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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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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9 16: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1]。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2]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4]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5]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6]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7],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8]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9]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10]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11]。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12]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13]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14]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15]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16]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17]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18]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19]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20]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注:

  [1]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926页。

  [3]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4]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6]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8]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9]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10]  伊?爱泼斯坦:《突破重围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11]  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12]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13]  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14]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15][16]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17]  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18]  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19]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20]  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  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 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25]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27][28][30][31]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36][39][40] 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82、88、96页。

  [32]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35]  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7]  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41]  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  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  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楼主| 发表于 2017-7-29 17:29:0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友鸾 (1904─1990),字悠然,笔名悠悠、牛布衣、草厂、傅逵,安徽安庆人。中国知名报人,先后担任《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和《新民报》总编辑,创办《南京早报》、《南京人报》等。张友鸾办报坚持“有趣”,“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1990年逝世于南京。
 楼主| 发表于 2017-7-29 23:18:04 | 显示全部楼层
汉斯·希伯(波兰名Grzyb,1897 - 1941.11.29),记者、国际主义战士。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在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德名Muller、海因兹·莫勒)。他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5国文字。后定居德国。希伯很早就向往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事十分关心。
1925年来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敌后根据地采访,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Hans.Shippe)。
1941年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八路军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时为记者的他不幸身受重伤,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时年仅44岁。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汉斯·希伯名列其中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11: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怀念父亲沙彦楷
沙韫     沙瑷
一八七五年七月,父亲出身于一个医生家庭。他幼年读书聪颖,为人耿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特别有几件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一、不受贿赂,拒收礼品
    一九一八年,父亲在北京任审判厅推事时,经常有人送礼,父亲从来不收。有一次,有人送来一件皮统子,父亲当时不在家,母亲坚决不收,但来人扔下就走了。父亲回来看见,非常气愤,问清了送礼者姓名、住址后,立即亲自将礼物退回。当时社会风气,贿赂公行,恬不为怪,请客送礼,更是小事。而父亲洁身自爱,拒不收礼,人们反以为“怪”,讥为不近人情。
    一九二三年初,曹锟想当大总统,公开收买议员,谁投他一票,就给一千五百大洋,而父亲坚决不愿投他的票。当时,曹锟派了许多暗探,监视着反对他的议员,父亲也就成为被监视的对象之一,唯一的办法是赶快脱身,离开北京。但是手头拮据,只得将皮箱、皮衣服等比较值钱的东西卖掉,凑足路费,瞒过暗探,乘火车到上海,然后返回故乡周铁桥。
二、别无嗜好,只爱读书写字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只爱好读书写字。在家乡时,早晚都要读书。有时尖着嗓子,拉长声调读,越读越有劲。父亲的书房在前面的楼上,他每晚手执煤油灯在前面走,叫我们姐弟四人跟着他。到了书房,大家围着桌子坐下。他教我们读书,先讲解文章内容,然后领我们读,待我们都已会读,便坐到自己书桌旁,读他爱好的书去了,记得我们当时跟他学了《论语》、《说文解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父亲还经常练字,学习颜、柳的楷书,后来自成一体,笔力雄健,浑厚苍劲,是当时华东的一流书法家。他的作品曾选去日本展览。
三、教育子女,严格要求
    我们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大哥是医生,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二哥毕业于北京农业学院,专长畜牧兽医,喜骑马;三哥毕业于金陵大学,是学植物的。解放前后,二哥、三哥都是山东农学院教授,其于四人,韫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凤藻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凤藟(音垒)中学毕业;瑷美专毕业后,又就学于女画家张红薇。继母所生凤丹、凤翱、云丽三人均系大学毕业。这都和父亲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首先不允许说谎,如果他知道我们有说谎的,必立即严厉批评。其次是教育我们重视节约,不让我们乱花一文钱。韫上苏中及东吴大学时,每学期都要开好帐单,书费、学杂费和伙食费共若干元,送请父亲过目审查,他再酌给零用钱。因此,我们自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四、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在旧社会,有些当律师的,只爱钱财,不能主持公道。父亲却与这些人不同,他在上海当律师时,没接受一宗案子,首先要看那人的事是否有正当理由,如有正当理由,或是受人欺凌、陷害等案情,他就接受,否则钱再多也不给办理。尤其对离婚案件,更加慎重,因为旧上海社会风气极坏,有些男人一旦发了财,有了地位,往往就喜新厌旧,提出离婚诉讼,也有些浪漫女子道德败坏,朝三暮四,一有新欢,顿忘旧侣,提出离婚。有的甚至借此敲诈勒索钱财。遇到这种情况,不管当事人给多少钱,父亲坚决不受理。他常说,律师是保障人权的代言人,它是神圣的职业。若为坏人利用,等于如虎添翼,助纣为虐;若为那些缺德的男女轻率地办理离婚诉讼,便会无故拆散人家夫妻,使其子女遭受莫大痛苦,甚至造成悲剧,这是伤天害理之事。为了维护社会道德,父亲秉公办案。他所办案件愿为人民伸冤,或为穷人鸣不平。当时有个马山寡妇,宗族中有人见她老实可欺,便蛮横地霸占了她的房产。那寡妇悲痛万分,生活无着,外出当奶妈。后来她找到我父亲,要求援助,父亲就帮她交涉,收回了房屋田产。
五、事母至孝
    起先,祖父行医为生,后来家道中衰,祖父双目失明,不久便逝世了,全靠祖母一人将八个子女抚养成人。父年最长,下有三弟四妹。待父亲有工作时,就分挑家庭重担,历尽辛苦。父亲对祖母极孝顺,每次出门回来,须先向祖母请安,将外面所购东西交给享用。所以家中事务听从祖母意见办理。父亲在北京时,祖母要把患结核的四姑母送京医治,父亲接电话后立即动身回乡,接他们上北京,遵医嘱每日杀鸡用黄洒蒸煮,以治顽疾。无柰沉疴难起,经多方医治无效,姑母不幸病逝。祖母悲痛万分,父亲想尽办法安慰,时常陪她去公园游玩,以遣愁怀。父亲在上海当律师时,亦接祖母在申小住。每日选购河海鲜味侍奉。并经常陪同去公园,游艺场散心,使老人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后来祖母厌烦大城市喧闹生活,便又回到周铁桥。父亲经常派人送去祖母心爱的食物,并按时返里省亲孝敬备至。祖母活到九十九岁,无疾而终。
六、追求光明
    父亲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二十年代在北京时,他看不惯军阀、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宁可弃官而走。在上海当律师时,能与歪风邪气作斗争。他曾与各爱国民主党派一起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曾多次与父亲会晤,使他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家乡一解放,他就将家乡的全部房屋、田地交给人民政府,又将所有藏书赠给周铁桥竺西中学。同时他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九五七年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在生活上,党和人民政府百般照顾。
    “文化大革”期间,年已九十五岁的父亲,含冤离开了人世。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组织上为父亲平了反,开了追悼会。父亲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沙彦楷(1874——1970)字武曾,周铁桥人。回族,清末举人。1910年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解放前,从事法律工作,与沈钧儒设法律事务所于上海,并与贾士毅等发起创办宜兴中学。解放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沙彦楷的二个女儿沙韫、沙瑷于八十年代所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曾刊载于《宜兴文史资料·第十六辑》。沙闻骁于2011年8月重新编辑。
 楼主| 发表于 2017-7-31 23:27: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且让我从容地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良田龟裂,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而陕甘总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灾不报,又不减田赋,以致酿成人人相食的惨剧。《民呼日报》刊登一篇《如是我闻》揭露: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报纸据此义愤陈词: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任谁读之,能不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一面又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于、陈二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报社同仁知道,当局意在迫报社关门。为营救于、陈,报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羁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报》短寿,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数日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 )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清廷签《马关条约》者)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广大读者拍手称快,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民吁日报》更是短寿,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里。他给那妓女12元,说好只住半个月。可迫于形势一住住了5个月,再无钱付房饭费。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钱,照供食宿。因于右任见常有人来窥视,怕遭不测,在一个晚上悄悄溜走。后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马路上一烧饼铺想偷几块烧饼带给于右任,但遭铺主发现,被打得满脸是血。铺主问他为何要偷,那同志据实相告,是为接济快被饿死的朋友。那铺主听后深受感动,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那时,于右任时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誉其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驻外记者( 留学生兼),有一次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块银元电报费。《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强调职业道德时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楼主| 发表于 2017-7-31 23:43: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一个令人觉得颇为奇怪的现象,对宋子文的淫乱生活的蛛丝马迹的透露,大多数不是来自于宋子文的传记,而是来自于特务方面资讯的零散的牵带。
  在《四大家族秘闻》(陈风著,团结出版社2008三版。一本国内作者拼凑的内容简单的传记,但却重版达到三次)书中,第153页,提到宋子文与戴笠之间的关系时,写到了戴笠如何担任了拉皮条的角色,为宋子文介绍了一个嫖宿未成年少女的机会。从这一段记载来看,今日中国方兴未艾的官员们玩弄幼女的风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如雷贯耳的前辈。当在最近的报章中看到中国中小学的女生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期堵住那些出没在校园围墙外边的如狼似虎的叔叔、爷爷们的贪婪的色欲的魔爪的时候,我们不知是感到“大灰狼与小红帽”的童话其实并不是童话,还是感到人性的阴暗,已经让童话都望尘莫及。
  让我们引用一下《四大家族秘闻》一书中的记载:
  “宋子文和杀人魔王戴笠套上了近乎。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军统特务骨干唐纵在1944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他对付宋子文的办法,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16岁献给宋。这位年轻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
  该书中的这一段章节《一生六次遭刺杀》也是在网络上被大肆传抄的一部分,但关于宋子文玩弄幼女的具体细节,除了唐纵的这一件孤证之外,却没有找到另外的更为详细的资料。
  查了一下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4页,下面还有一小节:“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
  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感叹历史的孤悬一线的危险性,如果唐纵的日记不是在解放后被中共一方收缴,那么这一段历史的秘闻,只能藏之腹中,永无出头露面之日。
  当然,这带来的好处,就是可能为那些给宋子文洗白的后来者包括教授学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可以重砌墙、另打桩地篡改历史了。
  在杨者圣所著的《特工王戴笠》一书中,对宋子文的花花公子行为也作了较为详细的顺手牵羊的描写:
  “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吃喝玩乐,十分在行,且‘洋’味十足。……宋要玩女人,其夫人张乐怡对此管束甚严,每有外室,被夫人发现后必大闹一番。戴常常于中帮助宋妥为处理,减少麻烦。一次,宋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此事被张乐怡查获,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杀气腾腾地前去捣毁。戴从宋家的警卫人员中预先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宋的‘外室’送至成都金河街戴公馆藏匿起来,为宋立了一功。”
  这一段典故来自哪里?既然其中点到了沈醉,那么,在沈醉事无巨细的多卷本回忆录中一定不会漏掉这一段绯红色的历险传奇。
  果然,在沈醉口授、由其女儿整理成文的《魔窟生涯》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章回小说的笔法,描写了沈醉如何听命戴笠的指令、开车接上一个极标致的年轻姑娘的经过。
  姑娘上了车,沈醉问她的身份,终于撬开了姑娘的嘴。
  书中写道:
  “她刚二十二岁,在中国银行当职员。后来被宋部长看中,做了他的外室。宋的大老婆得知此事后,几次都要带人来打她,砸她的家。前几次没找到她的住处,可是这天早上,宋子文打电话告诉她说,他的老婆已经知道了她的住处,正要带一批人去找她。她说,她上车以后,迎面遇到的那两辆车,正是宋子文老婆带来打她的人。所以她特别惊慌,深怕被认出来。”
  沈醉接下来写到,他奉命将这个女子送到成都戴公馆去,路上,车出故障,在内江的一个高级旅馆里住了下来,这个姑娘夜里哭泣,说她提错了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宋子文买的布娃娃与玩具,而她准备的换身衣服却留在了屋里。沈醉哄了许久,姑娘才破涕为笑。
  从这段描述来看,宋子文是把这个姑娘当成小孩子来看待的,比如玩具与布娃娃,这是一个幼女才需要的心灵慰藉的东西。男人用物质打动女人,然后攫取女人的灵魂。联想到后面宋子文对容太太16岁女儿的兴趣,可以看出,宋子文有着较为强烈的恋童癖倾向。而联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发现这竟然成了官们的一种共性的通病,其中原理值得医学家与社会学家去深究一下。
  这一年沈醉28岁,按他出身年月推算,此件抓奸事应该发生在1942年。
  但是,在另一本由杨晖编著的《军统魔王:戴笠》一书中,则对此事有着不同的记载:
  该书286页:“宋子文喜欢玩女人,他喜欢妓女,也喜欢漂亮的女职员,反正他有钱,女人有的是。但他的夫人对这事管束得极严。戴就利用手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优势,给宋及时通报消息,让宋子文放心大胆,无所顾忌,为宋减少了很多麻烦。
  1939年夏,宋子文又在外面金屋藏娇,和中国银行一个年方20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他的夫人知道了,立即带了一群人马,杀气腾腾前去捉奸。
  戴笠预先从宋家警卫员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来不及先向宋子文打声招呼,就自作主张,派人速去用轿车将宋的“外室”抢先一步送到成都金河街戴公馆内藏起来。宋知道后,感激万分,更将戴笠视为自己的密友心腹。”
  另提一句,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与1996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游国立、席晓勤所著的《戴笠全传》很多章节的内容、人物描写对话风格完全一样,按时间出版先后,应该是抄袭自吉林版的那一本书。只是该书中多了一章《势利交友》,是吉林版里没有涉及的。可见,这段资料是来源另一个渠道。但是与杨者圣的那一本书,在时间上又有所差异。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都可以到了相互打架、错舛百出的境地,一个史实不经过考证一下,很难让人信服。再顺便说一句,关于戴笠的传记,虽然林林总总有十几种之多,但内核上可以归纳出三四种左右,大多数内容是相互抄袭,结构相同,对话相同,几乎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可信的感觉。这反映出,中国当代的造史运动,正在产生出众多的垃圾及相互矛盾的疵品。
  而在这些造史的垃圾中,更有一种出于不可告人动机与目的的“洗白”运动。一些失去人格立场的学者教授承担了这一“洗白”运动的主角。
  比如,在宋子文研究中,有一个颇为突出的人物,名叫吴景平,他对宋子文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多少资料,但是在结论上,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他的著作的嬗变中,可以看出,宋子文从他的笔下的一个丑角,已经成为光彩照人的“神”了。
  吴景平何许人也?在复旦大学2008年出版的一本《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有其人的简历:吴景平,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上海市人大代表。
  职位不可不显赫,但他对宋子文的研究,用鲁迅的一个定义来描述,可以说是朝令夕改,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在其1992年出版的根据其博士学位论文改造而成的《宋子文评传》中,他基本按照当时正统的立场与观点,认为宋子文是一个负面角色:他在后记里写道:“以往称宋子文是‘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在40年代末宋又被列为‘内战罪犯’。笔者认为,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本书稿便是力图以较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来充实、深化上述结论。”
  但在《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宋子文的所谓罪恶只字不提了,而吴教授的好处是,就是宋的后人,给他提供了众多的未曾见过的资料,让这本书变成了一部摄影集。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却成了一本照片图集的文字撰写者,这不知是教授的进步还是倒退?但显然,吴景平很得意自己掌握了这些第一手的照片资料,但照片能反映出历史后边的淫乱与贪婪吗?
  为配合这本书的出版,《外滩画报》提供了更多的吴景平的幕后消息。在这本杂志的报道中,透露:“2005年以来,吴教授曾三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些新公布的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宋子文是真正的爱国者’。
  吴景平说话的口吻与宋的后人的口吻是完全一样,或者成了宋的后人的传声筒。他力证“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在这里,吴景平与宋家的后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一书中拥有30多亿美元资料资产的说法。认为宋的财产根本没有这么多。
  但是吴景平提出的证据,只是宋子文到美国后家庭的拮据,遗产只有500多万元这些表面的现象。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的相反的证据,来驳倒《宋家王朝》中透露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当年令联邦调查局在暗查宋家财产时所得到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中,杜鲁门说宋家贪污了美援的大部分。
  如果吴景平对资料的掌控能力没有比联邦调查局做的更深更透的话,那么他为宋子文“洗白”未免做得太轻率,或者叫太早了。
  事实上,宋氏后人也即宋子文的女儿积极为其父进行亲情化“洗白”,但是,她并不是历史中人,她说过,她对其父亲的了解,还不如吴景平教授了解得多。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宋家后人出于亲情的关系以及对历史真相的缺乏了解,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而中国的一个教授却迫不及待地投靠上去,按照这个家族后人的思维方式与主题思路,来罗织有利于这些后人需求的资料,然而,这些教授却丧失的是对历史的真正的负责任的精神。
  而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当代学界哗众取宠、没有掌握实证资料,仅仅根据想当然的需要,臆图改变历史定评的一种恶劣的学风。
  这些学者只有使中国历史留下更多令人不解的疑点,使本来就搞不清楚的历史记载更加混乱不堪。这就是他们“浑水摸鱼”的伟大功绩吧。
 楼主| 发表于 2017-8-4 17:46:20 | 显示全部楼层
访
老机场跑道埋在小学教学楼下
从1927年建立,到1958年12月改作工业基建使用,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历史上存在32年,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民航客运发挥了巨大作用,也 留下了许多故事。根据《白下文史》记载,现在的瑞金路小学还有一两百米的机场跑道遗址。根据这条线索,扬子晚报记者昨天前往瑞金路小学一探究竟。
让扬子晚报记者意外的是,眼前的瑞金路小学正在进行综合楼项目的施工,一片大工地中,记者并没有发现机场跑道的踪迹。“我们挖基础时还看到过跑 道。”现场几位施工人员介绍说,跑道是石头垫的路基,上面由混凝土浇筑,“施工前还有考古人员到现场来过呢。”施工人员指着学校内南面一排正在维修的教学 楼告诉记者,“我们就是在这里挖基础时看到跑道的。”工作人员特别强调,他们的维修施工是在跑道上层进行的,并没有破坏跑道。
最初只有土跑道,废弃后种过菜
南京的第一座机场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的小营机场,由于实在太小,后另选址于明故宫遗址建设机场。《白下文史》记载,当时的明故宫机场只是一片碾 平的空场地,铺了一条土跑道,建了几间棚屋而已,只能升降少量又轻又小的飞机,由军政部航空署管辖。民国18年(1929年)和25年(1936年),明 故宫机场先后两次扩建,机场西临秦淮河、北至中山东路、东接御道街、南至今瑞金路,当时属于军民合用机场。
解放后,明故宫机场由华东军区接管。1956年7月,南京民航迁往大校场机场,明故宫机场许多设施逐渐闲置。上世纪60年代部分区域还曾作为光华大队的蔬菜基地。1976年,在蔬菜生产基地上建设瑞金新村,1979年又建成瑞金北村。
徐志摩从这“走了” 张学良在此被扣
明故宫机场见证着历史的起起伏伏,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了故事。
1929年8月7日,国民政府沪蓉航线管理处开辟了南京—上海的航线,首次飞行中,飞机载运三千多封邮件在明故宫机场降落,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条民用航线。
1931年11月19日上午,诗人徐志摩从明故宫机场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平。因大雾影响,飞机在济南触山爆炸,徐志摩身亡。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张学良即被扣押,送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开始了其长期软禁生涯。
1937年,明故宫机场被日军占领作为华中战场和掠夺南京物资的主要空军基地。尤其不可忘记的,是日军曾将其作为细菌战基地,从这里起飞的日军敌机向华中、浙赣等地区投掷细菌弹,制造鼠疫瘟疫惨案,致使大量中国居民死亡。
1949年4月23日上午,代总统李宗仁匆匆来到明故宫机场,登上“追云号”专机,飞离南京。当天人民解放军渡过


