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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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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7:04: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吴锡祺 王式九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7月30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8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8月21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9月6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9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9月15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16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9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10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10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10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10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10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1#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2#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3#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11月1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1#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2#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3#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11月10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12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12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1938年1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2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3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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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8 10: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们绝大部分出自冯玉祥国民军(西北军)。有些将领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发表于 2017-6-18 20:2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宋识大体,在华北旧军阀中能保持晚节。也算难能可贵。

但是何梅协定以后华北守军朝秦暮楚,疏于防范这个责任主要在宋。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首长,所辖部队不能百炼成钢、枕戈待旦,治军不严这个责任宋也是难辞其咎。华北抗战一触即溃、大好河山沦丧敌手。作为封疆大吏宋哲元守土有责、指挥无方,也是罪责难逃。
 楼主| 发表于 2017-6-18 22: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日出印象 发表于 2017-6-18 20:24
宋识大体,在华北旧军阀中能保持晚节。也算难能可贵。

但是何梅协定以后华北守军朝秦暮楚,疏于防范这个 ...

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张自忠想夺权,所以胁迫宋哲元撤出北平,然后张又发现被倭寇骗了。二说宋哲元让张自忠去和鬼子打交道,扛雷,自己保存实力,溜了。
有人替萧振瀛洗地的,和本文又不一样
 楼主| 发表于 2017-6-18 22:48:3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rmzxb.com.cn/c/2015-07-09/531000.shtml
  日前,中国记协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追忆“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
  方大曾是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长城内外的知名记者,也是许多欧美报刊的供稿人。其作品大多反映当时的民风民俗、战事及社会变迁,在当时与范长江、徐盈等同负盛名,被后辈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让我们通过方大曾的卢沟桥战事亲历记来缅怀这位勇敢的记者……
  1937年7月7日,被历史学家们界定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便决定前往卢沟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的命运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7月10日早晨,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当时的北平已处在一片恐慌当中,许多郊外的老百姓,为了躲避炮火,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自己会遭受什么样的厄运,但是不祥的预感还是困扰着每一个人。从前方传来的信息得知,战争似乎已经离这座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近了。
  来自宛平城下的报道
  在方大曾的战地笔记里写道:
  (1937年7月)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视察。由广安门通卢沟桥的大道,已于去年此时修成了很好的汽车路。路的两旁尽是农田。时已仲夏,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经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战事似乎已完全成为过去了。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这里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城东门紧闭着,西门开了一半,我随一位姓于的警官各处拍照并了解战况。时已正午,忽然听到了两个消息,第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第二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
  后来,他将这些见闻写进了《卢沟桥抗战记》一文,成为当时全国军民了解抗战前线最直接的描述:
  记者在宛平县工作毕,即登卢沟桥西行,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我即据实告以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只有五里,该地为平汉路北段的要站,机车厂、材料厂都在这里,居民有七千户,百分之七十都是平汉路上的职工,因之同时也是个工人区。
  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的兵士的尸体,正在一个个的拍照抬埋。说也很巧,事变发生的那天,北平某木厂有一批订货由铁路运来,计木板四十吨。此项木板因战争阻于此,于是恰好就被军队出价买来,赶制了棺材。中国人对于保全尸体是很重视的,这次为国牺牲的健儿们,可瞑目于九泉了。军队中以四毛钱一天的工资招募了本地的老百姓做抬埋工作,老百姓都很勇于服务,军民的感情非常融洽。休息的时候,兵士还把自己的香烟分给他们共享。
  围着尸体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就说:“直奉战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啊!”又一个说:“死的那个连长他太太才十八岁,就住在这个街上,昨天看着棺材埋了之后,就坐火车回娘家去了,大概许是保定府的人。”
  街头扶轮小学的童子军,打着一面小旗向各商户宣传募捐,商会特做了十几担绿豆汤,备了好些烟卷糖果,由一大排人抬着往卢沟桥去劳军。长辛店的民众都活跃起来了!
  南下、北上的列车全止于此,所以长辛店更是热闹。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长辛店的“员工慰劳团”带来大批慰劳品,挨车分送给各伤兵。金营长得的东西最多,但随后又命令他的传令兵把这许多东西转送给各车里的许多同难者。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车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许多的帮助。
  下午四时,赴驻军团部去访吉星文团长,他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要不要回去了?”
  记者辞出后再回到街上时,消息越发紧张了。一座高坡上,机关枪架在那里,路上的人多往家里跑。车站东边的商店,因为临近河边,所以也纷纷上了门。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又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
  这条路正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所以要经过好多次守军的盘问,但每次盘问之后又必很客气的说几句道歉的话表示“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梁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失之后。我感觉二十九军的兵士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又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离长辛店十二里,至卢井村,正是下午六时,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送来,激烈的战争又在进行着了。所谓“和平”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虽然我军为和平起见,已自动退至卢沟桥西岸,但是我好像有一个很坦然的心,相信二十九军绝对不会失掉自己的阵地。炮声一直把我送进了城,天色已黑,城门正要关闭了。
  第一个赶到长辛店的记者
  方大曾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长辛店的新闻记者,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50年后还清晰地记得方大曾那张年轻兴奋的脸庞:“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虽然几十年过去,从他留下的亲历描述中,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战争就发生在眼前”: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
  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斗中,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杀伤两个敌人。这时他腹部又受了另外一刺刀,他觉得够本了,就跳出敌人的战壕跑回来。他还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的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们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死守,不进攻。但这种情形好像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件无法抑止的行为!伤兵们每人都有两处以上的伤,可是他们都很满足自己已经够本了。
  刚愎自用的日本少壮军人对于这两度战役的败死自然是绝不甘休。“倾巢来犯”的形势由此造成了。于是北平的西南郊已完全布满了日军,野蛮的暴戾行为发作起来。关外调来的军队,对于怎样向中国大众施逞其淫威,经验当然丰富。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的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边,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7月11日至22日,方大曾在家中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紧张的工作的同时,他在不平静中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
  23日,方大曾将文章和采访拍摄的照片从北平寄出,后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六卷第十号上,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小方先生此稿于廿三日由平寄发,正在廿一日所得停战协定成立之后,末第二段所说和平解决,就是指当时的停战办法。但是日帝国主义显然没有和平的诚意,只有侵略的野心。在廿五晚廊坊事件,廿六日广安门冲突以后,日方对我已下最后通牒,中日大战已经迅速展开了”。
  这篇记者亲历的文章,在第一时间,向读者详述了战事的轮廓和亲眼所见,与评论相得益彰,生动准确,文章中他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小方的名字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战争空气由于这次的炮火变得突然紧张,大概全国的民众都确信一个全面抗战将要开始了吧,美国几家著名电影公司的新闻摄影员,中央电影厂的技师以及国内的几位著名记者都纷纷赶到北方来,然而局势反而沉寂下去。现在,平汉路的客车已经通到北平来,据说一切均已和平解决,双方同时将军队撤回至相当地点了,今晨——廿三日,我军已有三列兵车自北平开往涿县,而日军则只将占据铁道之军队撤退一里许,并且山海关方面还有无数日兵继续的开往天津,不知所谓“和平”之内幕究竟如何?
  也许这篇通信到读者目中时,更严重的局势又已经展开了,因为我实在没有法子相信,同时全中国的民众也都没有法子相信,这次事件又和过去一样造成万分耻辱的结果。假若忠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了,而这样大量的日军被容许长驻在华北,那么华北不是就等于伪满和冀东一样了吗?(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这篇文章已经被尘封了多年,由于年代久远,刊物的用纸已经变黄发脆,当我小心翼翼捧读的时候,似乎见到了一个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仿佛坐在对面,时而激动时而愤怒,眼睛放着光芒,身体充满活力,只不过他在时间的那一端,我在时间的这一端,手和刊物中间短短的距离,却相隔了70多个年头。
  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
  方大曾在北平家中写作《卢沟桥抗战记》期间,冲扩整理了向杂志社投稿的照片,并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动态进行采访,用相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随后离家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从此就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没有信件,也没有什么人带来消息。
  我们今天能知道的关于方大曾的最后消息,是他于1937年7月30日写作的《保定以北》一文:
  二十九日晨,记者离长辛店赴门头沟,在街头正遇着吉星文团自卢沟桥撤退回来,觉得很奇怪,问他们卢沟桥上有人接防否,他们也不答应。同时,在去门头沟的大道上,三十七师的队伍亦由西苑方面退下来,据他们说昨夜在北平附近还打了一夜仗,日军借坦克车攻击,战争非常激烈。
  行出长辛店十余里,遇到从门头沟返回的旅客,据说北平与门头沟之交通亦断,好像一切情形均与昨日在长辛店所闻者大为相异,返平企图即不能达,记者乃折回长辛店。
  长辛店车站上,冷清清的,一辆客车也没有,记者只得沿铁路徒步南下,吉星文团退下来的队伍,络绎不绝的陪伴着我,他们到了离长辛店二十里路的南岗洼集合,样子很疲倦。团长也随着队伍一同走,大家在这里休息。到南岗洼约十分钟,一队飞机又来了,先是九架,见他们盘旋在长辛店的上空,一升一降的抛着炸弹,轰轰的响声,这里还听得很真。接着,六架重轰炸机往南岗洼飞来了,无疑的,目标是向着吉团来的。机关枪连正在集合训话,一时散开不及,几个炸弹落了下来,随着又是机关枪的扫射。我们受到相当损失。飞机盘旋了很久,投弹五十余枚,并且飞得很低,我们没有高射的武器,只得被敌人任情的屠杀。高粱地本是避飞机的去处,无奈因为人数过多,并且二十九军完全穿的是灰色服装,对于绿色的高粱地也不很合适。更何况敌人能够飞得这样低呢?当时的情形实在“惨不忍睹”。
  记者以接近军队,危险性较大,乃离南岗洼继续南行,二十里至良乡。车站上停着一列军用火车,这列车从前方节节后退,自然是为了避开飞机的眼线,但是第二天,当它避到保定来的时候,结果还是被炸毁了。日本飞机怎么这样清楚地知道这是军用火车呢?这自然是汉奸活动的力量了。
  记者在良乡未久留,即再徒步前行,又二十里,至窦店车站,时已下午三时,站长告记者已有客车一列自长辛店开来,等了好久,从老远的铁路线的尽头处,一座雄壮的机车直奔而来,他带来了长辛店的全体路员,不只是全列车里都装满了人,连车顶上,机车头上也都立了许多逃亡者。长辛店现在是一片空地了,路员的家属早已有数十列专车离开了长辛店,只剩下这一部分负有职务的人,也于这次列车全体退出来。他们述说长辛店被炸的惨状,令人听着不忍入耳!问他们二十九军都退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说没有见到。的确,这也是一个谜,二十九军忽然从防线上总撤退之后,就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了,这决不是败退,这好像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秘行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或许会有一个战略上的转变吧。
  8月1日出版的《美术生活》(上海)杂志,发表了方大曾在战争前沿拍摄的一组战地照片,共18张。
  此后,再无方大曾的消息……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9:20: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抗日战争全史(连载)-35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一、方略1、……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三、指导要领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甲、总则(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乙、外交(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丙、军事(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上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丁、政治(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戊、经济(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己、民众运动(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庚、教育(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好商垄断居奇”;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 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
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9:47:54 | 显示全部楼层
受降密苏里号

  1945年5月1日德国宣布希特勒自杀。次日美国宣布德国投降。21日永昌判断两个月内苏联不至出兵。7月17日美英苏三国元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开会,会后美英与我电话联系同意于26日发表美中英三国波茨坦宣言(苏以尚未对日参战故尚未列名),劝告日本政府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苏联亟于8日子夜宣布对日宣战。9日美国再于长崎投原子弹。当日日相铃木即将投降问题交日皇裁断。10日经其驻瑞士公使等送交中美英苏四国,并于当夜向海外广播,附加优待日皇条件下波茨坦宣言。四国回复提出天皇及日本之统制权限,应置于盟国联军最高司令官指挥之下。美国指派麦克阿瑟元帅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在等待日本复文期间,12日中午,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传达蒋主席之命,要永昌代表中国会盟受降,先赴菲律宾会晤麦帅,日内或须成行,等等。回顾他八年半以来,鞠躬尽瘁,辅佐元首,完成抗战大业,膺此重任,不亦宜乎!

  永昌当日决定以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陈延煇等人为团员,陪同赴菲。当晚赴蒋官邸晤赫尔利大使与魏德迈参谋长。15日凌晨日本宣布投降。17日他同各团员乘飞机赴菲,会晤了麦帅,慰问了华侨。永昌一行所乘之运输舰于31日抵横滨。美第三、五、七各舰队及部分英国军舰计有380艘先后驶抵东京湾一带。入夜各舰灯光闪烁,照耀海滨,永昌觉得真有舟舻千里之概!他回忆地说:“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他们一行及各国代表一直信在舰上。舰有日出一份的舰报,是日刊载他的略历,并派记者来访问他对受降的感想。他仅答称:“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时刻!”

  九月二日这一个从战争到和平的伟大日子终于到来了!是日晨7时30分我代表团以及各国的代表们循序登上一艘驱逐舰,驶向停泊在东京湾南端的密苏里主力舰(美第三舰队之旗舰)所在水域,八时十五分到达。按照规定,中国代表先登。当永昌率领同人登上扶梯步入舰上时,军乐大作;接着,英、苏、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络绎登舰。美代表尼米兹则与海尔赛于八时五分先到,麦克阿瑟于八时四十三分到来,与海尔赛与尼米兹陪同进入舰长室。日代表团十一人由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率同於八时五十三分登上密苏里军舰。

  会场布置是;於广濶的甲板上右侧划出一个区域,中间放一长桌,罩以绿色绒布,上置降书。长桌上下两方有木椅各一。各国代表各自纵列一行由右至左并排於长桌上方,并邀自东北集中营中接回之美军巴丹守将魏锐特及新加坡英军守将裴西佛参加。日本代表则立於桌之对方分作三排,後排四人,中排五人,前排二人;这前排二人即是重光与梅津。此时甲板上、高塔上、到处挤满了观礼的官兵与来自二十个国籍的二百八十余位新闻记者与摄影记者包括日本记者四人在内。

  九时正典礼开始,麦帅与尼米兹、海尔赛步出舰长室。尼米兹止於美国代表之位,立於我代表徐永昌上将之右侧,麦帅则走向长桌上方之麦克风前主持受降仪式。他首先宣布典礼开始,并作简短之演说略谓: “吾人咸集此间,缔结一庄严之协定,俾得恢复和平。理想与观念之分歧,已在世界各战场上彻底解决,无复讨论与辩解之必要。吾人在此系代表全球民族之大部分,

  ……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世界,迎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们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在此声明——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战败国日本代表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装订成两个文本,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日文。

  外相重光葵“奉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命令,以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名义”、梅津“奉日本大本营之命令,以日本大本营之名义”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投降书

  降书:吾等,谨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总将,兹此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国政府及大不列颠政府于波茨坦协议所拟订的四个条款,和及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提出的附款,上述四强下称为联合国。

  吾等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所属之各地日本军队,暨在日本国控制下之所有军队,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在各地之所有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臣民,终止敌对行为,保存船只、飞机,及非军用财产,防止毁损,并令日本政府各机关,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所颁发之各项要求。

  大本营应立即命一切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所控制之一切军队指挥官(无论现在何地)本身及其所属一切军队,着即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所有官厅,陆海军人员,遵行并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为受降所发出或根据其委任所发出之一切布告、命令及指示。并令该等人员继续留在各自岗位,执行其非战

  UF闘任务,以至联合国司令官解除其任务为止。

  吾等即发布命令,要求各级人员,诚实履行波茨坦宣言各条项,暨为实施该宣言联合国代表所要求之各条款。并约定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任者,同样采取此项措施。

  吾等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承诺即时释放现在日本控制下之所有联合国俘虏,及被拘留者。并对之加以保护,供给给养,立即送至指定地点。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统治权限,为实施受降条款,采取措施时,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四分,于日本国东京湾上签署。

  奉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并以其名义。

  重光 癸奉日本帝国大本营命令并以其名义。

  梅津美治郎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尼米兹中华民国代表

  徐永昌大英联合王国代表

  符立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

  狄弗扬科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不是痛饮黄龙的时候

  波茨坦宣言明白宣示以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为主旨,台湾於是重归祖国怀抱。受日本殖民压迫达五十年的全省同胞,无不欢欣鼓舞

  !长一辈的人更是热泪盈眶,额手称庆。

  九月三日午后,永昌偕王参谋至市区游览,余人则赴东京。他看到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报纸直称降伏,二晕不掩饰,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今天是九三胜利纪念。在此匆匆五年中,世局变化多端,真使人万感交集!回想五年以前在东京湾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

  ?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於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

  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拖,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於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於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於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另一强暴者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讥。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师,要知彼侵略者,是勇於冒不韪,而不是勇於冒危险;是量敌而後进,而不是百折不回!只要负有重大责任者认清此点,明白凶横者的姿态,不受其欺骗的手段,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随时随事予侵略者以正义的制裁,侵略者自然会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诈骗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世界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远难填。彼一逞再逞,此一让再让,正义一挠,志气随之而怯,驯至认彼方的无理亦有理,反视自己的有力也无力。积非成是之後,本可小事小了者,竟变为大事不了之局,非至触发火山,玉石同归於尽而不止!即使侵略者最後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巳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後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後来的认识。

  再看今日强暴国家依然肆其侵略,盲目横行,不惜踏着过去德日意的脚迹往前走,纵使将无作有,自欺欺人,而害人自害以取毁灭,则毫无二致。有的国家更不惜摈弃朋友,取悦强暴,以为自己取守势,敌人或者也同样不至取攻势,不求敌之不能来,而望敌之或不来;畏敌既然过甚,料敌则又过低,不知计较朋友的小嫌,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贪圆一时的便宜,难免做了敌人的帮凶,并且强暴所长,惟在争先一着,岂能静而不动,相与图安!过去虽然有这种现象,所幸联合国宪章,远较从前国联的力量充实,例如此次美国对韩国被侵战事的果断,以及各会员国的仗义起而制裁,一改过去让步的恶风,使世人对历史不重演的信念,也因而加强。说到我们,只有痛定思痛,同心一德,戮力求存,以期自力更生,无负友邦之赞助,无忝联合国之一员。罗斯福总统有言,我们不但要肃清战祸,并且要消除战因。今天藉此伟大的纪念,提出这个崇高的名言,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大家要向这个目标一齐努力”。

  九月七日永昌向蒋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蒋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蒋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蒋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楼主| 发表于 2017-6-28 18:27:27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埔一期张际春
杨家宏 撰稿

