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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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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8 21:27: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与汪精卫的初次会面——松本重治

https://tieba.baidu.com/p/3242494528?red_tag=1253188405

本文摘自《上海时代》。《上海时代》是日本记者松本重治在战后写的回忆录。看过研究汪政权的资料的人对他都不会陌生。博伊尔在写《中日战争中的通敌内幕》时,对他进行了采访。他是那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6月20日早晨,我到达南京车站,南京支局长奥宫来车站接我。上午我从奥宫君处详细地听取了有关南京形势的介绍。得知现今华北情势愈发变得紧迫。河北省的问题,从达成何梅(梅津——何应钦)“协定”后姑且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在察哈尔问题上,奥宫支局长从驻南京武官雨宫(巽)处了解到的情况是,关东军有可能会不断向中国提出新的强硬要求。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方面,1934年秋季,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出动其麾下的第二十九军中的步兵和骑兵部队,至“满洲国”内热河省的西南部,使丰宁县的行政组织陷于瘫痪。因此,关东军认为有必要驱逐宋哲元的部队;另一方面,天津军与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在内蒙古工作上互相竞争,频繁出入于察哈尔省内部进行视察旅行,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受到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将士的种种阻挠。一再发生的张北事件、热西事件等,大体就是这种阻挠事件。因此,关东军要求追查宋哲地的责任,将其罢免,并把第二十九军从热河省调走。
听奥宫君说,南京政府预料到关东军会提出强硬要求,于是决定预先主动采取措施。在6月18日的行政会议上,决定:(一)罢免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军长之职;(二)由秦德纯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三)将引起事端的第一三二师调动至南方,等等。第二天即19日,南京政府以国民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这个决定。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与汪精卫的初次见面,我多少感 到心情有些沉重。6月20日下午3点正,我如约来到了铁道部长官邸大门。固执的卫兵正要阻撞墙,大门打开,高宗武君出来,做手势让警卫退下,马上招呼我进去。
客厅大约有二十张榻榻米大小。里面摆着西式的沙发,在桌子的对面还放着两张椅子。我在高君的示意之下,在沙发的一 坐下,而高君则为了方便翻译,就坐在了左面的一张椅子上,向周围墙壁望去,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匾额,上面是汪精卫亲笔所书由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字体纤细,但极其优美。没过几分钟,房间尽头处的门被打开了,身穿淡青色中山服的汪精卫悠然地跨了进来。我立刻站起身来,深施一礼。汪先生也微微还礼,端坐到了正面的椅子上。
汪先生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脸上的倦意还清晰可见,但仍不失作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政治伟人的脸型。
我首先说道:“在这非常时刻,我感谢您今天为我特地抽出时间。”这样一边道谢,一边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汪先生说道:“松本重治先生一直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尽心尽力之事,我已从高君处详细得知。今天第一次见到您,我也感到十分高兴。”他的声音很轻,才勉强可听清。
我常听说,汪先生是能够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呼唤吼叫的中国第一流雄辩家,今日得闻其声,不由得感到他更是个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高超演员。更为难得的是,他不是叫我“松本先生”,而是称呼我的全名。我交往的中国友人着实不少,但是称我全名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所以,这声一直在我胸中回荡。接着,我提了许多问题,汪先生每次回答时,必定首先称呼我的全名。或许也是因为初次见面的缘故,他说话特别客气,但是他始终直视着我的脸,目光炯炯:“松本重治先生”,就这样到结束叫了我数十次,汪先生的这样称呼,使我在心中深深感到,这是超越一般礼仪的诚意和对我的友情。
坐在汪精卫对面开始谈话后,单独见面作独家采访的记者本能,竟逐渐不知踪影。“汪先生,这次我来拜访您,不只是为了进行采访,我想不作记录,只是听您讲话,想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随便地、并且坦率地谈一谈。至于我要发的电报,之后我会与高君商量之后再适当决定。”听了我的这些话,汪先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呀。不过,您能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说得更自在一些了。”
“那么,首先请问您,对于上月末国民党政府表现出来的亲日恣态,日本国民大众一致欢迎;对于两国外交升格为大使关系,也获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赞同。但是,军部、尤其是关东军与天津军,却是对此表示反对,我认为华北的何梅(梅津-何应钦)‘协定’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汪先生在2月20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中所作的演讲,也受到了中国国内以西南派为首的强烈批评,加之这次‘协定’,想必针对汪先生的反对势力会更强了吧?因此,先生的处境是否变得非常困难了呢?请先生为了日中两国,务必自重自爱。另外,日本军部在华北又开始采取更蛮横的行动了,这样的话,新的对日亲善方针是不是又必须被迫重新变更呢?”我从一开始就切入了核心问题。
“这并不是我一人的事情。如果说这次的‘华北事件’,并没有给中日两国的友好氛围投下阴影的话,这是在说谎。但是,我坚信,它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大方针。”汪先生凛然地回答道 ,眉宇之间流露出决不退缩之意:“我们会努力,尽量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的是,汪先生在谈话中拒绝使用何梅(梅津-何应钦)“协定”之类的说法。其实,这个“协定”,在日方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中方的话,并不存在这样的“协定”。或许读者们也知道,整个“协定”的事实是,针对日本军部提出的要求事项,中方均是自主地采取了一些措施,然后再将这些情况向日方通告而已。它既不是什么合议,也不是什么“协定”,因此从主观上来讲,至少在形式维护了华北的主权。中方是这样理解的。我也谈及了这点:“我担心这种分歧,会成为今后引起更大分歧的祸根。”
汪先生回答道:“松本重治先生,您的担心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从中日关系的根本大局来考虑,两国国民不是更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吗?”他开始谈及日中关系的将来的框架。
汪先生的声音渐渐地被热情所笼罩:“中国和日本在地理、历史以及人种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看政治如何运作,我可以断言,我们可以站在共同的利益上来进行发展。日本资源贫乏,中国资源丰富;日本的各种工业、技术发达,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中国的资源,对于东亚经济的自立是必不可少的,以此为基础,中日两国就可以站在共同的利益之上了。但是回首过去数年间的两国关系,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我在此不想多作评论。今天的中国,在军备方面当然劣于日本,交战的话或许不一定会胜利,但是坚持抵抗,把日本拖累,这一点中国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这样做的话,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是无益的。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我想日本也是会理解这一点的。”听了这话,我故意问道:“黄郛先生和何应钦先生已经厌烦了吧?”期待着汪先生的下文。只见他点点头说道:“松本重治先生,华北问题的善后措施,我并不认为任命了王克敏之后便万事大吉了。今后还应采取适宜的措施,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另外,其他的一些中日之间的悬案,今后也应尽量努力加以解决。”
在华北地区,日本驻军现今又有新的强硬要求。这些情况,汪先生也是清楚的。作为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量坚持当年1月底决定并已开始实施的对日新方针,所以希望日方能理解这一点。另外,国民政府还相信日本方面能够作出与此相呼应的措施。这此地,或许就是现在坐在对面的汪先生的心境吧。日本的一元化外交,随着何梅(梅津-何应钦)“协定”的签署,事实上已经被无情地破坏了。而在此时,我却分明看到了汪精卫先生面对日中外交充满荆棘的道路,勇往直前的悲壮之意,于是不由得深深地受到了感动。我起身告辞时,汪先生对我说:“我希望先生也要多加保重。”“汪先生也务必保重。”说完,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与汪先生的初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时,我连做梦也没想到,三年后,我自己会协助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回到饭店,我起草了发往东京的电文,其中删除了可能会对汪先生有影响的部分。接着,我立即打电话与高君商洽,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就发了电报(参照南京20日发“联合”电)。这份电报被删除了三段之后,刊登在了昭和十年6月21日《中外商业新报》的晨刊上,标题为《北支事件对亲善无任何影响》,另外还附加了《汪氏力说日中协作》的小标题。说什么“对亲善无任何影响”,这与电文内容的基调有不小的出入,与事实也是相悖的。是他们过于迟钝,还是察觉不到中方的感情,总之我对于《中外商业新报》整理部的写法,甚至感到了愤怒。这种不负责任的标题,以往不也是多次成为误解的根源吗?
 楼主| 发表于 2018-7-18 21:34: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与朝鲜人血泪交织的大阪兴衰史,你们真的了解大阪嘛?


https://www.znian.cn/1806.html

来到大阪观光,心斋桥的购物区或新世界的通天阁,往往是游客必定造访的景点,而它们也见证大阪作为一个重要商业城市的轨迹。去过通天阁的一楼的人,肯定会对满满的小鸡泡面和小鸡图样有印像,这是日治时期到大阪打拼的台湾人── 安藤百福,所建立的日清食品中的重要意象,其中小鸡泡面更是大阪发祥的代表性商品。
大阪的商业发展,可以回溯到丰臣秀吉的时代。虽然织田信长也早已看到大阪在西国地区的交通与地理位置重要性,因而在石山一带筑城,最后却因本能寺之变的缘故,未能达成。大阪的淀川将京都与濑户内海相连结,成为重要的水运要冲。丰臣秀吉看到大阪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便决定在大阪筑城,同时修筑运河与河川,将大阪建造为一个重要且繁华的商业都市。
另外,除了交通便利以外,大阪更是许多重要物产的产地,例如河内地方生产木棉、油灯用的菜种油,也在大阪和相邻各地盛产,物产资源丰富。江户时期,各藩在中之岛一带设置藏屋,汇集各地来往的物资产品进行交易,成为全日本极为重要的物产交易和物流中心。商人们将产品运送到大阪,汇聚成市场,像是堂岛米市场,天满果菜市场等。
到了德川家康时期,德川家康选择在江户开创幕府,但这么一来,丰臣时期所建立的大阪贸易网络便无法派上用场,因此只能将大阪的商品藉由海路运送至将军的据点,来满足江户约100万人的武家与町人的胃。当时的大阪来的木棉、菜籽油、酱油等,都在江户被当成至宝。江户作为消费市场的同时,大阪天下的台所的名号也渐渐广为人所知。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幕府军大败,担任新政府重要官僚的大久保利通看出了大阪的经济重要性,曾建议新政府将首都迁至大阪,但被京都的公家强烈反对,这个建议最终未被采纳。江户改名为东京后,作为日本首都,快速地发展;相较之下,江户时代的天下第一商业都市──大阪,则因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例如废除藏屋敷、币制改革等措施,反而陷入混乱与停滞。
后来,随着造币局、大阪炮兵工厂、堺纺织所等设备与工厂在大阪设置,带动了大阪新的蜕变。1868年,日本从香港造币局购买英国制的机械,在英国技师的指挥下进行工事,四年后造币局完工。造币局除了主要的铸造货币之外,也引进西方的会计方式和工场管理与设备。而大阪炮兵工场主要制造大炮、子弹、军用车之外,也制造桥梁和水道管线。
当时,日本从外国进口棉纺制品的比率不断地升高,日本国内虽然有产棉纺制绵,但品质不若外国制品,单价又贵,于是成立了大阪堺纺织所来解决此一困境。除此之外,大阪纺织(现在的东洋纺织)在1883年设置营业,由华族们──前田家、毛利家、蜂须贺家等,加上大阪的在地实业家── 藤田传三郎与松本重太郎等共同出资成立。
大阪纺织从英国引进高价格的机器,透过大规模生产带动利润提升。明治20 年代初期,日本具备一万纺锤生产力的纺织公司共12 家,其中7 家就设立在大阪,可见大阪纺织业的重要性。也让大阪被称为东洋的曼彻斯特。
1900 年代,由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景气剧烈变动,有过多次的起伏,在1907 年,大阪府工业产品的生产值达到全国第一。在商业的部分,随着明治中期经济大幅度的成长,同时期,大阪府股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成交量中,大阪的国债成交量总额为全国总值的93 %以上,是东京的14 倍。
而说到近代大阪经济的重要推手,就不可忽略大阪商工业者的恩人五代友厚。五代友厚推动了大阪股票交易所和大阪商法会议所的设立,他同时也被选为大阪商法会议所的第一任会长。大阪商法会议所是政府当局的重要咨询机关,常发表相关意见或报告,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协助举办商业交易的介绍与纷争等仲裁博览会讲习会等,对商工业发展的影响力可谓重大。
进入大正时期,大阪产业发展产生戏剧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交战国的生产力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仰赖其他国家的外来进口。而这样的需求也刺激大阪的生产量。尤其,棉织品相当缺乏,让大阪的棉纺织产业有了更多进军国外的可能,譬如当时的中国、印度等都仰赖日本的棉织品进口。
大正9年、10年时,大阪的棉纺织品生产总额,大幅超越过去的第一名── 爱知县,成为名符其实的东洋曼彻斯特。另一方面,大阪其他产业也进入过去未曾有的佳境,像机械产业和钢铁材料工业等因外需激增,在大阪炮兵工场的指导下,非常活跃地发展。其他产业的兴盛,像是:化学工业、金属工业、火力发电等,让过去被称为水之都的大阪,变成了工业大城烟之都。大阪的工业也远超过东京与爱知,成为日本第一。
大正时期虽然美好却也埋下后续变调的种子,像是物价暴涨(大正7年的米骚动事件)以及战后经济恐慌的来袭,大正末期许多先前急速扩张的工场开始吃不消,接连关门,劳工遭到解雇等,造成失业的浪潮来袭;快速发展的工业也使得大阪的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如此萧条的景气延续到昭和时期,全国不少银行面临到停业。银行的休业重创大阪产业交易,股票、砂糖等交易所一时之间也面临停业。金融恐慌的结果,使得金融资本集中化,大阪的银行从大正末期的53 家银行,减少至28 家。
不过满州事变以后,因为军需工业的需求大增,使得金属、机械与化学等相关产业有了新的商机。在这些因应战争时局的的相关产业急速地成长,反而民生产业的重要性遭到忽视,民生产值明显地衰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原物料的不足,大阪的军需产业也开始衰退。并且接着几次的空袭,大阪许多的基础建设遭到严重的打击,遍地犹如荒野一般。
战后,变成废墟的大阪再次因为韩战而带动相关的产业复兴,像是矿业、金属产业、机械产业等,此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大阪的产业振兴仍是缓步,直到1970年,日本举办大阪万博会,日本经济超高度成长,当时的大阪工业出产量又回到全日本第一名的宝座。随着1990年代泡沫经济的来临,大阪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发展面临停滞与失业率上升等困境,如何产业再生,也将考验着这一座有着悠久商业传统的城市。

而如果在大阪走访到鹤桥的话,会逐渐发现这个地方的广告看板多了许多韩文,而且韩式料理店也相继林立,有种到了韩国的错觉。在大阪产业现代化发展的背后,当然有着不少劳动者的付出,在这当中尤其需要提到在日朝鲜人。
在日朝鲜人是指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包含现在的南韩与北韩)时,飘洋过海抵达日本的朝鲜人。虽然从19 世纪末期,就已经有朝鲜人前来日本留学或工作,但尤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赴日的朝鲜人为多。
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少朝鲜人生活艰困,不少人为了生活而告别自己的家乡来到日本,而日本当时也因工业化,而需要大量劳工。其中,大阪是当时全日本最大的朝鲜人居住地,在日朝鲜人居住在大阪的比例,从1915 年的10%,到了30 年代则攀升到30%。早期多是青壮年的朝鲜男子只身赴日工作,到了后来则是整个家族迁移到日本定居。
由于人力需求,大阪工业相关公司也派人至朝鲜招募工人,以摄津纺织木津川工场和东洋纺织为例,在1910年代就前去济州岛招募劳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好景气,让赴日的朝鲜人数大幅增加。因应这样的状况,当时便规画航线连结大阪与济州岛,也就是知名的君が代丸。19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前半,搭乘君が代丸,从济州岛到大阪的朝鲜人,一年约有15,000人到20,000人。

至于前往大阪的朝鲜人劳工,以到工场工作者为。1920 年代后半,大阪周边地区的中小型工场中,便开始出现朝鲜人劳工,主要在化学工场、金属机械工场以及纺织纤维工业等。女性朝鲜人劳工最多从事纺织工,尤其集中在泉南地域,居住在工场宿舍或朝鲜町。
朝鲜女纺织工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工场排班是一天两班制,长时间的劳动却仅有非常低廉的工资。另外一个主要的工场位于包含鹤桥的东成区一带的橡胶工场,橡胶工场在当时被视为危险且肮脏的工作,工场主们大都希望能够雇用薪水比日本人便宜的朝鲜人,朝鲜移工可说是支撑着大阪的橡胶工场。而找到工作的朝鲜人也会透过关系介绍更多同乡的人进来工作,也因此东成区成为重要的在日朝鲜人居住地。
在日朝鲜人并没有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离开,尽管当时有不少朝鲜人想要回朝鲜半岛,但因为在日本的生活仍是贫穷,没有回国旅费,因此只好继续在日本工作。再加上战后日本政府在在日朝鲜人的回国政策上,并没有给予他们国籍选择的权利,而是采取两极化的处理方式,对于日本国有益的在日朝鲜人可以归化为日本人;但贫穷或犯罪的在日朝鲜人则使其回国。另一方面,韩国对在日朝鲜人的回国政策也是相当消极。于是,在日朝鲜人就这样继续在夹缝间寻求生存之路。
不过,在日朝鲜人中有部分的人士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企业家。像是MK计程车公司的创立者青木定雄(俞奉植),庆尚南道人, 1943年时到日本,白天在军需工场工作,晚上就读夜间部,后来去立命馆大学念书,可惜肄业。在1960年时经营计程车公司,青木定雄要求计程车驾驶在迎接客人时,不要用自动门,要亲自下车开门迎接,向客人亲切地打招呼。如此与其他计程车做出区隔,也让MK的名声更加响亮。
在日朝鲜人作为殖民统治下的产物,对于不少日本人或在日朝鲜人而言,这是一个见不得光、需要隐藏的身份。万一曝光,可能会招致不少的差别待遇和歧视。手冢治虫的一部漫画中,就塑造了一位原姓赵,日本姓为森山的归化朝鲜人,在公司担任董事,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日朝鲜人,反而歧视其他在日朝鲜人,以显示自己属于日本人的一群。
虽然,年轻世代的在日朝鲜人有些已愿意勇于表露自己是在日朝鲜人,年轻日本人也不再认为在日朝鲜人与一般日本人有所差异。可是在日朝鲜人的存在,确实引来一些日本人的仇恨与差别待遇,他们误以为日本政府给了日朝鲜人许多特权,也常认为日本社会的重大犯罪多是在日朝鲜人所造成,扰乱日本社会秩序,甚至有的还会攻击在日朝鲜人聚集的区域或学校,抑或是在网路上散布对在日朝鲜人的仇恨性言论。

在大阪商业近代化的光明面背后,有着不少劳工的默默付出,在这之中更有着为数不少的在日朝鲜人也贡献了一己之力。在日朝鲜人作为殖民的印记,至今在日本社会中常被视为异质的存在。透过这异质的存在,我们也可以思考在日台湾人的处境又是如何?甚至是跨越国别的思考,以人权为基础的可能性?
 楼主| 发表于 2018-7-18 21:57:22 | 显示全部楼层
日军隐形却锋利的手术刀——“支那通”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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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的既有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宿命。用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如佐佐木道一这样的“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16师团的右翼先锋第30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路。虽然中国军队败局已定,但第30旅团在“扫荡”过程中注意到城内守军抵抗意识强烈。最终,该部队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陆续投降。之前因遭遇激烈抵抗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残忍地杀戮俘虏;而军官们非但未阻止,反而纵容乃至鼓励着暴行。

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想到战友的牺牲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暴行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佐佐木到一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扫荡”,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当天下午2点前后,佐佐木的部队结束了对所有中国残兵的“扫荡”。这位曾在中国当过武官、在日本陆军有“支那通”称号的陆军少将站在南京城头上有过这么一番感慨:

【实际上我于明治四十四年弱冠以来,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怀有敬意,然而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导致与日本绝交,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排日侮日的高潮时饱尝不快,担忧着皇军的前途,我愤然离开此地,昭和四年的夏天里的回忆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等着瞧吧!”这不是单单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日后必遭天谴,这一点从那时起成为我坚定的信念。长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孙文倘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悔恨而泣吧。】1937年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肃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抓捕消灭所谓“中国便衣”,手段异常残酷。同样来自第16师团的日军士兵东史郎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不知有多少良民被当做化装的敌人或有坏心的居民死在我们的手下。”

这时离佐佐木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已经过去了31年之久。
思想轨迹佐佐木到一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后随父亲移居山口县。他与中国的“孽缘”始于1906年派驻中国东北地区期间。当时,他作为第5师团的一员以“关东军”的名义驻扎旅顺。1914年,此前落榜三次的佐佐木到一终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并选择学习汉语。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汉语,佐佐木曾这样解释道:“因为知道自己成绩并不很好,因此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去‘支那’。”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学里,研究中国并不是一流顶尖人才的成长道路。一流人才大多倾向学习研究欧美军事,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来研究中国。所以,佐佐木到一非常识相地认为自己该去钻研符合自己在校成绩的汉语,也就从此时开始他萌发了要当所谓“支那通”的目标。

1917年自陆大毕业后,佐佐木到一如愿获得了在青岛守备军陆军部服役的差事。这期间,他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收集各类情报资料。1919年,调任浦岩派遣军,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1922年至1924年间,他又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高层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佐佐木曾一度醉心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对之有过巨大共鸣。20年代后,他在日本军内就已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

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是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特务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就是曾以顾问身份成为过中国某派势力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急先锋,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进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早年的佐佐木到一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同僚嘲笑与轻蔑,他亦在所不惜,辩称:“我从我自己的信念出发,甘愿承受‘吹捧’孙中山的诽谤。”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革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佐佐木到一在写给日本军政当局的秘密情报报告书——《国民党的将来》文中曾预测:“……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破坏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表达对国民革命中反帝尤其是反日倾向的担忧。
之后几年,他先后经历了所谓“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等风波,亲眼目睹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在华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因为日本侵略政策不断升级,中国军队与百姓的反日情绪随之高涨。而佐佐木这类“支那通”却几乎没有反省日本自身的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国内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甚至指出:“从被卑劣之极的宣传所迷惑、操纵的‘支那’所得到的,除了愤懑之外什么也没有……不幸的是,我还不得不承受了排日的‘支那’加于我的许多极为不快的经历……为‘支那人’考虑的人必然会成为被利用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冈村宁次曾这样概括佐佐木到一这批“支那通”的想法:“日本的‘支那通’对中国人的态度或看法,基本上分为两:其一,认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性格,以诚相见未免愚蠢,应根据利害关系加以斟酌,审慎对待。其二,认为只要确实以诚相待,中国人也会对我信赖,并且乐于共事。”虽然,冈村大言不惭地表示“我本人则属于后者。从我壮年时代以来的经历,即可证明这点。”但是,他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种种行径恰恰是在践行前者的信条。

除了震惊于中国国内反日、抗日的风起云涌外,当时佐佐木又转而指责这是中国革命正在堕落的表现,并将之归咎于“支那”的民族性,进而认为“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含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无论是“容共”,还是倒向英美,皆是这种“堕落”的明证。又例如在《我是这样看“支那”的》一书中,佐佐木讲述自己对中国与国民党的观感,认为孙中山之后国民党业已“腐败堕落”,指责蒋介石“打着国家的旗号,实际上以私党出卖国利民福谋取私利,只是标榜国家统一而已”。

在他看来,国民党虽然提倡反帝国主义、恢复国家主权,但是“以为只有攘夷是民族革命的唯一手段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不将退一步修身治内作为第一要事,就是忘了正视自己并没有资格要求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的这幅模样”、“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使得苏联和共产党都扎根下来,危害了国家统一;依附英美则是出卖国家主权加快了殖民地化,这种愚蠢在不断重复着”。

佐佐木到一的这类言论在当时“支那通”的群体中相当普遍,例如同样曾在广州当过武官的矶谷廉介。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就曾亲耳听过矶谷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评价:

【当时正逢蒋介石创立黄埔军校,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受到鲍罗廷的影响。尽管蒋介石曾经有过“剿匪”的历史,但矶谷武官认为这只不过是同伴之间的权力斗争,他甚至感觉到蒋介石总有一天会与反帝的中国共产党及苏联联手。因此,无论蒋介石如何高唱对日亲善,在矶谷武官看来,这只不过是暂时为争取时间所作的欺骗,他坚信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蒋介石在党政军的实力,才对日本有利。】而在给国内高层的正式报告中,矶谷廉介同样直率地表达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指责当时日本驻华外交官手段过于柔软并未认识到当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严重程度”:

【南京政权的中心当然是蒋介石。其他的要人,比如汪兆铭等被称为亲日派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作为对日缓冲机关而设置的“傀儡”而已。这些人或者口头喊着亲日,或者也许是发自真心但却没有实现之力,只能唯蒋介石马首是瞻,而且暗地里被蒋介石的秘密机关严密监视着。现在日本的外交官接触的正是这些对日缓冲机关,要根据他们的言行来理解中国、制定对华政策,当然是欠妥的。】

满蒙是生命线”日俄战争后,“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认知已经成为日本军部的主流看法,详细完备的情报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支那通”冈村宁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的永田铁山,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系统调查过日本所缺乏军需战略物资与中国资源之间的关联。在整理大量战略情报后,他提出“必须从资源丰富且近邻的中国获得资源”。永田铁山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等要职,其观点很快就被军部尤其是统制派将官奉为“指导原则”。在永田看来,惟有真正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体系”才能保证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拥有所谓“国防自主权”。于是乎,为了能够建立“自给自足体系”,那么转而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华北分裂活动,便是永田铁山这种思想顺理成章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对华军事行动的第一线者几乎都是所谓“支那通”军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忆录中宣称曾写信劝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机会一举将张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变的幕后主谋石原莞尔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支那通”,但却秉承着与之类似的中国认知。他非常清楚当时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决,那日本就必须在政治、军事上全面从中国大陆撤退。然而,他又担心苏俄势力会乘机南下,从而“造成东洋新的不稳定局势”,威胁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而他一手参与构建的伪满洲国,便可以成为抵挡苏联势力南下的“防波堤”与“资源库”。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调任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了所谓“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两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辈板垣征四郎,成为了伪满洲国的最高军事顾问。

佐佐木曾在一次名为《从国防的角度当如何看待“支那”》的演讲中非常露骨地讲道:

【日本想要打长期战争的话,中国以及满蒙的资源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要获得这些资源,是采用武力抢夺呢,还是和平的进口呢?这两种办法中,后一种方法,当然是我们希望的,不过,遗憾的是,最终不用武力来施加压力的话,还是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吧。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的对日感情在恶化,也因为中国要复兴、独立的自尊心越高,就越轻视日本,另外还会利用欧美各国对日牵制。中国正在无视现实,盲目地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迅猛前进着。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内情和现实,妄想成为大国。作为日本,虽然应该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恢复表示精神上的同情,但是却不能无视现实,将所有的既得权益全部扔掉。因此,一旦有事,就不得不用武力来夺取中国的资源,然而这未必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简直就像一条蚯蚓一样,就算将其斩断也不会死掉。】另一方面,早期的石原莞尔与永田、佐佐木等人的观点类似,例如石原也会强调河北、山西等地煤矿资源对日本的重要性。不过自1935年后,石原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在1936年6月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中,石原认为“对华政治活动”不应影响当前与英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后,石原在参谋本部内部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在华北避免发生无益的纠纷”。如小矶国昭所主张的那样,“巩固‘满洲国’才是最重要的。”石原之所以提出不要在华北制造事端的根本原因是希望集中日本有限的国力、军力用于占领和经营“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如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支那通”军人在看待、处理中国问题时,也均以维系伪满洲国,保证日本势力继续实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根本出发点。为保障这个目标,他们的基本对华政策就变成了“不断弱化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松本重治清楚记得矶谷、土肥原曾把当时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所谓“日中合作论”,贬斥为“长江意识”,要求以强硬态度来保障日本在“满洲国”的权益。1936年,松本自己去长春时也曾被揶揄道,“松本君也是长江意识形态哦”。

