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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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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22:30:03 | 显示全部楼层
金陵忆旧 · 建康路小学与蒋介石检阅童子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d67b4fb00102wkgk.html


儿童福利社虽然有牛奶面包供应,还有一些可以接触社会的活动,但终究不是正规学校,没有规范的学制与课程,学不到什么东西。暑假前我就向父亲说了我的想法,要进正规学校,姐姐和哥哥也支持我。这样,暑期间我到建康路小学报了名,经考试编入了四年级的一个班。学校在建康路西段靠近大中桥处,从长安旅社过去不消十分钟就到了。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完小,二层楼的教室有好几幢,都是新建筑,绿化也很好。室内窗明几净,室外环境优美。学生很多,早操时很大的操场上排满了人。
    学校是好了,费用也高了。四年级以上男生一律参加童子军,学费、书本费、童子军军服及装备费等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照理一开学就应缴费,而我家一直拖欠着,连校服也“赊账”。我天天向父母要,老师天天催我要,我很难堪。后来父亲“光火”了,说这学“呒啥上头”,姐姐、哥哥上学不多也都“蛮好”!于是,不到两个月我便负债退学,结束了在南京时期的“读书生涯”。
    我家自搬到长乐路后经济状况即有所好转,特别是住进了长安旅社,父亲时常拉琴吹笛,带我看京戏已非偶然,全家人身上穿着也很挺刮,决不像穷得交不起孩子学费的样子。然而,我先是到不收费的儿童福利社上学,好不容易进了正规学校却又拒交学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当时心中就有了答案:因为鸦片!是鸦片害了父亲,鸦片害了我们一家!(有关这,下一节再叙述)
    此次入学唯一可记的事,是开学不久便有了一次“童子军”受检阅的活动。童子军配有绿色短衣短裤“军装”、镌刻“智仁勇”三字铜扣的皮带和一根绿色粗长绳(好像叫“救生绳”),戴船形帽,胸前挂一只长筒形白铜“军哨”。当时听说进了中学还有小佩刀和军棍等装备。为了受“检阅”,好几天正课都不上,体操老师成日价给我们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其实真正受检阅的是各校抽调的“尖子”到专门的地方去训练的,并且是以中学生为主。我们不过是造声势的陪衬罢了,但起码也得整整齐齐的,所以要突击操练一下。
    “检阅”那天,我们徒步到珠江路附近小营机场,所谓机场只是个大空场地,并没有飞机(现在知道早先确实是飞机场,并且是南京第一个机场,后来有了明故宫机场这里就闲置了)。场地很大,检阅台前面一大片是给受检“部队”进行分列式行进时留着的,其他在后面,我们进场时已经排到最后了。检阅台下有军乐队(也是童子军)一直在演奏,我没听懂是什么乐曲。后来突然停止了,就有人宣布检阅开始,军乐又响起,受检队伍依次从左边进场经检阅台绕一圈回到左边排成纵队,就像奥运会运动员入场那样。全部进场后,主持人即宣布“蒋总司令训话”。原来蒋介石还兼任童子军军长。这是当时听带队的体育老师说的,是否当真未作考证。我们的队伍离“司令台”很远,只能看清蒋介石是穿的军装,面部看不真切,更听不清他讲了些什么。后来大概就结束了。这样,我算是看到过蒋介石了。不过当时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其他同学也如此,好像只是参加了学校一项活动而已,不似后来红卫兵被伟大领袖接见时那般激动狂热。遗憾的是我们的“军长”没能为我免除学费,连我那身“军装”在穿上跑了一圈之后也还给了他!
    写过这段后觉得有些奇怪:此事我参军后历次运动中竟从未提起过。决不是有意隐瞒,实在是没想到,没把它当回事。那些年运动中大家都搜肠括肚一丁一点地以向组织交心为光荣,我如果想到了应该也会说到的。当然,因为没当回事而忘了没有讲,现在看来也是好事,否则,说不定会有麻烦。那年头有些人才不管你是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只要是个“问题”则宁大勿小宁重勿轻,哪怕在档案里只留下“曾受蒋介石检阅”几个字,也就够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童子军是上世纪初由英国军人组建的对儿童进行社会军事教育的团体,后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组织。我国在民国初年开始建立,解放后自动解散了。现在好像又有了用“童子军”作名称的少年活动,网上有“童子军网”、“童子军俱乐部”、“军昂童子军乐园”、“北京童子军”、“长城童子军”等网页,具体状况未作深入了解。
    对建康路小学的老师同学皆无记忆。只有一位同课桌叫刘耀武的,因其家住状元境口,我辍学后到夫子庙玩经过他家常见面才得记其名。在与他的交往中,他给我看了集邮册和许多小画片。他的集邮很丰富,自清末至当时所使用的,虽然不少是普通邮票,却也多姿多彩;还有许多美国和香港的,印制得更为精美。小画片则是香烟盒里的赠品,一套一套的,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封神榜诸神、三国将帅等,十分引人入胜!我受其影响,也便开始收集。我家那时无甚信件往来,要集邮只得买新的,好在旅社对面就是大邮局,凡有新出纪念邮票都能买到,不过我本钱太小,只能买面值最低的,其中有“国民大会”开幕、蒋介石六十岁生日庆贺等,一直保存到“文革”。那座邮局两层楼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仿西方古典建筑,楼中央有个大钟座,当时好像有钟的,八十年代我去看时邮局还是老样子,只是楼顶大钟不见了。我集邮的习惯从那时养成,一直到三十年后我女儿“接班”为止。至于画片,那时只有从父亲的烟盒里搜罗,但数量毕竟有限,“成套”的更是谈何容易?后来长大了些就更没心思玩那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22:35:26 | 显示全部楼层
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建了中国童子军 第一团,这是民国史上最早的一支童子军,后来民国政府因此将2月25日定为中国童子军节。次年,上海华童公学、青年会中学等也相继建立了童子军组织,并成立了“上海中华童子军会”,这些组织多由教会学校主办,教练也由外国人担任。由于参加人数少、组织训练很不健全,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各校400多名童子军参加了运动会的表演、检阅及运动场上的服务。他们出色的演技和优良的服务赢得了人们的赞赏,童子军由此开始得到国人的关注。运动会后,各地教育界人士召开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推广童子军组织。
1915年11月,“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在上海成立,广州、南京、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了分会。童子军组织由此遍布全国。
1924年,由江苏省教育厅和教育会拨款选派童子军6人,在教练李启藩等人率领下参加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童子军大会,这是中国童子军参加国际童子军运动的开始。在这次大会比赛中,中国童子军取得了总分第五名的好成绩。
1926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2 次会议正式通过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的提案,这是国民党组建童子军的开始。此后,中国童子军节也改为了3月5日。
1927年6月10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设立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委任张忠仁为司令,令其即日组织童子军,领导和办理全国童子军事务。到1927年底,南京共组成童子军6团,苏、浙、沪、皖、鄂、湘 、平津等省市组成16团,此外尚有新组织的40余团也正在审查登记中。
1929年,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改组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由中央训练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司令。
1930年4月18日-22日,第一次全国童子军总检阅和大露营在南京小营举行,蒋介石亲自到会检阅并作了训词。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以蒋介石为总会长,戴季陶、何应钦为副会长。1934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理事会,朱家骅、陈立夫、张治中等15人任第一届理事,蒋介石为理事会会长,戴季陶为副会长,王世杰为理事长。同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为全国童子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工作则由童子军全国理事会负责。
1936年10月,童子军总会在南京陵园新村举行第2次全国童子军大检阅和大露营,全国30个省市的10726名童子军参加了这次大集会。据童子军总会统计,当时向总会登记的童子军人数已达20余万。
抗战时期,童子军组织遭到日伪严重破坏,1937年9月,日本占领北平后,即明令布告取消中国童子军组织。南京沦陷后,童子军总会所在地亦被日军改为神社。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才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其规模再也未曾达到抗战前的水平。
 楼主| 发表于 2018-2-12 11:56: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市江湾体育场原名上海市运动场,1935年08月底竣工,体育场东西两侧设有司令台,由人造白玉筑成,高20米,其左右顶巅置古铜色大鼎各一尊,十分壮观。    1933年10月10日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办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时,国民政府曾决定,以后全运会每两年开一次,并决定1935年的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但当时上海没有大的体育场,中小型的体育场设施都十分简陋。于是上海特别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提出要在当时正酝酿的《大上海计划》中增设体育场项目,并以此承办新一届远东运动会。为此发行公债350万圆(旧币),其中100万圆(旧币)作为建造运动场的经费,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
上海江湾体育场在1934年08月开工,10月举行奠基仪式,1935年08月完工,曾喧闹一时,被媒体称为这是“空前伟大体育场的落成”。随后于10月10日在体育场内举行了中华民国第六次全国运动会。1936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体育场创办了“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这是民国时期继号称远东第一的南京中央体育场于1931年落成之后又一大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育场初名称“上海市立体育场”,旋即正名“上海市运动场”
    江湾体育场是当时民国政府推出的“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建筑之一,该计划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建设近代上海(不包括租界)的城市规划,选定以江湾南部今五角场地区为中心,由政治区、交通设施、外围工业住宅区和道路系统四大建设项目组成。遗留在杨浦区的旧上海市政府大厦、上海市体育场(江湾体育场)、旧上海市立图书馆、旧上海市博物馆、旧上海市市立医院5处建筑都是“大上海计划”的组成部分。“大上海计划”目的是为了与上海市内的列强租界相抗衡,凸显民国政府的统治地位。
 楼主| 发表于 2018-2-12 15:18:38 | 显示全部楼层

