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一键登录:

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8-5-10 13:27:49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a0f99d90102xidy.html

从美国留学归国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一直主张对日忍辱避战。上海淞沪抗战后,胡适则转变立场应邀“干政治”,出任中华民国美国特使,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演讲,揭露日本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其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会见各方知名人士之频繁,在世界外交史上至今无人能比。后胡适任驻美大使,成为“书生大使”,争取到巨大美援,促成美国对日宣战,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
  从“忍辱避战”转变为“苦撑待变”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往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曾到过庐山游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从此打油诗可看出,胡适不完全同意陶渊明消极避世,而是主张既出世又入世。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1937年7月初,日本天津驻屯军派部队到卢沟桥“演习”,北平城内也盛传日本便衣队要闹事,事态紧急。胡适忧心忡忡。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即将参加庐山谈话会的代表饯行。席上,罗隆基主张华北特殊化以避免战争,说日本既要求国民党撤出华北,何妨不让我们各党各派干一下。胡适当即反驳道:“努生(罗隆基字努生),你这句话说错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也不赞成党治,可是今日现行的政制,国民党撤出华北,就是中国的主权者撤出华北;还有,日本要求国民党撤出华北,是因为国民党反日,国民党因反日而撤退,以后各党各派,除非你是汉奸,又怎么站得住?”双方可谓唇枪舌剑,闹得不甚愉快。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小时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竟然爆发了。
  受卢沟桥事变影响,平汉路不通车,胡适和其他平津代表只得绕道天津,由津浦路南下。到达南京的当晚,胡适就联络同人联名发出电报,请秦德纯转告宋哲元,说中央抗战已有决心,希望他坚定应付。
  第二天,胡适一行人乘轮船赴九江上庐山。到山上时已是7月14日。当天,蒋介石就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胡适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等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事。《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1937年7月16日,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比原定日期推迟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原庐山图书馆楼上举行。与会者群情激奋,各抒己见,畅谈抗日之道。胡适也多次慷慨激昂地发言。在午餐席上,胡适还致辞发表感言,谓“国家高于一切,大家能戮力同心,实为心慰”等。后来,曾有与会者写打油诗调侃胡适:“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也戏答一首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7月17日,庐山谈话会进入第二天。上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来参加。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以一贯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此会中表现出少有的激动,和与会代表一样拍手鼓掌。
  7月18日,胡适与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7月20日,即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结束的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会见胡适。由于胡适在欧美学界有巨大影响力,加之又精熟欧美各国国情,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遂当面向他征求意见。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也出乎众多以胡适为“我的朋友”的军政界和学界名流意料,胡适不愿意出任驻美大使!为了做通胡适工作,陈布雷还专门看望了胡适一次,也无果而终。
  探究胡适不愿意出任驻美大使的原因,其虽在日记中并未明确不愿意的理由,但从他在留美时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不难找到其中缘由。
  实际上,胡适因国力积弱,从内心一直是主张对日忍辱避战的。追溯胡适这种思想形成的时间,还比较久远。
  胡适之为人处世,可以说是理智而冷静。胡适的同事、北大英国文学教授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就开始成型。那时,他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
  早在1915年,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胡适的同窗好友也纷纷卷入,主张对日作战。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地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楼主| 发表于 2018-5-10 16:02:53 | 显示全部楼层

传说中的“蓝钢快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3d9f1b0100yaw7.html


关于临城劫车案的史料中均未提及“蓝钢车”后来的情况。不过,吴大帅上封面后没过多久,北京的领导换成了张大帅作霖,副领导是张公子学良。

    工作单位在保定,老爸在北京住,少帅自然是要常回家看看的。在《张学良与随军夫人谷瑞玉》(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 ISBN: 7505939823)一书中却有这样一个情节:
.........
    为了战时北京和保定交通的方便,张学良命令京奉铁路局在北京和保定区间加开了一列专车。这列专车早晨8时从北京开出,午后3点又从保定开回。是一列只挂了七八节车厢的高级列车,车体是张学良在第二次奉直战中从吴佩孚手里缴获的包厢车,通体蓝钢面车厢,里面是用无数纸板相隔的包厢。至于往来乘坐的客人,大都是张学良第三、四方面军的将领和他们的眷属。这些人大多在北京或天津购有住宅,眷属们住在北京,而将领们则需要在保定驻防。加之张学良每周特别从北京请来的客人,如国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们,这些人大多会从北京到保定来。在“光园”和张学良谈话结束以后,晚上可以乘这列火车返回北京。谷瑞玉去北京看戏,坐的就是这列火车。
........

    如果此书中关于蓝钢车的情节不是完全虚构的话。那么,这列蓝钢车应该就是临城案中的那一列。首先,鲍威尔说当时整个远东只有一列蓝钢车。其次,临城是吴大帅的势力范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1924年以后,津浦路就不通了。

    下面来回顾一下津浦铁路的客运历史:

    1911年11月因泺口黄河特大桥尚未建成,津浦铁路客车分两段运行。天津至鹊山、济南至徐州间每天开行客车2对。
    次年12月,大桥建成,天津至鹊山间的客车延至济南。
    1914年,天津至浦口间每周往返两次特别快车1对,不久停运。
    1915年4月,天津至浦口间特别快车恢复运行。
    1916年后,每年春季济南、德州都开行至天津的“小工票”车,运送外出谋生的农民,使用棚车,票价减半。
    1919年3月,天津至浦口间的特别快车改为每天1对。普通客车仍分天津至济南、济南至徐州间两个区段运行。
    1922年以后,客车对数很不稳定,直到1929年4月才恢复正常。
    1924年以后,津浦铁路在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屡遭破坏,不得不分段行车和经营。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后,才逐渐修复全线,恢复南北直通。
      ( 《山东省志·铁路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 ISBN7-209-01395-4)

    据此推断,蓝钢车在津浦线上只运行了几个月,很可能在临城劫案以后就停止运行了。那时候出这么大的事故是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几十个小时就能通车的。一是要清理现场及进行事故调查;二是要修复线路和受损车辆,而且蓝钢车只有一列,也没有其他车可以替代。
     此外,政府还要与土匪谈判,对旅客进行赔偿,还要应对国际压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时山东土匪众多,临城案后,已经有人公开扬言要再劫一次车,整编一个师。

     等吴领导把所有这些事情处理完,也差不多到了下台时间,修好的蓝钢车直接就让张公子拿去玩了。

   胶济、津浦两路营业初期,旅客列车编挂客车6至8辆,客货混合列车挂三等客车2至3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各种旅客列车的编组基本无变化。 《山东省志·铁路志》

    张公子搞到的蓝钢车不知到底是7辆还是8辆,如果是8辆应该就是把翻车的那辆三等车也修好了;如果是7辆,估计就是出事的车厢已经被就地掩埋了事。
 楼主| 发表于 2018-5-10 18:07:14 | 显示全部楼层



档案记忆:中国铁路建设从这里开启
作者: 贾润贤 刘昌岭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清朝末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出资修建的唐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自清朝末年至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全球第三大铁路网以及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在开滦档案馆珍藏的一组档案资料,见证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的修造、通行运输和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诞生的历史过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6798482.htm
  “唐胥铁路”举步维艰
  据《中国交通史》记载,唐胥铁路于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十三日兴工,六月五日钉第一枚道钉,十一月竣工。唐胥铁路仅长十九华里,它是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确立了中国自己的铁路标准轨距。《唐山大事记》中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三十日(6月9日)开平矿务局修筑的东起开平矿务局唐山矿煤场,西至胥各庄煤码头运煤快车马路开始铺轨,九月二十八日(11月8日)竣工通车,全长9.76公里。以骡马拖车运煤,不久换成金属轨道,以‘中国火箭’蒸汽机车为动力运输煤炭。唐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1435毫米)铁路。”自此,中国铁路建设和运输在唐山拉开了序幕。这一中国铁路建设历史不仅见诸于清末洋务运动中的有关凑章、文献,而且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也作了如实记录:1881年,“开平煤矿至胥各庄铁路投入使用”;“中国制造‘火箭号’蒸汽机车”开始运行。
  唐胥铁路是中国标准轨距铁路网的起点,修建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开平矿务局唐山矿的煤炭外运销售问题。唐胥铁路始自开平矿务局唐山矿1号井,至胥各庄与煤河交汇。时至今日,唐胥铁路仍是津沈铁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欧美国家发展铁路运输已经半个世纪后,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从这里蹒跚起步。这一历史起点的执行者,是开平煤矿的创建者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在唐廷枢主持修建唐胥铁路之前,中国朝野围绕是否应修建铁路,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多条铁路先后“夭折”甚至胎死腹中。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试筑了一条一公里的铁路,很快就被京师步军统领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拆除。1873年,英国兰逊一碧瑞公司以祝贺同治皇帝婚礼为名,提出送一条“婚礼铁路”给清朝被拒绝。三年后,英国怡和洋行未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自行修建了江湾至吴淞口的铁路,主要供人游览。1877年,清朝政府与经营者协商后达成协议,以28.5万两白银购回后拆毁。最终,朝廷颁发上谕,宣布鉴于费用巨大,流弊尤多,“铁路断不可开,着毋庸议”。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一封信中真情流露:“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骤发。”近代史学界认为,在晚清洋务派的所有主张中,修建铁路是最有争议、阻力最大、落实起来最困难的事。
  开滦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876年11月14日的“汇报材料”。那是唐廷枢在唐山勘察煤铁储藏情况后,向李鸿章报告勘察煤田情形的详细文本,其中强调:开平煤要想在市场上与国外进口煤炭竞争,“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首次提出修铁路的提法。当朝野上下尚在争论不休之时,洋务派高层“蓄之十年未敢骤发”之际,京畿之外的唐山已将铁路之事悄悄付诸实际。面对朝廷的阻挠,为了减少清政府守旧派对修铁路制造麻烦,唐廷枢不得不放弃原来想从矿地至涧河口修一条百里铁路的计划,改由唐山与芦台之间开凿一条人工运煤河。这条“东自胥各庄起,西至宁河县之芦台上,长七十余里、宽十数丈”的煤河,是引芦河之水,随潮汐上下,虽然逐渐使开平煤打破了洋煤垄断的天津市场,但也有诸多桎梏:每年有三个月冰封,退潮时河道大半不能用,又易淤塞,维修费用高。1880年 10月10日,唐廷枢在建井工程顺利进行之时, 向李鸿章报告煤的外运方式,以胥各庄至唐山一带地势逐渐升高,运煤河不能直抵唐山为由,又一次向李鸿章提出了由唐山矿至胥各庄之间修筑快车路一条。而李鸿章在上报的奏折中,把这一条路称之为“马路”。 1881年6月,即朝廷下旨“铁路断不宜开”不到4个月,唐廷枢开始主持在开平煤矿到胥各庄之间,偷偷修造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
  唐廷枢请来英国修铁路的工程师金达修建唐胥铁路。根据现存的史料、档案记载,开始修建唐胥铁路时,唐廷枢曾经更中意像吴淞铁路那样的窄轨铁路, 这样可以省掉一大笔开支。英国工程师金达却极力主张采用国际上1866年确立的标准轨距(1.435米)。金达早年随父在日本兴筑铁路工程,耳闻目睹了日本采用窄轨铁路(1.067米)带来的种种弊端,铁路主管当局懊恼万分。因此,金达建议,即使采用兽力拉车的铁路轻轨,也要建标准轨距,将来上正式铁路时,也可轻松转换过来。后来,唐胥铁路的修建恰是这样一个修路过程。反观日本,已经铺下的大量窄轨铁路,如果想改弦更张变成标准轨,将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日本不得不痛苦地承受窄轨铁路在车速、载运量、安全性、舒适性上的种种限制和缺点。一直到九十多年之后,到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日本才规划出一条全新的铁路,采用标准轨距,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新干线”。中国初开铁路,在唐廷枢的主持下, 幸有英国工程师金达的支持,并没有走日本那样的弯路,为中国铁路建设开了个好头。
  唐胥铁路运行不久,又蒙受“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罪名,被清朝皇帝下谕旨令机车停驶。骡马再次上路担负拉运煤车的任务。李鸿章等人多次奏请火车复运。1882年6月,开平矿务局邀请一批“特殊客人”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运行。那天,特制的豪华车厢里,坐满了头戴花翎,身着官服的清朝官员。机车以时速30公里运行,又快又稳的强劲势头,彻底堵上了朝野反对派的嘴。此后,再无骡马拉车“怪事”出现。
  1882年10月,开平矿务局又从英国购入两台“0”号机车,投入唐胥铁路运营。铁路开行通车后一个月运煤3600吨。到1883年初,开平矿务局已拥有50节运煤车,车皮载重12到50吨不等。1885年达到年运量24万吨。
  1882年,开平矿务局为扩展客运业务,(今永红立交桥处)向东接出一条约0.9公里长的线路,建起唐山火车站。运营之后,收益可观。据记载,1883年1月,开平矿务局已拥有头等客车1节,二等和三等客车3节,每日在唐山和胥各庄之间往返6个来回,客票收入已足够这条铁路上行车的日常费用。可以说唐山人是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坐上火车的乘客。   唐胥铁路的名称几经变迁。1888年铁路向西延伸至天津,称唐津铁路;1894年向东通抵山海关,称津榆铁路,处于滦州榆山与昌黎县境武山之间河道上的滦河铁路大桥,是当年由我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中国人自己修建的历史上第一座铁路桥梁。虽然在保守势力的发难下,唐胥铁路有过一段以骡马拉煤车通行的荒谬历史,但幸运的是,它终归打开了中国踏入标准轨距铁路时代的门扉。如今,这个9.76公里的铁路线依然连接着华夏大地10万多公里铁路网。
  “唐山修车厂”恰逢其时
  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机车制造和维修。1881年修建唐胥铁路的同时,开平矿务局在胥各庄唐胥铁路终端和运煤河码头附近建筑了以养护唐胥铁路运行为目的的修车厂(今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前身),由英国工程师金达兼管生产和技术等工作。
  1881年底,由工程师金达绘图设计,开平矿务局开始秘密地制造中国第一台蒸汽火车头。其锅炉是从小型卷扬机上拆下来的,三对动轮是从国外当作废铁买来的,底盘、车体是用制做井架的精钢制成的,车身全长18.8英尺,牵引力100多吨,总造价不超过80英镑。车头制造过程中,消息被泄露出去,一度曾被奉命停止进行。几个星期之后,又得到李鸿章批准制造的命令,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终于在开平矿务局诞生。据开滦档案记载,车头制成后,由于斯蒂纷森父子发明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叫“火箭号”,因此,当时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柏内特的夫人为这台机车起名为“中国火箭号”,但制造这台机车的中国工人在机车两侧各焊上一条龙,因此又叫做“龙号机车”。
  继龙号机车之后,1883年,工厂仿照欧洲车辆的式样,为开平矿务局官员制造了一辆客车。在建厂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即相继制造出铁路机车、客车和货车。1886年,官督商办的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募集商股25万元,用10万两白银收买唐胥铁路和修车厂,修车厂从此脱离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的铁路企业。1889年,修车厂为慈禧太后制造一辆御用客车,俗称“龙车”。1893年,借鉴欧洲各国客车,正式开始客车制造。1900年,修车厂生产已具备相当规模,仿照进口机车的图样,当年制造莫古式(即后来的MG型)机车6台,还制造客车21辆,行李邮政车3辆,守车18辆。随着铁路的不断延伸,工厂多次易名,1884年迁址扩大规模,改称唐山修车厂。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改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1949年改称铁道部唐山铁路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工厂陆续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轨道检查车、第一辆特种车和第一辆高级公务车……,创造了一批批领先于同时代的机车车辆。今天的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以铝、钢材质为主导的2条车体生产线,形成了由高速动车组、城轨车、普通客车、特种车4个系列的产品体系,制造技术平台先进完备,设备通用化、工装柔性化、模具专业化,铝合金车体、组装、调试生产线等技术和规模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形成了月产10列高速动车组、检修8列高速动车组,年制造城轨车600辆、普通铁路客车1600辆,检修铁路客车1000辆的生产能力,成为轨道装备高端产品基地。
  “铁路学堂”应运而生
  甲午战争惨败,使清政府终于认识到铁路对调兵运械与国计民生的极端重要性。而此时,中国自己的铁路科技人员仍十分稀缺。1895―1903年,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第一个高潮期,唐山交通大学的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应运而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沦陷,山海关铁路学堂被俄国军队侵占,学校被迫停办。这对中国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损失。1903年,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和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曾经积极筹划,力图恢复山海关铁路学堂,终因经费支绌,未能实现。1905年10月15日,路局总办亲自前往唐山火车站以西、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以北择定校址,在唐山复建铁路学堂。1907年初,占地百余亩的西式铁路学堂在唐山建成,复建后的铁路学堂建筑全部采用欧美大学园林式设计风格,仿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建筑风格。后校名改为唐山路矿学堂,归邮传部京奉铁路局管辖。据英国《工程师报》报道,至1911年前后,学校已经因为“治学严谨、教学实验设备精良、图书资料丰富,不但在四大实业学府中领先,而且也不逊色于当时的香港大学”。1912年改名唐山铁路学校,1913年改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28年改名唐山交通大学,1930年立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1921-1937年间,唐山交大(期间校名多次更改,简称唐山交大)比照美国康乃尔大学模式,锐意兴革,并使用康乃尔大学教材,其学历为美国许多知名大学承认,其学生入康乃尔大学深造不需要考试,遂有“东方康乃尔”之称誉。抗战时期唐山交通大学多次迁移,校名几易。1946年重回唐山,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 1949年7月改名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0年3月,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今中国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在唐山工学院校园正式成立。1952年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
  唐山交通大学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众多精英。以茅以升为代表的早期毕业生,铸就了唐山交大的早期辉煌。唐山铁路学堂时期的毕业生许多后来闻名天下,如中(下转第33页)(上接第18页)国第一位建筑师、建筑泰斗庄俊,华侨领袖、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世界一流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科学院院士李俨、何杰,世界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发明者周厚坤等。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时期两名卓然出众的毕业生赴美留学,黄寿恒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修习飞机制造;茅以升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继续修习桥梁专业,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著名工程先驱杜镇远、赵祖康、胡博渊、李温平、侯家源、庆承道,著名科学家黄万里、林同炎、林同骅、周惠久、张维、严恺、钱崇澍等等,都是抗战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0多位院士曾先后受教于唐山交通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4/view-6798482.htm

