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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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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9 04:07:0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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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9 04:07: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辛苦了,您辛苦了!射声老师!
发表于 2017-11-19 04:07:4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射声老师您的分享!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2 21:5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铁工业和铁路最耗费财力了,参考30年代的中央钢铁厂,计划年产15万吨,有4个各60吨的平炉,还有2个各7.5吨的电炉。1933年,中央钢铁厂总投资4900万马克,1934年德方重新拟定了报价:4190万马克。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2 22:00: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12-27 15:02 编辑

近代上海标金市场金银比价的实证分析及对当代的启示

http://www.docin.com/p-1161898613.html

专辑:
摘要:近代上海标金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不仅拥有门类齐全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期货市场,这对于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近代;上海;标金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8-0043-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8.09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西方国家改用货币信用本位制(纸币本位制)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货币金本位制,而中国则实行银本位货币制,金银比价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对外汇率。由于中外货币本位制度不同,金银比价经常发生变动。为规避金银比价的剧烈波动,1921年11月13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金业交易所交易标金期货,从此中国有了正规的黄金交易市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每年标金的成交量由3000万条至5000万条,交易额居世界黄金市场伦敦、纽约之后的第3位[1]。随着标金期货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海金业交易所成为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黄金交易市场。标金期货,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市场需求型的金融品种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最富有创新力,规避汇率市场风险的金融工具,奠定了近代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近代上海标金市场的深入研究,能够为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目前学界多数采用史学方法对上海标金市场作以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为欠缺。本文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对上海标金和伦敦白银价格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上海标金市场与伦敦白银市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解释上海标金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原因。
一、金银比价与市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金银价格涨落不定,导致金银比价变化无常。近代“银价问题实为我国今日金融经济问题之中心”[2],金银比价的变动长期困扰着我国的金融和经济。
(一)金银比价变动及影响
从长期趋势来看,国际市场上由于银的需求量的下降,金银比价有一个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表1反映的是1867—1931年上海的标金市价、金银购买力变动的长期趋势。由表1可知,1871—1915年上海金价(以规银计值)不断上升,除有少数年份呈盘旋上升态势;1916—1920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滞影响,金购买力下降,金价指数明显回落,但1920年以后又呈坚挺的上升趋势;金贵银贱现象在1895—1914年、1929—1931年这两个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世界市场上金银的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变化。
19世纪70年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向金本位货币制过渡。1871年,德国铸造金币,废止银本位。1873年美国开始实行金本位。之后,挪威、瑞典、丹麦、意大利、芬兰、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都先后停止了银币铸造而发行金币,实行货币金本位制。如此一来,对黄金的需求猛增,而对白银的需求却大大减少,大量的白银被抛向国际市场。另外,世界黄金产量减少,白银产量增加,而使金价上升,银价下跌。
金贵银贱对中国财政和对外贸易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首先,银价下跌加重了财政负担。依据《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到期日的市价易金偿付。当时清政府财政穷窘,只有靠借外债偿付赔款或将赔款转为长期外债。1895—1902年是一个银价持续跌落的时期,加上在1905—1915年间银价跌落幅度更大,更加重了中国偿付借款的负担,史称“镑亏”。1895年,麦加利银行经手的一笔100万镑借款,按95.5%折扣付给中国,而其债券在伦敦的出售价格却升水6%,即100镑的面额卖106镑。该借款年息6厘,期限20年,正赶上两次银价跌落,共发生镑亏库平银173万余两。该款应付本息12423万余两,达实收额2.17倍[3]。
其次,银价下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一般来讲,本国货币下跌能够刺激国内商品出口和扩大进出口贸易的顺差,但在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一方面,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下,这种优势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世界市场上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所击破。在1895—1914年,中国出口净值增长率远小于进口净值增长率,贸易逆差大幅度扩大。1895年出口净值为143293千关两,进口净值为171697千关两,逆差为28404千关两。1905年出口净值为227888千关两,增幅为59%,进口净值为447101千关两,增幅为160%,逆差为1895年以来最高的一年[3]。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中国遭受汇率损失。原因在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是用金计算以白银支付,而出口商品价格却是白银计价用外汇支付。“在白银价格下跌,以金价计算的进出口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可能使等量的贸易入超随银价的跌落激增,从而影响以关两为计价单位的贸易平衡,同时也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4]。1929—1931年银价下跌,除了造成“镑亏”损失外,还对中国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出口净值平均减少10.5%,而进口净值却平均增长6%[5]。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货币制,采用信用货币本位制,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向国外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1933年4月,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和白银国有政策,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收购白银,人为地提高世界白银的价格,使世界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银价,造成中国白银资本大量外流,引起通货紧缩,史称“白银风潮”。银价上涨,则中国银币对各国通货(纸币)汇价上涨,各国通货对中国银币的汇价相应低落。1931—1935年英镑对中国汇价下降50%,美元下降45%,日金下降60%以上,“白银的涨价也使得中国的银元增值。1931—1935年间,在国际兑换中,中国银元的价值增高了几乎100%”[6]。由于银价上涨过快,加上中国关税增长速度达不到汇率的降低速度,导致外货倾销,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更加速了白银大量外流[7],引发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后,金银自由流动被禁止,金银比价的变动不再直接影响中国经济。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不论银贱还是银贵,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著的。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废弃货币银元本位制后,中国才实现“国币价值脱离伦敦银市之羁绊”[2]。
(二)近代上海标金市场
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缩影,上海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典型性。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不仅有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市场和贴现市场,又有属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市场,还有内汇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标金(黄金)、大条(白银)期货市场,这些市场交易品种齐全,交易量大。当时上海被誉为“远东的金融中心”、“东方的纽约”、“中国的华尔街”。
近代中国的标金市场主要在上海,上海的标金交易又主要集中在上海金业交易所。当时上海标金市场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金业交易所两家,前者以标金作为买卖物品之一,交易数额远不及后者;后者是我国最大的黄金市场,不仅为上海及全国之金融界所瞩目,欧美及日本金融市场亦受其交易的影响,每天成交量大约为十余万条,交易量大得惊人[8]。1934年9月15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金业部合并入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则成为上海惟一的黄金交易市场。在上海金业交易所内交易的物品只有黄金,依该所规定交易的黄金有四种:国产矿金、各国的金块和金币、赤金和标金。标金是黄金交易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天交易大都为标金,其他三种的交易量很小。因此,上海的黄金市场习惯上多称为标金市场。标金价格以一条十两计算,这是为了便于伦敦市场的黄金交易接轨[9]。上海金业交易所的交易分为现期和定期两种:现期在当日交割;定期以两个月为限。定期交易就是期货交易,各期交易须在期限内进行转卖买回,用来抵消以前买卖,即人们可以通过标金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规避外汇汇率波动的风险。买进远期外汇,同时卖出标金期货;卖出远期外汇,同时买进标金期货,都能起到防范汇率风险的作用。上海金业交易所买卖标金的数量巨大。据统计,1926年成交量(以交易总量一半计算)为3116万条,以每条日金480元计算,大约为日金149.6亿元。当时的日元与中国银元差不多同值,而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10]。1929年的日本国民收入才115.1亿日元[11]。巨额交易对金银比价和外汇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上海金业交易所不仅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注目,欧美、日本的金融界也颇予关注。上海金业交易所“有组织,有规模,每日交易额至巨,虽不足与伦敦、纽约媲美,然凌驾法、印、日而上之”的特点,使上海成为中国、甚至远东的金融中心。
(三)伦敦白银市场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产银国家。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中国外贸常年逆差,中国对白银的需要量日益增大,外国白银的大量输入,反映了中国当时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的波动也由银价变化波及中国。世界白银市场与中国息息相关,这些白银市场曾先后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其中英国伦敦白银市场是最重要的。世界银市以伦敦为中心,纽约次之。伦敦市场是世界白银官方价格的决定场所,世界上其它银市价格都受伦敦公开市场的支配。实际上,此项市价决定权掌握在Mocatta and Goldsmith、Somuel Montague & Co.、Pixley & Abell、Sharps & Wiekins四大金银号之手。各国欲向伦敦买卖生银,可将买卖数量电致四家金银号之一,请其代办。在每日午前,四家金银号特派专人历访与远东有关系各银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有利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以探寻其买卖的多少,至午后一时四十五分(星期六则提前为午前十一时四十五分)则聚集在其公会,即Sharps & Wilkins以开出市价,按照银之需供状况而决定银价之高低,即以此所定之市价布告市场,并通电海外[12]。
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输入国,而上海的外商银行凭借特权和有利条件,掌握着上海金银的进出口,“伦敦银价的议定常要探询汇丰、麦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伦敦现银的市价则由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决定当日上海对英汇价。”[13]白银的价值就是中国货币的价值,而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多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因此白银市场与中国对外汇率的相关关系极为紧密,金价涨则银价跌,银价跌则金价涨。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2 22:04:59 | 显示全部楼层
甘肃省政府发表数,见《中国经济周刊》23卷9期)
县名 人 口 县名 人 口 县 名 人 口
皋兰 223,945 武山 90,898 礼县 159,874
榆中 86,817 靖远 96,921 民勤 124,496
临潭 27,282 庄浪 52,554 甘谷 159,700
渭源 33,136 隆德 60,750 和政 45,800
红水 7,761 清水 61,527 永靖 37,514
永昌 55,339 宁县 147,800 金塔 36,000
镇原 117,072 合水 59,847 古浪 146,307
高台 46,208 文县 121,300 海原 68,554
环县 128,738 西和 88,943 临洮 134,200
漳县 50,150 洮沙 18,051 通渭 161,200
华亭 23,729 两当 37,444 静宁 140,400
环县 33,841 徽县 119,552 化平 18,327
西固 23,515 固原 56,136 康县 52,000
成县 119,121 正宁 121,380 鼎新 20,000
会宁 64,780 泾川 146,230 夏河 6,000
灵台 8,651 庆阳 87,862 玉门 20,000
山丹 50,302 平凉 89,598 安西 30,000
东乐 58,112 崇信 31,251 临泽 54,717
永登 102,054 敦煌 28,851 临夏 226,273
武威 159,360 酒泉 85,156 张掖 95,386
奉安 189,976 定西 92,828 康乐设治局 35,000
武都 140,380 宁定 90,828 兰州市 95,358*
天水 253,890 陇西 60,981

总计:5,626,774。
*兰州市人口数原缺,兹据《内政公报》7卷17号补列。


民国十七年(1928)
陕西人口1 180.2万人,占全国人口2.5%。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929~1932)
陕西遭遇大灾大疫。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关中、陕北连续三年大旱,灾民700万,饿死者300万,逃亡者78万。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陕北地区鼠疫流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关中地区霍乱大流行,并波及全省。疫病导致死亡数十万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
陕西人口1100余万人。
1949年
年末全省人口总数为1 317.3万人,其中男691.85万人,女625.46万人。总户数263.5万户,户均5.0人。人口密度64人/平方公里。
民国陕甘两省加起来有1600万人,如果合并宁夏青海,估计要2000万冒头。
适合服兵役的在600万只多不少。如果征召40万人入伍不会影响生产。每年还有五十万男性步入服役年龄层,足够补充当年死残失踪士兵。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3 21: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为何花六年造“美龄宫”?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418.html