对此,松本重治有自己的观察,认为:

【石原莞尔只是代表了从“满洲事变”至“满洲国”建国期间的基本构想,但对于中国整体的认知以及对策,能在理论上构筑体系的,日本陆军中却一个人也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与此相近的一、二个人的话,或许可以举出鹰派的矶谷、土肥原两人了。但是在这两位仁兄的中国观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及蒋介石的可能性所做的判断,我认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剧正是从这里酿成的。】侵华急先锋“西安事变”后,目睹中国国内的风云突变。当时“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曾提出应重新检讨日本的对华政策,认为如果希望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就必须放弃除中国东北以外所有地区的租界、居留地、治外法权、军队驻屯权等特权。然而,永津认为无论是日本军方、日本工商业,又或是国内舆论都不会认可这种放弃既得利益来交换“满州”的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支那课”课长永津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曾前往中国考察,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日热情感到担忧。与之相对,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却不信任“支那课”,而几乎从不与永津直接交谈。对不听从他指示,强行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制造事端的“支那通”军官群体表达出毫不掩饰的不信任感。而在日本陆军内部,对中国持最激进、最强硬侵略态度者却大多是所谓“支那通”。

曾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饱尝各种不快的“支那通”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最终在1929年愤然离开南京回国。整整八年后,他挥着军刀重返了中山陵旁的这座古都。此时,佐佐木到一对中国的评价与日本主流社会所谓“讨伐暴支”的狂热论调几无差异,甚至有过之而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支那’的不诚实,在十几年中一再被验证……日本行动之目的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之。”佐佐木回忆起之前曾在“济南事件”中遭到中国“暴兵暴民”骚扰的经历后,便以更为激进的言论来号召“惩罚中国”:

【吾辈同胞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支那民族”残忍的一面牢记在心。我认为必须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将来只要有机会这一切必将重演。他们如果认为对方比自己软弱,就夜郎自大、气势汹汹,这种心理,恐怕了解“支那”人的日本都知道。如果再煽动一下的话,就不知道将会发展成怎样的残暴的行为了。】在彼时不少日本军政人物的理念中,之所以指责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便是在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中国革命,那么中国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于是,任何有损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日本军政要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背叛”。如大川周明之类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便热衷于批判国民政府总试图将英美势力引入中日之间。又如北一辉虽从未主张侵华,然而却歌颂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战争“不单单是为了私欲私利,而是为了促进其他民族的积极觉醒,赶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现状,并视其为正义”。淞沪会战打响后,出身参谋本部“支那课”的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他本人便是这种扭曲心理的典型代表之一。

这位早年信奉所谓“亚细亚主义”、自称是孙文信徒的日本陆军“支那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曾异常兴奋地联络日本军政界各方高层人士,推销“一举推翻南京政府”的论调,要求扩大作战范围乃至一举占领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彻底扑灭中国国内高张的民族主义诉求,巩固日本在华的既得权益。领命前往上海前,他在日记中甚至抱怨近卫文麿首相“赞否不明言”,又对坚持不扩大立场的石原莞尔感到“殊为遗憾”。抵沪后,曾找旧识、记者松本重治谈话,希望通过他来了解上海各界的情况。

然而,松本却告诫他:“中国已经不再一味依赖‘以夷制夷’那样的政策了。保卫国家的急切感情振奋了士气。你也知道,中国最近一二年时间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绝对不可轻视。”

松井石根的回答不置可否:“如今我也这么想。看到对登陆作战的顽强抵抗,也会知道这一点。”

紧接着,松本重治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这位“支那通”出身的总司令官究竟打算把战争扩大到怎么样的程度。这位记者先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一段轶事引出了这个话题:“曾听到这样的传说,大山元帅担任‘满洲军’总司令官,从(东京)新桥车站出发的时候,回头对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说,‘战争我可以打,但希望到时候能给我一个停止战争的暗示’。”

话到此处,松本终于抛出了问题:“阁下,不,松井君,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你是否考虑过怎样收兵这个问题?这不是想打听军令机密。我想你是‘支那通’,心中早有什么打算吧?”

松井显然不愿意正面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我一直很钦佩大山元帅当时对想法,在回答你的问题以前,先请你说说,你已经在上海观察了五年之久,从你的角度看,如何做才好?应该怎样做的,请给我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于是,松本重治非常坦率地说道:

【我说说我的想法,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如果占领南京,日中战争将成为全面战争。中国方面有决心打长期战争。日本方面想尽量避免那样的情况,想通过一次打击后再谈判。这种设想,从上海派遣军的名称就可以明白。然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所以,在去南京前停战是上策。这一方略,恕我失礼,我想没有松井办不到,也只有松井先生能够做到。第二点,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不能损害第三国利益,而且应该绝对避免同第三国的武力摩擦。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作为驻华多年的记者,松本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这些意见。直到此时,松井石根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定要进攻南京”:

【对我太过奖了。关于你的话,第二点我完全有同感。这也希望得到你的协助。关于第一点,我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战争是和对方交手,未必按我方的计划进展,而且一旦动用军队,大势所趋、恐怕要终止战争不那么容易吧。不过正如松本君所说的,作为上策,是不去南京而能收兵。对此,我日夜苦思苦想。这事千万不能外传。】众所周知,日军不仅攻陷了南京,也把侵略的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而急先锋都是这群所谓“支那通”。

缩影1823年,江户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曾惊世骇俗地提出日本应该“征服满洲”,甚至“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不过,佐藤临终前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抵御西方势力的侵略,继而抛出了“存支攘夷论”:“力主保全、强化‘支那’,挫败英国,抑制西洋各国对东亚的侵略。”佐藤信渊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日后竟成为了此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日本始终纠缠徘徊于这个“利”与“义”如何抉择的困局。

期间,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脱亚论”、“亚细亚主义”等各类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在对华态度上,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贯穿始终。对相当多日后成长为“支那通”的日本军人来说,这亦是他们中国观逐渐养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从此背景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支那通”军人思想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日本陆军的“支那通”身上,同样能在不少近代以来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身上找到,例如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竹内好一厢情愿地认为太平洋战争可以给予日本发动“支那事变”的合法性,进而号召“我们要驱逐哪些似是而非的‘支那通’、‘支那学者’、没有操守的‘支那放浪者’,为‘日支’万年的共荣而献身”。同时,他还认为为了彰显“大东亚战争”的如“圣战”般的伟大意义,中国是可以被牺牲的:

【我们为这样的迂腐而羞愧。我们埋没了圣战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我们与我们的日本国同为一体。看哪,一旦战事展开,那堂堂的布阵,雄伟的规模,不正是促使懦夫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气概吗?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如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对于“支那事变”感受到到道义的苛责,沉溺于女里女气的感受,从而忽略了前途大计,真是可怜的思想贫困者。】此外,与竹内好这类的文人不同,日本陆军的“支那通”始终是身怀杀器的军人。日本帝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户部良一曾如此评论这个诡异而特殊的群体,“他们把握了真实的一半,却又无视另一半。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完成肩负的任务,不得不无视之吧”。从实际业务角度而言,他们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便是各类军事情报搜集。以武官为例,根据192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其明确指出:“作为谍报工作的准备,最需要的是密切与情报来源的联系……尽可能与官方人物、一般实权人物或其他能够成为谍报来源的人,迅速而广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谊,适时接近。此为要中之要。”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的既有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宿命。用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如佐佐木道一这样的“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佐佐木到一本人,攻陷南京后晋升中将,转任第三独立混成旅团长、“北支那宪兵司令官”、第10师团师团长等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编入预备役,后在伪满洲国担任顾问。战争结束时被苏军俘获后引渡给中国政府。1955年病亡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毋庸置疑,佐佐木到一是日本陆军“支那通”群体的典型代表。他的经历、言行的论述反映着“支那通”们彼时彼地的政治抉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缩影。


 楼主| 发表于 2018-8-8 23:55:19 | 显示全部楼层
战争之路上的最后一次刹车

在对华外交上,田中内阁收敛起咄咄逼人的霸气,在重订商约、外交承认、解除军火禁运等问题上跟随英美步调,山东问题也艰难完成善后。

不过,尽管田中内阁暂时扑灭了自己点起的野火,但日本社会在连续挫败之下,已在期待新的改革,田中所代表的保守派势力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1929 年 7 月 2 日,经宫中势力运作,田中义一正式辞职,最大在野党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旋即被指定为接任人选。

这位财经部门官僚出身的新首相,仅用 8 个小时就完成了组阁工作,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工作效率。

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在组阁当晚决心改革的自白:

我接受组阁大命之时,已做好了决死的心理准备。我已无所顾虑,要尽可能的履行好总理责任。即便因为什么变故而中途倒毙,这也是尽了一介男儿的本分。

日本走向疯狂前的最后一次急刹车,即将正式开始。

改革历程

滨口身负的压力与改革决心,深刻体现在他悲壮的自白中——人人都知道日本经济病了,很多人也能说出一套完善的解救办法,然而要推动实施这些要得罪人的办法,需要的绝不只是智慧,更是高调的决断。

滨口即将确实是此时日本以深化改革突破危局的唯一人选。

上任一周之后,滨口内阁公布了其十大施政要点:对外推进日华友好,配合列强海军裁军谈判,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对内严肃财政纪律,紧缩政府开支,同时推进社会保障建设和僵尸企业整顿。

这一套政策组合拳的核心,是「金解禁」:在内外条件的配合下,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战前金本位下宏观经济自行调节平衡的功能。

在这一政策的设想中,日本经济将在一两年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之后,恢复健康体质,治愈绵延 10 年的慢性危机。

滨口还在压缩公务开支上做出表率,比如减半内阁自由支配的「机密费」,严禁高级公务员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各中央省厅公务用轿车一律缩减为五辆以内,首相带头、中高级公务员(年薪超过 1200 日元)普遍降薪。

1930 财年,中央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压缩 10% 以上,节约的财政盈余用于偿还国债。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也遭到严肃整顿,地方财政支出在 1929 财年即压缩 12%,新发地方债被基本叫停。

滨口内阁紧缩财政的同时,劳动保障、失业救济、义务教育支出则不减反增,国营铁路运费下调,以降低商品流通环节成本,还计划用海军裁军的富裕财力进行减税,企业整理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调研,并在其任内出台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成为日后东亚各国产业政策的滥觞。

1929 年 10 月下旬,美国股市出现暴跌行情,即大萧条的起点「黑色星期五」。而此时在日本,滨口雄幸上任一百多天雷厉风行的施政,已经点燃了全社会的改革热情,紧缩改革并未因此止步。

11 月,滨口内阁正式宣布黄金禁令解除,生效日为 1930 年 1 月 11 日,币制闯关拉开了帷幕。

鉴于其他列强此前恢复金本位时,普遍出现过黄金储备流失与通货紧缩,滨口内阁一方面作了大量对内宣传工作,向民众坦率告知可能遇到的经济困难,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争取了摩根、汇丰等英美银行融资支持,充实硬通货储备,用以平抑外汇市场波动。

一连串动作后,滨口内阁当年 12 月底解散国会,准备通过新的大选加强民政党力量。

大选中,虽然反对党竭力批判金解禁政策,向民众强调经济减速会如何影响生活,打出「要景气还是不景气」的竞选口号,但结果却是民政党大胜,获得了众议院单独过半数席位。

日本民众充分肯定了滨口内阁的改革,愿意承受金解禁带来的暂时困难。

1930 年 4 月,滨口内阁又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承诺重型巡洋舰吨位限制在美国的 60%,辅助舰总吨位为美国的 70%,预计条约生效后,日本可节约 5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开支,滨口内阁拟将这部分财力余裕用于减税。

不过,在滨口改革期间压抑多时的保守势力,仍在等待发难的机会。金解禁等一系列改革是社会共识,一时找不到可攻击的破绽,但在伦敦条约上,保守派还是找到了突破口。

贵族、军头、在野党、民间志士再一次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以侵犯天皇统帅权为借口掀起倒阁运动。

由于民政党在国会有绝对多数席位,在野党难以掣肘,因此贵族院成为主战场,老革命伊东巳代治再次出头,担任伦敦条约审查委员长,要追究条约签约人的责任。

不过,在贵族院的十次条约审查质询中,滨口雄幸都未有让步,而贵族院却因为专横而引起社会公愤,最终被迫低头,于 1930 年 10 月 1 日批准伦敦条约换文,创造了日本宪政史上政党内阁迫使贵族院让步的奇迹。

一时间,滨口的声望达到顶峰,看起来保守势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这位首相推进改革了。

也是在这个月,滨口指示外务省,在官方公文中一律不再采用支那代称中华民国,并择机修改以往政府文书中的支那旧称。

然而,改革的末日却在不久后到来了。

1930 年 11 月 14 日清晨,滨口雄幸出现在东京火车站站台,计划出席观摩陆军年度演习。由于不喜欢首相的特殊警卫待遇,滨口和普通乘客一起候车,结果被 23 岁的民间爱国斗士佐乡屋留雄近距离枪击。

子弹在滨口下腹部炸开,经紧急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小肠被切除三分之一,部分弹片无法取出。

这一枪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滨口疗伤期间,在野党展开了新一轮倒阁攻势,历数滨口雄幸外交、经济等一系列罪状。

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批判了滨口对华软弱外交,其主张用中国而非支那之称:「抛弃日语而使用中华民国之称呼,这种态度和用心,已充分说明所谓币原外交(滨口内阁外相币原喜重郎)是个什么东西」。

滨口的倒下,使其改革事业丧失了生机。其同僚们虽然可以延续其改革政策,却不具备滨口的魄力和勇气,难免浅尝辄止,流于形式。

改革前途不定,经济紧缩的痛苦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日本的民意在历史十字路口几经飘摇,最终转向了保守情绪。
 楼主| 发表于 2018-9-14 20:19:4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doc88.com/p-0397331333219.html
民国中央钢厂筹建情况
 楼主| 发表于 2018-9-18 00: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doc88.com/p-3012522218299.html
英国二战前从中国撤军经过
 楼主| 发表于 2018-10-3 00:23: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阿班《铃木的使托》
对于近卫文麿其人,欧美各国的认识向来不准。他财富不多,但血统几乎与当今的日本皇族同样高贵。日本各派系都巴结他,想攀上关系,因为谁都知道他是日本政坛的“未来红人”。在海外,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反军国主义的自由派人士,事实却远非如此。1936年,一名位高权重的日本将领在沈阳告诉我说,其实,早在1935年,他就与日本军方私下勾结了。从那时起,军中的好战派已将他视为手中的“王牌”。
近卫亲王首次荣任日本首相一职是1937年初夏的事。消息一经公布,《纽约时报》马上发电报到上海,指示我写一篇一千五百字的通讯稿,介绍此君任首相后,对日中关系会带来何种影响。
我的文章于1937年6月底登在《纽约时报》。其基调及立场,与各报围绕此事的相关文章及社论迥然对立。我写道,若以为近卫是热爱和平的自由派人士,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升任首相一职,恰恰说明军中的好战派已准备进攻中国。秋天之前,日中的敌对行为必将升级。 不出我的所料,7月7日,日军就在北平外围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三星期后,即7月底,我到天津采访战事,正值日本飞机对该市狂轰滥炸,将南开大学炸成废墟。在外国人聚集的天津总会,我发现登有我那篇文章的《纽约时报》已经运抵,大家正争相阅读,非常抢手。
近卫文麿的个性颇为奇特。他意志不坚,缺乏动力。但正如所有软弱犹豫者一样,他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变得格外固执。近卫还是个随波逐流的老手。他在首相的位子上三起三落,多次患上“外交不适症”,以此为借口引退,让陆军和海军中的对立派系自己去斗个你死我活。等双方斗出了眉目,近卫亲王就康复了,变得格外矫健,干脆利落地作出决断。而他的立场,永远站在胜者的一边。近卫文麿的玉体似乎也欠康健,频繁地感染风寒。每当官方宣布首相因罹患感冒,不能见客时,东京便谣言满天飞——他是真的病了,还是又发生了新的内阁危机?
总体而言,近卫文麿是甘愿被日军中的好战派当工具使的。但因为性格关系,他对此也常有疑虑,患得患失。他至少有两次暗中行事,希望做出妥协,终止在华战争。其中一次,他让我充当他的密使,向蒋介石面陈他的想法。那一次,他确实想背叛军方的极端派,尽管正是那些极端派,将他推上了首相的高位,又让他在位子上坐稳。
此事发生于1938年10月中旬。十个月前,日军攻陷了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武汉。不久前,即1938年夏,日军又海陆空三军配合,沿长江西进,先是攻下安庆,继而拿下九江。到秋天时,武汉已是岌岌可危了。
10月13日,一个叫铃木文四郎的日本人到我的办公室拜访。虽然铃木常在美欧旅行,但他在美国罕有人知。在日本,他却是闻名遐迩。他是东京和大阪多家日文报纸的大股东,也是个著名作家和评论家。
铃木与我交谈了半个小时。他倒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他指出日本在华的几场战役进展都太缓慢,代价也太高;又批评军界将领贪婪腐败。他还说,日方对待华人太残暴,即便对有地位的华人,手法也极其拙劣,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自尊,不断将这些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等等。
铃木的这种举动,在日本人中是极不寻常。我不禁怀疑,他可能就是军方极端派的密探,故意在我面前说主人的坏话,想套出我的真实想法。因此,我每句话都小心翼翼,以免被他抓到把柄。这么漫无边际地谈了许久,我对他说,非常抱歉,因为另有重要约会,恐怕要失陪了。
他一听,慌乱起来,道:“可是,我还有急事跟你商量,是件高度机密的事情。我这次来的身份,是近卫亲王的使者,”说着,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叠纸,“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日文和英文的都有,请过目。”
我连串问:“这是怎么回事?近卫亲王怎么会派你来找我,你的任务又是什么?”
铃木道:“是这样的,首相很想停止这场战争。他认为,攻下武汉,只不过是种军事上的手淫行为。因此,他希望在武汉陷落前,可以背着陆军,先跟中方达成和平。”
铃木暂时只能透露这些。他坚持说,我必须专门为他拨出两个小时,以便他向我详细解释整个计划。于是大家约定,各自先忙自己的事,当天晚饭后,再到我的住所聚首。他叮嘱道,我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先去验证他的身份。我可以把他的文件给时任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的多仁过目,也可以给日本驻沪总领事过目。
我不敢大意,赶紧让无任所大使和总领事分别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两人都确认说,信是近卫首相的亲笔,信中说,铃木此人百分百可信,他的任务,是向我传递口信,其内容具有“最高等级的重要性”。
这下我才确信不疑。当晚便再度与铃木碰头。那时是1938年10月,整个世界都在赞叹所谓“外交新技巧”。张伯伦专程飞往慕尼黑会晤希特勒,号称要赢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但铃木进门后就说,张伯伦的思路,其实比近卫首相晚了整整一年。因为一年多前,近卫就提出要飞赴南京,亲自与蒋介石达成中日和平协议。
铃木道:“去年7月,北平附近爆发冲突后,我去见当时的外相广田。广田是我多年的密友。我敦促他说,赶紧给蒋介石将军发电报,表示原意飞往南京面晤蒋介石,以便尽力化解中日之间的争端。我当时的提议,与张伯伦上月飞慕尼黑的做法,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广田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与近卫首相商量了此事。近卫也认为,这建议很好。他还提出,应该由他亲自出面,飞往南京见蒋介石。随后,内阁中的文官成员就此事进行了冗长的讨论,最后否决了我的建议,理由是,这么做的话,日本会‘太没面子’。”
此事可以视为近卫首相第一次尝试改变对华政策。此举对于军内的激进派,可说是一种背叛。近卫默许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而事变的后果,又使他慌了手脚,进而对此事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不知任其发展下去,会将日本帝国引往何处。所以他才急着要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期望达至长久和平。此事之所以胎死腹中,估计是内阁中的某些文官成员向陆相和海相报了信,后者出面阻挠,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终于无疾而终。
近卫这次的动作,可算是他的第二次和平努力,也是他第二次背叛军方中的极端派。他做出的安排,通过铃木之口说出来,让我听了,觉得几可媲美好莱坞电影中的国际间谍战情节。
铃木说:“近卫亲王知道,你是蒋总司令的朋友。只要你向蒋总司令保证这确实是近卫亲王的建议,他就会认真考虑。既然你已经验明了我的正身,我就要冒昧请你陪我去一趟汉口,向蒋介石提交我的身份证明,同时向他提交首相制订的日中和平建议。首相的意图,是要限制陆军肆意扩张,以免他们发展得过于强大,危及日本政府的存在。
“首相担心的是,如果陆军攻克了武汉,继而征服整个中国,日本自身也会置于赤裸裸的陆军独裁统治之下,日本帝国就会彻底被毁。这是因为,一旦日本征服了中国,我国的军国主义分子就会挑战美国及欧洲列强在远东的地位,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应该不惜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日本人民对这场战争已经非常厌倦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近卫亲王突然公布了一项合理的日中和平协议,陆军是不敢硬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拖延下去的。”
我打断铃木说,上海和武汉之间的通讯已经全部切断了。中国各地通往武汉的铁路,只有粤汉铁路还在运行。长江已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加上两岸战事激烈,因此水路根本无法通行。即便人不去,采用邮寄,也行不通,因为邮寄的话只能绕道香港和广州,又慢,又不可靠。至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有线和无线电报,要么已经被破坏,要么完全受日本检查人员的控制。虽然可以将近卫首相的建议通过有线电报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发到武汉,但这么一来,就完全无秘密可言了,因为日本的间谍和情报人员无所不在,并且掌握了所有的密电码,包括远东美国海军和外交使团使用的密码。我问铃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与蒋总司令取得联系?就算联系成功,蒋总司令也愿意接见我们,我们又如何前往武汉?
没想,东京方面早就通盘考虑了所有情况。铃木说:“如果蒋总司令同意见我的话,我想请你陪我飞往武汉,或飞往他指定的任何地方。近卫亲王会作出安排,由日本政府派一架京沪线的民航客机送我们。如果蒋总司令对这一安排不放心,他可以自派任何中立国的飞行员,比如美国飞行员及机组成员,开自己的飞机来接我们去内地。无论是谁的飞机,机身标志可以由他事先指定,以便飞行和降落时不遭到攻击。
“在飞行过程中和在武汉期间,我愿意被蒙上双眼,只在与蒋总司令会谈时除去蒙布。在武汉期间,我同意放弃行动方面的自由。我们的计划是,飞机起飞后,先假装朝北平方向飞,等飞出了日本观察员的视线范围后,再折向西面,飞往武汉。万一日本观察员发现飞机改变了方向,或无线电监听人员听出了异常,再要求日本战斗机追击的话,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前量,足够摆脱他们。
“如果蒋总司令不同意这个安排,我愿意和你一起乘美国轮船去香港,然后从香港搭英国飞机或中国飞机去武汉,具体由蒋总司令安排。”
我说,飞行方面的安排看来已甚为到家,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我们登门拜访一事,先知会蒋总司令。目前的形势是,日军正沿着长江快速向西推进,中方在各地的防线许多已岌岌可危了。若以信件方式通知的话,邮件经香港转武汉,最少也要一个星期至十天左右。 对此,铃木早有答案。他说:“我们至少还有六个星期时间。我国陆军不可能在11月底之前攻下武汉。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海军上将目前人在上海,他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就停泊在黄浦江,每小时都和停泊在武汉的美国炮艇通一次电报。你们《纽约时报》在武汉有一个记者。为什么不能请雅内尔将我们求见蒋总司令一事以密码发给《时报》驻武汉的记者,然后让他亲自转交给蒋总司令呢?”
我告诉铃木,我必须先征得《纽约时报》总部的同意,才能介入这种谈判活动。我会给《时报》驻香港记者写一封信,让他照我拟就的稿子,给《时报》总编发一封电报,汇报此事,并征求批准。我的信将搭明天的班轮寄往香港。
《时报》的回电批准我参与此事。收到《时报》回电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泊在黄浦江的奥古斯塔号,在雅内尔上将的舱房里,与他关上门密谈。我将近卫首相的倡议摊在他面前,巨细不遗地公开了整件事。但雅内尔海军上将却拒绝替我们拍发无线电报,认为使用美舰设备从事这项工作,非常不妥。他举出了种种反对的理由,其中一条是,他相信日本陆军早已掌握了他的密码。若背着日军拍发和平倡议,必将遭到日军的报复。一旦日军采取报复行动,日美两国就会因此爆发战争,此事非同小可。
经我再三说服,雅内尔最后折衷说,我可以经香港给《纽约时报》驻武汉记者写信,由他将日方的会面请求转达给蒋介石。他将允许该记者到驻武汉的美国炮艇上,将蒋介石的答复发回奥古斯塔号,再转交给我。但电文只能有一个英文字:“接受”(Accepted)或“拒绝”(Declined)。前者表示蒋介石愿意接见铃木,后者表示拒绝接见。
谈妥之后,雅内尔上将送我到跳板边,准备乘他的渡轮上岸。奥古斯塔号这时泊在黄浦江中央,对面便是外滩。他伸手按住我的肩膀,为了不让身边众多军官听见,压低嗓子道:“阿班,我希望你别飞武汉。我知道这是个非常刺激的冒险行动,说不定能让你写出一篇年度最佳的独家报道。但我觉得,日本陆军十有八九会事先得到消息。估计你的飞机还没飞出上海一百英里,就会被击落。即使侥幸逃过了,等你回上海后,还是会给他们暗杀的。你得想仔细了。”
我的信先走海路到了香港。寄抵香港时,是10月17日。次日,信就搭上飞机送往武汉。19日,《纽约时报》驻武汉记者就将信亲自交到蒋介石手里,蒋夫人也在场。驻武汉记者对信的内容一无所知。20日,该记者从驻武汉美舰上给旗舰奥古斯塔号发来电报。雅内尔上将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回电的内容是“接受”。
我马上将回电内容转告铃木。当天晚上,铃木就乘船赶回日本,以便另获近卫的手札,并具体聆听近卫提出的最新停战条款。
但近卫的和平行动开始得太迟了。10月25日,保卫武汉的国军防线被日军攻破。26日晚,日军全面占领了武汉三镇。蒋总司令、国民政府及大部分国军将领都撤往陪都重庆。近卫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
近卫亲王犹豫不定,精力也欠缺,不适合任战时的首相。因此,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日本陆军将他踢到一边,另推东条英机为首相。日本加入罗马—柏林轴心国集团,固然是近卫文麿首相和松冈洋右外相的手笔,但对于日本军方来说,两人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日本人一般都认为,战争时代,首相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军事独裁和军事戒严时期,近卫及松冈这样的文官,实在是百无一用的。只有当日本希望谋和平时,他们才能体现其阴谋家及谈判家的价值。(杨植峰编译自阿班的《太平洋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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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记载的抗战募捐珍闻
来源:文史天地 2015年7期 作者:徐家贵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片国土落于敌手。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后方民众毁家纾难、踊跃募捐,发起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战募捐活动,涌现了无数感人事迹,展现了众多动人场景。本文仅以当时《申报》记载的为例,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
  一、各界民众自发投入募捐浪潮
  在抗日救亡氛围的感染下,各界民众都自发参与募捐活动,奋力支援前线。无论是稚气未脱的孩童、静心修身的寺僧,抑或是克俭克勤的农民、身陷囹圄的囚徒等等,都未失救国之心、未忘救国之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身处后方的人民时刻关注前线、惦记前线。福州苍前山地方自署小国民之申懋兰等姐弟5人,一致约定要节衣缩食,并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汇寄国币100元,慰劳前线将士,“兰等姐弟5人虽未成年,而每闻家人谈及受伤将士之种种情状,不禁悲愤交加。爰特致决定,从即日起,在年内不置新衣、不食果饼,并请得家长同意,准将该项节省之款每人预支20元,藉作慰劳我忠勇抗战诸受伤将士之用”。(《申报》《姐弟节衣缩食慰劳将士》)刘侬荪是一名年仅5岁的髫年女孩,其父是抗战将领刘蕰嘉,受到父亲抗战热情的触动,为响应抗日救亡活动,她将仅有的些许零花钱捐至抗战前线,“本报昨日接得五龄小妹妹刘侬荪寄来国币2元,乃每日节省糖果之资,慰劳前线将士,并亲书‘这两块钱贡给我爸爸的战友们’,盖其父刘蕰嘉,亦抗战中之一员也!”(《申报》《不愧将门之女女孩捐款劳军》)捐助之款尚属不多,或谓杯水车薪,但这却是未及束发之孩提聊尽绵薄之力的大善之举,人人如此,必定集腋成裘、积少成多,作用巨大。
  此为小女孩刘侬荪捐款之原函,区区十余字,可谓言简意赅,但是,读完即令人肃然起敬、回肠荡气。
  抗战军兴,敌人的炮火扰乱了本该宁静的庙宇。高僧印光法师是言行合一、切实修持的真实僧,掩关报国寺多年,在其门下,法侣与灵岩合寺诸师约百人皆以法师道德为依归,甘心淡泊、苦于修持、积蓄几无。但是,战争的烽火打破了安宁的寺庙,静修的山僧已无以平静。军队需要接济、难民需要救济,在印光法师的带动下,诸师积极参与抗战募捐,“兹见沪战爆发,不特军需急紧,即伤兵难民,处处虑需款救济,印光法师自动捐600元,灵岩常住捐210元,德森师捐30元,妙真了然恒智师等亦各捐洋10元,及凡在两寺缁素,无不竭力输将,共凑就国币1013.8元,一并由曹崧乔居士转交吴县抗敌后援会,并指定此款为救国捐及慰劳伤兵、救济难民,三项平分支配,以尽国民天职”。(《申报》《灵岩山僧助救国捐》)
  抗战因需浩繁,为了支援抗战,各界纷纷踊跃捐助,其中平民百姓颇多,他们将平日辛苦所积倾力捐出。广西恭城县西岭乡的农民何焕三,誓要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近感国难已极、义愤填膺,特将所有田业尽其每年收入之租谷300担捐作抗日军糈。且决定如抗战十年、捐助十年,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自己另谋生活”。(《申报》《桂人何焕三捐租抗日抗战十年捐助十年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这种毁家纾难的精神令人钦佩,此种长期捐助之义举更是空前。上海的菜贩也不甘人后,他们纷纷慷慨捐助,“李君等及四马路小菜场全体菜贩,联合捐助国币108.95元,请抗敌后援会转交救护委员会,充伤兵救护费用”。(《申报》《四马路菜贩热忱可风捐救护费百余元》)拘于铁窗牢狱的108名囚徒,他们一无所有,虽然受尽牢狱之苦,但是为了尽一份国民之责,他们宁愿饥肠辘辘,断然以绝食方式筹措抗战之款,“江宁镇江苏第十区保安司令拘留所人犯108名,以暴日横行、同深愤慨,爰于‘九一八’纪念日全体绝食一天,将应得之口粮10.8元悉数捐为抗敌之用”。(《申报》《江宁拘留所人犯绝食献捐》)沿街乞讨的乞丐也积极行动,“乞丐于某持其行乞所积蓄之国币10元,送交青岛时报,转汇前方,为抗敌之用。”(《申报》《青岛乞丐捐款抗敌》)
  即使敌机临空,空袭将至,百姓的捐助豪情也依然不减,“居于沙基西濠口一带之商店居民等,及往过市民、摩登代女、贩夫走卒、街边小贩、擦鞋小童码头苦力之到台献金者络绎不绝,其中拖男带女往献者有之,特别由乡抵省往献金者有之,将其个人所穿衣服首饰往押店典当出款献出者有之,擦鞋小童将擦鞋一对所得铜元四枚往献金者有之,货车夫手车夫将其拉车至西蒙口所得之资往献金者有之,至贩卖花生执烟头之小童、男女乞丐往献铜元者不可计数。……及至下午警报发出,往该台献者尤多,可见,人人欲藉飞机之力,阻挠我献金运动之不可能”。(《申报》《广州市献金运动第二日贩夫走卒乞丐个个倾囊》)捐助现场人头攒动,场面蔚为壮观。
  各界人士皆以欲求抗战最后胜利募捐实为至要而踊跃投入到募捐浪潮之中,如此慷慨热忱,义概可风,感人肺腑!
  二、救亡团体铸成募捐热潮
  大敌当前,各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并积极开展抗战募捐活动。抗日救亡团体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募捐,不仅募捐款项支援前线,而且还进行募集棉背心、药品等活动,慰劳前线、救济难胞。
  为鼓励作战将士奋勇杀敌,游艺界结合自身特色,举行播音募捐活动,深入推进抗战救亡工作。上海市游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后,“策动全市游艺界人员,举行播音筹募爱国捐总动员,其募捐办法云,‘募款办法可由听众在播唱时间内随时电知播音台,自由点唱,并告知捐款人之姓名、地点及捐款数目等。除由被点唱之艺员遵照播唱外,并由游艺界救亡协会携同该会之收款通知单,按址前往收款,并掣给临时收据,间一日后除登报公告外,并将捐款报解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指定之代收救国捐银行核收’”。(《申报》《各方一致输爱国捐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上海市嵩山路的大同乐会向以整理中国音乐为职志,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同乐会不辞劳瘁地投入到抗战募捐活动中,“召集全体会员,假座中西电台播音三大、劝募捐款、慰劳伤兵、救济难民,并分赴各伤兵医院奏乐慰劳。最近,复筹募举行音乐会,拟将所得全部充作救济被难同胞”。(《申报》《团体杂讯》)舞女歌姬爱国也不落人后,上海市舞女界救亡协会成立后,发表告姐妹书,“亲爱的姐妹们,难道说我们竟甘愿静心的等候着做奴隶吗?……让我们堂堂的起来做人吧!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协助着做我们能力所及的伟大的工作”。(《申报》《舞女爱国不落人后组织救亡协会发表告姐妹书》)歌姬也在为抗战而尽其所能,香港塘西歌姬举行义唱,募集战款,“前两次已达万元以上,兹复定于双十节日起,再举行义唱,其成绩当亦不弱”。(《申报》《要讯一束》)神女们主动捐输,“中环歌赋堂、结志堂、九如堂、鸭巴甸堂全体神女,以际兹国家民族生死关头之际,每一国民均应负起救国责任,彼等虽操皮肉生涯,然亦应尽个人力量报效国家,特由热心者数人发起举行捐输救国运动,一倡百和、全体热烈赞同。昨日下午二时,在某处开筹备会议……,决定除由各人自由捐款外,由九如堂、歌赋堂、结志堂、鸭巴甸堂全体神女,一律将今晚(23日)全部收入,移作捐款,以‘四堂’名义呈献于中央政府”。(《申报》《中区□女捐输救国今晚收入全体捐出》)   为慰劳前线将士,上海市慰劳委员会开展征集棉背心运动,在征集棉背心运动中,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的成绩最为卓著,“以团员之分头努力,各方之踊跃输将,未逾兼旬,成绩已卓越可观。该团原定数量为1万袭,兹据日昨结算已募集有20386件,超过原定额一倍以上”。(《申报》《棉背心需要数量极巨希望源源捐赠》)广东省各界征募慰劳委员会为大规模发动征募慰劳品以致送前方将士及负伤官兵,专门订定征募慰劳品计划7条,借以增强将士的抗战情绪,同时表示后方民众对抗战将士之敬重。









