起迅速超越262旅向江湾路推进,262旅则以北火车站为中心,在右翼方面向当面之敌牵制拘束,英勇的攻击部队由爱国女校方面,自左翼旋回压迫敌军,逐次前进,敌军节节后退,日军自知兵力不足,利用特别的钢板防盾沿江湾路顽抗,等待援军。日军这些据点经营多年,坚固异常,一炮打上去,只能打落一些水泥散片。急不可待的中国官兵见炮兵无奈,便顶着枪弹硬往上冲,一拔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踏着尸体往上冲,攻击点一点点向前推进,伤亡极其惨重,每前进一米,都有中国官兵的尸体铺路。晌午时分,攻击 部队前赴后继,已经接近敌海军司令部附近。敌兵遗尸遍地,一部分退入其司令邵,其余沿北四川路狼狈南窜,正在此紧要关头,2 6 4旅旅长黄梅兴将军正立于阵前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敌迫击炮击中,当场壮烈殉国,同时成仁的,尚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洗中校及通信排官兵3 0余人,时为14日下午三时许。廖龄奇在黄梅兴旅长阵亡和全旅已经打残的情况下,战场接任264旅代旅长指挥部队继续对日作战,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达。
    8月14日傍晚,钟松独立第20旅火速到达战场,归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指挥序列,在88师观音堂司令部,钟松旅长、邓钟梅副旅长与孙元良师长、廖龄奇代旅长见面后,不稍停留,立即增援第一线,接替264旅防务。这一天的战斗,264旅伤亡黄梅兴将军以下1200余官兵,仅廖龄奇527团的12个连长就有7名连长阵亡,其战况之惨烈,我军将士之英勇,可以想见。
    根据德国顾问的意见和蒋介石的指挥,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组织了连续进行的铁拳计划和攻击汇山码头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拿下敌海军司令部,全歼敌海军陆战队。16日,铁拳计划开始实施前的准备,但是不巧的是,日军紧急调动的海军陆战队增援部队恰好也在此时到达上海。
    8月17日,铁拳计划按预定方案开始实施,张治中下令我军发起全面反击。作为主攻部队的88师264旅,以扫除爱国女校、鄂东中学、持志大学全部日军据点为目标,从北面和东面同时逼近日海军司令部、虹口公园和上海政法学院一线。部队呈一线展开攻击,两强相遇,双方死伤无数,廖龄奇身先士卒,指挥全旅奋勇杀,当264旅北线前沿攻击部队已经接近日海军司令部,稍作喘息,等待东线部队到达攻位置时,264旅全线向日海军司令部发起在这时,一颗炮弹飞来,廖龄奇不幸中弹负伤,部队暂时中断指挥,攻击日海军司令部的任务交由独立旅钟松旅旅长接替原264旅防线。
  为达成铁拳计划和攻击汇山码头任务的顺利完成,18日,88师、87师第一批补充部队由浙江风程仆仆到达上海,由浙江省保安总队高致嵩团长带来三个团一次性补充到两个师,因264旅战斗减员太大,特别是基层指挥员减员更大,高致嵩团打破补无部队只补充士兵,不补充军官的传统和常规,成建制一次补充到264旅指挥序列,同时任命高致嵩为264旅旅长。
  19日,36师从西安速运到达上海,加入到攻打汇山码头的战斗。赴上海参战的87、88和36师均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根据88师德军顾问的建议,其三个师已具备与敌作战的良好经验,伤亡虽大,但可以尽量保留老兵,同时,不断地补充新兵。因而88师从打出凇沪抗战的第一枪,直到全军撤退,打了三个多月。
  8月22日,敌酋松井石根率增援部队在吴淞登陆,与此同时,我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我军改取战略持久的作战方针,闸北地区88师,遂成为全战线旋回的轴心。廖龄奇代旅长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官兵依托苏州河岸,努力加强工事,构成街巷战纵深阵地。
  8月下旬,敌人曾多次攻击我闸北阵地,均遭我守军击退,迭予重创,敌在广播中公然称88师为“闸北可恨之敌”。
  9月1日,88师扩编为第72军,9月初,从湖北省保安总队又补充了一批兵员到88师,其中保安5团一次性编入88师。
  9月18日,日军再次向闸北及持志大学我防守阵地进犯,从两面向264旅阵地进攻,此时,廖龄奇已经伤愈归队,指挥部队沉着应战,等待日军靠近,率部跃出工事,同日展开肉搏战,将敌击溃。10月初同日,264旅奉命转守北站一带。当时,日军不断向北站阵地炮击,并经常进行偷袭活动,廖龄奇则挑选精锐部队实施夜间突袭,击毙日军甚多。
  至此,敌在闸北正面,直到我军转进为止,不敢再作任何蠢动,遂转移目标于我左翼军(司令官朱绍良)方面,对我江湾以北的友军加强压迫,战线逐渐后移至江湾、顾家宅、刘行、罗店之线。10月7日,88师第5次补充兵员。至10月下旬,更移到小顾宅、大场、嘉定、走马塘、新泾桥、康家桥之线。
  但我88师闸北阵地始终保持轴心地位,屹立不动,也没有换防过。从8月13日直到10月26日向沪西转移,血战两月又半,敌军未能越雷池一步,廖龄奇指挥部队昼夜鏖战80多天,常常在最前线指挥作战,几次中弹负伤,坚持不下火线。
  1 0月2 5日,大场我1 8师阵地被敌击破,我左侧背受到威胁,2 6日晨,顾祝同用电话传达蒋介石意见,意留8 8师全师在闸北死守上海,孙元良师长根据当时的情况,命令524团(团长韩宪元)团副、廖龄奇黄埔四期的校友谢晋元中校和该团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率“八百壮士”(实为410人)坚守88师司令部(“四行仓库”),抗击日冠,直到10月30日夜12日,全团奉命突围。
  廖龄奇率领264旅随孙元良师长在“八百壮士”的掩护下,奉命转移到沪西阵地,继续打击敌人。
  1 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守军形成包围之势。孙元良率8 8师师部和2 6 2旅奉令从沪西
  撤退,1 3日,部队停留在安亭附近时,孙元良师长才想起向264旅传达撤退令,但此时电话已经打不通,电报也发不出去,情急之下孙元良只得挑选了两个精干的传令兵,并委以重赏,限他们尽快找到264旅,传达撤退命令。一直到15日,264旅才与师部在青阳港附近汇合,与日军隔河相战,打了6个小时挡住了日军,部队遵照命令,缓缓向南京转移。
  廖龄奇部被迫撤离上海,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防御阵地转移,但由于既设防御阵地没有留守部队,也没有向导人员,军队进入时无法疏散,既设防御阵地未能发挥应有作用,264旅立足未稳,日军追踪而来,迅速突破既设阵地,廖龄奇率264旅再退南京,奉命防守中华门外雨花台左翼阵地,参加南京保卫战。
  1 1月6日,中央社随军记者王晋琦发表在《上海新闻报》的“廖将军访问记”曾对廖龄奇抗战事迹作过如实报道。国民党军事宣传部门还拍过一个新闻记录片《廖龄奇保卫大上海》。
  2.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底,廖龄奇率部随88师由上海撤退南京整补,并加入南京卫戍司令部唐生智的指挥序列,未待整补,日军分三路大军尾随而来逼近南京,廖龄奇率部即复投入保卫南京的战斗。
  早在淞沪战役开始之时,88师已扩编为72军,军长孙元良自兼88师师长,实际上72军就指挥一个师,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该师辖262、264两旅。
  南京的两个重要防御地点是紫金山面积大,雨花台面积小,防线不到二干公尺,比较难改,而立体战就不易守了。第88师奉长官部命令防守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廖龄奇率264旅527团奉命扼守雨花台,528团为预备队。归其指挥的还有炮兵两个连工兵一个营,通信营两个连,辎重营两个连,第一线总兵力为3500余人。
  12月9日,日军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以大炮协同步兵猛攻88师守军,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主攻雨花台。上午,敌一个联队在久攻不下遭受惨重失败的情况下,又增加一个联队猛攻我阵地,廖龄奇在2000米的防线上,指挥部队抵挡敌第六师团的攻击,战至午后,廖龄奇所部527团众多官兵阵亡,部分工事被毁,这时,廖龄奇调用预备队528团二个营增援雨花台,两团同守雨花台,一阵猛打,敌人横尸六七百具,余部溃退下去。
  10日,从早晨7时起,敌机和大炮轰炸扫射之后,即以两个大队分由两侧猛攻雨花台,廖龄奇率527团与528团部分官兵,视死如归,坚守阵地,双方多次展开争夺战,均死伤惨重。当时,雨花台阵地配属的山炮阵地设在己腹没有很好地发挥威力,不曾给敌军以破坏性打击。
  11日,战况更加激烈,日军在进击光华门、通济门失利后,以谷寿夫第六师团和末桦茂治第114师团联合猛攻雨花台和中华门,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赴第一线指挥,第264旅全部上了火线,另附工兵一营也全部参加了战斗。敌人一次次地冲上山顶,又一次次地被打了下去,雨花阵地已是一片焦土,征2 0 0 0米的防线上,敌人付出数千具死尸的代价,雨花台守军伤亡惨重,工事全部被毁。是晚,在中华门城楼指挥的孙元良师长怕前沿阵地失守后,敌乘夜间攻破中华门,遂将原用沙袋大部堵死仅留一小通道的中华门全部堵死。
  12日7时起,日军飞机、火炮和坦克轮番轰炸,两个联队的日军又与守军反复冲杀,整个雨花台战场烟火弥漫,死尸纵横,状甚惨烈,我守军官兵奋勇苦斗,上午,524团团长韩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阵亡,10时左右,我雨花台阵地部分陷落。战至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523团团长李杰、528团团长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弹尽援绝,或阵亡,或被敌人分割惨杀,或自戕,悲壮惨烈,264旅几乎殆尽,88师6000英烈血染雨花台,皆壮烈殉国。下午5时左右,新任旅长廖龄奇率残部反复肉搏,奋勇冲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在中华门已经被守城部队堵死,师长孙元良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绕城而走,到达下关,乘辎重营两个连控制的木船仓促渡江。
  南京之战,孙元艮师长12日下午去长官部开完会后,就已经无法返回部队,遂脱去军服,换上便衣,到难民区躲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此役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将第72军88师列入王敬久的第71军序列,这时王敬久部仅存数百人。88师在徐州做短期休整后开赴洛阳整训。
  3.兰封会战
  1938年春季,侵华日军统帅部调动四路大军会攻徐州,另调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南渡黄河,截击国民党东进增援部队。5月11日,敌14师团在山东荷泽北的董口附近强渡黄河,5月14日,荷泽沦陷,敌分几个纵队分头南进,20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一带地区。
  蒋介石于此时急调薛岳为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一兵团司令,指挥其在归德附近的第8军(军长黄杰)、64军(军长李汉魂)、74军(军长俞济时)、第3集团军(司令孙桐萱)、新编35师和廖龄奇的264旅。
  88师当时为71军(军长宋希濂)建制,由蒋介石直接指挥,71军军部住兰封西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按战前部署,88师准备全部东运至归德,加入薛岳的指挥系列,在东运中,88师廖龄奇264旅先期运至归德,但待师部及262旅(旅长邓经儒)东运去归德途中,内黄车站附近发生了情况,便临时在兰封下车了,这样88师师部和262旅归兰封城守军71军指挥,71军则直接受蒋介石指挥,而88师廖龄奇264旅直接受归德地区的薛岳指挥。
  5月20日,当日冠14师团窜集风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附近时,形成开封吃紧,危及郑州的局面,坐阵郑州指挥徐州会战的蒋介石急调李汉魂的64军,俞济时的74军和廖龄奇的264旅组成东路军,由东向西沿铁道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马王寨攻击,急调71军、27军(军长桂永清)为西路军,由西向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形成东西对日军的夹击包围。
  27军的46师和邱清泉的战车营到达兰封后,蒋介石命令71军向红庙方向集结,攻击敌侧背,兰封城由27军防守。88师(缺当时在东路军的廖龄奇264旅)本来是71军的建制,但被27军军长桂永清强行留下,结果几天之后,88师师长龙慕韩却成了桂永清的替死鬼,屈死在何应钦、桂永清刀下。
  东路军廖龄奇264旅,由东向西,沿铁路率先挺进,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廖龄奇率部边打边进,为64军、74军开路,一路克复内黄、野鸡岗等地。21日晚,264旅先头部队与集结于红庙附近的71军自西向东沿铁路两侧搜索部队取得了联系。至此,经71军宋希濂军长与27军桂永清军长联系后,264旅归还71军建制,但88师师部和262旅却留给了桂永清。
  22日下午3时左右,64军在铁路左侧,71军在铁路右侧继续向西前进,很快与敌接触,在仪封西南一带,与敌激战三个多小时,两军都有相当进展,双方伤亡亦颇大。
  23日、71军、64军继续向西攻击敌人,而驻守兰封城的桂永清却向西逃窜,敌人于23日下午攻陷兰封城,使蒋介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彻底失败。
  敌人攻破兰封城,蒋介石、程潜大为惊恐,薛岳急令71军限期夺下兰封城。按照部署88师负责西南面的攻击,87师(师长沈发藻)负责东北面的攻击。
  攻城前,龙慕韩已革职查办,71军军长宋希濂自兼88师师长、71军参谋长陈素农自兼88师参谋长,邓经儒调任88师副师长,沈芝生调任262旅旅长。
  兰封城并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只有各城门附近有部分砖头,唯四面开阔,不容易接近。此次攻城,廖龄奇264旅又一次作为主攻部队,派出二个团于25日黄昏后接近南门及西南角,廖龄奇旅长亲率部队漏夜挖掘壕沟。262旅为师预备队。
  26日拂晓,攻击开始,我先集中炮火射击选定的攻击点,摧毁敌军工事,随即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爬城,激战至下午,前后冲击三次,由于敌军顽强抵抗,攻城部队伤亡忱籍,未能突破一点获得立足地。廖龄奇乃命暂停,重新组织力量。下午5时,我264旅又重新发起攻击,官兵前赴后继,奋勇杀敌,战至黄昏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在城墙上获得了二个立足点,廖龄奇旅长当即命令增加部队,扩张战斗,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与此同时,87师也在东北角攻破城墙一处,两师夹击,迫使敌人在晚上九时撤离兰封城,逃向三义寨,兰封克复。
  兰封会战后,264旅廖龄奇旅长因功升任国民革令军第74军(军长俞济时)58师(师长冯胜法)副师长7月31日,廖龄奇以38年战功特著案获华胄荣誉奖章一枚。
  4.万家岭战役
  1938年7月,日军第106、101师团,配合其海军陆战队一部,沿长江溯流而上,向江西南浔线进犯,驻守德安近郊的74军58师奉命开赴黄老门附近,配合64军以堵敌南下。
  5 8师辖172、174两旅。在进军黄老门的途中,因172旅旅长邱维达指挥不力,拦截174旅348团3营(营长黄剑峰)兵员,同时,本旅部队脱离掌握,致使该旅344团苦战一个下午,营长1伤1亡,连长阵亡3人,排长阵亡4人,邱维达被解除172旅旅长之职,廖龄奇兼任172旅旅长职务。
  日军在南浔铁路受我5 8师及其友军打击,受挫后,不敢前进,只得暂时停止,籍以补充兵力。9月底第101伊东师团、106淞浦师团,又开始蠢动,一面佯攻南浔铁路及瑞昌,一面以主力从岷山沿瑞昌通南昌之大道直下永修,以截击南浔线以北我军后路,并伺机直犯南昌,配合进犯长沙的攻势,以断武汉的退路,我58师奉命调往岷山脚下,堵歼该敌。
  10月2日,58师从德安乌石门附近出发,当天前进至张古山(万冢岭)附近时,立即和敌1 0 6师团遭遇。起初,淞浦1 0 6师团对我5 8师估计并不高,但两天以后,当淞浦发现伊东的101师团已被我友邻部队阻击在阵地前,我已完成对106师团的包围时,这才慌了手脚,急忙组织突围。淞浦的哭破口正好选在了58师坚守的张古山阵地,这一下子把冯胜法、廖龄奇的58师推进了油锅。
  10月3日,自拂晓直至黄昏,敌集中火力,组织部队数次进行冲锋突围,均被我5 8师扎的结结实实,虽经反复冲锋,均未能突破我阻击阵地。
  10月4日,敌人的攻势更加猛烈,冈村派来助淞浦解围的战机一批接一批怪叫着飞临阵地上空,炸弹、燃烧弹有如雨点般的往下落,横飞的弹片,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张古山下58师我守军的阵地,吞没了58师的官兵,整个阵地只剩下满目的焦土和光秃秃的山坡,工事早已无影无踪,廖龄奇副师长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在一片焦土中,一排排倒下,上一批,倒下一批.,难以支持,心情十分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廖龄奇协助冯胜法师长重新调整作战布置,成营成团的逐次往阵地上调,以确保阵地的守卫。
  两天后的10月6日,58师守军能战斗的兵员加起来已不足五百人,阵地随时被夺,然而淞浦的第113联队却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倒塌的师部旁,师长冯胜法用电话向军长俞济时请求援兵,而此时此刻,俞军长手中已成光杆司令根本无兵可调,他沉思了片刻,把军部警卫营长叫来,命令军部留下一个班,要营长立即带警卫营仅有的二个连火速增援58师。这时的张古山阵地,几十名日军已冲入阵地,师部成了前沿阵地.我守军师部所有非作战人员,均与敌人撕杀混战在一起。警卫营的赶到,一个冲锋,几十名日军死在了阵地上。
  这一天的战斗,58师伤亡殆尽,幸存人员大部有伤,淞浦师团伤亡过半,淞浦在无援军的情况下,向外突围已不可能,只能就地转为防御,固守待援。
  10月7日,我增援部队赶到,在薛岳指挥下,一举反攻,将106淞浦师团全部吃掉。此役惊动了日本朝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双十节”增添了无比的气氛,当时称为“小台儿庄”大捷。
  万冢岭战役,由于我援军迟迟未到,我以正面58师一个师的代价,歼敌4000余人,守住了阵地,为围歼第106师团争得了时间。11月初,防务交由第19集团军罗卓英接替,58师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
  此役之后,51师长王耀武升任74军付军长兼51师师长,继58师师长冯胜法调任86军军长、继任师长陈式正调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廖龄奇升任58师师长。
  5.高安、长沙之战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期间,58师正驻长沙防守,此时抗战的炮火还未到达长沙,部队驻防的任务是社会治安等问题。1939年4月上旬,日军板垣师团所部向高安进犯,蒋介石急调第74军所辖51师(师长王耀武)、57师(师长施中诚)、廖龄奇58师和49军王铁汉师,统归俞济时指挥,直趋高安参战,当俞部到达高安城附近时,高安城已经失守。7 4军俞济时军长立即组织部队反攻夺城,以51师主攻高安城,57、58师各派突击队向奉新方向切断敌后,包围深入高安城之敌,4个师相互协作,奋勇苦战几昼夜,终于攻克高安城。58师战后得到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的嘉奖。
  同年7月,俞济时调任第5军军长,所遗74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并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期间,王耀武因58师的归属问题,不惜旧情,与自己的老上司俞济时顿时火迸,反目为仇,各奔东西,而时任58师师长的廖龄奇在58师的归属问题上,支持老上司俞济时的意见,与顶头上司王耀武埋下了深仇,从而导致了以后的悲剧。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湘北战役开始,日寇侵略军集中约两个师团(日第六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的兵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路向湘北进攻,为配合攻势,赣北日冠以第106师团,(师团长中井良太耶)主力和第101师团一部以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大举进犯高安,廖龄奇58师防地正当要隘,师长廖龄奇督率全师予以迎头痛击,营长马文瑞、余冠英阵亡,战士伤亡数百拖住了敌人。9月18日,日寇主力部队在舰艇、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于鹿角、小青山等地强行登陆,夹击新墙河南岸的我防守部队。我各路部队按照薛岳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布置,未经抵抗,全部后撤,以致汩罗江、平江、永安市一带即长沙市以北60里国土,相继陷入日寇手中,人民饱受烧杀淫抢之苦。直到十月初,日寇自行退却,我各路驻防部队返回新墙河南原防地。又后,第九战区长官部大肆吹嘘“诱敌深入主力转移”“赢得了巨大胜利”等等实系自欺欺人之谈,所谓第一次湘北大捷,实际上只有58师与日冠打过一场硬仗。为了58师兵员的补充问题,廖龄奇与薛岳、王耀武之间产生了龃龉,导致了日后廖龄奇的悲惨结局。
