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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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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27: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4-8 16:26 编辑

朱汝华(1903-1992),中国第一代化学家,美籍华裔科学家。193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曾任芝加哥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被推为美国化学家协会主席,也是第一位担此荣誉的女科学家。 ​​​​

张青莲于1908年7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的一个小康家庭。14岁时考入苏州桃坞中学,即圣约翰大学附中,曾在校内中、英文竞赛中名列榜首。

1926年高中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原可免费直升该大学,但由于1925年该校美籍校长侮辱中国国旗,爱国师生纷纷愤而离校并组建私立光华大学。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张青莲的支持,他放弃圣约翰免费入学的机会而考入光华大学。他考虑到化学系毕业后除可在中学谋职外,还可以搞小型化学工业,因而选择了化学。在光华大学他只用三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所需的学分,毕业时以第一名获得银杯奖。

大学毕业后,张青莲曾在常熟孝友中学任教一年。1931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时,他看到中国无机化学人才缺乏,遂选择了无机化学专业,在高崇熙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稀有元素领域的论文三篇,分别为无机合成、分析鉴定和物化测量三个方面。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庚款公费出国留学。


求学西欧

鉴于美国早期的化学家中不少曾留学于德国,所以他决定到德国深造。1934年秋进入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由于他在国内大学已经读过13个学期的课程,按德国的规定只需注册学习3个学期。他师从无机化学家李森菲尔特。当时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尤莱因发现重氢并制得重水,引起国际化学界很大震动。李森菲尔特根据张青莲已有的科研基础,建议他以重水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他在购得挪威生产的第一批重水商品后,立即开始了重水临界温度的测定研究。当时用的是微量法,石英玻璃毛细管内径0.3毫米,恒温器温度要达645K,管内压力达20兆帕以上。封管时常会炸裂,实验难度较大。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30:1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59/10048596.html


1938年3月,我们由长沙向昆明迁徙。学校200多名家庭比较困难而无力支付乘车绕香港赴昆明的路费的同学,组织了赴昆明的步行团。一共有5位教授参加了步行团,他们是:曾昭抡、闻一多、李继侗(生物学家)、袁复礼(地质学家)、黄子坚(教育学家,步行团团长,后来担任过天津图书馆馆长)。几位教授边步行边搞社会调查,我们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还没太亮就起床吃饭,然后上路,中午在路上吃。学校给每人每天2角钱,除了吃饭,还要用来喝茶、买草鞋等零用。晚上五六点钟到住地休息。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37:2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书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年2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上中学的他潜心阅读《山海经》《水经注》《舆地广记》等著作,立志将来兴修水利、造福民生。民国十一年(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系,随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 民国十五年(1927年)李书田回国后,应聘为北洋大学教授。 [3]  
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他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现中国水利学会)任职,兼任华北水利委员会(现海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3]  
民国二十三年(1933年),李书田与李仪祉、张含英等水利前辈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 ”,奠定了中国水利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北洋工学院成绩斐然,建立了中国首批水利专业和水利系。从民国二十四年(1934)年起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三年(1943年)任副委员长。曾撰文《黄河治理战略》,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注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39:2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含英,字华甫,1900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其父张建基思想比较开明,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因此,张含英从小就被送入学校受正规教育。张含英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国势衰微。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强烈震撼着他的心。所以他很早就萌发了救国救民之志,并抱定决心要走“科学救国”之路。
1918年,他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校方开除,而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备取生,于当年夏天赴美国入伊利诺大学土木系,半工半读,3年结业,获荣誉结业证和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接着又到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
1925—1933年,张含英先后在菏泽中学、青岛大学、山东省建设厅、葫芦岛港务局、山东教育厅、华北水利委员会等单位任职。1933—1938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总工程师。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5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杨石先(1897年1月28日 [1-2]  -1985年2月19日),中国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955)。1897 年1月8日生于浙江杭州,1985年2月19日卒于天津,蒙古族,原籍安徽怀宁。
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任南开大学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1929年再度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会会员,同年回国,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1948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并代理校长,195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杨石先主要研究农药和元素有机化学,并长期从事化学教育,创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系统研究有机磷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高效农药,1978年研究所有10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系统地研究了磷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生物活性的关系,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创建分子生物研究所,在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点上开始新的探索,曾获国家专利,科学奖。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5:57:55 | 显示全部楼层
戴安邦1901年4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丹徒县南乡丘陵地区的农村家庭。
924年6月他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因学习成绩全部优秀,荣获金钥匙奖。同年他留校,先担任普通化学的实验室教学,继兼任有机分析和食物分析等课助教。
1926年升任讲师,讲授普通化学课。
20年代初,半官方的学术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兴起了一个改进中国教育的运动。
1925年起,该社在清华大学开办化学教师暑期讲习班,开设实验课,讨论化学教学法。
1926年夏他参加该班讲习,对他后来重视实验教学和化学教学法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戴安邦获中国医学会奖学金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深造,由于勤奋刻苦,每门功课成绩均优,次年6月获硕士学位,并于12月被选为美国荣誉化学学会会员,荣获金钥匙。又被选为美国荣誉科学学会会员,再度荣获金钥匙。通过博士生预试,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胶体化学家托马斯(A.W.Thomas)教授,用配位化学观点进行“氧化铝水溶胶的研究”。戴安邦充分发挥自己扎实的化学功底和精湛的实验技术,使论文工作很快有了创造性的结果。导师称这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博士生。
1931年6月,戴安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一经在美国化学会志发表,就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在1934年出版的A.W.托马斯著《胶体化学》和1956年出版的拜勒(J.C.Bailer)主编的《配位化合物化学》中均直接引用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结果。
1931年9月,戴安邦回国任金陵大学副教授,1933年任教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全力投入成立化学组织和出版化学刊物的工作。
1932年8月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戴安邦是发起人之一。
1934年1月,中国化学会《化学》杂志(《化学通报》前身)创刊,他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他在创刊号中撰文呼吁:“吾国之贫弱已臻极点。富国之策,虽不止一端,要在开辟天然富源,促进生产建设,发达国防工业,而待举百端,皆须化学家之努力。”作为一名中国化学家,以后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身体力行的。他主持《化学》刊物17年,为普及化学教育,提倡化学研究和推广化学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6:02:58 | 显示全部楼层
1902年5月23日生于河南舞阳。
1916年就读于河南开封第一中学,次年转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在校期间,他目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教育和科学落后的状况,于是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志向,于1923年春考取河南省官费留美。同年秋入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电机系学习。由于国内军阀混战,留学生学费不能按时发给,入学后生活极端困难,一个多月后,不得不退学做工。
1924年春复学后转入化学系,以后3年中每年暑假都到阿拉斯加鱼产加工厂做工,以所得工资补贴学费。
1927年入伊利诺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0年至1931年任伊利诺大学化学系研究助理。
1931年8月高济宇回国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化学系主任(1934—1945),教务长(1947)等职。
1949年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先后任理学院长,教务长和副校长(1950—1984),1982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1933年加入中国化学会,连续12次当选为该会的副总干事、总干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并先后任《化学通讯》经理编辑(1941—1943)与总编辑(19441949)。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3]  
1958~1978年间兼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1983年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为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发展和成长,倾注了毕生精力。
2000年4月29日,高济宇逝世。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6: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4-8 16:48 编辑

余铭钰(1896~1962)浙江省镇海县人,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1917年赴美就读于加里福尼亚州大学研究生院冶金专业,次年获冶金硕士学位
917年赴美就读 于加里福尼亚州大学研究生院冶金专业,次年获冶金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加林福林采金公 司、加拉钨锰电冶厂、惠司尔磁力提选厂工程师、 顾问等职。
1919年余铭钰回国之后,历任黑龙江关都金 矿、江西安福乾兴煤矿、安徽宣城安平煤矿工程 师。
1923年受聘于云南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并兼任省运输公路建筑参事及东大铜铅矿协理、工 程师。
1929年任广东省矿业顾问。
1933年余铭钰在上海与方子重等人,开办以 生产小钢锭、铸钢件为主的大鑫钢铁厂,由余铭钰 任总经理和总工程师,该厂引进国外先进的电炉炼炼钢技术,装备了旧中国第一座0.75 t电弧炉。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后,为使大鑫钢铁厂不落入日寇之手,余铭钰率领部分职工,将0.75 t电 弧炉辗转千里,运至四川重庆,并与当地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合资,组建渝鑫钢铁工厂股份公司。 由余铭钰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渝鑫公司,无疑 增强了抗日战争后方工业的实力。
1942年周恩来为渝鑫公司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公司的生产已 为民族工业扩大了初步基础。”
1943年身为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顾问的余铭钰,受经济部部长委派,到新疆协助创办钢铁工业。经踏勘迪化、阜康、伊犁等地后,撰写了《旅新 四旬之概见》,该文为新疆创办近代钢铁工业提供 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年,余铭钰代表渝鑫公 司与新疆有关当局签定了创办钢铁工业的协议, 决定在迪化水磨沟建设新疆金属冶制厂,
1944年 部分冶炼设备运抵工地,后因政局动荡,工程夭折。 抗日战争胜利后,余铭钰回到上海。
1946年 12月上海正式成立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聘余铭钰任总经理。余铭钰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钢铁奖学基金”的第一批 获得者,在上海钢铁业中颇有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余铭钰被政务院(国 务院)重工业部任命为钢铁局顾问。同年,接受新 疆党、政、军领导人王震的邀请,到新疆参加钢铁 工业的创建工作。
1951年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军工部总工程师,拟出“新疆钢铁工业五年计划进行 程序”。
1952年任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总工程师, 对创建八钢、解决八钢的技术难题和提高生产技 术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铭钰凭借在转炉炼钢方面渊博的知识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独创性地将直筒型酸性转炉改造 为涡鼓型碱性侧吹转炉,并成功地用于工业性生 产,解决了八钢在转炉炼钢生产上将高磷生铁吹 炼成合格钢的难题。
1956年7月重工业部在唐 山召开第一届转炉炼钢经验交流会,余铭钰在会 上发表了《涡鼓型碱性侧吹转炉吹炼高磷生铁》的学术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重视和好评。会 后,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指导我国转炉炼 钢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3月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唐钢和八钢颁发“侧吹碱性转 炉炼钢法”发明证书。
1957年3月余铭钰在全国第三届政协会议 举行的科技界座谈会上,就我国转炉炼钢作了题 为《关于转炉炼钢两建议》的发言,并发表于《人民日报》。同年,余铭钰调往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 院,任一级工程师,从事冶金理论的研究,著有《贝 氏炉炼钢》、《铸钢》等书。
1960年余铭钰任农垦部顾问。同年,受王震委托,再度来疆,赴兵团钢铁厂指导冶炼高锰钢、 浇铸拖拉机履带板的生产。
1962年1 1月30日余铭钰在北京逝世。农垦部在碑文中写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参加创建新疆钢铁企业工作,并在创建中表现出卓越 的科学技能和热爱祖国的革命精神。”





颜耀秋
浙江桐乡人。民国4年(1915年)2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机械专业。民国8年6月毕业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
民国20年,他仿制成德国式6~16马力多种规格的立式冲床、单汽缸发动机,畅销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区。并接受南京金陵兵工厂业务,兼营制造枪弹和军械零件。民国25年,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成为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佼佼者。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与胡厥文一起代表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上书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并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颜耀秋任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任副主任,余名钰、严裕棠、叶友才等8人为委员。先后组织工厂146家(其中机器厂66家),技术工人1500余人,物资5000多吨,从上海迁至武汉。并在汉口成立上海迁鄂工厂联合办事处,颜耀秋任主任,突击生产地雷、炸弹、手榴弹等军需产品支援抗日前线。

次年4月,日军逼近武汉,他又被推举为迁川桂工厂联合会主任,组织工厂继续内迁。除部分厂迁往湖南、桂林外,大部分厂于民国28年春,迁往重庆。民国32年,在最困难时期,他将自己厂的军需生产业务,分散给20个小厂,共度难关。次年冬,在重庆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邀请他和胡厥文等40多位民族工商业家到特园座谈,鼓励他们为抗战胜利作贡献。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后,重庆战时生产局宣布终止订货合同,停止付款。他无路可走,只得贱价出售机器和原材料,遣散职工。后以迁川桂工厂联合委员会主任身份回上海。面对战后惨状,他联合22个内迁厂负责人,向国民政府请求优惠承购敌伪工厂。同年10月,他用4亿多元法币,标购敌产江南造机厂,改名为上海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经理。民国37年秋,由于物价飞涨,美货倾销,公司倒闭



胡厥文(1895.10.7 - 1989.4.16)又名胡保祥,上海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
1895年(清光绪21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1914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在北京学习的日子里,正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横行时期。袁世凯为了要称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更坚定了胡厥文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信念: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生产各种用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大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才能使中国扬眉吐气。

1918年大学毕业后,胡厥文经人介绍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1921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主要业务是生产纱厂机器零件和承接纱厂机器的维修,后又转向生产彩色油墨机,开始闯出一条设计和制造机器的新路。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他先后建起四家工厂,摸索了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集会,成立了上海商民协会机器同业公会,他被推选为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主持同业公会的十年间,胡厥文以公正无私的精神为大家服务,从自己工厂的活动范围,进入到上海工商界的更广阔的天地,继续“实业救国”的探索。


蔡正粹(1901~1987),浙江鄞县人,8岁在当地农村读私塾,10岁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民国5年(1916年)2月,进上海聂中丞公学机械科,民国7年7月毕业。次年2月离沪赴天津,就读于南开大学理工科。民国11年,考入英商通用电气公司天津支行,任工程师助理员。先后参与天津、烟台、蓬莱、湖南湘潭、辽宁凤城等地的汽轮发电机组设计安装工作。民国14年成为大连支行中唯一的华人技师。
民国16年,他的才能引起东北矿务局总办王正甫的重视。王遂向张学良推荐蔡正粹。被委任为总局机械工程师,享受矿长待遇。此后,在八道壕煤矿、复州湾煤矿任工程师,从事煤矿的动力机器设计制造。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蔡正粹回到上海,先在其父蔡方源开办的上海协泰机器厂帮忙。同年11月,在虹口西华德路(现长治路)的住所创办了四方机电工程公司(上海四方锅炉厂和上海工业锅炉厂前身),自任经理。

同年底,上海大隆机器厂厂长严庆祥,正在筹建常州民丰纺织印染厂(现常州国棉二厂),需要一台工业锅炉。蔡正粹获悉后,以比进口货便宜一半的价格,承接了此项工程。当年他利用从父亲破产厂分到的机器和厂房,在公司建立机器制造厂,独立经营。民国25年10月,设计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水管锅炉,揭开了中国自制工业锅炉的历史。同年12月,这台锅炉按期安装在常州民丰纺织印染厂,质量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取名为“四方式水管锅炉”,又称“蔡氏安全水管锅炉”。

民国29年底,他向社会招股,成立了四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改组成三人合资的四方机器厂。同年底,四方机器厂一分为三,即蔡正粹的四方机电工程公司,傅云仙(蔡妻)的四方铁工厂,傅兆云(蔡妻弟)的中建锅炉厂。民国36年9月,蔡正粹将公司改名为四方工程公司机械厂。次年,承接了为上海招商局制造“江华”轮船用的锅炉的业务。到1949年,制造成功了2台2000马力的锅炉装在船上,经试航,总蒸发量比原来多4台。为此,蔡正粹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招商局管制委员会的好评。同年,他又设计制造了3台2吨人字形船用锅炉,支援了解放舟山的战役。1955年,四方锅炉厂公私合营后,他任第一副厂长,主管技术工作。1959年,他设计制造了1000吨水压机,结束了中国锅炉汽泡封头靠人工敲制的历史。1960年和1961年,他连续2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他是中国工业锅炉的创始人,也是上海四方锅炉厂的奠基人。还历任上海市提篮桥区工商联常委、“九三”学社闸北区支社顾问、闸北区政协委员、提篮桥区和闸北区人大代表等职。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6:16: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4-8 16:18 编辑

找矿立功光荣”
http://blog.tianya.cn/post-4885190-123264221-1.shtml
在任何时候,你要是白银厂的开发建设,总会离不开一个人、一个队。这个人就是宋叔和,这个队就是当年宋叔和率领的641地质队。
宋叔和1915年7月14日生于河北省迁安县。1934年毕业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系。1949年以来曾先后任地质部白银厂地质勘探队队长、甘肃省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西北和北京地质矿床研究所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中国找矿勘探地质学、矿山地质学、矿床地质学的领军人物。
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新中国急需矿产资源的关键时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力排众议,坚持不懈,在白银厂“铁帽”下发现并探明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富铜矿。这一历史性突破,不仅满足了当时国家对铜资源的需求,还找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硫等诸多矿产,一矿变多矿,使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城白银“崛起于荒漠戈壁之中。他的这一成果,开创了在中国地槽褶皱带海相火山岩建造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勘查成功和地质研究的先河。许多人知道宋叔和,也是因为他的这一杰出贡献。
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建永1986年的金秋十月沿着祁连山,采访了当年的200多位拓荒者,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先行颂·祁连山下的纪念碑》,饱含深情,以相当的篇幅,生动的记述了以宋叔和为代表的地质工作者在白银厂这块热土上走过的足迹。
1951年5月,宋叔和一行乘坐两架胶轮马车,来白银进行地质调查。当时,他是南京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之一,同行的还有西北资源勘察处的地质工程师胡信姬、沙光文等人,以及南京地质学校几个青年学生。
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已有多位地质人员来白银厂矿区调查。先是1939年,地质工作者霍士诚等人来到白银厂,他们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初步了解到白银厂有着分布较广的氧化铁矿存在。写出了《甘肃皋兰凤凰山铁矿》一文,并于当年七月发表。接着在1941年,地质工作者陈贲来矿区调查,于当年六月发表了《甘肃皋兰县铁矿及锰矿》一文。1942年9月和1943年1月,地质工作者梁文郁先后两次到矿区进行矿产地质调查,写了一份《甘肃皋兰县白银铜矿简报》,首次提出这里有铜矿的观点。但是,他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三年后的1946年,梁文郁第三次来矿区调查,仍坚持自己此前的观点,写出了《甘肃皋兰白银厂铁硫锰铜等矿之初步观察》一文。
这次宋叔和来矿区,已是他二进白银厂。
第一次进白银厂,是在1947年。那一年,他是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来白银厂搞矿产地质调查的。他在矿区仔细研究了老君庙内的匾文以期了解矿区的开采史,又翻山越岭测制地质剖面,考察先民们当年采矿的遗址遗物。经过艰苦调查,他完成了白银厂古老采矿点及其相关黄铁矿床的评价工作。首次查明白银厂并非是大铁矿,而是一个大铁帽,大铁帽之下可能存在有一个大型黄铁矿矿床。他的结论是:白银厂地区金属矿床是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宋先生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为以后找到白银厂特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次宋叔和二进白银厂,竟甘肃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在大西北长达25年的地质找矿和研究工作。
这一次,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了60多人地质队伍,对白银厂进行了地质矿山普查,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矿区29平方公里范围二千分之一的地质地形图,矿区外围300平方公里范围五万分之一的普查填图,进行了矿区槽探、坑探及清理旧矿硐工作,初步确定了矿床工业类型和价值,提出了进一步勘探方案。他们成为解放后白银厂矿田的第一批开拓者。
根据普查成果,肯定了白银厂矿床的类型为黄铁矿型矿床,同时确定以钻探为主、坑道为辅的勘探方法,采用100×50米的勘探网度求工业储量。1952年1月,宋叔和三进白银厂。他带领一支200多人的地质队伍,再度进驻矿区,进行试探性钻探。10月15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甘肃省境内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机械岩心钻机轰鸣声大作,白银厂勘探工程启动,第一钻就见矿。到年末,已开动三台钻机,并在折腰山第八行初步见矿。
  在矿区他们发现了辉铜矿,结果证明宋叔和的直觉是对的,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黄铁矿(硫)也在其次,这里真正的财富是铜!
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惊动了中央重工业部,惊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惊动了周恩来和毛泽东。1952年冬日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开口就问:“白银情况怎样?”
正是在这一年,地质部正式成立。在同年召开的国家地质工作会议上,重工业部提出要在白银厂矿区1953年探出32万吨B+C1级铜金属储量,1954年探出24万吨,还要完成折腰山矿区的设计资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还指示,从东北工业部支援10台钻机,进入白银厂勘探。
1953年2月21日,新华通讯社播发了《甘肃皋兰县白银厂发现大型铜矿》的电讯稿
同年3月,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正式成立。后来担任地质部甘肃省地质局局长、党组书记的丛健为第一任队长,宋叔和等二人任副队长。在这支队伍中,有从东北调来的勘探队伍,有西北资源勘察处的学员,有中山大学、南京地校、南京大学、长春地院、北京地院、四川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武汉地校、郑州地校、上海财经学院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海外归来的印尼华侨,还有从朝鲜战场上撤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分部独立团幸存的官兵,他们被成建制转换为地质部勘探独立团……
从7月份开始,白银厂矿区转入大规模勘探。641地质队集中优势兵力于折腰山、火焰山两矿区,开动钻机30余台,人员达两千余人,沉寂了几百年的白银厂又喧闹起来。
同年12月,李富春率国务院专苏联家组组长阿尔西柯夫等到白银厂实地视察。
到1954年,探明了折腰山、火焰山矿区全部主要矿体,同时根据上级要求,编写储量报告达40卷,数百万字。这一报告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有色金属矿床的储量报告。年末,经过中苏双方最终的科学计算,地质部641队白银厂第一期勘探成果是铜金属量80万吨。
到1956年底,白银厂折腰山、火焰山、铜厂沟三个矿区勘探胜利结束,经过后来的补充勘探,最终确定白银厂特大型铜多金属矿床铜金属储量89.95万吨,硫铁矿864万吨,伴生硫含量1048万吨,黄金10.7吨,白银989吨。而首先由641地质队在1953年底进行地质普查的小铁山矿区,经过后来的详细勘探和补充勘探,最终确定铅金属储量36万吨,锌金属储量57万吨,铜金属储量12万吨,而且其黄金和白银的储量可观,都具有单独开采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大型的金银矿床。
为了表彰641地质队在白银厂地质勘探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是这样记述宋叔和和641地质队的:“白银铜矿的勘探,体现了地质工作者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凝聚着地质部六四一地质队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一九五一年宋叔和工程师率地质人员在白银地区开展了矿产地质普查。一九五二年,地质部组建了六四一地质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白银矿区的地质勘探任务,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产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料。一九八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共荣称号。在勘探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给予了热情指导和有力支援,为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铜城开拓者的实践证明:找矿立功光荣!献身地质事业光荣!艰苦奋斗光荣!”