  为了竭尽所能救济难胞,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邀请梅兰芳等名星或团体,以佛音电台,筹集救济之款,可谓用心良苦,“因淞沪战起,难胞聚集市内,特设收容所50处广被难胞,除逐日设法遗送外,居留常逾3万人,每日给养医药等项,在在需款,且序近凉秋,更须为难胞赶备衣被御寒。查该会经济来源全恃各界捐助,值此抗战军兴,百业停顿、捐募既感不易,坐令难胞待毙又所不忍,兹该会为贯彻救济难胞起见……,假佛音(周波九八○、呼号XMHB)电台,邀请梅兰芳博士、暨正谊社、梵皇渡俱乐部、乐天集、华商证券交易所总务科等票房票友,新华明星艺华等公司影星,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乐师、名伶等参加播音,筹募脤款、救济难胞。”(《申报》《慈联会为难胞请命邀请梅兰芳博士播音名票影星全被邀参加》)
  抗日救亡团体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募集饷糈、慰劳将士、救济难胞,其爱国热忱未尝后人,成绩巨大,殊足敬佩。
  三、救国公债激发劝募认购风潮
  国民政府为进行全面抗战,通过发行救国公债的形式筹集抗战款项,以冀增加抗战力量。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输财节用、积极劝募、踊跃认购,各尽能力以共救沦亡,一时间,购买救国债券几与尽国民之职、抗战救国连为一体,输财即以救国、救国即以救己,强烈激发了各界民众的劝募认购之风。
  民众激于爱国热忱,捐输金钱财物以助国家者极为踊跃,自当加以鼓励。为了鼓励救国捐输起见,国民政府专门订定《救国公债条例草案》,决定发行公债5亿元,定名为救国公债。嗣后,财政部呈准国民政府,颁布《救国公债募集办法》,由各地组织经募委员会募集现金、物品。
  救国公债开始仅数日,认购者已非常踊跃。平汉路解36万,“救国公债劝募总会顷接铁道部张部长来电云,平汉铁路现已解到公债债款362325元”。上海市邮差续销百元债票,“邮差劝募救国公债,先后已销罄20万元之多,其工作之努力、成绩之优良,实足以表示人民爱国之热心。兹据邮政储汇局报告,有某邮差劝募户竟得3000元之多,现该邮局为应付大户起见,昨双向劝募总会请领百元票5万元,以备应用”。侨胞巨商踊跃认购40万元,“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接到新加坡中国银行来电报告云,胡文虎先生再认购救国公债30万元,连前共50万元。又华侨李桂和先生汇款10万元来行,认购公债”。上海市商界绩募35万,“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昨又续据各业报到公债数目如下:华商卷烟厂业25万元,杂粮油饼交易所3万元,国药业第三批27405元,铜锡业第二批21400元,光号业第二批17770元,玻璃业第十批、阳伞业第四批、桂圆业第六批、人力车业2250元,无线电材料业、旱烟业、飞花业第五批、丝厂业第四批、漆业、钢条旧铁业第四批、仪器文具业第二批,共计357950元”。押当古玩两业认购之数也相当可观,“上海特区押当业及虹口战区逃出之同业等,均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业已有四批解付中国银行共计达31000元。又市古玩业,劝募救国公债15日截止,共募得6950元,以后尚在继绩募集中,再该会现在募集棉马甲500件赠送抗战将士”。(《申报》《劝募救国公债情况踊跃》)
  粤苏人民购债热情不减,“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昨接广东分会电称,查有郑起鹏、岑日初、王德光、胡木兰、韩卓甫、赵大光六人,各认购救国公债10000元,已交足额,合于请奖条例云。又接江苏分会电称,本会严惠宇及商民丁花农,各购债10000元,款已交足,请汇案奖励”。华华以全部装修购债,“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昨接华华绸缎公司函称,为鉴于抗战伊始,充实国力为目前第一要图,并为贯彻长期抵抗之精神,除向绸缎业分队依照资本额认购救国公债外,拟将南京路云南路口之总公司全部装修供献国家,作为认购公债之用,其办法由该公司开具清单,送由总队派员点收、平核沽价、公开征求承质,以所得款项,摕数认购公债”。(《申报》《各界热烈劝认公债》)
  一系列的消息,不断传递着救国公债的认购状况,一连串的数字,不断刷新了救国公债的认购数额。截至1938年7月10日,孔祥熙在报告一年来国民政府财政状况时指出,不仅先前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已经应募足额,另外发行的公债,各界民众认购也极为踊跃,“前以抗战初期,以应军需之急发行救国公债50000万元,国内民众及海外侨胞莫不争先认购,踊跃捐输,未及数月即已将应募足额。本年春,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为策应军费所需,自应预为筹划,遂先后发行二十七年金公债关金1万万单位,英金1000万镑、美金5000万元,二十七年国防公债50000万元,发行以来,认购咸极踊跃”。(《申报》《一年来财政状况-孔祥熙之报告(续昨)》)各界民众于抗战万难之际,竭诚尽力劝募认购救国债券,抢购救国券风靡于整个抗战时期,强烈表达了民众殷殷的爱国情怀。
  中国的全面抗战体现了抗日救国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抗战固赖前方将士,尤赖后方民众,苟后方民众懦弱而涣散,则决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在日寇肆虐的严峻形势下,募捐活动不仅是关系到支援抗战前线、稳定抗战后方的大事,而且在战略上也是有助于持久抗战、抗战到底的重要环节。募捐活动贯穿于抗战始终,各界民众毁家纾难,捐款救国、救国自救,各尽其力、共救沦亡,其精神难能可贵、其事迹感人至极,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共识,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另一种抗战。
  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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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上海教育界
http://book.hexun.com/2015-08-11/178235669.html


施扣柱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凝重回顾这段血与火的办学历史,谨向当年为传承中华血脉与文脉艰苦撑持的教育界前辈致以崇高敬礼!承平建设年代,我们也应该居安思危,牢记教育乃民族血脉与文脉之系。
  战火祸及上海学校
  综观历史,不难发现,比起深受内外战争困扰的那些兵家必争之地、不断拉锯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近代上海及其教育界无疑要幸运得多、安全得多。
  然而日军侵华战争截然不同。两次较大规模的淞沪战争直接将战火燃烧到上海的土地上,给毗邻战区的学校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物质损失。据上海市教育局统计,一.二八战役,小学有81所被毁,损失折合280余万元;中学31所被毁,损失189万元;高校方面,同济大学校内建筑几近全毁,上海商学院、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艺术专科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校之房屋与设备基本被毁。截至7月20日统计,占全市立案高校总数80%的17所高校横遭战祸。
  八一三战役,上海教育界损失更惨重,据上海市社会局调查,仅8月13日至10月15日期间,上海14所高校损失即达6623159元;校舍全部被炸毁的有四校(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商船学院、东南医学院);大部分被毁的有三校(同德医学院、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局部被毁的有三校(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校舍被占领的有四校(沪江大学、国立音专、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教育事业的损失更加惨重。大夏大学后撤至苏州河以南,成为军事争夺之焦点,其校舍多半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全部损失约200万元以上。中小学校受损更甚。据上海市教育局战后统计,中等学校校园全部被毁的有29所,内有10所未能复校;遭受直接战争损失的学校共有271所,损失金额近2亿元。
  遭此两次重创,上海教育界损失巨大。尤其是八一三战役后,上海沦陷,在敌伪统治下,战区各校无法重建,不少受灾学校特别是小学校被迫停办,战前黄金十年上海所达到的教育发展高度和速度被强行削阻,其损失实难以金钱计。日军对上海文教机构的破坏绝非殃及而是蓄意。毁损中国学校,阻断中国文脉,正是其侵华险恶用心之一。
  迁徙与留守
  显然,在战争大环境下寻求相对安宁的校园环境,努力安放平静的书桌,是粉碎日寇阴谋、保护读书种子、保存民族血脉与文脉之在所必举。为此,上海各校选择了向内地迁徙和向租界聚集的两种举措。
  向内地迁徙的主要是公立高校和部分私立高校。内迁之路,道阻且长。尽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校内迁有所计划,但战争非常环境下计划远不如变化快,随着战火的蔓延,内迁各校被迫数度辗转。同济大学从1937年9月开始撤离上海,途经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与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不断被战火逼迫迁移复迁移,直至1940年10月才最终迁抵四川李庄。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也历经种种磨难,从上海经江西庐山,最后分别抵达重庆和贵阳。还有近年引起学界关注的东南联合大学,这是教育部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后拟议的计划,主旨是为那些因保持民族气节自行关闭的沪地高校之学生提供继续求学的机会。据此,在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为主任的该校筹委会领导下,尚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上海20余所专科以上学校陆续迁往浙江,由金华而定址建阳。最后因教育部的朝令夕改,东南联大的文理商三个学院和先修班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浙江英士大学。其存世虽仅一年有半,却吸引和安顿了一批青年学子,为其提供了战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甚至还培养出后来享誉世界的若干木刻艺术人才。
  向租界聚集的主要是中小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内迁华人高校的在沪分校。
  在日军尚未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租界成了阻隔战火的暂时的安全岛。但孤岛空间有限、承载力有限,如潮之各地难民加上陡增的学校师生(来自沪地华界学校和江南沦陷区失学青年),孤岛更显拥挤,几乎每所学校都人满为患。于是,二部制交替轮流使用教室、各校共享有限的教育教学资源,或一校分作数地上课等,上海的办学者施展“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身段,无奈地最大限度利用了孤岛的物理空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典型者如慈淑大楼(原国货大楼)内“蜗居”着大学、中学、补习学校不下十余所,门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招牌。不少学校居无定址,连租界当局办理的“局设”学校亦复如此。如公共租界五所华童中学,仅1937-1940年四年内,就有3所搬迁了3次,2所搬迁了2次。频繁的校舍变迁给师生造成很大困扰,办学条件艰苦异常。
  比起千里辗转大后方的同伴们,留守沪地的学校师生,还有另外两重苦厄。其一是日伪的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等皆因坚持抗日活动、拒不与汪伪合作而惨遭杀害。其二是重庆政府的可能性误会。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有指示,要求沪地各校坚持抗日立场,绝不与汪伪合流。如复旦大学滞留上海的部分师生,在李登辉校长带领下,于租赁的楼房内坚持教学,居然设立了文理法商四个学院11个系,开出整整90门课程,着实不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孤岛沉没,上海的学校失去了最后一点荫庇,不少学校改名以躲避日伪的控制,如交大沪校改名私立南洋大学;也有些学校宁愿壮士断腕式地停办也不向日伪登记,如沪江大学、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
  总之,无论是迁往内地还是留守沪地,无论孤岛时期还是孤岛沦陷,上海的教育界始终坚守在文教兴国的第一线,在看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进行着韧性的战斗。
  读书不忘爱国
  弥漫在城市空气中的抗战硝烟,坐实了文教兴国的抽象意义,把读书求知与爱国救国具象地连接在一起。静如处子的学问审辩与动如脱兔的社会活动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作为城市市民中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素养的社会群体,抗战期间上海各校学生参与爱国社会活动有着群体化组织化的鲜明特征。
  近现代学校是建制化的知识人共同体,学校的专业系科、年级班级是学生习以为常的组织建构,是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形式依托。实行自治的各类学生社团更是直接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上海恰是新式学校和学生社团特别发达之地。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这些因素在爱国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之领导人与策略英明是沪地学运健康发展的重大组织保障。1937年起一直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晓,由中共中央亲自“点将”来到上海后,认真总结并吸取了1935年前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几乎所有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被破坏的惨痛经验教训,实行了适应上海城市特点的地下工作方针,以及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工作方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学生、教师和一般失业失学青年是“勇敢的抗日的先锋队伍”,应努力用种种方法组织领导他们,根据他们的痛苦,加强政治教育,以发挥其先锋作用。为此,陆续建立了专门的负责学生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学生运动委员会和教育界运动委员会。
  在连绵不断的上海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中,规模影响较大的,全面抗战前主要有:抗议济南惨案(1928.5)、九一八事变和第一次赴京请愿(1931.9)、第二次赴京请愿(1931.11)、包围市政府、捣毁市党部和成立民众法庭(1931.12)、第三次赴京请愿(1931.12)、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1)、参加一二九运动(1935.12)。1937年全面抗战后主要有: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的支前、战地服务(1937.8-1941.12)、战地服务、宣传抗日、募捐支前(1937.8-9)、节约就难运动(1937)、支援八百壮士(1937.10)、参加“保卫大上海运动周”(1937.11)、护校斗争(1938)、劝募寒衣运动(1938.9)、反汪投敌斗争(1938-1940)、打入日伪组织,开展合法斗争(1940-1945)、救济失学义卖活动(1944-1945)、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1944-1945)等。
  在这些运动中,学生们除了各校集体行动之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或影响下,还成立了跨校的全市性学生联合团体,实行有效地统一组织和指挥。比较著名的全市性学生团体有:1931年9月成立的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935年12月成立的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翌年5月,两会合并正式成立上海学生救国会;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大中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成立的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等。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的学生们充分运用了新式学校所赋予的现代文化知识与技能,采取了请愿、游行、集会、演讲、座谈、讲课、演剧、歌唱、送旗、讲故事、画漫画、发送传单、发表声明、街头宣传、报刊撰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开办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军营慰问、代写书信、劝募寒衣、义卖义捐、推销救国公债,以及制作防毒面具、棉背心、棉军鞋和急救包、组织救护训练班或参加救护学习、照顾伤兵等各种合法、公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间接地参与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运动中,学生们善于借助报纸、记者等大众传媒,使得其爱国立场和主张超越了时空阻隔,为全社会广泛知晓,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教会学校的学生更是注意利用其独特的国际化传播网络,开展了国际宣传活动,呼吁全世界学生们联合起来,抵制日货,制裁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国际学生界的道义声援。
  投笔从戎,书生化作军人
  侵华日军是使用现代化兵器的侵略军队,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急需意志、纪律和文化素养俱佳的军人群体。知识青年从军势在必然。由于中国彼时受教育人口不多,大中学校学生是非常可贵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储备,所以抗战开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政府本着“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并未大批征召知识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在校学生从军。1936年开始实施的《兵役法》也明文将学生和公务员列为免役和缓役对象。
  但是,中国抗日军人的英勇牺牲和日寇的野蛮凶残从正反两面教育了国人,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使得上海的大中学生并不满足于以笔当枪和毕业后方才直接为国效力,他们中涌现了不少自觉从军者。
  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3天之内,就有数千名学生报名参战。2月3日,上海大学生义勇军500余人和救护队300余人组成“第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奔赴前线,承担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工事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国公学、法政学院等校也组成了学生义勇军,奉命沿沪宁线北上,向广大农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还有不少以个人名义参军的学生。如正始中学学生张在森,1938年15岁时就瞒着家人参军抗日,4年后荣任陆军第105师第314团第2营副营长。金衢会战时,他率领迫击炮排勇敢参战,一开始受挫于敌,后来伺机反攻,收复了江山、衢州、龙游等地,并与日军在金华城郊白龙桥对峙。9月25日中秋节时,被日军包围,不幸以身殉国,年仅19岁。
  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生陈镇和是上海大学生投笔从戎的典范。绿茵场上年少成名的他,20岁时已是上海著名的乐华足球队的绝对主力,1928年随队3次远征东南亚。还三次入选中国足球队,参加了1930年、1934年在日本和菲律宾举行的第9届、第10届远东运动会,以及1936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一·二八淞沪战役中,陈镇和下定从军决心,毅然转学中央航空学校学习军事航天技术。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已是驻扎杭州的空军飞行中队长,光荣地担任保卫南方海岸线的防空任务。
  陈镇和牺牲时年仅35岁。虽然他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从军之际所作的一首诗,连同他为国捐躯的精神一起永远被人铭记:“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正因为上海学生群体中有着为国参军杀敌的高度自觉,当祖国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参军学习高科技军事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放下书包,走进军营。交通大学学生海军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弱小的民国海军在抗战初期便损失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利用同盟关系,向英美两大海军强国寻求援助,力图重建海军、协助盟国对日作战。从1942年的赴英美实习参战与学习造舰,到1944年的赴英美受训接舰参战,国民政府先后向英美两国选派了2000多名海军官兵。祖国的号召得到了交大青年学生们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争相报考海军,最终有100多人被录取并分批出国受训。
  1942年顺利通过赴英美参战与学习造舰考试的交大学生有14名,都是造船科的毕业生,出国前均被授予准尉军衔。1944年9月招考“赴美接舰参战海军学兵”时,交大航海、轮机、造船的毕业班学生几乎全班报名。其低年级同学和土木、机械、财管、运输各系同学也不甘落后,共有86人入选“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占赴美接舰的青年学生兵总数近两成。正式进入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受训时,士兵按专业岗位分班学习,设有中队、分队、班三级管理系统,由各队长、班长负责分管。在27名分队长中,交大同学占18名,在81名班长中,交大同学占39名。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会1944年10月起先后招考千人组成“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首批入选交大同学有9人,占青年学生兵总数近五分之一。第二批全部为青年学生,交大36人报名,考取者9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赴美和赴英接舰的交大学子与其他学生兵们均尚未完成军事学业,第二批赴英接舰官兵还在国内没有起程。因此交大学生海军未能实现杀敌报国的理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4 16:18: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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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飞机烧航空汽油,水面舰船普遍烧燃料油,潜艇烧柴油

二战时苏联坦克大部份烧柴油,少部份烧汽油,其他国家的坦克几乎全部烧汽油

除美苏外的主要石油产地的石油产量(万吨)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阿根廷------------294.8---315.0---339.2---355.3---346.7
哥伦比亚----------353.5---340.8---146.5---185.3---313.3
印尼--------------793.9---688.5---308.3---620.3---285.9
伊朗--------------876.5---671.1---955.0---986.2--1348.7
伊拉克------------251.4---156.6---259.5---357.2---414.6
墨西哥------------630.1---616.0---498.2---503.1---546.7
罗马尼亚----------580.0---550.0---570.0---530.0---350.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322.6---297.6---320.4---310.4---314.1
委内瑞拉---------2689.6--3318.4--2165.0--2623.8--3759.7

五大铜矿砂产地的铜矿砂产量(含铜量,万吨)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加拿大----29.7----29.2----27.4----26.1----24.8
智利------36.5----46.9----48.4----49.7----49.8
美国------79.7----86.9----98.0----99.0----88.2
刚果(金)--14.9----16.2----16.6----15.7----16.5
赞比亚----26.7----23.2----25.1----25.5----22.4

六大铝土产地的铝土产量(万吨)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法国----48.9----58.7----64.0----94.6----66.6
圭亚那--61.4---111.2---117.8---197.3----92.8
匈牙利--55.8----78.1----88.9----99.8
印尼----27.5----17.2----29.8----65.0----27.5
苏里南--61.4---111.6---123.0---169.4----76.2
美国----44.6----95.2---264.4---633.3---286.9

钨矿砂产量分布(含钨量,吨)(中国和缅甸为估值)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
美国-----------2295----2834----4028----5151
阿根廷----------668-----849----1044
玻利维亚-------1990----2072----2667----3284
大洋洲----------555-----553-----371
葡萄牙---------2094----3169----2324----2883
西班牙----------127-----259-----780----2060
中国-----------6000----7000----8000
马来亚----------253
缅甸-----------4300
印度支那和泰国--373