  1940年6月,58师驻防江西高安傅家圩贾村,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状态,牵制日冠的活动。
  6.上高会战
  1941年春,廖龄奇率58师随74军参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会战。
  在上高会战中,日军企图分兵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歼灭上高、高安地区国民党军队,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我19集团军计划先在第一线(靖安、奉新、高邮)和第二线(陶家、渣村、南岭、高安)阵地佯攻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待日军进到第三线(上高、棠浦、泗溪、石头)阵地时,集中兵力,包围歼灭。74军作为决战兵团,负责正面防守,廖龄奇率58师负责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牵制日军。
  3月15日,北路33师团和南路20混成旅及赣江支队日军同时展开进攻,受到我57师坚决抵抗。20日晨,中路日军34师团,在飞机30余架支援下,不顾其南北两路的败退,仍孤军深入,向泗溪、官桥我58师阵地发起攻击,在流塘村附近突进一部,为避敌锋,当晚,廖龄奇令58师将阵地向后转移。21日,日军重新发起进攻,我57师泗溪阵地被敌突破后,57师死守云头山,廖龄奇率58师撤守猪姑岭。22日晨,57师云头山阵地又被敌突破,锦江军桥又遭日机猛烈轰炸,退路被切断,58师完全陷入敌包围之中,此时,敌人集中所有炮火和兵力猛攻5 8师固守的猪姑岭阵地。师长廖龄奇一面组织部属命令战士挖陷井,埋地雷,阻止敌人重武器的进攻,一面组织机枪火力网或白刃格斗,对付敌人步兵冲锋,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由于敌人飞机大炮甚多,攻势凶猛,第58师官兵伤亡众多。当夜,根据74军军部的命令,为集中火力,58师在锦江北岸占领简市至凌江口一线阵地,重点防守上高核心阵地。
  3月24日,敌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又调南路军3000名,以求最后一逞,  日军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反复轰炸58师即守阵地白茅山,投弹1700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第172团团长明灿在被打得实在支持不下了,乃打电话请示停止时,廖龄奇指示副师长张灵甫命令:“那怕打到最后只剩你一个人,也必须守住阵地。”同时,廖龄奇又在电话中对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报告说:“人在阵地在,我廖某决心战至最后一人。”此时,58师已伤亡2000余人。军长王耀武指示军预备队投入58师阵地,反复冲杀及至内搏,王耀武亲自指挥预备队先后7次发起反冲击,为实施友军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
  3月25日,廖龄奇配合51师(师长李天霞)、57师(师长佘程万)全线出击,锦江南岸之敌很快肃清,26日,我军完成对敌的全面包围。27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开始突围。我58师追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敌为掩护其主力东进拼命顽抗,至死不退,激战至中午,我51师援兵赶到袭击敌右侧,57师也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官桥镇内,我58师官兵乘胜从正面对敌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我58师击伤于官桥镇。此后,58师协同友军连克高安、奉新等地,与敌对峙于安义城附近。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岩永少将、滨田大佐以下15000余人,骡马2800余匹,俘虏日军300多名。何应钦称此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战役指挥官罗卓英称赞74军为“抗日铁军”。战后,第74军获“飞虎旗”并通令嘉奖。
  7.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7日,日冠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指挥第3、第4、第6、第4 0师团和荒木、早渊两支队向大云山进犯,揭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9战区部署在湘北方面的是:99军、4军、37军、26军;鄂南方面的是:第30集团军、58军、20军;赣北方面的是:72军、新3军、预备第5师和鄂赣边区挺进军。9战区2大主力部队即廖龄奇所在的王耀武74军和李玉堂第10军,分别驻守湖北的新余、分宜、上高和湖南的衡山作战区机动。
  74军在第一次湘北战役后的两年多,一直驻防赣西北,51师驻防分宜,57师驻防上高,廖龄奇58师及其军部驻新余。一年前的1940年11月,廖龄奇的夫人张风清女士在生下一对孪生兄弟廖方吉、廖方安后不足满月于江西吉安市日本人开设的泰和医院去世(当时有传为日本人所害之说)。当第二次湘北战役开始之时,廖龄奇正请假月余去吉安结婚,并于婚后携新娘杨淑岚女士一同去湖南祁阳省亲。58师在接到远调湘北作战的任务后,部队由副师长张灵甫率领从江西的新佘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料,日军在战役开始之前,已破译战区通信密码,我各军、师的调动均暴露在阿南惟矶的指挥部里。我北线之26军(军长肖之楚)从21日战至2 6日晚,在敌第6、第4师团合围下,全军覆没;第37军(军长陈沛)在第3、第4师团的打击下,节节溃退; 由衡山急调前前线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自22日至26日也全军覆没。敌4个师团合围,在浏阳附近与我急于北进的74军5万人马于26、27日激战两天,74军作为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地方被敌予以重创,失去战斗力,未能达到薛岳歼敌于捞刀河以北之目的,使薛岳确保长沙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泡影。58师11907名参战人员,伤亡和失踪人员6352人,损失高达53070以上。58师到达接防地东林寺时,既未见到交防部队,也未遇到日军,只好自行布防。不想,敌已于27日占领捞刀河,当晚又在长沙郊外和东屯渡、洪庙、杨山等地空降伞兵。我军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经向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请示,电复撤往醴陵。此时,廖龄奇已闻讯由湖南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10月1日,日军自长沙自动撤退。58师在驻防醴陵泗汾时,廖龄奇接到去南岳开会的通知,从此一去不复返,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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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廖龄奇其人,他的教育背景和作战经历都与张灵甫十分相似。廖龄奇毕业于黄埔四期政治科,入黄埔军校之前也读过大学,只是他比张灵甫多了一样学历,他在黄埔毕业后曾经到英国参谋学校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后他加入第88师,在当时的师长俞济时手下任职, 88师是当时中央军中少有的德械师,属于嫡系中的精锐。 1937年8月, 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继任旅长高致嵩又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廖龄奇递升该旅旅长。半年后,继任的88师师长龙慕韩因兰封失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廖龄奇到74军投奔老上司俞济时,在万家岭战役前不久,他接替邱维达担任58师172旅旅长,次年升任副师长,所以若论私人交情,俞济时与廖龄奇的关系比与张灵甫更早更亲近。后来俞济时和老资格的原58师正副师长相继调离,廖龄奇便顺理成章当上了师长。由于自恃学历高战功强,与王耀武素无渊源的廖龄奇,对顶头上司的态度相当傲慢。廖龄奇是一员勇敢的战将,他曾经多次负伤,身上疤痕累累,右臂在北伐中受伤致残。他认为王耀武没什么真本事,只不过机遇好罢了,以致善处人事的王耀武也觉得与廖龄奇不好相处。
  骄傲的廖龄奇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不是作为抗日英雄光荣地倒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是以“永安市附近战斗,不能掌握部队,予敌打击,且离队至祁阳,致陷该师于散乱之境” 的罪名结束了生命。
  二
  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此时,廖龄奇正请假去吉安结婚,乘便转回老家祁阳省亲。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意日寇已于17日分五处强渡新墙河,58师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醴陵待命,而原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日军乘虚直入,占领长沙。
  1941年9月26日上午,廖龄奇与张灵甫一起率58师赶抵战场,原以为有友军在原地留守与58师换防,却是踪影全无,廖龄奇只得下令全师在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带展开,巩固长沙-平江大道地区,正面迎战由路口畲南进的日军。74军军长王耀武则执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命51师与军直属部队继续向黄花市推进。在此之前, 74军的先头部队57师一部已于25日午时许到达春华山附近,占领春华山到赤石河(春华山西北十公里)一线阵地,该师其余部分于二十六日黎明前后到达, 58师的蔡仁杰173团也随57师参战。
  春华山距黄花市约九公里,离长沙市区以东约三十公里。最先与74军遭遇的,是日军的第3师团花谷先遣队。据日军战史称,第3师团原本并不担当围歼74军的作战任务,它是奉命经上沙市向金潭附近追击,并在该地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南侧地区继续追击中方的溃军,它的行进路线是由北向南。当74军自东向西向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挺进时,南下的第3师团恰好斜刺里撞上了74军的右侧,双方在春华山意外遭遇。
  26日上午9时,正在春华山展开阵势的57师发现花谷旅团的一个先遣大队到达春华山附近,准备南进抢占金潭渡河点,便立即发动截击。日军起初还以为是溃散的中国残兵偷袭,当遭到重机枪连续猛烈攻击后,发现对方的抵抗意外强韧,才判断是遇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先遣大队队长池边不敢恋战,乘守军尚未完全展开,伺机寻找薄弱处向西迂回南下。
  接踵而至的花谷旅团主力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们在正午前到达时, 57师和58师正在春华山,永安市一线抢占要点,虽然是仓促应战,一旦开打, 74军还是抖出了王牌军的威风,南下的第3师团遇到了强有力的抗击,双方首先在春华山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花谷先遣队和随后赶到的第6联队先后向春华山东西两侧向74军进攻,遭到57师和58师第173团的猛烈反击。
  74军在26日争夺春华山的战斗中虽然有所斩获,战局在傍晚却不幸开始恶化,受命截击74军的敌第6师团在连绵的山地昼夜急行军,于当天傍晚到达捞刀河畔,主力集结于大桥市-北盛仓附近准备攻击捞刀河左岸,与此同时,敌第11军军部再命第40师团进入北盛仓附近,准备参加永安市方面的战斗。 74军腹背受敌,陷于敌人将近三个师团的围攻之中,双方阵地犬牙交错。
  58师的三个团的位置,蔡仁杰173团在春华山北与敌激战,在敌机的剧烈轰炸下,该团第1营,第3营连长伤亡殆尽, 172团和174团在永安市,伍家渡等一线,其中以172团在永安与敌第3师团石井信的第18联队的战斗尤为激烈。
  26日下午15时左右,永安遭到日军急袭, 58师从西面迅猛反攻,将突向捞刀河桥梁的一个日军大队与其师团主力斩断,可是敌第18联队的主力很快赶到,入夜,敌第3师团的战斗指挥所也进入永安市。日军意图乘58师态势尚未完备之际将其击灭,双方在永安南方约一公里的147高地一带彻夜激战。廖龄奇和张灵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凌晨二时许,凄厉的冲锋号在黑夜中骤然吹响, 58师竭尽全力向敌军连续发动三次猛烈反攻,敌人的攻势顿挫,敌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也战死。黑夜里,永安在燃烧,熊熊的火光在二三十里外也清晰可见。
  一直以胜利者的口吻洋洋描述其长沙作战的日军战史,在叙述永安之战的时候,对日方的损失亦难掩痛惜之情:“到处展开手榴弹战,在燃烧的永安市中进行着凄惨的白刃战。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战死,攻击受挫... ...森胁大队长决心拼死战斗,亲自指挥第8中队的1个小队,并由正面部署中队主力潜入敌阵的间隙,一齐发起冲锋,冒着迫击炮的密集炮火潜入敌阵,突破手榴弹的火海。经过激烈的交手战后,于27日15时终于夺下147高地。重庆军勇敢进行了多次反攻,但在森胁大队长挥舞战刀带头冲锋下一一予以击退。石井联队长于6时继森胁大队之后攻击前面的敌军。并命令土屋大队(第7中队为基干,配属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第6中队),应尽量由东方联系第1大队攻击面前之敌' ,准备向永安市东南侧地区攻击的土屋大队,在山炮的紧密支援下,于8时39分向156高地北侧台地发起冲锋,当即占领该地。重庆军在大举进行猛烈掩护射击的同时,并以手榴弹反复进行肉搏攻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期间,得到山炮的紧密协助,过午才保住了该地。但第7中队一次丧失了中队长西谷诚太郎大尉以下全体干部,中队的伤亡达到60余名。(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5年)
  随着日军第6师团投入战斗,敌人的兵力已经明显占居优势, 58师即使拼死反攻,要想凭一师之力挽回颓势是不可能了。 27日下午2时, 58师173团与174团虽然在伍家冲以北插入第6师团防线,但是在右翼的日军已经越过春华山,向黄花市以东的51师阵地进攻。
  日军从侧翼突破春华山,第58师的部队开始被日军包围切割,部分溃兵一路退向长沙,出现在黄花市的74军司令部附近,令王耀武紧张得脊背发凉。日军继续以74军三倍以上的兵力猛攻黄花市,还以伞兵在黄花市以南空降,配合敌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 27日,军直属部队遭到袭击,王耀武的军部险象环生,卫士排排长为保护军长而被日军用军刀砍死,近在咫尺的王耀武在黑夜中侥幸躲过一劫。薛岳得悉战况,知道再不让74军突围,这支王牌军将毁在他的手里,则罪莫大焉。 27日下午5时,薛岳发出命令: 74军转移到浏阳河以北。
  三
  第51师与57师摆脱了日军的纠缠,顺利撤出战场, 58师则因已陷入与敌混战之中,战斗激烈,难以迅速脱离战场,损失最重。 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难得的是,第58师在激战中伤亡近半,并且被完全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态势之下能够将部队撤下来,避免全师覆没的命运,这在师长廖龄奇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廖龄奇抗拒了战区要58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浏阳河,集结于镇头市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收容完毕之后,廖龄奇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州整理,自己则顺道回祁阳探亲去了,没有再参加后期的会战。从廖龄奇以往的作战表现和他部下的评价,他不似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这次他何以擅自半途离队回家?是基于对上级对他的错误指挥而负气出走,是认为残部已无力再战,还是倦鸟返巢?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回家的火车上,廖龄奇遇见了第九战区的一个高参,他直言相告自己是回家去探亲。高参回到战区司令部报告了此事,薛岳十分震怒。廖龄奇擅自将部队后运株州,不仅直接藐视了战区长官部的权威,也被认为是畏战逃跑行为,并使58师错失了与51师和57师一起在28日后发起的侧翼攻击行动。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期,薛岳在长沙东郊被攻破后打了一场艰苦的防卫战,陈诚在第六战区适时进行了宜昌反攻,策应第九战区的行动,使得华中日军不得不做出调动,多少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 9月底,第九战区的战况发生有利于我方的逆转,中国军队转守为攻,对撤退的日军围追堵截,至10月初,长沙近郊之敌开始全面后撤。 5日,敌军大部经湘阴,营田北逃, 7日正午,国民党军全部收复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四
  战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由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南岳军事检讨会议, 74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51师与57师在会战初期和后期的战绩还是得到了上峰的肯定,各获奖法币一万五千元,军长与两位师长获颁宝鼎勋章。 58师就没那番风光了,虽然在前期春华山和永安的作战中表现英勇,但是由于师长廖龄奇后期的行为, 58师前期的战功也不复提及,而第九战区对廖龄奇的抗命更是严惩不贷。
  薛岳在会上点名把廖龄奇作为反面典型,直指某些将领居功自傲,抗命不从。廖龄奇不服,他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休会的时候径去找蒋介石评理。蒋介石因这个学生的行为扫了他的颜面,正在休息室里光火,廖龄奇不识相地闯进门来喊冤,正撞在枪口上,蒋介石喝令他“滚蛋” ,起身准备去会场,廖龄奇不辨颜色,仍然乞望得到申诉的机会,跟在蒋介石身后喊“报告” ,震怒的蒋介石拂袖而去,并当场命宪兵团长将廖龄奇扣押起来。廖龄奇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出了事,来自其他派系的将领们都等着看蒋介石如何处置,当会场里的将领们得悉廖龄奇被当场收押,很快墙倒众人推,有的趁此籍以打击蒋介石嫡系,有的虚构事实,为自己开脱罪责;有的鉴于国军将领抗日不力,大声疾呼,籍以惩一戒百。蒋介石迫于众议,故作姿态,以显示自己执法之严。即席手令:“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著予枪决”。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有意救廖,将手令暂时压下,拟俟蒋息怒后,再为设法。来自其他派系的将领们敦促薛岳将此消息立即见报,造成既成事实,以防止蒋介石反悔。第二天消息见报后,蒋介石在大会公开宣布廖龄奇已经枪毙。贺知事已无可挽回,才急交宪兵团执行。 
  据行刑的宪兵第18团团长的报告, “廖龄奇在临刑前留下三份遗书,一份致其母处理家事,一份嘱其新婚之妻改嫁,一份致其表弟,嘱结算师部账目。”并要求将这三份信函抄呈蒋介石审阅,表示他至死仍对校长忠诚。蒋介石收到抄件后内心作何感想,外人无从知晓,但是在廖龄奇伏法之后,蒋介石指示让廖龄奇依阵亡官兵例抚恤,这意味着廖龄奇的遗属将获得政府的照顾并享受烈属待遇。如此看来,蒋介石杀廖龄奇,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是挥泪斩马谡了。
  五
  廖龄奇是否罪当该死,他的亲信下属显然与蒋介石和长官部有着不同的看法。廖龄奇被处决后, 58师原来的四个团长中,邓竹修(常宁),何澜(道县)与王伯雄(记载湮没)悲愤地集体辞职,这明显是在为廖龄奇鸣不平,也是在给军长王耀武难堪。王耀武与廖龄奇的心节,第58师的军官们都清楚,他们公然为廖龄奇之死而辞职,也是对王耀武没有为保住廖龄奇的性命竭尽全力而表示忿满,总之是不愿意在王耀武手下继续干下去了参见邓竹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在南岳军史会议期间被治罪枪决之真相“ (政协湖南省祁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祁阳文史资料第2辑》 ) 。
  58师三个团长的辞职,说明师长廖龄奇在该师官兵心目中的威望相当高。廖龄奇一案,副师长张灵甫有幸未受池鱼之殃,反而因祸得福,廖龄奇死后,蒋介石于10月24日即亲批张灵甫接掌帅印,任第58师代师长,着手收拾残局,张灵甫并于当年冬正式升任正职。