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后,住在南京的中央军校校长公馆 。1931年,宋美龄看上中山门外小红山的风景,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俄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①随后,蒋介石向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拟在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获得同意。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该别墅也就被称为“主席小红山官邸”。
别墅的具体建造,由南京市工务局负责。1931年3月,工务局局长赵志游致信总理陵园管理会,告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需要陵管会让将住在当地的警卫人员迁走,以便破土动工。陵管会委员孙科、林森等批复同意,工务局遂和建筑商“新金记康号”签订承包合同,正式开始建造。②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小红山官邸的建造并未受到影响,往来公文中仍多称之为“主席官邸”。事实上,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紫金山南麓的“桂林石屋”为官邸,从未介入该别墅的具体建造。
工程进展顺利,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已完成大半。但是1932年6月,南京《民生报》突然刊发报道,称小红山主席官邸需要100万元,为筹措经费,现在由财政部每月拨款3万元。时值国势内忧外患,消息一出,舆论哗然。③新任工务局局长余籍传着手查账,发现工程确实“超过原预算甚巨及加账四万余元,均未经呈准”,遂建议停工并追查原因。工程原本预算24万元,当时已超支12.56706万元。《民生报》所报道的官邸预算数字虽然夸大,但超支甚多也确属事实。受此风波影响,1932年9月,南京市长石瑛致电蒋介石,建议工程已付款的部分继续,其余可以停工者暂行停工。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④
由于官邸建造只是部分停工,蒋介石在1933年1月又致信石瑛,指示先把到官邸的马路修好,以方便尽早种树。时任总理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长的傅焕光也致信石瑛,说官邸种树筑路之事,“蒋委员长一再面催”,“惟种树开工,须俟贵工务局将路基做成,并将官邸四周土地填平,方可着手”,催促市政府加紧修路。傅焕光还提到,“蒋委员长交下军需署一万元领条,作修建小红山马路之用”。这是蒋介石鉴于预算不足,从军需署拨付了1万元,作为修路费用。石瑛给傅焕光回信称:委员长的“一万元领条”收到,但修小红山公路的预算“需洋二万六千五百元”。至于道路工程,按照原计划,车辆要经过官邸南部,但宋美龄“颇嫌喧扰”,只好“另行测量计划”,再“呈蒋夫人核定”。需要变更道路的问题,当时也呈报给了蒋介石。⑤
图是1934年《建筑月刊》披露的小红山官邸工程图。虽然不知当日宋美龄对道路问题的具体指示是什么,但从这张工程图中,可以看到,公路确实没有走中央直线抵达别墅南部,而是以椭圆形向两侧伸展,尽可能与别墅拉开距离,其终点也在别墅北面(停车场被设计在北面),确实解决了宋美龄所谓的车辆经过官邸南部“颇嫌喧扰”的问题。换句话说,别墅这种酷似“项链”的道路、树木布局,很可能正是遵照宋美龄的要求,进行公路改线的结果。
建造过程中,宋美龄还对装潢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对于小红山官邸,“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出主意、作指点,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休整好几次……屋内的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以及其他众多的大小房间的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实施,又常加以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浅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
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有类似回忆,小红山官邸在建过程中,“曾经一度变更设计图样,内部装饰也一再改变。大体建成后,宋美龄认为不合适,又改变色彩。”⑥超支经费中,包括卫生暖气费6.3万多元,彩画1.2万多元,电灯、电铃费0.48万多元,杂项费用4.5万多元,大约同宋美龄对装潢设计的挑剔有很大关系。
因为经费超支,官邸即将竣工时,监察院介入其中。1933年,监察院下属审计部的第82次审计会议上,对“南京市政府领付小红山主席官邸建筑费与原案列文数目,实已超越,如何办理请核示案”,决议为“函询财部”。不久,又决议“函财政部办理追加手续,支令退还”。也就是要求财政部向南京市工务局追索缴回预算以外的支出。
面对监察院的审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选择将经费超支的责任,推诿给南京市工务局,指责该局在编“概算”时玩忽职守。中政会的决议认为:“该项建筑事先非无计划,该承办机关京市工务局竟不予动工以前,编具概算照章送核,殊属不合。为顾全事实,拟姑照主记处所拟数目,通融核准”。这意味着,中政会承认既定事实,同意报销超支部分。中政会既有决议,监察院也只好放行,表示“自应照办”。⑦
不过,中政会决议中,准予报销的总额是31.65万元,还剩下4万多元支出没有着落。“新金记康号”等承包商几次给蒋介石写信,希望能尽快拨付工款。几经波折,直到1936年2月,蒋介石从参谋部拨款3万元给南京市工务局;1937年春,南京市财政局又清付了剩余尾款,小红山官邸建造工程才彻底宣告结束。⑧
因为各种拖延,1932年已基本完工的小红山官邸,直到1936年六七月才验收。宋美龄看过后,还曾要求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给予加固。⑨这样一来,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蒋介石、宋美龄住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很短,如侍卫居亦侨所说,他们“难得在此起居,只是有时在此接待宾客,举办宴会或舞会。”抗战期间,小红山官邸遭到很大破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对这里进行了修复。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曾在小红山官邸发下誓愿,若能抗战胜利,就在此建一座礼拜堂,以感谢上帝。1948年8月,蒋介石主持了献堂仪式,小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3 21:37: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之间产生了大量战争赔款以及欧洲各国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18年至30年代初,绝大多数国家被迫放弃了政府发行的纸币可兑换黄金的货币体制,在这些国家内都出现了纸币狂贬和金价暴涨的局面。到了30年代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金本位制”彻底崩溃,于是各国纷纷加强了贸易管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进出口。
最后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和英国也抵抗不住这个趋势了,英镑和美元最后也脱离了同黄金的原来比价关系。1931年英镑相对黄金贬值30%,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法令禁止私人持有黄金,并把美元贬值40%,此时1盎司黄金价值为35美元,既1美元可以兑换0.89克黄金。并且规定只容许中央银行及各政府之间进行黄金交易活动。形成了新的美元兑换制度,用美元可以在联邦储备局兑换黄金。
发表于 2017-11-25 05:44:1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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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5 05:44:3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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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22: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23192376_148927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讲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蒋介石初入上海时,为了获取资金开始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但随着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上海资本家采取政治抑制政策,以及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绑架勒索,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和斗争:他们依靠宋子文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反对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要索和军费开支。然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抑制和经济打压下,上海资本家被迫沦为政府的附庸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介绍:
帕克斯•M.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美国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1975—1976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执教,1976年至今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任历史系教授。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日本新秩序下的中国资本家》等专著。
书摘正文:
推荐序:一个阶层的速朽
李德林
1927年3月26日,一位不速之客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卫之下,抵达了上海滩巨富虞洽卿的府邸。
虞府上下陷入恐慌之中。虞洽卿将这位不速之客迎入客厅,非常客气地让来客落座后,自己才战战兢兢地坐下。没错,来者是自己的浙江老乡蒋介石,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新贵,凭借着北伐的军威成为权倾天下的头面人物。
虞洽卿现在是红极上海滩的浙商领袖,在见蒋介石之前,虞洽卿被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吓坏了。在见蒋介石之前,虞洽卿跟国民政府已经有16年的交情。在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曾经在上海提供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捐款给临时政府。
第2页 :序
蒋介石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希望虞洽卿能够出面游说上海的名商巨贾们,资助自己跟武汉国民政府决裂,由南京国民政府一统天下。虞洽卿跟蒋介石交情匪浅。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当年,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虞洽卿跟政治上失意的蒋介石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不过,那个时候,虞洽卿是交易所的老板,蒋介石只是交易所的“红马甲”。
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后,整个上海滩陷入恐慌之中,市场秩序一片混乱。蒋介石走进虞府的那一刻,国民党同共产党在名义上还是政治盟友,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势力成功地影响着国民党左翼。无论是南京还是武汉将来一统天下,虞洽卿担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力量会进一步令整个工商业陷入萧条。虞洽卿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上海滩的工商业阶层利益。
商人同政治家在上海结盟了。
蒋介石用商人们的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剿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令虞洽卿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清剿商人们忌惮的共产党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军队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暗中同青帮头目杜月笙做了一笔交易。杜月笙的帮会兄弟清剿共产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界迅速地掌握了劳资关系的话语权,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商界从此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青帮是活跃于江浙漕运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同杜月笙结盟的一个核心是要控制上海商界。
上海曾经只是两江的一个小县城,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都是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商埠。以广东、福建为首的南方商帮在遭遇战火之后,广州、厦门的国际贸易形势日趋恶化,他们随着国际势力北上,最终在外国人的租界里东山再起。上海逐渐成了国际贸易活跃的港口城市,江浙商帮纷纷离开宁波、杭州、南京、芜湖,涌向上海滩。
各地商帮云集的上海逐渐成了政治集团不容小觑的商业势力。胡雪岩资助湘军领袖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召见这位急公好义的商人,赏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随后,控制了铁路、轮船、钢铁冶炼、银行、邮政体系的大商人盛宣怀位极人臣。曾经地位卑贱的商人同政治结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以胡雪岩、盛宣怀为首的一批富商巨贾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商人们。
在满清的最后岁月里,商人们的财富势力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势力。除了胡雪岩、盛宣怀用财富换取官场顶戴这一种形态之外,还有以商业力量联合来左右权力中枢决策。1900年,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溥儁为大阿哥,以经元善为首的千名上海商业精英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废黜光绪皇帝。随后的满清改革过程中,上海的商业精英们逐渐渗透到政治之中,甚至在最后的宪政改革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商人阶层崛起之前,中国一直是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相互作用,这种稳定的三角政治生态使庞大的基层社会保持着长达两千年的、难以想象的稳定,每一次发生大的动乱,固有的超稳定系统总能快速地进行自我修复。曾经无组织的商业在晚清历经几十年的不断发展,组建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势阶层,开始通过谋求政治庇佑商业利益,这种诉求迅速破坏了固有的超稳定系统。
慈禧太后去世的当年,满清的经济状况已经恢复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水平,国际贸易每年出超额高达1.2亿两白银。随着商业越来越发达,商人们需要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来保护商业利益。上海滩的商人与其他内陆商帮有着更特殊的烙印,他们在寻求国内政治庇佑的同时,同国际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满清宪政改革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公司律》。在预备立宪的议员中,商人已经成了一股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同新生的商业阶层共同作用的革命,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拥有商业力量的同时,拥有无法准确评估的政治影响力。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为何在辛亥革命中无法内生修复呢?一直被政治轻贱的商业成为一个阶层后,成了封建体制的外界最重要的破坏力量,导致封建体制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系统无法快速修复,以至于在美国餐厅听闻武昌起义的孙中山当时都对革命的未来相当悲观。
两手空空的孙中山回到上海,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希望同商业精英们结盟,在南方形成一个有商业支持的新兴政权,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进行讨价还价。非常遗憾,上海的商业掌控在北洋势力手上,那位满清掘墓人盛宣怀的庞大工商产业都成了北洋砧板上的鱼肉。上海商业的精英们最终倒向了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包括那位曾经秘密帮助同盟会的虞洽卿。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快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清迅速崛起的上海商业精英们很快发现,辛亥革命没有换来商业阶层新的政治话语权,相反最终沦落为北洋集团赌桌上的筹码。以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为首的政客们轮番上阵,将上海商业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钱袋子,虞洽卿也是其中的一个倒霉蛋。商人们涌入拥挤不堪的租界,他们希望国际势力能够庇佑他们。
当蒋介石将军的军队挥师北上时,上海滩的商人们一度将北伐军视为可以保护他们的正义政治势力。当北伐军一路北上,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势力令商人们相当忌惮,上海的工会成为无产者向商人们进行劳资谈判的阵地。上海滩的商人们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调整劳资关系。当然,上海滩的商人们跟蒋介石结盟,希望恢复北洋势力夺走的商业阶层政治话语权。
蒋介石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左翼力量越走越近,已经成为蒋介石天下一统的绊脚石,而自己的军队无法进入租界直接让上海滩的商人们掏腰包。蒋介石只有屈身密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人,答应他们清除共产党势力,获得商人们的政治献金。不过,蒋介石的军队无法真正控制租界的商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代理人将商业阶层变成南京政府的附庸。
青帮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他们庞大的底层组织遍布租界,绑架、勒索是青帮的拿手好戏。蒋介石并不担心同青帮结盟会令未来的局面失控,作为秘密社团组织的青帮,蒋介石随时都能以法治的名义进行铲除。更让蒋介石心安理得的是,清除共产党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让青帮这样的社团力量出面,可以保全南京政府在国际外交中的政治颜面,还可以实现政府同上海商人结盟的政治承诺。
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给上海滩商人种下了堕落的苦果。
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商人虞洽卿们缺乏政治眼光。共产党只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对手,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是对手如林。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有着太子的光环,太子党们对政权虎视眈眈。国民党的元老汪精卫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当成自己的对手,没曾想这个慈溪的小混混居然一步登天。同盟会元老胡汉民也一度成为孙中山接班人的热门人选。文官集团的大佬们都在密谋让蒋介石滚蛋。
北伐提升了蒋介石的威望,文官集团的官僚们并不买账。在军队,将宣统皇帝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将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学良,尽管他们先后向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信誓旦旦,希望效忠于南京政府,可是他们手上的军队从来就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手握枪杆子的将军们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放在眼里。
在同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的较量中,蒋介石需要强大的资金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军事地位。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报告中,也屡次提出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力,甚至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工商业发展规划,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了有效地执行政府的决策,蒋介石任用他认为可靠的亲属执掌政府的经济大权。小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分别管理着财政部和央行这两大经济管控部门。
在蒋介石看来,同青帮结盟后成功控制了上海滩的商人,包括那些躲在租界的富商巨贾们。亲属们只要有计划地执行南京政府的决策,包括上海滩在内的整个国家商业阶层都会成为政府造血的机器。蒋介石甚至希望通过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同国际接轨。不过,蒋介石的对手太多,南京政府的财政绝大多数都向军事倾斜,文官集团成为军事集团的勤务兵。蒋介石的先军政治催化了文官集团的腐败。
蒋介石的小舅子、连襟们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官二代们垄断着国家重要的工商企业,而国有产业经营却一塌糊涂,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无论是小舅子宋子文也好,还是连襟孔祥熙也罢,他们无法通过官二代们经营的垄断产业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输血,他们只能将手伸向庞大的商业阶层。上海滩的商人们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宋子文毕竟是文官官僚,他希望蒋介石对商人们采取柔性的政治策略。上海滩的商人们把宋子文当成了南京政府正义的政治势力,他们通电国内商业组织,希望联合起来让南京政府解除不合理的国税和省级税收。上海滩的商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南京政治的局势,蒋介石需要化解文官集团、军事集团的内部矛盾,同共产党决一死战,岂能让宋子文成为商人们眼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呢?
上海滩的商人们试图通过宋子文来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当初不惜跟青帮结盟,就是要完全将商业阶层置于政府的完全掌控之中,岂容商人们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蒋介石让更具有山西商人特性的孔祥熙对付上海滩的商人们。在经济萧条的艰难时刻,孔祥熙大发公债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商人们的愤怒溢于言表。这正是蒋介石希望看到的结果,孔祥熙一步步将以银行为首的金融工商业企业置于南京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
一个崛起于满清覆亡的新兴阶层,曾经在宪政改革的舞台上拥有相当话语权的商业精英们,在辛亥革命后逐渐沦为政治家们的赌局筹码。尤其是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以上海滩为首的商业精英们,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疲于奔命,他们既无力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更没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完成商业现代化,他们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高压中,逐渐成了政治的附庸。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完整地再现了蒋介石进入上海之后,上海滩商业阶层的速朽图景。上海滩商人的沉浮是全国商业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崛起于专制时代,终结于专制时代。蒋介石的诡计抑制了商业的正常发展,让南京政府错失了商业现代化的良机。商业成为政府的附庸后,成为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腐败的温床。
在为商业阶层种下苦果的同时,蒋介石为自己的政权种下了苦果。南京政权的大小官僚们,都将商业当成了唐僧肉。蒋介石一度搞“拍苍蝇打老虎”的反腐,可是面对垄断国家资源的那些官二代们,蒋介石的反腐干吏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海滩的商人们都嘲笑蒋介石的反腐是骗人的把戏,在他们看来,专制政权的反腐败只是回光返照的挣扎而已。蒋介石在他的总统官邸中一声长叹:反腐亡党,不反亡国。
上海商人同蒋介石专制政权的恩怨情仇已是满面尘灰,不过这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商业的游戏规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商业同政治媾和,商人试图赚取权杖上的利润,得之兴旺发达,失之家破人亡。百年的商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权杖上的利润只是一项短暂的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建立政治和商业的防火墙,杜绝商业成为政治的腐败温床,国家的商业现代化才会按照经济的逻辑实现。
是为序!
2014年12月14日 于北京
第3页 :前言
第二版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撰写本书时,我自觉在书写中国历史上一段已经过去的时代。不论资本主义企业在国民党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已没有它的一席之地。然而,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似乎比六年前首次出版时更合时宜。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的剧变。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程中,政府重新在经济中引入了市场力量,允许存在少量私营企业,甚至准许外国公司重返中国。在国有部门,政府扩大了企业管理者的权限,允许他们自行决定产量和价格,自寻销售渠道,自定工资和奖金,并自留利润。
本书提到的许多资本家(或其子女)东山再起。例如纺织业巨头荣宗敬的儿子荣毅仁*,1949年后留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其家族的部分纺织厂。大跃进后,荣毅仁一度失了风头,但邓上台后他也复出,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重要人物。
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尚未定型,改革或会夭折。然而,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与1949年之前何其相似乃尔,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工厂管理者的滥权也常常成为中国国内批评改革的焦点:他们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发放奖金,营私舞弊。这些指责竟然与20世纪30年代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批评如出一辙。将来或许会有学者比较清末官督商办企业、南京时期的半私营商社和邓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与香港的未来之相似也意味深长。1949年,上海许多大资本将其企业和财富转移到了香港,如今这块英国殖民地即将归入中国,局面颇似早年国民党初到上海之时。1927年之前,上海有非常开放自由的实业体系,很像现在的香港。那个年代的国民党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不大提及。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但邓执政时期资本主义企业再次浮出水面。最后,在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和今天的香港,外国资本都增加了政府—企业关系的复杂性。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香港如何相安无事,目前仍是未知数。总之,本书或能帮助读者认识当代中国——这是笔者完成这部论著时的初衷。
