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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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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 15:58:29 | 显示全部楼层

你好啊,多指导
 楼主| 发表于 2018-4-3 12: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mil.news.sina.com.cn/hist ... xqafha0316527.shtml

一般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战场在苏德战场,而由由此一部分人推出美国在二战中的西线战斗是一种渔翁得利的行为。如果单纯看结果似乎此种论断颇有些道理,可是实际上则完全不是这样。
  1941年末,在日本队对珍珠港进行空袭后,美国加入了这场战争。1942年初的苏联正承受这这场战争的主要压力。虽然德国的东线力量已经在逐 步被削弱,但是德国仍然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继续对苏联的入侵。在北非的德国非洲军于1942年夏天推进到了阿拉曼一线,从1942年8月开始,英军开始逐 步击退德军。1942年11月,美英盟军在北非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2年19/20日,苏军将德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最终德第6集团 军于1943年一月底/2月初投降,最初的23万德军只有9万人被俘虏。1943年5月13日,困守在突尼斯的13万德国士兵和18万意大利士兵投降。
  在1943年的最初5个月,德军损失了超过70艘U艇。邓尼兹命令于1943年5月24日暂停在大西洋的破交战, 封锁英国失败。1943年7月,德军集中了超过3000辆坦克和1850架战机却没能突破苏军在库尔斯克的战线,这也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战略进攻。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用了38天的时间占领了全岛,这样盟军就获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出发基地,他们的远程轰炸机可以威胁整个第3帝国 了。1943年夏,德军必须从本来就很紧张的东线抽调部队投入意大利和法国南部。1943年9月3日,盟军登陆意大利本岛。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 投降,并于1943年10月13日对德宣战。
  至此美军的地面作战陷入停顿,直到44年的西线登陆开始才重新开动。因此成为了日后被称为渔翁得利的证据。而实际上43年末到44年之间美国正在另外两条战线上和德国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一、在工业上力图用战略轰炸掐断德国的工业尤其是军事相关工业
  在战争期间从挪威到奥地利,甚至是捷克只要是为德国军事工业提供必须生产的地区基本上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就拿虎王坦克为例子,正是由于美英的战略轰炸导致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过预计的月产量。甚至最为可怜的是在44年底出现了一个月只生产数辆的可怜局面。
  以轰炸奥地利为例,其实在盟军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奥地利上空很久以前,盟军就已经确定了战略轰炸的优先目标。这些 计划的起草早在美国加入这场战争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当美国正式加入战争的时候,详细的轰炸计划就已经放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案头了。计划确定从1944 年中期(甚至更早,在1943年中期)开始进行的战略轰炸的优先目标顺序是
  (1)战机生产加工工厂;
  (2)飞机发动机工厂;
  (3)U艇基地以及船坞;
  (4)交通运输线;
  (5)石油,铝和橡胶的生产基地
  奥地利的工业已经完全融入德国的军事工业之中,其地位如同“帝国的防空洞”,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奥地利具有战略价 值的目标越来越多。其中飞机制造工业是列在第一位的,首先是有“帝国最大的战机制造厂”之称的维也纳新城(Wr.Neustadt)飞机厂(WNF),它 负责Me109的最后组装。WNF在1942年共计生产了1400架Me109,占了德国这种战机产量的50%,另外在Erla和雷根斯堡则有梅塞施密特 的两个工厂。在1942年12月它们可以每月生产150架,到了1943年7月则达到了每月280架,其中只有20架是修理的。此外维也纳新城还生产了全 德国25%的FW-190。维也纳新城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业目标是属于亨舍尔康采恩的Rax工厂。在这里在1943年夏天以前就开始准备一个庞大的计划,它 具有在德国军事工业中最高的优先权,即A-4(V-2) 火箭的生产。这些火箭对盟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另外的重要航空军事工业目标有哈尔兴(Haersching,生产Me328),克拉根福(Klagenfurt,Me109的最后组装),维也纳南郊的施魏夏特(Schwechat,生产He 162),措尔法兴(Zwoelfaxing,生产He 177),辛特尔布鲁赫(Hinterbrühl,生产He 162),梅尔克(Melk,生产He162)以及在耶恩巴赫和斯特拉斯福的梅塞施密特分部,在维也纳的亨舍尔分部,在哈莱茵,巴德,格拉茨,斯泰尔地区和维也纳新城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它们也同时生产滚轴和汽车。
  其它的重要目标列表:
  ★在林茨的金属工业,包括赫尔曼·戈林工厂(今天的VOEST);
  ★在林茨的化学工业和在穆斯比尔包姆的多瑙化工厂;
  ★石油工业:
  1.Zistersdorf的油田;
  2.Wien-Floridsdorf的炼油厂;
  3.Wien-Kagran的炼油厂(Vacuum Oil AG);
  4.Wien-Lobau的炼油厂(OstmaerkischeMineral?lwerke AG, Wintershall AG);
  5.Vuesendorf的炼油厂 (Fanto);
  6.Korneuburg的炼油厂 (Creditul Minier);
  7.Linz的燃料生产厂 (Hermann-G?ring-Werke);
  8.Moosbierbaum的燃料生产厂 (Donau-ChemieAG);
  9.Schwechat的燃料生产厂 (Nova Oel und BrennstoffAG)。
  ★SDP公司、亨舍尔公司、Graf&Stift公司和Saurer-Werke公司在维也纳以及SDP公司在格拉茨、斯泰尔和维也纳新城的作战车辆生产基地。
  ★Linz的Hermann-Goering-Werken(坦克生产基地)和St.Valentin的Nibelungen-Werken(突击炮生产基地)。交通运输线路也是轰炸的主要目标,首先是:
  ★多瑙河上的船运航线,这是罗马尼亚油田石油的主要运输路线;
  ★铁路干线以及其上的可视目标1。火车站2。铁路调度设施;
  3。维修工厂;
  4。桥梁;
  5。机车(低空轰炸)。
  轰炸奥地利,使当时在奥地利生产的大量ME配件无法输送至德国或者是准时的组装,给予了德国空军严重的打击。另外 从航空汽油的产量上也能够看出此种打击的严重性。德国飞机燃料的产量在1944年4月还能达到175,000吨,到了44年7月就只有30,000吨,而 这个数字在44年9月份更是下降到了只有5,000吨。由于飞机燃油的产量取决于炼油加工企业的运作情况,在盟军的强烈轰炸下,这些产量下降到了极其严重 的地步。以至于盟军在战争结束后在奥地利的机场发现了总数多达400架完好的德军战斗机由于缺乏燃料而无法升空作战。
  美英还轰炸了德国主要的稀有金属产地挪威的克纳本矿山,导致了战争后期德军装甲车辆的装甲防御能力大大的下降。
  如果说苏联人在东线的战斗击败了德国的军队。而美英的战略轰炸则彻底摧毁了德国赖以发动军事作战的军事机器。最简 单的就是在44年初原本就应该批量装备部队的虎王,到了二战末期的产量不过月产不超过50辆(虽然德国军事机器生产复杂,可是真正导致其无法量产的致命原 因恰恰就是美英的战略轰炸)。
  以德国后期战车主要装备的梅巴赫HL210/230型发动机而言(至于为什么要选它,应该有些二战兵器常识的人都 直到,二战后期德国的黑豹和虎王都采用同这种发动机作为动力。个人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让重型坦克用中型坦克的发动机,难怪其机动性烂的可以),其在德国的 总厂月产量在44年计划是月产量应该超过或者接近500台,在捷克的公司月产量则应该超过70台。因为1943年梅巴赫公司和其下属的子公司共生产了超过 4346台该型发动机,在1944年的前四个月便生产了2973台,但是4月经过美英的空袭其的生产完全停止,直到10月份才小规模的恢复生产,到 194587台。也就是说44年到45年其一共提供只提供了3千多台,这也就是44年,45年黑豹坦克和虎王一共装备的数量。(当然还有汽车联盟生产的一 部分该型发动机,不过可惜的是很多用于坦克歼击车而没有用于坦克的生产)而其原因正是因为美英空军的大轰炸导致生产的分散化和生产效率的降低,其在捷克的 生产厂甚至由于空袭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月产量70这个目标。
  另列出43到44年德军坦克产量
  型号      
  数量
  43年 黑豹    2600余辆
  IVH/J型    
  3000余辆
  其他IV型坦克  
  3000余辆
  虎式坦克
  1000余辆
  44年 黑豹    3740辆
  虎王     
  489辆(至45年2月)
  IV型坦克    
  1000余辆
  由此可见虽然总体上德军装甲车辆产量上升,可是坦克的总产量却下降的非常厉害43年德军坦克总产量几乎达到了1万 辆几乎为44年的两倍,而所谓的德军装甲车辆很明显还包括猎豹,黄蜂等战车,而如果同样有写二战兵器知识的人就应该直到这些轻型车辆的主要作用是防御,而 不是进攻。进攻能力的下降使的德军在防御之后很难快速的展开反攻,导致战机的不断错失。也正是因为进攻装备的缺乏导致德军只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某些局部的反 击。其仅有的机械化部队成为了救火队,彻底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而44年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的两个原因:
  (1)黑豹型坦克生产难度较大,需要耗费更多的工时,而德军主要以生产其为主。 
  (2)美军的轰炸导致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以克卢伯为例,从43年的八小时工作制,一天两班到 44年变为11小时工作制,一天两班,上升了三分之一,可是产量却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德国由于为了应付美英的战略轰炸而必须分散组装,这导致了效 率的大幅度下降。
  1944年的盟军战略轰炸使亨舍尔95%的厂房被摧毁,根据德国装甲战斗车辆委员会主席在44年12月的报告支出,44年几乎所有的坦克工厂和配件厂都遭到了空袭导致了配件供应不足,再加上长途运输的被破坏更加剧了坦克生产的困难。
  1944年的空袭严重妨碍了埃森的克卢伯工厂的生产,坦克炮塔和轧钢车间被持续的空袭破坏。而卡塞尔地区的亨舍尔 公司也遭到了严重的影响,1944年的空袭导致了三次大规模长时间的电力供应中断。各地普遍的存在着工人因躲避空袭而导致的生产率下降,为了防止空袭造成 的损失,所有的公司都采取了一定的疏散措施,而仓库,临时堆放处和零件供应的过度分散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下降。仅以MIAG公司为例其在1944年一个月因 空袭直接或者是间接造成的工时损失就超过30万工时。
  而需要额外支出的是空袭在工厂内部造成的压力更是制约了管理效率,劳动的下降也妨碍了重建工作的进行。重新恢复有 组织的生产目标难以达到,有些工厂甚至整年停工。由于装甲车辆制造业中内部协作越来越困难,以致各企业需要各自为战,更为糟糕的是许多零部件的供应商和分 包商也陷入了停产。在此种情况下几乎无法制定有效的生产计划。
  这也导致了虎王770辆的生产计划根本就没有在规定的44年底完成3)资源的匮乏,可是为什么到44年才显现出来,我在下边将专门介绍。
  所以说苏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德军的技术装备无法有效的获得补充,也就是说德军消耗快而重新获得补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点从德军的装甲部队的组成状况就能够说明问题。
  所以说美英对于二战的贡献还是非常明显的。仅仅是战略轰炸就有效的从一个方面为苏军在正面战场的胜利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二、掐断德国的工业资源
  还有一种说法德国二战的失败在于其本身资源的匮乏,而实际虽然如此,但其中美英的作用则不可低估。
  其实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大多数的资源(比如橡胶和石油)实际上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可是为什么直到44年中才表现的那么明显,这里就有两个原因
  (1)德国人实际上相当清楚自己资源匮乏的实际状况,所以在战争爆发前就建立了完善的各种战略资源储备,这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比如,1939年德国仅一笔业务就由法本公司从美国进口了2000万美元的航空汽油。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美国完全参战。
  所以说至少到43年德国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资源危机。42年之前,德国有足够的钢铁、煤炭等主要资源、由于德国 本身的战略储备和从欧洲其他国家的掠夺,此种资源危机还不是非常的明显。至于43年年末德国的回光返照可以说于意大利这个废物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意大利也 建立了相应于本国实力的战略资源储备,可是意大利投降使得其在战争中的储备落入了德国手中,暂时弥补了德国本身资源的严重消耗。(以石油为利,二战之前意 大利海军单独储备的海军用石油就够180天使用,可是意大利海军在二战期间几乎没有任何的作战就被瓦解,这些石油也就理所当然的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还有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资源来路就是当时欧洲的五大中立国(土尔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实际上在战争没有真正明朗化之前都在大量的向德国提供其所需要的战略资源,真正让这些国家断绝和德国交易的主要压力即来自美国。
