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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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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3 19:5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采用货币黄金含量作为各国货币的基本兑换关系,既采用货币黄金含量的比值作为货币兑换的比值.
  1英镑=7.32238克黄金
  1法郎=0.2903225克黄金
  1美元=1.50463克黄金
  1德国金马克=10德国马克=3.58425克黄金
  1卢布=0.774234克黄金
  1日元=0.75克黄金
  1库平两白银=37.3克=(甲午时金银比价1:20)1.865克黄金=(1900年后金银比价1:35)1.065克黄金
  1比索=0.507816克黄金
  以下数字均四舍五入后为
  1英镑=25法郎=5美元=2德国金马克=20德国马克=9卢布=10日元=4库平两(1894年前)=7库平两(1900后)=14比索


https://tieba.baidu.com/p/330471884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6 12:4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挽救民族工业:抗战初期的“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大撤退”


https://lt.cjdb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5880

林继庸(1897—1985),广东香山人,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1949年赴台。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至少50名工人、10匹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52.4%。①

为保存这些工厂,国民政府战前已在讨论“择定安全地点”迁移。惟企业家大都抱有侥幸心理。为让一位上海大企业家同意内迁,林继庸曾从民族大义到国际局势,劝说了1个多小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②

至“七七事变”,沿海工厂内迁已势在必行。不过,当时政府搬迁的重点在兵工企业,对沿海民营企业的关注严重不足。7月28日资源委员会内部会议中,林继庸提议搬迁上海工厂时,即被质疑上海各家民营机器厂合起来还不如一家国营兵工厂,同僚也颇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以国事为重同意内迁。因林力争,会议遂决定派林与上海企业家试做接洽与调查。当天下午,林抵达上海,游说两日,得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复命。稍后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8月10日,林继庸赴上海就职。临行,同僚杨继与之握手告别,叹道:“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③

当时财政窘迫,行政院仅拨款补助56万元,优先给予同国防密切相关的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上海企业。林继庸不断发电告急,亦仅获追加补助52.6万元,仍旧严重不敷使用。

除资金外,运输工具短缺、通行证繁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林抵达上海时,因战事需要,市区轮船、拖驳及京沪铁路已全部被军队征用。很多私人车主怕车辆被征用,就拆下车上零件,拒绝出租;雇到的轮船又常被难民抢用。林继庸和厂家只能满上海寻找木船——华生电器厂内迁,装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装了272吨,最小的船只装了8吨,船队拼凑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此次内迁,共动用木船499艘。当时上海驻军众多,通过其防区需要不同的通行证,也一度使迁厂工作举步维艰。一次,为让国军88师放行,林继庸和颜耀秋早上出发,“江上敌舰炮火集中射击,弹片横飞,两旁房屋前仆后倒”,二人“咬着牙齿,拼着性命继续前进”,才在前线见到副师长,拿到通行证。④

奔波之中,林继庸左脚受伤,医生嘱咐他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须时刻曝光在上海企业家的视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着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遂租了一家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

对当日炮火中的拆迁情形,林继庸晚年记忆犹新:“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强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抗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⑤

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在林继庸的主持下,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设备1.6万吨,技术工人2500多人。大致以抗战所急需的机械五金业为主。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

林继庸:民国“工业之神”

图注: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种类列表

进而主持全国工厂内迁,声望卓著,被奉为“工业之神”

1937年11月,上海146家内迁工厂的设备、人员已大多到达武汉,但因为用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加之日军迅速东进,各家工厂只得再次准备迁移,前往四川、广西、贵州、湘南等大后方。同时,国民政府吸取了上海迁厂的经验,不给企业主出于私利犹豫的空间,严令“不迁则炸”,决不留下厂矿资敌。因此武汉有大小233家工厂动身西迁。⑥

此时林继庸已被任命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业务组组长,翁文灏称赞其,“林组长协组商厂迁移办理颇有经验”,进而让他继续负责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江西、安徽等各地厂矿的内迁工作。统计显示,从1937年-1940年, 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 其中政府协助的有448家。⑦

要将物资运送入川,轮船不足,林继庸遂租用白木船850余艘,历经艰辛,才将大部分设备运入四川。后又四处奔走,为迁川企业选择厂址,以求尽快复工。复工过程亦极为艰难,如龙章造纸厂有两个大烘缸,每个重达12吨,全靠人力,竟推上了位于山上的厂址。后来林继庸陪外宾到这里参观,外宾问:“没有起重机器如何搬用得动?”林回答:“他们是仿造埃及人建金字塔的办法扛上去的。”

林继庸在抗战初期主持的这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晏阳初语),对国运影响甚大。首先,为持久抗战积聚了工业实力;其次,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第三,破除了地方军阀的经济割据,主要工业设施自此大部掌握在了中央政府手中。⑧

时人颇为感念林继庸之贡献。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进入新疆,林继庸出任新疆建设厅长。1944年,盛世才诬陷林继庸等为混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在新疆狱中时,重庆一度盛传林继庸遇难的消息,实业界人士大为悲恸,有人说:“林继庸生为英雄,死当为神”,还有人在工厂内立上牌位:“工业之神林公之牌位”。后来,重庆有礼堂改名为“继庸堂”,有道路名为“继庸路”,都是纪念他主持工厂内迁的功绩。

盛世才逮捕林继庸时,称他收受苏联贿赂10余万元,且“人赃并获”。消息传出后,实业界人士纷纷为林继庸鸣不平,上海企业家吴蕴初以全部家产作保,表示:“盛世才诬林氏受贿款昧于事实,如果林氏要发财早就发财了,上海厂矿西迁,蒋委员长发给林氏一千多张空白的“特别通行证”,很多人为了得到特别通行证,每想用重金收买,如果林氏要发财,那个时候是可以大发国难财的,何必等到去新疆呢?但林氏始终未为利诱。他对于通行证之使用时很慎重的,凡他认为应该拆迁的工厂,不用他们请求,照发不误,如果是与拆迁工厂无关重要的则一律拒绝发给。”⑨

曾参与迁厂工作的胡光鹿后来回忆,“林继庸先生在此一举措中,奔走领导,殚精竭虑,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功绩实不可没”“他那种奋发热诚为国效劳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⑩林继庸之人格感染力若此,实系当之无愧的“迁厂之母”。
 楼主| 发表于 2018-1-17 12: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时期工业能力真相


http://tieba.baidu.com/p/2446400904


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政府极度腐败,也极度不想发展工业,造成民族工业始终一穷二白。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关于民国的钢产量,人们只知道不多,但是不多到什么程度,人们没有一个确实的概念,鄙人最近偶尔在超市闲逛,看到货架上的不锈钢餐具时,猛然想到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比法,并付诸实践。

鉴于现在的货物包装还没把重量作为一个必须标注在上面的参数,于是我不得不舍近求远,选择了上网查询,上网查询到一套不锈钢餐具中刀、叉、勺子的重量分别
是88g、76g和97g,这个重量作为金属餐具来说还算比较正常,即使有人觉得偏重,也不应该会觉得这三个餐具的总重量261g会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
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重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个庞大国家的钢产量来说,他也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民国的人口根据相关的记载,在四亿以上,在五亿以下。根据1935申报年鉴来看,在1931年民国人口为42,107.0000人,1935年民国人口为46,215.0000人。也就是说民国人口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了。
再下来就是关于民国的钢产量数据了,这个数据可以说要比其它的数据好找的多,于是找到的结果是:

  民国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占领区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日占区钢铁厂开始生产)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从1935年开始,日本占领区(东北鞍山)开始投产导致民国“名义上”产量提高以外,中国的钢产量都停留在个位数级别,也就是说在1935年前的钢产量属于民国的真实生产水平,鄙人便以此来进行相关的计算。

鉴于数据中正好有1931年的人口,便从此开始计算。


1931年钢产量为1.5万吨,也就是15000T。民国1931年人口为42,107.0000人,如果每人需要一套不锈钢餐具则需要
421070000*261g=109899270000g=109899270kg=109899.27T的钢材(不算损耗)来制造这些餐具,不过以
1931年的钢产量来说,肯定是只能进口了,虽然此后民国钢产量不断增长,但直到1934年才只有五万吨,依然满足不了1931年的需求,当然在1934
年的时候民国人口还有所增加了。


也就是说民国的钢产量连让全国每人来一副不锈钢餐具都办不到,更不要说进行其他的现代化建设了,也许有人要说“干嘛全国每人都要一份不锈钢餐具”,也许全
国每人一副不锈钢餐具这个听上去有点好玩,但是依然不能忽略这个要求本身并不过分(换句话说每人261g钢,很过分吗),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在民国竟然成
为了某种“奢望”,只能说那个时期的钢产量实在是太不足了。

不过这种情况最终有所改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钢产量在1952年突破百万吨,到1959年突破千万吨的时候,中国的广大人民就可以在每人都有一副不锈钢餐具的时候再来个不锈钢饭盒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21:43:20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中的石油之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526870102vzwm.html


两个贫油国的能源较量
  1932年,春。
  一架架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机从安达县(现大庆)的上空经过。从飞机上往下俯瞰,草甸子的水面上正漂着黑色的油膜状漂浮物。
  这儿会有石油吗?飞行员们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向“满铁调查部”(下简称满铁)通报了此事。“满铁”是日本政府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内的情报机构,专门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信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对华战争准备,“满铁”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像篦子一样在东北大地寻找战略资源,掌握更多的石油资源。
  然而,这一次“满铁”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派人去实地考察。
  1959年,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从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黑色油流。这个名为大庆的油田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日本——30多年前,占领东北的日军曾无数次从那片土地上踏过寻找能源,万万没想到脚下1000多米深处正涌动着源源不断的石油。
  没有人能回答,如果当初日本找到大庆油田会对战局产生什么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对能源的渴求主宰着日本的决策和战略,包括入侵中国。
而中国的抗战八年,亦是一个“贫油国”开拓石油供给渠道,从科技、工业、交通等各方面保证能源供给的艰难历程。