《新秦日报》二十五年


http://www.xa.gov.cn/websac/cat/936653.html



俞嗣如 遗稿
  《新秦日报》是由我个人经营的报纸。1921年10月5日在西安创刊,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备受摧残,于1944年4月停刊。
  解放后,1958年在西安市南城门楼举办的革命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刊登报道“西安围城”(1926年)情况的《新秦日报)》和其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使我深感光荣。往事虽成陈迹,但我愿将自己创办经营《新秦日报》的概略,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辛亥革命后,我与宋伯鲁(芝田)、张瑞峰(玉昆)、郭德沛(汝霖)诸先生一起,想把原由法政同学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学术研究并含有政治意义的社团)重建起来,继续活动。当由吴敬则私人垫款,从上海买回对开印刷机一部及各种字模等器材,准备出刊报纸或刊物,作为表达政见的工具。正在积极筹备期间,北京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派来一个姓张的人在陕西设立分部,通过与宋伯鲁的商洽,拟将“进步党”与“政治研究会”合并成一个团体,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政治研究会”的重建即告停顿,印刷器材则由吴敬则另设“艺林印字馆”营业。不久,“进步党”停止活动,合并亦成泡影。斯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主持陕政,迫令所有政党一律停止活动;而宋伯鲁又赴北京任总统府倾问,张玉昆在北京当律师,辛亥革命时曾任陕西法制局长的郭德沛,也在北京司法部供职,压力增大,而主要成员星散,重建“政治研究会”的打算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仍考虑要办一张报纸,作为表达群众意见的阵地,当即得到宫逸泉、熊文涛和杨伯渊等同学的赞助,定名为《新秦日报》,借寓刷新陕政之意,经过短期筹备,这一张民间报纸便呱呱坠地了。起初,报纸委托梁府街省印刷局代印。后又由五味什字一家私营印字馆承印。不久该印字馆出盘,我借到堂兄俞述之卖房的一笔钱买下来,为长期办报打下了基础。
  《新秦日报》初出版时,新闻来源很困难。当时既无通讯社供稿,报社又无外勤记者,仅靠几个编辑和我进行采写,维持版面。那时的机关、团体对外封锁消息,即使一条新闻也得之不易,况且偶登一则不利于当局的报道,便要受到追查或处分,真是举步维艰。
(一)
  《新秦日报》在二十五年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到当局的刁难,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如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所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
  (1)冯玉祥在陕时,外县多种鸦片,《新秦日报》以“春秋责备贤者”为题的小评,劝告制止,不意却遭到报复。1922年4月(<新秦日报》登载汉中寄来反对吴佩孚而组织起来的《民团军成立宣言》后,冯玉祥即令警察厅和五个警察分署署长率领警察,于夜间将报社和我的住宅包围,进行搜查。搜出了汉中民团军石印的原件,即迫我到警察厅进行审讯,追问我“为什么要办报?”我说,办报是为了宣扬民意,促进社会进步。刊登《民团军成立宣言》是有闻必录。且这是印刷品,邮电检查何等严密,既能寄出,报纸为什么不能登载?但他们不听分辩,将我拘留起来。结果经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基警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亚雄奔走营救,由四家商号具结作保,才被释恢复自由。时隔不久,警察厅又把报社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了七天,才算了结这一公案。事后我听说,冯玉祥竟把邮电检查机关一个检查员打了四十军棍泄愤。我被释回来,心灰意冷,迟迟未复刊。不料有一天,冯玉祥派其高参兼禁烟局长张树声找我,问我何不出报?并约我去见冯。我说,等安排报纸出版后再说,搪塞过去。《新秦日报》经过这次波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订户不断增加。《申报》驻陕记者秦毅斋并将这一新闻界的新闻,电告上海,刊诸《申报》,于是各地新闻界纷纷函电慰问,交换报纸和通讯稿也日益多了起来;上海、广州等地商业广告亦与日俱增,版面随之改观。稍后,当我见到冯玉祥时,冯说前事“对不起,希原谅”,表示歉意。
  (2)冯玉祥离陕赴豫,刘镇华以陕西省长兼理陕西督军,声势显赫,部属称其为刘兼座。《新秦日报》与刘相处较久,矛盾冲突也较多。
  刘镇华督陕后即剪除异己。一次计划借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演戏请客,派人代他主持,于席间拟将陕西军人马青宛当场枪毙。我从省议会议长南岳峻之弟南云峰处得知这一消息,报纸即于当日披露。适逢马的一个亲信先一天来省购物,翌日早见报大惊,急购报一份,快马赶赴三原报信。这时会议己结束,马正在台下看戏。这个人混近马身边示意,马即托词外出,这个人将报纸指与马看,马即乘这个人的马驰离三原,迳返交口镇防地。三原会议主持人,见马久出未回,情知有变,但查寻无踪,便急电报告刘镇华。刘镇华此时也已见报,闻讯大怒,即令警察厅长马浩把我叫去,追问消息来源。我初则敷衍,后不得已告知原委,但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经马浩与刘反复商量,并会同司法科长陈景云迫使报社承认“传闻失实”,予以停刊七日处分了事。
  1923年夏末,有一个名叫侯明玉的木匠来报社闲谈,说他由友人刘东轩介绍,替日本古玩商密田、田上几个人做装运钢佛象等物的木箱。不久,日商又介绍他到“汉口日信洋行陕西支部”工作,经常到彬县北山一带去运桐木,并采购棉花,大量收购古玩。“日信洋行”的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还有一个大将叫中川,这些日人以买棉花为名,看样子是搞其它活动的。并说这些日本人,曾带他去过三原、泾阳、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到处照相、绘图。一次还在西安东门外祭台村白佛寺照相开会,行动可疑。侯明玉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愿再替日人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坚决辞职,并请求将其所谈予以揭露。据此,报纸除对间谍活动一节,因涉及外交关系,持慎重态度未予发表外,对日商大批采购桐木违法事实进行揭露。指出:陕西非通商口岸,日本洋行不能直接到彬县采购货物。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峻见报后,即派人来报社了解,又找侯明玉询问情况,遂即令彬县知事和省警厅根据国际法及通商条约勒令日信、大仓,高桥、三井四家日本洋行停止在陕活动,并令有关人员离陕返回汉口。刘镇华原与日商有所勾结,对此大为不满,竟说南岳峻未经呈报省府,即以报载为凭勒令日商离境,若引起纠纷,必为省长增加麻烦。同时对报社施加压力。幸好不久刘离陕西,此事遂告结束。
  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刘镇华妄想借鲁迅先生的声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故对鲁迅先生殷勤招待,并请为他的部属讲话,同时暗中托人向鲁迅先生示意,希望在讲话中对其政绩有所揄扬。不意鲁迅先生对其部属仍讲“小说史”,只字未提刘治陕的事迹。刘闻讯后,很不愉快。《新秦日报》获悉这一情况,即据以作新闻报道,刘见报怒不可遏,立令教育厅长景岩征、警察厅长马浩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虽经报社编辑王淡如据理分辩,结果仍不免受到勒令停刊七日的处罚。
(二)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并不满足,还把魔掌伸向河南,企图兼并国民军胡笠僧的兵力,他先命憨玉昆带兵入豫,憨兵败自杀。刘不甘心,复亲自出马,倾镇嵩军全力,东出潼关击胡,又被胡击溃,全军几遭覆没。刘收集残部流窜鄂陕交界一带,吴佩孚补以饷械,乃复受吴用,成为直系军队。并得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助,在汉口日本洋行购买军火,积聚兵力,拟再次找胡笠僧报仇。迨胡笠僧逝世,国民二军势衰,刘于1926年乘机收编股匪王老五等,在豫西四处截击国民二军,并向西推进,连取潼关、华、渭数县直扑西安。当时西安守军仅有国民二军李虎臣少数部队,因众寡悬殊,打算退往西路各县保存实力,徐图再举。适西安士绅韩绾青、王子端等代表西安军民前往三原,请来杨虎城新胜之师,与李虎臣共守危城。西安虽被围长达八月之久,《新秦日报》坚持出版,从未停刊。
  西安被围之初,物资粮食未显短缺。但到后期,困难日增,军需民食,极其匮乏。《新秦日报》几临断炊,幸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向粮秣处先后两次借回大麦一石,压成粗粉和以油渣、红糖果腹,勉强支持到解围。
  记得围城不久,一些绅士和商界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会址设在大湘子庙街“陕西省通志馆”内,当时天天有活动,我也不断去采访。在此期间,刘镇华派宋云石(曾任陈树藩的军械局长)入城接洽,条件是杨、李将国民军撤出省城移驻西路,双方停战。寇锡三、壬卓亭向杨转达,遭到拒绝。因此,宋去之后,刘攻城愈急。其时,城内商业完全停顿,居民生活愈加紧张。一天,郭蕴生在省府开会后来“和平期成会”,透露省府因军费拮据,拟向商会筹款,我即根据这一消息,在报上发了新闻。警察厅见报后,向我追问消息来源,并否认有这回事。我据实以告。次日,在“和平期成会”正开会时,省府科长张警堂来会,邀郭蕴生去后院谈话。张走后,郭对我大发脾气,责我不该泄露消息来源,使他受窘。我表示歉意,默然离会。
  时农历十月,守军濒临弹尽粮绝之际,国民党陕西负责人刘含初在东厅门中山大学开会,到会约五十余人。首先由一个自称裱糊匠的人发言,历述人民遭受苦难情景,倡议召开市民大会,讨论食粮与守城问题。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院门召开市民大会研究办法。我得到消息,赶往中山大学采访,散会时已届黄昏。杨虎城得悉我在场,以为我参与其事,次日,即令军警督察处长丁增华约我和参加这次会的几个人去谈。参加会的周伯敏、马公弢都不敢去,仅我和刘含初去见杨。杨见面即说守城日久,使大家受饿。我们说军民同甘共苦完全应当,目前应想法解决困难。当我和刘同杨虎城谈话之时,南院门市民大会已经举行,杨即派人向到会群众安慰劝勉,并且告以援军已到陕境,不日即可解围。与会群众听此消息,相继离开会场散去。
  围城时,当局曾拨借一石大麦解了报社职工燃眉之急,解围后,李虎臣还叫丁增华传话,送给报社二百元以示补助,虽因军需处长牛耀堂借口无款终未予以支付,但我却深感李、杨二将军对与之同甘共苦的报纸的关切之情。
  《新秦日报》系当时西安仅有的一家报纸,解围后发行量激增,因而报社经济情况好转,几个月来所欠债务陆续还清,并充实了印刷器材。
  刘镇华溃退豫西,投靠了冯玉祥。冯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付之。于、邓由三原来西安后,雷晋笙、吕佑乾等对我说,大家意思叫我担任行政工作,报纸由雷接办。我因城囤已解,办报情切,且报社财物均属己有,岂肯拱手让人,遂婉言谢却。
  冯玉祥统治陕西时,曾以总司令部名义,布告取缔农会擅自杀人。《新秦日报》报道时,标题标出“取缔”二字,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见报,认为用“取缔”一词极不妥当,勃然大怒,并令驻陕总部派员查办。史可轩召我及报社编辑王淡如谈话后,我承认错误,报社被处以停刊七日了事。
(三)
  宋哲元任陕省主席时,要报纸在城关各大街十字张贴,以广宣传;另外每日给省府科室各送报一份,连同省府所登启事通告,每月付给三百元。一次,我去外地期间,报纸登载了朝邑县驻军因粮秣紧张而截扣赈粮的消息,转载了《申报>关于宁夏西北银行钞票挤兑风潮的新闻,宋哲元深为不满。乃令警察厅长周永胜将总编王淡如拘押了十五天,还派警察包围报社和报纸主笔顾献庭住宅,进行检查。当我回到西安时,风波虽告平息,但每月省府给的三百元却完全停付。  刘郁芬继主陕政,省府给报社的三百元报费和广告费虽已恢复,但拖拉不能按月支付,直到刘由西安向渭北逃跑时,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付过分文。
  杨虎城任省主席兼西安绥署主任时期,每月补助《新秦日报》二百元,初期还能按月支付,中间突然停发。为了弄清原因,托杨部参谋处长张子麟询问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不久张交给我一百元时说:“南给你二百元,我因紧事用了一百元”,并未言及其它。以后我才得知,因各报登载泾阳、三原、高陵三县人民联合控告渭北水利局职员舞弊的传说,结果:《民意报》停刊,《西安日报》改组,《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停止补助。同时也才知南所给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深为抱歉。在南卸任秘书长后,我到红埠街他家去看望,他还问我报社用钱不用,始终未提省府停止补助一事。
  邵力子主陕,以省府公费有限,决定由财政厅作为正式开支,按月支付各报。《新秦日报》的二百元报费、广告费又有了着落,不意王德溥接长财政厅后,无端停止支付,《新秦日报》的二百元补助费又复落空。
  《新秦日报》于西安解围后,有了发展。在上海和本省宝鸡、安康均设有分社,办理发行、通讯业务。创刊十二周年时,出版了“《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1934年)元旦合刊。”合刊的前言如下:“本报创刊迄今,时历十二年两阅月又二十二日。以日计之,已达四千四百六十七日矣。今则出刊之数,仅为四千号。其间脱期雨虚靡之光阴,竟至十五阅月,此则同人引为不幸者也。虽然,此岂得己哉!夫次殖民地之国家,处被宰割之地位,国耻纪念,与年俱迸,一也,言论自由仅空谈耳,停刊处分,迭经身受,二也;继停刊相习成风,改进需时,遽难革除,三也。有此诸因,遂致本报历几许岁月,荒废大好时光。就责任言,无以对社会,就业务言,无以对读者。纵社会曲予原宥,同人究不敢自恕也。夫新闻纸者,社会所依为耳目者也。今者强邻环偪,国难方殷,开发西北,至其听也必聪,视也必明,毋使其仅具形式上之官能,以至于聋瞆无用,此固社会之期望,亦吾辈之天职,愿与同业及社会硕彦共勉之。”正当《新秦日报》力图发展、扩版到三大张时,国民党中央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就找邵力子陈说,各报篇幅均不得超过两大张。以此为准,并由省府作出决定令各报执行。《新秦日报》在此限制压抑下,只得减少出版张数。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对《新秦日报努的利诱、迫害接踵而至。
  有一阵,忽有许多朋友不断劝我为报纸找个“后台”,找点固定津贴,以求发展。我想:还是自己苦干比较自由,以保持民办报纸风格,对来劝者一律婉言谢绝。一度曾任报社经理的高琛斋,有一次竟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贻燕告诉他,新秦报为什么不想办法找点补助呢?何必那样苦撑。还有我的内弟杨肖愚由甘来陕,他同李系同乡同学,也劝我找李给报纸活动津贴,我同样谢绝。以后,《西京日报》继任社长于秋墨来对我说,给你的报找点津贴好吗?我答以目前尚可维持。于不悦,拂袖而去。   
  “西安事变”前,有一个叫钟楚珩的人,由南京来陕找邵力子想当县长,因所谋未成,经友介绍为报社帮忙,我给以名誉经理职务。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来陕时,钟是杨的故旧,介绍我去见杨,见面时只作一些礼节性谒访,未涉及其它。事后钟对别人抱怨我说,俞既不向杨要钱,那何必去见杨?
(四)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度与《新秦日报》商妥,把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纸型,交《新秦日报》铸版印刷,在西安发行。这与以前代印宣传品时的密秘方式不同,是由“八办”熊静同志与《新秦日报》订立正式合同的。当时我认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部,重庆出版的报纸,西安代印出版,不至有什么问题。不料西安新闻检查所主任唐奇在报社代印不久就追问,为什么你们要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日报》与《新华日报》是什么关系?并指明,代印报纸无异就是代共产党宣传,即迫令停印。当我去长安杜曲镇躲避空袭时,我的儿子俞岳松与经理部工作人员研究,认为报社与“八办”订有合同,收了订款,中途停印,违反营业道德,遂决定按从前印中共传单的办法,在夜间密秘印刷,俟合同期满再行停印。但又被特务告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立令警察局派人把报社印刷机加封,抬走了铸版机(当时西安仅有的一部)等器材,使《新秦日报》不能出刊,接着又将报社营业主任张炳智捕去。后经我请《秦风日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向郭疏通,郭提出由他给报社介绍一个编辑和一个校对为条件后,才启封机器恢复出版。郭所介绍的编辑叫刘毅,校对叫郭汉章,刘、郭到报社后到处查看,尤其该郭身带手抢,气势凌人。工人中他们也安插了一个姓杜的人,暗中监视报社活动,向其报告情况。事后,据一知情人透露:他们原打算以报社为共产党服务为借口,没收全部印刷器材,置《新秦日报》于死地。但经过一年多时间,没有找到任何口实,郭汉章无法向其主子交代,终于不得不离开报社。而编辑刘毅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调到《西北文化日报》去当编辑。
  “三青团”陕西省干事长杨尔瑛想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因没有印刷设备,要我帮忙代印,并说:把你这个小摊子同胡(宗南)先生的大摊子合起来,对你大有好处。我婉辞未诺,杨则不欢而去。不久,杨又同胡宗南的秘书崔某来找我说:“三青团”经费不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三青团”办的《青年日报》能问世,就算帮了大忙。在被迫无奈之下商妥:《新秦日报》每日印完后,在原版换上《青年日报》报头,再换一下社评和儿则新闻就行了,他们酌给一点津贴,编辑、校对他们自理。这样作以后,便发生编选稿件各取所需的问题,为了减少排、换版,我们只得少发稿而迁就他们。《青年日报》在《新秦日报》印后再印,出报迟,阅者少,他们派了一个姓陈的专搞发行也未好转。又以偷换订户的手段把《新秦日报》订户改成订《青年日报》。记得一次姓陈的发脾气,把一个拒不换送的送报人交警察局押起来进行恐吓。如此境遇忍受年余,直到他们买了印刷器材,我们才获得解脱。
  与办报同时,我在西安钟楼根东边开设了一个“安乐茶号”,专售素食糕点,某年因避日机空袭,在长安县杜曲镇租了两间临街房,迁去部分工具人力开业,并代推销《新秦日报》。后又迁去部分印刷器材,一面承接外活,一面作印报备用工厂,万一城内报社被炸,还可在此正常出版。这期间,杜曲镇商会每次派款,对“安乐茶号”分号总比其他商号多。一次派军麦,镇上最大的商号仅派二石,而安乐分号竟派了十二石。于是勉凑了部分麦送去,便宣告停业,打算不了了之。但镇商会却说,店铺停业,报纸还在,遂把欠交军麦拨由军队直接催收,一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八个枪兵到我家坐催不走。后幸得安乐分号经理刘德卿借到他女儿的麦子代交,才免了一一场横祸。最后出盘安乐分号铺底,还清了刘借其女儿的麦账。
  1943年秋,《新秦日报》社东邻专营钢笔商店——“钢笔大王”失火,延及报社及紧邻关中旅社、油店、百货铺,钟表店、饭馆等十多家。报社器材几成灰烬,其他各家损失也很严重。端履门十字西北角成了一片焦土,还烧死了一个装订铺的学徒。这是西安城内一次大火灾。当我被带到警察一分局,一个姓张的立即审问说:“火是你们放的,你们报社内有共产党,姓周的编辑就是。要不,你们为啥要代共产党印《新华日报》呢?”我答:“报社职工没一个共产党,我负完全责任。今天失火是由“钢笔大王”起的,可以调查。至于我报工厂代印《新华日报》,是正当营业。《新华日报》既能在重庆出版,为什么西安不能代印?我是报社社长,有什么事由我负责,其他人应即释放。”于是,就把我和“钢笔大王”经理周宪章押起。次日又转送警察总局,经司法科审问,仍不能决定谁家起火。乃将全案悉送杜曲镇长安地方法院检查处,几经询问仍无法确定责任属谁。幸好,过了几天“钢笔大王”店中的小学徒,自己跑到法院自首,他说,他给一个修钟表的同乡偷取汽油,不慎将蜡烛芯火灰掉进油桶,引起大火,待跑出喊人扑救返回,火势已烧至门口而成火灾。检查官以小学徒能自行认罪,罚了一百元结案。从而国民党想借火灾陷害报社的阴谋复成泡影。
(五)
  报社因购买纸张材料一时周转不灵,经理钱信予以“安乐茶号”为其友沙景云承包修建彬县仓库工程作保为条件,借得沙一万元。合同由两家商号盖章。三个月后,粮政局忽然来人说,沙所包工程未竣、款已用光,人已逃跑,你们赶快派人继续修好仓库。并说,另一家铺保也已无踪,现唯“安乐茶号”一家是问。我一再找粮政局交涉,终归无效。约两个月过后,粮政局偕同警察竟封了“安乐茶号”的大门。时正当中秋节前夕,值月饼大量上市之际,我复找粮政局负责修建工作的白子玉,商请允许“安乐茶号”作过月饼生意后再垫款修建仓库。白与张子俊局长研究决定,粮政局借给十二万元并派人监工,《新秦日报》以印机担保还款。不意“安乐茶号”营业收入欠佳,近二十万元巨款无法筹足。于是粮政局即派白子玉领兵到报社,将印机拉走,迫使《新秦日报》无法出版。在此打击下,我先同高自振的印刷厂商洽由其代印。随后又向《国风日报》求助,得到景梅九先生的支持,把两张大型日报缩为四开晚报,利用《国风日报》原版,另换报头,继续发行,借以保持报纸发行权不至因停刊而失效,待机再行恢复。
  1944年4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胡宗南招募的所谓“青年军”起了冲突,几近火并。《新秦晚刊》刊登了这一新闻,惹起双方不满,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连日纠缠不休。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又乘机煽动,唆使“青年军”到报社寻衅、捣乱。报纸遮此境遇,只好宣告暂时停刊。
  报纸停刊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陈怀仪偕同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陈忠经突然找我,商借《新秦日报》的名称出报,待他们的报纸办好登记手续时,即归还所借名义。并说这样做我们可以马上出报,你们又不至因报纸中断失去出版权,双方有益。当时我已知他们意在利用民办报纸这一招牌,欺骗群众,但来者势大,只得应允。接着陈忠经派了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和我儿子俞岳松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楼上接头,按他们所说办法办理。借用《新秦日报》名称不限时间、不立合同,由陈怀仪和王淡如保证。他们借用《新秦日报》名称后,即继续出刊。不久,陈忠经赴美国留学,报社事务全由赵耀斌负责。不意事出突然。据说,国民党反动派从东北发现赵耀斌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把赵和一个担任总编辑的人用飞机解往重庆。至于真象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再借用《新秦日报》的名称,而改为《黎明日报》出版发行。在当时,我也没法找他们收回报纸发行证件,但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不断找我的麻烦,怀疑我与赵耀斌有什么关系。幸而陈怀仪还在,他又是中介人,才使我免受牵连。
  《黎明日报》出刊不久,盘据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四面楚歌境地,敌人赶把所有印报机具抢运一空,亡命溃逃。旭日从东方升起,西安这座有名的古城,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附 记
  中共陕西省委一位姓薛的同志曾来我家访问,他拿来一份《新秦日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和一份“《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元旦合刊”叫我看,希望我能写出一点有关《新秦日报》的史实。我很受鼓午,但一因《新秦日报》有关资料和报纸在火灾中已成灰烬,另因自已年老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能动笔。欠账总是要还的。现下,在仅有的这两份材料的基础上,强忆追记,勉成此稿。
 楼主| 发表于 2018-2-23 21:59:43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中的石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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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将殖民地纳入在内,日本的石油矿区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但真正可供工业开采的屈指可数。以1930年为例,日本本土加上其他日本控制的地区,产油量合计45.9万吨。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石油产量为1.23亿吨,苏联为1850万吨。
  为了解决石油供应问题,日本一方面从国外购买石油,另一方面也在谋求获得出产石油的租借地。然而,当时各国主要大油田不是控制在大石油公司手中,就是由英美政府直接控制,日本可以施展的空间非常小。
  不过,乐观的日本战略决策部门预计,战争开始后的四年内可以从荷属东印度运回830万吨石油,加上国内的产量(包括人造石油)和战前718万吨的储备,至少可以保证三年的石油供应。
  冲昏头脑的日军开始在太平洋上不断挑衅。嗅出危险气息的美国财政部和陆军极力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由于国务院担心引起对日冲突,最后禁运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但这难不倒日本,因为他们的飞机能够使用辛烷值87以下的燃料。而且只要把少量四乙基铅掺入这种燃料中,便可以提高其辛烷值。
  禁运声明发表后5个月内,日本从美国购买的辛烷值为86的汽油比过去多550%,且大量购买了钻井设备,散装油库和其他物资。最后,短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储存了石油4300万桶,积蓄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宝贵资源。
  面对有备而来的日本,中国的形势紧张得多。
  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近代中国也发展了一些工业,但是总体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收入占75%的农业国家。当时,中国每年的石油自给量仅有0.2%。数据显示,193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一共拥有1.24万辆汽车,但是军政部交通司的汽油储备还不够1个月的使用量。汽油短缺直接影响军事运输和战役策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汽油的军队,是没有大规模进攻能力的。
  为了囤积汽油,中国采取了各种办法。1938年起开设酒精厂,煤炭提炼厂生产代汽油,代柴油,甚至从日占区走私油料,而且从日占区得到的油料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超过了美国运输进中国的油料数量。
  同时,政府对用油实行了严格限制。1938年规定小客车每月每辆用油不得超过45加仑;1941年规定每车每月最多提供汽油20加仑,酒精20加仑。并且规定除飞机可以使用纯汽油以外,其他车辆全部使用汽油和酒精混合燃料,如果不是紧急任务,不得动用国产汽油,只使用人力和畜力运输。
  在战争中,为了省油,有时遇到大山大河,中国军队会把卡车拆散架,一点点地搬运过去再进行组装。
  汽油成了奢侈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只好改造汽车,尝试用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代替汽油。1941年秋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着一部由他亲手改造的桐油汽车从重庆开到了昆明,途中平均油耗是每百公里20升。就这样还有人大呼便宜,因为当时3升多汽油能换300公斤大米,也就是说加一回油相当于扔掉一家老小一年以上的口粮。
  据统计,抗战八年,中国石油产品有98.8%是太平洋战争之前进口的。靠着各种囤油大法,中国把日军拖延在战场上,直至战争结束。
  西线能源:急要!
  战争令能源与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抵抗日军,中国西部成为大后方,从科技、工业、交通等各方面保证能源与物资的供给。
  早在1930年,察觉到日本的野心,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对西北的部署。“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将首都迁重庆,整个西部成为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大量搬迁和投资于西部地区,投入力度超过近代任何时期。
  据统计,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共有3935家,分布在江、沪、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国总数的56%。一旦陷落敌手,就等于将中国超过半数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2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组织成立了“西北工业考察团”,从重庆出发,历经陕、甘、宁、青、新5 省,用6 个月时间考察了所到之处的工业、水利、制造、机械、矿业、工业管理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察新发现了许多矿藏,“石油及其他各种矿产,虽尚未得详细勘查,然其蕴藏量之丰富,希望甚大”。
  实际上,1932年秘密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里,就有专门小组研究能源与工业。在小组完成的38个课题中,对陕北油田地质、四川油田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当时的科研主要侧重于军需民用。一大批“海归”回到中国,用国外所学解决中国的燃眉之急。1937年到1944年专利发明共计423件,研制出了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旋蓖式锅炉及竖式回火管锅炉等。
  西部工矿业建设战略的实施,不仅使战时的西部成为能源基地,确保了军需民用,支援了抗战,而且为西部工矿业以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国防上最需要的石油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七七事变”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一些同志组成“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在甘肃、青海地区调查后,认为那里有希望出油,应不惜代价钻探石油河构造,开发油田。此事引起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重视。他于1938年6月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当年12月,筹备处主任严爽、地质家孙健初、测量员靳锡庚等来到石油河实地勘察。
  由于油田勘探急需钻探设备,严爽提出:在陕北油矿探查处时,他曾购进国外5台200米汽动顿钻,1935年红军来后,钻机交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长石油管理。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以要求从中选配两部,连同锅炉一并运到玉门。
  事关国共两党关系,翁文灏为此亲赴汉口,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异议,同意拆迁。
  后来,甘肃油矿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用这两台钻机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君庙油田于1939年生产原油418.85吨,1940年生产原油1346.76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油品进口几乎完全断绝,玉门油矿的开发“由重要而转成急要事业”。当局明令,1942年生产汽油5000吨。孙越崎主动向资源委员会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愿受撤职处分。他全力筹措资金,采购器材,扩充炼油设备。这时,新发展起来的西南工业也起了关键作用。在进口炼油设备因日军交通封锁而无法运入的情况下,重庆机械厂家在3个月内便造出了24座甑式炼炉,帮助玉门油矿在1942年冬实现了目标。
  据统计,玉门油田1944年原油产量达6.851万吨,汽油生产1.1565万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国共合作的范例。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长石油厂也获得成功。员工们创新土办法修复油井,同时注重地质探查工作,发现了七里村油田,打出了高产油井,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生产汽油约164吨,煤油约1512吨,还有大量蜡烛等,供边区运输、照明等需要(详细内容请见本刊P79《抗战中的延长石油厂》)。
  西部工业基地的发展,对我国能源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全国共生产酒精燃料68057吨(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由于封锁,同期石油进口量仅为2058吨,国内石油产量24641吨。这对抗战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由于在中国境内的石油计划连二接三失败,日本把目光投向别的地区,寻找成熟的石油资源。
  当时,围绕“南进”还是“北进”,日本海、陆军发生了激烈争论。日本陆军主张由中国东北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海军则主张“南进”,对抗英美势力。
  对主张“南进”的日本海军来说,东南亚可谓是块资源宝地。
  日本当时的石油产量为35万吨,而东南亚1940年的石油总产量为1040万吨,是日本年需要量的3倍,且属于轻质油,显然是一块“肥肉”。1940年日本攻占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国际上的“援蒋通道”,实际上是想让军队接近马来西亚半岛,下一步好夺取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大油田。
  美国看穿了日本的意图,于1941年8月1日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12月8日凌晨,穷途末路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日本军队向驻马来西亚的英军发起突袭。开战一周后,日军相继占领爪哇地区的油田和炼油厂。1942年2月,日本进军东印度群岛,尽管控制这里丰富石油资源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已经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但日本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并且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新的大油田。短时间内,日本还从国内运来了近4000名石油工人。到1943年,日本已将东南亚主要油田的产量恢复至1940年的75%。
  不过,石油开采出来,日本却没法运回去。战争爆发前,日本的船舶总吨位为610万吨。他们估算战争期间每年损失的船舶仅为总吨位的10%,而当时的年造船量可达60万吨,完全可以弥补损失。但美国深深地明白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重大意义,把击沉日本运输船作为首要任务,竭力攻击日本运输船队。
  1943年开始,日本在太平洋上就基本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海上运输线受到美军的严重破坏。1944年底,可运行船舶由年初的150万吨降为90万吨,1945年8月又降为60万吨。
  因此,虽然日本在海外开采原油和精炼石油均大幅度超过战前计划,但第一年仅向本土运回128万吨石油,第二年为214万吨,第三年下降到85.5万吨,第四年几乎没有。
  随着形势的恶化,日本人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他们把石油装在不同规格的桶子里,甚至灌进安置在货船甲板上的纤维容器内。将重达300至500桶的石油装进大橡皮袋中,以便用货船拖到日本。然而这些做法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缺少大型油船,日本不得不把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用于运油,到战争后期甚至想把潜艇都拿来充数。石油接近枯竭,成为左右战事的首要因素。以至于,当时日本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石油进口枯竭了,日本人在国内只能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25万余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他们把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中提炼。民间贮藏的土豆、糖和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石油的日益减少制约着日军的战略决策,进而直接影响到战役进程。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日本部分战列舰因燃料不足未能参战。由于燃料短缺,航空训练被完全取消,飞行员直接升空作自杀攻击,几乎无人生还。
  随着日本在各条战线上溃退,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荷属东印度的油田。1945年3月-8月,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主要的炼油厂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无油所供,石油几乎从日本的国民经济中消失。
  在绝望中,日本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3000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1945年6月,日本政府的调查表明,战时经济由于燃料的匮乏和美国的空袭而几乎瘫痪:1937年4月的燃料油储备为2960万桶,到1945年7月1日只有80万桶。日本投降后,美军当局清点日本的家当,发现日本全国仅剩下31.6万桶石油。
  战时美国掌握着世界上约2/3的石油,也是日本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南进”失败后,日本既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东南亚油田资源,还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供应者,失败已成定局。
  生命线在西南
  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全线投产。如果仔细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它与已经废弃的中印油管几乎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的是,中印油管是当时中国应对日本封锁的一次有力突破。
  70年前,日本刚攻入中国,有识之士便在考虑石油如何运输的问题。1935年,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为避免因战争爆发,海口被封锁而造成的石油来源的断绝,他建议政府铺设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到重庆的油管,以方便运输缅甸国民政府的石油制品。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以后,整个战略物资通道发生了转移,当时国民政府所需要的物资都需要通过广州湾运输。日本企图阻断中国外援物资的输入,这就迫使中国必须另行开辟国际通道,以维持抗战力量。
 楼主| 发表于 2018-2-27 20: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时代的沪宁铁路旅行指南,当时的沪宁铁路由上海北站开始,真茹、南翔、黄渡、安亭旗、安亭、陆家浜、昆山、正仪、唯亭、外跨塘、官渎里、苏州、浒墅关、望亭、周泾港、无锡旗、无锡、石塘湾、洛社、横林、戚墅堰、常州、奔牛、吕城、陵口、丹阳、新丰、镇江旗、镇江、高资、下蜀、龙潭、栖霞、尧化门、太平门、神策门到南京站,慢车是站站都停,沿线各站的地方经济观光旅游就站站发达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2-27 21: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除了日文报刊和日本控制的外国媒体,绝大多数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尤其是英国人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和美国人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等都刊发了大量的图文报道,积极声援中国抗战,谴责日军的法西斯暴行,赞扬中国军民的众志成城。本文以《密勒氏评论报》和《生活》杂志为例,介绍美国媒体对淞沪会战的报道。
淞沪会战80周年︱美国媒体报道中的淞沪会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15866a50102xue4.html