  廖龄奇之死,是骄兵之死,是负气之死,是执拗之死。居功自傲,目无上级,军人性格,脾气使然。廖龄奇如与上司关系融洽,王耀武稍为其袒护,就不至于被当作替罪羊枪毙;廖龄奇如不负气对抗长官部命令并回祁阳省亲,就无“临阵脱逃”之嫌,胜败乃兵家常事,廖龄奇何罪之有?廖龄奇若不脾气执拗,强找校长分辨,委员长要他“滚蛋”,廖龄奇仍不识时务,认为错在他人,非要说清楚,就不至于被押,更无墙倒众人推之隙。不过,其亲属都说,依廖龄奇之性格,即使这次能逃过一难,后日在内战战场上也难免一死,其继任张灵甫命丧孟良崮就是最好的证明。
 楼主| 发表于 2017-9-25 23: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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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将军,我来看你了……你的遗物已经捐赠给纪念馆了,不能再给你保存了。你的家人也没了……”跪在地上磕头的郭永柱老人泣不成声。

  这是一个小山坡,就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江南第二泉”后面的小山上,人迹罕至,一条小径也被两边伸出的杂树枝掩盖了。郭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带着他来这里看朱赤,朱赤是他父亲郭学礼所在88师262旅的旅长,但老人家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昨天,郭老不仅捐出了朱赤的遗物,同时还指认了朱赤的牺牲及埋葬地,时隔70多年,当年南京保卫战中朱赤将军的长眠之地,终于找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11名中国将军,朱赤就是其中一名,但是关于他在雨花台如何英勇就义、遗体安葬地点及遗物一直没有细节描述,此次郭老帮助弥补了这个缺憾。包括朱赤将军在内的11名牺牲将军的名单,昨天首次公布,南京人也终于可以知道,在70多年前,是哪些将军为保卫南京英勇战斗壮烈捐躯。记者了解到,明年清明节,在雨花台内朱赤将军牺牲的地方,有望竖起一座新的纪念碑,以纪念包括朱赤将军在内的烈士。

  历史时刻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

  守城将领

  朱赤(88师262旅旅长)

  守城地点

  雨花台右翼的丘陵地区

  壮哉朱赤

  一定要跟敌人拼掉最后一滴鲜血

  把肠子塞回去,继续战斗!

