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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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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8 17:07:5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145727433_488807
不久,他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3年后,年仅23岁的侯德榜便以十门功课总分一千分的特佳成绩,获得了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1913年被保送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1917年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1918年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这一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并在永利制碱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sigmaxi科学会会员和美国philambdaupsilon化学会会员。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侯德榜实现了中国人制碱的梦想,为发展我国的化肥生产的超越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现代化学工业大厦的基石。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重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因为当时制碱技术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封锁,所以他必须自己摸索。永利用重金买到一份"苏尔维法"的简略资料,他埋头钻研,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出碱。然而这耗费了几年的心血和投入近200万银元产出来的碱,竟是红黑相间的劣质品。
原来,之前买来的是一张偷来的图纸,而图纸上的方案早已过时。卜内门幸灾乐祸地赶来谈合作。范旭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收购价。
1926年6月29日,永利生产出超过卜内门的优质碱。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被授予金质奖章。在成功狙击卜内门的价格战之后,永利真正打破了洋碱的垄断。
为了表彰侯德榜的功绩,中国工程学会在1935年将第一块金牌颁给了他。这一袋袋的纯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志气和智慧。

侯德榜在总结自己亲身制碱实践的基础上,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ofsoda)一书,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永利公司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他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生产中不但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而且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可是,当时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难度极大,他却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性的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30个月时间,于1937年1月就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不但一次试车成功,顺利投产了,而且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之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摸索到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本可以高价出售其专利而大发其财,但是侯德榜主张把这一奥秘公布于众,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为此侯德榜把制碱法的全部技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专著《制碱》,在美国以英文出版。
 楼主| 发表于 2018-4-18 21:31:11 | 显示全部楼层
孙中山铁路建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mi ... 14/13889261_1.shtml


1912年的下半年,在宋教仁积极筹备组党、组织竞选时,孙中山则正醉心于他的铁路计划。早在8月26日,孙中山在与同盟会籍参议员汤漪谈话中即表示:“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为之铁路20万里亦成,收入可决每年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至铁路借款,须向欧美大银行直接议借,不必由在京银行团经手,袁总统意欲中美联盟,予不谓然。至首者地点,宁、鄂两处最好。无已,则宜在开封,容当与袁力商”云云。
在京期间,孙中山曾与袁世凯密谈多次,其中有一次即提及此事:“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如此,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对于孙中山的倡议,袁世凯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他微笑着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世凯以练兵为出身,其中甘苦想必是身同感受的。
孙中山对铁路的兴趣与计划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一次他是来真的。9月6日,孙中山前往张家口视察了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并顺道游览了长城,3日后,孙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负责督办全国铁路。
受命后,孙中山首先规划了三大铁路干线,其一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进入西藏,绕到天山之南;其二由上海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到伊犁;其三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到达乌梁海。按孙中山的估计,在之后的10年内修建这20万里的铁路,大概需要60亿元资本。
革命因“保路运动”而起,而保路又因盛宣怀的铁路大借款引发,在经济民族主义依旧盛行、各方人士提及借债即谈虎色变的情况下,孙中山提出修建铁路乃民国当务之急、举借外债更不应因噎废食,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孙中山看来,借洋债“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但前提是,借外债必须“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孙中山的想法固然是很好很善良的,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世界上的好事也不可能让一个人占了去。1912年7月4日,《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澳大利亚人,后担任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并在“西安事变”中充当重要的斡旋人)在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即对孙中山的规划颇具微词。大概在6月底7月初的某天,端纳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谈话中,孙向他提起自己的铁路计划,但又声明暂时还不能公布。孙中山的话不说则罢,一说反而吊起了端纳的胃口,于是他软磨硬泡了好一阵子,孙中山这才走进内室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并铺在地上向他详细介绍。
孙中山拿出的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地区的地图,但在端纳的信中,当时的情形却是这样描述的:“……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说明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作为这次访问的见证人,端纳说孙中山“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的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越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线路是从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
在端纳看来,“孙所描绘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他的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幅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发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幅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划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突然冒失的认为,由于他划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的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
端纳说,当时孙中山问他:“您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他反问道:“条件是什么?”“啊”,孙说,“如果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由他们经营铁路40年的权利,40年期满后将铁路完整无偿的交还给中国。”端纳告诉他,除非有一个稳固的政府,否则在一个人口最多的省份修建一条最实用、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外国投资。但让端纳大跌眼镜的是,孙中山回答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
端纳简直被气疯了,他在信中恨恨的对莫理循说,“即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喜剧(吉尔伯特是英国剧作家,善于写讽刺时弊的打油诗,以与作曲家沙利文合写喜歌剧而闻名)中也从没有比这样更可笑的角色……我真想花100美元请人给孙画张像,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摊着一张地图,幻想着10年后中国布满铁路线。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省的小铁路就花了800万英镑。老天爷!一条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要举办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者供有些人逃跑之用。”
端纳把这幅地图说成是“孙逸仙之梦”,他断言,孙中山是成不了事的,而且他对这点早就知道——可那时他已经被尊奉为大总统了。他记得议和时期有一次孙中山曾夸口说他要亲自领兵到北京去,但端纳问他财政问题如何解决时,孙中山“嗯”了一声,然后一边用拿破仑式的姿势挥舞着手臂,一边盯着端纳表示他才不去考虑那些肮脏的钱,他说:“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端纳简直被气疯了,他认为此人不可能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更不要说担任需要政治家度量的工作了。
说了那么多气话之后,端纳不得不在信中对莫理循说:“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因为我一想起这个狂人认为他可以在这个愚昧的国家里鼓吹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十几种其它的什么主义,并且认为只要他孙逸仙一挥手,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打开钱包,把金币抛洒在中国的焦土之上。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最后,端纳下了个结论,“他是个傻瓜”。
公道点说,端纳与孙中山是两种类型的人,端纳讲求实际,而孙中山先生是一个理想远大的革命家,他并不善于或并不屑于从事过于实际的工作,他就像一个先知,告诉人们方向或许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一旦让他从事真正的实际事务,那恐怕就不能真正发挥他应有的专长了。客观的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把他放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当然会产生极滑稽的效果,特别当一个人地位越高时,这个笑点就越低。
孙中山提出给予外国资本家以筑路权及40年的经营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比盛宣怀的“大借款”条款恐怕要遭到十倍的攻击。或许,孙中山真的在这个问题上闹了笑话,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在于,孙中山的身边缺乏足够多的专业幕僚,正因为他身边的人才储备过于薄弱,所以无法具备像袁世凯那样掌控局势的能力,而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非充分聚集人才所不能为也。
1921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个更宏伟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但直到1949年,全中国的铁路加起来也不过2万公里,而到目前为止(2011年底),全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大概在8万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在360万公里以上。看来,经过近100年的努力,孙中山的公路计划已经实现,但铁路则勉强过半(似无此必要)。就事实而言,孙中山终其一生也没有修建过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建一公里公路。
历史学家茅家琦在《中国国民党史》中说,“纵观中外历史,新旧政权交替之时,新政权得以巩固,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一位有力的权力运作系统,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高效的暴力镇压系统,以保持辖区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三为充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以保障必要的开支”。尽管孙中山对端纳说“财政是他最后才考虑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更像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对外宣传。
就在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晚上,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据说两人有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却身无分文。”“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财政问题是相当敏感的,而事实上,他在回国之前已经为借款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只是那些外国政府与资本家们过于的势利,最终使孙中山无功而返,徒然以“革命精神”相搪塞。是的,革命精神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而据张謇的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而在与孙中山长谈一次后,他于当晚的日记中记了这样一笔:“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
多年以后,张謇在纪念孙中山去世的演说中说,孙中山“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但他对那次的长谈似乎印象颇深刻,因而又说,“与孙中山谈政治,知其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这无疑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4-18 21:34:23 | 显示全部楼层

孙中山先生建设中国铁路的思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1773e0102v3n5.html

2006年,建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通车了。中国最后一个行政区域终于有了铁路。青藏铁路不仅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象征,也是无数代中国人努力,为之奋斗的结果。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青藏铁路的最早倡导者、规划者。以铁路为主的现代交通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发展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铁路运输具有运量大,速度快,能耗小,成本低,安全可靠,对环境污染较小,能全天候运输等多种优点,在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因而铁路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19世纪3O年代,西方的现代交通知识开始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中国政府和工商知识界的重视。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现代交通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才使中国人震撼。然而真正认识到现代交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却寥寥无几,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是其中之一。孙中山不仅毕生致力于革命,领导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而且还对中国发展现代化经济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展现代化交通,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和措施,对于中国交通的早期现代化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
    孙中山关于发展现代交通,建设铁路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其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需要,竭力攘夺修建中国铁路的权益。孙中山十分担扰国家、民族的生存危亡。1891年,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写道:“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如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①这篇短文反映了青年孙中山对于修建铁路的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
    1894年,孙中山考察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对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萌发了发展交通,尤其是建设铁路,促使商业繁荣来加速中国发展的思想。他写道:“夫商务之能兴,全恃舟车之便。放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集者,有轮船以济之。于陆则铁路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办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②孙中山从西方各国大力发展交通的经验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③因而他建议:“而为后推广之图,必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④但孙中山的建议并未引起当局者的重视,被束之高阁。
    由于清王朝已经完全腐败,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故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中国只有先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进行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因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孙中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领导革命上。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认为政治革命已初步达到目的,进行实业建设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他表示“目前,我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正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⑤民国初创,百业俱兴,如何发展中国经济,意见纷纭。孙中山以先驱者的远大眼光,提纲挈领地提出建设铁路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经济的突破口的主张。
    民国初年,“我国一般之舆论,能作务本之谈者,皆以为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但由于“实业的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因此要发展实业,必须抓住重点,寻找突破口。孙中山指出只有大力发展交通,尤其是发展铁路运输,才可能使中国经济腾飞。“今日中国既贫且弱,曷克臻此,故欲能自立于地球上,莫如富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则交通不便,实业必不能发达,可以断然,……今预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⑥中国政府和工商界,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交通,发展铁路的重要性和巨大的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普遍没有认识交通是制约中国发展现代化经济的瓶颈,不解决交通问题,中国发展现代化经济将十分困难。其时“从事于资本之企画、银行财团之组织,随在有人,而谈论交通者稍寡,热狂留意于交通事业中之重要所谓铁路者尤鲜。盖承前清扰乱于铁路事业之后,而厌倦中之,亦当然之趋势也。”⑦孙中山从西方各国的经验中敏锐地认识到了交通和铁路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的著名论断。⑧
“铁道俞多,其国必强而富”
    孙中山指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的时代,长距离、大运量的运输异常重要,现代化的工、农、商业生产必须依赖于铁路运输,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今当国疾民贫之时,我国立国之本,当以修筑铁路为第一政策。⑨“虽然铁路顾可冷淡视之,以为置之于实业中,仅占区区部分乎?请问苟无铁路,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⑩因而中国建设大业必须以交通政策为头等重要,交通则以修铁路为先。“建设之大计,当远测于十百年后,始能立国于基本于永久。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故国家有之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动,始可以作事;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后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输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譬智之人而无手足,不能行动,不有发挥,即有聪明才力,亦归无用。是以人而无手足而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余以全力筹划铁道,即为国家谋自存之策。”⑪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论述修筑铁路的重要意义,说明铁路建设是一国富强之基础。“各国人民之文野,及生计之裕绌,恒以交通为比例。中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而文明与生计均不及欧美者,铁路不兴,其一大原因也。”“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 ⑫孙中山充满激情地说道:“中国亦与各大国发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故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 ⑬
    民国初年,孙中山即提出了发展交通,建设铁路的宏伟计划,设计了连通全国的三条主要干线:
    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
    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⑭
    另外“各省之省会均成为铁路中心,路线将由此种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从每一省会出发之路线,将多至八九条不等。⑮以上铁路总长20万里。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十分宏伟、全面,按此计划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内部的交通,并且也将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此外孙中山还计划建设中国的水运系统和公路运输系统,使之与铁路运输相联系,相辅相成,从而使中国的人流、物流畅通无阻,推动中国其他各项实业的大发展。
    但要实施此项计划困难很多,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严重缺乏资金。孙中山按照当时建筑铁路的单位价格计算,要修建20万里的铁路,需要经费60亿元。但民国初创,国库空虚,民间资本缺乏。“国家欲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以兴实业。”经过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至中国一言及借外债,便畏之如鸩毒,” ⑯“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将借外债就与丧权辱国相联系,激烈反对借款筑路。
    然而修筑铁路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其意义不仅在于发展经济,“以国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铁路皆有极大之关系。” ⑰“修筑铁路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抵御外国侵略,增强民族团结,保障中国的兴盛和长治久安,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指出:“今日列强环视,我国若不急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日人必欲夺我之闽浙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西藏铁道路线,法人必欲夺我之云贵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 ⑱但是“我若及早自修(铁路),俄国政府无所借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领土”。⑲中国一旦“完成目前之铁路计划,即所以促进商业之繁盛,增加国富,市场因以改良而扩大,生产得奖励而激增。尤其重要者,则为保障统一之真实,盖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之欺侮与宰割。今时机已至,中国将能自立以抵御外来之侵略矣。” ⑳“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21
对外开放  引资筑路
    孙中山对于修筑铁路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同时也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机遇意识,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树立西方流行的“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中国在落后世界的情况下,应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发展,那就必须充分利用外国资、外国人才、外国技术,从而使中国不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前期的道路,“鄙人尤以缩短时间为最要……其时间岂止一刻千金,至为宝贵。……延误光阴,坐弃巨款,岂不可惜!故鄙人尤以迅速为要。至于藉此筑路运输农工商之实业,其中直接间接受益,岂止倍00!故今日欲言富国,必以此始。亦舍此无良策也。”22如是中国将“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则十年之内,我国之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人材亦同时并起。十年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20万里铁路,除充分利用外资外,另无良策。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借外债并非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怎么借外债,借外债来做什么,借外债的条件又是什么?他指出:一般中国人“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他进一步指出,世界许多国家在发展现代化初期都是依靠外资来启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如“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即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以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外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路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往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则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孙中山总结晚清政府建设铁路的教训指出:“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路,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路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己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此。” 23
    他严厉批评那些反对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材、外国技术的人,是只“如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结果将使中国坐失发展良机,永远落后于世界。“今日铁道为立国之本”,“中国当此极弱之 时,非多筑铁路不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 24 “总之,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25
    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资本、人才、技术三大因素制约着中国铁路建设,因而必须以开放促发展:一、我无资本,必须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材,必须利用外国人材;三、我无良好方法,必须利用外人方法。26
    首先要改变观念,改闭关主义为开放主义。他说:“想要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他对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清政府“做专制大皇帝时,最怕人民有国家思想,以为人民若有国家思想,满廷即不能永远存在。所以利用闭关主义,不许外国人来。使人民将一国当作天下,自然没有国家思想,皇帝之位亦无人干涉。嗣后外国人来中国通商,定租界,辟商埠,并不是清政府欢迎,是外国人强迫。现在中华民国,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同心协力,保全领土,拥护主权,外国人进来,毫无妨害,有何不可。” 27孙中山痛心的指出:“我国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办,又不准外人来办,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名义向我政府要求,我又无力拒绝,终久仍归外人之手。如满洲铁路,全归日、俄之手,即此例也、但路权一失,主权领土必与惧尽,此大可为寒心。若因保全小事而失大事,何若保全大事而开放小事之愈也。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惟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 28
    “吾国向来闭关自守,深绝因拒,故当铁路萌芽之时,人民则惊疑,政府则顾虑,遂致买而拆卸之,弃其铁路于孤岛。……及后知铁路之不能不筑矣,而犹有拒外资,争路权之事,然以国力不胜,资本缺乏,争之不得,则路机与主权并落于列强之手。此北满、南满、滇越之路是也。” 29
坚持主权  筑路兴邦
    孙中山关于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主张提出后,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其时一般中国人虽然“亦知铁路之有益矣”,但他们“知其益而不敢行者,则中于恐慌之心理。以为中国今日果兴筑铁路,必借外国资本,外国必乘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孙中山指出:“此实大误。” 30孙中山提出应该分辩清楚主权与路权的关系,“所当争主权也,非路权也;倘主权不失,路权虽授与人,不失其利也;倘主机旁落,路权争回,不能免其害也。”31孙中山也希望国人有所觉悟,“舍路权而争主权,一旦主权恢复,我便可大开门户,欢迎外资,放任路权,同力合作。夫如是,以今日科学之进步,物质之发达,十数年后,我国铁路必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而我国之富强必随铁路与俱来矣。”32“东清铁路主权,所以全属俄人者,以沿路各站保护之兵,均系俄兵,俄人自由行动,中国不能过问故耳。盖当时订约,允许俄人置兵保路之权,则毋怪俄人之自由行动。今兄弟主张请外国资本家包办中国铁路,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主权在我,操纵自如,即日俄承办,亦无不可。”33
    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富强中华,故他十分强调利用外资的条件和原则,即“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但能兴利,又无伤主权,借债自不妨事。”34“因而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与晚清政府借款修路有着根本的区别,孙中山坚决反对外国利用借债附加政治性条件,更反对为了借款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他讲道:“现欲办路,因国库支绌,不得不借外债,然借债立约得当,则永不失败。倘如前清之借筑路,实亡国之导线。必于订立合同时,脱离国际关系,俾成个人交涉,方无后患。”35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固不得不借外债,惟各国资本家不应要求监督财政权。”36如果向外国借款,而外国有附加的政治条件,他是不会同意的。37
    为了避免借外资可能造成中国主权丧失,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不由政府向外国资本家借款,而组织铁路公司,以私人的名义向外国资本家借款,从而可以使中国政府不受外国政府要挟。“盖借债修路,本系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国京奉铁路,是借外债以修成者,后以所得之利续修京张铁路。而京奉铁路所获之利,十倍于资本,而东三省之农业、工业、商业皆因之而发达。此外沪宁铁路等等,无不恃外债而始筑成。但从前借债筑,或以盐务抵押,或以厘金抵押,或以关税抵押,或以所修之铁路抵押,故虽铁路筑成,而利权已入他人之手。从前一般人民反对借债筑路之事,探究实际,非真反对借债筑路,系反对
    条件不善。丧失国权也。兄弟今日借债之意见,与从前不同,不由政府与外银行团借。盖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团借,即成国际交涉,银行势必质问本国政府,彼国政府势必多方要挟,是今(昔)日借债之现象是也。兄弟今日借债,则直由本国国民名义与外国资本家交涉,不须政府担保,不须抵押。外国资本家自愿以其资本投入我国,必不至如今日政府借债之难也。以国民名义组织一铁路公司,获利可接挤政府,失本与政府无干。后来政府即可将原本购取所修铁路,收归国有,此为至要政策。”38
    孙中山建议政府应授权与他,让他全权负责修筑全国的铁路,包括利用外资等。他说:“鄙人计划,拟修二十万里铁路,需款六十万万元。以中国现有财力,必不能举此,势必要利用外资,此人人所知也。然欲招外债而无政府特别之委任,则我全国四万万人,皆可以铁路名义招集外债。其谁信之者?”因此由政府给以全权委任是必要的。“既受全权委任,即可以私人资格,组织公司,而以公司营业性质,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借债。此则脱离政治上、国际上种种这关系,一切交涉,皆以私人资格,与外国资本家磋商。惟对我国政府负责任,对外国资本家负责任,不对外国政府负责任,我政府亦不对外国政府负责任。此种办法,自信最稳当。”39“若不如此,必不能免国际交涉”40
    在坚持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中国修筑铁路,利用外资的三种办法:
    一、借款修路:如京汉、京奉、沪宁等路办法,与外人订立借款合同。
    二、招股修路,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其主权仍属中国。
    三、批给外人承办: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后,收归国有。”41
    孙中山认为以上三种利用外资的办法,以第三种办法为最喜。“此在中国虽为创见,而在他国已司空见贯矣。且利用此项办法者,无处不奏伟大之成效也。中国如有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必自伟大。”42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初年,提出了以开放促发展,引资筑路的新思想,他主张要有开放意识,要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来发展中国的铁路交通。在清末,反对清政府借款筑路是爱国的表现,在民国建立后,主张借款筑路同样是爱国的表现。关键在于能否掌握主权。孙中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热爱中国、企盼中国富强,是孙中山主张引资筑路的出发点,而这正是他与清王朝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02: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七年到三七年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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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12:30:43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安清末和民国时期工业