《密勒氏评论报》

100年前的1917年6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创立于上海,创始人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生中最早来到中国的新闻记者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1922年,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接任该报第二任主编。1923年6月,鲍威尔把英文刊名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每周评论》)。
《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以在华的外国商人、使领馆人员、传教士、新闻记者和中国的政府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学生为主。该报的海外读者虽然不多,但分布极广,世界各大图书馆都是其常年订户。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政策宣言中,鲍威尔曾指出:“本报历来主张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

淞沪会战爆发,鲍威尔和报社毫无准备,虽然翌日的报纸(8月14日)还可以正常发行,但随着交战升级,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印刷厂正好位于中日交战的火线上,印刷工人全都弃厂而逃,后多亏鲍威尔手下的一位印刷工人推荐了位于一幢大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所,8月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才得以印刷完成。
鲍威尔戏称他的报纸是货真价实的“地下”出版物,虽然版面从原来的40页锐减至16页,但仍用将近6个版面回顾了淞沪会战开战后上海发生的各种事件。第一篇相关报道名为《上海深陷于现代战争的恐怖中》,给出了驻沪外国人的具体伤亡情况。关于战事进展,该期报纸及时回溯了8月16日晚中国海军鱼雷快艇击伤日本旗舰“出云号”,并迫使其从虹口日本领事馆附近水域转移到黄浦江中游;以及8月17日中国第九集团军对日军在杨树浦和虹口的多处据点发动总攻的情况。

出于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愤慨,《密勒氏评论报》9月4日刊文《日本人的道德和红十字会旗的神圣》进行谴责:“日本对学校、车辆等进行无差别的轰炸,还对插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车辆进行轰炸,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但日本人却诡称这是因为有人想把红十字会的旗子当作幌子,进行反日活动。”
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约一个月后,《密勒氏评论报》开始整理出版淞沪会战大事记,每一期报纸均辟出专栏详述过去一周的每日突出事件,一直坚持到1937年10月23日出版的那一期。
除了定期回顾前周战况,《密勒氏评论报》也积极宣传中国军队的英雄事迹和不俗战绩,比如在开战之初的一则报道:“8月14日,年仅26岁的中国空军上尉梁鸿云在驾机炸毁一艘日舰后遭遇两架敌机攻击,他的脊柱和胸部中弹,飞机也被日军防空火力的弹片击中。但梁鸿云依然顽强地驾驶飞机安全降落在中国防线内的机场,虽然他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而壮烈殉国。”又如在10月2日给出的战果统计:“日本空军仅在8月21日就损失了19名飞行员。在两周内54名中国空军飞行员总共击落了62架日本军机。”(所有损失后得到日本海军省的确认)
9月18日,《中国的士兵担守土之责为民族而战》一文如此对比中日军队的风纪:“在上海的外国人普遍赞赏中国军队高昂的士气、纪律严明和良好的行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接触过中国士兵的大多数外国人见证了他们的热忱和友好。现在只有日本人以及日本人的朋友们和雇员们,在评价中国士兵时使用‘无礼’这个词,而外国朋友最近的切身感受是日本士兵才真正是粗暴无礼的。”
感召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救亡精神,《密勒氏评论报》宣传和鼓励中国人民团结抗敌:“我们应该向上海的全体居民,包括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在这种比卷入世界大战的城市更为恶劣、恐怖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致敬。”“今天,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热情高涨地支持中国士兵:上层人士为他们捐款,妇女们为他们准备后备军需,少男少女们则为士兵们当勤奋的‘侦察兵’,或为前线的士兵们募捐。”
11月6日,杰出的时政评论人孟长泳的文章《四万万六千万中国人誓将抗战进行到底》如是说:“中国最偏远的省份的部队也奔赴上海战场,当广西的第五路军将士辞别家乡父老时,送行的民众鼓励他们英勇作战,一血中华民族的屈辱。即使是乡间老妇,在送别她们的儿子或孙子时也没有落一滴眼泪,而只是叮嘱他们要誓死杀敌。”
《密勒氏评论报》通过刊登社论、专文、读者来信、照片以及漫画等各种方式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干预中日战争,呼吁国际社会捐款捐物或直接来中国参加救护工作。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经战后统计,从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到11月15日战役结束,上海的各家红十字会医院负责救治的负伤的中国士兵和上海市民合计近两万例。
正是由于《密勒氏评论报》不畏强暴,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又有一大批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著名记者和远东问题专家为其撰稿, 所以它的很多文章被国内外媒体广泛转载、摘译和援引,其中国内的知名报刊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大公报》等等。

《生活》杂志

在太平洋彼岸,一位出生于山东蓬莱、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传媒巨子,也非常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他就是美国著名新闻杂志《时代》周刊和商业杂志《财富》的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936年11月,他又在纽约创办了图片周刊《生活》杂志(LIFE),以摄影纪实作为其定位。
“七七事变”爆发后,亨利·卢斯以《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为主要载体,用较大篇幅报道中国抗战。虽然在1937年夏秋之交时《生活》杂志创刊还不足一年,但仍以其精美的图片和短小精悍的文字说明赢得了越来越多美国读者的青睐。淞沪会战爆发后,从10月4日起,几乎每期《生活》杂志都有至少两个、最多七个版面刊登大幅图片,揭露日本进行全民战争动员、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谴责日军的种种暴行,展现中国军队的抗敌意志。
1937年8月28日下午,两个飞行中队的日军轰炸机向上海南站月台上正在等车的大批难民投弹,当场炸死二百多人,其中包括15名婴儿。时任美国米高梅公司《今日新闻》电影摄影师的王小亭赶到现场,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现场的惨状。他把截取的镜头胶片交由美国海军军舰送到马尼拉,又由飞机送往纽约。“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这张照片被刊登在10月4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并配以详细的文字叙述整个轰炸过程和伤亡情况,结果在美国各界激起了巨大反响。不久,美国政府将这张照片放在红十字会和国家公债的海报上广为宣传,还制成明信片向美国人民发出捐助呼吁。
进入9月后,随着淞沪会战打得愈发激烈,日军不仅从华北和台湾抽调部队增援上海派遣军,也加紧在日本国内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据1937年11月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为大量且快速地补充兵员,日本已将服预备役的年龄上限由22岁增加到32岁。
1937年9月中旬,供职于美国《生活》杂志的日本著名摄影师名取洋之助从美国返回日本,他在东京拍摄了一组以应征入伍为题材的纪实摄影作品刊登在《生活》杂志上。下面一幅题为“一个日本烘培师去中国参战”的照片就是他被该烘培师邀请到家里聚会时拍摄的。当天晚上,年迈的父母、妻子、四个孩子和亲友们一道为已经不年轻的烘培师饯行,从在场人的神情来看,并没有因为烘培师即将踏上异国战场而表现出离别的伤感,当时日本民众被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至淞沪会战末期,中日双方在上海战场投入的兵员总数已达一百万人左右,随着日军三个多师团的兵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整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与此同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约会议,中、美、英、法、苏等19国均派代表参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恳请各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对日本实行制裁,虽经三周讨论争取,终究未能如愿。会议最终草草收场,各国只是在名义上支援中国而已,并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

11月29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以大幅照片配以文字,扼要地报道了这次会议的缘起和结果。主要内容如下:

11月3日九国公约的8个签字国和其它11个观察员国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唯独日本缺席。会中虽两次邀请日本,但均遭其拒绝,会议只从日本得到了一纸声明,大意是:“中日战争与世界其它各国毫无利害关系。日本有义务推翻与其敌对的中国政权。”针对日本的强烈表态,布鲁塞尔会议仅发表了空洞的声明:“日本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日战争与世界其它各国有利害关系。”因为大会没有通过任何有实际效力的决议,最后只得宣布休会。态度消极的英国外交大臣竟然在休会之前就匆匆赶回伦敦去了。
淞沪会战结束之际,《生活》杂志正好届满“一周岁”,它用了两个版面和多幅照片反映了中国军队开赴上海前线与日军苦战的场面。标题是《中国在上海历时三个月的英勇抗击被瓦解了》。1937年11月22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一周年纪念号”如此评价淞沪会战的意义:“现代时代发生的一件最伟大的新闻事件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在上海抵御日本军队的侵略。在三个月的战斗中,几十万中国军队书写了史书上的新篇章,他们向世人证实了中国人民也可以有宁死不屈的意志。”

以下的几张照片展现了中日军队在上海市区内进行的残酷巷战。从其中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位中国士兵坚守在悬空的交通指挥岗亭上,只有一把简易铁梯通往地面,该图片的杂志配文称之为“无退路的阵地”。中国士兵不惜置己于绝地而与日军死战,令人唏嘘不已。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在上海出版的很多英文报刊仍继续正面报道中国抗战,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公共租界全部沦陷,《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等英文报纸相继被日方查封或接管。
 楼主| 发表于 2018-3-3 17:36:13 | 显示全部楼层

缅念畜牧老教授的崇高奉献精神

http://dkxy.nwsuaf.edu.cn/xygz/xqzw/234290.htm


编者按: 马章全教授,男,1934年3月出生、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退休职工。工作期间长期从事养羊学的教学、科研、推广工作。退休后仍然长期坚持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养羊学领域从事大量的科技推与社会广服务工作,深受广大养殖企业和农户的喜爱与尊重。
  时值母校建校八十周年之际,作为年已八旬的退休老教师,油然起敬的想到曾为畜牧(不含兽医)专业创建到发展付出巨大心血的老前辈们崇高的奉献精神,不仅教育和熏陶了我们成长于建国前期的一两代人,而且继续影响着当今和未来的专业继承者,相信将不断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作为事业的承上启下者,有义务和责任继承对事业影响较深刻的老教授及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并传递给后来人。我们的专业老前辈中,有创建学校畜牧专业的奠基人,如当时风靡全国的畜牧教授有:农牧业经济学专家李林海,饲料生产学李秉权、繁殖学的郑子久,动物遗传育种学的路葆清,养羊与羊毛学的张松荫,饲料营养及其生产学的王栋,养马学的沙凤苞和崔?溪,养羊学的彭文和等。他们中的多数我都较了解,其中半数以上也是我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上大学学习时熟知的老师,令我十分崇敬。建国后,为畜牧专业的恢复与二次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教授们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也耳濡目染了他们父辈般亲切的教诲与关怀,好似他们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指导着我们为专业的再复兴与大发展不懈奋进。想到过去40余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和他们可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其中主要如:国家最著名的养牛学专家、成功选育秦川牛、平易近人的邱怀教授,全国著名的奶山羊学专家、成功选育“西农沙能奶山羊”品种的刘荫武教授,著名畜牧教育学家、养禽学专家刘景星教授,著名养马学专家、选育关中驴、并培育成功“关中挽马”主持人之一的董光明教授,国家知名的养猪学专家、主持培育成功“关中黑猪”的路兴中教授,全国知名的动物营养与饲养学专家王和民教授,饲料生产学专家卢得仁教授等,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做出了不斐的贡献,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
  这些前后约半个世纪曾为祖国畜牧及其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赤诚奉献的老前辈、老专家和老教授们所建功绩,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世世代代专业后来人更不会忘记。他们的风范与精神虽各有千秋,我以为,综观起来有以下共同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的,也是我们此时此刻缅念前辈们的真谛所在。
  1.爱国亲民,敬业教育。我们的老前辈们都有一颗赤诚热爱自己祖国和亿万庶民的情怀。尤其是建国前的旧中国国弱民穷,又受外国列强的侵略与奴役,不少老前辈看到祖国如此受人无端蹂躏和民不聊生时,一股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热流,支撑着他们义无反顾的放弃美、英、法、德、日等国家挽留的较优工作及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亲爱的祖国,为振兴中华而献身。如李秉权教授就是典型一例,李老师1917-1925年在日本留学八年,谢绝校方挽留,带着妻子儿女回到祖国,先后在几个省的大学和中专任教,创办中等职业教育,培养进步学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将一批奶牛转移到陕北解放区,为革命老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日本大举侵占华北时,他从山西又带领全家,不远千余里,艰辛跋涉到西安?武功-陕南等地,先后在西北联大和我校任教。抗战胜利后,他曾一度在晋察绥救济暑工作,几次赴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见到张宗逊等军政领导干部,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1948年春,他再次回到我校任教,并兼任训导处主任,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和爱国运动,他积极保护、保释被捕的爱国学生,并支持他们赴延安路费等。他与进步师生积极配合,主持和参与了护校斗争,迎接了王震将军率领的军政代表及西农的解放。解放后,他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春季,因工作需要,经周恩来总理签署,由教育部调山西省任农业厅和山西农学院领导工作。1984年,李秉权教授在校庆50周年捐赠我校两千元支持羊毛分析研究,1986年,他再次以93岁高龄,精神矍砾的回访母校和考察,体现了老一辈爱国之心和对学校工作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其他前辈们都多有程度不同的类似经历。
  2.潜心治学,勤奋勇毅。在多难深重的旧中国,前辈们克服种种阻力和困难,为奠定中国畜牧教育基础而不懈奋争着,获得的乃是脆弱的畜牧教育。新中国建立后,我也几乎全程接受老前辈们的亲切培养,亲身体会到他们为党的畜牧教育事业潜心研究与创造性工作的日日夜夜。无论从全面学习前苏联教育(我也是当时大学学习的接受者)还是“洋为中用”探索中国式的教育与教学,深感他们都以发展中国畜牧教育为出发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畜牧教育模式为己任,多数老师都主编或参编全国统一教材,有的获得了中、省教材或教学贡献奖,为我国畜牧教育的奠基与创新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方面以主管专业教育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法制定的系副主任刘景星教授为代表的付出最为突出。刘老师谙熟专业,教学实践丰富,对畜牧专业内涵如数家珍,加之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深思熟虑,并善于听取各种有益的不同见解,是畜牧专业当之无愧的领衔者,他和其他老前辈们长期团结协作,亲密无间,为人亲善,对青年同志谆谆教诲,为畜牧专业的发展兢兢业业地奋斗几十年,是老、中、青同志公认的可敬佩的老领导。
  3.崇尚科学,永攀高峰。以教学为主,紧密结合我国畜牧业生产实际,有目的按计划步骤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并应用于生产实践,达到教学、科学互促进,共提高,是前辈们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他们按照学科特点的优势,除努力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并积极完成省、部级科研及示范推广项目,如上所述的畜禽遗传育种任务??选育地方优良畜禽品种与培育新品种,畜禽营养与饲养标准研究等,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水平上,当时都在全国畜牧界产生不斐影响,获得省、部级不少“科技进步一等奖”。以邱怀教授领衔的养牛学科研团队和刘荫武教授为领导的奶山羊团组成果更为辉煌。
  4.竭诚育人,为人师表。老前辈们的最大特点,是将育人先育德,德才并重,德智体劳全面发展放在首位,他们身先示卒,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体现于育人的各个环节。教育莘莘学子与青年教工首先重视正确理想,信念即人生观的树立,其次学好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锻炼其走向社会处事待人的能力。这方面很值得学习的是,邱怀教授正直上善,多做少说,知人善任,专业鹤立,谦虚为怀,笔耕不辍;刘景星教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引古论今,以理服人,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刘荫武教授深邃卓见,说服领导,谦逊忌傲,诚恳待人;董光明教授重德育人,与人为善,坚持公道,不骄不躁,重于实践;卢得仁教授宽容豁达,与人无争,任劳任怨,艰苦奋斗,随遇而安;王和民教授睿智过人,达观致远,通达多种外语,治学严谨;路兴中教授思路广阔,擅长教育,言简意骇,点子办法多,勇于实践创新。他们的优良品质也在激励我们这代人不断前进。
5.孜孜不卷,无私奉献。综上可见,我们的老前辈们以各自的不懈努力,为我校畜牧专业教育的奠墓、巩固、提高和发展,从不满足已有成就,孜孜不断刻苦追求,将专业水平从一个阶段推进到新的更高阶段,带领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无私奉献。自建校以来,培养了无数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后继广有人。我们欣慰的看到,畜牧方面由建国前很小的课程组到教研组,发展到建国后仅列为农学系的一个“家畜饲养教研组”,而后建立正式专业到畜牧系乃至动物科技学院;从建国前仅有几间教学用房,发展到目前的一座独立的大楼;教师由个位数到十位数发展到数百位数,成了“985”和“211”国家重点高等农业学府中实力较强的学院之一。抚今忆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专业发展八十年建立不朽功劳的老教授、老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要学习他们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
 楼主| 发表于 2018-3-13 23:53:37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①包下了最高一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呼。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中便有记载。
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1905年,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入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粗略数来,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20世纪20年代起,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人可望阿班项背。阿班生性争强好胜,在第一线拼抢突发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优势,还在于广泛的上层关系。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尽是他的私交。国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后来,四大家族竟都奉他为上宾。日本方面更重视,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头目,恨不得把他门槛踏破。苏联也有趣,一边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边派大使与他密谈,托付他转达高层意思。至于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泄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前,即因最高层两派对峙,有人将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个全球超级独家新闻。这一切当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尽的资源。
驻上海的外国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花旗总会。手下记者、助理众多,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看他在北京、上海的日子,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含香港)的记者站,无论财政、人事及报道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驻华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1929年起便任驻华首席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 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1940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道外,著述也丰。第一本书为1930年出版的《苦难中国》,最后一本为1950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47年出版的 《华尔传》,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采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本书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本书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1944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讲政治外交,斯诺、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采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著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这十五年里,阿班直接接触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过交道的著名中国人,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唐腴胪、梅兰芳、孔祥熙、陈友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王正廷、吴铁城、胡适、顾维钧、伍朝枢、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鲍罗廷、端纳、司徒雷登、林白(首次环球飞行家)、马慕瑞(美国公使)、雅内尔(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国亚洲舰队继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驻华的美英军旅高层、外交官、新闻从业者、租界官员、间谍等,也在阿班笔下一一上场。他们虽不为国人熟悉,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班与日方各种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纷呈。他笔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驻华公使重光葵、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驻华舰队总司令盐泽,日本的无任所公使加藤、南遣舰队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桥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对南京大屠杀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许多细节国内出版物中罕见。一般认为,松井及手下八十军官被日本召回,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后对日负面报道过盛,而读了本书后即知道,其主要原因,还是与美舰“帕奈号”在长江被日机击沉有关。而拖松井石根下马的报道,正是出于阿班之手,发表于《纽约时报》并造成轰动。对于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绘,其中有狡诈,有忠厚,有愚钝,有精明,有凶悍,有温良……不再千人一面、夸张失真。
阿班加盟《纽约时报》前,曾短暂主持北京的《英文导报》。该报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总编是美国人克拉克。《英文导报》是20年代北京仅有的两份英文报之一,阵地虽小,却各方争夺。明里由教会资助,暗中又收受顾维钧、冯玉祥和苏联人的津贴。该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地位虽有限,却为在华的国际媒体输送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一为风头极健的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本书未提及的是,阿班离开该报后,克拉克又去纽约寻来赵敏恒接任。由于报纸规模局促,兼之克拉克人品有缺,阿班及赵敏恒均未久留。本书对《英文导报》之运作及克拉克的为人皆有生动描写,可资研究北京早期英文报业者参考。
阿班一边讲述新闻的采写,一边带出历史细节。许多资料是罕见的,因而珍贵。关于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第一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第一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唯一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最早作了预报。
关于中美两国关税条约的签署,阿班也为读者补充了细节,正是由于国民政府行政无序,美国政府虽主动提议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却被有关部门误置十八个月,不为高层所知。直至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碰头时,才知此事存在,于是加紧签署。故而《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的。而与其余列强间的新关税条约,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
对于鲍罗庭的外表,阿班作了极生动的描述。在中国革命史中,这位苏俄顾问的作用举足轻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击者的描写。他还写了顾维钧的暴跳和无奈,张宗昌的奢靡与残暴,宋子文的坚韧与精干,张学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国官员中,他对宋子文着墨最多,评价最高,认为他无论政见人品,都可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楼主| 发表于 2018-3-13 23:54: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3-14 00:04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ce2b150102vqeo.html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沪“逸闻




不久前,上海档案馆从外国友人处获赠大量老上海照片,其中有不少反映1932年和1937年上海抗战的画面。据捐赠者反映,其中有不少照片系由当年驻扎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拍摄,这一细节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海军陆战队一直是美国武装维护海外利益及实施海外干涉的“急先锋”,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曾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书写下颇为特殊的一段历史。

  “国中之国”

  据美国档案记载,美国武装人员首次出现在上海应是1854年,当时清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区正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中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上海口岸展开的对华贸易也在蒸蒸日上。为了维护海外利益,美国政府任命罗伯特·墨菲为首任官方美国驻上海领事,墨菲特意向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休·佩里准将申请来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数名持刀的日本浪人,作为自己的警卫。

  太平天国失败后,欧美列强与清政府保持了数十年大致相安无事的日子。但到了190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国家组成联军入侵华北。1901年,八国联军强迫中国清政府签定屈辱的《辛丑条约》,给予美、英、法、德、俄、日本和意大利在华驻兵的权利。于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迅速在北京、天津、秦皇岛、上海部署人数不斐的海军陆战队,是美国在远东驻兵最多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殖民地菲律宾。

  1916年,为满足在沪侨民、官员人数激增的需求,美国驻上海总领馆迁至黄浦路13-14号的新楼中,这座价值35.5万美元的新楼是当时全球造价最高的美国外交建筑。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领馆拥有10名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一名来自商务部的贸易专员,一名来自农业部的专员,里面包含了美国在沪治外法庭、监狱、码头、邮局甚至海军陆战队阅兵场,而这些设施均由美军陆战队负责保卫。