本书提及的历史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论。理查德·布什(Richard C. Bush)不久前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纺织业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他在文中对我的好几个观点提出了质疑。总体上说,布什认为我低估了纺织业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他认为蒋介石在1927年的确采用了强硬手段,但这一时期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他指出,当时荣宗敬面临被逮捕并没收财产的危险,但他利用与国民党铁杆人物吴稚晖的关系,只买了少量政府债券就安然过关。据布什记载,1934年,荣和其他实业家成功抵制了对面纱加税,吴稚晖的关系再次发挥了一些作用。
不过布什的研究与我的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也承认荣与吴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点能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布什指出,尽管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权”,但“掌权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因为商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核心之外”。
约瑟夫·费乌史密斯(Joseph Fewsmith)的新作在1890年以来上海商业组织的发展背景下探讨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他指出1927年的压榨财产风非常重要,但我和布什都没有看到其中的模式。对商人的打击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看准了商人圈里的几个群体,清算旧账的同时,也讨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虞洽卿一派。费乌史密斯在其研究中详细探讨了党国关系的理论,认为蒋介石的胜出意味着国家战胜政党。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0年上海商会的重组。他对这一时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原有的总商会精英是重组的赢家,中下层商人和国民党组织则是输家。他认为经过重组的新商会表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社团主义模式。他依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理论,认为政府给予商会“法定的专有权,保证其以代表身份参与决策,以换取商会接受某些行为限制”(施密特语)。
费乌史密斯说,就这样,尽管商会仅仅是上海商界精英的一派,即虞洽卿的那一派,却在1930年获得了独家代表的资格。费乌史密斯认为上海商业界的领头人物并未因此接近权力。威权政府本来就没打算启用社团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是用来消除社会动员的。于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商人组织(以及其他中间群体),其作用不是向政府上传舆情、参与国是,而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
关于南京政府与社会一部分之关系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布莱德雷·盖瑟特(Bradley Geisert)的博士论文。其研究对象是1924年到1937年间江苏的乡村精英。盖瑟特在其论文中指出,罗伊德·伊斯特曼(Lloyd E. Eastman)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刚愎自用(我在本书结尾也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他在《国民党统治多元说初探》一文中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大量引用布什的研究成果,指出“城市商业利益集团常常能够有效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认为国民党统治不考虑商人意愿的观点不能成立”。他说,“商人无数次强迫国民党政权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和意愿。”
盖瑟特因此认为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而不是自用。国民党政权不是一块巨石,而是包含“多个决策节点”,每个节点都受制于不同的外部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就这样以复杂的方式对政权施加影响。
《中华民国》1984年2月号就盖瑟特对伊斯特曼的质疑展开了激烈讨论。伊斯特曼仍坚持自己关于国民党社会关系的观点,盖瑟特和费乌史密斯也重申了他们的立场。伊斯特曼认为布什和盖瑟特的证据并不能真正驳倒“自用说”。他承认荣宗敬等资本家有时确如布什所说,能够利用个人关系获取政治利益;地主也确如盖瑟特所说能以其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但伊斯特曼指出,自用说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外部压力。所谓自用只是说“那些(外部)影响不足以成为政府的责任,也不足以防止政权内的人在统治时以扩大自身权力、地位、财富为首要目的”。
伊斯特曼认为约瑟夫·费乌史密斯以“威权—社团主义政权”总结南京政府很有见地,但终究不完善。他认为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恰恰没有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或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那样的社团主义组织。他认为费乌史密斯在“事实与其先入为主的观点之间穿凿附会”。
综上所述,自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学界对国民党时期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又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争论。尽管布什、费乌史密斯和盖瑟特使我们对南京时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仍然坚持我在第一版所做的结论。当然,确如布什所说,纺织业企业家利用个人关系使政府行为有利于自己。但正如伊斯特曼所言,这种偶一为之的影响并未给政府添加任何制度化的责任。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人虞洽卿也确如费乌史密斯所说,在其商业对手受到政府打压之时,反而从政府获利。然而我认为费乌史密斯对商会事件的分析并不能服人。其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他对商会重组的研究止于1930年,没有全面涉及20世纪30年代商会的角色。我倒认为商会在商业界其实没有多少权力,既不能主张商业利益,也不能作为政府的间接代理压制商业利益。
最后,我不接受盖瑟特的“多元说”。政府中或确有多个“决策节点”,但这些“节点”对外部压力能做多少回应呢?资本家对政府政策只有偶然的影响,政府及其行为掌握在蒋介石和军队手里。关于南京时期政府与商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激烈争论无疑还会继续。学者到中国做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爆发态势,新的研究路径也随之出现。例如中国最近出版了1927年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记录,以及永安百货的档案。将来或有可能对某一公司进行研究,如永安公司或申新纺织公司,详细研究这些公司的组织、人员、利润和政治关系。如果可以看到会议记录,就有可能研究上海总商会等商业实体的机构历史。这些新研究将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序 言
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的年代中,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子。特别是1895年以后在同西方接触的刺激之下,出现了现代的贸易企业、西式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办的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竞争暂时减弱,为中国现代经济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机会,因而使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代经济虽然规模还比较小,但由之而滋生的现代商业阶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却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新因素。
资本家在上海是最强大的,那里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中国贸易、工业和银行业的中心。在20世纪最初动荡的十多年中,以一批坚韧不拔的领袖人物为首,上海资本家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成了上海资本家的机关。当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时,这批资本家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及其同盟者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以后,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发动侵略而受挫为止,这十年中它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关于这个时期的南京政府,从30年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一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认为国民党政权和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例如长野在1931年写道:“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的影响已经显著增长了。中央政府不取得这些势力的支持就不能存在,……资本家左右着政府的政策。”11933年鲁斯的《幸福》(Fortune)杂志说,南京政权主要是建立在和上海银行家联合之上的。2左翼编辑斯潘塞在1934年写道:“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和城市的实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地主之上。”3巴尼特1941年在一篇为太平洋学会撰写的文章中说,1927年后“一个前进的但反对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了执政的国民党重要的激励和支持”4。
现今仍有相当多的作者重复着这种论点。穆尔虽然把着重点放在农村地主阶级,但也认为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一部分旧有的统治阶级和城市的新兴分子两者的融合”5。外交官朗宁在1974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把南京政府说成蒋的军事将领、陈氏兄弟和“有势力的上海金融和商界人物的联合体”6。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官,还有政治评论家,对国民党政权经常持有这种概念:南京政府同新兴的城市资本家密切联合着,这批资本家和农村地主共同构成了蒋政权的社会基础。这种联合的论点显然认为南京政权代表的主要是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则能对政府起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论点则是:这两个集团间的关系,事实上其特点是政府极力从政治上使城市资本家俯首听命,并从现代经济中榨取利益。南京政府的政策,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这种作用加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地位,并且有利于列强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的意见,南京政府任意予以抹杀,并且事实上企图把这些组织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资本家作为政治力量是被抑制的,而到1937年他们就成为政府的附庸了。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
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蓄意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一直到后期,南京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地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而且即使在后期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倾向。政府和资本家都强烈敌视共产主义。因此,资本家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并非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及其对资本家的需索。
南京政府是1926年7月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北伐的最后成果。可是,该党的革命运动在1926年并没有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孙中山遗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商人和劳工,军人和学者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员,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当北伐从广州开始时,中国似乎处于三项革命:政治革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建立强大的国民政府,其内容是最简单明白的。国民党号召用武力打倒军阀,缔造一个能坚强有力地控制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全国政权。政治革命的成功将结束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
党的第二个激励人心的目标是反帝革命,即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外国人控制了将近一半的中国现代企业、国际贸易和现代银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外国政府利用债权控制北京,操纵中国海关、盐政和邮政。然而最令人激愤的是种族歧视通行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不少公园、游乐场、戏院和学校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些情况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反帝情绪,接踵而来的便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北伐正是趁着这股激烈的反帝浪潮展开的。于是出现了包括收回汉口英租界和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内的对外国人和外国特权进攻的事件。
北伐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暴动。中国农民和工业无产者都是这项运动的潜在势力。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就已在这些团体中从事群众运动,以激发他们的革命潜力。党控制的工会很有力量,国民党农民部组织的农民协会则号称代表了八十万农民。7然而直到北伐时期群众运动才真正如火如荼。强有力的工人武装实际上掌握了武汉和上海的控制权,农民协会则发展迅速,以湖南最为显著。
群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支援北伐,并不是煽起阶级革命。可是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左翼(例如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书记)。正因如此,在北伐的热潮中,群众运动日益激烈,出现了社会革命的幽灵。这种趋势震惊了许多国民党人,于是在中国中部取得胜利时,党内开始分裂了。那些反对社会革命、担心共产党人将控制党的人们,就穈集在蒋介石及其在南京建立的政权的周围。激进派则在武汉组织了政府。蒋占了上风,镇压了群众运动,从此国民党政权就坚决反对社会革命了。
1927年的这些事件对于国民政府十年南京政权特点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蒋介石的胜利还没有全部完成,社会革命的幽灵仍然存在,共产党人撤退到分散的各个角落,从那里继续发动农民阶级。蒋执意要消灭这个威胁,从而,内战就成为南京政府贯彻始终的特点。1927年的分裂也削弱了国民党的实力。清党把许多最有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清除了,党和政府机构让一批自私的官僚控制着,8总之,作为革命变革工具的国民党被削弱了。
南京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它离开了农民阶级。国民党简直没有做过什么组织农民,或者实行改善农民命运纲领的事情,在南京笼罩着反共产主义的气氛中,农村改革的主张受到了怀疑。因此新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南京政府缺乏创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要素——全民的政治动员,因而它行使权力基本上只能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部门中聚敛而来,从传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在全国国民总收入中,现代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例如,1933年仅仅占12.6%,既然如此,农业经济本应可以为南京提供一个强大得多的财政基地。9可是,开辟这个财源,就必须有一个统治巩固的农村地区,而这正是南京所缺乏的。
1927年的种种事件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帝力量。国民党收回主权的策略,是一种既对抗又谈判的混合体,尽管北伐时期反对列强的暴力行动曾经一度非常迅猛。几个国家派遣了军队来到上海,而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后,存在着外国干涉的可能。当南京和武汉发生分裂之际,蒋面临着敌对政权的严重挑战。他认定不能冒两面作战的风险,于是就采取了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南京并没有放弃消灭帝国主义特权的追求,只是企图通过谈判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取得了一些胜利,有所收获,例如恢复了关税自主。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基本结构毫无改变。国民党对付外国势力特别软弱无力,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基地都在沿海城市,帝国主义的力量在那里是最强大的。整整十年之中,南京不得不屡屡变更政策来顺应列强的压力,即使显然属于内政方面的事项。例如决定中国国内的卷烟和棉纱产品的税率,外国势力也是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1926年国民运动是为谋求政治、反帝、社会这三重革命的话,那么到1928年它所进行的就只是政治革命了。它反对社会革命,便转而以谈判的手段来结束帝国主义特权。在十年之中,不管怎样,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力求把全国置于他们管辖之下,并加强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政府曾表示决心要通过经济的、教育的、科学的和工业的现代化来建立强盛的民族国家。国民党人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并在统一币制和取消厘金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南京政府的成就被很多失败抵消了。国民政府为严重的弱点所困扰,面临着重重障碍。它未能达到国家统一的目标。
使南京政府建设国家的努力受到损害的是折磨着国民党的政治上的分裂。南京政权硬是被等同于蒋介石个人;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通常被视为他个人力量的扩张。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政治上的兴起是比较晚的,他招致了众多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手。孙科、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党内人物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军界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虽然都曾表示效忠于国民党,但实际上其统帅的军队却不听命于蒋和南京。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对手不断向蒋统治的国民党政权挑战。蒋为了分化他的敌手,常常和他的一些对手携起手来,但又不愿同他们分享权力。结果是蒋和其对手之间不断发生混战,简直和军阀年代的政局一模一样。
蒋介石在这些内战中一般都是胜利者,并且在这十年中南京的权力逐渐伸展到南部和西部。然而这些成就是花了高昂的代价的。加上反共战争在内,这种国内的动乱耗尽了政府的元气和财力。蒋把军事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工作束之高阁。
无能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削弱了南京现代化的努力。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里。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干和创见。蒋往往任用亲属充任要职,对于有重大贪污舞弊行为的人员,只要忠诚于他,也予以容忍。
在发展现代经济方面,南京政府所起的作用说明了折磨这个政权的问题所在。国民党在理论上强调发展经济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十年之中,政府曾经发表了一些报告,举行了一些会议,并公布了一些发展现代经济的计划,结果却是有限的。可以利用的钱很少,因为南京有限的储备都首先用于军事。蒋的亲属指挥着大部分的经济事业,往往利用他们的官职谋取私利。政府企业往往由于经营不善和冗员过多而遭受损失。因此,南京政府所做的努力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南京政府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薄弱的财政基础,这是它对农村地区控制得很有限的结果。例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占国内生产的2.4%,这在现代政府中是极低的水平。对照来看,19世纪晚期日本明治时期的当政者经常至少掌握着日本全国收入的10%,因而他们能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10南京政府即使拥有精干的、有革新精神的和组织完善的行政机构,并且以相当数量的政府收入投到发展规划中去,其结果也未必能在南京政府时期内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年中经济上无所增长,而是说另有原因。经济学家张长治认为,从1928—1936年时期包括满洲在内,中国现代工业每年的增长率为8.4%,11我虽然认为这种估计太高,但确有重大发展。)总之,国民党在政治革命方面的成就——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政府——由于内战、无能的行政机构、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继续起着作用,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无力控制,使这种成就受到了限制。蒋的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向他权力挑战的那些军事和政治力量,既没有足够的钱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力量用于其他方面了。
如前所述,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本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资本家害怕激进的工人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介石和武汉的决裂。可是,这个表面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南京政府和资本家之间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蒋介石频繁发动战争,造成了财政方面的超额需要,这些需要几乎全部都落在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头上,而这些经济部门有一半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市是蒋介石生死攸关的财源所在。所有其他重要经济中心——天津、广州、武汉、北京、沈阳和青岛,在1927—1937年间有时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政权控制之下的。因为上海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1927年10月后,南京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使蒋得以凭借财政上的优势来打败这些地方势力。然而上海资本家对于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以大量的收益供给了南京政府,新的捐税和强迫摊派的贷款往往使资本家确实处于困境。这样,1927年春他们对蒋的同情很快就消失了。
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态度是资本家和政府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很多资本家出身于买办,但是20年代后期他们感受到了现代经济部门受制于外国人的压力。外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比起中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来,一般有较多的吸收资本的机会和较强的国际联系。后者愈来愈感觉到外国人是他们发展的绊脚石,期望国民政府能限制外国人的特权。南京政府却不仅以秘密谈判的政策扑灭了这种期望,而且在很多事例上表现出对外国人利益的照顾超过中国人。例如,南京政府对某些工业产品的税率,其加于中国工业家的负担重于外国工业家。又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在和政府谈判税率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然,南京政府本可给中国工业家减低税率,以便他们和外国公司竞争时拥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对岁收的需求压倒一切,他没有这样做。有效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可能实施。南京政府在基本上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却用它来尽量扩大海关税收,而并不用来限制贸易。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
资本家希望在南京政府中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和政府冲突的第三个原因。1927年前资本家在政治上曾经是活跃的,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还能如此。他们为在党内有直接的代表和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而呼吁。资本家的组织,如商会、银行公会,曾经企图用电报、请愿甚至以威胁停付各种税金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上的愿望。他全力贯注于控制政治,不允许任何阶级或政治团体发展成独立的势力。资本家由于对南京政府提供资金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特别危险。结果蒋介石以迅速的行动把资本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商业团体有的被改组,有的被取消,有时用强力手段,使他们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国民党还保持着其在国共合作时期采取的反资本家理论。虽然南京并没有什么趋向社会主义的行动,这种理论用来剥夺资本家在党内或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却是有用的工具。
国民党政府在驾驭资本家方面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困难:许多银行、商店和工厂都开设在南京权力达不到的上海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和上海横行不法活动的地下帮会势力结成联盟。这些帮会分子使用绑架、勒索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尽管蒋介石为了攘夺上海的财富,需要采取这种手段,却招致了恶劣的副作用。同黑社会的勾结,产生了一种恶浊气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为他们的奔走效劳而索取酬报;他们的头目获得了经济权力,而且助长了上海本已存在的投机贪污之风。