以使用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西安近代工业,虽然起步不晚,但由于长期受封闭、交通阻塞和战乱之害,规模很小,发展十分缓慢。从清同治八年(1869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在长达80年的岁月里,西安近代工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萌芽、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9~1934年)】 这一阶段是近代工业的萌芽时期。当时发展近代工业,主要是出于军事需要,多为官办或军政要员创办,其后才逐渐发展一些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生产一些民用产品。
    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西安机器局,这是西安也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企业。当时驻陕清军达120营,清廷为镇压回民起义军和捻军,所需大量军火由上海洋行采办,不仅运输困难,费用很高,而且购买也费周折,缓急难济。因此左宗棠奏请清廷拨银30余万两,招募工匠,购置机器,创立西安机器局,生产洋枪铜帽、开花子弹和火药等。同治十一年(1872年)西安机器局随左宗棠行营迁往兰州,改称兰州制造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陕西巡抚鹿传霖等奏请清廷批准,将兰州机器局停办后的旧存设备运回西安,在西安办起专造子弹的陕西省机器制造局。
    同治八年(1869年)到民国23年(1934年)长达65年的时间里,西安近代工业的发展极为缓慢。稍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屈指可数,其中有:机器工业4户,即西安机器局(后演变为陕西省机器制造局,除生产子弹外还修造枪械,兼产农工器具),庆泰铁工厂,建于民国12年(1923年),陕西汽车修理厂,建于民国18年(1929年),华兴厚铁工厂,建于民国21年(1932年);制革工业1户,即新履革履股份有限公司,建于民国13年(1924年);电力工业1户,即张丹屏于民国6年(1917年)在开元寺(今钟楼附近)开办的1个小发电厂,供电区域很小,不久即停办;化学工业1户,即西安集成三酸厂,建于民国22年(1933年);医药工业1户,即关中制药社,建于民国18年(1929年);印刷工业1户,即秦中书局,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印染工业1户,即西安利秦工艺社机器漂染厂,建于民国23年(1934年)。此外,还有面粉、造胰(肥皂)、火柴等工厂。以上各企业投资总额约为60万银元,职工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拥有各种机器约300余台,动力设备有小型发电机、锅炉等;主要产品有子弹、火药、步枪、手枪、轧花机、弹花机、抽水机、水车、汽车配件、缝纫机零件、皮革、皮件、皮鞋、硫酸、盐酸、硝酸、药品、书报印刷品等。产品产量除军火外都很有限,手工业产品仍占工业品市场的主要地位。
    【第二阶段(1935~1942年)】 这一阶段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时期。民国23年(1934年)12月陇海铁路通车西安。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外省客商纷纷到西安经商办企业,本地人士也踊跃投资兴办各类企业。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纺织厂——大兴纺织公司第二厂(后改名长安大华纺织厂)和规模较大的机械化面粉厂——华峰、成丰两个面粉公司就是在此时期建成投产的。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沿海的民族工业,遭敌破坏或被敌占有,西安原来从省外、海外输入的物资,由于交通受阻,来源锐减;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无论军需或民用产品,均需在后方组织生产和供应,西安更成为军需、民品生产、运输供应的重要枢纽。在此形势下,沦陷区的资金、人员大量流入西安,兴办各类企业,使西安近代工业得到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时间里,共兴建各类工业企业79户,其中机器工业39户,化学工业8户,医药工业7户,机器纺织业8户,机器面粉业6户,机器制革业6户,火柴业1户,机器造纸业2户,机制烟草业1户,电力工业1户。投资总额约1177万元(法币),其中机器工业和机器纺织业合计占50%以上,化学、面粉、电力工业各占8%~9%。职工总数约8200人,其中机器工业和机器纺织业合计占70%以上。企业性质有官办的和官商合办的各2户,其余都是私人独资、合资、集资开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据民国30年(1941年)调查,各企业拥有动力设备78台,各种机械加工设备672台,纱锭3万枚,织布机905台。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如生铁、熟铁、钢、钢材、有色金属、颜料、香料、烤胶等主要依赖进口;小麦、棉花、棉纱、食盐、硫磺、皮张、木材等基本上在陕西采购,少量为西安自产或在邻近各省采购。各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主要有棉纱、棉布、针织品、军装被服、面粉、皮革、皮件、皮鞋、火柴、西药、香烟、纸张、肥皂、硫酸、盐酸、硝酸、**弹药、印刷机械、造纸机械、机砖、机瓦等,基本上都在西安和陕西销售,少量产品(如棉布)销往西北各省。产品质量较好的企业有西京机器厂(原陕西省机器制造局)和大华纺织厂。盈利最多的是大华纺织厂,该厂民国28年(1939年)盈利470万元,相当于陕西省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手工业仍有较大发展,据民国29年(1940年)调查,全市手工业有23个行业,1270多户,从业人员9490人。同时还出现手工业合作社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据统计,民国31年(1942年)有26个手工业合作社,主要产品有布匹、服装、铁器、木器、竹器、铜器、针篦、雨伞、皮件、笼篓等和部分军需品。
    【第三阶段(1943~1949年)】 这一阶段是近代工业的衰落时期。民国31年(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山西省、河南省,直抵晋、陕、豫3省交界的风陵渡,与中国军队在潼关隔黄河对峙,西安成为日军进攻和空袭的目标,一些重要工厂(如大华纺织厂)遭日机轰炸,破坏严重。在此形势下,新的投资者却步,正生产的企业也人心恐慌,经营困难,从而逐步向陇海铁路、川陕公路、西兰公路沿线的中小城镇转移。这一时期,在西安新建的工业企业仅有利民米厂、福豫面粉公司等少数厂家,而外迁和倒闭的工业企业数则大大超过新建企业数。据统计,民国32年(1943年)底,全市共减少21户企业,约占原有企业的30%。手工业者有不少外流或外迁,手工业日趋衰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地工业品和外国货大量涌入西安,西安地方工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生产愈加衰退。不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西安成为国民党军队包围和进攻陕北解放区的前哨阵地;除军需生产畸形发展外,其他工业均不景气,加之交通受阻,物价飞涨,临近解放时一些资本家或抽走资金外逃,或运走设备,或关厂停产,西安地方工业奄奄一息。大量手工业者也流散各地谋生。
    据民国37年(1948年)西安市政府统计室的调查,当时西安共有工业企业69户,其中棉纺织6户,印刷16户,面粉和机器各9户,火柴6户,碾米7户,肥皂5户,玻璃4户,卷烟3户,翻砂、三酸、毛织、染整各1户。全部产业工人为6863人,其中棉纺织3714人,占54.1%。
    【解放前西安工业的特点】 解放前,西安工业的特点有四:一、西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衰落与战争有密切关系。最早建立的工业就是军火工业。民国15年(1926年)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9万余人围攻西安城。当时杨虎城、李虎臣等率领的守军仅万余人。城内的军火企业——陕西省机器制造局为守军提供大量军械弹药,支持守军坚守西安达8个月,直到配合援军胜利解围。民国24年(1935年)以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西安的军工、机械、面粉、纺织、制革、医药、服装等工业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主要为战争服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比重很小。
    二、多数企业设备简陋,规模小,全能企业少,手工业作坊多,产品主要为消费资料(占87%),生产资料产品很少。大华纺织厂虽是企业中的佼佼者,但该厂3万枚纱锭中的1.3万枚还是民国10年(1921年)出厂的。
    三、多数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如火柴没有规格标准,废支很多;面粉含水量大、杂质多,颜色不白。产品成本大多高于沿海城市,如大华纺织厂1949年每件纱需要42人,每枚纱锭日产0.34公斤,每台布机日产布只有6.2寸,而同期上海纱厂每件纱需工只有21人,每枚纱锭日产0.45~0.55公斤,每台布机日产布11.7寸。
    四、管理水平低。多数企业采购与保管不分,原材料损失浪费严重,如中南火柴厂每日踩在脚下的碎火柴,有时竟折合100箱以上。有的企业机构臃肿,如裕大面粉厂在46名职工中,工人只有32名,职员达14人,占职工总数的30%。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13:4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22: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嘉善化肥厂 日夜产销,滋养了嘉善大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嘉善化肥厂这个曾经在那个“以粮为纲”但是化肥最紧缺的年代出现的农业“救命厂”,为嘉善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嘉善化肥厂或许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它为嘉善农业事业所作的贡献却无法从历史上抹除……
  