  1927年1月28日,由国共合作主导的北伐战争开始波及上海。眼见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军越来越逼近上海,帝国主义国家都变得手忙脚乱起来,深怕出现“第二次义和团运动”。作为预防措施,原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奉命赶赴上海,“保护”那里的公共租界。

  2月2日,部队登船出发,一周后抵达上海。没想到,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血腥的“清共”行动,上海变成人间地狱,美军第4团不再将北伐军视为敌人,转而在公共租界开设兵营,做好长期驻扎的打算。1927年危机结束后,美军第4团开始承担租界警卫工作,美孚石油公司也经常雇请美军士兵去看守贵重物资,第4团还负责看守一家海军医院。在和平气氛下,美军官兵时常到法租界的酒吧消遣,由于酒后闹事,不少美军官兵被法租界警察逮捕过。从美军的档案来看,第4团很会利用便宜的中国人力资源,每个排都会雇佣一个中国仆人打扫营房、洗衣服、擦鞋和跑腿。美军的兵营基本是从上海本地人租来的石库门和私人公馆等,1929年4月9日,第4团开办了号称全球最时髦的“士兵俱乐部”,里面有保龄球场、台球桌、健身房、图书馆、餐厅、电影院、舞厅和客房。

  夹缝中求生存

  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呆在上海的美军陆战队注定不可能置身事外。1937年8月10日,美军第4团为选举团部吉祥物而举行盛大活动,他们还不知道中日全面战争即将在上海上演。8月13日,日军以“两名日本兵被中国保安部队击毙”为借口(两人是因不听警告擅闯虹桥机场而被打死),悍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淞沪抗战爆发。

  美军陆战第4团指挥官查尔斯·普莱斯上校面见美国驻沪总领事克拉伦斯·高斯和英国驻沪部队总司令斯莫里特少将,寻求采取必要的行动方案。最后,普莱斯接到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上将的命令,内容是:“不允许任何交战国士兵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如果有士兵胆敢强行闯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有权武力驱逐。”最终普莱斯听从亚内尔的命令,陆战队员开始在公共租界四周加强戒备,禁止中日士兵进入。

  当年10月,日军发起最后攻势,中国军队陆续撤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变成“孤岛”。由于租界当局奉行中立政策,中国政府人员仍可自由活动,中国海关、邮局、电信、银行等部门照常工作,爱国的中国报社也在租界内不断宣传抗日思想,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任何对公共租界的入侵都将导致日本过早地与英美摊牌,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一系列对抗举动,制造紧张气氛,让英美的日子也不好过。

  11月初,日军一个中队试图跨过苏州河,美军第4团B连开枪警告,但日军继续前进,甚至运来大炮。眼看美日武装冲突迫在眉睫,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发来急电,命令日军不得滋事。尽管危机得以化解,但日军却加强了封锁。12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并击沉了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班乃”号,造成两死多伤的事件。美国人异常愤怒,但美国此时奉行“孤立主义”,加上日本赶紧道歉赔款,所以没有发生“擦枪走火”。

  1937年12月的一天,日军强行在公共租界举行一场“胜利阅兵”,游行期间,一名藏身小巷里的中国人突然向日军投掷手榴弹,一声巨响之后,三名日军士兵倒地身亡,而在街边站岗的公共租界巡捕立即开枪打死这名袭击者。虽然袭击者被当场枪杀,但日本人没有善罢甘休,仍坚持以“搜寻刺客”为名,派出更多部队进入公共租界,随后又扬言“为了恢复公共租界的秩序,日军必须接管租界”,对此美方态度强硬地表示:“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公共租界现状的行为方式,否则我们就将采取必要措施。”不久,日军又派遣汉奸伪装的中国军人进入租界区,试图以此为借口出兵,美军在中国百姓帮助下识破了这群汉奸,没让日军阴谋得逞。

  “武装人质”

  1939年,托马斯·霍华德上将接替雅内尔上将担任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出于对美军安全的担心,他命令舰队主力从上海撤往菲律宾,只留下几艘炮艇在上海,成立美国长江巡逻队。紧接着,1940年1月3日,佩克上校取代普莱斯,担任第4团新团长。在此期间,国民党除奸队和日伪特务在公共租界街头巷尾大打“游击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像当地巡捕一样疲于奔命。

  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事爆发,驻上海的1000名美陆战队员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难以琢磨。过去,一旦日本人试图挑战美国陆战队的权威,会有别国援兵前来支援,但如今整个国际局势一团糟,谁也顾不上谁。当时,意大利尚在上海拥有75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但由于墨索里尼政府与日本打得火热,他们不可能为美国火中取栗。法国倒有4000名军人,可在1940年6月亲德的维希政权建立后,这支部队也靠不住了。剩下只有英国,但随着欧洲战线吃紧,其仅有的一点兵力也于1940年8月26日撤出上海。

  日军趁机警告美军第4团,如果继续赖在上海,万一发生“交火事件”,日军概不负责。一旦美日擦出火花,1000号美国人马将在上海与数万人的日本军队对抗。因此,一名美国陆战队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上海的外国部队中,我们的队伍是最强大的,但却是毫无意义的“武装人质”。

  一进入1941年,美日两军在上海的摩擦更为频繁。有一次,驻苏州河南岸的美军第4团第1营营长卢克少校下令炮击越界日军,炸死数名日本兵,日军司令部调来数架飞机轰炸美军阵地,第1营损失12名士兵,后来佩克上校当面向日军赔礼道歉,才算平息事端。还有一次,日军故意押着被捕的中国游击队员,来到美军阵地前处决,美军官兵不忍看到如此血腥的一幕,前去营救游击队员,双方又发生交火,两名美军士兵阵亡,日军被击毙三人,到最后还是美军团长佩克出面向日方道歉。5月14日,塞缪尔·霍华德上校接任美军第4团团长一职,他下令收缩防线,尽量避免和日军冲突。7月,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今越南南部)。作为报复,美国宣布对日实施贸易制裁,罗斯福希望日本能够悬崖勒马,减缓在远东的侵略,但更加激怒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鉴于形势危急,经过霍华德上校和美国驻菲律宾总督麦克阿瑟的不懈努力,11月初,华盛顿终于允许第4团撤往菲律宾,美国客轮“哈里森总统”号和“麦迪逊总统”号负责这次运输行动。11月27日,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军第4团第2营、后勤人员和总部工作人员率先穿过南京东路来到黄浦江码头,等待登上客轮,28日,第4团余下的部队也登船离开。史料这样记载:“这些美国陆战队员步行从驻地走向外滩。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军官,接着是演奏军歌的军乐队,最后面则是全副武装的步兵。在南京路和外滩,上海市民们站在街道两旁送别,大家都知道,日军的铁蹄马上就要踏入租界了。”

  美军第4团撤到菲律宾后,被派到菲律宾中部驻防,后又调往科雷希多岛。1942年,日军入侵菲律宾,在击败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后,迅速杀向马尼拉湾最后的屏障科雷希多岛。5月5日至7日,日军遭到美军第4团猛烈抵抗,该团伤亡达80%以上,霍华德上校命令烧毁团旗后自行分散突围,但仍有大批官兵被俘。在战俘营里,有一些日本看守曾在上海驻防,他们对美军第4团很是痛恨,故意找茬折磨这些“中国海军陆战队员”,该团很少有人活到战后。


 楼主| 发表于 2018-3-14 13:28:18 | 显示全部楼层

慈父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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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当时仍然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其实是快要完成工业化的半吊子工业国),工农业产值大概是一半左右。从1908—1914年,俄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20%左右,而同一时期欧洲的英格兰—威尔士城市人口为78%、挪威77%、德国56.1%、法国41.2%、丹麦38.2%、荷兰36.9%、意大利26.4%、瑞典22.1%,。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美国是1.44个、德国0.5个、日本0.78个、法国0.5个,而俄国仅为0.18个。


从社会结构看,1913年俄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员比重的16%,而美国占36.9%、德国24.8%、法国28.8%、日本25.8%。


从教育和文化水平看:20世纪初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每千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数美国为197人、德国157.4人、英国142.3人、法国176人、日本143.6人,而俄国仅有66.5人。


还有,一战前沙皇虽然建立起了相当于TG一五计划的基础重工业,比如化工和钢铁,但是机床始终短缺,虽然有过装甲火车和无畏舰等明星产品,但缺乏体系,能基本保证轻武器管够,但重武器研发和制造能力远远不如德法等国(类似于相当于二战时日本和美国在重武器方面的差距)
20年代初期的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只有1913年的65%,而大工业的产品则只有10%稍多一点。到1920年底,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极少,生产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冶金工业每年只能供应俄国每个农户六十四克钉子。假如工业发展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一个农民在1920年买了犁和耙后,一直要到2045年才能指望再一次买到这些东西。七万多公里的铁路停运和一半左右的列车无法使用。三年兄弟残杀的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根据大致的估算,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的生命。除了作战行动、当局实行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盗匪的不法行为的牺牲者外,还要加上死于1918年到1921年的伤寒的两百万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家南部其他地区饿死的五百多万人。

1927年10月1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为了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1928-1932)的指示。据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了两个"一五"计划方案。1929年4月,党的第16次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其中的最高指标方案。该方案规定"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半工业国变成完全的工业国。同时还规定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 "计划以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需要大量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 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 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以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 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
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 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 年,约有 20 方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 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 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 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 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 降到 48.9%。1930 年 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 18.8%。
在文化领域,包括普及教育和扩大识字率方面的进展,苏联当时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两万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二百年间开办学校的总和。在1918—1928年受到中等教育,或者受过完全和不完全的普通和职业教育的人有73.8万人(每年约6.7万人),在1929—1932年达到57.7万人(每年约14.4万人),1933—1937年达到110.9万人(每年约22.2万人 ),1938—1940年达到140.5万人(每年约46.8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员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1937—1938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人数的总和(如1940年,苏联大学生人数为81.2万,英国4.4万、德国4.97万、法国7.65万、意大利12.7万、日本24.5万,这几个国家合计才54.22万人)。

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论证了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仅仅在1932年,苏联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之时,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指标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就已经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我们不采用计划数据而采用实际数据,比如说,发电量135亿度,生铁620万吨,钢592.7万吨,煤6400万吨,汽车2.4万辆,拖拉机4.9万台。