张际春,字童言,湖南醴陵人,生于1904年。
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
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
据屈子健(时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说,“1921年春开学,我到长沙聘请团员陈书农、黄和钧到三师当教员,这对充实三师进步教师的阵容、发展衡阳团的组织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接着,三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黄谦信、唐朝英、雷晋乾、赵楠、罗严、陈芬、高静山、杜家俊、曾克家、肖觉先、黄传琛、黄克诚、张仁山(经武)、雷腾宇、姜敬祥、伍永福(云甫)、曹亨灿、张际春、张平化、曾希圣等数10人。三甲种工校夏明翰、三女师朱舜华、三中李汉藩、成章中学刘泰、新民中学文焕然等人也入了团,并在各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3年冬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一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又考取黄埔军校一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据王逸常(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见习干事、一期)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一文中说,“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到政治部见习和派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的人数较多,学兵连连党代表是曹渊(一期),蒋先云(一期)、谭其镜(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黄鳌(一期)、张其雄(一期)、杨溥泉(一期)、张际春等同志是在第1连到第9连党代表,他们任各连的次序记不得了。”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随部回师讨伐杨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此时,第3师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30日“上午,(蒋介石)检阅第8团。”同日,王懋功调任第1军第2师师长,所遗第1军参谋长由胡谦接任。10月初,参加第二次东征,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张我东留守深圳,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由周保山代理;王逸常调任第3师补充团党代表。据刘骞(时任第3师第8团第3营第1连党代表、三期)在《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一文中说,“10月11日,革命军未遇任何抵抗,即抵达惠州城郊......到了12日,各部队即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准备攻城,当时是以两个团围攻惠州城,(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担任攻北门,第8团负责攻西门,其余为总预备队。总预备队即控制在飞鹅岭后面。是日午后4时,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我当时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敢死队的编组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1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三)、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周保山在该战中阵亡,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仍由张我东担任。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11月30日,“派(第2师)第5团缴张我东部(前粤军旧部,改编为第9师第27团)械。在淡水城缴一小部分,其余追至平海缴获。”此时,王逸常又调任第3师第9团党代表。12月3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宋时忱为第3师第7团团长(因第3师谭师长辞兼职),徐庭瑶为第8团团长。”13日“上午,赴东陇检阅第3师第8团。”20日,蒋介石“呈请调任......陆瑞荣为第2师副师长......沈应时为第3师副师长,顾祝同为该师参谋长......”29日,“呈请任命......缪斌代理第3师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2月6日,钱大钧与第20师师长王柏龄对调职务。26日,王懋功因“图谋不轨”被免职,所遗第2师师长由刘峙接任;沈应时调任第20师副师长,所遗第3师副师长由顾祝同兼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退出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任第1、2、3大队长;张际春参加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第1师(师长王柏龄)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此时,第1师副师长为王俊,参谋长为郭俊,第2、3团团长为金佛庄、薛岳。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1师、第2师(师长刘峙)合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由王柏龄兼任指挥官;叶剑英调该预备队参谋长,所遗第1团团长由孙元良(一期)接任;金佛庄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所遗第2团团长由倪弼接任。30日,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遗缺由张际春代理。据韩梅村(四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蒋介石窃取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后,第1军抽出6个团,编为两个师做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第1师师长王柏龄兼,第2师师长刘峙。第1师的第1团是由第3师第7团改编的,改编后的团长是叶剑英同志。张际春同志任这个团的第2营营长。但在北伐军出师前,他二人被调走,由孙元良继任团长。”此时,叶挺独立团中校团附为罗隆,少校团附为刘明夏(一期),参谋长为周士第(一期),党代表为余增生,所辖第1、3营营长为卢德铭(二期)、张伯黄(一期)。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所遗第2营营长由谢宣渠(二期)接任。据谢宣渠在《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城的一段回忆――堵击敌人在通湘门地区的突围》一文中说,此时,独立团“在战斗的编制上,相当于5个步兵营。第2营(轄4、5、6连)营长许继慎在贺胜桥战役中负伤,尚住在长沙湘雅医院。代营长张际春,因病请假。第4连连长卢德铭接任曹渊(一期)任第1营营长,现在该连只有2个排长,其中1个还是刚升上来的副排长代理排长。第5连连长是刚由排长升上来不久的。第6连连长姓袁(也烈),是非党员。所以第2营干部是很薄弱的。现在决定由我去任第4连连长,代理第2营营长职务。”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仍留校学习。据饶卫华在《组建叶挺独立团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我没有参加独立团,但由于当时的工作使我了解到有关叶挺独立团的事。我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了解到的......二是1926年底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叶挺独立团的两个营长(一个叫张际春,一个叫贺声洋),还有独立团的党支部书记吴季严,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们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宿舍,同一个党小组过党组织生活。1932年我回国在上海被捕,后来在南京又同吴季严一起坐牢。他们也常谈起独立团的事情。”
1928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陈独秀蠢然思动”一文说,“柏林通信,陈独秀于3月17日由莫斯科乘国际快车去海参崴,同行者有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廖开(二期)、张童言、李太(均系译音)等。陈起身之前一日,曾由某外国税关转哈尔滨10余万。据云,此系第三国际最近新计划,拟乘张作霖抵抗革命军时,陈独秀混入东省北部,指挥共贼暴动,捣乱张之后防,掠夺东省民众,以再一逞其杀人放火之惯技也。”不久,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据高理文(时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班翻译)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说,国共分裂后,“由于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相继被送回中国,中大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故东大的中国学生于1928年年初,也都陆续编入中大上课。但原在东大的一班老学生,如罗汉、鲁易、朱代杰、严明杰(福建人,回国后投入戴笠部下)、吴季严、张际春(黄埔一期学生,后转入莫斯科陆大,与刘伯承等同期受训)等人仍留在东大。到了是年3月,这批东大的老学生或回国(如罗汉、鲁易、严明杰、吴季严),或送到列宁学院(朱代杰),或送到陆大(张际春),其余新来的学生则全部转入中山大学。”
1929年春回国,留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反帝大示威。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四期)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据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因当时情况不明,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杀。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四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一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侯,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派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一期)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病逝重庆,年37岁。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病逝北京。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一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一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一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一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一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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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8 18:2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埔一期张际春
杨家宏 撰稿

张际春,字童言,湖南醴陵人,生于1904年。
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
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
据屈子健(时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说,“1921年春开学,我到长沙聘请团员陈书农、黄和钧到三师当教员,这对充实三师进步教师的阵容、发展衡阳团的组织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接着,三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黄谦信、唐朝英、雷晋乾、赵楠、罗严、陈芬、高静山、杜家俊、曾克家、肖觉先、黄传琛、黄克诚、张仁山(经武)、雷腾宇、姜敬祥、伍永福(云甫)、曹亨灿、张际春、张平化、曾希圣等数10人。三甲种工校夏明翰、三女师朱舜华、三中李汉藩、成章中学刘泰、新民中学文焕然等人也入了团,并在各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3年冬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一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又考取黄埔军校一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据王逸常(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见习干事、一期)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一文中说,“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到政治部见习和派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的人数较多,学兵连连党代表是曹渊(一期),蒋先云(一期)、谭其镜(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黄鳌(一期)、张其雄(一期)、杨溥泉(一期)、张际春等同志是在第1连到第9连党代表,他们任各连的次序记不得了。”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随部回师讨伐杨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此时,第3师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30日“上午,(蒋介石)检阅第8团。”同日,王懋功调任第1军第2师师长,所遗第1军参谋长由胡谦接任。10月初,参加第二次东征,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张我东留守深圳,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由周保山代理;王逸常调任第3师补充团党代表。据刘骞(时任第3师第8团第3营第1连党代表、三期)在《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一文中说,“10月11日,革命军未遇任何抵抗,即抵达惠州城郊......到了12日,各部队即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准备攻城,当时是以两个团围攻惠州城,(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担任攻北门,第8团负责攻西门,其余为总预备队。总预备队即控制在飞鹅岭后面。是日午后4时,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我当时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敢死队的编组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1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三)、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周保山在该战中阵亡,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仍由张我东担任。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11月30日,“派(第2师)第5团缴张我东部(前粤军旧部,改编为第9师第27团)械。在淡水城缴一小部分,其余追至平海缴获。”此时,王逸常又调任第3师第9团党代表。12月3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宋时忱为第3师第7团团长(因第3师谭师长辞兼职),徐庭瑶为第8团团长。”13日“上午,赴东陇检阅第3师第8团。”20日,蒋介石“呈请调任......陆瑞荣为第2师副师长......沈应时为第3师副师长,顾祝同为该师参谋长......”29日,“呈请任命......缪斌代理第3师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2月6日,钱大钧与第20师师长王柏龄对调职务。26日,王懋功因“图谋不轨”被免职,所遗第2师师长由刘峙接任;沈应时调任第20师副师长,所遗第3师副师长由顾祝同兼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退出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任第1、2、3大队长;张际春参加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第1师(师长王柏龄)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此时,第1师副师长为王俊,参谋长为郭俊,第2、3团团长为金佛庄、薛岳。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1师、第2师(师长刘峙)合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由王柏龄兼任指挥官;叶剑英调该预备队参谋长,所遗第1团团长由孙元良(一期)接任;金佛庄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所遗第2团团长由倪弼接任。30日,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遗缺由张际春代理。据韩梅村(四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蒋介石窃取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后,第1军抽出6个团,编为两个师做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第1师师长王柏龄兼,第2师师长刘峙。第1师的第1团是由第3师第7团改编的,改编后的团长是叶剑英同志。张际春同志任这个团的第2营营长。但在北伐军出师前,他二人被调走,由孙元良继任团长。”此时,叶挺独立团中校团附为罗隆,少校团附为刘明夏(一期),参谋长为周士第(一期),党代表为余增生,所辖第1、3营营长为卢德铭(二期)、张伯黄(一期)。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所遗第2营营长由谢宣渠(二期)接任。据谢宣渠在《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城的一段回忆――堵击敌人在通湘门地区的突围》一文中说,此时,独立团“在战斗的编制上,相当于5个步兵营。第2营(轄4、5、6连)营长许继慎在贺胜桥战役中负伤,尚住在长沙湘雅医院。代营长张际春,因病请假。第4连连长卢德铭接任曹渊(一期)任第1营营长,现在该连只有2个排长,其中1个还是刚升上来的副排长代理排长。第5连连长是刚由排长升上来不久的。第6连连长姓袁(也烈),是非党员。所以第2营干部是很薄弱的。现在决定由我去任第4连连长,代理第2营营长职务。”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仍留校学习。据饶卫华在《组建叶挺独立团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我没有参加独立团,但由于当时的工作使我了解到有关叶挺独立团的事。我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了解到的......二是1926年底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叶挺独立团的两个营长(一个叫张际春,一个叫贺声洋),还有独立团的党支部书记吴季严,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们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宿舍,同一个党小组过党组织生活。1932年我回国在上海被捕,后来在南京又同吴季严一起坐牢。他们也常谈起独立团的事情。”
1928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陈独秀蠢然思动”一文说,“柏林通信,陈独秀于3月17日由莫斯科乘国际快车去海参崴,同行者有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廖开(二期)、张童言、李太(均系译音)等。陈起身之前一日,曾由某外国税关转哈尔滨10余万。据云,此系第三国际最近新计划,拟乘张作霖抵抗革命军时,陈独秀混入东省北部,指挥共贼暴动,捣乱张之后防,掠夺东省民众,以再一逞其杀人放火之惯技也。”不久,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据高理文(时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班翻译)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说,国共分裂后,“由于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相继被送回中国,中大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故东大的中国学生于1928年年初,也都陆续编入中大上课。但原在东大的一班老学生,如罗汉、鲁易、朱代杰、严明杰(福建人,回国后投入戴笠部下)、吴季严、张际春(黄埔一期学生,后转入莫斯科陆大,与刘伯承等同期受训)等人仍留在东大。到了是年3月,这批东大的老学生或回国(如罗汉、鲁易、严明杰、吴季严),或送到列宁学院(朱代杰),或送到陆大(张际春),其余新来的学生则全部转入中山大学。”
1929年春回国,留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反帝大示威。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四期)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据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因当时情况不明,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杀。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四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一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侯,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派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一期)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病逝重庆,年37岁。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病逝北京。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一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一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一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一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一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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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8 20:16:29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二军派系浅谈

民国十一年,胡景翼随冯玉祥自陕西驻河南时,共有军一师二旅:陕军第一师,胡自为师长,岳维峻、田玉洁为旅长;陕军第一混成旅,田维勤为旅长;陕军第二混成旅,曹士英为旅长;冯毓东部则仍留陕西,于是田玉洁旋亦回陕。田维勤虽与胡景翼为至戚,而实不相能,后为吴佩孚改编为中央第二十六混成旅,直奉之战,加入山海关战争。故开战之初,胡原有陕军第一师及第二混成旅,旋增编两补充旅,以李纪才、李云龙为旅长。十月,冯玉祥入京,胡在喜峰口、通州之间收容溃军,并围剿十三师一团之械。南下攻津,又在武清收降二十六师之一团。抵津以后,胡赴塘沽、杨柳青,召集散军,亦有所获。于是岳维峻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在陕之田玉洁亦改称第三师。然曹士英原与胡不甚相睦,事变之前,虽曾与闻,而信日者言,谓吴佩孚气运未衰,意存观望。张宗昌攻滦州,遂俘曹及其全部。其后曹虽回河南谋恢复,因其团长王祥生屠禹县为胡枪毙,陕西第二混成旅遂不复存。及胡景翼抵开封,受编河南降卒,改十四师为第四师、二十四师为第五师,以陈文钊、王为蔚为师长,马吉第、田维勤、李鸿翥等为河南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旅长。招米振标为河南军务帮办,率所部毅军自热河入豫。适建国豫军樊钟秀自江西间道回豫,胡任之为第六师师长,樊虽未就职,然自是亦归国民二军指挥。及败憨玉琨,憨部匪军留豫者,大半降国民三军,然刘镇华部之赵树勋则降于胡。四月,胡病殁,岳维峻代为豫督,就旧有军队扩充改编为五师、十二混成旅、二骑兵旅、十补充团,而米振标、樊钟秀、田维勤、马吉第、李鸿翥、马志敏、郭振才等部尚不在其列焉。是年夏,复扩充为十一师,改田维勤等部为二军之混成旅。于是河南驻军除第三军、毅军,及建国豫军外,名义上均称二军。

计师、旅名目之多,派别之杂,除川、广两省外,无论何省,莫若河南。如照北洋编制计算,则直辖之二军、十一师、十八混成旅、二骑兵旅、十二补充团、六步兵团,应有兵额二十余万人。然胡景翼初入豫,人数不足四万,炮不过三十余尊,虽屡次改编扩充,人数不患不多,而**大抵来自民团土匪,新式者实鲜,子弹亦决不能多,炮兵、机关枪则更无论矣。

且就其派别言之:

(一)袁家声、郭振才、马志敏、马吉第、李鸿翥原河南旧军,总数不过一万五六千人。
(二)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则为吴佩孚系,总数约二万人(陈八千,王、田各六千),军械颇充。
(三)赵树勋、麻振武原刘镇华旧部,合计新枪不过五千;卫定一原郭坚旧部,远在西安、凤翔之间,枪亦仅二千。
以上三部,共四万余人,皆与二军无历史之关系。

其余之二军,可分为两部:

(甲)为岳维峻之亲信,第二、第七、第十三三师、第十混成旅及补充团之一部属之,枪数约四万。
(乙)原为胡景翼之腹心,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各师、第六、第七、第八各混成旅及骑兵旅属之,枪数约五万余。其中以李云龙、李纪才为最精,盖二李旧为第一师之旅长,器械较备。李云龙由洛入陕,收编甚多。李纪才以善治军名,纪律为二军冠。

至于毅军,入豫时不过万人,近亦稍有增加。樊钟秀自赣回豫,有枪才千余,近且过万。

国民二军派系略表

(一)岳维峻嫡系 四万余
(二)胡景翼嫡系(与国民党较近) 五万余
(三)河南旧军 一万五六千
(四)吴佩孚系 二万余
(五)刘镇华旧部及卫定一部 七千
(六)毅军 一万二千
(七)建国豫军 一万二千

以上共计有枪十七万余,人数则在二十五万以上。
 楼主| 发表于 2017-7-7 00:4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拚个他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后必胜的把握。我常常说: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在此即刻就要与倭寇拚命抗战的时候,特地提出下面最重要的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
各位要知道倭寇向来利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除非使他们受到相当的打击,他们总不肯停止侵略的。现在我们既然是全国一致的和他抗战,他们为?面子关系,一定要出全力来拚;所以战事不发动则已,一经发动,定必延长,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合力,死命相拚,要万众一心的拚战到底!你们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全在于精神,我不怕敌,敌必怕我;怕敌人的一定失败,不怕敌人的一定胜利。虽然我们的枪炮不如倭寇,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杀去,倭寇必败无疑;因为倭寇只会投机取巧,不愿真正牺牲。