 楼主| 发表于 2018-5-10 18:25:0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tieba.baidu.com/p/3526446940
待遇不一样,是因为票价相差悬殊。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票价2.5元,二等车票价5元,头等车票价10元,这是“一二四制”。1948年,沪宁豪华专列,这比普通客运列车要豪华得多。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一种是“一二四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三倍。图为京奉铁路二等车内部。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车票价都比三等车贵不少。再加上头、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尤其是头等车,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民国有调查显示,30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25元。图为民国天津火车站等候火车的旅客老照片。
 楼主| 发表于 2018-5-16 20:3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人笔下的北京德国医院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 ... b_20180126_1-13.htm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是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最主要的综合性医院之一,1945年10月由著名医学家吴洁先生奉命接收,后改组为市立北平医院,即今北京医院的前身。关于该医院的历史,目前的中文著述主要有两部分:严欣久女士的《吴洁与北平医院》,发表在2006年1月的《传记文学》上;吴新生为其父吴洁所作的传记《共和国领袖首席**专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的第8章“在重重阻力下接收德国医院”披露了接收前后的大量细节。本文作者在国外发现了一批与之有关的德文档案类材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自传,及其子女的访谈记录等。这些曾在民国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医护人员,称得上是时局变迁的见证者,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应该具备“补阙”的史料价值。换个视角,以小见大,对完整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也有帮助。
北京德国医院的创建、发展与接管
  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世界帝国”的野心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由于大多不会英语,求医问诊成了难题。因此,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1890年,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日占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由于德、日、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不过,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此后的接收过程,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10月13日,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对方“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对方亦“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把上交来的财物、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一把钳子、一卷纱布,都要登记造册”,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扩大了医院的规模,“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使其“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但是,上任还不到1个月,吴洁就遭遇了一起“通天”的告状事件: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以“北平外侨团”的名义,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还就医师、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如“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等等。
  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1945年10月15日,“主事者的外甥”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吴新生在书里说,当时吴洁“已离开北平多年,对北平已很不熟悉……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药学讲习所毕业、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所以,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她还说,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了20名医生,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值得玩味的是,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埋骨北京”的两位德籍院长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作者:贾长宝,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生)
 楼主| 发表于 2018-5-27 22:42:43 | 显示全部楼层
祖父谢振平在抗战爆发前后



北京市档案馆在2007年《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但几乎没人知道,还有一个人为救助800多名受伤的二十九军抗战将士而坚守岗位,最后被日军逮捕并杀害的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
祖父谢振平,生于1892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军医学校后即参加了西北军,1925年任察哈尔督统署军医课上校课长兼陆军医院院长,1927年任第二集团军第四路总指挥部少将军医处处长,1928年兼任陕西省省立医院院长及省立平民医院院长,1931年任二十九军军医处处长兼察哈尔平民医院院长,1932年兼任长城战役兵站医院院长。
喜峰口抗战爆发当时,祖父谢振平是一名军医(少将军衔),领导二十九军军医系统。在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的勇士们生生用翻飞的大刀片砍出了“喜峰口大捷”,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负责伤员救助工作的祖父,在前线日夜操劳,在主持转运受伤官兵到后方安置医治的同时,为了及时有效地救护受伤官兵,每每亲临战地,建立前沿兵站医院,亲自担任院长,驻守在敌人炮弹的射程之内。由于当地属于山区,运输困难,祖父冒着敌人空、陆炮火的轰击,率属下登上阵前,在阵地上实施外科手术。在战斗中他为弹片多次划伤,仍坚持在手术台前。
1935年12月底,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936年1月2日,祖父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局长,同时仍兼任二十九军军医处处长。祖父在卫生局长任内,由于他是专业出身,积极倡导社会卫生事业,整饬卫生行政,努力改善北平市民的卫生条件。
七七事变前,日军势力早已遍布华北平津各地,一些“失意政客”纷纷粉墨登场,向日本军方公然投靠,积极配合日本的侵华活动,同时为自己捞取政治好处和经济利益。比如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潘毓桂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多次派人跑到祖父管理的卫生局,让祖父借汽车给日本人用,但每次祖父都一口拒绝。潘毓桂不得已自己亲自向祖父索要,祖父问他要车干什么,潘毓桂拿出有“靠山”的架势说:“是日本人要用,你还不给吗?”祖父回答得也很巧妙:“卫生局的车是为北平市清理垃圾专用的,你准备用这些车去装日本人吗?”当时让潘毓桂哑口无言。
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形势十分危急,祖父组织卫生局所属人员熟悉城内道路,并联系各大医院准备各种急救措施,还组织卫生局清洁工在市内挖掘战壕、堆筑堡垒,将卫生局所辖各清洁队组成“钩连枪队”,演习一旦巷战发生后如何对伤员进行营救工作。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祖父急忙动员属下力量,准备救助伤员。由于事先准备充足,伤员被迅速分配给市内的各家医院。月底,他接到随二十九军撤退去保定一线的命令。正在收拾行装的时间里,祖父又接到“急谕”,让他留在北平,照顾城中东四牌楼六条胡同卫戍医院内抗战期间作战受伤官兵八百余人。接到命令后祖父当即赶往医院,准备在这些伤员得有妥善救护、安置后再行南下随军工作。他每天除了部署照顾伤员,调拨医药器材,还到各医院安抚、检查工作,晚上则在家里和各医院医护人员商讨安置救治事宜,直至深夜。
就这样祖父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来访。这个人称是奉张自忠将军秘密委派,来询问北平方面情况的,还拿出了“材料”证明。来人告诉祖父,不要用电话确认,因为电话已经被日本人窃听了。而由于当时交通阻隔,也没法很快向张自忠师长了解。当时祖父的秘书也觉得无法判断此人的身份,曾问祖父是否认得这个人。祖父检验“证明”无误,又听到来人说的关于张自忠将军的情况和自己了解的情况完全一致后,就打消了疑虑,在谈话中把他和三十八师一一三旅石振刚旅长的联系内容以及组织卫生局所属人员在市内挖掘战壕、修筑堡垒的分步情况以及卫生局所辖各清洁队组成的“钩连枪队”的人数等情报向来人做了说明。
8月14日晚上,祖父在北平北新桥大头条寓所召集二十九军在北平的高级干部会商对策,与会的有二十九军教育处处长徐航菊、军部的俞之喆等四五人。晚10点左右,当时在寓所看门的亲戚进来告诉祖父:有一个警察敲门说,要见谢振平,这名警察的后面还隐约可以看见跟着不少人。大家顿时觉得不妙,建议紧急从后院逃走。这时祖父说:“一起走很难逃脱,既然他们找我,不如大家从后院走,我去前面应付他们一阵子。”结果祖父前去开门,和那名警察说了几句话,即被后面的日本特务逮捕。但经过这一耽误,等日本特务进入屋内,另外几位将领则成功从后院翻墙顺着房顶逃走了。
祖父被抓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从那天起,我家周边就有日伪特务24小时监视,只要是来我家敲门的,不管是谁先抓起来,为此还连累了一些小贩,而家人出门时都要被跟踪。祖父此前已经告诉过父亲,一旦自己出事,赶紧通知在北平的同事撤离。父亲遵照祖父的话,在外出采买时甩开跟踪的特务,火速转告住在中南海四所的周履安等人,让他们马上由天津转路南下。
此后,父亲和祖母亲到日本宪兵队探询,遭到的只是辱骂和驱赶。后来父亲听说祖父被日宪兵队逮捕后受尽折磨,两个多月后被秘密杀害,但遇害的消息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得到确认。
直到1946年,通过与祖父同牢房人的举报以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才确认了他被押赴台基厂日本宪兵队,后移禁煤渣胡同,在日本宪兵队里惨遭非人的虐待,而祖父始终拒吐半字。时间大致在1937年10月20日,日本宪兵将他杀害,殉难时年仅45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给祖父“克效忠贞”匾额一方。同年4月,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北平市政府为谢振平等五烈士在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并入祀八宝山忠烈祠。
 楼主| 发表于 2018-6-1 22:12:44 | 显示全部楼层
 
企业家强锡麟的三个心愿

http://obridge.eastday.com/n2967/n2973/n3186/u1ai1889492.html

一位小职员的奋斗创业梦
  1903年3月22日,强锡麟出生在江南无锡。父亲名仲泉,是当地一酱园的职员。强锡麟出生那天恰好是春分日,父亲见这个孩子天庭饱满,非常高兴,遂起名“锡麟”,锡,无锡有锡山;麟,麒麟也,象征祥瑞。
  1910年,时年7岁的强锡麟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了4年,父亲又送他进入私立中学学习。1920年,强锡麟经亲友介绍,进入无锡俞伯敏所开的药房学生意。半年不到,恰逢无锡丽新布厂招聘员工,强锡麟应聘并被录用。丽新布厂是无锡著名实业家唐骧庭先生和程敬堂先生合办的企业。由于强锡麟好学勤勉,深得厂主赏识。
  1927年,24岁的强锡麟将自己历年所有积蓄用来开设华丰厂布发行所,发行所开设在五福弄。1928年,强锡麟租铁木机自织布匹,称华丰染织厂。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纺织业是新兴产业,社会需求量大,市场销路广。创业初始的强锡麟每天在皮包内带上布匹样本,向湖南、湖北、安徽、泉州、四川、江西等棉布号驻沪申庄兜售产品。每谈成一笔交易即向小型手工织布厂采购,随后向客户交货收款。周转很快,购销之间一转手便获利。1930年至1932年,强锡麟扩充发染布匹,也就是说买进白坯布委托染厂代染。
  1933年,强锡麟在斜土路新桥路(今蒙自路)口,租3亩地设厂,安装铁机48台,铁木机50多台,同时发染布匹的业务也扩展起来。这一年,他才觉得自己真正办起了厂。强锡麟在《自传》中说道:“将华丰染织厂改组为华丰染织厂股份两合公司,我做无限责任股东兼经理。到1935年,因为在几年中业务很好,所以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在大木桥路租定基地,又筹设了光明染织厂。”1936年6月1日,光明染织厂开始出产品。半年以后,强锡麟筹划扩充,再添租厂基,定购机器,建筑新厂房。
  抗战时迂回曲折发展
  可是好景不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寇进犯上海,“华丰”和“光明”两厂都地处南市战区。为应付时局,强锡麟将光明染织厂能染一千匹蓝布的机器拆卸装箱,拟运往汉口。当时装机器的轮船等候拖运出去,结果等了3个星期,仍无法驶出吴淞口,只能将机器卸上河岸,在南通路(今淡水路)租地堆置。鉴于运费和人工费考虑,强锡麟想就地建临时厂,但是建筑照会打不出,他再租襄阳南路基地,建筑图样打好后,送当局审核,仍然不批,还是不能设厂,后来总算寻到东京路(1945年改为归化路,今为昌化路)厂房,就把光明染织厂的机器安装到位。到1937年11月开始出产品,这时候上海各染厂大部分停顿,因此“华丰”业务一枝独秀。为了避免敌伪骚扰,强锡麟在光明染织厂名下加“协记”二字。后来曾商请德孚洋行介绍一名德国人做名誉经理,聘任一年,改光明协记染织厂为德华染织厂。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该德国人应征入伍而回国,强锡麟立即解除与德国人的雇用关系,取消德华厂名,仍改为光明协记染织厂。
  “华丰”厂的产品主要是“美亭士林布”和“学生蓝布”。当时,家喻户晓的是“阴丹士林布”。强锡麟采用的营销策略是将“华丰”出产的色布称为“美亭士林布”。等到“美亭士林布”被市场接受时,即向美国、瑞士等国购进与“阴丹士林布”同类的颜料加工,降低成本。旧时“华丰”的广告不多,但非常醒目。
  强锡麟还办过一家富中染织整理厂和一家名为“大宇化工厂”的染料厂,这是一般史料记载中或缺的。强锡麟《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我的色布大部分采用德国德孚洋行经销的染料,当时我的心是很内疚的。我是立志提倡国货的人,而我的产品都是德国染料染成的,我就决心创办染料厂,想以国产染料取代德国染料,巩固我厂产品“学生蓝布”和“美亭蓝布”的声誉不衰。我就创建“大宇化工厂”。先从制造漂粉和液体烧碱做起,逐步达到自己的制造染料并在恒丰路桥附近购地20余亩,为染料厂扩展用地。不幸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市区,当时日本商人派人和我联系,要求用我注册的商标贴在日本产品上销售。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定关厂停工,职工回乡,我自己则进入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求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
  这样一段记录,表达了一位民族工商业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是提倡国货的人”,这是强锡麟后来践行“三个愿望”的雏形和思想渊源,也是旧时商人信誉第一,信誉胜似生命,说一不二的具体展现。
  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日寇铁蹄践踏租界,强锡麟的企业未能幸免。日方通过某日本纱厂要求与“华丰”合作,意在吞并,企图以日本厂的坯布经染色后贴上华丰商标,冒充国货运销西北和西南的大后方。强锡麟断然拒绝,并且关厂停工。
  一生的三个心愿
  强锡麟的一生中有三大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他要将所有积蓄捐给国家。这个心愿的起因可追溯到1955年,那年12月,在上海市人代会上,他发言说:“我一面算细账,一面回忆自己剥削工人的事实,感到十分内疚。”他还说:“这是我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把资本家剥削工人最本质的秘密揭露出来了。”他自我剖析说:“过去以为自己办企业辛辛苦苦、克勤克俭,其实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他表示要把过去剥削所得完整地还给人民,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爱劳动、具有劳动技能的社会主义公民。强锡麟的发言,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
  1954年,合营时华丰纺织印染厂、华丰棉纺织厂以及力生自动纺织机械制造厂核定全部资金为人民币850万元。1958年5月,纶华染织厂并入华丰纺织印染厂,1966年10月,改称上海第十七漂染厂,厂址位于海防路590号。位于斜土路359号的力生自动纺织机械制造厂后来成为上海采矿机械厂。公私合营后,强锡麟担任公私合营华丰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1956年下半年,安排工商界人士担任专业公司副经理,强锡麟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印染公司经理。
  1959年,强锡麟夫妇主动放弃定息。1965年,他病重期间写下“死亡预嘱”,除留给夫人5万元之外,家里其余财物全部交给国家。夫人高志竞于1973年4月先他而去,他将夫人的5万元上交国家。粉碎“四人帮”后,他领到了查抄归还的财产,折合40多万元。当他得知上海第十七漂染厂职工住房困难,立即决定将款捐给厂里,为职工建造89套新公房,计6000多平方米。1985年,当他得知他和妻子放弃的定息96.8万余元还没有上缴国库,他再次办理上交手续。强锡麟上交国库和捐赠企业合计160余万元。
  强锡麟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他要编写一部《管理学》书籍。为此,他在1947年还设立了“管理学编著基金”,准备以历年管理企业所用图表及实际工作心得,编辑一部关于管理学的书。他搜集购置书籍和各种杂志,大部分都是偏重在管理学方面。从1961年到1963年,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10多万字的有关华丰纺织印染厂企业管理的书稿。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18:30:47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沽船坞曾用做兵工厂 成功仿造德式马克沁机枪