2006年版的俄罗斯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2002年版的《苏联国家历史》一书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4年3个月完成了,有1500个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建成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7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道:"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29—1937),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工人和职工仅占国内居民总数的17.6%,到1939年已占到50.2%。工业化急剧改变了城乡居民结构。1926年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为18%,1938年初即达到30%。在1929—1940年间农村居民年均缩减19.6百万(36%),而工业和建筑业人口则年均增加8.9百万"。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 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 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 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楼主| 发表于 2018-3-14 15:52: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作者: 张绍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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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文编译,和日侨也有往来。兹将所知当时上海日侨以及上海日侨组织“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种种情况写下来。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4899964.htm
  抗战前上海日侨的一般情况
  抗战前,上海日侨集居在苏州河北虹口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吴淞路、三角地、乍浦路、海宁路、靶子路、横浜桥及虹口公园附近。这几条路上,也有中国人的商店与住户。苏州河南及其他地区,日侨为数不多,浦东、吴淞、江湾、南市则难得看见日侨。
  日侨中的大企业,在上海历史悠久,他们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部门与先行部队。有的专门设在上海,有的是日本国内垄断资本的分支,范围之广深,手段之狡猾,往往使其他列强甘拜下风。如设于上海的日清轮船公司,创办于清朝末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始停止业务。该公司拥有江海客轮数十艘,有定期与不定期的客货轮往返于上海、南京、九江、安庆、汉口、青岛、大连、天津、广州、厦门、香港等地。以价格低廉、清洁、安全快速,与当时称霸中国航运业的英商太古、怡和两家公司相竞争。又如沪西日商公大纱厂、内外棉纱厂,以其机器设备优良完全,纱绽数量巨大,成了中国纱业中的一霸,又首创“养成工”制度,对中国工人残酷剥削。租界市区银行街(当时外滩及九江路、汉口路,开设了许多外商银行,因此有银行街之称),耸立着许多日本垄断资本的大厦。日资正金银行、帝国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及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岩崎的上海分行(包括银行、洋行),不仅勾结中国军阀,操纵中国金融,并且将衣食住行用品及枪炮子弹等东洋货,从日本运到上海,再分散至华中各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日侨中的大资本家,在上海还建造汇山码头和许多仓库,使杨树浦黄浦江边成了东洋世界。
  在虹口地区,有一般日侨开设的,以日侨、日本海军为主要顾客的百货店、药店、洗澡堂、酒茶馆、咖啡馆。它们的特点是资本小,店内人员不多,有的是父母子女共同经营,其中像吴淞路日升堂药店、音光寺杂货店、六三亭料理店(菜馆,规模较大),居然在上海已开了二三十年。这种小商店也欢迎中国顾客。
  乍浦路有日侨购地自造的东宝映画馆(电影院),内部设施纯日本式,放映日本电影,中国人入内的极少。虬江路有较大的日本式舞场两家。
  日侨在四川北路附近办了“国民学校”(小学)2所,男女初级中学各1所。西郊虹桥路有日本同文会办的东亚同文书院。
  四川北路底有日侨福民医院。闸北办了日本人火葬场。乍浦路海宁路口,日侨造了一所日本式庙宇东本原寺。江湾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对面,造了一个纯日本式的上海神社。
  日侨的职业,以上海日本大企业里的职工、独立小商店店主和店员占极大多数。少部分是资本家和资本家的代理人及无正当职业的浪人。
  日侨中有居住上海十几年的“老上海”,如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夫妇、新闻记者波多博、横浜桥柴田眼病医院院长柴田、六三亭老板等。此外,日商大企业如内外棉纱厂、日清轮船公司及三菱、三井中,也有许多“老上海”。“老上海”中的日侨大资本家、间谍分子,往往得到日本的重视与嘉奖。如创办内外棉纱厂的川村,在上海活动了30年,为日本经济侵华立了大功,死后日本在上海替他立碑造铜像。上海铜沙引水协会引水员菊地,在上海20多年,以引水员身份进行间谍活动,一·二八抗战时,菊地率领日舰进攻中国军队,后来菊地官封海军大佐,成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中仅次于司令的高级军官。
  一般日侨中也有许多“老上海”,但无此等待遇,如吴淞路中段音光寺杂货店店主音光寺,在上海住了30年,不但受不到嘉奖,连日人所办日文《大陆新报》举办的“老上海座谈会”也没有资格出席。出席座谈会的“老上海”均是有名望、财产、地位等有身份的日人。
  日侨在经济收入与生活上差别很大。少数资本家掠夺剥削所得,财富惊人,过着豪华荒淫的生活,如上海三井的代理人,在法租界住宅区金神父路造了一所占地甚广的“三井花园”作为住宅,内部既有日本式楼台亭阁,樱花如海,又有西式酒吧舞池。资本家经常在内叫了大批“艺者”(日本高级妓女)饮酒作乐。至于一般日侨,衣食住行各方面,均不及英、美、法等国侨民,但比在日本国内要好得多。
  在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侨民,对日本人一贯另眼看待。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有日侨资本家担任专职董事(其他董事有英、美国人,大都为兼职),专职董事对租界行政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工部局巡捕房(租界警察局)中,上有“三粒星东洋大班”(相当于副局长级的高级警官),下有“东洋三道头”(最低级的警官,巡捕的班长)。英国警官,印度、白俄、越南及中国巡捕均不敢干涉日侨的活动,日侨犯法由日本领事馆处理,中国人不准过问。
  据1936年末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发表的“本年度上海日侨犯法统计”,共有495起,其中禁卖禁藏麻醉物案为173起,思想犯若干起,其他为偷盗、违约、伤害风化等。1935年犯罪统计为23起。案犯部分系租界当局指控或移送。处理状况为罚金,或判离上海(何处去未说明)。“思想犯”则押解回日本处理。
  上海日侨实际上仅日领事馆警察署可管,日本警察对日侨在上海犯法,则抱着放纵的态度,但对不满日本政府、不满天皇的日侨则追究到底。有时东京警视厅还要专门派员来上海,调查或逮捕“思想犯”。如1929年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佐野学,出席莫斯科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后来沪,被上海日领事馆警察与专程由日本来上海的“特高刑事”(密探)浦川、藤生、中原等,于公共租界中央饭店内逮捕,租界当局和巡捕房也给予了协助,将佐野学押解回日本。又如1936年原日本共产党“科普”(“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简称)组织部长鹿地亘(又名濑口贡)出狱后,隐藏在剧团中由神户来上海,经内山完造帮助,翻译鲁迅著作。上海日领事馆警察得信后即日夜搜捕鹿地亘,鹿地亘一日数迁,在法租界中也难以存身,先后逃到广州、汉口、重庆等地,参加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始得回国。上海日本警察因未捉到“国贼”而被撤换了数人,有几个则受了处分。   日侨平常的公共事务,如民事纠纷、交通、清洁等,由“巡捕房”的日本警察管理。
  1943年,日军在四川北路底江湾路上造有一幢5层楼大兵营,在此设“大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自称为“保护日侨”而设立。该部对日侨有极大权力,战争演习时下令征用日侨当向导,并时常下令日侨准备撤退,以威胁国民党政府。又指使日侨中的浪人,勾结中国流氓,贩卖鸦片、“白面”及手枪等武器,拐带妇女,“包打官司”。“司令部”则替浪人向领事馆警察署“打招呼”。一·二八抗战前,这批浪人曾焚烧中国工厂,杀害中国工人。全面抗战前日本浪人又在虹口大打中国人。上海的日商纱厂常用浪人当工头、监工,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压迫和统治。
  一般日侨职工、小商人,平时过着日式生活,和中国人交往接触不多。也有个别人与中国人通婚,或与中国人关系较好。如内山书店里的中国店员与老板内山完造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其中有个宁波人王宝良,在书店从学徒做到最高级的中国籍店员,与内山成了较亲密的师生关系,日军投降后,王宝良仍与回日本的内山完造经常通信,1951年我在上海商丘路晋源里5号王家,还见到内山从日本捎来的书籍等物。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的日侨
  日侨的分布与来源 八一三抗战后,上海日侨的分布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时,日军掠夺了租界以外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又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大批日侨举家来上海,在这些单位里任职做工。上海又是华中地区日军陆海空军的大兵站,因此,一部分日本国内的大商店也来上海设立分店。许多日侨到上海后也开设以日军、日侨为对象的小商店,这种小商店以服务行业居多,如成衣店、饮食店、鞋袜店、百货店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吃喝玩乐的场所,如乍浦路的“艺者院”、“东语”,虬江路的“明月”等高级妓院。吃茶店(咖啡馆)、大小料理店更是难计其数。电影院则由原来“东宝”一家增加到5家,其中有掠夺中国人的电影院而改头换面的。
  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止,这8年中,走过四川路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有50%以上的日侨生活在这个地区,其他散居各处,以闸北、杨树浦、南市较多,市区公共租界、浦东、吴淞、江湾次之,法租界最少。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市区,英、美人被关进集中营,原英、美人的企业、工厂、大厦、住宅,由日军委托日商代管,或分配日侨使用。如被认为远东最好的大厦——英商汇丰银行大楼(四马路外滩),楼下改为横滨正金银行,楼上全部租给日侨的公司、商行。南京路上英商惠罗公司、美商沙利文糖果店也被日侨接收经营。
  这时,在虹口吴淞路、海宁路、乍浦路、犹思威路、昆山路、施高塔路、闵行路、横浜桥、三角地、北四川路等地,中国人已很少。这些街上一片日本木屐声和日本人特有的招呼声,日本商店的扩音机放着日本民歌。这些街上的里弄内,如千爱里、施高塔里、丰盛里、义丰里等等,充满了穿着白布罩衣的日本妇人。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在弄内叫卖。日本的节日多,每逢节日,大街小巷挂满了太阳旗。走到这些街弄,犹如身入异国。
  这时上海的日侨,来源大致是在抗战前已居住在上海的,这类人从比例来算不多;抗战开始后,很多日本人全家迁来上海从商或就业,这类人最多,街上小商店多为这种人开的;在侵华战争中,随日本陆海军来华的官兵或部队工作人员中,由于作战受伤或年龄关系退职离开部队的,部队给予退伍证或遣归同意书,他们因上海有人事关系谋得职业而定居下来,这类人也很多。其中军官做老板或当高级职员的多,士兵则大多当职工做伙计。例如北四川路山本洋行老板原是陆军大尉;老靶子路“中央兴信所”(类似律师事务所)文书抄写员河野宏,七七事变后在国内被征入伍,在南京附近受伤退伍,得知旧相识吉田幸三郎在上海开兴信所,遂来上海干老本行,并从九洲接来老婆孩子;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女会计加藤宣子和高崎美智子,原是海军看护,随军来上海,因病离开部队,在造船厂当会计兼卫生员。
  日侨的职业与特殊待遇 据1943年及1944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年报》所载,有关上海日侨职业一项,两年中均以职员居第一位,占70%以上。其次为小商人及工人(指技术工、监工、工头,一般劳工均是中国人)。最少的是“支配人”(经理、董事)等资本家及资方代理人(工厂主列入此类)。日侨在上海拥有地产、房屋、生产资料的虽有许多,但在数量上不及英、美侨民。在日商的工厂和公司里,上上下下尽是日本男女职工,中国人只能做些劳力杂务。我在杨树浦路松下电气工场、亚细亚钢铁厂、木代造船厂均发现这种情况。“满铁”上海调查分所全所200余名日本男女职员,仅我一个中国人,做点一般翻译工作。
  在这期间,侵占上海的日本军政人员处处以战胜者自居,将中国视作殖民地。日侨在各方面都受到特殊待遇,这也是日侨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工资方面,日侨比中国职工高得多。不论在旧有的三井、三菱、正金银行、内外棉纱厂等大企业里,还是新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华中水电、华中铁道、华中振兴、华中运输、中华电影、华兴银行里,以及在虹口市区日本人开设的小公司、小商行里,同等学历、同样工作能力,日本职工工资要比中国职工高几倍至几十倍。1943年3月,我在上海中华电影公司工作,参与开建文化馆,既搞文字又做口头翻译,兼做杂务及选片,忙得非凡,而我的工资与公司里的日本姑娘山田相同,她整天大部分时间在打毛衣、看小说。和我一起工作的日本人须藤,每月工资有伪中储券500元,我仅200元,公司内一般中国职员的工资是100元。我在老靶子路“中央兴信所”工作时,老板吉田幸三郎,职员只有河野宏与我二人。我当翻译、作文书,担任外勤交际,河野只会抄写,工资却比我高一倍。
  最初,我以为是偶然现象,1944年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上海所有公私单位,日本人的工资都比中国人高。以1943年初为例,“华中铁道”火车司机,同样的技术与工作,日本司机每月工资伪中储券300至500元,中国司机仅100至300元。内外棉纱厂同等级技工,日本人月工资比中国人高几倍。“华中水电”的会计,中国人月工资为100至250元,日本人最低为250元。四马路专做杂粮的日商迫田洋行,日本女打字员每月工资200至400元,中国人仅100至200元。三菱洋行里的中国高级职员,与日本女事务员的工资相近。1942年8月,汪伪上海市警察局的东洋“三道头”,每月工资400元左右,而中国“三道头”仅100至150元。至于江海关、大企业和工厂,日本高级职员与一般中国职工的工资,有相差达20至40倍的。   在福利方面,日本高级职员有住宅、汽车,还配给雇工和厨师,还有大量的交际费与“手当”(津贴)。在一般职工中,当时曾有米贴,日本职员以最高级白米计算,而中国职员则以下等粗米计算。
  当时日军到处宣传“东亚民族同甘共苦”、“中日亲善永如一家”。我就询问诸多日侨,为什么日侨有特殊待遇?他们回答说:“我们总算是战胜者,总要让日侨占点便宜。”
  后来日军发行了“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简称“军票”),票面分为5钱(5分)、10钱(1角)、20钱(2角)、50钱(5角)、1元、5元、10元等7种,在华中日军占领地区强迫使用。当时市上通用的伪币与“军票”的兑换率相差甚大,1942年9月最高时“军票”1元换伪币9元5角。这时日侨工资均以“军票”计算,每月发给“军票”;中国职工极大多数是以伪币计算,如有发给“军票”的,则将工资压得特别低。
  1943年初,“军票”停用,统一使用伪中储券。后来通货膨胀,币值下降,但日侨享有各种配给,从油盐柴米以及烟酒、糖果、饼干,甚至婴孩奶粉和手纸都有,此外还有布匹和肉食。中国职工名义上也有配给,但从未实行。
  这时虹口的日本商店,物品价格低廉,但主顾只限日本人。日本商店的便宜货,是由日本各行业组合配给的。中国人的商店得不到这种配给,他们的货物来自黑市,其实黑市也由日商控制。这样,虹口的物价同其他地区比较,简直是两个世界。1944年,虹口日本电影院门票以“钱”(角)计算,而市区中国电影院门票早已以“元”计算了。我穿了“协和服”(日本服装),经常在日侨商店购买糖果、衣服、手表之类,店员一旦发觉我是中国人,立刻由殷勤的招待变成了冰冷的面孔。
  日本商店除了在配货方面有不中断、数量多、优先权等待遇外,还无须向汪伪税局缴付营业税、所得税以及商店管理等费用。我在“中兴贸易商行”工作半年多,行中不但不付税金,连会计账册也没有。汪伪税局和工商管理人员不查问,也不敢敲诈。至于日商在市内运货,大小汉奸也从不敢过问,因之中国商人往往要请日商保护。
  在市内外走路、乘车,日侨与中国人也有不同待遇。当时上海市内经常有封锁与戒严,时间有长有短,地区有大有小,内容有真有假。真,是由于日军、汉奸被杀,进行搜查;或是日军头目、大汉奸出门,沿途戒备,以防被杀。假,是指演习。这时日本宪兵、密探、海军陆战队及汪伪特务警察一齐出动,不准行人通行。封锁地区内的商店关门,路人要赶进不相识的屋内,路中一见人影就开枪。但日侨只要出示“居留民证”,对宪兵说明情况,就由宪兵派员陪出封锁区。至于中国人,不管时间长久,是否会冻死或饿死,一律不准通行;如果忘带“市民证”,则被大打耳光后还要抓进宪兵队侦讯。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但日侨一律可以通行无阻。
  逢到乘船、乘火车外出,一般中国人的手续很麻烦,要伪保甲证明,要有种痘证、防疫证、通行证(后改为“市民证”)。车票如不向黑市买,就要排队几小时。进车站或码头,宪兵、车站人员、汪伪特务警察一道道检查,敲诈留难,甚至责打调戏妇女。但对日侨,有“日本人售票处”,人多时又增临时售票处。又有专门“日本人出入口”,只有日本宪兵检查,一般只看“居留民证”。
  日侨中的资本家全成了日军部经济上的代理人。中国人的大工厂被日本垄断资本抢占,变成了他们的工厂,如江南造船厂被作为战利品由“三菱”经营。日本资本家儿玉誉之夫设立“儿玉机关”,替华中日本海军掠夺物资与开发资源。日侨中的军国主义分子、浪人,往往组织各种名目的特务机关,搞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报。这些机关的人,在日侨中也与众不同,事不分大小均有特殊待遇,甚至公开贩卖毒品,杀了中国人也不偿命。
  日侨的生活与思想状况 大部分日侨的生活很有规律,男的按时上下班,女的做家务,孩子上学。雇女佣的不多。衣服有的也是自己缝制。星期天全家到公园、电影院或观看展会等。当时日本人文化程度平均将达初中,日侨家庭妇女均能阅读书报,看看小说。在日侨家庭里,妇女打麻将、牌九等,从未见到或听到。日侨中嫖、赌、吃喝的都是一些暴发户、特务或浪人,普通日侨很少去这种场所。
  日侨中有“主妇恳谈会”,除了研究缝制衣服、花道、茶道之类,也有讲授理发、打针、烧饭煮菜的。大部分日侨妇女爱订阅《主妇之友》。她们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政治知识和处理家务的技能,往往从这本杂志里学来。
  上海的日本当局,规定日本侨民不准进入沪西、南市的公开赌场、鸦片烟馆、“白面”馆以及中国妓院。在宵禁时间(夜间营业规定不得超过11时半,但有许多玩乐场所通宵营业)不准进咖啡馆、跳舞场。我曾经住在南市(赌场集中地),屡见被日宪兵发现进入赌场的日侨,被大声训斥并打耳光。日侨到中国妓院一般是偷偷摸摸,到中国跳舞场的则不管。我曾在南京西路皇家咖啡馆、沪西伊文泰夜总会(跳舞场),于深夜与日侨一起玩乐,被检查的日本警察发现。日本警察立即对日侨训话,可是对中国人则问也不问。1945年春天,乍浦路日本艺者院“东语”,曾被日侨中的右翼分子入内大打玩乐的日本人,并放火烧毁。
  上海日侨中的特殊分子,不外是资本家、高级军官、特务、法西斯分子、浪人以及少数靠不正当手段起家的暴发户。如有的日本高级军官以盗卖物资及“打派司”(替商人运货)弄了许多钱,但不能带回国,就尽花在玩乐上。如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菊地大佐,成了南京路国际饭店、南国酒家的老主顾,服务员多与他相识,叫他“东洋大老板”。汪伪黄浦警察局分局长小林,姘了几个中国女人,其中有个叫吴民芳的,仗了小林势力,成了上海的“名女人”。日资本家中不进艺者院者可以说难得有。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厂主木代,在上海经常出入艺者院,后来的小老婆原是上海的日本名妓。一些高叫“束紧裤带,多造枪炮”的军国主义分子,往往又是生活最腐化的人,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山,是有名的“酒之子”(专爱吃喝玩乐)。至于日本浪人不仅出入赌场,而且往往又是赌场、烟馆的后台老板。   这期间日侨的思想情况,因生活较为安定,又受了日本宣传的影响,普遍盲目地成了侵略战争的拥护者。我亲见许多日侨家庭妇女,在日本宣布投降时,甚至不相信这一事实。日侨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大资本家,在后来日军败局已定时,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人高喊“一亿玉碎”(这时日本人口7000余万,加上朝鲜、台湾,号称“一亿”。“玉碎”指战至最后一人也不投降),但为数极少;大部分在作“应变”准备,如买金条、隐匿物资等。由于日军高压,在这期间日侨中未发现有何进步活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战争表示怀疑。日侨中也出现“大陆战”与“本土战”之争,但仅是不同意见的反映。
  日侨对中国人民的欺压与掠夺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日侨与中国人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不好的。中国人极少到日本商店购物。一般中国人,特别是妇女不愿在虹口日侨集居街道行走,上海里弄中的日侨也不和中国邻居往来。
  1943年,日侨中出现了一个会讲中国话、能以中文写文章、又熟悉上海情况的吉田东祜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反英美协会嘱记”、伪《申报》的顾问。吉田经常在中日报刊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以“大胆敢言”名闻一时。吉田在伪《申报》特设的“凉台闲话”专栏中发表文章,大放厥词,用以欺骗、麻醉中国人民。他在文章中假惺惺地承认上海中日老百姓关系不好,是由于日侨以战胜者姿态欺压中国人所致。他在一篇题为《日本人的反省》文章中,要日侨改变对中国人的态度,不可欺压中国人。这个吉田实际上是个间谍,曾经勾结国民党,到浙皖边境国民党军防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共同防共和交换物资等事。
  在日军侵占上海时期,中国人受尽了各种压迫和侮辱,特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被迫过着牛马不如的惨痛生活。这时日军在工厂中施行战时特别管制,工时长、工资低,对中国工人有虐杀大权。与我同住念萱村的日侨增田(江南造船厂的技术员),不止一次向我透露,厂里中国工人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而日本人则吃白米饭、饮菊正宗(日本酒名),还要打骂中国工人。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场和木代造船厂,工人大小便也有规定的次数与时间,并且明文规定如不遵守就要扣工资。松下的一个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
  专替日军“收购”米粮的迫田洋行和山本洋行,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进行抢夺。山本洋行经常在上海近郊收购米粮,因收购价压得特别低,农民不肯售出,山本便叫来日军挨户搜查,强迫按低价出售。有一次,山本洋行到青浦县城外收购米粮,事前伪乡镇长大肆威胁农民,但仍收购不足。山本以“对抗收购,惩办抗日分子”为名,叫来日本宪兵,带着大批狼狗,先予搜查;又将农民围在一个地方,放火烧房,还当场打死几个农民,并将几个青年农民推入河中,不准施救,以致竟被活活淹死。狼狗也咬死咬伤了几个妇女和孩子。山本以抢劫来的粮食供应日军之外,多余的粮食在黑市抛售,发了大财。但这笔血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却不与山本算。
  抗战前夕,原居住在虹口、杨树浦、南市、浦东、西郊等地的中国人,怵于一·二八日兵在上海市郊的屠杀,都锁了门拿些简单行装避居租界市区。11月,日军侵占上海市区后,大批日侨移入上海,在日军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指使下,强占上述区内的房屋,破门而居。杨树浦木代造船厂厂主木代,就将三角地广东人李磊石(当时有名的网球运动员)的一座花园洋房据为己有。八年抗战中李从未收到租金,连入内略看一下也遭到拒绝。设立在老靶子路的“中央兴信所”,原是中国人的杂货店,吉田幸三郎破门入室时,里面还有许多货物,吉田当作己有。1942年,杂货店的主人来观看,吉田竟要他负担装修费用,吓得房东从此不敢再来。日本人还以各种名义把中国人从自己住宅中赶走。我曾住南市陆家浜路念萱村,这条里弄共有6幢房屋,其中3幢房屋的中国人被日海军赶走了,住进5户造船厂的日本技工和职员。虹口有许多里弄房屋,都是被日侨将中国人赶走后迁入的。
  1944年,因受人委托调处房屋纠纷,我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整个虹口地区绝大多数新来上海的日侨都是用以上方式强占了中国居民的房屋。虹口较好的住宅和公寓,如PAS公寓、狄思威路公寓、昆山公寓,已没有一户中国人。北四川路南部原由中国人居住的业广大厦,被强占为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业广大厦对面的南北仁智里原都是广东人的住宅,后来都变成日侨里弄,而且改为日本式房屋,面目全非。原属中国人的新亚饭店(早期一部分作汉奸办公处),我因事入内,只见从女侍到经理全为日本人,房间也改成日式。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虬江路横浜桥处,拆去中国人的平房,改建为“报国会”、“武德殿”。北四川路底,拆去中国人的房屋改建日本小菜场。整个一条北四川路,电车得行驶10至15分钟,只有福民医院、柴田眼病院、内山书店是日侨以正常手续租赁或建造的房屋。
  日本领事馆对日侨强占中国人的房屋有个说法,叫作“暂借”。但这个“借”既无借据,又无日期。有些日侨竟将强占的房屋,进行变卖租赁。如四川路永成企业公司日本职员岩永,于1944年11月将强占来的狄思威路清源坊五号房屋,以黄金30两顶给中国人,并出字据,写明如有纠纷由他负责。岩永得了这笔横财后,还将一部分黄金托我放高利贷。而中国人在他们的居宅被强占后,每每是流落街头,冻饿而死的事例是很多的。
  1944年,日军与汪伪假作慈悲,放出空气要“发还”一部分“军管”的中国人的工厂和住屋。所谓发还住屋,往往以“购买”的名义进行低价抢夺,只是极少数有门路的人才能得到。如东体育会路180号的花园洋房,原是澳大利亚华侨广东人陈汉民(英文《自由论坛》报总主笔)的财产,被日侨强占。这时与居住者坂田交涉(我替陈当翻译),由坂田以原价的十分之三收购,虽然所得不多,也还是极少有的事。
  上海自被日军侵占后,成了日本浪人的世界。上海原是流氓横行,这时只要日本浪人出场,中国流氓的“老头子”、“黑话”尽皆失效。分驻全市各地的日本宪兵队、海军派遣队,不分青红皂白,总是袒护日本浪人。这时上海的中国流氓,需要有日本浪人作后台,方能“吃得开”。   1944年4月,上海市中心区某私营银行开本票时不慎将2万元写成了2亿元,持票者刚巧是日本浪人,一定要如数兑现。这家银行的全部资本也不足2亿元。几经周折,银行出了巨款,还要道歉,方才了事。
  中国的资本家,也同样受欺压。上海有名的三友实业社(专制棉织品),八一三抗战后工厂被日商裕丰纱厂强占,因无货应市大亏其本。后来三友不得已出卖工厂时,尚须秘密进行(因恐日商追究)。上海新亚药厂许超等购得该厂后开工,日商阿部洋行小山借口“套用原棉要杀头”进行恐吓,许超等不得不经常向日商行贿。
  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管理日侨的日领事馆警察
  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里设有警察署,配有日本警察。这些警察专门办理日侨户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登记等事项,以及日侨的民事刑事案件的调解、侦查、逮捕、审讯等。后来由于警察人数不够,一般通过“居留民团”来办理这些事。
  领事馆警察署与汪伪警察局、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不发生关系,组织、编制、服装也完全不同。他们是由日本东京警视厅直接派遣来上海的。最高职位称“警部”,有正副两个,受上海领事与东京警视厅的双重领导,又担任领事馆的警卫工作。下设户籍系(“系”是课的意思)、特别高等系(即特高课)等几个系,又在日侨集居处设立“出张所”(相当于派出所),往往不挂招牌,外人不知这是什么单位。
  日警察分两种,低级的称为“巡查”,有一、二、三等及巡查长之分。他们身穿日本国内警察的服装,不论级别一律身挂东洋指挥大刀(与军官战刀不同),却又难得佩手枪。每个巡查,均须受过正规的警察训练。一般的巡查忙于出入“居留民团”,日侨集会时则出来站岗,做通常的警察工作。特别高等系的特高警察与特高刑事(刑事是便衣侦探,分为两种,一般刑事专管偷盗等案件,特高刑事专办政治案件及思想调查),有较高的文化,受过特别训练。
  这时上海的日本警察,穿制服的巡查较少,特高刑事警察特别多。他们西装革履,身藏红布白字袖章一块,布上有“警察官”三字,执行任务时就套在左臂上。
  特高警察与“刑事”配合“居留民团”,掌握着上海所有日侨的情况,有详细的调查名册。我在“中央兴信所”时,日侨间有男女关系、借贷问题,委托“兴信所”作证、调解、调查,有时问题不能解决,便到“居留民团”或领事馆警察署去,发现日警总先查看大簿子,然后对某日侨便有了一般了解。这个大簿子,不仅将日侨个人及家庭经济等情况写明,还有日本国内的关系、向来的表现等内容。
  上海的日侨看见日本警察与“刑事”非常害怕,日侨所在的里弄或街上,如发现一个“刑事”,日侨便要相传询问,不知出了什么事。日家庭妇女往往以叫警察来恐吓小孩子。
  被称作“半岛同胞”的朝鲜侨民 日本自明治四十三年吞并朝鲜,到当时已有30余年。对朝鲜人民极力推行“皇民化”,要朝鲜人不使用本国文字和语言,做日本天皇的臣民。上海的朝鲜侨民,日本叫作“半岛同胞”(朝鲜国土形若半岛),把朝鲜侨民公开视作日侨,也由日本领事馆控制与管理,“日本人居留民团”的日侨名册中居然也包括了部分朝鲜人,并发给“日本人居留民证”。
  这时上海的朝侨比抗战前大为增加,职业以工厂、企业中的职工居多,较小一部分人开设小商店,经营小贸易等。上海究竟有多少朝鲜人,几个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也说很难弄清。因为许多朝鲜人居住上海后,不愿作日本的同胞,入了中国籍,子女也入中国学校,与中国人通婚。如有名的南京路哈同大楼孙昌植光学仪器公司,老板孙昌植是朝鲜人,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就是上海晓明女子中学毕业的。我在肇和中学读初中时,同学中也有朝鲜人。1944年上海日文《大陆新报》发表的“半岛同胞”统计有2万不到,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上海的朝侨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独有风俗。朝鲜小商店在日文旁边爱写些朝鲜字。海宁路上还有朝鲜酒茶馆及朝鲜式旅馆。上海朝鲜男人不穿日本和服,女人爱穿朝鲜白色民族服与中国旗袍。虽然日本规定上海朝侨子弟一律得进日本人的小学、中学,但即使入日本学校的朝鲜少年,回到家中也总讲朝鲜话。朝侨经常举办小型民族舞蹈与展览会等。1944年“皇民化”运动高潮时,朝鲜爱国民族舞蹈家崔承禧来沪,数度演出,朝侨争相观看,念念不忘祖国。
  上海朝侨早期曾有秘密进步组织,金日成、崔庸健曾在上海虹口青云路上海大学学习过(“上大”后被反动派封闭)。据当时“上大”学生林道永回忆,“上大”有朝鲜学生出版的爱国抗日刊物,以及进步集会活动。
  全面抗战前,上海是朝鲜进步人士的根据地之一。为此,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有专管朝侨的部门与专责“特高刑事”的设立。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市区公开出现“朝鲜抗日救亡协会”,在市区演讲宣传,鼓动抗日。后来许多会员到中国内地参加抗日战争。
  1932年3月日本天长节(天皇的生日),日军以陆军大将白川、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大将为首,在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遥拜式(向东方深度鞠躬,意思是向天皇行礼),并庆祝“上海事变”(指一·二八抗战)胜利,令上海日侨盛装参加。这天,朝鲜志士尹奉吉冒充日侨,混入虹口公园,向主席台上掷出烈性炸弹,当场炸死了白川,炸瞎了野村右眼,又炸去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左腿,不少日军头子也受伤。尹奉吉当场牺牲。当天中外报纸(租界)接到朝鲜志士的抗日文件,但不敢登载。案发后日领事馆警察署大肆拘捕上海朝鲜侨民,日文报上说朝鲜人“大逆不道”。
  日军除了用警察等恐怖手段镇压朝侨外,还在上海扶植各种朝奸组织,配合日军行动。八一三抗战后,以日本陆海军为背景的朝侨组织“鸡林会”大肆活动,上海朝侨的右翼卖国政治组织,也全并入“鸡林会”。该会会长李光年,日本某大学出身,日本投降时36岁。老婆是日本人,两个孩子一句朝鲜话也不懂。李本人在家常身穿日本和服,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没有丝毫朝鲜人气息,这在朝侨中是极少见的。我因他日本老婆的关系,与他相识并有往来,经常听他说“日韩一家”等怪论。日本投降后,李全家匿居四川北路丰盛里20号,曾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关过几天,后冒充日本人,全家逃到日本。   “鸡林会”的常规任务是以种种方式,如音乐会、讲演、座谈、出书刊、散发文件等宣传日本的“皇民化”、“内朝一致”(“内”指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皇军无敌”等,并要朝侨积极响应日本的各种号召,如献金、应征(朝鲜人也当兵,与日军混合编制)。该会也负责调查朝侨的政治思想,有公开与秘密二种:公开的如发问题表格、询问意见等;秘密的则派出会员混在朝侨中,进行特务活动,在“肃正思想”等名目下威吓朝侨。上海有许多朝侨是“鸡林会”会员,其中有的是强迫入会的。1943年至1945年,我经常在虹口地区(上海朝侨抗战前散居全市,全面抗战后,来上海的大都住虹口地区)看见“鸡林会”在上海剧场、“报国会”开大会,也曾经应邀出席“鸡林会”主持的“劳军献金音乐会”。
  以李光年为首的一批朝奸和“鸡林会”,使朝侨进步组织的活动受到打击,也麻醉了部分朝侨,有的朝侨青年男女,在“皇民化”下改了日本姓名。
  抗战前,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往往利用朝鲜浪人做军事间谍活动,如侦察地形、调查中国军队情况等。同时供给他们手枪子弹,扰乱治安。朝鲜浪人有日军作后台,在虹口及租界市区以贩卖鸦片、“白面”等毒品闻名,上海有的赌场也以朝鲜浪人撑腰。此外,朝鲜浪人又勾结中国流氓,拐卖妇女,欺侮中国人。一般说来,租界当局及中国政府不敢过问朝鲜浪人。上海的许多朝侨见了朝鲜浪人,也要避道而行。
  朝鲜浪人在日军投降后,有的勾结国民党政府,仍旧作威作福,骑在朝侨头上。如朝鲜浪人浪代,曾是上海日本海军的特务,杨树浦木代造船厂聘他在厂里监视与镇压中国工人。日军投降后,浪代曾经作过国民党上海宪兵队密探。
  日本刚投降时,上海出现了“大韩民国光复军”,他们头戴国民党式军帽,身穿日本海军陆战队服到处接收。后来被解散。1946年“韩侨协会”正式成立,使用的是南朝鲜政府旗。这个“韩侨协会”经常在虹口开会,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战时期也曾活跃过。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团”
  “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组织与一般任务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团”全称是“上海地区日本人居留民团”,创立已久。早期工作纯为办理日侨的公共福利,如设立日侨中小学,婚丧作证,设火葬场、庙宇,调解日侨纠纷,帮助日侨解决困难等。经费由日侨商店及住户临时分摊,金额甚小,较大支出由日侨大企业捐助。主持者是有名望的“老上海”,领取工资的专职人员极少。
  1938年,“居留民团”在老靶子路上自建大厦,团本部即设在这里。团内设立各部各组,增添大批专职人员,工作与任务扩大,成为日侨的一个重要机构。据当时的“居留民团”年报所载,增强与扩大的原因是坚决执行“皇军”指示,完成各项任务,在“兴亚大业”中领导日侨不断迈进;抗日期间日侨突然大增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人力有限,急需“居留民团”的协助,分担警察控制日侨的任务。至于“居留民团”在战事中完成了“皇军”的什么任务,外人不得而知,但听日侨说,“居留民团”曾组织日侨担任日军向导、协助巡查等。日本投降后,又多方掩护战犯。
  “居留民团”因为是“民间自治团体”,受日本领事馆和陆海军的领导,但不是从属关系。经费是上海日侨大企业在利润中提出(与捐献不同,带有强制性)。在日文《大陆新报》和“居留民团”年报上,对经费来源与开支有较详细的说明,有年度、季度的开支预算和决算,还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公布。“居留民团”有地产及固定资产,如房屋等。“居留民团”不经营商业,也不出租房地产(房地产是庙、火葬场、学校等)。
  上海日本领事馆有专管日侨的部门,并派有专人在“居留民团”内,以“领事馆嘱托”等名义工作。领事馆警察署每天派有日本警察和“刑事”出入“居留民团”。1943年我在“中央兴信所”时,数度到“居留民团”,看见日本警察在团内有专用写字台。上海日陆海军部,也介绍了一批退伍军官在团内任职。在团内有实际权力与执行工作的就是以上这些人。
  “居留民团”设有正副团长、理监事和委员,不在团内领取工资,是义务兼职。他们是日侨中的资本家、高级退伍军官,以及少数较有名望的日本“老上海”,如内山完造在团内也有个名义上的职位。这些上层领导人除了开会或特殊情况,平日是不到团办公的。“居留民团”的组织条例规定,各级职员均须由全体日侨选举,事实上,所有各级人员,不论专职与义务的,清一色是自上而下指定或聘请的,一般日侨根本无权过问。“居留民团”从不征求日侨意见,任何事情都是决定后通知或命令日侨执行。
  “居留民团”里有福利、联络、事务、财务、编辑等部门,有的称部,有的称局,有的称组。各部门职掌如下:
  福利:经管“国民学校”(小学)、初级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师,往往也由“居留民团”聘请。同时,他们还经管图书馆、武德殿(日侨练武场所)、火葬场、上海神社、东本原寺。此外,还调解日侨间的普通纠纷。
  联络:专与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事务所、日本领事馆、陆军宪兵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汪伪市政府及警察局等联系,传达日本当局的意图和指示。如1943年,基层“邻组”曾将团的文件张贴在组内,内容是宪兵队关于日侨不得进入赌场的通知。日《大陆新报》所刊有关“居留民团”的消息,大部也是这个部门供给的。
  财务:除了经办收支预算及日常账目外,也兼管属于“居留民团”各单位的财务工作。
  编辑:我有个相识的日侨大山,是团里的编辑,当时未见有“居留民团”出版的书刊,不知他搞什么。日本投降后,才看见有“居留民团”年报。我问过大山,才知道他们还将上海日侨的种种情况,以及历史、风俗等编成书籍,但不公开出版。
  事务:调查日侨的职业、经济收入、家庭情况,日侨的出生、死亡、迁移等事项。在这个部门登记后,不须再向领事馆警察署登记。在战争期内,上海日侨须向“居留民团”事务局领取《上海居留申请书》,经批准后由该团发给“日本人居留民证”。
  日本当局规定,凡日侨必须有“居留民证”,而且要随身携带。逢封锁戒严时,日本宪兵、警察、密探要查看。外出时,在火车站、轮船码头、外地城市的城门口和交通要道,日军也要查验。我在日侨公司、商行任职时,日侨因天热未带“居留民证”,遇到戒严,他们的家人往往特地将证送来。1942至1943年我在“满铁”上海调查分所工作时,与日本人到京沪(南京至上海)沿线作经济调查,见火车站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的城门口或日军警戒地区,在“日本人出入口”木牌旁边,另立“出示居留民证”的木牌。日侨寄居各地日本旅馆,也要凭“居留民证”登记。此外,日侨部分配给品,也凭此证购买。日侨回国或离上海时,“居留民证”上交,另给其他证件。日侨没有“居留民证”,在上海难以立足,外地又不能去,成了个“黑人”。1942年邻居日侨来了个亲属,一个多月未外出,日本警察还数度查问。原来这个日侨因在国内犯过案,故迟迟不发“居留民证”给他,他也就不敢在外面乱走。   日侨在部队中工作,另有军属证(军队里的工作人员称为军属),可以享受特殊配给,看戏、乘车享受低价优待。日侨中的特殊人物(军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有的持有“上海宪兵队本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三方面具名的“特别身份证”,持证者在戒严地区不仅通行无阻,证上还写明军警宪须予以照顾并给特别便利的字样。
  “居留民团”下面设有“地区邻组”和“邻组”,一个“地区邻组”由几个“邻组”组成。如“施高塔路地区邻组”下面有施高塔路及部分北四川路的好几个“邻组”。“地区邻组”有专职人员,有正式的办公室,还有固定的经费。专职人员大部分是退伍官兵,也有退伍警察等,此外是日本姑娘。凡是有关日侨的配给登记、通知应征当兵等事项,概由“地区邻组”办理。“邻组”的办公室设在里弄口小屋或日侨家中,工作人员均为义务,以年老的“在乡军人会”会员和参加“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家庭妇女为骨干,相互轮值。全体日侨均是组员,有时也要轮值。任务是传达指示,通知开会,协助分发配给品。“邻组”没有经费,所有开支概由该组日侨自行负担,但一般日侨从未付过这笔钱,大都由富裕日侨或“邻组”的积极分子包付,因此各个“邻组”内部的设施大有不同。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等日侨住宅区的“邻组”办公室里,冬天有火炉,夏天有电扇,还有无线电唱机,设备相当齐全高档;而北四川路仁智里的“邻组”办公室里,仅黑板一块,一桌数椅。
  在南市偏远地方、西郊和租界市区等地,因日侨居住比较分散,人数少,就没有“邻组”。在我住的念萱村里,5户日侨大小16口,直属于较远的老西门“地区邻组”。没有“地区邻组”与“邻组”的日侨,有事由工作单位或临时派人通知,日侨也可直接到“居留民团”去。大企业、大工厂不设“邻组”。
  “居留民团”是日本在国外的特有组织,据说在汉口、天津等地也有“居留民团”。“邻组”这个名称,却是从日本国内来的,上海日侨把这两个名称混而为一。日本人很重视“邻组”这一组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当局在国内大肆宣传“邻组”的作用。当时上海的日本电影院,在正片之前放映日本新闻片,经常介绍“邻组”的活动。他们还特地拍了一部纪录片,描写家庭妇女搞“邻组”的情况,如办配给、防空、防谍任务等。日本人还为“邻组”谱写了一首“邻组之歌”。
  “大日本在乡军人会上海分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上海分会”也设在“居留民团”之内。这两个分会的一般活动,如慰问日军、献金、义务劳动等,往往和“居留民团”配合进行。
  “居留民团”的特殊任务 “居留民团”也直接接受日上海陆海军当局的命令,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曾经开展种种抗击活动,打击敌伪。上海市内,日军官兵、密探以及大小汉奸经常被杀。在日侨集居地区也经常出现抗日传单、炸弹、警告信等。日军把这类事件叫作“恐怖事件”。为了应付“恐怖事件”,上海日本陆海军和宪兵当局费尽了脑筋。“居留民团”也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事件对策组”,专门研究和布置全市日侨对付“恐怖活动”的办法。“邻组”则组织“防护团”,遇到发生“恐怖事件”时,当地“邻组防护团”团员立刻出动。不论男女团员,一律左臂套上一个袖章,上写“日侨防护团”。这些团员往往在日宪兵、密探未到达之前,先将现场封锁。他们虎视中国人,往往扣留起来交给日本宪兵。1941年,海宁路日侨电影院“国际剧场”发现无人雨伞一把,伞内有炸弹与抗日传单,当即停映,院内及附近日侨“防护团”员立即出动,封锁了电影院及附近地区,配合日宪兵对观众进行搜查,逐个验看证件。北四川路“银映座”和乍浦路“东宝”,在开映中也发现大批抗日传单,“防护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当时虹口日本人集居地区曾发生多起“恐怖事件”,大多数是由日侨发现,“防护团”立刻报告,并先行处理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设立“海军警备地区保甲事务所”,经常举行全市性或局部地区的封锁演习,目的是对付“恐怖事件”。每逢演习,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宪兵、密探、警察一齐出动,搜查中国住户和行人。“防护团”团员则在各地站岗,协助日军检查中国人。“防护团”团员的武器除了三八式步枪与木棍外,每人并备绳子一根,准备抓人之用,有时几个“防护团”团员用绳子连起来围住一户,进行搜查。
  “居留民团”也通过“邻组”进行“防谍”工作,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在“邻组”办公室内,亲眼看到贴着这样的标语:“间谍在你身旁”、“不要忘记恐怖事件”、“听到见到立即报告”、“不要相信任何人”等。“邻组”办公室里还有《防谍手册》、《防谍日志》。“居留民团”经常举行防谍常识和防谍技术等报告会,还专门放映有关防谍电影给“邻组”人员观看。
  在虹口日侨集中区里,经常出现各种日本宣传标语。标语的内容大多数是“居留民团”所拟订或配合其他部门所布置的。“居留民团”还经常通过大小会议对日侨进行宣传。大会的地点在国际剧场或“报国会”内,小会则在里弄、街道日侨家中或“邻组”办公室里。会议的内容和标语的内容大致相同,因时势的不同而更换。1941年前,有关“恐怖”和“南进”的宣传较多,后来则大肆宣传“皇军无敌”、“太平洋上赫赫战果”,以及日本国内的“大政翼赞”。1944年后经常在日侨中宣传“皇国兴废,在此一战”、“一亿玉碎”等。上海日侨中的献金和义务劳动,也是由“居留民团”发起、通过“邻组”来进行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居留民团”的头子往往又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他们以上海日侨代表自居,配合日军向租界当局提要求。日籍董事受日军委托,在工部局高级会议上,借口日军和汉奸在租界被杀,影响了日侨的安居,几次提出抗议,并要求增加巡捕房中日籍警官的名额。有次工部局在跑马厅开会,这个日籍董事在会上拔出手枪威吓其他国籍的董事,并打伤一英国官员。而欺软怕硬的英国人,反而对日军迁就,委曲求全,以“手枪不慎走火”了却此事。   对“居留民团”的种种特殊任务,真正热心参与的日侨并不多,许多日侨从来没有参加过“居留民团”的工作。日侨家庭妇女也有逃避“邻组”轮值的,原因是怕麻烦。日侨对“居留民团”有兴趣的是发配给品,至于“防谍”、“防护团”,他们不爱过问,也不愿参加。
  日军投降后的上海“居留民团”与日侨委员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上海吴淞、江湾、浦东、市区、南市各地的日侨得到“居留民团”通知,立即集中到虹口地区,由原来这个地区的日侨让出空屋安置他们。上海全市日侨虽众多,但没有几天已基本完成迁居。上海附近各县,如松江、嘉兴、苏州、无锡等地的日侨,也在几天内就迁入了规定地区。在这些地区的里弄里,挤满了各色日侨,一间小屋最少要住四五人。闵行路的一家日本小旅店,被指定供海军女工作人员50余居住,也是十分拥挤。
  日军投降后,上海日本陆海军部撤销,领事馆封闭,日侨大小企业、商店一律停止营业。日军是俘虏,照规定在江湾集中,日侨则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管理。管理处处长是王光汉,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副处长邹任之(后任处长)手里。邹任之冒充黄埔军校出身,其实是个从未进过军校的军统特务。他精通日语,抗战时在重庆管理过日俘,早年替军统搞过对日情报,这时仅40多岁。1946年,邹邀我当他的私人编译官。
  这时,“居留民团”不但未解散,在国民党日侨管理处支持下,反而扩大了机构、增加了人员,只是改了个名称,叫作“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侨委员会”,地址及内部组织仍原封未动。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外界知者不多。邹任之说,日侨委员会的委员全是日侨民选举而出。事实上,委员们全是日军占领时期的老班底,且又加进了日本间谍分子,一般日侨根本不知日侨委员会在哪里,也不知里面有什么人。“居留民团”的“邻组”改名为“日侨管理处日侨委员会福利组”。“满铁”上海调查所班长芝池,长期在东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特务活动,1944年先调南京派遣军司令部,后又调在上海部队,专做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芝池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兼狄思威路日侨委员会福利组的负责人。我到这个组去过几次,见组内日本人均持有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发给的工作证。“邻组”的名称虽然取消了,但内部人员原封未动,照常工作。日侨委员会及其基层组织实际上已成了上海日侨的领导者与管理者。
  日侨委员会刚成立时,由日侨管理处出面,出版了一张小型的《改造日报》(日文),报头4字是汤恩伯所题。这张报纸大受日侨欢迎,因为其中有许多日本国内的消息,是上海其他报纸所未有的。如山下奉文(进攻马来亚与菲律宾的日陆军中将),被美军在当地处死刑后,东京日本记者去访问山下的19岁女儿。她发表了一篇露骨的反动谈话,《改造日报》登出后,许多日侨“感动”得流泪。《改造日报》这种消息很多,后感不妥才停办了。我问老记者波多博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原来是日本记者用收音机收听东京广播后记录下来的。
  日侨委员会还搞了很多活动,宣传军国主义。这些活动名称有音乐会、座谈会,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1945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到国际剧场参加由日侨管理处主办的日侨音乐会,场内挤满了日侨,会前忽然钻出一个军国主义分子,用激烈的语调,要日侨不要自暴自弃,振作精神,准备复兴日本,还狂妄地说,日本是由于政治失败而战败,军事上并没有失败。接着,剧院广播器里放出了战时日本流行的反动歌曲,内容是要日本人以尸体堆成山、填满海,为“天皇”而坚持作战到底。音乐演奏中还夹杂着战歌。最后,居然奏出日本国歌(日本国歌一般是开首唱,现在改为末尾唱出,含有不忘“天皇”,要复仇的意思)。在这次音乐会上,却未见日侨管理处的人员。后来我问邹任之,方知那次音乐会的主持者是周天籁,周原是一名汉奸,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日侨管理处宣传科负责人之一,专管这项工作。
  小型的晚会是在日侨的里弄中举行,以当地日侨表演日本民族歌舞为主。我曾参加过这种晚会,每次总看到有个并非住在附近的日侨先来演讲一番,内容与上面所记的差不多。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日侨管理处的军官坐在前面,是邀请来的。不久发现这个军官一口日语,一打听,原来他在几个月前还是日本人的翻译。
  日军投降后二三个月,日侨除了集中居住外,还规定外出时须戴臂章。此臂章名义上是日侨管理处发,实际上是由日侨委员会各基层组织分发。日侨管理处说这是为了限制日侨活动,但日侨委员会对日侨说这是保护日侨。而日陆海军军官,既不需带臂章,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到处乱走。我和日本海军第一经理部的水上大尉,经常在北四川路饮酒,他说,军人是俘虏,不是日侨,因此不需带日侨臂章,不需受限制,日侨委员会听说是军官就无权过问。水上又说,照规定官兵应集中江湾,但中国政府对日军军官,往往不干涉,马马虎虎,军官们有办法的住在市内,等待遣归,无人管束,非常自由。军国主义分子、特务分子,向来是日侨中的特殊分子,日本投降后,仍旧是特殊分子,他们有的持有“第三方面军工作证”(第三方面军曾以收集日侨情报和调查日侨隐匿物资、战犯为名,任用了一批朝鲜浪人、日本特务,我亲见这种人,以第三方面军工作人员身份,在日侨中调查),有的换了中国衣服,无人过问。所以,要日侨带臂章,只是限制普通日侨的活动。后来我对邹任之说:“表面上是日管处在管日侨,实际上却是原日本当局在管日侨。”,邹不作答。
  留沪日侨情况
  上海日侨遣归,是由日侨委员会提出日侨名单,经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审查批准后,分批遣归,半年多后大体上宣告结束,之后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撤消,这时被日侨居住了数十年的虹口地区,已难得看见日本人了。
  没有回国准备长期留居上海的日侨,由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日侨管理股管理。留居的日侨有中国纺织公司(是在接收日本纱厂“内外棉”、“公大”等基础上组建的)及其他被国民党接管经营的日本工厂里的日籍技术人员(称作“留用技术人员”),公、私营打捞公司中的日本“水鬼”(潜水员),还有私营霓虹灯厂、颜料厂、日式草包厂的一些日本人。我有几个相识的日侨,还和中国人合资开草包厂。三角地菜场,有家日本高级菜馆,老板吉田在日军投降后,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相勾结,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菜馆,改名为“沙龙咽集”,请了个北方人王某以第三方面军上尉军官名义,“坐镇”在内,对外应酬由王某出面。美国人和国民党头子、上海的资本家经常在内饮酒作乐。
  ××路留沪日侨开了家京沪医院,其人员几乎全是日本人,仅有两个女看护是中国人,她俩向来在日本医院当看护。1948年,大战犯冈村宁次自南京来上海公审前后,曾住在这家医院。
  有的日本医师不愿回国,仍挂牌行医,有的则附在中国医师诊所内开业。外滩汇中饭店内有几个日本医师,以旅馆为诊所,营业相当好。老靶子路杨锡周医师诊所内,有个不挂牌的日本五官科医师,技术相当高。
  以上这些日侨,到1951年,我还见过他们。
  未遣归的日侨,大部分住在吴淞路义丰里,有的以教授日文、日本武术为生。弄门口有一家日侨开设的小吃店,专卖纯日本式的酒菜、点心,解放后我还入内几次,里面尽是日侨,没有中国顾客。旁边还有家日侨开设的杂货店,贩卖日军投降前制造的日本家用品,以及新制的日本食品。在弄门口二楼,是日侨的一个自治组织,1947年我曾入内访问过。弄内及他处的留居日侨,与这个组织有联系。
  除了义丰里,上海市区及其他地区,也有日侨留居。1948年我在市中区三马路扬子舞厅,还发现有日本舞女。这时与中国人结婚或姘居的日本女人,已改名换姓成了中国人。
  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日侨管理股说,日军投降后,在上海留居的日侨,极少违法及有不良行为,连酗酒吵架也极少,也较少在市内走动。股内有几个东北籍警官,能说一口流利日语,我因采访关系与他们相识,较为接近。他们告诉我,上海留居日侨究竟有多少,他们也弄不清,因为有的日侨有“牌头”(指在国民党官方企业工作,可以不向警察局登记),有的日侨因怕麻烦而不登记,他们也不细查。1948年日侨管理股曾发现有日侨改名换姓冒充中国人的情况,但不了了之。
  日军投降后,一般日侨普遍的不愿回日本,因回国后前途茫茫,不知怎样生活。能留在上海的日侨,最初都是高兴万分,但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惊人,物价高涨,日侨生活困难,而日本国内则逐步走上了正轨,有许多日侨就作回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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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14 16:55:28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前上海:为何日本侨民在中国人面前充满自卑