总之,认为南京政府时期上海资本家是和政府密切联合的论断是必须加以否定的。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同样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之间却是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外国经济利益的公然照顾,使资本家在政治上处于软弱无力地位的决策,以及对黑社会组织的利用,这一切全都证明了上海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所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南京政府同资本家的关系倒足以说明资本家或任何其他城市社会阶级,都充当不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南京政府主要依赖它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是一种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它们,而不是收买它们。
第4页 :第一章 上海资本家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 上海资本家的起源和发展
当1842年英国军队攻占上海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口的繁荣的商业中心。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地区,却也只是长江下游几个这样的城市之一。八十五年以后,当国民党在这个地区建立统治之时,上海的人口已增长至三百万,不仅在长江流域而且在全中国已是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了。这个重大变化是同外国接触所引起的。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为商埠后,上海就迅速代替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口岸。中国的一半人口和许多出口产品如茶叶、丝都在长江流域。上海作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港口,具有在商业和贸易上超过其南方对手的巨大优势。
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商人看到这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既拥挤而又缺乏吸引力,于是在它的北面郊区另建他们自己的聚居区。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让出这个地方的主权,但因为治外法权的缘故,这些外国居留地就实质上独立于中国的管辖之外了。约在19世纪末,上海事实上已发展成为三个分立的市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地区。公共租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区,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这个机构由外国纳税人和除了法国之外的各条约国领事中选出。法国是自愿另行划定一个由其领事直接管理的租界。
这些地区最初是为了外国人经商和居住而建立的,没有多少当地居民。但是当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这个地区时,大批中国人拥进了外国租界,租界由于有治外法权和外国军队,成了起义浪潮中一个平静的岛屿。到1864年,约有五十万中国人居住在租界,外国人却只有一千人左右。太平天国以后的几十年间,尽管中国人流入租界的速度已经放慢,这种结构仍然没有改变——租界内的外国人口始终只占租界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增加多少。这个中国的城市却大部分为洋人所掌握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1895年以前,贸易和商业一直是上海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一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各条约口岸开设工厂,于是上海的经济进入了新的工业时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又便于取得原料,而且有强大的商业和金融基础及周围地区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上海成为中国在工业生产上远远超过其他各条约口岸的最大的工业中心。由于它在经济上有这些新的因素,上海就从1895年的五十万人口再次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将近三百万人口的规模。邻近公共租界的北面出现了包括闸北区在内的产业工人和劳工的居住区。
上海不仅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它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来往接触的集中点。在上海,尽管中国人占了压倒性的多数,但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本土。这里的中国人是比较西化的,仿效外国的思想、技术和经商本领,上海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广泛得多。这个城市处于20世纪初涌现出来的“新中国”的最前线,近代书刊、青年运动、无产阶级,尤其是资本家全都蓬勃发展起来。促进这许多重大变化的最初动力可能是外来的——例如主要是由西方企业家开创的国际贸易、现代银行、工业企业,但一个中国的商业集团逐渐出现了。
首先是由买办发展起来的新兴商业团体。起初买办只是西方的商行在中国经营商业的代理人。《南京条约》废除了公行垄断制度(清政府只允许指定的商行进行贸易——译者注)后,外国商人感到他们在中国市场可以自由做生意,但是不懂中国话,不了解当地商业惯例和经济情况,于是他们就雇了一批中间人来替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许多买办发了财并成为有势力的大企业家。他们不仅具备中国经商的实践知识,而且也能学会西方经营商业的方法。结果,买办往往转移到近代的银行业、航运业和发展工业的领域,而20世纪许多现代资本家就是从买办出身的。
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主要由较大的西方金融业于19世纪后半期设在上海和香港的分行所掌握。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中国商人,感到与外国银行直接打交道很麻烦,宁愿通过本国的金融机构去办理。19世纪中叶,中国固有的金融机构有两种主要形式,即山西的票号和上海的钱庄。前者是当时最主要的形式,并和国家政府有紧密联系,面向内地;后者规模较小,但大多和商业及沿海贸易有关。在发展上海银行业方面钱庄曾经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并不奇怪的。
在上海开埠以前,宁波曾是长江下游商业银行业的中心。当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始发展成为国际口岸时,宁波的钱庄老板们很快注意到投资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潜力,就在上海开设了他们的钱庄分号。这些钱庄多半和一个或几个外国银行发生密切的联系,因而得到很快的发展。中国商人和钱庄打交道,外国商人和外国银行打交道,这样钱庄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就成为关键性的环节。
钱庄保持着不同于西方银行的传统特点。这些商号通常为一两个人所有,负无限责任,某个特定银行的主顾一般和钱庄老板有某种私人关系,贷款凭个人信用,不需要担保。6那些仿照西方经营方式的现代化银行(有限公司,不凭个人关系,有抵押的贷款)在中国发展得很慢,直到1897年才设立第一家银行。新式银行既面临着和它们性质相同的外国银行的竞争,又和中国商业界不相适应。但是,到了20世纪,现代银行多少由于为政府筹措经费、弥补亏空的缘故,发展得很快,并积累了大量资产。1921—1928年间,上海现代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一倍。7尽管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日常商业活动还是受到诸多限制;直到1933年7月,上海钱庄每天的交易额比新式银行多达五倍。
虽然外国竞争是激烈的,中国的工业家也开始从事近代工业的投资。他们一般以有限的资本和学到的技术,全力从事于以密集劳动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处于勃兴的年代,因为没有外国的竞争,国内产品价格提高了,又打开了市场。
因此,截至1927年,上海不仅是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崭露头角的中国资本家集团的集中点。在近代经济部门的全部范围内——商业、工业和金融业,上海是最主要的。以1933年为例,上海的对外贸易占53.4%,国内外航运通过上海的占25.6%。9近代制造业中,据墨菲研究,上海是“中国本土的主要工业中心”,“全国性大规模的西式工业生产约占一半”。10在1932—1933年间,在全国2435家近代工厂中,有1200家开设在上海。在制造业的全部投资、现代机器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人数等方面上海几乎占总数的一半。11上海在银行业的各个方面是全国最突出的。对于钱庄虽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上海钱业公会的钱庄会员1927年共有八十五家,从力量和资本而言,这个公会在全国所有这样的国体中是最强大的。12近代银行在1932年有六十七家在上海设立总行,除香港和满洲外占所有近代银行总投资的63.8%。以资金而言,上海银行公会二十六家在会银行持有中国现代银行资金的3/4。
显然,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工业、金融业的中心,上海的资本家构成了这个新阶级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上海财团还控制着位于其周围的江苏和浙江许多地区的经济。以上海重要的棉纺、面粉工业主荣宗敬为例,他还控制着江苏无锡的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和德)活跃于宁波的航运业和商业。14上海就这样成为长江下游最有力量的地区中心。
上海资本家的组织和政治权力
中国虽然早在宋代就已经发展了成熟的商业经济和周密的网状城市系统,但商人阶级并未像近代欧洲早期商人阶级那样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起过有力的作用。传统的中国商人一般都受政府的约束和控制。在经济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这种政府控制的模式仍然存在。最早的中国近代企业是19世纪末清廷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自强的目的而创办的一些企业。因为缺乏资本,他们招募商人参与这些新企业的创建工作。按照陈锦江的研究,对此响应最强烈的不是来自传统的商人,而是来自比较熟悉西方技术的买办。然而政府和买办的合伙经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为政府方面的管理人员坚持掌握这些企业几乎全部的控制权,因而私人投资者失去了投资兴趣。事实证明政府领导的体制是不适当的,陈指出,“大多数近代工业都由于官僚政治的浪费、无能以及缺少资本而失败了”15。
近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得到了发展,商界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与前不同的关系。政府已经不再保持对商界的统治。当然,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很多近代银行,特别是设在北京和天津的银行,与政府的财政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官僚积极从事于组织新的企业,16尽管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个人投资以谋取私人利益。但是,一般说来,新资本家获得了中国商业前所未有的摆脱政治控制的自由。特别是上海资本家,不仅能打破政府的约束,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是使资本家获得这种自由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地区是中国官方权力所不能直接达到的,因此,在租界的工商业资本家可以相对地免受政府的法规的拘束和压榨。例如,直到1931年4月公共租界才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在上海实施银行法的协议。正因为租界没有这种拘束,1927年以前在上海开办的所有中国近代银行都设在公共租界而不设在这个城市的中国地界。
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是商人阶级得以独立的第二个因素。北京政府缺少发展重要企业的资本和控制既有私人企业的力量。特别在1927年前的十年之中,当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达到顶点时,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迅速成长了起来。这些资本家发展他们独立的事业,并且,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之下,获得了原来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银行和企业的控制权,例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轮船招商局。
中国银行是清廷于1905年设立的国家银行,民国初年仍继续行使这种职能。但在1916年,该行设在公共租界的一所重要分行上海分行,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告独立。分行领导人宋汉章和张嘉璈(公权)为北京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困扰,第二年这家银行全部改组为商股管理的机构,董事会由股东选出而不由政府指派。181923年这个银行完全转为私人所有。北京政府因十分需要现款,除了保留五万元象征性的股份之外,其余全部出售给私人。当时该银行由股东认定资本将近两千万元。19交通银行也经过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购买这两家银行股份的虽然各种人都有,实际控制权却转移到上海财团手中,这两家银行就成为上海资本家财力的主要来源。2019年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持有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全部资金的55%。
各省原属于政府的银行也和国家银行一样转为私人所有。例如,浙江地方银行是1909年由省政府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开设的。总行设在省会杭州,分行在上海。1922年经过一场关于银行管理权问题的长期政治纷争之后,商股股东撤出了母行,托庇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分行,改组为完全由私人经营的浙江兴业银行,由受日本教育的银行家李铭(馥荪)管理。这样,软弱而不稳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在20年代让资本家把控制权扩展到那些原先属于官方和半官方的企业中了。
上海资本家成立了各种组织,目的在于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在缺乏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执行自我管理的任务,并促进为中国人经营事业所必不可少的私人交往。这些团体大多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例如1915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17年由原来的钱业公会合并而成立的上海钱业公会。23其他如棉织厂主、航运业主、棉纱商和纸商等也都组织了同业公会。
然而从政治上来说,最重要的组织是那些摆脱了商业或行会界限的组织。例如上海总商会、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上海公共租界各路商界联合会,都包括商人、实业家、银行家在内。资本家通过这些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起着不断增长的政治作用。
上海总商会是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它是于1902年作为大商人的喉舌而成立的,并且很快形成了政治力量。例如1905年上海华人地区就曾选举出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董事会*,这是中国最初出现的这样的组织,总商会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半数以上的原董事会董事,或者成为总商会的成员,或者是经营商业的人员。这个董事会曾制定过关于改进城市服务和近代化的计划,如拆除城墙、改建成街道和电车轨道等受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项目。上海商人还于1905年成立了一个由虞洽卿领导的地方性的商团“华商体操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商团成为上海革命军队的重要支援力量。
1921年,公共租界内的华商为了能使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董事会,组成了纳税华人会。虽然租界人口绝大多数是华人,这个董事会却完全由外国居民选举。中国商人向董事会纳税,然而其大多数设施——学校、公园和公共福利,受益的却仅为外国人。当20世纪初民族主义潮流兴起时,中国商人对这种情况深表不满,曾通过纳税华人会维护了他们在租界政府中的代表权利。
上海公共租界各路商界联合会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商业团体,于1920年由未为总商会接受的小商人组成。虽然它建立在各马路地区的基础上,起着维持马路市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政治性质的团体。它曾大力支持20年代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指责总商会领导人太偏重上海外国人的利益。
比这些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在以个人与省籍为纽带的基础上,被称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这个财团来自宁波帮,是一个浙江宁波市周围七县在上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29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历来大多需要某种私人交谊或亲缘集团结成的纽带。同完全陌生的人做生意是非常别扭的。宁波帮在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宁波帮的力量来自钱庄,因为上海大多数大钱庄都是由以宁波为基地的银行家设立的。自1875年后,宁波帮发展到从事买办活动、工业及后来的近代银行业。与外国经济事业的密切结合促进了这种发展。由于钱庄和外国银行在国际贸易上有密切关系,宁波帮就在西方经营商业的技术和需要,以及和外国商行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养成敏锐眼光。钱庄业者常常自己担任洋行的买办或者从宁波亲戚中选拔一些人来充当这种职务。当他们既增加了财产,又增长了才干之后,就大胆闯进了新式的经济行业。当1895年上海由于对外国企业开放而导致了一场经济革命时,宁波帮成了上海重要的经济力量。
从1895—1920年这二十五年当中,上海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上海商人也进入了完全新式的银行业和制造业部门。这种发展的速度和复杂性导致了来自全国各地新资本家的出现。然而私人交谊和亲缘纽带既是那么重要,而宁波帮经济力量又非常强大,使来自其他地方的新资本家都竭力想同它建立关系。宁波帮于是逐步把一些非本籍人结合在他们的私人关系网内,直到形成一个较大的浙江财团。这个扩大了的团体以老的宁波帮为核心,控制着上海商界。浙江财团控制了上海大部分的钱庄、大多数的棉布和棉纱厂、大多数的报关行、主要的航运公司和设在上海的多数煤矿公司。它还指挥着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企业家团体,其中包括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例如,1932年上海总商会成员86%属于浙江籍。
当浙江系力量发展时,其他地方集团都和它紧密结合,“浙江财阀”或“江苏—浙江财阀”的名称就不再只有本地区的含义了。例如,山上金男认为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各个集团控制的银行都属于“浙江财阀”的一部分,因为其中浙江籍的银行家是主要领导人。浙江财团的银行家包括李铭、钱永铭(新之)、林康侯、叶琢堂和胡祖同(孟嘉)都是浙江人,陈光甫(辉德)、张嘉璈(公权)和唐寿民都是江苏人。
浙江财团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中的十四家。1925年这十四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广东帮银行大部分为华侨创办,总行设在香港、马尼拉或新加坡,是银行公会的第二个最大的财团,控制着五家银行。然而与浙江财团相比,这些银行掌握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9%。浙江财团既是这样完全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以致“上海金融家”、“上海财阀”或“江苏—浙江财阀”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
这个财团用个人的纽带和商业领袖的地位,打破银行业的界限,把买办、钱庄业主、工业家、商人、船主和银行家联结了起来,尽管这样做是不拘形式的。事实上,如果把上海资本家分门别类,清楚区别为银行家、商人、工业家或买办是相当困难的。这个财团的核心领导人往往参与了这些方面的多种活动。如实业家荣宗敬和刘鸿生就是几家银行的董事。浙江财团的重要领导人虞洽卿是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监事和1925年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浙江系的银行实际上是由连锁董事会联系着的。1931年上海有六个银行家是五家或五家以上的上海重要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有十五人是三家或三家以上银行董事会成员。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3 22:4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著名华侨传记数量最多(据赫伯特S·伊的统计,在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占中国东南亚研究文章总数的20%),著名华侨领袖、实业家和文化人士特别是家财亿万的实业家和富商巨贾是研究中的热门人物,诸如陈嘉庚、胡文虎、张氏兄弟、简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林绍良等等,但是对于曾经有“亚洲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黄仲涵及其建源公司,中国学者却鲜有专著研究。或许,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密切联系的陈嘉庚等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研究华侨经济史、东南亚近代史中黄仲涵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笔者有意对其作专门的述论,以期通过对黄氏财团特殊性的分析与思考,加深对华侨华人这一复杂历史概念的了解。
黄氏财团的主体是建源公司,其创始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志信祖籍福建同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当地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爪哇三宝垄定居,凭借精明和勤劳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6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公司经营中国与印尼间的土产贸易(包括糖),后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三宝垄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十万荷盾(当时1盾=40美分[①])家产。
志信的事业为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后的岁月中,仲涵以毕生精力与心血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糖业帝国,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并于1901年被荷印当局任命为“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
从1863年建源公司建立到1924年黄仲涵去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黄氏财团经历了从兴起到辉煌的历程(此后由黄仲涵之子继续经营,逐渐衰落,不在本文考查的范围之内),它既是东南亚华侨资本初步形成和发展的典型,又具有自身极强的特殊性,如家族化的性质相对较弱、带有更多专业管理的色彩等等,本文试从其兴起背景、经营战略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3 22:47:13 | 显示全部楼层
1 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雄厚的资金,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黄奕住还曾将在新加坡购置的房地产向黄仲涵押借,解决了一定的周转困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地区由于战争破坏,食品及砂糖奇缺,加上西欧航运恢复,糖价开始回升,甚至一日数千。1919年每100公斤升至28.40盾,1920年更猛增至53.45盾的空前水平。黄奕住的“日兴行”库存的蔗糖不仅畅销一空,而且还利用此大好时机,大量购进和大批输出,获得空前的暴利。其资产增至数千万盾。黄奕住(日兴行)、黄仲涵(建源公司)、郭锦茂(锦茂栈)和张盛隆(昌隆栈)成为爪哇最著名的四大糖商。与此同时,三宝垅华侨糖商为了相互协作,黄奕住的日兴行和建源公司、锦茂栈、昌隆栈、瑞远栈、信丰号、合昌号、联成号、隆美号及瑞庆号等10家糖商组织了“华商糖局”,共同促进华商糖业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断。据1920年2月4日三宝垅中华商会会议记录记载:“华商糖局”(1918年8月25日成立)综计获利共有30万盾左右,除捐助各埠中华会馆经费及各项办事费、律师费等之支出外,尚存实银19万盾,公决该款作为华商糖局永久基金。
黄奕住和其子黄钦书、黄浴沂等商量处理了在印尼的产业,将“日兴行”另行注册,改易经理,逐步结束了棉兰、巨港及北加朗岸等地的分行及办事处业务,把三宝垅的不动产业划归其妻蔡缰及女婿许春隆接管后,于1919年4月5日,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35年的生活及事业,返回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定居。
“中兴银行”初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先招股500万元(菲币)。黄奕住认股100万元。该行初创时,实缴资本为200多万元。黄奕住实际占了该行投资的一半,他被推举为该行董事。在他的关心指导及同行们的齐心协力经营下,该银行营业蒸蒸日上。到1933年时,其资本已实增至600万元,资产总额达2470多万元,成为菲律宾最主要的侨营银行之一,对扶助华侨经营工商业及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1920年,黄奕住因“念吾侨民苦异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浮资非夫也”,专程前往上海,拜会了一些著名人士,如上海《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商“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该行创办之初预定招股2000万元,第一期缴足资本500万元,黄奕住认股350万元,占70%。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1921年7月5日,上海中南银行正式成立并营业。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该行向国民政府立案后,“政府念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票,视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因此,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该行为了取信于民,“特联合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订十足现金准备及准备公开制度,于四银行之外,另设四行准备仓库,专为保管准备现金,发行钞票。”在中南银行举行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黄奕住当选为董事长,胡筠任总经理,史量才、韩君玉等任常务董事。1924年,该行增资至750万元,黄奕住入股500余万元,仍占资本额的3/4。随着银行业务的开展,该行先后在天津、厦门、汉口、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行,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4 17:21:02 | 显示全部楼层
1,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最高峰时期,年产16.6万吨生铁,7.7万吨钢。
生产设备
4座生产生铁高炉,2座日产100吨高炉(248立方米容积),2座日产250吨高炉(477立方米)
7座生产钢的平炉,均为30吨平炉。
1座150吨混铁炉。
2,大冶铁厂
生产设备,2座日产450吨高炉(800立方米容积)。