  这是一组照片:被大炮轰塌的城墙下,一队中国士兵排成排伏在一个缺口上,紧握着手中的枪;一队中国士兵在战旗下神情肃穆地列成整齐的队伍,士兵们头上的战旗只升起了一半,他们坚定的目光凝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悲壮……

  昨天,郭永柱拿着这些照片告诉记者:父亲告诉过我,当时组织敢死队出征,都是把旗先升上去再降到一半,这是提前为敢死队员降半旗,这些壮士都不准备再活着回来了!

  1996年2月22日,郭学礼去世,他留给了郭永柱悲壮的历史记忆:因为战功积累,父亲郭学礼已经升任特务加强连的少校代理连长,隶属262旅,全连被部署在雨花台右翼的丘陵地区构筑工事。12月10日,驻守在牛首山的5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精锐的第六师团冲到了88师262旅的阵地前。黄昏时分,日军出动了20多辆坦克和大编队的飞机,阵地上硝烟弥漫,日军第6师团在谷寿夫指挥下,猛攻雨花台。南京西、南两个方向的小山丘很快失守,雨花台危在旦夕。日军头戴钢盔、手持三八枪,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山脚杀上来。而守卫阵地的262旅此时只有沟堑战壕和有限的武器用于防守。”在小小的山头上,朱赤的部队坚守不退,1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朱赤只剩一个特务连的兵力,突围无望。他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用绳子把导火索串连起来,摆在阵地前沿,等到日军进攻到阵地前沿时,几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

  “在日军重炮轰炸中,朱赤被击中,肠子都出来了,但是他自己把肠子塞回,用弹夹的皮带勒紧后继续战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郭学柱说,1937年12月12日正午时分,88师雨花台阵地被日军突破,该师只剩下37人。“我父亲说,日本人用的枪,子弹穿过身体后,进去的眼小,出来的眼大。当年倒下来的战友,全部是背后的窟窿比胸前的大,他们全部是牺牲在冲锋向前的路上,没有一个逃兵,整个88师,几乎全部阵亡在了雨花台。”

  “12月12日傍晚,日军在中华门城外发起了总攻,当天深夜,父亲奉命从城堡上撤退。历经千难万险,他终于跳出日军包围圈,步行至六合乡下,活了下来。”

  寻找英灵

  雨花台纪念馆的一座小山之上

  这里就是将军牺牲长眠之地

  “朱赤将军当年是在我父亲的怀里走的,那个地方就在雨花台纪念馆里,”郭永柱说,每年,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都要带他去祭拜一下。昨天,老人第一次带领大家来到了这个他熟悉的地方。其实就在“江南第二泉”后面的小山上,但由于山坡上并没有景点,几乎没有游人前往,通往山顶的一条小径都被杂枝掩盖。踩着厚厚的落叶,扒开挡道的枯枝,来到了88师当年死守的阵地。“就是这儿,88师的前沿指挥所,他(朱赤)就是牺牲埋葬在这里的。”郭永柱指着一块平地说。

  环顾四周,都是一些小树,“以前这里什么也没有,树都被炮轰掉了。”郭永柱用手比划着,“这里原来是战壕,南北走向的,日军从东面攻过来……朱将军牺牲时头朝西……”郭永柱回忆:“我父亲讲,朱赤强行塞回自己的肠子后,血一直在流,脸色越来越苍白,头上的汗像黄豆一样直往下滚,我父亲扶着他,"我不行了,把公文包的作战地图和材料全部烧掉,然后把我的这些东西拿走,有机会给我家人,留一点念想。"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我尸体覆盖,不要落入倭寇之手"……”郭永柱解释,之所以要掩埋,是因为不想给日军作宣传,说中国哪个将领又被击毙了。

  郭学礼从朱赤身上找到了他的遗物:一个墨盒、一块怀表、两块银币,然后把随身带的军用毛毯覆盖在朱赤身上,接着在两侧挖坑埋下两枚手榴弹,手榴弹拉响后掀起的尘土很快把朱赤盖住了。

  就在这脚下。”郭永柱愣了一会,然后长跪不起:“朱将军,我来看你了。”老人哭了,他告诉九泉之下的朱赤,朱成山馆长曾经派人到他老家去寻找过后人,从江西档案馆已经确认他没有后人了,他的遗物已经全部捐赠给纪念馆,永久珍藏。昨天,记者看到,朱赤将军留下的怀表是包金的,至今还能走,金属墨盒上写有“民国十年二月,伯恺氏送于京都”,反面刻有一个“还”字。郭永柱说,他父亲猜测,朱赤当年可能想刻上“还我河山”,但没来得及刻完就走了。

  守城故事

  伤兵身绑手榴弹炸掉日军坦克

  昨天,经过雨花台内的“高座寺”门口,郭永柱老人突然停了下来。“这里,我父亲跟我讲过,原来是条土路,日军坦克就是从这边开过来的,有个"小山东"当时身上绑了手榴弹炸掉了一辆日军坦克。”

  郭老口中的“小山东”就是朱赤的勤卫兵,牺牲那年仅有17岁。“小山东”名字叫于富贵,在日军的轰炸中,“小山东”受伤了,两条腿骨头都露出来了,“郭连长,救救我,要不补我一枪要不给我身上绑手榴弹去堵"王八的铁甲车",郭永柱说,他父亲经常跟他聊到这件事。“小山东”称日军为王八,坦克为铁甲车,“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止血的药,小山东流血太多也不可能活下来。最后我父亲在他身上绑了6颗手榴弹,然后两个人把他抬到日军坦克经过的路上,也就是这里,他炸掉了冲在最前面的一辆日军坦克,但是自己的身体也被炸得粉碎……我父亲说,当年,好多战士都用这样的方式保卫了国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些故事都将编到纪念馆的展厅里,把南京保卫战用讲故事的形式写下来,小朋友能看得懂,农民工朋友也能看得懂。”

  链接

  南京保卫战中

  牺牲的11名中国将军

  萧山令

  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任代理宪兵司令,兼任警备司令部防空司令,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下午,奉命指挥宪兵部队由下关撤退至江北,因无船只,只好分乘木筏渡江。13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下关江边,他亲率残部阻击追兵,激战中身中数弹,以身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易安华

  1899年出生于江西宜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后,被提升为第87师259旅少将旅长。1937年12月,他毅然写下“告妻儿书”参加南京保卫战,并奉命守卫光华门一带。12月12日,日军猛攻光华门,易安华壮烈牺牲,时年38岁,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易安华为革命烈士。

  朱赤

  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修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2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与第264旅共同扼守南京雨花台阵地,率领将士多次击败日军部队的集团冲锋,使日军伤亡惨重。他还亲率敢死队,振臂高呼杀入敌群。12月12日,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高致嵩

  1899年出生于广西省岭溪,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扼守南京雨花台阵地。从12月9日起,即坚守在雨花台防线上,亲自率领将士多次与冲入我军阵地的日军白刃格斗。在日军多次增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前来增援的朱赤旅长率领的262旅协同作战,坚守雨花台阵地至12月12日,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姚中英

  1896年出生于广西省平远,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时任陆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12月12日,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太平门,宁死不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况惨烈。激战中,姚中英连毙数敌,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罗策群

  1894年出生于广东兴宁,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任第159师475旅少将旅长。在上海淞沪抗战时晋升该师副师长,保卫南京时,任代理师长。12月13日凌晨,率第159师突围至太平门外岔路口时,与日军遭遇,在冲击中,中弹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司徒非

  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平远,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随第160师开赴淞沪战场作战。随后,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战斗已发展到复廓阵地的紧急情况下,被任命为第160师少将参谋长。12月12日晚,奉命率部突围,与敌拼搏,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李兰池

  1899出生于辽宁锦西,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1937年,以第57军112师少将副师长之职参加淞沪会战,驻防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11月,率部渡江据守江阴要塞。12月10日开赴南京前线,与日军激战,亲上火线督阵,击退日军进攻。12日,南京城破,奉命突围,率队冲锋时于太平门附近中弹阵亡。

  谢承瑞

  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康,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陆军专业毕业。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率部守卫南京光华门。12月12日晚8时,日军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他亲率敢死队,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全歼日军。他战前抱病,又在光华门歼敌时被火焰灼伤,因体力不支,在通过挹江门时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

  程智

  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时任第51师302团上校团长。率部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赛公桥的决战中,程智负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他右手三指被打断,血流不止,脸色腊黄,副官劝他退下,可他只稍事包扎,又回到阵地,大声呼唤全团官兵奋战,腹部中日军机枪九弹,肠断而出,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

  李绍嘉

  广西玉林人,第83军156师468旅少将旅长,奉命于南京城阻敌。12月12日城陷,激战时中弹殉国。
 楼主| 发表于 2017-9-26 00:36:4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news.sohu.com/20050719/n226381822.shtml