核心提示:与大多数欧洲侨民不同,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主要集中在虹口一带,这里被称为“小东京”,通用语言是日语。1937年深海有日本侨民三万多人,他们对上海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向往这里。日本歌谣《上海航路里有这样的歌词:开船了,愉快的航海,想着梦寐以求的上海,大马路、四马路是夜里绽放的花,红色的灯火招摇着,上海,憧憬的上海。


但是,很多旅居上海的日侨是自卑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这样表达了对同胞们的看法:在上海,日本人经常被中西各国人士嘲笑并非没有道理。大家都不穿西服而是穿棉的短单衣,系上一条三尺长的腰带,或是光头戴着大森出产的草帽,光脚穿上木屐,咯吱咯吱地在虹口一带满大街溜达,这些同胞的打扮极为令人羞耻。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自卑感,一些日本人由此憎恶上海,日本作家吉行英助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被世界各国金融资本支配的中国,在它的花园的肥料上,散发着资产阶级国家浓郁的政治气味,除了这种感受别无它物。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和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又面临着血与火的洗礼。上海是长江的门户,也是远东文明的通商口岸,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43年,一名叫巴富尔的英军上尉出任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他用每亩地一千五百文铜钱的价格,从清王朝上海道台宫慕久手里租下了今天的外滩一带,建立了上海第一个国中之国英租界。