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加上大冶铁厂,产能合计,年产生铁50万吨,钢7万吨。

3,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上海炼钢厂)
生产设备
3吨平炉1座
15吨平炉1座,
1.5吨电炉1座
还有1吨转炉1座,3吨电炉1座。

4,龙烟钢铁公司石景山铁厂
生产设备,日产250吨高炉2座。未完工,到了1937年鬼子占领后完工开工生产。
北洋的龙烟钢铁公司,日产250吨高炉2座,年产生铁最多也就是15万吨。规划的炼钢厂,第一期产能,钢3.3万吨,生铁5.5万吨,第二期,钢7.5万吨,生铁3000吨,第三期,钢37.5万吨,生铁6万吨。

5,阳泉保晋铁厂
生产设备,2座日产20吨高炉。

6育才炼钢厂
生产设备,1.5吨电炉1座。

7,太原西北炼钢厂
生产设备。
高炉2座,1座日产40吨,1座日产120吨
平炉2座,均为30吨平炉。日产宣称180-240吨,个人估计为120吨。

8,马鞍山中央钢铁厂,未完工
设计产能,日产生铁500吨,钢500吨。

9,湘潭中央钢铁厂,未完工。
设计产能,日产生铁500吨,钢500吨,年产钢10-15万吨、
生产设备规划。
日产250吨高炉2座
60吨平炉4座
7.5吨电炉2座

10,钢迁会
生产设备
20吨高炉1座,100吨高炉2座
10吨平炉2座

11,重庆电力炼钢厂
生产设备,3吨电炉1座。

上述是官营钢铁工业,民营钢铁公司比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家。
1,扬子铁厂(六河沟铁厂)
生产设备,100吨高炉1座。

2,和兴钢铁厂
生产设备,
10吨高炉1座,20吨高炉1座
10吨平炉2座

3,大鑫钢铁厂
生产设备
化铁炉3座
1吨转炉1座
1吨电炉2座

4,渝鑫钢铁厂(大鑫钢铁厂渝厂)
生产设备
3吨化铁炉5座
5吨平炉1座
1吨转炉2座
1吨电炉2座


另外计划建立而没有落实的官营钢铁工业,还有沈阳兵工厂炼钢厂,广东钢铁厂等,其中沈阳兵工厂炼钢厂计划购入的是3吨电炉,广东钢铁厂则缺乏资料,具体生产设备不详。

最后再谈谈民国年间鬼子在华建立的钢铁工业,其中东北的本溪湖和鞍山,殖民色彩严重,一开始就被鬼子掌控,重点谈谈抗战期间鬼子在关内建立的钢铁企业。除了占领了沦陷区内原有的钢铁企业之外,还新建了一批钢铁企业,具体如下
1,上海,中华制铁株式会社浦东炼铁工场
生产设备,20吨高炉1座
2,上海,日亚钢业株式会社吴淞炼钢厂
生产设备,15吨平炉1座
3,马鞍山铁厂
4,石景山铁厂,
5,宣化铁厂
6,唐山铁厂


最后说说清末和民国惨淡经营多年的钢铁工业的可怜之处。


且不说那些小型钢铁企业的可怜生产能力,就是最大的4个钢铁企业,清末的汉阳铁厂,民国的大冶铁厂,北洋的龙烟钢铁公司,果脯的湘潭钢铁厂和鬼子在东北建立的鞍钢比比就知道了,生产能力有多凄惨了。


鞍钢的生产设备如下。


生产生铁设备
高炉9座,日产400吨2座,日产550吨1座,日产600吨1座,日产700吨5座。
小高炉,日产30吨1座
化铁炉4座
总生产能力,年产生铁196万吨!


炼钢设备
第一炼钢厂,100吨平炉4座,150吨平炉2座,600吨混铁炉1座,300吨预备精炼炉3座。
钢年产能58万吨。
第二炼钢厂,150吨平炉6座,600吨混铁炉2座,300吨预备精炼炉4座。
钢年产能75万吨。


以上是鞍钢的生铁和钢的年生产能力。


而伪满的钢铁产能还要加上本溪湖制铁所,加上之后,生铁年产能252万吨,钢年产能144万吨,


实际上最高年产量,生铁170万吨,钢87万吨。


和鞍钢比起来,汉阳,大冶,石景山,湘潭的生产能力有多磕碜,网友们肯定能够看出来。


而鞍钢在世界范围只不过是个中小型钢铁企业罢了,和世界工业强国的巨型超大型钢铁企业相比,民国钢铁工业最拿得出手的4个钢铁企业有多悲剧不言自明



https://tieba.baidu.com/p/5331511208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4 23:59:41 | 显示全部楼层
1、除个别年份,19世纪末至一战前国际粗钢价为10~30美元/吨,一战至二战前为100~200美元/吨,二战至80年代为200~400美元/吨,近年为450~600美元/吨。
  根据“美元时间”网站(dollartimes.com)及一战前金本位制度后期,美元含金量浮动情况,1910年的100美元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930年的180美元,1950年的250美元,1980年的800美元,2010年2300美元。
  2、建设汉阳铁厂(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又如70年代台湾高雄钢厂两期总投资879亿新台币(24.42亿美元)建成325万吨钢产能,在外汇充裕全部海运进口澳洲优质铁煤矿不需配套矿山、选矿、铁路等基建投资的情况下,每万吨钢产能投资751万美元。
  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冶炼工艺复杂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情况。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
  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占前30年财政总收入(以当年汇率折算为0.78万亿美元)10.3%。(账面用款肯定低于此数,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调拨”“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3、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的钢铁质量之差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而且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进口钢铁只有1元左右。即使如此“品质恶劣,价格又高”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却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
  4、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18.6万吨,日本产钢86.5万吨是中国的11.2倍。
  5、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81万吨,日本产钢384.4万吨是中国的76.9倍。
  6、1943年,日据东北产钢84万吨,加上关内和国府控制下的几个小型钢厂等,全国名义钢产量达到解放前历史最高92.3万吨;同年,印度136.4万吨,日本本土产钢782万吨。
  7、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不及欧洲小国比利时,人均不到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同年,印度137万吨,“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产钢311.1万吨是中国的20倍。
  8、1980年,在30年后,中国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长235倍,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但是人均用钢量仍仅38公斤;同年,印度951万吨,日本产钢11140万吨是中国的3倍。
  9、2011年,再30年后,中国年产钢68528万吨,超过世界钢产量前10名其它国家的总和,人均509公斤;同年,印度7220万吨,日本产钢10760万吨约中国的1/7。
  10、前30年中国累计产钢4.3亿吨,按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全部进口至少需近9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为建成3712万吨钢产能所投资的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相当于1980年所产钢铁价值的11倍。
  所以即使仅从经济效益出发,钢铁上所投资的800亿美元也是划算的,更不要说其建设对国内相关产业、就业和工业化进程的积极作用。


汉阳铁厂是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6月投产,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张之洞的计划,预计年产铁六万吨;他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则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早六年。至1896年11月停产为止,实际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但因品质不佳,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设备利用率低得惊人,可说是投产两年多仍没有进入正常生产状态。1896年不得不变为官督商办,恢复生产,几经改造,渐入佳境;1908年又改组为完全商办的汉冶萍公司。可是,改制后病根没有彻底根除,尽管盛宣怀(1844~1916)辞世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仍有一段辉煌岁月,但战后环境一恶化,也经不起风浪,钢铁生产在1925年全部结束。

在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中,这是耗资最大的项目。说它完全没有一点成绩,不够公允。中国土法炼铁由来已久,直至1916年,新法产铁将近20万吨,才第一次超过土法所产的17万吨;而这20万吨中四分之三(15万吨)是已经改组为汉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生产的。 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2.8万吨;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4/5,以后一个时期幷超过进口量。直到1922年,它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尽管这些业绩是交由商办后改造和扩充的成果,但张之洞当年筚路蓝缕之功毕竟不可抹煞。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5 00: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932年德国向中国贷款1600万到2000万美元,作为中央钢铁厂的建厂资金。地点是马鞍山或安徽适当地方,年产钢15万吨。这个是不是太过昂贵了?1932年1美元相当于2.84块银元,建厂资金4544万银元到5680万银元。
记得李维格买的那2个各30吨的炼钢炉及一系列配套设备,也不过16万英镑(差不多110两白银)。https://tieba.baidu.com/p/3222360929?pn=3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9 16: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njqhh.com/phpbbs5/archiver/?tid-35.html

南京民国建筑分类大全-1军事建筑2公共建筑3公馆建筑
南京民国建筑分类大全-附全部地址           
一、军政建筑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建邺区朝天宫东侧的江苏省昆剧院内,现还有2000多箱南迁文物,几十年了,从未开箱,在此保存.
国民大会堂,长江路264号,现为南京人民大会堂.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西宫),中山东路309号,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舍.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东宫),中山东路313号(原中山东路445号)南京军区档案馆大院内.
国民政府财政部,白下区中山东路128号,解放军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
国民政府国防部,黄埔路,华东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国民政府监察院,中山北路261号(现105号)现为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
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山北路303-305号,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国民政府教育部,玄武区成贤街43号。现南京市文化局等
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胜利后,经济部迁到南京铁汤池24号,如今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
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山东路145号,现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山北路212号
国民政府考试院,北京东路41号、43号。现为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政协、南京市人大。
国民政府立法院,白下路273号,现南京海运学校内。鼓楼区中山北路105号军人俱乐部内。
国民政府粮食部,中山北路254号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大院内,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坐落在白下区九条巷8号曾公祠(纪念湘军首领曾国荃的祠堂),现为南京市第二十三中学校舍。
国民政府内政部,瞻园路128号,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国民政府农林部,大石桥4号,现东南大学宿舍
国民政府审计部,白下路257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国民政府司法部,鼓楼区中山路251号。现南京市供电局
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国民政府卫生部,黄浦路1号,南京军区总医院实验楼。
国民政府行政院1928,东箭道19号行政院旧址,现为南京无线电厂第二设计所。
国民政府行政院1946,中山北路254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这里是国民政府铁道部所在地。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山北路200号,南京建筑工程学院。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中山北路101号(原251号),现为江苏省粮食局、省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
海军总司令部,中山北路346号,现为724所(即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原是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曾在此求学。
军统,洪公祠1号,现为南京市公安局
励志社,中山东路307号,现为省委招待所钟山宾馆。
联勤总司令部,鼓楼区中山北路212号
南京市政府旧址,夫子庙金陵路1号,现为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和南京市中医院所在地。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南京中山路291号(原315号),现为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首都地方法院,白下区101号,南京市公安局5处。
首都高等法院,院址在朝天宫,现为南京市博物馆。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南路10号(原丁家桥16号)这里先后是清朝江苏咨议局、江苏省议会、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南京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
中统,南京瞻园秦淮区人民武装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玄武区黄埔路,南京军区
中央通讯社旧址,玄武区中山东路75号
中央宪兵司令部,瞻园路126号,航天干部管理学院
中英庚款董事会,鼓楼区山西路124号,现鼓楼区政府。
总统府,长江路292号。原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天王府。
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AB楼),北京西路67号,现江苏省级机关

二、公共建筑
安乐酒店,太平南路278号,现为江苏饭店。
大华大戏院,中山南路67号,紧邻新街口闹市区
福昌饭店(胜利饭店),鼓楼区中山路75号
公余联欢社,公余联欢社,又称文化会堂,坐落在香铺营29号、31号(今洪武北路129号),现为江苏省歌舞剧院所在地。
国际联欢社,中山北路259号(原671号),现为南京饭店。
国立美术陈列馆,长江路266号,现为江苏省美术馆。
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东路312号,现为南京博物院。
华侨招待所,鼓楼区中山北路81号
华兴农业公司近代,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华兴村
建康路邮政支局,太平南路与建康路交汇处,现为南京市建康路邮电支局所在地。
江苏邮政管理局,下关区大马路62号
陵园新村邮局,玄武区钟山风景区
陵园邮局,孝陵卫附近-陵园新村
马林医院,现址中山路321号,鼓楼医院,又名南京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京电信局旧址,游府西街8号(原党公巷),现为南京市电信局大楼
南京结核病防治院,鼓楼区广州路300号江苏省人民医院内西部山坡
南京邮电局,秦淮区建康路110号
南京招商局候船楼,下关区江边路24号,现南京港务局公安分局
浦口火车站建筑群,浦口区津浦路,现南京浦口火车站
圣心儿童院,圣心儿童院,即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它位于鼓楼区广州路72号。
首都饭店,中山北路178号,现为华江饭店。
天山协会,白下区利济巷30号
下关火车站清末,下关区江边路8号,现南京西站
扬子饭店,下关区宝善街2号,现为下关区公安分局所在地。
中国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8号(原为祠堂巷25号),现为江苏音像出版社所在地。
中华邮政总局,鼓楼区中山北路301号
中央饭店,玄武区中山东路237号
中央体育场,栖霞区孝陵卫南京体育学院内
江苏省立南京公共体育场,白下区公园路42号。现南京体育运动学校。
中央医院,中山东路205号,南邻中山东路,东邻黄埔路,现为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探视接待处。

三、公馆建筑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傅厚岗66号。
白崇禧公馆,雍园1号
陈诚公馆,鼓楼区普陀路10号
陈果夫公馆,常府街30号。因明初开国元勋开平王常遇春王府在此而得名。该地先后作为南京空军高干招待所、454医院小儿科特护病房和门诊部。
陈立夫公馆,常府街30号
戴季陶公馆,鼓楼区五台山华侨路81号
傅抱石故居(2处),鼓楼区汉口西路13 2号、玄武区傅后岗6号
冈村宁次寓所,南京大学北园西侧的金银街2号、4号,现为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
高二适故居,白下区六合里3号
顾祝同公馆,鼓楼区颐和路34号
何应钦公馆,南京大学校园北园(原斗鸡闸4号)
江上草堂现代,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
蒋纬国公馆,普陀路15号,上海路11号
孔祥熙公馆,铁汤池官邸中山东路128号南京军区后勤部,高楼门80号
拉贝故居,鼓楼区小粉桥1号,现拉贝纪念馆
李宗仁公馆,鼓楼区傅厚岗30号(原68号)。
刘峙公馆,建邺区秣陵路21号
马步芳公馆,百子亭18号;仁寿里22号。
马歇尔公馆,宁海路5号该建筑原名金城银行别墅
梅园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周公馆),南京梅园新村
农业银行宿舍,三条巷
憩庐(总统官邸),南京军区大院
宋希濂公馆,白下区小火瓦巷48村1号和26号
宋子文公馆,鸡笼山北极阁1号(鸡鸣寺旁)
孙科公馆,中山陵东苑宾馆内
谭延闿公馆旧址,成贤街112号
汤恩泊公馆,鼓楼区珞珈路5号
童寯故居,白下区文昌巷52号
汪精卫办公楼,下关中山码头原民国首都电厂,现下关电厂厂长办公楼
汪精卫公馆,西康路46号,颐和路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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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30 01:11: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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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1934年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抵抗敌人以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说到抵抗敌人,就先要明了敌人的情形。

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於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去年还只有一千五百架飞机,到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於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一项都已准备好了。所以就军事的观点来说,日本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尤其是他们对於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能够特别注意,从明治维新,经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一直到现在,他们拿四个字来做他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以一贯的陶铸其全国国民整个的中心思想和军国民的精神。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忠君爱国」,因为这个教育,已经很普及,所以他们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全国军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什么?他就是忠君思想和爱国观念。明白的说:就是要尽忠皇室,舍身报国;不仅是要保护他们的国家,而且要侵略他人的国家。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本国的领土很小,在那区区三个小岛,是不能生存的,他不是向南发展,就要向北发展,所以他们国民的思想,尤其是全国军官,脑筋全充满著向外侵略的野心!他们以为非侵略别国的土地,自己就不能生存。我在日本时,往往和他军官谈到国际政治的问题,他们老实对我说:条约不过是一张纸,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见他们向来就不重信义,看任何条约都没有用,向来就是主张强权,崇尚武力,时时准备和他们的敌国作战。他们军官的意志,平时早就在这个准备民族斗争的共同意识之中统一了,所以一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就能够同仇敌忾,奋勇牺牲,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一个最大的要件。他们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能够一再战胜人家,到现在,他一切军事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充足,所以大胆的来侵略我们中国,要想独霸东亚!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实在的情形。

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如何?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兴民族?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我们的子孙能够继续繁荣生存在我们祖宗五千年遗留下来的这块上地上呢?所以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总理告诉我们的:中国现在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怎么叫做次殖民地呢?就是这个国家的压迫或保护者,不只一个国家,而是受世界列强共同的侵略压迫,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所处的地位比普通的殖民地更痛苦。所以「中国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云者,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形固然复杂,国际的情形,尤其复杂。而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中国的军人,要特别注意到国际和我们国内整个情势的变化,要留心研究我们是不是有切实的方法,和良好的机会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我现在告诉你们:日本决没有这个压倒全世界列强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必不能吞并中国,独霸东亚。我们中国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是有最好的机会,可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因此,我们一般军官,要有充分自信的能力,愈是日本加紧侵略我们的时候,愈是我们复兴民族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和自信力,不要自暴自弃,来丧失自己志气,增长敌人的威风,听到说日本就害怕,见到日本人就畏惧,好像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样子。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不配做中华民国堂堂的国民,更加不配做我们革命军的军官。