“白银一爆”日,凤凰涅槃时

就在641地质队的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1954年9月28日,经重工业部9月18日批准,“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在兰州正式宣告成立,黄罗斌任经理,李子奇等任副经理。
而在此前的一个星期,援建白银公司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抵达白银。与此同时,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风尘仆仆赶往白银,以气吞山河的胆略和豪迈的气概,开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铜硫生产基地的建设。
矿山是基础,爆破要先行。根据国家计委1955年2月14日批准的设计任务书,白银厂铜矿床的开采方法为露天开采,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大规模抛掷爆破和松动爆破方法,进行开采初期的基建剥离,以加快矿山建设速度。因此,大爆破能否如期成功进行,决定了矿山乃至整个白银厂采矿、选矿、冶炼、化工和辅助生产系统的建设速度。
1955年12月,总人数达726人的爆破工程队正式成立。1956年3月,前苏联建材部爆破工业托拉斯派遣了以M·道库采也夫总工程师为首的专家组,与中方设计人员合作,完成了工程技术设计与施工,全部爆破工程计划十个月内完成。
大爆破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加快向前推进。《岁月——李子奇传》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建设情景:“大批建设者进驻白银现场,面对的是原始荒丘。没有住房,没有水源,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有的只是创业者吃大苦、耐大劳的拓荒牛精神。大家住帐篷、吃干粮、和咸水。夏日,烈日炙烤;冬天,寒风刺骨。风沙吹打,露宿风餐。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无论干部、技术人员,还是工人,共同艰苦奋战,开出了一条条平坦的公路,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厂房……”先后完成爆破坑道10498米,药室19156立方米,硬是人背肩扛,将16000吨炸药一袋一袋地运上了山,又一袋一袋人工搬运装填到药室里。期间,兰州军区抽调一个汽车团共50多辆汽车拉运了一个多月的炸药,并派出600多名官兵负责矿山保卫工作。
1956年12月31日,矿山成功进行了第三次、也是装药量最大的一次大爆破。此前,已于7月18日和10月15日先后进行了两次装药量分别为1640吨、4685吨的爆破,而第三次爆破的装药量高达9249吨。爆破总费用达2520.9万元。如此规模,不仅在国内属首次,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白银一爆”,泣鬼神,惊天地。大爆破后的实测表明,爆破达到了设计要求,削平了折腰山、火焰山、庙庙山、凌阳山、凤凰山、家鸽山、棹子山七座山峰的山头,使它们的高度平均降低了50米,抛掷物范围达450米,爆破总面积40万平方米,实际爆破岩石量906万立方米,其中留在采场内的松动岩石量679万立方米,抛出采场外岩石量227万立方米。大爆破冲天腾起的蘑菇状烟云高达400多米,难怪当时西方媒体惊呼:“共产党中国在中国西部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白银一爆日,凤凰涅槃时。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时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又从灰烬里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新生。白银厂凤凰山,五百年来,历经风霜雪雨和历史沧桑,在世间罕见的大爆破中浴火重生,将以翻天覆地的巨变展现在世人面前!
“白银一爆”胜利成功后,白银公司的“第一次创业”由此全面展开,各项工程的建设进度一再提前,特别是矿山剥离创造了年剥离量达480万立方米的高水平,大大缩短了矿山基建时间。1959年10月1日,露天矿比计划提前一年多正式投产出矿。1960年3月14日,选矿厂比计划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同年6月14日,冶炼厂比计划提前九个月建成投产,炼出了第一炉铜水。到1965年底,铜硫采矿、选矿、冶炼生产能力及机修、动力、运输等辅助生产能力全部形成,共完成基建投资49509万元,为概算投资的92.18%。至此,我国当时规模最大、工艺技术和装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铜硫联合企业已具规模,“铜城白银”,全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新兴工业化城市宣告诞生,一时享誉海内外。


1966年3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来白银公司视察工作。邓小平在视察中高度赞扬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
七十年代,是白银公司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露天铜矿的生产节节上升,带动了铜冶炼厂的电铜产量连创新记录。当时,全国每生产四吨铜,其中就有一吨是白银公司生产的,而白银公司的铜冶炼尾气制硫酸的产量就占了全国同类产品产量的70%!
当年矿山大爆破时,中央各部委、西北局和甘肃省的党政军首脑,齐聚白银,共同等待那冲天一爆。在中央各部委派来的要员中,有国家计委的一位年轻处长,那是后来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三十六年后的1992年8月25日,朱镕基同志又一次来到白银公司旧地重游。此时,露天矿整体闭坑已经四年,往日沸腾的矿山景象已不复存在。看到当年矿山大爆破时的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只有几户人家的穷山村变成了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新型工业城市,总理感慨万千,兴奋异常,动情地说道:“我1956年第一次到白银厂来,这个大爆破,一炮2600万元,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现在我还记得这个情景啊!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到兰州这个地方来,困难得很,我都搭不上车。经过三十六年,再到这个地方来一看,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生产建设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城市也搞得非常漂亮。”汇报会结束后,他激情未了,一破以往“不给企业题词”的惯例,挥毫落笔:“三十六年游故地,白银一爆出新天”!
可见,当年他目睹的那场矿山大爆破,在日理万机的总理脑海中留下了多么深刻而难忘的记忆!同时,也揭示了当年那荒原创业的“白银一爆”,对甘肃省,特别是对白银市和白银公司的发展,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无疑,白银公司第一次创业的辉煌历史,浸透了第一代创业者们的心血、汗水和生命,铭刻了第一代创业者们无数个酸甜苦辣的故事。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凭着他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品德,凭着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职工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的光辉成就,也创造着白银这个有着数百年矿业开发史的新兴工业城市的辉煌未来!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16:40:23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工业发展真的那么弱吗?真正的情况原来是这样!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都觉得民国的工业很弱,其实是这样吗?解放前,中国的工业其实并不是一穷二白,还是有一些发展的,以下是从网上找到的一些民国时期工业技术的发展。说明,当时的工业产品复杂度相对较低,通过仿制、引进等手段完全能够制造出大部分的工业产品,当时的中国缺少的是安定的国家环境,缺少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缺少国家大规模投资来带动重工业的发展。民国16年(1927年)上海华隆机器厂(现上海木工机械厂)创建,并仿制成国内第一台弯脚机(带锯机)。民国17年(1928年)是年胡厥文、胡叔常兄弟在嘉定创办合作五金制造厂(抗战期间迁往重庆,解放后改名上海第七机床厂),生产中西式门锁。同年陈万兴机械工具厂(现上海刃具厂)创建。初期生产手用丝锥和方扳手。民国18年(1929年)是年贾云锦创办北洋信利机器铁工厂(现上海第一水泵厂),民国28年改名为信利机器厂。同年鸿发机器厂开始用铸铜和车削工艺生产各种螺母。

民国19年(1930年)是年王岳记机器厂仿制成能加工60英寸齿轮的滚齿机和刨齿机。同年颜耀秋创办上海机器厂(现上海水泵厂),并以“五福”牌商标制造小型柴油机、抽水机等。民国20年(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胡厥文等召开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会员大会,讨论抗日救国方案,并通过要求政府从速出兵,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5点议案。11月蔡正粹依靠其父蔡方源开办的协泰机器厂为基础,创办了四方机电工程公(现上海四方锅炉厂和上海工业锅炉厂),设在昆明路,以修理商船引擎和纺织机零件为主。民国25年,设计制造成功国内第一台工业锅炉,取名为“四方式水管锅炉”,安装在常州民丰纺织厂。12月刘凤麟创办麟记蓄电池厂。民国22年开始生产A、B电池、汽车和摩托车电池、固定型电池以及蓄电池充电设备。是年中国协记电线厂(现上海电线三厂)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铜芯橡皮电线和民用花线。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闸北。当时上海有机器厂400多家,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闸北、虹口一带,大多数工厂被日军炮火所毁,新中工程公司、明精机器厂、中国铁工厂、中新工厂等受损最重。是年华隆机器厂制造出刨板机。同年兴华机器厂制成国内第一台幅宽为43英寸双缸长网纸机。

民国22年(1933年)年初王秉连创办汇通蒸机器厂(现上海橡胶机械厂),主要修补橡胶轮胎。民国24年制造出简易炼胶机。民国23年(1934年)5月徐承绪创办中华实业工厂(现上海矿筛厂)。初期生产灭火机,后转产钢精锅及插销、链条等五金商品。7月郁鑫尧、周和甫等5人合资创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现上海第一冷冻机厂),设在归化路68号。它是国内最早的冷冻设备专业制造厂。是年余名钰、方文年以及股东约30人集资16万元,创建大鑫钢铁厂(现上海重型机器厂),设在江浦路730号和727号。民国24年(1935年)是年培源铁工厂(现上海锻压机床厂)制成3吨脚踏压力机。同年大隆机器厂制造出国内第一套棉纺机。同年和丰涌印刷材料制造厂制造出“万年”牌自动铸字机。同年胡厥文、胡叔常创办鸣一机械工具厂(现上海量具刃具厂),生产高速钢丝锥、铣铰刀等。民国25年(1936年)是年益中福记机器瓷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设计制造了750千伏安6600伏电力变压器2台,安装在松江电气公司。同年华成电器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500千伏安、2300伏、500转/分交流三相发电机,它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交流发电机。同年裘玉如创办的上海永固机器厂(现上海真空泵厂)制造成功活塞式真空泵。同年培源铁工厂生产出小吨位脚踏(驼背)冲床。同年许子芳创办经用实业厂(现上海砂轮厂)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砂纸。它是国内最早生产涂附磨具的厂家。民国27年,生产面砂纸出口南洋群岛。

民国26年(1937年)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召开执委会议,讨论抗日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厂向内地迁移问题,新民机器厂胡厥文、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等首先表示愿将工厂迁到内地。8月11日国民政府组织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迁厂办法,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公推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从8月27日起至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队撤出上海止,共迁出民族资本工厂146家,其中有新民、上海、顺昌、合作、大鑫等66家机器厂,占上海机器工厂总数的10%。其中大部分经武汉迁往重庆。8月13日日军进攻闸北地区,中国守军奋起抗击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开始。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厂共570家,多集中于闸北、虹口、南市一带,除内迁66家外,直接毁于炮火的达360家。11月12日,日军占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留在上海的工厂纷纷迁入“租界”,并又新建了一批工厂,到民国30年“租界”内已有机器工厂780多家,形成“孤岛”昌盛繁荣。8月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出35马力车用柴油机。是年钱镛记电器厂制造出50千瓦交流发电机。同年培成电业厂(现上海电线一厂),开始生产“凤凰”牌花线。

民国27年(1938年)4月17日内迁至重庆的30多家上海机器厂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选举上海机器厂颜耀秋为主任委员。7月新光培记滚镀厂(现上海长城电镀厂)创建。厂址在康定路1490弄8号。主要经营窗钩镀锡。是年培源铁工厂开始生产脚踏小吨位开式压力机。民国28年(1939年)是年中华铁工厂制造出幅宽43英寸圆网造纸机。民国29年(1940年)4月朱品淳创办华新铁工厂(现上海机床附件二厂)。初期以生产纺机零件为主,下半年仿制成功德式自定心卡盘,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生产卡盘的厂家。10月5日陈云舫与沈增法合资创办精业机器厂(现上海压缩机厂),设在菜市路美术专科学校实验工场。主要从事华光影片公司手提摄影机中的小DP齿轮的加工。是年冯金宝创办发昌金记机器厂(现上海造纸机械总厂沪光分厂)。同年王如春、郑有荣等创办大新无线电器厂(现上海合金材料总厂),主要生产电位器、收音机及无线电零件。同年培生铁工厂(现上海第五机床厂)仿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钻孔直径为2英寸的摇臂钻床,成为中国最早生产摇臂钻床的厂家。
民国30年(1941年)9月胡汝鼎、张藕舫和郑良斌合伙创办公用电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五一电机厂),主要制造棉纺厂用的交流电动机。后改名为公用电机厂。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孤岛”时期工业的畸形发展结束。日本占领者加强控制、强占、掠夺上海的工厂和工业原料。是年明精机器厂仿制成国内第一台齿轮车床。同年华通电业机器厂试制成功六角车床。民国31年(1942年)1月1日内迁四川的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为期两周的产品展览会。上海大鑫钢铁厂的冶金产品、华生电器厂的各种马达和电扇、合作五金厂的医疗器械、新民机器厂的抽水机、震旦机器厂的灭火设备、中国实业机器厂的印刷机、中国汽车制造厂的汽车部件、精一机器厂的绘图仪器等千余种产品参展。1月14日,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参观了展览会,并题词勉励。周恩来的题词是:“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彻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董必武题词为:“集合西南各种工业之大成,表现我国抗战建国力量之雄伟。”邓颖超题词为:“联合互助,发扬科学,提倡生产,建设新的中国。”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大鑫钢铁厂与民生实业公司和金城银行合资经营后的名称)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年初四方机电工程公司制成了上海第一台轧直机(可轧?2英寸钢材),供长寿路茂光厂使用。
民国36年(1947年)4月中农公司吴淞厂(现上海柴油机厂)成立。7月1日中国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鼓风机厂)成立,厂址在茂名南路56号。10月新安电机厂总工程师史钟奇设计制造出国内第一台40马力交流换向器变速电机。是年程伟民创办中国玻璃纤维社(现上海电机玻璃纤维厂),它是国内最早生产玻璃纤维制品的专业工厂。同年益中福记机器瓷电股份有限公司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根变压器用的纸柏管。同年中央印刷厂(现上海人民机器厂)制造出32英寸凸版轮转印刷机。民国37年(1948年)2月周文忠等3人合资创办鑫建铁工厂(现新建机器厂)。6月吴锦安筹组的国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斜土路2086号开设附属机修工场(现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是年中建电机制造厂(现上海电压调整器厂)杨庆龄设计制造成当时国内最大的8000千伏自耦电力变压器,用于湖北大冶发电厂。同年鲍国梁创办玲奋电器机械制造厂(现上海试验机厂),初期主要生产动平衡机和小五金工具。1949年,仿制成国内第一台100磅火花动平衡机。同年孙正友等人合资创办慎和翻砂厂(现上海造纸机械总厂铸造分厂),当时有150吨的起重机,为上海私营企业中较大的一家翻砂厂。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光学工厂一昆明光学工厂,主要用于制造军用双筒望远镜,其技术水平在当时来说相当高,足与欧洲工厂媲美,是中国当时少数能和列强一较高下的工业,但以规模来说则未见突出。今日中国军用光学技术的骨干,也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昆明光学工厂,但那时该厂却只有400多人。民国制药从民国元年出现的机制药品滥觞的人丹,一直发展到1946年的制药业是一段艰辛的历程,当时的各大药厂都先后创设了研究部,从业人员均为技术专家或大学教授,至今磺胺类全部药物,灭虫的DDT,治梅之914与马法生,国内均能自行制造,维他命D及维他命C之合成法,也已完成世界新药,除三五种在技术与设备有特别困难者外,大多能自行制造。药厂培养所成之技术人才已逾万人,制药业已成为独立的工业。

 楼主| 发表于 2018-4-9 18:41:4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 ... ode60571/index.html



http://news.163.com/09/1126/10/5P1O326B000120GR.html

由上钢三厂厂房改建成的景观式演出场所——宝钢大舞台新华社 图

  早报世博记者 石毅

  作为上海世博会最富创意的行动之一,对浦江两岸的老上海重工业区的改造,已经被媒体和艺术家们赞了又赞。今年6月,由原来宝钢集团上钢三厂厂房改建成的景观式演出场所,终于揭开了它的面纱。

  这个曾经钢花四溅的特钢车间,被重新刷上了绿漆,并挂上醒目的“宝钢大舞台”标志。整个建筑的钢结构被保留下来,而那些已经拆除的钢炉、冷却管、巨型螺栓等构件,则给了当代艺术家们一份想象空间,它们被制作成主题雕塑。就像曾经被艺术家想象了无数次的细节一样,徜徉在世博园区,稍一留意,你就会撞上几十年工业文明的遗存。

  曾经的上钢三厂,就是上海最早的民族钢铁企业——和兴化铁厂,它经历百年风雨,成为宝钢集团旗下企业之一。2002年,3181亩的上钢三厂被整体划入世博规划区,钢铁厂向城市北部迁移,那里是未来上海钢铁工业的汇聚地。而在城市腹地,这里要向人展示的,是以世博为舞台的华丽身影。

  昔日浦东第一高楼

  作为曾经的上海钢铁工业缩影,上钢三厂一步步的发展,从来就不缺乏目光。

  2006年11月8日下午2点,上钢三厂老办公楼爆破,这个16层高的昔日“浦东第一高楼”在一声巨响中成为废墟,以此宣告世博会园区的动迁和建设工程进入加速阶段。当然,这个建于1987年的第一高楼纪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被浦东一波波的建设高潮打破,但它昔日的辉煌还留在很多人心里。一些早期由浦西搬到浦东的居民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仅仅是上钢三厂,每天就有万余员工往返浦江两岸,钢厂的步伐,也是城市工业化的步伐缩影。

  事实上在拆除之前,建厂之初的痕迹已经难寻。时任该厂动迁及征地项目部经理的陈湘庭曾经对前往采访的记者说,厂内最老的建筑是1930年的和兴仓库。1958年是钢厂的又一个大发展期,但那一时期的厂房基本在后来的技术改造中被推平了。现在剩下的一批建筑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新换代的产物。即便如此,这个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钢铁厂,依然让人充满了对近代历史的联想。

  正如参与宝钢大舞台设计的华东建筑设计院建筑所所长杨明的描述:“它遇到一个出色的城市主题,遇到了一个尺度匹配的城市公园和沿江视角。作为工业遗存代表的闪光个性,它也给上海世博会带来了更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温情感。”

  正是这份历史温情感,让设计者们有了灵感:历史可以在此光彩鲜亮地延续。

  优美辞藻拉来投资

  时间回到1917年,曾经留学法国的民族资本家陆伯鸿选址浦东周家渡西村(今浦东上南路),委托西门子洋行向德国购入一座炼铁炉,动工兴建和兴化铁厂。

  陆伯鸿深感上海“一隅向为工业界之中心,然欲求自炼之寸铁尺铁竟不可得”。此前,为了筹集办厂资金,秀才出身的陆伯鸿写了《化铁炉说略及预算》一文,分发实业界和金融界。

  据《上海钢铁工业志》记载,这篇文章详尽地阐述了创办钢铁企业的重要性、可能性,其词意之优美,使陆伯鸿的一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打动了众多投资者。此后,乐振记、姜炳记、戴运记、张延记、陈文记、四明银行、滋康庄、丰昌庄、增泰行、慎记号、信孚庄、莘康庄、合兴厂等工商企业和金融单位纷纷投资予以支持。

  晚清时期的上海,除了由清政府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建的江南制造局炼钢厂外,并未办过第二家官办钢铁企业。民办钢铁企业的崛起,则要到辛亥革命之后。

  因战争三起三落

  和兴化铁厂的诞生,伴随着不断的战乱和动荡,它的发展也是几起几落。

  钢铁厂初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外销往中国的钢铁数量锐减。因此和兴厂炼出质量优良的铸造铁后很受欢迎,上海兵工厂甚至以超出市场价每吨190两的高价订购百吨木炭生铁,而当时的市场价是每吨150两。可惜这样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到了1918年11月,一战宣告结束,西方国家生铁过剩,开始对中国实行倾销,进口生铁的价格甚至低于和兴厂的成本价。和兴遭到沉重的打击,转盈为亏,工厂不得不停产休整。

  此时,陆伯鸿到处奔走筹划,希望振兴钢铁厂,并将和兴厂建成一个集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综合性钢铁厂。

  据史料记载,当时江南造船所对和兴厂也有所投入。除内资外,还有外资——德国吕桑埠陶蒙城矿务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实物和银两入股,占有和兴厂五分之一的股本,并且双方合约规定,公司5名经理中,有两名应为德国工程师。民国11年(1922年)4月,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按照德方提供的图样,动工兴建。

  但是这一招,也并没有让和兴完全摆脱困境。这时的和兴,除了面临美国进口钢材的竞争外,还遭遇第三次江浙战争,军阀混战、运输受阻使钢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到了1927年,债台高筑的和兴不堪重负,经股东会议决定,宣布破产。

  陆伯鸿把和兴厂复业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1928年,他向国民政府工商部呈文,请予拨款复业,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在事隔105天后批文回复,要求和兴厂自行创造投资条件。1932年,他听到政府拟筹办规模很大的中央钢铁厂,随即提出将和兴厂售予政府或与政府合作的方案,但遭到实业部回绝,至此,使陆伯鸿对国民政府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另谋出路。

  和兴厂的第三次兴起和衰落,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此前,时任中兴煤矿经理的实业家钱新之,不愿看到上海唯一一家综合性钢铁企业和兴厂衰败和消亡,于是以租赁形式组建了新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幸的是,日军于1938年占领了和兴厂,实行军管,工厂交由日商经管,改名为中山钢业浦东制铁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和兴厂全部作为“敌产”对待,并派员接收。此时,陆家已经无力偿还战前钢铁厂的巨额债务,只能将厂里的炼钢部分,租给由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并改名为上钢公司第三厂。但是新工厂很快又受到战争的影响,再一次宣告停产,后来直到上海解放,和兴厂才迎来了新的发展。

  据《三钢人的足迹》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上钢三厂逐渐发展为拥有职工2万多人的全国冶金行业重点骨干企业。陆伯鸿当初的梦想,在半个世纪后得以实现。

  世博历史之谜

  上钢三厂创办人陆伯鸿是何许人?