天津北方网讯:“南有汉阳造,北有大沽造。”汉阳造步枪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而久负盛名。其实,大沽船坞里的诸多“副”产品,也曾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立下赫赫战功。
  记者日前走访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该馆负责人刘春庆说,大沽船坞曾长期用做兵工厂。1890年,旅顺船坞竣工后,大沽船坞除了修造船外,开始生产军火。1891年,大沽船坞制造出中国首批仿德后膛装火炮90余尊,相对于当时清军的前装炮弹式火炮,它在射速和命中精度上都有了革命性的提升。
  1893年,考虑到海战影响,大沽船坞中止了正在建设中的炮厂,但仍在赶制军火。这一时期大沽船坞批量生产出了一种后膛装步枪,这就是被世人所称的“大沽造”。“大沽造”在当时技术上非常先进,在清军的装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沽造”诞生伊始就肩负重任,此后又在大大小小的战场屡建功勋。
  在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的一角,摆放着一挺锈迹斑斑的旧式机枪,这就是枪械史上大名鼎鼎的马克沁机枪。据了解,1916年大沽船坞开始研制仿造德式马克沁机枪,到1917年制成,试用情况良好,此后,马克沁机枪开始在大沽船坞扩大生产,后被称作“大沽造水压机关枪”(水套用于冷却枪管)。据刘春庆介绍,展馆里的马克沁机枪系2001年4月2日浙江村民郑志伟意外挖出,枪身上刻印着:“大沽造船厂所造”,编号:429。字体清晰,枪体漆黑。据当地人讲:1949年解放衢州时,解放军在高家镇的盈川山上放了几枪,这是衢江里的国民党兵船上的败兵投降时,弃之江中的“马克沁重机枪”。本报记者高创业
 楼主| 发表于 2018-6-9 23: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  李元鼎先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c9abf0102vtsr.html

李元鼎(1879~1944),字子彝,亦作芝逸、子逸,笔名礨空,号老曼、鲁曼,晚年自号漫西居士。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等率先加入。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即到革命军任参议兼文书。陕西军政府成立,任军政府秘书,后负责秘书厅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后,李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陕西靖国军崛起,李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应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后任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李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同年回蒲城任《蒲城县志》主编。李元鼎诗文颇丰,但仅有《李元鼎诗文墨迹散拾》传世。

李元鼎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在日本与井勿幕率先加入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三十四年(1908)正月,与井勿幕、茹欲立、张季鸾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清王朝统治,宣传救国思想,鼓吹革命。

1909年回国,在西安府实业中学任教,同时任省谘议局秘书长。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在此期间,经常与革命党人刘允丞等密谋策划革命工作。同盟会陕西分会因会员分布各地,联络不便,井勿幕深恐泄露机密,给反清革命造成损失,他为之设计“通讯横斜格”及“纵横连系法”用于通讯联络,自此革命党人所谋从无暴露。次年,清廷下令增征田赋税银,他以清朝入主中原后宣布“永不加赋”及“如任意在田赋上增派税银,皇上死后不得入太庙”的祖制据理力争,终使清政府传旨取消增征田赋税银。
李元鼎先生手迹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他参加以张凤为首的秦陇复汉军,任参议兼文书、都督府秘书长,负责秘书厅事务。在东西两路战役中,李经常彻夜劳碌。中华民国成立后,李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李主持制订陕西教育计划、倡办私立三秦公学、同州师范和凤翔第二中学,并先后选派出国留学生百余人。同时扶持易俗社,创办宣讲团,主张言文一致,读音统一。民国3年(1914)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督陕,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李愤然辞职。时教育司有3000两白银的节余经费,秘书常某按旧例向李建议:以半数归司长,其余由秘书、科长平分。李听后勃然动怒,严厉申斥这种中饱私囊的“旧例”,并令秘书将节余经费如数上缴。卸职后,李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后,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1918年11月,井勿幕遇害身亡,李悲愤异常,随即微服潜渡渭河赴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于右任委任为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后,在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私立民立中学,任国文教员。省长刘镇华屡以高官聘用,均被李婉拒。
    1926年,镇嵩军围困西安期间,杨虎城多次向他问计。杨与李有同乡之谊,素佩李之为人,二人相交甚深。他为杨虎城分析时局,并举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使杨坚定信心,加强团结,起到了谋士智囊的作用。1928年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同年被任命为审计部副部长。李元鼎学富闻博,辩才无碍,其言滔滔如江河之无阻,类战国时之策士;素性强毅耿介,遇事辄发,不畏难,类战国时之侠士。当时军事开支庞大,蒋介石不要审计部过问,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第三厅(审计厅)主管此事。三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名义,向审计部行文,要审计部照发支付命令。审计部大小官员主张照办,唯独李元鼎力排众议,据理函复军委会,指出军委会隶属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应在审计部权限内。如认为这样不妥,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终于迫使第三厅撤销咨文,此后李元鼎相继任监察委员、审计部部长等职。在任期间,李元鼎常回蒲城,蒲城县长出城数里迎候,问:敢问李部长是如何回来的?李答:乘船回来的。县长不解,惊问:蒲城西安无水路可通,如何能乘船回来?李答:尔刮地三尺,蒲城已见水,我不乘船又如何?于此,可见李元鼎之骨鲠。
    1933年,于右任为推行监察、审计制度,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察、审计分机构。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务会上,身任审计部部长的李元鼎,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终于监察院、审计部提出的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预算得以通过。上海《亦报》曾作报道:“李部长在中政会上摔破火柴匣,声震屋瓦,获得新预算的通过。”
    1934年,审计部总务处出售历年积存的汽油桶、废报纸和其它物件,得款约两万元。总务科长认为此款在预算之外,建议科长以上人员私分。李元鼎严加申斥,说“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私分国家财产,于理于法均属难容,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后即以此款购置汽车,供职工出外办公、上下班使用。1935年春,蒋介石派侍从室要员给李元鼎送来50万元支票,意在收买,以便军费审计。他派人将支票送还侍从室,并立即递交辞呈。此时,李身上只有三十块大洋,毅然携眷归陕。是时,李元鼎赋诗二首:“落日风清好放舟,桥边卧坡碍人头。如何一曲秦淮水,不许秦人姿远游?”“积毁真消骨,求全早负心。一朝成放鸟,千里趣归林。有狠交难绝,无才谤莫分。平生期不愧,慷慨去抽簪。”
    回到陕西后,李元鼎教书糊口,不食嗟来之食。顾祝同在陕,为拉拢李元鼎,派人送去500大洋,李元鼎把银元从门里扔到院子。厨子见了,赶紧到屋内对李元鼎说:“馍刚蒸到锅里,没柴烧了,咋办呢?”李元鼎顺手将睡椅拉到跟前,几脚把睡椅木架踏烂,说:“拿去烧火,饭还要吃哩!”
    1937年抗战军兴,国民党号召共赴国难,标榜民主,设立国民参政会,躬请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政,李先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三届参政员。1940年1月,被推选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团员有梁漱溟、卢冀野、余景陶等10余人。梁实秋曾在《华北视察散记》一文中说:团长李元鼎先生,这时候适在陕西原籍,我们到了西安才见到他。他是年逾古稀的一位老者,貌清矍,留着稀疏的几根胡须,手持着一根旱烟管,风度潇洒而和蔼近人。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陕西人,我的家乡和于右任先生故里是邻近的。俗语说‘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哈哈,我们陕西没有人才。”几句话说得又诙谐,又自负。我们在西安勾留数日,每晚都有机会听李先生讲荤素笑话。李先生是审计部长,一点官僚习气都没有,具备陕西人特有的古朴傲岸的作风。李元鼎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事实,递交国民政府如石沉大海,但重庆《新华日报》却将全文刊出。1942年,陕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李元鼎在各方敦促下出任议长。他不畏权势,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东关八仙庵东侧空地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贪污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
    1943年,杨虎城之母孙一莲病逝,其时杨已被蒋介石囚禁。三秦故旧袍泽虽多,丧仪竟无人主持,李元鼎慨然出面经纪,并自任“题主”,其风仪为时所仰。在议长任期,李元鼎领导参议员为减轻全省群众负担,与省当局及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争辩。特别对征购军粮和田赋改征实物等问题,多次申诉。蒋介石来陕西时,他又向蒋介石面陈军食与民食并重的主张,蒋虽当面嘉纳,但终难兑现。蒋介石征询国是,李元鼎说:“啥啥都好,就是政治太瞎!”弄得蒋介石甚是尴尬。
    1943年,李元鼎偶然染恙,回乡之念愈加深切,遂由西安回蒲城任《蒲城县志》主编。1944年春,病魔缠身,卧床不起,仍心系抗战,自恨体衰曰:“我,党人也,无益于国,而遽死乎?后死者其有以慰我。”是年8月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弥留之际,曾口占一联:“一事无成胡遽死,百年如寄自当归。”虽壮心未已,犹视死如归。于右任撰一联,挽曰:“天留议席先生老,泪湿关门后死难。”茹欲立挽之曰:“一往有深情,论文自愧非敌手;卅载交游衍,感旧多惭不识音。” 李元鼎先生于人服范仲淹,于文喜桐城,文笔锋古朴犀利、见解深刻,为世人传诵,如《论中国现今之民气》《择墨》《张季鸾先生墓碑铭》等。李元鼎于诗崇简斋陈与义,其诗沉郁顿挫,多为伤时记事之作,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惜未印行,故流传于今者百不见一。李元鼎教语文时,必教《说文解字》与文法,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对照日文、英文讲解。并要求学生写大字,且必须写《龙门二十品》,故其门下多能文善书者。
    李元鼎先生对汉隶、北碑予以深入研究,至老不衰。汉隶中于《曹全碑》用功尤勤,其隶书结体严谨,用笔方圆兼备,舒展有度,代表作如《遣嫁诗》《苏子衡墓表》《蒲城蒙浚生先生墓志铭》等。于北碑浸淫《龙门二十品》数十年,用笔方笔斩截,精进挺峭;笔画折处重顿方勒,凌厉果断;结体扁方紧密,点画骨力厚重,锋芒毕露,书风爽朗峻拔、雄峻森严,一如其人。代表作有《唐园行》《夏日郊居》《李仲特先生墓志铭》《张母滑太夫人墓志铭》等。其行楷俊逸中见隽秀,如《悼张季鸾诗》《弃官归里务农诗》等。张寒杉与李元鼎是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二人时有诗词唱和。近现代陕西金石书画大家张寒杉谓李元鼎书法:“曼老正色立朝,有西北先贤之遗风。即文墨小道亦取法极高,不为凡笔。”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钟明善曾有诗曰:“挥戈靖国追逸仙,和诗唐园伴髯翁;余事八法韵自雅,秦中英贤元鼎公。”
 楼主| 发表于 2018-6-9 23: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篇关于民国时期西京的景点分布和城市介绍的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9c2220101qp6t.html