讲到这里,我们更要说一说现在日本军事准备的目标是在那里,从而认识今日国际的大势,和我们今後自强的方法和复兴的机会。现在我们东四省,已经被日本侵占去了,他向大陆侵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後,必要更进一步,来侵略我们全国,所以他军事的准备也比过去要更加积极更加雄厚,但是他现在一切军事的准备,其目标是不是对我们中国呢?我可以说,我们中国没有在日本人眼里。所以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没有拿我们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国家、军队,放在眼里,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他虽然天天在察哈尔东部扰乱,天天派汉奸在华北各地活动,极力威胁,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现在的武力,要想侵占全中国,早已不成问题,但是他虽把全中国占领了,如果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全中国是占领不了的,所以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後,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其次,他叫俄国叫什么呢?他叫「露西亚」,露是雨露的露,这个「露」字,是表示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自比日本为太阳,将俄国看作是露水,太阳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马上就要乾!由此可见日本的国策,早已决定,他非消灭俄国不可。再看他叫美国叫甚么呢?我们是叫「美利坚」,而他日本则叫「米利坚」,亦叫做米国。米原来是人们一种必需的食粮,他拿这个字来叫美国,意思就是决心要把美国吃下去!由此敌人苦心准备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我们中国在他正面,美国在他後面,苏俄在他侧面。我们那一个都知道,军事并不是专打正面,仅仅打正面不够,非将後面、侧面一齐准备妥当,备置完全,徒打正面是不能作战的。我们中国是他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张的军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在他後方,俄国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
这一段话,已将日本的破绽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中国军人,要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

日本有一本书说:「现在中国的军队,只知道从事国内的战争,国家的观念和民族的意识一点也没有,再在二十年以後,中国的军队不仅是不能和外国打仗,而且不愿和外国打仗。」日本人现在看我们的军队,是这样的,但是他那里知道他看错了。这一本书也是一个「支那通」做的,他在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调查,都研究过的,但是,因为他们作见太深,对中国的观念,不免有毫厘千里之差。我们回想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他们田中大将,总判断我们国民革命军,一定在半年内会自相残杀,必要失败,无论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後来事实证明了他这种恶意的判断,是错误了,所以他们一看见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了山东,张宗昌失败的时候,他马上派兵来占济南,出动军队,要挡住我们国民革命军,不许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到黄河以北。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可以表明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许我们革命的力量来统一中国;不愿意我们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此,他就可以从旁操纵一切,使我们内乱不已,自己来消灭自己的国家民族。你看,民国十一年以前,他们参谋部、陆军部所有一般「支那通」调查报告,所出的书,都说我们国民政府,一般革命党员,乱七八糟,何能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七年,我们居然在 总理在天之灵鉴临之下,我们中华民国果然在我们三民主义革命军手里,统一起来。他们日本人,总认定中国一般军人没有国家观念,革命军一定不能完成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七年,我们革命军到了北平,完全统一了中国;我们三民主义思想,完全普及於全国;我们中国的军人,全国的军队,无论在那一方面,统统能服膺三民主义,自动的加入我们国民革命军,皆能知道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的革命主义,而且大家都能觉悟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完成我们统一中国的使命,这是在十七年以前日本人所完全意想不到的。日本人当我们 总理没有死的时候,畏惧我们 总理,妒忌我们 总理,以为 总理生在一日,中国革命势力,便要一天天膨胀起来, 总理如果不死,乃是日本的大敌,後来 总理死了,他们便以为中国不仅是国民党统一不起来,革命军也不能统一。所以我们民国十七年统一中国,亦是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做多都想不到,尤其是连到我们东三省当时也能改悬青天白日旗,能使国家的统一成功如是之快,更为日本人所想不到的,革命力量之进展如此迅速,这是不得不由他们惊骇而成恐怖的最大原因。过去,他们看我们中国的军人,统统是自私自利,统统不要国家的,没有国家观念的,统统囿於封建思想,不会拥护中央来统一中国的。那里知道到了民国十七年,在我们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居然由三民主义统一起来。日本人对我们始终是怀著恶意,始终是逆料我们中国的军人不会有出息的。

幸而在十七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国家初步的统一,就是我们军人不为日本人所料而为国家民族争了一口气。现在,日本人著这本书,说:我们中国的军队,非过二十年以後,绝对不能和外国作战;这同他在民国十五年以前,说我们中国军人没有国家思想,没有统一国家的观念,是一样的出於恶意来逆料我们。结果实在是和他们从前一样的错误而到了极点。他们一般所谓「支那通」,因为根本的偏见太深,也并不见得会有怎么一个「通」法!他不过是到处派侦探,以耳代目,我们那一个军队旁边,那一个机关旁边,都有他的侦探,想出种种方法来探听我们中国内部情形,看见我们中国有几个跋扈的军人,的确是想找著机会,要来捣乱国家的,他就武断说:中国的军人,个个如此,个个都没有国家观念,其实我们中国军人大多数都是有国家观念的。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那一个都知道要爱他自己的国家!爱他自己的民族!爱他自己的同胞!所谓不爱国家,不爱民族,割据称碓,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不过是甘为国民的公敌!民族的罪人!最少数最少数的几个人而已。拿这最少数人的思想,来概括我们中国大多数人,来概括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当然是要大错特错的。所以,他日本人判断我们中国的情形,就是他所谓判断敌情,已经根本错误,这就是他们将来失败的最大原因。

敌人如此轻视我们中国,就是他的一个错误,一个弱点。须知,敌人的弱点,就是我的强点,我们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将来一定可以想方法来抵抗敌人,消灭倭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

但是,现在敌人军事的目标,既不是在我们的身上,那末在这敌人不留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打击他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的国家作战呢?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发表一篇文章,引 总理的话,告诉我们中国一般国民说: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 总理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後来一般反动派,说这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这句话究竟是我说的,或是 总理说的,自然有 总理遗著可以证明,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我们亦不必去计较。但是我们要研究总理何以说:日本十天之内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以占领的。比方讲:现在胶济路的情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派兵占领的,但是沿胶济路所有的日本工人、商人,全是他们的退伍军人;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以及察哈尔、张家口各处,所有的日本人,全是他没有穿军服的官兵,所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讲到这一点,我要顺便提醒各位,各位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决不是好相识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

法国人曾经有两句话讲日本人的,一句说:「日本在外国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还有一句说:「日本人在外国的女子,没有一个不是妓女。」但是他这些妓女,也统统是做侦探的。所以你们各位将领特别要知道,日本人无论和我们讲什么好话,没有一个不是要吃我们的血,没有一个不是来侦探我们的事情,要来灭亡我们国家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防备!

我们中国的重要地方,虽然他没有派遣穿军服的军队来正式占领,然而事实上他已经不断的增派便衣队,在那里一步步的准备了。不仅是在北平、天津、济南、广州、汉口、上海有租界的地方,或通商口岸公然为他军事侵略策源地,完全给他没有穿军服的军队,无形占领;须知,凡是他兵舰所到的,领事馆所在的地方,也统统被他无形的占领了。无论什么地方,统统有随时可以正式占领的准备。我们中国在如此情形之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如果再贸然和他打仗,那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徒然断送吗?岂不是疯子和傻子吗?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就埋伏在你四周了,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就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疑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了,太不知道敌人了!然则,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拚命的来制造飞机大跑,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於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准备国防,也不许我们有一个时期来制造武器呢?退一步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那里能赶得上呢?比方讲:我们国家的边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门大炮,至少就要四百万元,子弹还不算在内,即此一项来说,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那里能办得到呢?何况事实上日本人绝对不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那一个地方要准备、要整顿,他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著手。现在这时候各位将领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败,我们中国的国防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一天不能安全,我们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所以你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决不许我们有整顿国防的一天,亦决不许我们中国有统一的一天,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

因此我们中国的军人处境格外困苦,责任格外艰难,我们要格外的刻苦,格外的耐劳,格外的坚忍自强,而且要特别的秘密。外国的军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计画,可以得到国防上的掩护,安心来训练军队来准备作战,现在我们中国没有方法可以统筹国防,按一定的程序来准备一切。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著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最近我听得有人说,广东广西这个地方,才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他们以为日本在华北在长江可以随时侵略,但是决不能打到西南的腹地来。这真所谓皮相之谈,不知道日本国家侵略企图的真相之何在!他们不知道日本除陆海军之外,近年对於空军的建设,是怎样的扩大,更不知道他们要并吞整个中国,是不分东北和西南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那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还讲什么复兴民族的根据地的是西南。所以我们中国的军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一般有觉悟的将领,格外的痛苦。因为他认识自己所负救国责任之重大,而痛恨军阀割据坐大之不能觉悟。我们前面有这样凶狠的敌国,我们的民族又这样没有知识,而且国内还有少数跋扈恣睢、自私自利不觉悟的军人,使国家至今还不能真正的统一,我们真不知应该要如何加倍的努力奋斗,才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完成革命的任务。

但是无论我们的环境怎样险恶,我们每一个军人,要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智力,更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黄帝的子孙,有一种特别优秀的天质,无论什么困难,什么危险,无论怎样严重的困难,怎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一定有方法打破他。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有否奋斗到底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已。

我们既然没有国防,日本人也不许我们有国防,我们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样的一种教育,我们国家社会,一切情形又是这样落後,不成其为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然而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拿这个题目来讲呢?我们究竟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方法;他有大炮,我们不一定要有大炮抵抗他,他有飞机,我们也不一定要有飞机抵抗他;当然我们不能不要大炮,不要飞机,然而我们不一定要靠大炮来抵抗大跑,只靠飞机来抵抗飞机;我们还可以拿我们的精神来战胜他的物质!发挥我们的智力来抵抗他的物力!我们要知道,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来作战,我们要战胜敌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质,而在我们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那一个国家皆遭有寇患,而且这寇患一定有强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仅仅靠军队靠武力来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所以我们革命军和反革命军斗争,被侵略国与侵略国的军队作战,一定要有革命军特别的战术,要有特别的革命精神来抵抗外敌横暴的武力与优裕的物质!这就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全体国民能够格外的劳心劳力,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能如此拚命准备,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一个时间,可以来战胜一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这几句话,各位务必澈底了解,本团长所讲的,绝对没有一句空说的大话。只要你们有一个死心塌地来救国的决心,能够照著革命军人的道理来做,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策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後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这一点现在我们不希望全国的军队一致做到,只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将领所带的军队部下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大家的思想,由此统一起来,力量就能集中,这样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两句话,便是我们现在御侮图强的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现代的军人,现代的国家和非现代的国家,其分别亦就是看能不能遵循这个原则。怎样叫「现代」,怎样叫「非现代」呢?所谓「现代」,就是叫「文明」;「非现代」,就是叫「野蛮」。文明的军人和野蛮的军人,文明的国家和野蛮的国家的分别是什么?文明的军人,文明的国家,一切都统一的;野蛮的军人和野蛮的国家,就是不统一的、散漫的、割据的、各自为政的、自私自利的,即古之所谓乌合之众是也。


反转来说,正因为没有统一的原故,他的力量就集中不起来,力量集中不起来,所以外国一个人,就可以打你十个人,你十师人还抵不过一师。这样,当然外寇一天天侵略进来,国家要陷於危亡的地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今後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统一之後,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後,一分力量才可以发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统一,把国家割据分裂,这就是十个力量还不能作一个力量用,国家一定会给人家灭亡的。这是讲我们对於现代与非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及对於国家民族存亡的关系,大家要特别的认清。其次,我们除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救国的要诀,就是古人所讲的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刚才我已经讲过,现在我们没有国防,日本亦不许我们建设国防,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已在他们包围控制之下,那一个地方都布满了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军队,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日本掌握之中。比方我们现在庐山这个地方,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安靖,倭寇的大兵舰,开不进来,他们的陆军一下子也不能进来。但是你们要知道,九江有他的领事馆,领事馆就是他们秘密的陆海空军司令部,九江江面,就停泊有他的军舰,所以他的海军两点钟以内就可以来到庐山,他驻在黄海的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从上海南京可以一直到达南昌、九江、汉口,一天之内,什么地方都会受他的威胁。本团长是全国军事的统帅,我既然明白这个情形,为什么还要讲抵抗呢?

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我们的生命,军队的生命,既随时随地在日本掌握之中,我们就得每到一个地方,要扎一个营要挖一道沟,古人所谓深沟高垒,虽不能守到两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两个月,不能守一两个月,至少总要死守一个星期。我们虽无十分战胜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顽强的抵抗,我们虽未必可以打败敌人,但是被敌人打败的时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牺牲,一定从敌人手里取得最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就是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准备,和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闲;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如此,不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飞机,就是他再加三万架飞机,对我也无可奈何。不仅不怕他有一百二十万吨海军,就是他有二百万吨也没用。不仅不怕他这三百五十万陆军,就是他有六百万,也不能灭亡中国。所以我们革命军人,要觉悟、要自信、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决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有枪有炮,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东西。各位:我们要打敌人,看来似乎很困难,去年以前,我们打土匪,似乎也没有办法,後来我们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是用这方法去清匪,现在很快就可以将他全部剿灭了。不过我这一句话,并不是将来要完全以剿匪的战术来打败敌人,不过我们决不好拘泥说陈旧的武器与战术,就一定不可用。各位要知道,欧战的时候不仅是步枪迫击炮有很大的效用,就是拿我国古代的弓箭,古代的刀矛,他们也都曾拿来利用,发生很大的效力。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只知道新的好,只知道要买新的枪炮,殊不知我们没有学问,不仅是不能制造新的武器,而且人家所新发明的枪炮送给我们,我们若非研究三年工大也不能应用,所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自己要承认我们的科学、物质、武力是抵抗不过他,这些,我们都不及他,我们是比他落後,比他陈旧。但是我们也有东西,一定可以胜过他,一定能够比他好。不是我常说:我们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打破他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要拿我们中国固有的武德,来打破日本武士道,要拿我们文明的三民主义,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帝国主义。如此,就是我们的精神自要比他新,我们的主义思想,亦要比他新,我们的战术战略更要比他新,我们的体力自信力尤要比他强,这些强过他、新过他、好过他的事,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内一天天发生党派之争,不仅是他们政治有党派的纷争,而且军人也有了党派之争,他们的军事政治的确是一天天的退後,道德精神也一天天的堕落。我们的精神要赶上他,天天要向统一集中的方面迈进,我们用新的精神、新的方法来救国,一定可以战胜他们。我们用新的战术,来抵抗他旧的战术,一定可以操最後的胜算。

我们是革命的军队,他是反革命的,我们为自卫为公理而战,这种战争,是为义战,义战是无不战胜的。这是任何人都应该确信不疑的。所以我们要觉悟、要自信。我们中国的军人,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我们一定要团结统一,来抵御外侮,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