从小营机场到马鞍机场,南京先后建有13个机场
南京是当年国民政府的首都,出于战略和交通等需要,民国时的南京先后建设了大大小小10座机场,有些发挥了重要的航运用途,一直使用到解放后;有些 只是作为小型飞机临时起降之用,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昙花一现;有的则是侵华日军修建的,抗战后就荒废消失。建国之后,南京又新建了禄口国际机场和若航直升机 机场;目前,在江北六合区,还有一座马鞍机场正在建设。
1、小营机场
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机场
存在时间:1912年—1927年
位置:珠江路演武新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决定筹建华侨革命飞机团支援革命。他们募集资金,购买了6架寇蒂斯(Curtis)飞 机。1911年12月31日,华侨革命飞机团的两架飞机经上海转抵南京,可南京却没有机场。于是,已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指定小营的演武厅作为飞机场。 机场非常简陋,没有跑道也没有通讯设备,只是利用操场的一块平地供飞机起降和停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编制扩大、飞机增加、小营机场不 能满足需要,因而废弃。
2、明故宫机场
最初仅一条跑道和棚子
存在时间:1927年—1956年
位置:明故宫遗址
1927年,因为小营机场场地有限,起降困难。国民政府在明故宫遗址修建一条跑道和几间简易棚屋,建立了明故宫机场。1929年4月的第一次扩建,将原来的土跑道扩成800米长的碎石道面。
1947年6月,明故宫机场再次扩建,拓长跑道、新建候机室,还增加了夜航灯光设备,建成479米长、25米宽的滑行道,机场面积达到120万平方 米,当时属于军民合用机场。1947年1月,机场划归民用航空专用。1956年7月,南京民航由明故宫机场搬迁到大校场机场。同年10月,该机场即告废 弃。
3、三汊河机场
南京首个水上机场
存在时间:1930年8月—1931年11月
位置:先在三汊河,后移至中山码头附近
1930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下关三汊河设水上民用机场,设有浮桥码头,因该地点偏僻,且夏日江水泛滥,次年11月16日,该机场移至挹江门外中山北路末端的江边。这里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机场设有风标、气压表、寒暑表等气象设备和200瓦无线电短波电台通信设备。
4、溧水机场
没跑道,可用作迫降场
存在时间:1936年-1937年
位置:溧水东门外章家庄
民国时期,为首都防卫的需要,航委会要求江苏省政府兴建溧水机场。溧水机场1936年开始修建,位于溧水东门外章家庄,距县城中心1.5公里。同年 冬建成,机场长1500米,宽1200米,没有跑道,场地平坦,临时碾压,可作迫降场,也可以扩为野战机场。1937年,机场废弃。
5、玄武湖水上机场
为国民政府要员专设
存在时间:1937年5月—1937年12月
位置:玄武湖樱洲南侧水面
1937年5月,为方便蒋介石水陆两用型专机起降,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北极阁对面玄武湖建立临时性水上机场浮码头一座。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水上机场随之废弃。
6、中山陵临时机场
可停放重型轰炸机
存在时间:1937年8月—12月
位置:中山陵景区附近
1936年年底,当时中国空军的马丁-139WC重型轰炸机速度快,载弹量大,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先进飞机。
这种重型轰炸机,南京地区的机场无法满足起降需要,因此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决定将市区通往中山陵的一段道路改造成临时飞机跑道。
后因战局变化,马丁重型轰炸机移驻南昌。公路机场也因此被废。
7、草场村机场
日军在宁建的首个机场
存在时间:1938年—1945年
位置:麒麟门附近草场村
据记载,这座机场位于南京市麒麟门附近吴家墩励志庄草场村。1938年,侵华日军在这里开辟跑道,建设飞机场,机场场面为长方形,长1500米、宽60米。1945年1月,机场报废。
8、马群机场
尚未投入使用就废弃
存在时间:1945年3月左右—9月
位置:马群附近
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修建的又一个机场位于马群。马群机场距离南京7.5公里,碎石跑道长1450米、宽40米,机场跑道位于宁芜铁路和百水河之间。1945年,为方便日军侵略战争使用的马群机场在开工6个月后,就因日本人投降而停建,机场被废弃。
这些机场还在服役
9、大校场机场
使用时间最长
建成时间:1931年
位置:大明路以东,七桥瓮以南
1931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在大校场建军用机场。1934年,大校场机场扩建,建有一条长800米、宽50米的土跑道,该机场是首都唯一的空军基地。
1947年夏天,机场改造,新建跑道设在原有跑道南侧,按照国际民航组织B级标准设计修建,道面是水泥混凝土结构,可以承受负荷重量80吨的飞机, 是当时国内最新式的坚固跑道道面。到1948年4月29日竣工时,总投资达840亿元(法币)。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7月,空军某部和民航南京站合用 大校场机场。此后又先后对大校场机场扩建两次。
1997年7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启用,大校场机场保留为军用机场。
10、土山机场
作为军用机场仍在使用
建成时间:1939年
位置:江宁东山文靖路
土山机场是侵华日军在1939年修建的。土山机场采用的是碎石跑道。长1600米,宽50米,两端还有保险道各100米。1945年日军投降后该机场并未废弃。如今,土山机场渐渐成了“城中机场”,但仍然作为军用直升机场在使用。
11、禄口国际机场
T2航站楼明年启用
建成时间:1997年7月
位置:江宁禄口镇
禄口国际机场于1995年2月28日开工建设,于1997年7月1日正式通航。目前,禄口机场拥有通往54个国内主要城市、20个国际和3个地区城市的130余条航线,每周出港航班量达1200班。
今年6月17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主体建筑——T2航站楼11万平方米金属屋面成功封顶。据介绍,禄口机场二期青奥前建成启用。
12、老山若航机场
全国首家民营直升机场
建成时间:2012年7月
位置:老山南麓
2012年7月31日,位于老山南麓的南京若航机场投入运营,成为全国首家民营直升机场。该机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停放各类直升机35架。若航机场向社会公众开放,普通市民都可以“空中游南京”,价格定在每人不超过1999元,1000米以下低空飞行俯瞰南京城20分钟。
这个机场正在建设
13、六合马鞍机场
将成国家门户枢纽机场
存在时间:在建
位置:六合马鞍
南京马鞍国际机场即南京第二国际机场,建在马鞍镇附近,目前正在建设。马鞍机场拥有4条跑道、108个停机位,两组跑道分布在停机坪两侧。跑道长度 10000米,不仅可起降A380、B787等宽体远程客机,未来还可起降航天飞机。马鞍机场将建成我国面向日韩、北美和连接欧亚的国家大型门户枢纽机 场,成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的中国第四个大型国际机场
 楼主| 发表于 2017-8-5 13:27: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世纪三十年代沙面三大洋行垄断广州汽油进口生意
汽车烧汽油,历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读者你知道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广州,不少汽车烧的却是柴火——木炭。要说“油改炭”真是一点也不方便,车上要安一个硕大的鼓风炉,司机在行车过程中要经常停车“添柴”,车子还老是抛锚,害得大家不得安生。客车烧炭虽然缺陷多多,但胜在有一个优点——便宜。那时,沙面三大洋行进口的汽油动不动就要卖到一块银元一升,一辆客车加满油,就得花掉一个普通人三五个月的工资,不是土豪还真是烧不起。故而,本地人以“油改炭”来应对“高油价”,也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其间种种八卦,读来既颇有趣味,又可令人实实在在领略到“进步”一词的含义。
先机
街头刚见汽车影
洋行布局加油站
说来巧得很,1921年广州成立市政厅,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就在同一年,街头出现了第一批公共汽车,不过数量不多,只有区区四辆。此前,城内的远程客运工具除了船舶外,还有马车,1912年,广州出现了第一辆客运马车,其后数年间就增加到了几十辆,本地人也渐渐习惯了马车的出出入入。其后,随着“拆城建路”的推进,汽车渐渐增多,“得得”的马蹄声才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据《广州市志》的记载,到1937年,全市已经有了两百多辆长途客车和300多辆扬手即停的“野鸡车”,此外,富商巨贾购买的私家车也增加到了1000多辆,再加上近300辆拉风的摩托车,机动车在城内渐成气候。
要知道,当时并无国产汽车一说,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几乎都是通过沙面洋行进口的。进口了车,就得进口汽油呀,后者更是源源不断的好买卖,洋行岂肯放过?上世纪30年代,广州有三大洋行从事石油产品买卖——即“亚细亚”、“美孚”和“德士古”,它们可都是沙面岛上的老牌跨国公司,其中,“美孚”于1894年在广州开设分公司,“亚细亚”于1906年进驻广州,“德士古”来得晚一些,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在广州站稳脚跟。这三大洋行在沙面岛上毗邻而居,几乎垄断了广州所有的能源生意。
所以,从广州街头出现第一辆汽车的身影起,它们就盯上了其中的商机。三大洋行都推出了很有杀伤力的“卡片”制度:广州有多少公路,有多少私家车,有多少汽车公司,每家公司有多少辆车,每辆车的耗油量多少,甚至汽车公司负责人的联络方式、个人爱好……全都登记在卡片上,并随时根据情况补充修正,从而在推销时投其所好,一举拿下。
此外,这三大洋行还早早建设加油站,最初,官方不许外商直接购地,它们就曲线操作,在香港注册公司,再选址购地,申建油站。经过这一番细心布局,不管谁想加油,都逃不出这三大洋行的网络,至于油价,当然也是由它们“相爱相杀”而定。
汽车加装炭炉
司机提前生火
说起老广州的油价,其实只有一个字——贵!据记载,上世纪30年代,“亚细亚集团”每加仑(约5升)的汽油售价大概在5~6块银元之间,算起来,一升油就要卖到一块银元,换言之,一部小车加满油,就得花掉几十块银元,那时一名普通职员的月薪都到不了这个数,而按照购买力折合算一下,就相当于人民币两三千元,至于公共汽车,加一次油,怎么着也得花掉上百块银元,折合成人民币,就得四五千元,你说贵不贵?
虽说那时一辆车的售价动辄上万块银元,买得起车的都是土豪,可油价这么高,长此以往,土豪也未必不在乎啊。再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战事的临近,洋行更多地把汽油卖给了军方,卖到民间的汽油更是贵得离谱,土豪们也难免被“烧”得肝疼。
肝疼之余,人们就开始琢磨汽油的替代品,要说高手还是在民间,这个替代品还真被找到了,那就是升级版的柴火——木炭。汽车烧“柴火”,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在操作上也颇有难度。首先,车上得装一个硕大的“炉子”,炉子一边连上鼓风机,另一边连上管道往气缸里送煤气。每次开车前,司机先得提前半小时生火,然后一边烧柴,一边使劲摇动鼓风机送风,等煤气足够了,才能发动汽车上路。汽车“油改炭”后,不但动力弱了不少,还动不动就要抛锚,一抛锚全车人都得下去推车,走到半路,木炭不够了,司机还得下车捡柴火。
说起汽车“油改炭”后的种种窘境,人们总是摇头叹气,抱怨它“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但一想起只相当于一成油价的花费,大家也就心安了,毕竟省下了白花花的银元嘛。
所以,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油改炭”的汽车在广州大行其道,不管是雪佛莱、道奇,还是福特、大万国,大多在“车屁股”上安了个大炭炉,一路喷着黑烟缓缓招摇过市。没办法,谁让洋行进口的汽油卖得那么贵呢?
斗法
粤商土法炼油洋行联手反制
读者或许会问,满城汽车“油改炭”,那洋行岂不是没生意可做了?你这么想可就有点天真了,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洋行进口的汽油压根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说,这三大洋行销售的拳头产品还不是汽油,而是煤油,那时四邻八乡,哪一家没有几盏煤油灯啊?三大洋行通过层层代理,将销售网络一直铺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赚得的利润比卖汽油多多了。只要是能带来生意的客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火烛小店,洋行也要求自己的雇员降尊纡贵,“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免有伤他们的感情”(见于亚细亚集团当时内部发行的《石油手册》)。
对客户,洋行看似温情脉脉;但对于敢跟他们竞争的本地商人,洋行可完全是个“狠角色”了。1930年,有本地商人从进口柴油中提炼出煤油,贴上本土商标,以低于洋行的价格出售,颇受欢迎。接着,大家群起仿效,短短一年,广州就出现了100多家本土煤油厂,洋行一加仑(约5升)煤油卖四块银元,本土煤油一加仑才卖三块银元,一时间抢了洋行不少生意,大家还真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了。可是,洋行又岂会善罢甘休呢?要知道,本地商人的原料也是要通过洋行购入的,命门就在人家手里呢。于是,洋行一边联手将柴油价格提高一倍,加重本地商人的负担;一边自行从柴油中提炼煤油,以规避关税。洋行自制的煤油纷纷贴上“桃花牌”、“月光牌”、“经济牌”的商标,卖得比本土商人的成本价还低,这场激烈的价格战打了一年多,上百本地厂家纷纷遭遇没顶之灾。待本土煤油淡出市场之后,“桃花牌”、“月光牌”和“经济牌”等低价煤油很快就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三大洋行又回到了坐收垄断利润的“好时光”,大家也只好接着消费他们的贵价油。这一场激烈残酷的“商战”让我们再次确认,不掌握核心技术,还真就保不住自个的“命门”,不是吗?
 楼主| 发表于 2017-8-7 13:04:0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秦日报》二十五年