  因为大地“饥渴”,化肥厂应运而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时,为促进农业发展,全国先后建立了很多版本统一、规模并不大的化肥厂,统称“小化肥厂”,这些“小化肥厂”为农业生产服务了30多年,贡献可谓不小。嘉善化肥厂就是其中的一家“小化肥厂”。
  嘉善曾是一个纯粮区。为了解决化肥紧张的问题,1970年县里准备筹建化肥厂。经征地后,将化肥厂建在当时的里泽乡西项村10队(现商城南面),占地103亩。1992年时担任嘉善化肥厂厂长的李锦明介绍说,当时征地后厂里就开始组织筹建班子,调入科技人员和部分工人,并为了设备引进和化肥运输的需要,开河筑路。化肥厂刚建厂时工人就有300人左右,工人的主要来源为知识青年、部队复退军人和兄弟厂工人。工人都到位后,从厂里的需要出发,组织安排大批工人去松江化肥厂培训。“整个化肥厂积极向上,各方面都为化肥厂的生产经营努力准备着。”李锦明回忆道。
  周银良作为化肥厂的一名老工程师,回忆起化肥厂的建厂历史依旧记忆犹新。在1973年时,嘉善化肥厂被列入省计委项目,同意由嘉善建设3000吨/年的合成氨生产项目(相当于1.2万吨碳酸氢铵)。项目有了后,设备按计划采用由上海化工设计院设计的小氮肥“五修版A版”图纸设计,按图纸采购,由嘉兴地区建筑设备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并于1974年8月建成投产,总投资大约322万元。周银良乐呵呵地说:“当时化肥厂的全体员工都信心满满地投入工作当中,年底就达到生产3000吨/年合成氨的水平了。”化肥厂的建成,缓解了县里化肥紧张的状况,使稻谷产量大大提高。
  关于化肥厂的机构设置,李锦明介绍:“化肥厂主要设有行政科、生产技术科、保卫科、动力设备科、安全科、供销科和生产车间,其中生产车间又分原料车间、造气车间、碳化车间、合成车间、机械车间及后来才形成的加氢车间。”为什么说嘉善化肥厂属于“小化肥厂”?李锦明解释道:“一般都以生产合成氨的多少为指标来区分化肥厂的大小。”嘉善化肥厂,由于生产出来的合成氨数量并不多,只能属于小型化肥厂。
  当时,化肥厂基本实行三班制工作时间,即早上8时到下午4时为早班,下午4时到半夜12时为中班,半夜12时再到早上8时为晚班。为了配合员工的休息需要,每天还有一个劳动班(有事时劳动,没事时组织业务培训和政治学习,这个时间一般为半天,剩余半天时间休息),这种轮休的方式叫做“四班三转”。“操作岗位要是有人要换班休息,我就会去代班。”李锦明说,“当然,除了工人交替着24小时工作外,化肥厂的中层领导也需要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值班的领导中会有一名值班长,负责整个工厂晚上的生产运行,如果碰上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一般先由值班长处理,如果解决不了就由值班长组织相关人员来解决具体问题,使之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因为技术需要,工人们四处“学艺”
  今年72岁的李剑英1971年3月1日进入化肥厂工作,后在化肥厂担任过6年的副厂长。李剑英回忆道,他是化肥厂派出去参加培训的第一批员工,当时一共有13名员工到海宁化肥厂培训了半年,李剑英说:“我当时学习的是碳化岗位,每名员工学的都是不一样的。海宁的培训结束后,我又到长兴化肥厂参观学习,当时长兴化肥厂已经开始投入生产,我们去了那里一个月。1972年的时候,我又去平湖化肥厂培训学习造气、压缩机和其他很多岗位。后来大批人去松江化肥厂培训的时候,我也去了。”李剑英经过多次的培训后当选了化肥厂的值班长。“培训的时候都是硬三班,只能通过调休来休息,培训回来又要考试,厂里抓得相当紧,总之当时是相当辛苦。”
  说起当时的工资,李剑英笑了一下。“当时月工资是29.5元,加上粮贴2元,总共是31.5元,钱总是不够用,生活相当拮据啊。”李剑英说,“化肥厂的工资一直不高,一直到1978年后开始逐年增加工资,但依旧不多。”
  在李剑英记忆里,对化肥厂印象最深的就是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有时锅炉出现问题,工人与相关保机工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从白天忙到夜里,有时甚至是通宵,一直到故障处理完才会高高兴兴下班。“不止一个车间的工人这样,每个车间的工人都这样,所以我印象相当深刻。”李剑英说,因为化肥生产是连续性生产,任何一个岗位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厂生产,严重时会导致全厂停产,所以当遇到问题时工人都十分有责任心,当时厂里非常流行一句话“想生产所想,急生产所急”,就是形容当时工人的上班状态。
  在有化肥厂之前,农村一般都用猪粪、人粪、河泥之类的农家肥、土杂肥。“我们生产出来的化肥厂里是没有分配权的。”李剑英说,“农民买的化肥都是当时的生产资料公司分配的,先分配到乡下各个公社,再由公社分配到大队,大队又分配到小队,农民就凭分配单子到化肥厂来买化肥。”当时的化肥厂专门设有销售室和搬运小组,农民拿着分配单子到销售室开票,搬运小组凭销售室开出的出厂单子再帮农民将化肥搬到他们船上。“当时交通不发达,农民来买化肥基本上都是靠船过来的,每天都有很多的船,停得满满的。”李剑英说道,但因为买化肥需要分配的缘故,因此即使每天来往船只很多,河面上依旧可以保持畅通。
  关于化肥厂生产化肥的过程,李剑英依旧记得很清楚:“化肥的主要原料是无烟煤,无烟煤通过原料车间进行筛选,筛选的煤进行半水煤气制造,半水煤气制造出来后全部运到气柜,之后通过罗茨鼓风机脱硫后送到压缩机,再送到变换工段,将一氧化碳转成二氧化碳,出来的变换气由压缩机再送到碳化岗位……”
  
  因为计划产销,“小日子”无法宽裕
  对于化肥厂来说,化肥的生产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化肥卖给农民的价格也并不高,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嘉善化肥厂只为嘉善服务,并不能向外地提供化肥,种种原因造成化肥厂的效益并不高。
  “最早的时候为了支持小型化肥厂的生产,国家对所有的‘小化肥厂’都给予补助,每生产出1吨合成氨给20元,并且还通配电和煤,尽量减少化肥生产成本。”1984年时担任化肥厂副厂长的陈民觉说道。但即使是这样,化肥厂工人的辛苦工作依旧无法与效益达成正比。再加上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国家对小型化肥厂的补贴开始逐步减少甚至取消,这时的化肥厂因为成本高,利润微薄,再加上设备开始老化,陷入了困境。
  遇到瓶颈的嘉善化肥厂并没有丧失信心,与其他“小化肥厂”共同研究新技术,经过努力后改造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并在1980年后,对企业进行调整和技术改造,初步形成以化学肥料、日用化学品、基本化学原料、农药制造为主的产品体系。与此同时,企业向经营型转型,油脂加氢等新项目开始相继投产。
  加氢车间的出现让化肥厂的效益达到顶峰。陈民觉就是当时加氢车间的负责人之一。“加氢车间属于有机化工分厂。”陈民觉曾在加氢车间刚建立时担任过有机化工分厂的副厂长。她说:“当时的有机化工分厂一共有几十名工人,仍属于嘉善化肥厂,虽经济核算独立,但总的效益依旧与化肥厂合算。”
  加氢车间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棕榈油中加氢,加工成硬化油,属于日用化工。硬化油可以做肥皂、人造奶油等,很多化工原料中都需要。有机化工分厂的加氢车间主要就是帮其他化工厂加工生产硬化油,收取加工费。这笔收入大大提高了化肥厂的效益。
  
  因为产能落后,化肥厂终遭淘汰
  今年57岁的赵军俊是原化肥厂的一名科员,1980年2月进入化肥厂工作,做无损探员(设备射线检验)工作。赵军俊说,1997年化肥厂开始停产,他就在厂里处理其他工人的劳动解除等善后工作。嘉善化肥厂也终究被淘汰了。
  曾经为嘉善农业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化肥厂,正逐渐淡出人们记忆,或许只有那一片片的农田还记得它。
 楼主| 发表于 2018-4-20 16: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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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尤里·皮达科夫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庭的,共有十七名被告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皮达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  

  尤里·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二十七岁。却已有十二年的革命历史。一九一八年,他的哥哥,基辅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负责人,被白匪抓获并拷打致死。得知这一噩耗之后,尤里·皮达科夫立即请求列宁免去他正在担任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并派他去乌克兰参加反抗拉达的地下斗争。  

  乌克兰革命成功之后,皮达科夫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十三军和第六军,后来又成为第十六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波兰前线作战。  

  然而,皮达科夫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最尖锐问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把迅速扩大领巴斯煤矿开采量的重任交给了他。皮达科夫没有辜负列宁的这一厚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列宁对皮达科夫评价极高,这一点,只须翻翻著名的列宁“遗嘱”就可得到证明。在最优秀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中,“遗嘱”只提了六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皮达科夫。列宁在这份文献中告诫全党要反对斯大林的粗暴,同时对皮达科夫和布哈林作了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间)”。而且,列宁专门针对皮达科夫补充道:“皮达秤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  

  从列宁写下“遗嘱”到皮达秤夫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共只过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已成为国家最高一级的活动家。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家能胜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应该归功于皮达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产组织者。  

  一九三一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斯大林之所以只给他个副职,完全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而且一度十分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才派谢尔丹·奥尔忠尼启则当重工业部人民委员,尽管后者没受过什么教育,对财政和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结果,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形同虚设,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指挥员”和党务工作者都非常清楚: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是皮达科夫。对这一事实,奥尔总尼启则本人也完全明白。而且也予以承认。他经常对皮达科夫说:“您能让我说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学家。虽然您认为这个方案不错,那我就用双手在上面签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之为它奋斗。”  

  而且,斯大林对待皮达科夫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比对其他原反对项领袖温和得多。斯大林知道,实现工业化计划离不开皮达科夫,而工业化又正是“党的总路线”的核心。所以,即使斯大林对皮达科夫不满意,他也从不坦率地说出来,相反还总是设法迎合皮达科夫,尽管他打算在把对方的“油水”挤干榨尽之后,就割断皮达科夫的喉咙。  

  皮达科夫亲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过去一直住在格涅兹尼科夫大街上一幢无主的旧楼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两间陋室。皮达科夫从不享受特权,他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斯大林对此一清二楚。为了拉拢皮达科夫,有一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达科夫夫妇上班之际,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员会议事务管理局,派人将他们的儿子和一点可怜的家当搬进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楼。皮达科夫的新家十分宽敞,摆设豪华,可是,对斯大林这一讨好之举,皮达科夫却无动于衷。的确,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  
 楼主| 发表于 2018-4-22 15:58:5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history.sohu.com/20161209 ... l?qq-pf-to=pcqq.c2c

民国时北四行为何南迁 金融业一直追逐政治中心

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和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埠际往来与互动视野下的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召开。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和实务界公认的观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者较多关注它的形成、发展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
  然而,不可避免地,一些疑问也浮出水面。金融中心为谁服务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上海既然作为中国近代的金融中心,甚至一度成为远东的明珠,缘何中国国力依然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彼时的金融不仅没有帮助国家富强,反而成为拖累国家的负累——人们对于近代中国金融辉煌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整捆麻袋的法币、金圆券买不到一刀草纸的景象。
  自被迫开放到清末,上海金融的畸形发展,就已经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衰落埋下了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在研究近代上海和江南的经济金融活动中发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带,普通民众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产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产资金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朴素的方式进行融资。
  戴鞍钢指出,距上海不远的浙江省嘉兴县,“私人借贷是调节农村金融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各处农民,除少数富有者外,大都负债。少者数十元,多者千元,亏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对上海市140户农家的调査亦载:“借债一途,为生活不足时之暂时救济法……有一部分农民,非赖此不能弥补入不敷出之现状。”其“借款之方法有种种,最普通者为直接借入现金,其次典质,再次约会。以农家类别言,借债之家均超过半数以上。最多者半自耕农,几占78.7%;佃耕农72.7%;自耕农量少,亦有55%”。就其借债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贷,而越是贫困者所受盘剥越重,该项调査者直言:“农家愈穷困,利率愈高,盖但求‘医得眼前疮’,即‘剜却心头肉’,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农户为躲避高利贷的盘剥,采用诸如“揺会”的传统方式互助互济。据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査:“乡民又有集合揺会者,每年举行三四次,每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会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经济之流通。”
  1934年,有上海金融界人士直言:“银行之集巨资以营业,本以调剂金融为目的,但处于今日商业衰落之际,而仍日见其多,在不知者视之,必以为上海商业繁盛,故银行得以日增日盛。然吸收存款而无出路,亦遗害存户。且在银行未发达时,存户之款皆散在乡间,作为农民游资。及后银行信用日佳,存户亦嫌放款农民,不若存入银行为便利;且上海乃通商口岸,交通极便尚有租界可以保障,绝无兵灾危险;又兼近年来天灾人祸,愈为银行造机会。予观沪宁、杭沪二路一带市镇,在昔本富庶之地今者渐成衰落之区,虽半由丝绸业之失败,但银行之吸收存款亦不能辞其咎。银行吸收存款,既不放于农民而反事投机,故余谓银行愈发达,农村愈衰落,或非诬也。”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前的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版图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对峙军阀混战。金融出于逐利之考虑,又兼并不热心普通人民的需要,故而更加容易依附政治势力。即便是“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各地的金融业依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曾一度有过法币不过黄河的说法,客观上也反映出背后政治的不稳定性。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马长伟指出,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全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起源于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褀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褀瑞解散旧国会,张耀曾等南下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上海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
  然而在利益面前,银行业并不会十分介意投靠谁。
  马长伟研究中提到,近代中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所以北京政府时期,京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南京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南京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南京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的。根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査局的数据,自1927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亿元,而实收额只有64.5亿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卖公债的银行,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促成了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沆瀣一气。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南京的公债热。银行界成为政府政治上寻租的对手方。
  尽管马长伟认为北四行只是在经济上与江浙财阀合作,理由是其总行始终在北方,直到日军入侵京津陷落才南迁上海,嗣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四行也没有跟随国府西迁陪都重庆,而是坚持在上海租界开业,但恐怕这并不等于银行做得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就清楚地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金融界发出了“到西南去”的号召,一则有利于巩固国防,二则也是为了实现投资者利益。到了1939年,上海游资充斥,有人估计上海各银行存款总额在20亿元左右,最高可能达到30亿元。各家银行存款一致性地激增,超过了战前水平,委实是一种畸形状态。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上海太过狭小,并不是康庄大道,西南各个安全地带是一片自由的新天地,这批游资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至宝。然而事与愿违,相较于工厂内迁的苦难,资金内迁根本没有难度却遭到了抵制,原因就是上海的黑汇投机十分狂热。一般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人在上海套汇,每个月能够获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轻而易举。也无怪他们宁愿在租界发国难财而不愿意去内地了。直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一些香港富民和租界人士担忧日军加强管辖,将资金大量迁往内地,带动汇兑贴水大跌,这才形成了上海游资逐步向内地转移的态势。
  金融不仅依附政治,在某些时刻,金融会影响政治,甚至左右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成林指出,宁汉对峙时期,武汉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维持金融市面,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仅许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汉钞”流通,禁止使用现金和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后又由中央银行汉口分行代发国库券近千万元,并同等现金流通于市面。然而,这些举措未能缓解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反而因钞券价格腾落,物价飞涨,进一步恶化了武汉地区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这也使宁汉政争的天平向宁方倾斜。“七一五事变”后,宁汉开始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也随之调整财政经济政策,允许现金使用和流通,“汉钞”和国库券贬值更趋严重。在此情形下,武汉当局不得不维持和收回国库券,并允许“汉钞”兑现,后又予以整理。
  汉口虽然是国内仅次于上海与天津的金融中心,但是却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即汉口是依附上海和天津的,因为当时的华资和外资银行没有一家总行设立在汉口。因此,颁布《集中现金条例》断绝汉口和沪津的金融往来之后,汉口的金融和商贸顿时陷入了荒漠。
  武汉国民政府仿效“一战”期间欧洲各国集中现金政策,无疑是自杀之举。殊不知,欧洲各国是在一国之内集中现金,而非限于一隅,其成功有赖于国内银行完善的银行组织系统,在现金集中后“固有之信用制度不因此而破坏”,“故可持久不敝”。张嘉璈认为集中现金是武汉国民政府做出的“最无经济常识之举”,认为汉口成为“荒野沙漠”是该条例颁行时没有顾及汉口金融在全国金融网络中的地位,进而破坏了汉口金融与上海、天津等地的往来关系,势必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面。进一步分析可知,在这种埠际金融关系被破坏后,武汉国民政府也难以独善其身,与南京合流是迟早之事。
 楼主| 发表于 2018-4-22 17: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百年玻璃公司的前世今生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博山玻璃公司基本竣工,并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投产。此时,博山玻璃公司已是声名远扬,远近客商纷纷前来洽谈和订购,公司前景一片光明。
  □通讯员 李福源
 大众日报记者 陈巨慧