  上钢三厂的前身——和兴化铁厂的创办人陆伯鸿,为众多研究上海地方近代史的史学家所了解。这位海上名人,最终不仅没能看到和兴钢铁厂的复兴,而且于1937年(民国26年)12月30日在法租界吕班路住宅乘车外出时,遇刺身亡,终年62岁。其死因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据《上海电力工业志》记载,陆伯鸿生于上海南市顾家弄。早年攻读四书五经,18岁中秀才。21岁改学洋务,学习法语及科技知识,后去一家比利时洋行当职员,并在法租界蒲石律师事务所做帮办。他曾以上海总商会代表名义,周游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进行观光考察,由此萌发了创办实业的想法,并成为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他不仅是上钢三厂的创办人,还曾参与创办南市水厂、华商电车公司和大通轮船公司,曾任华商内地电灯公司经理、闸北水电公司经理、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委员长,是第一批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5位华人董事之一。




  陆伯鸿一向热心慈善活动,先后开办了7所慈善机构:新普育堂(20世纪上半叶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机构)、上海普慈疗养院、杨树浦圣心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杨树浦诊疗所、北京中央医院。陆伯鸿虽然早已是名闻上海的巨富,他仍经常到新普育堂,系起围裙,照料那些病人,还让他的几个儿子站在一旁,让他们学会怎样善待穷人。

  世博会纪念榜 ·上钢三厂

  上钢三厂前身是上海最早的民办钢铁企业之一的和兴化铁厂。2002年,上钢三厂土地被划入2010年上海世博规划区,厂区因此搬迁。世博会将保留4处上钢三厂厂房:建于1930年的和兴仓库、1983年的特钢厂、1991年的厚板车间、1995年的电炉车间。

 楼主| 发表于 2018-4-14 12:05:36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2017-11-13 11:20
https://www.sohu.com/a/204019829_523172
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温艳
[关键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自然灾害;农村经济;社会变迁
[摘要〕1928-1930年陕、甘大旱,农村社会经济变动较大。连续干旱导致当地的农业歉收或绝收,灾民大量逃亡,被迫出卖各种生产资料,使得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大量耕地被抛荒,导致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大旱灾之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地权出现集中的趋势。旱灾引起陕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极端贫困化,使得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地方强人控制了乡村社会,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民国时期,陕、甘两省多次遭受灾荒侵袭,尤以1928-1930年最为严重,史称“民国十八年年谨”,这次旱灾一直延续到1932年才有所缓解,长达4年之久。李文海先生将这次旱灾列为近代中国的十大灾荒之一①,因此足见此次旱灾在近代中国影响之大。关于这次旱灾,学术界己经有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涉及对灾害本身、人口迁移、灾后救济以及关中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等问题②。但对有关灾害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言,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灾害发生后农村地权转移、农民离村与土地抛荒、人口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秩序混乱等,都值得研究。本文主要从农业歉收与土地抛荒、地权转移和基层社会权力失控等几个方面,对这次灾害给陕、甘农村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进行考察。
一 农业歉收与土地抛荒
陕甘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发生旱灾的频率很高,各地有“三十年一大旱,十年一小旱”、“十年大旱,五年小旱”、“五年大旱,三年小旱”等不同说法,更有50年或1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③。从1927年至1929年连续无雨期(≤5mm)长达260天,1928年的降雨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5-20%。从1926年开始,甘肃开始出现旱象,到1927年旱灾继续蔓延,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甘肃农事,仅夏秋二场,而每年四五六月之间,则雨水缺少,终日赤日如炽,片云皆无,以致夏禾尽行萎枯,不得收一草一柴。秋田又难下种,何望有青苗黄芽,田间泥块大如牛腰,农夫无法使之细碎,以致耕作停顿,秋夏无收者,十常八九”。1928年至1929年,旱灾蔓延到全省,“无县不受旱魅之虐”③。此次旱灾还伴随着虫灾、雹灾、瘟疫及其他次生灾害。据l}灾委员会调查,“陕甘绥三省,灾劫踵起,至重且惨,为时三载,未见透雨,夏麦秋禾,五谷未生,加河水冲涨,霜残雪冻,病疫流行,蝗蛹蔽天,死亡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J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737). 2013年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和陕西理工学院人才引进基金(SLUQD1333)的阶段性成果。
①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晓峰:《对1928年陕甘灾荒及救济的考察》,《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史蓄:(( 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间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延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928 }-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28-193。年旱灾后关中种植结构之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等。
③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J日,第14页。
④李生秀:《中国旱地农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⑤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西北学会1931年印行,第96页。
枕籍,无地不荒,靡人不饥”①。在以旱农为主的地区,每遇旱灾,或无法下种,或禾苗枯死,或种子不能发芽,导致农业减产或绝收。1928年甘肃至少有4成田地未能下种,即便“己下种子,多霉烂地中,即或出土,亦多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平均收成不到2成②。
据1929年天津《大公报》的调查,在甘肃省灾害最为严重的51县中,夏禾收获2成的有13县,占25. 4%;l成的有19县,占37. 2%;无收成或半成的有19县,占37. 2%。秋禾收获2成的有4县,占7. 8%;l成的有13县,占25. 5%;有34县颗粒无收,占66. 7 %。受1928年旱灾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无法播种小麦,即便勉强播种也未发芽。由于粮食短缺,粮价暴涨,每斗粮达到2230元,全省受灾人口达到391. 9万人,占总人口的77. 6%。在当时对灾荒的调查中,反映了灾荒所带来的粮食歉收情况,如正宁县“夏禾歉薄,秋禾全无”;环县“夏禾尚有一二分收成之处,秋禾全无收获,冬麦亦不能播种”;崇信县“秋夏无收,冬麦又己失种”;灵台县“夏禾薄收,秋苗枯稿,冬麦未种”③。甘肃的旱灾一直持续到1930年,导致粮食几乎年年绝收,如1927年甘肃“秋收歉薄”,1928年“夏秋颗粒无收”,1929年“平均收成不及二分”1930年春季继续大旱,尤其榆中、定西、会宁、渭源、通渭等10余县,“夏禾定致歉收,秋田布种在即,无种可下”⑦。
陕西省的灾情也很严重。1928年,自春祖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径、渭、汉、褒诸水,平时皆可通舟揖,夏间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三道夏秋收成不到二成……冬亢旱,麦未种,或种未出”⑧。陕北连续三年迭遭歉收,“东部客岁(指1928年—引者注)农收占二成至二成五,西部仅占一成至一成五”⑨。据统计,1928年受灾85县,灾民855. 4万人;1929年受灾63县,灾民530. 2万人;1930年受灾76县,灾民558. 5万人⑩。受灾各县农业基本绝收,据西北灾情视察团1929年10月调查,西安城郊各乡村“田黍枯萎,焦如火焚,高低尺余,收获不足一成,棉花亦然。居民十室十空,板房售卖者十之四五,树皮果实,早经采罄,现食糠批土粉,灾民遍野,日有饿毙。因无麦种,田禾未耕种者十有八九”;咸阳“全县秋收,不足一成,棉花尤少……麦种每斗廿四斤,价值六元,尚无买处”;武功“农田尽成荒土,学校全停,冬麦未种,死者载道,掩埋无人,夫卖其妻,父卖其子以求生,食馒首每元三斤,灾童满城,为状尤惨”;扶风县“秋收尚不足二成……春麦全无播种”;径阳县“秋收仅二成”;三原“春麦未种者十之四五,秋禾、棉花收约二成”;富平县“秋收有三成,全县麦田无力下种者二千顷”⑪。据立法院统计处的统计,1929年陕西小麦收成占平常年份收成的5 5. 1%,大麦占平常年份收成的44. 5%,玉米占平常年份收成的48.20%⑫1930年灾荒严重程度超出了1929年,陕西92县“无处非灾区,除沿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是不毛之地”。陕南自1927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指1930年—引者注)自春去祖秋,滴雨全无,草木尽枯,五谷悉未登场,川泽为竭,饮料难觅”。有调查者称陕南“亢旱三年,颗粒无收,灾情之重,父老相传,为空前所未见闻”⑬。陕西的旱灾到1931年并未缓解,当年关中地区农业“夏秋未收者,省垣以西渭河以北如咸阳、礼泉、乾县、陇县与武功、扶风、岐山、宝鸡、眉县、彬县、凤翔、高陵、耀县、径阳、三原、周至、户县、蒲城、富平、临撞、渭南、大荔、合阳、朝邑、韩城等县尤系极重灾区”⑭。1931年陕西粮食亩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4至7成,小麦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6%,大麦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1%,旱稻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78%
①仵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续),《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1日,第17页。
②陈志定:《根本救济西北旱荒之商榷》,《村治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11月15日,第1页。
③《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1931),广西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492--494页。
④根据方荣的研究和统计,1928年甘肃人口为5052 467人(方荣《甘肃人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⑤《甘肃省各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手抄本,藏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阅览室。
⑥《甘肃灾情概祝》,《振务月刊》第1卷第9期,1930年11月1日,第4页。
⑦《甘肃今年又大旱,夏禾致歉收》,《贩务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7月1日,第2页。
⑧翟佑安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气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⑨高厚儒:《陕北赈务总干事十八年度报告》,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民国十八年度赈务报告书》,1930年铅印本,第43页。
⑩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合期,1933年8月25日,第14页。
⑪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1929年12月,第88页。
⑫立法院统计处:《民国十八年各省农产收获与平常年收获比较表》,《建国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12月,第122页。
⑬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第119、133、122页。
⑭《报告》,陕西省贩务处:《陕贩特刊》1933年2.3期合刊,第19页。
晚稻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73%,小米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1%,玉米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2%,高粱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55%,大豆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1%,棉花只相当于正常年份的46%①。武功县小麦等18种农作物的平均收成与正常年份比较,1931年为51%,1932年为34%,1933年为54%,1934年为56%②足见这次灾害对陕西农业影响之深。
1928-1930年旱灾之后,陕甘两省凡被灾地区均有土地抛荒情况。据1917年的调查,陕西省全省荒地共计1 543 190亩;经历此次旱灾之后,荒地增加到300余万亩,“较灾前几乎多出两倍有半”③。及至1933年,渭河两岸还有16万亩无人耕种的荒地①。又据西北灾荒视察团报告,大灾之后“因无麦种,田未耕者十有八九”,关中大地“赤地连叶,一望无垠,欲种无籽,欲耕无畜,大好美田,今己变为荒土”③。又有调查指出,“最近三年的大旱,关中道素称繁富之县如咸阳、兴平、礼泉、武功、乾县等,都是赤地千里”⑥。据1931年调查,陕西被灾地区荒弃的土地少则占30%,多则全部抛荒。如陇县、榆林、蓝田、紫阳、永寿占100%(未下种),周至占95%,礼泉90%,武功、扶风、华县占80%,大荔占75%,澄城占70%,韩城占65%,兴平、岐山、白水等占50%,三原、临撞占40%,咸阳占30%⑦。凤翔县东区灾前田税数为6099.7石,灾后田税为1881. 2石;西区灾前田税8085. 5石,灾后为2697石;南区灾前田税9034. 2石,灾后为3187. 6石;北区灾前田税为5289. 5石,灾后为2217. 3石。田税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土地荒芜,无牲畜耕种和种子,人口绝户⑧。足见灾后抛荒面积之大,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派林森等人赴西北视察,所看到的仍然是“农家种子既绝,土地任其荒芜。有汽车直驰40分钟的时间,而不见地面青苗。其荒凉之程度可知。即受灾较微之地带,播种之地,也只有十之二三”⑨。灾后甘肃也有大面积抛荒,民国“十八年旱灾,活活饿死者,几达半数,今田地荒芜,年甚一年。一面固由于人口之稀少,他面则由于耕种资本之缺乏”⑩。陇东环县、合水等地,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⑪。据甘肃省建设厅调查,灾后甘肃荒地面积达1747.2万亩,一方面是“民十六、十七、十八三年的旱灾并匪乱战事种种,实为使山地耕种者日渐减少”;另一方面“负担加重的普遍化,耕种出售其田不可得,于是只有抛弃之,任其荒芜”⑫。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后大量土地抛荒?民国时期学者认为:“(1)人多死亡,未死者亦多弃地而走;(2)缺乏籽种,灾民日求一饱且不可得,无有多余的种籽播在地上;(3)牲畜全无,灾荒中农民多将牲畜屠宰售卖,兵匪拉畜不择牛羊驴骡,所过则空;(4)当下种时正值军兴,人民逃避他处,置耕地于不顾;(5)麦出土时蝗犹未死,致多被噬食”⑬归纳起夹,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劳动力缺乏。在这次旱灾中,有大量的人口死亡或逃荒,导致农村十室九空。如据对眉县的详细调查,共计死亡48764人,妇女被诱卖3123人,逃亡3331人,土地荒芜130 087亩⑭。凤翔县东区土地荒芜1881石2斗,南区荒芜3178石6斗,北区荒芜2217石3斗,西区荒芜2697石,原因均是无人口、牲畜和种子⑮。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在谈到陕西农村荒地增多时,均提到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由于人口减少,劳力资本缺乏的农民贫穷化,增多了二千万亩的荒地”⑯;“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田地多无人耕种,使农村经济走入万
①⑨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合期,1933年8月25日,第27页。
②马玉麟:《武功县土地问题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35520页。
③冯和法:《中国农业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店1935年版,第778,787页。
④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⑤《西北灾情视察团对于陕灾之报告》,《陕西赈务汇刊》1930年4月,第3页。
⑥陈必贩:《陕西农村金融枯竭之真相及其救济方法》,《新陕西》创刊号,1931年4月1日,第11页。
⑦⑬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 2期合刊,1932年7月,第215--216页。
⑩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册,上海申报馆1936年10月印行,第151页。
⑪(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16页。
⑫王智:《甘肃农村经济现状的解剖(续)》,《拓荒》第2卷第4--5期合刊,1934年7月,第27--28页
⑭庐兆逛:《一月来陕西之灾情与贩务》,《新陕西》第3期,1936年6月1日,第126页。
⑮17师宣传队:《凤翔农村状祝》,《新陕西》第2期,1931年i月1日,第63--66页。
⑯赵俊峰:《陕西农村经济破产真象之回顾与改进方式之探讨》,《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1日,第30--31页。
劫不复的境地”,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土地荒芜①。在受灾地区,年轻力壮者大多出外逃荒或自谋生路,乡村剩下的是父老孩童。乾县西乡的白家庄、东乡的安家寺、小青仁村及乳台村,每村原有20 ~30户人家,灾荒期间每村仅剩人口不全的5-8户,“且多系妇老”②。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力逃荒离村,1930年陕西少数地区虽然下雨,但土地依然无人耕种或无力耕种,任其荒芜。
二是生产资料缺乏。灾害发生期间,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卖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或宰杀耕畜,或吃掉预留籽种。“陕省在灾荒期间,农民为生计所迫,宰杀耕牛,以及专卖,借维生活”③。陕西兴平、武功、咸阳、径阳等县来的农民“到市上来卖门窗、梁栋、锄犁、耙、糖、镂、镰、担、笼、掘巨撅」以及水车、柳罐、耕牛、大车等”①。西安城北大街“竟成农具市场。农具中最有价值之犁耙及辘护、绳索,平时新置均须十元,现至多售一二元,至于撅头、镰刀,只值二三角”③。灾荒期间农村的牛马牲口都被变卖换粮,乾县“成群的牲口被卖到外省外地,流往山西的马驴骡最多,耕牛多数被卖往彬(县)、长(武)、永(寿)和甘省等地。灾民所留的少量牲口和鸡犬则被宰杀充饥”⑥。农民将大量耕畜和农具卖出,导致耕畜和农具大量减少,1928-1931年,陕西凤翔农民耕畜减少70%以上⑦;合阳县是此次旱灾中受灾较轻的县份,牲畜也减少严重,据陈翰笙研究,无耕畜之家由灾前的29%增加到了47%;有二三头耕畜之家,则由灾前的13%减至8%。根据陕西省建设厅对37个县所作的调查,牛、马、驴、骡等耕畜减少了3 6. 5万头⑨。据对关中40余县的调查,有耕牛301 308头,缺少耕牛169 676头⑩,缺额占36%。上述武功等县大量耕地抛荒,主要是缺乏耕牛、农具和籽种⑪。1933年,甘肃甘谷、固原等县,到了播种的时候,农民无法耕种,“因为他们没有现金购买种子,没有农具耕种,这些东西早己经卖了。结果只有任田地荒芜”⑫。因此,灾后陕西、甘肃各地缺乏农具、牲畜、籽种己经成为普遍现象。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1928年大旱灾发生之后,陕甘地区的农业严重歉收或绝收,灾民为了获得生存或逃亡,或出卖各种生产资料,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缺乏又导致了大量耕地被抛荒,使得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因此,这次旱灾导致了陕甘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更加贫困化。
二 地价降低与地权集中趋势
农地价格是由土地上获得的纯收益决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陕甘大旱灾,导致农业歉收或绝收,土地荒芜,农地价格急剧下降。灾荒期和灾后,农民“为着维持生活,不惜拆屋当薪,连同牲畜、农具及家具出售于人。流动资金既罄,再转让固定资本的田地,可是每亩价格虽低至二、三元或四、五元,仍苦无人问津”⑬。据报载,陕西“每亩数十元或数百元之田地,有跌至十余元者,有跌至三五元者,甚至有减低至每银一元可买数亩者”⑭。1929年,一商人到长安县收买土地,“居民闻风而尾随求售者十余人,平素价值五十余金之地,刻售七八元,买主尚不肯收”⑮。兴平县“田价每亩二三元,尚无人买”;武功县“东望四十五里,全无人烟,农田尽成荒土……田价每亩五角”⑯。1930年乾县“地价平时每亩值30元者,现仅五六元”⑰;1929-1931年陕西府谷地价下降50 %-81%,眉县地价最低时只有
①③⑦⑪冯和法:《中国农业经济资料》,第778,771,805,779页。
②⑥韩佑民:《乾县“十八年年懂”及贩济概祝》,《乾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印行,第59、60页。
③⑩《关中四十余县耕牛数量的调查》,《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第99-100页。
④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4页。
⑧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2辑,第91--92页。
⑨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⑫素之:《一九三三年中国农村经济之趋势》,《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年8月1日,第24页。
⑬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8年印行,第186页。
⑭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1932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18页。
⑮《西北视察团对于陕灾之报告》,《陕西贩务汇刊》第1期193。年4月,第3页。
⑯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第1卷第2期,192,年12月,第88页。
⑰浪波:《西北灾情的实祝及其救济的方策》,《西北》第11期193。年11月,第2页。
⑱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07页。
1角①。户县秦镇张良寨村灾荒初期每亩地可卖到3-4块银元,后来1块银元也无人问津②。乾县缺粮的灾民为了买粮糊口,变卖田地,每亩平川好地,“在灾民的恳求救命声中,仅付给一至三个银元”③。又有报告说,“渭河北岸,径阳、三原、淳化等县的旱田,每亩仅有五角至八角。西安附近,户县、周至的水田,每亩亦仅售十元”①。淳化县因人口死亡,荒地增多,地价猛跌,“旱地每亩5-8角,水田不过10元”③。旱灾中旱田地价比水田下降得更低。表1是旱灾前后陕甘农地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形。
表1 1912年与旱灾后陕甘农地价格指数统计表
由表1可以看出,这次大旱后,甘肃农地价格开始下滑,山坡原地与旱地下滑的幅度比较大,低于1912年的水平;甘肃水地之所以下滑速度比较小,原因在于该省水地主要分布在降雨量较低的河西地区,因此这次旱灾对河西影响比较小⑥。陕西地价下滑幅度比较大,1931年,陕西的平原旱地、山坡旱地和水地均低于1912年的指数。表2是对陕西关中受灾382村农家农地价格变化的统计。
资料来源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西北农林》第3期,1938年7月10日,第52页。
在陕西关中地区,灾害发生后地价普遍降低,由1928年的均价16. 3元降低为5. 7元,降了10.6元,旱灾期间的地价只有平时地价的35%。灾害越严重的地方地价降低的幅度越大,如关中西部、户县、武功等地。有学者研究认为,造成20世纪30年代初期地价降低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纯收益的减少,二是由于灾祸频仍,三是由于农村信用的紧缩⑦。这一分析符合当时实际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大旱灾前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在短时间内流转,“灾荒前后的地权,往往转移甚巨”⑧。灾害刚开始时,只有受灾最严重、土地最少的人家为了活命出卖土地。此时富农、中农也会出于本能买些田地。但是随着灾情加深,富者变穷,穷者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出售土地维持生存的行列。一般的自耕农,甚至中农、富农都会出售土地。这时候再愿意买进土地和有实力买进土地的就只有少数人家。根据各县政府报
①解生:《中国农业恐慌的现阶段》,《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年8月1日,第30页。
②朱学道:《秦镇地区民国十八年年懂略述》,《户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5年印行,第95页。
③韩佑民:《乾县“十八年年懂”及贩济概祝》,《乾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5月印行,第57页。
①⑧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西北农林》第3期,1938年7月10日,第52页。
⑤马林:《淳化大事记》,《淳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4年5月印行,第37页。
⑥《甘肃粮库剪影》,《经济研究》第1卷第8期,1940年4月,第1页。
⑦孔雪雄:《最近我国农地价格之变动及其原因》,《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第118页。
告,“在此次灾荒中,税契的数量,甚于灾前。这是灾荒中地权移(动)频繁的铁证”。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大幅度减少,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土地换取活命的食品,对于自家耕种的土地,“灾民为救死计,大都忍痛出售”。如关中“小农大批地出卖田地,单说咸阳、径阳、三原、高陵、临撞五县,他们出卖的耕地己占本县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凤翔县因灾荒而完全失去农地的农户就有2280户①。另一方面,地主、商人利用地价走低的情形,大量购买土地,据天津《大公报》报道:“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陕西的商人、高利贷者看来,当此干戈扰攘的时候,剩余资本只有用来收买土地……当着灾荒期中,土地每亩价格自百余元跌到两三元甚至七八角,更引诱着一般地主、商人、高利贷去投资。’心低廉的地价燃起了地主、商人“吸收土地的狂欲”。于是,他们“平时从土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上所剥削来的积累的资本,便开始在土地上活动起来……当他们巧遇着连年荒旱,地价跌落的时候,更是所向披靡地大显威风!三原富商的广置田宅以及陈录地产之迅速增加,都是1928 -1930年大灾荒中的事实”③。因此,灾后地权转移是该地区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
灾荒期间,地主豪绅趁机从饥民手中贱价购买土地甚至强买土地。据1930年天津《大公报》载:“陕西在农村中之关系更有极大之变易,大有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即土地所有权之转移与土地之集中。盖农民卖妻膏子者,其于卖妻膏子前己将平时所赖以生存之土地早己典卖一空矣。收买此种土地者为乡村中之富豪与城市中之官吏。去岁渭北旱地有一元二亩出售者,西安附近及省西南一带之水浇地可以十余元购一亩,因此土地集中之趋势极为迅速。麦收后流离在外之农民渐归原处,但其所耕之地,多以不为己有。无田可耕成为有人无田之状。”①这个时候能够买得起土地的人,“大多是经营高利贷的那些军人、官僚、商人和赈务人员,田权己很快集中到他们中间,有数百亩的很多,甚至拥田产有过1万亩的”⑤。陕西兴平县“每亩土地卖3至4元(银元),财主家大量收买,土地便集中到少数富户手中”⑥。因地价超低,一些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趁机巧取豪夺,在“百亩农田只换来二三日的粮食”的情形下,“资本家乃利用农民的弱点,投起资来。欺诡引诱,用极经济的手段,将农地窃取过来—听说灾情蔓延的时候,百亩农地,几块钱就可以买得。这种情形的结果,是造成大资本家、大地主的绝好机会,将来定会弄得劳苦的农民,无立锥之地,而资本家、大地主不事生产,倒有连叶累陌的田地”⑦。眉县金渠东边直至麻家堡村、年家庄村之间的大片土地,就曾被姓华和姓姚的两家地主买去,建立了新的庄园⑧。一些农民因借高利贷而失去土地,在关中渭河流域,“个别富户家里有钱有粮,高利息向外贷钱贷粮,穷人用土地做抵押,按期不能归还,便将土地作价,一张卖契归了财主。年谨过后,穷人地少更穷了,财主地多更富了”⑨。灾荒年是陕甘土地兼并较为严重,也是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政府对土地缺乏监管,地主巧取豪夺,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自然灾害发生后,大量农民被迫临时离开土地外出谋生,政府对“无主”土地缺乏有效的监管,一些地主乘灾民暂时外出逃生之际,明目张胆地掠夺灾民土地。如甘肃“从民十七年灾乱以来,人民逃离四方,迄未回庄。宁定南乡一带之难民田地难应案,有土豪何腰哥儿等率其族属,分散占据。遇有难民上探询者,则仅予贱价,勒索写卖约以为据……每响竟以一元或三四元买得。何腰哥儿又恃其子在宁定(甘肃)充当差弃,借为护符……县长张庆云亦置若罔闻”⑩。显然,政府充当了土豪、官僚夺取灾民土地的保护伞,纵容他们掠夺“无主”土地,导致土地集中更加严重。一些“无主”土地被强行霸占或以贱价强行从灾民手中购买。在大灾之年,趁机购买土地的
①③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6号,1932年12月15日,第13 --14页。
②③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1932年第1--2期合刊,第213 , 217 - 218页。
①《陕省灾后现状》(西安通讯),天津《大公报》,198。年8月4日,第4版
⑥申炳南:《民国十八年年懂前后》,《兴平文史资料》第14辑,1998年4月印行,第114页
⑦连瑞琦:《土地问题之商榷》,《新陕西》第1卷第5期,1931年8月1日,第88页。
⑧廉洁之:《眉县荒年见闻记》,《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10月印行,第i6页
⑨赵西文:《民国十八年年懂》,《渭城文史资料》第2辑,1994年2月印行,第112页。
⑩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784页。
除了地主,还有商人、地方武人和城居士绅等。根据陕西省赈务会的调查,关中地区灾后转移的田产十分之七集中在武人手中,十分之三集中在文人和商人手中①。
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导致自耕农没落、土地集中的因素之一。尤其是1928-1931年大旱期间,大量贫困农民失去土地,陕甘地权呈集中趋势。据统计,灾后咸阳占有5 -10亩土地农家由30%减少到25%,减少了5%;10-50亩的农家由5 5. 6%减少到45%,减少10.6%;50-100亩的农家由11. 2%增加到25%,增加13. 8%,10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由4. 4%增加到10%,增加了5. 6%②。一方面小土地所有者大量减少,另一方面50亩以上的中等和大土地所有者数量增加,说明地权在灾后逐渐集中,更多农民无田可耕。安康灾后的情形是:“耕者大半无地,有地者大半不耕,虽有自耕农,实居少数。”③陕西关中地区,在大旱灾发生前,“每家平均耕地数为三十亩”,灾后减至不足二十亩”,特别是“在灾情严重之五县至七县,有百分之二O的土地都出卖了”④,说明灾荒期间土地兼并比较严重。
表3是陕西合阳三个村庄农家地权变动状况调查
资料来源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13页。
合阳并不是陕西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但灾后土地兼并也比较严重。从表4看,旱灾前后有20亩以下土地的农家从占30. 84%增至39.81%;50亩以上的农家由49户增至61户,从占12. 99%增至19. 7%;有2049. 99亩土地的自耕农由占56. 17%降低至40. 45%。另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2年,陕西土地不满10亩的农户比例由3 0. 4%增加到37. 9%,增加了7. 5%;土地在10-20亩的农户比例由3 4. 4%减少到33. 8%;土地在3050亩的农户比例由19. 2%减少到16. 4%;土地在50-100亩的农户比例则由2.2%增加到7.5%⑤。正如当时在中国做调查的斯坦普尔博士所指出的:“在一九三O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⑥
灾荒期间甘肃地权也呈集中趋势,表4是灾后甘肃地权变化统计表。
表4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甘肃农户变化表