俞嗣如 遗稿
  《新秦日报》是由我个人经营的报纸。1921年10月5日在西安创刊,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备受摧残,于1944年4月停刊。
  解放后,1958年在西安市南城门楼举办的革命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刊登报道“西安围城”(1926年)情况的《新秦日报)》和其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使我深感光荣。往事虽成陈迹,但我愿将自己创办经营《新秦日报》的概略,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辛亥革命后,我与宋伯鲁(芝田)、张瑞峰(玉昆)、郭德沛(汝霖)诸先生一起,想把原由法政同学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学术研究并含有政治意义的社团)重建起来,继续活动。当由吴敬则私人垫款,从上海买回对开印刷机一部及各种字模等器材,准备出刊报纸或刊物,作为表达政见的工具。正在积极筹备期间,北京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派来一个姓张的人在陕西设立分部,通过与宋伯鲁的商洽,拟将“进步党”与“政治研究会”合并成一个团体,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政治研究会”的重建即告停顿,印刷器材则由吴敬则另设“艺林印字馆”营业。不久,“进步党”停止活动,合并亦成泡影。斯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主持陕政,迫令所有政党一律停止活动;而宋伯鲁又赴北京任总统府倾问,张玉昆在北京当律师,辛亥革命时曾任陕西法制局长的郭德沛,也在北京司法部供职,压力增大,而主要成员星散,重建“政治研究会”的打算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仍考虑要办一张报纸,作为表达群众意见的阵地,当即得到宫逸泉、熊文涛和杨伯渊等同学的赞助,定名为《新秦日报》,借寓刷新陕政之意,经过短期筹备,这一张民间报纸便呱呱坠地了。起初,报纸委托梁府街省印刷局代印。后又由五味什字一家私营印字馆承印。不久该印字馆出盘,我借到堂兄俞述之卖房的一笔钱买下来,为长期办报打下了基础。
  《新秦日报》初出版时,新闻来源很困难。当时既无通讯社供稿,报社又无外勤记者,仅靠几个编辑和我进行采写,维持版面。那时的机关、团体对外封锁消息,即使一条新闻也得之不易,况且偶登一则不利于当局的报道,便要受到追查或处分,真是举步维艰。
(一)
  《新秦日报》在二十五年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到当局的刁难,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如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所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
  (1)冯玉祥在陕时,外县多种鸦片,《新秦日报》以“春秋责备贤者”为题的小评,劝告制止,不意却遭到报复。1922年4月(<新秦日报》登载汉中寄来反对吴佩孚而组织起来的《民团军成立宣言》后,冯玉祥即令警察厅和五个警察分署署长率领警察,于夜间将报社和我的住宅包围,进行搜查。搜出了汉中民团军石印的原件,即迫我到警察厅进行审讯,追问我“为什么要办报?”我说,办报是为了宣扬民意,促进社会进步。刊登《民团军成立宣言》是有闻必录。且这是印刷品,邮电检查何等严密,既能寄出,报纸为什么不能登载?但他们不听分辩,将我拘留起来。结果经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基警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亚雄奔走营救,由四家商号具结作保,才被释恢复自由。时隔不久,警察厅又把报社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了七天,才算了结这一公案。事后我听说,冯玉祥竟把邮电检查机关一个检查员打了四十军棍泄愤。我被释回来,心灰意冷,迟迟未复刊。不料有一天,冯玉祥派其高参兼禁烟局长张树声找我,问我何不出报?并约我去见冯。我说,等安排报纸出版后再说,搪塞过去。《新秦日报》经过这次波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订户不断增加。《申报》驻陕记者秦毅斋并将这一新闻界的新闻,电告上海,刊诸《申报》,于是各地新闻界纷纷函电慰问,交换报纸和通讯稿也日益多了起来;上海、广州等地商业广告亦与日俱增,版面随之改观。稍后,当我见到冯玉祥时,冯说前事“对不起,希原谅”,表示歉意。
  (2)冯玉祥离陕赴豫,刘镇华以陕西省长兼理陕西督军,声势显赫,部属称其为刘兼座。《新秦日报》与刘相处较久,矛盾冲突也较多。
  刘镇华督陕后即剪除异己。一次计划借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演戏请客,派人代他主持,于席间拟将陕西军人马青宛当场枪毙。我从省议会议长南岳峻之弟南云峰处得知这一消息,报纸即于当日披露。适逢马的一个亲信先一天来省购物,翌日早见报大惊,急购报一份,快马赶赴三原报信。这时会议己结束,马正在台下看戏。这个人混近马身边示意,马即托词外出,这个人将报纸指与马看,马即乘这个人的马驰离三原,迳返交口镇防地。三原会议主持人,见马久出未回,情知有变,但查寻无踪,便急电报告刘镇华。刘镇华此时也已见报,闻讯大怒,即令警察厅长马浩把我叫去,追问消息来源。我初则敷衍,后不得已告知原委,但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经马浩与刘反复商量,并会同司法科长陈景云迫使报社承认“传闻失实”,予以停刊七日处分了事。
  1923年夏末,有一个名叫侯明玉的木匠来报社闲谈,说他由友人刘东轩介绍,替日本古玩商密田、田上几个人做装运钢佛象等物的木箱。不久,日商又介绍他到“汉口日信洋行陕西支部”工作,经常到彬县北山一带去运桐木,并采购棉花,大量收购古玩。“日信洋行”的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还有一个大将叫中川,这些日人以买棉花为名,看样子是搞其它活动的。并说这些日本人,曾带他去过三原、泾阳、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到处照相、绘图。一次还在西安东门外祭台村白佛寺照相开会,行动可疑。侯明玉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愿再替日人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坚决辞职,并请求将其所谈予以揭露。据此,报纸除对间谍活动一节,因涉及外交关系,持慎重态度未予发表外,对日商大批采购桐木违法事实进行揭露。指出:陕西非通商口岸,日本洋行不能直接到彬县采购货物。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峻见报后,即派人来报社了解,又找侯明玉询问情况,遂即令彬县知事和省警厅根据国际法及通商条约勒令日信、大仓,高桥、三井四家日本洋行停止在陕活动,并令有关人员离陕返回汉口。刘镇华原与日商有所勾结,对此大为不满,竟说南岳峻未经呈报省府,即以报载为凭勒令日商离境,若引起纠纷,必为省长增加麻烦。同时对报社施加压力。幸好不久刘离陕西,此事遂告结束。
  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刘镇华妄想借鲁迅先生的声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故对鲁迅先生殷勤招待,并请为他的部属讲话,同时暗中托人向鲁迅先生示意,希望在讲话中对其政绩有所揄扬。不意鲁迅先生对其部属仍讲“小说史”,只字未提刘治陕的事迹。刘闻讯后,很不愉快。《新秦日报》获悉这一情况,即据以作新闻报道,刘见报怒不可遏,立令教育厅长景岩征、警察厅长马浩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虽经报社编辑王淡如据理分辩,结果仍不免受到勒令停刊七日的处罚。
(二)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并不满足,还把魔掌伸向河南,企图兼并国民军胡笠僧的兵力,他先命憨玉昆带兵入豫,憨兵败自杀。刘不甘心,复亲自出马,倾镇嵩军全力,东出潼关击胡,又被胡击溃,全军几遭覆没。刘收集残部流窜鄂陕交界一带,吴佩孚补以饷械,乃复受吴用,成为直系军队。并得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助,在汉口日本洋行购买军火,积聚兵力,拟再次找胡笠僧报仇。迨胡笠僧逝世,国民二军势衰,刘于1926年乘机收编股匪王老五等,在豫西四处截击国民二军,并向西推进,连取潼关、华、渭数县直扑西安。当时西安守军仅有国民二军李虎臣少数部队,因众寡悬殊,打算退往西路各县保存实力,徐图再举。适西安士绅韩绾青、王子端等代表西安军民前往三原,请来杨虎城新胜之师,与李虎臣共守危城。西安虽被围长达八月之久,《新秦日报》坚持出版,从未停刊。
  西安被围之初,物资粮食未显短缺。但到后期,困难日增,军需民食,极其匮乏。《新秦日报》几临断炊,幸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向粮秣处先后两次借回大麦一石,压成粗粉和以油渣、红糖果腹,勉强支持到解围。
  记得围城不久,一些绅士和商界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会址设在大湘子庙街“陕西省通志馆”内,当时天天有活动,我也不断去采访。在此期间,刘镇华派宋云石(曾任陈树藩的军械局长)入城接洽,条件是杨、李将国民军撤出省城移驻西路,双方停战。寇锡三、壬卓亭向杨转达,遭到拒绝。因此,宋去之后,刘攻城愈急。其时,城内商业完全停顿,居民生活愈加紧张。一天,郭蕴生在省府开会后来“和平期成会”,透露省府因军费拮据,拟向商会筹款,我即根据这一消息,在报上发了新闻。警察厅见报后,向我追问消息来源,并否认有这回事。我据实以告。次日,在“和平期成会”正开会时,省府科长张警堂来会,邀郭蕴生去后院谈话。张走后,郭对我大发脾气,责我不该泄露消息来源,使他受窘。我表示歉意,默然离会。
  时农历十月,守军濒临弹尽粮绝之际,国民党陕西负责人刘含初在东厅门中山大学开会,到会约五十余人。首先由一个自称裱糊匠的人发言,历述人民遭受苦难情景,倡议召开市民大会,讨论食粮与守城问题。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院门召开市民大会研究办法。我得到消息,赶往中山大学采访,散会时已届黄昏。杨虎城得悉我在场,以为我参与其事,次日,即令军警督察处长丁增华约我和参加这次会的几个人去谈。参加会的周伯敏、马公弢都不敢去,仅我和刘含初去见杨。杨见面即说守城日久,使大家受饿。我们说军民同甘共苦完全应当,目前应想法解决困难。当我和刘同杨虎城谈话之时,南院门市民大会已经举行,杨即派人向到会群众安慰劝勉,并且告以援军已到陕境,不日即可解围。与会群众听此消息,相继离开会场散去。
  围城时,当局曾拨借一石大麦解了报社职工燃眉之急,解围后,李虎臣还叫丁增华传话,送给报社二百元以示补助,虽因军需处长牛耀堂借口无款终未予以支付,但我却深感李、杨二将军对与之同甘共苦的报纸的关切之情。
  《新秦日报》系当时西安仅有的一家报纸,解围后发行量激增,因而报社经济情况好转,几个月来所欠债务陆续还清,并充实了印刷器材。
  刘镇华溃退豫西,投靠了冯玉祥。冯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付之。于、邓由三原来西安后,雷晋笙、吕佑乾等对我说,大家意思叫我担任行政工作,报纸由雷接办。我因城囤已解,办报情切,且报社财物均属己有,岂肯拱手让人,遂婉言谢却。
  冯玉祥统治陕西时,曾以总司令部名义,布告取缔农会擅自杀人。《新秦日报》报道时,标题标出“取缔”二字,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见报,认为用“取缔”一词极不妥当,勃然大怒,并令驻陕总部派员查办。史可轩召我及报社编辑王淡如谈话后,我承认错误,报社被处以停刊七日了事。
(三)
  宋哲元任陕省主席时,要报纸在城关各大街十字张贴,以广宣传;另外每日给省府科室各送报一份,连同省府所登启事通告,每月付给三百元。一次,我去外地期间,报纸登载了朝邑县驻军因粮秣紧张而截扣赈粮的消息,转载了《申报>关于宁夏西北银行钞票挤兑风潮的新闻,宋哲元深为不满。乃令警察厅长周永胜将总编王淡如拘押了十五天,还派警察包围报社和报纸主笔顾献庭住宅,进行检查。当我回到西安时,风波虽告平息,但每月省府给的三百元却完全停付。 &nbsp;刘郁芬继主陕政,省府给报社的三百元报费和广告费虽已恢复,但拖拉不能按月支付,直到刘由西安向渭北逃跑时,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付过分文。
  杨虎城任省主席兼西安绥署主任时期,每月补助《新秦日报》二百元,初期还能按月支付,中间突然停发。为了弄清原因,托杨部参谋处长张子麟询问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不久张交给我一百元时说:“南给你二百元,我因紧事用了一百元”,并未言及其它。以后我才得知,因各报登载泾阳、三原、高陵三县人民联合控告渭北水利局职员舞弊的传说,结果:《民意报》停刊,《西安日报》改组,《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停止补助。同时也才知南所给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深为抱歉。在南卸任秘书长后,我到红埠街他家去看望,他还问我报社用钱不用,始终未提省府停止补助一事。
  邵力子主陕,以省府公费有限,决定由财政厅作为正式开支,按月支付各报。《新秦日报》的二百元报费、广告费又有了着落,不意王德溥接长财政厅后,无端停止支付,《新秦日报》的二百元补助费又复落空。
  《新秦日报》于西安解围后,有了发展。在上海和本省宝鸡、安康均设有分社,办理发行、通讯业务。创刊十二周年时,出版了“《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1934年)元旦合刊。”合刊的前言如下:“本报创刊迄今,时历十二年两阅月又二十二日。以日计之,已达四千四百六十七日矣。今则出刊之数,仅为四千号。其间脱期雨虚靡之光阴,竟至十五阅月,此则同人引为不幸者也。虽然,此岂得己哉!夫次殖民地之国家,处被宰割之地位,国耻纪念,与年俱迸,一也,言论自由仅空谈耳,停刊处分,迭经身受,二也;继停刊相习成风,改进需时,遽难革除,三也。有此诸因,遂致本报历几许岁月,荒废大好时光。就责任言,无以对社会,就业务言,无以对读者。纵社会曲予原宥,同人究不敢自恕也。夫新闻纸者,社会所依为耳目者也。今者强邻环偪,国难方殷,开发西北,至其听也必聪,视也必明,毋使其仅具形式上之官能,以至于聋瞆无用,此固社会之期望,亦吾辈之天职,愿与同业及社会硕彦共勉之。”正当《新秦日报》力图发展、扩版到三大张时,国民党中央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就找邵力子陈说,各报篇幅均不得超过两大张。以此为准,并由省府作出决定令各报执行。《新秦日报》在此限制压抑下,只得减少出版张数。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对《新秦日报努的利诱、迫害接踵而至。
  有一阵,忽有许多朋友不断劝我为报纸找个“后台”,找点固定津贴,以求发展。我想:还是自己苦干比较自由,以保持民办报纸风格,对来劝者一律婉言谢绝。一度曾任报社经理的高琛斋,有一次竟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贻燕告诉他,新秦报为什么不想办法找点补助呢?何必那样苦撑。还有我的内弟杨肖愚由甘来陕,他同李系同乡同学,也劝我找李给报纸活动津贴,我同样谢绝。以后,《西京日报》继任社长于秋墨来对我说,给你的报找点津贴好吗?我答以目前尚可维持。于不悦,拂袖而去。 &nbsp;
  “西安事变”前,有一个叫钟楚珩的人,由南京来陕找邵力子想当县长,因所谋未成,经友介绍为报社帮忙,我给以名誉经理职务。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来陕时,钟是杨的故旧,介绍我去见杨,见面时只作一些礼节性谒访,未涉及其它。事后钟对别人抱怨我说,俞既不向杨要钱,那何必去见杨?
(四)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度与《新秦日报》商妥,把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纸型,交《新秦日报》铸版印刷,在西安发行。这与以前代印宣传品时的密秘方式不同,是由“八办”熊静同志与《新秦日报》订立正式合同的。当时我认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部,重庆出版的报纸,西安代印出版,不至有什么问题。不料西安新闻检查所主任唐奇在报社代印不久就追问,为什么你们要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日报》与《新华日报》是什么关系?并指明,代印报纸无异就是代共产党宣传,即迫令停印。当我去长安杜曲镇躲避空袭时,我的儿子俞岳松与经理部工作人员研究,认为报社与“八办”订有合同,收了订款,中途停印,违反营业道德,遂决定按从前印中共传单的办法,在夜间密秘印刷,俟合同期满再行停印。但又被特务告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立令警察局派人把报社印刷机加封,抬走了铸版机(当时西安仅有的一部)等器材,使《新秦日报》不能出刊,接着又将报社营业主任张炳智捕去。后经我请《秦风日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向郭疏通,郭提出由他给报社介绍一个编辑和一个校对为条件后,才启封机器恢复出版。郭所介绍的编辑叫刘毅,校对叫郭汉章,刘、郭到报社后到处查看,尤其该郭身带手抢,气势凌人。工人中他们也安插了一个姓杜的人,暗中监视报社活动,向其报告情况。事后,据一知情人透露:他们原打算以报社为共产党服务为借口,没收全部印刷器材,置《新秦日报》于死地。但经过一年多时间,没有找到任何口实,郭汉章无法向其主子交代,终于不得不离开报社。而编辑刘毅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调到《西北文化日报》去当编辑。
  “三青团”陕西省干事长杨尔瑛想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因没有印刷设备,要我帮忙代印,并说:把你这个小摊子同胡(宗南)先生的大摊子合起来,对你大有好处。我婉辞未诺,杨则不欢而去。不久,杨又同胡宗南的秘书崔某来找我说:“三青团”经费不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三青团”办的《青年日报》能问世,就算帮了大忙。在被迫无奈之下商妥:《新秦日报》每日印完后,在原版换上《青年日报》报头,再换一下社评和儿则新闻就行了,他们酌给一点津贴,编辑、校对他们自理。这样作以后,便发生编选稿件各取所需的问题,为了减少排、换版,我们只得少发稿而迁就他们。《青年日报》在《新秦日报》印后再印,出报迟,阅者少,他们派了一个姓陈的专搞发行也未好转。又以偷换订户的手段把《新秦日报》订户改成订《青年日报》。记得一次姓陈的发脾气,把一个拒不换送的送报人交警察局押起来进行恐吓。如此境遇忍受年余,直到他们买了印刷器材,我们才获得解脱。
  与办报同时,我在西安钟楼根东边开设了一个“安乐茶号”,专售素食糕点,某年因避日机空袭,在长安县杜曲镇租了两间临街房,迁去部分工具人力开业,并代推销《新秦日报》。后又迁去部分印刷器材,一面承接外活,一面作印报备用工厂,万一城内报社被炸,还可在此正常出版。这期间,杜曲镇商会每次派款,对“安乐茶号”分号总比其他商号多。一次派军麦,镇上最大的商号仅派二石,而安乐分号竟派了十二石。于是勉凑了部分麦送去,便宣告停业,打算不了了之。但镇商会却说,店铺停业,报纸还在,遂把欠交军麦拨由军队直接催收,一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八个枪兵到我家坐催不走。后幸得安乐分号经理刘德卿借到他女儿的麦子代交,才免了一一场横祸。最后出盘安乐分号铺底,还清了刘借其女儿的麦账。
  1943年秋,《新秦日报》社东邻专营钢笔商店——“钢笔大王”失火,延及报社及紧邻关中旅社、油店、百货铺,钟表店、饭馆等十多家。报社器材几成灰烬,其他各家损失也很严重。端履门十字西北角成了一片焦土,还烧死了一个装订铺的学徒。这是西安城内一次大火灾。当我被带到警察一分局,一个姓张的立即审问说:“火是你们放的,你们报社内有共产党,姓周的编辑就是。要不,你们为啥要代共产党印《新华日报》呢?”我答:“报社职工没一个共产党,我负完全责任。今天失火是由“钢笔大王”起的,可以调查。至于我报工厂代印《新华日报》,是正当营业。《新华日报》既能在重庆出版,为什么西安不能代印?我是报社社长,有什么事由我负责,其他人应即释放。”于是,就把我和“钢笔大王”经理周宪章押起。次日又转送警察总局,经司法科审问,仍不能决定谁家起火。乃将全案悉送杜曲镇长安地方法院检查处,几经询问仍无法确定责任属谁。幸好,过了几天“钢笔大王”店中的小学徒,自己跑到法院自首,他说,他给一个修钟表的同乡偷取汽油,不慎将蜡烛芯火灰掉进油桶,引起大火,待跑出喊人扑救返回,火势已烧至门口而成火灾。检查官以小学徒能自行认罪,罚了一百元结案。从而国民党想借火灾陷害报社的阴谋复成泡影。
(五)
  报社因购买纸张材料一时周转不灵,经理钱信予以“安乐茶号”为其友沙景云承包修建彬县仓库工程作保为条件,借得沙一万元。合同由两家商号盖章。三个月后,粮政局忽然来人说,沙所包工程未竣、款已用光,人已逃跑,你们赶快派人继续修好仓库。并说,另一家铺保也已无踪,现唯“安乐茶号”一家是问。我一再找粮政局交涉,终归无效。约两个月过后,粮政局偕同警察竟封了“安乐茶号”的大门。时正当中秋节前夕,值月饼大量上市之际,我复找粮政局负责修建工作的白子玉,商请允许“安乐茶号”作过月饼生意后再垫款修建仓库。白与张子俊局长研究决定,粮政局借给十二万元并派人监工,《新秦日报》以印机担保还款。不意“安乐茶号”营业收入欠佳,近二十万元巨款无法筹足。于是粮政局即派白子玉领兵到报社,将印机拉走,迫使《新秦日报》无法出版。在此打击下,我先同高自振的印刷厂商洽由其代印。随后又向《国风日报》求助,得到景梅九先生的支持,把两张大型日报缩为四开晚报,利用《国风日报》原版,另换报头,继续发行,借以保持报纸发行权不至因停刊而失效,待机再行恢复。
  1944年4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胡宗南招募的所谓“青年军”起了冲突,几近火并。《新秦晚刊》刊登了这一新闻,惹起双方不满,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连日纠缠不休。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又乘机煽动,唆使“青年军”到报社寻衅、捣乱。报纸遮此境遇,只好宣告暂时停刊。
  报纸停刊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陈怀仪偕同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陈忠经突然找我,商借《新秦日报》的名称出报,待他们的报纸办好登记手续时,即归还所借名义。并说这样做我们可以马上出报,你们又不至因报纸中断失去出版权,双方有益。当时我已知他们意在利用民办报纸这一招牌,欺骗群众,但来者势大,只得应允。接着陈忠经派了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和我儿子俞岳松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楼上接头,按他们所说办法办理。借用《新秦日报》名称不限时间、不立合同,由陈怀仪和王淡如保证。他们借用《新秦日报》名称后,即继续出刊。不久,陈忠经赴美国留学,报社事务全由赵耀斌负责。不意事出突然。据说,国民党反动派从东北发现赵耀斌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把赵和一个担任总编辑的人用飞机解往重庆。至于真象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再借用《新秦日报》的名称,而改为《黎明日报》出版发行。在当时,我也没法找他们收回报纸发行证件,但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不断找我的麻烦,怀疑我与赵耀斌有什么关系。幸而陈怀仪还在,他又是中介人,才使我免受牵连。
  《黎明日报》出刊不久,盘据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四面楚歌境地,敌人赶把所有印报机具抢运一空,亡命溃逃。旭日从东方升起,西安这座有名的古城,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附 记
  中共陕西省委一位姓薛的同志曾来我家访问,他拿来一份《新秦日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和一份“《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元旦合刊”叫我看,希望我能写出一点有关《新秦日报》的史实。我很受鼓午,但一因《新秦日报》有关资料和报纸在火灾中已成灰烬,另因自已年老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能动笔。欠账总是要还的。现下,在仅有的这两份材料的基础上,强忆追记,勉成此稿。
 楼主| 发表于 2017-8-7 13:50: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美国英雄 肖特在苏州上空独战6架日本战机