  编者按 11月15日,《大众日报》文化品牌栏目《往事·发现》整版刊发了大众日报记者采写的《百年玻璃公司的前世今生》《顾思远和博山玻璃公司股票》(该文详见4版)两篇专访,详细报道了110年前博山玻璃公司的沧桑变化、风雨历程,本期周末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在淄博市博山区山东耐火材料厂办公楼门厅,立着一块石碑,通体斑驳,上书四个正楷大字:“玻璃公司”。石碑虽经百年风雨,却依然保存完好,“玻璃公司”四字笔力遒劲,给人一种稳稳的厚重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如介绍说,这块石碑是公司在进行厂房改造时发现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博山玻璃公司在此创建时的奠基石。王如向我们介绍起博山玻璃公司的来龙去脉,110多年前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内忧外患 振兴工商
  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已仓皇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决心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四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变法机构,宣布实行“新政”。
  然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国门形同虚设,外国商品狂风巨浪般涌入中国。不仅如此,外商也纷纷在中国设厂,剥夺资源,压榨劳动人民。清政府内忧外患,财政发生严重危机。为此,清政府屡次发布上谕,通饬京内外各大臣就变通政治,各抒所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七月会奏,建议应“修农政”“劝工艺”“讲求农工商”。次年一月,山西巡抚岑春煊也奏请“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清政府依据这些建议,在当年二月谕令“特派大臣,专办商务”,并责成各省督抚认真兴办农工要务,初步确定“振兴工商”的大计。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去欧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的庆亲王载振,向清廷提出设立商部。第二年四月,清廷命载振等制订商律。六月,华侨大资本家张振勋上奏: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并提出“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九月,清政府降谕设立商部,把商部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置于仅次于外务部而列于其他各部之前的地位,任命载振为尚书。
  商部成立后,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家开办企业,想借助民间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税收。博山玻璃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官股民资 投办新厂
  博山玻璃公司坐落于博山城北约一公里处的孝妇河东岸,即今山东耐火材料厂所在地,原地名叫“六十亩圈”。光绪三十年初,山东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开办,并拨库银五万两作为官股。由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负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建博山玻璃公司。
  博山盛产煤炭,当地所产一种白土,俗名乾子土,可做玻璃。自明末开始,已经大范围地进行玻璃的生产和销售,不仅产业工人多,销售网络更是遍及全国。这也是张謇等人选定博山成立玻璃公司的原因。
  光绪三十年四月,该公司在上海的《中外日报》上刊登“招股启事”,广招股本。据博山区文史专家张维用介绍,其股票分为五等,一等每股库银一千两,二等每股库银五百两,三等每股库银一百两,四等每股库银五十两,五等每股库银十两。参照银行存息例,以五厘计息,年终结算。利润分为十成,一成报效政府,一成作为公积金,五成作扩大再生产之用,三成作为“花红”。同年九月,周馥去任,公司由继任巡抚胡廷干及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掌管,继续筹办。此事在当时鲁中地区不啻为一创举,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亦堪称大事。《中国实业志》称其为中国“新法制造玻璃之嚆矢”。日本人编印的《胶济铁路重要都市经济状况》在分析它的创办时说:“盖曩德人拟在博山设一制造玻璃陶器之大工厂,会彼时反对德人正烈,乃先发制人,自行开设,以防利盈外溢。”分析精确,一语中的。
  张謇为江苏人,光绪二十年状元,后弃官从商。自1895年起,开始创办和投资企业,领域涉及纺纱、教育、电气等多个门类。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许鼎霖与张謇早年相识,交情极深。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共同目标,精诚合作,共同探索兴业救国之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许鼎霖和张謇在江苏创办耀徐玻璃公司,和严信厚等在江苏海州创办海丰面粉公司。
  由于许鼎霖和张謇二人企业遍及多省,所以在博山玻璃公司只是投资挂名,公司具体事物全都由顾思远负责。顾思远曾在翰林院供过职,后以候补道员身份在山东巡抚衙门任观察之职。“顾思远与时任大清银行监督的张伯讷是亲戚,清政府拨付五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或与此有关也未可知。”张维用介绍。
  顾思远用五万两库银和向张謇、许鼎霖等筹集来的数十万两银子,于光绪三十一年春在六十亩圈破土动工,开建博山玻璃公司。
  据张维用介绍,当时工程分为两部分,南半区为工厂区,北半区为生活区。其主厂房长约120米,宽约25米。施工图纸由德国人提供,耐火材料、钢梁及粉碎机等机械也由德国购进,还聘来了7名德籍技师。厂房规模极大,设施也比较完善。《山东玻璃工业概况》(作者谢惠,刊于1934年《交大季刊》13期)介绍说:“作房地极宽敞,可容数十人,工作时无拥挤之虞。其他有宿舍以供工徒之住宿,有园圃以植蔬果而供食料,有堆货房以储存货品,有装包房装货成箱以便运寄,他如自来水电灯等,莫不应有尽有,诚为极大规模之设备也。”
  经大半年的施工,筹来的银子已经花光,顾思远向省府衙门要求追加。巡抚胡廷干在任仅3个月,主持了公司开幕典礼后不久即卸任。其继任杨士骧于年底派观察唐芝田来博山考察,回到济南后汇报说:“该公司的机器设备皆为德国之最新产品,所聘德国技师亦极精细。而且博山所产之矿石曾寄呈柏林化验,皆为最理想的原料。将来投产,必能获利。惟急需款30余万两,目前其自筹者尚不及一半。”于是杨士骧又增拨官股5万两。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博山玻璃公司基本竣工,并定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投产。此时,博山玻璃公司已是声名远扬,远近客商纷纷前来洽谈和订购,公司前景一片光明。
  为避免各地重复征税,顾思远又呈报商部,请求援照耀徐玻璃公司成案,只纳正税一道,沿途各地一律不得重征,并豁免出口税项。经商部具呈,税务大臣批准,批复山东巡抚衙门,转饬博山玻璃公司援照耀徐玻璃公司成案办理。
吹泡摊片 工艺先进
  博山玻璃公司主要以生产平板玻璃为主,以“吹泡摊片法”制成,它所采用的工艺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一文详细记载了博山玻璃工作的制作:“厂内设有料炉、烘炉、摊片炉等。各炉所用之火力,均由一隧发出(其隧开于厂之中央,乃穴地而成者),四面通连各炉,供给火力,其不需火力之处有活闸以闭之。有发动机给以动力,用以压榨原料使成细粉,俾易入炉。有煅石而成玻璃之炉曰料炉,与该县所用者绝不同。盖现用者多以硝罐制炼而成。彼则以更代法炼取玻液。生料入于一端,所熟之料流至他端,工人即于此取出,而制玻璃焉。”
  张维用介绍,当时博山玻璃公司是用煤气发生炉产生煤气作为燃料的,且“有发动机以给动力”,熔料炉是用池炉,技术在当时较为先进。其操作工艺主要是:
  将铁吹筒探人池炉内,蘸取少量玻璃液,取出后一边拈转,一边通过吹筒吹气,使玻璃液慢慢膨胀成球形,然后放置到半球形铁槽内继续转动,使球形圆正。铁槽内有少许冷水,起降温作用。同时,用水冷却吹筒的另一端,以便于把持。等玻璃稍微冷却后,再将吹筒探入池炉,二次蘸取,这样重复多次,直至玻璃液成为直径达二十公分左右的球时,将其放到一个瓢形铁槽内,一边继续用水冷却吹筒的下端,一边从上端吹气,使球形逐渐涨大,成为空泡。吹制过程中,要时时转动吹筒,使球形空泡薄厚均匀。如果玻璃温度降低,则再将吹筒深入烘炉加热,使玻璃泡变软。此时,将吹筒悬空垂立于深地槽中,从上端吹气,玻璃泡受重力影响慢慢坠入地槽,形成筒状。
  这时的玻璃筒厚薄并不均匀,一般底部较厚,顶端较薄。但玻璃筒已冷却凝固,不能再吹,将其再入烘炉加热,待熔化变软后取出,在深地槽内摆动旋转,同时吹气,使筒壁厚薄均匀。如又冷却,则再入烘炉,如此反复,最后吹成一个长约二米多、厚薄均匀的玻璃筒。玻璃筒吹成后,通过冷热相激使其产生暗纹,再边转动边轻击,去其底部,从吹筒上卸下;再用同样方法截为数段,将每段纵剖,最后入摊片炉将筒形摊成平片。
  这种工艺不独是博山特有。同治年间,四川人王侃《江州笔记》中记载,当时的重庆已经有三家生产平板玻璃的作坊,其制作流程与工艺和当时的博山玻璃公司类似,但早于博山几十年。
融资不畅
破产谢幕
  博山玻璃公司投产后,公司资金缺口仍然很大,顾思远等又积极运作,从大清银行贷款五十万两白银,作为运营资本。
  当时公司所聘请的七名德国技师待遇优厚,为首的月薪达五六百两纹银,一般吹制操作的技师每月也有三四百两。每人配有马匹、马夫和厨师,与中国官员、劳工待遇相差极大,造成双方隔阂。这时,又恰逢窑炉出现故障,无法继续生产。德国技师竟置此于不顾,携图纸资料一并撤离。公司没有办法,只得从日本东京深川玻璃厂和大阪岛田玻璃厂聘用两名技师,采用日本的工艺技术全面改造窑炉。他们将原来的池炉改建成由许多坩埚组成的长方形坩埚炉,坩埚直径在一米以上,吹成的玻璃筒直径八十厘米,长可达七八米。在厂房的钢梁上加滑轮组,经滑轮牵引玻璃筒提升。
  经此一番,公司所贷五十万两白银已耗费殆尽。为维持生计,公司于宣统元年(1909年)呈禀农工商部,称:“公司集资甚巨,招股为艰,且中国现无殖业银行,无可依赖,拟发行彩票以筹集资金。”农工商部认为:“该公司开办有年,已著成效,自与初办之毫无把握者情形不同。”度支部(原户部)也考虑到:“该公司办理已有成效,倘能逐渐振兴,正可抵制进口玻璃。”遂于当年闰二月批复“照准立案”,并强调:“查该公司原定章程已声明不招洋股,此次发行彩票,将来换给股票时,仍应注明专售中国人,以符原案。”于是,公司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发行彩票,以期回收资金,然而此次发行彩票后,公司生产却无明显起色。
  博山玻璃公司投产时,招雇工人130余人,原设计能力年产5万箱(每箱10平方米),而至1909年,年产量仅5000箱。
  次年,博山玻璃公司又在《申报》等刊登启事,第二次发行招股彩票。张维用介绍说,此次彩票面额很小,每张售大洋20元。兼设分票,全张五条,售大洋一元,分条二角,五月起按月开彩。这明显是想把社会上的零星资金集中起来以救燃眉之急,而启事上却说:“本公司工业日见发达,购股诸君勿交臂失之。”无非是打肿脸充胖子,说说大话而已。
  两次发行彩票的结果,杯水车薪,没有使公司摆脱困境,终于被迫改产玻璃杯、汽水瓶、糖罐之类的产品了。但这类产品的质量低劣,销路不畅,公司彻底陷入瘫痪状态。宣统二年,这个先后耗资一百多万两白银,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公司全面停产,公司所欠大清银行的款项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来。
  与此同时,大清银行也出现了三百万两的亏空,大清银行的监督张伯讷和顾思远准备将博山玻璃公司作抵押,并由大清银行出具期票,向上海某银行借款三百万两以弥补亏空。这家银行在详细考察了博山玻璃公司的厂房、负债等情况后,认为博山玻璃公司总资产抵不上三百万,故拒绝借款。博山玻璃公司遂于1911年彻底倒闭,公司一切资产收归官有。
  关于博山玻璃公司产品的质量,前人论述不多,《续修博山县志》里称其产品“尚属不劣”。但1922年出版的《鲁案善后月报》第六期文章则说:“其制品大反所料,不甚良好,实经营不善所致。”此说法应较为可信。
  至于其为何在短短几年时间由盛极一时到宣告破产,早前的分析较多,诸如耗资巨大,资金短缺,炉灶损坏无法修理,经营不善,冗员过多等。张维用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导致博山玻璃公司倒闭的最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层面,即帝国主义势力的钳制和压力。他举例说,早在1882年,英国商人伙同买办势力就在上海成立玻璃制造厂。同时,外国玻璃对中国的出口数量也是相当大的,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玻璃企业,他们在中国掠夺白银,压榨工人,却垄断销路,封锁技术,置中国企业生死于不顾。《山东玻璃工业概况》文中分析其衰败原因时,又加上一条:“至于工人方面,大都缺乏知识,墨守旧法,不知研究改良,致所出货品,各家糜不雷同,与外货相较,有似云泥之判。而工业中人,尚以为我之衰落,由于外货充斥之所致,不知外人均从殚精竭虑中得来也。”这一判断较为精准。
历经沧桑 二次转身
  博山玻璃公司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该公司工作过的博山籍工人多学会了这种“吹泡摊片法”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于是有人在博山西冶街一带设厂制造平板玻璃,“全祥”和“信成广”是较早出现的两家。“信成广”业主徐瑞长曾在玻璃公司工作过,“全祥”雇用的三名吹玻璃匠也都是原玻璃公司的工人。但是限于财力,他们都无力建造大型池炉,仍用原先土炉熔炼玻璃。
  据记载,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骤兴,盛时多至十数家,年产达7000余箱,一时出现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开创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属。
  博山玻璃公司生产平板玻璃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因它的规模、工艺设备等方面,不但在当地而且在国内影响也颇大。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载文称:“博山为中国第一之玻璃制造地,原料与燃料之丰富,以及工资之低廉,为其发达之最要素。欧战以来,外货一时输入杜绝,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北自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山东博山玻璃厂。”可见其影响之大。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山东省实业厅厅长王芳亭到博山县视察。为改良陶瓷、发展窑业起见,于该年冬派技正孔令暄、技士杨法权及工业试验所技师马清源,进行实地调查,择定玻璃公司房屋一部分为厂舍。第二年,山东省实业厅向中央收回旧玻璃公司,用开办费二万七千元,设窑厂、筑窑炉、安机器,招工匠,搜集原料,用先进方法生产透明瓷器、电瓷、耐火砖。同年四月定名为山东模范窑业厂。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山东模范窑业厂由山东省实业厅改隶山东省建设厅。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山东省建设厅批准将山东模范窑业厂改名为: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作为改良陶瓷、耐火材料、电瓷器材的试验生产地。
  民国二十七年,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与伪山东省公署日本碍子株式会社、名古屋制陶株式会社及东洋陶器株式会社合资100万元,将所侵占的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改为博山窑业株式会社,定名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伪山东省公署以原厂土地94.70亩、房屋54间及机械设备等估价伪联券15万元,加入股份,占总股数的29%。山东窑业株式会社投股占30%,但日本人掌握了工厂的全权。
  1948年博山解放后,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军管代表团派杨荣生、宋辉春同志,以“清点物资、听候处理”的任务接管该厂。他们引导工人清理窑炉、核查存货物资和存坯等各项准备工作,很快就装窑点火投入了生产。此时厂定名为:鲁丰瓷窑厂。
  1949年10月6日,鲁丰瓷窑厂改名为山东窑业厂,隶属山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
  1954年8月19日,根据山东矿冶办事处的通知,山东窑业厂改厂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从此,该厂成为耐火材料专业生产厂家。博山玻璃公司终于在其倒闭后的半个世纪,完成了它的第二次转身。
 楼主| 发表于 2018-4-25 23:49:0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docin.com/p-799703619.html
上海三十年代服饰
 楼主| 发表于 2018-4-25 23:59:52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8-4-26 00: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roll.sohu.com/20131103/n389467360.shtml