前些日子在网上发现,现在附全文如下,不过似有残缺
,唯独缺少城北的记载。
                                                 民国二十四年西京(西安)城市旅游详解
          西京或其附近等处。曾为国都者。达八百八十七年之久。古迹名胜遗留之多。为全国冠。各地人士。爱好山水之胜。有考古之癖者。莫不爱赏。故本会有本书之辑。以为游览者之向导。惟陕西古迹名胜既若是之多。散处地带甚阔。因交通不便。殊难一一足临其境。兹本书所述。仅以交通方便之西京市区及近郊为范围。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篇言之。每篇之首。为以游览路线。以便参考。惟本书仅为漫长者作向导。而非考证书籍。故关于古迹名胜之历史来源。不求其详。例如城内各寺庙。相传系属唐建。而实则为宋时由城外移入者。盖今城为唐代帝都。政府机关所在之地例无庙宇。因本书既非考证书籍。故不深辨也。1、城内游览路线由钟楼沿中山大街即东大街东行数十步。至开元寺。再东行南折至端履门。经端履门南行至柏树林卧龙寺。再南行至柏树林底折向西至孔庙碑林。出孔庙沿城脚向东行。直达下马陵董仲舒墓道。由此西返折向北。进县仓正街。经县门正街。出马厂至中山大街。东行至东城门口。东狱庙即在路北。由中山大街西返。折向南新街至新城。小碑林即在其内。出新城西门。经西新街西华门街。越陕西省政府折向北。经麦苋街进小皮院巷至清真寺。再向西折经莲寿坊。直向西行即至万寿宫。今之测量局即其原址。过万寿宫直向城之西北角。有广仁寺在焉。循原路返至万寿宫街口折向南。行半里即西五台之上坡处。由西五台向南行至酒金桥折向西。经省立第一中学校。再南行西折至建国公园。出建国公园南行。经贡院巷过西大街。经夏家什字柴家什字双仁府街至甜水井。依街西行至城角。疯颠洞即在其处矣。由疯颠洞依原路返至西大街。东行里许北折至大学习巷清真寺。大学习巷之东为城皇庙。再东行过广济街至迎祥观。再东行至今之民政厅。乃旧时之唐故中书省地也。再向东行至钟楼折向南。经南大街折向东至书院门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华塔寺即在其内。由此西行经大汀子庙街小汀子庙街折向北。经大车家巷至南院门省立第一图书馆。则城内之古迹名胜备览矣。懋贤移修今地。位於东西南北四大街之中心。楼高三层十丈零六尺八寸九分。清乾隆五年。经巡抚张楷重修。鼓楼在钟楼之西。稍微偏北。为北院门大街之南首。今陕西省政府前面。楼作九槛四层高八丈六尺六寸四分。虽高不及钟楼。而雄壮有加焉。乾隆五年与钟楼同时重修。民国二十三年经省政府略加修葺拨作金石书画会之会址。开元寺在中山大街路南。唐开元元年所建。故名。当系后人由他处移建於此者。后殿有玄宗御容。楼上有古佛像五尊。两旁四尊为藤像。其中者系铜质。此像已为广仁寺请去。现仅存其四矣。寺内原藏有宋版全藏经三千余册。为国内孤本。於民国初年移入省立第一图书馆保存。该寺历朝香火甚盛。至清末渐衰。殿宇亦渐毁废。今所存者。仅一极少部份之中殿而已。其两旁屋宇。经改建民房。现为西京娼妓之大本营。卧龙寺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创建於隋,初名福应禅院。唐改为观音寺。因寺中有吴道之画观音像。故名。至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人以臣龙呼之。太宗遂命改今名。为陕西首刹。建筑宏伟。藏有宋明藏经七千余册。极为名贵。上海中国佛学会。出巨资照像印行。以为佛学之研究。原书现移省立第一图书馆保存。又有梵文具叶经四页。此具叶据佛教中人言。乃释迦佛在世时之叶。以两面皆光。无正背之分。为曾被佛光长生之证云。大殿上有千手观音像。为珠宝所镶成。此像系清时西藏所进贡者。后慈禧后巡陕。送赠该寺。其旁有石观音像。系六朝时物。因保存不严。头部被日头资去。其后重刻像首补上。然裂痕宛然。且雕刻亦无原有之精致。殊可惜也。前殿之旁有佛足迹碑及胜子佛奄字碑。亦有名之古迹也。文庙在城东南隅府学巷口。唐贞观四年建。历朝皆有修葺。殿宇宏壮。古柏参天。庄严俊伟。涉足其间。觉肃然起敬。清代士林人手一本之虞世南书庙堂碑。欧阳询书皇甫碑,及智永禅师之千字文。皆在殿前。其大殿之旁。有一古代琉璃瓦质之屋脊龙头。其大如牛者。系民国八年。庙中修筑墙垣时所掘得。於此可见。当代建筑之伟大。碑林在府学巷文庙之后。为国子监故址。有名碑贴苍萃之所。宋时复移入开成石经。及颜鲁公柳诚悬等名人书碑。其后因修筑灞桥。缺石。遂覆唐碑七百余通於桥身。殊可惜也。至清乾隆时巡抚毕沅(秋帆)又搜集历代碑碣汇置其中。现碑林内藏有汉唐宋元明清各代名碑四百九十五种。计一千四百十五方。而以唐之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王羲之圣教序等。为最名贵。下马陵在城东南胭指坡下。汉大儒董仲舒墓道也。董子广川人。汉武时为江都汀。卒时为胶西相。谥广川伯。墓前有祠。曰汉江都相祠。内有石刻董子像。及明洪武重建。清康熙三十一年重修碑记。昔汉武帝。幸芙蓉宛。(即秦之宜春宛)每至此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深日远。遂谈传为暇蟆陵。唐时为妓女名酒所出之地。白乐天琵琶行诗【家在暇蟆陵下住】即指此也。又说。汉武帝幸芙蓉下马处之下马陵。系在今城之外。不谂孰是。尚待考古家之辨正。东狱庙在东城门口路西。宋政和六年建。明时重修。后殿两边有宋代画壁。其殿旁之三教宫。系明时重修时所增建者。三教主像当亦为明塑。前殿两壁。传系清时名绘匠袁江手笔。神像背面有泥塑人物花卉工极精致。殿之左梁上有马负图所绘扇面。远望如折扇悬於梁间。真传神之笔也。小碑林即新城。今绥靖公署之署址即是。为明秦藩故城。洪武初耿炳文奉命修南门三。东西北门各一。清为满州教场。民国初辛亥之役。毁於火。十年冯玉祥督陕。重建新城。恢复旧观。城内西北隅有太湖石。即唐肺石。高丈余。玲珑瑰异。上有手足痕各一晶莹如玉。俗传手疾痕系唐贵妃杨玉环手迹。足痕系明皇所遗脚印。民国十七年宋哲元主陕时。移颜勤礼及阁贴考等碑於其内。遂有小碑林之称。莲湖公园在城北大莲花池街。乃明藩秦王妃所置之放生池。引通济渠水所灌。池中满植莲花。后年入渠塞池涸。至清康熙七年巡抚贾复汉浚渠。因重凿之。复植莲花。乃曰莲花池。仍作放生池。池旁有寺庵多所。清初即废。雍正元年继修时。於池北立莲花。元庆寺。池南立莲池寺。民元改体育场时。冯玉祥将寺庵拆毁。改为公园。现池北二寺之基地。已收为冰窖。池南今之国术馆。即旧时之莲池寺也。园内风景尚好。空气亦清新。渠水灌入。其声潺潺。小坐憩自。领略水声之清雅。足以贻神忘倦。惟所植之树尚小。无林阴之胜。花卉亦少。倘加以培植。即可成为一良好公园。革命公园在东新街。为纪念革命而设者。园内除革命纪念亭。纪念馆及测候所疏散之房屋外。寸草不长。一片白地。盖徒有公园之名而已。园前之牌楼则甚古雅。其全部材料。闻系拆毁某县东狱庙移来者。清真寺崇奉回教。城内共有十处。其规模较大。足资游览者有三。 一,在西大街之华觉巷。俗名东大寺。传为唐玄宗时所建。亦由他处移建者。寺址宽大。殿宇宏丽。雕刻亦甚古雅。颇有艺术之价值。西京所有古时寺观。能仍其旧观者。仅此而已。院前有米元章董其昌两字圣所书碑二通。大殿之前。有清官石。石上满钉铁钉。传为历朝清官所钉。阶下有碑数通。为修葺时所立者也。 二,在大学习巷。传为唐中宗时所建。寺略小於东大寺。俗名称东小寺。建筑亦颇宏丽。 三,在大皮院巷街。为明洪武十七年铁铉所建。永乐十一年。郑和重修。寺址尚宽敞。殿宇亦颇壮观。
  万寿宫在莲寿坊西五台之北。建於清时。中有王雪岩书[四圣七直]四大字。雍正七年重修。今所存者仅一部份。陵地则量局局址即是。虽已破旧。但当年之富丽情形。尚可於其宏大之梁柱及雕刻中得之也。宫前有一泉。今已涸。乃清时李自成破西安时。知县吴从羲焉。立碑留记。因名为吊忠泉。  广仁寺即喇嘛寺。在城之西北隅。建筑时代不可考。清康熙间重修。有御书[慈云西阴]四字。及御制碑文。殿前有白石莲花缸一座。雕刻甚精。惜无从考其为何代物也。大殿宏丽瑰伟。仿北平之宫殿式所建.大殿中之佛像。因屡塑不成。遂由开元寺请去铜佛。像之铸工甚精。形色异於常佛。传系西藏所铸。民国二十年。寺前宽地有军队所藏於地窖中之火药库。突然暴炸。全寺被毁。大殿梁折屋塌。而中坐之佛像巍然未损丝毫。藏经殿之全部藏经。亦未毁一页。亦云幸矣。