被美孚“救”了
  大庆油田被发掘之前,东北的石油犹如一个传说,听说过,却谁也没见过。
  1928年初,有小道消息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了石油的迹象,觊觎已久的日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信息。
  此前,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专家曾经到东北进行勘探,结论是这一带不会有石油。美孚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企业之一,但日本对他们的结论仍有些疑虑。1929年春天,满铁地质调查所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与10名俄罗斯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沿着东清铁路到达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寻找石油,两个多月后无功而返。
  1930年4月,不死心的新带国太郎等人在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乘火车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几经化验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
  石油仿佛近在眼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人在资源调查上就更加自由。扎赉诺尔一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地区之一。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了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油田就像躲猫猫一样从未露面。
  侵入中国后,日本人的勘探脚步遍布原东清铁路沿线的牡丹江、辽宁锦州和阜新、内蒙古的扎赉诺尔以及河北省的丰宁一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日本彻底相信了美孚的关于中国“贫油”的结论。
  1964年,《中国画报》封面刊登的一张照片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泄密照”。照片中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虽然大庆油田于1959年开发,但具体位置、产量等都还处于保密阶段。日本情报专家根据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测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并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日本人又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测量了运送原油火车上灰土的厚度,大体上证实了这个油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了解得越详细,日方越是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却无功而返,而中国人只用了5年就发现了大油田?中国地质大师黄汲清认为,原因在于日本人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
  当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高桥纯一是公认的石油权威。他的石油生成理论是 “海底腐泥起源说”。根据这个理论,日本将找油重点放在辽宁南部地区,而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也就是当年日本石油公司找过油的“北满地区”,是典型的陆相沉积构造,理论上就是“贫油”地区。
  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近来日本还有一种传闻。据说早在1920年,美孚公司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不让公布,反而让它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并提出“中国贫油论”的理论。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日本90%的石油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害怕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效手段。
  日本也有相当不错的探矿公司,但军方担心在东北找油的消息被美国人知道,就会暴露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让占领东北的关东军自己勘探。关东军虽然可以打1800米深的探井,但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最终与大庆油田擦肩而过。
  合成石油的七年计划
  在东北没找到石油,日本启动了plan B,即7年计划,以此弥补石油匮乏、受制于人的问题。
  东北的铁矿石、煤炭资源极其丰富。位于抚顺的露天煤矿拥有斜度30度左右、厚度达300米的优质煤层,煤层上覆盖着厚度大约200米的油页岩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抚顺煤矿调查时发现,从高处滚落下来的油页岩石块,有时在落下的过程中就因摩擦而燃起了大火,从而推测其中含有大量的油质。
  1921年初,满铁中央实验所开始研究抚顺煤矿油页岩的开发。1929年12月,抚顺页岩油加工厂落成,以日产4000吨的规模开工了,随即被列为“国防工业”。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国内开始扩大石油生产,不仅建造了巨大的油库储备进口石油,还扩大了炼油厂的规模。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府特别制定了人造石油的7年计划,希望用7年时间使日本的石油产量增长26倍。
  日本的人造石油计划,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从油页岩中提炼石油,二是通过液化方式,从煤炭中获取石油。由于中国东北发现了油页岩矿,煤炭资源丰富,日本人造石油计划的半数工厂设在中国东北。
  但当日本投入大规模加工后,发现原先的提纯法不仅影响了石油的品质,也根本无法供军舰使用。最后,抚顺油页岩厂负责人长谷川清二引咎自杀。
  于是,日本转向了“有成功先例”的煤炭液化。
  合成石油哪家强?答案是德国。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在解决战争机器的动力问题时采取开发液化煤炭生产“合成石油”。希特勒对化学家们说过:“现在离开石油的经济是不能想象的,对于要求独立的德意志来说,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液化煤炭计划进行下去。”
  1939年9月,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的时候,合成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产7.2万桶,占到了全德国石油供给量的46%。二次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德军势如破竹。
  看到德国在合成石油方面成功所带来的有利局面,日本自然坚定了开发人造石油的决心。但是,德国把这项技术视为国防工业机密,不肯外泄给日本。一无所获的日本人只得自己钻研。1939年7月,日本煤炭液化作业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煤液化油。不过只装满了3个玻璃瓶,其中一瓶献给了皇宫,另一瓶送给伊势神宫,第三瓶赠给了阿部的母校北海道的轻臼小学校。
  日本人曾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生产人造石油,然而到1943年产量为100万桶,仅为原定当年生产1400万桶的8%。由于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中国东北,1944年末和1945年,日本近海航道被水雷封锁而无法将那些人造石油运回本土。
  这项工程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人力,以至于满铁调查部后来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报告,警告说日本的能源前景并不光明,人造石油工业“也不是到了日本需要大量石油之日,只要一抓,仓促之间就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程度”。
  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即使抚顺油页岩和人造石油工业全部发动,一年的石油产量也不会超过10万吨。加上本土和北桦太的石油产量,估计日本的石油生产能力最高可以达到每年67万吨。日本海军在1931年做过保守的预测,推断此后5年内,日本国内的石油需求量最低可以压到每年250万吨;即使这样,日本每年还有183万吨的巨大缺口,需要通过从国外获得石油来弥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人造石油计划”始终没有大的起色,最后不得不宣布计划破产。因此,日本的局势更加紧张。为了获得石油,它必须开拓新的渠道。
  中日储备竞争
  在现代战争中,石油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取得胜利,早有部署的日本不断增加石油储备,为战争做准备。
  日本石油公司成立于1888年。到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系列扩张,它在日本国内市场份额高达80%。不过,日本“贫油”的状况始终没能改变。由于国内石油开采量低,在日本石油公司销售的石油制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口自美国、英国等国。在二战前,最高峰时日本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高达90%。
在这一时期,日本陆军、海军石油消费量占了日本全国石油总需求量的26%。这也预示了日军此后很大程度上将为争夺石油而战。
根据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将殖民地纳入在内,日本的石油矿区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但真正可供工业开采的屈指可数。以1930年为例,日本本土加上其他日本控制的地区,产油量合计45.9万吨。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石油产量为1.23亿吨,苏联为1850万吨。
  为了解决石油供应问题,日本一方面从国外购买石油,另一方面也在谋求获得出产石油的租借地。然而,当时各国主要大油田不是控制在大石油公司手中,就是由英美政府直接控制,日本可以施展的空间非常小。
  不过,乐观的日本战略决策部门预计,战争开始后的四年内可以从荷属东印度运回830万吨石油,加上国内的产量(包括人造石油)和战前718万吨的储备,至少可以保证三年的石油供应。
  冲昏头脑的日军开始在太平洋上不断挑衅。嗅出危险气息的美国财政部和陆军极力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由于国务院担心引起对日冲突,最后禁运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但这难不倒日本,因为他们的飞机能够使用辛烷值87以下的燃料。而且只要把少量四乙基铅掺入这种燃料中,便可以提高其辛烷值。
  禁运声明发表后5个月内,日本从美国购买的辛烷值为86的汽油比过去多550%,且大量购买了钻井设备,散装油库和其他物资。最后,短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储存了石油4300万桶,积蓄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宝贵资源。
  面对有备而来的日本,中国的形势紧张得多。
  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近代中国也发展了一些工业,但是总体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收入占75%的农业国家。当时,中国每年的石油自给量仅有0.2%。数据显示,193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一共拥有1.24万辆汽车,但是军政部交通司的汽油储备还不够1个月的使用量。汽油短缺直接影响军事运输和战役策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汽油的军队,是没有大规模进攻能力的。
  为了囤积汽油,中国采取了各种办法。1938年起开设酒精厂,煤炭提炼厂生产代汽油,代柴油,甚至从日占区走私油料,而且从日占区得到的油料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超过了美国运输进中国的油料数量。
  同时,政府对用油实行了严格限制。1938年规定小客车每月每辆用油不得超过45加仑;1941年规定每车每月最多提供汽油20加仑,酒精20加仑。并且规定除飞机可以使用纯汽油以外,其他车辆全部使用汽油和酒精混合燃料,如果不是紧急任务,不得动用国产汽油,只使用人力和畜力运输。
  在战争中,为了省油,有时遇到大山大河,中国军队会把卡车拆散架,一点点地搬运过去再进行组装。
  汽油成了奢侈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只好改造汽车,尝试用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代替汽油。1941年秋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着一部由他亲手改造的桐油汽车从重庆开到了昆明,途中平均油耗是每百公里20升。就这样还有人大呼便宜,因为当时3升多汽油能换300公斤大米,也就是说加一回油相当于扔掉一家老小一年以上的口粮。
  据统计,抗战八年,中国石油产品有98.8%是太平洋战争之前进口的。靠着各种囤油大法,中国把日军拖延在战场上,直至战争结束。
  西线能源:急要!
  战争令能源与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抵抗日军,中国西部成为大后方,从科技、工业、交通等各方面保证能源与物资的供给。
  早在1930年,察觉到日本的野心,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对西北的部署。“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将首都迁重庆,整个西部成为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大量搬迁和投资于西部地区,投入力度超过近代任何时期。
  据统计,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共有3935家,分布在江、沪、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国总数的56%。一旦陷落敌手,就等于将中国超过半数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2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组织成立了“西北工业考察团”,从重庆出发,历经陕、甘、宁、青、新5 省,用6 个月时间考察了所到之处的工业、水利、制造、机械、矿业、工业管理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察新发现了许多矿藏,“石油及其他各种矿产,虽尚未得详细勘查,然其蕴藏量之丰富,希望甚大”。
  实际上,1932年秘密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里,就有专门小组研究能源与工业。在小组完成的38个课题中,对陕北油田地质、四川油田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当时的科研主要侧重于军需民用。一大批“海归”回到中国,用国外所学解决中国的燃眉之急。1937年到1944年专利发明共计423件,研制出了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旋蓖式锅炉及竖式回火管锅炉等。
  西部工矿业建设战略的实施,不仅使战时的西部成为能源基地,确保了军需民用,支援了抗战,而且为西部工矿业以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国防上最需要的石油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七七事变”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一些同志组成“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在甘肃、青海地区调查后,认为那里有希望出油,应不惜代价钻探石油河构造,开发油田。此事引起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重视。他于1938年6月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当年12月,筹备处主任严爽、地质家孙健初、测量员靳锡庚等来到石油河实地勘察。
  由于油田勘探急需钻探设备,严爽提出:在陕北油矿探查处时,他曾购进国外5台200米汽动顿钻,1935年红军来后,钻机交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长石油管理。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以要求从中选配两部,连同锅炉一并运到玉门。
  事关国共两党关系,翁文灏为此亲赴汉口,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异议,同意拆迁。
  后来,甘肃油矿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用这两台钻机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君庙油田于1939年生产原油418.85吨,1940年生产原油1346.76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油品进口几乎完全断绝,玉门油矿的开发“由重要而转成急要事业”。当局明令,1942年生产汽油5000吨。孙越崎主动向资源委员会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愿受撤职处分。他全力筹措资金,采购器材,扩充炼油设备。这时,新发展起来的西南工业也起了关键作用。在进口炼油设备因日军交通封锁而无法运入的情况下,重庆机械厂家在3个月内便造出了24座甑式炼炉,帮助玉门油矿在1942年冬实现了目标。
  据统计,玉门油田1944年原油产量达6.851万吨,汽油生产1.1565万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国共合作的范例。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长石油厂也获得成功。员工们创新土办法修复油井,同时注重地质探查工作,发现了七里村油田,打出了高产油井,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生产汽油约164吨,煤油约1512吨,还有大量蜡烛等,供边区运输、照明等需要(详细内容请见本刊P79《抗战中的延长石油厂》)。
  西部工业基地的发展,对我国能源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全国共生产酒精燃料68057吨(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由于封锁,同期石油进口量仅为2058吨,国内石油产量24641吨。这对抗战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由于在中国境内的石油计划连二接三失败,日本把目光投向别的地区,寻找成熟的石油资源。
  当时,围绕“南进”还是“北进”,日本海、陆军发生了激烈争论。日本陆军主张由中国东北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海军则主张“南进”,对抗英美势力。
  对主张“南进”的日本海军来说,东南亚可谓是块资源宝地。
  日本当时的石油产量为35万吨,而东南亚1940年的石油总产量为1040万吨,是日本年需要量的3倍,且属于轻质油,显然是一块“肥肉”。1940年日本攻占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国际上的“援蒋通道”,实际上是想让军队接近马来西亚半岛,下一步好夺取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大油田。
  美国看穿了日本的意图,于1941年8月1日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12月8日凌晨,穷途末路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日本军队向驻马来西亚的英军发起突袭。开战一周后,日军相继占领爪哇地区的油田和炼油厂。1942年2月,日本进军东印度群岛,尽管控制这里丰富石油资源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已经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但日本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并且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新的大油田。短时间内,日本还从国内运来了近4000名石油工人。到1943年,日本已将东南亚主要油田的产量恢复至1940年的75%。
  不过,石油开采出来,日本却没法运回去。战争爆发前,日本的船舶总吨位为610万吨。他们估算战争期间每年损失的船舶仅为总吨位的10%,而当时的年造船量可达60万吨,完全可以弥补损失。但美国深深地明白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重大意义,把击沉日本运输船作为首要任务,竭力攻击日本运输船队。
  1943年开始,日本在太平洋上就基本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海上运输线受到美军的严重破坏。1944年底,可运行船舶由年初的150万吨降为90万吨,1945年8月又降为60万吨。
  因此,虽然日本在海外开采原油和精炼石油均大幅度超过战前计划,但第一年仅向本土运回128万吨石油,第二年为214万吨,第三年下降到85.5万吨,第四年几乎没有。
  随着形势的恶化,日本人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他们把石油装在不同规格的桶子里,甚至灌进安置在货船甲板上的纤维容器内。将重达300至500桶的石油装进大橡皮袋中,以便用货船拖到日本。然而这些做法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缺少大型油船,日本不得不把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用于运油,到战争后期甚至想把潜艇都拿来充数。石油接近枯竭,成为左右战事的首要因素。以至于,当时日本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石油进口枯竭了,日本人在国内只能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25万余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他们把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中提炼。民间贮藏的土豆、糖和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石油的日益减少制约着日军的战略决策,进而直接影响到战役进程。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日本部分战列舰因燃料不足未能参战。由于燃料短缺,航空训练被完全取消,飞行员直接升空作自杀攻击,几乎无人生还。
  随着日本在各条战线上溃退,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荷属东印度的油田。1945年3月-8月,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主要的炼油厂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无油所供,石油几乎从日本的国民经济中消失。
  在绝望中,日本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3000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1945年6月,日本政府的调查表明,战时经济由于燃料的匮乏和美国的空袭而几乎瘫痪:1937年4月的燃料油储备为2960万桶,到1945年7月1日只有80万桶。日本投降后,美军当局清点日本的家当,发现日本全国仅剩下31.6万桶石油。
  战时美国掌握着世界上约2/3的石油,也是日本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南进”失败后,日本既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东南亚油田资源,还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供应者,失败已成定局。
  生命线在西南
  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全线投产。如果仔细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它与已经废弃的中印油管几乎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的是,中印油管是当时中国应对日本封锁的一次有力突破。
  70年前,日本刚攻入中国,有识之士便在考虑石油如何运输的问题。1935年,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为避免因战争爆发,海口被封锁而造成的石油来源的断绝,他建议政府铺设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到重庆的油管,以方便运输缅甸国民政府的石油制品。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以后,整个战略物资通道发生了转移,当时国民政府所需要的物资都需要通过广州湾运输。日本企图阻断中国外援物资的输入,这就迫使中国必须另行开辟国际通道,以维持抗战力量。