  瑞典其本身是纳粹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优质铁矿砂(可以生产出高级合金钢)对德国的国防生产尤其重要,希 特勒甚至为此推迟了对西欧的入侵,首先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以确保铁矿砂的运输安全。比如瑞典轴承公司(S&KBearings)其是与纳粹勾结最密 切的瑞典公司之一,向德国出口了大量滚珠轴承。由于美国同样依靠S&K公司的轴承,这就又给美国出了个难题。如果对S&K公司及瑞典施加 制裁,极可能引起S&K的报复,限制对美国轴承的出口,并中断军需品生产。第二个选择是在战争中夺取S&K的工厂。可是这样做只会促进罗 斯福的评论家们对现今政府内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猖獗的指责。剩下的最后一个选择是让S&K公司继续正常运营,这也是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的 措施。这样,无论谁赢得这场战争,通过向双方提供轴承,S&K都会是最后的赢家。
  葡萄牙的外贸收支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子变为1942年的出超6800万美元。在战争的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几乎翻了一番,葡萄牙国家银行黄金储备增长了3倍多。
  葡萄牙的经济繁荣依靠于其丰富的钨砂资源。纳粹主要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进口钨砂。除可用做电灯泡的灯丝外,钨在军备 生产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的机械工业使用高强度的碳化钨车刀和钻头,而美国只能使用次等的钼合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虏伯公司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了 碳化钨的生产。另外钨合金也用于制造穿甲弹。盟国认为德国对钨矿的最小需求是每年3500吨。考虑到纳粹对钨矿的巨大需求、及其为了确保钨矿供应所采取的 非常措施,盟国准确地推断出钨是纳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盟国同样需要钨,然而他们有别的来源(例如中国),并不完全依赖西葡两国的出产,因此盟国的目标是 尽量使纳粹少得到钨砂,为此大量抢购葡萄牙钨砂。到1943年,钨砂价格已涨至战前的775%,使葡萄牙大赚了一笔,其钨砂产量也从1938年的2419 吨猛增至1942的6500吨。为了保持中立,葡萄牙在1942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允许盟国和轴心国从各自在葡萄牙拥有的钨矿出口矿石,对 葡萄牙自己的矿山则设立固定配额。英国拥有葡萄牙最大的钨矿,德国有几个规模小一些的钨矿。1942年,葡萄牙和德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向德国的钨砂出 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则提供煤,钢和钾肥。1943年,盟国也试图与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铵、石油和其它产品的价格作为 回报,但遭到拒绝。葡萄牙因此降低了对盟国的钨砂出口量。
  于前两者的相对中立不同,西班牙的中立则是偏向于德国的。
  在二战初期,英国和美国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们向西班牙提供谷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将其中大部分 石油转卖给纳粹的话,美国还会提供更多。西班牙与纳粹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内战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资在内,西班牙欠德国的钱超过了 2.12亿美元。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家银行的330吨黄金储备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国政府的苏联顾问盗运到苏联,西班牙无力偿清这笔巨款。除了债务关系 外,西班牙的丰富矿藏和贸易资源也是纳粹所需要的。在一份1939年签订的德西秘密协定书中,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和谷物。1940年5月,西 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到1942年,德西贸易的重点由食品转向战争必需的矿产资源。西班牙拥有丰富的优质铁矿石, 德国还从西班牙进口锌、铅、水银、萤石、天青石、云母、软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钨砂。盟国的封锁阻止了西班牙帮德国进口食品的企图,但是从南美经西班牙 运入纳粹手中的工业钻石和白金(用于化工和电机)由于体积较小根本无从拦截。
  盟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获得只有西班牙才可提供的一些资源。其次,从西班牙购买物资可以缩小其对纳 粹的供应量。第三,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减轻纳粹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1940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贸易协定,英国向西班牙提供石 油产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国供应矿石、橘子和柠檬。在整个战争期间,该贸易协定每隔半年续签一次。
  盟国与西班牙之间真正的贸易重点也是钨砂。到1941年,德国已经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矿,并通过代理商控制了西 班牙最大的钨矿,几乎获得了出产的全部钨砂,而英国只得到了32吨。西班牙的钨矿出口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不像葡萄牙那样实行配额限量体系。由于掌握大量硬 通货,这对盟国是一个优势。从1942年初开始,英美开始联合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矿出产。结果该年的钨砂产量几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吨,价格 也从原来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盟国获得了其中将近一半的钨砂。
  1943年2月,西班牙与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新协定,德国同意用武器作为购买钨砂的费用。然而在谈判期间德国将武 器的价格提高了4倍,引起了对方的愤怒。最后西班牙与德国达成协议:内战时欠德国的债务分四次还清,而德国将用这些钱购买钨砂。1943年内,德国购买了 钨矿占出产量的35%,而该年西班牙的钨矿总产量大约是1940年的4到5倍。
  1944年1月,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Sir SamuelHoare)与佛朗哥就停止与纳粹的钨贸易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未达成共识。随后盟国对西班牙实施了石油禁运。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将对德国的 钨出口减至上一年的一半(但当年德国还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吨钨砂)。对德国的钨砂出口于1944年8月中止,此时西班牙的边境已经关闭。
  而最后一个国家土尔其1941年10月,与德国签订了一份重要的贸易协定。德国用军需品和其它工业品与土耳其交换 矿石原料,尤其是铬矿石。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英美也保持友好关系,以铬矿石与英美交换先进的武器装备。铬是制造合金钢的必用材料,而土耳其正是纳粹的唯一铬 进口国。纳粹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曾经指出,若是铬矿石的供应被切断,会导致德国的军火生产中断10个月。铬矿石经铁路由土耳其运往德国,其间要经过 世界上最为崎岖不平的巴尔干山区,一路上到处是桥梁和隧道。盟军在战争结束前重点轰炸了这条铁路,以切断对德国的铬矿供应。
为了争取土耳其参战、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于1941年被美国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预料到纳粹不会再对土耳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是共同要求它参战。直到1944年4月,土耳其才停止对德国的铬矿石供应。
  (2)另一个原因则是德国在不断的对自己资源的替代品进行研究,仍以法本而言法其成立于1925年,由拜耳、赫希 斯特、巴登苯胺公司(BASF公司前身)等6家大型德国化学公司合并而成,目的是以巨大的经营规模垄断德国乃至世界的化工产业,甫一成立便成为德国最大的 企业,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1943年其所生产的合成橡胶和石油替代品的产量都非常的惊人,总价值8.22亿德国马克。而其的原料则来自以上五大中 立国。
  而以上这些这些中立国与纳粹德国贸易的最终的致命的打击便是正是1944年的美国安全港计划,即对二战期间德国支付所使用的黄金的来路进行追查,可以追缴。这个行动使得纳粹用掠夺的黄金换资源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楼主| 发表于 2018-4-3 12: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hclr.gov.cn/lrhtm/new ... uanguihua/1708.html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及矿业的地位和作用
1、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韩城地处东经110°07′19″~110°37′24″、北纬35°18′50″~35°52′08″之间,隶属于陕西省管辖,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的黄河西岸,关中盆地东北隅。
韩城北依宜川,西邻黄龙,南接合阳,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河津、乡宁、万荣等县(市)相望。南北长50.2千米,东西宽42.5千米,总面积1621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0.79%。
韩城市下辖6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新城街办、金城街办、龙门镇、桑树坪镇、芝川镇、西庄镇、芝阳镇、板桥镇,总人口4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246.761人。
2015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11.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7.8万元。全年财政总收入30.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1.3亿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稳步上升,城乡人均收入分别达到32930元和12650元。
2、矿业的地位和作用
到2015年底,区内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4大类10余种。其中煤炭预测总量达100亿吨以上,已探明储量达20.86亿吨;预测煤层气储量1907.66亿立方米,已探明储量达120亿立方米。煤炭、煤层气开发潜力在陕西省占有重要地位。
矿业为区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在韩城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全市矿业总产值63.58亿元,矿业产值约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8%。从业人员达1.8万人,全市矿山企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14.72亿元,实现利税50.23亿元。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韩城工业化进程,带动了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建材、化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发挥着基础性调节作用。
(二)矿产资源概况
区内分布矿产有煤炭、煤层气、铁矿、铝土矿、高岭土、水泥用灰岩、溶剂用白云岩、建筑用灰岩、砖瓦用粘土等。其中:大型矿床2处(煤炭2处)、中型5处(煤炭1处、煤层气1处,水泥用灰岩2处、地热水1处)、小型59处(煤矿2处,铝土矿1处,水泥用灰岩1处)。
1、能源矿产
(1)煤 炭
区内煤炭分布在韩城大断裂西北,形成东西长60千米、南北宽15~20 千米的带状区域,含煤面积1135平方千米,占市域面积69 %。
截止2015年12月,累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为20.86亿吨。包括桑树坪井田、下峪口井田、象山井田、燎原井田、盘龙井田、马沟渠井田及韩城矿区北部普查区、南部详查区和西高渠井田详查区等。
(2)煤层气
区内的煤层气丰富,预测煤层气资源总量2080.27亿立方米,可采的资源储量1907.66亿立方米。截止2015年底,已探明资源量3.16亿立方米,煤层气赋存于埋深2000米以上。
(3)地热
区内地热水赋存于韩城南部的渭河盆地北缘中温地热带。经初步评价,韩城活动大断裂与北缘断裂交汇处赋存地热水,其地下热水资源属碎屑岩类空隙裂隙热储、奥陶系碳酸盐类岩溶裂隙热储。
2、金属矿产
(1)铁矿
已探明铁矿有阳山庄铁矿和白矾铁矿,位于龙门镇以西,累计探明的资源量(矿石量)为3288.11万吨,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2648.794万吨,其中中型矿床1处,小型矿床1处。
(2)铝土矿
已探明的铝土矿分布于西庄镇龙咀村、北强村与溢家峪。探明资源储量103千吨,保有资源储量103千吨。为一小型铝土矿,该铝土矿中伴生镓约33.54吨。
3、非金属矿产
(1)溶剂用白云岩
白云岩赋存于寒武系地层,分布于西塬~上峪口及嵬东镇北赵家村~北阳沟底之间。矿体厚度156.1米,探明资源储量2727万吨,为一中型矿床。
(2)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区内的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产共4种,有建筑石料(建筑石料用砂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砖瓦用粘土、水泥用灰岩、高岭土等。目前水泥用灰岩、高岭土已探明储量。
①水泥用灰岩
区内的水泥灰岩赋存于中寒武统张夏组及中奥陶统马家沟组,沿英山至禹门口一带40平方公里范围内均有石灰岩分布。目前已探明的水泥用灰岩储量累计达4951.72万吨。
②高岭土
区内的高岭土赋存于中上石炭统本溪组、太原组与上二叠统上石盒子组。目前探明的高岭土分布于象山涺水河~马沟渠沟口与竹园~石家沟之间。已探明的保有资源储量630.7万吨,远景资源储量1514.4万吨。为一大型高岭土矿床。
 楼主| 发表于 2018-4-4 12: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 大正天皇御制诗集