  西五台 在老关庙街之西。原址为隋文这帝所建大兴宫。在唐为西内太极宫。宋时创建为寺。曰安庆。明清代有修葺。以垒垒有如大陵者五。故谓之五台。其系三四两台尤为高耸。上建重阁供观眺。一览全城如在掌上。每年仲夏有会。游人最盛。以对南五台而言。故曰西五台。上有睡佛寺。建自清顺治元年。睡佛长几二丈。颇壮观。现寺宇破损。行将倒塌矣。
  疯颠洞在城西南隅机器局旁。明末疯颠和尚坐化於此。僧生平好画。今碑林内有达摩事像三尊。是其遗墨。洞旁会真庵。昔日乃东关八仙庵建以招待游方道士者。  城皇庙在西大街化觉巷之西。创建於明。改建於清。其正殿系移故明秦王府之砖瓦梁柱建筑而成。今大殿之式样。相传仍为宋明宫殿之遗形。庙前照壁砌有琉璃瓷龙凤形状。亦系明时遗物。其颜色鲜艳如新。极为美观。庙前有长街。为旧式商业聚会之所。  迎祥观在西大街广济街口之东。唐中宗景龙二年建。因名景龙观。玄宗开元间。梦老子而得其玉像於周至闻仙阁。像高三尺余。命张九龄等迎至观内大同殿安置。遂改名景龙观为迎祥观。观中有睿宗御制之大铜钟一具。高八尺围一丈五。状极传整。有龙虎凤鹤等形。钟铭一方。亦为睿宗御书。钟现移省第一图书馆陈列。而玉像则不知失於何处矣。观址现已改为学校。无甚可观。观后高出地面之钟楼尚巍然独存。其内并有仿制睿宗御书钟铭石刻一通。然粗俗不堪。  唐故中书省在西大街。即现之民政厅厅址。亦即秦穆公雍宫旧址。其后院大屋乃清之藩库。建筑犹唐时形状。清末宣统三年八月。屋中倒下大梁一根。其长七尺径六尺。梁上有[元至正十年就唐村重修]字样。后以大梁九根合一换之。而尚不及原梁之粗大。惜旧梁今已不存。
  宝庆寺即华塔寺。在书院门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内。创建於隋时。至唐文宗以感哈利观音像建五色塔。故名华塔。后寺废。仅塔尚存。另说。系唐太宗贵妃杨氏玉环宗族所建。明代重修。冯从吾尝讲於此。后又颓废。现经重修一新。复其旧观。或谓今塔系自城外移建者。因今城在唐时为皇城也。今塔上尚有唐像若干。雕刻甚精。至寺中原有之唐杨将军新庄像铭。虢国公杨花台铭二碑。则不知於何代散失矣。  省立第一图书馆在南院门。馆址系明时书院故址之一部分。宋时张载程颢程颐诸人讲学之处。由常遇春改建而成。清时初为陈列馆。宣统元年改为陕西图书馆。民国二十年始改称今名。移公私藏书及古物聚存於此者甚多。现内藏有中文书籍十六万二千余册。西文图书一百余册。日文图书三百七十余册。其中最名贵者有宋版大藏经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二卷其附属之历史博物部。内藏金属古物二百余件。其中如周鼎唐钟等为最名贵。石类七十余件。以唐刻经幢元代石狮及昭陵六骏马为最名贵。(现仅存其四。失其二。殊可惜也。)余如魏唐造像等有历史价值者。为数甚多。城东游览路线    出东门在关内至罔极寺。八仙庵。长安酒市即在庵旁。出东关南便门至青龙寺。再由此向东北行至金花落。药王洞。直往东行过灞桥至华清池。
  罔极寺在东关内。唐中宗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则天后建。其时则天甫崩。距今已千二百余年矣。玄宗开元十三年改额曰兴唐。明正统八年主持蒲柱重相等。仍复旧名曰罔极。其大殿近年毁於火。现今业已修复。惟较原址缩小多矣。
  八仙庵在东关长乐坊。为唐南内兴庆宫之一部份。宋时有郑生见八仙於此。初建祠。元正中安西王祷祠获应。因请敕修。明正德间八仙复显於菅民场圃。因建八仙庵。清康熙嘉靖光绪代有修葺。琳宫精舒舍。邃幽清静。苍松翠柏。花径竹林。洵为城东名胜区也。庚子义和团之变。两宫出巡。又发国币建坊。并赐敕修二悬於庵之山门。  长安酒市在八仙庵之右。有碑刻隶书[长安酒市]四大字。盖即其地也。旁刻[唐吕纯阳先生遇汉钟离权先生处]十四字。  青龙寺在东关南郭门外祭台村之东北角。俗曰石佛寺。建於唐代。崇奉密宗。密宗亦称真言宗。大历中有僧惠果和尚住此寺。宏宣真言大教。据惠果行状。唐德宗时。新罗国慧日来此留学密教。贞元十九年日本僧空海亦来此留学。学成返国。遂为日本密教之开祖。所谓宏法大师是也。今日僧皆视此寺为圣地。寺中并有二日僧题字。现今寺甚狭小。殿宇仅寥寥数间而已。寺门之前有二大古石马。不知其为何代物也。  金花落在城东约二里。今有其村。为唐南内兴庆宫之一部份。一说离宫。相传为宫中卫士住所。亦有谓为唐葬宫人之处。唐杨筠松谓。长安有福地八区。金花落即其一也。
  药王洞在城东金花落村。洞亦称孙真人洞。孙真人修真於此。常赤裸裹牛皮。俗谓之牛皮真人。故亦曰牛皮真人洞。
  灞桥灞水出秦岭蓝田谷。左汇产。北流入渭。名蓝。亦名滋。秦穆欲章霸功。更名霸。水经注作灞。灞有桥。距省垣东二十里。为晋豫陇蜀要津。秦以前无可考矣。汉时桥在产水入灞迤北。隋置南桥。即今灞桥街也。唐时桥之两边。满植柳树。时人饯别多於此也。故名消魂桥。厥后随建随颓。清道光年间由巡抚杨名提倡咸宁。长安。咸阳。渭南。泾阳。三原。朝邑。大荔。合阳。韩城。周至等县士民聚集十二万三千余金。乃将灞产两桥同时修复。经始於道光十三年之冬。十阅月而成。共费十万三千六百金。节余二万以作岁修经费。当时移驻咸宁县丞於桥南。责成稽察。今久不修。恐有沙淤颓坏之虞。长安八景之一[灞柳风雪]即指此也。灞馆即在桥之北。        华清池在城外五十里。临潼县之南门外。池系温泉。居骊山之下。年代极古。昔周幽王与褒姒均被犬戎杀於此。幽王以烽火戏诸侯之台。原址在第一峰。然今已无遗迹可寻。强秦时所谓神女汤泉。亦即斯泉。其后唐太宗因此魏温泉宫之旧而作行宫。今其类似玻璃之石碑尤在。至明皇乃更名华清池。其地址包括今之县城及骊山之一部份。当时宫殿台阁至多。惜皆不存。今所用者仅唐之浴汤故址耳。此泉因贵妃杨玉环沐浴。并有长恨歌咏之。历代诗人更皆失传。几至尽人皆知。惟贵妃浴址只知在今池之。其详已不能辨识。又唐人於此池所设白石浴具。亦早已散失。只山上老君殿之老君像为白石质。尤是唐物。附近风景甚佳。可资休养。现该池已由公经营。有优等池三。男二女一。分级售票。另有通池十。皆公用。不收浴资。城南游览路线    出南门至荐福寺。再南行至大兴善寺。东南行至慈恩寺。由此向东北至乐游原。折向西南至曲江池。曲江之东为鸿沟岸。王宝钏庙在焉。由此西行至宋氏花园。折而南。至韦曲镇。出韦曲即为樊川。折南东至牛头寺。杜公祠。华严寺。经杜曲至兴教寺。由此西行至留村有张良庙。北返至王曲。天下者都城皇庙在焉。西行经子午镇进沣峪口。
净业寺即在其上。返而北行至灵感寺。北行至香积寺。  荐福寺在城西三里许。本为隋炀帝藩邸。后曾赐萧禹为园及英王邸。文明元年立为大献佛寺。天授初改荐福寺。中宗时大加修葺。有浮屠十五级。高三百余尺。为宫人出钱所立。历代均有修葺。因其与大雁塔对峙。故称小雁塔。明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亥地震复合。后每逢地震辄有裂合。寺内有钟出自武功河畔。初砧妇捣衣。声闻数里。因发之得世钟。移置於寺。遂有雁塔神钟之名。为长安八景之一。  大兴善寺在永宁门外五里。为玄奘法师卓锡地。创自晋武。初名遵善寺。隋开皇间改今名。诏僧若干人实之。招提之盛甲於天下。开元间。善无畏金刚智及印僧不空三藏三大士在此倡密教。自善无畏传密教於中国。金刚智不空二人与之肩随。时称开元三大士。故此寺乃震日密教之发源地也。今寺中尚有唐塑佛像多尊。式样极美。  慈恩寺俗谓大雁塔。在城南八里许。原址为汉宣帝时之乐游庙。隋改无漏寺。唐高宗为报母恩改为大慈恩寺。永徽初。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圆测等译著佛经於此。玄奘法师氏人。姓陈。博涉经论。贞观初。往西域广求异本。经过百余国。历时十九年。得梵本六百五十七部而返。寺内有浮屠七级。曰大雁塔。塔经重修。今犹巍峨宏壮。塔下南面有三藏教序碑二座。分镶于上塔处之甬道东西两壁间。为唐代褚遂良所书。大雄殿之题名碑。唐及唐以后诸代者均已无存。现存者乃明代以后所立。科举时代。士人中举后。刊同年之名立石寺内。当时谓之雁塔题名。四门有唐雕佛画。  曲江池在城东南五里许。池址在秦为宜春苑。汉武帝因其故址筑而广之。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曰曲江。隋改为芙蓉苑。唐开元中更流凿为胜地。周七里。南有紫云楼。西有杏园慈恩寺。北为乐游源当时都人游赏。以上已中和为尤胜。[曲江流饮]为长安八景之一。新进士每值登科赐宴及探杏题杏皆在此地。今虽湮为村地。尚有痕迹可寻。  乐游原在大雁塔之东南。曲江之北。汉宣帝於此起宇庙。号乐游。复起苑。亦曰乐游苑。太平公主赏於原上置亭游赏。生人因称其地为乐游原。原居长安之巅。四望宽敞。俯视城内如在掌上。士女春游。咸就登临。杜牧诗[乐游原上望昭陵]即指此也。现尚有高邱巍立。  王宝钏庙在曲江东南之鸿沟岸上。世传王宝钏为唐薛平贵之妻。薛贫不能立。遂远出从军。久而不返。宝钏守贞於此地寒窑内。后人敬其贞。立庙祠之。庙内有薛王二人之像。庙之下即鸿沟岸。为薛平贵降红鬃烈马处。  宋氏花园在大雁塔西南。为今人长安学者宋聚五先生之私园。池台花鸟。点缀於青山绿野间。诚幽息之福地。园之前为宋氏先茔。左为先祠。植竹成林。垒石为山。春日牡丹齐放。更为是园生色。都之人士。常携伴作园游为城南近代之名胜区也。
  韦曲在城南二十里皇子坡之西。其东西倚龙首渠。南面神禾。灞水绕其前。为樊川第一名胜。唐时诸韦世居於此。民间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谚。故名。亦为韦后之故里。  樊川在城南皇子坡前。为汉樊哙所癖。地为哙之封邑。现哙之墓尚在樊川南面之神禾原上。  神禾原在韦曲之南。晋天福六年。是地产禾一茎六穗。重六斤。故名。唐时倚原有洞曰莲花洞。为明皇女临晋公主之驸马郑乾曜之故居也。  杜公祠在韦曲南之勋荫坡上。祠为明嘉靖五年陕西都御史王盖等人所建。后人以当时董其事者刑部主事张道配享祠中。此后明清两代屡有修葺。后又颓毁。民国二十一年夏。陈少白先生等往游是祠。见其荒无凄凉之状。慨然叹息。乃集资重修。复其旧观。并在祠之前后左右满植花卉竹木。现已茂盛成荫。为良好之风景区矣。杜公名甫字子美。号少陵。本襄阳人后徙河南贡县。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卒於代宗大历五年。谥文贞。  牛头寺在勋荫坡杜公祠之右。唐贞观六年建寺。为牛头山第一祖遍照禅师所居。宋改福昌寺后复旧称。明清各有修葺。今尚完好。寺本为城南名胜区。今得杜祠之彰。更胜於昔矣。  华严寺一作华严寺。在城南二十五里坡上。樊川在其下。於此下瞰。遥望终南。可尽其胜。唐贞观年建。时有高僧於此说华严经。天雨花。故名。有华严初祖杜顺和尚塔及四祖清凉国师塔。寺以年久。殿宇毁没。仅剩士窑一座。民国二十年经朱子桥君等募款重修。  杜曲在城南三十里。唐岐公杜佑居此。其地山川形胜。草木花坞皆为极盛。杜工部诗[杜曲花光浓似酒]之句。可以想见其胜矣。今虽无昔日之盛。仍属胜景也。由此南行至杜固。二杜皆为诸杜所居。累世农冠。杜曲谓之北杜。杜固谓之南杜。今称杜坡。唐书载。杜正伦与城南诸杜素远。求通谱。诸杜不冠世美。及正伦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十日方止。自是南杜不显。所凿之处。今崖堑尚存。俗曰马崩崖。或曰凤凰嘴。不知何谓也。  兴教寺在城南四十里。杜曲南之东韦村。唐总章三年建。内有三塔。中塔特高。为三藏法师玄奘埋骨之所。其余二塔。左为慈恩窥基。右为西明圆测。玄奘塔有尚书屯田郎刘轲为之铭。慈恩塔铭为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宏度撰。西明塔为贡士宋复撰。今尚存在寺中。  张良庙在城南五十里之留村。建筑於何代已不可考。据村人所传仅知明清各代皆有修葺。并云留村为张良之封邑。事未见载於正史。不敢据信为是也。留村之南即南五台。其东有太乙宫。太乙宫之南为翟华山。
  都城皇庙在城南王曲镇。庙址宽敞宏伟。建筑年代无考。所祀之城皇为汉之纪信。纪以替汉高祖死。高祖功成封为天下都城皇。院中古柏参天。殿前两壁有清人书汉明两代故事。由此南行二里。有太师洞。洞已倾塌。仅存太师像。现正修葺中。  净业寺在西南六十里沣峪内。乃唐时律宗巨子道宣法师之道场。道宣乃独集律宗之大成者。因其居南山。故法宗亦名南山宗。前经该寺住持僧向各方募化。施工修葺。殿宇颇整齐。不若以前之破毁矣。  草堂寺在城西南四十里左右。系鸠摩罗什三藏之道场。什师为七佛以来第一译师。所译经论。普宣法界。故此寺之价值在佛刹上亦称殊胜。现罗什之宝塔尚在寺内。完整无缺。系石造。相传用西域宝石。故附近均称为宝塔。另有道统碑。自什师以下及门弟子均刻石详记也。长安八景中之[草堂烟务]。即是此也。  灵感寺在城西南五十里大元庄沣河西岸。长安志。唐灵感寺景龙二年建宋改名为大宁寺。现传为汉之西明寺。在唐时圆测法师驻锡之所。寺址极宽宏敞大。即道宣律师亦曾讲律宗於此。为当年律宗之中心。现寺尚存有道宣之舍利一座。雕刻甚为精美。其构造及形式均与他塔不一。  香积寺在城南三十五里。子午谷正北。神禾原之西。寺前有大小二塔。唐神龙二年建。近昆明池。镐水河交流处。王摩诘有过寺诗。宋太平兴国改为开利寺。寺中昔多石像。及唐塔铭。功得经碑等。今塔中裂。院中荒凉。城西游览路线  出西门往北至千福寺。由此向西至崇仁寺。再直向西南至庄严寺。再往西行至三会寺。造字台。由此向西北行镐京向北行即至阿房宫之古址矣。  千福寺在城西二里。本唐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舍为寺。大中六年改为兴元寺。今称铁塔寺。此名更於何代则不可考唐时此寺殊有名。颜真卿年书之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即是此也。此碑现存碑林。寺之殿宇久已残破。民国二十年经朱子桥君重修。略旧观。现寺内有佛像三尊。塑工精致细美。传系唐时所塑。其余如唐代经幢滚龙柱等古物。惜均断坏。仅有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尚完好。但久经风雨剥蚀。其字迹已不易辨识矣。  崇仁寺在西门外五里。本隋高祖子秦孝王施宅所建。初名济渡寺。唐太宗为大秦僧立波斯胡寺。亦在其地。俗呼金胜寺。以寺后之金胜亭。同为补长安之金气者。高宗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处於是寺。而徙济渡寺於安业坊之修善寺。后复徙附近之道德寺於修禅坊之太原寺。以其处为太宗别庙.曰崇圣宫。仪凤二年并灵宝道德二处为崇圣寺。唐时设樱桃宴待新进士。即在此寺之佛牙阁。明天顺八年秦藩重修时。於土中得玉佛像及钟磬碑刻之属甚多。题其额曰崇仁寺。清乾隆间巡抚毕沅重修。仍额曰崇圣寺。塑五百应真应。当时长安刹宇。此为最盛焉。同治回教之乱。遂毁於火。所存者今有景教碑一通。现移存於碑林。白石莲花缸四。大可合抱。缸口有隶书字迹。其三移置城内广仁寺。其一放置于山门口。作夏日施茶之用。此寺相传为唐玄奘法师晾经之台。民国二十二年。年僧人在地下掘出六朝石佛像多尊。雕刻极其精致。  庄严寺在城西南十二里。本隋文帝仁寿年为献后立。名禅定寺。唐武德中改今名。当时京城西南地微下。乃於此寺建木浮屠高三百尺。周一百二十尺。以禳之。故俗称木塔寺。寺内佛像等古物。均於回乱时被毁。今院中有龙爪槐两株。传为明时所植。古苍可爱。殿旁之砖窑传系隋时之旧物。今尚完好。  三会寺在西南二十五里。俗名寨会村。内有台。传说以为仓颉造字台之遗迹。立有石碑一通。文曰[仓颉造字台]。此台俗称迦叶佛说法台。唐景龙中。中宗幸寺与群臣赋诗。上官婕妤所谓释子说经处。即是斯地。昆明池在西南二十里。汉武帝筑以习水战者。周围四十里。据地三百三十二顷。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林立。宫观环绕。甚为雄壮。神龙中。安乐公主气以昆明池为其私沼。中宗不许。公主愤甚。以家财凿定昆池。周围四十九里於其旁。即今之鱼化寨等处。直抵南山。昆明池之北有阿房宫。其左近为沣镐。定昆池之东西岸为仓颉造字台及周穆王陵。今两池皆湮为民田。  镐京在城西三十里沣水之东。其故址即今之丰镐村一带地方。初周武王都此。天下诸侯宗之。故曰镐宗。亦称宗周。或又曰西都。其后平王迁都洛阳。镐京遂废。沿至今日。更沦为乡村。又如文王之灵囿灵台灵沼及彪池等。均在附近。然今亦只余遗址而已。至周文王之丰京则在今之斗门镇之西。逾沣水。有名大原村者即其附近也。近来考古家时发掘得瓦器。  咸阳故城即秦宫。在今咸阳县城东二十里。自秦孝公至始皇均都於此。是城中贯渭河。北有咸阳宫。南有信宫。二宫之间。有高桥架於河上。俗谓[引渭灌]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02:25:5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bbs.artron.net/thread-4419539-1-1.html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号召共赴国难,设立国民参政会,恭请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1938年秋,于右任专程由武汉飞抵西安,下飞机后即乘小车到蒲城见身为参政员的李元鼎,当日下午与李元鼎至三原茹欲立家,茹欲立因共赴国难之心切,与于、李尽弃前嫌,于右任1938年7月6日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首届参政会议。1939年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后,李元鼎赋五律《陪右任院长过江送诸委员之贵阳》一首。1940年4月,茹欲立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对国民党强奸民意、压制民主的作为十分不满,未听完蒋介石的闭幕词就愤然退出会场,说:“既不让自由讨论,那么还开会干什么?”当即离渝返陕。在参政会上,罢会以示抗议者,茹欲立为第一人。1940年元月,李元鼎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团员有卢冀野、梁漱溟等十余人。华北慰劳视察团遍历山西、河南、陕西、湖北等抗日前线和大后方,回重庆后李元鼎写出报告,据实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和民间疾苦状况,此报告送交国民政府如石沉大海,中共却将全文刊登于《新华日报》。1942年,李元鼎出任陕西省第三届参议会会长。在任期间,为减轻全省百姓负担奔走呼吁,因“黄金案”弹劾省长熊斌,终使熊斌调出陕西。1944年蒋介石到西安后,曾召李元鼎征询国是,李元鼎说:“啥啥都好,就是政治太瞎!”弄得蒋介石甚为尴尬。1943年8月,李元鼎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于右任撰、书一联,挽曰:“天留议席先生老,泪湿关门后死难。”茹欲立挽之曰:“一往有深情,论文自愧非敌手;卅载交游衍,感旧多惭不识音。”新中国成立后,茹欲立历任西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与于右任天各一方,于右任的夫人和女儿于秀芝生活困难,茹欲立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直至“文革”初期。在十年动乱期间,茹欲立已年近九旬,身遭迫害,处境艰难,但于书法依然是日课不断。1972年,茹欲立因病逝于西安。
  于右任晚年被携台湾,于1964年病逝于台北,他生前用血泪凝成的遗作《望大陆》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位陕西乡党在晚年涌动的浓浓乡愁,更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他所创立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是草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旷世一代大家、“草圣”于右任对草书规范化作出的卓越贡献。不论是人生功业还是书法成就,于右任都令人隔着历史长河而长久仰视。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15:28:4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zgdazxw.com.cn/culture/2015-09/25/content_117622.htm