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在修筑过程中,缺少工程人员是一个大问题。无计可施的总工程处干脆站在路边拉人,让流落到昆明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接受培训,要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地理、地质和工程知识,然后就上手干活。
  从零基础一步升为学霸,还要是技术咖,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这些抗战激情高涨的年轻人却以惊人的毅力,很快就掌握了知识,磨练成技术骨干。另一些经验较为丰富的技术人员则穿越敌占区,长途跋涉于湖南、贵州、云南连绵不绝的山间,辗转到昆明。很多人行到半路就已盘缠用光,靠典当随身行李和衣物才达到目的地;有些人因劳累体弱,倒在路上再也没能起来。
  由于缺乏机械设备,劳工们不得不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来搬运泥土和石块。在长达959.4公里的路段上,大都用这种蚂蚁搬家似的方法,将公路一点一点铺就起来。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滇缅公路上一共抢运回国13000多辆汽车。
  但是,滇缅公路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日本深知中国缺乏石油,只要切断供给线便可打击中国军力、物力,逼使国民政府投降。1940年10月起,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沿路的桥梁。1942年,日军从泰国攻入缅甸,击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国军队为主的盟军,继而横扫中缅边境地区,滇缅公路因此中断。
  为了维持中国的军需供应,中美联合开辟了空中走廊——驼峰航线,用飞机向中国运输油料等物资。驼峰航线的运输成本高昂。西南抗战史学家胡文义在《中印油管》中描述:“一架飞机要往返印度一星期才能运来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油。”
  油,再一次成为中国抗日之痛。
  国民政府把军用汽油刻意调成了血红色。因为一滴油,就是一滴血。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开辟向中国供油的新渠道迫在眉睫。1943年8月,中美英三国在加拿大魁北克开会决定,美国出资,中印缅出力,铺设从印度加尔各答沿中印公路经汀江、雷多至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
  中印油管的起点之所以选在加尔各答,与滇缅公路终点选在缅甸仰光一样,是看中了那里的港口集散优势。只要油管修通,运油船从中东运来的油料,很快就可以注油入管,输往中国。
  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了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名为“史迪威公路”。其中,贵州晴隆的“24道拐”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古称“鸦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形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
  在中印输油管道还未修好期间,史迪威公路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
  1945年,中印输油管道修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也是中国第一条输油管道。全线共设置35个抽油站,50个储油池,总长超过3218公里,还有数百英里的油管支线分布在沿线的加油站、储油库。中美盟军在反攻缅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组织5000多工程兵保护输油管,许多人在抢修和保护输油管中牺牲在异乡。
  1945年5至11月的6个多月时间里,它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燃油10万余吨。大量原来运输油料的汽车和飞机改为运送更为急需的物资。这对战时中国经济结构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调整。中印输油管的修建,是盟军最终在亚洲大陆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以战争结束、中印油管任务完成为由停止供油。一条因战争而生的油管,在工作7个月后因战争的结束而骤然停用,渐渐被拆除得看不出原貌。
  如今,与之重合的中缅油气管道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再次结合起来。没有了炮火与硝烟,在这片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奇迹发生。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石油大学学报、《石油风云》等
  (文:赵玥  来源:《中国石油石化》2015年第16期)
相关评论

铭记抗战中的石油历史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仅为记住历史,而且让我们记住自身的使命。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反抗侵略历史中,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为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的父辈、祖辈浴血奋战。
  “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父兄们遭遇的苦难,也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但是,时间会湮灭一切。70年,已是几代人的记忆。几十年的和平生活过后,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的记忆还有哪些深刻印象?
  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讲,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忘历史的前提,首先要有历史的真实。而真实又是谈何容易。所以要提倡认真、全面、系统的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使抗日战争这段伟大的历史世世代代刻骨铭心。
  抗战的胜利,不仅涉及军事、政治、外交,还包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石油勘探开发储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应该包括石油开采与争夺这一章。
  长期和平生活的浸淫,已使许多人难以真正理解何谓战略物资,何谓运输命脉,何谓战略大通道。资源的枯竭和地理位置的偏僻,使人淡忘了玉门油田在抗战中曾经的辉煌。不断走低的油价,甚至使人忘记了石油的许多特殊属性。
  只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才能体会石油的重要性。特别是两个贫油国家的战争,谁找到了油田,谁掌握了油源,谁控制了石油通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今日之世界,和平依然是主旋律,但战争的阴影无时无刻不在。总不能等战争来敲国门,才想起石油、石油工业和石油通道的重要性。重温历史,是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仅为记住历史,而且让我们记住自身的使命。抗战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序幕,而实现这一伟大崛起还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来源:中国化工报  作者:王玥)
 楼主| 发表于 2018-1-26 22:48:47 | 显示全部楼层
呼延震东(1894~1977)字霹雳,笔名哈雷。陕西清涧人。1914年入西安三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入北大物理科。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爱国行动,曾被军警拘捕。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21:07:0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呐鸥,生于1905年[1]  ,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等;台湾台南人;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精通日语、英语。
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与杜衡、戴望舒、施蛰存是同学);20年代末倾向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进步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发表过一些进步作品,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后又赴日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筹办《文汇报》,任社长,报未出而于1939年[2]  (一说1940年[1]  )9月3日被暗杀;据传是被国民党特工暗杀,但据施蛰存回忆,乃被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暗杀,原因是争夺赌场与流氓有矛盾。[2]  
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刘呐鸥/6628445?fr=aladdin
 楼主| 发表于 2018-1-27 21:20:17 | 显示全部楼层
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政府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政府工作时,日本人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事后证实,此次暗杀为军统所为。
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https://baike.baidu.com/item/穆时英
 楼主| 发表于 2018-1-31 11:36: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阎锡山与同蒲铁路(组图)

http://news.163.com/14/1118/03/ABA74INC00014Q4P.html

日月在路轨上穿梭,时光在汽笛中流逝,火车也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模样:从蒸汽机车到电动机车,从“绿皮火车”到“夕发朝至”,从“城际列车”到“动车组”……

  隆隆声中,岁月被无情地抛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作为贯穿山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同蒲铁路的建设对于改善山西交通条件意义非凡。而说起同蒲铁路的修筑,自然绕不开阎锡山。

  早在清政府末期,即有人提出修筑同蒲铁路,并奏请光绪皇帝批准,于1907年2月成立了“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但随后因为时局动乱、政权更替以及筹资困难等原因,同蒲铁路的修筑进展极为缓慢。直到1931年,阎锡山重回山西执掌政权后,才再次决定修筑同蒲铁路。

  此时的阎锡山经历了中原大战的失败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力”,即把“培军事、经济实力”当成了主要目标,因此,早修、快修铁路成为了阎锡山的当务之急。此前,阎锡山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修建同蒲铁路的要求,但遭到拒绝。这让阎锡山深深感到,要修成此路只能依靠山西人自己的力量。于是,阎锡山于1932年2月29日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便于同年的 10月 20日设立晋绥兵工筑路局,积极筹备动工修路事宜。次年2月21日,又设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阎锡山亲任总指挥。

  以当时的山西之力来修筑同蒲铁路,工程浩大,任务艰巨,资金短缺,对此,阎锡山采用“因陋就简、尽量省钱”的办法,其主要表现即是把同蒲铁路修成了窄轨。按照阎锡山的打算:“现在咱的力量不足,可以先修成窄轨,它的好处是外面的火车进不来;30年以后,我们有了钱,再换宽轨就不难了。窄轨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根据阎锡山的预算,修窄轨的造价只相当于标准轨的1/3,用窄轨修完同蒲铁路,只需2000万元即可。因此,把同蒲铁路修成窄轨,固然有阎的军事考量和政治算盘,但阎锡山的主要出发点还是从经济效益出发,为了省钱。

  主意拿定后,阎锡山运用西北实业公司各厂上缴的利润,还有卖大烟、发行纸币来作为修路的资金。建材以砍伐山林做枕木,石头、沙子就地取,砖和石灰到处烧窑解决。大部分士兵变为筑路工人,同时开办铁路训练班,招收大中学生,培训筑路技术人员。

  在施工过程中,阎更是精打细算。修同蒲铁路北段时,技术人员对设计方案产生分歧。总工程师谢宗周认为高村以北七岭河沿线砂质地基不够坚固,难以保证工程质量,因而提出从阳曲黄寨东行,经定襄到原平的方案。而工人出身、施工经验丰富的太原绥靖公署工程处处长兼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工程组组长李其昌则不以为然,亲自带领测量队沿七岭河勘测,提出从忻县(今忻州)高村至原平的方案,并作出预算。两个方案,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反映到阎锡山那里,阎锡山也不好决定。于是,他骑着毛驴沿七岭河亲自踏勘,最终确定由高村经忻县至原平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条线路比原设计里程短,节约200多万元。

而在技术用人方面,阎锡山坚持“中西结合、土洋并重”的原则。在修筑同蒲铁路初期,阎高薪聘请了王鼐、米勒两位德国工程师,他们的月工资高达1200元。但当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独立进行生产和维修时,便把外国人辞退。阎还聘请了谢宗周、翟维丰为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月工资四五百元不等,待遇亦相当丰厚。同时,阎又非常重视有实践经验的土专家,比如起用对建筑工程用料和用工计算非常精确的包工组组长阎明厚,熟悉工程施工、善于思考的郭廷兰等,这种“中西结合、土洋并重”的做法,使修筑同蒲铁路避免了许多失误和不必要的浪费。

  从1933年5月1日开工到1937年8月停工,经过4年零4个月的艰苦修筑,同蒲铁路筑路基(二线863公里,支线180公里)1043公里,也铺了轨(1937年大同沦陷,北同蒲的铺轨终止,距大同仅差8公里),到1937年3月,全程83%已通车。它的建成,奠定了山西铁路的大框架,至今仍发挥着效能,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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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陇海铁路开封—徐州段通车,每天只有一次客车往返,朝行暮归,时速20多公里。整整100年过去了,徐兰客运专线徐州—郑州段大体沿着原来的走向,高铁疾如闪电,一个多小时即穿越苏皖豫三省。陇海铁路伴随着耻辱而诞生,承载着苦难和抗争,展现的是一步步从屈辱中站起来的艰辛路程。