钼矿砂产量分布(含钼量,吨)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
美国---15564---18308---25828---27972
加拿大-----5------47------43-----150
墨西哥---309-----521
智利-----267-----229----1095
秘鲁-----176-----147-----194------99
大洋洲----18------22-------7

锑矿砂产量分布(含锑量,吨)(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为估值)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
美国--------448----1101
加拿大-----1177----1445----1379-----505
墨西哥----12267---11131
阿根廷------114-----128------45
玻利维亚--11753---14872---17643---17973
秘鲁--------896----1569----1454----2379
大洋洲------265-----400
葡萄牙------269------50-----135
斯洛伐克---1200----1900----3400
南斯拉夫---5800

锡矿砂产量分布(含锡量,吨)(部份数据为估值)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阿根廷-----1480----1189-----872-----785----1002
澳大利亚---3300----3600----3000----2600----2600
玻利维亚--38531---42740---38907---40960---39341
缅甸-------4600----5700-----600-----600-----500
加拿大---------------29-----562-----353-----235
中国------11400----6400----5800----3900----2000
印尼------42000---54200---10100---19400----7700
日本---------------2233----2018----1381-----523
老挝-------1500----1300----1000-----700-----400
马来亚----84300---80700---16000---26400----9500
尼日利亚--12200---12300---12600---12900---12700
南非--------600-----500-----500-----500-----500
泰国------17400---16100----8000----5900----3300
英国-------1600----1500----1400----1400----1300
刚国(金)--12500---16000---16100---17300---17100

天然橡胶产量分布(万吨)
(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亚+沙巴+沙捞越=马来西亚)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利比里亚---0.73----0.85----1.2-----1.5-----1.8
尼日利亚---0.3-----0.21----0.68----0.75----0.96
刚果(金)---0.12----0.13----0.16----0.8-----1.1
印度-------1.6-----1.6-----1.6-----1.7-----1.8
印度支那---7.2-----7.6-----7.5-----7.5-----6.1
印尼------54.9----66.0----10.3----10.2-----5.1
马来亚----55.6----61.0----15.7-----7.6-----2.5
沙巴-------1.8-----2.0-----0-------0-------0
沙捞越-----3.6-----3.6-----1.0-----0.5-----0
斯里兰卡---9.3-----9.0----11.8-----9.8----10.5
泰国-------5.9-----6.2-----6.4-----6.5-----1.8
巴西-------1.2-----1.1-----1.2-----1.5-----2.1

意大利能源和原材料产量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
石油(万桶)-----------8.5-----9.5----10.1-----8.6
黑煤(万吨)-----------100-----120-----140-----100
褐煤(万吨)-----------340-----320-----350-----230
锌矿砂(含锌量,万吨)-8.16----7.07----7.59----6.79
钢(万吨)-------------226-----210-----190-----170
电解铝(万吨)---------4.0-----4.8-----4.5-----4.6

加拿大能源和原材料产量(北美石油平均密度7.52桶=1吨)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
石油(万桶)----------859.1--1013.4--1036.5--1005.2--1000.9---843.8
天然气(亿立方米)----11.67---12.32---12.94---12.54---12.76---13.71
黑煤(万吨)---------1493.9--1533.3--1593.3--1468.9--1420.1--1358.4
褐煤(万吨)-----------99.7---120.1---118.2---151.2---124.5---139.1
铜矿砂(含铜量,万吨)-29.74---29.18---27.38---26.09---24.81---21.54
铅矿砂(含铅量,万吨)-21.40---20.87---23.23---20.14---13.81---15.74
锌矿砂(含锌量,万吨)-19.23---23.24---26.32---27.70---24.98---23.46
电(亿度)-----------330.62--364.79--410.07--444.90--435.71--427.20
生铁(万吨)----------132.5---158.0---198.6---179.0
钢(万吨)------------204.6---245.1---283.2---272.5      
电解铝(万吨)---------9.90---19.40---29.08---44.97---41.92
原生镍(万吨)--------11.14---12.80---12.94---13.06---12.45---11.12
原生镁(吨)----------------------5-----367----3245----4799----3338

英国能源和原材料产量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
石油(万桶)------12.4----22.3----60.5----83.9----70.3----53.2
黑煤(亿吨)-----2.279---2.097---2.082---2.021---1.958---1.857
铁矿石(万吨)--1798.6--1927.8--2022.5--1879.0--1572.0--1440.2
电(亿度)------299.76--335.77--369.03--382.17--396.49--386.11
生铁(万吨)-----833.6---751.0---772.6---730.2
钢(万吨)------1318.3--1250.9--1296.8--1323.9--1233.6--1201.3
电解铝(万吨)----1.93----2.31----4.76----5.66----3.61----3.24
原生镁(万吨)-----0.6-----1.1-----1.8-----2.3

日本能源和原材料产量(未特别说明者除铝镁情况不明外,其他均为本土数据)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
石油(万立方米)----------33.1-----28.7-----26.3-----27.1-----26.7-----24.3
黑煤(万吨)------------5631.3---5647.2---5354.0---5550.0---5294.4---2988.0
褐煤(万吨)--------------27.5-----33.4----160.7----287.6----230.4----164.5
铁矿砂(万吨)-----------112.3----125.3----179.6----251.0----300.3----163.5
硫铁矿砂(万吨)---------185.9----194.6----177.8----145.2----121.2-----40.7
锰矿砂(万吨)-----------14.27----19.16----26.94----34.48----35.62----15.50
铜矿砂(含铜量,吨)------67884----65013----71512----81012----79483----29066
铅矿砂(含铅量,吨)------14479----17612----19822----21741----18082-----6511
锌矿砂(含锌量,吨)------70709----74471----82227----90917----81984----31096
锡矿砂(含锡量,吨)----------------2233-----2018-----1381------523------103
电(亿度)--------------345.66---376.59---361.09---377.01---361.22---219.00
生铁(本土,万吨)----------347------420------431------381------271
生铁(朝鲜,东北;万吨)-(24,107)-(34,142)-(44,164)-(56,173)-(50,125)
钢(本土,万吨)------------686------684------710------782------591
钢(朝鲜,东北;万吨)---(11,55)--(16,57)--(18,72)--(18,84)--(16,44)
电解铝(万吨)------------4.08-----7.17----10.31----14.11----11.04
原生镁(吨)--------------1787-----2444-----2743-----4039-----5308

日本的铝土进口来源(吨)
1940年:帕劳22495,印尼民丹194729,马来亚62965,合计280189
1941年:帕劳59297,印尼民丹58059,马来亚26140,印支3215,合计146711
1942年:帕劳103907,印尼民丹274449,马来亚55831,印支15947,合计450134
1943年:帕劳84940,印尼民丹594589,马来亚138555,印支2450,合计820534
1944年:帕劳4488,印尼民丹287782,马来亚55065,合计347335

日本除本土的石油外,北库页岛租借地(日俄战争后沙俄将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1920年日本趁俄国内乱占领库页岛北部,1925年苏日建交,日本撤兵,苏联让给日本库页岛北部油田和煤矿45年开采权),每年约产石油30万吨,台湾年产几万吨.抚顺页岩油产量最高峰1942年25.7万吨,加在一起每年顶多80万吨.日本也搞了煤制油,战争期间仅生产约6万吨.因而日本的油料主要靠进口和消耗战前的储备

大体密度:航空汽油8.97桶/吨;车用汽油8.67桶/吨;柴油7.62桶/吨

1940年日本进口:石油2205.0万桶,成品油1511.0万桶
1940年日本消费航空汽油:128.7万桶(军用120.1万桶,民用8.6万桶)
1940年日本消费车用汽油:786.4万桶(军用154.1万桶,民用632.3万桶)
1940年日本消费柴油:1019.5万桶(军用94.3万桶,民用925.2万桶)
1940年日本消费燃料油:673万桶(军用528万桶,民用145万桶)
1940年底日本剩余储备:石油2086万桶,成品油2804万桶

1941年日本进口:石油313.0万桶,成品油524.2万桶
1941年日本消费航空汽油:222.3万桶(军用215.0万桶,民用7.3万桶)
1941年日本消费车用汽油:318.8万桶(军用160.5万桶,民用158.3万桶)
1941年日本消费柴油:695.4万桶(军用149.1万桶,民用546.3万桶)
1941年日本消费燃料油:757万桶(军用667万桶,民用90万桶)
1941年底日本剩余储备:石油1235万桶,成品油2588万桶

1942年日本进口:石油814.6万桶,成品油237.8万桶
1942年日本消费航空汽油:382.6万桶(军用377.4万桶,民用5.2万桶)
1942年日本消费车用汽油:264.2万桶(军用157.2万桶,民用107.0万桶)
1942年日本消费柴油:511.8万桶(军用187.4万桶,民用324.4万桶)
1942年日本消费燃料油:1216万桶(军用1092万桶,民用124万桶)
1942年底日本剩余储备:石油684万桶,成品油1849万桶

1943年日本进口:石油984.8万桶,成品油465.2万桶
1943年日本消费航空汽油:519.0万桶(军用516.5万桶,民用2.5万桶)
1943年日本消费车用汽油:252.7万桶(军用147.8万桶,民用104.9万桶)
1943年日本消费柴油:601.4万桶(军用226.6万桶,民用374.8万桶)
1943年日本消费燃料油:1187万桶(军用947万桶,民用240万桶)
1943年底日本剩余储备:石油235万桶,成品油1146万桶

1944年日本进口:石油164.1万桶,成品油333.4万桶
1944年日本消费航空汽油:477.6万桶(军用477.4万桶,民用0.2万桶)
1944年日本消费车用汽油:141.6万桶(军用115.9万桶,民用25.7万桶)
1944年日本消费柴油:292.6万桶(军用146.6万桶,民用146.0万桶)
1944年日本消费燃料油:908万桶(军用768万桶,民用140万桶)
1944年底日本剩余储备:石油20万桶,成品油475万桶

苏联能源和原材料产量(铝产量包括电解铝和再生铝)
(精炼铜产量包括原生精炼铜和再生精炼铜,不包括未经重新精炼而使用的再生铜)
(其他有色金属产量不能确定是否包括再生金属)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
石油(万吨)-------3112.1---3303.8---2198.8---1798.4---1826.1---1943.6
天然气(亿立方米)--32.19----35.55----20.71----18.47----24.22----32.78
黑煤(万吨)------13997.4--12441.8---4895.1---5476.7---7628.3---9942.8
褐煤(万吨)-------2594.9---2701.0---2658.5---3837.4---4518.7---4990.5
泥炭(万吨)-------3322.9---2743.1---1473.8---2127.4---2299.3---2244.3
油页岩(万吨标准煤)-60.0-----70.0-----14.0-----15.0-----17.0-----40.0
木柴(万吨标准煤)-3410.0---3000.0---2250.0---2930.0---2880.0---2840.0
铁矿石(万吨)-----2986.6---2486.7----976.3----932.0---1163.0---1586.4
锰矿石(万吨)------255.7----230.6-----76.7-----90.1----100.5----147.0
电(亿度)---------483.09---466.98---290.68---322.88---392.14---432.57
汽油(万吨)--------443.5----430.6----253.7----278.2----379.2----315.9
煤油(万吨)--------555.3----449.7----190.6----274.2----315.6----323.1
柴油(万吨)---------62.9-----93.6-----20.9-----47.8-----53.5-----51.8
燃料油(万吨)------985.8----921.1----530.5----523.6----701.1----605.1
焦炭(万吨)-------2110.2---1848.3----690.3----822.0---1149.5---1364.9
生铁(万吨)-------1490.2---1384.6----477.9----559.1----729.6----880.3
钢(万吨)---------1831.7---1789.3----807.0----847.5---1088.7---1225.2
精炼铜(万吨)-------13.9-----18.5-----11.8-----13.0-----14.0-----13.6
铝(万吨)------------6.0------6.8-----5.17-----6.23-----8.27-----8.63
铅(万吨)------------9.2-----10.0------7.7------4.9------4.5------4.3
锌(万吨)------------9.2-----10.0------5.4------3.8------5.1------4.9
镍(万吨)------------1.0------1.1------0.9------1.3------1.6------1.8
锡(吨)-------------1709-----2424-----3622-----2874-----2884-----3789

德国能源和原材料产量(总=本土+占领区)
(精炼铜产量包括原生精炼铜和再生精炼铜,不包括未经重新精炼而使用的再生铜)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
石油(本土,万吨)-----------105.2----92.7----81.7----77.6
石油(奥地利,万吨)----------41.3----63.5----86.9---110.7
黑煤(本土,亿吨)------------1.84----1.87----1.88----1.90----1.66
褐煤(本土,亿吨)------------2.25----2.36----2.46----2.53----2.29
铜矿砂(本土,含铜量,万吨)----2.5-----2.4-----2.4-----2.4-----2.5
锌矿砂(本土,含锌量,万吨)--26.18---28.70---27.77---29.75
航空汽油(总,万吨)----------64.4----88.9---138.7---178.4---104.4
车用汽油(总,万吨)---------112.5---115.0---103.7---116.2----96.1
柴油(总,万吨)--------------78.1---111.4---128.5---140.9----91.1
燃料油(总,万吨)------------72.8----81.1----84.7---100.8----88.7
润滑油(总,万吨)------------46.2----58.4----68.3----81.7----64.8
煤油(总,万吨)--------------12.4----10.8----15.2----18.2----12.4
电(本土,亿度)---------------630-----700-----715-----740
钢(本土,万吨)------------1862.9--2032.6--1995.9--2069.8--1768.9
钢(总,万吨)--------------2154.0--3182.2--3212.8--3464.4--2849.9
精炼铜(总,万吨)------------------------------------21.2
电解铝(本土,万吨)---------21.13---23.36---26.40---25.01---24.42
电解铝(法国,万吨)------------------6.39----4.52----4.62
电解铝(挪威,万吨)-------------------3.0-----4.0-----3.5
原生镁(本土,万吨)----------1.64----2.78----3.27----4.44----4.46
合成橡胶(本土,吨)---------40466---70475---99711--117613--103255

1940年德国成品油产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煤油-液化气-其他--合计
石油加工--------1.8----13.5---20.2---20.7--45.1--12.4---0.4--31.3--145.4
煤炭直接液化---61.2----29.9---36.5----5.1---0.4--------16.9---0.4--150.4
煤炭间接液化-----------22.3---13.1----------0.6---------5.2---3.7---44.9
煤焦油蒸馏--------------2.4----8.3---47.0---0.1---------------3.4---61.2
酒精--------------------8.0------------------------------------------8.0
苯--------------1.4----36.4----------------------------------17.5---55.3
合计-----------64.4---112.5---78.1---72.8--46.2--12.4--22.5--56.3--465.2

1940年德国成品油消费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产量64.4+进口8.4+缴获23.8=96.6
车用汽油:产量112.5+进口67.2+缴获12.5=192.2
柴油:产量78.1+进口46.8+动用储备1.1+缴获9.5=135.5
燃料油:产量72.8+进口31.5+缴获2.7=107.0
润滑油:产量46.2+进口6.0+动用储备3.1=55.3

1941年德国成品油产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煤油-液化气-其他--合计
石油加工--------1.1----15.7---28.7---19.2--56.5--10.8---0.4--28.8--161.2
煤炭直接液化---84.7----31.9---62.0----7.8---0.6--------22.6---1.1--210.7
煤炭间接液化-----------22.8---11.9----------1.1---------6.8---4.8---47.4
煤焦油蒸馏--------------2.6----8.8---54.1---0.2---------------3.5---69.2
酒精--------------------6.0------------------------------------------6.0
苯--------------3.1----36.0----------------------------------20.6---59.7
合计-----------88.9---115.0--111.4---81.1--58.4--10.8--29.8--58.8--554.2

1941年德国成品油消费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产量88.9+进口1.2+动用储备35.9=126.0
车用汽油:产量115.0+进口108.0+动用储备27.2+缴获3.5=253.7
柴油:产量111.4+进口69.6+动用储备28.8=209.8
燃料油:产量81.1+进口18.0+动用储备25.1+缴获0.3=124.5
润滑油:产量58.4+进口7.2+动用储备3.3=68.9

1942年德国成品油产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煤油-液化气-其他--合计
石油加工--------0.7----17.4---37.7----5.6--65.7--15.2---0.5--30.1--172.9
煤炭直接液化--134.0----29.2---72.2---12.2---1.7--------26.2---1.7--277.2
煤炭间接液化-----------22.8----9.7----------0.8---------5.2---6.1---44.6
煤焦油蒸馏--------------3.5----8.9---66.9---0.1---------------3.6---83.0
酒精--------------------0.6------------------------------------------0.6
苯--------------4.0----30.2----------------------------------24.3---58.5
合计----------138.7---103.7--128.5---84.7--68.3--15.2--31.9--65.8--636.8

1942年德国成品油的消费量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产量138.7+进口10.8=149.5
车用汽油:产量103.7+进口100.8+动用储备4.5+缴获6.1=215.1
柴油:产量128.5+进口36.0+动用储备0.9+其他掠夺18.0=183.4
燃料油:产量84.7+进口7.2+动用储备13.4+缴获10.1=115.4
润滑油:产量68.3+进口2.4+动用储备0.3=71.0

1943年德国成品油产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煤油-液化气-其他--合计
石油加工--------0.4----15.0---42.9----5.3--76.7--18.2---0.5--34.3--193.3
煤炭直接液化--174.5----38.6---78.7---13.5---3.5--------32.3---2.0--343.1
煤炭间接液化-----------25.4----9.9----------1.5---------6.0---5.6---48.4
煤焦油蒸馏--------------3.4----9.4---82.0---------------------3.7---98.5
酒精--------------------1.8------------------------------------------1.8
苯--------------3.5----32.0----------------------------------30.2---65.7
合计----------178.4---116.2--140.9--100.8--81.7--18.2--38.8--75.8--750.8

1943年德国成品油消费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产量178.4+进口12.0+动用储备8.3+其他掠夺0.4=199.1
车用汽油:产量116.2+进口104.4+动用储备6.0+其他掠夺13.2=239.8
柴油:产量140.9+进口49.2+其他掠夺18.0=208.1
燃料油:产量100.8+进口16.8+其他掠夺12.0=129.6
润滑油:产量81.7+进口3.6+动用储备0.1+其他掠夺8.4=93.8

1944年德国成品油产量的来源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车用汽油-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煤油-液化气及其他-合计
石油加工--------0.3----14.5---46.6----6.6--61.4--12.4----23.5------165.3
煤炭直接液化---99.6----29.3---31.8----6.8---2.4----------17.6------187.5
煤炭间接液化-----------16.0----6.2----------1.0-----------7.4-------30.6
其他来源--------4.5----36.3----6.5---75.3----------------35.2------157.8
合计----------104.4----96.1---91.1---88.7--64.8--12.4----83.7------541.2

1944年德国成品油的消费量构成(万吨)
航空汽油:产量104.4
车用汽油:产量96.1+进口43.2+其他掠夺10.8=150.1
柴油:产量91.1+进口34.8+其他掠夺9.6=135.5
燃料油:产量88.7+进口7.2=95.9
润滑油:产量64.8+其他掠夺4.8=69.6

美国能源和原材料产量(北美石油平均密度7.52桶=1吨)
(精炼铜产量包括原生精炼铜和再生精炼铜,不包括未经重新精炼而使用的再生铜)
------------------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
石油(万桶)-------150317.6--140418.2--138547.9--150561.3--167790.4--171365.5
天然气(亿立方米)---751.6-----786.7-----857.1-----961.0----1039.8----1099.3
黑煤(亿吨)---------4.647-----5.175-----5.833-----5.904-----6.199-----5.738
褐煤(万吨)---------266.6-----251.8-----265.9-----249.4-----231.7-----242.1
铁矿石(万吨)--------7488------9388-----10719-----10282------9561------8982
铜矿砂(含铜量,万吨)-79.7------86.9------98.0------99.0------88.2------70.1
铝土(万吨)----------44.6------95.2-----264.4-----633.3-----286.9------99.7
锌矿砂(含锌量,万吨)-60.3------68.0------69.7------67.5------65.2------55.7
电(亿度)------------1832------2112------2365------2715
生铁(万吨)--------4299.9----5086.0----5440.0----5581.2
钢(万吨)----------6076.5----7515.0----7804.8----8059.1----8132.1----7230.4
精炼铜(万吨)-------134.5-----138.6-----138.1-----137.0-----119.7-----110.2
电解铝(万吨)-------18.71-----28.04-----47.27-----83.46-----70.40-----44.91
原生精炼铅(万吨)----50.8------55.1------55.8------48.1------47.0------45.0
原生精炼锌(万吨)----61.3------74.6------80.9------85.5------78.9------69.4
原生镁(吨)----------5670-----14783-----44419----166546----142521-----29749
合成橡胶(吨)------------------8517-----22794----235441----774870----833540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4 16:27: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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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的最高境界——煤变油(汽油、柴油)技术


煤炭液化——煤变汽油柴油技术,煤炭液化是把固体煤炭通过化学加工过程,使其转化成为液体燃料、化工原料和产品的先进洁净煤技术。根据不同的加工路线,煤炭液化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大类:
     
一、直接液化

     直接液化是在高温(400℃以上)、高压(10MPa以上),在催化剂和溶剂作用下使煤的分子进行裂解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燃料,再进一步加工精制成汽油、柴油等燃料油,又称加氢液化。
     1、发展历史
     煤直接液化技术是由德国人于1913年发现的,并于二战期间在德国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德国先后有12套煤炭直接液化装置建成投产,到1944年,德国煤炭直接液化工厂的油品生产能力已达到423万吨/年。二战后,中东地区大量廉价石油的开发,煤炭直接液化工厂失去竞争力并关闭。
     7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煤炭液化技术又开始活跃起来。日本、德国、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在原有基础上相继研究开发出一批煤炭直接液化新工艺,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重点是降低反应条件的苛刻度,从而达到降低煤液化油生产成本的目的。目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直接液化工艺是日本的NEDOL工艺、德国的IGOR工艺和美国的HTI工艺。这些新直接液化工艺的共同特点是,反应条件与老液化工艺相比大大缓和,压力由40MPa降低至17~30MPa,产油率和油品质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到目前为止,上述国家均已完成了新工艺技术的处理煤100t/d级以上大型中间试验,具备了建设大规模液化厂的技术能力。煤炭直接液化作为曾经工业化的生产技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目前国外没有工业化生产厂的主要原因是,在发达国家由于原料煤价格、设备造价和人工费用偏高等导致生产成本偏高,难以与石油竞争。
     2、工艺原理
     煤的分子结构很复杂,一些学者提出了煤的复合结构模型,认为煤的有机质可以设想由以下四个部分复合而成。
     第一部分,是以化学共价键结合为主的三维交联的大分子,形成不溶性的刚性网络结构,它的主要前身物来自维管植物中以芳族结构为基础的木质素。
     第二部分,包括相对分子质量一千至数千,相当于沥青质和前沥青质的大型和中型分子,这些分子中包含较多的极性官能团,它们以各种物理力为主,或相互缔合,或与第一部分大分子中的极性基团相缔合,成为三维网络结构的一部分。
     第三部分,包括相对分子质量数百至一千左右,相对于非烃部分,具有较强极性的中小型分子,它们可以分子的形式处于大分子网络结构的空隙之中,也可以物理力与第一和第二部分相互缔合而存在。
     第四部分,主要为相对分子质量小于数百的非极性分子,包括各种饱和烃和芳烃,它们多呈游离态而被包络、吸附或固溶于由以上三部分构成的网络之中。
     煤复合结构中上述四个部分的相对含量视煤的类型、煤化程度、显微组成的不同而异。
     上述复杂的煤化学结构,是具有不规则构造的空间聚合体,可以认为它的基本结构单元是以缩合芳环为主体的带有侧链和多种官能团的大分子,结构单元之间通过桥键相连,作为煤的结构单元的缩合芳环的环数有多有少,有的芳环上还有氧、氮、硫等杂原子,结构单元之间的桥键也有不同形态,有碳碳键、碳氧键、碳硫键、氧氧键等。
     从煤的元素组成看,煤和石油的差异主要是氢碳原子比不同。煤的氢碳原子比为0.2~1,而石油的氢碳原子比为1.6~2,煤中氢元素比石油少得多。
煤在一定温度、压力下的加氢液化过程基本分为三大步骤。
     (1)、当温度升至300℃以上时,煤受热分解,即煤的大分子结构中较弱的桥键开始断裂,打碎了煤的分子结构,从而产生大量的以结构单元为基体的自由基碎片,自由基的相对分子质量在数百范围。
     (2)、在具有供氢能力的溶剂环境和较高氢气压力的条件下、自由基被嘉庆得到稳定,成为沥青烯及液化油分子。能与自由基结合的氢并非是分子氢(H2),而应是氢自由基,即氢原子,或者是活化氢分子,氢原子或活化氢分子的来源有:①煤分子中碳氢键断裂产生的氢自由基;②供氢溶剂碳氢键断裂产生的氢自由基;③氢气中的氢分子被催化剂活化;④化学反应放出的氢。当外界提供的活性氢不足时,自由基碎片可发生缩聚反应和高温下的脱氢反应,最后生成固体半焦或焦炭。
     (3)、沥青烯及液化油分子被继续加氢裂化生成更小的分子。
     3、工艺过程
     直接液化典型的工艺过程主要包括煤的破碎与干燥、煤浆制备、加氢液化、固液分离、气体净化、液体产品分馏和精制,以及液化残渣气化制取氢气等部分。氢气制备是加氢液化的重要环节,大规模制氢通常采用煤气化及天然气转化。液化过程中,将煤、催化剂和循环油制成的煤浆,与制得的氢气混合送入反应器。在液化反应器内,煤首先发生热解反应,生成自由基“碎片”,不稳定的自由基“碎片”再与氢在催化剂存在条件下结合,形成分子量比煤低得多的初级加氢产物。出反应器的产物构成十分复杂,包括气、液、固三相。气相的主要成分是氢气,分离后循环返回反应器重新参加反应;固相为未反应的煤、矿物质及催化剂;液相则为轻油(粗汽油)、中油等馏份油及重油。液相馏份油经提质加工(如加氢精制、加氢裂化和重整)得到合格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产品。重质的液固淤浆经进一步分离得到重油和残渣,重油作为循环溶剂配煤浆用。
     煤直接液化粗油中石脑油馏分约占15%-30%,且芳烃含量较高,加氢后的石脑油馏分经过较缓和的重整即可得到高辛烷值汽油和丰富的芳烃原料,汽油产品的辛烷值、芳烃含量等主要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GB17930-1999),且硫含量大大低于标准值(≤0.08%),是合格的优质洁净燃料。中油约占全部直接液化油的50%-60%,芳烃含量高达70%以上,经深度加氢后可获得合格柴油。重油馏分一般占液化粗油的10%-20%,有的工艺该馏分很少,由于杂原子、沥青烯含量较高,加工较困难,可以作为燃料油使用。煤液化中油和重油混合经加氢裂化可以制取汽油,并在加氢裂化前进行深度加氢以除去其中的杂原子及金属盐。
     4、工艺特点
     (1)液化油收率高。例如采用HTI工艺,神华煤的油收率可高达63%-68%;
     (2)煤消耗量小,一般情况下,1吨无水无灰煤能转化成半吨以上的液化油,加上制氢用煤,约3-4吨原料产1吨液化油。
     (3)馏份油以汽、柴油为主,目标产品的选择性相对较高;
     (4)油煤浆进料,设备体积小,投资低,运行费用低;
     (5)反应条件相对较苛刻,如德国老工艺液化压力甚至高达70MPa,现代工艺如IGOR、HTI、NEDOL等液化压力也达到17-30MPa,液化温度430-470℃;
     (6)出液化反应器的产物组成较复杂,液、固两相混合物由于粘度较高,分离相对困难;
     (7)氢耗量大,一般在6%-10%,工艺过程中不仅要补充大量新氢,还需要循环油作供氢溶剂,使装置的生产能力降低。