流亡中,他们历经磨难
    当战争来临时,林徽因8岁的女儿梁再冰正随着大姑妈和表姐、表哥在北戴河过暑假。林徽因给女儿写信,表达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这封信写得乐观、从容,然而当时的北平危在旦夕,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1937年7月29日,日军开始进驻北平城。8月的一天,梁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他被邀请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他们开始有所动作了。梁思成、林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奔赴南方。
    梁思成一家的迁徙,整整走了3个月时间。10月,林徽因写信给朋友沈从文,讲述了他们的流亡经过:“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在长沙,他们遭遇了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在1937年11月24日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详细讲述了这次轰炸:“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这所房子我们住了三间。……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倒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12月初,梁思成一家又离开长沙,辗转前往昆明。梁再冰回忆:“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痛,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骨。在旅途中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当我们经过湘黔交界的晃县时,母亲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至40度。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肺炎是很可怕的病。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拥挤而阴暗,但父亲并不慌乱。他找到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懂得中草药的女医生,请她替母亲治疗,根据她开的处方给母亲煎中药服用,使母亲在两周后退了烧。”在舟车劳顿、几经颠簸、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梁思成全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旬到达了昆明。
    抗战时期,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多少家庭经历了背井离乡、生离死别,梁思成一家的遭遇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个缩影。
    了夙愿,他们心系祖国
    在昆明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陷入了贫困。梁思成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受伤的脊背剧烈疼痛,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为了维持生计,林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意志,他们一直关心着前方的战事。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希望参战,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梁思成身体刚恢复健康就开始重建营造学社。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了新的工作计划。在重新争取到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后,他与随后来到昆明的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一起,对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活动。
    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入川,到离四川宜宾30公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安顿好后,梁思成、林徽因和同事们又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之中。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除了对宜宾周边部分古建筑进行测绘外,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撰写《中国建筑史》和用英文撰写《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著述上。那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她长时间卧床不起。在给美国友人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描述了他们在李庄的生活:“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林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拮据、贫病交加,这让朋友们十分着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瞒着梁思成、林徽因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求助,费正清和费慰梅也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非常感激朋友们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梁从诫对此也记忆犹新。当时他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终于,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还把《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宋代建筑作法用现代工程图绘制出来,并对晦涩的术语加以解释,初步实现了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心系祖国命运,一直顽强地用学者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这样评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贡献:“林与梁一道留学美国时,已决定了共同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他们的后半生虽不免历历坎坷,想做的还远远做不到,毕竟还依愿而行了,像许多历经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心总系在祖国的命运上。”
 楼主| 发表于 2018-6-12 16: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定义了我们今天飞行方式的传奇飞机——道格拉斯DC3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环球航空并不想要波音247的仿制品,他们所求更大、更好。波音247在当时唯一的不足就是航程较短,道格拉斯决定以此作为突破点。但想超越波音247并不容易,道格拉斯决定用最优秀的团队担当此任务,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徒弟亚瑟·雷蒙德。道格拉斯给雷蒙德7天的时间来完成设计,设计的预期要求很高,新飞机的航程要增加25%,达到可直飞1600公里并可搭载12名乘客,比波音247多两名。这是个赌博,如果雷蒙德的设计成功了,将会改变公司的命运,如果失败,公司将会面临破产。
1932年8月,雷蒙德将新飞机DC-1的设计方案交给环球航空。环球航空第一次看到设计时非常吃惊,并严重怀疑其双引擎的设计。当时,虽然波音247已经证明了双发是可行的,但环球航空之前坠机经历使其指明需要三个引擎,两个用来飞行,一个作为安全备用。如今双发客机早已成为主流,不过在当时,飞机的气动外形较弱,如果一个引擎故障,单个引擎无法保证飞行,必须要有第三个引擎保障飞机继续飞行。
道格拉斯公司的态度是坚持自己的设计,不仅给环球航空想要的飞机,好要给其带来变革。环球航空的机械顾问是查尔斯·林白,第一个飞跃大西洋的人,他表示如果DC-1能飞起来,环球航空就会购买。雷蒙德将整个道格拉斯公司都堵在DC-1上。原始合同未包含设计研制成本,只有当DC-1制造到一定数量后公司才能开始盈利。
雷蒙德为了证明DC-1用一个引擎能够飞行,他找到了当地的加州理工学院正在试验的一种新的航空技术:风洞实验。所以可是说,道格拉斯的DC-1是第一架科学设计的美国飞机。最开始的测试遇到了很多问题,DC-1的飞行很不稳定,即使两个引擎都工作也很容易受气流影响。问题出现在飞机的重心上,还有如何协调机翼与机身。
雷蒙德没有放弃,在找到解决方案前他的团队进行了超过200次风洞实验。雷蒙德发现,将机翼后掠能够带来重心的改变。为了减少颠簸,减少机翼和机身的阻力,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小巧的圆形弯曲零件让机身与机翼的连接更平滑。这些改进让飞机飞的更加平稳。在当代风洞实验已经成为航空设计的重要环节,并且延伸到了汽车等领域。
道格拉斯团队还要努力克服的问题是如何让身形巨大,马力强劲的飞机在降落时迅速减速。当年没有正规跑道,只有一大片空地,城市不会为一架飞机建新机场,只能让飞机来适应场地,所以怎样让飞机将速度降到适合降落并且扔保持高速飞行的能力,襟翼就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襟翼,由道格拉斯公司最先提出,在降落时放下襟翼可以帮助飞机更快减速,在起飞时放下襟翼可以大幅提高飞机生力,即可以用较慢的速度较短的跑道起飞。他们想出的方法成为现代飞机设计的重要特征。
DC-1作为原型机并未投入生产。1934年,道格拉斯发布了他们的新飞机DC-2,一架14座的客机。它比DC-1更快、马力更强,马上轰动了航空业。环球航空用这款飞机飞越了美国,飞行时间创造了记录,DC-2比当时所有客机都快,甚至比军用飞机还快。DC-2比对手波音247多搭载4名乘客,更快,更平稳,加油停靠次数少,很快就淘汰了247。道格拉斯因此订单接到手软,甚至盈利,在那个时代没有谁能靠造飞机挣到钱。
 楼主| 发表于 2018-6-12 22:54:5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北平归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a367d80102w5no.html

XX兄:
    (前略)现在就兄要求弟的关于去平及离平种种,就弟所亲经目睹的事实分别告诉你吧!
    民二七二月初六日,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家乡——淇县之后即由关XX充当伪县政府县长。他和我家有亲戚关系,这是你早就知道的,他一上台之后,便尽量拉拢咱县的士帅及他的亲属作伪政府各种官吏,当时关XX要拉我大哥当X科科长,后来经过百般的交涉,才算谢绝了此职,但因为关XX在敌人利用威胁之下,伪政府人数凑不够是要挨揍的,于是就又要拉弟到伪政府去,你想,我怎肯允诺?但家中又以我闲在家中,白花了若干金钱上学,而当时又无学可上,觉得每月三四十元薪金的职务,以高中一年级生的资格满可以了,他们哪知道这是作亡国奴的先声!我当时气急了,对家人说:“如果不设法给我辞退,跳井上吊就是我唯一的答复!”我大伯还算是位较为明白事理的人,结果给黑良心的关某暗出了五百元的谢礼,这股遗留万年的臭气才算解消了。但还怕敌人暗害,(因为在城内暗杀男女学生日有新闻)到别处去又无资,便决定跑到“北国”去了。
        到了北平(当时即改称北京了)以后,由朋友介绍去了一家相当发达的粮栈充当跑站(收发货物)之责,薪金虽有限,但吃穿尚可敷用。不过心坎内终是在想着有个跑到自由祖国怀抱里的机会,在粮栈住了不久,坏的遭遇就来了!驻平敌人特务机关借调节民食的美名,把北平各栈存粮,一一登记数额(虚报者斫头),由他们定下官价,强迫出售。这么一来,北平各粮栈自然受的打击不小,于是一般出高价的客商,便密定暗盘,以补其损失。结果又被敌人查获,对于各粮栈经理,大行逮捕,定以违背“皇军”命令之罪,扬言将处以极刑,这么一来,粮栈便不约而同的相继关门了。中间的经过两月之久,各粮栈共化了百十万巨款,允以后不再有暗盘事情发生,问题才算解决了。但各路运输概由日人统筹,华商无力干涉,并且不准自由买卖,本栈在这种处境之下,不得不宣告闭门大吉!因之弟的饭碗又成了严重问题。经过许多奔波,总算又在一家商号充作小职员。

一  敌伪的庆祝会
    有一次是汪逆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强迫人民参加庆祝大会,各商行每家派两人出席参加,弟受了经理的命,也算是有机缘得以参加了这场名为庆祝实同吊丧的汉奸大会。我看到每一个人的面庞(除了真正的汉奸)都是凄凄然流露出一种不可自止的难堪表情!当大小汉奸们在台上高呼新伪中央政府成立万岁时,台下的群众流下了无声的泪!
  
二  奴化教育
        北平自敌人占领之后,即成立大中小各级学校。学生虽是寥寥,但施教方针却不因之不实行。教员教授各校皆有一二人任之,更有日文课本。三民主义改为新民主义,历史、地理、国文等科一概删改了,学生除了少数的汉奸子弟及亲属之外,尚有不少的良家子弟。其中富于国家观念及民族思想的亦不乏其人!但因在敌人淫威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但他们心中复仇之火,是在不断地燃烧着,刺杀敌教员教授的案件屡有发生!但也有许多赤诚的青年,在那里苦于没有机会。因此受敌人利诱的也不能没有。这,自然是国家的大损失,我政府当局,设法救出陷于敌威下的千百位青年,是目前不容稍缓的要举!
  
三  汉奸报
    北平各家报纸,都是受敌人统制的,一切言论,均由日人检查删改后方准发表,有许多消息,简直荒谬得令人不能相信。因之一般商民,很少有人看报纸,即偶阅之,亦系作消遣品看待之而已,每一个中国人(除汉奸外)都在深切的盼望中国胜利的消息,当汪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的一天,我听到一个中国百架飞机轰炸南京的消息,虽未知真确,但内心高兴得真要使我跳起来。我敢说后方民心未死,等反攻的时间一到,他们正是截击敌人的一股伟大力量呢!

四  人民对伪钞的态度
        北平及华北敌占区新用纸币,统统都是伪准备银行发行,间亦有“皇军”手钞,老百姓虽很不信任,但在敌人强迫之下,谁敢违抗呢?他们都不像我们对法币那样的愈多愈善的保存着,相反的谁也不肯保存经过一周以上。商人们宁肯用伪币多买货,而不保存它,伪钞之于商民,其信任程度就可想见了!
  
五  游击队的活动
        说道游击队,真是有趣极了,北平附近有X万游击弟兄,以X路军为主干,举凡破坏铁桥、公路,切断电线、截获敌人汽车,攻击敌人……种种能以利用制敌的手段都应用着,老百姓在X路军政治的宣传下,很能与军队合作破坏敌人的阴谋诡计!敌人想“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那简直是梦想!只要总反攻的一日到来,看吧!遍地都是捕敌的罟网,到处都是游击的弟兄了!
  
六  毒化政策
        毒化政策为敌人最显著的毒辣手段之一,你如果到街上遛一遛,辉煌的高大建筑,标着什么什么洋行,什么什么商号,那就是毒化我人民,灭亡我种族的毒品公司了。成千成万的壮健青年,都变成了形容憔悴的垢面烟鬼,大街小巷随便都可摆设烟摊;故都不速收复,我怕十年之后就难找到不是烟鬼的壮年了!

七  娼妓赌博
       北平的娼妓,日益增加,且多半都是高丽人或日本人,日本浪人满乡可见,扰乱秩序,无端挑衅,在娼妓的裙下,不知败坏了多少中国青年!娼妓的收入是大部分用在敌伪机关的。至于赌博场,更属触目皆是,多少中日人士围炉呼虚,妓女侍侧,从中取红,此中不知麻痹了多少青年。

        数月前决定了离开这人间地狱,给祖国做一点事,因此不避艰险,扮作一个小商人,经过了敌人的严格检查网,终于到达了西安。我看到街道虽因敌机轰炸,留下了是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创痕,但人民不屈不挠的态度,使敌人所宣传的:“中国后方的人民像热锅上的蚂蚁,沸水中的老鼠”,那样的滥言一扫光了!西安至XX的路上,正在从事练壮丁,修工厂、筑公路…………这更坚定了我“必胜”“必成”的信心!我现在是有着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的路子好走了。我的手酸了,待下次再续谈吧。

弟XX于宝鸡七分段
 楼主| 发表于 2018-6-12 23:04: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央社讯 抗战期间的经济政策
1940年12月5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a367d80102w5kv.html




货币政策只不过是总理经济政策的一端,总理的经济政策是整套的,不容割裂,实行了第一个,即应实行第二个,第二个行之见效,就应再行第三个,继续实行,至于全部实现,才能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总理的经济政策第一个就是货币政策,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粮食政策;总理的粮食政策,不仅要由我政府彻底管理粮食而已,且应实行粮食公卖,粮食为什么要由国家来经营,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关于民生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这种有关人民生命的权操之于少数囤积粮食的人手里,那么垄断操纵,任其所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呢?如今重庆米价已涨至一百五六十元一市石,这不是因为米粮缺乏所使然,实由于有人操纵囤积所致。四川粮食向来有余多的,何况近年来又是连岁丰收,更无缺乏粮食之理,然而事实却已造成了米贵的严重局面,致使一般恃固定收入为生的,惶惶不可终日了,如果粮食国营,那么操纵囤积等弊,得以一扫而除,米价决不会涨得这样慢无限制的。

物价昂贵,由于商人操纵囤积,不过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如果通货过多,自然会币值跌落,物价高涨了,所以发行纸币,以不至于使物价过高涨为适度,假使因纸币发行过多而影响了物价,就是在某一方面得到了利益,亦只能算是利害参半,不能说是完全成功。如果我们的法币政策,有了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唯有继续实行总理的粮食政策,才能解除这种弊病,这句话怎样说呢?政府发出纸币以后,一定要换取有价值东西回来,或是物资,或是劳力,或是税收,以为抵偿,庶几能收能发,不致去而不来,使通货充斥于市,失却信用。现在我们的法币,有没有发生以后无法收回的毛病呢?如果有的,那么最大的原因,便是政府收入太少,我们看看政府的预算,便可知道政府收入的情形,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每年不过三四万万元,后来迭有增加,也不过八九万万元,到现在,许多有税收的地方相继沦陷,一年的收入还是和这个预算相差无几,最好纸币的发行额,和国家的收入不差太远,要达到这种目的,倒不必限制纸币发行额以谋平衡,应在增加收入方面想法救济,增加收入,使与纸币的发行额相平衡,即可以巩固纸币的信用了。我们在抗战建国的时候,纸币的需要,当比平时为多,然而怎样来增加收入,使之平衡,法莫善于粮食国营,把全国所有粮食,除了耕者必需的一部分外,其余概由国家来公买公卖,政府因为经营粮食获利,增加了收入,同时又可以平移到了物价,现在百物均贵, 其贵的原因,由于受了米贵的刺激,却是一种主要因素,因为米粮贵各物随之而贵,这是近来大家见到的事实,如果粮食由国家经营,革除了垄断囤积之弊,价钱不会高涨,亦不致刺激各种物价上涨了。