2015年8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的第二天。苏州名人馆历时一年精心策划的“中国的美国英雄—罗伯特·麦考利·肖特史料展”拉开帷幕。
83年前,罗伯特·肖特以一敌六,对阵6架日本战机,虽击毙日军一名,但寡不敌众,血洒长空,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32年2月22日,他也成为第一位为中国抗日牺牲的外籍飞行员。
穿越时空,在苏州,向肖特致敬。
他是一个不安分的美国青年
1904年10月,罗伯特·麦考利·肖特出生在华盛顿州的皮尔斯小镇。1912年,肖特的父亲抛弃了妻子伊丽莎白·肖特和三个孩子。那年姐姐伊莎多拉8岁,肖特7岁,弟弟埃德只有两岁。对于这个单亲家庭而言,生活无疑是艰辛的。伊莎多拉不久后死于猩红热。抚养两个幼子的双重责任无疑超出了肖特太太的能力。埃德在婴儿时期便经常被寄养在别家。
作为长子,肖特早早便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而他似乎也很快适应了这种责任。在小学时期,他便接受了一份送报的工作,并很快把自己的客户数量从15家增加到了55家。之后他开始在一架本地造船厂担任送信人的工作。他赚到的大部分钱都交给了母亲,因为姐姐之前的患病和去世,这个家庭深陷于债务之中。
艰苦生活丝毫未影响肖特成长为一名“不安分”的少年。他是斯塔姆高中唯一一位两次出现在同一张毕业照上的毕业生。1925年的正式班级照片上显示的是一位微笑的、淘气的肖特,站在右前侧,而另一位严肃的肖特站在左侧。因为需要两次拍照以记录整个班级的全景。在摄影师准备拍第二张的时候,肖特从班级的一边跑到了另一边,从而在照片上出现了两次。
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肖特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尝试各种工作赚钱养家。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参加美国陆军航空队新兵飞行员招募考试,通过了严格的笔试和体能测试。
1928年3月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的初级飞行学校,肖特和同学们宣誓入伍,在此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训练课程。训练以优胜劣汰的方式选出优秀的新兵,前往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的凯利机场,进行高级训练。肖特优秀的飞行天赋很快就展露出来,第三周时,他已获得了指导员的首次表扬:“肖特,你似乎已经掌握了飞行的全部要领。”
飞行训练越来越严苛,学员一个接一个被淘汰。课程结束时,肖特成绩优秀,名列班级前五。肖特的长官曾经向埃德回忆过肖特训练的故事:“他飞向大路,开始用西瓜轰炸农夫的卡车。他意外地制造了一次直接撞击,一颗西瓜砸穿了卡车的驾驶室落到了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这没有没有伤到司机,但肯定吓坏了他。”
为了照顾家庭,肖特放弃了高级飞行训练的机会,选择了退伍,他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担任指导员,为洛克希伍德公司进行飞机试飞,也为私人飞行进行指导,甚至还在多部好莱坞电影中展示飞行特技。
1931年,肖特接受了一份前往中国运送航空邮件的工作,告别家人乘船来到中国。看到他即将驾驶的飞机的糟糕状态,他决定不去为中国邮政局去冒上生命危险。他又干了各式工作。作为空中特技表演飞行员,他赢得了中国最出色飞行员的声誉。此后,他被聘为军政部航空学校的顾问。
1931年6月15日,他写信告诉母亲:能为中国组建训练一支空军,我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在30年代是个困难之地。在日本侵华5年之后的1932年1月23日,日本陆军、海军和航空兵攻击了上海,上海遭遇巨大的毁灭。
在享受特权的租界中,肖特也看到了日本的暴行,不断增长着愤怒。他写信给母亲:“闸北的战火染红了天际……城里拥挤着大量的难民。日军真是铁石心肠,你无法想象这场战争有多么残酷。”
肖特不愿再置身事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中国民众被日军残忍杀害。“不要为我担心,我会非常小心的。”他在写于1932年2月4日的信中这样结尾。这是他的最后一封家信。
1932年2月18日,在严重被毁的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P-12E型飞机完成组装,肖特驾驶着它进行了试飞,确认一切正常。2月19日下午四点半,肖特驾驶这架飞机转场南京。起飞不久,与3架日机狭路相逢,一番较量后,技高一筹的肖特甩开对手,7点半安全飞抵南京。
2月22日下午,肖特驾驶着波音飞机,行经苏州上空时,发现6架日机伺机轰炸苏州新建成的葑门机场,肖特见状,驾机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直面迎战日机。在击落一架日机、击毙一位日军指挥官后,肖特终因寡不敌众,被击中机身要害,连人带机坠落于吴县车坊无潮港口水中,成为中国对日空战中第一位捐躯的外籍飞行员。
但是肖特的无畏与英勇,永远压倒了他的对手。多年以后的1976年,当年击落肖特飞机的日本飞行员生田乃木次在写给肖特弟弟埃德的信中表示:“虽然我击落了他的飞机,但在我心目中,我对他深表敬意……他以一敌六,我相信他的勇气会代代相传。”
1932年4月24日,在上海,中国政府为肖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授他中国空军上尉军衔。他的母亲及弟弟受邀从美国赶来参加了葬礼,市民自发地为这位“中国的美国英雄”送行。那天,在蒋介石妻子宋美龄和其他国民党精英做礼拜的上海沐恩堂教堂,挤满了城市显贵和来宾。送葬车队——灵车后跟随着四匹白马、45辆花车和300辆私人汽车——沿着静安寺路到达肖特被埋葬的虹桥机场。
4月28日,苏州各界在公共体育场缅怀肖特,与会人员达万人。吴县各界民众募资在苏州大公园建起了“肖特义士纪念碑亭”,同年7月,在车坊无潮港口旁又树起了近3米高的华表式花岗石纪念碑,上刻“美飞行家肖特义士殉难处”11个大字。1933年,肖特牺牲后的第二年,他的英勇事迹即被写进高小国语读本。郁达夫、钱基博、陶行知等文人志士亦纷纷撰文,称颂肖特挺身出战、身殉正义之精神。
1984年,埃德与女儿杰奎琳来到中国,由于年代久远,他们并没有找到肖特的墓地。但找到了当年为肖特举行葬礼的教堂沐恩堂,并访问了肖特殉难地苏州车坊。杰奎琳回忆说:“车坊的人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些当地人还记得那次坠机,工作人员带我们坐船去了坠机地点。虽然没能找到当年墓葬地址,但我父亲找到了当年罗伯特坠机所在地,感到十分欣慰。”
1988年,埃德从一位美国飞虎队成员处得知哥哥的墓位于中山陵所处的紫金山北麓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中。1993年9月,埃德去世了。1994年,为了却父亲的心愿,杰奎琳和丈夫来到广州探望教习英文的女儿,并于2月前往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在那里,一家人找到了罗伯特·肖特的墓碑。
谈起这位英雄,杰奎琳表示:“虽然我的父亲和祖母会提起罗伯特·肖特的事情。但实际上,罗伯特伯伯在我出生五年前就牺牲了,我的父母在二战期间忙于照顾两个孩子,他的故事和那些照片就被尘封在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里。”
2014年,长期研究罗伯特·肖特的美国退休飞行员科尔宾联系上了杰奎琳,在他的帮助下,杰奎琳找到了许多未曾了解的关于罗伯特的材料。2015年5月,杰奎琳收到了南开大学李少兵教授的咨询信件,得知了苏州市名人馆将要筹办肖特展览一事,不久她“惊喜的收到了此次展览的邀请”。
肖特的青春与梦想永远定格在28岁的指针上,也永远留在中国人心中。杰奎琳在致辞中这样告诉我们:“在美国,我曾多次向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罗伯特的故事,他们总是告诉我这个故事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当获悉中国依然在纪念肖特时,他们深感震惊。”&nbsp;
 楼主| 发表于 2017-8-7 15:56:36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侵略中国,
有如磐石上山,
暂时前进,终必自坠。
——英国报刊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本文作者以沈从文《忆北平》为线索,论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征服中国,采取军事和政治、蚕食和吞并并用之诡计,蒋介石及宋哲元、张自忠均曾陷入日本设置之陷阱。
卢沟桥战争爆发,警醒了整个中国,7月29日,平津沦陷,日军的残暴令人发指,以往对日主和之人,也觉悟过来,举国上下,为中华民族及中国生存而战,战是生路,和是死路,日本必败,是历史的必然。
近年,安倍晋三及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世界各国应提高警惕,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制约。
沈从文:1937年北平沦陷的一天
文 | 魏宏运
近代日本是一个富于进取的民族,也是一个富于侵略的民族,对中国一贯采取蚕食与吞并交替使用的政策,由灭亡朝鲜而占我台湾,继又占我东北,而入长城,搞华北五省自治,进而发动卢沟桥战争,企图吃掉中国。
日本蚕食政策之所以成功,实由于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他提出:“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以其全部精力,围剿中国共产党。日本就利用他的这一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提出了“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政策,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蒋介石顺从日本的意旨,日本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征服其他民族,日本向其他国家派遣了大量间谍。日本的大型企业、研究机构、文化交流,都在搜集情报。满铁调查资料表明涉及内容包括日本侵华和占领中国的战略策略手段、机构、人员及其演变等,内容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地理、风俗、交通等。
日本还安插了间谍在蒋介石身边,如南选文子(化名廖雅权)潜入国民党国防部,凭色情勾引了一些国民党高官,窃取了重要情报。川岛芳子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以舞女身份作掩护,潜伏在上海,和国民党高官鬼混。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也陷入川岛芳子编织的情网中。孙科以川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使其有机会窃取行政院的机密。这几个间谍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战争的土肥原相勾结,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不断制造事端,使华北陷于混乱,其魔爪伸入到华北各个角落。
日本对华北确立了三原则:“一、贯彻经济提携;二、以地方政权为交涉对象;三、要求中央承认华北特殊地位及权益。”①日本以此达到了“华北五省自治”的诡计,从蚕食到吞并的条件已成熟,经天皇批准,便发动了卢沟桥战争。
日本外相广田为其发动卢沟桥战争辩解:一是因为中国排日;二是因为中国不接受局部解决问题。上海《字林西报》对此进行了痛斥:
归咎于中国政府拒绝服从日本之力谋成立局部解决,此种似是而非之辩论,虽可使彼想象以为接受日本之主张可以免去甚大之损失与夫痛苦者之脑中发生反响,然不能欺骗世界也。
日本之求区域或局部解决也,不特与其庄严表示认南京政府为中国中央政府之志愿相反,且使中国陷入难关,不得不屈服日本,任令零碎割占中国土地,而对于此种手段之结局,毫不能获其保障。
假使中央政府屈从日本之条件,而将因卢沟桥发生之争作局部解决,则众必责其所发抵抗任何继续侵略中国土地之质言,乃属虚伪。因是就政治与军事而论,在何地抵抗最为合宜之问题,遂发生矣。②
日本在华北和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所散布的排日和局部解决论,绝不能欺骗全世界。《字林西报》又指出:
广田绝不悟彼非在1932年发言也,当时流行的辩词,大可激动人心,而今日则大异于昔,盖全世界皆能察知日本军国加于中国政治全体之压力也。
例如广田抨击中国政府实行极恶之排日运动时,不幸其所指之敌,致上裂一巨洞,致不能发出动听之声,要知中国排日情感之最有效力的散播者,即为日本黩武主义之本身,与夫依时失时狂悖宣布黩武主义之意思之善于辞令的日本发言人也。
这样淋漓深刻的批判,剥掉了日本的画皮,使其原形毕露,侵略国这个烙印已经深透了日本的额骨,无论怎样也是掩饰不了的了。
卢沟桥战争发展到8月18日,蒋介石始发表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③这说明,蒋介石认识到这次挑衅和以往不同。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始讲:
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国的最后关头。因为平津之被侵占,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如果从字义上是假设,战争已开,还这样讲,不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④
平津沦陷,国人无不唏嘘、感叹,发生疑问:
为什么英雄的29军在长城喜峰口战役中,以大刀片武器战胜了日本强盗,而平津战争时却不战而退?
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宋哲元到底是好是坏?29军是好军队还是坏军队?论者认为这次溃散最大的致命伤,自然还是在于它内部意见的不统一,秦德纯、冯治安是主战派,张自忠以及少数亲日分子是主和派,刘汝明、赵登禹是没有成见的。此外再加上宋哲元的优柔寡断,汉奸的挑拨,这就形成溃散的先兆。
作家沈从文时在北平,身临其境,具体而真实地写了《忆北平》一文,该文写出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的实情,刊登于1946年8月11日的《大公报》上。沈从文谈及北平沦陷的回忆,有三点值得提出。
第一、讲黄寺弹药库被炸时,北平军民携手救灾的情景: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故都沦陷前夕,城里远近炮声十分激烈,我住在北平后门外国祥胡同,约下午4点左右,上街探望战事消息,到鼓楼附近时,恰值城外黄寺弹药库爆炸,轰然巨响,一股黄烟直上天空,数千尺烟柱还夹杂有一堆堆紫黑火焰。街上齐集数千人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堆积物要向下掉的。
若是一小部分向城里坠落,即必然将作出巨大的损害,其时宋哲元部下兵士约一连人,全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正满头满身血污泥土,踉跄退入城内,群众于是全忘了本身风险,呐一声喊,即一切向前迎接上去。最动人的还是那一群从景山来的男女中学生,带了大饼、茶水预备劳军,也冲入队伍中,到大家混合一处时,都无话可说,每人眼中都充满了热泪。
一个美国老太太,满头白发如银也插身其间,万分激动地大声说:“年轻人你们好,你们好。”说时也不觉得热泪盈眶。
作者选择几个典型事例,表述处在战争状态下军民的生活。弹药库遭炸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日军凭其空军优势狂轰滥炸。28日,对平郊发动总攻,南面对着南苑一带,西面在西郊一带,北面是沙河一带。据《申报》特派记者叔棣报道:
当天在直径不到一百里的圆圈地域内,同时发生战争的,几乎有十处左右。这一次,双方所用的战略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一天,我们在平汉线上作战的是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下,在津浦线上的,是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下,加上冯治安之一部,向通州方面进攻的,是赵登禹部下,在南苑应战的,是成立训练不久的教导团,在西郊的是冯治安部下的何基丰旅,在沙河方面应战的,是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
总计各处战事,我军取攻势的三路,平汉线无大胜负,津浦线上我军确曾占领丰台车站三小时。至于敌人军营,因为电网、地雷和其他防御工事太坚,冲锋十一次总没攻下。
可见战争是很激烈的,牺牲在所不计。不幸的是,一营人住在通县西门外,被敌人吃掉,在沙河指挥作战的赵登禹,身负重伤,为国捐躯。
关于平津战争的发展,宋哲元有一陈述:
哲元受命主持冀察军政以来,自维责任重大,日夜兢兢,原期为华北巩固政权,为中央掩护建设,是以对平津两地之保持,曾不稍遗余力,乃不幸我军事准备未完,兵力集结未毕,而日人已先发制我,自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37师自卢沟桥以迄八宝山一带,与日抗战二十余日,我团长吉星文受伤不退,我兵伤亡在千名以上,至二十六日廊坊事变复起,我三十八师刘振山旅驻防该地,与敌抗战,屡进屡退者数次,官兵伤亡约五百余名。
同日敌复向我广安门袭击,经我守兵击退,至二十七日我通州及团沙河驻军,均受敌压迫,伤亡亦甚众。至二十八日,敌以大量飞机、战车及各种机械化部队,分向我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进犯,南苑为我军部与其各部队,及三十八师三团,由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终日,是役我官兵伤亡在二千名以上,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北苑黄寺一带驻军为我石友三、阮玄武两部,伤亡亦在千余以上。
至二十九日,敌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师驻津部队与敌抗战两日,伤亡亦千余名,其余军需品无算。⑤
战争最大的教训,记者叔棣认为是对南苑未设防,他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28日,敌军进攻南苑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该地一点防御工事都没有,驻在南苑的教导团,立刻陷于手足无措的状态。土圩子在大炮、飞机轰炸下,不久就摧平了。
部下找不着官长,官长找不着部下,于是这三千多名从没有作过战的教导队(他们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的青年)就只有凭着血肉之躯,各自为战,和敌人的大炮飞机拼命了。
结果,死伤了两千多,逃出的是很少的一部。而身兼教导团团长的佟麟阁,以及冯玉祥公子冯国维君,段祺瑞的孙公子段君,也跟着葬身在内。⑥
作者不是简单的报道,而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有了真实的了解。
第二,记录了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后,人心的动荡不安,对二十九军产生的希望与失望。文中说:
第二天,城外炮声全息了,人人都觉得稀奇。我依然出门探消息,只觉得街上冷清清的,一切为巷战作准备的沙包和其障碍物,不知夜里何时都已搬去,守工事的武装兵士也不知何处去了。走了半条街,只发现一顶旧军帽搁在路旁。
将近鼓楼时,见街口电灯柱下有个徒手老警官,起脚在那里撕毁昨天学生贴的劳军红标语。迨走近他身边,似乎已看出我的用意,嘴角抽缩了一会,方轻轻地说出声来:“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我们打了败仗,免轰炸军民,军队全退出城了。”皱纹中叠的眼角,含着两滴眼泪,恰如为了职务上的尊严勉强忍耐住,整整腰间皮带,大踏步走开了。
从那群年轻士兵和男女学生市民群眼角,从一个友邦的老太太眼界,从那位老警佐眼角,正反映出困住北平的一百二十万中国人,如何在沉默痛苦中接受这个新的日子。
作者观察的如此细致,将历史体裁和文学笔调结合起来,文笔细腻,刻画的情景是很感人的。
第三,以7月29日为分界线,将北平分为两个世界,一夜工夫,北平就由美丽的城市变成人间地狱,作者沈从文跑到街上,仔细地观察到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动态和表情,记录下了这一让人悲愤的痛史。还在此之前,也是一位目击者写的,其中讲道:
这一天(指7月29日)为什么和往日不同呢?似乎在人们的感觉上引起特殊的印象。这一座庄严的古城已经失掉美丽而可爱的面孔了,死气沉沉的,好像丧失了它的灵魂。
二十九军为什么不见了?警察和宪兵为什么不见了?军用大汽车不再在大街上跑了……西单大街的沙袋已经撤了,玄武门、和平门、西直门以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了,任着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无论是汉奸和盗匪都在任意的活动,国家统治的力量已经失掉了,变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二十九军退却了吗?⑦
人们对29军寄予厚望,得到的是失望和绝望。张自忠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张原为天津市长,“日人向视张自忠为日本官员所承认的代表也。张自忠现已转至北平,开始组织并恢复从日方指挥之新制。”⑧对张自忠调至北平,有各种说法,有的说这是张自忠逼迫宋哲元离开,他来主政北平,日本就可和谈,但据《徐永昌日记》记载:
宋明轩处据云南苑损失太大,佟副军长阵亡,赵师长受重伤,下落不明,平津随处皆遭攻击,不得已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留赵师两团及阮玄武二团,维持平市秩序。⑨
这一记述,可能符合实情。
张自忠主政北平后,受日本及汉奸的操纵,其入城之部队,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早昏均由日人训话。张下令拆除防御工事,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令二十九军不战而退,二十九军退却了吗?每个人心理都发生了这样的疑问,由疑问渐渐证实了:
人们互相的疑问着,探听着,推论着,由一条大街走到另一条大街,由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许多的市民都聚集在一起,有些纷乱起来,消息随着每个人的嘴,渐渐的证实了。
这位作者目击了当时出现的现象,洞察了人们的心理,所以写道:
市政府的办公员已经停止办公了,铁路工人也停止工作了。北宁、平汉、平绥已经停车了,长途汽车也不向外埠开始了。许许多多要走的人都起了恐慌,仿佛有天大的灾祸将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一样,由失望而渐渐的变成绝望起来。人们预料着日本兵将要进城,竖立起汉奸的政权。当日本兵进城的时候,一定对于抗日分子实行一次屠杀,有些知识分子恐慌起来,停止了救亡工作,烧去了抗战的宣言、传单、名册、书籍,不知有几万书籍同在这一天烧毁。离开了学校,化装潜入民宅,准备着逃亡,一些小市民也感到不安起来了,他们为着一个无凭藉的谣言迷惑起来,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乱跑,没有目的沿着马路的两旁奔驰。⑩
将白文和沈文同时来看,就可以了解7月29日北平的全貌。如果当时张自忠主战,就不会出现以上的局面。