今天精神讲话,将上星期所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未完的意思,继续来说。

大概今天所要讲的,是我们现在要如何准备来和敌人作战,有几个要诀和规则,是我们各位将领所不可不彻底了解,并且要照著来努力实行的。讲到和敌人作战,各位将领,首先要晓得一个要诀:我们做军人的,尤其是做将领最要紧的一种学问和本领,就是我们所见到,所接触的一切材料,无论是人、是物、是土地、是山水、乃至一草一木,只要我们所见所闻,可以由我们支配,供我们运用的,我们务必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力——想尽方法拿他来运用——这就是我常说:「宇宙万物,皆为战争而生;从事战争,必须利用宇宙万物!」的意思。如果我们做将领的人,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得,这一种适应和利用环境中一切事物的本领也不具备,那末,带兵和用兵,一定会要失败,就不配做军官,尤其是将来从事国际战争,必须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设法为战争而利用,才能适合总动员原则,运用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充分发挥其效用,以争取最後的胜利。现在我们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中国将领不如外国将领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在军队里以及军队所能支配的一切东西,不能来充分利用,如古人所谓:「物尽其用」者。不仅坏了的东西不能使废物利用,就是好的东西,也往往随便丢掉、废弃,所以外国人拿一个钱可以办的事情,我们至少要拿几倍金钱才能够举办,而我们国家现在又这样贫困,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浪费呢!所以什么军队都不能完备。外国人他们就是因为善於利用一切材料,所以随时随地能够得心应手,只要看见他是东西,他们心里马上就要设法来利用,因为他们肯如此用心,所以事事物物,便能调处得当,顺应适用,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最讲究这种学问和本领。凡是到过日本的,可以知道,他们小学里的教科书,就有一课废物利用的教材,他们一般国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无论那一个军队、学校、家庭以及一般社会里,没有一件东西不可以利用的,连到垃圾、粪土都要来利用的,因此路上亦就非常之整洁,决不像我们中国人随便什么东西随便抛弃、乱丢。不要说是社会上普通一般人民,如此浪费消耗,就看我们机关里面,也都很肮脏、凌乱,而可以设法利用的东西,亦随便到处散乱,没有人来整理,尤其是厕所和厨房的旁边,丢的杂物更多。这种情形,在外国军队里是没有的。我们中国一般将领,就是因为不注意物件的管理和运用,不知道改善环境的必要,也没有这个教育,所以无论如何也练不出好的兵来。现在你们到军官团来受训练,我今天要特别告诉你们,一切物件的管理和利用,是带兵官必要的本领和责任。也就是我们今後要改良军队最要紧的一件事。而我们一般将领,现在要救国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整理我们所带的军队,先救了我们军队的本身,就是救我们自己的部下。譬如旁的人带他们的军队,随便嫖赌吃喝,军风纪精神都坏到不得了;我们带兵的时候,就能使他整洁严肃;一般士兵在旁人教不好,而到我们的手里就能教好;这个长官,在旁的部队,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而到了我们的队里,在我们手下,就能实践礼义廉耻;总之,我们军队所有一切不良的行为、习气,我们做将领的一定要能够用心研究,凭我们的良心血性,将他彻底改革,使我们部队里个个官兵都能成功一个正式的现代军人,做国家一个健全勇敢的战斗员,这是我们一般将领最要紧的本领,亦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职责,那就不配做我们部下的长官,亦对不起我们的国家,而且对不起我们的祖宗父母!这一点希望你们各位将领要特别的注意。今後一定要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原则做起,努力来改善我们自己所带的军队。

要晓得,天地之间,没有一件东西不可以利用,亦没有一个人不可以用,只看我们自己晓得用与不晓得用,用得好用得不好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全看我们自己能否彻底领会这个基本的要诀,而尽心尽力来刻苦研究,努力实做,如果大家能够尽心尽力来研究实做的话,我相信各个人的力量,都可以充分的发挥,而整个军队的力量,一定比现在要增加一百倍还不止的。所以我们一般将领现在要救国,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勤劳,随时随地要研究体验,要巡查考察,使得废了的不能用的人,能够有用,废了的不能用的东西,也可以能用。我们军事成败,和将领程度优劣,亦就是在此。因此,各位将领可以知道,并不是日本有大炮来,我们一定要以大炮来对他;日本有飞机来,我们一定要以飞机来抗他;决不能说日本有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拿新的东西对付他。如果说飞机大炮和一切敌人拿新的东西来攻我们,而我们亦除了飞机大炮和同样的东西之外,再没有法子可以对付?

那么,这些新的东西,我们不仅三年五年赶他不上,恐怕三十年五十年也不一定可以赶得他上。如此说来,我们不是始终没有法子可以抵抗敌人了么?各位要知道,事实绝不是如此,我们并不一定要新的东西,才可抵抗他新的东西,我们未尝不可拿旧的东西来抵抗他新的东西,尤其是我们中国自己旧有的东西,很多有价值、很宝贵的,平时看来,似乎没有用,只要我们肯加以研究,到战时用起来,每每可以发生大好的效力。比方讲碉堡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旧的东西,现在我们修筑起来,是用於剿匪,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将这个东西加以改良,将来运用得法,未尝不可用於抗日,亦可使他在国际战争中发生相当的效力。

於此,我要再提示一个抵抗外侮的要诀,就是我们上次所已讲到的,我们要用新的战术,来对敌人旧的战术,这句话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日本他们科学进步,一切军事,日新月异,战术上天天有进步,我们有什么新战术拿出来打败他的旧战术呢?我们难道在军事上真正还比日本进步吗?照普通的看法,这种怀疑是对的,但是大家如果看得深远透彻一点,就可以释然无疑。大家要知道,现在日本和我们中国军队作战,还是用有形有声的大炮飞机坦克车这类的武器,乱轰乱炸来打击我们。而将来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定是电气的战争、化学的战争、机械战争、毒瓦斯这类毒气的战争。那时战场上,一定无声无臭,看不见一件东西,听不到一点声音,预想将来战场上的情形,和现在根本上就大不相同,这种情况,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现在日本人的武器和战术,似乎很进步,但是将来世界大战中,我可以断言,日本人还是要算最後的落伍者了。


不过这话是依世界大战的标准来说的,如果单拿我们中国和日本比较,无论怎么,我们当然赶不上日本,仍旧不能胜过他们。然则我刚才说,可以利用新的战术胜过他们,这句话不更要觉得奇怪吗?各位要知道,时间是一瞬即成过去的,人类文化是不断积累而来的,所以天下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从旧的东西来的,所以根本上讲起来,天下的事物,根本就无所谓新旧,天下没有一件东西是新的,甚至可说越是新的东西越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这个进化的道理,这个辨证的哲学,各位将领要能理会,并且要能运用这个根本的原则到我们军事上面来。我们一方面当然要预想到将来作战时,战场上的武器是什么?战争的情势是怎样?就现在所已通用的武器来说,当然空中是飞机,水里是兵舰,陆地是大炮和地下坑道;此外,更主要的武器,就是现在尚未通用,而各国都在天天拼命研究,准备将来世界大战中获取胜利的瓦斯、电汽、机械各种化学的物质与方法。至於战争的进行就是在天空中、海底下与地底下。所以认真讲起来,那时不仅是地面的碉堡全没有用,现在通用的一切武器大炮,甚至都要失其效用。但是大家要知道,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变的,原则也始终如一的。好比一二三四五,一定总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总是等於三,一加上一总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战略,无论化学利器发明怎样利害,尽管战争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怎样不同,但是战术战略的原则,始终不会变更。所以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

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进步的战术原则。可是我们中国一般没有知识的人,自己国里有很宝贵的东西,不知道拿来研究运用,以为陈旧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国的东西,什么都好,都想要用,但他又学不像,用不会,结果使中国军队到如今弄得不成一个东西。不知道我们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军人,切不可自暴自弃,舍近图远,总要诚心诚意,实是求事,精益求精,来努力进取。现在中国军队练不好,要给外国人欺侮,不当作我们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军队,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军人,有一个最坏的习惯,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是宝贝,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废物,没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什么东西既弃之如敝屣,同时外国的东西,也只学得一点皮毛,大多数的军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国人不当作我们是一个军人,而我们现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说他完全是照中国旧的道理办吗?他又不是;说他完全是照外国新的办法吗?也不是。鉴於以往的失败,我们应当觉悟,以後再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只应选择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而最要的一点,还是要研究敌人作战的方式,而来研究应付适宜运用得当的法则,就是说要研究新的战术而来对抗他固定呆板的战术,特别是我们自己固有的一切宝贝,不要丢了,要去研究,要来运用。如果我们中国的军人,不能了解这番道理,不能将过去的偏见和错误改过来,我们中国军队永远练不好的,而将来亡国灭种的原因,也就在此。希望各位将领大家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蹈一般人的错误?


个个人应该要明白,我们要赶上人家,若是不从基本的学问技能踏实地的来努力,要想贸然赶上人家,是赶不上的。我们自己要老老实实承认中国一切科学是落後,一切经济也是落後,但是我们祖宗遗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很多精华,很多宝贝,是超过外国人所有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外国人尚且当作一个宝贝来运用,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努力研究,设法运用呢?所以,你们各位将领要懂得这个要诀,将来在国际战争中,要战胜敌人,我们可以用旧的方法,来抵抗他新的方法;也要用新的战术,来制服敌人旧的战术。但是,我们并不是讲新的东西我们不要研究,当然要研究,日本有什么东西,我们也要有什么东西,但是要知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来不及,所以另外想旁的办法,运用我们中国自己有的东西,不费钱的东西,来抵抗敌人新的东西。我们一定有这个方法,使得敌人失败在我们手里,这总不是难的事情,只要各将领肯竭忠尽智刻苦耐劳的研究。我们个个人都知道,日本所有的东西,除了科学和战争的武器之外,其他所有的文化和他们所谓武士道的精神等等,完全是学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人天生有绝大的创造能力,祖宗又遗传下来无数的宝贝,我们一定可以抵抗得过学我们东西的人。我们究竟用什么东西来抵抗他呢?当然是不可以一件件举出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如果从技术方面简单的讲,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怎么大的新技术,仍旧可以用老的技术,仍旧可以用我们剿匪的方法,最基本的就是「射击瞄准」和「跑步爬山」这两种办法,这两种基本的技能,就是抵抗日本最重要的方法。其次,抵抗日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体格要特别锻练。去年我们在庐山训练军.官,曾有一句口号:「日光、空气、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在日光寒暑雨雪中过生活,与自然界奋斗,藉以锻练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去年庐山训练还有一个口号,与这个口号意义相关而内容更广的,就是「劳动、创造、武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心力,一天到晚要刻苦工作,不断的研究发明,创造出一切的东西,以造成伟大的武力,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还有,去年庐山训练曾订下训练军队和军人一切的行动四个要点,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尤其是秘密最要紧。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秘密,所以一切的事情,往往我们没有做,敌人就早已晓得,如此,那里会不失败呢?所以「确实」、「迅速」、「静肃」、尤其是「秘密」,是我们今後抵抗日本所必要的修养和根本的办法。至於战斗的方法,我们将来和日本作战时,当然也很多,此刻不能多讲,但是有几件事情,和我们现在剿匪相同的。


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将来我们抵抗日本,这一点当然和现在相同。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挖好极深战冢,修好极固工事,再来休息,不要给敌人可以随便冲入进来。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现在剿匪就是稳扎稳打,有进无退,将来抗日,也依照这个原则。而且将来抗日我们若是退一步,就很难活命,因为我们如果退走,总快不过坦克车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後退一步,一退就没有命。所以将来抗日,务必深沟高垒,固守阵地,因此各位将领要特别注重筑城学,如掘壕筑垒和做种种防御工事的学术技能;还有对於坑道学、伪装、防毒、防空,这些学问更要特别的注重。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从前宋朝抵抗元兵的时候,有一位将领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将来我们在战术上也很用得著的,他的话大意是说:「用素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敌人最精良的军队」,这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方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犹之乎我们现在用游击队、义勇队、壮丁等,去袭击或防剿土匪的小部队,以牵制其主力活动,这就是「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最精良的军队」这句话的正确意义,我们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第五、将来对日本作战,和现在一样,一定要十分的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全国民众都能军事化,能帮助正式的军队作战,军民真正能合而为一,打成一片,这个力量就可以大十倍百倍还不止。至於我们怎样去训练、组织和运用民众,今天没有工夫讲,我们各位将领总要记得这运用民众是我们抗日救国一个根本的方法,这也可说是用组织保甲、训练团队这些旧的方法,来抵抗敌人近代新的军事方法之一种实例,所以要格外注重研究。尤其要注意到教育的目的和方针,根据「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原则,因事制宜,因地制宜,来训练一般民众,使他们能为我们运用。这些是讲军事方面和日本作战的方法。

此外经济的抵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抗日的方法,我们所有的官兵都能绝对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东西,我们各位将领要负责使部队来实行,如此便可以减少敌人的经济力量,间接打击他的军事,也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增加我们抗日的实力。这件事的性质虽不属军事的范围,因为很要紧,所以特别和大家提一提。总之,我们现在抗日,不要靠有新的武器,而是要有新的精神,能运用那就地原有的东西来抵抗他们。乾脆的说:我们就是要以最旧的方法对抗他最新的方法,以最旧的武器对抗他最新的武器,以不规则的部队对抗他最精良的部队。这并不是空话和理想,而是实际的战术原则。要能运用这个原则发生效果,就是要靠我们的最新的精神。就是我们一切的组织秩序、军队的纪律和军队的训练,要比较敌人好,我们的身体亦要比较敌人强,我们牺牲精神、刻苦耐劳的精神,更要比敌人强,我们作战的方法也要比敌人高明,就靠这些东西从种种方面来和他抵抗战争。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几多钱,只要我们一般将领肯努力、肯实做,平时能多流汗,战时就可以少流血,而且一定可以收到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效果。



其他训练方法应注重之要点:一、小部队动作,一班以下的小动作尤应注重。二、班长教育要特别注意,并要由师旅团长集中心力来研究,亲自教练。三、夜间动作与夜间行军要特别注重。四、养成士兵独自作战之精神与能力,以及养成敌忾心,即使其官长死伤时,其士兵亦能独立应战。五、注重爆破毁坏工作,使能扰乱敌人的後方,尤其要注重各种侦探教育。


再次,你们各位,此次到军官团来受训练,我有两部中国旧书,送给你们带回去研究。一部就是阮宫桂所著的洴澼百金方,现在我更名为自卫新知。一部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我们拿这两部书所讲最旧的方法,用心研究妥为运用,就可以抵抗日本最新的方法。这两部书都是讲练兵和御寇的方法,书中什么东西都有,今天讲不完,要你们自己去彻底研究。其中所讲的东西,当然有许多已经不适用。比方讲我们既有了机关枪、步枪、大炮等武器,当然刀矛等旧的东西用不著了。但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枪炮用不到的地方,还要用刀矛,并且将来战争,不仅是军队要死战,而且一定要训练民众,使他全体武装起来,共同一致作战,我们没有许多枪炮,一定要用这刀矛之类旧式的武器,来补助我们抵抗的力量,这些虽然是旧的东西,也未尝不可和他帝国主义者作战。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将这两部书中得著的东西详细研究,而且就是一般人以为用不著的东西,也要注意利用,研究明白之後,就要实实在在去做。这两部书内容很多,讲是讲不了,全靠你们自己带回去研究。不过有一点,先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无论研究那一本书,前面第一篇序文和本书的纲目,一定要首先研究,以後才可以先将该书的价值和作用认清,而且如此方能懂得全书的要义和纲领,才知道研究的线索。比方我们要研究步兵操典,一定首先要将步兵操典纲领拿来过细研讨,才可以先得到一个要领。

军事上一切基本要诀,可以说统统包括在这十五个纲领之中,我们做将领的人,如不将这十五条纲领彻底研究,并且切实体验明白,就不能训练部下,怎么教也不会教好。过去一般的军事学校和部队里,从来没有人注重这些提纲挈领的要诀,拿来讲授给学生,只注意背诵典范令的条文和行动上一些动作,对於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训练非常缺乏,因此我们从前军官学校培植国家的学生,学术都不得要领。不能做一个健全的将领,只能当作外国的一个兵。今後各位回到部队上去训练部下,希望能改良方法,无论教什么学术课,总要使得个个人知道要领才好。

讲到这里,再另外要提一件事情。我们将来要和敌人作战,就要知道过去的日本,侵略压迫我们的历史,和今後侵略的步骤,然後才可以懂得我们一定可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道理。讲到日本侵略我们的历史,从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後,到现在已经四十年,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就割去了我们的台湾,吞并了琉球,於是中国南部完全受其控制了;後来他为要包围我们华北,向大陆发展,不能不占领我们的旅顺大连,要占领我们的旅顺大连,他一定要先占领朝鲜。从日俄战争以後,大连和旅顺就统统给他占领,而且不久即乘势吞并朝鲜,至此我们中国自南至北,都被日本紧密的包围,华北的门户旅大与渤海湾亦被日本所霸占了。可以说,我们中国自台湾高丽旅大被日本占领以後,根本上就没有国防了,而且日本自中日与日俄两战以後,在华南华北已整个的包围了我们,随时可以威胁我们,灭亡我们,不仅我们没有建设国防,而且他也根本不许我们建设国防。所以凡是我的部下,凡是革命的军人,大家要知道,我们不做中国的军人则已,如果做了中国的军人,就要认识中国国防之重要,立志非收复东四省的失地不可,而且非尽力巩固中国真正的生命线不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并且要靠我们自己能够努力。

这时间要多少呢?我们很可以料到,时机就在我们面前,最多十年,少则三年五年,只要自己努力,大家同心一德,同生同死,就在我们手里,一定可以恢复我们的生命线,建立我们完整的新中华民国国防。现在我们个个人要抱定这个决心,要有这个志气,并且要刻刻不忘,发奋努力,我们现在的武器和实力不及日本,要收复一切失地,当然需要有相当的时间,一定要我们消费无穷的心血,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必不在远,这个道理,我们只转看一看日本侵占我们东四省所费的时间,所有一切准备之久,和他现在占领东四省的情形以及今後继续侵略的步骤,就可以明白。大家必须知道,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四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最近不进占,迟早总是不免的。因为他的国策,是满蒙政策,他必须占领蒙古之後,才可以进攻西伯利亚的侧面,以制服俄国。所以你们在河北、绥远、察哈尔这些地方的将领格外要留心。他现在的目标已转到苏俄,将来和苏俄作战之前,一定先要占领我们内蒙和华北各地,然後他在战争中,才可居於稳固而有利的地位,才容易战胜苏俄。