资料来源:《民国24年各省农佃之分布及其近年来之变迁》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第8页。
表4表明,大灾之后甘肃佃农所占比例较高,在20%-25%之间。主要原因是灾荒导致自耕农出售土地,变为佃农。“自民国十七八年凶荒而后,地方富户,利用地价之低落,巧为金钱之操纵,廉价收买,遂使坐食之人,变为地主,力田音夫,
①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12月5日,第16页。
②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786页。
③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第67页。
④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13页。
⑤何廷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30页.
⑥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页。
大多转为佃农。”①以上资料表明,灾荒后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农民的土地,使失去土地的贫困农户和地主的数量增加,加剧了自耕农的破产。
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地权分配问题的讨论中,秦晖先生提出了“关中模式”,其关键词是“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和“关中有封建”②。核心内容是关中地权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关中模式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关于关中地权问题的讨论,如胡英泽用黄河滩地地册文献质疑了关中模式,他认为从地册所反映的地权状况不能推论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并以清朝至民国时期黄河小北干流区域为例认为“地权集中、分散并存”③。本文无意讨论关中模式是否存在,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旱灾前后地权转移的状况看,关中地区“地权集中与分散并存”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内有集中的趋势,正如前辈学者在对旱灾后陕西土地调查后所说:“陕西一九二八一三O年大旱,田地兼并结果,三千亩以上之地主,占全农户百分之一;一百亩至三百亩之富农地主,己成为很平常的户头;反之,雇农特别加多,约占农民总户数百分之五十,自耕农则急激的减少。”④陈翰笙也指出:“在陕西中部,很惨苦的证明土地的集中,往往以百亩之田换取全家三日之粮。”⑤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雇农,如“咸阳农户五十亩以下的灾后减少百分之十五,当然多数的小农早己无地化了”。又如陕军17师宣传队在凤翔县的调查结果,“因灾荒完全失去耕地的农户就有二千二百八十户。这些无地化的农户求为雇农而不得。灾后凤翔农村失业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⑥。西北旱灾期间,“农民迫于生计的急需,己到卖妻膏女的地步,而平时所赖以生存的田庄土地,早己售罄……因此,土地集中的趋势,极其迅速。麦收后流离在外的农民,旋归原处,所耕的土地,己不为己有,成为有人无田的状态”⑦。因此,此次灾荒后,地权转移与土地集中是陕甘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
三 灾荒与基层社会的失控
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大旱灾,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而且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造成了大量的饥民和流民。武功县是陕西旱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18万人口,据1929年调查,“饿毙七万余,逃亡五万余,尚有六万灾民待贩孔急”。凤翔全县人口16万,“死去五万一千,逃散者三万一千……城外旧有八九十户之村庄,现只存三五家,膏卖妻女甚多。且有将子女投井者,饥民嗽嗽待哺,尚无办法”。径阳、三原、耀县、富平、蒲城、大荔6县“无衣无食灾民共达四十万”⑧,其中富平逃亡人口占全县人口之半数,失业有3000余人⑨。同官县灾民达2万余口,占总人数的一半⑩。略阳县人口901 054口,其中极贫灾民己达69 313口,流亡者9212口。岐山县灾荒发生后,流亡人口达3万余人⑪。甘肃有灾民244万⑫,特别是通渭、陇西、会宁、会宁等县,全县95%以上都是饥民⑬。这些饥民没有在灾荒中饿死的,走上了不同的生存与人生道路,尤其年轻力壮者有的投军,有的拦路抢劫,有的上山落草。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言:“农民的破产、失业、饥饿、流亡、自杀等等的悲哀,和农村中的聚劫暴动、盗匪等不安的现象,这
①汤惠荪等:《甘肃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第164页。
②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胡英泽:《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④达生(许涤新):《灾荒打击下底中国农村》,《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1934年11月1日,第40页。
⑤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8页。
⑥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4页。
⑦件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续)》,《西北农学》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1日,第18页。
⑧梁敬锌:《江南民食与西北灾荒》,《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1929年12月,第88页。
⑨解生:《中国农业恐慌的现阶段》,《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1933年8月1日,第30页。
⑩雷炎堑、李景民口述:《民国十八年年h'i之所见》,《铜川郊区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3月,第79页。
⑪秦含章:《中国西北灾荒问题》,《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30年第4期,第30页。
⑫赵世英:《甘肃历代自然灾害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⑬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1931年印行,第71页。
许多悲哀和不安,特别是在灾荒的行程中反映得深刻。”①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民生凋敝是造成匪患出现的主要社会背景。此次灾荒之后,饥民和流民增多,地方政府无力救济与安置,灾区农村出现了盗窃和聚众抢劫等恶性事件。径阳县一些灾民或结伙在夜间抢粮食、财物,有的直接拦路抢劫;或针对富户、有名望的人直接入户抢劫,如拿不到钱财,即行烧房子或杀害人命;有的采取绑票的办法,逼富户拿钱或烟土赎回人质。该县罗家堡王承中家的孩子被绑票后,用3000元赎回②。在受灾地区,饥民抢粮事件不断发生。1929年,淳化夏田颗粒无收,秋田大多未能下种,时有饥民抢粮事件发生③。定边县有个叫朱二的农民,联络灾民向大户(地主)借粮,地主不借,灾民就打开寨子赶跑地主,挖出粮食大家分吃④。洛南县永丰乡焦村农民焦长玉组织本村60名青年准备到闰山底抢收谢德甲的大麦,谢闻风提前收割,“便将首猎尽皆割食”。1929年4月18日,该县永丰街发生抢粮事件③。陕西兴平县“社会秩序大乱,乱夺乱抢者到处都有。要是谁家有升、斗之粮,被人发现,也难吃到自己嘴里。即是白天无人来抢,晚上你就不得安宁”。“小偷、土匪到处横行,本村人多还可互相保护,小村群众简直无法生活。北原上的北韩寨子,两个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就无法自我保护,土匪常常抢劫。群众原本就少吃没喝,再加上土匪横行,大多数人只好逃荒在外”⑥。甘肃通渭三辅、什川、文树等乡,农民王国正等纠集饥民抢粮,号称“创世军”,从者甚多⑦。灾民成群结队到富有人家讨饭吃叫作“吃大户”,这是灾民向地主讨活路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灾荒期间,各地发生了“吃大户”的灾民队伍,如甘肃庆阳、合水、正宁灾民组织“撅头队”、“口袋队”外出“吃大户”⑧。陕西岐山、扶风也有灾民不断到富户家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⑨。抢粮、拦路抢劫、吃大户成为灾荒期间乡村社会的一种乱象。
绿林武装是被官府认定为不合法的农村武装团体,“他们会为那些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组成一个暂时的避难处”⑩。1928年陕甘大旱之后,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灾民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曾经拦路抢劫、偷盗和参与绑票的饥民,一方面,回家后可能会遭到官府的逮捕,或会被当作共产党遭到杀害;另一方面,饥民在逃出来前把土地、耕牛全部变卖,回家也无地可种,只能挨饿等死。他们的出路不是流落他乡,就是加入民团或绿林武装,落草为寇。吴新田镇守陕南期间,1924 -1929年派款共计在1500万元以上。“经手捐税的当地土劣、流氓至少还要加派一倍,民间所出不下三四千万。地主、商人和富农不难将重担移转给大批的贫民,如大水一样冲洗了25县乡村的那些苛捐杂税便紧迫着这些农民,使他们很迅速地破产。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期间,大批地加入了土匪队伍;土匪的劫掠将富饶地方变成赤贫,转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逃亡的灾民使陕南的绿林武装势力日众,杆首陈安定、王三春、韩剥皮聚集了三四万人和数千条枪,192 9-1930年先后盘踞在西乡、镇巴、紫阳、石泉、岚皋、平利和安康等县。土匪沈尔亭、狗大王聚集四千余人盘踞汉阴的凤凰山,土匪张丹屏盘踞在白河、旬阳两县,其他各县有零星土匪,数不胜数11,陕南完全变成了“土匪世界”。
1928年,甘肃庆阳人陈硅璋趁机起事,在陇东各地抢劫市镇,与官兵作对。“时值连年大旱,饿殍遍野,当局无力,坐视不救,饥民又蜂附其部以求食活命”,时称“跟陈硅璋吃大户”。宁县四乡几乎村村有人相率以归,良平乡傅家、贾家两庄跟陈“吃大户”者可成编制,有“贾一连、傅一团”之谣。附近各县远道
①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第203页。
②王兴林:《民国十八年年h}},}}径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5月印行,第84--86页。
③马林:《淳化大事记》,《淳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4年5月印行,第37页。
④李春元供稿、畅予整理:《饥懂年间的安边轶闻》,《定边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5月印行,第82页。
⑤时运生、樊孝廉:《关于洛南光绪三年及民国十八年旱灾的历史回顾》,《洛南文史》第5辑,第12页。
⑥朱学道:《秦镇地区民国十八年年懂略述》,《户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5年印行,第95,96页。
⑦魏道轩:《目睹民国十八年饥馑之一斑》,《通渭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18页。
⑧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印行,第250页。
⑨周文镐:《岐山交农运动》,《岐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8月,第57页
⑩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⑪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
投奔者更多,一时陈硅璋所部激增至万余人①。随着大量灾民的加入,土匪势力的壮大,更加危害到地方社会的安全和基层政权的稳定。1929年阴历三月十六日,李刚武率部攻破勉县老城,打开看守所将囚犯全部放出,焚毁县政府第一科房屋,大肆抢掠民财②。1929年5月,陈硅璋率部攻克宁县盘客堡,杀百姓27人;破盘客堡,杀百姓30余人;围正宁县山河镇,勒索居民银元数千块,烟土数千斤;抢劫揪头镇,熏死居民48人。6月11日,陈部又抢劫平子镇的朱家城村、尚家村,杀死居民36人③;7月24日,破宁县县城,焚毁县政府二堂、三堂及民房百余间,抢掠2日,绑票10余人①;9月28日,破镇原县城,抢劫3日,“所掠金钱、烟土、货物、青年妇女,陆续运至西峰镇”,10月1日绑肉票200余人离开。此次抢劫,使“镇原自同治乱后培养六十年,元气稍复,至是被各匪一网打尽”③。在陈硅璋的劫掠下,庆阳基层政权几乎全部瓦解,变成由土匪主宰的社会。次年6月6日,陈硅璋率部进占平凉,杀害陇东行政区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自称陇东绥靖司令。这支队伍在中原大战中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为地方部队,正如有学者指出:“各种敌对军事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一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起义,使许多土匪头目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可怜的小军阀,并最终取得了官府的认可。”⑥陈硅璋就属于这一类型。
黄龙山和子午岭山麓是灾民落草最多的地方。黄龙山位于黄河西岸,地域包括韩城、宜川、洛川、白水、澄城、合阳、甘泉、富县等8县,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因战争和灾荒,居民或逃或死,方圆数百里少有人烟,逐渐成为荒山野岭,民国以降成为“八不管”地区,因有大片荒地,成为陕豫等省难民聚集之地⑦。特殊的地理环境为难民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一是这里山峦起伏,地广人稀,便于隐藏;二是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地方政府对这些地区控制薄弱。1928年大旱之后,各地难民蜂拥而至,落草黄龙山。势力较强的,贾德功活动在讫台川一带,陈老十活动在石堡地区,梁占魁活动在黄龙庙沟一带,薛子敬千余人驻讫台川孙家沟门一带,另有杨谋子、郭宝珊、梁黑二等,分散在黄龙山各地。他们的生活来源全部靠抢劫和绑票,主要对象是周边各县的“财东”,即地主或有钱的大户。也给当地社会和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1928年陈老十从洛川百益镇拉来高小校长及学生30余人作为人质,进行敲诈。1932年正月,贾德功劫掠石堡镇后,“石堡、曹店等村住户很多人逃往澄城、洛川附近各县避居”⑧。子午岭位于陕甘交界地区,南北走向,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人烟稀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旱灾后,这里聚集多股绿林武装。据统计,1931年前后,在甘肃庆阳地区境内活动的土匪有上百股之多,如正宁县有10余股,合水县有20余股⑨,活动在子午岭中段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有52股之多⑩。这些由饥民组织起来的队伍,有的占一道川,有的占一座山,与地方政府对抗,如1930年庆阳县李培霄组织本县灾民起事后,活动在宁县东部山区,因人多势众,要挟宁县政府拨给粮铜,县政府无奈之下,最后劝他们驻扎在早胜镇“就地取食”⑪。绿林武装之多,势力之重,己经能够裹胁地方政府了。
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各地为乡村士绅所控制,士绅阶级主要由半官方身份的地主
①⑪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1,415页。
②刘效先:《三十年代前后勉县匪乱概祝》,《勉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8月印行,第68页。
③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90年印行,第24,页。
④《重修宁县志》卷9《大事记》,1938年印行。
⑤焦国理:《镇原县志》卷17《历代大事记下》,1985年铅印本。
⑥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5页。
⑦如1912年在三岔黄家塔为据点,活动着一股土匪,首领人称黄大爷;1914年,河南难民樊老二(钟秀)聚集一批河南难民拉起一股土匪,1917年受陕西靖国军收编;1916年前后,活动在黄龙山屹台川一带土匪有13股,约千余人;从1918年至1928年,先后有曹老九、郭金榜、徐老毛等股匪(刘在时《黄龙山区“山大王”去向记(1912--1938),《黄龙文史资料》第2辑,1990年2月,第158一159页)
⑧刘在时:《黄龙山区“山大王”去向记(1912 -1938))),《黄龙文史资料》第2辑,199。年2月,第158-160页。
⑨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⑩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家庭所构成①,陕甘也不例外,士绅对乡村社会秩序起主导作用②。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之交的旱灾期间,士绅家成为灾民“吃大户”和土匪抢劫的对象,大批士绅迁居城市,乡村权力出现了“真空”,导致陕甘地方社会逐渐陷入了土匪的困境之中。“在军阀势力的统治下,陕西成了各色暴力行动的汇集地,从名副其实的农民起义到军阀支持的土匪武装,乃至豪强地主自行组成的民团,无所不有。”不仅陕北、陕南土匪迭起,“甚至土地肥沃的渭河流域,在民国期间也成为剽悍凶残的土匪猖撅活动的老巢”。陕西匪患严重,对邻近的甘肃省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到1930年在中国和外国的舆论界看来,甘肃的土匪活动己‘步入正轨”,③。因此,灾后的陕甘两省乡村社会己经不再是传统的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20世纪30年代,陕甘大部分乡村社会基本上被那些在灾荒中起兵,后被官府所认可的地方强人所控制。
四 余论
本文仅从以上三个方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大旱灾后给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论述。陕甘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化,地权转移与土地集中是灾后陕甘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为地方强人所控制的。关于近代陕西灾荒,有学者指出:“一九00至一九二八这二十八年中的前半期,陕省出产尚丰,每年所产小麦、棉花除供给本省应用外,还有剩余的可输出邻省,换到一笔现金回来。长安一带的农民,每年两熟,岁有余粮,就是遇两年旱灾,也不致发生最严重的饥荒。”④照此观点,1928-1930年大旱灾之前,陕甘虽多次遭受自然灾害,但社会经济并未发生多大变动。而这次旱灾却对陕甘社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陕甘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次灾害背后的推手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灾害本身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因素。
第一,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是导致灾后陕甘两省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盘踞陕甘时期,冯氏为积聚势力,扩充军队。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依赖于向民间征取。据统计,1929年到1930年,陕西92个县中,73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9.3%;甘肃66个县中,51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7. 2%。陕西自1918年后,“军人专政,军务浩繁,财政因之紊乱。地方任意摊派,藩篱一破,而征收无度矣。演至十六七年,地方浮摊滥派,往往按月附加,几于不可究话。十八年……饥谨仍频,兵祸接连,搜粟拉差,无所不用其极。损失车辆,不可胜计,流亡载道,而农村破产矣”⑥!
1928年,在陕西关中负担兵差的29个县中,仅小麦一项,平均达到地丁正税的97%,其中15个县的兵差小麦量远远超过地丁正税,商县等承担的兵差小麦量超过地丁正税的一倍以上⑦。同时甘肃的征兵、差役、杂项等负担也十分沉重。如在192 7-1931年间,甘肃榆中征兵2000人,骡马578匹,大车390辆;定西征兵3600人,粮株费300万元,摊款5万元;甘谷征兵2000人,摊款280 010元,征发粮株费32万元⑧。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驻甘各部及宋哲元、杨虎城均出撞关作战,陕甘居民再遭洗劫。宋哲元部抢民舍,刮民财,纳军粮,朝邑的商号、机关及农民的粮食、牲畜等被军队掠去,共值66万多元现洋。对于如此搜刮居民,宋氏居然扬言:“宁教陕人死尽,不叫军队受饿。"⑨1930年,陕北绥德县第五区征收正款1550元,附加办公费、印花附加、地亩捐、门牌捐、杂税等6771. 8元,是正税的4. 4倍⑩。汉中田地,“不问种什么,每亩要纳三元半的田亩捐和十二元的特别捐,最上等的田刚可还税,中下之田是不足以供捐税之支
①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212-}-218页。
③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5,66页。
④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期,1932年7月,第206页.
⑦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6月印行,第253,258--259页。
⑥民国《乾县新志》卷7((赋税志·民国田赋之整理》,西京克兴印书馆1941年。
⑧刘郁芬、杨思:《甘肃通志稿》卷40《财赋五·差摇》。
⑨蒋友博:《陕西灾情面面观》,陕西省贩务会:《陕灾周报》1931年第8期。
⑩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3-154页。
出的”①。军阀把所有的费用都转嫁给陕甘民众,正如于右任所言:“事实证明,方知野心军人只管扩充势力,穷兵默武,不顾民生。’心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陕甘地区传统的各种防灾和救济设施,如省仓、府仓、县仓以及民间村仓、义仓等,“早被一般军阀摧毁了”③。正是军阀的无耻劫掠,导致灾后陕甘地区社会经济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沉重的捐税是导致社会经济变化的又一因素。此次大旱灾发生前后,也是陕甘居民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据统计,甘肃征收捐税34种①,陕西各种杂捐达33种③。各省开支浩繁,省库空虚,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地盘,购买武器和作战需要,强行预征田赋。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至7年⑥。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⑦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⑧。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年3月预征到1938年⑨。
即便灾后农家己是家徒四壁,地方政府仍然要征收沉重的赋税。陕西“灾后孑遗,无不典当以应,去秋丰收,竟因谷价暴落而成灾,每亩所得不足公家‘烟亩捐’的半数,其余人工肥料籽种,无不暗补,民间毫无盖藏,而公家催款员打押,并施强迫缴款。农民于此,除了逃荒外,还有什么办法呢”⑩?陕甘地区烟禁大开后,烟亩罚款成为居民一项主要负担。灾荒发生前,陕西的烟灯捐按照县的大小规定月捐多少。但灾荒过后,因吸食鸦片者减少,当局乃改为按户抽捐的办法,即住户无论吸否一律缴纳烟灯捐1元⑪。
第三,婴粟的种植,排挤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导致灾后粮荒的出现。陕甘两省婴粟种植始于清朝,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为了增加收入,大开烟禁,以征收“烟亩罚款”,导致婴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广。1918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占据汉中各县,“大肆征款,强卖谷仓房,并且开放烟禁”。从此,陕南各县“民家被迫种植鸦片”,如洋县,1928年烟苗有12 000亩之多,经历大旱之后的1930年还有5000亩。汉中的农田,无论是坝田、槽田还是榜田、坡地都种婴粟,“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⑫。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各县种植面积,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⑬。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婴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90%⑭。甘肃的鸦片税是笔大宗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冯玉祥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⑮。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到了甘肃后依然如法炮制,强迫农民种烟,借以征收烟亩罚款。以致烟田占到全省农田的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产值的90%⑯婴粟种植的猖撅,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如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值,较之数年前,激增不己”⑰。尤其陕西关中平原,本为产粮之地,却因烟田扩大,粮田减少,使其“变为连年缺
①许涤新:《农村破产中的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第47页。
②于右任:《陕灾述略—二十年一月十九日在中央党部孙总理纪念周讲》,《中央党务月刊》第30期,1931年1月。
③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期,1932年7月。
④民国:《漳县志》卷4《田赋卷》。
⑤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第155页。
⑥农锡瑞:《农民负担与农村前途》,《农村经济》第2卷第10期,1935年8月1日。
⑦民国:《乾县新志》卷7((赋税志·民国田赋之整理》,西京克兴印书馆1941年。
⑧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第153页。
⑨邓飞黄:《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5日。
⑩⑪许达生:《苛捐杂税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 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
⑫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贫农》,《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1日。
⑬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载《中国农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60页
⑭卢达贤:《农村荒地问题的检讨》,《农村经济》第2卷第7期,1935年i月1日。
⑮薛立敦著,邱权正等译:《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⑯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页。
⑰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上海协和书局1929年10月,第189页。
粮地区”,导致“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①。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婴粟种植,诚如时人所言,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②婴粟大面积种植,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农村没有粮食积储,一旦大灾到来,农民自然难以应对。
由此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旱灾所造成的灾难,除了灾害本身外,最根本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运行机制出了问题,军阀压榨、地方政府重税和以种植婴粟换取财政收入的恶劣政策,导致陕、甘两省农村经济彻底破产,农民严重贫困化。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变卖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土地,最后仍然无法生存,不得不离村而去,或被“逼上梁山”。所有这些,都成为此次旱灾之后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动较前剧烈的根本原因。
收稿日期2013-09-20
作者温艳,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陕西理工学院副教授。
陕西,西安,710062;陕西,汉中,7230000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楼主| 发表于 2018-4-15 01:0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金润泉,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自1909年12月出任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后,金润泉长期供职于金融界。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11:49:55 | 显示全部楼层
苏联“一五计划”的真相
http://www.xue63.com/toutiaojy/20180115B0HR3300.html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个很时髦的题目,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只对西方的工业化感兴趣,只承认西方的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惟一途径。这也是一种风吧,风刮起来也就一下子止不住了。于是,在这些文字里只承认一个结论:只有在西方,工业化才等于现代化。于是,也才有了计划的革命,生产的革命,市场的革命,股票证券的革命,投资的革命,破产的革命,知识经济的革命,思维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以及诸如此类还必然会到来的革命。
然而,且不管这些革命将导致怎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要说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毕竟曾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工业化。所谓最近,是因为我们曾把这种工业化视为真理和神圣,视为人类通向现代化的惟一正确的金光道路,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和歌功颂德地学习、模仿和引进了这种工业化,因而在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中流去了太多的汗水鲜血,积累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也许,没有对这种最近的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的深切的和深刻的认识,任何的西方工业化,任何鼓噪起来的革命都不会把我们引上真正的现代化之途。
在我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就一定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工业化必定等于真正的现代化。但我还是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之途并不是现代化之途。不过,我在这里不上想重复这个结论,而要说的是为什么。也许,还是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苏联的工业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工业化,而是一种失败的工业化,在苏联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就从来没有使国家的工业真正的工业化过。
当年,斯大林在提出苏联的工业化问题时,是首先把这种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并说实现了这种工业化就会“把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这个工业化,斯大林不惜打倒了自己的一系列战友,指责他们反党反人民反苏反国家,开除出党的开除出党,关监牢的关监牢,枪毙的枪毙。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是他的死魂也承担不起的重负。
那斯大林的工业化究竟是个什么工业呢?其实简单得很,归结起来只有三条:一是必须新建“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二是必须建立“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新的国防工业;三是必须建立“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所必需的”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斯大林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三点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会由此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他并且把这种“工业化”的时期圈定在1926-1929年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字面上好话说尽、而根本上和国家的长远规划(更不用说什么国家的现代化了)没有什么关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斯大林在他的全部考虑中根本就没有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在这种决策中,只是用了“现代化”这个词来形容“农业机器制造厂”。他从来没有说过“现代化的工业化”这个概念,这期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的现代化”。斯大林只承认一点,只实行一点,那就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辞藻,尤其是出自斯大林这个圣人之口,这辞藻的迷人和鼓动就具有特别的分量。似乎没有了这种“国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工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农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天下。我们且不说先该有国防的发展和发达,还是先该有整个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发达、谁为本谁为次谁推动谁的问题。在这里,斯大林至少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将一切为了国防和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另一是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混淆起来,将工业的重工业化、国防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混为一谈。
时间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最公正和最无情的标尺。这把尺子可以衡量任何人,即便是斯大林这样的曾经想要驾驭并要让时间听从自己命令的人。我在这里要将时间稍微地延伸一下,即从1926-1929年向后推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第一个(以及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被斯大林说成是发挥工业化成果的伟大计划,是工业化在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期。在我的根据事实而形成的思维逻辑里,从1926年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这段时期应是苏联历史上较为准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关于这个时期,自上而下蓄意编造的神话,自下而上谋士文人加工的著作,多得山般高海水般难计其量、什么林立的烟囱到处在喷出浓烟,什么高耸的脚手架到处在拔地而起,什么每时每刻都有新工厂投产,什么几十家大企业成了苏联工业化的标志,什么无产阶级的觉悟、火热的激情、高昂的斗志、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个国家工业全面发展和全速向前推进的运动,是显示这个国家美好现实和光辉未来的历史进程。