天津也是7月29日沦陷的,和北平不同的是,在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中学、女子师范学院等文化机关,并纵火焚烧之时,守卫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公安局局长李文田:
不忘彼等为中国军人,负有保卫国家,抵抗侵略之责任也。通县之队伍,以此精神拒绝日本军官缴械之请求,而受日飞机之轰击,致陷于军械有无不足为重之地位,但其代表中国主权,永远抵抗无勇绩,已留于青史矣,第三十八师其他队伍,亦不承认其领袖所受日本宠惠之利益,而表明一种倾向,其行为一若宁夺日人之地位,而不愿与之为伍,彼等已伸其志,而甘受不利,甚至不惜牺牲其生命,但彼等已引起一般人士注意其所抱之思想。(11)
李文田是张自忠的亲信,卢沟桥战争爆发,还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折冲多次向主和平主张,此时,彻底摧毁了张自忠的亲日政策,举起义旗,进攻敌占之东局子及日租界,日本驻津总领事堀内平城在给日本大使馆参赞森岛等人的电报中哀叹地说:“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12)
平津沦陷,两地汉奸群弹冠相庆,江朝宗、冷家骥所领导的伪平市地方维持会出现了,张允荣、张璧、贾德跃、李思浩、齐燮元构成冀察五政委,并由潘毓桂任平市警察局长。
在天津,9月1日,治安维持会成立,委员长是曹锟时代贿选的高凌蔚,委员有钱业善等一班人,下设四局,总务局为袁世凯时代的秘书长孙润宇,公安局长为程克时的公安局长刘玉书,财政局长为旧直系智囊张志谭之弟张志澂,社会局长为近任商会主席之王竹林。
王已八十多岁,乃竟出为傀儡,并兼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司法机关河北省高等法院与地方法院,均由方若充任,办公地点设在日租界。安福系成员曹汝霖为日本成立的联合准备银行主席,物色了几位北平著名的银行家建立起准备委员会,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民国军阀时期的残渣余孽又都泛滥起来。
在日伪统治下,平津暗无天日,日军残暴万状:
敌人每利用各旅店、饭馆等下流社会之侍役等,充当侦探,并收买一般吸毒之人,分赴各线刺探我方军情,故平时向无正业之地痞,更乘机大肆活动,到处骗诈,甘为敌充眼线,暗查我市民,是以反稍有反日思想或行动,经此辈汉奸闻之,即向敌方告发,因之汉奸地痞之流,随地向市民骗诈之事,比比皆是。(13)
枪杀居民,更属惨无人道,当时报纸报道:
曾有人在北平南部发现民尸七具,手均反绑,其中二人之头,且被砍去,显系为日人所残杀,其他残酷行为更不胜枚举,即老弱妇女亦所不免。(14)
平市四郊乡间,凡敌人所至,奸淫抢掠,任意屠杀,我无辜乡民,几无一幸免。所有平市四郊及平汉、平绥、北宁沿线,敌军均构筑工事,地方壮丁,均被征去应役,及至工事完成,则此项应役壮丁,均遭枪杀。
至于乡间妇女一任其奸淫轮宿,敌人每至一处,即强迫我地方征集妇女若干,供其奸用,虽年近花甲老妇或未满十龄之稚女,亦均难脱其蹂躏,所有民间水缸,均被敌用为浴盆,更逼令我妇女为其擦背,浴后即奸污之。此种情形,竟无处无之。
平西门头沟西南,有一名刹,庙名潭柘寺,该处目前有西郊逃难妇女百余人,孰料竟为敌军所悉,当即全部截留,分配每三兵一妇女,全予奸淫。可怜此百余妇女被其奸毙者大半,其未毙者亦于奸后杀之。(15)
在天津,“日兵、浪人,极为横行,勒索钱财,强售毒品,更奸淫妇女,强架少女,城区近郊村庄青年妇女被蹂躏极多。”(16)日军还在和平路四面钟对面设一妓院,将捕获妇女作为慰安妇,供其性奴役。
敌人的奴化教育也极为猖獗,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均成为敌人的兵营,敌人在平津两市搜查行人,搜查户口,任意捕人强杀:
平市各校同学被捕失踪日必数起,最近燕京大学亦遭搜捕,一次捕去同学28人之多,至今生死不明。该校长司徒雷登交涉,毫无结果。(17)
国旗党旗、三民主义等书当即毁禁,机关学校及公共场所之总理遗像均一律烧毁,中小学课本内容由日人审定,被认为有碍邦交的都得取缔,换上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内容,各校必须开设由日人担任的日语课。在天津日租界及东马路一带居民还必须悬挂日本太阳旗。(18)
日本的罪行是说不完的。
今日,日本安倍晋三及其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崇拜日军的战功,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中、韩两国饱受日本殖民统治,应不断发出警惕声音,亚洲其他国家也不应忘记被日本奴役的历史,就是美国也不应忘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教训,应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制约。
沈文第三点讲:“我们还未真正打败仗”。宋哲元发表告二十九军官兵书,就说明该军退出北平,但仍继续战斗:
一、我们为中华民国之军人,应尽护国卫民之责任,要始终贯彻我们精神,奋斗到底。
二、本军现在一切已整理就绪,仍本一贯精神,照样积极动作。
三、凡我官兵应知我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我不杀敌,敌必杀我,大家应一致振作起来,本不屈不挠之精神,和再接再厉之奋斗,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平津沦陷后,保定成为河北唯一政治军事中心,冯治安到保定指挥战争,于8月中旬,偕门致中、刘毓芬、雷嗣尚、陈继淹、王冷斋等离保定赴前方视察。外国记者盛赞29军的抗战精神:
曾至杨柳青、静海、陈官屯及津浦线以东小王庄、潮宗桥、洋闸等地,踏察前线战争实况。
经过两个星期与前方士兵寝食共处两昼夜,又在以上各地与军事长官会晤多次,发现战士对敌来犯,均能以最高热情痛烈还击,尤其二十九军士兵因雌伏四载,愤激异常,虽自津变后二十五日内食宿无着,且雨后泥泞没在股际,然对援军尚能鼓其余勇,不愿换防,皆具粉碎敌军,灭此朝食之决心。
该记者还谈到他们看到民众的助战,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前方民众亦皆供应如常,近因农事不忙,多至后方助军队运输及掘壕工作,当局对彼每日发工资两角,但大多数农民拒不接受,或声请以此款捐助战费。(19)
平汉、津浦战争均极激烈,平汉线的窦店琉璃河,津浦线在姚官屯、沧州等地。敌曾声称占领沧州就建立“华北国”,但敌付出巨大代价,沧州一直处于拉锯战,敌之阴谋未逞。
张自忠和宋哲元都曾走入日本设置的陷阱,受到汉奸的包围和戏弄。张自忠主政北平没有几天,就托病住进德国的医院,然后化装逃出北平市。当时对其离平有各种说法:
8月2日日方通知张自忠,令阮部即时解除武装,开往黄寺待命,致张赤手空拳,无法负责,旋于5日被迫离职,地方遂呈无政府状态。(20)
因日方压迫其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自知地位不稳,乃辞职而去。(21)
张自忠初握冀察政权,正在力求某方许可及赞助之际,江朝宗、冷家骥辈所领导之伪平市地方维持会亦谬然出现,双方对于政权,确曾一度争夺。同时张允荣、张璧、贾德跃、李思浩、齐燮元五人,则构成冀察五政委,并由潘毓桂充平市警察局长,中间曾经一度之演变。张自忠首先知难而退,但欲速行而又不可能,遂托病入某外国医院。(22)
不管什么理由,对张来说,是他觉悟走错了道路,猛然觉醒。然后参加了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立了战功,1940年5月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以第33集团军司令身份率领两个团和直属特务营2000余人,抗击15万日军,告谕自己部下: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5月16日,他在襄河前线,身负重伤,为国捐躯,成为一代英雄,其声名光耀千秋。北京东城有一条街,名叫“张自忠路”,就是最好的说明。
宋哲元也曾主和,当丰台战起时,宋出城视察,北平汉奸齐燮元、张璧、潘毓桂等开会,打算拒绝他的返平。在天津,他去拜访香月,说的是吊唁田代死的话,而担任翻译的陈觉生,把它翻译成了卢沟桥事件的道歉,遭到香月的揶揄。他从天津乘火车赴平时,日军曾重演皇姑屯的故伎,未果。
他受到侮辱,仍未觉悟过来。当南京中央军孙连仲指挥26路军、30军与42军及一个独立旅北上,由保定开到琉璃河、长辛店、良乡一线,与冯治安、秦德纯相见。孙都与敌军接触,敌人用战车掩护作战,我军用壕沟对付战车:
正逢秋收之际,遍地高粱,给我军以很大的方便,弄得敌人毫无办法,我部攻下山头,又攻入良乡城内。但南门与北门的敌军死守不退,我们火力不够强,只好撤退。这时敌人主力攻我左翼,集中所有大炮、飞机、战车,攻他们失去的山头,一日之间,我的一团人,伤亡大半,我亲自到阵地视察,用望远镜看得人的攻势。我决定山脚左右两边,各布置步兵一连,以防敌人之侧击,并用大部队监视敌人。(23)
孙部在良乡城南防守的是南北高地,与敌军展开殊死的争夺战,机械化之敌军不足惧。据当时报刊讲:
华北华军虽然少坦克车与飞机、重炮,然现在作殊死战,以遏止日军治平汉路南进之攻势,日军声称,在距天津30哩内展开之左翼,稍有前进,惟就形势察之,该方面华军抗战,极为有力,使日军不能达其包围华军之目的。
日军从北平西南35哩之良乡沿铁路向南推进,虽有所得,然亦甚微,房山及铁路以西之附近山地,日军虽自称占领,然华军现犹扼守山冈及房山东面村庄,惟日方则谓日军占领该山后可控制山冈后面通南面之大路,故可侧击琉璃河华军阵地。
日方且预料不久可攻陷琉璃河与涿州,日军自驻期二日起,在较狭之阵线取攻势后,已在左右两翼再开血战,从平汉路西之山间,经固安而至距天津30哩之某点,计此阵线长约70哩,日军在此方面自称占有若干小村镇,日军渡越运河后,在最初24小时之恶战中,已深进4哩至9哩不等,估计华军力战以掩护退军者逾十万人,以与机械化之日军相抵抗,在掩护退军之际,常有整个中队完全战亡者,这种壮烈抗战精神,可歌可泣。据日方消息,良乡阵地之华军,系孙连仲部下,而在固安阵地之华军,则归万福麟指挥。晋省现已降雪,战事愈殊困难。(24)