她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却从不遵循家训;她是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幼女,结婚时宋美龄为她做傧相;她是时髦的洋派人物,曾孤身追星追到好莱坞;她是上海名媛中“扎眼”的刺头,朋友落难时,她挺身相助……她就是聂其璧。

  爱情故事:

  义无反顾嫁给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来的清贫教授,虽然家中常有小的争吵,但聂其璧对丈夫情深意重。

  1999年,作家宋路霞敲开了上海市桃江路25号一幢老宅的大门。这是曾经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幼女聂其璧与丈夫周仁的家。房子依然与聂其璧在世时一样,经历了时间的侵蚀,外墙斑驳不堪。聂其璧的小儿子周麒早已安居美国,每年都要抽空回上海老房子中住上一两个月。就在这所他出生长大的房子内,周麒向宋路霞讲述了母亲的一生,尘封的往事从老人的回忆中喷薄而出,故人往事在追述中鲜活再生。

  不守家训特立独行

  虽然家教严厉,但是少女时代的聂其璧却“胆大包天”,敢翻墙跳窗去看戏约会。

  聂其璧出生于1900年,在她出生前,父母已育有七儿三女,聂其璧是第十一个孩子,后有一幼弟。聂其璧的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其父聂缉椝是当时的上海道台(相当于今上海市长)。聂家花园占地数十亩,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海派园林。聂其璧在此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发表于 2018-4-28 19:00:5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anguocn.com/forum.php?mo ... id=86368&extra=
三国艺苑举行以三国为主题内容的家园活动,邀请朋友们踊跃参与活动!期待朋友们呈现精彩作品!
 楼主| 发表于 2018-5-8 22:50: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5-8 22:52 编辑

民族存亡之际的1937年6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中央方面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
  
  受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在原庐山图书馆楼上举行。
  6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抗战宣言》。他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人士是7月下旬相继抵达庐山的。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停何如。”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蓄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奔赴庐山。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庐山,畅叙国是。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老说着,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鹏举之风。”梁实秋说着,仰扬顿锉地吟哦起来。吟诗之后他接着说:“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都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33年写的,如今已是37年了,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时,忽听有人喊道:周恩来先生来了”。
周恩来、秦邦宽、林伯渠走进“仙岩饭店。”他们主要是来与国党进行合作抗日第四轮谈判的,同时也作为中共参加“谈话会”的代表,与各党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恩来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谈了中国共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困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象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周恩来的话语受到各位代表的一致赞同。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蒋介石坐位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衣领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着一丝笑意。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由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是。……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变,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必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张君劢、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大声说道:“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飞出窗外,在峰峦间荡漾。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毛泽东同志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第一次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18日部份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在“庐山谈话会”期间举行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1937年6月5日,周恩来初上庐山,与何应钦、顾祝同进行了初步接触,就两党及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愿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党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

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宽、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人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刚刚在上午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心情十分愉快,他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道:“伍豪先生,我们以前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周恩来说着,将经过修改、作出重大让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宣言》呈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地说明。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样很好,很好!贵党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可以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万5千人。师、团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政训处主任由我党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我们还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道:“委员长先生,我党愿与贵党合作,并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我党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思忖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再商量。举国抗战是一件大事,光有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统一指挥,严肃纪律。贵党的刘伯承、林彪、左权、陈赓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
国共两党经过几轮商量,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取得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国党承认共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共党拥有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向所属共党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停止内 1938年5月,“小诸葛”白崇禧视察九江时,考虑到庐山上聚集着大量的外国侨民,因此准备一旦九江不保,将把庐山划为国际难民区。不过,两个月后,直接负责长江南岸防务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改变了这个做法,他将庐山定为了游击区。
   由此,自1938年7月27日九江失守至1939年4月17日保安团撤出庐山的近九个月时间里,庐山成了一个抗日的“孤岛”。在这个孤岛上聚集着3000余名保安团官兵,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
 楼主| 发表于 2018-5-8 23:40:33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宣言》发表始末
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 ... e2516/u1a10596.html



1937年7月17日上午,时任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庐山谈话会”也因为《抗战宣言》的发表而载入史册。
  学者名流应邀出席
  “庐山谈话会”
  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求全,步步退让,还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疯狂围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从中调解,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为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何如。”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突发,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各界人士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事。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和梅思平、胡建中等。
  胡适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语气,情绪激动地说:“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说着,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周恩来的一席话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然传来一句:“周恩来先生来了。”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走进“仙岩饭店”。周恩来此次是上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第四轮谈判的。
  周恩来逐一与在场的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时,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恩来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大家都希望周恩来讲几句话。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像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周恩来的话语受到大家一致赞同。
  第一期“庐山谈话会”
  和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在原庐山图书馆楼上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张君劢、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抗战宣言》。他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7月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其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亦在进行。
  周恩来1937年6月12日初上庐山,与何应钦、顾祝同进行了初步接触,就国共两党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民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
  7月17日下午,再上庐山的周恩来及秦邦宪、林伯渠等人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刚刚在上午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道:“我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国共两党经过几轮商量,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谈话会”期间取得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共产党拥有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向所属共产党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初闻捷报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人士是7月下旬相继抵达庐山的。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7月27日晚,来宾们在“仙岩饭店”共进晚餐时,著名戏剧家洪深忽然跑进餐厅,宣布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纷纷举杯庆祝胜利。窗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整个牯岭山城都沸腾了。
  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29日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参加谈话会的各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抗战做贡献。代表们就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组织如何实行统一化、组织化、纪律化,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来自上海的代表还介绍了沪凇抗战期间,上海民众团体如何援助、慰问国军的情况。
  7月29日中午,国民政府宴请全体来宾。席间有人提议,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人名义,发电勖勉收复丰台的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众人一致赞同,当即拟就电文云:“第二期谈话会开始之际,奉读感电,敬悉我忠勇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读阅战报,尤切激昂。顷闻移节保定,切盼与中央所派各军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同仁等不敏,竭心力以从诸公之后。中国每一块土地,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谨布精诚,遥祝胜利。”
  第三期谈话会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
 楼主| 发表于 2018-5-9 14:5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也是侵略者在中外记者会上公开宣布要彻底炸毁的教育机构。抗战的烽火淬砺了南开,新生的南开堪称近代以来中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缩影。
  南开大学因爱国传统而罹难
  南开大学是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办的,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之耻,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张伯苓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南开大学开办之际,五四运动方兴未艾。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积极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此后纪念五七国耻、声援五卅运动、声讨三一八惨案等爱国行动中,都活跃着南开学生的身影。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国言行亦予支持,五四时曾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吁请释放被捕学生。1927年,他赴东北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津后组建满蒙研究会(翌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开展东北三省实地调查,搜集日本侵华罪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师生们随后组织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啦啦队在全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打出“毋忘国耻”等旗语,更是成为激励国人的爱国壮举。
  1935年华北事变后,平津危急。包括南开学子在内的天津学界为响应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大游行。全体300多名南开大学学生还乘火车南下入京请愿,被阻沧州时,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向车上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连教育部前来劝阻的特派员亦被感动落泪。《大公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不知道要感动全国多少人!南大此次是单独行动……我们盼望诸君,常能给学界表示模范的精神与行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开教师在坚持为国育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之志。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术支持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了利中制酸厂,打破了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极大振奋了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士气。南开经济学人还在天津《大公报》创办《经济周刊》,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其中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论调,实质是“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品”。
  南开的爱国教育和行动,对张学良将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对时局感到前途渺茫的张学良听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1930年底,张学良应张伯苓之邀视察南开大学,讲话中提到了14年前的那次演讲,说最令他感动的就是“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这一句,自己“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还接收了大批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予以尽心培养。
  南开师生的爱国行为,使日本侵略者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7月29日凌晨,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午后,几十架日机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数个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30日下午,日军继续炮击南开大学,并派出骑兵百余名及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
  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愈益奋励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张伯苓即在庐山国是谈话会上讲:“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被毁不到月余,张伯苓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牺牲时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南开被毁,举国震怒,举世声讨。如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正告日寇所言:“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南开大学被毁后,很多进步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分赴各地参加抗日斗争,其他师生也都辗转南下,加入与北大、清华两校合组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学校奉命再迁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西南联大期间,出现过3次较大规模的从军热潮。南开在联大三校中虽办学规模最小,但也有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包括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泮文,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1940年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查良铮(笔名穆旦),以及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8年壮烈殉国的何懋勋烈士。
  何懋勋爱好文艺,擅长演讲,在校期间曾组织诗社,出版诗集。他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投身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何懋勋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读书,并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3月,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鲁西北参加抗日工作,任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8月,何懋勋率领的武装宣传队陷入日军重围,他在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1岁。聊城民众为何懋勋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立碑纪念。他的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在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15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南开精神
  南开自创办一路走来,最显著的特征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以“允公允能”为核心的南开精神,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不断升华,成为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
  南开精神是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南开大学开办之初,便确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进一步提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1934年颁布的“允公允能”校训则强调,致力培养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亦常以“团结、为公”勉励学生:“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南开精神,即南开训练目标,第一是‘公’,第二是‘能’。”“应培养新的精神、新的校风,即造成‘公’、‘能’的精神。”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南开精神是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南开被毁后,时人对不屈的南开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1937年7月31日,媒体发表社评《南开精神》,赞曰:“62岁的老人,34年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的精神。”10月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短评《祝南开》,文谓:“凶残的敌人,毁了旧南开校舍,却更发扬了新南开精神。南开其实是因祸得福,失去了几栋校舍,却得了教育救国的真髓。”1939年1月10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举行的聚餐会,即席发表讲话称:“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实干与穷干……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西南联大期间,三校共同遵奉的“刚毅坚卓”校训,更是与南开人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融汇在一起,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不屈的风骨、必胜的信念。
  南开精神是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张伯苓常以“开拓、进取”概括南开精神。1916年9月,他在南开学校修身班讲演时说,欲富强中国,国人必须打破保守,保持进取精神,进而阐发“南开精神”深意,即“有毅力,有信心,无不达其目的”的精神。1942年4月,张伯苓向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解释操场石阶草坪上“日新月异”四个大字的涵义时说:“这四个字是说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南开精神……”“日新月异”后来与“允公允能”共同成为南开校训,要求师生在追求和践行“公能”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张伯苓一生办学历经坎坷,却始终以开拓进取精神坚持到底,他常讲:“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奋发图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开师生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既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在南开的具体体现,也是南开大学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南开人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将继承发扬南开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足以告慰前哲、不负后人的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3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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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