然而,是这样吗?现在,哪些过去不为人知的绝密文件、记录、档案在不断地向世人揭示出这一运动和进程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最为实质的一个方面,从而令当今的人们发生困惑,不得不去进行另一种思考。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计划?多年来,由于这个“工业化”顶的是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披的是十月革命的红色大旗,所以实施这种“工业化”的计划就被看得特别的神圣,是一项全面改造和发展工业的史无前例的计划。事实上,在这个被神圣、史无前例、社会主义和红色大旗所包裹着的计划的核心确是一目了然的,它单纯、简单和明白得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集中全部力量生产弹药、**、飞机、大炮和坦克!这完全是一个准备战争和准备在近期内打仗的计划。有人说,这不可能,1926年已经远离了国内战争,而且在近期内无法预见到会发生另一场战争。然而,尽管你可以这样分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事实,因为历史的基石不是分析,而是事实。
事实是,从1926年的秋天起,关于工业的恢复、改造和发展,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就是以生产军火武器为惟一内容的。集中体现了这一计划内容的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4月5日的一份报告——《发展军事工业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承认苏联军事工业的能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并明确要求首先要使国家的军工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因此,国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恢复兵工厂的生产,生产的品种有步枪、机枪、火炮零件、炸药、雷管、有毒滑雪物品和飞机。不仅在“纯”军工厂生产武器弹药,而且在民用工业中不断扩大生产武器弹药的数额。全国的形势是,几乎在军工的和能从事这种生产的民用工厂中都展开了武器弹药的生产,是十足意义上的全国一片备战的生产。
仅仅名正言顺的“国防支出”在1926/1927年就是7.8亿卢布,1927/1928年增加到10亿卢布,它们在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就从15.4%增加到了17.3%。1928/1929年又在原有的数字上增加了1.35个亿。武器弹药的研制费用,民用企业中的军工生产费用,各种国防基金的费用和在国外购买武器、战略原料和引进新武器样品的费用,所有这一切隐蔽的国防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从这时起的苏联“工业化”传统就是,隐蔽的国防支出比亮在账面上、公诸世人之前的国防支出要大出去许多许多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隐蔽的国防支出是苏联国家财政中愈积愈多、愈背愈沉的“黑色影子经济”。
因此,苏联迅速恢复了俄国遗留下来的军工厂的生产:生产步枪和机枪的热诺夫兵工厂和土拉兵工厂,生产弹药的卢甘斯克弹药厂、乌里扬诺夫斯克弹药厂和波多尔斯克弹药厂,生产火炮零件、炸药、雷管的列宁格勒兵工厂、平扎兵工厂和萨马拉雷管厂。为了管理这些军工工厂和军工生产,也就是说为了顺利实施这种“社会主义工业,从1926年12月起就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5个军工托拉斯:火炮武器托拉斯,弹药雷管托拉斯,军事化学托拉斯,机枪武器托拉斯和航空托拉斯,并随着经济的不断武器弹药和国防化,这种托拉斯就不断地进行改组和完善。
当领导人把**弹药武器的生产视为工业化的中心内容时,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经济绑在了一辆待命而战的战车上了。这种以武器弹药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领导人认为还不够快,还要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当成一个“战时动员经济”来考虑和安排。还在1925年5月的中央全会上,掌管军事工作的伏龙芝就呼吁把国家的经济“迅速地和有计划地从和平状态转向军事状态”,他称“这是国家和军队领导机构最复杂和最重大的任务之一”。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从1927年6月就开始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备战,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为使全国经济的军事化和国防化成立了“中央动员机构”,随后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令各部作动员工作。

这种“社会主义工业化”所掀起的武器弹药的生产高潮就是苏联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和背景。这时,苏联最高决策人的概念十分的明确:“五年计划应是一个战时的国民经济计划”。考虑这个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有三:一是对苏联武装入侵的不可避免性和动员一切资源来保卫苏联的国防;二是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苏联的国防能力,工业的区域部署应符合战略安全,冶金,尤其是有色冶金应保证国防的需要,农业的发展主要应是迅速解决国防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问题;三是任何一种储备的建立都要全面考虑国防的需要。1928年12月下旬,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动员计划。1929年7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所列出的各项指标还低,还不符合需要,它所战时的技术基础还很弱,物质保证远远不够,国防的物资储备很不足,对于应付战时的生产准备很不充分。政治局要求修改计划,并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时武装部队发展的硬性指标:军队的人数要达到近65万人(和平时期),300万人(动员时期),服役的飞机2000架战斗机,预备队500架,储备1000架;服役的坦克1500辆,预备队1000——2000辆,储备1500辆;中口径和大口径炮9348门,小口径炮3394门。政治局的指示说得十分的清楚,苏联的武装部队“在人数上,在最主要的战场上应不少于我们设想的敌人,在技术上,要在两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武器——飞机、大炮和坦克上比敌人更强大”。
1929年7月,苏共中央最后通过了这个代号为《c-30》的备战工业动员计划,而对世人来说它就是有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其中心内容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说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立50-60个大型企业,重点生产飞机和坦克。因此,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备战的工业动员计划,这个计划的一系列硬性指标——“控制数字”实际上就是苏联参战情况下的军工生产的“控制数字”。因而,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业化、重工业化,而是竭尽全力的武器弹药生产化、国民经济的国防化。
过去,人们只常常微词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分重工业化,但不反对这种工业化的速度。他们认为轻重工业的发展比重是可以研究考虑的事,而速度确实万万否定不了的。如果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发展军火工业为中心,就连“重工业化”也还谈不上的话,那速度,斯大林的高速度就恰恰是这个计划的要害之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越快,“控制数字”就越高,越难以达到,为此,人民就愈益地勒紧裤带,市场就会愈益地萧条,通货就要愈益地膨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将愈益得严重。高速度就意味着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和高失败率。这话怎讲?
这就是说,苏联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生产那么多的弹药,那么高指标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钱是个常数,用到军火生产上就不能用到其他的方面去。为了建设50-60个大型企业,拨出的款项占预算投资总额的45%!这就不能不紧缩对其他一切的投资。再加上高额度的国家机构的管理费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生活和提高福利的钱究竟还能有多少?其次是,钱没有来路,就那么多。斯大林曾经夸耀说,苏联的重工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和提供了资金。这可信吗?这是个常识问题,一是重工业的积累资金本来就周期长,二是斯大林的重工业——生产武器弹药的军火工业怎么会在几年内积累起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一切武器弹药是消耗的,它们除了在瞬间把自己和它们所碰到的一切化为灰烬外,并不能去从事再生产,更不能创造财富。除非,去从事军火生意发财,而当时的苏联还顾不上从事军火生意。所以,资金就不能不高度紧张,越来越紧张。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苏联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也冻结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厂企业中一切人员的工资,以保证所有的钱都能用于军火生产。此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始大规模剥夺农业,这就像斯大林自己所说的,强迫农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纳贡”。关于资金,其实,这并不是个信不信的问题,这还是个事实问题,各个军工厂——重工业工厂由于短缺资金常常难以为继,不断地向上级——军事工业总管理局要钱,而总管理局就向国家预算要拨款。如果这些工厂都在大量积累资金,为什么还要这么犯难?
为保证生产的高强度,就必然要维持企业中的工作的高强度和实行高控制。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不断增加军工厂的工人的人数,二是不断地将军工厂转为“临时动员工厂”,对其生产、生活和工人实行军事管理和管制,三是实行工厂的24小时工作制,一切人员无权自由辞职和转换工作。这样一种强制管理办法,必然会引起纠纷、矛盾、不满、甚至对抗和冲突。于是,就有了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把高指标计划的完不成看成是人为的破坏,阶级敌人的破坏,紧接着就是在工厂里不断地清除“破坏分子”,不断得查揪“暗藏的敌人”,不断地更换工厂的领导人。当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数字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实施时,在军事工业总管理局下属的45家军工厂里有10000名工程师和16500名技术人员,而一年后,经过不断的清查和清除,只剩下了1897名工程师和4329名技术员!
然而,高指标、高投资、高强度、高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高速度。在那时铺天盖地得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的宣传中,当然只能有情绪的高涨、人心的振奋和红旗漫卷西风的气概。然而,这一切都是对老百姓而言。可事实上,那些主管军工生产的部门,那些监督军工生产的部门是最了解实情的:一份又一份的致最高当局的报告里所说的都是计划完成的百分比很低,或计划远远没有完成……所要求的就是问“怎么办?”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明晰吗?他们是最明晰的,只不过最明晰的人却要让最不明晰的人越发地糊涂起来。否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无法进行下去,那种领导人要求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速度就无法维持下去。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零三月完成”,它的高速度曾使许多人欣喜若狂。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些人制造的神话和另一些人愿意相信的神话。此外,这种工业化并不等于是重工业化,在加强和保卫国防的重工业化的旗帜下所掩盖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纯军火工业性质和纯备战性质,那种热火朝天,那种替代一切的军工生产的后面是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军事工业化深渊的处境。这种经济的军事工业化愈是向前发展、发展的速度愈高和愈是不可遏制,苏联的经济发展就愈是积重难返,苏联就愈是远离世界发展的真正现代化进程。苏联其后的历史进程可悲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毕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页篇章,尽管它并没有把人类引向所设想和预期的辉煌。对于后人来说,前人的成功和失败同样都是宝贵的。咂摸咂摸这杯凉透了的浓茶还是有意思的,倒掉了未免可惜。
有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厂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业化,有了军工厂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现代化,有了军事工业化并不等于就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民用工业能生产军用物资不等于就是工业化,有了军工工业并不等于就有了重工业,有了重工业在投资上的绝对比例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所有这一切过去都隐藏在令人眩晕和王二起敬的速度之中。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速度是近乎疯狂的。现在疯狂已经远去,疯狂已经消失于永恒之中。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他的高速度却回音尚存,它曾激起的欢愉和理想之光留给后人的遗产是沉重的:速度可以是赞美诗,也可以是预言的悼词。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12:34:04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十八年大旱———— 一场几欲让陕西人亡种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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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历史,面对多灾多难的今天,让我们警醒。
拉仕泰多·布拉布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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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1927到1931年间,陕西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引发的大饥荒,灾前全省人口1300万,940万人受灾,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这场灾难之后,陕西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新移民从河南、山西等周边邻省迁移过来,这就是目前陕西境内河南、山西后裔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更迭,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旱灾,这场几乎让陕西亡省亡种的悲剧,却成了连陕西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捩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天色大变
陕西省地处中国北部黄土高原,是中国干旱多灾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旱灾频仍。据陕西省自然灾害资料记载,自公元前780年至1947年,全省共发生旱灾316次,其中大旱103次,特大干旱42次,民间向有10年一小旱、30年一大旱之说。
1929年大旱前的50多年之间,陕西曾相继遭受两次物大干旱的袭击,即1877年(清光绪三年)和1890年(光绪二十六)两场大旱灾,其中以清光绪三年大旱危害最烈。 那次旱灾吞唾了近100万人的生命。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碑刻《荒岁歌》,对1877年那场灾难的惨景作了真实生动的记述:
“…天降甘霖雨,先年8月间,直旱得泉枯河瘦井底干。
天色大变,人心不安,处处祷雨,人人呼天。
诸物甚是贱,粮食大值钱,壮者饥饿逃外边…男女逃避城堡寨,腹中受饿不安然。
榆树皮拌蔺根面,一斤还卖数十钱。
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蒙眼餐。
山白土,称神面,人民吃死有万千。
兄弟无粮难共患,夫妻无面结仇冤。
老幼相见无所谈,彼此只说饥饿言。
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
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
路旁没走,街头有女言,半夜三更哭连天。
大路旁,或死后,或死前,可怜身体不周全。
六亲都不念,伤生就在眼目前。
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煮煎。
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关。
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
各村皆有抢汉,即有粮食也不安。
四乡争夺胜算,大街抢物人难看。
路有女流辈,洛东西南,随人奔走往外县,那时节何论女男…”
而1929年的大旱灾,其持续时间、受灾区域、被灾人口惨烈程度等,均已超过涉及光绪三年的大旱。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
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
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
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肉的惨剧也相继发生!
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饥饿大逃亡
在那场饥荒中,陕西省出逃灾民和被卖出妇女、儿童的总数,累计达78万余人。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
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8元之间,凤翔岐山一带已涨至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
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
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全民救灾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1926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主席是曾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1929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
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
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
目睹这番惨象,回杰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12月1日电:
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由于省内外众多绅士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1930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虽然只有1元钱,但与捐几千、几万同样使人感动。
1929年这一年中,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为省赈务会募捐,一方面从汉口、上海等地购买粮食。据统计。至当年底,省赈务会从汉口购得大米7300包又57石。由上海购面粉915596袋。又从潼关购进小米2259包。长安县赈务会借给省赈务会面粉765袋。东北筹赈会、旅平陕灾救济会、华北赈灾会、西安济生会等组织捐来大米、小米等食物8000包。省赈务会还收到各方捐来的棉衣10000件、棉被220多床、棉鞋6613双、棺木2300副,及各种救灾药水如“济众水”、“保安丹”等4000多瓶。
另外,陕西省赈务会还领得赈灾公债20O万元。售出票面1921480元,中签票7500元,实得1327027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陕西赈务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为了收养流失的妇女和儿童,在西安地区设立了一个妇孺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
同时省城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人口,验明饥民所持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一再发给上个竹签,然后排队进入厂内,男女左右分开生。老弱者在前,少壮者在后、每人一满勺,周而复始,每人只准两勺.不得吃得太饱,以免灾民饿极后饱食过度撑死无救。食粥后,仍将竹签收回。复将食粥票发给本人。
在办施粥厂、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灾区的混乱局面才基本得到了控制。
灾难起因
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陕西境内土厚而泉深,清末民初,陕西的水利建设、农田建设多年失修。人们总喜欢把陕西比做“神皋沃区”,其实,所谓的“神皋沃区”,只是指周、秦、汉、唐的盛况而已。自唐末后,大灾大旱时常发生。人相食的惨事时有记载。
民国以后,三秦境内战争不断,民生凋敝,天灾紧跟,往日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今天却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而且灾荒是全省性的,赤野千里,调剂无从,这是导致灾荒严重的第一个原因。
而且陕西从1927年开始就旱荒严重,延续达四年之久,无从以丰补歉,这是1929年灾荒严重的又一个原因。
当时陕西交通不便,运输极度困难,运回石米要费10石米的价钱,价巨途艰,这是造成灾荒严重的再一个原因。
在陕西大灾之时,虽然有各方面人士捐募而来的粮款在外省待运,但可惜大路上局势不定,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回陕西,这也是使灾荒恶化的上个原因。
于右任先生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
幸存者自述
以下是1991年部分幸存者的自述——
合阳县黑池镇南廉村杨村杨满运(77岁):
那年,我把我弟弟给卖了。我那年15岁,我弟弟5岁。
我们全家4口,一路讨饭逃到白水县。逃到那里之后也没有寻到活路,只好把弟弟卖了。卖了3斗糜子,大约100来斤。我弟弟现在姓王,叫王重德,如今也67岁了。
幸亏我们家逃出去了。我走时我们这条巷有20多户人家,回来时一户也没留下,除了逃出走的。全饿死了。
我记得当时逃出去的还有两户。一户是杨国子家。杨国子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老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饿受不住,入冬就逃出去了,家里就剩下老汉一个人。
入冬后一天早晨,老汉出了院门想去寻点吃的。人东倒西歪的,立都立不住。遭饥馑时人都那样,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老汉刚走出院门没几步,倒在地上就死了。死了就死了,没人管。那年月村子里到处都是死人,谁也顾不上管谁。
不过逃出去也没能都活下来。逃到蒲城和韩城的两个兄弟活下来了,另外6口逃出去也全饿死了。
合阳县孟庄乡东吴村谭竹能妈(76岁):
我没名字,村里人都叫我竹能妈。过去我的工分上填的也是谭竹能妈。我娘家在代堡村。那边饥荒比这边吓人。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糠和树叶都吃没有了,没活路了就只好往外边逃。
我三哥和一个本家兄弟逃到黄龙县那去了,死活不知,此后再没有回来。那时候比现在。那时候村子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出门,连黑池镇在哪里都摸不着。但一闹饥荒,人胆子就大了,哪里都敢去,只要能寻着吃的。
人就是这,人什么罪都能受,就是饿罪受不住。我还有个小妹子那时才3个月,养不活只好给了人。我是10岁多就过来当童养媳的。我姐姐也是童养媳,她比我过来提早。到这边来总算没饿死,活下来了。
我有个姑姑家在池东村。听我姑说池东那年饥荒闹得更厉害,村子一多半人家都绝户了。我姑当时有4个孩子,两个男娃两个女娃。两个男娃逃出去了,两个女娃全给了人。不是卖的,是给了别人的。那时女娃不值钱,给都没人要,还敢说卖?
合阳县黑池镇南廉村刘积绪(71岁)
说起卖婆卖女人的事,最惨的是村边的刘娃。刘娃家没有地,一分地都没有。刘娃常年在黄河难上以拉船为业。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刘娃就把他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娃,一块卖到对河的山西永吉县去了。
听说卖了40块现大洋。当时40块大洋能买多半担麦。可惜麦没买成,刘娃自个也没吃上。他从山西那边过来没回到村里,就在南沟被人勒死把钱掏走了。尸身是第二年雪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村里不少人去看过,说脖子上的绳还没解开。
再就是杨玉吉家。杨玉吉4个娃,全是女娃。也是饿得没办未法啦,他就把门板和窗扇拆下来,绑了个筏子,叫他女人和4个女娃全坐在上边。黄河那年结了冰,冰很厚,胶轮大车回走都没事。杨玉吉就在冰上拖着门板,把他女人和4个娃拉到黄河对岸。他开始哄他女人,说只卖两个女娃。但过了河就把四个女娃连婆娘一块卖了。卖了多少粮食不知道。他最后没饿死,但回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人看上去跟痴了差不多。
合阳县孟庄乡谭干娃(84岁):
那年头,卖儿卖女卖婆娘的都有,卖房子卖院子的也有,就是没有卖地的,地那时候没人要。房子院子也不值钱,一间房能卖二、三块钱,连一斗麦也买不下。卖婆娘报导有。谭天有就把婆娘卖了,这村里年岁大些的人都知道。
人贩子领人来了,天有婆娘卖了,天有婆娘抓住门框不走,哭哩叫哩。天有上去把他婆娘的手扳开,说去吧,守在家里等饿死呀!
谭金海家是把房子卖了,一院房子全卖了。一家9口,5个儿子2个女娃,举家逃到富平、洛川那边去了。后来5个儿子中活着回来一个其余几口死活就无人知晓了。
冯生家也是把院子房子全卖了,一家7口逃出去,至今再没有回来。高克勒弟兄两个,原来是做生意的,论家境出去,在村子里是偏上等人家。
克勒爹就常常给村里人吹说他的这境是:“儿子不多有两个,麦子不多够吃馍,婆娘做饭我烧火,我不能争(欠)人人争我。”临到那年也撑年也撑不住了,也把房子卖了逃出去了。
别的村也一样。我外祖父和我舅家在路井镇刘家庄。我外祖父把我外婆卖了,我舅把我舅妈卖到富平县,卖了30块银元。但我舅妈停了几个又偷跑回来了,说那边和这边差不多,饿得受不住就跑回来了。
合阳县黑池南廉村杨玉堂(82岁)
我们三兄弟,大白天在黄河滩锄地时,遭到了7只狼的围攻。我们背靠背,抡着锄头边喊叫边乱砍,狼就是不退,整整对峙了一个上午,还将二弟的后脖颈咬了一个大口子,后来村子里其他人操着家伙赶来了,狼这才很不甘心地逃走了。
同村杨德有的母亲饿病在炕,也是大白天,狼从院墙跳进来蹿进屋子,老太太问谁呀,没人吭声。老太太扭脸一看是狼,喊都没喊出一声,脖子就给狼咬住了。
最后狼把老人的血吸干,还想把人也拖走。咬着脖子将老人从炕上拽下来,拖出屋子,一直拖到院墙跟底下,狼才跳墙跑了。
合阳县孟庄乡东足村谭斯汉(79岁)
那时候没吃到,狼也多了,狼开始吃人了!当年我刚满两岁,父母在田里干活时,让我在场边玩耍。场里那么多人,一只独狼居然溜到场边,乘人不备,将我叼起来就跑。满场人挥着扁担镰刀,喊着在后边追赶了三四里路,狼才在跳过一处崖背时将我丢下。至今,我屁股上仍有当年被狼咬伤的疤痕。
同村谭闯生家养着一条狗是全村的狗王,壮得像只小牛犊似的。一天谭闯生到井台去挑水,回来发现狗不见了,院子里满地狗毛和血。原来三四只狼乘他出去进蹿进院子,硬把狗咬死后拖走了,连狗脖颈上套的铁圈也咬断了。此后,各家都给狗脖颈套上了带刺的铁圈。
还有谭昌明的妻子,晚上起夜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撒尿,被事先钻进院子的一条狼从手内将孩子叼走。全村几十个青壮年打着炎把追寻了一夜,到底也没孩子找到。
还有一对夫妻,大晌午在地里拔豌豆。开始两口子并排往前拔,一边拔一边说着活。男的手快,拔着拔着走到前边去了,妻子在后边说你拔你的我能撵上,丈夫拔了一会又叫妻子快点,没听见妻子回话。扭回头一看,只见妻子已经被一条狼扑倒在地,脖子都已经被咬断了。
村里有一个姓谭的武秀才,一身功夫,平时赤手空拳,七八个小伙子也近身不得。村里当时一般人都不敢单独外出,即使是年轻小伙子,门也是三五拱伙,提着马刀棍棒吆吆喝喝的。
武秀才自恃有功夫,没把狼放在眼里,结果还是被狼害了。那天他单人去县城办事,回来时和狼遇上了。多少只狼无人知道。那时候狼都是一群一群的,少则七、八只,多则一、二十只。最多时,有人见过七、八十只狼集成一群浩浩荡荡从村了中间通过,就像一支土匪部队似的。武秀才那天肯定是各一大群狼遇上了,到底未能逃脱,等村里人寻见他时,胸膛、肚子都已经让狼掏空了。
合阳县黑池镇村杨嘉荫(78岁):
我那年16岁,已经不小娃了。那时候大人小娃全一样,全没有活干。地里到处红光光一片,一丝绿叶都看不见,树枝树杆全是折的,树叶树皮早捋光剥尽了哪里还有稼活干?有活干人也干不动,大人小娃全都饿软了,每天出门唯一干的活就是四处寻找吃的。我那时常到村里的龙王庙前边去,那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去那里求雨,那时已经没人求雨了。
人饿到那份上,连龙王爷、连神都不信了。除了肚子,别的什么都不顾。龙王庙前有卖馍的,也有卖包子的,卖馍的笼口盖好几层布,只留个很小的口,怕人抢。卖包子的不说是什么馅,不说是猪肉馅羊肉馅还是牛肉馅,也没有人敢问是什么馅,反正是肉包子,有肉味。
其实当时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人肉包子,但没有人敢说。卖的人买的人都不说。我没吃过那种包子,但见过别人吃过,还见一个人从包子内吃出片人手指甲。我记得还有人问吃包子的人是什么味,那人说跟猪肉差不多。
卖包子蒸笼底下的灶火里,填是柴炎和死人骨头!这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人骨头,大人小孩一眼都能认出来。人骨头烧着了跟柴火不一样。滋滋响,冒着油泡,有烟还有一股说不来的气味。
合阳县黑池镇南廉村杨倍荫(71岁):
那年我9岁,差一点被别人给吃了。那时候,各家各户的大人都不敢叫小娃出去。一是怕狼和狗。那几年狼特别多,大白天狼进村叨小孩的事经常发生。狗比狼还可怕,狗那时候吃死人吃得全身都脱毛,人一倒下狗就吃,见了小孩扑上去就咬脖子。再就是怕小孩出去被别人吃了。
那一年蒸的煮的吃小孩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还有亲生父母吃亲生儿女的。我就差一点给人家吃了。我记得那一家是弟兄两个,就住在龙王庙前边那条巷里。他们哄我说给我馍吃,叫我跟他们到家里去取。那时候小孩一听到有馍吃,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叫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一进屋子他们就把门关了。还叫我坐到炕上。我刚坐到炕上他们就上来捏我的腿。幸亏我爸和我哥他们听到消息,寻着追来了,我才没被吃成。现在一想起那弟兄俩当时看我的眼神,心里还直打颤…
合阳县黑池镇南廉村王富合(78岁):
我们村那年总共饿毙饿死多少人,这我说不上来,没计算过。但我知道住的那条巷,36户死得只剩下14户。有逃出去的,也有饿死的。人没吃的了,可不就只剩下一个死!什么都吃光啦,只要能嚼烂能往肚里咽的东西都吃光啦!糠、玉米芯子、棉籽、刺根、柿子树叶、杏树叶子,我都吃过。
还有榆树皮!榆树皮那是好东西,比其他树皮都好吃,当然不会比正经粮食好吃。怎么个吃法?把树皮剥下来,烤干,碾成面,熬成稀糊糊吃。有时掺点别的东西,有时什么也不掺,就那样喝。我们村子四周原来榆树最多,后来就绝种了!
那时候还有杀人抢粮的。一宗是杨玉祥家。杨玉祥现在还在世,死的是他父亲。不是饿死的,是被人打死的。
那年冬天,杨玉祥他父亲从山西那边贩回二百斤糜子,刚进门,就有人把杨玉祥叫出去。等他回来,他父亲已经被人打死在炕上。用枪打的,腰上穿个洞。二百斤糜子一颗没剩,全被抢走了。谁抢没人知道。那年月土匪多,政府也顾不上查问这类事,死了就白死了。
再一宗是杨成娃家。成娃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面,就被人勒死在灶房里。听说面不多,就二三斤,成娃正打算做了吃一顿饱饭,结果就叫人给害了。
还有杨自成家。杨自成原来弟兄5个,老四和老五卖到北山头去了,剩下老大老二老三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他爸和他妈。自成爸那年有60多岁了,老汉不是饿死的,是被三个儿子活活勒死的。也是那年冬天的事情。
那天弟兄三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麦子,他们偷看磨子,磨完麦子之后扫磨眼时,老汉饿急了,用手捏了点面就往嘴里头塞。三兄弟上来就把他爸勒死在磨道里。自成娘后来也没活多久。第2年的糜子收割后,自成娘一顿吃糜子面饼吃太多,活活给撑死了。
合阳县马家庄乡北足仁村梁德山(85岁):
这事不用想不用回忆,民国十八年年景谁能忘得了?人忘了肚子也忘了!我们这条巷饿死的人,我给你从巷头数:先是梁开吉一家。几口?6口还是7口反正全都死了。全是饿死的,一口也没光出去。
再是梁昌一家。儿子逃荒走啦,随后老汉把女人卖啦。那时候卖女人的多哩,梁启贤也把女人卖啦。还有卖儿媳妇的,梁向引就把儿媳妇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也给卖了。梁芒贤的女人不是他自个卖的,是叫人拐卖走的。梁家昌把女人卖后不久,老汉自已也饿死了。一家人全死绝了,后来院门也被泥死了。
还有梁碰了一家,也是饿死的。还有梁存祥。梁存祥是在黄河的冰面上摔死的。那年黄河结了冰,梁存祥和另外三个人到山西那边担粮,回来时在冰上滑了一跤,人就给摔死了。结果加那三个人,把存祥的那担粮食分开担回来,把人扔在冰上不管了。
再过来是梁更志家。梁更志一家9口,都没有活过那一年。梁更志是跳井死的,他那年有36岁,管着我们这条巷300亩地的催粮差事。他不是村长也不保长,就是按田亩划分,叫他管300亩地的粮差。每年到时候,县上催粮的人不找别人,专来找他。你想,地里啥都不长,人都饿得吃人肉哩,他到哪里去催粮呀?他是个好人,不忍心催大家,就跳井死了。那井有36丈深,人一下去就甭打算救咧。那口井还在,就在场那边不远,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报章实录
郿县之井沟村,有郭氏夫妇二人,因绝食日久,无法生活。适正月望后,有逃难出山者3人行抵该村,饥疲已甚。一人进郭家乞食,余皆在外等候。逾时不返,2人进入室内窥看,此人竟被郭氏夫妇缚于柱上,手由塞口吧刀斫伤头部,血流如注。两臂之肉,已割煮中。2人视之骇走,即狂奔槐芽镇向驻军报告。随即派队将郭氏夫妇拿回审问,该犯直言不讳云: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3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又该县王村有杨姓者,亦因饥饿难忍,竟将一饿至奄奄待毙之人杀而食之。
《大公报》1929.4.9.
陕西亦有烹食儿童之事。故各县儿童不敢出户,防被人劫去烹食。
《申报》1929.4.28.
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大公报》1929.5.5.
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12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
《大公报》1929.5.5.
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藉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2000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5.5.5.
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隅日必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务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本有烟户60余家,现在绝户已10余家。房已拆完,死亡40余口;活埋妻者10余人;逃亡在外都20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48户,现在仅剩8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10元。
《大公报》1929.5.6.
救命!快请救命!陕西省城一隅,每晚至少饿死25人;重灾县城甚于省城者有46县,灾情重大如活地狱。
《申报》1929.5.8.
饿毙之数,至足惊人。岐山一县,即饿毙近4万人。据红会报告,至本年5月间,陕人饿死者,已达40万人。
《大公报》1929.10.10.
[特别鸣谢]:《西安档案网》、《坊上人》、《西北秦人》、《HYSTERIA(台湾,正体)》、中国气象频道《陕西旱灾惨剧》(上、下)、美国《LIFE》记者拍摄到的民国大饥荒…更多资料INXIAN正在收集整理中,和您一起还原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14:28:01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特征