邮传部尚书的主张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现甘肃境内的东南地区为36郡中的陇西郡和北地郡,直到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省,“甘肃”这一名称才出现。因此,旧时的甘肃简称为“陇”。而“海”即海州(现为连云港市的一个区),秦时属东海郡,南北朝时期东魏改称海州。后历代虽有多次变更名称,但直到1912年仍称海州,为直隶州,属江苏省。1912年始废州为县,改海州为东海县。
陇海铁路的修筑与清时海州籍一个官员的努力密不可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祖籍海州的沈云沛由农工商部左参议“授右丞署右侍郎”,接着“调署邮传部右侍郎,署其部尚书兼署左侍郎”并“充津浦会办大臣”。邮传部负责铁路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管理,尚书相当于部长。沈云沛上任后,致力于陇海铁路的规划建设,主张将1905年开始测量铺设的汴洛路(开封至洛阳)向西展筑洛潼线(洛阳至潼关),并提议汴洛线东延一条开徐线(开封至徐州);还主张陇海铁路一直向东修到海州的老窑(今连云港口),辟新浦为新市区。在陇海铁路终端海港地址的选择上,沈云沛主张并筑岚山头、西连岛海湾、灌河口三个海港。他认为,西连岛海湾风平浪静,虽不甚深,但于此稍加疏浚,便可与黄浦江深度相同,与上海港联运。在此建造海港,等于将陇海铁路修到上海。沈云沛的主张,特别是建港的构想,与法籍工程师格锐奈的意见吻合。同年,清政府成立了江苏省商办铁路公司,任命前商部右丞王清穆为总理来“规定江苏全路”。王清穆拟定长江南北两线并进的计划,提出了“江南至上海经松江以达浙江,江北自海州入徐州以达陇”。这是最早关于建设陇海线的设想,也是陇海铁路名称之始。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开始实施这一设想。因陇海铁路横穿江苏、河南、陕西和甘肃,因而最初也被官方称为“陇秦豫海铁路”。不久便取铁路起迄点所在的地名命名,遂称“陇海铁路”,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对陇海铁路特别是对出海港口选定的贡献,沈云沛被尊称为“东陇海之父”。

分段修筑连接
长途干线的建设一般都要经过整体性的规划,而清末陇海铁路筹建过程并没有这样的规划。各段铁路一边筹建一边规划各自的线路“出口”,汴洛线连上洛潼线,洛潼线接上西潼线,开徐线在徐州与津浦铁路接轨后接上徐海线,最终形成了大干线的雏形。它也不是从东端或是西端始筑,而是“中间开花”,先修筑的是从河南省会开封到洛阳的汴洛路。
1903年11月12日,盛宣怀以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朝政府与比利时铁路合股公司特派全权代理、公司董事卢法尔(Rouffarr)在上海签订了《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
汴洛铁路也是“中间开花”,以郑州为中点向东西两侧修建,全长183.8公里,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测量建筑。后因工款不敷,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向比公司续借1600万法郞。郑州至开封段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施工难度较低,至洛阳段地势不平,有丘陵,施工难度较大。1909年12月竣工,1910年元旦正式通车。由于线路为支线,所以站场设施十分简陋,仅够行车之用。   
由于不甘忍受西方人的盘剥,中国的爱国商人开始向帝国主义对铁路的控制权发起挑战。1906年,河南绅商陈请修建洛(阳)潼(关)铁路;1908年,陕西绅、商、学界强烈要求“商办”西潼铁路。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商办”铁路准奏。无奈当时中国的绅商们热情有余,实际财力薄弱,以至数年之久,这两段铁路进展都十分缓慢。清朝灭亡之前,施工仅几十公里,也无力改变接下来陇海铁路的命运。   
民国元年(1912年)9月24日,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交通总长朱启钤与比公司代表陶普施签订了《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五厘利息陇秦豫海铁路金借款》,借款400万英磅,年息5厘,10年后分期还本,期限为40年。借款用于建筑东端由开封至海州、西端由洛阳至兰州的铁路,中国以此线及其所有附属产业为担保。1915年5月和9月,开封至徐州276.8公里和洛阳至观音堂(今河南省陕县观音堂镇)30公里的铁路分别竣工,1916年1月正式通车,徐州也由此成为了重要的铁路枢纽。此后由于建设资金不足,修建工程停顿长达4年之久。
1931年4月,南京政府铁道部决定成立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自筹资金,自行设计施工全长131公里的潼关—西安铁路。紧接着向西延伸,确定了从咸阳,经宝鸡、天水、定西抵达兰州的路线。潼西、西宝两段的国外购料虽然由法国财团承担,但此时陇海铁路建设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北洋政府时期对其他国家直接贷款的依赖,转而通过银行进行融资。
宝鸡到天水是最难产的一段。因为正值抗战时期,筑路材料和经费都极其困难,而且因为该段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施工难度很大,历经7年时间才勉强竣工。通车后塌方事故不断,时通时断,被称为陇海铁路的“盲肠”。
                                                        
  

总共用了47年的时间
全程1759公里的陇海铁路历经满清、北洋、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直至建国后才全线通车,总共用了47年的时间,这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也是少见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陇海铁路最后一段天水至兰州仅完成全部工程的13%,平均每年修筑38.1公里。铁路设备中,有美英法日和国产汉阳造,宛如万国博览会。旧中国国力之衰弱,艰辛与无奈,从中可见一斑。
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让铁路工程专家王竹亭参加修路的领导和技术管理工作,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官兵也奉命参加修筑天兰铁路。尽管当时国家财政还相当困难,但为了建设大西北,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拔了大批款项。在先后十余万工人和解放军广大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至1952年8月23日,完成了全段376公里的铺轨任务,9月29日,该段铁路正式通车。至此,陇海铁路始告全线通车。它途经苏、皖、豫、陕、甘五省,将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兰州等大中城市连接在一起,成为当时惟一的一条横贯中国东西的铁路交通大动脉。毛泽东挥毫致贺:“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线!”
民国时期的列车时刻表显示:1935年5月起,东陇海铁路开通,每日开行至徐州的特别快车(5/6次)和客货编组的混合列车各1对。特别快车每天10:23从连云站开车,晚上19:47到达徐州站。223.45公里的线路共计运行9小时24分钟,平均每小时运行23.59公里。从徐州到连云,早晨8:38坐车,晚上18:25才能抵达。混合列车为棚敞车,10:00从连云港开出,19:25到达徐州,运行9小时25分钟,平均时速24.15公里。而如果要继续向西旅行,就要在徐州等候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12:40,乘坐1次特别快车,经过29个小时的旅行,第二天晚上17:55抵达西安,真是龟行的速度。笔者1960年代从徐州去西安看望大姐,普速列车还要乘坐一天一夜,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
现在从陇海铁路东端起点连云港出发,每天有11列火车,只需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徐州,然后乘坐本次列车继续旅行或者换乘京沪高铁。规划中的徐州至兰州客运专线,郑州—西安段已经运行,徐郑段今年9月份开通,徐州—连云港延长段预计于2020年建成通车,最终形成“陇海兰新”高速铁路通道。不远的将来,人们沿着当年的陇海线旅行,从东到西,只需不到10个小时。
如今,距离汴洛铁路始建时间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看到的陇海铁路已不仅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最主要的铁路干线,还是从中国连云港至荷兰鹿特丹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段,更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铁流滚滚,追风蹑影,给古老的商道带来新的繁荣。
 楼主| 发表于 2018-2-3 21: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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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是旅行者进入城市的门户,往往成为城市的地标式建筑,成为展现地域文化的载体。那些经过时间长河反复淘洗过后剩下来的老建筑,即使没有了客运货运,没有人居住使用,仍似美人一般,亭亭玉立,有着无限的妖娆。
铁路修到徐州府的时间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6月。在那个闷热的夏季,东城门外的子房山脚下,有两项工程先后破土动工——徐州府站和车头房。负责修建车站的是叫小古龙的英国人,另一个英国人马卡斯负责修建车头房。半年后工程完工,两地铁路员工加起来将近200,站房1座,铁道两股,机车5台。候车室最早是用竹竿苇席搭成的大棚,里面摆放几张长条椅,类似旧时大道边歇息的茶亭,古朴而雅致。每当列车驶来,就有工人出来,用铁锤敲击挂在屋檐下的一节钢轨,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人们满怀欣喜,在这声音里上车下车,别有一番悠闲的韵味。
徐州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作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我更愿意相信源于东方徐国的说法,那是和西周一样强盛的泱泱国度,跨越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四个朝代,传承44代国君,续存1649年。徐州自古因水而生,黄河、大运河形成的水运网络刺激了商业繁荣,元明以来,每年过往船只1.2万艘。驿站的热闹被水运码头取代,“城中建仓转输,滨河转舍,舍置浅夫”,物华丰阜,可比江南。1854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渤海,徐州的漕运彻底中断。由水路而旱路,上世纪初,津浦、陇海两大干线先后通车,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辐射通道,徐州衰而复兴,重新成为我国东部的交通枢纽。火车制造的风光一直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年轻、锃亮、刚性,如同画笔一样,向四处延伸。处在十字交汇点上,徐州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把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滕州、枣庄、宿州、蚌埠、滁州、南京以及商丘、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等大中城市串在了一起,连接了华东、华北、华中,通向中亚腹地,奔向浩瀚的大海。随着人流、物流、文化流的汇聚,徐州跳出狭隘的空间坐标,走向广阔的大天地。
“府到府,三百五”。徐州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位居四省省会中心,到济南319公里,郑州349公里,南京348公里,合肥295公里,特快不超过4小时路程,高铁一个多小时。地理注定火车会在这里盛产,每天车站里开出数百趟列车,乘车途中不断有列车迎面驶来,或从后面擦肩而过,铁道线上形成连绵数里的长蛇阵,异常壮观。置身其中,你会感到像在血脉中运行。每节列车都像出征的将士,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你追我赶,呼啸前进,仿佛蕴藏着无尽的潜能。
铁路是人生漫漫路程的起点。1935年,17岁的马可从这里西行考入河南大学。1937年9月,由洪深、金山、王莹、冼星海等组成的上海抗敌救亡演出二队由徐州去开封,马可拿着自己创作的歌曲请教冼星海。在冼星海的鼓励下,马可和夫人杨蔚一起奔向延安,创作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南泥湾》,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谱就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时代名曲,成为引燃民族激情的音乐家。1923年,16岁的李可染从这里只身上海,考入上海美专。他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创作与革新,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促进了古老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成为一代山水画宗师。1919年9月22日,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当其乘坐的火车路过徐州时,他透过车窗,极目远望古战场,遂引发诗性:“红羊劫后几经秋,沙草牛羊各带愁。独倚车窗看古垒,夕阳影里过徐州。”1938年郁达夫曾到徐州劳军和采访,回到武汉后,先后写下《黄河南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在警报声里》等战地通讯,生动地描绘了在徐州前线的所见所闻,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朱自清在《背影》开篇写到:“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回家变卖典质,借钱办完丧事,朱自清和父亲同去南京。在浦口车站,父亲蹒跚着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抱了朱红的橘子来,捧给远行的学子。“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身影”。每读到此,不禁热泪湿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很多朋友读着这首《再别康桥》度过自己的学生时光,诗中那温馨清丽的语言似涓涓清泉流淌。《火车擒住轨》的意义在于,它是徐志摩最后一篇诗作。写完了这首诗,徐志摩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一个“擒”,字把火车拟人化,以黑暗为背景,反映自己简直到了枯窘深处的心境。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京,10:10分降落在徐州机场,突然头痛欲裂。看看天空晴朗,想坚持一下赶到北平,如约去听一厢情愿的林徽因的演讲,结果飞机在济南附近遇大雾撞山坠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才子风范的一代诗人,就这样黯然辞世。铁路不再是沉默的物体,它见证了民情民瘼、悲欢离合。
记忆如同生活一样杂乱无序。但却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那些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人,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思绪,他们的风姿,深深浸染了这一方土地,使这方土地刹那间焕发出新意。
新年伊始,冬阳正暖。在徐州,铁道部工厂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近百平方米的厂房一个挨着一个,没有一丝声响,落满残枝枯叶的砖瓦,锈迹斑斑的铁轨,荒草遮没的木枕。曾经声名显赫,但旧有的辉煌必须让位于毫不温情脉脉的时代。我徜徉在厂房间,努力寻找旧日的痕迹,终于看到一座深红色的庭院式建筑和鲜明民国风格的办公大楼。工厂建于1913年,当时是陇海东段最大的机车厂,有工人数百名。1921年11月,因“八号门事件”引发的全路大罢工就发轫于此。1950年12月10日起,徐州机车厂680多名职工及近200台(套)设备分8次迁往武汉,并入江岸铁路工厂,家属子弟随行,工厂新建宿舍810间。打开武汉地图,徐州新村赫然在目,新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单位,改用宿舍区作单位,4个宿舍区依街排列。在住宅区里,人们讲的是徐州话,吃的是徐州菜,固守着家乡的风俗习惯。和20世纪初的轰轰烈烈相比,机厂自然是寂静了许多,似乎要在这里将波澜喧嚣都归于平静。大自然因人的介入变得生机勃勃,几代铁路人名闻遐迩,风光无限,时间积淀起它的全部意义与精神典藏。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足迹,如今已成为后人瞻仰的胜境。
经过三年多艰辛建设,徐兰客运专线徐州—郑州段预计于今年9月开通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时隔100年后,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再次在徐州交汇,又一个大大的十字,固定在中国的版图上。
 楼主| 发表于 2018-2-6 23:2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2-6 23:37 编辑