http://news.nankai.edu.cn/nkyw/system/2014/07/29/000195915.shtml


所大学所走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五四大潮之中的南开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总体发展是蒸蒸日上的,因此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但是,这一良好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和对南开的野蛮轰炸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因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天津日益危急。7月12日,日军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今北站)、东站,紧接着又占领了东局子飞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做好了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迫于形势,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人果断决定进行疏散,仅留部分师生护校,同时紧急整理图书仪器运往租界。但由于受到日军阻拦,装车备运的全校90%的物资中,仅有一半被运出。
  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正在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是谈话会。他在会上发言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7月29日凌晨1时(亦即许多老南开人回忆的28日夜),驻防天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一部和保安队,在日军主力集中进攻北平之际,向海光寺日本兵营、火车站、东局子机场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发起进攻,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史称“天津抗战”、“天津大出击”。激战中,日军炮弹不断落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园内,这是南开大学遭受的首轮炮击。
  当日下午2时半,日军又派出数十架飞机,集中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今北站)、东车站(今天津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两千多人,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人以上。
  实施重点轰炸前,日军还无耻地向中外记者公开宣布要炸毁南开大学。美国记者爱波斯坦(I.Epstein)在1940年3月译成中文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幕:
  雅致的受有英国教育的队长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外国记者同声而问“为什么!”
  “先生们,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保有队伍。”
  一个记者说:“没有,当我今早在那儿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看到。”
  “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报人是鲁莽的及不客气的。
  “假如我是中国长官,我就要利用它们。”队长说,略为有点乱。
  “但是,这又有何理由去轰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需毁掉一切反日的基础。”
  “你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是反日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找我们的麻烦。”
  “但是,队长,学校里是没有学生的。现在是暑假了,那地方是荒凉的。”
  队长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通知你们,今天我们要捣毁南开大学。它是反日的基础,一切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的基础。”
  爱波斯坦如是记录了记者会后日军对南开大学的暴行:“日本人炸了南开。他们的飞机一队队的飞过它,飞得很低几乎能够把炸弹放在校舍上。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当轰炸完成后,日本人带了稻草与火油来,把所有没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烧掉。这是他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报复。”
  30日午后,日军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据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
  日军炮击南开园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正在秀山堂办公室内,一颗炮弹从屋顶直穿到地窖,幸未爆炸。时任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回忆:“28日夜里1点钟,海光寺的日本兵营开始向南方开炮,后来炮火离我们学校愈来愈近,我们为了避难,曾黑夜坐了小船预备到附近青龙潭一带躲躲,谁知船经日本飞机场时被日军发现,一个日军小飞机紧跟着我们的船飞行,船里人怕飞机扫射,都跳下水去爬到岸上,四、五人一堆的在稻田里躲着,这样一直到第二天7点才回校,而飞机也跟着飞来了。当人们回校后在检点校舍各处有没有损失时,飞机上又丢下来一个红旗,海光寺的炮火又重新开始射击。就在当日午前从日本兵营开来了几辆小的坦克及汽车,装了若干箱煤油,开入校内,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我们当时站在马场道一所五层高楼上看,看着自己的图书馆在燃烧。14年的心血就让日帝付之一炬,这幕惨痛的情景使我永不能忘记。”
  日本侵略者在《亚细亚月刊》1938年4月号《文化就是战线》专稿中无耻宣称:“天津南开大学的被毁坏,是第一步。”“南开非炸掉不可。”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在1984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3周年而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也坦率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难以描述的苦难。首先日本军飞机突然袭击民众。早在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申报》在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即刊文指出,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毁文化机关”。《大公报》(上海)也在10月18日的社论中认为,“南开学校之被毁,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在暴日侵华战中最初最大的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之证据”。
  7月31日,黄炎培在《大公报》(上海)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一文,义正辞严地正告日寇:“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7人,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毁灭南开之暴行,要求“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日本军人此种恐怖政策,不特不能使日本获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获得之土地,其结果仍将物归原主,终为中国所有也。”
  8月5日,茅盾、郭沫若、金仲华、胡愈之、冯雪峰、巴金、张天翼、郑振铎、陈望道、欧阳予倩、叶圣陶、夏衍、周扬、萧乾、艾芜、郁达夫、胡风、陈白尘、夏征农、关露等56名左翼进步作家,致电张伯苓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日寇夺我平津,摧残文化机关,南开、女师惨遭轰炸,继以有计划之烧毁屠杀,同人等无任悲愤,谨电慰问,并望转至全体同人,盼为国努力,抗敌到底。”
  10月16日,《申报》报道: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英国18所大学的170名教授日前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对日军在华轰炸平民及学校表示愤骇,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并声称将竭其所能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侵略。
  ……
  日军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炸毁南开这座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时任南开大学斋务负责人郭屏藩1944年在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特刊上撰文指出:“吾常听朋友们批评日本于天津事变时,将第一炮用在南大,不是军部昏愚,就是参谋不智。朋友误矣!日本人是以小聪明著名的,况侵略专家,算盘岂能打错。他们对于吾等明查暗算,是丝毫不苟的。吾们之一举一动,他们都有详细记载。据说日本领事馆内,尚为我们专设着一科。他们知道‘亲善’、‘威吓’、‘吗啡’等政策,在吾们身上既行不通,而吾们之反侵略、爱国家、重实行之一贯作风,又正触犯他们之忌恨,所以在平时他们就不断的宣传南大是反日机关的总部……南大‘七二九’之被炸,无疑是敌人之预谋,与‘九一八’沈阳事变、珍珠港暗袭同是一套把戏。吾们校产被毁了,人被逼而走了,他们以为目的已达。那知这团火又转在沙坪坝等处燃起,火不能克火之道理,奈敌人中所称为支那通者尚不明白。敬告东邻:吾们奋斗预备40年了,七年相拼,只不过一场序幕耳!”
  南开大学被炸毁的7月30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就在南开被毁不久的这年8月,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南开的物质虽然被毁,但爱国精神却愈益彰显。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陆续撤离天津,分赴各地参加抗日。其他师生大都辗转南下,加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有832人,实际还不止这些数字。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1100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77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南开园被侵略者炸毁的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所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只有牢记我们过去曾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意义,才能进一步增强责任和使命意识,担当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重任,告慰先烈与前哲!
 楼主| 发表于 2018-5-9 20:2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大学历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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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镛 又名石笙。生卒年不详。陕西泾阳人。曾任法部主事、陕西师范学堂斋务长、陕西教育总会会长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丁忧在籍,被陕西巡抚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回国后即任陕西高等学堂首任专职监督,直至宣统三年(1911),前后5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堂监督。清宣统元年(1910)兼任陕西农业学堂监督。1915年任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他在晚清民初时期主持陕西高等教育。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1911年8月28日),陕西巡抚恩寿上奏指出:“成绩以任事五年之该堂监督周镛办事为最久,出力尤多。查该员周镛品望俱优,由法部主事奏留在籍办学,勤劳卓著,会间初终,陕西风气递开,观成不易。该堂现已三次毕业,成就学生二百余名,实属异常出力。准将法部主事周镛免补本班以员外郎留部补用,并加四品衔以昭激劝”。光绪三十四年(1908),周镛在陕西高等学堂开除学生,地理教员张子安亦因未参加谒圣礼而遭侮辱,张子安提出抗议,亦被周镛解聘。为此,酿成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全体退学,成为晚清陕西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潮。学生向周镛、提学使提出交涉,要求挽留张子安,均遭拒绝,遂引发全校学生罢课,并撤离学堂。全校200余人分住于城内的醴泉、咸阳、商洛、蓝田各会馆,并仿中国公学,制定自治规则,设稽查、调查、会计、书记各职员,处理日常事务。罢课学生以醴泉会馆为总机关,并准备在渭南成立公学。这次风潮得到全省学界的支援,当局惟恐事态扩大,撤销庶务员和监学二人,由教育总会会长等出面调停,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遂结束。
钱鸿钧(?—1942)  字陶之。生年不详。陕西咸宁(今西安)人。祖籍浙江绍兴。祖父曾任清末甘肃电报局局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官费赴日留学,与崔云松、张景秋、张荫庭、马凌甫、郗朝俊、党松年、王芝庭等(以后大部分为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同期赴日。归国后,曾任陕西法政学堂监督。1912年至1914年冬。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西北大学校长。1914年冬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主陕时被捕,羁押一年余,经亲友营救获释,同时入狱的其余政治犯大多被枪杀。出狱后,于1922年往北京工作。30年代初随刘镇华(时任安徽省省长)、马凌甫(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往安徽,任民政厅厅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陕闲居。1942年秋病逝于西安家中。他除担任校政工作外,主要讲授宪法、政治学等课程,重视提高法政专业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倡学术争鸣,曾以“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二者孰先”为题,组织了全校学生的第一次雄辩会。他还创办了我国北方高校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学报——《学丛》,创刊号有其“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沧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济勗诸生”的题词。
宋焕彩  生卒年籍贯不详。原任关中道尹。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调北京,同时派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张凤翙的职位。陆建章于1914年冬逮捕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并派宋焕彩接任西北大学校长。宋焕彩在任内要求师生安心教读,不得轻易离校。但是,由于政局变化,到1915年春开学时,西北大学仅有百余学生,教师不安心授课,学生无心学习。陆建章亦于当年开学不久,将西北大学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郗朝俊(1881—1965)字立丞,别号励勤。清光绪七年(1881)生于陕西华阴。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为庠生,入陕西大学堂,毕业获法科举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高等研究科,获法学学士学位。民国初,任西北大学创设委员会委员、农科学长。1915年西北大学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后,继周镛、蓝文锦任校长。之后,历任陕西最高法院推事、立法院立法委员、历届高普考试典试委员、陕西高等法院院长等。1946年起,兼任西北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主讲宪法等课程。1955年任西安市政协一届委员。著有《刑律原理》《法学通论》、《刑法学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原理》等。
蔡屏藩(1891—1973)  字江澄。清光绪二十七年(1891)生于陕西渭南。废科举后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习。宣统二年(1910)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参加辛亥革命,在张钫部任同州十县粮台总办,筹办东路军饷。1914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参与组织旅日陕西支部。之后,辞军职赴日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作为“八大代表”之一,返国赴沪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曾被捕,后被保释,遂复返日求学,入明治大学预科。1916年奉派归国回陕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再赴日继续求学,直到1919年毕业。归国后,任于右任主持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1923年任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该校拟改为西北大学后,复任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议决学校重大事项,与傅铜、段绍岩、张辛南等筹办重建了西北大学。1926年参与杨虎城、李虎臣反刘(镇华)围城斗争。1927年在于右任主陕期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石油管制处处长。1929年随于右任赴宁,历任审计院协审、中央赈济会干事、审计院主任秘书兼总务处长、审计院第一厅厅长。1933年任陕西省审计处处长。1946年任审计部常务次长。1948年3月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陕西省代表。1949年任审计部副审计长,同年赴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在台历任审计长、台湾特大水灾救灾会审核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陕西同乡会监事等。1973年5月病逝于台北。
傅  铜(1886—1970) 字佩青。清光绪十二年(1886)3月13日生于河南兰封(今兰考)。13岁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费赴日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巢鸭弘文学院、东洋大学哲学伦理系。1913年致信罗素并得到回信,遂转赴英国留学,先入牛津大学,再入伯明翰大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师从罗素研究数理哲学。继赴日本,入东洋大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中国大学哲学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法学院及女子师范学院哲学讲师、私立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私立中国学院教授等职。1920年,罗素应邀来华,遂陪同其到各地讲演兼翻译,之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教。1921年创办哲学社并创刊《哲学》杂志。1923年8月,在刘镇华筹办西北大学时,任西北大学筹备处处长。1924年1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国立西北大学立案,并于1924年5月8日任命傅铜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1925年3月,国民军胡景翼赶刘镇华出陕,傅铜遂于5月不辞而别。1934年1月任安徽大学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北平正拟南下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之聘约时,被敌伪逮捕,后以不离北平为保证而被保释,特意留蓬头垢面照作为国耻纪念,遂蜗居北平8年,任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私立中国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坚辞就任一家日伪学院的院长,孩子亦全部送入教会学校。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地下组织,一度主持支部工作。1949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是为首届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他是中国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留学生,最早参加国际哲学学术会议,于1921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哲学社团——哲学社,并创刊中国第一份哲学杂志——《哲学》,他还将西方数理哲学首次引入中国。在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认为这场运动是“非科学的宗教运动”、“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在宗教观上反对神意志论,主张研究宗教,但不必信仰;在宇宙观方面主张轮化论,在人生观方面反对保守,主张乐观、民主、开明;在“知行难易”和“知易行难”问题上,曾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进行数万言的分析与批评,认为“若研究一学说而不持批评的态度,其人绝非学者”,“知难是求知难,求知也是行”,认为知易行难是“特称判断”,即符合某些情况,而非“全称判断”,不能普遍符合一切情况。在西北大学校长任内,改省立为国立,并创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蒋廷黻、夏元瑮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著有《知行难易问题之根本解决》(北平西北书局,1929)等。在《哲学》等刊发表有《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等学术论文。
李仪祉(1882—1838)  原名协,字宜之。清光绪八年(1882)生于陕西蒲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同州府(今大荔县)院考,中秀才第一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关中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考入京师大学堂,进预科德文班,毕业时获“举人”资格。宣统二年(1910)赴德,在柏林皇家工程大学攻读铁路专科和在格丹摄斯克大学习土木工程。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兼程回国,于右任推荐,曾被孙中山委以津浦铁路局局长职,因不愿中止学业,遂重赴德,入但泽工业大学转攻水利,并与当时的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同赴俄、德、法、荷、比等国考察水利工程。1912年倡办三秦公学,主持留德预备班。1913年2月再赴德留学,1915年以优异成绩取得但泽工业大学特许工程师,载誉归国。1915年任河海工程学校(后改为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教务主任,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鼓楼公园工程师。1922年6月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次年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厅长,创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1924年在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任内,将所创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并为西北大学工科,并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1925年5月至1927年1月18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1925年冬至1927年1月18日李仪祉被困南京期间由王凤仪代理西北大学校长)。1926年在西北大学校长任内,由于西安被围滞留南京期间,一度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教授,年底回陕,仍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1927年任上海市港务局局长,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同年冬就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修筑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1928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夏,改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工务处处长,兼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设计杭州湾新式海塘。1930年冬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次年兼任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1932年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全国经济工程新闻各界陕西实业考察团,夏,辞去建设厅厅厅长,专任水利局局长,倡办附设于西安高中的水利工程专科预备班。1933年在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任内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1934年兼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教授,1935年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年底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1937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抗战爆发后,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兼任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教授。1938年3月8日病逝于西安。他青年时代就立志振兴中华水利事业,留学归国后负责多项水利工程。他将现代水利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水利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倡导科学治水。他对桑梓水利特别关心,曾专心致力于关中地区的灌溉事业,主持建设了陕西著名的“八惠渠”(其中一半在生前建成),受益农田在1948年时即已达到330万亩(22×104hm2),是旧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罕见的成就。他早年曾在西北大学的前身之一三秦公学留学预备科任教。他又是20年代西北大学工科的创始人。1922年,他在原水利道路技术传习所的基础上创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该校于1924年归入西北大学工科后,由他亲任主任。之后,又出任西北大学校长。1924年暑期鲁迅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他也同时作了专题讲演。1925年他在主持校务期间,积极扩充教学设备,筹措办学经费,对课程、教材、实习、科学研究,以及各科教学计划与规章制度,无不躬亲处理。在课程设置方面,既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注重工科学生的实习,几乎每个暑假都在野外度过。在师资方面,特别注重遴选那些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教师。在他任内,教师勤于教学,学生善于学习,教学质量有较大提高,是陕源西北大学创建阶段最好的时期之一。1937年9月10日,西安临时大学创建后,他兼任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周宗莲教授时任系主任),并在西安临时大学大礼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大礼堂)作了《抗战力量》的讲演。他在治黄理论上首先提出上、中、下游并重,防洪和航运、灌溉、水电兼顾的思想,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上游或下游的治河思想。另外,对于西北水利、华北水利、导淮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他学识渊博,通晓德、法、英、日等文种,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著译,计有各种论著达400多部(篇)。其中涉及水利的188部(篇)。另外还有数学、政论、自传、日记、诗歌、剧本、书札等多方面的著述。在数学方面,有《实用微积术》、《最小二乘方》、《诺模术》等著作;在科技史方面,有《宋以前河堤之概况》、《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会稽大禹庙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西北农功水利文化史略》、《中国水利史》(德文版)等;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主要有《李仪祉全集》、《冰川学》、《河工学》、《水功学》、《水利概论》、《水功学术》、《西北水利》、《华北水利》、《黄河水利》、《江淮水利》、《农村建设》等;另外主办过《河海》、《华北水利》、《黄河水利》、《陕西水利》等杂志。其著作多由商务书局、中国科学印刷公司、西安和记印书馆等单位正式出版;未正式出版的著述,由他的学生在1940年汇编石印。