从那以后,不同肤色的人齐聚上海,这座当年的小县城也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东方大都市。但是1937年的夏天,这一切都改变了。伴随着黄埔江两岸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的声音,一场从陆地、水上、空中同时展开的空前规模的中日大战,在这座东方之都拉开了帷幕,这场战争中国人称它为“淞沪会战”,日本人叫它“第二次上海事变”。

解说:这是“淞沪会战”后的1938年,日本军部摄影队在黄埔江的日本军舰上拍摄的上海外滩。美国汉学家魏裴德曾这样说,上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国际大都市。1937年8月,在遥远的欧洲尽管纳粹已蠢蠢欲动,人们感到风雨欲来,但一切还算平静。而在中国,自“七七事变”后人们感觉上海的战事一触即发。

1937年,上海人口三百多万,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是世界第七大城市。上海不应该忘记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上尉,1843年他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外国租界,此后这个自由港迎来了无数冒险家和商人。

在外来者眼中,上海是一个自由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英国作家哈瑞特·萨金特这样描述当时的上海:轮船使进黄埔江,眼前的情景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乡村已为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沿着黄埔江上溯十二英里,船带浦东岬口转弯,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中国,也看不到那遥远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利物浦”。



当时,上海的行政区域由几乎互不相干的三部分组成,有一百万人口的公共租界,这里过去是英租界和美租界,现在由民选的工部局管辖。法租界的人口也有一百万,它直接听命于巴黎当局,围绕着这两个外国人区域的是中国控制的上海市,租界处于上海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寻找就业机会。

英国人莫里斯·廷克勒在上海的巡捕房供职了二十二年,他回忆初到上海时的感觉。“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城市,任何一个英国城市都落后它一百年,这不是夸张。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公园河岸演奏,这里有很好的公共电车交通服务系统,每个人看上去都拥有一辆最新款的美国小汽车。在这样的港口里洋人甚少工作,轻松赚钱轻松花钱”。

最多时,上海容纳着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族群,法国人何理隶兹在《上海的德国社群》中这样写道:中午十分,看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去午餐的情景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在外滩的道路上碰面,根本不点头致意,都高昂着头颅走向自己的俱乐部。

与大多数欧洲侨民不同,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主要集中在虹口一带,这里被称为“小东京”,通用语言是日语。1937年深海有日本侨民三万多人,他们对上海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向往这里。日本歌谣《上海航路里有这样的歌词:开船了,愉快的航海,想着梦寐以求的上海,大马路、四马路是夜里绽放的花,红色的灯火招摇着,上海,憧憬的上海。

但是,很多旅居上海的日侨是自卑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这样表达了对同胞们的看法:在上海,日本人经常被中西各国人士嘲笑并非没有道理。大家都不穿西服而是穿棉的短单衣,系上一条三尺长的腰带,或是光头戴着大森出产的草帽,光脚穿上木屐,咯吱咯吱地在虹口一带满大街溜达,这些同胞的打扮极为令人羞耻。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自卑感,一些日本人由此而憎恶上海,日本作家吉行英助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被世界各国金融资本支配的中国,在它的花园的肥料上,散发着资产阶级国家浓郁的政治气味,除了这种感受别无它物。



除了西方人和日本人上海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欧洲的犹太人。从1933年开始,大批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排挤下逃离欧洲,上海是他们的首选。德国犹太人克劳娜·威尔顿这样回忆:我们一家人住在德国东普鲁士,我们商店、住房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父母决定逃离德国,我们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八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十一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水晶、花瓶、碗、床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莉莉·芬克尔斯坦是来上海避难的奥地利犹太人,她在龙华寺门口的台阶上遇到一个卖香烛的中国老人,莉莉向他诉说对欧洲亲人的惦念。老人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我们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又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通情达理”。

上海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邻居,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管什么样的人到来,他们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如蚂蚁一样忙碌不息,整日谨小慎微,但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的奇迹。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以上,人们称之为“黄金十年”。

解说:1937年无论是普通中国人或是傲慢的欧洲人,还是避难而来的犹太人,谁都不愿意看到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在上海平静的外表下,已涌动着不安。当时,上海市长叫俞鸿钧,他曾下令将市政府的情报档案运走,却发现档案竟全部失窃,替代的是一堆白纸。而南京国民政府发给他的绝密电报,也于第二日出现在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的参考资料中。追查之下,俞鸿钧发现原来市政府秘书王长春和自己的法文秘书耿绩之竟被日本人收买了。

日本左翼文化人川合贞吉曾这样回忆:上海是国际间谍之都,情报体系错综复杂,有的人与华盛顿有染,也有人与伦敦、柏林、莫斯科或东京有联系。仅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就有陆军、海军、东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台湾总督府、高丽总督府,他们都有独立的机构,相互竞争。



陈晓楠:1937年,在北平郊外的芦沟桥,中日两军接火,事变之后,日本国内主张扩大战争的声音占了上风。首相近卫文麿在7月11号召开了内阁会议,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上海的日常生活也将被打破。

解说:这幅有蒋介石身影的抗战宣传画出自当年中国的抗日宣传片,这一宣传片被日本导演龟井文夫放在了新闻电影《上海,支那战事后方记录》里,这也是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的抗日宣传片。龟井日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那时的日本银幕上泛滥着宣传日本军队如何在中国战场高奏凯歌的新闻片,我试图与之有所不同。具体说,想拍一部能够传达出大地世事万物悲歌沧桑的影片。

但此时的日本已经暴走在战争的快车道上无力自拔,日本教员填枝元文回忆:我在战争时期反复教育男生拼命学习锻炼身体,征兵检查争取甲种合格,作为神兵奔赴战场,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光荣战死,让灵魂供奉在靖国神社,这才是日本男人的本色。

当时,《日本时报》这样报道: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街也没有其他标志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栋柱。

日本崎玉县的家庭主妇大场满子这样回忆: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着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个名字总是心口作痛。

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也时刻感觉到时局的紧张,这是影片《上海支那战事后方记录》里,一个日本学生的独白:这里的中国人想把我们赶出上海,我们大家要一起共同努力,利用好我们现有的条件,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出来,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我们会好好学习的,请老师安心。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学习,快速学习,早日为国家贡献。



解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九天,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向东京大本营呈上意见书: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当时,日本在上海,仅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海军陆战队,不足以向这座城市发动一场泰山压顶式的全面战争。7月底,日本开始撤离长江沿岸的侨民,招募“义勇团”备战上海。到8月12日,黄浦江内外已聚集了三十余艘日舰,一百多架飞机及火炮,装甲战车,更多的援军正源源不断的,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战场运来。

中国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这样回忆,“淞沪战争”的时候,到了8月9日才开始发现,当时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的江面,并运送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还在8月7日,蒋介石召集全国各派系将领,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这样回忆。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我最高当局,知道日本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

《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驻华十五年,他待人接物老成,交友广泛,与蒋介石夫妇关系密切。1937年6月28日,阿班曾在九江见过蒋介石。他提醒蒋,日本人将于近期对华动武,他回忆说。蒋介石没有向我透露他的计划,但从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对于中日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所说的大意是,他需要争取时间,做充分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庐山的抗日宣言发表后,上海出现了很多救亡团体。连“青帮”首领杜月笙也发起组织了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杜亲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仅月余时间,就募得救国捐款一百五十万元。杜月笙这样说,我们绝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庐山宣言中,蒋介石明确说道。“如果临到最后关头”那么何时为“最后的关头”呢。所有人都在猜测,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1937年7月中旬以来,中日在华北的战事逐渐扩大,越来越多来自北方的难民,让上海人闻到了战争的气味。时上海物价以法币为计算标准。仅几个月,美元对法币由二十九块多比一百,缩至五块多比一百,物价翻了四五倍。当时生活艰难,米价很贵,孝先十岁那年,跟十一岁的我一同去买户口米。那时叫“轧米”队伍排得极长,几个小时后,孝先人小被挤出队伍,遭到巡捕的鞭打,我仅仅地靠墙前进,肩头和手臂都被擦破。

陈存仁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医,他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户衰落的绸缎商家,他在自己的著作《抗战时代生活史》中,细致描绘了上海人战前的生活。向来生意人很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战争期间的暴利,换一句话说,就是想发战争财。后来囤货的风气大盛,大有大囤,小有小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囤货,货长得最快的,一种是奶粉,一种是洋铁皮。有一越剧女伶,家里堆满洋铁皮,连床铺都拆掉了,自己睡在洋铁皮上。



尽管杀机四伏,多数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们,仍天真的相信,战争不会很快来临。那些日子,贝当路的白俄舞女们在保镖陪同下,照常前往大世界娱乐场,在汇中饭店开服装店的白俄女老板加尔奈夫人,每天依然乘电梯来到饭店顶层的舞厅,她嫁给了一个时髦的意大利海军军官。英国作家萨金特在《上海的英国人》一书中这样写道。从那里可以望见黄浦江,她在那里跟她的丈夫跳探戈舞。她总是穿得极优雅,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厚重的发髻。他们在一起跳得很美,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陈晓楠:依据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日本可以在虹口派驻海军陆战队,并且把军舰开进黄浦江。可是中国的军队在上海,却不能都有一兵一卒。1937年8月之前,上海只有一个中国警察总队和两个保安团维持治安,形同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而“七七事变”之后呢,蒋介石授意张治中,在上海附近秘密部署了三个师的精锐部队,还派了一个团的正规军化装成保安团,进驻虹桥机场和龙华机场。1937年8月9号,爆发了“虹桥机场事件”,这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冲击上海虹桥机场。守备的保安团卫兵制止无效之后开枪射击,两人当场毙命。而以后的几天,双方表面上虽然继续协商谈判,背后却加紧了调兵遣将。不论是日本政府还是蒋介石,都已经横下一条心,要在上海大干一场。

解说:战争爆发前的日子,名医陈存仁每天都要从公共租界,到闸北的中国医学院上班。1937年8月11日,陈存仁一大早来到闸北,发现无数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正在布防。我一早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上身。数十万老百姓老扶老携幼的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虹桥事件”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部进入上海。8月11日,通往上海的铁路突然停止客运,旅客全部在中途下车,改运军队。8月12日张治中将手下的87师、88师全部运抵上海,分别布防闸北车站和江湾虬江码头,他一身戎装,佩着上将领章赶到真如。京沪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刘劲持这样回忆。我记得他说,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敌军官兵看到,都要敬礼保护,准许将尸体领回,所以穿戴要整齐。

此时,在虹口区人们也看到了成千上万,从军舰上登陆而来的日军。名医陈存仁回忆。每个日本军人,胸口绑着X形白色皮带,戴着防毒口罩,这般的动静在虹口区整整闹了一晚上。军民大为恐慌,纷纷传说这支军队是“毒气队”。次日,几十万虹口居民,逃避到租界的中心区域。此时,日本希望用恐吓手段,让中国不战而屈服。8月13日早晨,他们对上海市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说国军如果撤军,一切可以谈判,但此时国军等待的是蒋介石的开战命令。

时由租界当局组成的国际外交团,正在中日之间调停。蒋介石似乎还想等等调停的结果。在调停无效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下达了“赶敌人下海”的战斗命令。我们的进攻是14日下午三时才开始的,大家都把“淞沪抗战”称为“八一三抗战”,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8月14日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三时下达总攻击命令。



战火在中国管辖的华界展开,几千中国军队首先从闸北,攻打虹口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日军伤亡很大,但司令部迟迟攻不下来。从军部传来命令,要开始作战了,决心要好好打仗,到了现场我很震惊,十点五十分时,我们到达交通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炮弹不断地打向大楼的内部,大楼马上就要倒塌了。今天晚上有反击。

上海市民见全面抗战开始欢欣鼓舞,租界上的华文报纸一致主张,与日本清算甲午以来的旧账,各界人士开始组织民间后援团。8月14日这一天,上海南市烧起大火,漫天通红。上海名医陈存仁,在南市的老房子被烧成平地,他庆幸已把母亲接到英租界。当时陈母为一套随嫁的紫檀木家具毁于大火而心痛。陈存仁安慰母亲道。留得青山在,无不怕没柴烧。日后我还可以买一套更好的家具,母亲这才破涕为笑。我心想,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开战之时,《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为能更好报道战事,租下了位于公共租界的一座饭店的十一层所有房间。阿班坐在一个阳台上,可以远眺黄浦江下游,也可以观看日本飞机日复一日地轰炸北站和闸北。“有一天,我请来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趁轰炸时,在阳台上架起他的仪器,经他测算,炸弹在北站爆炸后十五秒内激起的烟尘碎片,至少高达六百英尺,每有爆炸便见烟尘冲天,在顶部爆出一朵蘑菇云,然后巨响和冲击波涌进了我的观察点。”

陈晓楠:“淞沪会战”成了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标志,当时美国媒体曾做了一个大胆的揣测,《纽约时报》说,上海局势之展开,将会强迫日本政府考虑,在中国两个前线作战。此事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去搅乱日本在华北的战略。为了获得未来的巨大的战略纵深,蒋介石呢不惜在上海和日寇一战,日军的进攻也自此从自北向南被引了向自东向西。中国腹地广阔的空间,将彻底拖垮日本人,以实现蒋介石用空间换时间的基本战略。明天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见。
 楼主| 发表于 2018-3-14 17: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军之于共军第一友人——埃文斯·卡尔逊


卡尔逊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指挥官,曾率领游击队(卡尔逊突击队)在太平洋地区英勇奋战。16岁参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上尉,是驻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的美国统帅约翰·约瑟夫·潘兴的参谋处助理副官长,1920年复员,192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1927-1929年在驻中国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卫队营长,1937-1939年任中国军事观察员,其中约一年时间和敌后游击队在一起。回国后,就日本在远东进行扩张的危险性发表演讲,大声疾呼反对把废钢之类的军用物资运给潜在的敌人,讲述中国抗日的潜在力量。1941年任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大队(卡尔逊突击队)大队长,运用他在中国学到的经验训练士兵,1942年8月率领大队突袭马金岛,11月又袭击瓜达尔卡纳尔岛,1946年因伤病退役,当时为准将。著有《中国的双星》[2] 。
  美军之于共军第一友人——埃文斯•卡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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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不畏艰险,跋涉8000余里,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认真考察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他以忠实地宣传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抗战的真相为头等大事,在遭到上司反对后,不惜辞掉军职和放弃晋升的机会,而义无反顾地继续从事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中校军衔出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指挥官,运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游击战的经验痛击日军,屡建战功,不仅在别国证实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正确性,也在战略上援助了相持阶段的中国抗战。

    三次从军

1896年2月23日生于纽约州锡德尼,他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祖先是挪威人,母亲有英国和德国血统。14岁时,全家到佛特蒙州一个农庄工作,他进入当地的中学,但他对读书不感兴趣,第二年便离校去当助理水运管理员。一年后他又去新泽西州当歌手,16岁入伍参加陆军,因不守军规屡次面料被开除的危险,他的父母深感不安,却认为最好让他自己去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们认为军队可能是他最需要的学校。
   他曾在菲律宾和夏威夷服役,1915年退伍时,他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上士,后来在一个打井队搞测量工作,在美国和墨西哥发生纠纷时重新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军官,被派赴法国,他的大部分工作时是行政职务,23时以上尉军衔第二次退伍,当时获得一个意大利勋章和潘兴将军的表扬。
   战后他在一个罐头厂工作了两年,由于从戎心切又于192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从士兵干起,1923年获得少尉军衔,并在西海岸和古巴等许多地方服役,1925年进行了4个月的航空训练,但没有完成。1927年,3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思·卡尔逊怀着“教会中国人养成尊重外国人的习惯”的信念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国土。卡尔逊当时的驻防地是上海。后来,卡尔逊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军官。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指挥官布里斯托尔上将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真正的深入去了解中国。中国太大,人口也太多了。除了广泛的结交朋友,你是无法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的。只要我们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他们丝毫不比我们低下,有些方面甚至还远远地超过我们。……”布里斯托尔曾经在中国服役多年。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布里斯托尔是长江上的美国驱逐舰“奥尔巴尼”号舰长。他是第一个向新生的共和国鸣礼炮致敬的。通过布里斯托尔将军,卡尔逊认识了正在中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0年以中尉衔在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帮助该国组织国民警卫队,他的两个前任都是被手下的人杀掉的,他断定,当地人的敌意不是没有缘故的,尽管他的西班牙文不怎么好,但他从不用翻译,在没有说法对方承认自己应当受罚之后,他也从不轻易处罚一个人,由此得到军心。有一次他听说有100名匪徒抢劫了一个村庄,便带了12个人追击,毙伤9人,抢回了被劫财产,因表现特别英勇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但是卡尔逊心中充满疑虑:在他的心目中一直以为美国是一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但他的勋章使他否定了昔日的结论。
1933年卡尔逊重新来到中国。但洋味十足的上海已不能满足他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渴望。因此,卡尔逊来到北平。卡尔逊把在北平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了解中国文化上。作为公使馆的警卫副官,他发现,在北平的美国驻军中每月总要有1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与当地中国居民发生文化冲突所致。后来,卡尔逊为在北平的美国人开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几个月后,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已逐渐减到每月不足十人。从1935年8月到1937年7月在陆战队美国总统罗斯福营当指挥官,并在陆战队学校进修。[3]

   上海观战

1937年春天,卡尔逊申请第三次去中国执行任务的申请被批准了。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1937年8月,卡尔逊乘“麦金利总统号”客轮进入黄浦江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卡尔逊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放弃了去北平学习汉语的计划,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在上海观察战场是一项“既简单又令人痛苦”的工作。卡尔逊和其他观察员只消在能够俯瞰苏州河的屋顶上或公共租界边缘楼房中租一个窗口,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情。当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在日本的坦克、大炮射程内英勇地进攻,又一排排倒下时,卡尔逊对身边的观察员说:“真想冲过去,拣起阵亡者的枪跟鬼子拼呀!”就在这天晚上,他从几个童子军口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当他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他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在战场上,他问一个参加救助的民工:“你为什么要打仗?你的同胞为什么不怕死?”“救——国!”那人答道。“那你们怎样去救国?”“通力合作,不怕死就能打败鬼子。”“通、力、合、作?”卡尔逊没有听懂那人口中乡音浓重的上海话。“工——合!”那人又把四个字简化成两个字。“工合!工合!”这两个字在卡尔逊心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几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卡尔逊的突击营口中喊着“工合”二字冲上日本人防守严密的一座座小岛。“工合”二字响彻太平洋上空,从而使日本人闻风丧胆。

   敌后战场

   卡尔逊的老朋友斯诺这时也来到了上海。斯诺此时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初稿,就被卡尔逊借走了。几天后,专程前来归还书稿的卡尔逊一进门就大声说:“天哪,埃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是真有那样的人,还是你凭空编造出来的?”
“这是什么话?”斯诺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嚷道,“他们就像我写的那样活生生的生活在陕北、在山西、在日本鬼子后方。谁都可以去跟他们交谈,同他们在一起生活呀!”说到这里,斯诺故意顿了顿,“我相信,他们尤其会欢迎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去他们那里。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军官敢勇敢地穿越封锁线到他们那里去。”
   斯诺的话激起了卡尔逊对陕北的兴趣。他向斯诺说:“如果他们(共产党)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么,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当时,“从北方传来了中国的八路军在山西省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的消息”。他思考这些消息时,曾写道;“我开始看到席卷这个国家的团结和民族主义的强有力的精神,能转变成令人生畏的抵抗方式。或许北方的领导者正在做了。用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去抵消日本人在火力和机械化装备方面的优势。如果是这样而又成功了,就将改变这场战争的整个面貌。”于是,他决定到北方去亲自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和和理论。在得到在驻沪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奥弗里茨·亚奈尔上将的批准,经过端纳和斯诺的联系和国共双方的同意后,卡尔逊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用通行证,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美军观察员的身份,于1937年11月下旬从南京出发,正式开始了他的华北敌后考察。
   卡尔逊途经武汉、郑州、西安、淦关、临汾,于同年12月中旬抵达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迎接,经作家周立波翻译,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朱德总司令亲切地说,“我们很高兴接待你,你想看些什么呢?”卡尔逊说:“希望与八路军一起生活、行军甚至战斗,了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想知道一些指导你们士兵行为的准则等。”朱德爽快地笑着说:“那好,你可以接触我们的战士和干部,向他们提出你想知道的所有问题。”为了让卡尔逊了解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朱德专门为他召集了参谋会议,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还安排他先后会见了任弼时、左权、彭德怀、林彪等八路军指挥员。同时,卡尔逊结识了史沫特莱、丁玲、。在近半个月的接触中,卡尔逊在朱德和他周围的士兵身上,真实地发现共产党军队内,人与人之间家庭般的亲密关系和可敬的精神源泉:“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他深切地感到朱德总司令具有的三种杰出的品德: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坚强。当他在夜里在总部大院和朱德坐在一起吹起口琴的时候,使得史沫特莱相信他对朱德已经产生类似于父亲的感情。
1937年12月26日,卡尔逊背上干粮袋,在一支小部队的护送下,开始向千里之外正遭受日军疯狂进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发。途中,他先后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陈赓、陈锡联、徐海东等人。于1938年1月29日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聂荣臻和举着“欢迎美国朋友”三角小纸旗的边区群众的列队热烈欢迎。在参观访问之后,卡尔逊又越过同蒲路的日军封锁线,到晋西北访问了贺龙,然后又赶往洪洞与即将率总部赴太行前线的朱德进行了一次长谈。经过这次在敌后步行3000余里,往返51天的旅行考察,虽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减弱卡尔逊对美国原则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教育方法,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和自制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卡尔逊回忆道:“《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
卡尔逊拍摄的八路军战士