明治廿九年

001 新春偶成
东风梅馥郁 天地十分春 喜见昌平象 讴歌鼓腹民

002 还京
东京有命促归旋 即发沼津犹晓天 一日三秋今再谒 九重依旧起祥烟

003 至尊
至尊九重内 夙起见朝廷 日曜无休息 伫立负金屏
万机听奏上 仁慈悯生灵 余暇赋国雅 讽咏不曾停
日晚始入御 圣体自安宁

004 过目黑村
雨余村落午风违 新绿阴中蝴蝶飞 二样芳香来扑鼻 焙茶气杂野蔷薇

005 游小仓山
松杉深处杜鹃啼 时有莺声隔一溪 山麓人家堪俯瞰 夕阳影裏暮烟迷

006 游田母泽园
雨过溪水忽跳珠 一带青山影有无 矶上钓鱼人已去 夕阳烟树鸟频呼

007 樱花
琼葩灿灿映春阳 暖雪流霞引兴长 烂发东风千万树 此花真是百花王

252 过栗桥铁桥 【补01】
茅屋柴门隔碧河 辚辚声裏铁桥过 一望田园皆青色 白鹭纷纷雅趣多

明治三十年

008 梅雨
乍雨乍晴梅熟时 仰天偏愿岁无饥 青苗插遍水田里 看到秋成始展眉

009 池亭观莲花
茅亭潇洒碧池傍 出水莲花自在香 倚槛风前闲诵咏 濂溪周子旧词章

010 江上试马
春色江边望欲迷 渔舟系在夕阳西 墨堤十里花如雪 半入轻风趁马蹄

011 龟井户
紫藤花发映清池 池上风微云影移 步步缘栏过桥去 鼓声断续出神祠

012 天长节
云晴日暖拜天阍 万岁声中谢圣恩 昭代佳辰祈宝寿 九重赐宴酌芳樽

013 闻陆军中佐福岛安正事
踏破山川此却回 高秋骑马壮怀开 独行万里非徒尔 鼓舞神州士气来

明治卅一年

014 游宇治
清闲此地有僧房 何止露芽称擅场 最爱凤凰堂结构 犹怜源赖政词章
旧碑文字惜磨灭 古寺规模思扩张 一派溶溶流水外 鸟啼花落又斜阳

015 金阁寺
林间风冷日方晴 凫鸭驯人浑不惊 幽境秋高金阁寺 坐听清籁动吟情

016 秋日
秋深篱畔菊花黄 红叶经霜映夕阳 偏喜村人务农事 家家无榖不登场

017 木曾图
木曾山中景 画师写云烟 萧森千万树 行行不见失
溪上有茅屋 高人独闲眠 恍惚想真境 飘然身欲仙

明治卅二年

018 三岛驿
遥见烟霞山色新 天晴风暖绝尘埃 来游偏觉衣巾爽 二月梅花古驿新

019 三岛瞩目
明神祠畔听莺声 天外芙蓉狱色清 百里烟霞春满野 梅花落尽已开怀

020 梦游欧洲
春风吹梦卧南堂 无端超海向西方 大都楼阁何宏壮 樱花几处媚艳阳
伦敦柏林游观遍 文物灿然明宪章 谁问风俗辨长短 发挥国粹吾所望

021 海滨所见
暮天散步白沙头 时见村童共戏游 喜彼生来能惯水 小儿乘桶大儿舟

022 十月七日暴风雨有感
净浦海滨波浪堆 西风卷雨响如雷 眼看松树忽摧折 恐报农田五谷灾

023 远州洋上作
夜驾艨艟过远州 满天明月思悠悠 何时能遂平生志 一跃雄飞五大洲

024 访钦堂亲王别业
青松林裏有高堂 日看白波翻大洋 放艇涉园多兴趣 清闲真是养生方

025 观布引瀑
登阪宜且学山樵 吾时戏推老臣腰 老臣噉柿才医渴 更上危磴如上霄
忽见长瀑曳白布 反映红叶烂如烧

253 乙亥十月柏爵土方久元献爱马。欣喜之余,赋此以谢 【补02】
爱马赠来情不薄 自今日日乘相乐 质尤温顺色尤鲜 势若游龙飞且跃

254 舞子偶成 【补03】
沙白松青风景清 山楼高处作秋晴 斜阳帆影涛声外 粉壁遥望明石城


明治卅三年

026 恭谒神宫途上用伊藤博文韵
纳妃只告谒神宫 一路驰车雨后风 继述敢望天祖敕 但惭菲德意无穷

027 夏日游岚山
薰风吹度茂林间 远近喈喈鸟语闲 昨日纷华不须说 绿阴幽景领岚山

028 沼津眺望
黄稻知平野 青松认远山 大洋静如镜 船在水云间

029 过千代松原
雨后松林翠接空 人家几处暮烟笼 遥望一片孤帆影 去入渺茫波浪中

030 箱崎
一代青松映白沙 祠前北望海天赊 胡元来寇已陈述 伏敌门高立日斜

031 海上钓虌图
万顷烟波海上春 扁舟何处好投纶 机心不问群鱼逸 特钓巨虌真快人

032 墨堤
墨堤一路长几里 遥天双碧认马耳 游人杂沓来赏樱 烂漫影映溶漾水
渡头扁舟往又来 香尘起处绮罗美 萧鼓时响春风中 太平有象殊可喜

255 游长崎港 【补04】
五洲名显长崎港 万国商船交易讲 知是繁华海内稀 几群争利鹤兼蚌

256 太宰府吊菅原道真 【补05】
久闻延喜道真忠 政事文章称博通 遭谗一朝流宰府 人民今尚敬崇隆

257 下关登春帆楼 【楼,日清议和处。补06】
日清当日开争鬭 敌势猖狂专防守 幸见我兵收大功 春帆楼上盟和媾

258 舞子湾观月 【补07】
砂白松青海面鲜 往来战舰又渔船 云晴满地月如水 一瞬汽车路数千

259 舞子晚望 【补08】
秋晴海上大船浮 隔树近望淡路洲 转首斜观明石港 青松粉壁夕阳幽

260 汽车中望琵琶湖 【补09】
遥望彼良船 近接濑多桥 顾盻倚车窗 琵湖景似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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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6 01:06: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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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备战工作的研究与认识越来越客观和深入,但也还有一些问题尚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本文欲以翁文灏为中心,对南京政府抗战前的经济备战工作略作考察,希望有补于抗战史研究。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翁文灏为中心,是因为翁文灏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的主要负责官员之一;另外,从一个人物的角度切入研究,使视点比较集中,或可免于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的偏颇。翁文灏(1889-1971),字詠霓,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初年自欧洲留学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等职,率领中国地质学家取得了“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担任过国际地质学大会副主席,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从1932年南京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时,即以秘书长身份介入工作,并从1934年起任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国营工矿事业(主要是国防工业)建设,直至1938年出任行政院经济部长,自始至终参与了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核心工作,且在组织领导方面贡献颇多,影响重大。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是: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到1938年初经济部成立-―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此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资源委员会时期。当然,由于角度选择的局限,本文所述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主要考察的是工矿业建设,不包括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内容,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经济备战中的政策,二是实际实施的情况与客观效果。


(一) 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

有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是从1935年开始的。[1]本文认为,至迟在1932年11月成立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之时,就已经标志南京政府开始着手抗战准备工作了。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于1932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冬,又于蒋介石任参谋总长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下,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2]该会由蒋本人亲兼委员长,翁文灏以地质调查所所长身份受邀出任秘书长,时任蒋介石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备案呈文中称:“值兹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3]



当时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职掌为:“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4]除行政院各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该会另聘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学者专家40余人为委员,分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七个小组,由该会提供经费,从事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钱昌祚、杨振声、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何廉、沈宗瀚、张其昀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均为当时国内一流学者和实业家。此外,历史学家傅斯年等学者,虽未接受委员聘任,但也积极参与了该会的工作。[5]该会还在秘书厅内设专员室,由翁文灏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联系并聘任了更多的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据翁文灏致钱昌照函称:“北平有若干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颇热心于国防研究。例如王守竞,现做枪弹速率的试验。清华高宗熙,现作烟幕弹的研究;叶企孙、吴正之[6]近拟议……在河南兴办一研究兵工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彼等皆甚愿与设计委员会合作,或可选聘一二人为专门委员。”[7]翁文灏在另一致钱昌照函中称:“平津专门委员为数不少,弟拟分组请客,藉可具体商谈。明日请化学家及燃料专家。”[8]

准备抗战,成为当时朝野合作的基础。南京政府也正是利用了对日抗战这个议题,方能够吸引如翁文灏这样国际知名科学家,以及其他如此众多学者专家参与政府主持的工作,甚至出任政府职务。“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9]这也是这些学者专家可能与南京政府合作的唯一议题。翁文灏承认:“中日本来应该相互亲善,则事至今日,只有坚决的抵抗,方能取得发言的地位。”[10]甚至也正是由此开始,以北平为核心的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逐渐改变了对南京政府的批判态度,转而提出实行新式独裁,以尽快组织国内力量,迅速发展经济的主张。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为了准备对日抗战的目的而成立的,其全部工作也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为该会出了四大工作目标:一,外交及国际调查,二,国防科学的研究;三,拟订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四,策划临时应变措施。要求平时即须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资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注意列强在中国之政治及经济利益如何,中国对之有何法可以表示亲善或抵制侵略。还要研究各国党派政策之异同。他认为:“日本各党派外交政策稳定激烈大不相同,而政局变化方在酝酿”,尤其要详加考察,并尽量联络对华友好态度的人士。国防科学研究,要注意搜集国外有关国防新发明的情报,引导国内学术机关从事国防研究,对现在尚未着手的国防科学问题研究,要采取补助和提倡的方法。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在一二年内制订一个全面经济建设计划。他还提出,着重于军事、原料和交通三个方面,加强策划临时应变措施。[11]1934年9月,该会组织条例修正,秘书处由原来国防事业之调查、国防事业之统计,扩充增加了国防事业之计画、国防事业之研究。同时于原有的调查处、统计处之外,又相应地增设计画部。[12]

至1934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之前,国防设计委员会7个小组从事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内容,并且都形成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

军事组研究了有关国防统计的分类和资料搜集方法,设计了64种调查表格,分别函请有关主管机关填报。设计委员会认为,一旦中国遭到敌国大规模进攻,依我们的作战方略,“所需军队每方面多者10万,少者三五万”,加上援应补充之数总共应为50万。根据这个原则,军事组在1934年5月前,先后与其他机关合作,拟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

国际关系组的具体工作有对各国在华文化经济事业进行切实调查,以明了各国在华的利益,作为制订外交政策的依据。研究欧洲各国关系,分析欧洲形势,提出中国应对方针,撰写了《欧洲国际关系报告》。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整理边疆地理历史人文经济资料。最主要是搜集有关日本国内情报,分析研究日本外交动态及侵略意图,分别派人秘密赴日本及我国东北地区实地调查,撰写报告。



教育与文化组主要力量用于研究各国青年训练方法,并约请有关专家编写了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等中小学教科书,从事“国防建设之知识的、体力的及精神的基础”的国民教育工作。其中杨振声、朱自清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丁文江、翁文灏主持编地理教科书,张荫林编历史教科书。

经济与财政组工作主要有:由陶孟和主持,进行财政制度与状况的调查,与中央研究院研究改进田赋和税收问题;从海关等部门调查中国国际贸易情况;研究粮食供求平衡办法,各种必需物资的代替、补充、购买,以及对国防必需品限制外流、奖励进口的方法等;派人赴欧洲考察各国货币制度,参与研究中国币制改革。

原料与制造组,一是在翁文灏、丁文江具体主持下由地质调查所进行中国矿产资源及其战时如何开发利用的调查和设计;二是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主持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145个重要工业县市雇工30人以上、使用动力的2435个工厂进行调查统计,编制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矿产资源调查的重点是关涉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煤矿、石油矿。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铜矿,湖南、广西之铅锌矿,湖南、江西钨锑锰,云南锡及钨锑,浙江矾土等。煤矿的调查一是沿铁路、长江已开发的矿,详细调查生产运销,以为战时燃料统制准备,二是内地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矿,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潭家山。液体燃料、石油方面,有陕北、四川的调查及钻探,国内石油供需情形调查。地质调查所的烟煤低温蒸馏试验。此外,有水力调查:黄河壶口水力、甘肃黄河水力,长江上游水力,浙东、四川水力;西北矿产调查。有《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发电计划》等报告和计划。

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进行调查,并拟定了战时运输和电讯计划,编订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等多项调查报告和战时计划。

土地与粮食组对长江6省农政、地政进行了调查,还有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总人口的测算、户籍行政调查、军人体格研究等。有《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报告。

此外,该会还进行了西北地区和专门人才两个专题调查。翁文灏特别重视建设人才工作,提出“建设事业之基础,最重要者为资源与人才,而人才尤为推进一切事业之动力”,“欲动员人力,首须为现有技术人才之调查”。国防设计委员会在秘书厅调查处下组织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组,编制印发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表》,对在全国各级各政府机关、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及工矿企业中,担任技术及管理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理工科毕业生人员进行了全面广泛的问卷调查,共收回调查表约八万份。根据调查材料,统计分析了专门人才数量与质量,是否学用对口,人尽其才,初步掌握了全国专门人才的分布及使用情况。他们还定期印发动态调查表,与被调查者保持经常联系,掌握最新动态。在对调查材料分类整理,列出详细统计分析图表后,印发了《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第1号(矿冶卷)、第2号(机械卷),提交有关部门参考,以为战时人才总动员之用。报告中有专门人才的姓名、学历、经历、目前任职情况、联系办法。后又将其中部分内容作《中国工程人名录》,由商务印书馆于抗战中公开出版。



1933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还与国民政府经济主管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对日抵抗立了双方合作办法大纲,规定:“全国经济委员会各种建设计划与国防有关者,随时送交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参考。国防设计委员会之工作,以调查、统计、设计为主,兼及较为小规模之试验事业。其与重要经济建设有关之设计或意见,随时提送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供参考。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建设计划之审查,或专门事业之研究调查,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人才及设备所能担任者,约商诸国防设计委员会代为办理。两会所有关于建设事业之各种参考资料,彼此互相交换。各种合作进行方法,商承两会主管长官办理。两会秘书厅负责人员每月应定期讨论。”[13]

从现存已知的档案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是以抗战准备为唯一中心,并未介入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内战。虽然此时期工作领域较广泛,经济备战仍为核心内容。

(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时期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编并之时,将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改属军事委员会。其工作中心也由国防调查与设计,改为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事业。内部机构也发生变化,除保留调查处、统计处外,计画部改为设计处,增设矿室(主任为北洋大学矿冶系主任朱玉仑)、冶金室(主任为著名冶金专家叶渚沛)。但该会主持人员并未更动,委员长仍由蒋介石亲兼,实际负责的正副秘书长也还由翁文灏、钱昌照继续担任。由此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的近两年半内,资源委员会以工矿业建设为核心,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这时期内资源委员会及翁文灏的主要工作有:

1. 德易货贸易与特矿品统制。



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翁文灏即对未来开展实际国防经济建设工作有所布置,主张调查研究工作要从未来发生对外战争的实际出发。他提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整个计划,平衡进行,彼此皆有产销、供求及运输等连带关系”,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要汇集政府各机关已往所作的“各种建设计画(尤其是实业、铁道、交通各部的)及其计画的技术的根据……详加研究”,争取在一二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他特别强调:要调查一旦有“国际军事”,中国所需军工原料,例如,硝矿、钢铁等等,“究竟现在需要若干,用何方法供给?照现在所计划的,应需若干,品质如何?”并设法调查中国企业生产能力;还要搜集学术研究机构已做的,与建设计划有关的各种调查研究材料,例如各种矿产报告等等,使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成为一个资料中心。[14]

1936年,在广泛调查基础上,资源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力量,研究制订了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按照翁文灏他们的计划,该会的任务是“在湘、鄂、赣区域内,建立特为重要之基本工矿事业”。[15]他们之所以不是选择在经济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立发展新的工业中心,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其根本原因就是预备中日一旦爆发战争这里将成为后方工业基地。资源委员会计划五年内由政府投资2.7亿余元,建设包括钢铁厂、煤矿、电冶等12项,30余个大型厂矿。这些厂矿分为:一冶金,钢、铁、铜、钨、铅锌;二燃料,煤、石油、酒精;三化学,氮气、无水酒精;四机械,机器、飞机发动机、工具;五电器,电工器材、无线电机械制造等具体项目。目标是5年后钢、铁、铜等类产品可以满足全国一半以上的需求,而铅、锌、铝、汽油、硫酸亚、碱、飞机发动机、工具机、电工器材等产品可满足全部国内需要。该计划是建立在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将失去华北煤矿和东南地区铁矿的假想之上的,因此资委会对湖南、湖北、江西煤矿的勘探工作特别用力。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即因亲赴湖南调查煤矿途中,于1936年初因煤气中毒身亡。

按照翁文灏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计划,对中国特产而世界急需的钨、锑、锡等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特种矿产品,实行中央政府统制――统购统销,对外贸易,以解决军火及工业建设中设备进口所需外汇资金问题。这些战略矿产品的需求,一向被认为是世界强国军事准备的晴雨表。翁文灏对中国南方锡、钨、锑、钼等金属矿产之成因和分布特点,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早在20年代就提出过关于华南内生金属矿床之带状分布理论。[16]而且他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对这些稀有金属在战争时期的军用价值早有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曾于1917年著《战时矿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一文,全面分析大战对欧洲各国“各矿供求之大势”的影响,以及中国矿业在世界经济中之位置,对于各国之需要可能的供给等等。[17]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对此尤为重视,先后派员考察湘、赣两省锑、钨产销情形,提出了《统制全国钨矿方案》和《钨锑统制实施纲要》。他认为,这些矿产存在着乱开滥采现象,而且由于技术水平低,造成资源浪费,生产成本过高,缺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外贸易的价格被在华洋行操纵,国内企业利润极低,建议由中央政府实施特矿统制,以免特矿产业的崩溃和国家财源的流失。