林熊征曾向日本神社贡献祭品,接待多位至台湾的日本政要与皇族成员,与日本政府关系良好。1923年,摄政宫裕仁皇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东宫行启访台时,林熊征获颁勋四等瑞宝章。林熊征在台湾,也尽力协助日本政府。他曾向国联提供证词,为日本在台的鸦片专卖制度辩解。1923年,成立公益会,以对抗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号召成立有力者大会,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林熊征在中国方面的关系也相当良好,他曾捐款给同盟会,支持孙文的革命活动,其中包括黄花岗之役。曾贷款给福建省政府,参与投资汉冶萍公司。中国政治人物至台湾时,也多由林熊征接待,他扮演了日中台三方的亲善与沟通管道。
因为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林熊征的产业在台湾发展良好。1919年,林熊征创立华南银行,并且参与投资新高银行、台湾制盐、台湾土地建物、台湾制油、台湾炼瓦、台湾炭矿、台湾电气工业等知名商社。1923年至1924年间,台湾农民运动兴起,蔗农群起反抗甘蔗收购价钱太低,引发林本源制糖骚扰事件(或称二林事件)。为平息事件,林本源制糖株式会式提高了甘蔗收购价格,但也使成本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市场萎缩的状况下,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的经营也出现问题,引发1925年的华南银行减资,林熊征资产受到很大影响,但最终仍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
林熊征在社会公益上,也做了不少事。他曾捐款成立林本源博爱医院,提供多项奖学金,以及支持学者的研究工作。例如杜聪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室,经费就是由林熊征提供。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林熊征曾捐款赈灾,同时提供经费,让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可以返台。
1937年,林熊征移居日本东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林熊征由日本回到台湾。当选台湾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又担任华南银行董事。1946年1月10日与高贺智惠子结婚。3月,涉入谋议台湾独立案,遭国民政府拘捕审问,但最后释放。同年11月,林熊征过世。
林熊征死后,其家人盛关颐依其遗愿并以其遗产设立薇阁育幼院,也就是薇阁小学的前身。并由林智惠设立林公熊征学田基金会资励后进。[2]
林熊征的秘书许丙,亦是台湾知名企业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林熊徵




林伯奏 : 臺灣彰化人,1895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 生。畢業於彰化縣北鬥鎮小學、臺北國語學校國語部。後獲得林熊徵資助,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商科。畢業後,爲上海三井洋行遴選入社。1946年舉家返臺。林熊徵任其爲華南商業銀行第一任總經理。1951年創立新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楼主| 发表于 2018-2-7 01:05:45 | 显示全部楼层
苏青,生于1914年 卒年1982年,籍贯浙江宁。波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属于这个城市里新兴的市民群。  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一位上海的女作家写苏青,开篇便说:“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可是苏青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
  觉得这个推理真是毫无逻辑。想想看,凭什么苏青是张爱玲的朋友就应该与她一样,穿着旗袍呀。看看苏青写过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字,就该知道,她们是不一样的。
  苏青的那篇文章叫《衣着出位的张爱玲》,其中写道:“还有一次,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嘛?’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苏青形容张爱玲:“她穿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如此,融会了古今中外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
  看看吧,这才是真实的苏青和张爱玲。她们是朋友,性格却不同,当年记者招待会,请苏青与张爱玲回答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的问题,苏青的话总比张爱玲多,且回答得伶俐干脆有条理,相比而言,张爱玲的回答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写《金锁记》的作者说的话。不但少言,回答也不精彩,完全被苏青占了上风。
  如果单论表达,张爱玲无论如何不及苏青的。她们只是朋友,谁也不能代替谁。
  关于服装,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沉默的人,衣服就是一种语言。
  不善谈吐的张爱玲为何在服装上,要把自己安排成一个传奇,就是因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时,她无法用语言占上风。但抢眼的衣服,是可以给一个人打上鲜明烙印的。
  如果套用张爱玲的话,苏青显然是不需用服装来招人眼目的,她长得不难看,胡兰成说苏青:“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
  苏青的性格也好,话多却不觉唠叨。为何张爱玲能与苏青做朋友,还有一点,作为女性比较难能可贵,就是苏青不嫉妒。她不嫉妒张爱玲的才华,反倒是欣赏。在她做杂志期间,常常催张爱玲按时交稿。张爱玲认识胡兰成也是因为苏青,且不说这场认识是否正确,换了有的女人是不肯把异性的朋友介绍给同性的,但胡兰成问到张爱玲时,苏青说,对方是个很有才华的女性。胡兰成再要地址时,苏青便写给了他。
  隔了70年的光阴,我常常揣想,那时的苏青是如何与张爱玲交往的?张爱玲惊艳的文字让苏青欣赏,但这样的欣赏是没有半点不悦的,张爱玲文字张扬,行事却低调,这样的低调,便是在苏青这样爽朗清高的人面前,也恰到好处。张爱玲符合苏青的交友标准,才华相当,为人不琐碎,不是非。
  于是,她们通过文字相识,往来成为心灵上的朋友。
  苏青也不是凡名人都能欣赏的,她就顶不喜欢冰心。她对不喜欢的人,说起话来就刻薄,她说:“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苏青还是很注重人与文的相合的。张爱玲文字的冷艳与她为人的清冷,便比较合拍。
  如果说张爱玲有些虚无,那么苏青则是世俗的,她喜欢热闹,不甘寂寞,不伪装自己,想什么说什么。
  苏青心性虽高,骨子里却很女人。她说:“我就独怕做了女皇,做了女皇谁又配做我的配偶呢?”她是不喜欢领导别人的。
  如果与男人一起吃饭,她付了账,一方面会觉得骄傲,另一方面则会有些悲哀,因为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苏青虽比张爱玲泼辣些,内心也是倚赖于男人的。她就说,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而女人是需要安慰的。
  单看苏青,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万事如意,性格才会这么乐观。事实却恰好相反。如果阮玲玉与苏青比,苏青的命运不见得好多少,但苏青走的却是与阮玲玉完全相反的路。
  苏青出生在宁波的大户人家,初中时因和男生李钦后同台表演《孔雀东南飞》,被李家长辈看上。那台晚会结束后,李家的账房先生便前去提亲了。
对于李钦后,苏青谈不上爱,感觉就像是兄长,又因相处日久,而像个家里人。这场家长做主的婚姻,苏青与李钦后都没有反对,也许是没有过别的感情,就此认了。
  但是这场婚姻,也结束了苏青的一些梦想。苏青的理想是做外交官,她还真考上了。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宁波六个县也就考上她一个。苏青徜徉在校园里,是说不出的喜悦。谁知李钦后在考上上海的一所大学后,家里人怕他在外面管不住自己,就命他与苏青先完婚再去读书。他们照办了,照办的结局就是:苏青在返校后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苏青做女外交官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苏青退学回家了,孩子生下来,她即跌入于另一个深渊。因是女孩,婆家很不待见她,苏青被宠的日子结束了。
  苏青一连生了两个女孩,公婆连孩子看一眼都不想看,丈夫对她也不够好。苏青失望之余开始给报社写稿。她的第一篇散文写的就是亲身经历的事《产女》,将她生了女孩之后的不幸处境,写入文章,在得到发表后,苏青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
  苏青的离婚是因为丈夫不忠。在他们与作家徐讦做邻居时,李钦后与徐讦的妻子珠胎暗结,让苏青彻底失望。
  面对如此不幸的生活,苏青全盘接受,并且心高气傲地不让自己受伤。
  胡兰成说苏青,“她的离婚具有几种心理成分,一种是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明达,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
  苏青因这场婚姻,而变得世俗,却世俗得很高贵,她做职业女性,看顾孩子,余时才是写自己的稿子。
  苏青一直比张爱玲活得真实,因此也比张爱玲抗打击。
  在一次访谈中,记者问:女人常说男人都不可靠,你们以为怎样?
  苏青答:“我并不存在什么偏见,只不过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实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
  而张爱玲,她会选择男人与金钱,但绝对不会选孩子。
  因此苏青的爱是具有包容性的,她虽然需要家庭,需要男朋友的安慰,但若没有,她一样会把自己活得很好。
  在骨子里,苏青还是没有张爱玲冷。尽管她遭遇了那么多不幸,内心却依然对人生抱有太多希望。
  苏青有着女人一些琐碎的希望与抱怨,觉得男女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女人要生产,因而男人应该对女人各方面都好一些。在未出嫁前,她觉得做职业妇女很神圣,可真正做了职业妇女,那种辛苦又让她觉得很苦闷。
  苏青的文字因而很家常,她就是在炊烟里写故事,与周围的人是没有隔膜的。
  苏青喜欢强势的男人,“本性忠厚,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要有生活情趣,年龄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苏青对生活,对写作对爱人的要求一直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不像张爱玲,要找的男人必是要她崇拜的,比她有经验的。张爱玲的内心才始终是个需要被纵容的小女孩。而苏青,是女人。
  苏青是那种穿最家常衣服,出门做事,回来打理家务,却能把自己弄得神清气爽的女人,至于穿女式的人民装,她注重的一定不是剪裁的可体,而是适用及舒服。
  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是不会穿女式人民装的,就是穿了,也会把衣服修改得不再是人民装的样子,张爱玲追求的人生也是如衣服一样,她要别致的。
  苏青与张爱玲,永远是两个极端,但也许这样,正好互补,两个有才华的女人,可以真心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而没有彼此的嫉妒,留下的,只有两个女子相互欣赏的好。 
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一匹葱绿配桃红的绸,苍凉得华丽无比。而苏青,却是一段锦,虽不及绸高贵,却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丝丝缕缕把花都绣在了我们的心头上,端详着看,那紧凑明倩的眉眼似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
                                                  ——摘自《民国女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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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7 01:3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行仓库始建于1930年代初,由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四家商业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
这四家银行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各自经营出色,还得益于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联合营业。1921年,盐业、金城、中南达成联营协议,“厚集资本,互通声气”,次年大陆银行加入,四位总经理轮流主持联合事务所。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银行同业合作,四家银行借此提高了信誉,扩展了业务。此后在金融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银行被视为商业银行之翘楚,有“北四行”之称。
四行联营之初只是携手对大企业放款,以后联营项目逐渐增加。1922年四行联合准备库成立,自行印发钞票(当时纸币发行权未统一),且准备充足、信誉卓著;1931年设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1936年又设四行信托部。