历史回眸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将战争不断升级,于8月13日~12月2日间悍然进攻中国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上海,并希望以此为跳板,迅速攻占南京,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投降。
  面对日寇汹汹来势,当时的中国政府于8月14日发表《自卫宣言》,先后由冯玉祥、蒋介石担任战区司令长官,调集全国部队70余个师40万人参战。在整个战役期间,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由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部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一寸山河一寸血”这是黄维将军对淞沪会战的回忆。在中国正面战场进行的22次大会战中,淞沪会战堪称惨烈,中国军队以每天消耗一个整师以上的损失与顽敌激战3个多月,以劣势装备同敌优势装备相搏,毙伤4万多人。何应钦回忆说,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伤亡约33.35万人,很多高级将领因失去阵地而自杀成仁。其伤亡程度较莫斯科保卫战更为惨烈。
  1937年,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民革辽宁省委原主委明世勣被分配到88师担任排长,他有幸经历了这次战役的前十天。本报记者对他的孙子明杰进行了采访,并在民革辽宁省委的帮助下找到了他生前的口述资料,还原了一个血染疆场的淞沪会战悲壮图。
  明世勣晚年仍无法忘记在淞沪会战死难的战友们。在那场战役中他所在的营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而中国军民更是以极大的代价粉碎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这次战役,也成为了考验年轻的中国海军、空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的一次悲壮史诗。
  上阵前先交代“后事”
  明杰自幼由祖父抚养长大,祖孙两人间有着特殊的情感:“1910年,我祖父出生在辽宁绥中,家境还算殷实。1930年他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后来东北沦陷,有一次他放假回家,被鬼子盘查,此后他愈发感到做亡国奴的屈辱,立志考取军校。”
  1933年6月,明世勣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十期步兵第一纵队,南下南京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又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8月10日,我所在部队奉命到无锡火车站集中,11日上午全营向东进发,下午到达南翔,下车后即徒步行军至一村庄宿营。”明世勣在他生前的“口述”中这样回忆,当时已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他,被分配到88师264旅528团3营8连担任排长。
  12日,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笼罩在士兵头上。很快,明世勣所在营的官兵开始互相交换通信地址,谁要是牺牲了,就请代向家里去个信。“我接到了许多写有通信处的纸条,也把我的通信地址写给了他们……”
  13日凌晨,明世勣所在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只见上海方向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后来明白是日军在纵火照明,以防我军偷袭。一场蓄谋已久的入侵渐渐拉开帷幕。
  清晨,明世勣所在部队接替了原驻上海保安队的哨所,随即进入阵地。然后,每排又各派一个步兵班,在火力掩护下驱逐了敌军的前哨,驰名中外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就这样开始了。
  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整个淞沪会战成为年轻的中国海军、空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的试验场。8月14日,中国空军奉命轰炸日军司令部等要处。
  “当时祖父只听到虹口方向高射机枪枪声甚密,并看到对方上空高射炮爆炸时所冒出的白烟。又看见我方战机突过那空中烟雾俯冲投弹,又安然离去,中国军队都感到很振奋。”明杰说。
  在整个黄浦江上空,中国空军向日舰不断投弹,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受弹最多,虽未沉没,但被迫撤退。
  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证实当日中方击落了多少日机,但日本战报说“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估计应有20架敌机被击落。年轻的中国空军首战告捷,竟将日军两个著名的航空队装备最新的轰炸机消灭过半,而当时中日战机的数量比例为1:12。
  与空军的战绩相比,14日中国海军的表现则可谓悲壮。他们接到的作战任务是“封锁江阴”。但是不想消息先为汉奸黄浚父子走露,43艘沉船所能起到的作用已难估计。
  “14日入夜后,祖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除留一班在原阵地外,另率两班向右前方推进,但不要太远,掩护师主力右翼进攻。”明杰回忆说。但是到了午夜,敌人开始了逆袭。中国军队开始后撤,可是明世勣很快发现,其所在排阵地比较突出,左右两个排阵地比较靠后,极容易被敌包围,于是经过与邻排联系彼此交叉火力,以封锁排间间隙,他又抽调几名身强力壮的士兵,装上刺刀埋伏在楼里,作为预备队,必要时与敌肉搏……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夜。
  整师“熔化”在阵地上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
  日本也于8月11日命令其舰队抵达黄浦江等港,并于次日全国总动员30万人前往上海和青岛。
  战役开始后,蒋介石自任大元帅,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站区司令,国民党当时所有名将几乎都参加了作战。
  11月,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天皇在东京设立直属大本营,全面督战。战争逐渐由所谓“华北事变”变成“中国事变”,最终日军彻底丢掉伪面具,宣布侵略。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88师的损失极为惨重,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以后数日,敌机一直进行轰炸。中国军队则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各据点,压迫敌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予敌重创。但88师始终未能突破“楼群防线”。
  8月23日,88师趁敌撤退,既无掩体,又无炮火支援之机,迅速进攻,予敌极大杀伤。“在进攻中,祖父那个营的官兵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了几个,祖父的手也受伤了,可是他还在坚持打。为了不让日军露头,中国军队的机关枪把钢筋混凝土的窗户打成了圆形。后来换防的部队来了,可是祖父还在坚持,最后是被勤务兵拉下去的。”明杰说。
  8月25日,日军大批援军在吴淞、川沙登陆,中国军队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直至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封我上海阵地的侧背进行远后方的迂回,我军才被迫于11月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
 楼主| 发表于 2017-9-27 23:29:2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八团在淞沪会战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八团第三营八连排长 明世勣 撰稿
    我在1936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随即分配至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八团第三营八连,以见习官身份代理排长,先后驻防在江阴、常熟、无锡一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8月10日,我营奉命到无锡火车站集中。11日上午,全营登车向东进发,下午到达南翔,下车后即徒步行军至一村庄宿营。12日,全连做各种战斗准备,士兵们仍是嘻笑颜开,说说闹闹,一如平日野外演习那样,对即将来临的惨烈战斗好像满不在乎似的,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从而泰然处之了。多数人互相交换通信处,以便在牺牲后,代向家里通信。我在接到许多通信处纸条的同时,也把我的通信地址写给他们。
    当天夜,我们从宿营地出发,只见上海方向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起初还疑为市房失火了,后来才明白是日军在其阵地前特意纵火照明,以防我军夜袭。我们就在这半明半暗的夜色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天亮时到达一处地方,接替了原驻上海保安队的哨所。每排又各派步兵一个班,在火力掩护下驱逐了敌军的前哨,驰名中外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此开始了。
    这时,连部发给我一张油印的上海略图,我便参照这份略图对前方进行了一番勘查。只知我排正面是虹口公园,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但该司令部并未暴露于外,它的外围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面临大街,背朝我方,各楼后窗则成了敌人向我射击的枪眼,楼房与我排阵地之间是片很开阔的庄稼地。
    当时,我连所停之处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座孤立的二层别墅,旗杆上悬有德国国旗,已人去楼空,我排即占为据点,别墅前是竹篱围成的小庭院,篱笆上遍布爬山虎,利于隐蔽。士兵们即利用行军携带的小圆锹、小十字镐,在篱笆内侧构筑工事,工事构筑就绪,便立即派兵至前方侦察。侦察兵回来报告:右前方村庄既无居民也无敌人,敌人没有在楼群正面构筑工事。
    这一天除双方机枪互射外,倒算平静。我抓紧时间分批召集士兵复习劈刺,以为白刃战之准备。天黑时,只听嗖嗖……敌炮弹从头顶上飞向我军纵深地带,还不时地听到从黄浦江方面传来的向我军后方射击的沉闷的炮声(估计为敌舰炮)。在我阵地附近也落了一些小型炮弹。这意味是敌人夜袭的前奏,可是这一夜敌步兵却没什么动静。
    14日,时常有日军飞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进行侦察。忽又听到虹口方向高射机枪声甚密,并看到敌高射炮弹爆炸所冒出的团团白烟。只见我方战机突过那空中烟雾俯冲投弹,又安然离去,这极大地鼓舞了我阵中士气。
    这天入夜后,我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令我留一班在原阵地,另率两班向右前方推进,但不要太远,掩护我师右翼向敌进攻。右翼进展很快,可是到了午夜,敌人开始反攻,根据枪声判断,我军在节节向后撤,我也接到命令退回原阵地。这时,正面之敌开始向我阵地逼近,左右也有敌人向我射击。我排阵地比较突出,因为是据点式的防御,左右两个排阵地比较靠后,相互间联系不够,我排极易被敌包围,于是派两名副班长分赴左右邻排联络,组织交叉火力,以封锁排间的间隙。我又抽调几名身强力壮的士兵,装上刺刀伏在楼里,作为预备队,以便必要时与敌拼搏。
    根据敌机枪声判断,敌人约有一连兵力,配有重机枪。枪声最密时就像刮暴风似的,比除夕大城市鞭炮最集中时的声音还密。敌人投向我方的手榴弹多被篱笆挡回,在阵地前爆炸,也有少数落在我阵地后方,可见敌距我已在几十公尺之内。这时我不断到各散兵坑巡察,以稳定军心,振作士气,同时命预备队对阵地后方加以警戒,以防敌人潜入,直到天快亮时,敌才撤退。
    经过一夜的激战,天明时一看,我阵地右方一座民房的房顶已被敌炮弹全部掀掉,我排所占据的楼房墙壁上弹痕累累,玻璃窗全被击碎。
    早饭后,连长来我阵地视察,不久营长也到了,对我排昨夜表现大加勉励,认为我排阵地很重要,随即指示连长给我排增派一个班,另配属重机枪,架设电话,组成一个加强排。
    16日,我们正在吃早饭,营长率领三位连长,急步来到我排阵地,连长高声命令:“开始出击!”我们便放下碗筷,迅即排好战斗队形前进。在我阵地前不远处有一条河沟,士兵们毫不犹豫地把枪举起,趟过齐腰深的水,借着稍右侧小村庄的掩护前进,可是一出村庄,敌步机枪即开始射击,并有迫击炮弹落在我们附近。于是我排便稍向左靠,采取疏散队形,先是分班跃进,互相掩护;前进一段,又改用分组跃进;距敌越近敌火力越密,我们的队形越疏散,最后采取各个跃进的方式,行动利落和勇猛,就像平日战斗演习那样。
    大约当日过午以后,我们已接近敌阵。敌人凭借高楼顽抗,我们则占据楼前约数十公尺处一条土塄,塄上长着灌木,还间杂着一些小树,倒也安全些。怎奈,我们眼望前面高楼无法攻上去。敌人也不敢下来,只从窗口或楼顶上射击。我们一见枪口烟火即行反击,就这样僵持一个下午。天黑后,我方退回原阵地,这次我师攻击右翼进展颇为顺利,对敌左翼形成包围态势。
    战斗中,连长阵亡,由一排长代理,二排长负伤离开了火线。晚上撤退时,把连长及其他阵亡士兵的尸体背回,埋在阵地附近。
    回来一看,我排原占据的小楼已被敌机轰炸倒塌,周围的篱笆也震得东倒西歪,已丧失利用的价值。恰好连部发下大圆锹、大十字镐,我们就按照营长及代连长所指定的阵地,乘夜色构筑常规散兵壕。白天敌机活动越发猖狂,对我军阵地肆意轰炸和扫射,我方工事随毁随修。
    为了躲避空袭,早餐及弹药都在天明前送到阵地,午餐有时与早餐一起送来,晚饭天黑后才送到。在战斗期间真可谓衣不解带,谁也没睡过一整夜的觉,只能在战斗空隙,靠着掩蔽部的墙壁打个盹。
    此后,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的胶着状态。
    一日(可能是18或19日)敌机轰炸很凶,日落时敌炮向我纵深射击甚为猛烈,我阵地附近所落炮弹也颇密集,我们严阵以待。入夜后,敌人发起进攻,枪声越响越密,越来越近。我前哨早已退了回来,我们也开始进行压制射击,以迟滞其前进。待敌来到阵地前,我即以猛烈火力予以迎头痛击。
    敌我双方也曾互投手榴弹,但因夜间投弹准确性很差,效果不佳。下半夜,敌人撤退了,我方则实行火力追击。
    几天以后,敌人又来夜袭,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敌攻势终未得逞。发觉敌人开始撤退,我方奉命步步向敌进逼,乘其脱离坚固掩体、暴露于野外,又缺乏空炮支援之时,予以杀伤。敌随战随退,直至其所占楼群之前,我方便利用拂晓黎明之际,迅速分批掩护,返回原阵地。
    在进攻中,我负了伤,被送至租界内的医院。自从开战以来,天天有伤亡,当我离开火线时,我排减员已将近半数。入院的第二天,得知与我同时分配到五二八团见习的两名同学,已先我负伤,住在另外的医院,其中一人因伤重,后来牺牲在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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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8 00:0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射声老师辛苦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9-28 17: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7-9-29 21:33: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普通的练习簿,却记录着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出生入死、浴血杀敌的激烈场景。淞沪抗战“八百壮士”之一、成都人万方澄的长子万慰亲出示了父亲的亲笔手记,并讲述了当年父亲抗敌的场景。他称,在2007年“淞沪会战”70周年的时候,他将根据手记写成一部名为《永不忘却的纪念》的书。
振奋人心
半小时拿下敌军据点
万方澄是在四川的最后一位“壮士”,于15年前车祸中不幸去世。在世时,他时常拿出自己写的手记,向儿子讲述当年参加抗战的情景。手记写在一个普通的练习簿上,分别以《孤军营生活剪影》、《护旗斗争》、《粉碎日伪诱降阴谋》、《八百壮士幸存者的昨天和今天》等为题。
万慰亲的讲述从“宝山桥”之战开始。1937年,中国部队开赴上海闸北后,即在东、西宝兴路布防。当时第88师262旅524团一营一连受命夺回日军已占的宝山桥,万方澄时任一排排长,指挥3个班48人。由于曾与日寇多次交手,对宝山桥的地形熟悉,在接受这场硬仗后,万方澄集合全排讲话,“我们打的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不要给全营丢脸”。
“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8月14日拂晓,万方澄命令排副朱德标带七班战士从敌人侧面佯攻,自己亲自率领八班冲锋,九班在后掩护,全排主动进攻。半小时激战后,占领宝山桥的敌人部分被歼,部分不支而退,初战告捷。宝山桥之战取胜后,全排得到了师部的通令嘉奖。
父亲的讲述:排副朱德标的牺牲是战斗的最大损失,但这战却是最振奋人心的。
惊心动魄
牺牲者连名都没留下
9月中旬,为拔掉敌军在新亚酒楼的指挥所,万方澄所在的一营营长何沧浪主动请战,一场残酷的血战在二、三营的配合下打响。
父亲的讲述:敌人一开炮,我们即退守第二线;炮声一停,我们又出击与敌人短兵相接,乃 机枪连长何宗翰阵亡,二连连长李国培和三连连长刘望亭失踪……万方澄所在的连队,老兵所剩无几,上级不断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保安团调兵支援,有的战士未经训练即上战场。许多负伤者连部队番号都说不出,牺牲者连姓名都没留下。
父亲的讲述:从没上床睡过一次觉。只在炮火停息时,假寐几分钟。大部分给养多是爱国市民送来的慰问品,面包、饼干、罐头等简直吃不完。
闸北作战异常激烈,双方在每一条街巷展开拉锯战。此战完全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梦想,更加增添了全军同仇敌忾的决心。
耿耿于怀
嘉奖怀表战乱中遗失
9月16日,万方澄所在连队奉命移守广东会馆,一栋5层楼的坚固建筑,阵地前设有三道防线:铁丝网、浮坑和沙袋。为阻挡日军包抄闸北去路,连队决定诱敌而出、关门打狗,当时营部还增派了机枪连的一个排参与战斗。
一排伏守前沿阵地,二排据守三楼,万方澄亲率三排在二楼指挥,并命令“我的枪声不响,敌人纵有任何行动,不准开枪”。18日晚,日军开始用稻草人晃动作试探,随后派20人左右小分队肆无忌惮破坏铁丝网,继后一个连队日军开始猛扑第二道防线。
父亲的讲述:这时我眼前呈现了黄梅兴旅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将领,少将旅长)和战友朱德标排副及很多弟兄断头碎体的惨状,我的情绪激动,真的无法形容!我指挥枪一举,两挺重机枪马上开火,二楼三楼共九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密集扫射,步枪、手榴弹齐发,来犯之敌无一漏网。
清扫战场时,敌遗尸90余具,全连无死伤,缴获战利品无数。全体官兵齐呼:“我们终于为死难兄弟报仇了!”当时万方澄也得到了嘉奖,师长孙元良特派人送来一只瑞士怀表作为奖品,不过后来因为战乱遗失。万慰亲说,父亲晚年讲起这次战斗仍兴奋无比,对丢失的怀表一直耿耿于怀。
刻骨铭心
大吼一声从六楼跳下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是最让万方澄刻骨铭心的,“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452名官兵。说800人是为了壮声势。”他晚年这样说。
1937年10月25日,与日军激战两月余后,中国军队在宝山大场的防线被突破。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自告奋勇,率该团一营,留守原师部所在四行仓库,万方澄当时是该营一连连长。27日凌晨2时,全营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共450余人集合完毕。
父亲的讲述:当时八百壮士预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27日中午,战斗打响。战斗场面之惨烈,从524团一营营长杨瑞符的《孤军奋斗四日记》中可窥一二:“日军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日军屡攻不下,又往楼下打一地道设埋炸弹。为防我军枪击,敌军顶一厚钢板蠕动至墙下。进四行仓库时,日军坦克就在马路那边对我军狂轰,头上还有飞机扔炸弹。
父亲的讲述:敢死队员陈树生身缚手榴弹数枚,大吼一声从六楼跳下,与敌十余同归于尽……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从10月27号拂晓至30号晚上孤军奋战四昼夜,击毁日军战车2辆,重创一辆,毙敌200多名。
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结束了,坚守“四行”的八百壮士撤出阵地,被“引渡”进入公共租界,其临时驻扎的营地遂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孤军营”。
……
父亲的讲述:1985年,八百壮士幸存者中,只有6人:于长寿、张秋明、李锦堂、周俊明、曹明忠、张明轩。