粮食国营,可增加多少收入呢?拿四川来说,今年虽不丰收,但据调查还有八九千万担佃农与地主享受的比例,至少为二与八之比,就是佃农的二成,地主得八成,至多是平分,佃农与地主各的一半,每年收成有丰有歉,平均以一万万担来算,至少有五千万担归地主所有了,地主有了这许多米,不即出售,待价而沽,再加以奸商收囤,于是乎既不是佃农,又不是地主的那些人便买不到米了。米价给他们操纵,无限高涨,自然要演到今日的结果,如果归诸国营,即以五千万担每担盈十元来打算,就可获利五万万元,试问全国有几个四川的产米量呢,政府每年增加粮食国营的收入,当在数十万万以上哩。国营结果,不只增加国家收入,而且平抑了粮价,不是一举两得么,这种办法,在平时应该采用,在战时尤应既予实行。
或者以为半数归国营,不是把地主所有的没收了么?当然不是的,政府应以公平的价钱向地主收购,或者命令佃农,将应交地主的谷租,直接缴纳于政府,再由政府给地主相当代价,发现款也可,发储备劵公债也可,于此更可想见。食粮国营不是很难办的,然而我们不此之图,如果在法币政策没有成功之前,还有可说,如今法币政策不能算没有成功,而且事实需要,又是那么迫切,还得我们迟疑么?国家的收入不想开源方法,怎能担负建国的重任。记得前几年总裁有一次说,我们预算若不超过十万万元以上,国家的建设便没有办法。现在建国之外,还要抗战,预算所需,自比此数还要多上几倍,抗战支出,不能只靠借债收入,至少国家预算不能单靠赊借来支持的,否则不免会使收支太失平衡,我们今后的预算,无疑的要一年比一年的增加,看看别的国家,相形之下,便知太少,英国现在负担战费及平时行政支出,每日约要一千二百万镑,一年就要四五十万万镑,我们的预算,至多时不过等于英国一万万镑,美国现在尚未参战,而充实国防的预算已达一百六十七万万美元,我们的预算至多只合美金三四万万元,这个数目只能抵及纽约一市的行政预算,从这种比较上,更可相信以后抗建预算只有增加,不会减少的。如此浩大的支出,除了从积极方面增加国家收入之外,实无其他稳妥之途可寻。
总理的经济政策第三点,就是土地政策,中国是以农立国的,财富全在土地,要开发财源,非在土地上想法不可,虽然我们不能永远以农立国,但在工业尚未建立之前,不能不先靠农业,也就是不能不先由土地方面来开源,有人以为从土地方面来开源,不妨着眼于矿业,不过我们现在的矿业尚无基础,殊不可恃,只有总理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把土地渐渐归诸国有,国家变为大地主,这样国家的收入有多大呢,还怕没有钱么?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几十年前,许多人以为这是一种理想,万难行得通的,可是在总理这种主张宣布以后,俄国的革命建国,相续成功了。他们成功的道理,还不是靠实行土地国有这个政策么。俄国革命时候,所有工业破坏殆尽,财富是靠土地革命而来,到现在不过二十年,一跃而成了工业国,列入世界列强之林,要归功于土地国有政策。我们想,人家行得通的,我们何以行不通呢?人家的成功,是用革命的方法得到的,我们不用革命方法,能希望他成功么?现在一般经济学者,说起建国,每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榜范,殊不知,他们是工业建立已成功的国家,其经济的组织和经济的来源,根本和我们不同,我们哪里仿效得来呢?我们以农立国,和二十年前的俄国是一样的,所以俄国便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如参考俄国的方法来建国,并不是要抄袭俄国的方法,而是实行总理的主张,因为总理的平均地权,和俄国土地国有的目的是一样的呀。
现在法币已经成功,其效力或者已发挥到达最高,以后必须多想办法,以加强法币的信用,使它的基础不会动摇,物价不致受其影响,飞涨无度,否则物价愈涨,囤货的人愈多,因为法币信用动摇,人人必生法币不如货的心理,结果,大家爱货不爱币了,如何巩固法币,唯有增加政府的收入,政府的收入和法币的数目不是差得很远,便不怕法币筹码的增加。有人以为抗战三年以来,法币散于民间,因抗战发财的很多,政府只要征收财产税,足为建设之用,这个虽也有相当理由,但是为数一定不够的,我们知道发国难财的有几多呢?据一般估计,说是有二三十万万,但这个数目,就是全部征收,也不够战时预算的用,更何尝是永远的办法呢?我们解救财政上的困难,殊不必多费脑筋,抄袭书本,步武欧美,只要研究总理的经济政策,制定方案,切实奉行,不难解决的。今日我们来谈粮食国营,问题不在能否做到,而在于有无决心,总之,我们对于总理整套的经济政策务使一件一件推行,抗战建国的大业必可指日完成。(完)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11:5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12:07:28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外滩哪个码头见证这一刻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回湘途中绕道上海,于3月14日到达上海。第二天,毛泽东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生欢送会。17日,送别第一批湖南青年;29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生的欢送会,并于31日送别。
  那么,毛泽东到底在上海哪个码头送别两批湖南青年的?对此,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从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现为扬子江码头)上船。虹口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展示内容持该种说法;第二种,是在虹口的杨树浦码头上船,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中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持该种说法;第三种,是从杨浦的黄浦码头上船,杨浦区出的《杨浦百年革命史迹》持该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且看本文作者分析。  有关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新闻报道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起始于1912年。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法国。1916年由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来自全国各地、共20批青年学生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等,留法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回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骨干。
  湖南新民学会积极赞助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等奔走联络,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1919年3月中旬和月底,先后有两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乘船出发赴法国,其中大多为湖南籍学生,毛泽东亲自来到上海欢送留学生。
  1919年3月16日《民国日报》第十版《欢送留法勤工学生记》报道:“环球中国学生会昨日下午三时开会,欢送勤工俭学会赴法留学生八十五人。中西来宾者,有法国驻沪总领事韦尔登君,副领事翰德威君,法国公使馆参赞雷沛雪君,中法实业银行经理李雍君,法国副领事苏荣里君,法文专修学校校长高巴君,法国公使馆馆员魏武达君,留法俭学会干事高鲁君,前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君,教育部张仲苏君、沈商耆君,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君,留法哲学士徐炳昶君等”。报纸还报道了15日与会嘉宾代表讲话的要点。
  1919年3月31日《民国日报》第十一版“俭学会留法学生出发”报道:“勤工俭学会第二批留法学生,前日(廿九)法总领事及环球中国学生会开欢送会已志本报,兹闻昨日上午十一时环球中国学生会又邀该生等在该会复开茶话会。由朱少屏详述出洋应知之事项,并公举英日法翻译及庶务等。午后五时由勤工俭学会干事彭济韦及学生会朱少屏等送至贺茂丸,直至晚九时始返,该船定于今晨八时启航云。”
  1919年3月11日《申报》第三张,公布各类信息,包括外币汇兑、证券、棉纱行情、轮船进出口日期等。在轮船进出口日期中,列出了从3月10日到3月22日两个礼拜的上海进出口客运轮船的船期,其中有“3月17日(农历二月十六日)礼拜一出口,因幡丸,欧洲伦敦,邮船”的字样。这一栏轮船进出口信息共有57条,分别列出日期、船名、方向、所属公司的信息。
  1919年3月31日《民国日报》第十一版商务行情栏船期的出口轮船栏中,刊登了“3月31日(农历二十九)礼拜一出口,贺茂丸,午前八时开往欧洲,邮船会社”的信息。
  1919年3月28日《申报》第三张的商务栏里,在轮船进出口日期中,有“3月31日(农历二十九)礼拜一出口,贺茂丸,欧洲伦敦,邮船”的信息。
  当时的《申报》、《民国日报》报道了留法学生欢送会,那时中国政府教育部和法国驻沪领事馆官员以及诸多社会名流参加了欢送会,环球中国同学会工作人员送留学生到码头。留学生分别于3月17日上午九时半乘“因幡丸”、3月31日上午八时乘“贺茂丸”出发到达法国。这两艘轮船都属于“邮船会社”,即“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在上海的日本航运企业旧时码头全面解析
  “邮船会社”即当时在上海的日商航运企业“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是当今三菱财阀(三菱集团)的源流企业。1875年在三菱财阀创立者岩崎弥太郎的主导之下,三菱商会合并官办的“日本国邮便蒸汽船会社”,并易名为“邮便汽船三菱会社”。1885年,“邮便汽船三菱会社”与另一家大型航运企业“共同运输会社”合并,成立“日本邮船会社”。1893年改制为株式会社,成立“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是最早在上海的日本航运企业。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上海成为最早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航运势力蜂拥而至,大量洋船进出上海,英国驻沪领事规定了上海的港界和洋船停泊区。中国民船停在十六铺至南码头一带,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南1700英尺到苏州河以北1700英尺为洋船停泊区。这个划定也是设置“租界”的条件和基础,美、英、法在沪租界最初都是沿着洋船停泊区的岸线向市内扩展圈定的。到19世纪60年代后,洋船停泊区扩展到北起虹口(今提篮桥附近),南到新开河沿江一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及北方沿海开放,苏伊士运河通航,进出上海的船舶日益增多,大量的货物卸下后需要仓库和堆场,因此上海出现兴建轮船码头的高潮。
  当时在外滩一带已洋行林立,江边又是南北主要通道,没有条件建造码头仓库,只能向外滩的南北两翼和浦东发展,因此早期外商轮船码头就建在虹口沿江、法租界外滩和与县城隔江相望的浦东沿岸。到1870年前后,虹口沿江从苏州河口起已建有汇源、怡和、旗记、琼记、顺泰、滔律文、同孚、虹口、宝顺、耶松、仁记、和记、信和、丰裕等码头。法租界从洋泾浜到新开河建有公正栈、法国轮船公司码头、顺泰南栈和十六铺的金利源、金方东等码头。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航运势力在其政府支持下,迅速大举入侵中国,并以上海港为基地,向长江流域和沿海各港口扩张。1896年日本最大的轮船企业“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开设了横滨至伦敦航线,1898年又开设了香港至西雅图航线,都以上海港为中途停泊港。1898年,日本第二大轮船企业“大阪商船会社”开辟日本第一条定期长江航线———沪汉线,1907年,日本政府递信省出面组织在华航运企业的日资,成立了专门经营中国长江以及各支流航线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亦称“日清轮船股份公司”。为了与英法美航运公司竞争,各日本轮船公司互相配合,提升服务水平。比如经营国际航线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航线与经营长江内地航线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航线衔接,可以给旅客提供许多方便;又如,日本邮船会社增加各船的发动机马力,上海至伦敦航线从航行45天缩短到41天,票价还比英国船低4镑,每14天开行一班。日本公司在上海港迅速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商船大批被征为军用,日本航运势力乘机扩张,到1918年日本轮船进出上海港的吨位数已超过英国而居首位。
  随着日本航运势力在上海的扩张,港口吞吐量的扩大,日商新建改建收购了很多码头。到1920年,日商的主要码头有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三菱、汇山、新汇山3座码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黄浦码头,大阪商船会社的杨树浦码头,日清轮船公司的老摆渡码头和张家浜码头,大仓洋行的大仓益昌码头,三井物产会社的老三井和新三井码头,日本海洋社的扬子码头,东洋铁路公司的宝隆码头,三菱商事的董家渡码头,共12座。其中:
  日商在上海的第一座码头———三菱码头(又名日邮中央码头或东洋码头),位于浦西苏州河与黄浦江合流之处虹口的黄浦路与武昌路口,1876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售与三菱邮船会社,1885年随三菱邮船会社归并于日本邮船会社,改称日邮中央码头。1916年“日邮”收购了毗连的怡和码头,将两座码头改建成一体,岸线长820英尺,水位较深,有铁制浮栈桥3个,可同时停靠两艘3000吨级轮船和一艘万吨级远洋轮船。该码头靠近当时的闹市区,客货进出极为方便,平时停靠日本邮船会社的远洋邮船,接待远洋航线的中外旅客,有一半码头也租借给日清轮船公司停靠长江定期班轮。
  日商在上海最好的码头———汇山码头。位于浦西提篮桥南侧,原属英商麦边洋行,1903年麦边洋行将其长江航线的轮船和汇山码头以250万元卖给日本邮船会社。1913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码头,该码头岸线长水位深,主要停靠上海至长崎班轮及世界航班,装卸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货物。
  木结构栈桥式固定码头———杨树浦码头,位于浦西秦皇岛路西侧。与汇山码头连在一起,与黄浦码头隔路相望。由“日本大阪商船会社”于1914年购建,为木结构栈桥式固定码头,前沿水深21英尺。主要停靠大阪商社的上海至南洋(主要是台湾、福建)航线班轮,也可停靠欧美和日本航线的远洋船,装卸杂货。
  方木造固定码头———黄浦码头,位于浦西秦皇岛路东侧。1908年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购建,1913年重新改建成方木造的固定码头,前沿水深20英尺。专门停靠北洋航线(上海至大连、青岛、天津航线),也租借其他轮船公司停靠欧洲远洋船舶,以装卸北洋杂货、煤炭和进出口欧洲货物为主,码头后方建有11座仓库和可堆存4万吨煤炭的堆场。
  日本航运企业在上海经营的12座码头中,日本邮船会社所属远洋邮船的码头,就是停靠在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三菱码头。
  上海港口在甲午战争前,客运规模较小,大多数船以装货为主,顺带捎客,航线也少,客运量有限。到甲午战争后,随着内河港口对外通商,江海航运进一步发展,上海港的客运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15年,上海港共有30个码头从事轮船客运业务,其中22个码头在黄浦江沿岸(到抗战前上海港口主要外商码头中还是有22个码头,有6个码头设远洋航线),8个码头在苏州河内,有5个码头辟有国外客运航线班轮。
  如公和祥码头,位于虹口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包括顺泰码头、虹口码头(即现在的高阳路码头)等,经营英商的远洋轮船。太古码头,位于法租界黄浦滩(即外滩),经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南北洋班轮及上海至宁波的客运班轮。三菱码头,经营日本邮船会社的远洋客运班轮和日清公司的长江客运班轮。亨宝洋行码头,经营上海至青岛、烟台、天津及外国的客运班轮。宝隆洋行码头,原来为英商码头,1906年被日本东支铁路公司收买,停靠俄国义勇舰队邮船公司上海到长崎、海参崴航线邮船。
  可见当时上海港内河、远洋的客运码头不少,但供日本邮船会社邮船停靠的码头,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位于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码头。
  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乘船出发地应该是三菱码头
  据《上海港史》记载,外商码头都与轮船公司直接挂钩或者就是轮船公司开办的,码头和运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轮船公司的船专门停靠在本公司的码头。1919年3月,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乘坐的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邮船“因幡丸”和“贺茂丸”,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远洋客运邮船只能停靠本公司的“三菱码头”或“汇山码头”。由于码头业务的分工,“汇山码头”主要停靠日本航线的轮船,因此到欧洲伦敦航线的轮船只能停靠在“三菱码头”。
  从出席环球中国学生会举办欢送会的中、法官员和社会名流来看,当时的中、法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重视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中国政府还专门批给每个学生留学经费,路费也有保障。对整批的、人数不少的留学生,环球中国学生会经办负责人高度重视,会视当时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理、最适宜的轮船和航线;也会考虑到学生集合地(静安寺51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与轮船码头路程的远近及是否方便快捷等因素。因此,环球中国学生会和这两批留学生是不会选择远离市区,堆满了煤和货物的杨树浦码头和黄浦码头上船的,这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
  “三菱码头”所在的黄浦路上有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驻沪领事馆,附近的礼查饭店是当时上海的高档酒店,距离不远处还有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的日本电信局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桥边远东最大的邮政公司,黄浦路已经设立电车公司的公交站点,跨过外白渡桥就到了当时的市中心,电车直达静安寺。当时的日商轮船公司非常讲究服务,所以,远洋的客运码头只能设在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三菱码头”。
  有些党史书籍提到毛泽东在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是在黄浦码头或者杨树浦码头,这些说法的出现,一是可能“三菱码头”的大门开在黄浦路,被人误传为黄浦码头;二是黄浦码头的大门开在杨树浦路上,被误传为毛泽东是在杨树浦送别勤工俭学的学生的。  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大多乘法国邮轮
  另外有些文献中说,很多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是从杨树浦码头、黄浦码头出发。如: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出发;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向警予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昂特莱蓬”号出发;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阿芒贝尼克”号出发;1920年9月10日邓小平从黄浦码头乘法国邮轮“昂特莱蓬”号出发;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从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出发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邮船公司在上海已经没有自己的码头,其他法商码头如“法租界工部局码头”、“洋泾浜公司码头”和浦东的“永兴码头”,这些码头都比较小。“工部局码头”只有280英尺,“洋泾浜码头”只有170英尺,“永兴码头”才100英尺,而且都是浮码头,只能靠泊小轮船。法国邮船公司只有租借日商的码头停靠自己的邮轮。据《上海港史》记载,外商码头经营比较灵活,为了争取业务,用优厚条件争取其他公司船舶停靠,充分保证码头利用率。所以,外商轮船公司之间相互租借码头用来停靠远洋轮船实属正常。
  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日商,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票价相对低廉的法国轮船。《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记录邓小平1920年8月27日乘坐法商吉庆洋行的吉庆号长江客轮出川到上海。《聂荣臻回忆录》记录聂荣臻当时只带了300银元,购买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的四等统舱用了100银元。邓小平回忆,当时从十六铺乘法国小轮船顺黄浦江而下,到杨树浦换乘法国远洋轮船。因此,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因多种原因,乘法国邮轮从杨树浦码头、黄浦码头出发也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1919年3月17日和31日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启程的码头就是在位于虹口黄浦路、武昌路口的三菱码头,毛泽东两次到上海,从虹口送两批留学生上船。
  以上论证为个人浅见,有待各位专家指正。
 楼主| 发表于 2018-6-17 17: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925年12月6日长女东久迩成子(幼号照宫)出生,下嫁东久迩盛厚
聊聊各位内亲王女王的名字