与四行仓库直接相关的是1923年成立的四行储蓄会。当时有奖储蓄盛行,但储户很难中奖,逐渐兴味索然。而在四行储蓄会,四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保本保息,如有盈余便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这个办法新颖,吸引了大量储户。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达到9223万元,这在当时民族资本的储蓄会中极为少见。
1932年,四行储蓄会耗资82万元自建仓库,以堆放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名曰“四行仓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谢晋元团长曾率领“八百孤军”在此与日军作战。四行仓库遭日军炮袭,“西面墙壁洞穿之处甚多”,“内存杂粮亦被燃烧”,但四行仓库从此闻名全国,也使四行储蓄会和“北四行”名声大振。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清理收复区的日伪产业和民营产业。然而,属于四行储蓄会的房产如虹口大楼、四行仓库等,先后为国民政府军政各机关接收占用,四行储蓄会依法申请发还,但迟迟不见动静,“公文往返厚乃盈尺,前后历十阅月声嘶力竭”,国民政府才陆续迁让。
直到1947年2月10日,四行储蓄会才举行第一次四行代表会议,处理收回的房产:“收回房屋中,最重要者为四行仓库”,因为该库“不但是孤军抗战最荣誉之史迹”,“益以中外货运渐见畅通,仓库需要弥觉殷切,当即随收随修”,修缮资金由四行储蓄会从栈租收入中拨给。
联营总部在上海,为何称“北四行”?
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虽是商办银行,但在创立时各有背景,且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
盐业银行创立于1915年,创办人为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袁世凯的族侄袁乃宽。袁世凯在世时批准盐业银行官商合办,有代理国库之权,经办盐务收入。1916年袁世凯病死,银行改为商办。次年张勋复辟,张镇芳出任议政大臣和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张镇芳遭到通缉,时为大股东的吴鼎昌遂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
盐业银行总行初设于北京,于1928年8月移至天津,1934年6月迁至上海。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总行设在天津,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创立初期军阀、官僚的私人投资占90% 以上,以后才慢慢降低。
总经理周作民留学日本,后供职北洋政府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等职,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

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天津。主要创办人有冯国璋、许汉卿、颜惠庆、钱新之、谈荔孙等,总经理一职由南京中国银行经理谈荔孙兼任。在创办股本中,张勋占20%,退职大总统冯国璋占10%,两淮盐商占12%,政治背景同样深厚。

中南银行由南洋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投资创立,“南”即“南海”之意。股东有上海报业大亨史量才等人,具体经营事务则由总经理、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全权负责,总行设于上海。
中南银行是当时少数几个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后来依托四行联营的支持,信用愈发巩固,纸币发行成为中南银行收益最大的一项业务。能够争取到钞票发行权,与中南是侨资银行关系很大,与胡笔江好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北洋政府中的斡旋也密不可分。

事实上,创办于京津的金城、盐业、大陆在南京政府时期已纷纷将经营重心南移,但人们习惯上仍将其视为北方的金融势力。而在上海设立的中南银行,由于总经理胡笔江与北方金融界人士关系密切,也被归入“北四行”。
与“北四行”对应的是“南三行”,即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风光一时的同业合作:发钞票,造大楼
一战结束后,华资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新设银行不断增加,竞争愈发激烈。同时,政治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商业银行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障。“北四行”的几位总经理私交甚笃——胡笔江是周作民在交通银行的老同事,谈荔孙与周作民同是淮安人、少年时代两度同学,谈荔孙与吴鼎昌则是留日的同学——于是他们商量着通过合作和联营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赴欧美考察,发现外国人创办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团体亦坚”,不像国内银行界“各自为谋”,回国后即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提议联营,并很快得到另外两家的响应。
1921年11月30日,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董事会上报告联营事宜:“国家银行实既不可恃为后盾,经营商业银行自不得不与同业携手。”这里的“国家银行”即指中国、交通两行。在四行联合发行之前, 他们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领用纸币兑换券,在此过程中受到种种制约,商业银行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联营以后,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所有责任仍由四行共同负之”。

为树立钞票的信誉,四行准备库对外宣传有“十足现金准备”,即发行多少纸币,准备库里就有多少现银和现洋,理论上随时可以兑现。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四家银行的有力支持,钞票的信誉良好,流通也越来越广。截至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货币,中南纸币发行总额达到10300万元,内流通券7228万多元,已经超过当时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纸币发行带来的声望和利润,可以视为四行联营的一大功绩
四行储蓄会从1930年开始投资房产,以45万两白银的巨资购进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的一块地皮,建成“四行大厦”,又叫“国际饭店”。
时任四行储蓄会主任的吴鼎昌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储蓄会资金多、需要投资,而1931年前后最可靠的投资是房地产和外币债券。但四行储蓄会由于外汇债券过多己引起担忧,而当时投资房地产的银行和个人很多,地价猛涨,利润触手可及。二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是对储户最有吸引力的广告,“在通商巨埠有相当房地产业”,也令储户比较安心。
“四行大厦”交由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高度要超过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华懋公寓,体现四行储蓄会“财大气粗”、信誉可靠的形象,内部装饰则要富丽堂皇、新颖别致。建成后的“四行大厦”不负众望,气派非凡。光是其地下一层的保险库装置就花费16万元,其库房建筑和设备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设计,门上密码可改换拼组50万种。
四行储蓄会又筹资80万元成立国际大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厦内经营“国际饭店”,董事会成员除由四行高级职员担任外,还邀请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杜月笙等著名外交官和地方显要加盟,扩大影响,确实吸引了大批新储户和储蓄大户。
夭折的联合银行计划:“商业银行是没有前途的”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所有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被取消,四行准备库于是撤销,中南纸币不再流通。
1947年9月,南京政府新公布《银行法》,四行储蓄会多有不合该法之处。《银行法》第一条规定,经营银行业务必须为公司组织,而储蓄会采用会员组织;第三十五条规定,银行不得于规定利息外以津贴、赠与或其他给予方式吸引存款,因此储蓄会对会员的分红也是与《银行法》不符的。这样,储蓄会必须改组。
四行提出将储蓄会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上报财政部,但联合银行的计划最终还是夭折了。
根据金融史学者杜恂诚的分析,夭折的原因有二:一则四行内部对总经理人选无法达成一致(谈荔孙于1933年因脑溢血去世,胡笔江1938年遭日军袭击飞机失事遇难,同等资历的人中,威望最高的吴鼎昌宣布不愿出任该职,周作民则因抗战中有亲日嫌疑等原因不能为各方接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对此事不支持。当时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已为官办金融机构攫去,商业银行无足轻重,特别是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生存都是问题, 遑论发展。拿吴鼎昌的话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是没有前途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银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北四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合并,组成公司合营银行。1955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了当地的人民银行。
周作民和吴鼎昌均在1949年前后前往香港。1950年8月,吴鼎昌在香港去世,而周作民于1951年6月在政策感召下回到北京,在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中担任副董事长,直到1955年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资料来源: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财经大学:《中南银行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杜恂诚:《短暂的旅途》[J],《银行家》,2003,6
田兴荣:《北四行联营研究(1921-1952)》[D],上海:复旦大学,2008

http://cul.qq.com/a/20150616/044888.htm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1:5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大中华橡胶厂由旅日侨商余芝卿出资8万银元,和薛福基、吴哲生于民国15年(1926年)共同筹建。
公司名称
大中华橡胶厂
总部地点
上海
成立时间
1926年
经营范围
橡胶轮胎
公司性质
公私合营
历史沿革
是年2月上旬达成协议,由日本A字护谟(橡胶)厂负责培训制造套鞋的技术人员,及提供**机械设备,中方派员赴日并洽购设备。民国16年在上海徐家汇路1102号租地27亩建造厂房。同年夏天,特聘日本人加藤芳藏指导在日本的实习人员;同时登报招聘技师,来华安装设备指导生产。民国17年有职工83人,10月30日投产,日产套鞋近1000双。采用的双钱商标,于次年10月注册获准。


建厂第一年赢利20万元。民国17年12月盘进沪江机器厂设备,设立大中华橡胶机器修造厂。民国19年兴建硫化油膏厂和生产碳酸钙的原料一厂,民国22年增建生产氧化锌、立德粉的原料二厂和生产鞋面布的原料三厂。民国19年盘进交通橡胶厂,改名为大中华橡胶二厂,民国22年9月,先后盘进日商泰山护谟厂和春华橡胶厂,分别改名为大中华橡胶三厂、四厂,徐家汇老厂称大中华橡胶一厂。
民国19年1月,企业由独资改为合伙,资本增为20万元。次年改为两合公司。民国22年12月,资本扩至200万元,改组为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东棋盘街63弄32号(今延安东路272弄32号)。民国26年扩至300万元,共有职工2860人。其资本占全国同行业的四分之一,产值占三分之一。
民国21年开始筹备,至民国23年10月“双钱”牌汽车轮胎试制成功,打破国外轮胎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与此同时,民国22年建成力车胎厂房,次年从日本购进一套制造力车胎的旧设备,安装后投入生产。民国20年起,生产的胶鞋先后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及上海市政府的优、特等奖状和上海市商会荣誉奖状。民国23年起生产汽车轮胎和力车胎,民国24年,“双钱”轮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获特等奖状。
抗战爆发后,“三厂”、“四厂”、原料厂和各地营业机构遭到破坏,“四厂”全部机器及部分原料等12O余吨物资内迁途中也遭洗劫,损失相当于胜利前夕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为避免日方的干扰,公司总部暂迁香港。民国27年分别在徐家汇路和陕西南路,另办美泰制钙厂和德福织染厂。民国31年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原料中断,曾一度停工。次年开办“大中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商代工,谋求生存。民国35年6月,盘进日商上海护谟工业株式会社,替代毁于战火的“四厂”,民国36年2月,盘进振隆铁工厂,同年4月盘进大安维新橡胶厂,改为大中华橡胶五厂。民国37年3月,在天津盘进兴满橡胶厂,改为大中华橡胶六厂。解放前夕,大中华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有制造厂6家、原料厂3家、机器修造厂2家,拥有职工4000余人,另有两家独立经营的原料厂。
1954年9月全公司清产核资额为1365万元(不包括天津分厂156万元和待处理资产330万元)。10月,大中华橡胶六厂首先公私合营,划出后改为天津大中华橡胶厂。12月,全公司公私合营后,隶属于市轻工业管理局,后改属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轮胎胶鞋公司。次年5月公司改为总厂制,总部迁到“一厂”。1956年工业经济改组时,有17家小型橡胶厂、铁工厂和鞋帮厂并入大中华各有关分厂;大中华原料一、二厂划出,并入京华化工厂,原料三厂并入上海市第二十棉纺厂、当时,总厂直属市工业部领导。1959年撤销总厂制,后隶属于化工局,1962年隶属于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各分厂独立后均隶属于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1959年成为轮胎专业制造厂。
1961年,大中华橡胶一厂力车胎生产开始移交中南橡胶厂。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2: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他们高车烧的是木炭,所谓木炭车的副驾驶,他车箱前在车箱角安装有一个铁炉子烧木炭,用木炭燃烧出的热能为汽车的动力,因那时抗日战争时期汽油完全靠进口,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汽油,进口的汽油运输很困难,缅甸被日本切断占领,进口的汽油就更困难了,有时要运物资的枪炮弹药很多,都靠空运,进口汽油更困难。高车的副驾驶每日天不亮就起床烧木炭炉,要把炉火烧得很旺,在化油器里,用玻璃并装点汽油滴两滴在化油器内,在把炭炉的热能放进化油器,将发动机发动走热,驾驶员才从床上起来,早饭后才开车。如有工作错误,还要挨老师傅的打呢。师傅把车开上路,要爬坡时副驾驶干快跳下车手提三角木跟到车后面走,不管山坡三十里或五十里,那湖南、贵州的山还是很大的,像湖南雪峰山,今日在芷江出发翻过雪峰山那边洞口住,就是一天的路程。为此商车副驾驶跟到在后走,看见车无力走不动了,赶快把三角木垫上。再跳上车箱把炉上的火烧旺,这些人像猴子一样灵活,在车上下跳动。车行走到路面稍为平又赶快跳上车的脚踏板站一段路,车行至陡坡,确实爬不动了,副驾驶又在化油器里滴点汽油。因为他们用的一点汽油全靠军车的驾驶员下大山,关电门,放空档滑行,节约点汽油,卖给他们商车使用,军车节约点汽油也来之不易,那时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宝贵啊!由贵阳跑长沙几趟后,我们辎汽九团就奉命由铁路运输调防进驻湖北大城市武汉市,还是将全团的几百辆车开往长沙上火车到武昌,那时说的是火车运输,但是没有火车头拖车皮。是时,日本刚投降,铁路都没有火头跑,火车是用美国十轮车把车辆胎拆了,光是装轮胎钢圈在铁道抛上跑,拖带十多节车皮,我们的汽车就用这种办法把全团的车辆运抵武昌下火车,开进武汉市区。到武汉经短期休息后跑运输,去襄阳樊城,老河口等地,那时不久,我们这个排调去直属武汉行营办公厅使用。一切编制由连里管理。全由行营办公厅指挥使用,每日任务装运生活物资运粮,运煤等。但有时也派去用中国武装“宪兵”押运,以前日本占领武汉时期,日本宪兵欺压、烧杀中国人民,做过许多丧尽天良罪恶行径,把日本人押送去审判,经查实罪恶特大的经武汉市民报告属实,就用我们汽车把日本罪犯装押送汉口郊外去枪毙。在这驻了将近一段时期后,没有市民来检举报案。就把这些日本人送回国了。在这近年时期,我们由重庆一起招来的这批驾教二团改编过来的学员相互之间很团结,互相爱护、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有空闲就集结一块,互相研究交流学技术的心得体会。但有的人很灵活,文化高,技术学得好,进步很快,在一般的较好的道路都能驾驶车辆。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2: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2-11 12:06 编辑