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倭寇到我国内地来作战,因为到处地形生疏,而且到处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他们的仇人,几乎到处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势。因此倭寇个个都怀?怕死不肯牺牲的心理,于是行动缓慢,不敢急进,只是仗?他们的飞机大炮向我们猛烈轰炸,希望把我们吓退,而避免真正的作战;除此以外,实别无本领。所以只要我们誓死拚命,顽强抵抗,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谨慎瞄准,爱惜我们的子弹,持久死守,来消耗他们的实力,结果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只要我们临战勿慌张,匆忙乱,就是有一些损失,或一时挫折,也只要利用他们不肯牺牲,不敢急进的弱点,从容补救,继续奋斗,一定能争取最后五分钟的胜利。
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
历来作战,关于整个的战略战术,当然由最高统帅部颁发指示;而对于各部队所担任范围以内的事务,必须由各部队的各级主官,自动的详细研究,来帮助总部之所不及。譬如当地的形势,敌我的详情,便衣队的编配,间谍的使用,战争剧烈接济断绝的设法补救,交通阻碍命令不达时临机应变,都应该由各单位的主官自动的运用智能,以谋取战争的胜利!这是上自军长师长旅长,下至连长排长都应该有的责任和本领。
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
任何战争,得到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和敌人拚命。但是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关于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的方法,例如征用民夫,必须随时体恤,勿使过度疲劳,发生怨望;遇到落难妇女老幼,必须尽力补救,视同自己家人一样;对于战区及附近的民众,更须告以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等的大义。总须随时随地帮助民众,教导民众,救护民众,以表示亲爱精诚,痛痒相关,甘苦相共。这样军民团结,民众自然乐于帮助,汉奸自然不会发生,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我们革命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我们革命的成功,也就在于有进无退的连坐法。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于倭寇作战,更应该要实行连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倭寇仗他强大的武器,猛烈轰炸,无非迫我们退却,使他可以进攻。如果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他们虽有飞机大炮,也就无法使用,以我军的久经战阵,定可取得最后胜利。倘使未曾得到统帅的命令,擅自退却,不仅个人要受连坐法的处罚,并且摇动军心,贻害国家,无异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的汉奸;如果各区阵线之前,凡遇有未奉本委员长命令擅自退后者,无论任何官兵一律以卖国罪处死毋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的,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若果因擅自退却,致被军法制裁而死,遗臭万年,何如在前方应战牺牲,流芳百世。目下中央正拟颁奖励固守据点的办法,如有能固守据点,有进无退的,就给他晋升三级,荣赠三代,并及其子孙。所以你们务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为国家增光宠,为自己保荣誉。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
上面所举的,是驱除倭寇、复兴民族最重要的五点,以后再有重要的指示,另外陆续颁发。各位要知道,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痛苦,国家失去了领土,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拚。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拚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给我们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致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躯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楼主| 发表于 2017-7-9 16: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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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狐陉位于涞源县北和蔚县之南,是紫荆关和倒马关之外险(指防御北方入侵之敌)。《辽史•地理志》载:“相传有狐于岭,食五粒松子,成飞狐,故此处名飞狐口。” 今涞源县汉为广昌县,隋改飞狐县,沿用至明代。
       飞狐陉又称飞狐口、飞狐关、飞狐峪、飞狐塞、飞狐道,既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要道,也是中原通往塞北大漠的茶马古道和商家汇聚之所和文化荟萃之处。
       飞狐古道与“太行八陉”其它古陉道不同,其它古道只涉及两省之间的交流,而飞狐古道却涉及南北方数省市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明清时代,飞狐古道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运输货物的骡帮成群结队,商人驴驮骡运各种物资,源源不断,络绎不绝,昼夜不停地往来穿行于飞狐古道之间。这些骡帮北上时,越过大沙漠,走向蒙古高原,直达俄罗斯。南下时,走向京、津、沪、粤,走向苏杭,通往武汉襄樊的码头。 
       飞狐口又名北口峪,被当地人称为“四十里黑风洞”,有四十里飞孤四十里景之说。这一带的山平均海拔高度在l500一2000米,而峡谷宽处有百十来米.窄处仅10米左右!高陡与狭窄之比极其失衡。明崇祯时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在《飞狐口记》中形容飞狐陉的山如“千夫拔剑,露立星躜”。而路呢,是“珠曲蚁穿”。高处“有如天门”,深处“令人旋踵转足”。描绘得十分形象。
       飞狐峪二十多公里长的山路是古道中最壮观的。行于峪中,奇观胜景令人叹为观止:峪时宽时窄时高时低,时而峥嵘陡壁拦道而立,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感;时而又峰回路转,阳光从高崖上泻下,心境又如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天如一条弯弯曲曲的缎带,上面如花的云朵显得很小,倘若遇上阴天,阴风飕飕,兼有三两声兽鸣传来,毛骨悚然者也不乏其人!然而,险中有奇,奇中有峭,峭中有美,这更是飞狐口别具一格特有的风光。一线天、一柱香、八仙洞、插箭峰、箭眼、悬桥等,无不留下动人的传说!文人骚客则为之倾倒而吟咏。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时,代地和中原没有交通。当时,代国所辖的地域大致就是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一带,都城在今蔚县代王城附近,赵简子要扩大势力,首先想到的就是兼并代国这个北部近邻。为此,他制定了灭代的详细计划。他先是把女儿嫁给代王,发展两国的关系,后来又把儿臣们召集起来说:“我有宝符藏于常山(今曲阳县大茂山,清代以前的北岳恒山)上,谁得到它,就可获重赏。”别的儿子骑马进山寻找,都一无所获,惟有赵襄子回来说找到了。赵简子问他宝符藏在哪里?他回答说:“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他的方略得到赵简子的肯定,并因此被立为太子。
  公元前475年,赵简子死亡,其子赵襄子借父丧之机,北登夏屋山(今山西代县北),暗藏杀机,宴请代王会盟。因是姻亲,小舅子请姐夫,代王毫无防范,携带随从,欣然赴请。岂料,早已阴谋在胸的赵襄子暗设埋伏,酒席间令厨人和暗藏的杀手,猝然将代王及其随从一并击杀。然后,赵襄子亲率大军,越过百里大峡谷的飞狐峪,长驱直入,侵占了代国的全部土地,重兵包围了代国都邑代王城,劝姐姐与其回国。其姐得知丈夫——代王被杀,弟弟兵临城下,心如刀割,万念俱灰,对其弟厉声说:“只许占领,不许屠城”。在回归娘家的途中,走到一座山下,代王夫人仰天长叹:“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慢弟,非义也”。从头上拔下笄簪,在山石上磨了磨,自刺而亡。这就是史称“赵襄子灭代”的著名事件。
  到了赵武灵王时,赵武灵王更是把飞狐峪里的西甸子梁(即现今空中草原)作为“胡服骑射”的训练场,使赵国的军队很快强大起来。他亲自率领骑兵,穿越飞狐峪,向北作战,打败了中山等诸小国,拓展疆域千余里。从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掠代为赵国领地之后,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250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飞狐峪始终是赵国向外扩张的用兵要道。
       关于飞狐口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郦食其传》: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战败,想退守到关中。不过,这一想法遭到谋士郦食其的反对,“不能西逃。”他建议 “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製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意图一个是堵塞太行山的各个关隘以及黄河、嵩山一带的各个通道,向各地诸侯显示刘邦掌控中原的战略势态,再就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从这儿南下中原。
       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最终战胜了项羽。
       历史上提到的飞狐道都和飞狐陉有关,但不是一条道
       1.自今河北省蔚县南,沿飞狐峪南行至今涞源县,再南经倒马关可至今河北曲阳、唐县、保定一带,是一般所说的飞狐道。
       2.山西省广灵县东行沿壶流河谷(古称沤夷河)进入河北省涿鹿县河谷道路,就是今天的下广线,也曾称之为飞狐道。如《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叁年,“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叁百余里。”说得就是这条飞狐道。
       3.北魏孝文帝元宏从山西代县开凿的灵丘古道,此道经过灵丘到涞源,与南出翠屏山的飞狐陉正道相接,由于涞源古时叫飞狐县,所以这条道也称飞狐道。《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记载:太和六年(公元482年)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说的就是这条道。
       4. 唐高宗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说: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誌》也说:“飞狐道,自县北入妫州怀戎县界,即古飞狐口也。”这里所说的“县”是指唐飞狐县,即今涞源县,怀戎县即今怀来县。这条飞狐道就是今天依然走的经九宫口峪过草沟堡到涞源的路。
       从涞源县城出发,经过黑石岭和“四十里峪”,到蔚县城关的这70公里是飞狐道的主道,其它三条都可看作是飞狐道的辅道或延伸。战国时期,属于飞狐道的三条道都已经渐渐开发出来,并发挥了作用,只是还没有明确飞狐道这个概念。而到了两汉时期,飞狐道就已经成为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 
       之后,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作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以防匈奴的渗入。
       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侵,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汉朝廷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
       到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先后两次派大将修治飞狐道,这对防御匈奴的进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国时,曹操派子曹彰率兵北征乌桓。大军沿拒马河北上,穿越飞狐峪,冲出飞狐口,一路把乌桓追击到汉长城以外,保障了代郡这道边陲的安宁
       魏晋南北朝期间,飞狐古道战事不断,晋朝刘琨、后燕的慕容垂、北魏的拓跋圭,都曾争战飞狐峪。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 
       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
       后唐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986年,宋太宗再次北进伐辽,图谋收复幽云。田重进率中路军自定州出飞狐口,潘美、杨业领西路军出雁门,进展神速,屡屡获胜。辽朝调兵遣将,组织反击,宋军惨败于飞狐口,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史称“雍熙北伐”的收复行动,又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这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也是北宋最后的一次伐辽军事行动。
       1213年,成吉思汗指挥15万蒙古骑兵第三次进攻金王朝。一时难以攻入关内,便采用曾出使过金国的札八儿火者的计策,命客台、薄察二将统兵2.5万人驻守居庸关北口外,与金军对峙;命哲别率3万人,由札八儿火者带路,走小道,袭取南口,与客台、薄察部对金军南北夹击,夺取居庸关。自己率大军迂回南下,偷取飞狐口,袭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从西南方向进攻中都,大败金兵。
       明初,蒙古骑兵常有绕行飞狐道进入华北平原,攻打都城后方之举,土木之变中,也先挟明帝自飞狐口入紫荆关,围攻北京。 
       清代以后,不存在北方部落威胁的问题了,飞狐古道渐渐开始以商道为主,成为南北通衢。
       失去了军事功能的飞狐陉,商业为它注入了全新的角色定义,而这个角色的主要扮演者则是骡帮。在涞源的留家庄、蔚县的上苏庄等地,一度出现了百条以上的骡帮大户。同时,沿路上的大宁、岔道、明铺、北口等村也都开设有草料点。骡帮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还有,战争爆发了,社会变得动荡不安,这个行业也就渐趋没落了。
       不知从何时起,飞狐古道上开始出现镖局的身影。这无疑是商贸兴盛的一个明显标志。镖局的出现,让飞狐陉有机会在它的故事中撰写最精彩的一篇。位于宋家庄堡的韩家镖局,可能是飞狐峪中唯一有记载的职业镖局。但它终究消失在历史之中,随着飞狐古道的没落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的飞狐古道,经过多年的交通建设,已变为来往便捷的通途。随着张石高速公路的开通,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然而,这条凝结着无数古代将士鲜血的古道,仍会不时引发着人们对历史往事的遐思。
       然而,70多年前,这样一个历史上频频发生战争的地方,却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从而被日军突袭成功。
       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平原后.开始进攻山西。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都认为,山西有太行之险,足以抗击日军,于是将防守的重点放在山西北部的门户大同和天镇。而日军是兵分二路进攻山西:一路出军都陉,从张家口进攻天镇,一路出飞狐陉,从蔚县进攻广灵:一路出蒲阴陉进攻灵丘。国民党军队把主力摆在大同一线,但是板垣师团却突然从飞狐陉出击,如同楔子打进国民党防线的腰部,给国民党军队的后方造成威胁。以致当日军攻破天镇后,阎锡山看到有被包围夹击的危险,不得不放弃大同,退守雁门关、平型关一线。
       板垣为何能利用飞狐陉呢?原来板垣是个中国通。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6年,板垣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特意到山西拜访阎锡山,不过,他谢绝了阎锡山的专车迎接,说要旅行观光,徒步从河北的蔚县走到了大同。其目的就是为了沿途考察地理情况。当时他走的就是飞狐陉这条路。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板垣行走在飞狐陉时的心理。不知道板垣是否想到过,太行山除了有飞狐陉,还有很多险要关隘。因为他随后便在平型关吃了个大败仗。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东北侧的乔沟成功地伏击了板垣师团的后卫和辎重部队.赢得了平型关大捷。
 
 楼主| 发表于 2017-7-9 16: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姜克实:关于腰站阻击的日军文献记录

一 腰站阻击的概况
  
   腰站村,位于涞源县西25公里,灵丘东20公里处的山间、驿马岭西方2公里处。1937年9月24-25日, 在此地曾发生八路军杨成武部队(115师独立团)和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的战斗。此战,国内称“腰站阻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称此役毙伤敌400余人[1],《八路军重要战斗一览表》称毙伤日军300余[2]。由于是八路军115师的作战,又发生在平型关大捷同日,所以最近有将腰站阻击歼敌的所谓“3-400人”,也添加到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数字中的呼声。
  
   如,高凤山在《平型关大捷:不容争辩的“首战大捷” 》一文中,把乔沟伏击战,东跑池攻击战,驿马岭阻击战,三山阻击战,倒马关袭击战都算成“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战果”,称中国大捷 “共计约歼敌1548人”[3]。
  
   2015年7月14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郭平保采访山西省灵丘县原党史办主任赵洪波时,赵也称, “驿马岭阻击战是平型关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大捷的战果算上驿马岭战斗,“平型关大捷应该是歼敌1300多人” [4]。
  
   同样观点,还可见赵志强《平型关大捷应该包括腰站阻击战》的文章。此文可以说是一篇近似学术式的论证,虽没有什么新材料,但出示了记录腰站阻击战的信息来源,整理了其中的问题点。在此赵认为战斗发生在25日,肯定了歼敌数400的主张。虽对日军部队是增援平型关之敌的论点提出质疑,结论并无变化,认为腰站阻击“是保证115师侧翼安全,阻击援军,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顺利进行”的一次战斗,“应属于平型关大捷的组成部分”[5]。
  
   一方面,赵也似乎觉察到八路军一个团击败日军“两个联队”之说太离奇,可又考证不出日军部队番号,结果自叹到 “回忆差别太大,让人莫衷一是”。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和平型关大捷“研究”同样,关于腰站阻击,国内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文献记录。支撑此形象的,多是一些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者“回忆”,并包括一些回忆过程中的“创作”。
  
   先分析一下为“腰站阻击战”提供信息源的几个主要资料。
  
   二 国内的主要资料解析
  
   1.《聂荣臻回忆录》
  
   其中仅一句话,“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第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6],触及到和平型关作战的关连,但没有叙述腰站阻击的细节。
  
   2. 李水清回顾《忆首战平型关之腰站阻击战》
  
   此文载于《山西日报》2005年9月6日。报导的是其在战后第60年头的回顾谈。李当时是独立团三营教导员,此时,已89岁高龄。叙述中,不仅老人记忆混乱,随意添枝加叶(如敌机来轰炸等),更有邀功请赏之嫌。把实际担任主攻的第一营说成预备队,将自己所在的第三营(预备队)换到正面主攻战场,描绘中的自己,不用说,当然是是战斗的指挥者。细节中出现的“污泥大汉”(一连长张德仁)的奋斗,二连一排的“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日军的故事,实际上挪用的都是老团长杨成武回忆录的内容,只不过在“创新”中,把1营的1连长张德仁,改写成自己部下3营7连长,把1营2连1排的“麻排长”,改写为自营8连1排长而已。唯一能清楚记住的真实内容,不过是自己腹部曾中过一颗日军的子弹[7]。老团长杨成武在此前一年去世,也许这是老部下敢大胆放言的理由。此文,只能惹出是非,并没有史料价值。
  
   3.杨成武回忆录
  
   可以说,腰站阻击的主要信息源,是1987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虽是后年回忆,但描写详细,前半段,有不少可参考的内容。
  
   以下是笔者摘录出的重要历史情报部分。
  
   1.独立团9月23日从上寨村出发,从南方接近驿马岭,9月24日晨从下北泉(腰站南15公里)出发经山路于“晌午时分”到达腰站。目的是切断灵丘至来源道路,配合准备中的平型关之战。
   2.部队行进至驿马岭前(目的是占领驿马岭隘口制高点)尖兵排和一小股日军发生遭遇战,歼敌两名,弊伤战马一匹(日军战斗详报中有此战马死亡记录)。
   3.杨成武判断日军已先占领了驿马岭隘口。遂在驿马岭前高地构筑工事。此日,并没有其他战斗。下午,侦查员报告,日军一个联队由涞源城赶到(日军战斗详报,增援的本山第九中队于16时到达)。
   4.杨命令“一营在上山警戒,二营连夜近抵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丘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后撤至白羊舖(隘口西两公里)宿营”。
   5. 9月25日晨有浓雾。7时雾散,日军从驿马岭顶上隘口出发,向我阵地接近。阻击战开始。“我布置一连正面阻击,…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
   6.此后是作战细节描写,出现“醴陵拐子”一连长张德仁牺牲的场面,和“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隘口失利身亡,及一营教导员张文松中弹死亡的描写。重要干部相继死亡,杨成武描写是“一场浴血恶战”。“这是胜仗,也是恶仗。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
  
   可以说,回忆录若截止到此,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反映了作战中一些艰苦的实况。令人惋惜的是继续下去的部分(有关歼敌部分)渐渐离谱,失去了真实。为参考,也录于下
  
   7.下午4时,当平型关大捷喜讯传来之际,一营“趁势在正面发起了冲击”,敌“夺路逃向涞源城。我们乘胜追击了50多里,一营一直追杀到涞源城下。敌人又从涞源东撤,一营随即光复涞源,二营继续向东追击”。
   “打扫战场了。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可惜“我们没有抓到一个活的”[8]。
  
   4. 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
  
   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份并没有多少人注目过的重要记录,名为《腰站战斗的经过》。作者是独立团宣传科长钟蛟蟠(1899-1939),于作战结束后第二日的9月27日,记录下了这段文字。虽不严谨,但类似于日军战斗详报,描写了战斗的经过。内容中包括很多重要内容,如下。
  
   “9月22日午后四时,接到师部命令,指定我独立团单独行动,配合主力消灭平型关敌人的任务”,9月23日“傍晚已到达了上下北泉一线”。
   “24号准备占领腰站,截断涞源与灵丘交通,…5时由上北泉出发”。
   “10时许,前卫的二营先到白羊舖。该营之一连一排尖兵即与日寇一侦察队30余人遭遇,当即将该敌全部击溃,毙敌7名,…敌分向涞源,灵丘两方抱头鼠窜”。
   “午后四时涞源之敌第十联队即赶到腰站增援灵丘。我方因情况不明,没有向敌攻击。”
   “二营则于是晚星夜行动进入敌人后方——三山一带活动,断绝广灵到灵丘汽路”。
   “25号拂晓前”,…我一营趁浓雾布置攻击。“布置妥当即进入了攻击。主要攻击部队是一连和三连”。
   “以这区区的两连,对付兵坚械利的整个联队,冲锋肉搏,相持终日。…毙敌400余。终于把敌人打得不能抬头…我方也伤亡百零三名。但已取得牺牲代价”。
   “是役没多大缴获,而能阻止敌人前进,截断了涞源灵丘之交通联络”战斗中… “负伤70余个伤员”[9]。
  
   与《杨成武回忆》相似处较多,考虑杨写回忆录时曾参考过此文章。也可证明独立团24日晨出发,中午到达腰站,之后和敌小部队接触的事实。指出敌分东西两方向退避。这些都和日军的战斗详报相符,往灵丘方向退避的五名是之后第九中队寻找的“失踪者”,敌援兵于24日午后4时到达的记录,也和日军记录一样。

9月 25日战斗,以一营为主进攻,相峙终日。虽称毙敌400余(考虑作战后被领导统一过口径)但没有提到反击冲锋和战斗最终胜利,也没像杨成武那样提到打扫战场,攻克涞源。只谨慎地称“没多大缴获”“是一个残酷的以少胜多的战斗”,并提到我“伤亡百零三名”。负伤70余名这一个准确数字。
  
   比较起来,钟蛟蟠记录了部队行动时间,路线,部署,战场,自己的伤亡等,除了“战功报告”一点以外,情报都准确可信,几个资料中,可以说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各种信息源中唯一的一个当时的文献记录。比较之下,可看到比其它事后谈在基础情报面要精确得多。
  
   三 论点的整理,批判
  
   以上是从现在国内主要记录中汇集的腰站阻击战内容。杨成武回忆中的独立团最终在平型关大捷鼓舞下获大胜,克隘口后追击敌溃逃部队至涞源的大捷之谈,在可信性高的钟蛟蟠记录中并不存在,所以不会是事实。
  
   若能进行史料批判,除去战后夸张的宣传(杨成武回忆录的后半),和战前有可能被宣传部门“统一过口径”的歼敌数据外,以上的资料是有利用价值的,其中包括贵重的钟蛟蟠文献记录。特点是对自己部队的情况——行动目的,战斗部署,损失状况等基础情报——掌握的比较准确。笔者曾多次讲过,不管是哪一方,如不是完全的歼灭战,“战功”记录都不可取。利用文献资料(尽量排除回忆)来研究,考证己方(特别是损失),才是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痛处,自己最明白。
  
   按此原则,对以上良莠混淆的记忆,记录筛选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有用,真实的情报。
  
   1. 独立团的腰站阻击,属于115师为协助平型关作战的布局之一。
  
   2. 独立团9月23日由上寨出发,经上下北泉村于24日午前10时到达腰站。向驿马岭隘口前进途中,和日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日军分两路退避,一部逃向灵丘,一部退回驿马岭。
  
   3. 日军的援军在24日午后4时到达驿马岭。独立团对其监视同时部署了攻击准备。
  
   4.  25日参加战斗的是一营(主攻)和三营(预备),总数约600名。目标是夺取驿马岭隘口,并不是坐等待战的“阻击”,而是主动进攻、说明实际上独立团知道,日军的数量并不多。否则绝不会以卵击石,和“两个步兵联队”挑战。
  
   5. 进攻中独立团死伤惨重,并未到达预定目标,在敌援军到达前主动撤出战斗。
  
   6. 此役独立团死亡30名,负伤约73名。
  
   以上战斗到底独立团是否取胜(攻克驿马岭隘口)?日军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如何部署,死伤如何?这部分内容并不能从八路军记录和杨成武回顾中寻找出答案。必须去研究敌手日军的档案记录。
  
   四 日军的第九旅团
  
   下面再用日军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考证一下“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的情况。
  
   第五师团的档案残缺不全。但其中第九旅团的记录接近于完整。所以此期间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都留下了记录。首先,我们可以在北支方面军《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自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十日)的战斗名称记录中,发现第九旅团在涞源附近的几次作战。分别称为
  
   驿马岭附近的战斗  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浮图峪附近的战斗[10]
  
   其中“驿马岭附近的战斗”,即是国内所称“腰站阻击战”。其余的几个战斗,虽规模不大,也都在第九旅团驻涞源前后数天内发生,只不过对手并不是八路军。之外还有一次虽名称脱落,但战斗详报中有记载的战斗,即9月23日,与八路军115师骑兵营交锋的“倒马关附近的战斗”。骑兵营不久溃散,日军损失仅一名轻伤,所以没有特别的战斗详报,只出现在中队长事后的“报告”中。可是对共产党来说,这却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倒马关附近的战斗”也被称为八路军抗日初战的三胜之一,和腰站阻击战同样被看作“平型关大捷”的系列胜利。最近,不鲜有将其“战果”也算入平型关大捷歼敌数的议论。问题是除少数回忆录和后人编造的“故事”外,此役并不见可靠史料。甚至,至今连作战的日期都搞不清[11]。日军的战斗“报告”虽不甚详细,可以说是有关此战斗唯一的档案记录史料。
  
   关于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第九旅团有两个详细记录可寻,一名为『淶源附近戦闘詳報』[12],二名为『歩兵第九旅団陣中日誌』[13]。两者大同小异,一为旅团对各战斗报告的汇编,比二在战斗细节面详细。二为旅团行动日志,比一在命令文,行动记录上更全面。

*图1  第九旅团的两个档案资料
  
   先介绍一下第九旅团概况。该旅团是第五师团下属的两个旅团之一,旅团长国崎登少将。下有两个步兵联队,第十一(广岛)联队(長野祐一郎大佐),第四十一(福山)联队(山田鉄二郎大佐)。又称国崎部队。1937年9月中旬,和进击山西的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分路,除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配属给第二十一旅团(三浦部队)使用外,其余是预定从蔚县调往河北保定作战的部队。此时第十一联队兵员约半数,共1319名,第四十一联队全体3367名,还有一个骑兵分队等共4790名步兵,609匹马。另外还有配属的野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
  
   此时,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真意在进军山西。但此企图遭到部署石家庄会战的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坚决反对,严命其将师团调往河北。板垣不得不服从命令,一边做出将师团调往保定平原的姿态,一边却拖延时间,等待战局变化。进军山西大营镇的三浦旅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保障转进河北部队的后方安全为借口,被挪用到山西前线的。
  
   对此,9月18日从蔚县进驻涞源的国崎部队,则是摆样子给寺内寿一看的装潢。9月25日,三浦部队在平型关口进攻受阻出现危机后,为了增援前线,第五师团又调动了蔚县第42联队主力急援平型关,在山西战线越陷越深,此结果,迫使大本营参谋本部于10月2日下达太原作战命令,终于使板垣征次郎的心愿得逞[14]。此时,按计划已到达河北的第九旅团,派回第十一联队由铁路赴大同,参加了太原会战。另一部分则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月野木大佐)为中心编成“国崎支队”,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中,是攻打江北浦口的主攻部队。国崎支队于1937年底回到青岛,和“鲤城支队”(第十一联队)汇合后恢复原旅团建制,守备胶济铁路沿线。之后一部分(第11联队)参加了临沂作战,并作为坂支队的主力之一支援台儿庄。1938年4月7日以后,旅团全体被投入“第二期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徐州会战第一期),是攻克临沂城(4月19日),后在邳县马头镇,南涝沟,北涝沟受到重挫的部队[15]。
  