https://www.sohu.com/a/122585301_523172

提要:西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该地区自然灾害的不可避免性和多样性。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特点,总体上表现为灾情严重,发生面积广泛;灾种上表现为多灾并发;在所有灾种中,旱灾发生最为频繁,也最为严重;时间上表现为同步性与非同步性并存,出现三个明显的高峰期;地域上分布不平衡,与邻近省份的关联性;发生趋势为旱灾、水灾、等主要灾害发生频次逐渐增高;成因上表现为两个明显的旱灾和地震灾害链。
关 键 词: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特征
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社会现象,由于气候环境、地理环境不同,成灾机制不同,灾况通常会千差万别。西北地区作为一个自然的经济单位,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有许多共性。民国时期的西北地区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五省。① 纵观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多灾并发,灾情严重,成灾面积广泛.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而严重。除了旱灾几乎无年不发,水灾、雹灾、风灾、雪霜灾、虫灾等也是严重危害农业生产,而且多种灾害同年发生的几率较高,呈现出多灾并发的特征。如 1931 年初,陕西、甘肃先后遭受干旱、虫灾、雹灾、风灾,一些地区还连降暴雨,鼠疫为患,造成西北地区灾民高达 666 万。[1] 1932 年,陕西、甘肃遭受大旱、风雹黑霜灾、大水、霍乱等,灾民达 420 万以上。
根据相关统计,民国 38 年的时间,陕西在同一年发生三种以上自然灾害的达到 31 个年份,占 81. 6%;甘肃同一年发生三种以上灾害的年份有 34 个,占 89. 5%; ② 据陕西赈务处的统计,1933 年,陕西共遭旱灾 92 县,其中蝗灾 36 县;雹灾 29 县;水灾 27 县;疫灾13 县;风灾11 县;虫灾10 县;霜灾10 县;兵灾6 县;其他灾 6 县。[2]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16:44:05 | 显示全部楼层
长庆采油三厂45年累计产油超6000万吨
靖安油田领跑我国最大特低渗透油藏开发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6/09/29/001613006.shtml


中国石油网消息 (通讯员 王炜)“在拥有了第5个日产千吨作业区之后,靖安油田继续领跑我国最大特低渗透油田的底气更足了。”9月13日,记者在采油三厂虎狼峁作业区了解到,从1971年开发至今45年来,长庆油田采油三厂已累计产油超6000万吨,相当于为国家奉献了12个500万吨的中型油田。
  虎狼峁作业区是采油三厂在靖安油田开发最晚、用时最长的区块,属于典型超低渗透油藏。与特低渗透油藏五里湾和盘古梁相比,岩性更致密、孔喉更细微、敏感性更强、物性更差,如何实现这类油藏经济有效开发,将为靖安油田持续领跑我国最大特低渗透油藏添上最后一块拼图,持续提升稳产底气。
  攻克虎狼峁是靖安油田一路风雨兼程的缩影。“单井日产量从不足1吨到目前1.4吨,风雨十三载,终于圆梦了。”看着虎狼峁作业区由小到大一步步艰难走来,作业区书记邢仙茹感慨万分。
  今年8月5日,随着虎狼峁油区原油日产突破千吨,采油三厂成功建成了首个千吨级超低渗致密油开发示范区,以实践再次证明,注水是特低渗、超低渗油田最有效、最经济的开发利器。
  注水是油田开发的灵魂。45年来,长庆油田采油三厂在被外国专家断定为“没有开采价值”的黄土高原上,立足宁夏、陕北两大主战场,从笼统注水到超前注水,从分层注水到精细注水,在漫长的探索中,采油三厂在水上尝到甜头,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98年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大关,到2003年的200万吨,2007年的300万吨,2010年400万吨,再到2012年的436万吨,采油三厂一举跻身全国第三大采油厂。五里湾一区、新寨、盘古梁、吴起,一个个千吨作业区相继脱颖而出。
  然而不知疲倦的石油人并未停歇,攻克特低渗,再战超低渗。2013年,这个厂制定了以精细注水为核心的老油田稳产中长期方案,展开为期三年的精细注水管理提升活动。其中虎狼峁油区被确定为长庆油田精细分层注水示范区、股份公司低产低效井治理示范区试点单位。
  拿下虎狼峁,长庆油田解决超低渗透油藏经济有效开发这一世界级难题的底气更足了。作为长庆油田的产油大户,采油三厂管理的靖安油田仍将继续领跑我国最大特低渗透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17:34: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8-4-16 18:06 编辑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永宁采油厂(即:重组前的永宁钻采公司)始建于1990年4月份,主要从原油钻采运输工作。2005年10月公司重组入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更名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永宁采油厂,是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年产超过百万吨的原油生产单位之一。我厂截止目前共有五个采油区域,占地面积约2050km,储量2.3亿吨,分布于志丹县境内双河乡、周河乡、金丁镇、永宁镇、旦八镇等区域。现有科室34个,固定员工约5060人(其中正式工3035人、聘用工2004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72人,高级工程师13人;现共有生产井场1808个,生产油井5340口,注水井154口,现有六个联合站(分别为双河联合站、野山联合站、徐庄联合站、宜西沟联合站、白杨树湾联合站、周51联合站),10个原油脱水处理回注站,7个原油接转站,2个原油计量站,4个注水站。拥有固定资产总值331663.76万元,至2009年底已形成126万吨原油生产能力。该厂是一个生产手段完备的集地质勘探、井位勘定、钻井、测井、固井、射孔、压裂、安装、修井、洗井、采油和运输为一体的国有中型企业。从地理位置和条件上,永宁油田位于志丹县境内,东与安塞油田接壤,北临靖安油田,西与吴旗油田相连,南邻接界于下寺湾油田。油田范围,北纬36°20′00″-37°12′30″东经108°11′15″-109°03′45″,辖区面积约2050km2。地表为第四系黄土广布,属沟谷纵横,梁峁相间的黄土塬地貌。海拔1400-1500m,沟谷与梁峁相对高差50m-200m之间。境内属大陆性半干旱和干旱气候,年平均温度约9-10℃,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曾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示范推广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省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殊荣。2006年至今连续四年分别被志丹县政府评为“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创建省级绿化模范单位”,2009年度被油田公司评为“安全环保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被志丹县政府评为“全县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厂长书记话改革” ——靖边采油厂厂长李兴斌访谈

按照油田公司“三年注水大会战”阶段部署,以“老庄”项目区建设为示范,重点抓实青阳岔、墩洼厂级项目区建设,做好油水井测试,加强动态分析。加强各联合站、注水站的现场管理,加强水质监测,明确监管责任,提高水质达标率。进一步加强地质研究,完善注采井网,精细小层划分,提高注采对应率。




靖边——油气之都

http://sn.ifeng.com/yulin/travel/detail_2015_10/28/4496536_0.shtml
靖边资源富集,物华天宝。靖边境内天然气、石油、煤炭和岩盐等矿产资源丰富。以靖边为中心的陕甘宁盆地中部天然气田,探明储量4666亿立方米,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陆上最大世界级整装大气田,被誉为“中国气都”。
县内建成了年净化能力达50亿立方米的目前亚洲最大的天然气净化厂。靖边县承担着向北京、西安、银川、上海等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供气的重任,是“西气东输”的枢纽。南部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储量约在3亿吨以上,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县境内北部煤炭资源分布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是神府煤田连接部分,已探明储量达50亿吨以上,总储量预测在150—200亿吨。
岩盐资源也十分丰富,预计岩盐储量在1500—2000亿吨。煤油气盐四大资源同时在一个县境内富集,全国独一无二,世界罕见。
目前,由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投资267亿元建设的靖边能源化工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初具规模,一期启动项目即将投产,园区最终将建成投资过千亿、产值过千亿、甲醇年产量过千万吨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型能源化工基地。
靖边地域面积为5088平方公里。全县天然气探明储量达4666亿立方米,是我国陆地上最大的整装气田,属“世界级”大气田,天然气矿权登记在长庆。目前在靖边从事天然气开采的单位主要有长庆油田第一采气厂和长南项目部,共有天然气井400多口,年产能为28亿立方米,几乎全部外输,就地转化利用率极低。

涉油面积约3700平方公里,石油储量约3亿吨,境内有油井7900多口,年产能为370万吨。其中:延长油田采油厂控制面积约为1955平方公里,开发面积约为340平方公里,有油井4700多口,年产能为100万吨;长庆油田控制面积约为1745平方公里,勘探面积约2000多平方公里,开发面积约为680平方公里,有油井3200多口,年产能270万吨(第三采油厂190万吨,第四采油厂80万吨),所产原油全部外输。



定边油田
拥有定边张天渠、韩渠、姬塬三个勘探开发区块油田,均位于陕西省定边县,定边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角、榆林市最西端,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鄂尔多斯荒漠草原过渡地带。

定边采油厂始建于1993年,下设19个科室、5个采油队、1个井下作业大队和1个机修厂。现有职工3860人,注水井230口、总资产46.4亿元,油井2200余口,已建成百万吨原油产能基地。


玉门油田是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开发于1939年,已走过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先后投入开发的有老君庙、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河、单北、青西六个油田。解放前10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玉门生产的油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1959年,生产原油140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1%。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22:02:25 | 显示全部楼层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探讨


www.txlunwenw.com/nonglinlunwen/201405161221_3.html
一、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
2003 年,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等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Economics 上联合发表《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一文,共同提出: “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2]由此新比较经济学( The New ComparativeEconomics) 进入经济学人的视野。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前沿,新比较经济学发端于产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对制度的选择与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正如Aadrei Shleifer 所强调的,“新比较经济学集中分析制度的多样性”[2]。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应力图避免两种极端情形的发生: 一种是“无序”,即因私人主宰着一切而导致秩序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种是“专制”,即因政府主宰一切而导致强制性制度安排及私人生产积极性受压制。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等还提出了“制度可能性边界”(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rontier,即IPF) ,并以此说明一个社会应如何选择与设计制度,政府应如何在控制无序和避免专制之间实现均衡。具体而言,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等以专制引致的社会损失为横轴,以无序引致的社会损失为纵轴,在二维的空间内勾画出一条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该曲线上有4 个点,代表四种控制战略,即私立秩序、独立执法、国家监管和国家专制。这四种控制战略是根据政府权力的介入程度自轻而重排序的。如图1 所显示,由无序所引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减之势,由专制所引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增之势。图中向右下倾斜的直线表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专制状态下的社会总成本,这条直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切点即表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有效制度选择。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等构筑的这一分析框架,为深入研究近代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契机。采用这一分析框架缕析近代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的脉络,将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相较于其他分析,更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
二、新比较经济学框架下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的逻辑轨迹
不管是对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史,还是对于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史,近代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时期,其间既有农村合作金融的辉煌时刻,亦可见农村合作金融的异化与走样; 既有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时期,亦可见农田水利建设的衰微结局; 且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演进都不是孤立的,二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联。当在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勾勒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并以此为基准剖析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演进及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的基本逻辑,可以很清晰地认识不同阶段农村合作金融所处的不同战略状态,及其所引致的农田水利建设损失抑或收益。
1. 北洋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业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
基于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混战,政府政权式微,实力孱弱,农村合作金融业自产生之日起即陷入无以自拔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无序而混乱的农村合作金融不可能为农田水利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相当滞后,成就甚少。
北洋政府时期,尤其是1916 年袁世凯猝世后,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自1916 年至1927 年,短短11 年间,北洋政府相继历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周自齐等14 位总统,但无一人有统御中国之能力,北京政府形同虚设,无力管控各方事务,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极具现代意义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即产生于这一特殊环境中。1923 年6 月,香河县第一信用合作社在京兆直隶地区( 今河北省) 宣告成立,成为中国现代农村合作金融业诞生的标志,也拉开了农村信用合作运动的序幕,此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政权式微的北洋政府,不能为新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供给,亦无法引导其健康成长。这一点在民国经济学家张镜予所著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中得到佐证: “关于合作社内部的章程,没有政府的法令为之保障”[3],农村信用社完全自由自治地发展。实际上,此间仅有身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华洋义赈会( 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全权负责监管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务。综观古今中外金融事业,即使是专门性的金融同业组织都难以承担监管之责,更何况是隔行而又毫无法定监督资质的民间慈善性团体。华洋义赈会何以完成农村合作金融监管之重任? 况且,信用合作社事务并不是华洋义赈会之主要业务,这更加剧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无序发展之势。自1923 年农村信用合作社产生至1927 年,短短4 年时间,仅京兆直隶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就由8 个激增至561 个,增长约70 倍; 农村信用社社员由256 人增至13 190 人,增长约52 倍; 股金由286 元增至20 698 元,增长约72 倍。农村信用社增速之快,远超出华洋义赈会预期,致使华洋义赈会愈来愈无法掌控。一些农村信用社甚至未经批准与承认就成立,并开展金融业务。据统计,1923 至1927年未经华洋义赈会承认就成立的农村信用社持续激增,1924 年仅2 个,至1927 年已增至432 个,甚至是当年华洋义赈会承认之农村信用社社数的3 倍多,这些农村信用社都游离于华洋义赈会的管辖之外,亦不受北洋政府控制[4]。毋庸置疑,监管的缺失将初生的农村合作金融业置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无序和混乱,严重影响了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信用社社员挪用贷款、不按时清偿贷款本息、妨害信用合作社社务等丧失信用甚至犯罪的行为频繁出现,日益猖獗,但由于监管的缺失,这些现象只能任由其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业陷于私立秩序战略状态,无力自拔。