5、国内技术发展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煤炭直接液化技术研究。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所对近30个煤种在0.1吨/日装置上进行了50多次运转试验,开发了高活性的煤液化催化剂,进行了煤液化油的提质加工研究,完成了将煤的液化粗油加工成合格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的试验。“九五”期间分别同德国、日本、美国有关部门和公司合作完成了神华、黑龙江依兰、云南先锋建设煤直接液化厂的预可行性研究。
    在开发形成“神华煤直接液化新工艺”的基础上,我公司建成了投煤量6t/d的工艺试验装置,于2004年10月开始进行溶剂加氢、热油连续运转,并于2004年12月16日投煤,进行了23小时投料试运转,打通了液化工艺,取得开发成果。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装置的改造,装置于2005年10月29日开始第二次投煤试验,经过近18天(412小时)的连续平稳运转,完成了预定的试验计划,于11月15日顺利停车,试验取得了成功。经统计,试验期间共配制煤浆206吨,共消耗原煤105吨(其中干燥无灰基煤85吨);共制备863催化剂油浆44吨。
    我公司位于鄂尔多斯的使用神华自己技术的直接液化项目的先期工程于2004年8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
     
二、间接液化

    煤的间接液化技术是先将煤全部气化成合成气,然后以煤基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氢气)为原料,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将其催化合成为烃类燃料油及化工原料和产品的工艺,包括煤炭气化制取合成气、气体净化与交换、催化合成烃类产品以及产品分离和改制加工等过程。
    1、发展历史
    1923年,德国化学家首先开发出了煤炭间接液化技术。40年代初,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德国曾建成9个间接液化厂。二战以后,同样由于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上述工厂相继关闭和改作它用。之后,随着铁系化合物类催化剂的研制成功、新型反应器的开发和应用,煤间接液化技术不断进步,但由于煤炭间接液化工艺复杂,初期投资大,成本高,因此除南非之外,其它国家对煤炭间接液化的兴趣相对于直接液化来说逐渐淡弱。
    煤炭间接液化技术主要有三种,即的南非的萨索尔(Sasol)费托合成法、美国的Mobil甲醇制汽油法)和正在开发的直接合成法。目前,煤间接液化技术在国外已实现商业化生产,全世界共有3家商业生产厂正在运行,它们分别是南非的萨索尔公司和新西兰、马来西亚的煤炭间接液化厂。新西兰煤炭间接液化厂采用的是Mobil液化工艺,但只进行间接液化的第一步反应,即利用天然气或煤气化合成气生产甲醇,而没有进一步以甲醇为原料生产燃料油和其它化工产品,生产能力1.25万桶/天。马来西亚煤炭间接液化厂所采用的液化工艺和南非萨索尔公司相似,但不同的是它以天然气为原料来生产优质柴油和煤油,生产能力为50万吨/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南非萨索尔公司是世界上唯一的煤炭间接液化商业化生产企业
     南非萨索尔公司成立于50年代初,1955年公司建成第一座由煤生产燃料油的Sasol-1厂。70年代石油危机后,1980年和1982年又相继建成Sasol-2厂和Sasol-3厂。3个煤炭间接液化厂年加工原煤约4600万t,产品总量达768万t,主要生产汽油、柴油、蜡、氨、乙烯、丙烯、聚合物、醇、醛等113种产品,其中油品占60%,化工产品占40%。该公司生产的汽油和柴油可满足南非28%的需求量,其煤炭间接液化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此外,美国SGI公司于80年代末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煤炭液化技术,即LFC(煤提油)技术。该技术是利用低温干馏技术,从次烟煤或褐煤等非炼焦煤中提取固态的高品质洁净煤和液态可燃油。美国SGI公司于1992年建成了一座日处理能力为1000t的次烟煤商业示范厂。

  2、工艺原理
     费托合成(Fisher-Tropsch Sythesis)合成是指CO在固体催化剂作用下非骏相氢化生成不同链长的烃类(C1~C25)和含氧化合物的反应。该反应于1923年由F.Fischer和H.Tropsch首次发现后经Fischer等人完善,并于1936年在鲁尔化学公司实现工业化,费托(F-T)合成因此而得名。
     费托合成反应化学计量式因催化剂的不同和操作条件的差异将导致较大差别,但可用以下两个基本反应式描述。
     (1)烃类生成反应
     CO+2H2→(-CH2-)+H2O
     (2)水气变换反应
     CO+ H2O→H2+ CO2
     由以上两式可得合成反应的通用式:
     2CO+H2→(-CH2-)+ CO2
     由以上两式可以推出烷烃和烯烃生成的通用计量式如下:
     (3)烷烃生成反应
     nCO+(2n+1)H2→CnH2n+2+nH2O
     2nCO+(n+1)H2→CnH2n+2+nCO2
     3nCO+(n+1)H2O→CnH2n+2+(2n+1)CO2
     nCO2+(3n+1)H2→CnH2n+2+2nH2O
     (4)烯烃生成反应
     nCO+2nH2→CnH2n+nH2O
     2nCO+nH2→CnH2n+nCO2
     3nCO+nH2O→CnH2n+2nCO2
     nCO2+3nH2→CnH2n+2nH2O
     间接液化的主要反应就是上面的反应,由于反应条件的不同,还有甲烷生成反应,醇类生成反应(生产甲醇就需要此反应),醛类生成反应等等。
     3、工艺过程
     煤间接液化可分为高温合成与低温合成两类工艺。高温合成得到的主要产品有石脑油、丙烯、α-烯烃和C14~C18烷烃等,这些产品可以用作生产石化替代产品的原料,如石脑油馏分制取乙烯、α-烯烃制取高级洗涤剂等,也可以加工成汽油、柴油等优质发动机燃料。低温合成的主要产品是柴油、航空煤油、蜡和LPG等。煤间接液化制得的柴油十六烷值可高达70,是优质的柴油调兑产品。
     煤间接液化制油工艺主要有Sasol工艺、Shell的SMDS工艺、Syntroleum技术、Exxon的AGC-21技术、Rentech技术。己工业化的有南非的Sasol的浆态床、流化床、固定床工艺和Shell的固定床工艺。国际上南非Sasol和Shell马来西亚合成油工厂已有长期运行经验。
     典型煤基F-T合成工艺包括:煤的气化及煤气净化、变换和脱碳;F-T合成反应;油品加工等3个纯“串联”步骤。气化装置产出的粗煤气经除尘、冷却得到净煤气,净煤气经CO宽温耐硫变换和酸性气体(包括H2和CO2等)脱除,得到成分合格的合成气。合成气进入合成反应器,在一定温度、压力及催化剂作用下,H2S和CO转化为直链烃类、水以及少量的含氧有机化合物。生成物经三相分离,水相去提取醇、酮、醛等化学品;油相采用常规石油炼制手段(如常、减压蒸馏),根据需要切割出产品馏份,经进一步加工(如加氢精制、临氢降凝、催化重整、加氢裂化等工艺)得到合格的油品或中间产品;气相经冷冻分离及烯烃转化处理得到LPG、聚合级丙烯、聚合级乙烯及中热值燃料气。
     4、工艺特点
     (1)合成条件较温和,无论是固定床、流化床还是浆态床,反应温度均低于350℃,反应压力2.0-3.0MPa;
     (2)转化率高,如SASOL公司SAS工艺采用熔铁催化剂,合成气的一次通过转化率达到60%以上,循环比为2.0时,总转化率即达90%左右。Shell公司的SMDS工艺采用钴基催化剂,转化率甚至更高;
(3)受合成过程链增长转化机理的限制,目标产品的选择性相对较低,合成副产物较多,正构链烃的范围可从C1至C100;随合成温度的降低,重烃类(如蜡油)产量增大,轻烃类(如CH4、C2H4、C2H6、……等)产量减少;
     (4)有效产物-CH2-的理论收率低,仅为43.75%,工艺废水的理论产量却高达56.25%;
     (5)煤消耗量大,一般情况下,约5~7t原煤产1t成品油。
     (6)反应物均为气相,设备体积庞大,投资高,运行费用高;
     (7)煤基间接液化全部依赖于煤的气化,没有大规模气化便没有煤基间接液化。
     5、国内技术发展
     我国从50年代初即开始进行煤炭间接液化技术的研究,曾在锦州进行过4500t/年的煤间接液化试验,后因发现大庆油田而中止。由于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富煤少油”的能源结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国自80年代初又恢复对煤间接液化合成汽油技术的研究,由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组织实施。
     “七五”期间,山西煤化所开的煤基合成汽油技术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9年在代县化肥厂完成了小型实验。“八五”期间,国家和山西省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在晋城化肥厂建立了年产2000吨汽油的工业试验装置,生产出了90号汽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年产10万吨合成汽油装置的技术方案。2001年,国家863计划和中科院联合启动了“煤变油”重大科技项目。中科院山西煤化所承担了这一项目的研究,科技部投入资金6000万,省政府投入1000万和本地企业的支持,经过一年多攻关,千吨级浆态床中试平台在2002年9月实现了第一次试运转,并合成出第一批粗油品,低温浆态合成油可以获得约70%的柴油,十六烷值达到70以上,其它产品有LPG(约5%~10%)、含氧化合物等。其核心技术费托合成的催化剂、反应器和工艺工程也取得重大突破。
     目前,万吨级煤基合成汽油工艺技术软件开发和集成的研究正在进行,从90年代初开始研究用于合成柴油的钴基催化剂技术也正处在试验阶段。经过20年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建设万吨级规模生产装置的技术储备,在关键技术、催化剂的研究开发方面已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可以这样讲,我国自己研发的煤炭液化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与连顺能源有限公司就共同组建合成油品实验室达成协议,连顺公司为山西煤化所技术研究和开发出资1500万元,用于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有关技术的开发,并最终用3-5年时间在山西朔州建一个年产15万t合成液化油的间接液化生产厂。中科院和山西省政府签署了“发展山西煤间接液化合成油产业的框架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在今后5-10年内,山西省将以自己的煤炭资源优势为依托,借助产业化部门的加盟,通过国家投资和社会融资方式,在朔州和大同几个大煤田之间建成一个以百万吨煤基合成油为核心的、多联产特大型企业集团。
     在技术开发的同时,国内煤炭企业对引进成熟技术、建设煤间接液化工厂做了大量工作。平顶山煤业集团、宁夏煤业集团以及我公司就建设间接液化商业化示范工厂进行了煤种评价试验和建厂预可行性研究,并就引进技术、投融资、立项等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目前项目正在论证阶段。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4 17: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煤变油技术的历史——二战篇




“如果我无法得到足够石油,我就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希特勒

“一战”最后两年,德国经历过严重的石油短缺,惟一的来源是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鲁登道夫当时指出:“罗马尼亚石油乃重中之重,但很不幸,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不足以改变德国石油短缺的整体局面。”而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918年8月占领巴库,被鲁登道夫称为“对我们的沉重打击”。

纳粹上台第一年,经济战略专家便指出:一旦发生战争,对原油进口的严重依赖将是制约德国军事行动的一个关键瓶颈。1938年7月12日提出的“凯琳大厦计划”要求1944年初实现石油产量1100万吨,但希特勒显然等不到这个时间,他的战略是先通过储备打响战争,然后在战争中解决石油来源。1939年上半年,德国石油进口达到顶点,最大来源是罗马尼亚。尽管9月后欧洲以外的来源断绝,德国当年仍进口石油516.5万吨,比1938年全年还多20万吨。1940年5月27日,德、罗两国签订石油协定,当年德国进口的207.5万吨石油中有97.4万吨来自罗马尼亚,另外根据《苏德贸易协定》,进口近65.7万吨。1941年,从罗马尼亚的进口增至100.7万吨,上半年从苏联进口28.3万吨。
德国在上半个世纪中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己的丰富能源——煤。在三十年代末,煤约占美国能源总量的一半,但对德国来说,却提供了能源的90%——而石油大约仅占5 %。可是,希特勒在1932年已经在为未来筹划,石油对于他的雄心壮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933年1 月,他成为德国的总理,一年半以后他又攫取了全部权力。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项他称之为“德国汽车交通史上一个转折点”的汽车运动。不受时速限制的单向高速公路贯穿全国。1934年,制造一种新型汽车的计划开始。它被称为“人民的汽车”,亦即“大众汽车”。


但对于希特勒企图将整个欧洲置于纳粹帝国——以及他本人——统治之下的宏伟计划来说,这些仅仅是枝节问题。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迅即开始整顿经济,加强国家对大企业的控制,并建立纳粹的战争机器——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卡车,所有这些都需要石油。因此,法本公司正在进行的合成燃料生产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固体的煤为什么可以液化变成类似于石油的液体呢?这是煤和石油的成分决定的。煤和石油同属化石燃料,煤是由几千万年乃至几亿年前地球上生长的某些树木埋藏在地层中,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过地温、地压等的作用,逐渐变化而来的。石油是由低等的动物经过与煤相似的过程变成的。煤和石油的主要组成元素都是碳和氢,但石油的主要成分是碳氢构成的烃类小分子,而煤的成分主要是碳氢构成的较大的有机分子,其相对分子质量大约是石油的10倍;煤中氢碳的比值小,大约是石油的一半。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增加煤炭中氢的含量,使煤和石油中碳与氢的比值基本相同时,固体的煤就有可能变成类似于石油的液体燃料。这就是煤炭液化的基本思想,而煤炭液化的关键就是如何将氢加入到煤炭中。
煤炭的液化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认为,煤首先被分解成—种称为“沥清烯”的中间产物,接着再与氢反应变成与石油的成分类似的物质,由于煤炭中含有杂质,液化装置内的物质是十分粘稠的,经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液体即为煤炭液化生成的油类,是一种暗褐色的液体,再经过分馏加工,去除重质部分,就可得到汽油、煤油、柴油等一系列煤炭液化产品。
煤炭的液化技术,有两种基本方法,即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直接液化是先把煤炭制成煤浆,然后在高温、中压状态,在催化剂作用下,通过加氢裂化生成液态碳氢化合物即“合成石油”,直接液化的效率约为65%~75%,每吨煤可生产0.3~0.4t液化油。间接液化是把煤炭在高温下与水蒸气作用气化,产生合成气(CO,H2等),然后合成气通过催化反应生成性能优良的液态醇类、烃类等。间接液化的效率一般较低。




化学溶解方法在德国,从煤中提取合成燃料的开创性工作实际上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德国已被公认在化学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13年,德国体燃料,大量的氢随同催化剂被注入高温和高压下的煤中,结果制成一种高级液体燃料。十年后,即在二十年代中期,德国人创造出一种叫做“费希尔—特罗普施”的可以与之竞争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煤粒在蒸汽下粉碎后再被注入氢和一氧化碳,使之相互作用,最后制成一种合成石油。贝杰乌斯的氢化法被视为两种方法中较好的一种。除了其他产品外,它还能够生产航空汽油,而“费希尔一特罗普施”法则不行。此外,法本公司在1926年取得了贝杰乌斯法的专利权。
法本公司在二十年代对合成燃料产生兴趣,是因为它有同样的预计,认为正在全世界刺激大规模石油开采的趋势将会使世界上传统的石油供应迅即枯竭。纳粹政府之所以提供资助,是因为对外国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使至关重要而又不足的外汇大量流失。希特勒明白,德国将为战争作好准备。必须通过新技术和化学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1936年下半年,希特勒采取一些决定性步骤武装德国,以便德国可为预计在1940年将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他开始执行一项四年计划,其中有一个目标是通过新技术和化学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他在提出那项计划时说:“现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德国的燃料生产。这项任务必须以作战时的同样决心来处理和完成,因为未来的战争行为有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补充说:“这类原料的生产成本是无关紧要的。”
德国确实建立起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合成燃料工业。到1939年9 月1 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它已有十四家氢化厂全速运转,另有六家正在建设中。到1940年,合成燃料的产量已有急剧的增长——日产七万二千桶,占石油总供应量的64%。然而,从军事需要方面来看,合成燃料的意义甚至更为重大。贝杰乌斯氢化法提供了德国航空汽油总量的95%左右。如果没有那些合成燃料,德国空军就无法升空。

尽管希特勒拥有战争机器的强大力量,也有日益增加的合成燃料可供使用,石油问题却从未使他感到放心。的确,那种担忧曾促使他形成以“闪电战”为基础的基本战略——集中机械化部队实行凶猛而短期的攻击,以便在燃料供应发生问题以前夺取决定性的胜利。最初,无论是1939年在波兰,还是1940年春季蹂躏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这一战略都被运用得惊人地出色。西线战役实际上改善了德国的石油处境,因为德国军队掠取的石油储备大大超过了他们在侵略战争中所消耗的燃料。即使随后希特勒通过大规模空中轰炸征服英伦诸岛的企图在1940年秋季遭到了失败,德国看来仍然接近于称霸欧洲!
也正是1940年,罗马尼亚局势岌岌可危,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都向其提出领土要求,苏联干脆于7月1日出兵强占了比萨拉比亚。11月23日,罗加入轴心国和《反共产国际协定》,当年德国对罗的石油依赖量达到94%,到次年的“巴巴罗萨”行动时,208.6万吨的对德石油出口比参战的100万罗军更有价值。

德国认为胜利得来不难。所以,当罗马尼亚最大的普罗耶什蒂油田受到苏联威胁时,希特勒将视线向东转到他的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苏联。
从巴巴罗萨开始,占领巴库和其他高加索油田就是希特勒心目中的俄国战役中心。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在经济领域中,希特勒的目标是石油。夺取高加索油田甚至比攻克莫斯科更加重要!对希特勒来说,石油是工业时代和经济力量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战争机器的血液!
1941年10月7日,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乔治·托马斯再次报告:“目前航空燃油及润滑油产量为28.9万吨,尚可满足年底前的需求,但到1942年初将只有3.1万吨——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到10月1日,只有不到25万吨柴油,按目前消耗,11月底就将短缺2.5万吨。显然,德国已经不能再向意大利每月提供10万吨燃油。”





进入1942年,德国石油储备降至79.7万吨,仅够一个月消耗,合成燃料虽然增长到近400万吨,但这个增量被罗马尼亚石油产量因为盟国轰炸而下降抵消。2月12日,安东内斯库向里宾特洛甫表示:“在原油方面,罗马尼亚已倾其所有,目前惟一的出路就是占领富产石油的地区。”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德国在欧洲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使希特勒怒不可遏。德军不再处于攻势。“闪电战”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决定性因素不再是闪电式的攻击,而是军用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包括石油在内。

在1943年中,轴心国在俄国和北非都已被击败,德军想攻克巴库或中东油田的企图已成为痴心妄想。因此,德国不得不反过来依靠自己的资源,此外别无选择。合成燃料将成为它疯狂地力图维持战争机器的中心。在作出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希特勒帝国表现出它在技术方面的才智和集权政治的强制力。

合成燃料工业像战争经济的其余部门一样,呈现出上升趋势。到1942年,此项工业全面地取得了比三十年代更大的进步——更新生产技术,改良催化剂,生产更优质的产品和扩大多种煤作为原料。而且产量也在迅速上升。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合成燃料的产量几乎增长一倍,从日产七万二千桶上升到十二万四千桶。人造燃料工厂是燃料工业体系中的重要环节。1944年第一季度,其产量占燃料总供应量的57%和占航空汽油的92%。生产还在高速度上升。若按年度计算,1944年第一季度的产量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总的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合成燃料占德国石油总产量的一半。
可笑的是,1943年德国的石油状况反而有所好转。原因首先在于意大利于9月脱离轴心国,不光石油储备的“下水道”终于被堵住,进占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反而获得了大量石油储备,德国合成燃料厂的产量也达到历史高峰,超过560万吨。

44年,盟国将对德国轰炸的重点转向石油工业,为了对付空袭。军备部长施佩尔命令迅速修复合成燃料工厂和其他石油设施,或者尽可能地把它们疏散到那些较小的、更易于保护和隐蔽的地点——有些移到被毁坏的工厂的断垣残壁里,有些迁入坑道,有些转入地下。甚至酿酒厂也改产燃料。原计划至1944年将大幅度提高合成燃料的生产能力,但此时那些为增产而准备的机器部件,不得不拆用来修复现有的设施。三十五万多名工人从事这一忙乱的任务。一开始,各工厂迅速得到修复,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常会再度遭到空袭,以至于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和易受攻击,更加难以修复。产量开始急剧下降。在1944年5 月第一次空袭以前,用氢化法生产的合成燃料平均日产九万二千桶,到9 月份,产量已降到日产五千桶。当月的航空汽油产量仅为日产三千桶,只占1944年头四个月平均产量的6 %。与此同时,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使希特勒失去了主要的原油来源。
44年9月,合成燃料月产量下降92.2%,跌至仅1.7万吨,德国空军的18万吨燃料需求只能满足3万吨,已无法正常出动。1944年秋季,恶劣的气候条件暂时缓解了盟军的袭击。11月,德国人设法提高了合成燃料的产量。但在12月,产量又下降了。
德国人如果有更多的燃料,就可能争取到更多时间。从战略观点看,由于阿登攻势的失败,德国的战争努力已告失败。1945年2 月,德国的航空汽油产量刚好是一千吨——1944年头四个月水平的0.5 %。此后就停产了。但德国人争取胜利的幻想仍未破灭。施佩尔追述说,希特勒周围的一些人‘在早已绝望的情况下,会默默地聆听他的讲话,当时他继续对那些已不存在的师表态,或者命令因缺乏燃料而已停飞的飞机去给部队提供给养。“

在45年德军最后的时刻,大量的新式喷汽战斗机和重型坦克因为缺乏燃料在地面被盟国 空军炸毁,德军已经回到19世纪而成为骡马和人力运输的部队,当希特勒与夫人在柏林地堡自杀时,下命令,要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毁,以免落到可恶的俄国人手中。现有的汽油用于执行那道最后命令终于够用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6: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老兵:我所知道的杭州飞机制造厂


http://www.jiangnan.org.cn/news_ ... page=1&ty=pingl

中杭厂的全称就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那一年我17岁,一开始就在机翼部工作。这个厂是中美合资的,我的指导老师也就是主管、车间的第一把手,他就是我的美国师傅,英文名叫MR.FRANK  LECKELL(莱克尔),他大约40多岁,他最大的特点勤勤恳恳,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非常的慈爱,他在美国的住处是:BFDFORD  696  A.V.E  NEW  YORK  BROOK  U.S.A,这个我永远记得的,你问我有没有去找过他,我怎么敢找他。以前有一句话叫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怎么敢去找纸老虎?
机翼部也还有一个中国领班,他的名字叫兆景韬。其他中国师傅个个都是能工巧匠,都是从上海、杭州招来的,他们按技能排名如下:1号徐福林,是个模型工,近60岁,当木质铸模按图刻制时他对所浇铸金属的材质收缩力都可以估算出来,清楚并能矫正原图的缺点,特别棒。2号竹兴富师傅,40多岁,是模型工之最,也特别棒,但和徐老师傅比起来还欠一些火候,他们的工资都在100多元以上。进厂的第一个月,竹兴富师傅就带着我对每一部机床的性能作用和原理及要注意的地方、操作程序等一一讲解,特别是对机床有人身伤害的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这对我一生来说受益不浅。
当时在机翼部的学徒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人,他们是张松林、白耀庭、陈理棠,都是初中毕业的,进厂时也都是有厂里的上层关系推荐而进厂的,也都是1935年左右进的厂。
我们上班是穿工作衣的,我们上班进厂是要在专门打卡处打卡,管理人员只认你的这个工号,工厂人员数都在卡箱上一目了然,工人上班须佩戴胸牌,我的胸牌号是373号,美方人员找工人都是按号叫唤。中方高级工程人员穿黄色大褂,背上有用丝线绣的飞机型及编号,中级职员穿蓝色大褂背上印有飞机型及编号,美方人员因中文掌握不好弄不清楚中方人员姓名,为便于交流和管理,我们上班时都要挂胸牌号,有事情需交流就叫我们的工牌号。每天早上一上班的准备工作,师傅就先告诉我今天要做些什么工作,一般都是我先要填写领料单去领用所有材料,把一天要做的事情都准备好,把零部件都领好。
  

二、告诉你八十年前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先要跟你讲讲八十年前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钢、木结构的,那时大部分的飞机机身是钢管焊接的,其他就是木质的部件,如机翼、副翼、直尾翅、方向舵等均用高强度的白银松制造,这白银松先要锯开看看有无节疤,没有节疤才能使用。这种木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我主要管所有的机床,锯床非常大的,环状锯条共有十几米长,焊接后在两个主轮上转,飞机的木头大梁都要通过该机器来锯,环状锯带断了后要进行焊接,由于长度短了又要重新调整母机两轮之间的距离,有时调整机器要工作到深夜。还有刨床,3米多长的主梁经过刨平还要镂空中间的部位,这两个工作母机都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坏了一台就要停工,我每天提心吊胆地伺候着它们。
机翼的主梁,还有肋,就是飞机的翅膀,均需用一种胶水进行胶接,这种叫k.s.o胶水,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能用了。假如今天木工要加工,要粘接了,马上打胶水,打了马上用。胶水跟奶粉一样的,用一个小机器,打半桶,超过时间马上不要。打胶水是我的事。这个胶水是很好的,胶接木零件、检验试片等,在实验台上即使木头拉坏了,这个胶水却是拉不开的。
后来改进的飞机均用铝合金的,机翼上的铆钉要热处理后才能用,什么批号的铆钉,什么时候热处理的,用在什么部位,都要记清楚,以便有问题时进行拆换拿去热处理,领回来,这都是我们学徒的工作。焊接热处理部门的中国领班叫金超,号称焊接大王。
这个厂里的工人,都是能工巧匠,好些人都能够讲洋泾浜英语,大部分都是浙江人,杭州人、上海人。
机翼部很大,制胶、层板加工,制造的机翼,好了后就需要进行外面蒙布,机翼、主翼、副翼,飞机机身等多处均要蒙布、油漆多次,这些工作都是由汪企远主要负责的,漆好之后水也不怕了。汪企远后来参加了两航起义,以后在北京民航总局任主任工程师。