   国崎旅团主力(本部,第十一联队,骑兵分队及野炮兵一大队)于9月19日0600,从蔚县出发,20日1600,到达涞源县城,将先抵达此地的第四十一联队置于旅团直接指挥下[16]。
  
   五 第九旅团在涞源的几次战斗
  
   先行第四十一联队(山田部队)的任务是保证旅团全体向易县方向移动安全,为此,作战目标是控制,占领涞源东方浮图峪,南方插箭岭,白石口附近的长城线。
  
   20日旅团到达后,第四十一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汇报了如下作战现况
  
  
1.第三大队已占领浮图峪(涞源东方约15公里的长城线)。
2.第一大队于昨日占领了三岔口,预计今日攻略白石口(涞源南约10公里处长城关口)。
3.涞源地区敌兵至少有一个团以上[17]。
  


  
   以下介绍一下此后第九旅团各部队的各次作战。

称9月22日午后一点,在倒马关附近和“进攻太原的敌军”即 “步兵第一联队大泉中队和基干第十三中队,约2700人”交战,“打死打伤数百人”。“晚上,敌丢下100多具尸体和70多匹东洋战马,以及大量军用物资”逃跑。击毙一名池野大尉,缴获92式重机枪两挺[29]。
  
   虽有声有色,却谎误连篇。且不提令人难以置信战果报告,其他如 “第一联队” (此日第一联队在大同)“大泉中队”(大泉支队(大队),此日在浑源附近) “第十三中队“(中队编制最大到十二,没有十三的编制)“进攻太原”(此时平型关战役刚开始,怎么会进攻太原?)等,不见一点真实。有一点不会有误,即指的是骑兵营倒马关一战。
  
   《河北日报》王思达文章《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采用的是对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的采访,称此次战斗“歼敌数十人,骑兵营仅伤6人,牺牲4人”。避谈无根据的“歼敌”数,若只看自己损失记录的话,可见“骑兵营牺牲4”和日军的记录 “敌遗弃尸体5”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以上是日军档案记录的涞源附近各战斗的内容。其中的两次战斗,对手是此时和国军同装同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作战中日军似乎感到了对手异常勇敢,称“驿马岭附近战斗的敌兵为拥有迫击炮的步兵约500,虽所属不明,但从20岁以下的年龄和携带品(遗弃尸体)判断,为共产军的可能性大。装备并不差异于其他部队”[30]。
  
   并在打扫腰站战场时对缴获的八路军武器进行了如下分析
  
   关于共产军使用武器的调查报告
  
   一,携带迫击炮,其数量,性能与至今所遇其他部队相比,并没有差异。
   二,步枪多为老朽装备,数量亦有限。可认为多数弹药,仅使用同一步枪射击。
   三,从以上判断,共产军并没有受到苏联提供兵器的补给[31]。
  


  
   以下是战斗详报的三个附表,记录了详细的死伤,缴获,和消耗数据。全期间五次战斗死伤总合为20名(内死亡7名)。包括腰站阻击的死伤9名,和倒马关战斗的负伤1名。另外“俘虏”16名中,很可能包括部分独立团士兵。缴获的8挺轻、重机枪,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八路军的武器。
  
   六  结尾
  
   以上即为日军档案记录中出现的“腰站阻击”和“倒马关战斗”的基本情况。和国内旷日经年的“回忆录”类比,可见日军当时的“档案记录”是比较客观,准确的。有时间,地点标识,有命令文,作战地图,有部署情况和姓名记载。腰站阻击中敌数量为500,遗弃尸体30的记录,和八路军自己的记录(钟蛟蟠),回忆(杨成武)相比,几乎没有出入。
  
   从中可以得知,日军9月24日赴驿马岭的原因,是去救援与独立团遭遇的松浦通信小队,出发时间在24日正午前后,部队是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配属两挺重机枪,兵员应在150名前后。这就是翌日与独立团对战六小时,被称为“两个联队”日军的实体。
  
   25日的增援,当然不会是去“平型关”。晨0830,当独立团两个营和九中队接火后,国崎旅团长又派出了第三大队的余部,炮队等约600名增援驿马岭第九中队。可是并没有排上用场,因为在到达两小时之前,独立团已自行撤退。独立团不仅没能杨成武后称的那样“打扫战场”,缴获敌武器,反而初战就损失了数挺轻重机枪(缴获武器表中为轻机枪3,重机枪5,但不会都是驿马岭战斗的损失)。大队全体,任务完成后于26日返回涞源。
  
   若比较一下第九中队死2伤9,独立团死30伤73的统计,和独立团午后14时30分未攻下隘口前自行撤退的结果,可以勉强说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后撤退,但不能说是腰站阻击是大捷。至于“得到平型关大捷鼓舞,独立团趁势全面反击,拿下驿马岭隘口,将两个联队日军赶回涞源,又攻克涞源城继续向东方追击”等内容,应是杨成武在文革后为了“振兴中华”(回忆录自序)为革命后代编造的“故事”。至少,这里出现的信赖性较高的钟蛟蟠记录(9月27日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拿下隘口,更没有提到什么进军涞源。第九旅团26日以后仍在涞源的种种记录也都存在。
  
   第九中队是正规精锐部队,兵员150名,又拥有两挺重机枪。所以独立团抗日初战,即敢主动攻击一中队日军,并毙伤敌9名,坚持作战6小时,也应算是一个不小的抗战成果。至少其勇气值得称赞。相比起来,平型关大捷中6000名八路军主力攻击的450名日军中的 “正规军”,不过只有第21联队平岩大队的两个护卫,支援小队,总人员不过5-60名,轻机枪也不过数挺(其余为后勤部队)。以十挡一,这种艰难的作战,应该是抗战初期的一个残酷现实。说歼敌400,和平型关大捷当初报导的歼敌4000口径类同,并不值得责难。只看作是一种当时的纸上抗日宣传策略即可,目的是鼓舞人心,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当事人也从没有信以为真。将其神化的是战后的教育宣传,而为其捧场的也总是受此教育成长的现代人。
  
   七  从战略眼光看腰站阻击
  
   今日,对战争史感兴趣的普通人,多只斤斤计较战斗最容易弄虚作假的“歼敌”数字,而不愿从战史研究总最重要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独立团的出动目的——配合平型关之役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否成功?很遗憾,回答是否。
  
   也许没有人思考过,独立团为什么选择在山沟里的腰站作战?也许也没有人注意,本来就是寡兵的独立团,为何在关键的抗日第一战“腰站阻击”前,分兵三分之一开往和作战并没有关连的三山?从杨成武回忆中可以明确,24日晚疾驰灵丘东北三山镇方向的第二营,目的并不是协助次日的腰站阻击,而应是执行一一五师下达的命令。即切断灵丘,广灵公路,阻止次日(25日),敌军增援平型关。
  
   一一五师的作战方针可见1937年9月23日20时《朱彭关于——五师部署和总部行动致军委电》: “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32]。
  
   不久朱、彭在通知蒋介石的密电中,也触及到“另组一独立支队三百人,已从涞源、灵邱间向灵邱及广灵以北袭出”[33] 。虽电报没有触及到灵丘以北的具体地点,但可知派兵目的绝不会指的是灵丘以东山沟中的腰站。
  
   国军的《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4日条称“同日十八集团军独立支队一部,在灵丘东北击溃敌军一连,并续向广灵蔚县间前进”。25日条也称“ …自灵丘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之清扫。应归十八集团军”[34]。
  
   从此也可得知,在国军的布局中,日军后方的灵丘北部至广灵间,也是八路军(杨成武独立团)应担当的作战地域。
  
   为何要出击灵丘以北?
  


  
   灵丘,广灵道路是汽车路,位于灵丘县北方,也就是日军增援可能性最大的干线道路。而涞源,灵丘道,像22日第九中队的侦查结果报告一样,“在红泉子以西”根本不能通车。这点,熟悉地理的八路军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即平型关的援兵必走灵丘北的广灵公路。所以到三山镇附近封锁,切断广灵至灵丘的公路才是阎锡山,林彪赋予杨成武独立团的真正作战任务。可是途中独立团在驿马岭发现敌情后,缺乏作战经验的杨成武团长(此时仅23岁)错误地判断涞源之敌(第九旅团)是平型关援军,所以把此地定为主战场,从而忽视了进军灵丘以北这一真正的战略目标。
  


  
虽然杨没有违背师部命令,忍痛釜底抽薪,派出了一部兵力(第二营)夜驰灵丘北方向,却完全没有能到达25日按时阻止蔚县援兵增援平型关的作战目的。9月25日傍晚,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的两个中队,首先顺利通过广灵公路到达灵丘。翌日,第四十二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也无血经由此地,投入到平型关附近战场。不仅孤单的独立团第二营无能为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9月26日在灵丘西蔡家峪(小寨村北3公里)附近阻止增援日军通过的企图,也没有能实现[35]。最终,在平行关口前数公里的辛庄,关沟村一线把这一股日军援军主力(约2000名)阻挡达3天之久(至28日午后),使日军弹尽粮绝濒于崩溃前夕的,竟是战后近70年被遮挡在“平型关大捷”背阴里的国军晋绥军部队。
  
   总之,腰站阻击,从战略角度[36]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并不能说杨成武完成了一一五师所赋予的重大使命。
  
   历史研究进展的今日,若再提腰站阻击,说进行了阻击作战后撤退可以,但不要说是大捷。说是为保障平型关作战进行的部署可以,但不要提堵截住了前往平型关的援军。说自己损失过百可以,切不要去信口无法统计的歼敌数字。引为小说,故事的题材可以,但不要说这就是历史。否则,前人艰难的抗战努力和喋血牺牲,会因为不谨慎的宣传,创作蜕变为“手撕鬼子”式的茶间笑料。不仅不能彰显先烈反而会遗误千古,让我们的后人站在此纪念碑前只能对前人所讲的故事感到羞愧。
  
   注释:
   [1] 解放军政治学院1984年 117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同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359页。
   [3] 高凤山《平型关大捷:不容争辩的“首战大捷” 》《百年史辨》2012年第9期。
   [4]《平型关大捷应包括驿马岭阻击战》《深圳特区报》2015-年7月14日。
   [5] 《教育教学论坛》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2月15日,116页。
   [6] 《聂荣臻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353页。
   [7] 此内容到底出自媒体的加工,还是老人的记忆,笔者无从考证。
   [8]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380-388页。
   [9] 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引自高凤山主编《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9月)。
   [10] 会戦名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8300、北支那作戦史要。
   [11] 《肖锋征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称此战发生在9月22日。可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却说在9月24日(王思达《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河北日报》2015年8月14日)。
   [12]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自昭和12年9月19日至昭和12年9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3]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昭和12年9月1日~昭和12年9月30日
   [14] 参考爱思想网拙论《日军山西作战的经纬》。
   [15] 参考爱思想网拙论《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
   [16]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3 / 69
   [17]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1/69
   [18]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4/38
   [19]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5/38,10-11/38
   [20] 徐永昌9月28日致蒋电:三、我紫荆关方面之朱师亦与八路军取得联系  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 429页。
   [21]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7/38
   [22] 钟蛟蟠很可能算入了逃亡灵丘方向的五名,日军24-25日,也称此五名“失踪”,后自行归队。
   [23]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28/38
   [24]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69
   [25]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战斗详报记载为70.
   [26]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8/38
   [27] 《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8] 《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1937年9月23日夜)《第十八集团军平型关战役电文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9] 《肖锋征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30]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15/38.
   [31]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65/69.
   [32]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电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33] 同前《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
   [34]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35] 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中国文史,1986年。9月27日,28日条。另外,萧向荣日记中有如下记载,9月26日115师“以一部在小寨,蔡家峪之间,巩固阵地,钳制由东河南方向增援之敌军,使其不得向东跑池前进”并称“晚间,听说东河南方面增援之敌被击溃了,汽车都被打得回头了,骑兵也回头了”( 《战地日记,火线上的写实》-萧向荣-之初书店-1938年版)。歩兵第42联队记载,26日志鹤大队的两个中队,此日晨已到达小寨村附近高地。26日一天并无别的援军,后续部队27日午前到达。所以基本可以确定26日晨,115师687团有可能在蔡家峪附近对敌援军(志鹤大队的两个中队)进行过阻击,但并没有成功。
   [36] 此为现国内战史研究中最缺乏的一种视角,汗牛充栋的多是精神视角(爱国主义教育),政治视角(提高共产党的威信)。
 楼主| 发表于 2017-7-9 19:11:37 | 显示全部楼层
姜克实:平型关战役日军兵员数与死伤数考证

——1937年9月22日-10月1日

更新时间:2016-09-07 19:57:31
作者:平型关战役的主战场在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中国军方面为晋绥军为主的部队,日军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从战役角度讲,其中也包括平型关口之外的其它几个方面的战场。
1.9月25日,共产党八路军在小寨村附近(平型关口东北6-8公里处)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的作战("平型关大捷",日军称关沟村附近的战斗)。
  
   2.9月22日至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部队)主力从浑源县进军大营镇途中,在枪风岭附近内长城线与国军部队的作战(大梁附近的战斗)。
  
   3.9月26日至28日,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主力在小寨村附近,为打通运输线的救援作战(小寨村附近的战斗)。
  
   4.9月26日-10月1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15旅团,第2旅团(包括十川支队)从侧后方包抄茹越口,铁角岭,破内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的配合作战(茹越口下社附近的战斗,铁角岭附近的战斗)[1]。
一  平型关战役日军动员兵力总数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过程概要和战役中日军的兵力动员情况。由于数据并不完全,在此出示的数字仅为可考证出的概数。
  


  
   1.作战概要和第五师团的参战兵力
  
   担当战场东方平型关口,团城口正面攻击的第五师团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从灵丘县向内长城线方向前进,先遣队乘车是夜到达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9月24日晚,步行部队,炮队,行李队等各队在长城线附近集结完毕。后方基地设在关沟村,旅团司令部25日晨进入平型关口鞍部。此日凌晨,经两日激战,平岩第三大队占领关口东侧高地"三角山"克晋军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尾家第一大队占领北侧1930(国军地图标1886M)高地克国军第84师高桂滋部。同时控制了平型关口至团城口附近约三公里长城线。9月25日晨,三浦旅团长下令进军大营镇(总攻开始)。
  
   此日(25日),国军在阎锡山的指令下,晋绥军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各部队也同时开始大举反攻[2],《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5日条称:
  
   同日拂晓,我调集重兵分路出击。敌亦向我团城口以北高军阵地猛攻。经我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一部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涧南方高地,续行攻进。我十八集团军林师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主力向老爷庙进攻。七十三师三百九十四团两营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林师占领老爷庙、蔡家峪及1886.4高地、小寨村邮递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并将平型关通灵丘之汽车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已不能退走。并获敌汽车五十辆,焚毁敌军用品甚多。现已将平型关正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决。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3]。
  
   可见日军总攻失利遭晋绥军反攻被包围,后方运输线亦被担任"阻击侧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切断(平型关大捷),被迫转攻为守。分别被困守在关沟村,关口鞍部,三角山附近高地,鹞子涧村附近台地中。此段作战,可称平型关战役第一阶段。
  
   9月26日,日军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从蔚县方向乘车赶来,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也退出小道沟附近战场从浑源方向经王庄堡疾驰平型关口开始救援作战,28日双双打破国军包围封锁与前线三浦部队汇合。补充弹药后,日军各队展开反击,9月29日,在团城口北高地(2141.96高地,日军称中岛山)和涧头村外阵地与晋军郭宗汾的第202旅,214旅激战至翌日[4]。30日凌晨,国军(晋绥军)部队自主撤退,日军尾追进驻大营镇。
  
   同时,为配合第五师团的平型关作战,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两个混成旅团也于9月26日开始从应县(第十五旅团),下社(第二旅团),平型关北红水村(十川支队)方向分三路出击,主力27日破内长城线茹越口,28日克铁角岭后,南下繁峙,代县,切断了国军退路。此期间,可称平型关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中,日军用兵分为两个方向,一是9月22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二是同日从浑源县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的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作战计划为从东方(灵丘),北方(浑源)同时攻破国军内长城线防御,夹击大营镇,达到"惩罚山西军、显示皇军威武"的作战目的。此时、第五师团还没有深入山西内地,进军太原的作战企图。原计划占领大营镇后随师团主力经涞源,易县道路前往河北,参加"正定会战"(石家庄滏阳河附近的会战)[5]。
1-1  三浦部队的编成
  
   9月21日,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平岩,尾家两大队占领灵丘县后,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师团命令《板作命甲第119号》,随即组织手下的步兵两大队和在广灵县附近集结待命的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炮队等编成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在灵丘下令进军大营镇,揭开了平型关战役序幕[6]。
  
   9月21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构成如下
  
   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队(平岩釚彦少佐),
   步兵第十一聯隊的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缺一中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折田一雄少佐,缺一个半中队,约一半兵力)
   并附有三个炮兵中队(师团野炮兵大队(若月部队)的两个中队,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笹島大队的一个中队[7]。
  
   全体为兵力为步兵9个中队,炮兵3个中队(12门炮),兵站自动车两个中队(中西中队先行配属,矢岛第二中队于24日晚到达关口),全体约4000-4500名。
  
   1-2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
  
   从浑源县南下配合三浦部队作战的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秀大佐)主力。关于此部队,至今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三浦部队作战失利后派来的援军,实际并不然。是9月21日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命令后与三浦部队同时行动的迂回作战部队。由于在枪风岭南小道沟一带与国军65师(刘恩茂)和第21师(李先洲)部作战不利[8],又因山地雾重失去通信联系所以没有赶到平型关前线。结果和救援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于28日同时到达。
  
   按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此部分兵力为步兵两个大队,总员数2088名,马623匹。从马匹数看,应还包括两个炮兵中队的马匹。粟饭原部队的配属炮兵,原为笹島山炮大队的两中队,9月20日,接受板垣师团长命令和蔚县师团野炮兵(月野木部队)两中队交换[9],9月22日,待联队主力出发后才赶到浑源。此配属炮兵中队的兵员数并没有被记录在联队战斗详报之中[10]。若加上配属炮兵的两个中队,总员数应达到约2400名,8门火炮。
  
   1-3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
  
   也称大场部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共两个步兵大队。是9月26日以后,从蔚县乘卡车赶来增援平型关口的一部分兵力。在小寨村附近山地,舖西以北山与地国军部队(部队名有待考证)交战三日后打通运输线。第四十二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为兵员2555名,馬105匹。此数中包括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二(折田)大队数字,不包括临时配属(或协力)的自动车中队。
  
   以上1-1至1-3中出现的各部队兵员之合,即为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使用兵力总数。在战役结束阶段,《第五師団(作戦機密)》的文件称总兵力"以三浦少將指挥的歩兵第二十一旅团、歩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野砲第三大队及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基干"[11]。略算为歩兵约7个大隊、砲兵约2个大隊。实际,此数仅为一个兵力概算,各部队均不满员。从以上笔者细算中可得知,7个步兵大队中缺5个中队(满员数28中队),两大队炮兵中,实际上能确认的也不过约5个中队(满员数6个中队)[12]。从现有数据看,兵员总数约 9000名前后。野炮,山炮共20门(不包括步兵联队火炮)。
2. 关东军参战部队
  
关东军部队在卢沟桥事变前,多数是国内各师团定期交换派遣驻扎的守备部队。与平型关战役有关的混成第二旅团(本多政材少将)的原属部队为东京的第一师团。下属第一,第三(東京),第五十七联队(佐倉),于1936年2.26事件后派遣至"满洲"。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原属部队为仙台的第二师团。下属第十六(新発田),第三十联队(高田),也于事变前驻扎"满洲国",由于没有经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战时动员,所以还都保持平时编制。师团编制为人员11583名,马1808匹,步兵联队编制定员2037名,马109匹,野炮兵联队编制定员1279名,马匹978匹[13]。其规模和战时动员后的甲种师团(如第五师团)比,总数还不足一半。
  
   另一方面,关东军作战部队多以混成旅团形式编成,人员虽少,装备精良。除炮兵外基本上属于机械化部队(步兵调动时用卡车运输)。日军的第一个装甲旅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1934年编成,酒井鎬少将)也自出于关东军,此部队平型关战役后期,与堤支队配合共同出击宁武关,从侧面响应了平型关战役作战。
  
   下图为关东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行动示意图。
  


  
   9月26日后,直接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关东军部队为第二(本多政材少将)和第十五(篠原找焕缮俳┝礁龌斐陕猛牛?8000余名。从应县(篠原)和下社方向(本多)分两路进攻北方内长城线,同时,本多旅团所属十川支队(十川次郎大佐)从浑源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从北方协助了三浦部队的团城口附近作战。9月29日,混成第十五旅团克铁角岭后占领繁峙,进军代县。
  