1935年6月,蒋介石指定由翁文灏负责具体主持与德国政府的秘密代表克兰(Klein)接洽实行中德交换货物办法,并由资源委员会负责特矿统制工作,[18]用易货形式,从德国进口军事装备和创办基本工业所需的机械设备。1936年2月,翁文灏所派资委会委员顾振、吴蕴初、王守竞等赴德,正式与德方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规定德国向中方提供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用于中方在德购买军火及机械设备,而中方以生丝、猪鬃、钨、锑等农矿品偿付。中方应向德国提供的货物中,农产品由中央信托局办理,矿产品由资委会负责。为此,1936年初资源委员会先后在湖南和江西设立了锑矿、钨矿统制机构,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布了统制办法,垄断了锑、钨的国内外贸易。

2.重工业两年半的建设

在德国1亿金马克的贷款中,资源委员会获得了约10%的份额,用于购买从事国防重工业建设的机械设备。同时,南京政府又在1936财政年度(1936年7月-1937年6月)预算中,又向资委会拨款1000万元。[19] 资金解决之后,资源委员会又先后与德、美、瑞士等国签订了一系列技术合作及设备进口合同,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力量,按照《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筹办兴建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建设一个年产钨铁2000吨的钨铁厂;分别在湘潭和马鞍山建设钢铁厂,年产30万吨;开发湖南宁乡、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开发水口山和贵县的铅锌矿,年产5000吨;开发湖南高坑、天河、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和四川巴县、达县石油,年产2500万加仑;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亚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



其中较大者有:1936年5月设立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翁文灏本人亲兼主任委员,选定在湖南湘潭下摄司建设一个有250吨高炉2座,60吨平炉4座,年产钢锭10-15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由德国克虏伯公司提供全部技术与设备。中央机器厂,从德国、美国进口技术和设备,原计划制造飞机发动机,因受到航空委员会阻力,改以制造电机、机床与纺织机械等。中央电工器材厂,从英、法等国进口设备,制造电缆、电话及无线通讯设备。

由于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资源委员会的种种经济备战活动被迫中断,其中一部分夭折,大部分则将设备内迁昆明等地,在抗战期间继续建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政府于1937年8月初实行战时体制,设立了由6个部组成的战时大本营。翁文灏被认命为负责国防工业的第三部部长兼军委会工矿调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规定,工矿产品主要市场在国内者,由该会负责调整。调整的方式主要是,“协助所有国营厂矿资本不足运用或新设国营厂矿资本尚待筹措者,对原有或新设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管理之”。

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性,新式工业当时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及东部重要铁路沿线城市,内地各省交通梗塞,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占着绝对优势,缺乏新式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经济条件,现代化工业极少。据统计,“战前后方较具规模之民营厂家,在四川仅有电力厂一,水泥厂二,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江西有机器厂一。后方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20]而且产量在全国也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全面战争爆发后,为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基础,支撑持久抗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协助和组织沿海重要民营厂矿内迁。先是由上海开始,资源委员会主持,会同财政、军政、实业三部组成“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工矿内迁。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后,由该会设“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向内迁民营企业发放迁移补助费,组织运输力量和沿途免验免税等,全面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开始了全国性的工业内迁运动。

翁文灏等本欲按战前设计,在汉口至宜昌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因此初期内迁工厂大都以上述两地为目的地。不料战事的进展证明,南京政府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1938年6月武汉告急,由上海等地内迁及原在武汉等地的厂矿,及资源委员会在湘、鄂等地规划新建的工厂,均被迫再度西迁。一部分向南,迁往湘西、湘南及云、贵。一部分向北,赴陕西。一部分向西入川。武汉失守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内迁基本完成。以后因战局的变化,局部也有小的零星内迁。据经济部统计,至1940年底,经官方协助内迁的厂矿有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182人。[21]内迁的地点以四川为最多,其次是湖南、陕西及广西等。

1938年初,国民党又决定放弃大本营的组织形式,仍以军事委员会为军事首脑机构,同时对政府行政部门重新组合。经济机构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在原行政院实业部基础上设经济部,将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部分、原军委会第三部等并入;军委会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军委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也归经济部直辖。翁文灏担任部长的经济部,成为国民政府一切工商、农林、水利事务的总辖机关。国民政府的经济也由战前的准备和战初的紧急应对,转入战时的建设时期。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间,确实开展了一定的对日备战工作。这些工作虽然规模有限,但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初期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设计工作,是对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工业基础首次全面的调查摸底,为以后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该会进行的人才的调查工作,在七七抗战爆发后政府各部门动员专门技术人才为抗战服务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显现较大效能”。资委会在战争初期与教育部协同成立军事工程团,在上海、宁波、杭州、武汉、重庆等地区设立分团,即依此资料,动员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参加沪宁等地区的战时服务及战地后勤工作。

另外,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提出的计划,都在七七事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设立的燃料管理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就是按照战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中所提出的预案实施的。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也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发电计划》实施建设的。

(二)资源委员会主办的特矿贸易,为国家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6年12月23日致翁文灏信中通报,信用借款合同内中国向德订购之各项军火,“已运华之械弹计有二公分高射炮12门,三公分七战车60门,三公分七高射机关炮6门,七九重机枪弹500万粒,七九钢心弹2300万粒,三七平射炮弹14万2千颗,二公分高射炮弹36000颗,探照灯9架,听音机6架,钢盔95000顶”。[22]日军在抗战之初“三个月灭亡中国”战略计划的受挫,除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勇于牺牲的精神力量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战前准备,包括进口的这些武器装备作用的显现。

(三)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七七事变前的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给他们提供了为维护民族独立贡献力量的机会,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希望能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翁文灏主持下,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邀请、吸收了一大批国内各领域的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他们发挥各自所长,提供了机会和渠道。如前文所提出及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王守竞、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等。甚至傅斯年还向翁文灏“举荐一位极悉蒙藏事情的老先生,诚恐他的老经验从此失传”。翁文灏也“请其介绍一谈,或可请其编成若干专书”。[23]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出钱补助地质调查所、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等科学机构从事相关调查研究工作,资助了14所高等院校开展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24]



按中央钢铁厂建设计划,资源委员会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赴德国工厂实习先进的技术。这些人抗战时分布到后方各工厂中,成为技术骨干。而且许多人以后也成为新中国的技术专家。

(四)由资源委员会主持的厂矿内迁运动,不仅对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内地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沿海企业设备和技术力量内迁后,在后方新建或扩充原有厂矿,或者生产在后方原先无法制造的设备、产品,或者扩充生产能力,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为保障基本供应,支撑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也必须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前的经济备战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作用也很有限。

首先是这种备战的规模很有限。由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他们投入到抗战准备工作中的精力和物质力量都非常有限。蒋介石给翁文灏的几次重要指示,都是其在南昌及四川“剿”共前线之际,主要注意力根本不在对日备战。

其次是南京政府的政权性质也决定了各派势力互相争权,为私利而不顾大局,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备战的顺利进行。如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的原来建设计划中,有与美国公司合作制造飞机发动机内容,最初也得到了航空委员会的同意,并派王守竞赴美国洽谈。“王刚到美国,航委会就反悔了,实际上是宋美龄不让搞。那时她身边有意大利和英国的顾问,不愿意让中国自己制造飞机,宋听了他们的话”。[25]再如,对德易货贸易事,蒋介石最初交由孔祥熙办理,虽与德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合同,但却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而以个人私利为前提,久拖不办。翁文灏受蒋介石命接办以后,孔则处处消极拖延,“如实行则愿从中取利也”。[26]以至连蒋介石也“辞极严厉”地“痛骂孔不顾国体”。[27]


再次,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其目光限于政府力量,在经济备战中对民营企业采取了轻视甚至是忽视的态度。如,虽然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较早就开始抗战的设计与准备工作,但对工业内迁,特别是民营企业内迁并无计划。民营企业的内迁是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在爱国民营企业家的要求下被动开始的。虽然开始以后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也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时间仓促,使得内迁企业地域极有限,主要以上海为主,北方企业极少;由于事先缺乏预案,动议内迁之时全面战争已经爆发,故尔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应该予以客观的介绍和评价。但是,由于其本身政权性质和基本国策的局限,这种备战工作及其作用的客观效果又是非常有限的,不应盲目地夸大,以偏盖全。



(作者 李学通,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楼主| 发表于 2018-4-6 01: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军事价值