新闻资料: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正面战场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1937年8月13日上午,侵华日军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上海进攻,淞沪会战拉开大幕。此次战役中,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近百万,日军总兵力约为中国军队的三倍。双方激战达三个月以上,损失均极大。在我军民拼死抵抗下,日军伤亡9万多人,损失飞机二百多架,舰船二十余艘。我军虽然伤亡惨重被迫自上海撤退,但此战坚定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楼主| 发表于 2017-9-29 21:49: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万方澄 唐觉从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我在国民党陆军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一营一连任少尉排长,随部队驻江苏无锡荣巷(即荣毅仁家的所在地)。师部驻惠山,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该师是由国民政府警卫军第2师改编的,官兵素质佳,装备良好,编制也很庞大,除辖两个旅另附两个补充团外,师部尚直辖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特务各一个营。每个团的编制,除步兵三个营外,团部还直辖榴弹炮、通信各一连,另附一个特务排。每营辖步兵三连,另配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该师为国民党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当时驻无锡整训,同时也负责保卫南京及沪、杭铁路沿线的运输安全。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迅速侵占我平、津和华北。消息传来,全师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缨作战。弟兄们都说:“杀死一个日寇够本,杀死两个就赚一个。”8月7日,我团奉师部命令,要求以连为单位检查武器弹药,整装待发。大家都明白要上前线打仗杀敌了。我此前曾与日寇交过两次战,每天出操后就集合全排48个弟兄,介绍打日寇的经验,并讲述朝鲜亡国、台湾亡省以及马占山将军在东北抗日的故事,进行战前动员。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张治中将军指挥下,我们第87、第88两师同时抵达上海南翔车站。我营开赴闸北,在东、西宝兴路布防,接管了原保安队的防地。这时,宝山桥已被敌人占领,何沧浪营长当即命我带领我排夺回宝山桥——营长和连长都知道我这个排战斗力很强,我本人又与日寇交过手,对这里的地形也比较熟。
下午,我与排副朱德标侦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我们发现,敌军虽在桥头做了掩体,但戒备不太严密,人数也不太多。我估计是日军藐视中国军队,以为我们还是保安队。我在工事内集合全排作战前动员:“我们打的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一定要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不要给全营丢脸!”弟兄们听说要打日本鬼子了,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这回一定要打个大牙祭!”



8月14日拂晓,其他阵地上已传来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但并不十分激烈。我命朱排副带领第七班从敌人侧面佯攻。听见他们打响后,我自己立即带领第八班冲锋,让第九班在后担任掩护。霎时间枪声大作,敌人没料到我们竟会先发起冲锋,只得仓猝应战。不到半小时,我排重新夺回了宝山桥。这一仗打得很顺手,一方面是我军勇敢善战,一方面也因敌人骄傲自大。此外,敌军判断也有错误,把我们的佯攻当成了主攻,将火力重点都调到侧面。因此,我们正面进攻就容易多了。弟兄们都很高兴,认为“皇军”也不过如此。初战的最大损失,就是排副朱德标阵亡,七班副班长左腿负伤,战士中也有几人受伤。宝山桥夺回后,营长上报师部,我排得到了嘉奖。
经过宝山桥的战斗和东、西宝兴路敌我两方在各处的接触,日军已察觉到我前沿阵地已经不是保安部队了。从8月14日起,敌人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和海军航空队便不断向我发起猛烈炮击。一天,第264旅少将旅长黄梅兴正在掩体指挥作战,忽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中工事爆炸,黄旅长当即壮烈殉国。他是我军此次战役中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将领,上海各报都登载了他殉国的噩耗。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参谋主任邓光、卫士丁玉林以及整个通信班。消息传来,全军哀悼,官兵挥泪高呼:“为黄旅长报仇!”当晚,在第527团团长廖龄奇的率领下,我军连续十余次向日寇阵地发起冲锋,但终因敌人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无法突破。8月16日,廖团长身负重伤,部队被迫撤回原防地。廖是湖南益阳人,他英勇奋战,鼓舞了全军士气。当第527团出击时,我团在闸北配合作战,但伤亡很大。敌人的指挥部设在北四川路的新亚酒楼,它是我团的攻击目标。在一次进攻中,连长李光环身负重伤,我升任连长。



闸北的战斗都是巷战,每争夺一个制高点或一街一巷,敌我双方都要往复冲杀,互有进退。有时挖墙打洞,逐户攻守,形成拉锯战,战斗连续进行了80天左右。那段时间,我没有在床上睡过一次觉。只要炮火一停,就随便找个地方假寐一会儿。部队的给养大多是市民们送来的慰劳品。开战以来,民众群情激昂,送锦旗,送食品。送来的面包、饼干、罐头,吃都吃不完。很多大、中学生也自愿前来参加战斗,或做些宣传工作。记得在9月初,我连分来两个学生,一个是金陵大学的,名曹云富,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名周华生。他俩的外语都很好,我就派他们去与英国巡捕联系,侦察敌情。群众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9月上旬,敌人到处出击,每日下午用迫击炮猛轰我防御工事,先将我阵地摧毁,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交锋,我们已掌握敌军的作战规律。敌人一开炮,我们便退守第二线,炮声一停,我们又全部出击与敌人肉搏,收复第一线,重新修补工事,与敌对峙。我前沿阵地,大半残破,举目四顾,满目废墟。大约9月中旬,何营长向团长请示,要求拔除敌军设在新亚酒楼的指挥所,并请二营、三营两营配合。团长报经师部同意后,遂命令我营向新亚酒楼发起进攻。
新亚酒楼是当时上海有名的高层建筑,修得十分坚固。敌人防卫也非常严密,在其前沿阵地配备了十分强大的火力。战斗从头天傍晚打到第二天清晨,我军伤亡惨重:机枪连连长何宗翰阵亡,二连连长李国培和三连连长刘望亭失踪。我连老兵也所剩无几,不得不撤回原防地。由于此时已感兵力不足,便先后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保安团队抽调了一些士兵填补各连的缺额。这些士兵素质较差,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分到连队后,只能是以老带新。许多时候是官认不得兵,兵也不认识官。有的上午才分来,下午就负伤或阵亡,连姓名彼此都没有搞清楚。还有些受伤的战士被送到医院,说不出所在的部队番号,只晓得自己是从某省保安处调来的。而保安处在调拨兵员时,行文只说调到某师,至于分到了哪个团哪个连,他们本人都说不清楚。我们临时想了一个办法:凡是新拨来的士兵,一律用白布写明我连的番号,盖上公章,装入每人左上角的衣袋,如遇伤亡,也不致成为无名英雄。在一次进攻中,何营长身负重伤,副营长杨瑞符升任营长。


上海保卫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日寇的大批援兵赶到,加上他们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遂转守为攻。我军则由攻转守,寸土必争。官兵互相激励,视阵地为坟墓,死守不弃。为了据守有利地形,我连移守广东会馆——一栋五层楼的坚固建筑。
因为我连有两个大学生随时与英国人取得联系,所以日寇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马上得知。有一次,曹云富听英国巡捕说,日军在我阵地的右侧,可能有新行动。我立即赶到现场侦察。广东会馆的前门是广东街,后面是一条小里弄,右侧是北四川路。我军阵地前沿共设置了三道障碍: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浮坑,第三道是沙袋垒起的工事。我前去侦察时,听到有挖墙打洞的声音,即回连部召集排长进行研究。一排长张希广说:“立刻派人去前沿狙击!”二排长(已忘其姓名)说:“我们在右侧再设几道障碍,敌人出来一个,就歼灭一个!逮着活的更好。”我以为他们的办法,都不太好,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我想,敌人为什么要在此挖墙打洞呢?可能是我连这个据点挡住了他们包抄闸北的去路,所以才将我连据点选作突破口。倘若我们连的阵地失守,将会影响我军整个闸北地带的防线。这一带由于距离公共租界比较近,许多外国侨民杂居其中,日军使用重武器应有所顾忌。倘若对我阵地强行进攻,因会馆建筑坚固,又居高临下,日寇的伤亡会十分惨重,所以才用此偷袭手法。敌人此次来犯,肯定会派出重兵,我军压力势必加大。但是,地形对我有利,因为这条巷道是死胡同,纵然墙壁被打穿,敌人也一定会暴露在我有效火网射程下。不如以静制动,把敌人引诱出来,一旦出来,就决不让其再跑掉。我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后,即以重机枪两挺布置在四楼,只准远射,不准近发,以封锁敌人的退路(因我守地重要,营部将机枪连的一个排交我指挥);以一排埋伏在前沿阵地,二排据守三楼,我亲率三排在二楼指挥。布置就绪后,我对大家说:“我的枪声不响,敌人纵有任何行动,也不准开枪!”之后,我又向营部汇报情况,请求支援!营长当即许可。当夜,敌人将墙壁打通。我从望远镜中看见敌人用竹竿挑起几个穿军服的稻草人在前沿晃动,以探动静。我命令大家一定要沉着耐心。敌人见我方无动静,便派出尖兵十余人沿着墙壁慢慢行进,并学狗叫潜行至我第一道工事前面,开始试探性地破坏我铁丝网,约十分钟后又退了回去。这时已临近9月19日拂晓。


19日下午5时许,敌人开始炮轰。当晚9时,里弄出现一小队敌人,约二十余人,肆无忌惮地破坏我铁丝网(昨天被破坏后我未修复,以示不备)。约半小时后,又有一个连队的敌军出现,大声叫嚷着,猛扑我第二道防线。这时黄梅兴旅长、朱德标排副以及很多弟兄断头碎体的惨状在我眼前呈现,我情绪十分激动,见敌已进入伏击圈,便将指挥枪一举,两挺重机枪突然“咯咯咯”地怒吼起来,像火龙似的封锁住敌人的退路。我二楼、三楼共九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密集扫射,步枪、手榴弹齐发,带着满腔的仇恨,向敌人倾泻而去。我自己的枪也每发必中。敌人知道中计,慌忙后撤,但退路已被火网封锁,援兵也不敢自投罗网。里弄道路窄小,直打得敌人乱窜乱叫,无处藏身,其状简直像关门打狗。战斗不到一小时,来犯之敌无一漏网。清扫战场结果,敌遗尸九十余具,我方无一死伤,全体官兵欢呼雀跃。战后,我受到师部和团部的嘉奖,孙元良师长特派他的副官处处长邓蛟给我带来一支瑞士怀表作为奖品。这次伏击成功,是我当军人以来所不能忘记的一件大快事。