这 一时期,由于农业发展水平低,技术落后,农田水利发展原本内在动力就不足,而农村合作金融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更是让其发展雪上加霜。农村合作金融私立秩序战略状态下,农贷无序混乱,水利经费无以保障,农田水利建设困难重重。虽北洋政府极力提倡水利兴修,颁布水利奖惩办法,但苦于水利经费不敷,收效甚微。如河南省,1924 年,河南省政府公布《县知事办水利奖惩规则》,指出: 开辟过境河流航运,且开渠灌田排涝确有功者,授予勋章;消除境内河川水害且排涝灌田超2 万亩者,授予内务奖章; 开渠灌田超万亩,抑或排患受益超2 万亩者,授予省长公署奖章; 掘井塘超百口者,记大功; 铲除被淹低洼区水害者,记功[5]238。但没有农贷的支持,地方水利经费捉襟见肘,对于省政府兴修水利的号召多消极对待。看似鼓舞人心的水利奖惩规则最终成为一纸空文。此后冯玉祥主政河南,将治水患兴水利作为重要举措,但苦于水利经费缺乏,竟将查抄之官员资产用以兴修水利。地方上偶有少数乡绅自筹资金修建水利,但由于资金并非充裕只能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且一些豪绅依仗权势长期霸占农田水利设施,向贫苦农户征收不菲费用甚至拒绝提供灌溉便利。可见,河南省的农田水利建设陷于农贷缺乏、经费不敷的困境,几无建树。而甘肃、陕西、宁夏等北方省份,这一时期同样由于经费不敷,无法改善水利设施,水利建设相当滞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仍沿用明清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而这些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或者渠口被堵,无法引水; 或者渠道被砂石瓦砾掩埋,无法承载充足水量。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业灌溉,甚至不能达到清同治年间的水平,如陕西酒泉县的灌溉总面积,“昔盛时曾达一百四十七万亩,现在常年所灌者不及早年的七分之一”[6]。一些农田耕地也因没有水可用,只能废弃。更严重的是,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致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灾荒频仍,不是旱魃肆虐,就是洪涝泛滥,不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就是无雨旱灾、十年九荒,经济社会状况日趋恶化,百姓民不聊生。“陕、绥、甘、宁各省僻处边陲,雨量稀少,交通不便,近年旱灾频仍,颗粒无收,致酿成人争相食之惨状。”[7]77 正如时人所述,“年来朝野人士,莫不怵目灾害,兴怀饥溺”[8]。国民政府曾对此作出深刻总结: “尝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相传死亡者达百万人,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兴修水利,较之其他各处及其他各项事业尤为迫切”[7]92。再如广西省,由于远离历朝历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地处边疆,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民族间关系紧张,农业经济水平较落后,因而水利建设极少,水利设施一直十分缺乏。加之这一时期农贷未能发挥应有之作用,水利经费不敷,广西水利建设停滞不前。据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9]编纂的《桂政纪实》所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广西几乎没有什么水利设施”。

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业的国家监管战略状态与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期”

面对北洋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业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济,社会各界倍感切肤之痛,迫切希望农村合作金融由无序走向有序,以助推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而农村合作金融的有序发展必须依靠强势政府扭转这种无序混乱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社会渴望强有力政府的出现和干预,以引领农村信用合作事业走上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真正起到助推兴修农田水利、赈济灾民、拯救农村之作用。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北洋政府的孱弱截然不同,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尤其是东北易帜后,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作风,成功将农村合作金融业由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上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推向国家监管战略状态,随之通过农贷修筑大量农田水利工程,迎来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期”。
南京国民政府为整顿农村合作金融业,结束无序混乱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采取了一系列措置。第一,逐步设立并调整相关管理机构,力求有效管控农村信用合作事业。1929 年2 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颁布《下层党部工作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遵照此条例,成立合作运动组,委员5 至7 人,负责制定合作运动计划[10]110。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下设经济组,主要负责农村合作事业的指导和管理。1935 年,国民政府再次对农村合作事业管理与指导机关作出调整,确定农村合作事业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实业部两大部门共同管理。具体来看,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合作事业委员会,主要负责农村合作事业的组织、宣传及资金调剂等工作; 实业部则下设合作司,主要负责农村合作社的考察、登记及指导等工作。1936 年,实业部地位再次提升,接管了全国所有农村合作事业,成为最高的农村合作主管部门,承担农村合作金融监管之责,推动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第二,陆续颁布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相关法律法规。1931年3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明确规定: “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增进佃农福利,国家应积极设立农业金融机关,奖励农村合作事业”[11]。同年,鉴于各地农村信用社规则的不一致与混乱,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国性农村合作社法规。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又酝酿起草《合作社法》,并于1934 年3 月1 日起在全国实施,该项法律对合作社的性质、地位、主管部门、内部组织及原则、经营业务等都作出了重要规定。遵照此法,1935 年,国民政府拟定并颁布《合作社法施行细则》。这些法律规章的相继出台,为农村合作金融由无序走向有序创造了法律条件。第三,大力培养农村信用合作指导人员,并派遣专家赴各地实地考察农村信用合作社,敦促农村合作金融事业有序发展。1935 年,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合作指导人员训练所,培养各级合作指导监察人员,待其训练结束即派往各省考察和监督合作社的进展状况。另外,国民政府还从国外聘请合作专家考察农村金融合作事业。英籍专家甘布雨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命到河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考察当地农村合作金融事务,并指出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在的问题,避免了无序与混乱的局面。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村信用合作社事业逐渐被打上了“政府的烙印”,成为由南京国民政府推动与管控的系统化工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由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上的私立战略秩序状态转入国家监管战略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实施监管,效果是显著的。曾时常发生的挪用贷款、不按时清偿贷款本息等丧失信用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较少出现。至抗战爆发前,全国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无论是社数、社员人数还是股金积累数,都呈稳步增长之势。
在农村合作金融业国家监管战略状态下,农贷得以顺利发放,水利经费明显增加,大量水利工程得以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总体呈上升之势,并迎来“黄金期”。如河南省,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全面开展,成效显著。凿井灌田方面,各地凿井队陆续组建,至1935 年凿井队已有67 班,1936 年扩至110班,1937 年扩至150 班,遍布河南70 余县,以新法打机井逾4 800 口。在新法凿井快速发展的同时,旧式凿井也不甘落后,据河南洛阳等67 县水利统计数据,仅1930 年至1933 年,共凿砖井逾14. 5 万口,共凿土井逾2 600 口[5]223。灌渠兴修方面,曾经衰落的灌渠得到大规模修治,新渠亦大量开挖。1928年,河南武陟、沁阳、温县等地修造沁河两岸废闸口33 处,成效惊人,灌溉农田逾2 000 顷[5]269。同年,横贯河南洛阳县至宜阳县的洛宜渠开挖,至1933 年竣工,实际灌田1 万5 千余亩。至1936 年,河南洛阳县、卢氏县、洛宁县、偃师县、蒿县、伊川县疏浚旧灌渠并开凿新渠共49 条,灌田173 310 亩[12]。同年,河南安阳县修缮旧渠并开凿新渠数条,如万金渠、三民渠、民生渠等,灌溉效益亦十分突出,其中万金渠灌田逾1 000 顷,三民渠灌田逾500 顷,民生渠灌田逾400 顷[13]。至1937 年,河南镇平县修治河道共6 条,并开凿柳泉铺渠、堰嘴渠及安字营渠等灌溉农田。在大规模凿井灌田及渠道兴修的同时,山泉也得到积极开发且成效显著。1928 年,河南北部数县试行挖泉,“未及匝月,凿泉百数,合拦河导渠,灌田种麦至数千顷,舆情大慰”[14]。如甘肃省,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复苏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水利建设被列为重中之重。在农贷资金的资助下,各县水利工程建设卓有成效,如皋兰兴建13 条水渠,灌田达3 万6 千多亩; 靖远兴建水渠9 条,灌溉农田2 万1千亩; 武都兴建水渠5 条,灌溉农田1 万亩; 海源兴建水渠7 条,灌溉农田1. 22 万亩等。截至1934 年,甘肃各县兴建和完成了78 条水利渠道,灌溉农田86. 16 万亩[15]。如广西省,在广西省政府的积极引导、推动与农贷政策扶持下,水利兴修工程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仅1933 年至1938 年,水利工程资金达756 120 元。由此,广西省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柳城县兴建福立水塘、石碑坪抽水工程、古丹第一及第二水塘、无忧第一水塘、郭村第一及第二和第三水塘等,宜山县修建洛寿水坝,镇结县修建镇结水坝,荔浦青山乡修建合江水坝,义宁县修建义宁水坝,凭详县修建上石乡水坝,宜北县修建宜北水坝,雷平太平州修建泗文水坝,阳朔县修建阳朔水坝等,“截至民国二十八年止,据各县填报应兴办者有440处,灌溉面积200 余万亩”[10]60。可见,在农村合作金融的助推下,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高峰。
3. 抗战爆发后农村合作金融业的国家专制战略状态与农田水利建设的衰微
国家监管战略状态下,农村合作金融有力地助推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使之步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期”。然而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因服务抗战及所谓“戡乱”之需,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对农村合作金融业严加管制,最终将农村合作金融业置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国家专制战略状态,随之农田水利建设也落得衰微之结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诸多方面采取了措施,不断强化对农村合作金融业的直接管制以服务抗战。对于民间团体举办之农村合作金融事业,国民政府开始以行政命令全面接管。国民政府命华洋义赈会等民间团体将农村信用社事务全部移交实业部合作司。从相关规章制度看,为加强对合作金库的管理,建立全国统一的合作金库系统,经济部对《合作金库规程》予以修订。1939 年,为配合新县制的推行,行政院发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纲要》。1945年,为进一步强化对信用合作社的统制,经济部又修正颁布《合作社法施行细则》。从管理部门看,1938年,经济部决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务由农林司主管。1939 年,国民政府又下设合作事业管理局,作为管理合作事务的最高机关,同时各省市设立农村合作事业管理处,以进一步对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加强计划指导。1942 年,合作事业管理局编制全国各省市农村合作事业三年计划,并下发至各省市农村合作事业管理处贯彻执行。1946 年,合作事业管理局又编制并下发全国各省市农村合作事业五年计划,以强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指导。从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来看,为密切配合抗战,1940 年,行政院推行新县制,并要求各地合作社设置应与行政区划相一致,逐层设立县联合作社、乡( 镇) 合作社、保合作社( 每保一社) ,甚至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名社员。这样,农村就普遍设立了乡镇合作社组织,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战时合作社体系,与地方自治工作密切配合。农村信用合作社战时统制功能不断强化,最终将农村合作金融置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国家专制战略状态。国民政府利用专制强权将农村信用合作运动与新县制的推行捆绑在一起,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异化与发展路径的偏移。农村信用社事业已不再是独立的金融事业,其经济功能日趋弱化,社会控制功能日趋强化,逐渐流变为国民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动的为巩固政权、加强战时社会控制服务的工具。

国家专制战略状态下的农业合作金融,不仅不能有效扶持农田水利的建设,相反,还使农田水利建设出现诸多问题。首先,农田水利贷款政策均为服务抗战而设计,背离助推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初衷。正如中国农民银行业务报告书中指出,农贷实施方针,着重农田水利以及军民必需之农业特产,以服务战时需要。随着农村合作金融功能的异化,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路径亦出现偏移。其次,秉持“抗战建国”宗旨的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均放于军事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重视程度有限,农田水利建设亦是如此,国民政府虽对农田水利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诸多措施均流于表面,没有真正贯彻实施。再次,农田水利贷款金额不足,水利经费存在较大缺口。诚然,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贷款,但随着抗战的持续,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农田水利建设贷款额急剧缩水。如1942 年,国统区物价指数为2 696,而1945年,国统区物价指数竟飞涨至137 067。相应地,水利贷款额大为缩水,1945 年的农贷额同比仅相当于1937 年的5%,实在是微不足道[16]。农贷资金不足造成的直接后果即是农田水利建设材料与水利设备的缺乏。如陕西洛惠渠工程,在隧洞施工过程中出现流沙与塌陷险情,本可利用设备解决,但因必要设备的缺乏一直没能完工,直至建国后问题才得到解决。如新疆天池水库工程,因水泥不足,无奈以木材代之,结果严重渗漏,漏水量竟超过总蓄水量的70%[16]。甘肃兰丰渠工程,因工程资金无法完全到位,尽管施工4 年,但最终被迫于1946 年停工。甘肃平丰渠工程,原本计划1942 年动工,可最终由于物价飞涨,工程款无法筹措,未能施工[17]。如广西省恭城势江灌区,“截至民国三十五年春灌之前,实际的受益田亩不到三分之一”[18]。此外,农田水利贷款为豪绅官员中饱私囊,诸多水利工程因经费不敷,无奈中途停顿。截至1947 年6 月,筑坝开渠及灌溉等大型工程未完工者竟有31 处之多,且遍及各省[19]。而且,诸多地主豪绅官员还利用农田水利贷款放高利贷,正如时人所评述,贷款常有“被经手机关或个人从中渔利及垄断之现象”[17]。地主豪绅依仗把持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低至一分不到的利息借出款项,而后以高至7 分的利息,贷给急缺资金的贫苦农民,本该受益的农民反而遭到更严酷的盘剥。因而,抗战之后的农田水利建设因处于农村合作金融的国家专制战略状态下,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效用。
三、结束语
回溯近代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变迁历程,北洋政府时期,政权的式微将农村合作金融置于私立秩序战略状态,农村合作金融混乱无序,农田水利几无建树; 1927 年后,强势的南京国民政府将农村合作金融推向国家监管战略状态,农村合作金融快速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迎来“黄金期”; 抗战爆发后,农村合作金融完全操诸政府之手,进入国家专制战略状态,农村合作金融异化,随之农田水利建设亦走向衰微。
诺思[1]20 曾言: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从近代农村合作金融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很不幸,国民政府践履了这一极端情况,陷入诺思“悖论”中。这一结局是发人深省省的。总结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及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揭示问题,汲取经验教训,在当下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22:48:20 | 显示全部楼层
绝秦书》的笔记-民国十八年年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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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也,馁在其中矣。         ——孔子

在这个世界,只有孩子的快乐与金钱无关。对一个孩子来说,每天都应当是快乐的,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只要能填饱肚子。我关于童年的回忆也是快乐的,除过饿肚子的时候。

至少在15岁之前,我是不能放开肚子吃的,每顿饭都定量。碗里的饭吃完了,只好伸着舌头舔碗底,舔得跟洗过一般。如果还馋,就求着娘将锅底的锅巴铲出来。

关中盛产小麦,芒种时节,渭河两岸金黄一片,是看不尽的麦浪。只是这些麦子都是给城里人吃的,种麦子的农民无福消受。小麦几乎都给官家上交了,只留下一些坡地上红薯和秋粮作为我们庄稼人的口粮。因此,我记忆中,麦面馍是过年时才可以喋上一两口,所谓过年,就是“麦面馍馍就葱”。

事实上,直到我18岁来到城市,我才知道什么叫放开肚子吃饭,而且吃的是雪白的麦面馍。多少年以后,我关于少年时候的记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只有两个细节常常打动我,一是吃毕饭舔碗,二是捡麦粒。

我稍微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忆苦思甜了。但实际上在家里,对于死里逃生的长辈们来说,他们仍会很自然地拿过去的经验来教育我们。我婆张嘴闭嘴都是“民国十八年年馑” 如何,我爹则是“五八年低标准”如何,甚至有时候他们母子俩会为哪个“八年”更悲惨而发生争执。

等我成人以后,我婆我爹他们母子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常常努力去回想他们的音容笑貌,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片。我总是担心,如果我哪天再也想不起来了的话,那他们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和我一样来到这个世界,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岁月之后,匆匆离去了——除过自己,什么都没有带走;除过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令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对帝王将相独夫民贼的历史如数家珍,却常常对自己父辈祖先的历史一无所知。

当我已经很和我爹留给我的最早印象一样大的时候,我也曾经试图复原起我爹和我婆他们当年的生活片段,但最后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打捞。我只留下童年里记住的星星点点,但他们曾经的苦难岁月是那么漫长,这使我的记忆如同关于一场梦一般显得不那么可靠。

在饥荒深重的1960年,柳青先生写作了著名的《创业史》,小说开篇写道: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坊、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锨,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与30年后的饥荒相比,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自然灾害,而且其规模之大,灾难之惨烈,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据民国十九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长邓长耀的灾情报告,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而且,祸不单行,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同降临,使陕西全境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

天府关中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渭源的渭河冲出秦岭,从汧山和陇山间进入一片平原。或者说,是渭河塑造了这片平原。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日积月累的囤积,最终形成东宽西窄的盆地型黄土冲积平原。

这块“新月沃地”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老龙山、嵯峨山、药王山、尧山等)之间。西起大散关,东至潼关,海拔约325~800米,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肖关之间),古代称“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渭河由西向东,横贯渭河平原,干流及支流泾河、北洛河等均有灌溉之利,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都引自这些河流。再加上关中平原土地疏松肥沃,十分适宜耕作。“秦”字本意就是收获庄稼。《禹贡》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即是最适宜种植农产品的土地。经过周、秦、汉三朝的开发,以及秦、汉政府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使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支援了关中都城的经济。西汉时,关中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粟米的储备,牲畜的数量,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却拥有全国十分之六的财富,充分显示关中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关中不仅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从战国郑国渠修好以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四周又有山河之险,关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从西周开始,历时千余年,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于关中。

关中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这片沃土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曾教民稼穑。神农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三皇五帝刀耕火种的历史: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以说,关中平原直到战国时期,依然“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198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地打击和磨难。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百衲衣一般的绿色耕地,以及由简陋的茅屋、蛛网般的水渠和台阶般的梯田聚在一起的村落,这就是多少代人们弯腰驼背累死累活辛苦劳作的见证。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聚集在狭小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有人的所有智慧和忍耐力。就整体而言,两面临海的华南雨量充沛,但雨水又常常会把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养料带走,因此只有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可以获得沉积物补充,相对比较适合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反过来,远离海洋的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土壤非常肥沃,但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米,而且每年之间变化很大,有时相差30%以上。因此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北方农民可以勉强维持温饱,一旦遭遇周期性的缺雨干旱,则形成无法摆脱的年馑。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生产口粮,而不像欧美一样用来放牧。相对而言,生产粮食比放牧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单位土地的能量产出也更高。同样的土地,水稻产量是小麦的2倍以上,而水稻的劳动投入也更高。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本是最紧缺的,而人和劳动的价值很低。人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土地尽可能生产出最大的粮食。相对洪涝严重的南方来说,华北地区则更是“看天吃饭”。华北自古“十年九旱”,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世代代接受旱灾和饥荒的诅咒。黄仁宇甚至认为,正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中国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他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

中国夏季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争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2117年,曾有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主义。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

西府蒙难

所谓“民国十八年年馑”,实际上从民国十七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从民国十七年元月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中,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已经宣告了一场人家浩劫的来临。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关中西府,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为临近秦岭最高峰——海拔3500多米的太白雪山,这里大多数年份都降雨量充沛,堪比江南气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西府人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像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旱灾极其少见,也因此给西府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很多经历过那场旷世奇灾的幸存者,提起“十八年馑”和“万人坑”来仍不寒而粟。

民国十七年到十九年(1928—1930)的这场持续大旱灾,波及整个华北,但受灾最重就是陕西,而陕西的重灾区则是人口密集的关中,其中又以西府的悲惨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碌碡三年没翻身,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颗粒未收。

从民国十七年开始,西府全境就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子下地如同搁在楼顶,根本发不了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改过年去,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这场雪上加霜的大旱灾,使很多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家顿时崩溃,一场席卷西府全境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十八年年馑”从此成为西府人心中最可怕的字眼。

据说当时,宝鸡县一带热风时起,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大旱12个月,井泉枯竭,河道断流。宽阔的渭河往日可以通舟舸,而当年却在河道里行马车。甚至连根深叶茂的多年老树也大半枯萎。依靠杯水车薪的井水灌溉,夏粮勉强收成了不到两成,而秋粮干脆就颗粒未收。往年绿野千里的渭河平原,如今整个赤地千里,满目苍凉,令人惨不忍睹!