战争是很激烈的。1937年8月20日,在良乡房山县境之煤儿巷、鲁滩及平顶山北车营南梨园一带击退日军。时敌人以步骑联合向房山县边境之马各庄、羊头岗阵地猛攻,敌还向大灰厂方面向南罐八十亩地一带进犯,我军给敌以重创。嗣后以敌军炮火猛烈,我方阵地俱被摧毁,不得已乃后退。接着,敌板垣征四郎指挥三个师团之众,于9月14日,由固安方面渡永定河,永清发生激战。15日固安失守,17日孙连仲率部由琉璃河转进,18日在涿县与敌激战,24日保定遂告失守。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孙部转进赵城,嗣又移往临汾。
孙连仲是第一位指挥官率领中央军北上的。宋哲元曾希望中央军不要来,原因是蒋介石一直歧视,挤压西北军,这是他这一思想的根源。但他把这一想法让张自忠转告给日方,是大错特错的。
津浦铁路沿线的拉锯战在杨柳青、静海、唐官屯一带,敌除津驻屯军外,又增加一个师团,共两万余人,由香月指挥。9月10日,我军已克服子牙镇王庆坨等地。平绥战争9月下旬在固城、凉城一带展开。敌系铃木兵团配合蒙古伪军,经过血战,月13日大同失陷,23日丰镇陷落。
当中央军北上支援,到了石家庄时,宋哲元曾阻止其北上,并会张自忠转告日本。他想在南京与日方夹缝中求生存,但战争打破了他的迷梦,他决定到南京述职。战是生路,和是死路:
卢沟桥头的一场血战,已警醒了全中国的大众,中国是站起来了,不再步步退让,敌人至此大概也十分觉悟威迫欺骗已不能顺利的来完成其巧取的侵略政策。说真的:除非华北化成焦土,中国已决心用血肉来阻止敌人侵略触须。(25)
卢沟桥战争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烽火。《申报》特别标出:
我们要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
德国陆军退伍中将著文讲:
最近六星期以来,中国军队在上海、北平、天津一带,从事抗战,不屈不挠,足使欧洲人士,为之惊异。(26)
美国名记者郝富纳称:
中国人士深知苟不欲使祖国沦为日本之殖民地,则抗战始为不可免之事实……全国不论老少,均决定不问其代价若何,决不对日本有所屈服,日本此次挑衅,就物质而言,中国虽尚未达到准备完美之境,然就心里上言之,则每个爱国人民,均已充分准备。
目前全国政见,业已捐除,全国人民,均一致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与日本拼死作战,中国士兵,已第一次知悉人民之身心均为彼等之后盾也。(27)
法国诗人、外交家,前驻日、美大使,曾在驻华公使馆任职多年,后在裴伽罗报发表一文,评论中日争论:
日本对华乃武力与政治手段并用,务欲攮夺中国北部而后已,吾人倘在亚洲大陆划一直线,而以中国北部为出发端,必有一日可循此直线,自天津取道蒙古,西达西北利亚……至北平地方,以政治言原系中国首都,以地利言则又偏处一隅,其为中国政治中心,为时甚久。
过去虽曾迁移数次,终能恢复首都地位。彼侵略国用意所在,乃欲利用此种地位,以便私图,抑知称霸于中国者定必遭莫大障碍,尤其是中国文化与精神、力量整体划一,实无法予以击破,日本定必遭受无形之抵抗。
而欲克服此种抵抗,则非以极厚之兵力,极大之战事不为功……任何人凡曾与中国相经过者,无不稔知中国人赋性之明敏,及其消极抵抗力之巨大。他日全世界各国,若果一致为之声援,其抵抗力量之大,自更不言而喻矣。(28)
英国报刊指出:
日本侵略中国,有如磐石上山,暂时前进,终必自坠。(29)
这就是中日战争的现实。东北是我们的,华北是我们的,台湾是我们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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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益世报》1937年6月16日。
②《申报》1937年9月12日,转载。
③《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2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14页。
④黄绍竑:《五十回忆》,云风出版社,1945年,第336页。
⑤《申报》1937年8月5日。
⑥《申报》1937年9月14日。
⑦白曙光:《北平城失陷的一天》,向愚编:《抗战文选》(三),战时出版社,1937年,第71页。
⑧《申报》1937年8月1日,转载自《字林西报》“赞美三十八师不附敌”。
⑨《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月-1938年12月),
1937年7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第91页。
⑩白曙光:《北平城失陷的一天》,向愚编《抗战文选》(三),战时出版社,1937年,第72页。
(11)《字林西报》赞美三十八师不附逆,《申报》1937年8月1日。
(12)《益世报》1937年7月29日。
(13)《申报》1937年8月30日。
(14)《申报》1937年8月1日。
(15)《申报》旬刊1937年8月30日。
(16)《申报》1937年10月25日。
(17)《申报》1937年10月20日。
(18)《申报》1937年8月15日。
(19)《申报》1937年9月5日。
(20)《申报》1937年11月2日。
(21)《申报》1937年8月7日。
(22)沦陷后的北平《申报》夕刊,1937年8月30日。
(22)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四册),“国史馆”,1995年,第2267~2268页。
(24)《申报》夕刊,1937年9月17日。
(25)西民:《国防前线上的石家庄》,《申报》第二张1937年8月13日。
(26)《申报》1937年9月7日。
(27)美名记者评述近代中国士兵,《申报》1937年9月22日。
(28)《申报》1937年8月4日。
(29)《申报》1937年11月5日。
本文选自《历史教学:高校版》,图为编者配图
作者简介:
魏宏运,男,陕西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华北农村、抗日根据地研究。
谨以此文
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
 楼主| 发表于 2017-8-8 00:5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7-8-8 01:02 编辑

国民政府国防部旧址,憩庐

在南京黄埔路这条林荫大道的北端,沿珠江路是一个高墙环绕的大院,大院内绿树蓊郁葱笼,建筑物鳞次栉比,这就是国民政府国防部旧址,现为南京军区机关大院。
    民国国防部成立于1946年6月,是由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及其所属各部门改组而成。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行政院;在业务上,国防部长承行政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参谋总长承国民政府主席(或总统)之令综理军令事宜。国防部的组织分为军政、军令两个系统。军政方面:设国防部长一人,统筹执行全国国防业务,为行政院阁员之一;设次长三人,辅助部长分理部务;下设部长办公室及预算、财务、法规、人事、人力、工业动员、征购、工程八司。军令方面:设参谋总长一人,为法定的国民政府主席(或总统)命令的执行者,在行政系统上,为国防部长的执行官,负责军事业务的计划与指导实施业务;设参谋次长三人,辅助总长工作;其下设第一厅(掌人事)、第二厅(掌情报)、第三厅(掌计划作战)、第四厅(掌补给)、第五厅(掌编制与训练)、第六厅(掌研究与发展),以及新闻、民事、保安、预算、兵役、测量、副官、军法、预备干部、总务、保密等局和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部的执行机构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部。历任国防部长为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历任参谋总长为陈诚、顾祝同。
    国防部占地面积23499.8平方米。抗战前,这里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防部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原来军官学校的校舍,建于1928年至1933年,计有西式平房62幢,西式洋楼17幢,共1075间,形成以西式建筑为主调的建筑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前清陆军中校大楼“一字楼”、大礼堂和憩庐。
    清陆军中学大楼“一字楼”详见旧作:南京清朝陆军学校旧址。
    憩庐是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起居、工作的主要场所,亦称总统官邸,然而现在时人却常常有所不知,总以为蒋总统通常居住和工作于总统府内,其实不然,蒋介石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有着一种非同一般、异乎寻常的情结,他即便当了总统,也不一定喜欢老下属称他为蒋总统,总喜欢听老部下依旧称呼“校长”,很少有黄埔系的老部下称其“总统”的,有的干脆称他为“老头子”,旧称中自有一种亲切和平易近人。自抗战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广州黄埔迁于南京马标炮标(现黄埔路)后,他便与军校师生们住在这里,工作学习在一起。憩庐于1929年07月12日开工建设,同年10月14日竣工,造价16026.84元。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高二层,另有一层地下室。墙壁为红砖砌造,屋顶覆盖红色板瓦,室内木地板,木楼梯。入口处有一圆拱装饰的方形门廊。大楼外部造型简洁朴实,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楼下有客厅和办公用房;楼上有卧室和客厅。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南京后,于1946年6月由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及其所属各部门改组而成立的国防部即设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园内,蒋先生依然住在这座大院的憩庐里。
    憩庐过去是禁区中的禁区,现在亦然,仍然是南京军区高层的办公所在,警戒甚严,即便是军区一般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出,更别说我们在周围东张西望了,隔着围栅远眺,也是朦朦胧胧,看不真切,不时还会有值班哨兵警惕地上来干预、驱赶和呵斥“干什么的?”。。。。。。算了、就不拍了,还不如回来看看老照片清晰省心。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内战节节失利,国统区人心涣散的时刻,蒋介石在国防部大礼堂(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召开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历时7天。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黄百韬等一百二十余人。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统一军心,鼓舞士气,挽救统治危机。会议作出了停止战略性进攻、防止解放军渡江的战略方案,但这次会议并未能改变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1949年01月21日中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国防部官邸邀请中央五院院长聚餐,下午邀请国民党中常委座谈,宣告引退。同日下午4点,蒋介石起程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蒋介石自此在憩庐告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楼的东侧是蒋介石的会客室,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大幅合影照片:孙中山着中山装端坐,蒋介石一副戎装,佩戴长剑,立在孙中山身后。照片的上方悬挂孙中山手书横条:"安危他日终须信,甘苦来时要共尝。"中间是一大餐厅。西侧是一间小会客室,里面的布置明亮而优雅,一排长长的落地窗,幔纱轻拢,墙上挂着意大利画家的水彩风景画,非常有女性味道,这是宋美龄的会客室。宋美龄常常在这里会见闺中女友,大使夫人,开展"夫人外交"。官邸楼上西侧是书房,东侧是一间大卧室。卧室的外面也有一间客厅,这里专门会见内亲。卧室的东面是一个大平台,习惯早起的蒋介石清晨常在这个平台上看报休息。解放后,刘伯承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憩庐成为刘伯承的住宅和办公楼。再后来,这里成为南京军区的驻地,憩庐成为军区首长的办公地。

 楼主| 发表于 2017-8-8 00:54: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145f70102ecqi.html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1927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筹设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次年3月开学。1928年兴办之初它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李济深、何应钦分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1929年以后张治中接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军校教育、校务一切事宜,直至抗战开始。1937年5月至1937年10月。这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最后阶段,战前准备和战时搬迁是这一阶段军校的主要活动。
&nbsp;&nbsp;&nbsp;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决定将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在南京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清朝陆军学校旧址。蒋介石任校长。办校之初,沿用清朝陆军中学的建筑。由于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原有校舍破旧不堪,从1928年至1933年,先后建造了大量的校舍,计有西式平房62幢,西式洋楼17幢,共1075间,形成以西式建筑为主调的建筑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1号楼、大礼堂、憩庐和122号楼。
&nbsp;&nbsp;&nbsp; 1号楼:位于大礼堂的正南方,俗称“一字楼”。建于1908年,造价是48722.4银元,是清政府陆军部招标建筑。平面为"一"字形,东西长139米,南北宽11.5米,占地面积1504平方米。中间部分高三层,两侧高二层,混合结构,屋顶铺水泥平瓦。中央陆军军宫学校成立后,这里成为军校校部办公楼。
&nbsp;&nbsp;&nbsp; 大礼堂:位于学校的中央。1928年9月开工建设,次年2月竣工,造价54928元。由工程师张谨农设计,杨仁记营造厂承建。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高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530平方米。坡屋顶,上覆灰色波纹金属瓦。建筑式样受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建筑的影响,中央主要入口处门廊前矗立着八根爱奥尼亚式巨柱,门廊顶部建有钟楼;东西两侧入口处墙壁之上各装饰有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其上各建有一座高高的塔楼。中央主要入口处有三个拱门,东西两侧入口处各有一个拱门。大礼堂内北面设有讲台,后面有休息室。
&nbsp;&nbsp;&nbsp; 憩庐:是蒋介石起居、工作的主要场所,亦称总统官邸。1929年7月12日开工建设,同年10月14日竣工,造价16026.84元。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高二层,另有一层地下室。墙壁为红砖砌造,屋顶覆盖红色板瓦,室内木地板,木楼梯。入口处有一圆拱装饰的方形门廊。大楼外部造型简洁朴实,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楼下有客厅和办公用房;楼上有卧室和客厅。
&nbsp;&nbsp;&nbsp; 122号楼:位于憩庐的东北侧。建于1932年。高二层,砖混结构。平面为近似方形,南北长59.45米,东西长57.18米,占地面积3041平方米。因初入该楼不易辨别方向,所以又称迷宫式建筑。该楼还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
&nbsp;&nbsp;&nbsp;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自1928年兴办到1937年西迁成都止,历时10年,共招训正期学生8期,也即第六期至第十三期,以及各类军官班若干期。
&nbsp;&nbsp;&nbsp;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训练中心的中央军校,其军事教育的基本宗旨,是力求学生“修得军事知识与各兵科初级干部必要之技术与指挥能力”。
&nbsp;&nbsp;&nbsp; 2013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主| 发表于 2017-8-8 01:28:57 | 显示全部楼层
宋子文公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AD%90%E6%96%87%E5%85%AC%E9%A6%86/7208236?fr=aladdin
建筑依山势而筑,采用西方乡村别墅式,西北侧的缓坡为开敞平坦的铺石院落,东南侧的陡坡则为花园,建筑共三层,钢混结构,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平面布局呈曲尺形。其中一层原为卫队住房和厨房等辅助用房,墙体采用天然毛石砌筑,二三层外墙均采用朱黄色粉刷,并采用弹壁工艺获得凹凸不平的效果。二层的西北面设主入口,由石拱门廊步入设有壁炉的宽大会客厅,并由客厅联系曲尺形两端的原餐厅和书房,其中会客厅内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梁做成真实感极强的仿木结构。三层原为两个附设卫生间的卧室。屋顶为仿茅草顶,呈不对称的人字形,顶上有老虎窗和长方形壁炉烟囱,施工时以进口白水泥拌黄沙铺在八卦洲、江心洲所产的芦苇上制成,具有隔热、保温和防止屋面渗水的效果。
宋子文公馆建于1933年,楼房两幢,平面呈曲尺形,建筑面积720平方米。主楼十字拱门廊,粗糙的屋面愿望如草顶,外观极为朴素,烟囱、老虎窗平添体块的起伏变化。一侧西式小楼,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之住所。现为南京市科协招待所。位于北极阁1号,始建于1933年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期间,抗战胜利后重建。公馆由杨廷宝建筑师设计,建筑面积720平方米,公馆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曲尺形,依山而建,楼随山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宋公馆底层用毛石砌造,显得极为坚固;上面两层用砖砌,表面采用弹涂工艺粉刷而成,立体感极强。公馆最为特别之处是其屋顶,颇有农舍风味,远望上去仿佛是用茅草盖成,所以俗称为“茅草屋”。其实,宋公馆的屋顶是用进口白水泥拌黄沙在芦荻上盖成,上下共有三层,每层厚约2厘米,最上面一层做成蜂窝状,所以给人形成了茅草屋的错觉。这种特殊的屋顶处理方法,具有隔热保温、防火防渗等功效,而且能够保持室内冬暖夏凉,实在是集美观实用于一身。公馆的外表并不壮观,矮围墙,茅草顶,犹似一座乡村小别墅。但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屋顶上茅草是从拉丁美洲进口的,连百叶窗也是舶来品,开关装置都是机械化的。公馆会客室,玲珑舒适,地板木料及沙发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精品。私人住宅内有冷气装置,在当时也只有宋公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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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9 00:34:11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f5f130102voir.html