   作战中,十川支队单独行动,而第二旅团主力配属给第十五旅团,由篠原找焕缮俳骋恢富印:S原旅团担任了攻击茹越口,铁角岭的主要作战任务,损失较大,其他部队并没有太大伤亡。
混成第十五旅团(篠原兵团)由一个半步兵联队(第十六联队,第三十联队的三分之一,约1900名步兵),两个炮兵大队(4个中队,16门),一个独立山炮兵中队(3门),一个野战重炮兵大队(两个中队,四门)构成,兵员合计3346名,火炮23门[14]。
  


  
   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在平型关战役期间分为两个支队,十川支队,由步兵第一联队,大泉支队(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为基干,兵员约600,部队长大泉基少佐) [15],第四野炮联队第一大队构成,兵员约1800名。此部队没有留下在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记录。第二为旅团主力,由步兵第三联队(湯浅政雄大佐),步兵第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朝生平四郎少佐),和独立山炮兵第十二联队第二中队,野战重炮兵西村中队构成。此中,步兵第三联队和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分别留下了作战记录。
  



  
   作为构成参考,以下出示的是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约一个月前,在张家口附近战斗时的编成表。
  
   可见混成第二旅团由步两个半联队,野炮兵两个大队构成,人员4199名,炮16门[16]。
  
   从战役全体看,若除去包抄宁武关的堤支队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酒井兵团),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队总数约为兵员8000余名,火炮39门。
  
   二、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的死伤统计
  
   有关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的死伤数字,由于北支方面军和关东军指挥系统不同,没有过统一计算。但存在不少线索和部分局部统计,所以求出其概数并不太难。方法为先求出担当平型关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方面的损伤,再加上关东军各有关部队的死伤数之和,即是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兵员损失。
  


  
   有关戦役中第五师团全体的死伤,有一个重要统计表『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票』,内容如下[17]。此表出自于『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的一节,做表时间应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的1937年12月底之前。其记录在平行关口作战约15日间,第五师团的"兵器别死伤"总数为1075人。此数据曾前后多次出现在北支方面军的各种统计中,是计算第五师团来华后第一年损失的重要基础数据之一。为了正确理解此数据,以下先看一下表格中备考栏内容,共有三点。
  
  
1. 负伤者指需要后送程度的伤员。
  
2. 平型关口的兵力使用总数为师团全体数的约1/3。
  
3. 此统计范围不包括师团配属部队。
第一点明确了"负伤者"定义。即只包括往后方医院回送者。关于负伤者数,前线的军医判定较宽,一般指因负伤一时失去战斗力者。而上级统计机关的判定较严,指负伤后需要回送入院治疗者。所以战斗详报记录和军首脑部统计常有出入。此备考明确了判定标准。
  
   第二点指出了第五师团参加作战兵员的规模是师团总数(甲师团定员25500)的约1/3. 证实了其兵力总数约为8000-9000名的以上笔者考证。
  
   第三点指出此数据不包括师团以外的配属部队。这里主要指的是由方面军配属的自动车部队。战役中,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的兵站自动车部队,前后约4个中队,包括在小寨村受到重创的两个中队在内。笔者计算,其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总数为111名 (新庄本部4,中西中队15,矢岛中队92﹝内伤50﹞),由于中西中队的负伤者没有数据,之后补充的两个新中队也应有若干死伤,所以全体加算26名,取137名的概数。如此,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加配属部队的死伤137名,结果为1212名。即平行关口方面战场日军死伤数总合。
  
   佐证第五师团在平型关战役死伤约为1075名的资料,还可见《广岛师团史》记录。称"此战斗(平型关作战)中散华(死亡)将兵270余名,负伤者800余名,付出了沉重代价"[18]。《滨田联队史》中也误用过这同一数据,称"此战斗中平岩大队死亡者二百七十余名,负伤者多达八百数十名"[19]。后者无疑是从先行出版的『広島師団史』中转载,只不过引用时把"师团全体"的死伤,错记为"平岩大队"的死伤。比起《广岛师团史》,前出1937底做成的『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表』可信价值最高,但缺陷是没有出示死伤比率。而第五师团的记录则明确其中死亡为270名。实际上经本论的考证结果,死亡数为356名,因为全部都有实名,所以肯定比270名说正确。笔者考虑『広島師団史』的统计,可能漏算了在小寨村死亡的67名非战斗员。
三、第五师团各部队死伤数字细分
  
   为了再次佐证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的准确性,下面具体还原一下此数字的各部队区分。
  
   1.歩兵第四十二联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留有平型关战役期间战斗详报的统计,内容见前下表。可知其死亡85名,負傷131名,死伤合計216名[20]。
  



   2 歩兵第二十一联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分为两支部队参加了平型关作战,统计没有被归纳到一处,所以计算方法比较复杂,需要分为两部计算。
  
   2-1. 联队主力的损失
  
   关于联队主力的损失,可见战斗详报統計。详细如下表,虽然纸墨经年字迹模糊,但内容基本可以判别。按此内容整理出的表格附录于下。统计期间为9月17日至30日,其中( )内指非战斗员,不是包括,而是加算。
  
   联队主力由联队本部,第一、第二大队及联队砲兵二个中队编成,参战兵员2088名中死亡数86名、负伤数112名,失踪3名,合計死伤,失踪201名[21]。
  


  


  
   此表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第三大队(平岩大队)部分为空栏。说明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三大队死伤者统计除外。二是其中包括了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的一部分,即联队行李队的损失。表中非战斗员死亡67名,非战斗马匹(輓馬、駄馬)死亡70匹的记录,应是行李队损失。按此表还可以得知行李队构成是由第一大队(死亡35),第二大队(死亡19),和联队本部(死亡13)三个行李队的各一部分混成的部队。
  
   还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这里并不包括伏击战中担任护卫任务的高桥义夫步兵小队损失。因为第12中队的高桥小队编制属于第三大队(平岩大队),所有其死伤也应包括在以下所示第三大队的统计中。
  
   2-2第三大队部分
  
   平型关战役中,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21联队平岩第三大队,和晋军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反复争夺关口东部三角山,是伤亡最惨重的部队。为此在1938年3月1日,曾受到北支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司令官的表彰(感状),此表彰也为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唯一的表彰。与其说表彰作战英勇,不如说安慰死伤惨重。由于三浦部队没有留下战斗详报,平岩大队并没有正式的死伤统计。但从联队史类文献中可看到不少私下统计。其中价值最高的是该大队的丰田志郎军医少尉按卫生兵报告记录下来的死伤者名单,合計320名(内死亡者94名)。这是一个有实名实姓,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详细记录。以下是笔者按其记录整理出来的略表:
  


  
   由于是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记录,所以哪天,哪一部队的死伤数一目了然。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的数据是9月25日一天内第十二中队(神代竹則中尉)的死伤数。中隊在这一天不仅派出了掩护行李队的高桥小队,救援新庄自动车队的"一小队步兵"也是其中队所属。也就是说,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115师唯一接触过的正规部队是担任平岩大队预备队的第十二中队。此日,中队全体死亡25名,负伤3名。死者大于负伤,说明遭遇的是"歼灭战"。其中应包括高桥护卫小队的15名步兵,也应包括救援新庄自動車中隊时的步兵小队死伤。
  
   由于此记录不是公式记录,也没有经过事后核实。所以仅作参考。估计负伤者的计算可能超出正式统计(理由前述),还会有一些遗漏。比如丰田本人写在统计说明中写道:
  
   "此名簿是汇集各中隊衛生兵报告做成。我曾治疗过的第十一中隊樋口伍長的姓名,就不在此内。第十一中隊的两名卫生兵,一名死亡、一名負傷回送,所以记录中可能有一些脱漏"[22]。
  
   第三大队记录的死伤320(死亡94)名、加上前出聯隊主力死伤記録201(死亡86)名之合521(内死亡180)名即是歩兵第21聯隊平型关战役的死傷総数。
3.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
  
   第五师团死伤总数的1075名减去以上第21联队(521名),第42联队(218名)的死伤数,所剩余336名,即还没有落实的其余部队的死伤。这部分其余部队包括
  
  
1.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大队)
  
2.师团配属炮兵约7个中队
  
3.师团司令部人员(以桥本顺正中佐为首6名死亡)
  
   除了可掌握的师团司令部桥本中佐一行6名的死亡外,其余的两部分都没留下完整记录。所以剩余330名死伤者的部队区分,是本论中最困难的部分。下面用其他几种辅助方法进行了计算,推算。
  


  
   先推算炮兵部队损失。炮兵由于不是第一线部队,所以伤亡应该不大。下面参考的数据是第十一联队的步兵炮小队记录。可见作战期间,其五十名人员中,死亡为1,負傷为6名,死伤率为14‰.[23]  步兵炮小队是大队所属炮兵,使用近距离用九二式步兵炮,战斗中需要和大队一起接近第一线,所以应比师团炮兵的风险大。若放宽点以死伤率1/10计算,7个炮兵中队的死伤应为70-90名。所以总数330名减去炮兵损失概数80名后剩余的250名,应是尾家第一大队全体的损失概数。
  
   尾家大队是担任主攻1930(国军标1886)高地的部队(正面之敌(25日前)为八四師高桂滋部),死伤也十分惨重,9月25日撤出1930高地后在鹞子涧村附近台地被晋郭宗汾的第二〇二旅,二一四旅围困三天以上,弹尽粮绝[24]。前出国军战斗详报中"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正解决中"。指的就是尾家大队。直至9月28日援兵到达才得以脱身。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关于尾家大队步兵的损失,有一个重要局部统计资料,即其中的第三中队的阵中日志。以下是笔者从日志记录中整理出来的尾家大队第三中队的死伤表。
  
   全员149名(包括9月25日补充的35名)中,死伤总数49(内死亡20名),死伤率33/‰[25]。
  
   按阵中日志记载,此外9月25日,中队移动时还有将"负伤者收容班加藤上等兵以下10名"伤兵搁置于后方的记录。联队史记载,此部分伤兵翌日(26日)遭到国军部队600名的袭击"收容所最终遭众敌蹂躏,…菅野丰一少尉以下十数名重伤者未能盼到医治便含恨消失在台地之中"[26],即全部死亡。
  
   还有一个计算方法是从地方报刊上寻找作战期间步兵第十一联队(长野部队)的死亡报导。长野部队主力,此期间除了第三大队九中队在腰站村附近和杨成武独立团进行过小规模作战(9月24日至25日,腰站阻击战)中出现过两名死亡者之外[27]没有别的死亡记录。所以用"长野部队"名发表的死亡报导,除腰站阻击死亡的两名外,可以考虑全部是尾家大队的损失。笔者调查了联队原驻地(广岛市)的地方报刊《中国新闻》等几种报纸。以下出示的是中国新闻1937年10月7日的一次最大综报导。其中上段第9行开始的9月24日上等兵岩井信夫以下的名单,即应是尾家大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者。
  


  
以下是笔者根据现有的两个战斗详报,
《步兵第十一联队史》中零星记录,《中国新闻》和《朝日新闻》两个报刊报导中整理出来的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的死伤名簿。共155名(内死亡98名)。可考虑其中98名死亡是比较准确的数字。负伤者记录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理由是报刊报导的主要对象是死亡者。
  
   用前出尾家大队死伤概数250名减去98名死亡者的剩余152名,应是尾家大队的负伤者的概数。
  




  
   四 关东军的死伤统计
  
   最后,计算一下协助作战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损失。如前所述,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部队为两个混成旅团,约8000名,混成第15旅团长篠原找焕缮俳苤富印r
  
   混成第15旅团(篠原兵团)(兵员3346名,马1071匹)于9月26日从平型关西方50公里处的应县南下,27日在内长城线茹越口,29日在铁角岭战斗中受到国军第34军203旅梁鉴堂部的顽强抵抗[28],死亡58名,負傷196名,合計死伤254名。此数中,包括两个旅团的配属炮兵死伤数。
  
   混成第2旅团(本多兵团)主力部分由本部,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步兵第57联队第三大队(朝生部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构成,兵员约2000名,9月26日从下社方向与第15旅团分路进击繁峙。28日,在内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正面之敌是101师201旅的两个团约2000余名。朝生大队担任左线三角山,蝙蝠山的攻击,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担任右线櫛形山,双子山攻击。《东京兵团》一书称此战斗"炽烈","惨烈"[29],可实际上程度远不及篠原旅团的茹越口,铁角岭作战。汤浅部队在整个战斗中只出现过"准尉以下6名負傷"的记录[30]。 第57联队第三大队存有详细的战斗详报,死伤表统计如下。全体488名参战人员中,出现死亡者1名,负伤者12名[31]。从以上两个战斗详报可以得知本多旅团全体,在平型关战役中共死亡1名,负伤18名。
  


  
   本多旅团的另一部十川支队兵力约1800名。由步兵第一联队,野炮兵第四联队,大泉支队构成。《野炮兵第四联队史》中,有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战斗情景描述,但没有触及到死伤[32],大泉部队的原属《步兵第四联队史》中,也没有记录此段时间内大泉支队伤亡[33]。所以可确定此两部分部队,在平型关战役中几乎没有出现损伤。出现死伤的是十川支队主力的步兵第一联队。于9月23日,尾随第21联队主力由浑源出发,27日到达平行关口西北方9公里处红水村,至29日,协助第五师团从北方攻击内长城线"未能奏功"[34]。《第六集团军在晋北平型关会战战斗详报》称"…西河口二十一师亦有敌两千余分向西河口2100高地及水圪垛之阵地猛攻,激战颇烈。[35]"指的应是十川支队的攻击。据国军方面的《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推测,敌手应是晋绥军新二师(师长金宪章)。前出《东京兵团》一书中也有其部队断绝粮秣,饥寒交迫的描写(203-205页),但没留下作战记录。所以死伤计算困难。从『朝日新闻』东京版查看,关联性最大的是10月中旬的三次《名誉战死伤》栏的报导。12日朝刊报导了上等兵白木守(埼玉),佐藤正夫(岩手),和田晃(东京),二等兵佐藤贞次郎(埼玉) 4名的死亡[36],14日朝日夕刊报导了战伤死一等兵石塚政雄的消息。石塚被称10月2日在现地医院中死亡,很有可能是平型关战役中的重伤者。此外19日(『朝日』東京、夕刊)也出现一等兵今田武二(蒲田区)一名死亡的报导。虽不敢断定,但从报导时间看,此六名应是十川联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按1:3的死伤比例推算,其死伤总数合计约20名(概数)。
  
   以上第15旅团及配属部队死伤数254名,第2旅团死伤数约20名,十川支队死伤概数约20名的合计294名。即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全体的死伤概数。
  
   第五师团的平行关口方面的死伤1212名加关东军军两个旅团的死伤数294名,之合1506名,应是平型小结
  
   平型关战役(日军称"内长城线附近会战")从1937年9月22日至10月1历时10天。主战场在灵丘县的内长城线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一般指国军部队在此地域进行的阻击作战。在此地的主战场,6万名国军(晋绥军)部队毙伤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9000名中的约972名(包括289名死亡)[37]。
  
   八路军115师的小寨村伏击作战,发生在其中的9月25日一天之内。地点在离主战场约8公里远的后方运输线上。截击了两支日军的后勤部队约450名。歼灭其一(行李队),重创其一(自动车部队),共毙伤日军约240名(包括165名死亡)。
  
   平型关战役还有一个副战场,地点在平型关西北方的内长城线,9月26日至10月1日,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第15,第2)约8000名,从侧后方应县对茹越口,铁角岭展开攻击,破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切断国军退路。在此战斗中关东军各部队死伤约294 名(包括65名死亡)。
  


  
   此战役,国共两方共毙伤日军1506(内死亡519)名。其中115师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国军毙伤敌1266(内死亡354)名。
  


  
   对比60000名国军在一周间毙伤日军1266名(内死亡,失踪380名),和6000名八路军在一天内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的战果,相对来说,不管是在毙伤敌总数面,还是歼敌(死亡)比率面,八路军比起国军来说,的确出色。特别是歼敌比率(165/6000:380/60000)和局部战斗的结果--初战获胜,部分歼灭战--比较之下一目了然。称之为"平型关大捷"当然无可非议。
  
   问题在战后,当"宣传"的政治意义(鼓舞民心,提高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威信)消失后,应实事求是,根据历史记录还原历史事实,除去宣传中的水分。更不要只提"平型关大捷"抹煞"平型关战役",忽视,贬低担任全部正面战场作战,在平型关口附近血战一周之久的国军(晋绥军)部队的抗日事迹。虽然,其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日军眼中永远是平型关战役(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主角,是令人敬畏缅忆的强敌。
  


  
   注释:
   [1] 除平型关大捷外,均为日军档案中的名称。(北支那方面軍主要会戦及戦闘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8300、2/8,7/8北支那作戦史要)。
   [2] 簡笙簧《第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期,1987年6月,141页。
   [3]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4] 参考《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战字第23号(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1938年2月呈报。関戦役(内長城線戦役)中全体日军死伤数的总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37年9月,案卷号7278.
   [5] 「第五師団(作戦機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3800、No.632、638.
   [6] 前出「第5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 29-30/60. №631-2.
   [7] 「板作命甲第一一七号」(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184000、16/35 歩兵第21連隊戦闘詳報。
   [8] 参考《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9] Ref.C11111132800、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26/69.
   [10] 具战斗详报记载,21联队主力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后和三浦部队的野炮中队在广陵交换,9月22日,未到达前联队主力先行出发。从马匹数量看,可认为配属的为两个炮兵中队。
   [11] 前出「第5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 42/60. №644.
   [12] 折田大队缺2中队,志鹤大队缺2中队,尾家大队缺1中队。
   [13] 「人馬現員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2724600、6-8/18.
   [14]兵员,所属数见篠原支隊(2D 15iB)戦闘詳報『戦闘詳報第四号附表』(Ref.C11111338200. 16/24 22/24)、火炮配备数参考「第五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47-48/60 北支那作戦史要。
   [15] 1937年8月6日在哈尔滨编成,派遣到张北(重陽会編『歩兵第四聯隊史』、非売品、1974年、500頁、参照)。
   [16] 参考「混成第2旅団張家口会戦戦闘詳報」Ref.C11111395300、4-5/19. 昭和12年8月15日~12年8月30日。野炮兵第四联队(大生壇城大佐,平型关作战前死亡,代理联队长柏木良三少佐)共有两大队1.2.4.5.四个中队,16门炮,兵员300余名。经常改变配属,平型关战役中,两中队配属给大泉支队。
   [17]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32500、4/7.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綴 昭和12年10月25日~昭和14年6月2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広島師団史』陸上自衛隊海田市駐とん部隊修親会、1969年、106頁。
   [19] 歩二一会『濱田聯隊史』、1973年、106页。
   [2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235200、2/4.歩兵第42連隊 平型関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
   [21] 「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死傷表」「淶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の戦闘 自9月22日至9月29日」Ref.C11111184000.№0076 .33/35.
   [22] 歩二一会『濱田聯隊史』、1973年、113-118页。
   [23] 「陣中日誌 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砲小隊」JACAR:REF. C11111178600. 33-53/53 より整理。
   [24] 前出《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战字第17号-第20号(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25] 「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三中隊陣中日誌」JACAR:REF.C11111177200. 24-35/70.より整理。
   [26]  鯉十一会編『歩兵第十一聯隊史』1993年,215页。
   [27] Ref.C11111132800、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54/69。腰站的战斗,第11联队第九中队于24日晚救出被包围的通信队后,25日晨遭到杨成武部约两个营部队的攻击。1230杨成武部队"遗弃30具尸体向西方退去"。
   [28] 前出簡笙簧《第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146页。
   [29] 畠山清行『東京兵団?第1胎動篇』光風社、1963年、200页。
   [30] Ref.C14110805400、34/50. 連隊歴史第4巻 自昭和4年1月8日至昭和15年12月2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1] Ref.C11111242400、歩兵第57連隊第3大隊戦闘詳報 49/51
   [32] 『野砲兵第四連隊並びに関連諸部隊史』野砲兵第四聯隊史編纂委員会編、信太山砲四会, 1982年、255-259页。
   [33] 若有损失联队史肯定有记录,比如可见到八月底张家口战役中大泉支队死亡7负伤15名的记录,9月11日聚乐堡战斗中死亡1,负伤3名的记录,及10月17日,大泉基少佐在忻口战役中死亡的记录等。
   [3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470000、5/50,支那事変概史 昭和1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5] 第六集团军在晋北平型关会战战斗详报(节录)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号7277   补呈时间: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参考9月27日条。
   [36] 1937年10月12日『朝日』東京版,朝刊。
    [37] 计算式为死伤总数1506名减去八路军战果240名减去关东军死伤294名。死亡计算式为死亡总数519名减去关东军死亡65名减去八路军战果165名。东军死亡65名减去八路军战果165名。