保晋铁厂有创新理念,是企业在夹缝中图存发展的典范
  1916年8月,保晋公司总部迁至阳泉,开启了阳泉近代工业之先河,也给阳泉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保晋公司所属的各矿场,不惜血本,巨资投入,改变了传统和采掘方式,以机器代替手工操作,为山西煤炭工业展开了新的一页。铁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求生存、图发展,展示民族工业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
  首先,阳泉的所属6个矿场均使用机器生产,给铁厂的生产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当时的保晋铁厂能够生产锅炉、卷扬机、水泵等,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据统计,当时各矿场使用锅炉29台,其中18台为铁厂所制造。各矿场使用卷扬机19台,铁厂制造的11台。各矿场使用水泵45台,其中43台为铁厂制造。阳泉各矿场普遍使用的电力、运输中使用的小铁轨、矿车均为保晋铁厂制造。当时各矿场用电灯多达1280盏,铁轨18361节,矿车1149台。这说明铁厂的生产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由于机器的使用,使原煤产量由1907年的年产2215吨到1916年的69072吨,是保晋公司初创时的31.2倍,铁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说明当时的铁厂成为集冶炼、铸造、机械维修名扬华北的重要企业。
  其次,保晋铁厂在夹缝中不断滚动发展自己。由单一变成多种经营。1926年8月,铁厂炼出了第一炉生铁,1926年产量突破5000吨大关,1932年又扩大了翻砂工场,增设了化铁炉、砂心房、考芯窑,专门铸造铁管、器皿等。1937年,铁厂主要机械设备有:20吨熔矿炉1座,30吨熔矿炉基础1座,浦德林热风炉4部,烧窑6座。旋床、刨床、铣床、铡床、钻床等30余台件。75千瓦、60千瓦、28千瓦、3.6千瓦发电机各1部。100马力、150马力锅炉各1台。可见铁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夹缝中顽强发展,积累了生存的经验,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
  再次,责权分明的企业制度,选贤任能的用人均成为先进理念转换为生产力的支柱。保晋公司的责权制度,直接引领铁厂的正常运行。股东会、董事会的决定是必须严格执行的大事。保晋公司所划分为采煤、制铁、营业三部,到了铁厂更加细化了。由于生产的发展,在管理上也发生了变化,铁厂由原来的“两大课”“六小股”变为厂长领导下的11科:熔化科、工程科、测绘科、庶务科、会计科、文书科、矿料科、窑业科、营业科、化验科、储材科。并在天津、北京、西安等地还设立了办事处或临时办事机构,有效地扩张了销售工作。除此之外,还配了16名厂警以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1930年,铁厂虽然被阎锡山所控制,但生铁销路极佳。在太原、石家庄先后发展起来的铁工厂玉兴栈、同益兴、恒裕昌、同文兴等均有长期定货合同。据1930年的生铁化验分析表明,成份为:铁93.17%、硫0.01%、碳3.27%、硅3.00%、锰0.65%,可见确实是闻名全国的优质铸造铁。天津、郑州、汉口的客商均来此购买,一时生意兴隆,货达三江,如铸铁管专供粤汉铁路局工程使用。迎来了铁厂经营又一个最佳时期。
  在选贤任能的用人上看。1921年,高炉建设,全凭本地手工业工人安装完成。到1925年,全厂有职工500人,拥有高级技工30余人,中、初级技工30余人,当时有名气的工程师除了张振乾、蔡纪扬、侯纪信外,还有张映藻、杨贵林、王维垣、武连福等。