我的中国师傅们的工资一百多元,我刚进去的时候24元,以后涨到40元,那时这样的工资水平算很高了。
开始飞机是钢木结构的,翅膀是用木头做的,你们电影中看到的被炮打中飞机就要着火,主要烧的是木头做的部件,以后全金属铝制结构就没有使用木材了。
当时我们生产的飞机是教练机,有道格拉斯,组装的是霍克3,是起落架能够收起来的,之前是收不起来的。当时我们中杭厂,修理并组装了弗利特、道格里斯、霍克2、霍克3、伏尔梯、雪莱克、诺斯罗普等飞机,霍克为主战的阡击驱逐机,诺斯罗普为全金属的轰炸机,这两个机型比较成熟。
还听说在江西南昌青云埔机场有一个意大利支援的飞机制造厂,生产菲亚特飞机,但为数不多,后来就消息全无了。
(朱老在说到飞机的名字时用的都是英语,有几种飞机的型号我也听不清楚。)
我那个时候一进去也是什么都要做的,学几年满师?那时没这个规定的,会做了就好的,没有这个学徒满不满师的问题,一旦会做就马上上手。我以前在铁路工厂里学过钳工, 这个到了中杭厂里还是有用的。飞机机身主要是钢管的,钢管要经过吹沙,清除内部锈迹,然后进行防锈处理,再由机身部门进行焊接。铝制飞机使用的铆钉也要热处理,机身、机翼上打好后的铆钉每颗都要做测试气密性检查,如有漏气的要更换直径加大,统计后要通知生产准备科的主管王成龙安排生产加大的铆钉,少了一颗都不行,这些一开始都是我们学徒做的。一般是每天一上班,就由领班跟我们一讲,全天的工作量如果下班时间到了,工作还未做完就要开加班单,然后说要请哪些师傅来加班,要开加班票。
那时我们的管理机构是在楼上的,包括厂长和监理,监理的名字叫王助,这个人是波音公司开厂时的总工程师,前些年胡锦涛去波音公司参观时,美方还特别介绍的,他就是我们中方的监理,今天可能就叫中方的CEO。当时一般是一个部门一个美国人,大概有十多个美国人。
  

三、我第一次领工资时就流眼泪了
  
那时除工作外,其他一切自理,生活上美国人都是不管的,这也锻炼了我自立的习惯,从工厂到梅花碑的家里也不算太远,每个星期六才回家一趟,星期一早晨就去工厂,第一次领工资是24元,那个激动啊,我记得我还暗自流过眼泪的,除了交6元伙食费和洗衣服等卫生费,我自己留2元,其余都交给母亲,以尽人子之孝。
美方人员都住在工厂边不远处的一栋栋小洋楼里,我们有时被邀请去玩,他们家里什么地方都可去,就是不可入卧室。老师有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我们在一起玩耍有时还打架,老师一旁看到亦不予理会,我和老师在一起总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的学习赶不上,我就感觉对不起我的美国老师,而我的老师他好像也会有自责感,这就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学不严,师之惰,我感到为人没有自律之心那什么事都会做不好。我们中方工人的宿舍均是一间间的平房,边上是没有围墙的农村,门是不锁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之事,工人5-6人一间房,练习生2人一间房间以便于学习。中杭厂的工人当时可谓是集中了沪杭一带的能工巧匠,我前面讲到的,如我们机翼部的徐福林、竺兴富是模型工之最。另有一个人称为弱电王的黄福生,他住在老省议会边上老的状元府内,他们的工资都达到一百多元。我们练习生的学历一般为初中和高中生,其中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的主任工程师汪企远、广州民航局的主任工程师吴敬诚、南昌民航局的副局长魏应鹏,还有沈阳量具刃具厂厂长路茂荣等。
我们一般下班后吃过饭就回宿舍了,因为白天学习的东西要理解和消化,还要学习英文,总的来说是时间不够用,所以没有多余时间干点其他文体活动了。我本人在这时期也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伴随我至今,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学习,我也曾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说着朱老让女儿拿出了一些荣誉证书等,其中有立功手册,还有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等颁发的聘书,这个学校就是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朱老惋惜地说,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销毁了。)
当时我们的一天三餐都是包给边上的农民的,吃得也都很好,红烧蹄髈、鲫鱼里面嵌肉,还有一个时鲜的蔬菜,卫生包括洗衣服是包给农妇的,吃饭和卫生费加起来就是一个月6块钱,已经很好了。当时货币流通是银元,角子主要是铜板,一个银元可换10个银角子或60-70个铜板,当时一个家庭的保姆也就是5-6元,一般职员的工资如能达到20元就很不错了。


那时候的生活是很单纯的,就是工作和学习,特别是抗战爆发前,我们飞机制造厂和中央航空学校是共用一个机场的,但因为是两个系统,平时没有来往,没有太多工作上的关系,层次也不一样,我们中杭厂就好比是美国人租用了一个场地在此经营一样。
他们航校的俱乐部什么的我也没有去过,包括你说的笕桥镇上我也没有去过,两年多里没有去过,而西湖边是太熟悉了。  
这个厂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美国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把工厂管理得很好,为中国训练培养了飞机制造的从业人员,使我们认识了解了先进的工业水平,为中国的民航和空军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杭厂是响当当的,当时杭州人民很是优待我们,比如去电影院及戏院只要说声是中杭厂的就免票放行。

四、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情况
  
接下去我给你说说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情况吧。
1937年8月14日那天工厂正常上班,一点预感都没有,前一天上海8·13抗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笕桥,我们几个员工正在推一架准备试飞的飞机到飞机厂棚外,我们像平时见到航校飞机飞行一样,但今天航校起飞的飞机好像多一些,起先我们也没有特别介意,但这时又见到几架双发动机的飞机向机场飞来,忽听天空机枪响了起来,即刻听到炸弹声,机场边上的油库又燃起了大火。这时看到很多飞机在天空乱飞,在机场不远处叫做半山地区的上空都是平飞的相互开枪,即刻见到有两架着火的飞机冒着火向下坠落,不久天空中飞机就少了,天空都没有空战了。当时航校有一个备用机场在附近的乔司镇,那里是否有空战击落飞机等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两架坠落的飞机就是半山的这两架,以后才知道被打下的是日本飞机,到傍晚之后我离开工厂,也没再见到有空战。
当时工厂大门上班时间是锁上的,门卫因突发的事情失魂落魄无法开门了,那天见炸弹落下,工厂瞬间也乱套了,员工蜂拥冲向厂大门,可是无法出去,此时美国总工程师阿诺德驾驶着他的轿车冲开工厂大门,员工这才散去,工厂也就停工了。晚上我就回到梅花碑的家里。  
对了,当时笕桥机场除了航校和飞机制造厂之外,在我们厂不远处还有一个防空学校,是发空袭警报的一个训练班性质,我在厂边小店经常看到他们买东西,这些人员也是层次不齐,当时提倡全民防空,才会有这个学校的。
(注:朱老说的是短期培训班的情况,其实这个学校的专业还有高射炮队,学制一年,招收高射炮部队的军官,其他还有军士训练队,学制半年;人民防空研究班,学制三个月等,像一些短训班时间就更短一些了。后来这个学校迁至南京,后又迁到贵阳,抗战胜利后迁往北平,1949年初迁往台湾花莲。该校从创办到1949年初,一共培训学员有2万多人。)
  

五、我被派到南京去修飞机
  
不久我舅舅也回来了,说工厂不能去了,要等上级决定。再过了一些时间得到厂里的通知,让我去厂里在西湖边的临时办公室人事科登记,到了1937年9月初人事科通知我们,要派8个人去南京空军第一飞机修理厂处理作战中损坏待修理及组装霍克飞机,一开始是属于出差性质,8个人我是领队,队友有黄生松、金阿团、景庚芳、陈书苗等。
这时我又回到笕桥厂拿我们自己工具箱里的物品和书籍,领取路费和介绍信,当时中杭厂租了一部汽车送我们去南京,走的路线好像是要过嘉兴等地方,路上一路乱哄哄的。南京大校场飞机场里的第一飞机修理厂在机场的4号篷厂内,这个过程是1937年的9月到12月,一直到南京撤退。
当时办事跑腿什么的都是我去。在南京的时候,我和景庚芳睡在一个房间,景庚芳是做木工的。
在大校场,别的飞机没怎么修,都是霍克。我们白天在机场工作,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白天就跑到高桥门去躲警报,晚上我们就躲到御道街午朝门中间的门洞去睡觉。现在还可以看到中间门洞的墙上两边凿有小的方形孔,那都是当年支撑木板睡觉用的。那个时候的汽车是稀少的,修理厂有一辆福特牌的轿车,这是用5加仑的方桶汽油的,这车就专门运送我们这些修理工的。
第一修理厂的厂长是陈鸿汉,是陈璧君的哥哥,是汪精卫的大舅子。那个时候他好像不穿军装,西装笔挺的。他讲话是这个样子的:“张And李,你们去干什么”,他讲“And”,是这样的。他对我们讲这是请我们中杭厂支援,把可以简单修理的霍克飞机先修好,要大修的、拼装的赶快分解拆卸等待处理。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霍克3的4S店,一方面是修和拼装,一方面有点收拾破烂的意思。
那个厂子人很多,哪里人都有。有来自张学良的东北空军,有来自广东陈济棠的空军,还有四川来的,都集中在南京第一修理厂。那个时候,厂里有六十多岁的机械士,一等一级,拿120块钱一个月。我那时一个月也拿到40块工资了。
那个时候空军的基地和我们修理厂都是日本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我们除了修理和拼装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躲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我母亲还住在杭州,平时我还可以跟母亲写信联系。后来我母亲也到了南京,她跟我是相依为命的。
后来战事越来越紧了。到了1937年12月份,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往湖南衡阳转移撤退,搬迁时已是人心惶惶,厂方紧急动员能搬动的机床设备和待修的飞机及资料等等,连同员工家属老少、生活用品统统向急忙调来的几十个火车车厢装,大人哭,小孩叫,天又冷,我们跟着第一修理厂从浦口站上车,火车上面都盖着油布,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我们8人坐的车厢还算好一些。当时是敞篷的火车,上面蒙上布,底下是机器零件,霍克的机翼、机身,连人带铺盖,经过徐州、郑州、武汉,一路迁到衡阳。
到了武汉时我们中杭厂已经在汉口江岸火车站不远处的一家工厂开工了,据说这个厂址战前是日本人的纱厂,以后中杭厂又从汉口搬到垒允(现写成“雷允”),垒允在中缅边境的瑞丽,也就是搬到最边上了,我没有去过垒允,后来垒允厂给日本人炸过,日军侵占缅甸时我听说我们也有自行炸毁的,一切全部都炸掉了。中杭厂的人员有的转往空军,有的转到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还有其他大型工业企业。
  

六、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向日本人道投弹  
  
前面说了当时中杭厂已经搬到汉口江岸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原日本纱厂的厂房内开工修飞机了。我们火车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我去了硚口的中杭厂办事处,厂里没去。在办事处见到我的师傅LECKELL,他叫我回厂里去,但空军不肯放,我还是跟着去了衡阳。这时候我还算是中杭厂的人,中杭厂把我借给人家用。
在衡阳我们赶修了许多霍克飞机。这期间由广州运来许多大木箱,装的是两架美国生产的马丁飞机,机身是蓝色的,机翼是黄色的。我们组七八个人赶装了这两架飞机。装马丁的时间好像是天气热的时候。就是徐焕升他们飞的马丁,他曾经远飞日本去投传单,当时是很轰动的,是讲我们中国空军也可以飞到你日本上空,但我们不投炸弹,我们投人道的宣传单,所以他这个又叫人道远征。说到投传单还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当时第一修理厂的股长李云岩同我们一起研究,如果投放比炸弹轻的纸张,投弹舱如何处理该怎么改装,炸弹重量大,自由落体,一按电钮,炸弹就脱钩下落,自动飞去炸弹的保险部分即可轰炸。纸张轻打开舱门投放,气流向弹舱倒灌就会飞得到处都是纸张,如果吸到发动机的汽化器内发动机不是就要灭火了吗?李股长也感到很棘手,当时一厂领导向空军主管部门提出了这个问题,研究了很久,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即这种装传单的麻包,口部应当有一个像炸弹引芯这样的装置,在麻包离开弹舱投落一段时间以后才自动全部打开麻包,而且在麻包的前部还要装置重物,以免缺少重量气流倒灌投不出去。之后在报纸上见到了向日本投放传单的事情。

1938年底的时候,当时成都空军第十一修理厂刚建厂,要修理霍克飞机到衡阳来调人,第一修理厂就把我升了一级,我就带了几个人到十一厂去。这时中杭厂来的人里面就是我一个人去了。
我们从衡阳到宜昌坐船,碰到中杭厂的叶树森、叶树兹兄弟,他们正好也在那里。宜昌的分配站把我们这批空军分配到“同德”号兵舰上去,叶树森他们上不了船,我就把他们算到我们的名额里,带上了兵舰。
“同德”号在三峡上去一点出了毛病,是方向舵出问题了,船漂啊漂的。好在还是三峡比较平稳的一段路,最后修好了。叶树森、叶树兹坐船到了重庆,我们就分开了。他们到重庆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去了成都昭觉寺的空军第十一修理厂。到了成都,我成了空军机械士,这个时候才算是空军的人了。

七、倒霉的事和扬眉吐气的事
  
后来我由成都空军十一厂又调往陕西南郑空军总站机械士大队,当时空军机械士年龄普遍显老了,特别是东北张学良空军的机械士,他们拿着一等一级120元的工资,但都不到机场上班了,就住在家里。这样在小的飞机场站都有一些广东空军、福建空军,其他省份也有一些空军,这些部门的机械士后来都由中央空军收编。
我在南郑机场机械士总队期间就跟着飞机跑的,在内地的所有的机场,包括四川西康等随着飞机的转移跟着去服务,一一都跑遍了,自己的飞机、日寇的飞机,空战中打下的要去拆运。还有自己牺牲的战友,包括打下的敌人也要去处理后事,如果飞机不着火处理后事简单些,如果飞机着火人烧得就只有2尺多长,焦黑焦黑的,肠子还是花花绿绿的,真是凄惨。空军对牺牲人员的遗体处理有规定,要用白布进行裹扎带回。有一次,广元县政府通知有一架飞机落在广元东郊叫做快活岭的山区,站长派我和一个机械兵去处理,我们爬山涉水到达镇政府,镇长不接见我们,派了一个办事员带领我们到飞机失事的现场,此人领我们去看失事飞机的残骸,是一架苏联的CB轰炸机,已经全部摔散掉了,奇怪的是飞行员没有穿飞行服,没有保险伞、没有手枪及所有随身物品,就这样躺在地上。这就奇怪了,到底是怎么牺牲的,该办事员态度蛮横对我们也不理睬。如果我们当时要深入追究,我们就回不了广元了,事后了解到飞行员姓杨,他的后人如果健在可以和我联系,有些情况我也不便细说。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过来的支援队飞机是有TB(型号)4个发动机的轰炸机,我在成都见过一架。其他型号CB,是2个发动机的轰炸机,E15、E16(型号)驱逐机比较多,这些飞机在作战中损失很多,不久苏联支援队撤走,飞机全部交给中国空军,最多1-2年时间就消耗尽了。苏联的这些飞机相对比较粗糙,修理拼装时困难很大,同一型号的飞机零部件很少有可互换的,美国的飞机只要型号和批次相同就可以互换,所以那个时候比的还是工业基础。
还要说一件怪事。南郑空军总站机场设在南郑城墙的边上也就是城外,办公的地点在城墙的另一边也就是城里的关帝庙内,隔着一条城墙,城墙内打通了一条弯曲的通道以避免日机的轰炸,这期间中国的空军已打得差不多了。有一次两架日机飞来,飞得城墙这么高,打着机枪,地面陆军打着马后炮般的步枪又能有什么用?一架日机在低空盘旋,另一架降落到城墙边外面的办公处,飞机也不停,驾驶员跳下飞机拿走了机场当官人员的签到簿,然后起飞走了。你说日本人猖狂到何种程度?打到我们飞机损失最多的时期,我们机械士在机场处理好自己的飞机躲避日机的袭击,当来不及躲避离开机场时,日机飞来袭击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机飞行员的头部。
(朱老讲的日机拿走国军机场里的签到簿我是第一次听说,另一版本是日机拔走了我机场里的旗帜——这是一种炫耀,更是对中国空军空前的羞辱。)
最艰难的时期,空军第五大队打到全军覆没,这是因为飞机太少,不是我们的飞行员没有勇气,如同五大队有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吴其轺(杭州人)打下过5架日机,击伤过多架敌机,自己也被三次击落,真是英雄啊。
倒霉的事情说过了,再来说说一些扬眉吐气的事情,最后中杭厂在垒允生产了P40歼击机。美国陈纳德飞虎队支援了很多飞机和人员在空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打得日本飞机落花流水。美国驼峰飞行队、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队在驼峰航线上为运输巨大数量抗战物资,无数的英雄牺牲在这条航线上,各种刊物都有详细的记载。
一直到1945年8年抗战胜利,我们才真正扬眉吐气了。
  

八、关于起义的事情
  
我后来就一直留在部队里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杭厂已经没有了。
最后跟你说说关于起义的事。1947年我到了空运大队,大队长衣复恩,一〇一中队驻防上海江湾机场,中队长杨道古、乌钺(后来担任了台湾的空军副总司令,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一〇一中队的机械长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龚先荫,人很开明,他对我们机械人员也很关心关爱的,平时对我们灌输进步的思想,是他组织的起义。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们很是反感,所以我们大家参加了起义,一起奔向新中国。龚先荫和毕光灿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光灿后来调往四川夹江空军第二航校任机务处主任。有次我出差去四川夹江第二航校机务处找他,寻问毕主任,他们问我哪个毕主任?我说毕光灿,他们回答,哦那个国民党啊,当我听到就这样称呼真是心里寒啊……第二航校还有一个军械毕主任是给林彪放马的。罗锡林分配到武汉空军司令部机务处、陈声永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机务处;他们中有的分配到华东空军机务处,谢克勋分配到海军飞行队的一架飞机上当机械员,当时海军只有一架起义的飞机。“文化大革命”后我去福州出差找他,原单位说他分配到福州一个果品公司去了,我去果品公司,又说他在一个门市部,到了门市部我看到他在卖甘蔗,我和他两人在甘蔗门市部说话,当时边上还有一个人坐着听我们的谈话,我实在搞不懂,起义的机械士竟然落得这样的生活状态!
1949年以后我一直生活在南京。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对我这个从小受苦到成人的人来说,不算苦,我是吃技术饭的,那总还有一口饭吃吧。那时我们也要劳动改造,但不会下放到农村里去,是因为飞机一有事情我随时就要被叫回来处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厂区里打扫卫生拨草劳动,一有事情就被喊去分析研究, 那时我手臂上要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白袖章,但我的技术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文革”的时候空军摔了一架飞机,让我去分析找原因,到底是机械的事故还是人为的原因,我们经过分析得出了结论:是机械事故。这让有的人不高兴了,他们说小小技术员懂什么,他们想用官大来压人,但我都是凭良心说话做事的,我这样做也是保了那名飞行员。我说我是实事求是的,这样才能心安理得。
飞机的事情看上去很高深,实际上说简单也简单,来不得半点马虎。去年有一个马航事件,再前几年有一个法航事件,是2009年,这个事故跟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碰到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在C—46机上当机械士,那个时候我一天十多个小时都飞在天上,因为作为机械士是随时要跟着飞机的。有一次是在四川新津机场有雾的情况下起飞的,飞机进入云雾之后,升降速度表上显示为上升,但飞机却在不断下降,透过云雾已经能看到地面了,这时机组乘员一片紧张。此时机长不顾仪表指示,调整飞机升降舵,使飞机上升脱离险情,可这时仪表指示飞机仍为下降,这时乘员及时检查,发现仪表板上一个空速表联接真空泵的P托管的加温开关被错误按在地面试车检查状态,这样飞机仪表上的上升和下降示度刚好是相反的……飞行员会驾驶飞机,但他不一定懂每一个零部件,有时往往会忽视细节。所以我那时的一项工作就是检查这些小细节,我当时是用一根铁丝把这个加温开关的盖给固定住,这是不少飞行员也不太注意的事情。后来的法航飞机失事,就是跟这个有关,我当时看了报纸上对法航失事的报道后还写了一段文字给报社,当时是希望有人译成法文的,可是后来没人能译出来。
(这时女儿朱惠玲拿出了一张南京的报纸,那上面有对法航事件的报道。)
我是1984年离休的,我从事航空工作五十多年,我热爱这个工作,离休了也一直在看报纸看电视关心航空事业,它是我一辈子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饭碗,更是我的精神寄托,它带给我快乐自豪。我是很敬业的,也拿过不少的奖章。
我们这些人就是淳朴、诚信,总是要让自己对国家和身边的人能做些事情,心里始终想着要报效祖国,我们参加抗战就是在报效国家。作为一个机械士,我虽然没有一枪一炮亲自消灭日本侵略军,但我参与制造、修理和拼装的飞机,由我们的空军战士驾驶着去跟侵略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在报效国家。
  

作者附记:
  
中杭厂始建于1934年3月,6月底落成,共计建筑费美金110246元,由美国人设计,厂房和办公楼是连在一起的,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9月份,中美双方签署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建厂初期投资总额为300万美元(当时黄金版价为33美元)其中中国投资51%,美国49%,后来总投资增加到1000万美元以上。
2.合同期暂定五年,五年内全厂经营管理由美方负责,中方只设立一个监督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和飞机的验收,五年后合同期满,全部无偿移交中国,归中国所有。
3.该厂秤规模,初期定为年产各型飞机50架左右,以后逐渐增至100架以上。厂房设计和管理制度完全由美方制定,生产设备由美方供应。
4.该厂生产任务由中国政府确定。生产的飞机全由中国政府收购。收购价格仍按美国同类型飞机的出口价格计算。如果成本低于这个出口价,则为盈利,高于这个价则为亏损。不管盈亏,皆由双方按照投资比较分摊。
5.生产上所需全部图纸以及各种技术资料,包括总设计书、总的和重要部件计算书、检验报告等,均由美方负责。
6.生产上所需的一切材料,各种标准部件、零件及其他用品,悉由美方供应,中国自己不直接购买。
7.美方对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负有技术培训义务,具体办法是:所有生产部门和车间的负责人,正职由美国人担任,副职由中国人担任,采取跟班学习,人数按需要决定,要组织技术人员轮流到各车间实习,要对工人进行专业培训等。
8.设立董理会,作为本厂的上层管理机构,随时处理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决策问题。董事长孔祥熙,副董事长鲍雷。
  
——引自渠长根《民国杭州航空史》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6: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余仲奎:国民党航空研究院回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aad44f0102vnhv.html




一、航空研究院的成立经过及其组织结构

航空研究院的全称是“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其前身是航空研究所,1939年7月7日成立于成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谋求解放空军所急需的器材。当时,沿海各大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对器材的运输及供应又进行封锁,修理及制造飞机用的许多器材都无法保证,均需自己解决。

航空研究所成立时,由航空委员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所有行政与业务工作都由王助全权处理。黄是空军高级将领,对航空科技问题甚为关心,经常来所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及时提出适当的意见,但具体问题放手让王助去做。

王助是我国早期杰出的航空工程专家,191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科学硕士衔。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受聘于美国波音飞机公司,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工程师。1918年回国,在福州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利用国产材料制成水上飞机多架,随后又任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对航空研究所副所长一职来说,在当时王助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航空研究所下设三个组,即器材组、飞机组及空气动力组。航委会派原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朱霖担任器材组组长,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王士倬担任空气动力组组长,飞机组组长则由王助兼任。

两年时间内,研究所业务的发展速度及程度出于原预料之外,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复适用,遂于1941年8月1日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院的业务组织分为器材及理工两个系。器材系有器材试验和木材试验、化工、电气、仪表、金属材料及兵器等组,理工系有空气动力、结构、飞机设计、试飞及原动力等五个组。设计组附设有飞机试造场及机工厂。

是时,朱霖及王士倬两位组长已被调他去。器材系由前中央大学教授、研究院余仲奎任主任,理工系由王助副院长兼任。任器材试验组组长的先后有余仲奎(兼任)、前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支配主任华凤翔、前第四飞机修理厂厂长黄渭熊。木竹组组长一直由余仲奎兼任。任化工组组长的先后有前经济部汉口商品检测局技郑万册先、前天原电化场研究主任兼技师唐永健、前东北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黄树藩。电气组组长为前中山大学讲师莫锦桐。仪表组组长为前中山大学副教授林昭信。金属组组长先后为吴郭荣及林鲲荣。兵器组组长先后为余仲奎(兼任)及王裕齐。空气动力组组长为前中央大学教授伍荣林。结构组组长先后为前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技师班主任林致平及于桂藩(兼任)。飞机设计组组长先后为黄渭熊及于桂藩。试飞组组长先后为陈再安及于桂藩(兼任)。原动力组组长先后为丁士雄、前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主任俞乃喜及林鲲荣(兼任)。


二、飞机层板的研制

航空研究所成立之时,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为了满足学生对飞机构造者们课程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要求,就在余仲奎教授的带领下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层板研究试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木材的选择与质量保证问题。当时,国外所用的航空层板多由桦木制成。我国四川、西康两省这种木材很多,而且经过试验证明它的材质不错,可以和国外同种木材相比而毫不逊色。

有了木材,就要将其刨切成适当厚薄的薄木片,并通过适当的压力及及胶质将薄木片以三层、五层或更多层而压合起来。每一层薄片的木纹方向须与相邻一层的木纹方向成90度角,使其纵、横两个方向的强度及收缩率相互接近。

将桦木刨成薄片须用特制的刨木机,这种刨木机国内当时没有,如果从新设计制造,时间又不允许。最快捷的办法须先了解如何刨切木材,用什么刀具和设备,然后从现有设备中寻找合适的机械,将之改装,或配上一些部件,使之能将已软化的木筒整筒刨切成所需要的薄木片。这种做法将会事半功倍。

一般的金属切削机床配上特制的刀具及支座可以改成旋转式的薄木片刨切机。这样对于宽度较小的木片可以“成匹”刨切出来。

抗战初期,苏联提供的И-15及И-16战斗机,都急需用层板进行修理。当航空研究所知道中央大学已进行过桦木层板的研制试验,就派朱霖到重庆向学校领导商借余仲奎去成都到该所的器材组当研究员。经过磋商,学校当时允许余去该所工作两年,没有意料到后来在该所一直工作了八年。

余仲奎在1939年9月离开中央大学到研究所去,这是他在1937年6月离开南昌第二飞机修理厂两年后又回到航空委员会下属单位工作。当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和解决飞机用层板的生产问题,并派了两名中山大学机械系刚毕业的人员陈方翰、胡琪章两人当助手,先研究解决大块层板的生产工艺和制成后对层板的力学及其相关性质进行试验等一系列问题。

这里所谓“大块”是指宽度及其长度各在一米以上的层板,因为只有这种尺寸的层板才适合于飞机的修理与制造。长度问题容易解决,但宽度问题则涉及到刨切刀具和设备的尺寸和动力问题。这就需有一个巨型的刨木机和一个巨型的波压机。上文所说的一般的金属切削机床不能改装为巨型刨木机。为了争取时间,余仲奎建议在成都航委会下属的机械厂寻找可以利用的设备,得到黄、王两人的同意。终于在成都附近的一个机械厂找到一台具备了刨木基本动作的巨型机械设备,只需设计制造刨切刀具及一些必需的部件就可以改成刨切一米宽的薄木片机,从而解决了大尺寸板材的刨切问题。

薄木片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胶粘问题,一个是将薄木片涂上胶后如何将之压合制成层板,根据当时国外的经验,将牛奶脱脂后提炼出来的酪素加入少量的化学物可配制成酪胶。它既有一定的胶粘力,又有一定的防水能力,而且还可以在室温下使用,不像酚醛树脂胶需要热压才可以固化。

酪胶的研究工作由万册先、唐永健及黄国义等人负责,不久就解决了。剩下的棘手问题就是缺胶压层板所需的巨型压力机,它的作用是将薄木片在涂胶后一叠叠压制成一块多层板,每次可以将几十块叠起来一起加压,待胶质固化,然后取出。