  
 楼主| 发表于 2017-7-11 12: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一直流传着在九一八事变中40万东北军在1万多日军面前一枪不放,乖乖撤走的说法。小弟对此早感疑惑,就搜集了一部分资料,值此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小弟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分布和关外东北军数量及派系进行一定的探讨,水平不足,请网友指正:
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仓猝接班,摆在前面的是大量的军队和老的将领,人心浮动,派系斗争严重。张学良快刀斩乱麻,将东北军整编,取消以前的方面军、军团、军和师的编制,将部队改编为最大为旅的编制,并将炮兵等特种兵从各部队抽出,炮兵以团为单位(后又组成旅),工兵、辎重兵以营为单位。将老的将领大部分给予优厚的待遇,请其退役或用闲职养活起来。提拔新的将领掌握军队,又因为将特种兵拨出,这些军队单独很难大规模作战(因为没有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因而将权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其也造成了部队编制不全,无法单独应付突发事变的恶果。


28年东北军整编,分两个系统,一个是国防军,大部分为辽宁部队,其中大部分张学良的嫡系还有一部分是张学良的重要盟友。这些部队编制大,武器好,兵精粮足。一个系统是省防军,这些部队基本上是东北军中的杂牌部队,是迫于形势打着东北军的旗号,一般是各地的土著军阀,这些人割据这东北广大地区,因上高林密,情况复杂,东北军也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承认既成现实,在其表面上拥护张学良的前提下,将其改编为省防军,维持地方治安,这些军队编制小,武器东北军中央极少补充,故也是弄到什么用什么的万国牌。
28年整编的时候,各省拥有的部队有:
一。东北军在辽宁拥的部队有:
(一)、 国防军15个步兵旅,其中三团制的有13个旅,这种旅的编制很大,基本上相当于同时期关内国军的一个师(缺少炮兵等特种部队),以王以哲的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当时叫东北陆军独立第一旅)为例,这种部队的编制是:
旅司令部
1.设中将旅长1人,少将旅附1人,上校参谋长1人


2.旅司令部编制:下设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医、军法、兽医等7个处,处长由上校到中校军官担任,另设三级秘书1人(军用文官,相当于少校级别)
3.旅直属部队有:
(1)特务连,该连为旅部卫队,全部装备最新式的手提机枪(即冲锋枪)。
(2)骑兵连,每连下辖4个排,设少校连长1人,上尉排长1人,中尉排长2人,少尉排长1人。少尉连附2人,准尉司务长1人,全连官兵182名。装备七九骑枪。
(3)重迫击炮连,装备150毫米口径重迫击炮6门。
(4)通讯连,拥有**的有线和无线通讯设备。


(5)在编制之外还临时配属战车队1个,拥有轻型坦克12辆。(仅独立第七旅有,其他部队没有)
下辖部队
下辖步兵3个步兵团,每团下辖3个营和直属的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和通信排各1个
团直属队主要装备:1.重机枪连,装备马克沁重机枪12挺。
2.迫击炮连,装备82中型迫击炮6门。
3.平射炮连,装备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4门。


4.通信排
每营下辖4个步兵连,每连设有上尉连长1人,中尉排长1人,少尉排长2人,准尉司务长1人,另外编制还设有中(少)尉连附2人,但仅仅在编制上有,实际并没有人任职。
1.连部,设文书上士1人,庶务中士1人,司号上等兵1人,一等兵3人,传令上等兵1人,勤杂兵7人(每官长1人,包括连附),伙夫9人,马夫1人,车夫1人。
2.连下辖3排,每排4班,共12个班,每班人数为:中士班长1人,下士副班长1人,上等兵2人,一等兵4人,二等兵8人,共16人。武器装备为:每班79捷克式步枪10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掷弹筒1具。手榴弹平时每兵按4个携行。
每连官兵夫共编制227人,但是由于一直是平时编制,而且招募兵员困难,每连实有人数约150-160人,装备七九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掷弹筒12具,自来得手枪7支(军官使用)。每连还配备骡马3匹,铁轮大车一辆,用于运送物资。
全旅按编制应该有约10800人左右,但由于兵员不足,实有人数约8000余人,战斗兵约6000-7000人。这种部队装备精良,在战时再临时配备炮兵、工兵、辎重兵,其战斗力不容小视,但他的编制中没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因而独立作战能力有限。


另外,辽宁还有2团制的国防旅2个,这两个旅是独立第15旅和独立第19旅,其中独立19旅按编制也是3个团,但其中的第61团的番号被张学良的卫队占用,只好下属2个团了,这2个旅,除了少1个团外,其他与3团制的部队一样。这种旅,每旅约5800人(平时编制)。
28年张学良的卫队团(61团)编制为:直属部队为曲射炮连、骑兵连和手枪队,下辖3个营,其中第三营为卫队营(张作霖卫队团缩编而成,守卫帅府),手枪队是负责外出警戒和东陵别墅警戒的,待遇十分优厚,其士兵待遇为一级月20元,二级15元,三级12元,全发现大洋。
辽宁的国防军步兵约11.8万人。
(二)国防骑兵旅4个旅
1.拥有三团制的骑兵旅2个(独立骑兵第三旅、独立骑兵第四旅),编制为旅直属队有骑炮连、通信连、卫队连。下辖3个团,每团编制为:团直属队有:机关枪连、迫击炮连、通信排,每团下辖4个大连,每连4个排,每旅编制约4300人,实有人数约3500人。
2.拥有2团制骑兵旅2个(独立骑兵第五旅、独立骑兵第六旅),除每旅2团外,其他与三团制骑兵旅相同,每旅编制3000余人,实有人数约2500人。


辽宁的国防军骑兵约1.2万人。
(三)炮兵8个团
1.拥有3营制6个团。其编制是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配炮4门,团直属队有观测班等,全团编制人数2072人。实际全团官兵约1400人。
2.两营制2个团(重炮7团、8团)。每团辖2营,每营辖2连,余与三营制相同,实际全团官兵约700人。
这8个团的装备为:第一、二团各装备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36门,第三团装备辽14年75毫米山炮36门,第四团装备德国造克虏伯野炮,第五团装备辽14年式77毫米野炮36门,第六团装备150毫米榴弹炮16门,第七团装备150毫米榴弹炮16门,第八团装备辽14年式77毫米野炮36门。
辽宁的国防军炮兵约1万人。


(四)工兵6个营
工兵每营辖3个连,全营官兵440人左右,6个营约2700人。
以上国防军约14.27万人。
(五)省防军
1.东边镇守使署于芷山部步兵三个团,骑兵1个团,卫队1个营,约7000人
2.洮辽镇守使署张海鹏部骑兵4个团,约4000人。


以上省防军约1.1万人。
(六)特种部队
1.东北还有海军两个舰队,其中渤海舰队最强的时候拥有3000余人,有全国军舰吨位的55%以上。2.东北还有空军,据说拥有280架左右飞机(包括报废和教练机,真正可以作战的就几十架)。有官兵2000人。
3.辽宁还有4个宪兵大队,每个大队约360人,约1500人。
4.有辎重兵一个大队,通信兵一个大队,探照灯兵一个队,坦克、铁甲车各一个队,约2000人。
综上所述,辽宁省拥有军队16.22万人。


二。吉林拥有的部队为:
(一)国防步兵旅3个,均为三团制,编制同辽宁国防旅,共约24000人
(二)国防骑兵旅1个(独立骑兵第七旅),为三团制,编制同辽宁国防旅,约3500人
(三)炮兵团1个(炮兵第九团),拥有大炮36门,约1400人。
(四)工兵一个营,约440人
(五)卫队一个团,下辖步兵3个营,骑兵一个营,迫击炮、重机枪、通讯各一个连,约2500人。


(六)辎重兵一个营,约500人。
(七)省防军5个旅(独立第23.27.28.21.24旅),均为三团制,每旅约6500人,共计3.25万人。
(八)宪兵一个大队,约360人。
综上所述,吉林拥有部队约6.5万人。
三、黑龙江拥有军队为:
(一)国防军步兵2个旅,均为三团制,共1.6万人。


(二)国防军骑兵一个旅(独立骑兵第八旅),为三团制,约3500人。
(三)炮兵一个团,大炮36门,兵员约1400人
(四)工兵一个营,约440人
(五)辎重兵一个营,约500人
(六)卫队1个团,约2000人
(七)省防军步兵3个旅


1.三团制步兵旅1个约4500人
2.两团制步兵旅2个约6500人
(八)省防军骑兵旅1个,三团制,约3000人
(九)宪兵一个大队,约360人。
(十)江防舰队有500余人,大多在黑龙江流域航行。
综上所述,黑龙江拥有部队约3.9万人。


四、热河拥有军队
本来热河在张学良在任期间,已经形同独立,但其与东北军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接受东北军的番号,故将其算在东北军中。
1.第36师,下辖三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各1个团,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约1.5万人
2.东北独立步兵第22旅,约6000人
3.东北独立骑兵第17旅,独立骑兵第19旅,共约5000人
以上为正规军约2.7万人


4.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约2000人
5.热河省政府特务队,约1000人
计非正规军3000人。
热河省拥有正规军2.7万,非正规军3000人
五、其他省份的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
1.辽宁省拥有军队改编的兴安屯垦军,三个团,约6000人。


2.吉林省拥有正规军改编的山林警备队,拥有步兵3个营,骑兵、炮兵各1连,总数约2000人
3.黑龙江省拥有由军队改编的山林队(武装警察)7个大队,约5000人,该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颇强。
总计,当时东北军拥有正规军25.32万人,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1.6万人。
在28年整编以后,到31年九一八以前,东北军部队除番号有变动外部队变动不大,主要有:
1.在中东路事件中,黑龙江被消灭了两个旅,张学良取消了一个旅的番号,将辽宁的一个旅调到黑龙江,辽宁的国防步兵旅变成了14个,兵力少了8000人,黑龙江还是原来的数字。
2.1931年5月,东北军全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其炮兵部队编成炮6旅,辖炮11团(原3团),炮12团(原4团),炮13团(原5团),炮7旅,辖炮14团(原1团),炮15团(原2团),炮16团(原8团),炮8旅,辖炮17团(原6团),炮18团(原7团)。原10团,改为炮19团,归吉林副长官公署指挥,原9团,改为炮20团。


3.1931年8月奉石(石友三)战争之后,张学良为节省军费,同时也为即将大规模出厂的加农炮预留编制,将炮6旅的炮13团,炮6旅的炮14团裁撤。自此,东北军辽宁部队就减少了2个团的炮兵,减去约3000人。
4.1931年5月,张学良的卫队61团,扩编为卫队统带部,该部分为直属队和步兵总队两部分
(1)直属队分为骑兵队,下辖4个骑兵连;汽车队两部分
(2)步兵总队分为三个步兵队,每队直属队有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30多支自卫步枪),1个迫击炮连(6门82迫击炮),下辖3个步兵营,每营3个步兵连(每连步枪80余支6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4挺重机枪,30多支自卫步枪)。
该统带部约6000官兵,但正在招收新兵训练,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5.张学良在关内收编的一些杂牌部队


(1)将山东惯匪刘桂堂部收编为新编第六旅,约5000余人。
(2)将察哈尔巨匪张诚德部收编为新编骑兵第一师,两个团,约3000人。
(3)1931年8月打败石友三后,收编石友三残部沈克部为新编独立第一师,约6000人。
不过这些部队,基本上是土匪或异己部队,在东北军中实在是负资产。
到九一八前,东北军的正规军一共有26.22万人,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1.6万人。共计约28万人。而这些部队中的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辽宁的13个步兵旅,黑龙江的一个步兵旅,和辽宁的4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及海空军,和非正规军兴安屯垦军,总数约15万余人。其他的派系有吉林的张作相拥有几个旅,黑龙江的万福麟拥有几个旅,热河的汤玉麟拥有几个旅,山海关的于学忠拥有2个旅,这些人部队都是自成体系,张学良只能通过个人感情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他们的军队。而散布在东北各地的各种省防部队,更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对张学良是听调不听宣。
要说东北军中张学良的嫡系部队数量很多,装备也很精良,这十几万军队压制不到两万的关东军也应该不是问题,但事实上在9.18时候东北军却在老窝沈阳兵力空虚,其原因在于在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应蒋介石邀请,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在冯玉祥和阎锡山背后捅了一刀,确立了蒋介石的全国统帅地位,而东北军为之付出的是调兵6个国防步兵旅,3个骑兵旅,2个炮兵团及附属的工兵辎重及宪兵部队约7万人入关。入关后,东北军名义上取得了华北5省2市的地盘(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而且这7万军队以及以后陆续调入关的特种部队的军饷大多都由华北负担,让东北在财政上松了一口气。


但事实上,山东盘踞着韩复榘、刘珍年七八万军队,30年到31年还一度驻扎着孙连仲部4万多人和马鸿逵部1万多人,东北军只得到了青岛一个海军基地驻扎其渤海舰队。山西绥远盘踞着10多万晋绥军还有西北军宋哲元部2万多人,庞炳勋部1万多人,孙殿英部1万多人以及原方振武的部下鲍刚和张人杰的数千军队,更令其不安的是就是河北南部还盘踞着石友三部6万大军,而这些军队的复员和善后工作,蒋委员长全权交给张学良,人家不管了,这几十万军队的衣食住行忙得张学良头昏眼花,财政上根本负担不起,而在这时,石友三在各方的鼓励下,起兵反叛了。
石友三是原来冯玉祥的部下,是西北军少有的东北籍贯的将领,长于练兵,军队战斗力极强,并对东北军战斗力极其看不起。他占据冀南接受汪精卫的任命,和粤系军阀、桂系军阀遥相勾结,并与韩复榘、孙殿英结成三角联盟,另外还和刘桂堂达成一致,准备共同反奉,据说还得到日本人的默许,其目标是在河北打败奉军,并顺势攻进东北,自己做东北王,这可是捣毁家屋的事情,东北军不敢怠慢,只能将能调出的部队尽量调出,不但将辽宁的14个国防步兵旅调入关11个,4个骑兵旅调进3个,还把3个炮兵旅除一个团外全部调进关内,几十架能起飞的飞机也加入战团,吉林有日本驻军,没敢动,就把黑龙江的两个国防步兵旅也调入关内。虽然在31年7月到8月的奉石战争中石友三由于韩复榘和孙殿英的出卖,孤军深入被东北军击败,6万军队,除沈克万余部被东北军收编,唐安植部数千退到山东被韩复榘收编外,全军缴械。但东北军调入关内的部队,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已经很难再回到关外了。
9.18以前,东北已经势若累卵,整个辽宁只驻扎4个国防步兵旅(其中第12旅驻扎在锦州,不在辽宁腹地,为替东北军把守回家的路),其余3个旅,第七旅在沈阳,第19旅在兴城,第20旅在洮南,1个骑兵第3旅在通辽,调出关的部队能回到辽宁的只有炮八旅(重炮兵,装备150毫米榴弹炮)回到彰武、阜新一带,还有东北军的空军基本全体回到了沈阳,这些部队能顺利回到辽宁,应该是鬼子认为其是特种部队,没有步兵掩护只能乖乖被鬼子缴械,还有炮兵13团,驻在锦州、北镇一带。其他的还有卫队统带部中的两个步兵队在沈阳附近正在扩编部队,训练新兵,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其他的就剩下东北讲武堂的2000多学员,但这些人除了有一个步兵教导队(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步兵炮连、1个通讯排)约650人有武器外,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可以说当时在辽宁的正规军只剩下5.4万左右(另外有非正规军6000余),其中还有1.1万多异己力量、8000在远离腹地的锦州和3000左右不能打遭遇战的炮兵,而与之对峙的是1.5万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关东军及守备队(包括已经动员起来的在乡军人)。而真正的对峙第一线沈阳,只有独立第七旅的8000士兵,对抗的是鬼子一个联队及1个守备队还有千余早已动员起来的在乡军人,总数约6000人。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当局(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都力求避免与日军决裂,以为像济南事变那样忍耐一下,不让鬼子找到借口,就算鬼子动手最多将沈阳像济南一样,暂时让鬼子占领,以后也可以通过国际力量和平收回。这样,独立第七旅就成为一颗弃子被孤零零放在沈阳等待着鬼子的进攻,而他的手脚还被死死束缚。
而整个吉林省的部队没有动过,还是6.5万正规军,非正规军2000余,黑龙江被调走2个国防步兵旅后只剩下正规军2.3万,非正规军5000人。可以说整个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候只剩下14.2万正规军和1.3万非正规军,而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3.3万正规军和6000非正规军。而其他的部队派系复杂,其中很大一部分军队的首脑,如于芷山、张海鹏、熙洽、吉升这些人或是张学良的反对派,或根本就是满清的复辟狂,甚至还是满清皇族,早已和鬼子勾勾搭搭,在鬼子的招降下,很快辽宁万余省防军全部投降,吉林更是熙洽先命令部队不抵抗、逃走,几天后就公开投靠日寇,在他的带领下吉林有一半军队投敌,黑龙江也有一部分军队投降,内部异己将领的叛变,也是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迅速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前后,沈阳城中国驻军如下:
1.独立步兵第七旅,约8000人,其中驻守在北大营的有7000人左右,620团1个营驻守皇姑屯,621团的3个连驻守东大营。


2.卫队统带部中的两个步兵队,约有官兵4000人,该部队为新扩编,正在训练新兵,基本无战斗力,故在情况紧急下,于9月16日晚秘密出城,绕道到新民坐火车入关,只留下守卫帅府的一个卫队营,约550人。
3.东北讲武堂学员、学兵约2000人,但能够战斗的仅步兵教导队学兵约650人。
4.空军警卫部队约500人
5.东三省兵工厂警卫部队约1个连,100多人。
6.还有的就是沈阳城里面的警察千余人,这些警察**破旧,未经过正规训练,基本毫无战斗力。
这些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独立步兵第七旅因为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损失很大,伤亡士兵1000余人,621团武器基本丢失,620团只带出了必要的轻武器,619团和师直部队损失较小,带走了大多数武器,但重迫击炮等重武器还是丢弃了。守卫帅府的卫队营,因为不抵抗命令,卫队长谭海命令将各房紧锁,让士兵将武器集中埋藏,之后解散部队,自己带着钥匙回北平向张学良交差。东大营因为高级将领和教官全部逃散,学生、学员找不到武器,也一哄而散。空军部队在鬼子没来之前想将能飞的四五十架飞机飞走,但因为城内混乱,飞行员都在家里住宿,派汽车去接飞行员,但没人敢来,故将在沈阳的新旧265架飞机(大部分已经老旧的不能起飞了)全部送给鬼子。东三省兵工厂警卫部队因听不到命令,最后自行解体。沈阳城的警察在事变前,在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的带领下早已做好准备,都已经集中,发好弹药,一听枪响,就整队离开,在沈阳城外集结各地的警察,成立了义勇军,并曾试图反攻沈阳。


至此,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夺取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抢去了张氏父子几十年积累的数亿财富。这是谁之过?张学良诚然是罪不可恕,但他的拜兄,拉他把主力调离辽宁,并一直命令他不得和鬼子发生冲突,事后也不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给他撑腰的蒋介石,其实更是罪不可赦的。
 楼主| 发表于 2017-7-14 17:25:48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驻华顾问团成员一览表(1938年)
摘自《抗日战争》第四卷 外交(上)原文引自《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一卷,第854-855页
本表所列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德国顾问的人数和姓名,来源于国务秘书的一份题为“中日冲突”的档案。据推测,这份资料最初来源于国防军司令部的某个机构。
德国顾问团成员一览表
1938年4月26日
1935年10月人数         43名军官和若干文职官员
1937年8月总人数         30名军官和若干文职官员
1938年4月总人数         24名军官和9名文职官员
 
1938年4月在华德国顾问名单

顾问是以中国政府与私人订立合同的方式聘用的。

军衔             姓名         来华日期         合同期限       备注

退役陆军上将   冯·法肯豪森       1934               ?
          von Falkenhausen
退役中将       施特雷齐乌斯       1934             1940
            Streccius

退役少将       施塔克               1933             1939
          Starke
退役上校       诺尔特              1931             1939
          Nolte

退役上校       维尔克                1932             1940
          Wilck

退役中校     福格特-鲁舍魏       1933             1939
          Voigt-Ruschenweyh
退役中校     内维格尔           1935             1939
          Newiger

退役中校     阿德霍尔特         1936             1940
          Aderholdt

退役少校     鲍姆巴赫           1933               ?
          Baumbach

退役少校     布吕德尔           1933             1938
        Brundel

退役少校     海因里希斯           1934             1939
        Heinrichs

退役少校     林德曼             1934               ?
        Lindemann

退役上尉     克鲁马赫尔           1929             1939
        Krummacher
退役上尉     迈尔               1929             1939
        Meyer

退役上尉   巴龙·冯·施泰因       1931             1941
        Baron von Stein
退役上尉   施腾内斯             1933             1939
        Stennes

退役上尉   阿尔纳德             1936             1939
        Arnade

退役骑兵上尉 冯·博迪恩           1931             1938
        von Boddien

退役中尉   鲍尔               1930             1939
        Barer

退役中尉   伯格尔               1932             1938
        Bogel

退役少尉   胡梅尔               1928             1939
        Hummel

退役少尉   施托尔茨纳             1928             1939
      Stolzner
退役少尉   冯·施梅林-迪林斯霍劳     1934             1939
      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

退役少尉 博尔夏特               1935             1939
      Borchardt
此外,顾问团还有下列非军官成员:

  职务             姓名           来华时间       合同期限
退役军械师、技术员   鲍茨 Bautz                     1939
退役钉马掌师     伯恩哈特 Bernhardt                   1939
退役军需中士     海因里希 Heinrich                   1939

退休车间主管     库比克   Kubik                       ?
预备役中尉、工程师 洛曼   Lohmann                     1939

退役军械师、技术员 马丁   Martin                       ?