戚厚杰: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驻扎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进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7日,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阶层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决定了对日抗战的大计。该次会议的记录,对研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的抗战态度及其当时的战略方针、军事部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予选编公布。本组资料选自本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卷号七八七22431。
刘维开:8月7日晚上8时,国防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所谓“联席会议”,是国防会议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但是更精确的说,应是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
国防委员会最初成立于1933年2月,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1935年12月,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国防专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随之取消。但国防专门委员会为设计及审议机构,并不具有决策的权力。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鉴于国防之必要,决议交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参考前例,重设国防委员会。3月3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
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即汪兆铭、蒋中正。委员会由党、政、军三方面负责人组成,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其职权为国防外交政策之决定、国防作战方针之决定、国防费用之编制与筹备、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国防紧急事变之审议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之决定。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与国防会议之成员有相当重叠性,国防委员会增加了党务系统人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院长,其余政、军两方面成员大致相同。但是就职权而言,国防委员会主要为“决定”相关事项,国防会议则为“审议”相关事项。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国防会议的决定在体制上应于会后送国防委员会核定,因此中央考虑与其在国防会议后,另行召集国防委员会,不如藉各地方军事将领抵京出席国防会议的同时,召开国防委员会与国防会议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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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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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长(蒋中正)致开幕辞
各位同志:今天可以和大家聚会在一堂,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来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们都知道敌人一天一天的在演进,我方处置的态度已经在庐山谈话会中,同最近发表的谈话里,详细的说明了,各位都已见到了。所有这次会议议决的计划种种,我们如果能够切实做去,而且能予适当之处置,就能够奠定了我们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处置的不得当,那就必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换言之,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尤其是我们高级的长官,必定要切实认清国家的利害,为国家的利害着想,撇开个人的利害,求实际上牺牲个人的私益,谋所以复兴之道。在这国难严重的今日,希望各位现在都发表关于国防上的意见,我想对于事实上,一定是很能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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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bsp;&nbsp;联席会议记录
日期:民国廿六年八月七日午后八时
地点:励志社
主席:议长蒋
秘书厅长:程潜
副厅长:刘光&nbsp; 杨杰
出席:林主席&nbsp; 汪主席&nbsp; 张继&nbsp; 居正&nbsp; 于右任&nbsp; 叶楚伧&nbsp; 戴传贤&nbsp; 孙科&nbsp; 陈立夫&nbsp; 阎锡山&nbsp; 冯玉祥&nbsp; 王宠惠&nbsp; 何应钦&nbsp; 唐生智&nbsp; 陈调元&nbsp; 刘湘&nbsp; 何成浚&nbsp; 陈绍宽&nbsp; 白崇禧&nbsp; 何键&nbsp; 朱绍良&nbsp; 余汉谋&nbsp; 蒋作宾&nbsp; 王世杰&nbsp; 吴鼎昌&nbsp; 张嘉撤&nbsp; 俞飞鹏
列席:邵力子&nbsp; 张群&nbsp; 黄绍竑&nbsp; 熊式辉&nbsp; 顾祝同&nbsp; 钱大钧&nbsp; 邹琳
秘书记录:龚浩&nbsp; 徐祖诒
书记速记:熊诚
共到会四十一人。
开会如仪。
报告事项:
一、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何部长报告。
二、军事准备事项。
甲、敌我之态势。刘副主任报告;乙、战斗序列;丙、集中情况。
三、大计讨论。
四、关于战费问题之研究。
甲、军政部关于战务费提案。乙、财政部对于战费应如何筹措及准备案。
五、各委员发表意见。
六、决议。
七、议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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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书厅厅长程潜报告本日上午开国防会议之经过情形
今晚开联席会议,请各位同志多多的发表意见,这次的国防会议,乃是一个秘密的会议,本应在去年举行,因事变以致未能如期开会,嗣又预定在今年九月中举行。自八日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后,以时间的不允许等待,特提前召集各方同志,来讨论制敌救亡的大计,已于今晨在国府会议厅开会。这次各位同志的踊跃参加,或远道赶来,这实是我战必胜的象征,同时,各位同志都有重任在身,对于会期也就加以缩短了。
现在将上午开国防会议各情形,约略的报告一下:八时起开会,由厅长致开会辞后,继由参谋总长说明会期缩短之意思;旋由军政部报告关于军事各情形;再有对于空军建设方面的报告、防空报告、国防工事报告、重工业建设报告,在在都是国防上的重要工作。上午所报告各情形,在会的各位都觉得尚属适宜,决议认为须切实继续进行,交由主管机关切实办理。同时,将国防建设种种加以检讨,同今后须切实向实事求是之途迈进的意义阐明以后,旋复报告今晚开联席会议的时间,请各位同志按时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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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委员应钦对于卢变经过及军情等报告
一、事变之经过情形
七月二日起,日军开始演习,直至七日上午零时卅分钟,日藉口一士兵失踪,强人城内搜索,我军守土有责,自不能允彼擅入,因而与我军发生冲突。战事发生后,双方均不愿事态的扩大,相约停战。日不遵约,仍在北平近郊滋意扰乱,纵火抢杀,无所不为,如是相持至十七号,复强占我丰台。从十八日至二十日间,日以猛烈炮火攻我卢沟桥一带。廿五日晚,廊坊等地发生激战,日方由津运兵至丰台等地,继与卅八师发生冲突;廿五日保安门一带又发生冲突,卅七师驻卢沟桥暨宛平一带军队亦与敌在对峙中。日方在廿八日晨实行猛攻,以步兵三百余人攻击我卢沟桥,经我军奋勇抗战,将日军击溃,相继收复丰台、廊坊等地。同日夜津地有激战,以战略上影响,次日丰台、廊坊等地,又人敌手,佟副军长、赵师长均先后阵亡,此时所有北平方面任务,由张自忠负责。我军除卅七师、卅八师外,其余都退至杨柳青一带。卅八师本具有战斗力,因为我们的计划未用,加之后援隔断,日继以飞机施行轰炸,地方损失奇重。廿九日晚平津为敌所占据。卅日海军陆战队又轰炸大沽口,并以飞机轰炸保定。卅一日通县张庆余部反正。自八月一日起,杨柳青、南口以及平津等方面,均为轰炸甚烈。目前南口等地在对峙中。关于战事详报,还没有接到廿九军的报告,我方阵亡将士约五千人,其他物质上损失很重。日方死伤一千人,内中伤六百多人,死三百多人。
二、&nbsp;&nbsp; 我方处置事变情形
九日奉委员长手令,对于事变之紧急处置:
一、饬平汉路一带孙连仲师援助廿九军。
二、令庞炳勋、高桂滋向石家庄集中。
三、第三军在平汉、津浦一带,军队准备动员调动。
当遵照手示各点,与在京各高级将领会商处置办法,切实实施。
中央并调派孙连仲、庞炳勋部赴保定,当时接宋哲元电告,日要求我们答应三个条件,就可告一段落。在日本惯用和平欺瞒的手段中,我方曾有电致宋哲元,告以恐日复效“一二八”缓兵故技,当时宋亦有电来京,云绝死守北平,请中央速调大军增援。委员长当即调动劲师增援,令向保定方面集中,时孙总指挥奉增援令后,当即向长辛店前进,所部行至中途,接电知宋己离平,是时委员长仍令继续增援前进,但结果仍无法增援。
三、&nbsp;&nbsp; 其他军事上粮秣弹药运输等准备情形:
关于弹药之准备,可供半年之需要,以作战要求,适宜分配,黄河以北为三分之二,江南为三分之一。为持久战以免供不应求计,经电请委员长准向国外购买。
关于筹办粮株,委员长很注意此事,前以事变耽搁,本拟办五万匹马、五万粮秣,今为应需要,积极备战起见,启办马匹十万,粮秣十万。
关于防空新兵器的分配,所有的高射炮机枪,均酌予分配,新法的装置,都利用电来发动,促进速度的增加。
关于交通通信器材,都有相当的准备,但是各种原料甚少,现在正积极赶办中。运输上所必需的利器卡车,殊感缺乏,最近将上海地方的卡车,施行收买,以应需要。
关于兵员补充及民众组织壮丁训练方面,现兵员补充已成立补充营,专司其事,至民众组织壮丁训练,已与政训处筹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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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光)副主任报告
关于敌军对我使用的兵力——秘密的增调大概有八个师,预备总数有廿四个师。
敌人的主力军第一期最多使用于我们的平津,以后陆军力量的配布,将视国际情形的变迁,大概可以对我以十个师至十五个师的袭击。第一师、第九师、第十二师、第十二混成旅以及驻屯军约五万余人,大部留在东北及平津一带。
空军可六团,到平津者有一百多架。
第六师、预备师,为已经负运输责任的部队,随时可以往北开,据云第八师、第十师已动员,其余尚未动员。
最近后援部队尚未出发,但国内部队已准备妥定。
东京以北部队尚未移动。
敌人在山海关一带赶筑工事。
永定河构筑工事,南口形势紧张。
景州第十二预备军,有向天津移动消息,有向平绥线进展模样。
我划分四个战区兵力之支配大概:
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
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
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
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
预备军区:
一、广东;二、四川;三、贵州、云南;四、平汉南段粤汉段。
又,敌人自七月底至八月初所毁我桥梁等交通线,均一星期可赶修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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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大计未讨论决定以前由议长阐明决心与战争的意义
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今晚能与各地长官、各位同志聚集在一齐,来讨论大计的决定,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因此之故,请大家尽量的为民族为国家多多的发表意见,务须完全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着想,不要以个人的意见来主观的判断,完全要拿实际的状况,替国家作一个忠的打算。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意[义]无反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因此之故,应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大计。
现在我们更要客观的忠实来估计一下敌人的力量。在军事上说,比我们强;在经济上说,他的财政困难非常。日本经济方面,现在已大不如我们,同时日本在国际上的情势时时在顾虑。现在英美在道义上、在精神上,对我们可以有相当的帮助。物质上我们不能作一定始终靠得住的打算,意大利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日本以前的要同中央共同防共一点,晓得做不到,行不通,以致竟肯牺牲一切于不顾,向我无端挑衅,构成战事的导火线卢变发生,在日本已经认为彼之行为,是一种平凡的行动。各位先生今天在未决议以前,我们应该赤裸裸坦的有意见便提出来,明白的加以商讨,既决定之后,我们便应切实的遵行。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他的要解决冀察问题用心,要使我与俄无联络的机会。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晓得我们现在同日本打战,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战,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战,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他们都是如此说,中国没有胜利的。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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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汪委员兆铭发表意见
一、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
二、战时的准备速率,并不因战事而有阻碍,且比平时为速。
三、最后的胜利,是操纵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
四、精神是驾驭物质的,物质乃是为精神所利用的。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贯彻永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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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张委员溥泉发表意见
一、宣告断绝国交,予日以严重态度,表示中国的坚毅决心。
二、阐明战争是文明、进步的象征,表面是破坏,接着是新的进步的建设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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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林主席森发表意见
一、阐明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要义。
二、对于宣布“断绝国交”有影响战事上的运用,给他一个不宣而战,有利于我甚多。
(张群摘记:应战所以保全国格及子孙人格,怀疑者欲避免牺牲,断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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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阎(锡山)副委员长发表意见
一、应以决心抗战为我后盾,最后胜利必操左券。
二、增加自身的力量,一方面固宜藉外力之辅助,尤须适宜配备以增进战斗效能。
(张群摘记:此事应先立定最后决心及需要最高努力,一方面增加自己力量,一方面争取外援力量。尤须党政军合而为一,服从决议。如四万万人合而为一,则今日之危机有胜败的问题,而无亡国的问题,至求外力援助,必须于战略上使可为与国之国家,认为于彼有利时,自必成为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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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刘湘发表意见
一、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
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
三、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
(张群摘记:敌人之侵略不能忍受,而实力不能与之相较,又将如何?自惟有注重精神,延长时间,倘善于利用战术战略,亦可望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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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继由(程潜)秘书厅长表示意见
一、凡是他没有决心的时候,我们应具决心,并阐明议长决心抗战之大义。
二、解释一般学者梦想和平的错误。
三、只有决战可以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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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计决议
(蒋中正)“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此即不约而同,起立作决心抗战之表示。并决定共同遵守之态度与步骤:
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
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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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议长致闭会词
刚才已经议决了今后的方针,大家应共同的一致去努力,预料一定能达到目的,此后就要请各位分头努力,最重要的,要团结一致的向目标迈进,我很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善于侵略的日本,终于是失败的。并祝各位抗敌。
十一时许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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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蒋介石所致闭幕词全文
各位同志:今天的会议已完。对于国防上,说几句话。我觉得这次战争大家心里通通都同心一意的对于日本决心的抗战,我们有了决心,不能不知道别人的缺点,同时也不能不知道别人的优点同自己的短处。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有。一般的国民本也难怪着慌。各位同志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不要拿战事的准备来说,就说一个机关、一个公共团体的事,往往直到临时尚欠充分的准备,这不是时间或是外力的不允许,实是本身的懒于准备、疏忽,尤其是一般的通病,现在我们再来除去这种懒惰同疏忽的坏习惯,还不算迟,还不为不可能的事。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学校、机关,要种种都能与外国相媲美,首先就非须痛改前非不可,同时各个高级将领、地方长官个个都要特别重视职责,对得起职责才是。就拿京市防空已达于巩固来讲,坐在飞机上看看,差不多防御工事,十九都毕露在地面上,掩护的工事,又怎能说已告竣事?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他的事情了。我们高级将领,就得用我们自己的脑筋,尽我们的能力,达到自己的任务。譬如人家的一门炮,就一门炮的使用效果,而我们则无把握的,往往收不到些微的代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彻底觉悟和彻底的改进还不怕。所怕的就是不觉悟,不知道改进,因为积存已深,过去的长官,都只是批批公事。少有详细知道属下办理某事件先后经过的底细,这就是最大的毛病。不仅物质上的较外人为落后,即是外人的言行,都是有纪律的,懂规矩,没有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的精神上、态度上已经不如人家了。像我们要同日本人打,枪炮并不足怕,我们的精力实在也就不如人家,这并不是自馁,正所以知己知波,各自警惕勉励之意。譬如说最近要公务人员送眷属回籍,社会上的秩序已乱起来了,交通站上都是挤得水泄不通。在外国也没有这样现象,即此迁居一事而论,可以知道其他种种了。这种态度与战时战事上,是无利而有害的。有如房顶的临时加刷黑色,以遮掩目标,事实能否做到,与人民的实际力量上是不是有问题,都能照办?所以遇事必须事先有远久的顾虑同准备,临事也须体察社会上的情形。他如令人民各自建筑夹墙、沙袋防御工事,人民各自的财力能否做到确又是问题,所以无论办什么事,只要近乎一般的情理,绝无不成功的道理。反之,则也绝无能圆满的可能。总之,既往不咎过去的错误,既已知道,就要实事求是的步步去改善,能够有力求改善的决心,同切实的施行去,前途的光明可以逆[意」料。在本会议中,没有别人,都是全国各地方的高级将领,所以特地将这几天所见暨据报种种,约略的报告一下。完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8-9 23: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刘益涛

毛泽东等于8月1日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同日,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如何盼复。同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再电周恩来等,强调红军作战的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电报嘱: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8月3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同一天,周恩来将同朱德商讨过的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内容电告毛泽东。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4日下午在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即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甲、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乙、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维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丙、至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丁、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电报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关于红军参战的问题,电报指出:“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电报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朱德、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击抗战的意见》的来电,其中提到:“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此,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等。