层板压制机的平台面积最少要有一平方米或者一平方米以上。以每平方厘米10公斤的压力计算,就要用100吨的压力机才可以将薄木片压制成一平方米大小的层板。当时,要购置或设计制造这种机械在时间及制造条件上都不可能。后来终于在航委会南川第二飞机制造厂找到了一台合适的液压机。这原是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在抗战前从意大利进口的压力机,稍稍改造即可应用。通过黄光锐兼所长的努力,该压力机很快调给航研院使用。这样,制造大型层板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并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以应急需。

关于生产问题,王助在他写的“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话:“本院既为研究机构,最理想的工作应该是专门研究而不从事生产,惟器材经研究出制造方法以后,国内无承办生产者,不得已对于有大量需要者,则自行设厂制造;对于小量需要者,由承办之各组制造,以资供应。”

因此,在层板研制成功之后,为满足修理及制造飞机的需要,1940年6月成立了附属于航研院的层板试造厂,由余仲奎兼任厂长。后来为扩大生产业务,又在1943年12月扩大为飞机层板制造厂,仍由余仲奎兼任厂长,并以罗锦华为副厂长。罗是原中山大学讲师,当时已升为研究员。

由于大量生产的需要,桦木的供应单就四川一地已不够用,所以又到西康天全南池子山场采购,运回成都制造层板。这种频繁的长途运输给生产带来许多不利,而且运回的木材在刨切成薄木片过程中仅能利用一部分,其余部分,特别是中心部分不适合于刨切。

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重新设计一台简便的、可以随意搬动的刨木机,以便在山林现场刨切成薄木片。由于当时已经掌握刨切木片的技术,很快就设计和制造出这种移动式的刨木机,在这当中陈芳翰做了不少工作。

在西康的深山旷野,既无电力供应,又不能用汽油发电,生产所需的动力就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利用木炭来产生可燃气体,用以驱动汽车发动机而作为刨木机的动力。木炭可以就地取材,而节省的汽油可用于运输合格的薄木片。这项工作当时由层板刨切股代股长唐景沂负责。这样,就可以把合格的薄木片选出运回成都,在成都生产层板,而不必将整筒木材运回,提高了生产效率。层板厂从1940年成立至1946年2月共生产了合格的、不同厚度的飞机层板27959平方米。


三、木材力学性质的研究

正如上文指出,为满足飞机设计及制造的需要,木材及竹材力学性质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解我国西南地区木材的生长及供应情况,当时派出人员分赴各地调查,采集样本,购买不同种类的木材,回成都进行力学和相关性质的试验。在长达7年之久的时间内,先后在川、康、黔、桂各省林区调查10余次,采得试材百余种,作各种强度及物理试验达9万次。参加木种鉴定工作的有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到产地调查的先后有周光荣、潘长弼和石明章。

为了统一试验标准,做到试验结果合理可靠,笔者参考国内外资料先后写出两份技术丛编作为指导性文件,即:第3号《飞机木材之处理与使用》和第4号《木材力学试验标准草案》。当时,首先进行了川产木材的研究,随后又对西南其他各省的木材——四川云杉、泡桐、柳杉,四川理蕃(1945年改理县,下同)六种木材以及贵州的核桃亩一一进行了研究。对各种木材的研究持续了7年之久,将从西南各地采回的试材共101种制成合格的试验标本并详尽地进行了力学性质的研究,得出了可靠的数据,以适于飞机设计及制造只用。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表了有关木材的研究报告。计有:
第4号报告:川产云杉之性质  作者余仲奎、黄鹏章、陈启岭、罗裕英
第5号报告:四川理番六种木材性质 作者同上
第12号报告:黔产核桃木之性质 作者同上
第13号报告:川产泡桐木之性质 作者同上
第14号报告:川产柳杉木之性质 作者同上
第24号报告:中国木材之平衡含水量 作者余仲奎、罗裕英
第28号报告:中国木材之力学及其相关性质(一) 西南地区101种 作者余仲奎、陈启岭、黄鹏章

原来,在发表第28号报告之时(1946年2月),曾考虑在抗战胜利后将我国其他地区的木材经过详尽研究后,写成论文一次发表,所以先定为“中国木材之力学及其相关性质(一),西南地区101种。”以后将一次定为(二)、(三),可惜各种原因,这一打算无法实现。今天回顾起来,诚属憾事。


四、竹材力学性质及层竹的研究

竹材的强度极高,近表皮的无节部分(竹青部分)的抗张强度由于当时用以制造飞机的铝合金,而它的比重仅为铝合金的1/3,各项强度亦比木材为佳。为确定它是否适合于航空之用,曾经进行大量试验。单举楠竹为例,计选得高约5米至10米、直径6厘米至12厘米的楠竹65株,制得合格标本14762个,分别作了比重、收缩、抗张、抗压、抗弯、抗剪等强度试验以及不同含水量与强度关系等试验共20725次。仅就抗张强度与部位关系一项试验就进行了2600次。在距离竹材的表面约8%厚度处的抗张强度约为4.57公斤/平方毫米(6500磅/平方寸),其强度与比重的比率3倍于当时所用的铝合金。

沿着层板的研制思路,又将强度大的竹青削成厚薄均匀的长条编成单竹,并通过胶压之后刨制成层竹,即将多层单竹用酪胶压合而成薄板,定名为层竹,有别于层板。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竹材原为圆筒体,竹壁厚度有限。制成层竹之后于层板一样,不受宽、窄、厚、薄的影响,实为利用竹材的理想方法。单竹是由竹条编织而成,其选材及编织均有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当时有仿照织布机的原理造出单竹编织机而制成单竹。通过包括比重、抗张、抗压、抗剪、弹性模量及强度变化关系等17455次试验,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可层板相互配合,用于飞机的制造与维修。在这时期共制成层竹2328平方米。

竹材研究所发表的论文计有:
第10号报告:川产楠竹性质之研究 作者余仲奎、沈兰根
第26号报告:层竹之创造 作者余仲奎、罗锦华、黄振邦
第27号报告:川产慈竹性质之研究 作者余仲奎、沈兰根
第33号报告:竹质飞机外挂汽油箱 作者余仲奎、罗锦华


五、飞机竹质外挂汽油箱

外挂汽油箱又称副油箱,挂于飞机的机身或机翼之下,为供油系统的辅助容器,以补助飞机上的固定油箱贮油量之不足,增加飞行时间或空中活动时间。飞机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须将外挂汽油箱抛掉,以保证飞机原有性能。

初时,苏联提供的外挂油箱是用纸质材料压制而成的流线型容器,内壁涂上一层不为汽油所溶解的涂料。但这些油箱实际上只能有效地在8小时内放置汽油泄漏,而且防水能力更差。在潮湿的地方容易发霉,既不耐用又比较重。而且从苏联长途运来,后来也无法供应。

由于空战需要,从苏联供应困难,行委会所属的一些工厂曾一度用薄铁皮制造外挂油箱。但它们的外壳不是流线型,空气阻力大,而且重量亦大。所以研制合适的油箱的任务就给了航空研究院。当时已经有了压制层竹的经验,所以这项工作不是很困难,很快就会顺利解决。实际的研究时间仅用了3个月就成功了。

工作初期,航研院就根据不同容量找出油箱外壳最理想的流线型曲线,据此进行设计并用木材制造压制油箱用的前段及后段的阳模与阴模。将从市面购回的竹席(因油箱所受应力不大,不用像层竹那样须另外编织单竹)裁剪成所需的尺寸和形状,涂上酪胶之后放在模具中,在压力机下压制成两个半块,再合拢成为油箱的前半段和后半段。

为防止汽油渗漏,在每半段内用棉纸及中国生漆制成防止汽油渗漏的涂层。随后装上进油口、放油口配件及油箱内部强化加力环。最后才将两个半段合拢成为整个油箱。这种油箱当时称之为胶压式外挂油箱。先后制成的不同容量的油箱有30、50、75、105加仑等类型(英制1加仑=3.785升),分别应用于苏制И-15Ⅲ型及美制P-40E型驱逐机,以及苏制СБ-Ⅲ型轰炸机。当时共制成17001个胶压式油箱。

由于需求量大,这种工艺又比较繁琐,而且每个油箱(以30加仑的油箱为例),就要消耗酪胶月2公斤,单酪胶一项就难以供应。因此,不得不另行研究生产新油箱的工艺。

新型的油箱成为编织式油箱。制作方法是:将油箱的流线体分成前后两个半段,用木材制成比较精密阳模,将特制的竹条按阳模的外型编织成前后两个半段,同样用棉纸及生漆在壳内涂裱成防止汽油渗漏的保护层。这样,只有在两个半段合拢时才使用少量的酪胶。不过油箱的外表面由于编织时竹条在模具上的“起伏”,不像胶压式的表面那么光滑,要用生漆与石膏粉配成填充料,而将箱壳表面凹入的地方填平,使其光滑,以减少空气的阻力。这样,相同容积的编织式油箱比胶压式的要略重一些。如果以单位容积的重量计算其平均值,则编织式为0.278公斤/加仑,胶压式为0.39公斤/加仑。苏制的纸质油箱为0.337公斤/加仑,比胶压式的要重,美制的铝合金油箱为0.260公斤/加仑,日制的铝合金油箱为0.354公斤/加仑。

这里要谈一谈中国生漆对防止汽油渗漏的作用。生漆在干燥状态是一种理想的涂护料。中国研究人员曾将制好的油箱做长期贮油试验,盛载91号辛烷数的汽油经过一年之久,没有发现任何渗漏痕迹。后来将油箱剖开,看到生漆及棉纸所做成的涂护层无任何损坏。用编织式制成的油箱共7797个,容积分为50和75加仑两种,分别应用于美制P-40E型、P-51型驱逐机及苏制的SBⅢ型轰炸机。前后总计用竹材制成的飞机外挂油箱为9497个。当时不仅供给本国空军使用,还供给援华的美国空军使用。

为了减少从成都运油箱往各个地区的困难,原在成都生产油箱的层板制造厂又在桂林设置分所,就地取材制造油箱,以供西南地区只用。桂林分所由原层板厂装修股股长胡琪章兼代分所长,直至桂林沦陷,该所遂告结束。

外挂汽油箱的研究,除第33号报告的两位作者之外,尚有苏裕荣。参加制造工作的主要是层板厂的全体员工,其中负有单项任务的尚有吴蔚光、李瞻规、凌云沛、卢祝尧等人。因人数众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这里顺便指出,当75加仑的竹质汽油箱研制成功后,送到空军某一轰炸机队,请求挂在苏制СБ-Ⅲ型轰炸机的两翼下进行空中飞行试验,以便观察汽油对该飞机有无影响,以及观察抛掷时油箱时能否顺利离开飞机。由于这种油箱的体积大,长度为2200毫米,最大直接为572毫米,当时有些飞行人员抱着怀疑态度,怕油箱从飞机脱落时不容易离开飞机,甚至怕会碰撞到飞机尾部。我当时向他们解释,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道理,并愿意一同登上飞机在空中进行试验。后来一位分队长(可惜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和我一起登上飞机在空中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甚为满意,打消了其他人不必要的顾虑,以后就大胆地使用了。


六、酪胶的供应问题

上文已经简单地谈过酪胶的研究及制造情况,这里补充一些内容。由于飞机修理与制造、层板基层主生产以及油箱制造都需要大量的酪胶,但生产酪胶却需要大量的牛奶。生产一公斤酪素大约需要25公斤牛奶。当时,成都牛奶产量不多,除了供给市民作为营养饮料之外,作为工业原料是供不应求的。虽然就西南地区来说,牛奶的来源还比较丰富,但因价格、质量及运输等问题,亦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1942年2月,航研院与甘肃林牧公司订立合同,由万册先携带及其前去教其制造酪素。后来又因价格及质量的关系,亦未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后来,了解到新疆伊宁牛奶供应丰富,于是在1942年11月派化工组副研究员黄学奇带领技工朱元润及军需刘德星前往伊宁,就地生产酪素。成品择优空军在伊宁的教导总队用飞机运会成都配制成酪胶,满足了一定的需要。

1944年11月,伊宁事变发生【注】,朱德星及朱元润遇难,黄学奇失踪,该地酪素生产随之停顿。这段事情,王助在他的“简史”中有所记载,他当时也以为黄学奇遇难。但在事变之后约两年,黄突然回到航研院继续工作,是时王助已离开研究院了。

酪胶因原料供应关系,而且需求量不断增加,总是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航研院又进行豆胶的研究。豆胶是从大豆中提出豆素(即豆蛋白)加入适量化学品配成豆胶。豆胶的性能稍差于酪胶,在胶粘力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或与酪胶混合使用,以减少酪素的需求量。


七、木竹结构的飞机与滑翔运输机

早在航空研究所时期,王助兼任飞机设计组组长。该为航空研究院之后,他兼航空理工系主任,不但全面领导航研院的工作,而且仍亲自抓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航研院设计和制造的飞机都由附设的飞机试造厂及机工厂试造。计有下列几个型号:

(一)、研教-1型双翼教练机。机身为木结构,机翼为木质蒙布结构。该机制成后,经过地面和空中飞行测验,性能符合设计要求。

(二)、研教-2型双翼教练机。该机为木竹结构,机翼及机身的蒙皮全是层竹,机翼横梁及其他受力的构件都是木竹混合结构。除了发动机、起落架、操纵系统及航空仪表之外,全部由母猪材料所组成,属于半硬壳结构,开创了世界航空材料的先例。

该机制成后,在地面和空中进行了严格的测验,飞机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当时,该机的试飞员是华侨飞行员严均。关于这次试验,杨汝楫有较详细的报道。据我的记忆,该机后来交有关工厂进行了小批量生产。

(三)、研教-3型单翼V字教练机。这是将原来的研教-2的尾翼改成V字尾,以代替常规的飞机尾翼,是当时的一种新设想。王助和沈申甫曾写了一篇《飞机之V字尾》说明它的好处。

(四)、滑翔运输机的设计与制造。这架举行滑翔运输机的设计有用载荷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及正副驾驶员。整个运输机,除起落架,操纵系统及必须的航空仪表外,全部是木竹结构。1946年初试制完毕。从设计到制造完成所用实践约3年(1943-1946)。当时王助已离开航研院,由余仲奎接任他的副院长职务。不久黄光锐亦辞职,又由余仲奎代理院长职务,向空军申请派遣适当的飞机为该滑翔机进行拖飞试验。在申请报告尚未批复之前,航空委员会进行大改组。航空研究院改隶于航空工业局。虽然局长是前航空研究所器材组组长朱霖,但这是航空研究工作已不被重视。后来航空工业局派秦大均接任院长。关于滑翔运输机拖飞的事,航研院向他几经催促,直到余仲奎在1947年9月离开航空研究院到中山大学教书时为止,该滑翔机仍未进行拖飞试验。

在当时而论,国际上使用滑翔运输机是有先例的。纳粹德国当年侵占希腊的克里特岛就曾使用滑翔运输机运载伞兵及轻型坦克。但使用木竹结构材料来设计及制造这种巨型运输机确是大胆创举,是世界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八、航空研究院重视科研人才

航空研究院从1939年7月7日成立时至1946年6月止,仅仅7年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科技论文方面,它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书有34份,技术丛编4份。还有王助编的《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手册(1943)》,属机密性文件,没有公开发表,以及余仲奎、陈芳翰、胡琪章所写的《飞机层板制造研究经过报告书(1940年1月)》,也没有及时发表。在器材研究方面,研究成功的有32项,其中18项曾进行大量生产,并先后成立了蒙布厂、电器修理厂、层板厂和麂皮厂。

取得这些成就是与该院重视科研人才分不开的。旧中国的技术人员本来不多,而小小的航空研究院竟然有大学理、工科毕业的人员超过100人。在高级的专任研究人员中,如王助、朱霖、华凤翔、王士倬、余仲奎、伍荣林等人曾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并获得航空工程科学硕士学位。还有万册先、林致平、黄树藩、林鲲荣等人都是早年留英、美的,有的还当过大学教授,然后来到航研院工作。在委托研究员中则有中央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杜长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钱学森(这两人也是麻省理工校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中央大学教授张创及黄玉珊,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武汉大学教授缪恩钊等人。根据1944年的统计,在100名科技人员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41人,大学毕业的佐理员有59人。委托研究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航空研究院多方罗致人才,足以说明它对科研人才的重视。

当然,航研院所取得的成绩不单是和这些人有关,也和该院及其附属工厂全体员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些人都抱着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共同目标或愿望而走到一起,献出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智慧。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0 15:41: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为却倭奴哭秦庭 棉麦桐油取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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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古老的华夏举步维艰。半壁江山沦入日寇之手,失去了华北平原的粮食,丢掉了华东海关的税赋,广州沦陷后甚至没有了出海口。武器、粮食、医药都极度匮乏。
环顾世界各国,大多在即将爆发的大战阴云下战战兢兢,法国自顾不暇;英国厉行绥靖,还因为西藏问题和国民政府早有龃龉;而本来过从甚密的德国权衡利害后也倒向日本一方,3月遣散在德中国军事学员,4月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5月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美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奉行“光荣孤立”的国策,不愿因援华而激起美日冲突。
泱泱神州完全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境地。无数的师生随着学校的撤并,无数的军人因为溃散和转进,无数的百姓不甘为亡国奴,一起向着西南内地,万里跋涉。
一位戴着眼镜,华发微生的中年人此时却逆着人流朝着东方进发。自重庆启程,经陆路抵香港,再乘船越过太平洋的浩渺波涛到达美国。
他叫陈光甫,是上海商业银行的创始人,战时中国的对外筹款人。战前因与纽约化学银行频繁的业务往来,为美国金融界熟知。在一次给金陵大学捐款时,又结识了该校教授、同时也是美国财政部长私人驻华代表的约翰.卜克。此次被卜克教授推荐,应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之召,身膺争取美援的重任。
摩根索和罗斯福的农场相邻,早年已为密友。罗斯福入主白宫后,他担任美国农业信贷部门负责人,不久又高升财政部长。他是一位美籍犹太人,因为中国友善地接纳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而对中国心存好感,几年前就促成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中美棉麦借款协定》。

“棉麦协定”的签署非常具有戏剧性。1933年,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刚刚履新的罗斯福邀请,赴美参加经济会议。同时为寻求美国政府的贷款展开游说。但美国政府中支持中国的声音太过弱小,滞留近百天一无所获。
宋子文只好到纽约金融市场寻求私人银行资金。大部分财团感到中国局势动荡,前景不明,不敢放款,个别愿意放手一搏的银行贷款条件又太过苛刻,宋子文一筹莫展,眼看就要两手空空回到中国。
临行前,宋子文参加了纽约的一个酒会,在会上偶然邂逅了美国农业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近期十分烦恼,美国农业经历了29年到33年的经济危机后,刚恢复了一些元气,棉花、小麦等大宗农产品丰收,但传统海外市场还没有从大萧条中站稳脚跟,销售严重受阻,大量过剩。面对如此困境,他非常担心美国农业再次陷入衰退。





宋子文灵机一动,说,本来中国每年就要从印度等英殖民地进口大量棉花,小麦等粮食作物也是畅销品。以华埠市场之大,消化美国积压的棉花和小麦实属轻松之举。他愿意帮助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该负责人大喜过望,将宋子文引荐给农业部的高官摩根索和部长华莱士,力促中美草签一项棉麦贸易协议,以解燃眉之急。
头两轮谈判过后,美方热情高涨,渐入佳境。宋子文话锋一转,颇有些为难地告诉美方代表。因为日本侵占东北,又策动华北自治,国内为抵抗侵略,所有资金都要用于整军备战。本国立法会近日发来急电,不拟批准此项贸易协议。
这个时候,美国几个农业大州正在争抢对华售货份额;而相关的农产品发运工作也已启动,各远洋轮船公司、海上保险公司都对该项业务虎视眈眈。现在告诉他们:协议不签了,大家歇了吧!这些产业承载着那么多的商人、农民、码头工人和水手,他们可不管是因为中国人没钱才导致生意泡汤的,农业部的招牌都得被这些人砸烂。
新娘上了轿,新郎要悔婚!美方代表岂能甘心?农业部召开闭门会议,紧急磋商,信贷部门负责人摩根索提出一项务实的解决办法——咱们牵头给中国拉一笔贷款,中国再用这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一切贷款条件从宽,我们的棉花和小麦非卖给中国人不可。
宋子文接到照会后暗喜,表示要同国内保守派大大的辩论一番,争取达成协议。
一番周折后,《中美棉麦借款协定》签署。由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贷给中国5000万美元,中国使用贷款购买美国农业部的棉花和小麦。此项协定成功签订,对于财政拮据的中国不啻为一剂强心针;而且在国际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不久,《中英武器借款协定》、《中意武器借款协定》先后签署,伦敦和罗马相继按照美国模式,借给中国500万英镑和1000万美元购买本国武器。不但切实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也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关注,让日本征服中国的侵略野心终成泡影。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9 22:40:17 | 显示全部楼层
铁路史话】白晋路:消失的铁路


“小二黑去参战白晋线上,于小芹身在家心在前方……”这是戏剧《小二黑结婚》中的一句唱词,其中提到的白晋铁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可是赫赫有名。

当时,日寇紧紧地控制着这条铁路,对我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在政治上讲是一把穿心剑;在军事上说是一条运输线;在经济上看是一股“吸血管”。因此也成为我八路军袭击、破坏的主要目标,从日寇修通这条铁路后,它一天也没有安宁,直到被八路军打到瘫痪甚至彻底截断。成为山西铁路史上唯一一条消失了的铁路。


白晋铁路遗留的桥墩

                  白晋铁路的缘起

晋城古称泽州,是晋东南的最南端,地处晋豫接壤之要冲,是山西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古来就有商道。
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推行“六政三事”,始修晋中祁县白圭镇至晋城的公路,全长348公里,民国十九年建成通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4月,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的思想,设计“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其中仅铁路建设就规划了21条,长达3000公里,白晋线就是这个规划中又一项重大工程,起于祁县白圭镇与同蒲铁路接轨,终于晋东南最南端的晋城大口村,是南同蒲线的一条长达300公里的支线,是省城通往晋东南的主通道。


1934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发行的货币

白晋线设计为窄轨,轨距为一米。当时的山西省政府选择窄轨,唯一的考虑就是可以显著节省投资。

阎锡山对铁路建设提出“坚固与省钱两者兼顾”的方案,下发过一本《山西省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的小册子,说明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别省都采用的标准轨而选了窄轨:采用窄轨,修筑同蒲铁路每公里费用只及外省标准轨铁路的四分之一。同蒲铁路若修标准轨,五十年要赔37.43亿元,而修窄轨,50年可赚回30.63亿元。

这是一个经济帐,但从政治上讲,阎锡山认为铁路修成标准轨,外省的兵车可直接开进山西,不利于他的割据统治。若修成窄轨,遇有战事,可及时运兵出击,不利时可将机头、车厢全部拉回,而敌方则不能利用。再者修路想利用他族叔阎书康在法国银行存款700万元,因阎书康早逝,法国银行不让提取这笔款。后来几经交涉,法国银行说他们有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小火车头闲置不用,这笔款可以用小火车头相抵。这也是阎锡山主张修窄轨铁路的原因。


           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购地评价单

1934年10月,在工程处处长李其昌主持下,白晋线完成了全线勘测,1935年6月白晋铁路正式开始施工,由晋绥兵工筑路局承担施工任务。于是筑路队伍开到工地,开山炸石,筑桥涵洞,经过二年多苦战,路基断断续续修至潞安(今长治),此刻,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山西首当其冲,迫使这项工程中途夭折。1937年秋,白晋线建设工程被迫停工。

                  日寇改修东潞铁路

1938年初,日伪占领长治后,准备修筑铁路,以达到其长久占领的目的,在勘测中,发现了白晋铁路路基,于是幸喜若狂。便调来日矿山株式会社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多次勘察,在原来白晋铁路路基基础上,进行少量改动,把起点改在祁县东观村,第一步终于定于潞安长子门,所以定名为东潞铁路。将这条铁路修通,作为当时省府太原通往晋东南的主要通道。


                 白晋铁路上的铁轨

1939年2月,占领祁县来远镇的日军中村中队开始调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接着阎锡山的工程继续向前展修,同年10月,东观至武乡南关段通车;1940年5月,南关到襄垣夏店段通车;7月,铁路修到长治市的北郊长子门,全线通车,开始投入使用,因其北起祁县境内的东观,南至晋东南长治,故名曰东潞线。

全线设东观、子洪、盘陀、来远、南关、分水岭、南沟、漳源、牛寺、固亦、沁县、新店、虒亭、夏店、东周、常村、呈寺、潞安(长子门)等十八个车站,受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太原铁路局管辖,沁县设一总段。


           日寇在白晋铁路路基上修成的东潞铁路

每个车站由三部份人员组成:负责行车和客货运的由站长领导,下边依据各站大小配备五至十名站务手;负责铁路维修养护的称养路工区,有十名左右养路工,每天有一名巡路工察看分管段内的铁路有无毁坏;负责保卫工作的为警务分所,配有十数名警务手。总计一个车站约有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


                     南沟火车站遗址

东潞铁路修筑通车后,立即成为日军运送物资、掠夺资源、调动兵力的主干线,似一把利剑伸过来,把我根据地分割开来;从军事上来说,它的通车无论从运兵,还是运送武器弹药,给我抗日军民造成威胁;从经济上讲,我上党盆地,煤、铁等地下资源,可由白晋而同蒲、正太、平汉、进入平津口岸,运回日本。所以,成为日军对晋东南侵略和盘剥、施行 “囚笼政策”的主要工具。