http://war.163.com/06/0704/10/2L6B0GH30001123H.html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也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代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还不如说是两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已久,中国绝不可能等到自己的经济发达了再与日本对抗,而必须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做出自己的回应。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步步升级。中国人民一致呼吁和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一直把“剿共”作为第一要务的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结束,其“心腹之患”可以说暂时去除之后,开始比较积极地就抵抗日本侵略做了诸多方面的准备,经济方面的准备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就其准备的力度而言还很不充分,许多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展开,但我们应该肯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对于迟滞日本侵华步伐、抵抗日本侵华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华北事变以来的局势
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一心一意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制裁日本,但当时英美各国从没有主张用武力制裁日本,国联本身对日本形不成多大的压力。九一八之后,日本不断没有以占领东三省就满足,而反加快它的侵略步伐,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把战火引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长江中下游地区。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四小时内占领闸北的梦想。也恢复了中国军队能够抗拒日本军队的信心。1932年,日本关东军又向热河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2年7月,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8月,占领南岭。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要求国联制止日军侵占热河。国内的广大民众已认识到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的希望,要求国民政府平息内争,一致对外。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内有蒋汪矛盾,外有共产党在湘、鄂、赣、豫的迅速发展,不可能调集精锐部队对日抗战。1933年1月,日本就占领了山海关,2月占领了朝阳,并进一步进攻由山海关至察哈尔省东部城沿线的各军事要口,深入冀东,包围平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1933年3月,热河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到发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地区。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都为日本人所占领。冀东、平东地区成为所谓的缓冲区。《塘沽协定》签订之后,
二、国民政府的重化工业建设,奠定了抗战时期国防工业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非常低。据统计,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工矿业的产值为20.76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10%左右,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1933年,我国的钢产量为3万吨,而日本为309.7万吨;我国的生铁产量为3.5万吨,而日本为203.1万吨;我国的煤产量为998.3万吨,而日本为3000万吨。全国范围内符合工厂登记法规定的标准即使用机器、雇工30人以上、资本一万元以上工厂仅有3935家,工人45万,而日本有106005家,工人293.7万人。特别是关系国防的重化工业,基础更差,重工业部门占工厂总数的16%,资本总额的4.4%,工人总数的7.3%。我国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有76%依靠进口,车辆船舶83%依靠进口,钢铁95%依靠进口。化学、光学仪器、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比如制造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
为了满足抗击日本侵略的需要,必须加强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建设,加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抗战奠定经济基础。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庭瑶等代表说:“国家如无重工业,更不可以言国防。”(6)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员会上,王祺、付汝霖等四位委员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建设》一案,提出要确立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域,筹款贷款,集中力量建设国防之设施。冯玉祥提出:“钢铁、机械、煤油、飞机、汽车等重工业,实为经济建设之根本,国防设备之基础,此而不备,无论军事经济永无独立之时。……应请大会,确定原则,积极开发资源,从事兴办,其有为政府财力所不及者,则尽量运用人民经济才力,及筹借外资,积极举办。”(7)
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之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吁之下,国民政府也不可能无动于衷。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8)国防设计委员会分成七个组,在1932年底-1934年,调查全国的资源和工业情况,所拟定的每一份调查报告都专门阐述该项调查与国防的关系,并研究设计与国防有关的工业建设方案,提出了战时管制粮食、燃料及铁路运输等方案。比如,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料与制造组分别就关系国家战略资源的煤炭、石油、金属矿产的蕴藏、开采与冶炼情况进行了调查,还从事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技术的研究,进行了烟煤、天然气提取汽油的研究与试验,在冶金方面进行了用铁砂制炼上等军用钢,用离心力法铸造枪管弹壳钢的研究,在化工方面进行了硝化淀粉炸药制造技术的研究、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技术研究等等。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在此基础上,1934年9月10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增设了“计划部”。从1934年9月到1935年4月,计划部着手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建设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做的上述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防经济潜力调查和战时经济统制的预案制定,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的总设想,也是以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建设和战时经济体制的雏形。蒋介石1935年在四川演讲时就说:“全国总动员的基本前提是组织与统制。”“中国这样广大的土地,这样广大的人口,这样纷繁复杂的事物,要有组织,能统制,就必须先有一个精确详明的实地调查统计作根据。因此,调查统计是组织与统制的中心任务。”(9)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制定的诸多计划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有所准备的,对建立战时经济特别是战时工业也是有所筹划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有些就是按这个计划实施的。比如,抗战开始后成立的燃料管理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就是按照战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中所提出的预案实施的;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也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建设计划》实施的。
实质性的国防重工业建设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这一军事组织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资源委员会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对国内各项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我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分别成立钨业和锑业管理处,统制钨、锑,同时建设年产钨2000吨的江西吉安钨铁厂及年产锑4000吨的湖南模范炼锑厂。开发年30万吨的湖南湘潭和马鞍山钢铁厂,开采湖北大冶、阳新和四川彭县的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铜2400吨。开办湖南常宁水口山和广西贵县铅锌矿及厂,年产铅、锌各5000吨。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共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和重油提炼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建设电气工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及纺织机厂、电工器材厂、水电厂等。根据资源委员会估计,国民政府实施这个创业计划,大约需要经费24000万元,流动资金6000万元。他们原来设想由政府拨少部分款,其余利用外资建设。(10)1936年夏,国民政府从年度预算中先拨了1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商定,从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每年的盈余中移拨一半,由资委会支配,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中国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一亿马克的信用贷款,其中近10%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订购了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设备,其中工业部分为492.11万马克,占50.1%,矿业部分357万马克,占36.4%,电业部分132.8万马克,占13.5%。(11)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制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则在政策上对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强调中央政府应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炼油等重工业及基本化学工业。1937年国民政府又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化工业建设。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资源委员会计划中开采或建设的各厂矿于抗战爆发之前,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2)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工厂之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三、国民政府兵器工厂的迁建和武器装备的进口,有利于抗战军队获得较为充裕的武器装备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军队除中央军之外,地方军队的武器是比较落后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兵器工业很落后。全国的兵工厂仅有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华阴及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广东兵器厂、成都兵工厂、云南兵工厂、衡阳军械局、上海炼钢厂、开封兵工厂等。这些工厂多创办于清末,工厂机器设备老旧,生产的产品只限于轻武器,如轻机枪、步枪、子弹等,重型武器,如重炮、坦克、装甲车不能生产,要靠从国外引进。仅有的这些兵工厂也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区,有一部分在中部省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开始考虑在国防比较安全的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工业基础。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组进行了有关国防的统计、分类和资料搜集工作,制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其中谈到:准备分两期分别根据全国兵工厂的老旧程度,或停办或加以改造,将机器分发至其他尚有发展空间的兵工厂加以利用,并于西安、南昌、株洲等地,新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整理计划,对全国的兵工厂提出了三个原则:对地处沿海的兵工厂进行迁移;对靠近前沿的兵工厂亦应迁移;其位置颇适于国防之地位的兵工厂则加以扩充。该计划决定“上海厂即时全部迁移,按其性质除炮厂药厂外,大部分暂时归并金陵厂”(13)。1932年9月,上海兵工厂取消,它的机器设备先运往杭州,以后陆续内运,其中枪弹厂、炸弹厂、制枪厂的设备并到了金陵兵工厂,制炮厂和龙华火药厂则并到汉阳兵工厂。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触动更大。兵工署在1936年成立了株洲兵工厂筹备处,负责在湖南株洲建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并将汉阳兵工厂划归该处。上海兵工厂的枪弹制造设备和动力设备也运往株洲。在此期间,阎锡山也曾要求蒋介石接收山西兵工厂并将机器设备移到安全地带。(14)
总之,1931年―1937年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与抗战关系极大的兵器工业是作了一些筹划的,主要进行了兵器工厂的内迁、改建和扩建。总的说来,无论是迁并的兵工企业还是新建的兵工企业都是以仿制国外的轻武器和推行制式武器为主。当时巩县的兵工厂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为蓝本,生产出了七九步枪,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制式武器,还成功仿制捷克式ZB26七九式轻机枪,每月能生产25挺。金陵兵工厂于1931年仿照法国的迫击炮生产出了二0式八二迫击炮,1934年在德国的帮助下生产出了二四式马克沁机关枪,并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制式武器。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除扩大军政部理化研究所外,还先后设置了以研究防御化学战为中心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及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等。1936年2月,兵工署在河南巩县成立了以生产国防化学药剂为主的巩县兵工分厂,下设硫酸厂、催泪弹厂等九个制造部门,是国内唯一的军用化学药剂工厂。1936年4月,炮兵技术研究所研究各种新式火炮的生产技术并筹划在株洲成立一所新炮厂。1937年2月,兵工署在南京设立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以改良飞机炸弹为主要任务。除了兵工署的工厂之外,海军、空军也有自己的兵工厂。空军有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这些厂主要从事飞机的大修和组装。海军有江南造船所,到抗战前,该所先后制造了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十艘,改造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五艘。但是这些舰艇吨位都比较小,无法代替原有的老舰艇,那些老舰艇还得继续超期服役。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要“剿共”,兵器工业的内迁要以不妨碍“剿共”军事需要为原则。参谋本部在给军政部的公函中就说:“济南、金陵二厂,以国防上见地,固应移于安全地点,以因迁移而致绥靖所需的弹药减少供给起见,除必要者外,暂不迁移。”(15)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以“剿共”为第一要务的,在不影响“剿共”需要的前提下,国民党政府在兵工企业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应付抗战的准备,这自然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约占军队所需的一半左右,其余的半数需从国外进口。因此,军火进口贸易就显得极为重要。抗战前武器装备的主要进口国是德国。国民政府与德国军火贸易主要是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德国用武器和军工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来交换中国的钨、锑等矿产品。1932年,国民政府向德国购买了卜福斯山炮48门及相应的观测通讯器材,成立了一个两团制炮兵旅。1933年6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向德国订购了1000万马克的机关枪,分三年供货。1934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24门15公分野战重榴弹炮,总计价值900万马克,1936年运到中国,装备了一个摩托化重榴弹炮团。1936年5月,中国代表团访德期间,为海军订购了88公分SKL45炮20尊。同年又向德国购进克虏伯新15公分要塞炮8尊,新7.5公分要塞炮14尊。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中国还向德国进口了16尊8.8公分要塞炮16尊,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1936,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其中90%被用于从德国购买武器和兵工设备。193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有向德国购置军械的费用3000万元。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中国已有将近三十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三十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配备。据南京国民政府称,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个师已拥有步枪6127枝,轻重机枪329挺,火炮84门。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奋起抵抗的国民党军第87、88师及第36师全部采用德制武器,都配有7.5毫米最新卜福斯高射炮。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8月,中国空军首次迎战日本空军,击落日机6架,创造了0:6的战绩。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对于日军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表明国民政府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当然有抗日爱国精神的力量支撑,也有武器装备所形成的战斗力,而这和国民政府战前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显然,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武器装备的进口,为抗战军队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为抗击日本的侵略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自身的兵器工业生产水平仍很低,技术落后,只能生产普通的轻武器;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主要是重炮,飞机、坦克很少。这就使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处于比较大的劣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出于种种考虑开始向中国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情况才有所好转。

四、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运输大量兵员和物资支持抗战提供了必要条件
抗战以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很不发达。各种交通线路,除东北四省外,其余地区都很落后。全国铁路总长不足一万公里,公路也只有11万公里,而且路况很差。民用航空线路只有13000公里,运输飞机不足30架。全国所有的交通运输设施,无论资金、器材还是技术、管理,都要依靠国外,很多设备依靠进口。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局面,开始注重国防建设,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开始重新进行规划和部署,采取了一些备战的措施。1932年,蒋介石电告铁道部,要求将粤汉铁路的南北段同时修建,争取于1935年底通车,“则国防尚有可为”。(16)1935年2月,蒋介石致电贵阳的军政首脑,要求他们赶筑川黔、黔湘两公路,限期完成。因为抗战爆发,中国的沿江沿海有被日军封锁的可能,所以国民政府筹划建设通江、通海、通缅铁路。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培天代表指出:“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关系国防至巨,为适应需要,除提早完成滇黔公路外,确有及时修筑川滇线、滇钦线以通江海之必要。一旦中日战事延长,大宗军用品,非来自欧美不可,国际海运途径既欠安全,国际路运的西伯利亚铁道,复以间隔,不能利用,万一法不允我假道越南,则兴筑滇缅线以利运输,益为当务之急。为国防需要计,应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者一也。”(17)国防设计委员会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对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战时运输与电讯计划,编制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这实际上是对战时的交通建设特别是军事运输进行筹划。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对于交通运输方面备战的政策和措施作了明确的部署,决定全国的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干线、主要水道航线及航空线,由中央负责建设;特别是铁路之建筑,“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成为全国交通干线。”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除整修原有的铁路外,完成了粤汉、陇海两铁路的建设,并修筑了由广东到云南,由云南达四川,由四川到陕西与陇海联络之铁路,实际上是用铁路来沟通广东、云南、四川、陕西,使华北各省仍可以广东作为出海口。到1936年底,粤汉铁路已经全线通车,陇海铁路也完成宝鸡以东到连云港段。浙赣铁路通车到南昌,同蒲、苏嘉、杭甬等铁路也均已建成。国民政府还制订了铁路建设五年规划,计划新建铁路14条,总长8500余公里,可惜这项建设计划刚刚开始,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6年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到1937年7月,全国已建成铁路共13000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从东南着手,由近及远,逐渐推进到西南、西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公路系统。从1932年5月起,先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修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932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36年以前,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分五期完成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这条联络公路共有十一条干线、六十条支线,共计10360公里。到1936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又将陕、甘、闽三省及赣、粤、闽边各公路加入督造的范围。全国经济委员会采用中央与地方合作建设的方针,由政府提供技术与资金,地方负责建设。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运用美国的部分棉麦借款,从资金和物资、技术等方面协助各省按分工负责的原则,加紧国、省公路干线网络的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主持修筑的西兰、西汉两公路于1936年底竣工,同时又协修了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到新疆、青海等公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川黔公路监理处在1935年-1936年修通了川陕、川鄂、川湘、川滇、湘黔等干线公路。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初步形成纵贯全国的公路网。
其他如河道的整治、航运的管理、邮电线路的改善与新建等都有具体的部署,地方各负其责,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技术和器材的补助。国民政府还明确规定了各项奖惩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促交通运输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抗战前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于抗战初期在短期内集结众多兵力和运输大量的军用物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6年5月,粤汉、平汉铁路贯通,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200余万人次,物资54万吨。浙赣铁路玉山到南昌、南昌到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大作用。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质也经此道运往前线,对保证前线的急需,支持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抗战的头二年,单是铁路运送的兵员就达1100多万人次,军需物资在300万吨左右。(18)抗战开始后,沿江、沿海沦陷,几百家工厂内迁,大批的机器设备、物资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迁往大后方,也大大得益于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
结语
概括起来讲,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为抵抗日本的侵略进行了经济备战,这些工作涉及到金融、工业、交通、外贸等许多方面,应该说国民政府的计划都是比较周详的,各方面工作经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起来讲进展比较缓慢,大部分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其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所发挥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在分析和评价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作用时,就可更为客观,一方面肯定其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也不应过分夸大,而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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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6年(1927年)
是年 上海华隆机器厂(现上海木工机械厂)创建,并仿制成国内第一台弯脚机(带锯机)。


民国17年(1928年)
是年 胡厥文、胡叔常兄弟在嘉定创办合作五金制造厂(抗战期间迁往重庆,解放后改名上海第七机床厂),生产中西式门锁。
同年 陈万兴机械工具厂(现上海刃具厂)创建。初期生产手用丝锥和方扳牙。


民国18年(1929年)
是年 贾云锦创办北洋信利机器铁工厂(现上海第一水泵厂),民国28年改名为信利机器厂。
同年 鸿发机器厂开始用铸铜和车削工艺生产各种螺母。


民国19年(1930年)
是年 王岳记机器厂仿制成能加工60英寸齿轮的滚齿机和刨齿机。
同年 颜耀秋创办上海机器厂(现上海水泵厂),并以“五福”牌商标制造小型柴油机、抽水机等。
民国20年(1931年)
9月 九一八事变后,胡厥文等召开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会员大会,讨论抗日救国方案,并通过要求政府从速出兵,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5点议案。
11月 蔡正粹依靠其父蔡方源开办的协泰机器厂为基础,创办了四方机电工程公司(现上海四方锅炉厂和上海工业锅炉厂),设在昆明路,以修理商船引擎和纺织机零件为主。民国25年,设计制造成功国内第一台工业锅炉,取名为“四方式水管锅炉”,安装在常州民丰纺织厂。
12月 刘凤麟创办麟记蓄电池厂。民国22年开始生产A、B电池、汽车和摩托车电池、固定型电池以及蓄电池充电设备。
是年 中国协记电线厂(现上海电线三厂)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铜芯橡皮电线和民用花线。


民国21年(1932年)
1月28日 日军大举进攻闸北。当时上海有机器厂400多家,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闸北、虹口一带,大多数工厂被日军炮火所毁,新中工程公司、明精机器厂、中国铁工厂、中新工厂等受损最重。
是年 华隆机器厂制造出刨板机。
同年 兴华机器厂制成国内第一台幅宽为43英寸双缸长网纸机。
民国22年(1933年)
年初 王秉连创办汇通蒸机器厂(现上海橡胶机械厂),主要修补橡胶轮胎。民国24年制造出简易炼胶机。

民国23年(1934年)
5月 徐承绪创办中华实业工厂(现上海矿筛厂)。初期生产灭火机,后转产钢精锅及插销、链条等五金商品。
7月 郁鑫尧、周和甫等5人合资创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现上海第一冷冻机厂),设在归化路68号。它是国内最早的冷冻设备专业制造厂。
是年 余名钰、方文年以及股东约30人集资16万元,创建大鑫钢铁厂(现上海重型机器厂),设在江浦路730号和727号。


民国24年(1935年)
是年 培源铁工厂(现上海锻压机床厂)制成3吨脚踏压力机。
同年 大隆机器厂制造出国内第一套棉纺机。
同年 和丰涌印刷材料制造厂制造出“万年”牌自动铸字机。
同年 胡厥文、胡叔常创办鸣一机械工具厂(现上海量具刃具厂),生产高速钢丝锥、铣铰刀等。

民国25年(1936年)
是年 益中福记机器瓷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设计制造了750千伏安6600伏电力变压器2台,安装在松江电气公司。
同年 华成电器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500千伏安、2300伏、500转/分交流三相发电机,它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交流发电机。
同年 裘玉如创办的上海永固机器厂(现上海真空泵厂)制造成功活塞式真空泵。
同年 培源铁工厂生产出小吨位脚踏(驼背)冲床。
同年 许子芳创办经用实业厂(现上海砂轮厂)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砂纸。它是国内最早生产涂附磨具的厂家。民国27年,生产面砂纸出口南洋群岛。