  第二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关于红军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箝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箝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电报说:“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由西安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1日,周恩来、朱德分别发言,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
 楼主| 发表于 2017-8-10 01:13: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7-8-10 01:15 编辑


解密:朱德与龙云的“南京交谈

龙云主政云南期间,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1949年8月13日,龙云、黄绍竑、贺耀组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脱离国民政府,投向人民阵营。1949年8月17日龙云又致书表弟卢汉及云南参议会,劝其举义反正,参加解放运动。1962年龙云逝世,周恩来充分肯定了龙云一生中的三大功绩:反蒋、抗日、联共。1984年在龙云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评价龙云说:“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抗战时期成为龙云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亮点。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派出20多万滇军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他下令修筑的滇缅公路,是战时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龙云之所以能够成为坚定的抗战者和爱国者,与其师兄朱德对他做的统战工作和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同学相聚在西安机场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并决定于8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国防工作会议。龙云接到蒋介石电令,要他迅速到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
8月9日上午,龙云在昆明巫家坝军用机场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龙云所乘的飞机要在西安加油,走下飞机的龙云,和前来迎接的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及其他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军队要员走向休息室。龙云刚在休息室里坐下,蒋鼎文在龙云耳边轻声说:“中共的几位负责人也要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已在此等候,可否搭乘你的飞机一起去?”龙云听后感到很愕然,他沉吟了片刻后问道:“不知是哪几位?”蒋鼎文答道:“是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龙云这时脸上有了笑容,他说:“我和周恩来是第一次见面,朱德和叶剑英则是我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上下届同学,我们一起去好了。”
原来,在延安的毛泽东也于8月1日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中共中央商量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3人赴南京参加会议,并就红军改编和中共如何参加抗战作了思想上的统一。于是朱德、周恩来、叶剑英3人也赶到了西安,准备赴南京开会。
朱德、龙云和叶剑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友。没想到3位校友在此相遇、同机共赴南京,商讨国家生存、民族独立的大事。所以,在机场休息室相见时,大家一见如故,非常热情友好。蒋鼎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机场准备了茶点。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龙云除叙旧之外,免不了又谈了抗战前途等话题。11时30分,4人同机飞经武汉,于下午6时飞抵南京,龙云住进了位于北极阁的宋子文公馆。
南京交谈影响了龙云一生
1937年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在国防会议上分别发言,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龙云表示云南可以出兵20万抗击日军。与会者除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外,还有地方派系的要员阎锡山、冯玉祥、何键、刘湘、程潜、李济深等人以及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
在去南京的途中及在南京期间,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及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拉近了感情上的距离,从而进一步与龙云进行了交流。只要一有机会,朱德就向龙云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团结御侮的决心。一天晚上,在南京汤山,朱德、叶剑英和龙云一起散步。3人回顾了云南讲武堂学生在讨袁护国战争、北伐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朱德说:“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云南人民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嘱咐龙云转告在滇的讲武堂同学发扬滇军护国靖国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抱定为国赴死的决心意志。

朱德的话令龙云深为感动。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3人的看法大体一致。但在对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上,3个人的看法却有较大的分歧。龙云是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来对待的,当然也就不赞同朱德和叶剑英对蒋的评价。朱德和叶剑英却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此时的龙云由于云南省内安定并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再加上国内矛盾的变化,所以他也需要中共方面的合作,为自己在云南的发展作多方面的准备。朱德向龙云谈到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辱的决心。龙云非常赞同中共的态度。朱德问:“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龙云回答说:“没有问题,但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接着他问朱德说:“这次抗战,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朱德笑了笑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有没有大炮等重武器?”龙云接着又问朱德。朱德告诉龙云说:“我们主要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大炮运动起来不方便。”叶剑英不失时机地向龙云介绍了中共兵力对日军的作战态势和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构想。龙云听后表示今后要派人到共产党那里学打游击。朱德说这个需要长时间学习,不能一蹴而就。双方表示日后要加强联系,朱德的秘书还专门编辑了一本密码给龙云,开始建立联系渠道。后来龙云和延安的联系,都是用的这本密码。在与朱德、叶剑英的交谈中,龙云认识到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方针,感受到了中共抗战决心和信心,并据此认定以往国民党中央宣传的“中共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的论调纯属诬蔑。因此龙云深有感触,受益匪浅,受到巨大鼓舞,坚定了抗日的决心。龙云曾感慨地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所以,龙云后来向蒋介石慷慨陈词:“把全滇1300万民众的爱国之热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准备为祖国而牺牲。”

一封信坚定了龙云的抗战决心

据1937年8月23日的《云南日报》报道,龙云于8月22日上午10时30分返回昆明,当即召集云南军政负责人会议,传达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纵谈晋京经过,号召云南军民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战,凡属国民应献身报国。龙云在很短时间内,改编滇军,组建起第60军,由卢汉任军长。并从法国购买了先进武器。

朱德与龙云在南京交谈之后,周恩来又安排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多个方面的渠道继续巩固、做好龙云的思想工作。当时,通过思想倾向进步的60军184师师长张冲和龙云的顾问——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刘振寰进一步和他交流。中共受张冲的邀请,派出地下党员张致中担任184师政训处主任,还从延安派出一批中共党员张天虚等秘密进入60军参加抗战,朱德亲自欢送他们,并合影留念,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加快了龙云参加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行动步伐。

1937年10月5日,60军将士在昆明巫家坝隆重举行出征誓师大会,龙云检阅了即将出征的60军将士,昆明万人空巷,热烈欢送60军出征。1938年4月22日至5月18日,60军在台儿庄周边禹王山一带与日军浴血奋战27天,重创日军第5、第10师团。60军以伤亡近两万人的巨大代价,用生命和热血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谱写了一曲不怕牺牲,不畏强敌,抗击外侮的壮丽史诗。

1938年8月21日,朱德写信给龙云,高度评价了他的义举,信中说:

志舟兄勋鉴:

南京晤面,匆匆一年,时深系念……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特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敌寇猖狂,半壁河山尽受蹂躏,今后复兴民族之大业,有赖于动员西南、西北诸省之人力物力,继续奋斗。吾人以无比之代价,换取了宝贵之经验,以求得军事政治民运方面不断之进步,始能保证最后胜利之取得。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收到信后,龙云备受鼓舞,他当即表示:“滇省原为贫瘠之区,但国事如此,誓以将政府历年所蓄及民间所有公私力量,悉数准备供应国家而无怨言。”

此后,60军扩编为第30军团,辖第60、58两个军。继之又组建新3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和赣北战役,转战大半个中国。龙云还主动请缨,修筑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抗日战争期间,在龙云的领导下,云南出滇抗战的军队达到40万人,伤亡约10万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郑学富)


 楼主| 发表于 2017-8-10 01: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指出:“我再次声明,中国决不寻求战争。但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937年8月初,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总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来南京参加会议,共赴国难。
8月1日,蒋介石秘密致电延安中共中央,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尽管那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还没有形成。
8月2日,蒋介石电邀一度失和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南京,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去桂林接他们来南京。8月4日,李宗仁、白崇禧率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飞抵南京。第二天,即8月5日,日本的报纸就作了报道,冠以大标题,称“战神(指白崇禧)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白崇禧回忆录》)
在这前后,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也陆续到达南京。
一时南京要人云集。南京乃至全中国呈现出一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景象。
8月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府礼堂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军界重要将领程潜(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及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何键、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等出席,商讨抗战事宜。
当晚,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要人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
这是一次更加重要又是更加机密的会议,是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确定对日最高国策的会议。因此会议几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或影像。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首先致词。参谋总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战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报告敌我态势与我方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决定中国全面抗战”;抗战之战略“取持久消耗战略”,“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会议制定的抗战方针为:日军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我之最高战略方针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战略”。
在这次会议上,还议决开辟淞沪战场,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长江流域,避免和防止日军从华北进入山西、陕西包抄四川,或从华北沿平汉铁路迅速攻占武汉的不利战略态势;会议议决封锁江阴长江江面,截阻俘获长江中上游日舰,并防备上海方向的日舰进袭南京。
会议最后,蒋介石总结,阐述抗战的意义和决心,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会议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蒋介石提议说:“同意抗战的,请起立!”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
这次国防联席会议,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的“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八年抗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将前一晚国防联席会议的精神宣示中外,严正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领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他勉励全军将士: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号召:“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苦痛,国家失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给我们的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至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8月9日,中共代表朱德、叶剑英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同乘一架飞机从西安飞抵南京;第二天,周恩来也到达南京。三人参加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
就在这时,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更加激烈的战火在上海燃起。
1937年8月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寻衅闹事,乘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二人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当局乘机向上海集结兵舰,以陆战队登陆,积极备战,并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长江沿线各口岸的日本侨民全部撤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通知驻上海的第3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二十天开始攻击上海。8月10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同意派遣陆军赴上海。日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命令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动员三十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形势进一步紧张。
面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疯狂进攻与在上海地区的挑衅,国民政府当局决定: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坚决回击日军的挑衅,采“制敌机先”的策略,迅速开辟淞沪战场,打击侵略者。
1937年8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议决,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撤销“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以五院正副院长等为成员;决定“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成员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指定或聘任之,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
当夜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率领京沪警备军所辖第87师王敬久部、第88师孙元良部等,立即向上海预定之围攻线推进;下令海军封锁江阴长江江面,阻塞水道。张治中在苏州立即发布京沪警备军各部即刻向上海预定之围攻线推进的命令。8月12日,张治中率领京沪警备军第87、88师等部队秘密进驻上海,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约五千兵力),拔除其据点。
1937年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2次会议在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召开,决定自本日起,全国秘密进入战时状态。会议讨论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由国府主席林森提议,由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横遭日本军国主义五十年侵略、欺凌、羞辱、掠夺、瓜分的中国,终于一致发出怒吼,走向全面、持久的伟大抗战。
 楼主| 发表于 2017-8-10 02:52:22 | 显示全部楼层
确立中国全面抗战国策的国防联席会议

1937年8月7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天,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国防联席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重要的日子却长期被历史学界忽略。
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北平卢沟桥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军国主义借此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中国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热潮高涨。
南京国民政府也迅速表明了坚决抗战的态度,拒绝屈服求和。开始,国民政府企图将战事划定在局部地区,但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指挥北方抗战的同时,加紧部署上海与南京一线的抗战军事。1937年7月13日,正在庐山主持会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致电在南京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下令“京沪区着令张治中迅即前往负全责”。当日,张治中正式受命担任“京沪警备军”司令官,在苏州设立司令部,统帅第87、88、36师,这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三个德式装备师,负责南京、上海一线的抗战军事指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发表讲话,申述中国政府对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与外交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庐山谈话。当日晚与第二天、第三天,蒋介石指示其秘书陈布雷与《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以其讲话稿为基础,进行加工,草拟成文,又与党政军各方面要人反复协商,不断修改,最后由陈布雷根据蒋的意见完稿。蒋介石指示,在1937年7月19日,由中央社电讯公开发布蒋介石的这则讲话。
1937年7月20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这则意义重大的中央社电讯:
蒋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上阐明政府外交立场
卢事能否结束是最后关头境界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中央社牯岭十九日电] 蒋委员长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对卢沟桥事件有所报告。兹记录其演词全文如下: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痛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之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蒋介石首先指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以和平外交的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他提出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庄严地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到了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面对穷凶极恶、压迫强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侵略者,便“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只有义无反顾的“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以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蒋介石指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中国政府不是求战,而只是应战;但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蒋介石的这则讲话,是一篇慎重而又决绝的谈话,语调沉重,感情悲壮,有理有节,表达了全中华民族的意志与立场,又鼓舞了全中华民族的决心与斗志。
1937年7月20日,即《中央日报》刊登中央社电讯报道蒋介石庐山谈话的那天,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指挥全国抗战。
7月29日,平津局势骤变,即将陷于敌手。蒋介石在南京就此向新闻记者发表中英文谈话,阐明中国政府今后的对日方针:绝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无妥协与屈服之理”。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8日,日军还狂妄地在北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所谓“入城式”。中日战争形势进一步加剧紧张。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指出:“我再次声明,中国决不寻求战争。但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937年8月初,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总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来南京参加会议,共赴国难。
8月1日,蒋介石秘密致电延安中共中央,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尽管那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还没有形成。
8月2日,蒋介石电邀一度失和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南京,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去桂林接他们来南京。8月4日,李宗仁、白崇禧率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飞抵南京。第二天,即8月5日,日本的报纸就作了报道,冠以大标题,称“战神(指白崇禧)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白崇禧回忆录》)
在这前后,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也陆续到达南京。
一时南京要人云集。南京乃至全中国呈现出一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景象。
8月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府礼堂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军界重要将领程潜(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及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何键、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等出席,商讨抗战事宜。
当晚,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要人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
这是一次更加重要又是更加机密的会议,是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确定对日最高国策的会议。因此会议几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或影像。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首先致词。参谋总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战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报告敌我态势与我方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决定中国全面抗战”;抗战之战略“取持久消耗战略”,“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会议制定的抗战方针为:日军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我之最高战略方针为持久消耗,即‘持久消耗战略”。
在这次会议上,还议决开辟淞沪战场,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长江流域,避免和防止日军从华北进入山西、陕西包抄四川,或从华北沿平汉铁路迅速攻占武汉的不利战略态势;会议议决封锁江阴长江江面,截阻俘获长江中上游日舰,并防备上海方向的日舰进袭南京。
会议最后,蒋介石总结,阐述抗战的意义和决心,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会议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蒋介石提议说:“同意抗战的,请起立!”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
这次国防联席会议,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的“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八年抗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将前一晚国防联席会议的精神宣示中外,严正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领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他勉励全军将士: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号召:“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苦痛,国家失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给我们的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至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8月9日,中共代表朱德、叶剑英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同乘一架飞机从西安飞抵南京;第二天,周恩来也到达南京。三人参加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事,并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
就在这时,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更加激烈的战火在上海燃起。
1937年8月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寻衅闹事,乘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二人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当局乘机向上海集结兵舰,以陆战队登陆,积极备战,并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长江沿线各口岸的日本侨民全部撤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通知驻上海的第3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二十天开始攻击上海。8月10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同意派遣陆军赴上海。日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命令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动员三十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形势进一步紧张。
面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疯狂进攻与在上海地区的挑衅,国民政府当局决定: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坚决回击日军的挑衅,采“制敌机先”的策略,迅速开辟淞沪战场,打击侵略者。
1937年8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议决,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撤销“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以五院正副院长等为成员;决定“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成员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指定或聘任之,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
当夜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率领京沪警备军所辖第87师王敬久部、第88师孙元良部等,立即向上海预定之围攻线推进;下令海军封锁江阴长江江面,阻塞水道。张治中在苏州立即发布京沪警备军各部即刻向上海预定之围攻线推进的命令。8月12日,张治中率领京沪警备军第87、88师等部队秘密进驻上海,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约五千兵力),拔除其据点。
1937年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2次会议在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召开,决定自本日起,全国秘密进入战时状态。会议讨论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由国府主席林森提议,由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横遭日本军国主义五十年侵略、欺凌、羞辱、掠夺、瓜分的中国,终于一致发出怒吼,走向全面、持久的伟大抗战。
 楼主| 发表于 2017-8-28 01:58: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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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东路34号电信博物馆,系192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建造的电报大厦,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其实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均以其优雅、唯美的姿态,平和而富有内涵的气韵,描绘出高雅、贵族之身份。常见的壁炉、水晶宫灯、罗马古柱亦是新古典风格的点睛之笔。
新古典风格从简单到繁杂、从整体到局部,精雕细琢,镶花刻金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一方面保留了材质、色彩的大致风格,仍然可以很强烈地感受传统的历史痕迹与浑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高雅而和谐是新古典风格的代名词。白色、金色、黄色、暗红是欧式风格中常见的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色彩看起来明亮、大方,使整个空间给人以开放、宽容的非凡气度,让人丝毫不显局促。延安东路34号,原为大北电报公司。新瑞和洋行(英)设计,1922年竣工。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中部为巨柱式构图,每层窗口、窗裙有不同的古典装饰。室入口处有一尊雕像,这就是“把电报引入中国的丹麦人”(Edouard Suenson)先生的雕像。
内有表现丹麦国家的装饰符号。上海是中国最早兴办电信的城市,是中国电信业的发祥地和枢纽港之一。发轫于1871年、创建于1881年的上海电信业。作为中国电信业的起源地之一,上海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各个历史瞬间。大北电报公司是丹麦国际电报公司在中国开设电信公司使用的名称。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三家组成,总公司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大北电报公司名义来华开业。李鸿章 (1823年__1901年)我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首领,中国电报总局的创办人。1877年6月15日,李鸿章在上海建成从行辕到高昌庙江南机器制造局(后为江南造船厂)的电报线并正式通报,这是上海最早自办的专用电报线路。1918年,大北电报公司斥资21.8万两白银购入爱多亚路4号(即今延安东路34号)地块,建造新大楼,即电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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