   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对我们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我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我亲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内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所到之处,”卡尔逊上尉说,“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受军训埃文斯拍摄八路军战士,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在河北,这位上尉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入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受了许多损失。卡尔逊说:“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1938年1月10日,卡尔逊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人士、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施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
   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不愿作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基矗在这个基础上,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他对我们说。
“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有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那里已有430名学员。”
   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对我们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次一支600人组成分队,要执行一项截击日军的任务,卡尔逊毫不犹豫地跟随行动。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分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往90多公里以外的目的地。这天夜里,分队出发了。他们携带32磅的装备,冒着严寒,越过深谷、森林和急流,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奔袭。卡尔逊凭着往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练就的体魄,勉强跟上队伍。32个小时以后,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并出色完成了截击任务。精疲力竭的卡尔逊惊奇地发现,虽然每个战士都极度疲惫,却没有一个掉队的。他问一个战士:“你如何能做到不掉队?”
    战士的回答令卡尔逊终生难忘。战士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有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我知道这次行动对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1月6日,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人民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获得大胜,而中国方面则无任何伤亡。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的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的口粮,”他说。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有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去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接着,卡尔逊前往临汾访问了阎锡山后,渡黄河,经西安,于3月初回到战时首都武汉。3月下旬,卡尔逊又往徐州和台儿庄前线访问,他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和直接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田镇南等各级将领、听取战况介绍,观察前线各个地方,“作为军人,我注意观察,分析这场战争采用的战略战术”。他写道:“我已看到过两个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了游击战的前线。这两类战争,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1938年4月,卡尔逊又北上考察敌后的整个游击区。他先经郑州去西安,拜访了省长蒋鼎文。蒋劝告说:“这样的旅行将是非常危险的。你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卡尔逊回答道:“我来自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把自由、平等视为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这些权利,我们国家的人民经受过很多痛苦。我看到中国人民同样地爱自由爱平等。从我已经看到的,我相信他们为了后代的自由平等,准备牺牲自己的享受、家庭以至生命……我将向全世界报道。以自由的名义,这种冒险是我国任何一个人都乐意去做的。”这段话使蒋的“泪水流到了他棕黑色的双颊上。他抹了抹泪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样深地了解我们战斗的日标’。”卡尔逊还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会见了林伯渠,并在林的安排下于5月初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也是1944年7月美国观察阴到延前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在考察延安的10余天中,卡尔逊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还负有定期向美国总统直接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毛泽东就国内外多方面的间题同卡尔逊进行了畅谈,其中着重向卡尔辽详细讲述了中共关于抗战和建国的主张。毛泽东还介绍刘白羽为首的五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
   卡尔逊在内蒙古、绥远地区,会见了爱国将领邓宝珊、马占山;在晋西北,会见了贺龙、赵承绶;在五台山地区,访问了聂荣臻、彭真,详细了解了晋察冀边区代议制、合作社流动银行、财政收支、军事战斗、人民运动以及地主与农民间的合作等问题。当他得知边区正在发行救亡债券时,便用美国银行的旅行支票购买了一些债券,以表示对边区的支持。后来,他通过史沫特莱又把一些债券送回美国换成美金,并捐给中国为伤兵筹款的医药救济基金。他在边区还会见了在八路军中服务的白求恩和布朗大夫;在冀中,会晤了吕正操,询间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方法;在冀南,会晤了徐向前、邓小平,他描述了邓小平:“头脑像芥末一样灵敏……”了解八路军收编土匪的工作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尔后,他前往山东了解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情况,会见了省长沈鸿烈、专员范筑先以后,于1938年8月返回汉口。他的第二次敌后考察行程5000里,历时4个月,曾越过日军防线3次。
   至此,卡尔逊对中国抗战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3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同他的老朋友斯诺所说的那样:"1938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4] 。”

   呼吁抗战

   正如朱德所评价的,卡尔逊是“一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他决定将他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地考察的真相,毫不隐瞒地公布于天下,以引起中国各界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游击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在卡尔逊结束第一次北方考察返回武汉作短暂停留时,武汉已成为战时的首都,国民政府的重要机关,国民党的主要军政首脑、各国驻华使节都集中在这里。在董显光的安排下,卡尔逊还会见了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伉俪”的蒋介石夫妇。在与蒋介石一个小时的会见中,卡尔逊竭尽全力向蒋介石呼吁“结束过去兄弟间的流血”,给予八路军以援助。他对蒋介石说:“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可是他们衣单食薄,急需食品、爆破筒和打坦克的弹药,尤其急需医药和绷带。委员长,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代他们提出请求,请您尽快地向他们提供援助!”他还行后会见了孔详熙、冯玉祥、何应钦、陈公博、周恩来、等,并用很多时间来撰写对北方的观察报告,有的直接寄回白宫。
   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赞扬八路军,呼吁援助八路军的美国军人。“作为证据,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缴获的一些日军文件、一本日记和一件皮军衣。”在晒得黝黑的卡尔逊结束第二次北方考察返回武汉时,“汉口正在绝望中战斗”。当时,大约有40名外国记者在武汉采访、报道抗战情况。“在他们之间引起巨大震动的,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的事件。一名美国军官在中国北部战线长途跋涉回来,这一点已够耸人听闻了。这名军官就是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是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一卡尔逊把此行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众。这对在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举动。”他确信,“他在游击区体验到的,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善’。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
   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就如史沫特莱所形容的那样,卡尔逊“简直象个着了魔的人”,不放过任何一次演讲的机会,对任何问题都乐意坦率地予以回答。他还允许记者们披露他的名字。他说:“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作为伴随中国军队作战的第一个美国军官,他受到了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的表扬,司令说:“你是中国军队的一个观察者,你的任务要求你在中国内地旅行数千英里,往往是步行或骑马通过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区,而生活条件也和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原始生活条件类似。这个时期,你的任务的性质不仅使你遭到作战的直接危险,而且遭到瘟疫和疾病的袭击。”卡尔逊在中国游击队生活了差不多两年,每天行军达60英里,吃的不过是一把米。但他不仅学会了游击战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学会了使士兵能够忍受这种艰苦条件的因素:“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回到汉口的卡尔逊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援助。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还在信中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他的某些言论使海军检查官有些头痛,他的言谈被认为是超出了作为外交官所能许可的限度,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危险性,这不仅使东京、也使华盛顿颇不满意。更使华盛顿方面和国民党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的是,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当作抵抗日军和民主的典范来加以颂扬。于是,1938年9月16日(一说17日),卡尔逊接到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上述情况的谈话的命令,否则要严厉追究责任。
经过一天的痛苦思索后,卡尔逊于9月17日向美国海军部提出辞呈。他说:“我还没讲完事情的一半。如果不改变成个人身份的公民,我就不能再讲下去。因此我提出辞职,辞去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紧迫的责任感不让我作旁的选择。”就在他决定辞职后没几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却拍来准备晋升他为少校的电报,但他毅然表示不能接受。
   卡尔逊的确是一个诚挚的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勇敢而富有进取心。当在武汉的朋友们再三劝告他,无论是为一个象他这样已经在部队服役二十几年的老军官的远大前程着想,还是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条件着想(辞职意味着失业),都不应轻率地辞职时,他真诚而又坚定地说:‘没有理由不让我发言。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还要继续说。这是我的义务!"他对他的朋友史沫特莱说:“不要再谈个人经济安全问题了,唯一要紧的是,我们正确嘛,”这时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表言论和从事写作,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日本在远东扩张的危险,并且一再指出把废钢和其他军用物资送给未来的敌人的危险性。他写了两本书《中国的双星》和《中国的陆军》。
   有些批评家发现,卡尔逊作为军事观察家比政治评论家更适合,
卡尔逊著《中国双星》

   因而认为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描述显得“令人怀疑他的批评性”。但人们还是发现:中国的双星》一书,整个来说,判断是成熟的,而且写的很好。《民族》周刊的批判家希望“美国能有更多的军人具有卡尔逊显然具有的智慧和兴趣。”
1941年1月31日的《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矾每日新闻》同时刊登了刚从中国归来的卡尔逊的访谈:预计美日在90天之内将会爆发战争,日本人有可能搞不宣而战的伎俩。在文章中,卡尔逊提醒美国公众注意:“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的第一防线都是英勇抗击  着日本的中国!”

  转战沙场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1941年5月,卡尔逊重新穿上他心爱的军服,他本来告诫麦克阿瑟日本要进攻菲律宾,他很想在菲律宾中部山地训练民兵打游击战的,但麦克阿瑟相信的是正规战,加上军种的隔阂,他回到陆战队任圣迭哥埃里奥特兵营第二团作战情报官。1942年2月5日,卡尔逊受命组建第一独立营,即“卡尔逊飞行突击队”或称“工合营”。罗斯福总统把他的爱子詹姆斯·罗斯福送到卡尔逊身边担任突击营参谋主任。卡尔逊以5比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突击队员,以实现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以八路军精神组建一支美军中的八路军的梦想。
卡尔逊在突击队的日常训练中,时时刻刻以八路军官兵平等的精神为榜样。他与普通士兵一样站岗值勤、排队打饭、露宿野外、背着挎包和武器参加急行军。每周五,突击营依照八路军的样子召开民主讨论会,每个士兵都可对一周训练中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参谋主任小罗斯福还像八路军中政治委员一样给大家作形势报告。会议间隙,大家都会要求他们的“老头子”给大家吹段口琴,听他讲他在中国时与八路军并肩行军的故事……
   在训练过程中,他采用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士兵们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卡尔逊把部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称为“工合”(“工合”本是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见到的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在英文中的意思便是团结协作精神),而“工合”一词便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官兵的座右铭。在持续近4年的大平洋战争中,第二近战营官兵发扬“工合”精神,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奇袭战术,骁勇善战,被誉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令日寇闻风丧胆,成了日军的克星。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戈登·普兰奇教授在《中途岛奇迹》一书中所作的评价:“由于卡尔逊曾作为文职观察员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逗留过,对共产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该营的训练、姿态、外观受其影响很大。他的突击营比之常规的陆战队营就像狂热的摇摆舞节拍比之大型歌舞剧一样,但是一旦需要,他们是相当能打的。”
   此外,法国著名军事史学家乔治·布隆德博士也在《大洋余生——“企业”号征战史》一书中对卡尔逊及其部队作过如下评价:“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森·F·卡尔逊曾作为参谋部军官参加了(夺取)塔拉瓦(岛)的远征。他曾经被派到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做观察员。1941年,埃文森被任命为某突击营营长。他在组织他的部队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所证实了的出色的作战方式。”1942年8月16日,卡尔逊运用八路军的奇袭战术,偷袭日军重兵守卫的马金岛一举成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块丰碑,此战经过也被永远载入了美军战史。而卡尔逊本人也名噪一时,被视为美军的一员良将。
当时,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激战,袭击马金岛正是
埃文斯.卡尔逊

   美军的一次佯攻行动,其目的是要把日军兵力从所罗门群岛地区吸引过来。美军统帅部将这项特殊任务,交给了卡尔逊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由5个连组成)来完成。载运卡尔逊部队的军舰,是当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最大的两艘潜艇“鹦鹉螺”号和“鱼”号(这两艘潜艇排水量均为2700吨,长113米以上)。美方之所以打破惯例,用潜艇载运登陆部队,显然是为了达到使日军毫无觉察的目的。
1942年8月16日拂晓,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未遭到任何抵抗便悄然登上了马金岛。上岛后,按照卡尔逊的布置,美军士兵分数路进攻岛上的日军,摧毁军事设施,夺取有用的情报资料,使岛上日军乱成一团,还误认为美军已大举登陆,连连发报,请求日军统帅部从较近的瓜岛地区调兵增援。直到清醒过来,日军守岛部队才匆匆忙忙地骑自行车或乘坐卡车赶来阻截美军。根据卡尔逊部队的呼叫,“鹦鹉螺”号潜艇的火炮向日军猛烈开火,并击沉日军3500吨的商船1艘和巡逻艇1艘。此时,卡尔逊部队已歼灭了约200多名守岛日军,摧毁了岛上大部分军事设施并掠获大批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更关键的是已经达到了调动日军部队的战略目的,于是开始撤退。由于涨潮妨碍了第二近战营的撤退,卡尔逊部队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因为有第二近战营副营长、卡尔逊的得力助手詹姆斯·罗斯福海军少校(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的冷静指挥,使除9名陆战队员(被日军俘虏后押到夸贾林岛杀害)以外的海军陆战队员安全返回潜艇。战后,美国影片《工合》就是反映卡尔逊运用八路军游击战术进行马金岛偷袭战经过的。
   但卡尔逊的“工合”精神冲击了美国军队的传统和秩序,引起军中很多人的反感。1943年4月1日,卡尔逊被免去突击营指挥官职务,转而担任团主任参谋。从这以后一直到1946年卡尔逊以将军军衔再次退役,他再也没有被委派指挥任何部队。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溘然辞世,享年51岁。作为卡尔逊的亲密朋友,朱德总司令给卡尔逊夫人发去了唁电,沉痛悼念这位追求真理的战士。卡尔逊准将在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莫大的安慰,那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出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卡尔逊虽然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但他坚持真理和正义,最早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可贵情怀,永远感动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美国朋友。
   卡尔逊有两个预言:一是日本肯定会向美国发动进攻;二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海伦·斯诺夫人曾经这样回忆:1946年,正值中国内战酝酿之时,卡尔逊偕夫人蓓姬到她家作客,与斯诺夫妇畅谈两天两夜。卡尔逊当时说:无论打还是不打内战,中国问题不久总会得到解决。不是建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就是中共取得最终胜利。他没有预料料到的是,他死后3年,他所在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的工合营,1950年在朝鲜长津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的大战。

伟人交往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曾两次巡游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足迹遍布北方5个省份,行程长达5000余公里,成为访问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军队中的第一位美国军官。他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

   罗斯福总统:“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


卡尔逊(右一)
  卡尔逊于1912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很快晋升为中尉。卡尔逊曾经有过3次来华经历。1927年2月,卡尔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次年6月担任了驻上海的美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员之后,应邀为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中国及远东局势的评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是这家报社的工作人员。从斯诺口中,卡尔逊第一次得知,中国内地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这支军队的名字叫“红军”。由此,卡尔逊便产生了更多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华,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中从事情报工作。在这里,他学习了两年中文。

卡尔逊(左一)
1935年春,卡尔逊奉命调回到美国,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警卫。到1937年春,他被第三次派往中国时,已经和罗斯福总统成了好朋友。临行前,总统接见了他,并对他说:“听说你又要去中国了。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经常给我写信,直接寄至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听听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卡尔逊对总统的信任十分感激,他向罗斯福总统保证:“我一定做到。”

  朱德总司令“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
朱德和卡尔逊
1937年12月15日,卡尔逊上尉一行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附近的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亲自到院门口迎接了他们,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你是访问我们军队的第一位外国军官”,朱德总司令亲切地说。在接下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卡尔逊上尉走遍了整个八路军总部,与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左权副参谋长等八路军领导人多次交谈,深入八路军各营、连、排、班,在延安还见到了他的美国同胞、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卡尔逊上尉在朱德总司令和他周围的干部、士兵身上,发现了在共产党军队内有着“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
  在结束对八路军总部的访问之前,卡尔逊上尉又向朱德总司令请求去山西五台山前线视察访问。圣诞节一过,卡尔逊上尉一行人就出发了。他们穿越了敌人的层层封锁,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参观了沿途各类八路军敌后抗日学校,并走访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1938年2月中旬到达临汾地区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对八路军内部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毛泽东主席:“很高兴能在这里欢迎你”

  卡尔逊接受勋章
1938年4月,卡尔逊上尉从汉口来到西安,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介绍了自己的访问计划。随后,卡尔逊上尉来到了我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对他的访问计划十分支持,并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领导人写了封介绍信。1938年4月下旬,卡尔逊上尉以美国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延安。1938年5月5日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会见了卡尔逊上尉。卡尔逊上尉在日记中这样描写道:“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的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两人一直聊天到次日凌晨,内容主要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未来的预言。通过这次会谈,卡尔逊上尉对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上尉离开延安,继续他的第二次华北之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访问了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山东5个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1938年8月上旬,卡尔逊上尉返回汉口,又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项英等。
  走访了延安、华北等我敌后根据地之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5-6]

参考资料
1. Evans Carlson .WIKIPEDIA [引用日期2013-04-7] .
2.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册444页.
3. 美国当代人物传编委会.《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汇编》转引自美国《当代人物传1943年》:商务印刷馆,1965年2月:第411-412页.
4.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中国的双星》.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9月.
5. 走进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官 .中国档案资讯网 [引用日期2013-04-7] .
6. [N]北京;中国档案报2011年11月24日总第2234期第四版
 楼主| 发表于 2018-3-22 23: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贞明皇后和良子的婆媳关系是最差的。一方面是因为良子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才生了明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身份地位上的不同。贞明皇后是九条家庶出的女儿,良子则是宫家的嫡出女王。贞明从小是寄养在农家,和娇生惯养在宫家的良子,在价值观性格方面也不同。
贞明皇后最喜欢的还是二媳妇,原本因为出身的关系,势津子是不被皇室接纳的,但是贞明皇后却很喜欢这个和自己同名的女孩。势津子原名节子,为了避讳,皇室在伊势和会津之中各取了一字,读音上面和节子是相同的。
贞明皇后生了四个儿子,最想要的就是女儿,她把势津子当做了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还在女儿节的时候到势津子的娘家参观女儿节人形。
https://tieba.baidu.com/p/3327035990?red_tag=0233699617
 楼主| 发表于 2018-3-22 23:0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旧宫家追本溯源——伏见宫

伏见宫在近代军功赫赫,出了两位元帅。一位是贞爱亲王,一位就是博恭王。那时候,皇族从军是惯例,但大多是做个样子,宣传功效大过实战功效。但其中的异类便是博恭王。1932年,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海军方面为求平衡,便强力奏请博恭王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也就是参谋总长,名称不同而已)。博恭王是个实力派军人,海军是靠军舰吃饭的,博恭王竟然能够亲自驾驶军舰穿越号称 “船之鬼门关”的关门海峡,并且非常乐于和普通士兵在军舰上同甘共苦;这些都为他在海军内部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与海军名宿东乡平八郎齐名,这也使其有能力推行强硬派政策。

好啦,军事史什么的靠边站,我们主要聊八卦。

话说当年的皇族,生活可是一丝不苟。博恭王虽说是个皇族,却更是一名职业军人,留下了许多轶闻。比如说,皇族沐浴后,要用很多块毛巾逐一将身体擦干,但博恭王像普通人一样,把湿毛巾拧干再擦,再拧干再擦。内衣什么的也是自己洗,周围人很不理解,就问:“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博恭王反问:“既然是海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博恭王在军舰上喜欢吃简便的饭团和咸菜,最多吃点心水的天妇罗乌冬面,很是平易近人。由于长了一张长脸,还得了一个“长面君”的外号。

博恭王娶了德川庆喜的九女经子。结婚的时候,博恭王还在华顶宫,谁知日后竟会继承伏见宫。武功派的博恭王娶末代将军之女,也算是奇妙的缘分了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75108301011sm7.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8-3-30 22:11:39 | 显示全部楼层
1945年前的驻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

https://tieba.baidu.com/p/2298988186?red_tag=3376565493


1927年以前,上海还是被美国亚洲舰队看成是一个临时修理的港口。1927年,国府开始打击扬子江(Yangtze Valley)两岸的军阀势力,以整合国统区。国军的先头部队偶尔也会攻击外国人。在国军收复汉口(Han Kow)的英租界(British Concession)后,为恐上海遭到同样命运,日本和欧洲列强拼命向上海增兵。
以上海为据点的美商同样向美国政府求助,作为回应,陆战四团被装上肖蒙号(USS Chaumont)从圣迭戈出发,用冲刺速度穿过太平洋,1927年2月24号清晨到达上海,陆战队员在船舷排开阵势随时准备大干一场。
但他们失望了,国府无意激怒列强,他们通知上海工部局不会把上海作为囊中之物。于是很快陆战队员就获准自由行动,但每晚仍须归舰住宿,直到国务院和海军就下一阶段任务达成共识。
3月21日,忠于蒋的武装和忠于他的国民党内的共党的武装发生战斗,作为回应,陆战四团常驻岸上以保护美国人命财产安全。除了靠近战斗地点的徒步巡逻队以外,陆战队员在国共冲突中只是担任了旁观者的角色。
对陆战四团的又一次大考验是日本侵占东三省(Manchuria)时,中日间爆发的战斗,1932年1月中日双方部队在上海郊区闸北(Chapei)和虹口(Hongkew)展开激战,难民疯狂地逃向英美军把守的上海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意军也被叫去一同封锁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隔离战火。陆战队员占领从劳勃生路(Robison Road)到卡德路(Carter Road)、戈登南路(Gordon Road south)到福煦路(Avenue Foch)之间的苏州河沿岸阵地。

整个湿冷的冬天和1932年春天,陆战队员们以沙袋为掩护,或沿着苏州河(Soochow Creek)公开巡逻以确保公共租界不受损害,那就是说,陆战队员偶尔也会允许夹杂着受伤中国士兵和平民的难民有机会进入租界避难。但当太多难民拥入公共租界后,他们又后怕会后院起火。很多陆战队员在家信中提到目击中国老百姓遭受苦难,而自己无力帮助的时候都很沮丧。


 楼主| 发表于 2018-3-30 23:45:4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xzbu.com/8/view-7191733.htm

美国陆战队在中国1937
 楼主| 发表于 2018-3-31 00:19:07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3-31 21:52:39 | 显示全部楼层
射声老师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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