上海抗战两个多月,除租界外,整个上海变成了一片废墟。虽然我军英勇抵抗,使日寇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我们在敌人海陆空军的猛攻下,伤亡也很大。战士中因新兵多,老兵少,战斗能力锐减。不久,师部派了一个中校参谋主任到团里来督战。这个人个子不高,典型的广东人面孔,说话简洁有力,目光敏锐。一天,他到我连视察,我才知道他叫谢晋元(广东镇平人,黄埔第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后又在阵地上与他见过几次,印象不错。稍后不久,他就调任我团团副。几天后忽接营部通知,说我师因伤亡太重,第9集团军总部命令我师全部撤退到后方整训。我团负责掩护全师撤退,我营则负责掩护全团撤退。命令里没有说谁来接防,事实上就是放弃上海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战争的全局情况,对上级的撤退命令不是很理解。以后才知道,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10月28日,师部始向青浦方向转移。29日,前沿阵地逐步被日寇占领,前线十分混乱。敌人出动大队飞机轰炸,青浦大桥已被炸毁,切断了我们的退路。
恰在此时,我团团长韩宣元失踪,群龙无首,部队溃不成军,这是我自入伍以来从未见过的场面,真是伤心惨目。在我们这批撤退部队中,谢晋元的军衔最高,其次就是营长杨瑞符,全团尚余七八百人,旋战旋撤,并派人找友军联络。谢晋元最初拟向临近的第87师靠拢,但因该师已经撤离,无法取得联系。为了统一领导,大家公推谢晋元为团长,一切行动听他指挥。此时,后有追敌,前无出路,谢遂率部沿苏州河撤退,他知道那里有座叫四行仓库的高大楼房,后面是公共租界,敌人不敢使用重武器,我们可以在此据守待援。我部进入大楼后,无暇喘息,即开始布防。这时隔苏州河对岸聚集了很多中国同胞,对我们鼓掌欢呼。尽管日寇的子弹横飞,但群众并无惧色,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虽是败兵,但是意志坚定,抱定必死决心,服从谢晋元团长的指挥。他也井井有条地作了周密的部署,并集合全体官兵庄严宣誓:“为国牺牲,抗战到底!”
在这幢大楼里,集中了比历史上“田横五百壮士”还多的健儿,但却没有一面国旗竖在楼顶,以显示我们中华英勇国魂,大家都感觉有点遗憾。这时我们忽听隔岸掌声雷动,“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不禁回首向苏州河中望去,只见窄窄的苏州河里浪花翻腾,一会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童子军水淋淋地爬上岸来。只见她高举着一面中国国旗,迎风展开,向大楼走来。我们全体健儿高兴得又是鼓掌,又是呼口号,两岸军民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我们这些经过枪林弹雨、视死如归的刚强男儿,也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谢团长很庄严地接过了国旗,亲切地询问她的姓名,才知道她叫杨慧敏,是位中学生。“中国不会亡!”——我们从心底里呐喊着。
我部在四行仓库大楼坚持了几天,弹药无法补充,给养由万国红十字会和租界里的同胞踊跃供给。清点人数,只剩下五百余人,这就是当年闻名世界的“四行孤军”和“八百壮士”。以后,英国人出面调停,我们奉最高统帅部命令,撤进了英租界。
按照国际公法,交战的一方进入中立国地界,必须交出武器。我听了谢团长的训话,就问:“军人没有武器,怎样杀敌?”谢说:“此乃权宜之计,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我回连部与米胜忠排长商量,他主张拖出去打游击。我说:“**弹药带不出去,而且上海是平原,附近无山地,无立足之根据地,只好服从命令。”但我个人不愿进集中营当俘虏,遂于渡河之际,悄悄离开部队。后来化装成小贩进入租界,再辗转至南京找到了师部,并遇见伤愈的何沧浪营长。他当时任军械处长,就留我在军械处工作。
三年之后,我从报上得知,在英租界的集中营里,有天清晨,谢团长正领着官兵做“总理纪念周”,被一个叛徒用电工刀杀害。敌寇的凶残,叛徒的卑鄙,使我义愤填膺。每当回忆起当年孤军作战的情景,我都十分怀念这位勇敢善战、坚贞不屈的长官和战友!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 01:38:37 | 显示全部楼层
曾粤汉这样告诉我,并约我于1937年3月专程去湖南岳阳部队驻地见了霍揆彰一面,我认为十八军标榜“不要钱”,可能是一支较好的抗日的军队,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我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并且邀请学者名流,在庐山商谈国事,针对日军对平津的进逼发表谈话说:“如果日军进攻宋哲元的军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奋起全面抗战。但同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也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谈话也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妄谈牺牲。”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我们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我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https://tieba.baidu.com/p/4645094633?red_tag=2117842959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我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我的爱人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
  “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我连忙叫他们走了。我从此踏上了抗日征程,开始了八年抗战生涯。
 楼主| 发表于 2017-10-7 23: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489c710101kstu.html

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期,我军的城市攻坚战斗明显增多,战斗规模越来越大,投入兵力越来越多。城市巷战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战斗形式,我人民解放军依据自身的技术装备条件,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巷战战术。
 
一、巷战中兵力的组织使用
 
城市巷战的特点是,战斗正面狭窄,隐蔽,指挥联络困难,部队易于拥挤,也易于分散。因此,我军在巷战中以营为单位包打一条街,团内三个营轮番攻击以保持进攻锐势。战斗的组织上有明确的任务区分,每个战斗单位按自己的任务机断专行地进行战斗。在战斗队形方面多用小组为单位行动,避免超过一个班以上的集体冲锋。
 
在巷战中以连为单位组织突击队,将步兵重火器统一编成一个组,由副连长或一个排长指挥,一两个班为爆破组(组内再分小组,每小组2、3人)、一个排的兵力为突击组,其余4、5个班为支援组。这就是所谓的“四组一队”战术。
 
突击队的各组按各自基本任务相互协同,相互掩护。爆破组负责破坏障碍,打通房院墙壁,摧毁堡垒,使突击组得以迅速向前发展。突击组向前攻击,火力组即紧随突击组不待命令自行选择阵地,及时进行火力支援。每挺重机枪、每门迫击炮都交替推进,不使支援火力中断。
 
巷战因为正面狭窄,不能展开过多的兵力,所以必须要有大的纵深梯队以逐渐加强突击力量。战场指挥员必须加强观察、搜索与通信联络,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进展及与友邻取得联系,不断地注意整理部队,将无战斗任务者集结起来,充实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必须注意地形,避免受敌人炮火之伤害,并和前梯队保持联络,以便不失时机的参投入战斗。
 
前后梯队的距离,按地形隐蔽程度来决定。地形隐蔽时越接近越好,开阔地前进时营跟连不超过三百米,连最远不超过一百五十米,排最远不超过百米,班最远不超过五十米。
 
后续梯队一般位于前梯队的翼侧,只有在前梯队遭受严重伤亡,不能继续担任当前战斗任务时,才超越前梯队进攻,但应注意下列事项:
 
1、配合前梯队向翼侧包围、分割敌据点。
 
2、配合前梯队,尽量由翼侧歼灭敌人的反扑部队。
 
3、如前梯队已有足够力量包围歼灭一个目标的敌人时,后梯队则向纵深发展找新的目标进攻。
 
4、当前梯队有充分的战斗力,而敌在狭小地区阻击,我军不能向两翼扩张时,后梯队不应跟进,以免与前梯队拥挤混乱,徒增伤亡与消耗战斗力。
 
5、前梯队因伤亡严重不能继续执行主要进攻任务时,后梯队不应机械地等待命令,而应主动接替前梯队任务。
 
6、前梯队在缴枪时,严禁后梯队争俘虏、抢缴获。
 
在进攻比较大且带有战略价值的城市时,敌空军必然配合行动,应指定第二、三梯队的轻重机枪积极的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放肆低飞,降低其轰炸扫射的准确性。不能消极地隐蔽躲藏,否则增大伤亡,挫我军士气。
 
巷战中所获的俘虏、物资不能成为包袱,在敌人未被根本解决前不准部队争俘虏、收缴物资器材,这个任务由指定的部队或战斗已基本结束时再做。
 
所有伤员统一由担架队及抢救人员来救护,不准用战斗兵后送伤员,必要时可用战斗员将其救护到较隐蔽的地形上或房子里,然后由担架队负责后送。这不是对伤员不照顾,而是要考虑到全局的胜败。如果战斗未结束就让战斗员去照顾伤员,既得阵地可能保不住,也就对不起流血牺牲的同志。
 
巷战中指挥困难,因此通信联络的保证非常重要。除有线电及时随部队前进外,无线电联络是巷战中最好的通信工具,此外应采用多种辅助通信联络手段,比如以粉笔,白灰在墙壁、地面设置路标,写明代号、暗号。各级指挥员下放一级是解决通信联络的好方法。
 
二、巷战中的炮火支援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步兵和炮兵在巷战中的协同动作比较困难的。因街道运动的困难,射界受限制,目标又很复杂,炮兵很难大量参加巷战。为了支援步兵攻击并减少步兵负担,一种炮火支援方法是以一、两门山野炮进入街道,以直接瞄准摧毁步兵所不能或困难打下的据点;另一种方法是以炮兵群在市外向市内射击,支援步兵攻击和打敌反扑。用这种方法,必须派炮兵干部或观察员与步兵指挥员在一块进行观察,以便指示目标、纠正弹着点的偏差。步兵为炮兵指示目标时最好用发光的信号弹、烟幕弹,炮兵观察员与炮兵指挥所应以有线电话保持联系。
 
巷战中我炮兵部队应组织一部分火炮对付敌人的炮兵,如无法做到压制射击,至少要做到扰乱敌炮兵射击,射击方法以短促火力急袭为好。
 
三、巷战中的火力组织
 
巷战中能最大发挥火器的作用是轻重机枪、迫击炮、60炮、掷弹筒、及冲锋枪。这些火器应尽量靠近前线,统一指挥,规定各种机枪、炮的具体射击目标。为了可靠地压制或封锁敌人火器,必须以2、3挺轻机枪,才能压制敌一挺轻机枪的射击。
 
步兵分队巷战使用最广泛的武器是炸药,既能开辟道路,又能拔除据点,还能歼灭敌人。其次是手榴弹、冲锋枪,手榴弹是打敌反冲锋及逐屋争夺的最好武器,因此突击队要尽可能多带炸药和手榴弹。
 
组织火力,必须掌握火力集中的原则,同要有明确的射击纪律,适当地控制弹药消耗。浪费弹药必然会使巷战中弹药接济不上,影响战斗进程。
 
巷战中弹药消耗量极大,团、营两级要迅速、及时地给第一线部队补充手榴弹,给各火力队补充弹药。
 
巷战中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前后交通不畅,我突击队不可能每次都能及时获得后方的弹药补给。因此每攻占一个敌阵地,都要注意及时搜集敌军遗弃弹药补充自己,尤其要重视多收集手榴弹。
 
四、我军巷战战术
 
我各级指挥员要实行大胆的、坚决的局部包围、迂回来截断和分割敌人,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而不是平推排挤敌人。这就要求各级员都要采用巷战中的一点两面战术原则。在有利条件下,可组织突击力量渗入敌防御纵深,首先歼灭其首脑机关与抵抗枢纽,混乱其指挥,以利迅速结束战斗。
 
每个指挥员对敌目标要进行有侦察,有针对性地布置攻击,不打莽撞仗,真正掌握巷战中的四快一慢的战术原则。对攻击目标尽可能做到三面或四面包围好以后,正面部队才发起爆破和冲锋,最好选择攻击目标在敌侧翼,以自己的火力压倒敌人火力的侧射,以掩护包围部队的攻击动作。
 
巷战中步兵分队多运用前三角队形,这样的队形便于包围分割敌人,如正面分队受阻,翼侧分队可向敌包围,后续梯队也可将敌包围。如地形狭窄,前三角队形施展不开,可先用梯次队形发展,后再用前三角队形。
 
进入街巷后,第一梯队使用小部队沿街道的两侧隐蔽前进,或挖通墙壁在房屋内隐蔽前进,或经过邻街积极向敌后实施迂回突击。第二梯队隐蔽跟进,着重于迂回突击,不可拥挤在街道上,避免遭敌火力杀伤。
 
巷战中应以破墙连院的办法打通运动道路,大胆地猛插包围迂回敌人,切断敌之通信联络,打乱其指挥机构,造成敌整体溃乱,而后猛攻歼灭之。敌被击溃后要乘敌恐慌紊乱以疏散的队形(排或班甚至小组)猛追,不使敌有喘息的机会,求得连续夺占敌工事地堡。
 
 
巷战中必须使火力与运动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发展,大量歼灭敌人。步兵以班、排或战斗小组为单位,成前三角队形运动,利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火器,一方面猛插分割敌人,一方面保持稳扎稳打,攻取一点巩固一点。一方面掌握猛和快,另一方面又必须掌握攻击绝不能莽撞,力求摸清情况,有所准备。
 
对于巷战中遇到的敌火力点,应迅速派出部队断敌退路。然后利用居民及俘虏问清当面敌情及地形,情况了解后迅速调动部队,布置火力,组织攻击。对楼房的组织攻击时间不得过长,一般只要有一两门步兵炮或火箭筒,及几挺重机枪担任摧毁及压制敌侧射火力,再组织一些轻机枪及步枪封锁敌枪眼,正面箍制两翼包围,单兵爆破,爆破成功后小组即开始冲锋,歼灭守备在据点内的敌人。
 
在十字街口,应打通左右邻联络,防止敌迂回,并设置联络哨。对于通向敌军的街道,如欲在此防御以掩护另一面进攻时,应在街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敌前进,并在拦阻物之我方构筑掩体(散兵坑等),对敌实施纵射。
 
敌被击溃后,要乘敌混乱以疏散的队形猛追,不使敌有喘息的机会,求得连续夺占敌工事地堡。当敌人在核心防御阵地组织顽抗时,如对于我前进妨害不大,则以一部兵力封锁,主力继续向前发展,由后续梯队负责歼灭。如消灭方可继续前进,则必须首先布置火力封锁监视,进行慎密侦察,再组织火力掩护爆破,再发起突击。
 
巷战中一定要注意控制制高点。只有控制制高点,才能发扬我火力,火力结合突击才能打垮敌人反击。夺取制高点后,应迅速构筑火力阵地,但控制的兵力不能过多,以免拥挤,增大伤亡。
 