他占领满蒙最後的目的,固然是要灭亡我们中国,独霸东亚,但我们中国他并没有放在眼里,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苏俄。他为要驱逐俄国在东亚的势力,不能不先整个的占领我们的满蒙,来侧击苏俄的侧背,所以各位将领要时时刻刻注意到,日本随时会来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乃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但是他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他要想确实占领我们这些地方,作战时得到预期的利益,必须经长久时间的准备和经营。拿过去的事实来看,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四省,就决不是从民国廿年「九一八」起到二十二年长城战争为止,这两年工夫所能够占领的,他在「九一八」以前,就是在第一次日俄战争以後,就做占领东北的准备工夫,所以他实在早已用了三十年的工夫了。他用了如许长久的时间来准备,才能占领了我们东四省,但是现在这东四省形式上虽已被他占领,是不是他已经稳固呢?是不是可算确实占领了呢?我相信他并没有稳固,不仅是一般人民心里不服从,就是地方治安社会秩序,也还不能维持。所以日本人用三四十年的准备工夫,来占领我们东四省,现在占领之後还无可奈何,如果再要进占我们内蒙和华北,他有什么把握?虽然现在一切科学进步,交通发达,武器精良,占领人家的地方比从前可以快几倍,但是他从前拿三十年的准备工夫,还不能稳固的占领我们东四省,现在如果要将我们内蒙和华北诸省,整个的吞下去,即算不要三十年,至少也得要用二十年十年工夫吧,何况我们关内一般民众,反抗他侵略的力量和民族观念,一定要比关外的民众强大,而且华北各地与列强的历史和利害关系更要比东四省复杂,日本人如再来侵占我们内蒙华北,比东四省一定更难过无数倍。在这种长久的时间和复杂情形之下,我们如何可以有方法来抵抗他,收复我们的失地,这就时间上来说,实在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根本弱点,也就是我们抵抗外侮,收复失地的一个据点。


这种由历史的事实可以判断的情势,日本人未尝不知道,未尝不知道他们的弱点,但是他为要实现他传统国策起见,为要完成他独霸东亚的大梦起见,一定是不顾一切要一步步侵占进来的,问题只在时间的迟早罢了。并且我们可以断言,他进占的行动越快,他的弱点越多,我们抵抗他也越加容易,因为他占领东北,用了四十年的工夫,现在还是占领不了。如果他现在东四省还没有安定下去,马上要来占领我们的内蒙,占领我们的华北,他一定格外不能准备周到的。所以我们抵抗他一定格外容易,抵抗的方法也越多。从前他在东四省什么东西都调查明白,都预备完全,他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然後动手,所以占领比较容易;可是他现在再要进一步侵略内蒙,侵略华北,一切情形,绝不如以前对於东四省调查之详明,准备之充足。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看透了敌人的弱点以後,就晓得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时时准备,处处设防,自强不息的做下去,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所以我们现在很可以安心大胆,自己来努力、来准备,不怕敌人侵略进来,并且我们自己要准备努力恢复我们的一切失地,恢复我们的生命线。现在日本来恫吓我们,他所恃的是什么?

惟一可恃的就是有准备齐全的武力,而我们却一点也没有准备,不仅是没有国防,就是连营防也没有,所以他们的坦克车、汽车、飞机,随时随地可以横行一切,他欺侮我们就是在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准备,他的坦克车进来,至少不让他有路走,飞机飞来,至少有一个简单的防空设备,他就不敢横行无忌。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谈起,我们不必说有一年半载的准备,如果真有一两个月的准备,日本人也就不敢如此耀武扬威,横行一切了。过去他在东四省,因为他准备的特别齐全,我们毫无准备,所以很容易就被他占去了,但是他侵略到华北,在我们长城附近一带作战的时候,我们稍有准备,就能和他抵抗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後,还是我们战略的退却。可见我们只要拿去年在长城附近和他抵抗的办法来和他抵抗,他要占领华北,就绝对没有占领东四省那样容易。


进一步讲,如果能如前年「一二八」後在上海那样和他打仗,他格外没有办法。如果当时十九路军真正能够服从我的命令,苦战到底的话,抵抗二三个月不算什么难事。所以我们拿过去在上海和长城抵抗的情形,可见我们小小的和他抵抗,他就不得了。如果我们自己平时全国有一个相当的整个准备,随时随地能够挖壕、囤粮、积榖,军队到一个地方,立即设防,一营有一个营防,一团有一个团防,一城有一个城防,随时随地准备,利用所有的物资,所有的人力,来和他抵抗,我相信只要有几个月准备的时候,他就不敢来肆意欺侮我们、侵略我们了。所以各位将领统统要知道,现在并不是日本怎么强,怎么了不得,而是我们自己毫无准备;只要我们有准备,他一定不敢来侵略,如果再来侵略,一定要失败在我们手里。这次各位将领到军官团来受训练,至少要彻底明了这个道理,接受这种精神。回去以後,就要随时随地,为国家为军队为部下也就是为自己而步步为营,处处防备。

如果不及时努力,不仅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没有保障,你们自己一生一世也就是踏上了绝路,和出卖了我们国家的生命与军人的人格一样。所以随时随地要设防,要准备抵抗外侮,保卫国家,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第二件最要紧的工作和责任,我们须认识这一点,竭力来做准备抵抗的工作。最後再要简单的告诉你们几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的方法既是很多,我们要有两个条件,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胜利:第一、就是随时随地要赶紧预备,我们个个人要为国家为民族尽量发挥自己的体力心力,来研究运用一切的东西,准备民族斗争。第二、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和毅力,能够自强不息,简单的讲,就是要有恒,天天要研究,时时要准备,做完一件事,马上又做第二件,已经有进步,还要要求进步,好了之後再要求好,新了之後还要更新,如此才叫做自强不息,才可以获得最後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做将领最要紧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一个最要紧的条件。
 楼主| 发表于 2018-1-1 16:23:30 | 显示全部楼层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2014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罗青长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据悉,罗青长家属将于2014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文革”中,在周恩来指示下,罗青长等人组成调查小组,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本文摘自《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
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
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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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 16:53: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谍王”的传奇人生:老实形象成就情报大师
熊向晖,安徽人,1919年生,1936年在燕京大学时加入中共,抗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要熊按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关键时发挥作用。
1943年,由于熊事先向周恩来密报,使胡宗南第34集团军闪击延安的计划落空。1947年胡宗南率国军23万人进攻延安,彭德怀领共军2万3千人在青化之砭、羊马河、范蟠龙镇、沙家店等处连战连捷,及毛泽东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周旋,亦全仗熊在胡身边。
同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夫妇在北平被捕叛变,其留存电报底稿导致熊身份暴露,然而此时熊已被胡派送美国留学。1949年后熊回大陆,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70年代任共军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时参与接待基辛格访华,后历任中共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等职。
1991年熊发表回忆录《地下12年与周恩来》。熊在中共情报界辈份极高,与中共驻印大使申健、中调部副部长陈中经一起被称为“后三杰”,“前三杰”即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军郭汝栋部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1931年12月入陆大10期,1937年5月任54军参谋长,8月任该师42旅代旅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后任54军参谋长、20集团参谋长、73军暂5师师长,1944年驻英国副武官,1945年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与郭深入交谈,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1946年6月以后历任国防部5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卅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2厅(计划)厅长、3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
从1946年到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
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1949年1月,郭任72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沪州,后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1951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
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小鬼(郭汝瑰被称作郭小鬼),当年你是否为共产党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江必守淮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韩练成(1908-1984),又名韩圭璋,宁夏固原人,1925年入西北军,在国军第二集团当过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并秘密加入中共,后历任国军72师参谋长、独11旅旅长、170师副师长、16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46军副军长、军长。韩是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的亲信。
1946年韩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董告韩国共和谈肯定破裂,要韩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
1947年2月,国军向山东共军发起重点进攻,共军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进行莱芜战役,将北线国军包围,韩奉陈毅指示命46军自围中溃出,自乱阵脚,致共军大获全胜,歼国军5万6千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中将。
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白崇禧不疑,将韩调任海南防卫司令,因此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纵队得以保全。未几,白崇禧外甥、国军师长海竟强当真越狱逃回,指韩通共,而韩此时已去兰州。保秘密局电告张治中抓韩,张却给韩机票,让其飞往香港。1949年后韩任共军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衔。

高清,又名高维生,石昌汉,湖北黄安人,1917年生,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1930年入中共,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宣传队队长,西路军骑兵二团代理团长,1939年在新礁上化被选调共产国际,去苏联莫斯科达拉索夫斯卡亚军校学习,1941年潜回重庆,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任务是搜集日军、伪满、汪伪及国民党情报,制裁汉奸和叛徒,小组共13人,均是在苏联受过谍报训练的原红军西路军营连级干部,分别潜伏在重庆、西安、兰州、北京、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台北、昆明、汉城、及国军赴印度远征军中,此外,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处还为高配备了10多名助手。
共产国际的纪律规定,该小组不得与中共发生横向联系。1941年高清重病,不得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医,董必武利用同乡和中共元老的身份让高清将搞到的情报背著苏联人同时报送中共一份,而在高的助手中,也有两人是由董输送的。
一为张炜,即蔡叔厚,字绍敦,浙江人,曾留学日本,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创始人,人称“蔡老板”,中共特科重要成员,去苏联受训回国后同张一萍(即张文秋,女儿刘思齐、邵华分别嫁给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一起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工作,蔡任报务员。
佐尔格去日本(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其继任华尔敦由于下属陆海防叛变而被捕,蔡即失掉联系。抗战时在重庆,蔡向董必武谈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工作,蔡转告苏联武官处。高清到渝后手中同时掌握5部电台,人手不够,蔡又为高当报务员,后蔡转赴新疆,受苏联情报单位新疆边务处领导,曾娶被盛世才、季源薄杀害的毛泽民的遗孀朱丹华为妻,朱又改嫁方志敏堂弟方志纯。
不久蔡返沪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养女陈瑶光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员、“驸马爷”陆久之一起策反汤恩伯,因蒋纬国赴沪督战,功败垂成。1949年后蔡任上海机电局长,1967年被文革小组专案审查第三办公室按“苏特”逮捕,1971年死于秦城狱中(1981年平反)。
高清的另一助手是湖北人赵英。该人系北洋军阀肖耀南的姨太太,人称“湘楚一绝”,肖死后赵由北京回武汉。抗战时闲集此地的不少国共要人向其求爱,计有郭沫若、邓初民、董必武、张道藩。日军占武汉后赵随政府撤退重庆。
董必武又以同乡的关系说赵投身情报工作,赵不忍再拒。董将赵介绍给阎宝航,阎令赵接受高清领导,赵遂倾囊相助,给高提供住处和经费,出入国民党达观贵人之间,为高搜集情报并掩藏电台。自古佳人多薄命,寡妇门前多是非。张道藩求爱遭拒,怀恨在心,适逢汤恩伯自前方返渝,各界举办欢迎会,张借刀杀人,怂恿汤下帖请赵,赵看不起对日作战中丧城失地的汤恩伯,拒绝赴会,汤恼羞成怒,派士兵著便衣入赵家将其打成重伤住院,张再嘱汤灭口,汤又派人将赵抬出医院扔进嘉陵江。
赵至死不知自己为共产国际效劳,只知为延安工作,国民党也不知其真实身份。赵英对董必武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可谓红颜一死酬知己。
高清小组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曾提前获悉驻沪日军多摩部队(专门从事化学毒气战的秘密部队)企图下毒暗害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的情报,及时通报重庆八办。也曾在重庆智除中共特科河谟叛徒、汉奸张阿四。在银川杀中共叛徒、军统银川站站长刘洛,在天水杀中共叛徒、军统天水站站长王西扬在西安杀中共叛徒佟建云。
佟系中共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女友,被中统西北专员孟真(后为旧金山图书馆负责人)劝降,拟诱捕张浩,为此,高清小组成员黄祺(潜伏于重庆并打入林森卫队,为救高清与国军枪战身亡。其妻1960年饿死于四川农村)、孟燕辉(潜伏于西安,后为大陆山西省公安厅长,文革坐狱去世)、盛星传(又名胜觉,绰号“麻雀”,潜伏于兰州,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饿死于甘肃省民乐劳改场)3人在赵英掩护下将佟击毙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前。
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江西电台台长林生被捕叛变,国民党中统江西省专员冯琦(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叛徒徐锡根)指挥该人骗过南委书记方方,捕中共江南委书记谢玉才(假自首后脱逃向南委报警,但回延安仍被整肃)、南委组织部长郭乾辉(郭潜),郭随即叛变。高清得报后紧急向重庆八办报警。不想竟被周恩来、童小鹏所误。
中统展开大逮捕,抓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不屈就义)和廖承志及粤、桂、闽、浙、赣5省中共党员7千人。中共此次损失不下于皖南事变,中统首领杏邝曾弹冠相庆,周恩来则小肠疝气,大病一场。此系周恩来一生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一。
日降后高清去上海,1947年曾奉周恩来命于燕山别墅杀张国焘,因张提前离去,只杀了张的4名军统保镖。
高又同苏联驻宁使馆副领事、苏大使罗申的女婿、格别乌少校贾不候(1919-1986)一起追杀此时已当上了中统上海区组长的郭乾辉(后为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却错杀其弟郭乾耀。
1949年高以上海《大公报》记者身份去台北,同行二记者是吕德润(后为大陆国务院参事)、严庆澍(笔名唐人,由在香港的乔冠华领导)。高在台搜集国民党情报并用电台密报海参崴苏军情报部,1952年台破获李朋等苏谍案,而高又在日月潭巧遇张国焘并被认出,遂自行撤回大陆。
周恩来让高再度返台,高不从,周即密令制造车祸除高,然执行者不忍下手,飞报徐向前。徐向前、董必武、李先念出面劝阻,外加苏联国家安全部写的证明,救下高清一命。
此后,高陆续在东北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5年底被周恩来、康生以“苏特”罪逮捕,关押10年,妻子跳楼自杀,1977年落实政策,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中调部长罗青长却不让高回部,让其在关押地河南平顶山就地安置。罗系周恩来、邓颖超的红人,文革出当过杨尚昆专案组组长,文革后又秉承汪东兴旨意,对平反冤假错案不甚积极,故遭胡耀邦的厌恶,导致中调部于1983年被撤销。
前面提到的熊向晖、郭汝瑰、韩练成是利用自身在国军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楼台。这种先天优势成了他们后半生用不完的存折,保他们能出将入相,人大政协,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只有高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早年三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后投身隐蔽战线,端的是从事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晚年蒙恩赐,成了河南老干部局管理的副局级离休干部,平日粗茶淡饭,看书下棋。其间,曾与当年的对手,被特赦住在南京的原中统干事张文(张国栋)交流,双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93年河南作家于天命的记实小说《红色间谍--代号巴山》一问世即被抢购一空,人们被高清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所感动,此书被誉为“当代《红岩》”,它的出版也打破了平顶山的宁静。先是台湾方面要以6万港币购买在莫斯科受训的高清等24人名单,然后台湾再雇人盗去该书原稿,幸被大陆公安追回。
随后高清一家又不知去向。一说高清于1995年去世,一说高被台湾绑架,还有说高被软禁,更有说高被暗害的。有人说高去了祈连山,他要和牺牲的战友相伴余生,另有人在湖北红安见过他,他已在故乡安度晚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则说,在原克格勃的高级公寓里,有位带湖北口音的中国老头正在写回忆录……
综上所述,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羽扇纶巾之辈抑或鸡鸣狗盗之徒,皆为董必武所用,可见董深得用间指衫。孙子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只有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人才能成功地驾驭和指导谍报斗争。
因此,历史上国共之争,主要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政治上,应是不争之论。俗语说得好: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指湖北人做事超出常人,当年只有毛的亲密战友、湖北黄岗人林彪敢杀他。董必武的家乡湖北黄安(现红安)亦有人杰地灵,文革前共军有62名将军是黄安人,就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驹现亦是共军总参谋部的少将。董必武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人。董必武未带过兵,但他指挥的熊、郭、韩、高等人,个个当得10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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