退役中士         波勒   Pohle                       ?

退役政府监察长     森泽克 Senczek                     1939

退役食堂管理军士   朔尔茨 Scholz                     1939
另外还有一人(不隶属于总顾问):

预备役中校       勒布赞夫特Lebsanft       合同期限:1937年   “合步楼”公司
德国迫于日本压力,在1937年承认所谓的“满洲国”,国民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但仍希望与德国保持外交关系,为此做了不少疏通工作。德国方面,似乎也希望保持对华关系,对来自日本的意见承敷衍态度。直到1940年,德国承认了南京的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始宣布对德断交。

观此表,似乎德国只是在驻华顾问团合同到期后,未在续派顾问团。
1927年至1938年五任军事顾问团团长
姓名                 军衔                     职务                   任职时间                     贡献
鲍尔                上校          第一任总顾问   1928年11月——1929年5月    成立教导队、储备编译人才、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柯利伯尔         中校         代理总顾问     1929年05月——1930年5月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佛采尔             中将         第二任总顾问   1930年05月——1934年4月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担任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的作战顾问
塞克特              上将        第三任总顾问   1934年05月——1935年3月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法尔肯豪森       上将        第四任总顾问   1935年03月——1938年7月     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7-7-14 23:45:1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一篇七七事变发生之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方大曾写的通讯,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他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变发生时的战场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在七七事变8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重新发表此文,既是为了还原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著名事件,也为了提醒人们牢牢记住这一中华民族永远的痛点。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的原貌,我们除明显的错讹修改和注释外,对不影响阅读的表述均未改动。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方大曾就在抗战战场上失踪了。重新发表此文,也是为了纪念这位著名记者。
【原编者按:小方先生此稿于廿三日由平寄发,正在二十一日所得停战协定成立之后,末第二段所说和平解决,就是指当时的停战办法。但是日帝国主义显然没有和平的诚意,只有侵略的野心。在廿五日晚廊坊事件,廿六日广安门冲突以后,日方对我已下最后通牒,中日大战已经迅速展开了。】
卢沟桥事件,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小规模的中日战争,这事件发生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午夜,截至记者写稿时———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已有“停战”协定,但日军仍由山海关继续向平津增兵,进攻卢沟桥的部队,似乎也在扩大(行)动。兹将此次事件之经过,略记于后:
保卫北平的二十九军
许多人对于华北的情形以及二十九军发生猜疑,这不只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而且是精神过敏。两年来二十九军在艰难中支持了这危急的局面,不知费了多少苦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华北民众的深切同情与了解。又有人说,冀察当局与中央有矛盾,这种说法正是日本当局的了解,而不是我们中国民族所当有的错误观念。卢沟桥事件发生的时候,谣言很大,但是事件的发展,就证实了冀察当局与中央之一致,总括的说,卢沟桥战役在军事上,中国军队实保持了百分之百的胜利,虽然在后来的撤兵交涉条件上,这一切又当别论。然而,假使我们真的就把这次事件“和平”解决了,而并未能借着这个机会发动了全部的抗战,甚或容忍日本大量的增兵华北,这却又相反的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危机。总之,大局尚在摇摆不定,现在的一切推测,都是没有任何把握的。
卢沟桥事件的发动,在日本方面早有详密的计划。自从六月下旬起,北平市内即已陆续发现许多“怪事”,于是驻在城外的二十九军就一点一点的往城里开。这种军事的调动,都在夜间,一般市民很少理会。
七月五日起,北平即已无形戒严,但人心则始终安定,市长秦德纯早就对新闻记者表示说:北平将有扰乱,但平市治安则绝对无忧。的确,自一九三五年夏季,日本唆使汉奸白坚武,自丰台以铁甲车炮击北平的事变之后,北平市政当局即已重视城防问题,关于如何保卫北平,如何防备市内的扰乱,以及如何进行有计划的巷战,早在两年前即已准备妥了。无论有什么紧急事变,在十分钟内,全市警察均可布置完毕。有了这样的把握,所以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北平的当局与市民均甚镇定,这实在是一个最可贵的现象。
卢沟桥事件的发动
日本的华北驻屯军鉴于我国和平统一以后,华北的一切“中日合作”事业,均无任何进展,就异想天开,打算造成一个军事行动,这企图终于在卢沟桥爆发了。本来驻丰台的日军,就常常在卢沟桥演习,并以宛平县城为假想攻占的目标。七月七日的夜里,这家常便饭的演习又在进行着,八日零时,冀察政委会接到日军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的电话,说日军在卢沟桥演习之部队,在收操时短少一兵,要求入宛平县城搜寻,我方因时值深夜,乃加以拒绝。
以当时的局势估计,日军有把握能在三小时之内将宛平县城占领,于是敌方立将军事布妥,企图令我军作城下盟。严重的情形开展了。深夜中冀察政委会派专员及日籍顾问樱井等驰赴宛平县,会同日军副佐寺平同商解决办法。这时天色方始黎明,日方则坚持必须入城,双方在城内谈判了好久,毫无结果,寺平即返回日军阵地而指挥攻城。当日并有日军兵车一列由山海关开抵丰台,卢沟桥事件并非突发,而处于对方之有计划的预谋,已极明显。
寺平走后,即留樱井与我方专员谈判,彼此当电话中传达谈判情形时候,日军突以“一面交涉一面武力”的策略向我县城猛攻,英勇的二十九军随即沉着应战。下午六时一刻,一个大炮弹落在县政府的会客厅中,幸而恰在前五分钟,客厅里谈判的双方代表,迫于炮火的集中县府,已移到对门的宪兵队去了。接着有一百个以上的炮弹落在这只有一方里的小县城中,守城的营长坚决反对退出县城,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交涉感觉前途暗淡,同时日军已将平汉路铁桥占领,企图渡永定河以袭我后方。营长见战局危在千钧一发,乃命一连人用绳梯爬出城外,出了城的人,一部经卢沟桥绕至河西,一部则偷行至铁桥东端,这样两头夹攻,把敌人打退。士气之壮,真是闻所未闻。但这与绥远战争又有两点不同:第一,绥战之对方以伪匪为主,此则以日军为直接对象。第二,二十九军兵士两年来多方的忍辱,以及受到绥战的激动,都是以使他们发出不可抑制的兴奋,更何况他们还有喜峰口战役时所得来的“抗日传统!”那正是晚十一时,在夜色朦胧中,大刀队发挥了无上的威力,使日军“三小时占领宛平”的豪语未能实现。日军满想应用去年占领丰台的方式来解决卢沟桥,但他万没有想到会遇着二十九军这样强硬的态度,使他们遭逢一个当头打击。
这一个败仗打下来,事实上日方不能不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于是当夜即约定双方同时撤兵。九日晨,日军虽声言撤退,但仍不断向我挑衅,在城内负责谈判的樱井顾问,只得出城与日军当面接洽,劝其遵守约言。我方守城兵士听说有什么“和平”条件,那简直不是他们所能同意的了,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亦只得退出宛平县而驻守桥西。城内另调石友三部的冀北保安队接防,并限制为一百五十人,且不能带机关枪及重兵器。
实际上,我方虽已打了一个胜仗,但在事件的解决上已是大大让步;按理说,事态当可不致扩大,所以十日的早晨,一般均认为“和平”是不成问题了。
战地踏察
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由广安门通卢沟桥的大道,已于去年此时修成了很好的汽车路。路之两旁尽为农田。时已仲夏,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经柳行村、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战事似已完全成为过去了。路上遇到了一部军用汽车,里面还载着一具尸体和三个伤兵,他们属于冀北保安队,昨晚接防宛平县城后,日军又行背约攻击,哪知我们的保安队,是与二十九军一样英勇,这种无信义的行为,并未收效,不过保安队却也牺牲了几名英勇的兄弟了。
日军虽云撤退,但是仍在平汉路丰台的岔道的沙岗底下搭着四五座帐篷,到卢沟桥的公路,须经过这条岔道的一个涵洞,有两个日军在涵洞口上放哨。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被日军截住。日本话我不懂,但是我了解他是问我的名字,我就给他一个名片,随着我就被引入他们的营地。
在我身旁,最引起注意的是我的照相机。一刻钟之后,找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兵士,开始了对我谈话。因为知道我是欧洲报纸的记者,所以对我非常客气。他们先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的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
一会儿,见他们又紧张起来了,并且来了一部载重汽车,随着几个兵士忙着架设电话线,非但无撤兵的行动,反而又如临大敌的样子了。
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许到宛平城下。这一带寂静无人,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还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
宛平县只有东西两个城门,东门是紧闭着,要从北边绕过西门才能进去。城门开了一半,警察领我到警察局,蒙一位于巡官陪同到各处拍摄战迹照片,并以事态之详细经过见告。时间已是正午,记者正在警察局,忽然听到了两个消息,都是前方哨探用电话报告来的:第一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行中;第二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我方派驻修理电话线的工人被阻回,局势转紧。日军吃了这次的大亏之后,是不甘心的,而且对于他们原来进占卢沟桥的计划是相悖的,所以暂时的议和只是缓兵之计,现在援兵已到,又来准备报复了。
卢沟桥的形势
关于卢沟桥的记载,七月十八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有一节说得很详细,兹引于下:“卢沟桥在北平西南,距前门十五公里,属宛平县。民国十七年划北平为特别市,宛平县治移设于此。石桥起于金代,《金史河渠志》称大定二十七年(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建石桥,明昌三年(即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元一一九零年)成,赐名广利。桥当南北道路,行人使客,往来络绎。马可波罗游记,盛称此桥之宏大,可容十骑并列,(引者按:欧美人名此桥曰马可波罗桥。)桥两旁石栏石柱,所镌石狮,雕刻极精。近人游记多详载之……因水溢桥圮,明清二代屡加重修,又以密迩燕京,置城防守(引者按:今之宛平县城,原名为肥城。)石桥长六十六丈,为虹十有一孔,新建之铁路大桥在石桥之北,相距约半里,长度九四零公尺。”
打开北平地图一看,丰台、通县、南口、卢沟桥分据北平四面,东、南两面的通县、丰台,已成为日本的军事根据地;北面的南口,为平绥路的咽喉,事实上这地方已属于冀东伪组织之昌平县,日军可以随时由古北口进军而扰乱平绥交通。这样看去,北平已入于三面包围的形势,只剩下西面的卢沟桥算是平汉路交通的要道。如果说我们要开展一个收复失地的战争之时,无疑的平汉路将成为主要的军运路线。平汉路在抗战中重要,不止是军略上的,而且还相关着中国西北的一大部分的抗日生力军,这一部分的力量要向抗战前线上调动时,自当借重于平汉路。而日本急于伸展其势力于平汉路上者,其目的之一,自然也是想以先发制胜的方法,对这“危险的将来”下一个准备工夫。
日军看中了卢沟桥这地方,原非自今日始。从去年的“秋季大演习”以来,驻在丰台的日军,即以把卢沟桥造成“丰台第二”为中心的任务;无奈强硬的二十九军,永远是毫不让步。日军演习部队为了要到永定河西岸去,曾和二十九军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执,但终于还是没有允许他们越过卢沟桥。绥远战争后,日本企图从侧面入手,积极鼓吹沧石路之兴建,沧石路果能成功,则卢沟桥的重要性自当降至于零了。然而这个企图并没有若何成果,于是以武力夺取卢沟桥的准备即入于必行的阶段了。自然卢沟桥事件之爆发,亦不免含有某种人事方面的错综成分(如公敢先生在二卷二十八期申报周刊上的通信中所分析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从侵略者之整个进取步骤中去求得了解。
卢沟桥之所以比丰台重要,是由于它不只为交通要道,而且还是一个从历史上就早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好战场。假设一个全面的抗战发动起来,我们的战略一定相当复杂。但仅就保卫北平这一点说,卢沟桥将成为我们进军的要路,永定河把这里划好了一条防线,它的东岸包括着宽广的平原,正是日本认为最理想的地方,他们若是得了这块地带,真是进可攻,退可守;正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固守卢沟桥,为我北平的生存留着这条唯一的气管。
长辛店巡礼
记者在宛平县工作毕,即登卢沟桥西行,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我即据实告以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只有五里,该地为平汉路北段的要站,机厂、材料厂都在这里,居民有七千户,百分之七十都是平汉路上的职工,因之同时也是个工人区。
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兵士的尸体,正在被一个个的拍照抬埋。说也很巧,事变发生的那天,北平某木厂有一批订货由铁路运来,计木板四十吨。此项木板因战争阻于此,于是恰好就被军队出价买来,赶制了棺材。中国人对于保全尸体是很重视的,这次为国牺牲的健儿们,可瞑目于九泉了。军队中以四毛钱一天的工资招募了本地的老百姓做抬埋工作,老百姓都很勇于服务,军民间的感情非常融洽。休息的时候,兵士还把自己的香烟分给他们共享。
围着尸体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就说:“直奉战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啊!”又一个说:“死的那个连长他太太才十八岁,就住在这个街上,昨天看着棺材埋了之后,就坐火车回娘家去了,大概许是保定府的人。”
街头扶轮小学的童子军,打着一面小旗向各商户宣传募捐;商会特做了十几担绿豆汤,背了好些烟卷糖果,由一大排人排着队往卢沟桥去劳军。长辛店的民众都活跃起来了!
南下、北上的列车全止于此,所以长辛店反而更是热闹。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长辛店的“员工慰劳团”带来大批慰劳品,挨车分送给各伤兵,金营长得的东西最多,但随后又命令他的传令兵把这许多东西转送给各车里的许多同难者。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许多的帮助。
下午四时,赴驻军团部去访吉星文团长,他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不要回去了。”
记者辞出后再回到街上时,消息越发紧张了。一座高坡上,机关枪架在那里,路上的人多往家里跑。车站东边的商店,因为临近河边,所以也纷纷上了门。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又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
这条路正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所以要经过好多次守军的盘问,但每次留难之后又必很客气的说几句道歉的话,表示“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我感觉二十九军的兵士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又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离长辛店十二里,至卢井村,正是下午六时,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送来,激烈的战争又在进行着了。所谓“和平”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虽然我军为和平起见,已自动退至卢沟桥西岸,但是我好像有一个很坦然的心,相信二十九军绝对不会失掉自己的阵地。炮声一直把我送进了城,天色已黑,城门正要关闭了。
日总动员以后
随着日本的全国总动员之后,华北局势突转严重,平津一带无形中成了战场。宋哲元返津后和平空气虽然很浓厚,但是真正的局面还是外弛而内紧。及至宋自津返平后,卢沟桥及北平四郊又发了数度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是(足)以证明,卢沟桥事件不是那样简单就可解决的。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
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这时他腹部又受了另外一刺刀,他觉得够本了,就跳出敌人的战壕跑回来。他还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的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们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死守,不进攻。但这种情形好像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件无法抑止的行为!伤兵们每人都有两处以上的伤,可是他们都很满足自己已经够本了。
刚愎自用的日本少壮军人对于这两度战役的败死,自然是绝不甘休。“倾巢来犯”的形势由此造成了。于是北平的西南郊已完全布满了日军,野蛮的暴戾行为发作起来。关外调来的军队,对于怎样向中国大众施逞其淫威,经验当然丰富。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的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边,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
经过了这样一个惨酷的“和平”阶段,从十九日夜间,日军又向卢沟桥作第三次的进攻,虽然这次战役,日军多了八辆坦克车和四辆铁甲车助战,但是结果都与前两次相同,只不过是战况较前更剧烈而已。二十日的早晨,北平有个谣言,说日方提出最后条件,限宋哲元正午答复;但是当日下午二时半起,日军又向卢沟桥施行第四次的炮轰。前三次的战争,都是在夜间,独此次是在白天。迄下午五时,炮火暂停,但七时许又开始,直轰到天黑才止。七百多个炮弹落在宛平县城内,一切房屋全部被毁,居民死伤遍地。长辛店方面也落下炮弹九个,战况之烈可以想象。但是我军阵地仍然毫无变化,当时北平曾盛传卢沟桥已失落日军手中,但我确信卢沟桥决不能失守,理由就是二十九军绝不会败于日本,昨日如是,今日如是,明天当仍然如是。
战争空气由于这次的炮火变得突然紧张,大概全国的民众都确信一个全面抗战将要开始了吧,美国几家著名电影公司的新闻摄影员,中央电影厂的技师以及国内的几位著名记者都纷纷赶到北方来,然而局势反趋沉寂下去。现在,平汉路的客车已经通到北平来,据说一切均已和平解决,双方同时将军队撤回至相当地点了,今晨——廿三日,我军已有三列兵车自北平开往涿县,而日军则只将占据铁道之军队撤退一里许,并且山海关方面还有无数日兵继续的开往天津,不知所谓“和平”之内幕究竟如何?
也许这篇通信到读者目中时,更严重的局势又已经展开着了,因为我实在没有法子相信;同时全中国的民众也都没有法子相信:这次事件又和过去一样造成万分耻辱的结果。假若忠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了,而这样大量的日军被容许长驻在华北,那么华北不是就等于伪满和冀东一样了吗?
(本文原载《世界知识》1937年第6卷,即将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方大曾》,照片选自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如有转载,请征求该书原作者同意。)
 楼主| 发表于 2017-7-15 21: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绝抗日 宋哲元避战求和