1896年,意大利人罗沙第借调查中日战况为由,窥测了山西、河南矿产资源。1897年,勾结英国财阀组成福公司,专门掠夺山西、河南地下矿藏。1898年5月,山西商务局贾景仁在山西巡抚胡聘之的帮助下,经清廷批准,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指定盂县、平定州、泽州府、潞安府与平阳府等地煤铁矿开采权归福公司专办,为期60年。同时,封闭当地私人开办的小煤窑。由此引发了发端于正太铁路阳泉段两侧,轰动全国的山西争矿运动。
  全省人民在争矿运动影响下,1906年10月,由刘懋赏、冯济川、渠本翘等人倡议,山西绅商筹集公、私股本286.36万元,筹建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简称保晋公司),由晋籍京官赵国良等拟订章程、举总协理呈清廷。1907年3月,农工商部立案准奏,山西境内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保晋公司”宣告成立。总理渠本翘是山西大地主、大士绅、大票号商,晋商的代表人物,是清廷的“候补三品京堂”官。其他协理、稽核,重要人物有刘笃敬、冯济川、梁善济等也均为“候补五品京堂”或“翰林院检讨”。常旭春、崔廷献是榆次、寿阳的商人、企业家、大地主。可见,保晋公司统治集团均由官商、士绅组成。保晋公司主要经营煤炭,由于外受帝国主义控制,内受封建势力束缚,直到1914年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营状况不佳,一直处于亏本境地。据虞和寅《平定阳泉附近保晋煤矿报告》中记载:截至1916年7月底共亏白银59.99万两。可见,保晋公司自营业以来,一直亏本艰难运作。
  1916年7月,山西都督府书记官崔廷献任保晋公司第三任总理,上任之始果断决策:8月,将保晋公司总部由太原海子边迁至阳泉火车站附近石卜咀,就近经营煤炭;迁到阳泉后整顿组织,撤换了一些不懂采煤业务人员,继续煤炭经营;积极筹备物色人选,创办近代炼铁厂。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作为战争急需的钢铁成为奇缺货物,价格暴涨。崔廷献十分精明,为垄断市场,积极收购当地土铁远销外地以图盈利,借此赚钱补偿煤炭亏损,第一次由亏为盈。1917年1月,他当机立断,连续召开了三次股东大会,决定成立矿窑处,“调查平定、盂县的铁矿,拟定开采方针”。改革公司组织法,分采煤、制铁、营业三部,聘同学赵铮(又名赵铁卿)为制铁部长。
  从最初的保晋铁厂领导层的构成来看,赵铮留学英国南威尔士大学冶金科,回国后任北洋政府炼铁技师。张益卿是赵铮留英时的同学。分管化验室的蔡纪扬、负责地质测绘的侯记信和张振乾都是山西大学毕业生。可见崔廷献注重学历,收罗物色了一批行家里手和技术人才,为保晋铁厂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保晋铁厂是艰苦创业、灵活运作,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典范
  1917年11月,崔廷献将保晋公司制铁部改名为保晋公司阳泉铁厂(简称保晋铁厂),赵铮任厂长兼总技师,张益卿任副厂长。从此,便开始了筹款、选地、购置设备、建厂的漫长岁月。
  筹款:将1916年前“保晋银号”全部资金40万元;“晋胜银号”购买土铁所分的一半折价17万元;销售土铁资金中拨付13万元,总计70万元作为开办铁厂的资金。
  选址:在勘矿的同时,将铁厂设在距阳泉火车站(旧站)1里许的桃河北岸、平潭垴村南端一个叫银蹄湾的半山坡地120亩作为建厂用地。这里运输方便,可充分利用高山地形,山顶作原料场地,筑木结构料桥可直通高炉炉顶送料,节约开支,减少劳力。靠桃河挖井或就近煤窑取水,解决高炉用水。高炉炉渣运至桃河内,既方便,又可被洪水冲走。
  原燃料的来源:矿石,就地取材,收购当地农民自采铁矿石,比自己投资开矿、运输省钱。以每年8元的代价租五渡村青石山一座解决石灰石。井陉有烟煤,相距仅百里,焦炭取之方便。耐火材料遍地皆有,确定离厂区不远的桃坡一带。
  办公条件:厂址周围土质适合制砖瓦,是用来修建厂房、办公室、宿舍等上好建筑材料。招临时工200余人平整场地、挖煤烧砖瓦建房屋、锅炉房、八角厅办公室等。
  由此看来,保晋公司的决策者们在勘矿选址方面颇费心机,他们那种敬业精神和兴办民族工业之艰辛、规划之科学、信念之坚定,值得后人学习,发扬光大。但是,由于民族资本家在主观上片面追求高额利润的趋利思想和客观条件的局限,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后来,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阳泉一带铁矿贮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铁厂地域狭小等因素,给后来的发展形成了障碍。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山西民族资产阶级才摸索着向西方学习实业救国的强国梦。1918年,坐北朝南建起一座高大的门庭。门楣大书崔廷献总理的四个大字“保晋铁厂”和“一脉薪传光焰不息;十分火候工夫纯青”的楹联。从此,寄托着善良而美好的愿望,铁厂就此扎下根来,薪脉不断,一传就是87年。
1918年春,赵铮亲赴日本购买高炉设备及各种机器设备。通过在日华商牛汉卿的关系与日本大阪三洋制铁厂和其他几个小厂,以30万元巨款,购回了一些厂家替换下来的破旧高炉设备和机器,其中有58立方米高炉的**设备,包括3座贝氏热风炉、3台立式锅炉、1部30马力送风机和全部耐火砖。其他设备还有:日本产20马力低压气机、20英寸和10英寸旋床、8英寸龙门刨床、16英寸铣床、26英寸钻床、交流电动机、2600米高架索道,德国产75千伏安交流发电机、美国产吸水机、热水机等。
  建厂初期由于进度很快,唯缺近代机械设备。当时中国工业水平低,不会制造冶金设备。所以,才通过关系到日本收集了些旧设备,其中有些还是德国、美国、英国制造的。这些设备运回来,大都需要经过修理才能使用。据当时安装工人王梦龄说:“仅一部发电机就安装了3个月”。因机器陈旧、缺少零件,当时国内缺少机械工业,无法配制,只好自己琢磨配制。在修理和配制上就花费了不少时间,不要谈人力、财力了。而且要进就得是成套设备,就连耐火材料、钢丝绳也得飘洋过海从外国购回。
  高炉建设全凭当地的手工业工人,在金属结构方面,除五六名机械技术工人是从天津聘来的外,主要依靠当地土法炼铁、制造农具的铁匠等半工半农的工人。到1919年机器设备安装完毕,1921年底,高炉建设竣工。前后足足用了5年时间,可谓费尽了心血。高炉辛辛苦苦地建成了,但是不能投产。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倾销生铁计划落空;生铁滞销,许多企业倒闭;技术力量不足。
  为了不使铁厂倒闭,铁厂人转换了经营思想,采取生产土铁制品及机器维修制造业务等多种经营方针。做了5件事:压缩机构,减少人员;发电创收,从天津购置德国造、英国造两台电机,除供本厂动力用电外,还供总公司照明,成为阳泉最早用电作动力的单位;开展机器维修制造;进行耐火材料、电瓷、民用陶瓷生产;开办小煤窑。
  压缩人员,减少开支,是明智之举。利用发电机供电,扩大了铁厂的收入。山西民族工业,如纺织、面粉加工、火柴等厂的机械设备需修理配件。所以,铁厂建造了许多焖铁炉、坩锅炉、炒铁炉用土法炼铁以供需求。机器维修也发展成机器制造,形成了零件复制、设备安装等成套工艺技术。保晋铁厂由制造火炉、磅秤、煤车、汽门等简单设备,发展成生产锅炉、水泵、高车、花机、布机、车床、汽机、火砖、陶瓷、民用铸件等30多个产品。此举不仅使铁厂没有倒闭,而且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适应扩大了的修配制造业务,进一步向制造精尖机器设备发展,1924年,铁厂从日本、英国等在华开办的商行又购买了一些设备,一段时期成为华北地区除天津之外最大的机器修配厂。在此期间,铁厂还为高炉的投产贮备铁矿石230多万公斤。1924年,第一次结账,盈余大洋58783.9元。以设备制造为主的多种经营的方向是正确的选择,使保晋铁厂得以生存下来,并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为摆脱困境,保晋铁厂采取了多元化、多角化经营策略,足以说明决策者的高明之见是搞好企业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可借鉴。
  1919年,汉阳铁厂产铁16.6万吨,日本垄断的本溪铁厂的产量只有汉阳铁厂的五分之一。到1926年,本溪铁厂却达到了汉阳铁厂1919年的产量。这年,汉阳铁厂倒闭了。它的倒闭,给保晋铁厂及太原、石家庄、邯郸、郑州发展起来的广锅、翻砂铸造厂急需生铁的厂家,断绝了生铁原料的供应,这也关系到铁厂生产经营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为了扩军备战,扩张势力范围制造军火也急需生铁。所以,保晋铁厂的决策者认为,高炉投产迫在眉睫。为此,以每项月150至300元的高薪聘用了日籍炉顶原料工、炉台工、热风工各1人。此时,阎锡山又拨试炼费4万元,高炉投产的各方面条件基本具备。
  1926年8月1日,高炉正式投产,炼出第一炉铁水约3吨多,使保晋铁厂闲置了5年之久的高炉开始了炼铁生产。为了纪念投产,将铁水铸成一尊2米多高的大鼎,鼎身铸有铁厂创建、发展的铭文以志纪念:“岁在丙寅,河山共庆。保晋闳基,规模玉成。德炉吐金,紫焰祥呈。瞻顾初创,竭蹶艰辛。时逢祚衰,国弱民贫。三晋贤哲,实业图兴。崔公廷献,砥柱干城。首倡冶炼,一脉传薪。选址勘矿,任贤用能。磋琢参研,革故鼎新。凡兹九年,宏业始成。为志首炉,铸以宝鼎。狮脑巍巍兮,物华灿然;桃水汤汤兮,气象万千。德业泱泱兮,如日中天;铸以宝鼎兮,铭以永年。中华民国壹拾五年谷旦。”
  到1927年估算,除补上1925、1926年亏损3万元外,还盈余大洋71000余元。到1928年至1930年,是保晋铁厂经营最佳时期,净盈利大洋20万元。从1926年8月至1937年10月,累计生产生铁8980吨,其中80%被阎锡山购去。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2:1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水泥业的象马龙之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3日
  傅国涌
  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家
  著名独立撰稿人
  编者按
  当年的“企业大王”刘鸿生也许会对今天中国商人的商业智慧大失所望:依然有商家热衷于低价促销的恶性竞争,不少行业囿于“内斗”而面对国际市场竞争乏力,很多行业甚至没有行业联合的意识……对比刘鸿生80年前主导的“象”、“马”、“龙”之战,这位“企业大王”所展现出的高超的商业手腕和生存智慧,以及他对民族工业的清醒和远见,足以使如今一些在电视上频频露脸的老总收声沉思。
  “煤炭大王”办起水泥厂
  民国时期的实业家中,刘鸿生享有“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煤炭大王”和“企业大王”等多个称号。通过煤炭销售获得第一桶金后,1920年,刘鸿生和其他人在上海筹办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通过市场调查,刘鸿生发现,当时国内只有5家水泥厂,其中华资的3家,日资的2家;年产量不过130万桶,每年不足百万桶,需要进口,何况需求还在持续增长。水泥是重货,远道运输费用昂贵,上海的市场大,如果就地生产,竞争有优势。另外,刘鸿生有个小算盘,水泥厂需要用大量煤屑,他手里有的是。水泥厂不仅可以解决煤屑去路,还可以增加收入。1923年,华商上海水泥公司开工生产,出产的水泥命名为“象”牌。
  当时,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水泥是中国唐山老牌水泥企业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以及日本在大连一家水泥企业生产的“龙”牌。为了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刘鸿生动足了脑筋。
  最初,“象”牌水泥到北方,启新洋灰公司派人刺探成色、售价,甚至买过去,破坏成色。为此,刘鸿生琢磨过在装水泥的麻包收口处加钳铅皮印字。而启新公司为了挤垮新生的“象”牌,将“马”牌全面跌价销售。1924年7月,刘鸿生首先向启新公司提出联合营业,“象”牌完全退出华北市场,在华东市场上则与启新按比例分配销售,但启新方面没有回音。
  刘鸿生也曾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想把“象”牌水泥销到国外去。在越南,他曾经委托侨商试销,但因为竞争不过日本水泥,最后没有成功。在南洋市场上,“象”牌是新牌子,也竞争不过当地行销已久的英国水泥。“象”牌在香港的销路也始终没能打开。
  “象”、“马”并峙
  1925年4月,刘鸿生调查发现,启新的“马”牌以及“塔”牌水泥运到上海的成本都要四元五六角一包,而售价却低于这个价。他一面继续找启新洽谈划分市场份额的事,一面在上海收购了1万包“马”牌水泥,陆续运到天津找人暗中销售,按启新的价格,每包再跌落二三角。这样一来,启新受不了了。1925年6月30日,他们终于签定了第一份联合营业合同,区域限于苏南、浙江、福建、广东、香港等地,按启新公司45%、上海水泥公司55%的比例分配,协定不准私自跌价,不准隐匿销数,不准运往禁止销售区域,不准私自投标等。合同生效之日起,上海水泥公司退出其他区域。
  刘鸿生很守约,合同一签定,“象”牌华北分销处立即停止营业。此后,“象”、“马”之间虽不时有些小摩擦,但大体上是稳定的,避免了恶性竞争、自相残杀。刘鸿生这一步棋走活了,国产水泥市场上初步形成“象”、“马”并峙的格局。
  倡议行业联营“抗日”
  1928年,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新对手——国产“泰山”牌水泥,但三家每年的产量加起来有335万桶,销路最旺的1929年也只销出210万到220万桶,还剩余上百万桶。日本水泥仍不断挤压国产水泥的生存空间。
  经过刘鸿生多次积极倡议,1931年7月,“马”和“泰山”终于同意三家试办一年联营,联合对外。他们的水泥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85%以上,三家一联合,就有能力左右水泥的价格。但因为有外国水泥的竞争,他们还不可能垄断市场。日本“龙”牌水泥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在东北每桶的正常价格为5.5日元,在上海不到2日元,这中间还有代理商的佣金、进口税、运费,其用意就是要扼杀中国水泥,垄断市场。
  即使仍面临日本水泥的严峻压力,但如果没有刘鸿生的倡议,国产水泥之间不可能达成联营,更无法想象“象”、“马”与“龙”的三足鼎立,只能是“龙”一家独大,并逐渐垄断水泥市场,国内水泥品牌的处境将会更加不妙。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实业家的眼光、远见和胸怀,他的选择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产品、利润和企业的生存,而且关系到民族产业的命运。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2:19:24 | 显示全部楼层
12月
20日 晋北汽车公司(忻定台路工局集股银元6000元,由曹倬云从天津购回两部汽车创办)开辟太原经忻县、定襄至五台县河边村的运营线路,全长110公里。这是山西省第二条汽车客运线路。
本年 郝允济、郭德昌等5人集资6万银元,在清源县西关创办益华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种机制葡萄酒。1949年清源县人民政府接管该公司,1952年改名为清徐露酒厂。
本年 穆伯仁、田中玉(时任山东督军,山西人)合资40万元在太原创办晋丰面粉公司。地址在南门外东岗村,占地40亩,设备有美式制粉机7部。民国12年(1923年)建成投产,日产面粉1500袋。民国15年(1926年)遭火灾被焚毁。
本年 太原城内开始修建碎石路面道路。到民国25年(1936年),共建成28条低等级碎石路,总长14.15公里,平均宽度4.5米,最宽的6米。
本年 太原至军渡公路开始修建。该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太原通往西部山区的重要干线。途经晋祠、清源、交城、文水、汾阳、离石、柳林等县镇,直达黄河岸边的军渡。由美国红十字会捐助赈灾款27.1万元,美国咨询委员会捐款25万元,山西旱灾救济委员会捐款15万元,共计67.1万元,采用以工代赈方式修筑。由汾阳县基督教公理会具体承办。当年11月2日汾阳至军渡段建成通车。后山西省旱灾救济委员会又用赈灾款修建了太原至汾阳段公路。
本年 山西省行政公署在省城设置太原市自治行政公所。第一任“市长”邢殿元。该所是具有法人性质的自治团体,其自治权主要是办理本地方的教育、卫生、交通、水利、农业、商务、慈善等事务。
本年 榆次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2.5万元,在太原创办了太原范华印刷厂,地址在钟楼街。该厂前后经营35年,是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省最大的印刷企业。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2:21:11 | 显示全部楼层
年 会元银号太原分号在太原万字巷开业。总号设于太谷县城。民国29年(1940年),会元银号与和记钱庄合并组成聚元商业银号,民国34年(1945年)倒闭。
本年 阳曲县呼延、三给、敦化3个村在政府劝导下种植棉花2147亩,亩产皮棉55斤。此为太原种植棉花之始。
本年 太原至大同公路动工兴建。该线全长292公里,途经忻州、原平、阳明堡、怀仁等城镇,抵达雁北重镇大同,俗称北干线。民国12年(1923年)建成。
本年 太原至风陵渡公路动工修建。该路全长688公里,途经晋中平川、晋南粮棉产区,把太原、榆次、临汾、运城等重要城市连接起来,是太原南达黄河与豫、陕两省沟通的一条重要路线,俗称南干线。民国16年(1927年)建成。
本年 太原电灯公司因亏损无力偿还赊欠款项,由山西省银行经理徐一清(徐子澄)和山西省行政公署警备处长南桂馨(南佩兰)合股将其收购。
本月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附设医院。院址在太原新民中正街(今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医院内分设中医、西医两部。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太原后停办。
民国10年(1921年)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16: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亚洲最大、世界第六大金矿,甘肃文县阳山金矿位于川甘陕三省交界的文县高楼山,地处于秦岭地槽褶皱系西段、松潘甘孜地槽褶皱系东侧与龙门山北东向构造体系相交接的文县弧形构造弧顶,矿化类型主要是蚀变脉岩和蚀变围岩型。

矿区海拔1200-3113米,高差300-1913米,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地层复杂,开矿成本很高。武警黄金部队自1990年代开始勘探,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探明资源量达到308-500吨。近年,中金黄金(600489)大股东中金集团以21.8亿元获得了阳山金矿安坝里的采矿权,与甘肃金昌公司及地方出自组建阳山金矿公司,在2009年进驻矿区建设及开采。中金集团权威人士在2008年8月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将阳山金矿注入上市子公司。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为文县康县重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一年来多次翻越高楼山,看到武警部队的驻地和车辆,并在会议上了解到阳山金矿的进展。一直没有切实意识到矿区建设进展的速度。这次是到达安坝里矿区现场,听到公司管理者,专业技术主管,钻井公司及文县领导的介绍,从矿区规划及生活区规划,征地平整,采金技术,交通设施,黄金产品销售,带动地方就业及旅游业发展,连带212国道及广元-文县-九寨沟高等级公路的情况,全面了解。对比2003年在南非看到世界领先的金矿、钻石矿的开采、加工、销售的经营管理,联系中国矿大、中国地大、辽宁阜新工程技术大学在矿山测量、采掘、加工的技术水平及技术人员培训能力,有理由期望阳山金矿在边远的山区也能够迅速建成投产,地方也会抓住资源带来的黄金机遇,走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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