王凤仪(1887—1938)  字来庭。清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陕西鄠县(今户县)。曾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法国文学系主任、经济系主任、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学系教授、主任、图书馆主任等。1923年始任西北大学教授。1924年间任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教务长,在鲁迅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与李仪祉等分别作了专题学术演讲。1925年冬至1927年1月18日,在李仪祉校长去职期间,代理西北大学校长。1926年3月初,吴佩孚遣刘镇华以1 0个师兵力围困西安城,历时230日,造成全城百姓及西北大学师生的极大困难。为发放教职工工资和口粮,他多方奔走,维持了师生的最低生活水准。1927年1月18日,他与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等5人受命组成收束西北大学和筹备中山学院委员会,办理西北大学的接收事宜和中山学院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北平触电身亡。
刘含初(1895—1927)  又名刘翰章。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2月生于陕西中部(今黄陵县)。1912年求学于三秦公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发起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月刊(次年创立共进社后改为《共进》半月刊)。1920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通州(今北京通县)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一度任教务长)、开封大学任教。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在西北大学与杨虎城合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教。1925年按党的指示,任陕西省国民党员俱乐部主席,9月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宣传委员。同年10月,任国立西北大学讲师、代理事务长。1926年4月,西安被围期间,各校学生放假,与吴化之、王授金等创办暑期学校。1927年春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1927年3月,改组西北大学为西安中山学院,任院长。1927年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下令封闭西安中山学院,撤销其院长职务。中共拟安排去苏联学习,并返回家乡中部县(今黄陵县)安排家眷和做准备,同时在家乡做革命宣传,被陕北军阀井岳秀侦知,遂派部下前往捕杀。1927年8月25日在家乡为乡亲写对联时被井岳秀部下杨衮杀害。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收束为西安中山学院时,对西北大学的外债、师生去留、围城中未考试的学生等作了妥善安排。在中山学院期间,主讲社会发展史课程,曾聘请邓小平、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到校兼课或作讲演。
余天休(1896—1969)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25日生于广东。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美留学,初入旧金山工业预备学校,1912年考入美国中部凡尔巴来素大学法律专业,1916年毕业后再入美国东部缅因大学学习社会、政治、教育、经济等科。1918年转入麻省克拉克大学研究院。1920年获克拉克大学社会及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1920年夏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法政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农业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于1922年2月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社团——中国社会学学会,并任会长,主编会刊《社会学杂志》双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创办殖边协会,任会长,创办边语学校(驻北平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任董事长),教授蒙藏语,次年改为私立东方大学,任校长。1927年将东方大学与畿辅大学合并,改名为铁路学院(抗战爆发后停止)。1929年春,应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将军邀请,任陕西省政府顾问、西安中山大学校长。1930年夏任济南市政府顾问、齐鲁大学社会经济系主任、教授。1933年春返北平,次年继吴柳隅在天津接办《正风》杂志,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北平市总商会顾问。1937年秋任上海国际电讯社总编辑,主编英文《时事评论周报》。1939年至1941年在天津创办天津美业银行,任经理,经营美英投资。1944年任道教学院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在北平各校任教。1949年任广州大学教授。1950年7月赴美国旧金山,历任合和总会馆主席、中华总会馆总董、商董、中华学校校董、余风采总堂主席、余绍贤堂主席、东华医院董事、三藩市总商会监事、世界报主任编辑、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特许投资顾问、美亚联谊会会长、中美学院院长等。1969年3月5日病逝于旧金山。他是我国开展社会学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著有《社会学大纲》(初在西安中山大学油印200余份,北平文化学社,1931)《社会文化研究法》(在北平出版)、《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在北平出版)、《日本对华之冒险行动》(上海国际电讯社)、《经济学原理》(北平华北书局,1933)等15种。未刊稿有《社会学导言》《社会学原理》等。今有谢立中编《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据其女儿胡余锦明女士保存的英文手稿翻译而成,收入其《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原理》《世界联邦政府》等,北京大学出版社);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主编有《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郝宏贤著有《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余天休教授生平与著述辑要》(西北大学出版社)等。其女儿胡余锦明女士在西北大学设有“余天休先生助学金”。
徐诵明(1890—1991)  字轼游。清光绪十六年(1890)10月生于浙江新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日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军。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1919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等。1937年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院长等。1949年,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历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第三、五届委员。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1985年被推举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1991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北平大学西迁入陕,被任命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4名常委之一(临大、联大当时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临大开学之后又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教授。1938年,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徐诵明与其他师生对此持有异议,遂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通电话交涉,但仍强令南迁。1938年3月9日,经校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随后在徐诵明的带领下,于1938年3月16日由西安乘火车至宝鸡,然后下车徒步翻越秦岭,历时半月,抵达汉中。随后,他又与其他常委一起,亲自勘察寻房,将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安置在三县六处。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决定,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仍任常务委员。但是,他于1938年9月第38次校常务委员会议之后,被准予辞去所兼法商学院院长职务,并聘请原西安临时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教授继任。由于教育部对此任命不满,遂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这一任命变动导致了西北联大师生反对解聘部分教授的学潮。他对此表示同情,并立即批准许寿裳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在由此引发的学潮中,3名学生被捕。为此,他曾与黄觉非教授等同去汉中警备司令部找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同乡疏通,后在国民参政员邹韬奋和立法院长孙科等的呼吁、电令之下,才释放了3位学生。约于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开学前两月,他与许寿裳、沈志远等一批教授一起,被排挤出校。他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和教育家,开创了我国病理学科,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病理学人才。1920年,曾主持审定我国病理学中文名词。在日本留学时,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普查和对照研究。1930年,在教育部负责起草医学院六年制教学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出版和重版了一批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科书。译著有《病理学》(上、下册,译自日文)、《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译自英文)等。
李  蒸(1895—1975)  字云亭。清光绪二十五年(1895)生于河北滦县。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农业大学、民国大学讲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扩充教育处处长兼秘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实验部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32年起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7年起,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39年8月起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1945年后,在党政方面,历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中央常务干事兼北平支团筹备处主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1947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任北平和平谈判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逝世。1937年10月至1939年7月,他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务委员时,还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和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他在1949年以前的论著散见有:20年代发表在《教育与民众》、《教育丛刊》、《师大月刊》等刊的《实验部三年计划大纲草案》、《美国中学校之体育》、《河北省增设社会教育事业计划和预算》、《民众教育问题》、《民众教育的认识》、《积极的社会教育》、《国家的出路与教育》、《民众教育意义及办法之初步研究》、《今后教育建设之路》等。
李书田(1900—1988)  字耕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2月10日生于河北昌黎。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1923年考取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铁道及水利学,192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及美国华铁尔博士顾问工程师处副工程师。1927年归国后,任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1929年代表国民政府及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旋由美国铁道工程学会聘为铁道运行经济研究委员会及河工港工研究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洋工学院院长,1935年创办研究生院。在此期间,兼任或短暂出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天津工商大学教授、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海河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建设厅顾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委员、东京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工程学会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商决校务。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任西北工学院(由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贵阳理工学院、贵州大学、北洋西京分院等合组而成)院长。1939年9月,被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0年5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1943年3月至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赴美,任工程师、教授、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等。1988年在美国去世。著有《农田水利出版物之搜集》、《华北水利建设概况》等。在1929年出版的《万国工业会议论文集》中,收录有4篇论文。今有张立先著《李书田传》(天津大学出版社)。
陈剑翛(1896—1953)  名宝锷。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江西遂川。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被派赴爱丁堡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归国之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教授。1930年后,历任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教务长、院长、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10月任广西大学校长等。1927年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局长。1928年4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1928年12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1929年11月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次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31年任陆海空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党务设计委员。1931年12月至1932年9月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8年6月至1939年3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1948年任广西省政府顾问、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抗战初期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相继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等一起商决校务,并兼任西北联大秘书主任(后改由黎锦熙接替),负责学校的文书工作和出版工作。他还为1937年创刊的《西安临大校刊》撰写了发刊辞。1949年往香港,与张难先等联名发表对时局的“国是”宣言,退出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厅副厅长。1953年去世。他在任内与其他负责人一起完成了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的组建工作,并将校址由西安迁往陕南,经历了较为艰苦的时期。1938年夏,他因感联大内各自为政,矛盾重重,遂辞职前往湖北。著有《品性与本能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儿童的梦幻》等。在《西大学报》、《教育与民众》等刊发表有《理科学对于近代文化的贡献》、《先锋工作及实验在民众教育上之地位》等数十篇论文。
胡庶华(1885—1968)  字春藻。清光绪十一年(1885)12月24日生于湖南攸县。清末秀才。1912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1913年公费赴德国留学,1920年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获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复获德国铁冶金博士学位。1922年归国后,历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国立武昌大学总务长、教授、代理校长等。1925年9月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兼江苏图书馆馆长。1929年6月12日至1932年9月15日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学会会长。1933年,1941年2月,1945年3月三度出任湖南大学校长。1935年8月至1938年7月任重庆大学校长。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西北联大筹备委员会为校务委员会,增聘为校务委员、常务委员(有李蒸、徐诵明、胡庶华三人)。1939年11月28日至1941年2月14日任西北大学校长等。1925年至1928年间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上海炼钢厂筹备处处长、汉阳兵工厂厂长。1928年至1929年间任烈山煤矿局局长、军政部上海炼钢厂厂长等技术职务。1928年3月任农矿部农民司司长,12月任农矿部技监兼林政司司长。1939年9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1942年7月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2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兼副书记长和青年工人管理处处长,5月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8年任立法委员。1949年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8年6月17日去世。1939年8月至1940年8月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一度主持了全校的军训工作,兼任全校军训队队长。他每日清晨坚持参加军训早操和有关仪式,从严要求学生并以身作则。以后由于校内派系之争,而于1940年8月离校,1941年2月复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矿冶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主张教育救国,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提倡“小学普遍化,中学职业化,大学学术化”,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与现场实习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办学强调师资队伍素质,引进新教材和开展学术研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晚年著有《中国古代矿冶技术史》等。
陈石珍(1892—1981)  清光绪十八年(1892)3月25日生于江苏江阴。曾任教育部参事等。抗战胜利后,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行政院善后救济事业委员会常委、代理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民革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委员。1981年3月6日去世。他担任西北大学代理校长期间,推崇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努力整顿西大,安定教学秩序。他曾说过:“本人以为充实学校内容,使全校有浓厚研究学术之兴趣,为最要任务。”在1941年间,他由各地聘到新教授、讲师20余人,先后建成图书馆及大礼堂,并尽力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后因西大1941届一批学生转移陕北及学潮,而于1942年3月被迫离职。
赖  琏(1900—1983)  字景瑚,笔名觉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生于福建永安。1919年毕业于雅礼大学预科,同年7月,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毕业后,于密西根州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汽车制造及工业管理。后应程天放之邀,赴加拿大主持《醒华日报》,并在多伦多大学选修政治经济学。1925年再度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于次年获工学硕士学位。后入爱迪生电力公司,任初级工程技术人员。1926年归国,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干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班上校机械工程教官。1927年夏,任总政治部秘书长,11月任高昌庙兵工厂工程师并襄助管理全厂行政事宜。1928年任总司令部军官团上校教官兼组织科长。不久,任《京报》总编辑。该报停刊后,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中央大学工学院教授。1930年任《中央日报》总编辑。1931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2年起历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财政局长、连云港市市长,1935年去职。1937年递补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2月派为湖南省党部特派员。1939年3月后,任西北工学院代院长。1942年10月21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4年8月1日免去校长职务,赴重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调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副部长。194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立法院侨务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赴美国。1949年起在新泽西州乔经柯特大学执教3年。1983年8月13日去世。在此期间,创办《华美通讯社》、《华美日报》。后入联合国秘书处,任中文组主任。晚年定居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在西北大学期间,他提出“提高课程标准”,“加强读书空气”,“使西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在纪律上,不许学生随意缺课,并要求教师严格点名及加强考试。在办学上,积极清理旧债,偿还积欠,整顿学生贷金,又将全校房屋大加粉刷,使学校面貌有所改变。在学术方面,倡办《西北学术》,刊登数学、物理学、化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并亲自担任发行人,支持办刊。他在《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一文中曾回忆说:“西北大学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学校,它成立后的三四年当中,大小学潮闹了若干次,学校当局更换了好几任。教育部部长、次长和陕西省军政当局,都先后亲到城固视察、安抚,表示政府重视西北高等教育的至意。可是,西北大学始终安定不下来。有一个时期,简直没有人想去做那个学校的校长。”他到校后配合军政当局,逮捕4名共产党员和学生,送往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拘禁,又向近百名学生和一些教授发出政治警告信,清查师生中的共产党员。1941年6月至1942年6月有40名学生共产党嫌疑被扣发毕业文凭,6名学生被迫提前离校,随即被开除学籍,有5名学生被勒令退学,限期离校。在他任内,曾于1943年春在重庆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一次家宴上与中共中央驻渝代表周恩来会晤。著有《漫游散记》、《还乡梦的幻灭》、《游踪心影》、《烟云思往录》等。?
杨宙康(1898—?)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湖南长沙。20世纪40年代初到西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44年2月在前任校长赖琏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1944年7月新任校长刘季洪未到任期间,代理西北大学校长。在赖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接替杜光埙,任教务长。卒年不详。著有《文化起源论》。