由于在巷战中敌人经常对我采取火攻战术,使我进攻感到非常困难。我军也可以用火攻对付火攻,但这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是对付敌死守孤立据点工事顽抗的最后办法。
 
在城市巷战中,白天攻击比夜间攻击更有利。因为便于我掌握部队,攻击目标明显,联络容易,协同动作方便。白天敌人固然能发扬火力,但我也能发挥优势火力以压制敌火力。白天虽然顾虑敌机,但敌机对第一梯队威胁甚小,我越接近敌人,敌机威胁越小。
 
五、城市巷战中打敌反扑
 
敌军在向我反扑时必然离开工事,这就便于我依托已占领的、并加以改造的阵地,以沉着猛烈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并在击退敌反扑时俘获敌人和跟踪夺战目标。即使某些阵地(不是重要阵地)被敌夺去也不可怕,因为我重新攻克已被我占领过而又被敌夺回的阵地比夺取还未被我攻占的容易些。在巷战中我军不应怕敌反冲锋,甚至在有利条件下还可以用适当方法引诱敌人向我反冲锋,调动其到工事外消灭之。某些不甚重要的阵地可以有计划的自动放弃引诱敌人来占,以便再行攻击歼灭重占之敌。
 
敌人进行反扑时,必然组织火力掩护,其纵深炮火以火力支援,其他未受我攻击之敌也会以火力或兵力支援。此时我军应组织炮火压制敌炮火。
 
当敌预备队集合准备反扑时,若在我炮兵有效射程内,我应集中炮火,以火力急袭杀伤敌预备队。执行这个任务时,营、团、师均可按当时情况进行。如敌集中一个连的兵力,营集中营属82迫、60炮轰击。如敌在一个营左右,团应集中全团82迫轰击,师属炮兵可增强其火力。
 
敌人反扑时主要利用街道、小巷运动兵力,除事先有开辟新道路的准备外,打通屋壁院墙开辟新道进行反冲锋的可能性很小。其兵力大小按其兵力与地形而定,一般队形密集,便于我施行短促火力急袭。
 
要消灭敌人的反扑部队,我军必须事先有充分准备,善于组织自己的兵力与火力。我突击队每攻占一地,应迅速改造工事,每人要挖单人散兵坑,组织好火力准备打敌反扑。
 
当敌集中力量向我一点反扑时,我未受敌反扑的左右友邻应不等待命令,主动支援友邻消灭敌反扑部队。
 
我突击队应等待反扑之敌进至我手榴弹有效距离后,以轻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火力,猛烈给敌以杀伤。敌遭我迎头痛击后溃退时,我军炮火应进行截断射击,不让敌人后退,配合步兵出击消灭敌人。打退敌反扑后,如跟踪追击能攻占敌阵地并能巩固时,则跟踪追击之。否则在打退敌反扑后,应收回到自己原阵地,迅速组织准备以便继续突击。
 
如果我军遭敌反扑不能立足,被迫暂时后撤时,应从第二梯队的翼侧回撤,立即占领已方纵深地组织火力巩固阵地,防止敌军乘机突入我纵深。
 楼主| 发表于 2017-10-10 01:06:29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京保卫战是抗战初期的战役,时间过去就远了,今天还能在世的老兵应该都是90岁以上的老者极其稀少,如果还能清晰讲诉那就是世间少有的了。这些老兵的口述历史对文献历史资料能起着补漏拾遗的作用,是非常宝贵不可再生的活资料,为了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的留存,我尽力去采访他们,以还原那段不屈的抗战历史。下面就是这几年我接触参加南京保卫战的老兵回忆,写成此文以飨读者,虽文章有点长希望大家能慢慢读完,以增加对南京保卫战的细致认识。
 
                                   《不应忘记的南京保卫战老兵》
 

  南京保卫战是发生在抗战初期的战役,由于战役惨烈,牺牲巨大,参战兵力不多,加上时间久远。当今还能幸存在世的老兵比起别的战役幸存抗战老兵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正因为如此稀少的近百岁的抗战初期老兵更应该得到重视,采访他们对研究南京保卫战的真实历史是非常必要而且是紧迫的。
 
【一】30前的巧遇

   我对南京保卫战真正兴趣还是在少年时,从一些亲历者的讲述中得到进一步探究的。记得我高中时喜欢上了摄影,摄影要经常外出采风。1985年5月11日星期六,我独自骑自行车从南京白下路前往江宁汤山坟头的明初遗迹“阳山碑材”进行风景拍摄,在一路骑行过程中遇到不少人但有两位老者很让我难忘。一位是60多岁的放牛农民,他和我提及日寇侵占汤山时,他躲在山上亲眼目睹中国守军与日军坦克激战的场面,我还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留存至今。另一位是在“阳山碑材”入口处遇到的一位近80岁的老者,也许他觉得我一个17岁的少年能一个人骑自行车如此远,表示佩服,就和我坐下侃侃而谈,交谈中我问了他日本鬼子打南京的事,他说知道,他就参加了这次战役,我很惊讶,也来了兴趣。老者就和我讲中国军队如何在此地与日军激战,自己又如何撤退到南京明故宫公园路休整的经过,他还告诉我日军当时还有一路是从他们背后,沿长江边龙潭那里过来的。当时我只是听着有趣,也看不到多少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对当时的战役细节无从了解也无法去问的更多。只是觉得老者的故事深深吸引我对南京保卫战的兴趣。20年后,南京保卫战资料逐渐多起来,我回忆起汤山这位参加南京保卫战的老者时,就觉得他应该是南京保卫战广东83军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位军人,而且还是一位下级军官,只可惜当时和他道别时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现在想来遗憾终生。通过这次巧遇以后,我就对有关南京保卫战的信息特别留意了。

这是我17岁时,1986年5月11日在去汤山路上遇到老百姓,他是南京保卫战汤山激战的亲历者(现在在不在人世不详,如果在世也不低于95岁。)。我当时用日本雅西卡固定镜头相机,35毫米"乐凯"黑白胶卷拍摄并自己1:1冲印的照片,保存29年了。(此相机于1990年8月,我在山东崂山拍摄时遇海难,命存而相机毁于大海)

   待到近几年有了些条件,经过“南京1213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协助终于又能幸运地采访到几位南京保卫战幸存老兵。这些老兵的亲身经历可以补充南京保卫战历史资料中没有的细节,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宝贵记忆。下面我将这几年采访过的几位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回忆一一展现,让我们穿越回78年前的烽火南京。(注:以下文章内容都是通过当时我亲自问录及视频录像整理而出的第一手真实口述历史资料,其中由于老人岁数没有低于90岁以下,难免有些记忆颠倒,希望方家宽量。)

【三】迟到的殊荣

   张国荣老人是我在2013年11月中旬,随江苏电视台拍摄南京保卫战高桥门七桥瓮战场时无意间得到的信息。他的经历可不一般,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一家养老院,而且重病缠身。我走到他床前与他攀谈,他眼中流露出渴求生存的希望,同时隐隐感到他心中也有一种不甘。同老人家交谈渐熟后,他拉着我的手不愿放开。一位重病缠身的老人在听到我们来采访他过去抗战事迹时,会突然坚强地坐了起来,逻辑清晰地用一口铿锵有力的老南京话向我讲述他几十年不为人知的军旅故事。
   他说他是地道的老南京人,1921年出生在外秦淮河七桥瓮张家村,小时念过书,有初中文化水平。由于年轻时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解放后一直没有结婚,所以也没子女,是个“五保户 ”。抗战前他在南京就接受了政府组织的军事、政治训练,他说:“我17岁(虚岁)就加入‘南京人民军事训练班’(隶属民训部),在这里主要学习政治思想、步兵操典、防空救护、侦查敌特、野战工事修筑等等,都是泛泛的东西。我还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国民党。”我问:“您17岁这么小怎能同意入党呢?”。他讲:“国难当头,国家需要民众积极投入抗战。老百姓的宣传要人搞,我当年思想先进积极,就由市党部特批成为党员。”(该组织属于“民训部”)“几个月训练班毕业后,此时在农村成立乡董机构,负责南京郊区的抗战任务。五个乡为一个保护总体,以小组分摊,我们小组主要负责从北圩、过兵桥至营房沟地段的野战工事挖掘工作”。我问他有没有和部队一起协作,答:“我们除了搞工事,还给当时中央军教导总队干过后勤,他们的制服都是我们给做的,装备好冬季全是呢子料,皮鞋都是翻毛的,很保暖”。“后首上海开战,南京就遭炸。日本飞机来的时候最少三架、六架、九架不等。小飞机叫驱逐机,大飞机叫轰炸机,有时从西南来,有时从东北来。空袭警报拉三声,第一声警告,第二声预备,第三声就要跑了。当时我们还编了三句躲空袭的歇后语呢:‘一声穿衣戴帽(准备离开屋子);二声草坷睡觉(室外观察等候);三声立马进窖(真来了进入掩体)’。后来轰炸习惯了,大家就不那么害怕了。”张国荣的老南京话把我们逗得哈哈笑起来,他也开心地笑,好像忘记了自己的病痛继续说:“第一次日本轰炸机轰炸大校场机场,来了5架飞得很低,我们当时在过兵桥梅家廊战沟里执勤,亲眼看见一架飞机就从我们头顶心三百米左右高度丢炸弹,都往机场丢的。这时河对过大校场机场那边的高射炮也不是吃素的哦,咚咚向天上轰,漫天都是炮弹爆炸的黑团子,耳朵都快震聋了。后首我们就打下他2架,一架打在机场河湾那落地,一架就在我们跟前梅家廊。我们开心地在战沟里蹦啊!战后都去看了,死了十几个日本人,黑漆麻乌地都烧糊的了”。

我问:“后来南京被炸的怎样呢?”,他说:“第一次飞得低日本人吃了亏,以后来就聪明了,老高老高就丢不准。有次好玩呢,一颗炸弹丢在老百姓家厨房里头,把这家人准备的满满一大铁锅稀饭给掀到天上,连汤带水向下雨一样浇了我们一身。这时汉奸太坏!而且猖狂的不得了,一听到晚上日本飞机嗡嗡来,他们就当着老百姓面向天上发射信号弹黄的、绿的,引日本飞机轰炸一些地方。那个时候我们的高射炮有的是流动的,用卡车拖着到处跑。这些汉奸看见高射炮卡车到一个地方后就躲在旁边,等日本飞机一到就给鬼子指明丢炸弹的落地,我们好多高射炮就给这些汉奸给毁了,这些我都是亲眼所见”。我疑惑地询问:“那不抓吗?”。张老摆摆手:“抓也抓,还枪毙不少,没得用,太多。而且这些汉奸是在飞机来时出现,那时宪兵、警察、老百姓都躲防空了,哪个管?而且他们也有家伙。等空袭结束了,跑得没得影子没得踪。那时老百姓也不像现在这么觉悟,自己命都保不住还抓汉奸?”。 
张国荣后来和我们讲,到了上海战事失利,南京防守更加紧迫。他不愿再在乡董的民团里做这些后勤的事,觉得没劲。就主动请缨想进部队参战,但苦于没有介绍人。这时他祖母认识军械所的人,冒名顶替了一位叫李树堂的逃兵缺,进了当时“航空委员会特勤9494特务团”,团长是河南人,黄埔8期毕业的王怀民。军装右臂上印有椭圆黑底白字“特”字的长方形臂章。张老说:“我是民国二十六年11月2日入伍的,我的名字只能用了‘李树堂’,我们团负责明故宫机场防空。没得干几天11月21日接通知要沿长江撤退到重庆,23日到了下关面粉厂集结,来了一条火轮拖了四条木船。我们就上木船,当时每人配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20发,手榴弹胸前一边挂一个,就这样向上游重庆开去。后来我一直驻扎在昆明,有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昆明和我们还住在一栋楼,执勤时经常见到,他对我们下级很和气。抗战胜利后我又被编入曾泽生60军暂编52师,师长是李嵩中将,湖南人,黄埔6期毕业,就开始和共产党在东北打仗。我当时是中尉连长了。我们打不过共产党,1948年就跟着曾泽生在长春起义了”。
张国荣的经历让我们切身体会到南京保卫战期间,一个小人物从老百姓到民团,再到部队的过程,这样的小人物在大历史中虽然微不足道,但他鲜活可寻,触手可及,是抗战大历史的见证人。临别时我向老人敬了个军礼,他豪壮地躺在床上也回了我一个标准的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军礼。说:“你让我感到我的存在,我不想死,我想活!你要常来这落地看看我啊”,我说:“张爷爷我会的,过几天我就来望你”。没曾想我回去10天后,就接到养老院电话说,张国荣老人以世长辞了。没想到我们这一别竟成永诀,回想最后老人敬礼时脸上流露的那种重新焕发生命的精气神,心中不由悲怀神伤。

http://www.xici.net/d218794076.htm
 楼主| 发表于 2017-10-10 01:33:51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楼主| 发表于 2017-10-10 01:37:15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前的第88师各级主官: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旅长彭巩英),辖第523团(团长吴求剑)、第524团(团长韩宪元);

    第264旅(旅长黄梅兴),辖第527团(团长廖奇龄)、第528团(团长朱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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