民国26年(1937年)
7月30日 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召开执委会议,讨论抗日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厂向内地迁移问题,新民机器厂胡厥文、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等首先表示愿将工厂迁到内地。
8月11日 国民政府组织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迁厂办法,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公推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从8月27日起至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队撤出上海止,共迁出民族资本工厂146家,其中有新民、上海、顺昌、合作、大鑫等66家机器厂,占上海机器工厂总数的10%。其中大部分经武汉迁往重庆。
8月13日 日军进攻闸北地区,中国守军奋起抗击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开始。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厂共570家,多集中于闸北、虹口、南市一带,除内迁66家外,直接毁于炮火的达360家。11月12日,日军占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留在上海的工厂纷纷迁入“租界”,并又新建了一批工厂,到民国30年“租界”内已有机器工厂780多家,形成“孤岛”畸型繁荣。
8月 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出35马力车用柴油机。
是年 钱镛记电器厂制造出50千瓦交流发电机。
同年 培成电业厂(现上海电线一厂),开始生产“凤凰”牌花线。

民国27年(1938年)
4月17日 内迁至重庆的30多家上海机器厂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选举上海机器厂颜耀秋为主任委员。
7月 新光培记滚镀厂(现上海长城电镀厂)创建。厂址在康定路1490弄8号。主要经营窗钩镀锡。
是年 培源铁工厂开始生产脚踏小吨位开式压力机。

民国28年(1939年)
是年 中华铁工厂制造出幅宽43英寸圆网造纸机。

民国29年(1940年)
4月 朱品淳创办华新铁工厂(现上海机床附件二厂)。初期以生产纺机零件为主,下半年仿制成功德式自定心卡盘,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生产卡盘的厂家。
10月5日 陈云舫与沈增法合资创办精业机器厂(现上海压缩机厂),设在菜市路美术专科学校实验工场。主要从事华光影片公司手提摄影机中的小DP齿轮的加工。
是年 冯金宝创办发昌金记机器厂(现上海造纸机械总厂沪光分厂)。
同年 王如春、郑有荣等创办大新无线电器厂(现上海合金材料总厂),主要生产电位器、收音机及无线电零件。
同年 培生铁工厂(现上海第五机床厂)仿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钻孔直径为2英寸的摇臂钻床,成为中国最早生产摇臂钻床的厂家。

民国30年(1941年)
9月 胡汝鼎、张藕舫和郑良斌合伙创办公用电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五一电机厂),主要制造棉纺厂用的交流电动机。后改名为公用电机厂。
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孤岛”时期工业的畸形发展结束。日本占领者加强控制、强占、掠夺上海的工厂和工业原料。
是年 明精机器厂仿制成国内第一台齿轮车床。
同年 华通电业机器厂试制成功六角车床。

民国31年(1942年)
1月1日 内迁四川的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为期两周的产品展览会。上海大鑫钢铁厂的冶金产品、华生电器厂的各种马达和电扇、合作五金厂的医疗器械、新民机器厂的抽水机、震旦机器厂的灭火设备、中国实业机器厂的印刷机、中国汽车制造厂的汽车部件、精一机器厂的绘图仪器等千余种产品参展。1月14日,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参观了展览会,并题词勉励。周恩来的题词是:“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彻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董必武题词为:“集合西南各种工业之大成,表现我国抗战建国力量之雄伟。”邓颖超题词为:“联合互助,发扬科学,提倡生产,建设新的中国。”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大鑫钢铁厂与民生实业公司和金城银行合资经营后的名称)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年初 四方机电工程公司制成了上海第一台轧直机(可轧?2英寸钢材),供长寿路茂光厂使用。

民国32年(1943年)
是年 公用电机厂试制成功300匹马力4极滑环防滴式电动机,是当时国产最大的交流电动机。安装在闸北水电厂。
同年 协兴铁工厂(现上海第三机床厂)和中华铁工厂联合仿制成功国内第一台450毫米外圆磨床。

民国33年(1944年)
6月 大隆机器厂中共地下第一个核心小组成立。
10月10日 迁川工厂联合会与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牛角沱举办“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上海机器业有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新中工程公司、上海机器厂、恒顺机器厂、震旦机器厂、华生电器厂等参加。共产党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前往参观,并在合作五金厂留言簿上题词。周恩来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民国34年(1945年)
9月17日 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zxc泽zxc东主席在曾家岩张治中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招待胡厥文、颜耀秋等工业界人士。随后,胡厥文、颜耀秋、吴蕴初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9月 强锡麟创办力生铁工厂(现上海采矿机械厂),厂址斜土路359号。民国35年5月改名为力生自动织机制造厂。
10月16日 以上海机器厂颜耀秋为主任的内迁工厂复员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从重庆返沪。随后,迁回新民机器厂、中华铁工厂、华成电器厂和新中工程公司等50家工厂。
12月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制造厂成立,下设一、二、三、四分厂。
是年 国民政府在接管日伪工厂和接受美国“救济物资”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通用机器有限公司、协兴机器厂(原万和铁工厂)等官僚资本机器厂。

民国35年(1946年)
5月 颜耀秋向国民政府经济部以法币4亿标购敌产江南造机厂,并改名为上海机器厂。
6月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简称中农公司)从重庆迁址上海汇丰大楼,接受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该公司于民国32年12月18日在重庆成立。孔祥熙任董事长,主要股东是中国农民银行。潘光迥为第一任总经理。公司总股金5千万元。该公司迁上海后,潘光迥辞职,由新中工程公司经理支秉渊任总经理。
8月 中农公司在军营路(现军工路)虬江桥南建立虬江桥厂(现上海机床厂)。
是年 陈阿金等5人合资创办洽兴抽水机修理社(现上海深井泵厂),设在建国西路339号。它是国内第一家生产深井泵的工厂。当年制造出国内第一台6英寸深井泵。
同年 《电世界》杂志创刊,它是上海机电工业系统最早的专业期刊。

民国36年(1947年)
4月 中农公司吴淞厂(现上海柴油机厂)成立。
7月1日 中国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鼓风机厂)成立,厂址在茂名南路56号。
10月 新安电机厂总工程师史钟奇设计制造出国内第一台40马力交流换向器变速电机。
是年 程伟民创办中国玻璃纤维社(现上海电机玻璃纤维厂),它是国内最早生产玻璃纤维制品的专业工厂。
同年 益中福记机器瓷电股份有限公司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根变压器用的纸柏管。
同年 中央印刷厂(现上海人民机器厂)制造出32英寸凸版轮转印刷机。

民国37年(1948年)
2月 周文忠等3人合资创办鑫建铁工厂(现新建机器厂)。
6月 吴锦安筹组的国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斜土路2086号开设附属机修工场(现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
是年 中建电机制造厂(现上海电压调整器厂)杨庆龄设计制造成当时国内最大的8000千伏自耦电力变压器,用于湖北大冶发电厂。
同年 鲍国梁创办玲奋电器机械制造厂(现上海试验机厂),初期主要生产动平衡机和小五金工具。1949年,仿制成国内第一台100磅火花动平衡机。
同年 孙正友等人合资创办慎和翻砂厂(现上海造纸机械总厂铸造分厂),当时有150吨的起重机,为上海私营企业中较大的一家翻砂厂。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光学工厂一昆明光学工厂,主要用于制造军用双筒望远镜,其技术水平在当时来说相当高,足与欧洲工厂媲美,是中国当时少数能和列强一较高下的工业,但以规模来说则未见突出。今日中国军用光学技术的骨干,也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昆明光学工厂,但那时该厂却只有400多人。


民国制药
从民国元年出现的机制药品滥觞的人丹,一直发展到1946年的制药业是一段艰辛的历程,当时的各大药厂都先后创设了研究部,从业人员均为
技术专家或大学教授,至今磺胺类全部药物,灭虫的DDT,治梅之914与马法生,国内均能自行制造,维他命D及维他命C之合成法,也已完成世界新药,
除三五种在技术与设备有特别困难者外,大多能自行制造。药厂培养所成之技术人才已逾万人,制药业已成为独立的工业。


麻烦先对比一下北洋民国时期的工业基础再说话行不
1920年6月3日,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出口万吨轮"官府"号下水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平远”号军舰,1888年1月29日完工下水。
1919年,福建船政局制造了我国第一批飞机
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
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中国第一家柴油机厂,于1915年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机。
1881年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制造的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
1906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建立的林西矿发电厂。(1937年拍摄)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辱》
1937年7月之前中日国力对比,

钢铁,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石油,日本169万吨,中国1.31万吨
铜,日本8.7万吨, 中国700吨(七百吨……)
工业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
汽车,日本9500辆,中国0
造船能力,日本47.32万吨,中国……不详
造舰能力,日本52422吨,中国0
坦克,日本330辆,中国0
飞机,日本1580架,中国0
大口径炮,日本744门,中国0

1937年7月前中日军力对比

陆军就不说了,体现不出什么国家能力。

空军,日本,91个飞行中队,约2700架飞机。中国,31个飞行中队,314架飞机

海军,日本,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 中国,新旧舰艇74艘,总吨位59015吨。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辱》第十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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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6092d0101dr3q.html


关于陆伯鸿遇刺

博主的话:前文发了关于新普育堂的情况。1937年末,陆伯鸿遇刺身故,新普育堂便没有了主要的资金来源,逐渐走向式微。
今天发发表关于陆伯鸿遇刺的情况。

姨夫公公陆伯鸿
采自唐庆中的博客(凤凰博报)

    1937年12月30日的午饭以后,我外婆刚刚送走客人回到二楼我外公的病榻旁,忽然听到弄堂里一声枪响。她走到窗口对外看看,客人黑色轿车的尾部似乎仍在她的视线里,说明车还没有开走,弄堂里也很平静。她想“大概是有人放了个炮仗吧”,于是放下窗帘回头做她的家务。第二天,全上海的大小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慈善家,企业家陆伯鸿在法租界遇刺身亡”的消息。

    陆伯鸿是我母亲的姨夫,按惯例我应称他为姨夫公公。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民国前期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年轻的陆伯鸿曾中过秀才,不久就在教会里跟法国神父学法文,这样他后来就有机会在洋行谋得了一份工作。清末,他随团赴欧洲和美国考察,并专程去梵蒂冈觐见教皇。在国外他尖锐地观察到发达的工业可以造就这些国家国富民强,感到中国也必须以实业来振兴,回国后为此准备了好几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办了债台高筑、濒临倒闭的“华商内地电灯公司”。他经营有方,使公司转亏为盈。次年,他又借拆除城墙之机,投资并筹建“华商电车公司”,在如今上海南市的人民路和中华路这条环城路上,建造有轨电车线。此线路环绕南市老城,沿途人烟稠密,因此公司收益奇高。为得到可靠的数据,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他派人每天坐在将来要铺轨的地方数过路的人数,可见当时也做了大量市场调查,而不是单靠运气。

    1918年初,电灯公司和电车公司合并,改名为“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陆伯鸿任总经理。在那个年代,这样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还真不多见。1935年,他又在上海南市兴建电厂,此即后来的南市发电厂。最近,该厂的烟囱被改建成世博气象信号塔,成为上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期间,陆伯鸿还在上海浦东创办“和兴铁厂”,之后又吸资并扩建成“和兴钢铁厂”。解放后该厂被改名为上海第三钢铁厂。此外,他陆续创办“大通航业公司”,接办“闸北水电公司”。

    他是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徒,经常外出到上海附近各处农村传教,还陆续建造了一批教堂,诊所,学校。鉴于傳教工作的成就,梵蒂冈教皇授予他“剑袍勋爵”的称号,是当时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在从事宗教活动之余,陆伯鸿非常关心社会慈善事业。他到处募捐,并将自己企业的收益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他先后创办了新普育堂,上海普慈疗养院,圣心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杨树浦诊疗所,合办北京中央医院等七所慈善机构。其中有几处规模很大,这些机构救护病人,收养穷苦老人,领养孤儿,护理残废人或绝症患者,也救助社会上那些无助的穷人。如在新普育堂之下,分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等各部,他自任主任,请修女护理。据统计,在开办初的六年中,此处先后收养男女102,525人次,施医给药者达2,194,070人次。此外,他还创办了五所男女中小学校。在当时的上海华界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他所办的慈善机构。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结果是日军占领了上海,那时上海华界非常之混乱,于是陆伯鸿就每天来我外婆家吃午饭,顺便也同我患病卧床的外公聊天。12月30日午饭后,他同往常一样带着他的五子陆薇读走出我家门口准备上车。我家在复兴公园对面,弄堂是一条很短的死胡同。弄堂中段有一片半圆的平地,为汽车调头之用,而一般来访的车辆也都泊在那块地方。司机见他们出来就发车并调头,停下时车头正对弄堂口。儿子陆薇读从左门上车,而陆伯鸿则在右边开门。刚进车坐下还未及关门,一个**叫一声“陆伯鸿”,随即对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那两名**是花装成卖桔子的小贩,把枪藏在装桔子的箩筐里,一直等在泊车的那块地对面住家前的花园门口。他们应该已经摸熟了规律,知道每天午饭后他必定在此上车,故刺杀很顺利,开枪后**逃逸无踪。陆伯鸿马上被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但仍不治身亡。

   究其原因,八一三淞沪大战以后,上海发生了空前严重的难民危机。当时有传闻说作为慈善家的陆伯鸿已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以解决难民问题。执行暗杀任务的组织据了解是军统蓝衣社,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阻吓那些要参加伪政府的知名人士。陆伯鸿正好是其中一个。可能国民政府后来也发现军统刺陆的行动太过鲁莽,胜利后坚不承认是他们所为,家属多方奔走无果,到解放就只能不了了之。他的坟就葬在我外公坟的旁边,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墓碑,坟在文化革命时被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此时的上海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作为天主教的爵士,大慈善家,在一场大战过后他必须出来处理市民的生活问题。在欧洲这是一个很普通常识,教会和慈善机构要同战胜的军队联系,处理地方的善后事宜。陆伯鸿也是如此做,但中国人无此传统,因此不被人理解,仅一个多月后他就被刺杀。当时人们的思维还没有达到分清慈善和汉奸之间的区别,军统的一些人可能认为只要同日本人接触的中国人都该杀。