              日寇东潞铁路候车时的纪念石碑

这条铁路修通后,当地民众,对日寇恨之入骨,不喜欢“东潞铁路”这个拗口的名字,还是延续原来阎锡山政府起的名称,叫它白晋铁路或白晋线。





窄轨铁路白晋线


2008年9月24日,晋中市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人员在祁县来远镇有了新的发现:早在战争时期遭到大规模破坏的白晋线窄轨铁路,在此处还留着三个桥墩和一小段路基。这个发现经媒体报道后,一段关于白晋线的建毁缘由及留给今天的遗憾也逐渐为更多人关切。记者即以此次普查到的旧铁路遗迹为切入点,于10月中旬对已经毁弃的白晋线做了深入的调查采访,得知了关于此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文物普查:发现旧桥墩及碉堡
秦妍茹,晋中市文物局工作人员,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始后,她被分派到祁县来搞调查。第一阶段,是野外调查。9月24日,秦妍茹和祁县文物局的杨瑞亮等4人沿208国道来到来远,访问了多半天,没有什么收获。在他们准备要回去的时候,国道右侧河滩里的几个旧桥墩进入他们视野。秦妍茹告诉记者,她在普查开始前接受培训时,记得省里曾要求晋中在调查时注意一下窄轨铁路的事。这几个旧桥墩出现,他们就自然想到是否和"窄轨铁路"有关。接着,他们在当地走访,找人求证,证实这三个桥墩就是白晋铁路的遗迹。杨瑞亮在爬上爬下拍照时,更发现还有一段土路基。与这些同时代且可互相印证的,他们还在刘家垴村的山坡上发现一个保存较好的日军修筑的碉堡。
当天,他们便填写了编号为140727-0254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文物名称填为“刘家垴村白晋铁路遗址”。
而记者采访得知,这实际上是阎锡山政府设计动工后没有修完,后又由日军修筑的从祁县东观到长治郊区的窄轨铁路遗存,当年日军叫"东潞路",但老百姓一直称白晋线。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费尽周折、多方争夺、不断遭到破坏的山西较早期铁路。它存在和断续使用仅6年时间。
当其存在时,是国、共、日三方争夺和斗争的一根"轴心";当其完全被拆毁,相当于山西"人"字形交通干线断掉一条腿,直到1962年新选线路的太焦线北段通车后才补上这个残缺。
阎锡山“十年计划”:夭折于日寇侵晋
所谓白晋线,是指从祁县东观白圭村到晋城的铁路线;是南同蒲线的一条长达300公里的支线。它在路线上基本上和今天的208国道相同,是省城通往晋东南的主通道。然而,由于白晋线设计修建时处在六七十年前最激烈的战争时期,这条本可以很早就造福于山西人民的重要铁路,却从来就没有全线修通过。今天提"白晋线"的概念,仅是指它曾经修通过的那一段:东观到长治。
山西铁路史专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田树茂教授向记者提供了他的研究资料,并向记者讲述了山西往晋东南修建铁路的近50年历程。
1933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山西进入一个难得而短暂的经济建设时期。这年,阎锡山政府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其中仅铁路建设就规划21条,长达3000公里,由晋绥兵工筑路队任其事。山西的交通主干道同蒲线就是这时建成的。白晋铁路是这个规划中又一个重大工程。1934年1-10月,白晋线完成了全线勘测(自祁县东观至晋城大口),1935年6月,开始施工。
然而,1937年的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迫使这项工程中途夭折。1937年秋,白晋铁路建设工程因战事激烈而停工,全部工程仅完成从东观到子洪口15公里长的一段。这一停就是两年。
1939年6月,占领祁县来远镇的日军中村中队开始调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接着阎锡山的工程继续修筑向前展修。1940年7月,铁路修到临近长治市的北面郊区便开始投入使用,成为在晋日军的重要生命线。这即是日军所称的"东潞路"。--此次晋中市文物部门普查所见之桥墩和路基,即是这条铁路线上的遗物。
任何势力都需要交通线。不同的是,日军修筑完毕东潞路,立即成为日军运送物资、掠夺资源、调动兵力的主干线,成为分割孤立抗日区域,对抗日武装实行“囚笼政策”的主要工具。也因为这个原因,“白晋线”成了沿线八路军和各种地方抗日武装锲而不舍对其实施打击的最大目标。抗战胜利后,白晋线因为其战略意义没有获得修缮,上党战役后很快就被全部破坏。
这条路和战争联系太紧密,最后终于不能发挥它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的应有功能,而成了战争的殉葬品。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道走修文、范村口、榆社、武乡的太焦线建成通车,南下晋东南终于又有了一条孔道,充满硝烟味的“白晋线”遂很快湮没于历史之中。
10月14日,记者从白圭村出发,走东观进子洪口、盘陀、来远、北关察看白晋线原线路,除了几个桥墩,几乎连一些成形的遗迹都没有了。一条曾经动用数万民工修筑的重要线路,就此烟消云散;人类的破坏能力是如此惊人。
揭秘窄轻轨:极大节省了建筑成本
白晋铁路阎锡山时代的与另外一些线路一样,也是窄轨。日本人续修之后,也一样,还是窄轨。
所谓窄轨,是说这种铁路的轨距比标准轨距窄。现在,我们的标准轨距是1453毫米,白晋线的轨距为1000毫米。
轨距变窄了,铁轨的重量也就可以相应轻一些。标准轨的轨重一般要在每米60公斤以上,而像白晋线等窄轨钢轨,据当时资料记载,是每米32公斤。
田树茂教授告诉记者,当时的山西省政府选择窄轨,唯一的考虑就是可以显著节省投资。
阎锡山的建设计划很庞大,时间却很紧张,他以"商人算账"式的计较选择了窄轨。为此,他下发过一本《山西省修筑窄轻轨铁路之理由》小册子,说明了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别省”都采用的标准轨而选了窄轨:采用窄轨,修筑同蒲路每公里费用只及外省标准轨铁路的四分之一。同蒲路修标轨,30年要赔7.8亿元,而修窄轨,30年可赚6.16亿元。
田教授说,他的这个账基本是准确的。轨窄了,路基、轨枕、钢轨重量也都相应缩减,费用要省出很多。
据铁路方面的人士介绍,世界上的铁路,多数用标准轨距。而在铁路发展前期,因为投资省,日本、法国等国都广泛使用窄轻轨。法军撤走之后的越南,也长期使用窄轻轨。而直到现在,越南到我国昆明的铁路,还用窄轨。
日本是曾经大量使用窄轨的国家,因此他们接手修筑白晋线,轻车熟路,很顺当地就接着阎锡山的窄轨铺到了长治。
除了1000毫米的窄轨,还有更窄的轨为600毫米,多用于森林火车。
而前苏联旗下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则普遍用宽轨,比标准轨距宽出几十毫米。
轨距是个约定俗成,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现在的标准轨距,是沿用古罗马入侵大不列颠时的战车车轮宽度定下来的,同样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在铁道部门工作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山西版“"铁道游击队”:钢轨背到黄崖洞造枪
1940年7月,日军修筑的“东潞路”通车了。与此同时,这条路就成了八路军抗日队伍战场。
老百姓不喜欢"东潞路"这么拗口的名字,还叫它白晋线。
但现在的白晋线却是抗日军民的眼中钉,他们恨透了这条日军生命线。长治襄垣人常向先,1940年就跟随八路军将士们来到祁县来远,当来远的“区长”。他告诉记者,白晋线一修通,就生生地把一个祁县割成了两半:抗日队伍被压在铁路东边,过不到路西。东边虽然地方大,但却是三大沟:上庄沟、东峪沟、南凤沟,要人没人,要粮没粮,生存困难。为此,共产党祁县县委想方设法打通路西,成立了“二区”,路东此后称为“一区”。路东归太行,路西则归太岳。同样的情形,武乡也划成武东武西。
不打破日军对重要交通线的封锁,就会被这些“囚笼”困死。于是,山西版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白晋线上诞生了。
常向先告诉记者,他们打击白晋线“就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并不是只打了一次。这个“经常工作”的内容就是:撬下钢轨,然后由壮小伙们扛着长途运输。从来远山沟里钻到榆社,再从榆社走到武乡的洪水,然后翻山扛到黎城黄崖洞兵工厂。这些钢轨的最终命运是造枪。
常向先讲,八路军当时在来远一带主要就是撬白晋线钢轨。另外就是割电话线,抢夺火车上的运输物资。
这条铁路在向南过了北关以后,有一个大弧度的拐弯。在这个弯道上火车都要慢下来,我方人员多在这时扒上火车,往下抛掷运输物资。
八路军频繁出动,不断打击白晋线;日军只有120来人一个中队,看护不过来,就只能不断地补修。白晋线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度过了四五年。
  白晋线结局:抗战胜利后完全毁弃
抗战胜利之后的白晋线,并没有发挥出它在战后建设中的作用,相反,却在战火中被不断拆完了。
抗战胜利时,日军自知不久于此,他们在投降前自己拆除了长治至沁县的铁路,拿走了这些物资。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在白晋线沿线互相防范,打打谈谈。常向先说他这时就跟随陈赓驻在来远,和国民党人谈判。谈判也没个地方,有时就在路边,有时坐在火车车厢里。谈不好了就打,铁路是八路军主要目标。常向先介绍,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没多久,因为当时怕国民党军利用铁路再来袭击,八路军出于战事需要不断拆毁白晋铁路。常向先说,他现在想起来当时是有些急躁了。如果白晋线能留下来,建国后将发挥多大的作用!
常向先的记忆在田树茂先生那里得到印证。田教授说,白晋线的最后归宿,是沁县到东观的大部分钢轨消失了,阎锡山的政府看见再不拾掇啥也没有了,收拾了一下剩余东西,白晋线于是完全毁弃。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9 22:4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枣铁路(台儿庄至枣庄)和临枣铁路(临城至枣庄)两条铁路都是以山东枣庄为中心,分别向南连接台儿庄,向西连接临城。临枣铁路是津浦铁路的一个支线,与台枣铁路接轨后,把津浦铁路与枣庄连接起来。
谈及这两条铁路的历史,就一定要与枣庄这座城市联系起来。枣庄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我国较早的大型煤矿中兴矿务公司就诞生在这里。
据《枣庄煤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公司的创始人张莲芬在筹办中兴矿务公司的同时,就奏请清政府修建台枣运煤铁路。在这之前,枣庄地区的煤炭都是靠马车走陆路运到台儿庄,然后下运河用船只运往四面八方。车马运煤能力有限,因此束缚着煤矿的发展。1907年,中兴矿务公司开始准备修建台枣铁路。德国人听说后,欲通过其控制的胶济铁路公司入股银100万两。为了不牵涉矿权和路权问题,中兴矿务公司顶住层层压力,坚决不接受。后经多方筹集资金,募集股银40万两,并与德国两家洋行订立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八十万马克(合银20余万两),分五年还清,年息六厘,以原材料为抵押,不牵涉矿权和路权问题。”
1908年9月,中兴矿务公司开始购地筑路,聘请工程师张拜庚勘测线路,同时向德国购置钢轨、道岔、机车、车辆等铁路所需设备。台枣铁路所有设备的式样规格与正在修建的胶济铁路完全相同,所需钢轨、机车、车辆、起重机等设备均由运河逆流运抵台儿庄,再由人抬肩扛或骡马车运至筑路工地。
1912年,台枣铁路竣工通车。线路全长41.5公里,共设枣庄、峄县、泥沟、台儿庄四站。修建台枣铁路的目的,是要把枣庄所产的优质煤炭通过铁路运输送到台儿庄,再经运河码头由水陆运至全国。
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军区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台枣铁路进攻解放区,组织群众将该线路全部拆除,钢轨、车头、车辆荡然无存,台枣铁路遂被废弃。
临枣铁路属于津浦铁路的一个支线。该支线1911年4月开工修建, 1912年1月完成铺轨,用时9个月。临枣铁路初建时设邹坞、齐村、枣庄三站,全程31.12公里。
临枣铁路修建如此神速,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08年,正当中兴矿务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开始修建台枣铁路之时,却收到清政府邮传部一纸“停工候核”的饬令,原因是“中兴矿务公司请筑之台枣铁路恐与津浦正线有碍”,要候津浦“勘定线路后,再行酌办”。中兴矿务公司考虑到煤炭自枣庄运至台儿庄后,由于运河水位不定、枯水期水浅,煤炭的运量受到限制。如能修建临枣铁路,既能使台枣铁路尽早修建,也解决了煤炭外运通道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于是,中兴矿务公司上呈邮传部,表示愿意出资相助修建临枣铁路,把津浦铁路与枣庄连接起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
台枣铁路和临枣铁路在1912年接轨开通后,除煤炭运输外,还用于客运。据原枣庄站(现在的枣庄东站)工作人员说,原车站内建有两幢洋房,东边的一幢洋房为台枣铁路候车室,去老峄县(今峄城)、台儿庄方向的旅客在此买票候车;西边的一幢洋房为临枣铁路候车室,去临城(今薛城)方向的旅客在此买票候车。据中兴矿务公司1922年统计,两条铁路年货运量16万余吨,运送旅客近10万余人,充分显示了铁路运输的巨大效能。


峄县中兴煤矿在光绪25年(1900年)开始筹建至光绪31年初具规模,生产与运输能力的矛盾逐渐加大,之前靠着毛驴车拉炭至台儿庄运河码头,运力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产量,造成煤炭运不出去,大量堆积在矿井的炭场内,同时为在运河沿岸打开煤炭销路,中兴公司的决策者们大胆的做出修建铁路的计划,铁路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新鲜事物,所以在建设这条从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可谓周折不断,从1908年到1912年才算修通了这条长度仅有40余公里长的铁路, 在修建台枣铁路的同时,中兴煤矿又投资兴建了 临城至枣庄铁路与津浦铁路干线接轨,以运中兴公司之煤。1910年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徐世昌,命津浦铁路北段总局建设临枣支线。1911年5月北段总局总办朱启钤命工程司米乐查勘并组织施工,1912年1月完工。线路在 枣庄与中兴公司自建的台(儿庄)枣(庄)铁路相接。


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枣庄火车站所在地的陈庄逐渐成了商贾云集的热闹地方。而最初建站的选址不是在此,枣台铁路在枣庄的起始点中兴公司最初选在了齐村南边的王沟,因为当时齐村可以说是现在市中区最为繁华的地方,也就是市中心的样子,这个地方从唐朝开始建村,之后来生产瓷器,到后来生产黑砂陶再到后来煤窑开采,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流通中心的规模,所以火车站选址在此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这地方所用的土地恰巧是齐村崔家的田地,1901年(光绪27年),将崔家财势推上顶峰的崔广沅的父亲崔锡级病死,因与康(有为)、梁(启超)交往过密,六君子被杀不过两年余,故意避祸而时在广东任遂溪知县的崔广沅思乡心切,便回齐村居丧守制,丧事毕,崔广沅欲继承父志,在中兴煤矿公司的区域内开采煤矿,被官府禁令开采,崔氏家族因此开始对中兴煤矿公司心怀不满,而今当得知又要修筑台枣铁路,更让崔家恼火。
崔家不仅联合当地的大户人家拒绝出售铁路经过之地,然后再一纸诉状把中兴公司告到了北京,状告中兴煤矿公司卖国欺民:“借德款,擎德旗,包外公,掘民墓,割民麦,霸民田”。后经清政府派员调查认为与事实不符,不予理会,崔广沅一听极为不服,再次上诉,控告张莲芬“私借德款,擅开路工”,再一次调查结果与原定论无异, 崔广沅完全败诉。
但是中兴公司为了能顺利修建铁路,不再节外生枝,找来中间人,出面协调,答应无偿给崔家提供全年用煤。并且将枣庄站的站房选在了当时还比较荒芜的陈庄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老枣庄火车站。
铁路建成通车以后,比起汽车、马车还是驴车来说,要快速和方便许多,这一点崔家也深感如此,但每次坐火车都要到陈庄去,对于崔家这个万金之躯的人们来说既不方便也不显得尊贵,于是再一次出面刁难,无奈之下,在陈庄的老枣庄火车站西2公里的王沟又修建了一处同等规模的火车站,便于崔翰林家外出游玩。
这一事实说明崔家在当时的势力之大,当时的皇帝也没有在紫禁城外建一个车站方便自己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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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 00: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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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振臂一呼拒强敌,关山战败声名起
  1926年春,吴佩孚发电给张兆钾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商议围剿冯玉祥的国民军,企图消灭冯在在甘肃的武力—--国民军刘郁芬部.张兆钾急于抢夺甘肃督军的宝座,未与孔繁锦取得联系,抢先出兵,派出十营兵力,进军定西.而驻定西国民军梁冠英团略加抵抗后一面缩短防线,据险防守,一面集中兵力,向驻阿干镇的甘军黄得贵部发起猛烈进攻.黄部无力抵抗,即派员向驻在临洮的宋有才部求援.宋有才略知当时甘肃军事形势实情,知道自己这点兵力不是国民军刘郁芬部的对手,犹豫不决,便于1926年农历初六晚召开军事会议.鲁大昌首先发言:"国民军攻打黄得贵,实欲消灭我甘军.此乃唇亡齿寒矣!本人愿打头阵,抵御强敌"与会其他团长均无异意.宋有才勉强同意后,鲁大昌立即回到营部.带领九,十两个连,当晚出发,昼夜兼程,于初八日午后到达关山即兰州附近的七道梁一带.正值黄部溃逃至此.鲁大昌收容了黄部溃兵后即与国民军刘郁芳部队遭遇。由于鲁大昌熟悉地形指挥得当.不久既将追兵击退,占领了兰州城南麓的制高点―――狗娃山顶并威胁兰州.初九的拂晓,刘郁芬派国民军张维玺旅出动一营兵力,向鲁大昌拒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鲁大昌在精锐西军罗开福部当兵时就惯打白刃相接的交手肉搏战,所以屡次用莽撞的"牦牛阵"数次击退国民军.经激战几日,胜负难分.四月十日拂晓国民军变换战术,张维玺出动两营兵力侧面发起进攻,鲁大昌来不及防,且右臂中弹负伤,遂将队伍沿山路撤回临洮.此次关山战役后,国民军把他视为劲敌,多次在其前方战报上出现鲁大昌的名。;陇东张兆钾部官兵得之实情后也把他捧为"关山战役英雄"博得"勇敢善战"的声誉.此时国民军刘郁芬部在甘肃因征兵征粮,派款频繁,以致老百姓负担过重,商怒民怨.所以民间吹捧鲁大昌在当时大有人在。因此在社会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鲁大昌在关山一战虽败犹荣,声誉大增.这为他后来在甘肃的飞黄腾达,盘距洮、岷,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舆论.
  关山战役失败后,宋有才认为鲁大昌轻率迎战,招来强敌闯下大祸;而鲁大昌认为,此次作战,宋有才措施不当,增援不利,贻误军机,两人互相推卸责任,宋有才部溃退官堡镇(今渭源县全川镇)鲁不听宋有才退却陇南的军令,却率其所部第三营到岷县,企图脱离宋部,另起炉灶.1927春,国民军由临潭、中寨分两路,夹击盘踞岷县的鲁大昌.在此将被消灭的形势下,鲁大昌率部沿山路撤退到西和县,与驻防在此的宋有才靠拢.当时,西和属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防地。孔繁锦认为鲁是个有发展前途的能打仗的"将才",便在未征求宋有才同意的前提下,委任鲁大昌为宋旅第一团团长(原团长郑席儒因通敌嫌疑,溃退时潜逃).后来,国民军张维玺部将孔赶出天水,宋有才旅也全部由武都,文县,碧口一直
  退到陕西汉中的勉县,投向吴新田部,被编为新第八旅,鲁大昌为十五团团长.先调防安康,后换防住扎在与湖北接壤的平利县。1927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国"五原"誓师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北伐,国民军改称西北军。
  1928年冯玉祥所属的张维玺部又将吴新田部(属北洋军阀系统)驱逐出陕南,宋有才随吴新田部退到湖北汉阳一带徘徊,适逢北伐革命军广西李宗仁部 统率所部占领武汉三镇,经冯玉祥电报联系李宗仁协调军事行动"南北"夹击,宋有才旅随吴新田残部便被李宗仁所属夏威部缴械.士兵被淘汰编遣,营以上军官一律解职.鲁大昌从此失去权利,为生计所迫,奔走京津沪汉.虽然是七年后旧地重游,但这次失败对他思想的刺激,与1921年离开湖北王占元部的情景迥然不同,那时是排除异己,但念罗开福的关系,王占元对他是“礼送出境”,这次则是败军之将被缴械,身无分文,借贷无门,又无法也不敢回到家乡,前途茫然,犹如丧家之犬,真可谓身处穷途末路。世态炎凉,一文钱难煞英雄汉.二十年后据后来为鲁大昌掌家的二太太曾对亲友言:"当年我们在汉口时,嵩龄没了差使,又身无积蓄,我只好做了鞋垫沿街叫卖,换得下锅米钱…….鲁大昌幼年时读过私塾,后来官居营长在临洮住防时,他开始读书,并请有学问的士绅给他讲解,他记住了《孟子》中的二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一时期是他一生奔走最为艰难的时期,他挺过来了。这为鲁大昌最后东山再起重掌兵权后,十分重视"财源",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1 22: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1932年德国向中国贷款1600万到2000万美元,作为中央钢铁厂的建厂资金。地点是马鞍山或安徽适当地方,年产钢15万吨。这个是不是太过昂贵了?1932年1美元相当于2.84块银元,建厂资金4544万银元到5680万银元。
记得李维格买的那2个各30吨的炼钢炉及一系列配套设备,也不过16万英镑(差不多110两白银)。



山西的预算


1.炼焦部的设备及设备费预计
(1)炼焦炉设备,包括炼焦炉36孔推焦机用电力引线1道,焦炭炉门起重机1部,装煤车12辆,36孔焦炉应用煤气管及一切精细零件,电气卷扬机1部,推焦机1部,各种计器仪表等,共343480元;
(2)副产收集设备,包括煤气循环设备,肥料制造设备,煤焦油蒸馏设备,汽油蒸馏设备,洗煤设备等,共357458.9元;
(3)锅炉设备35664.1元;
(4)工作器具费24907元;
(5)厂房建筑费20240元;
(6)制造费及安装费164888元;
(7)运费及其它杂费101450元。
炼焦部设备费用预算总计1048090元。
2.炼铁部的设备及设备费预计
(1)厂房及建筑,包括机器房25间,炉前铁棚140间,60米烟囱1座,共65000元;
(2)炼铁炉及机件,包括120吨(287立方米)高炉1座,40吨(103立方米)高炉1座,装炉装置2部,送风装置2部,冷却装置2套,装炉天车2部,泥封机2个,吊钟开闭机2部,各种测验仪表、水管水门、渣车等,共560600元;
(3)热风炉7座402600元;
(4)清灰器4座40000元;
(5)鼓风设备55000元;
(6)煤气洗涤机2部30000元;
(7)修理及安装用机件包括卷板机、剪钢条机、电钻机、倒链、钢丝绳及起重机等,共51500元;
(8)机器安装费及运费146900元;
炼铁部设备费用预算总计1421600元;
3.炼钢部的设备及设备费预计
(1)厂房及建筑。包括长84.5米、宽18米的平炉厂房两排,长44.8米、宽5. 6米的二层煤气房1所,长12. 2米、宽12米白云石炉厂房1所,办公室化验室库房共18间,40米高烟囱2座,共计314000元;
(2)平炉及零件。包括30吨马丁炉2座,50吨铸钢用悬梁起重机1架,5吨装料悬梁起重机1架,5吨提废料用悬梁起重机1架,25吨铁水车2部,35吨钢水包4个,废料箱70个,绞车6个以及变向开关开闭机等28项,共计678500元;
(3)煤气炉及机件。包括12吨煤气炉6座,煤气炉至马丁炉间煤气管,立式锅炉3部,水泵3部,以及3吨电气倒练和压力温度表等8项,共140550元;
(4)白云石炉及机件。包括10吨白云石炉1座,旋转碎石机1部以及研石机等7项,共65450元;
(5)安设机件杂料及运费121500元;
炼钢部设备费用预算总计1320000元。
4.辗钢部的设备及设备费预计
(1)建筑物。包括高18米、长162米、宽26米厂房,办公室及库房35间,共计80000元;
(2)轧钢机。包括高能力齿轮变速机及三重齿辊1具,三重轧机3架,650毫米辊子9个,以及考柏林等6项,共计190350元;
(3)轧钢机前后设备。包括起落辊桌1套,扶锭及移锭设备1具,有顶起落杠杆架1个,地辊**,底板1部,平板1部,司机台2座,升起辊道铁架2个,拉电机2套等9项,共计198220元;
(4)各附属机件。包括剪锭机1部,定位机1具,推锭机、拉锭机各1部,以及热铁滑锯机、轧辊车床等9项,共计102500元;
(5)整理出品机件。包括复式偏心压直机、复式钢轧圆锯机及钻眼机,共计34000元;
(6)电机及起重机。包括14吨屋顶起重机1部,三相交流马达27部,电机零件,补购电动机及机械零件等,共计149930元;
(7)烘钢炉、风扇及烟囱共计25000元;
(8)冷床和热床各1部,共计10000元;
(9)安装所需水泥砂石等土建材料共计35000元;
(10)设备由天津到太原运费共计65000元。
辗钢部设备费用预算总计890000元。
5.厂本部的设备及设备费预计
厂本部包括:修理厂62000元,电灯电话设备20000元,运输设备100000元,铁管设备80000元。引水设备70000元,300亩地皮费13000元,300间房屋建筑费43600元,化验设备16000元,厂医疗所设备3000元,安装运费50000元。厂本部设备费用预算,总计457600元。
以上炼焦部、炼铁部、炼钢部、辗钢部及厂本部5个部分设备费用预算共计5137290元。经费预算约为514万元。所以资本定为500万元。但后来着手建设时大大超过此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资本改定为700万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将要开工时又超过此数。实际投入的资金大约达到800万元。占西北实业公司资本的40%。此外,炼钢筹备委员会对各主要产品的成本也进行了估算。其中,焦炭成本每吨7.5元,生铁成本每吨27.79元,钢锭成本每吨约56.72元,钢材成本每吨约83.42元。
随着建厂计划的确定,正式成立了西北炼钢厂。阎锡山委任了西北炼钢厂的行政领导。创建西北炼钢厂的资金来源赖于滥发公债,收刮民财,敲榨勒索各阶层人民




中央钢铁厂是包给外商承建的,15万吨大概4000多万,
阎锡山的钢铁厂七八万吨,主要靠自己设计施工,设备大部分招标买,小部分自己造,便宜得多,800万。
同蒲铁路900公里,只花了1000多万,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国府时期一个年产1亿发子弹的生产线的机器设备有人说180万银元就能拿下来。




中日战争中工业军工生产的扼制与反扼制


单纯电炉,价格并不高。两台7.5吨的炉子,只占1500万马克的一小部分。各个时期,各个厂家,电炉炼钢因技术水平制约,时间是不同的。现在甚至只需要几十分钟,过去需要好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平均每天出炉次数,按2-4次基本不会脱离抗战时期和之前时期的技术状况。
按当时技术水平,这两台炉子全力生产,年产量一般1-3万吨的样子,极端也难超过5万吨,当然也不会低于5000吨。
需要注意的是,配套的控制设施,变压器等输变电与供电设备,电极等消耗性物资都是需要成本的。1500万马克,应是整个钢厂主要设备成本。


1940年6月后,日本借法国欧战失利战败,强行进占北越,海防沦陷,数以万吨甚至更大数量的滇越线待运战略物资与设备损失,中国恢复和增强大后方工业与军事工业的顽强努力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单是数以千瓦计或更高数量的水电机组等设备的损失,就使重庆等地区的内迁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恢复性增长和增长计划受到严重挫折。否则,1941年下半年或1942年起,钢材和步机枪生产就可轻易取得比历史上产量大幅度的增长,制约工业可持续循环发展的恶劣环境有望取得一定改善。


原佳木斯手榴弹厂的厂房,因遭受爆炸,全部毁坏,1946年11月迁移至距佳木斯180里的地方,后由于各方面不利的原因,也于1947年7月底移到兴山建厂,8月开始生产。
翻砂厂先迁到佳木斯市内,后也移到了兴山。
这一年,李富春同志到军工部检查工作,专门就炮弹的生产问题与韩振纪交谈了两三个小时。过后,韩振纪向军工部的同志们作传达时说:“富春同志指示: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现在要自己来造。我们的基础有一些了,要充分利用,尽快把生产规模调整、搞大。”
韩振纪与王逢原动员一部分力量,将通化炼钢厂的炼钢炉及其他设备,经朝鲜转移搬迁到兴山。这个炼钢厂设在老街基“洋灰洞”外、原矿务局机电总厂的一处破旧厂房。根据李富春的指示,韩振纪与王逢原领导军工部的同志们扩大军工生产,利用从通化带来的设备,在兴山建设了一座3吨电弧炉,两座2吨电弧炉,1947年6月就炼出第一炉钢。1948年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后,该厂又迁往沈阳与“五?一”兵工厂合并。



横向比较:日本建鞍山,一期投资一亿银元。为把生产能力扩充至50万吨,二期追加投资一亿银元。满业从满铁手中接过来后,再追加一亿银元,以把生产能力扩至每年一百万吨。


纵加横比较。
1905年,印度塔塔,创办时额定股本2800万卢比(约等于银元),不够用,又发行400万英镑的企业债券。终于建成年生产能力16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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