https://tieba.baidu.com/p/1346439242?red_tag=1947008424

---------------------------------------------------------------------------------
成子,大概是对孩子的长大充满了憧憬,希望吾家有女初长成。虽然当时的良子最好应该生儿子,但是无论男女,第一个孩子都多多少少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很少看见昭和和良子看自己孩子的照片,除了男孩子和贵子(生完儿子无压力),成子大概是个例外吧。可惜的是成子早逝,在父母盛年时去世,未尝不是违逆了“成子”的美名。照宫,应该是选自典籍的字,应该和日本皇室的始祖天照大神有些关系,希望借这个名字招来男孩(有点类似江南地区给女孩子起名招娣之类的名字)。
 楼主| 发表于 2018-7-14 23:55:37 | 显示全部楼层
鲁迅住过的拉摩斯公寓 惊现上世纪30年代神秘外文信


http://sh.eastday.com/m/20120424/u1a6509118.html




东方网4月24日消息:据《新闻晨报》报道,一封写法奇异的外文信件,一张早年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合影,一名身着呢大衣的年轻女子的全身照……几件1930年代的物品日前惊现虹口区北川公寓。而这座公寓的前身就是曾闻名上海滩的拉摩斯公寓,鲁迅、冯雪峰等名人亦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神秘信件与鲁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它的背后潜藏着多少拉摩斯公寓的传奇往事?发现者包阿姨觉得,或许可以借助公众的力量,还原它们背后隐藏的历史故事。然而,它神奇的书写如同天书一样,令多位业内人士一时间一筹莫展。
    史海钩沉:拉摩斯公寓里与鲁迅秘密会见的那些人
  拆壁炉意外发现外文信件
  上世纪70年代的文革末期,包阿姨一家迁入虹口区北川公寓3楼居住,算起来她和老伴已经在这栋老房子里生活了近40年。她至今还记得,当年搬进公寓时,就觉得房间里靠着西侧墙壁的一座壁炉很稀罕。但对包阿姨一家来说,这个壁炉一直就是件摆设。2010年7月,因为家中老人离世,包阿姨和老伴商量后,决定把壁炉拆掉,隔间稍微装修一下。
  “当时,装修的师傅刚把壁炉从墙上拆下来,就发现壁炉后面掉下来很多东西。”包阿姨回忆,掉下的东西里,大部分是年代久远的扑克牌,还有一些沾满了灰尘的照片、纸头。
  “装修的人一看没什么值钱的,就把扑克牌什么的都扫到垃圾里去了。”包阿姨说,若不是她和老伴当时留了点心,这些可能是珍贵史料的书信和照片,差点就被销毁了。
  书信照片皆出自1930年代
  记者在包阿姨的家中看到了被其意外收藏的这些陈年信件和照片。
  信件部分,包括一张写满了外文的信纸和一个长14厘米、宽10厘米的小信封。信封上没有张贴邮票,也没有封口,显示这封信很可能未被寄出。
  由于年代久远,信件折叠部位已经出现严重的蛀蚀,部分字符已经缺失。尽管信件的手写体不易识别,但记者仍能从书信的抬头处认出“Shanghai July 11th193x”(意为193x年7月11日上海)的字样。但究竟是1931还是1397,抑或1939,因为写法飘逸无法辨认。
  照片部分共有两张:其中一张长22厘米、宽15厘米,从照片文字可推测,这是一张国民党政府安徽省财政厅下属机构的26人黑白合影,被裱在一张较大的硬板纸上,画面清晰完整,照片中还有“民二八、四、十”的字样,如无意外,它应该拍摄于1939年4月10日;另一张照片是“上海王开照相”为一名脸颊丰润的年轻女子拍摄的全身照,从她波浪长发、身着呢大衣、脚蹬圆头皮鞋的装扮来看,该女子家境殷实。
  奇怪的是,在年轻女子的照片背面,还有一串用铅笔书写的阿拉伯数字“30673”,其中,数字“3”的特殊笔迹,和英文信件上“193x”中的“3”极为相似。
  写信者可能是鲁迅邻居
  记者采访得知,包阿姨目前居住的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前身是1920年代,由英国人Ramous (拉摩斯)建造的四层公寓楼,1976年曾加造一层,现为五层。历史上,这栋老建筑还有过拉摩斯公寓、白川公寓的不同称呼。因为这栋公寓曾是鲁迅躲避反动派抓捕的隐匿地之一,目前已被列入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一书,曾记载了鲁迅当年入住拉摩斯公寓的经过。该书特别注明,当时鲁迅居住的公寓,门牌是北四川路194号a3楼4室,门上贴的是内山完造的名片,隔壁房间住的是个英国人。而包阿姨现居住的北川公寓,恰巧就是3楼3室。
  龙飞凤舞语种不明专家叹信件似天书
  “这封外文信会不会是鲁迅的英国邻居写的?”“信件的内容是什么?”“这位写信的外籍人士怎么会得到一张国民党政府机构人员的合影?”“这位外籍人士和照片中的华人女子有何关系?”……
  当我们试图打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迷雾却越来越浓!因为,信件内容不像法文,不像英文,也不是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更不是德文、俄罗斯文。
  信件通篇是如今看来“龙飞凤舞”的圆体字,却令3家翻译公司的专业翻译团队看过之后,给出了近乎一致的失望回复——“信封初看像法语,但信件内容到底用什么语言书写,加上有缺损,根本辨别不出里面的内容。”
  当这封转到曾在法国南希留学3年的工业管理专业硕士杨轶敏的手中时,她似乎很有信心,“问题不大,当年上课做笔记,老师的法语板书也是龙飞凤舞。”然而,连续几天的努力后,她同样也茫然,“除了少数英语单词我能认得出,简直像一篇天书,其余单词都不认识。”
  “信件正文,用的肯定不是法语和英语。”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熲看过之后说,从信件格式看,这显然是熟知外国信件书写习惯的人写的,写信的人可能是外籍人士。
  柴明熲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前期,他学习过圆体字的写法,和现在字母斜体写法,存在不小差异。而从信件的形式来看,他推测,这是一封普通家书,“以前,一般公文、商业文件都是打字机打出,手写的,一般都是亲友、熟人、朋友之间的信。”柴明熲又找来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专家集体“会诊”,有研究法语的,有研究英语的,还有研究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等语种的专家。但专家看过之后,都摇头表示爱莫能助。
 楼主| 发表于 2018-7-15 00:07:07 | 显示全部楼层
“拉摩斯公寓密信”引起市民对过往的好奇和追忆

http://sh.eastday.com/m/20120427/u1a6517421.html


东方网4月27日消息:据《新闻晨报》报道,一封密信,引出了一段尘封的城市记忆;一幢建筑,讲述着无数消逝的城市秘密。晨报近日连续报道的的“拉摩斯密信”,在上海滩上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市民对于那个远去的时代的好奇。在鲁迅以及“拉摩斯密信”所处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保护是为了传承,要把老房子的故事说下去才算传承。那么,谁来说?当然应该是住在这里的人,因为他们才是主角。
  为此,我们以拉摩斯周边区域为样本,沿着当年的北四川路,继续寻找。
  拉摩斯公寓
  ●探索点:上世纪20年代英国人建造的四层公寓,1976年加盖一层。该公寓曾是鲁迅躲避反动派追捕的隐匿地之一。目前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什么拉摩斯公寓,从来没听说过”
  一封已被虫蛀的外文信,因为包阿姨的留心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当时,这封信已被装修工人扫入了垃圾堆。当谜底终于揭开,谁曾想到,历经70余年,这封信竟找到了它的主人,揭开了一个希腊家族的在华经商史。“我们说拉摩斯公寓很有名,是有故事的,是因为鲁迅、冯雪峰等名人曾经在这里住过。”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虹口分中心主任葛建平说,如果除去鲁迅、冯雪峰等名人的光环,拉摩斯公寓的故事还能讲下去吗?
  葛建平在波兰参观过居里夫人的一处旧居。“这处旧居当时还住着人,并没有单独保护起来供人参观。”葛建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房子居住者的那份自豪,他们对居里夫人曾住在这里感到十分荣幸,对居里夫人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但很可惜,在上海,很多人虽然生活在老房子里,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故事中,即便是很有名的故事。
  于是,记者决定再去探访一下拉摩斯公寓。
  拉摩斯公寓坐落在四川北路上,紧邻着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在公寓门前的书报亭,记者向卖报的老伯打听拉摩斯公寓的故事。老伯一脸迷茫,反问“什么拉摩斯公寓,从来没听说过”。他竟没注意到,他身后的公寓墙上就挂着一块“拉摩斯公寓”的铭牌,还写着“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5层高的拉摩斯公寓有10个门牌,其中4个门牌对应着公寓居民进出的大门,其余6个都开出店面,有运动品牌店,有饼屋,有小超市,还有专营韩国拌饭的饭店。
  葛建平说,饼屋所在的2079号,当年曾是著名的白俄咖啡馆,鲁迅经常在这里与朋友见面,有史可查的便有内山完造和成仿吾等。当记者询问饼屋营业员是否知道以前咖啡馆的事,营业员一头雾水,建议记者去旁边的多伦路问一问,因为“那里才有保护建筑”。
  记者想去找一下冯雪峰曾住过的地下室,葛建平特意关照记者从公寓隔壁的弄堂里进去,“现在弄堂里应该开出了一家小吃店”。果然被他说中。
  拉摩斯公寓 ←向左走 向右走→
  ●探索点:四川北路
  拉摩斯公寓所在的四川北路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地标。旧日的上海书籍中曾这样描述四川北路:“北四川路跳舞场,中下等影戏院、粤菜馆、粤茶楼、粤妓院、日本菜馆、浴室、妓院、欧人妓院、美容院、**院甚多,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为最繁盛,日夕车辆、行人拥挤。 ”
  拉摩斯公寓位于在四川北路最“咽喉”的位置——南北绵延3.7公里的四川北路,在靠近山阴路的这一段忽然连续来了两个90度的转弯,拉摩斯公寓便坐落其间。让我们从拉摩斯公寓出发,沿着当年的北四川路,还原一个当时的上海。
  ←向左走
  景林庐,壁炉边的一个秘密发现
  看到晨报上关于“拉摩斯密信”的报道,家住四川北路另一端的吴伊吟不由得联想起自己家的壁炉边,也曾有过类似的秘密。2001年,她搬进昆山路254弄的景林庐内。这是一幢典型的上海近代外廊式建筑,空荡荡的房子搬进去时,小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仍旧保留完好的壁炉上方,摆着一个类似储蓄罐的小信筒,“投信口”上面还有4个繁体字:“邮政储金”。这是个存钱罐,铁质,邮绿色,形式完全仿照信筒,高约16厘米,底座直径为7厘米。罐身凸铸有不少文字,“投信口”下方为“稳固便利”,底座的弧边上还有“筒内储款可持向附近邮局开放存储”字样。这个小储罐到底用了多久,是谁的,里面还有什么时期的硬币,小吴却一直不得而知。因为,她没有打开秘密的钥匙。
  和拉摩斯公寓一样,景林庐附近同样能够发现不少属于外国侨民的踪迹。1898年,上海第一所儿童公园便出现在旁边百官街、昆山花园路的路口,当时的园内不仅有树木花草,还有茅亭、秋千、跷跷板、沙坑等儿童游乐设施。
  就在距离景林庐不远的海宁路、乍浦路口路口的绿地上,立着“虹口大戏院”遗址保护标志碑。1908年,虹口大戏院由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于创建,最初它叫“虹口活动影戏院”,是在溜冰场上用铁皮塔建的一座仅能容250人的简易房子,这也是上海的首家电影院。
  向右走→
  从内山书店说起
  从拉摩斯公寓向山阴路口走去,眼前的工商银行网点所在地,就是内山书店的旧址。入住拉摩斯公寓后,为逃避追捕,鲁迅曾在此避难。相距不远的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当时则是“大陆银行”的员工宿舍。
  工商银行的2楼有一间内山书店纪念室,接待员陈瑞裕翻出他保留的昔日老照片,内山书店的大门就在银行门口浮雕处,他说,当时书店的营业面积不足20平方米。
  内山书店旧址所处地点,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名义上,这里是公共租界,实际由日本人管理,国民党警察不能到这个地区巡逻,因此,内山书店就成了中外人士理想的谈话交流场所。
  ■郑祖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史专家)
  这是一个完美的上海故事
  郑祖安一直在关注晨报的“拉摩斯密信”报道。 “如果只是一封简单的外文信件,这并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充其量不过可以还原一部分当年的外国侨民的上海生活。 ”可是当看到昨天晨报上找到收信人之孙的报道时,郑祖安也有一些小小的激动。 “上海是一座具有丰富内涵的城市,类似的信件资料汗牛充栋。但是很多历史资料,包括这样的照片和信件,随着岁月的流逝,都慢慢流落到社会上,变成相对没有太大价值的‘无主档案’,这是很可惜的。然而从这封信引出一个家族的历史乃至更多的有关这封信相关的蛛丝马迹,那么这个故事的外延就扩大了。尤其是对于虹口这个具有特定个性的地域来说,这样的信件,或许还可以引出更多的故事。 ”
  ■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档案馆或许可为这封密信进行修复
  邢建榕表示:“这封信最大的价值还是出自外国侨民,反映了当时外国侨民在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生活的情况”。
  拉摩斯公寓以及其所处的四川北路地段,远远不是上海当年最好的居住街区,“充其量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公寓住宅”。但是也由于其距离市中心较远,租金较低,对于鲁迅、冯雪峰等来说便更安全和实惠。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其人口的流动当然也非常大,密信的主人,恐怕也是和鲁迅一样短期在这里生活。
  得知这封信的收信人后代已经找到后,他还建议:“是否可以由我们档案馆来对这封信作些修补,在交还‘主人’前可以更好地保护起来?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小黑屋|三国艺苑 ( 鲁ICP备14028466号

GMT+8, 2020-4-2 21:14 , Processed in 0.823272 second(s), 7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