原作:岳南
2012年05月15日13:36人民网

[导读]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战略准备。而守卫京津的宋哲元则下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并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于日军妥协求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
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
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
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郑大章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驻固安、易县等地); 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
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2]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3]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4]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 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6]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14]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15]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16]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O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 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何将军与一一○旅将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丢!”
“………”
“同学们——!”何基沣旅长的声音已经嘶哑,他抬头挺胸,强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气力继续喊道:“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话到此处, 何基沣哽咽不能语,他抬手向学生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溢满眼眶的泪水倾泄而出。随着一阵旋风刮过,坐下战马的长鬓迎风飘动。何基沣趁势抖动缰绳,枣红色的战马前蹄腾空,马头蓦地仰起,在急速旋转中冲乌云压城的长空一声短促的悲鸣,载着泪流满面的主人箭一样向前冲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次日,天津陷落。
注释:
[1] [3]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2]《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以下蒋介石日记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大事长编》。
[5] [7] [8]《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电文同。
[6] [9] [10] [14]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1]《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载《抗日战史》,第五章,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革命文献》,第69期,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3年版。
[1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6] 此处,蒋介石所担心和焦虑的是宋哲元瞒着中央政府私下与日本人签订不利于抗战协议事。此前宋哲元因不甘心放弃他所经营掌控的平津地盘和权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让其到保定指挥战事的命令,悄悄潜往天津与日本人谈和。此举引起了国内舆论界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蒋介石根据外间盛传的风声,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蒋介石年谱》李勇 张仲田编)宋得到蒋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离津赴平。宋走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七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并不知张自忠已在密约上签字,当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
何以张自忠会像后来媒体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忠”,如此胆大妄为地与日本人签订密约?除了张本身具有山东人刚强的性格外,还要追溯到二十九军组建时的背景。因当时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宋隐然倚为重心。当然,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之所以能收留冯玉祥残部,与一个叫萧振瀛的人四处奔走不无关系。萧是冯的旧部,脑瓜子聪明,嘴巴灵便,当年很得冯的欢心,颇受重用。就是这个萧振瀛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南京与北平张学良行营奔走权要,为加强砝码,游说中对张大加抬捧,称为杰出的军事将才云云。被说动的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迨二十九军在冀察稳住阵脚并扩大局面后,张自忠觉得整个军队之有今日,他的威望与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乃自我膨胀,做事多表现出自负骄傲之色,并以“二头儿”自居。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张对各师补充兵员及地盘分配问题,对宋哲元心怀不满(当时萧振瀛因救二十九军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长),宋对张亦有戒心,但对其“故示优容,安其反侧”,后来让张当了天津市市长。在这种情形下,自视在二十九军权高位重的张自忠,因急于与日本人谈和,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才头脑发热,签署了密约。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17] 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频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国的宋华玉,给张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廉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张多有指责和批评。宋华玉信中说:“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张廉云)还在继续做出这些损人利己的事,继续想尽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写文章,遮盖你父亲张自忠前辈在七七事变前后亲日的过失。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头上。在海外的二十九军前辈们都说过张将军已承认他自己的一些过错,后已为国捐躯,也算是为国体争了光。但你这位做女儿的却另有疑义,做出这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你本身利益而为。比如说喜峰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前辈,你却改称你父亲……现在国内的亲友们一向因你是党员及有职权,对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赵登禹前辈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说:“抗日期间你与义兄张剑光全家在我们西安的家中住过一个时期,我母亲带领我们诚心照顾你们,大家相处有一段很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你及你们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竟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来想尽方法想将你父亲自己承认过去亲日的错误改成是受命于我父亲。我记得你义兄剑光为人真诚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现在你我都已超过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劝告。好好反省一下。凭良心给自己有个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19:3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载《世纪》2013年5期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人,为中国的首位大城市、交通枢纽、工业、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
由于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远东外国人活动的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均不会轻视上海的存在,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相互重叠。尤其是在30年代及以后,这里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国民党、共产党,租界,日本势力,傀儡政权,黑社会,还有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红军代表,以及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安南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在此较量,双面谍、三面谍、谍中谍,金钱、女色、斗智、角力,暗算、收买、杀戮……上海租界里,还有一些专门以搜集和贩卖情报为生的职业特工。
在上海的红色情报战线,除了以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为代表的中央特科,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左尔格领衔的“拉姆扎小组”,他们演出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红色情报历史剧,成为苏联“重要的交通站之一”。①前者披露较多,而后者至今仍隐秘重重,扑朔迷离。笔者拟在左尔格牺牲70年前夕,依据史料,勾勒上海左尔格小组的历史轮廓。
左尔格来到上海
1929年春夏之交,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至上海,负责与中国及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埃斯勒、波兰人任斯基,后来又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持有美国护照的阿瑟·尤尔特。远东局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它们相对独立。1933年进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隶属于该顾问组的。应共产国际之邀,中共也陆续派遣了一批精明的党员充实该国际情报队伍。
理查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高加索巴库。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乌克兰人,大学时代即向往社会主义,先后加入德共和联共(布)。1924年他从德国移居苏联,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在欧洲活动,之后投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别尔津将军麾下并受其派遣前往东方,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口实,他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②
左尔格1929年11月启程前往柏林,在那里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1930年1月30日来到上海,入住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左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是他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在上海时,左尔格又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学会的委托,调查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他受到德国驻上海领事波尔希的热情欢迎。波尔希把他介绍给了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左尔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③在社交场合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颇有人缘。以后,左尔格成了顾问团的常客,冯·克里贝尔上校又把左尔格引荐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而这位上校不久就晋升为将军,后来担任上海总领事。左尔格回忆说:“军事顾问们经常邀请我去南京,他们也来上海看望我。”④
左尔格曾说:“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行……我的性格、兴趣和爱好,都使我倾向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而回避党内争论。”⑤他接替了老资格的苏联在沪情报网的负责人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左尔格需要重建上海的情报网,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第一,对南京政府社会、政治分析;第二,研究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研究中国各派系的社会政治结构、军事力量;第四,南京政府的内政与社会政策;第五,中国等各国尤其是日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第六,南京政府及各派系对美英日的政策;第七,列强在华军事力量研究;第八,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第九,中国工业概况及工人、农民状况研究,等。⑥ 可以说,内容繁多,任务沉重,但左尔格仍充满信心。
左尔格到上海后不久,便从收费昂贵的华懋饭店移住西藏路青年会大楼(今西藏路123号),最后定居在尾崎秀实的居所,地址是山阴路145弄2号,并以此为在沪基地而展开活动。⑦左尔格在上海时,喜欢骑摩托车,而且速度飞快,以至于曾因车祸而住进医院。根据《远东德国通讯录》记载,他在上海有个私人信箱是1062号。他的上海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
拉姆扎小组外侨核心成员
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给左尔格配备了几位外侨核心成员,并日益扩大,形成了国际小组。
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约生于1899年,是德国汉堡一个店员的儿子,1917年入伍担任德军无线电报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成为总参谋部四局的成员。1928年10月,他从汉堡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哈尔滨,然后到大连乘船来到上海。一天,他来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左手拿着一份《字林西报》,右手持烟斗,与一个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头。⑧后来他担任左尔格的报务员,租赁法租界的一个单元房屋。为遮人耳目,克劳森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搞些赚钱的买卖,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克劳森设计和组装发报机,建立了电台。在左尔格的撮合下,克劳森与住在同一楼的芬兰女郎安娜结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后来,克劳森奉命随左尔格前往日本继续情报生涯,并成为二战情报战中的著名人物。
约翰,也叫格里沙,波兰共产党人。20多岁,沉默寡言,在上海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所以他发挥特长,担任小组的摄影师,并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他在上海多年,而父母对儿子在远东一个叫上海的城市长期潜伏根本不知道。
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年生于美国一工人家庭,早年即同情革命,思想激进。1928年12月到上海,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她最初所居就是左尔格也住过的华懋饭店,所以联系非常方便。左尔格知道40岁的史沫特莱思想左倾,他最先与之进行会面。⑨她刚刚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愤世嫉俗,热爱中国,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后来史沫特莱去了优雅的法租界,她与左尔格成为挚友,她对左尔格小组的贡献不在于搜集了多少情报,而是介绍了不少可靠的人员。史沫特莱对尾崎秀实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称其为“心上人”、“我的丈夫”。⑩
左尔格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尾崎秀实的。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其父为日本著名报人。秀实1928年11月携妻英子来上海,任《朝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问题评论家、满铁调查科的顾问,他以批判日本“大陆政策”的立场来研究和报道中国。尾崎秀实居住在山阴路145弄2号,与鲁迅、夏衍、陶晶孙、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进步文艺人颇为熟悉。尾崎的导师是中共党员王学文。左尔格吸收尾崎进入地下组织,成为战友。最初,尾崎只知道他是约翰逊。 “他们通常事先定好会面地点,非必要绝不使用信件或电话联系。”最常用的就是左尔格驾摩托车到靠近日本人居住的虹口的外白渡桥边,尾崎秀实上车后坐在后座上,“然后他们在马路上兜风,由尾崎讲述新闻,或者到一家中式饭馆去用餐。不过,他们最喜欢去的场所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舒适的寓所,她已经搬出了旅馆”。尾崎为左尔格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全力投入了情报战。
尾崎秀实还介绍了一些在沪日本人加入左尔格小组。如鬼头银一是美国共产党员,他从安南潜入上海,主要使命是搜集各种情报。接着将主张反战的、中国日文版画报《上海新闻》的记者河井也拉了进来,他被派到东北区负责刺探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河井提供了诸如日本人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等情报。还有川合贞吉,30多岁的《上海新闻周报》记者,个头矮小却举止沉着。
中西功,中共情报系统文件记载:中西功,1931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西的办公室成为中共的联络窗口。
西里龙夫,先由王学文介绍进入中国共青团,并被发展进入中共特科,正式加入中共是在1934年。尾崎、中西、西里以及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日本新闻社驻上海办事处成员)、水野成(船越的同事)等在沪的日本人组成了“日中斗争同盟”。其中有些人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而这个学院是中共重点发展的对象,先后成立学院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其骨干多加入了左尔格小组。尾崎秀实本人于1932年2月被《朝日新闻》总社调回东京,正当他为离开上海、离开左尔格而沮丧时,左尔格后来也来到了东京,并共同成就了谍报事业的辉煌。
鲁特·维尔纳是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夏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来到上海,这一年她23岁,她的丈夫经好友瓦尔特介绍,来应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师。在上海,鲁特·维尔纳结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又与鲁迅、丁玲、宋庆龄等成为朋友。11月,当史沫特莱介绍她与左尔格相识后,鲁特·维尔纳视左尔格为“老师和榜样”,已怀孕的她表示愿意立即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为左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她曾为隐藏中国同志而与丈夫汉堡嘉争吵,而左尔格为汉堡嘉谋到新的职位,挽救了他们的感情。维尔纳最初寄居在瓦尔特家里,1931年4月1日,他们迁居到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64号(1932年11月1日起,霞飞路门牌变更,1464号改为1676号。此屋在30年代已拆除,现淮海中路1676号建筑为后建——笔者注),左尔格小组每周至少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半天的会议。维尔纳逐渐学会了地下斗争的生活:“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她还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尔格回苏联后,她于1933年夏天也被调回莫斯科,接受训练。后又曾派到东北工作。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所使用的电台在中国一直没有被破坏,“她总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战斗中,她“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个局外人,后来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和平年代,她成为了著名作家。
弗兰茨也是报务员,他有淡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脸膛,身体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白俄女人结婚。除此之外,左尔格小组成员还有负责密码和照相的波兰人约恩、德国人格哈特·艾斯勒、电报译码员兼小组联络员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姑娘伊萨、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德国商人瓦尔特及情报人员诺伦斯-吕格夫妇等等。
左尔格的中国战友们
左尔格手下不仅有国际组,还有中国组。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组,除了协助左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以外,还有就是左尔格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但迄今为止,中国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开。在同事们的合作下,左尔格较为顺利地建立了上海情报网。据笔者所知,主要成员有吴仙青、蔡叔厚、张放、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经济学家王学文(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及夫人刘静淑,还有朱姓夫妇,姜某等。
陈翰笙,由史沫特莱引荐给了尾崎秀实。1929年初陈翰笙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宋庆龄处结识史沫特莱,当时双方并不知道对方在为第三国际服务。陈翰笙后来又认识的左尔格,并将年轻的孙冶方介绍给他。一次,热情的孙冶方用流利的俄语与左尔格交谈,后者大吃一惊,左对陈翰笙说,他不再见孙冶方了,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从来不使用俄语。他们的工作极其机密,同志之间也不准过问。1932年2月, 陈翰笙奉命提着打字机在徐州车站接人,想不到从上海来的是左尔格,他们一起到达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杨虎城将军。
与左尔格合作的中央特科特工“王君”,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同志,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得力助手。这位“王君”就是张放,笔名方文,曾用名:张金增、陈培生。他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1930年张放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小组工作,成为出色的国际特工。 张放奉左尔格之命,在特科领导蔡叔厚的帮助下,从外国武器商人手中购置武器,并请他夫人鲁丝的姐姐著名话剧明星蓝天**雇车将武器运到指定地点。一天,左尔格对张放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并责成张放与中共特科代表潘汉年作为双方的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吴仙青,女,俄文名字叶琳娜。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俄文流利,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如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等。她走出洋房时,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佣工。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的一年里,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20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加入中共,留日攻读机电专业。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我们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讯方面的本行,还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
韩先生和温先生是鲁特·维尔纳的中文老师,维尔纳则教授韩英文。“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他生性活泼,理解力强,这两点促使维尔纳和他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先生 “是一位沉着而细心的人,他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上课时,维尔纳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两个人学习都很用功”。维尔纳曾参加温的婚礼,见证婚礼的“自家人”竟然有130人,这让维尔纳极为吃惊。
还有位中国女性,是一个聪慧、勇敢、年轻而又谦逊的女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她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员结婚时,被父亲赶出家门。
维尔纳的印象中还有“杨教授也是左尔格圈子里的人。他在一所大学任教,夫人是图书馆馆员,他们的外国名字是彼得和茜必莉。彼得又瘦又小,但博学多才,还很幽默。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一有机会便露一手,让大家开怀大笑。两口子来我家做客时,史沫特莱也常常过来。即使是地下工作,有时也需要这种调剂和放松的”。
参与翻译资料的,还有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联络员老常等。到1932年8月时,左尔格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中国组的成员经常在维尔纳的霞飞路寓所见面,通常是每周一次;大家交流情报,左尔格在那里倾听,最后会提出一些高明的建议。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
小组的活动与使命
与中央特科的活动有相似之处,左尔格小组以小组成员开设的照相馆、西餐馆、书店等为活动基地。
左尔格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活动。一项使命就是了解和判断日本对华侵略的可能。当时美国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即费森登报告,评估了中日关系、蒋介石与西方关系、上海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等,该报告尚未公布,左尔格已获得并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获得该情报的,细节至今仍不清楚。
左尔格具有卓越的情报才能。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左尔格小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甚至派人到日本势力控制的虹口地区去侦察,以了解日本在沪的军事情况。2月2日维尔纳写道:“日本人居住区看上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整条街空无一人,死气沉沉,偶尔看见驶过几辆日本军用汽车和几具死尸。大多数住宅都没有玻璃,门被打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手里有一个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处通行无阻。”这张名片就是尾崎秀实的。小组成员还到前线去慰问十九路军的伤兵。
在德国领事的推荐下,左尔格很快迁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套舒适而租金不贵的住宅,并住了两年。他也活跃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官和德国商人之中,他刺探日军的配备及其作战计划,美英法德对华图谋,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概况,对红军的“围剿”等。
左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政府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一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根据左尔格小组当年的成员张文秋的回忆录,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左尔格,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个新解密的、饶有趣味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热情好客的维尔纳在霞飞路的寓所,一直是左尔格与特科的合作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但中共中央的一些秘密机关,如云南中路政治局会议场所、成都北路中央组织部机关、西摩路中央秘书处之类的地方,并不向左尔格小组开放。大多数场合,中共特科与左尔格小组还是各自独立活动的。
中共给左尔格和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情报,反之亦然。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军在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随后进入川北,开辟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克劳森等还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左尔格对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拉姆扎小组的情报发给“慕尼黑”(莫斯科的代号)。过去的研究以为,克劳森的无线电台并没有从上海或广州发过电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些电报是克劳森从上海发往海参崴的。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鼎力相助,左尔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业绩的。还有多种传递情报的方式,调查报告之类由克劳森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由交通员通过哈尔滨递送。也有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左尔格小组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除了交通员从莫斯科带来外,还通过纽约国民银行的账户汇款。
小组的网络以上海为中心,还有6个情报站,即南京站、北平站、大连站、哈尔滨站、华南站、武汉站。左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共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曾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给中共,结果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除了以上情报站,左尔格还在太原、重庆、海丰、杭州、汉口、河南等地设有情报员,从而完成了中国的“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
牛兰事件与撤离上海
1931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发生后,左尔格奉命开始介入此案。中国情报员张放通过中统总干事张冲,了解到牛兰关押在南京。这时,德国共产党人西伯勒尔和布劳恩(即李德)每人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交付左尔格进行营救。左尔格通过张放—张冲这条线以3万美金的高价,获得牛兰在狱中的亲笔信,并在上海的报刊上如路透社、德国新闻社、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报道。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从而使得国民党秘密处死的阴谋破产。
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在各界的营救下,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8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8月19日,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乘混乱之际越狱,后返回苏联。
由于牛兰案件的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小组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左尔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日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张放、柳忆遥和肖炳实等。此前尾崎秀实也回到日本。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则回到了中共党内。陈翰笙则于1934年也到东京协助左尔格继续情报生涯。
为了苏联的情报事业,左尔格在上海3年,不辱使命,并成长为卓越的情报人员。对于左尔格在华的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3年:左尔格奉命前往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尾崎秀实、克劳森等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组”,谱写了二战史上最出色的情报乐章。在1944年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
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①【美】魏斐德著,章红、陈雁、张晓阳译,周育民校:《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②【日】尾崎秀树:《ゾルゲ事件と中国》,东京劲草书房1989年版,第177页。
③【德】鲁特·维尔纳著,张黎译:《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第52页。
④⑧【美】F·W·狄金、G·R·斯多利著,聂崇厚译:《佐尔格案件》,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第59页。
⑤转引自杨国光:《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15页,第43页。
⑥⑦⑨【日】尾崎秀树:《上海1930年》,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67-168页,第163页,第164页。
⑩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苏】尤里 科多利科夫著,永穆、爱琦、李薇译:《间谍——左尔格》,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尾崎秀树:《ゾルゲ事件》,中央公论社1963年版,第20页。
张晓宏、许文龙:《左尔格援助中国工农红军》,《党史信息报》2006年11月8日。
陈印口述、叶德英整理:《谍王左尔格在中国的营救行动》,《纵横》2011年第3期。陈印为张放之子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21:24: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3年7月11日第6版,作者:孙幼菊,贾晓明,原题:《父亲孙麟和南苑保卫战》
  “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充实部队的骨干力量,1936年年底,宋哲元聘张寿龄为教育长,成立了以培训大、中院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团。宋哲元自兼团长,军训团分西苑、南苑两分部,于1937年1月正式开学。父亲孙麟(字伯坚,晚年用名寿仁,黑龙江呼兰人。此时任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教官,少将军衔)于1936年春从南京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成立了军官教导团积极培训干部,副军长佟麟阁为军官教导团团长,父亲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后来据父亲回忆,那天清晨,他执教的军官教导团和学生军训团都正在大操场出操,突然听到西边传来枪炮声,日军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侦察。南苑的二十九军部队当即投入备战状态。7月16日,宋哲元颁布“战字第一号命令”,部署军官教导团为“右地区队”,由徐以智出任该团团长。17日开始,父亲率军官教导团所有成员和原特务旅的两个连,在大红门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但19日又接到命令将防御工事拆除。佟麟阁副军长带军官教导团进行军事演习时曾埋下了大批地雷,因为局势变化太快,地雷没有来得及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却不料日后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导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后,由入伍参军的热血学生组成、还没有发枪的一个学兵团。由于日军在华北平津一带频繁地调兵遣将,7月20日,佟麟阁副军长遂令在南苑军营外挖掘战壕,清理营园外400米以内的高粱、玉米青纱帐,令父亲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担任南苑的正面防务,阻止由黄村向南苑进犯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
  27日,日军准备进攻南苑。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的防御不足,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到达南苑时,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即与日军遭遇。日军就是选择此刻开始攻击的。
  到28日凌晨4点过后,日军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时南苑本质上算是一个兵营,但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被击倒。守军的阵地,就设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日军冲向南苑守军的时候,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方,纷纷踩上了那些还没有拆除的地雷,造成了一定伤亡。虽然受挫,但日军仍然向前冲锋,我学兵团将士跃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虽然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因为天黑,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佟麟阁率领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一部及时赶来反击。在白刃战中,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团都人手一口大刀和敌人厮杀,成功击溃了日军的第一次攻击。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认为,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即使换了他们,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28日拂晓,日军飞机飞来轰炸,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大概8点左右,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南苑守军顽强抵抗,但是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外壕被日军多处突破。
  宋哲元感到守军难以支撑,于28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而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时任冀察委员会委员的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向日军出卖。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导致联系中断,只好用传令兵传令。各军接到命令的时间不一,遂一边独自为战,一边向城中撤退。这时,由于掌握了二十九军的详细情况,在通往北平的道路上,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父亲他们也遭到猛烈的扫射,他率领着部分教导团官兵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最后终于随着以郑大章为首的残部突出重围退回北平。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仅仅剩有600人,战死在南苑这块土地上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28日夜间,宋哲元下令二十九军全线南撤。可是,汉奸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为日军提供了详细的黑名单。当父亲随残部退回北平到家后,已是晚上7时许。当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白米斜街西口11号,记得小院里还有棵大枣树。自从父亲在二十九军就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后,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可是“七七事变”以来忙于军务一直没回家。30日一大早,当地派出所有良知的所长就匆匆赶来,告诉父亲赶快撤离北平,说日军正在全城搜捕他。母亲让父亲先走。父亲烧掉了家里和部队有关的文件后到前门火车站,在相识的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去天津。4天后,怀孕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也撤往天津。她们刚刚出了胡同口,就看见汉奸带着日本人向家中的方向去了。幸好,两辆人力车停在胡同口,母亲立即拉着孩子们上了车。在路上母亲带着孩子们受到两次盘查,好在准备的“证明”一应俱全,又放了几个钱在“保安队员”手里,才得以安全通过。母亲由于过度紧张,刚到天津就流产了。在天津会合后,父亲把家人匆忙安排在法租界住下,就急匆匆追赶部队去了。母亲带着一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后来由于一位从事抗战工作的赵姓先生每月给母亲送来一些生活费,全家才得以维持。直到1938年的六七月间,母亲才得知父亲已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安排到已迁往长沙的陆军大学当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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