刘季洪(1904—1989)  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于江苏丰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继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硕±学位。1930年复获化学博士学位。归国后,1935年1月任湖南大学校长。1935年11月2日至1939年4月7日任河南大学校长。1939年10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942年8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44年12月23日至1947年10月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兼政治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1949年去台湾,续任“国民大会”代表,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及政治大学教授、系主任。后历任政治大学校长、“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兼主席团成员、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孔孟学会理事、教育学会和宪法学会常务监事等。1989年1月15日在台北去世。他西北大学校之初,提出三项具体措施[1]:“一为在物资困难中,先谋生活之维持;二为在战局沉闷中,尽力鼓励精神之振奋;三为在设备缺乏中,仍求教学研究工作之推进”。为此,他积极筹款,尽量提前购置米粮、烧柴及照明之土蜡、汽油,并将校长专用黄包车改为食堂生活用车。他提倡学生一律参加早操,加强课外活动,增加师生生活兴趣,并将汉中军用**戏箱商洽转让学校,使西大的平剧演出更为精彩。他还尽力策划鼓励教学研究。在其任内,支持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支持历史系成立考古室(后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并促成将教育部所属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文物、资料,拨归本校;支持教育系与陕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做国语、英语、数学三科教材教法研究;支持生物系开展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开展汉中盆地研究、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等。他还积极为学校在京、沪及国外购置图书仪器,并在美援物资中争得大批理科仪器与医疗器械、病床。他秉承当局旨意,加强校内国民党务、三青团务和训导会议,认为“过去学校亦曾有自治会的组织,但因职权不清,易生流弊”[2]故不准成立教授会、职工会,学生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1946年初,他配合当局,组织了反苏游行签名活动,分别发出“致国民政府主席电”、“致斯大林电”、“致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等反苏急电。1946年4月15日,因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而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被夺枪夺印并出走。随后返校成立“护校团”,配合军警、法院,与学生形成严重对立,搜捕了四五十名学生,并逮捕其中的20名学生,在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起诉审讯。之后,以“鼓动风潮,参加暴动”,开除卫佐臣等41名学生,对赵鼎中等27名学生勒令退学,对吴维琦等9名学生记过两次。此举在全校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等报发出消息,声援学生。在舆论压力下,学生获释。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季洪作为学校迁建委员会主任,主持将学校由城固迁回西安,并与各方交涉,争取到国库拨款10亿余元和教育部拨款2亿元用于复员迁校修建费(1946年西大全年经费仅8000余万元)。他除争得将城外东北大学旧址(亦为原西北大学农科旧址)拨用外,又促成城内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校舍和冯钦哉将军私产(与药专毗邻的空地数十亩)的转让,从而奠定了学校的永久基础。在《教育与社会季刊》发表有《社会教育与国民道德》等。著有《各国成人教育》、《教育统计学》等。
马师儒(1888—1963)  字雅堂。清光绪十四年(1888)生于陕西米脂。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该校附中任教。1921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及哲学研究所,并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应杜斌丞之约,任榆林中学校长。1928年到上海劳动大学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以后又任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等。1948年4月29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9月21日辞免。1949年应四川大学之聘,赴川讲学。1949年后,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54年,西安师范学院成立,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及校务委员等职,兼任政协陕西省西安市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委员等。1963年逝世。他在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教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等课程。在任西北大学校长时,对保障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支持学生成立自治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西安警备司令部人员在南院门电影院打伤西北大学学生一事,曾率学生向胡宗南、祝绍周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登报道歉。他在德国、瑞士留学时,曾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俄为师的新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主张是正确的。”[3]对“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改变了我过去的一切想法。”[4]1942年春,他由城固回陕北奔丧期间,在延安,由北京大学老同事范文澜作陪,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了他,并介绍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同时也询问了西北大学和陕南教育的情况。毛泽东还请他向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早年的老师黎锦熙教授问候。经过这次谈话,马师儒对毛泽东的“体大思精”极为崇敬,他的这种思想和感情在他的《感怀奇遇》一诗中有充分的流露。他在延安参观工厂、学校、机关之后,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作了公开演说,发表了对中共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战争的肯定评价与乐观的展望。他认为要救全中国可怜的孩子,必须像延安一样根本改变中国的旧教育,“延安是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站台”。在辞别延安时,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回到西北大学后,不但鼓励女儿马昭信参加学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而且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他的延安之行,触怒当局,部令严斥:“身为文学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政治,应予警告!”遂即被免去文学院长职务,并下通缉令。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书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对家庭作了安排,随时准备牺牲。他的教育学术工作,主要侧重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史的研究。在青年时代,他的思想受到姑夫高又尼(祖宪)先生的很大影响。高又尼早年在泾阳味经书院受业于刘古愚先生,很有维新思想。马师儒认为那种修修补补的维新改良办法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于是相信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1913年至1919年在北京学习和任教期间,恰遇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这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震动,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的问题。他在德国期间,开始研究孔子、孟子、王阳明、颜元等的教育思想,尤对老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绝不是让人“避世”,什么事情都不千,而是教人不要不顾利害,一味盲动冒进,胡作乱为,违反自然发展的规律。曾在德国有关教育杂志公开发表有关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著有《哲学概貌》。1949年后,撰有《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另留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手稿。
杨钟健(1897—1979)  字克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陕西华县。1917年毕业于陕西省立西安第三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始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交往并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主编《秦劫痛话》。1921年创办《共进》半月刊,次年组建共进社。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冬赴德国,随慕尼黑大学的布罗里(Brolli)和施洛塞(Scho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在北京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兼周口店发掘的指导工作。1928年后主持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事务。1929年后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1929年,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古生物学会,并一直参加学会领导工作,多次被选为理事长。1936年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1936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章鸿钊的帮助下逃离沦陷的北平,先后在昆明、重庆、新疆等地从事研究工作。1944年由翁文灏推荐,赴美、英、法、瑞士、加拿大考察和讲学,历时3年,于1947年回到南京。次年12月11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应中国科学院之请,进京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第一任局长兼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同时参与筹办《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科学记录》等刊物。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莫斯科自然博物学会国外会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79年1月15日在京逝世。他早在30年代就兼任西北大学教授。40年代末主持西北大学期间,正值危难之秋。其时,国内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教育事业面临严峻形势。上任前,好友翁文灏曾多方暗示,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同等重要,应慎重考虑去西大之事。北京某大学校长胡适也戏谑他:“欢迎参加叫化子团。”但同时,在南京、西安的同乡于右任、岳劼恒等,则殷切期望杨钟健能为家乡尽力,主持这所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大学的师生也很欢迎杨钟健。他到任后,在人事上采取了“宜稳而不宜动”的策略,仍请岳劼恒任教务长,原校长马师儒任文学院院长。接着,他又进一步健全学校各级会议制度,定期处理校内事务和研究重要事情。他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表示:“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他积极推动学校的学术研究,带头举办学术报告,展出自己的著作,鼓励师生开展科学研究。他对西大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很多具体意见。1949年2月1日的《国立西北大学地质通讯》第2期曾报道他到校后的变化说:“本校自杨校长莅校以来,积极整顿,不遗余力,学校在任何方面均有长足之进步,对学校研究之加强,提倡尤力,故校中各社团,各学会莫不大形活跃云。”“自由民主之风气,扬溢校内。”他主校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在岳劼恒、关中哲、戴万里等人的配合下,主持了反迁校的斗争。当时,西安面临解放,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等均施加很大的压力,命令将西北大学迁往成都。校内亦形成主张迁校和反迁校两派,杨钟健等由于反迁校甚至被人诬以“杨中奸”、“杨中间”,还数次险遭人身危害。最后,终在杨钟健等人的拖延策略下,使西北大学免遭了又一次迁徙之难,并使这所古老的大学完整地归于人民。杨钟健进京工作后,还一直关心西大的发展。1964年在西安参加会议期间,还回校参观了西北大学古脊椎动物化石陈列室等。他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他曾先后被选为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名誉会员、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和英国林耐学会会员。他毕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其范围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和考古学等领域。他研究著名的禄丰恐龙动物群和新疆、山西等地二迭纪、三迭纪爬行动物群,对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是我国古脊椎动物方面最早的著作。著有《地震浅说》(合著,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古生物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26)、《去国的悲哀》(1929)、《西北的剖面》(1931)、《自然论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以及《禄丰晰龙动物群》(科学出版社)、《演化的证实与过程》(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标准化石(脊椎动物)》(合著,地质出版社)、《古脊椎动物的演化》(科学出版社)、《演化的实证与过程》(科学出版社)、《生物演化的概念》(科普协会)、《山东莱阳恐龙化石》(科学出版社)、《合川马门溪龙》(合著,科学出版社)、《中国三迭纪水生爬行动物》(合著,科学出版社)、《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等。还有《记骨室文集》等。另外,还发表有600多篇(本)学术论文和2 000多首诗作。
岳劼恒(1902—1961)  又名陋五、鲁五。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于陕西西安。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于1932年取得硕士学位,于1936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6年归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教授。1937年返陕,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1941年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1947年任西北大学教务长。1949年5月被任命为西北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8月4日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任命为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持校政。之后历任西北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61年逝世。他在主持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期间,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为西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担任教务长期间,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1948年,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短缺,学生难以维系生活,成为当时学校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他受校长委派,赴南京与教育部据理力争,终使教育部提高了学生的伙食标准。1948年底,在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中,他与杨钟健校长配合采取了巧妙的应付措施,保护了西北大学的财产。他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曾先后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近代物理》等10多种讲义。先后讲授过光学、高等物理、化学、近代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原子物理、量子力学、晶体光学、高等光学等多门课程。他熟谐光学和X射线晶体分析,30年代即进行旋光学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研究,发展了P.Job创建的连续变化法,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酒石酸和它的衍生化合物与金属离子组成络合物的研究,创出了金属离子络合物光学研究的新途径。围绕这一课题,他先后发表了10余篇论文。他们利用连续变化法原理,选择了旋光度、光密度和折光度,作为具有加合性物理性质,研究了酒石酸及其衍生物和铜、镍、铁(Ⅲ)、钴(Ⅱ)等金属离子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性质,确定了所形成络合物的组分比,做了圆双色效应的研究,发表系列论文8篇。他在1949年以前的代表作有在法国的《物理学报》、《物理化学学报》、《科学院周报》等刊物发表的《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博士学位论文,1936)、《钍盐对酒石酸的作用》(1932)、《铝盐对酒石酸钠盐的作用》(1933)、《氟酸之浸蚀玻璃之光学研究》(1935)、《几种酒石酸导出化合物的晶体研究》(1936)等。在《西北大学学报》《科学与技术》等刊物发表有《酒石酸一氧化钨组成胶体在强酸影响下的转变,几种酸强度的比较》、《铜与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连续变化法——研究溶液中的络合物组成和稳定度的一种新方法》等8篇。他还在科研管理、教育研究等方面发表了《纪念居里夫人》、《对于新民主主义下大学教育之管见》等大量论著。
 楼主| 发表于 2018-5-9 20:38:20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大创校史上何以没了李元鼎的踪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80ef20102xj3c.html
西大,即西北大学,是我的母校。坦率地讲,我敬爱于她的历史悠久,却一向不赞成其校史稿中,自设所谓“陕源”和“京源”,并将其“二源”合流,蓄意将几段并无血缘的西北大学,强行接续香火,以拉长其历史并自骄骄世的观点。无奈人分轻重,口有大小,这种观点因为校方的执意坚持与夫官方的慷慨认可,已赫然畅行于各种可能的场合,大有不可复逆之势。那么好,我亦姑从其说,就按其110多年的历史,来说说其早期,具体说,即首次掲橥西北大学旗帜期间或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凡看过《西北大学校史稿》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西北大学的横空出世,实在是因了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倾覆和陕西革命力量的一朝得势,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然而非常奇怪,这个由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所谓“五所学堂筹组”的西北大学,其当年整个的创校班底中,有钱鸿钧(陶之)、马凌甫(步云)、崔云松(叠生)、郗朝俊(立丞)、谭耀堂(焕章)、党松年(积龄)、康寄遥(炳勋)、寇锡三(鸿恩)、惠甘亭(象贤)、谢文卿(增华)、王芝庭(觐墀)等,当然还有时任陕西都督、在该校创建中居功尤伟的张凤翙先生,统计一十二人。其中多人时任或曾任秦军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或司长,但却居然没有时任时任秦军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曹澍,尤其是没有时任陕西教育司司长的李元鼎子逸先生,潇洒地“忽略”了这位革命元老、十足当事人的贡献,以致但凡涉及西北大学的创建,不是不是张凤翙当年如何等情,便是这些人如何等情,根本不知道何许人也,一如其当年于此事无关若风马牛一样。这在百年之后的我们,当然不能不视作咄咄怪事,但却极少有人能有机会知道其中的奥妙。
2014年初,闲中偶翻友人前赠之《柏仁文存》,蓦然瞥见成柏仁先生早年所撰《悼念李子逸先生》一文,赫然写道:
辛亥革命后,参加实际政治工作,在军幕中以文字见重一时。嗣任陕西教育司长,最大之贡献即为成立第一次之西北大学,对当时社会教育易俗社,培植扶助,尤其不遗余力。
竟然将创办西北大学和培植扶助易俗剧社,看作其接掌陕西教育司期间最大的贡献。柏仁先生耀州(今铜川耀州区)人,亦辛亥先贤和民国吾陕著名报人,曾先后创办《秦风周报》《秦风日报》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时居《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简称《联合版》)社长,此文乃其于子逸先生逝世第三日,亦即1945年8月19日躬自出马为该报撰写的社论。据有关志传记载,斯人辛亥鼎革期间,先随兵张伯英东征参加潼关保卫战,后膺荐为秦陇复汉军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教育司职员,曾在子逸先生手下,筹划全省教育规划,以其亲历者的资格,又是当年颇具声望的《联合版》的社论,其文中的这则记载,宜当不是信笔而为,更不可能是刻意溢美先贤的壁构之词,爰知子逸先生在创建西北大学这件事上,确有不容否认、不可磨灭之勋劳。即使创校之议不由其率先提出,其具体的规划与落实,职司攸关,亦当非教育司莫属,张凤翙以一省之督,断不可能亲力亲为,名列创校班底中的诸位,也断无越俎代庖,甩开教育司而自行其事之理。显见目今《校史稿》所谓西北大学创校的历史,虽不能轻薄地指为伪史,至少也是不全面、有瑕疵的,未便轻以信史许之。于是搦管疾书,当即撰就《李元鼎与西北大学的创建》(亦作《李元鼎被忽略的一大贡献》,发表于1914年8 月31日《西安晚报》)拙稿,起而揭破这“皇帝的新装”,以图有限地还原这段历史,藉正视听。紧接着,又根据其校史稿所开列的西北大学创设会的名单,简单地列出了张凤翙之外其他11人的学历背景。如:
钱鸿钧  咸宁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高等学堂选派留日学生;
马凌甫  郃阳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高等学堂选派留日学生;
崔云松咸宁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高等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郗朝俊  华阴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高等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谭耀堂  长安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高等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党松年  留坝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师范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康寄遥  临潼人,关中书院(陕西师范学堂前身)毕业,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肄业;
寇锡三  咸宁人,毕业学校不详,留日学生;
惠甘亭  长安人,陕西高等学堂毕业 ,留英学生;
谢文卿  咸宁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师范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王芝庭  鄠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师范学堂选派留日学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完事发现这些赫然在列的先贤们,除过康寄遥、惠甘亭两位,大多都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张凤翙之负笈东瀛更是人所共知),而且基本上都是省城学堂出去的学生,尤其堪可注意的一点,是钱鸿钧、谭耀堂、党松年、崔云松、郗朝俊和马凌甫诸贤,又均系之前和《夏声》各张旗帜的《关陇》杂志的中坚分子和参与者,基于地域和早年肄业学校的缘故,其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感情相对接近,也是史有明载、毋须争辩的事实。所以,这个搭眼让人肃然起敬的创校班底,其实于今看来,似乎更像是一个共襄盛举的同人组织。于是憬然以悟,似乎已经感觉到子逸先生以教育司长之关联职务和功不在小的参与实践,竟然既未列名当时的创设名单,又未在后来的校史记载上杳然无踪,究竟是事出何因的了。因为尽管他职掌教育,也有东渡留学的资本,可惜之前就读渭北宏道学堂,并不在省城学堂的圈子里。而当年省城、渭北这两个圈子,恰恰又时起龃龉,分野犹若鸿沟,以至不少先贤的回忆文章,于此都不靳笔墨,著名的《秦陇报》以内部不谐,仅出一期就一拍两散,析为《夏声》和《关陇》各别出刊,据说就是这个原因,而子逸先生其时正是《夏声》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笔之一。再者,其时民国初肇,行政远不如后来正规,不必要求相关机构都有人必须参与其中。张凤翙身为一省都督,虽然既非陕西高等学堂出身,也非陕西师范学堂出身,然其母校武备学堂在省城西关,本人也籍隶长安,而尤其关键的,西北大学大之创设,兹事体大,创校的班子,谁都可以不要,却绝对不能没有他的出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证明,恰恰是由于他的亲自领衔,由于他的鼎力支持和毫不妥协的坚持,众人创校的宏愿也才得以真正成为事实。但子逸先生则不同。在发起诸君,亦即省城学堂出身的几位讲,作为一级机构的主官,其职司就是教育,列不列名,事情该办的还是得办,否则于上峰不好交代,对社会和学生也没法解释;在先生自己讲,鼎革之后,百端待举,全省教育有太多的大事需他劳神,西北大学的创设原不过其中一件而已,事情尽可以帮着去做,其未必愿意再和昔日这些 “不同意见”者坐上一条板凳,却也洵未可知。是以不管他人有意排拒,还是先生主动退避,反正最后所形成的,就是这么一个班底。虽然春秋不责贤者,但是知人论世,其间的名堂则不可不谓大矣,亦不可不谓深矣,堂皇的名义之下,无疑还隐然延续着当年两个圈子的较量,却真的不难想见。校史的撰写者,显然囿于史料,蔽于皮相,尽管看起来似乎言之有据,实际并未并未触及或窥破这层奥秘。不然的话,则何以解释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创校班底,校史稿上又只字不载子逸先生之功绩这样毫无道理的事实?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刘安国先生之子念尚老兄处,见到刘老先生一册《陕西文教年表(1898-1938)遗稿,其 “民国二年”下有《西北大学之筹设与陕西教育司计划之矛盾》一纸,文曰:
当袁观澜(希涛)来陕视学时,与李元鼎有筹设西北高等师范计划,一方为培养中学师资,一方为收容参加革命的中等程度之青年。袁已电部请示,得到认可,忽于正月间,发现西大学生满街巷参加赌场(尤其是回回坊),竟取消前意。李乃大愤,向各方宣传西大之非计(传有控告西大主办人者)
张翔初交卸后,在东关欢送会上,大讲其“陕人失□(和?)”之议论。先时,西大在事各首脑作固校宣传,斥“对西大不拥护”者为无知识。
再次令我想到这个问题,也更其坚定了我上述这个判断。安国先生为吾陕文教名宿,民国曾任省立三中校长、省教育厅督学、陕西师专校长等职,博闻强记,颇悉关辅杏坛掌故,生前圈内即有“陕西活字典”之誉。而从其所志张凤翙离陕之际指责“陕人失□(和?)”、元鼎先生愤于西大学生参赌而“向各方宣传西大之非计(传有控告西大主办人者)”及“西大在事各首脑作固校宣传,斥‘对西大不拥护’者为无知识”诸语来看,史上双方的确是存有矛盾,而且矛盾不可云小,且使人更有理由相信,其旧的矛盾之未因辛亥鼎革而消弭,已直接影响到子逸先生无缘厕身其创校的班底,新的矛盾复因西大治校之“非计”而乘时以起,自然也会影响到子逸先生对于该校的创始之功,也会被彼时执事诸公之负气而有意抹去。可如此一来,别说我等后之来者,就是早于吾侪一代两代的先辈,时过境迁之后,又如何能够看到当年西北大学创校的真相,奢望找到元鼎先生其间的踪影呢?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又是简单的,最早创设西北大学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而发觉其中的秘辛,还原历史的真相,当然应该是专治校史的诸位学者的职责。可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校史稿上不曾写到这些,他们连篇累牍的校史文章,也同样不曾写到这些,使得与西大多少有些瓜葛的人们,由衷地感到遗憾。忝为西大校友,我自留心西大的历史,当年编纂《民国开发西北》所辛苦发现的两则史料,还曾被他们毫不客气、不露痕迹地借用至校史稿中,但于上面提到史实,却长期蒙昧无知,倘若不是无意中看到上述的材料,也许至今仍被其蒙在鼓里,甚至还将长此下去而无由察觉矣。我知道这在他们,也并非有意为之,更不能说这是他们的过错,但其资料搜求功夫不到,毕竟难辞其咎,亦终归令人思之不禁慨然,则是无虑是明摆着的。不知他们得此消息,还有热情对此展开更深一步的研究,重新改写其校史稿否?
希望如此,并且真的翘首以待。

                                      2016年3月20日于介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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