    淞沪战争前陆伯鸿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将自己公司的船沉在长江口,阻挡日军,表现出他的爱国热情。再者,他本来就是上海闻人,不可想象他会为了小小的一个南市的什么委员的头衔,要急匆匆地去投靠日本人。另外,他是天主教徒,如果说他做欧美人的洋奴还有可信之处,但是主动去当日本人汉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此宗教界的人士应该理解。

    我写这个故事的目的,一则是为纪念这位姨夫公公,但更重要的是要说明我们的社会责任。他经营那么多大企业,必然是位巨富。但是子女继承他多少财产呢?当然他们也很富裕,但绝对不是想象中的豪门子弟。在国内,儿女们的继承,经过政府的公私合营,文化革命等运动将财产重新组合后,已无法估计,不在此探讨。但是在美国的子女却都是自食其力的技术人员,看不到他们占父亲财富庇荫的迹象。他们在四十年代后期出国,家庭不过是资助在求学时学费和生活费而已。所以我判断,那时陆伯鸿的大部分收益都已捐给教会或他的慈善机构。

    另外,从他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小儿子之行为,也可看出其父亲的家教。我的这位六舅舅终生未婚,几年前在华盛顿过世时,我和一位表弟处理他的遗物,结果发现他居然身无长物。从他的银行记录得知,一生中他把每月工资的一部分都捐给了母校。对比现在国内慈善事业的现状,我这位姨夫公公在近百年以前的作为真令后人汗颜。

    每个现象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现今国内权贵们普遍地漠视慈善事业,更有甚者,以功利之心参与而从中牟取利润,灵魂之卑鄙已到了令人咋舌之地步。请问这是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呢?还是由于我们代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请看世上那些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的地方,大爱处处,弱者总是得到强者的帮助。纵然,也有人的爱是狭窄的,偏激的,但那毕竟是支流。

    我们中间的不少人曾经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撒旦,引来民族的浩劫。国人在憣然反悟之后却又丢失了信仰。现在小民们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只是为了几个赖以维生的小钱,而权贵们却大富大贵,他们勒索社会却又无视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社会不公。通观人类文明史,一个民族的悲剧往往是由总体的信仰丧失造成的。我无意在此宣传宗教,只是提醒,哪怕仅将自己的爱心分出一小点,只是花几个铜板帮助弱者,那么天堂的门或许还是会为我们开启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3: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史话丨陆伯鸿:旧上海的工商巨子和慈善大王
2017-09-03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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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30日下午,彤云密布,寒风凛冽。吕班路永丰邨(今重庆南路179弄)里,一阵凄厉枪响划破长空,一个老年男子倒在血泊中。当天《大晚报》刊登消息《今午吕班路发生凶杀大案,实业大王陆伯鸿遇刺身亡》。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大街小巷,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陆伯鸿(1875~1937)
陆伯鸿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而且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8岁考取秀才,曾在法租界中法学堂(今光明中学)学习,毕业后去法国留学。1905年,陆伯鸿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赴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考察,拓展了眼界。他深感先进工业是国家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发起创办实业振兴中华的愿望。

新普育堂
1911年,陆伯鸿出任濒临倒闭的华商内地电灯公司经理。由于管理有方,数年内南市电灯由1000余盏激增至7万盏,公司转亏为盈。为阻止外商势力渗入华界,陆伯鸿于1912年招股集银20万两创建华商电车公司,当时被誉为“华人破天荒之自办电车也”。次年8月11日,上海华界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从小东门至高昌庙,全长4.97公里。为招徕乘客,在车头上安装“绿、白、红”(与“陆伯鸿”谐音)3色电灯。11月,华商电车公司与法商电车公司订立合同,在民国路(今人民路)自小东门至老西门各置路轨,互相通行。1918年,电灯、电车两公司合并,改名“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陆伯鸿任总经理。该厂拥有电车54辆、拖车27辆、线路4条。该厂还装有3200千瓦交流发电机组1台,后相继添置64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2台,总容量达1.6万千瓦,居全国民营电厂之首。

最早的华商有轨电车
1913年,陆伯鸿在浦东创办和兴铁厂,之后吸资并扩建成和兴钢铁厂,能生产优质竹节钢,曾供应海关大楼、沙逊大厦、法商自来水厂和南京中山陵等工程。50年代该厂改名为“上海第三钢铁厂”。此外,他还创办“大通航业公司”,接办“闸北水电公司”。
陆伯鸿积极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他先后操办了新普育堂、上海普慈疗养院、圣心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杨树浦诊疗所、北京中央医院(合办)等所慈善机构。其中1913年创建于陆家浜南的新普育堂,分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等各部,陆伯鸿任主任,请天主教修女为看护。开办初6年中,先后收养10万余人次,施医赠药逾200万人次。1928年,上海举办国货展览会缺乏场所。陆伯鸿把新普育堂的房子和场地无偿提供给展览会。当年11月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正式在新普育堂开幕。他还创办了5所男女中小学校。法国作家琼·麦森颂扬陆伯鸿“能以事业上之长才与宗教上之热诚,融为一炉,反映其新普育堂曾作为首届国货展览会场地作为企业家、慈善家的才能。”

华商电气公司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在日机轰炸中严重损毁。陆伯鸿所经营的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经营陷入了困境。
此时上海街头成千上万难民风餐露宿缺衣少食。陆伯鸿同情难民的凄凉境遇,与工商界爱国人士和各慈善团体一起,想法设法安置难民的生活。期间陆伯鸿与日本军方也有过接触,未料就此埋下了祸根。
为了保卫首都南京,建造水上“马奇诺防线”,中国政府在长江要塞江阴沉没军舰、民船、日籍趸船等,以阻挡日舰通行。陆伯鸿响应号召,将一艘商船自沉在指定区域。

陆伯鸿(中间戴墨镜者)在圣心女中校舍开工典礼上
11月,淞沪会战硝烟散尽,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然而一些特工人员、热血青年潜伏下来,伺机制造恐怖袭击,以震慑汉奸和有通敌嫌疑的人。
与此同时,日军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发动上海各界头面人物组成一个“上海市民协会”。陆伯鸿曾同意参与该组织活动,后来有意退出,但没有明确表态,而12月29日该协会选出21名执委,陆伯鸿名列其中。同时他为救助难民之事与日军接触,也引起了众多猜疑。军统特工的“除奸”行动第一个目标就是陆伯鸿。
陆伯鸿依然为他的企业而操心,为无数难民的生计而奔波,浑然不觉死神正一步步向他走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4: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之初,上海有一位天主教徒慈善家,他的事迹尘封百年,极富传奇色彩,他的为人处事,精神风骨,值得后人怀念学习,永志不忘。今天,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走近陆伯鸿先生,感受一位天主教信徒的人生旅程。

    陆伯鸿生于1875年,即清光绪元年,大清朝江苏省上海南市中国地界的顾家弄,此地离当时江南代牧区的主教座堂——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很近。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有一批江南地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为逃避迫害,逃难到上海,都聚居在主教座堂附近,来自江苏镇江丹徒县的陆家就是其中之一。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互相之间结成一个紧密的社交圈子,互通婚姻,保持着与周围非天主教徒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他们的子女大多进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毕业后或在法商洋行任买办,或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谋职。其中有不少颇有建树的名人:求新船厂厂主、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志尧;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语言学家、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兄弟。著名企业家、慈善家陆伯鸿亦是其中的佼佼者。

    阳春三月出生的陆伯鸿,聪明颖悟,读书用功,18岁那年,金榜题名,考取秀才,为家人减去了沉重的徭役、劳役负担(清廷规定,秀才之家可以免去一定的徭役等苛捐杂税)。哪知,1905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悬梁刺股、皓首穷经花了大气力的四书五经派不上用场了,真是折磨天下穷苦学生呵!彼时,大批士子转而进入新型学堂,改学洋务。这时的上海陆家也将陆伯鸿送到董家渡主教座堂一位龚姓神父处学习法语,也算是时髦的学问,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的第一道门槛。后来陆伯鸿参与编纂《法华新字典》,其法文造诣就是在此打下坚实基础的。随后,应聘比利时洋行职员和法租界蒲石律师事务所秘书,养家糊口。

    上海总商会组织代表团去欧美考察,陆伯鸿凭着优秀的法文功底,被定为代表之一,前往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观光考察。陆伯鸿先生还顺道专程去梵蒂冈,觐见了心仪已久的教宗。此次随团出访,陆伯鸿领悟到发达的工业可以造就这些国家国富民强,感到中国也必须以实业来振兴,为此,他借鉴外国经验,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做了好几年的前期准备工作。
    天主圣意眷顾,一个偶然的机会,陆伯鸿接办了债台高筑、濒临倒闭的“华商内地电灯公司”。他接手后,勤于动脑,经营有方,使公司转亏为盈。

    次年,他又借拆除城墙之机,投资并筹建“华商电车公司”,在如今上海南市的人民路和中华路这条环城路上,建造有轨电车线。此线路环绕南市老城,沿途人稠地密,因此公司收益奇高。当第一辆车头上端安装有“绿、白、红”(“陆伯鸿”名字上海话读音的谐音)三色电灯的电车开出车间时,真是振奋国人。
    殊不知,当初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陆伯鸿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派人每天坐在将来要铺轨的地方数过路的人数,可见当时也是做了大量市场调查,而不是单靠运气!

    1918年初,电灯公司和电车公司合并,改名为“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陆伯鸿任总经理。在民国初年,这样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是不多见的。1935年,他又在上海南市兴建电厂,此即后来的南市发电厂。2010年,该厂的烟囱被改建成上海世博会气象信号塔,成为魔都上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同是1918年,上海南市的大南门陆家浜南岸,5排2层清水红砖西式建筑破土动工,名为“新普育堂”。新普育堂的前身是清末建立的普育堂,曾是清政府用以解决难民问题的善堂,辛亥革命后,因政府官费无力维持而倒闭。此次是陆伯鸿出资建设。新普育堂建成后,陆伯鸿任主任,延请天主教修女担任看护。新普育堂分设为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7部,每部约有50张床位,兼顾堂内收容留养和堂外施诊给药两种救济形式。

    陆伯鸿一改中国传统“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实行“教养兼施”的新型救济。专门设立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小学读书,毕业后视其体质和能力学习不同工艺。

    当时的陆伯鸿,是上海滩巨富,却经常来到新普育堂探望病人,甚至系起围裙亲自服侍病患,他还叫几个儿子站立在旁,用自己的亲身行动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会如何善待穷人和精神病人!

    民国时期的上海,乃“我国之巨埠,而游民乞丐,亦较他处为多”。新普育堂规模虽大,仍然满足不了当时上海社会大规模弱势群体的需要,1916年,陆伯鸿又在吴淞、江湾、闸北和杨树浦添设了分医局。
    位于上海杨树浦的圣心医院(现为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专门收治肿瘤病人。陆伯鸿利用教会力量,与比利时友人合作引进设备,建立起了这家国内最早采用镭锭治疗肿瘤的专科医院。
    1934年,河南、安徽等地发生水灾,陆伯鸿代表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捐款10万元用于支援灾区,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民政部的表彰。

    鉴于传教工作、救济贫弱的熠熠成就,教宗授予他“剑袍勋爵”的称号,陆伯鸿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对南市、闸北狂轰滥炸,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均遭严重破坏,陆伯鸿所经营的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11月,日军进攻南市,陆伯鸿订好飞机票准备避往香港。12月30日,就在飞往香港的两天前,陆伯鸿在家中收整行装时,想到难民中还有很多人未穿上棉衣,一批棉被和冬服还堆在学校仓库内等待发放,他不顾战事纷乱,毅然乘车出门,不料刚跨进停在门口的汽车,便被两名伪装成卖橘者的持枪人暗杀,留下无尽悬念。究其原因,“八一三”淞沪大战以后,上海发生了空前严重的难民危机。当时有传闻说作为慈善家的陆伯鸿已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以解决难民问题。执行暗杀任务的组织据了解是军统蓝衣社,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阻吓那些要参加伪政府的知名人士。陆伯鸿正好是第一个,但是关于他和日本人接触一事也只是个传闻,并无证据。一直到抗战胜利,也无法从日本人或其他被捕汉奸那里得到查实。所以后来军统坚不承认此行动是他们所为,家属多方奔走无果,到解放后就只能不了了之。

    陆伯鸿的一生就这样戛然中止于救济难民的路途上,但他的卓绝贡献将永远镌刻在民族史册里。作为大实业家,陆伯鸿所创办的企业为上海市政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奋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作为大慈善家,他所创办的新普育堂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留养类慈善机构,并另办有圣心医院、杨树浦诊疗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和北京中央医院6所慈善机构,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历经百年风雨,陆伯鸿建造的几幢“红房子”依然安详地矗立于上海普育西路,很有格调地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那段如歌的岁月。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4:16:18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4: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王一亭(1867—1938),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1]  
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加入中国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上海光复后,历任军政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中华银行董事。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致力于慈善事业。对海派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贡献卓绝。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4:48:54 | 显示全部楼层
甘肃白银—从荒无人烟到辉煌的铜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e7968c00102wwt3.html


白银,全国唯一以贵重金属命名的城市,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
白银,一座在建国初期由全国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开拓者们建立的新兴移民城市。
白银地处祖国腹地,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地带,东邻宁夏,南连定西,西界兰州并接河西走廊,北靠内蒙。地处陇西黄土高原、祁连山东延余脉与腾格里沙漠三大区域过渡地带。
“到明朝洪武年间,松山之南,矿炉20座”,采矿点30余处,开采人员盛时达三、四千之众,‘日出斗金,集销金城’,官方在据市区10公里处凤凰山(清乾隆三年时,靖远一带发生大地震,凤凰山体腰折,压死矿工三千多人,凤凰山也因此而改称为折腰山)、火焰山、铜厂沟专设办矿机构‘白银厂’。”这是360百科里关于历史上的白银的初始描述。
因矿设企,因企设市,先有白银公司后有白银市。1958年设市 , 1963 年撤市改为兰州市白银区,1985年恢复白银市。白银这座年轻的小城自1958年建市起,至今已走过近六十载风雨。今天的第三代白银人已经难以想象,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的一片无人戈壁滩。
白银一带以前叫郝家川,还没解放的时候,就有人在这边发现了黄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铜矿。后来苏联援建,断言这的铜矿是‘金牛矿’,地底下的矿是一头牛的形状,其实白银公司采了几十年的矿,只是采了‘牛头’,现在找了十几年‘牛身’找是找到了,但是在地下几百米,开采代价太大了。
1939年,地质工作者霍士诚等人来到白银厂,发现这里广泛分布着氧化铁矿资源。
1942起,地质工作者梁文郁在两年中先后两次到白银厂进行地质调查,首次推断出这里有铜矿。
1947年,地质学家宋叔和第一次来到白银厂,“白银厂坐落於走向西北东南宋家梁山之阴,山之全体,为岭谷相间……如折腰山,羚羊山,火焰山等,平均海拔已仅2200公尺上下。”那时候,他在折腰山东的老君庙旁写下了《甘肃皋兰县白银厂黄铁矿》一文,并于1949年刊载在《地质评论》上。至此,白银矿藏引起了中央注意。
1951年5月,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了60多人到白银厂进行了地质矿山普查,由宋叔和带队,完成了地质地形图,进行了矿区槽探、坑探及清理旧矿工作,提出了进一步勘探方案,成为解放后白银厂矿田的第一批开拓者。
1952年,白银厂勘探队伍被正式命名的番号是: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
1954至1959年,苏联专家进入白银进行重点援助建设。
1956年7月19日,11月5日,12月31日,白银厂相继进行了3次大规模爆破,合计装药量13988吨TNT,白银厂的火焰山和折腰山在爆破中消失了。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大型铜硫联合企业,先后被国家列入"一五"和"七五"、"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于1954年建厂,1960年铜硫生产系统建成投产,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企业。此后又建成投产了有色冶金辅助材料生产系统、铅锌生产系统和加工生产系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又相继建成投产了年生产15万吨铅锌的西北铅锌冶炼厂、5万吨铝的白银铝厂和日采选矿石3500吨的厂坝铅锌矿,现已形成了年产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31万吨、有色金属加工材5.65万吨、黄金3000公斤、白银100吨、硫酸48万吨、选矿药剂7900吨、氟化盐42000吨的生产规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发建设,白银公司已发展成为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化工生产和科研一体化,铜、铝、铅、锌、金、银、硫综合发展的特大型联合企业,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综合发展的生产基地。其铜硫产量、产值、利税曾连续18年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因此白银市有了“铜城”这个别称,反映了白银曾经的辉煌。
2008年9月21日,位于金鱼公园的重新修缮的“铜城开拓者纪念碑”揭牌。手持管子钳和地质锤的青铜塑像仍是1984年初建的样子。
1954年,中央西北局指派黄罗斌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然而,黄罗斌主动请缨,要求任同年刚刚成立的白银公司总经理,挂帅白银开矿事业。赴任之初,郝家川只有五户人家,当地周边方圆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不过千,人不逾万。
1954年白银公司成立,黄罗斌黄将军任经理兼党委书记, 李子奇任副经理。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没有私心,肯吃苦,黄将军就在矿上跟工人一起干活,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喝本地打上来的苦咸水,后来苏联援建,开始给生活区、饮水区选址,修建,才开始喝四龙的甜水,咱们这打井打上来的水都是咸水,没有甜水的。当时我们就住郝家川的那排平房,下雨就漏水,得用盆接。
白银的楼房是苏联人来了才盖起来的,就在一所后面,三层,当时叫专家科。那是白银第一栋楼,后来盖了知识分子楼,就在中学巷那边。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五几年黄罗斌和李子奇过来的时候,别说设备,矿上连工房都没有,用了半年多时间,白银的开矿的基础设施建设才算刚刚有个样子。黄将军那时候写诗:‘住在郝家川,干在折腰山,死了打口铜棺材,埋在火焰山。’
现在,苏联援建时期的苏制的矿山巨型铲车仍在白银火焰山国家矿山纪念馆。
1982年,距离1956年的白银大爆破已经过去了36年,当年见证了这一幕的朱镕基再次来到白银,破例为白银公司题词:“三十六年游故地,白银一爆出新天!”
“铜城”白银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口衔明珠飘然而至,在陇原大地上亮开了美丽的翅膀,从此,给白银人民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好生活。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4:57:4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文魁(1915年6月18日—1999年9月16日),字光甫。
1915年 6月18日生于河南安阳,逝于1999年9月16日。矿床地质学家。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87年当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国土资源部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恒升, 区域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矿物学家、矿床学家。对全国若干地区,尤其对新疆的区域矿产地质调查以及大西北若干重要金属矿的普查勘探贡献较大。他对角闪石晶体化学有精深研究。他提出了基性岩超基性岩岩石化学计算与图解方法及分类方案,是成因岩石学研究的先驱。他提出铬铁矿床属于晚期岩浆熔离的成因假说,又提出层状基性超基性侵入体的岩浆液态重力分异模式。合著的《含铬铁矿基性铬铁矿成矿规律》对中国铬铁矿资源的开发有重要贡献。
1901年8月4日 生于河北定县大礼村。
1919年 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1925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33年 留学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研究生部。
1936年 在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获博士学位。
1937年 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进修。同年底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桂林办事处主任。
1939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1940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
1944年 任新疆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兼新疆省贵金属矿务局局长。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06:14 | 显示全部楼层
193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年级学生野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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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中日战争。这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日子,也是一个影响北京大学进程的日子,更是一个影响北京大学学子们人生进程的日子。本文关注的是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级的学生们。所以不说1939届学生,是因为有一半学生后来未能完成学业。1935级地质系的学生总数应为14名或15名。根据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名录应是14名。这14人(按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名录为序)是张卓芄,贾福海,朱钧,萧安源,关士聪,梁文郁,马德曾,王鸿桢,王耀华,吴成高,武果,杨博泉,杨登华,燕树檀;也可能是15名,因为1939年五名毕业生名单中还有钱尚忠。
《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称七月十日北大清华本科联合招生试卷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印刷,七月十三日北大研究生招生试卷印刷。七.七芦沟桥事变并没影响高校的工作进程。本文关注的193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年级学生的野外实习发生在1937年4月,野外实习的地点有的紧靠中方29军的防线。
在战争前后几年,北大地质系主任是:李四光(1931~1936)、谢家荣(1936~1937)、孙云铸(1937~1952)。下面是1936年3月李四光等与1935级部分学生的合影。

野外实习的日程为:1937年4月11日通过洋河,12日到达察哈尔(今张家口)下花园玉带山煤矿,13日到察哈尔(今张家口)下花园鸡鸣山,14日到宣化铁矿,15日到张家口,17日到山西大同东瓜园狼窝山。

洋河是桑干河支流。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朔州市的管涔山,全长六百五十公里。桑干河流经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从山西省管涔山起流至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洋河汇流后入官厅水库,下为永定河。它的出名是由于当年丁玲所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结果。实习人员通过洋河是为了到达洋河南岸的玉带山。
下花园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靠怀来,南依涿鹿,西北与宣化接壤。下花园距北京只有120公里
  下花园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为冀州地,战国时为燕国疆土,秦汉属幽州上谷郡。据《辽史》记载,下花园因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建上、中、下三个花园而得名。
  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奇特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素有“飞来峰“之美称的鸡鸣山位于下花园区境内,北魏文成帝、唐太宗、辽圣宗、萧太后、元顺帝、明英宗等历代帝王都先后登临鸡鸣山,观赏北国风光。圣祖玄烨自康熙三十五至四十五年(公元1696—1706年)的十年间,曾四次驾临下花园,两次登临鸡鸣山,他休息过的“卧龙石”至今仍静“卧”小道旁。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矿产品种达10多种,煤炭开采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储量(250)亿吨,年开采30万吨。

1937年4月14日实习队伍到达宣化。宣化附近有铁、煤、金、石灰石、膨润土、耐火土、铜、锰、硫、石棉等多种矿种。辖区境内储量最多的有赤铁矿和煤矿。赤铁矿山主要分布于宣化城北5公里处的烟筒山铁矿和庞家堡、白庙、蛤蟆口一带的龙烟铁矿。矿床分布面积:烟筒山矿为7平方公里,矿石品位在40-50%之间;龙烟矿区由沙子地、杨家营、汤池口延伸到赤城县的田家窑矿,矿石含铁率为60%。煤矿主要分布于宣化城东南泥河子村附近。煤层为侏罗纪陆相沉积,普遍煤层为一层,厚度4-5米,品种有烟煤、褐煤,矿床分布面积为6平方公里,煤质较优,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工业用煤。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14:1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家荣(1898.9.7-1966.8.14),字季骅,上海人,地质学家、矿床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1-2]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1-2]  
谢家荣对中国煤岩学、矿相学、石油地质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震学和陨石学等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在燃料及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上论述颇丰,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风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白银厂铜矿等矿床。对华北、松辽、渤海、塔里木等石油蕴藏的预测得到证实。最早提出地质理论找矿,倡导综合勘查方法。 [2]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18:03 | 显示全部楼层
王竹泉(1891.04.09 - 1975.07.24),男,字云卿,又名宗琪,出生于河北交河,区域地质学家、煤田地质学家 [1]  ,中国科学院院士。 [2]  
1916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29-193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地质系学习,获硕士学位。从事地质工作60年,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在研究中国煤田地质形成与分布规律、地层叠覆原理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2]  
王竹泉首先提出煤的接触变质规律,首次提出以重矿物为标志鉴定火成岩区的观点,在煤田地质理论上作出了积极贡献。发现陕北油田,在昌平发现新矿物并命名“西湖石”对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全国各省的煤田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为大规模勘查奠定了基础。被誉为“中国煤田事业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山西煤矿志》和《河北磁县煤层的煤岩研究》等。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程孝刚,机械工程专家,技术教育家;中国铁道机车工业和运用管理的开拓者。长期从事中国铁路机车运用、检修、制造、科研工作和技术教育。主持创建了株洲机厂,为铁道建设、牵引动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后担任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近三十年,培育了大量机械工程技术骨干。
程孝刚,字叔时。1892年农历闰6月24日生于江西省宜黄县城南官巷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程忠诩为前清光绪甲午正科举人。程孝刚自幼聪颖好学,通读经书,涉猎维新丛刊。14岁应县考,取为前十名,府考连取五个合府第一名,被县人视为才子。因科举废止,先后就读新式学校抚州中学和心远中学,习英文、数学。1909年入江西省高等学堂读理科,成绩优异。1912年考取省公费留美。1913年秋入美国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学机械工程专攻机车专业,1917年毕业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美国留学
在美留学期间,既奠定了现代科技基础,又得到实际锻炼。他利用假期深入机床工厂、铁路工厂、机务段直接当工匠实干,不怕脏累,参加机车修理。毕业后到美国著名的鲍尔温(Buldwin)机车制造工厂实习,先后在设计室和生产各个主要工序直到组装试车,结合专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方法,一直贯串到他一生的工作中。
发起中国工程学会
在美期间,他积极参加科技普及活动,1918年在纽约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学会”,学会后迁国内,成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前身。这种立志科学救国的宏愿一直激励程孝刚运用各种方式,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开展学术交流。
投入中国铁道建设事业
1918年底回国途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程抱着一心为祖国建设的心情,提出自己就业一不做官,二不教书,三不做买办的雄心壮志投入中国铁道建设事业。1921年春在南京与程的老师南昌心远中学校长熊纯如先生的侄女熊耀初女士结婚。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25:35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德庆,字守闲。1900年出生在江苏宝山吴淞一个商人家庭里。1907年随启蒙先生王企宋读书,1910年改从荣先生(蕴藻浜车站站长)学英文,1911年入乡立两等小学,1913年春入宝山县立高小,1915年入南洋中学,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洋大学。他在青年时代,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自费赴美国、德国留学达四年之久。他并不满足于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毕业后到西屋公司实习。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继赴德国西门子总厂实践,力求把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1929年回国后,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兼炮弹厂主任。1931年末工人传闻年奖金被厂长宋适骠吸鸦片用光,群起索奖捣毁了厂长室,厂长迁怒于他乃辞职。1932年1月任中国白铁制造公司工程师。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与十九路军的抗日活动,协助审查抗日技术建议提出处理意见。总结回国以来,他痛切感到:要彻底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首要的是人才,“科学救国”需要更多有志于复兴中华民族的人接受先进科学知识、先进科学技术的教育。为此,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36年6月成立中德合资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他应聘任工程师,赴德国本茨汽车厂和捷克斯柯达汽车厂研究制造工艺、设备等。
“七·七”事变后,他回国担任了株州总厂副厂长。领导了厂房的设计施工,租用民房建立了铸工和机工车间,开始生产汽车零件。但德资设备一直不肯运来。因敌机骚扰,1938年末,总厂被迫疏散,到九龙柴湾角建南华铁厂。他主管设计和计划工作。不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九龙。家中除被褥和书籍外被抢劫一空,他和5岁的独生子靠工人周济度日。在生活拮据,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中国石油匮乏的实际,撰写了《桐油汽车》一书。当时有人用桐油代柴油作为汽车燃料。据此,他分析了烧桐油后发生故障的原因并提出排除故障的措施。1942年转道澳门回到桂林良丰分厂。当他知道厂方已无生产汽车意向时随即离开。之后他到重庆国立交通大学任教,并为该校编写了《工具机之构造》、《冶金原理》等教材。当时他切身感到中国抗日战争处于不利地位,机械化装备过少是原因之一,并欲在机械化装备上尽力。这时重庆国民政府兵工署成立了特种车辆修造厂,他应聘兼任该厂代总工程师。1945年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聘任他为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总工程师,被派赴美国到最早实行科学管理的特伯制造厂研究生产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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