《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

《岐山县志》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无麦无禾,麦仍失种,山童赤地,菜根亦断,拆房卖薪以糊口,然斗麦价七八元,房尽而粮仍绝。”当时囤积有粮食的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无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草根、树皮掘食已尽,许多村庄已经十室九空。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绝户。

为了求生,灾民们纷纷涌入城市,白天乞讨于街头,晚间露宿檐台。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声绝,陈尸道旁,填于沟壑,也无人收尸掩埋。鉴于此,民国政府只得在宝鸡市西门外挖了两个深坑,名曰“万人坑”,将尸体扔进坑内了事。

在扶风县,贫苦农民饿死者日有所闻。扶风县城和绛帐镇平均每日死亡者不下百口。廊檐、街道死尸横陈,时值炎夏,不及分别掩埋,遂掘坑集中掩埋,亦有“万人坑”。扶风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乡的南寨子、南郡村甚至已经绝了人烟。

相比较为富庶的宝鸡、岐山、扶风,千阳、陇县和麟游县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草根树皮剥食殆尽,饿殍载道。凤县“饥民以树根、树皮为食,入山逃荒者络绎不绝,横尸遍野”。凤县西门外同样也挖了万人坑,以收集饿死饥民的尸体。

更为可怕和诡异的是,在这场持续巨旱的惨境中,扶风县在这年冬天竟然遭遇到了特大暴雪。这场暴雪并不是什么瑞雪,而是落井人遇到的从天而降的巨石,直接将苟延残喘的饥民置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连降大雪十余天,平地伸及人胫。腊月初又降大雪,气候极严寒,渭河、沣河全部封冻,冰厚近二尺。兽力于冰上行走畅通无阻;百年柿树、石榴树被冻死……正月十四、十五又两降两天大雪,雪片大似铜钱。北部山区道路阻塞,狭口雪深丈余无法行走……贫民有冻掉手指、足趾的……全县死人达六分之一”。这年腊月,与扶风相邻的岐山县也“遭受大风雪,饥民多冻死。”

据陕西省“赈济会”关于“十八年年馑”的当时统计显示,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四县受灾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大灾之后,凤县人口减少了6万人。

这场漫长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民国十九年,西府地区继续干旱,不少县甚至持续干旱到民国二十一年。在此期间,各县又发生了春寒霜冻、暴风、冰雹、黑霜等自然灾害,收成大减。这一年,旱灾还没有结束,蝗灾又起。民国十九年六月,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

这场千古奇旱,最后在一场暴雨酿成的水灾中结束——当雨来临的时候,竟也是一场灾难。民国二十年夏,头年遭遇暴雪的扶风再次遭遇暴雨,渭河河水暴涨溢出堤坝,渭河两岸水深过丈,秋庄稼悉数被淹,窑洞因暴雨淋浇而崩塌,劫后余生的农民几乎在劫难逃,死亡极其惨重。稍晚一些时间,眉县也连降暴雨,山洪爆发,冲毁庄田,平川一带尽成泽国,墙倒屋塌,人畜淹死者无数。宝鸡渭河南岸地区暴雨成灾,洪水溢出清姜河两岸,益门桥被冲毁;麟游西部突降暴雨,杜水河涨溢,庄稼被淹150亩;凤县秋雨连绵,导致山洪爆发,嘉陵江水泛滥,冲毁农田225亩,冲毁房屋123家,死亡26人……

赈灾救济

从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不仅关中和华北,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民国 十七年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民国十八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利率月息8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10年内还清本息。

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十八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视察团抵达西安后,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以及民政教育等政府官员陈述了灾情,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视察团一行于次日来到西安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拃高。农民家里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土度日。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遇见路旁饿死者就达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地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视察团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

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电文:

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在省内外无数绅士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民国十九年初,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等人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

《同官(今铜川)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 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

民国十八年这一年期间,陕西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努力募捐,一方面从汉口和上海等地购买粮食。另外还获得赈灾公债200万元,实得133万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

同时,陕西赈务会在西安地区设立了妇孺收容所,收养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西安四周及各县也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地址姓名,并造册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查验食粥票,核对底册,然后饥民持竹签排队进厂,男女分列,老弱在前,少壮在后,每人一勺。为防止饥民饱食过度撑死,每人最多只能吃两勺。食粥后竹签收回,食粥票发还本人。

在办施粥厂和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积极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在此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呼吁全国各界继续赈灾。

霍乱之乱

与西府相比,西安和东府的境况或许更糟。民国十五年刘镇华围困西安300余日,饿死者过半。解围之后,西安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一场大天灾便接踵而来,过去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如今又在劫难逃地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这场大饥荒使官商云集的省会西安城中,到处都是没有人管的饥民饿殍。一波接一波的灾民逃难到城市,饥寒交迫的难民使西安陷于崩溃之中。

宗鸣安先生在《西安旧事》(西安出版社,2009年)中,对西安的遭遇有许多详细的记述。书中叙述道,父母不忍孩子饥饿痛苦,有的一狠心就直接把孩子掐死,还有的人饿极了,竟然吃起人来。书中有许多记录当时惨状的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家几口人饿死在西安街头,有几个在人行道上的,被人们堆上一些土掩盖了一下;另一个在马路上,只穿着短裤,倒毙在街头,却无人来管。周围的人,有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仿佛没有看到一样;还有的人,在家门口看着。有一幅是宜君县灾民,一个母亲倒毙在那里,旁边至少有三个大概只有不足五岁的孩子,一个只有上衣,另外两个全身赤露,饿死在外面。母亲的旁边还有一个竹竿或木棍,或许是用来轰赶恶狗的,也或许是用来支撑已经完全无力的身躯。

历经过大饥荒的老人们如此诉说饥饿而死的感觉: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人就死了,像是睡着了一样……如今再回首那一段不看回首的苦难岁月,不得不悲叹,在大自然的淫威之下,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可怜,又是多么凄惨多舛。

在连续4年水深火热的人间浩劫之后,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夏之间,眉县、宝鸡、岐山、陇县、麟游接连遭受热风袭击,地里的庄稼在大风中成片枯死,甚至残破栖身的屋顶上的青瓦都被风刮得如同树叶般飞落。连着热风又是黑霜,刚挺身的麦子被黑霜一举打死;紧接着,又是冰雹突降,庄稼地里跟磙子碾过一样,狼籍凄凉惨不忍睹。凤县先是出现了二月春寒和霜冻,春苗都被杀死;紧接着7月在苇子坪、谷叉河一带突降冰雹,大如鸡卵,人畜被砸死打伤无数,秋作物悉数被毁。而在凤翔、陇县和千阳则发生了水灾。

屋漏偏遭连阴雨。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灾难深重的西府被推入又一个深渊。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之后,西府地区爆发了“真性霍乱”,又称“虎烈拉”,人们也叫“转筋霍乱泻”。这种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快、发病快、死亡快。在瘟疫最严重时节,虢镇每天死于此病的多达四五十人,高家陵村31户病亡死绝。

在疫情最为惨烈的虢镇,人们在南北两头挖了两个“万人坑”。刚开始,先死的人还用棺材成殓;等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死亡,棺材已经不够用了,只好用席子一卷;等到后来,很多人家全部死绝,最后死的人往往已经没有人去抬尸掩埋,暴尸于家中无人过问。一群一群的野狗走街串巷,入村进户啃食死尸……

虢镇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当时,陇县县城一天病死近百人,从东街到西街死于疫情者达1200多人。千阳县城死于“霍乱”的也不下千人,城南平江营与三义庙处都有葬埋病死者的万人坑。

因为南北都是山,当时关中地区经常有狼群出没。在瘟疫袭击之下,很多村镇人烟零落,死亡的气息引来狼群袭击。一些没有病死饿死的老弱妇幼,最后又遭遇到了狼群的屠杀和残害。这种耸人听闻的惨剧,在当时几乎不绝于耳。

一般而言,青壮年男子所消耗的基本热量最高,所以一旦遭遇饥荒断炊时,男人往往很容易最先饿死。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缠足陋习最为严重的时期,几乎每个女孩从五六岁开始就被人为折断脚趾骨,使其终身行动困难,沦为炕前灶头的生育工具和做饭机器。家庭主要支柱的男人一死,剩下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往往没有任何求生能力,因此最容易招致狼群入户袭击。

凤翔因瘟疫病倒9000多人,其中6740多人丧生。凤县亦有千余人死亡。因为是烈性传染病,亲友们也不敢探望,即使死者也没有敢去掩埋。在这场席卷西府各县的超大疫情中,灾后刚刚恢复绿色生机的田园,重新变得一片荒芜。渭河两岸横尸遍野,野狗成队,野狼成群,村村无鸡鸣,户户少炊烟,到处一片死寂破败的末日景象,令生者欲哭无泪。

这场霍乱之灾过去之后,官方进行了统计,西府五县感染患病者共计20194人,死亡12861人。其中岐山病死130人,麟游县病死89人,凤翔县病死6740人,眉县病死1189人,陇县病死4713人。在近代瘟疫灾难中,这场被遗忘的霍乱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可谓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在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之后,无处不在霍乱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几乎摧毁了这里的一切。

痛定思痛

关中与陕南山区、陕北高原并列陕西三大地理板块,而关中人口最为密集,也最为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自古就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皇权文化和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摇篮。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四大强盛王朝的立国之基,绝对是黄河流域的第一富庶之地。关中的农业历史最为悠久,几乎可以作为中国农业经济模式一个典型标本来看待。虽然华北地区号称“十年九旱”,旱灾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自然灾害,但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相对黄河上游和下游来说,灾害的频度要小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持续数年的连续灾害最终酿成极其惨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

如今,这场灾难已经过去整整80年,回首这段历史,许多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

首先,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根据历史资料,民国18年全国平均小麦亩产为146斤;民国24年渭南县平均亩产88斤;民国28年华县平均亩产只有可怜的34.7斤。这尚且是没有遭灾的正常年份的丰收亩产。如此低的粮食产出不仅跟今天无法相比,就是跟古代也是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秦汉时期高产样板田产量可达到近300斤,可见农耕早期土地肥力非常好。2004年关中夏粮丰收,创历史最高纪录。岐山县40余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为368.6公斤,即737斤。

其次,农业技术落后。因为种子限制,2000多年来关中农业一直延续稀植习惯,每亩小麦下种10斤,苗数10万株,成穗20万株,理想产量200斤。如今抗倒伏种子可以做到密植,下种和产量都翻了一番以上。农药技术和化肥技术在民国时期几乎还是梦想,仅有的人畜粪尿远远不能解决土地肥力下降的困境。同时,被人类彻底驯化的植物其生存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有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减产都会非常严重。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第三,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隋唐时代,朝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不得不建立东都,常常去洛阳“就食”。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以民国38年的东府为例,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可灌农田仅1.21万亩;渭南县142.59万亩耕地中只有1.37万亩水浇地,大县大荔耕地面积为182.09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可见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若遭遇大旱只能仰天长叹了。

值得一提的是,水泵技术在当时尚未得到运用。由电力驱动的水泵要比人工汲水效率高得多,提取地下水以弥补降水量是现代普遍的抗旱手段。而在当时,由于渭河干涸泉水枯竭,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水井干枯见底。在没有任何现代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条件下,挖掘深水井费时费力且危险,成功率也不高。即使挖掘成功,极低的水位只能使用辘轳摇水,汲水实属不易。干旱到极点时,人畜饮水都困难,更不用说以水浇地了。

第四,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老政府和新政府都缺乏有力的备灾备荒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相反,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税收政策使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连年不断的破坏性的战争将损失和成本都由农民承担。在层层盘剥之下,大多数农民在丰年可勉强维持,一旦发生意外灾难,毫无回旋余地和自救能力。虽然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在赈灾过程中扮演了光彩的角色,但面对遍及全国的巨大的灾难,几无家底的中央政府对关中年馑所能提供的救助依然不过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连续的旱涝蝗冰疫五毒俱全的巨灾之下,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已经注定在劫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19日,于右任先生在一份官方报告中批评道:“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第五,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汽车刚刚出现在洋人的租界,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当时中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全部进口的汽车和汽油实在是太昂贵和太奢侈了。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民间运输几乎断绝。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交通阻隔。交通困难一则使难民无法逃离灾区获得救助,二则使赈灾救助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据当时的记录,往关中运去一石米的路费竟然要花费10石米,如此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是造成灾荒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南京政府新立,励精图治,动用一切舆论,使关中饥荒引发全国关注。虽然各方人士捐募的粮款在外省待运,只可惜全国交通环境恶劣,局势动荡不定。为防止被地方军阀土匪劫掠,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往陕西,使灾荒最后扩大。

第六,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权贵的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清末时期,中国男子中瘾君子比例一度高达70%;民国时期,吸食鸦片的比例依然在总人口的10%以上。鸦片税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源。鸦片经济的兴盛,一方面使无数农民因吸毒而致贫致病,另一方面占用大量耕地,挤占本来就低至温饱的粮食生产。

党晴梵于民国二十年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饥荒发生时,瘾君子无疑成为最早一批受害者。吸烟者一般为男人,一旦鸦片断绝,吸烟者顿时崩溃。失去男人保护,行动不便的小脚女人和老人孩子也随之陷入困境。另外一点,当时尚未进入商品时代和石化时代,用于制作衣物的棉花同样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粮食空间更加受到挤压。埃德加•斯诺当时在华北游历访问,他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大片大片上好的土地上都种着鸦片。

不应忘记,鸦片在当时还具有货币功能。

第七,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因此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粮食的增长。当人口超过粮食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就会发生饥荒、战争和瘟疫,由此产生的大量死亡导致人口减少,使人口与粮食重新恢复均衡。在传统农业时代,人类发展屡屡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削减”掉大量人口后,重新回到太平盛世。民国时期的中国刚开始工业化进程,但连年的战争使发展步履维艰,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商业所占比例极低。也就是说,90%的人口都是生产粮食的农业人口,粮食剩余本来就极其有限,而且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

进入民国,中国人口增长开始加速。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破纪录的5亿,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无疑是一个人口极限。就陕西而言,民国十八年年馑之前,人口总量达到1300多万——这是70年后全省人口又一次超过1300万。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陕西人口第一次达到1394万,不久关中即爆发了残酷至极的种族大屠杀,到光绪五年(1879),人口锐减至772万。短短10余年间,全省人口损失高达622万,有一半左右人口死亡。民国十八年年馑如同同治大屠杀的重演,只不过将人的屠杀换成了大自然的屠杀,活生生地将人口强制减少了一半。

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因为很多不祥的因素偶然地相遇在一起,我们很难说哪个因素不重要,或者哪个因素很重要。灾难的发生或者是一种偶然,但也意味着一种必然。灾难之所以发展得如此深重和残酷,是因为很多最糟糕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顺着这个线索,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比如气象预报能力低,或者医疗水平落后等等。《农民日记》的作者侯永禄曾经记录下他母亲的一段话:

我一辈子养过10个娃,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跟前,就你二姐五姐在世,那7个都不在了。你三姐贞芳结婚不几年患痨病死了,你妹子京叶5岁害病,让你去街上抓药,药还没抓回来人就死了。还有以前早生的那4个娃,连名字都没起就死了。

如果我们将这场灾难同其它发生在关中、中国和地球上的类似悲剧相比较,或许我们就会明白老子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的良苦用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卑微的、脆弱的。

多灾多难

农业经济从来就是充满风险的,这种守株待兔、枯燥无味、极其辛苦的劳动模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能承受和忍受的民族。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而农业几乎全依赖自然的赏赐。即使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

奇异的现象是,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白彦虎等大规模的战乱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

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

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陷入灭顶之灾。在这场人祸天灾中,共有300万人饿死。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竟然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有300万河南人挑着扁担西出潼关流入关中,这也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沿线,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因为报道这场大饥荒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这场饥荒过去整整70年之后,冯小刚将这一天灾人祸的历史悲剧搬上银幕。

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最后的农业时代,犹如传说中的“天谴”一般,不幸的中国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大自然报复,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记载的大规模灾难就数不胜数: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暴力时代

民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时代,暴力引发的血酬定律成为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最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北洋政府时期类似春秋战国,大诸侯小诸侯还有袖珍诸侯,只要胆子大不要命,如果机缘巧合,在那个乱世中眨眼间就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拜把子,明日下刀子。到处都是饥民和流民,只要有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农民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军人,军人就是炮灰,大小军阀们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杀得昏天暗地,争地盘夺权力。

北京改叫北平后,中国类似三国时期。农民的处境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三方都在发展自己的暴力力量,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和人口。中国民众就在这种暴力与灾害的交织和纠结中苟延残喘可怜求生。祸不单行,民国十八年年馑无疑是一场灾难总爆发。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在蔓延加剧。本来民国时期国家机器就已经濒临崩溃,导致流氓暴力乘机泛起兴风作浪。和全国情况相似,关中各地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蜂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民众。根据吴思在《血酬定律》中的描述,许多“土匪”其实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因饥饿而铤而走险,聚众去抢富户的粮食。还有很大部分是一些民兵和地方武装,比如东西二府的党拐子和麻老九,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就画地为王,如同土皇帝,残酷压迫百姓,可以说不择手段,其暴力程度令人发指。

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0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

凤翔:自党拐子(党玉昆)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

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述:在1925年至1928 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 个省。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317 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

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 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

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1948年6月,林彪发动长达4个多月的长春围城,直到10月21日,城内守军郑洞国投降。战争酿成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围城第3个月,长春城内就开始卖人肉。幸存者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著,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参加围城的解放军“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长春围城期间估计饿死人数在30到40万人之间。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估计,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被中共定为“战犯”的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人。

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

军阀暴力一方面导致了饥荒的蔓延和恶化,反过来,饥荒也直接影响了各方暴力势力的此消彼长。民国时期,中国根本无力解决吃饭问题,每年都大量地进口粮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再加上占财政支出50~80%的巨大军费开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无力改善自身处境,在灾难面前也无力自救。中国之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是混乱背后的中国,实际已经陷入深深的社会和经济困境中而无力自拔。遍地枪杆子和军阀土匪的中国,如同饥荒来临时一片灿烂的罂粟田,这种暴力瘾在强盛严整的日本人面前不构成任何有效的战斗力。

民国十八年年馑正将华北民众推入万劫不复境地之时,冯玉祥联手阎锡山,发动了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反蒋战争——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面对赤地千里的黄土噩梦避之唯恐不及,众将士无不担心回陕西会饿死,韩石二人因此投蒋,导致冯阎的总统梦破灭。

人类饥荒史

据统计,在19世纪的100年中,全世界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超过一亿人;在20世纪饿死的总人数则为7000万人,仅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并未计算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

美国著名人文作家房龙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长期来看,人与食物一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而饥荒就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手段之一,当人口大于食物供给的时候,饥荒就不可避免。在20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有着发达农耕文明的玛雅帝国就在一场持续数年的旱灾中一朝崩溃。等到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时,玛雅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遗失的往事,没人能了解这个谜。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毁灭他们的瘟疫,却给欧洲和亚洲带回了美洲的玉米、马铃薯、华生和红薯。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高产作物使欧亚的大陆的粮食产量大增,随之也人口大增。

中国从公元0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直到哥伦布的玉米红薯来到中国之前,1500年来,即使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但从明万历年开始,哥伦布却使中国人口以几何倍数增长:康熙时到达1亿,乾隆达到3亿,民国达到4亿。随着人口增多,饥荒的规模也呈几何倍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

欧洲因为农业条件较差,基本以低产的燕麦为主食,人口一直增长缓慢,而且战乱和饥荒连年不断。那时,饥饿对欧洲人而言并不陌生。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研究,法国在16世纪到19世纪间曾发生过40次全国性的大饥荒,相当于每10年就发生不止一次。英格兰则更为频繁。欧洲这片土地根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哥伦布带回的马铃薯进入欧洲后,因为其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高热量高产量,帮助欧洲人逃过无数饥荒,也使人口在短短100年间增长了3倍。特别是潮湿寒冷冬季漫长的爱尔兰,1728年因为燕麦歉收,爱尔兰有数千人因为饥荒而死。救命的马铃薯使无数穷人可以填饱肚子,从而逃过了饥荒。从此马铃薯在耕地奇缺的爱尔兰蔓延开来。

与种小麦或大麦所收获的粮食相比,18世纪农民种植马铃薯的收成能多出3倍左右。1740年的严冬将所有储存的马铃薯都冻坏了,依赖马铃薯的爱尔兰人束手无策,至少有20-40万人饿死。之后的1780到1840的60年间,马铃薯帮助爱尔兰人口翻了一番,从400万到达800万。马铃薯成为爱尔兰劳动人民的唯一食品,马铃薯因此被欧洲人称为“爱尔兰苹果”。每个爱尔兰家庭都可以用一英亩地的马铃薯养活6到10个孩子。

19世纪初,爱尔兰被英国占领,爱尔兰人口达到其历史的顶点830万。1845年一场马铃薯病(枯叶病)使爱尔兰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爱尔兰自1728年来至少发生过24次欠收,其中1740年的饥荒程度也非常严重,而唯独爱尔兰被当时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英国吞并后,却导致了100多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惨剧。

造成这场大饥荒的深层原因是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所导致的贫困。当时英国国力为世界翘楚,而且正在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灾难发生后,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任由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对各种自发的救助也横加阻拦。英国在大饥荒期间废除了《谷物法》,占有大量爱尔兰耕地的英国地主将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更加重了饥荒的发展。而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场大饥荒也导致古老的凯尔特语几乎消亡。爱尔兰人在这场饥荒中开始觉醒,逐步走向民族解放和自决道路,并最终赢得独立。1997年5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为英国政府对马铃薯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正式道歉。2005年,爱尔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纪念大饥荒150年。

曾经风靡红色中国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桥段:一个苏联农民来到克里姆林宫,问列宁要寻找“农民的真理”。他说:“我们农民要是不给你们粮食,你们怎么办?”列宁斩钉截铁的回答:“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就用武力来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

当中国华北正陷于民国十八年年馑的时候,在苏联发生了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发生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人祸。乌克兰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从来都是粮食输出地,但在斯大林时代却饿殍满地。当时,农业集体化在乌克兰遇到了普遍抵抗,斯大林政府毫不留情地以逮捕和流放甚至处决等残酷手段,镇压乌克兰农民。同时,当局还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并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在这种坚壁清野的残暴统治下,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又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亦被禁止。任何未经政府许可,任何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遭到逮捕处决。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大约在250万到480万之间,但记录片《苏联故事》中披露是700万人,而片中的历史镜头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很多饿成骷髅一般奄奄一息的饥民被推土机埋入“万人坑”。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1450万人死亡。”

发生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与爱尔兰大饥荒极其相似,甚至丘吉尔的英国政府比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更加冷酷。孟加拉当时属于英国的印度殖民地。1942年日本军队入侵并占领了英属缅甸,缅甸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地,因此大米价格开始暴涨。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也加紧囤积粮食,迅速蔓延的恐慌性抢购和投机性囤积使大米价格疯狂飙升,也加剧了食物匮乏。英国殖民当局以防止日军攻击为借口,没收或毁掉了孟加拉地区大部分的船只和牛车,粮食分销渠道也遭到破坏,粮食更为稀有。日益恶化的灾情在农村蔓延开来,嗷嗷待哺的人们成群结队流浪到加尔各答。人们在大街上为抢夺发臭的残羹冷饭大打出手,骨瘦如柴的母亲们奄奄一息,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印度人,却在他们的俱乐部或家中享用着美味佳肴。这场大饥荒中,有超过300万人被活活饿死。当英印当局的官员请求粮食援助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道:“为什么甘地还没有死呢?”丘吉尔认为,大饥荒实是印度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生一大群孩子”。从二战初期起,印度就被迫出口谷物,甚至大饥荒时期,大米也照样出口不误。长期研究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这场饥荒的发生是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发生崩溃所致。

从1975年开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发起“长征”,所有的城市人口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因为禁止随身携带食品物品和休息,至少有150万人死于长征途中。他们大多都是饿死累死和被活活打死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华人和将近1/3柬埔寨公民,被红色高棉以这种人造饥饿的方式“肉体消灭”。

饥荒政治学

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永远无法避免自然的变迁,一场并不严重的自然变化,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人类的灾难。从某种程度上,农业中国之所以走上大一统的专制道路,正是由于饥荒的威胁,只有在一种统一的大国之内,才有可能防止饥荒的威胁。“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亦然。”

在脆弱的农耕时代,人与自然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只有当这种平衡被破坏时,灾难才会发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以说,所有的饥荒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单纯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也会造成普遍的饥荒,但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死亡。

法国经济学家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中认为:饥荒之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其获取食物之能力的下降,无论是由于自然原因(如干旱)还是经济原因(如食品价格飞涨)。他将饥荒分为3种:被否认的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制造的饥荒。饥荒的发生实质是食物权利的丧失。关中有句俗语:一只狗头上还顶着三分粮。获取食物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天理。当饥荒发生时,一个人获取食物的途径有4种:迁徙、出卖、受助、夺取。也就是说,只有当这4种途径都被切断时,饥荒才可能发生。

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其死亡率就越高。饥荒发生时,穷人和家庭中地位较低者最先死亡。单纯饥饿一般很少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饥饿所逐渐产生的身体虚弱、机体衰竭、免疫力丧失和病毒感染。从食物匮乏到大量人口死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粮食储备枯竭、粮价暴涨,接着出现代食品(野菜和糠皮等)、大量人口逃离,接着是各种财产贱卖。饥饿的迹象最先出现在孩子身上,孩子迅速消瘦。树木被砍光,家具被当做燃料,野生动物灭绝,宠物和牲口被人吃掉,种子也被吃掉,人们丧失生产能力,家庭关系自行解体。接下来就是尸横遍野,无人掩埋,瘟疫流行,活着的人丧失人性,不再彼此争斗,开始人吃人。最后麻木不仁,丧失饥饿感,人烟灭绝。

无论什么时候,人类生产的粮食总量一直大于人类所消耗的粮食总量,唯一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获取食物的途径和权利过于悬殊,因此导致饥荒周期性发作。在传统社会中,大量的饥荒属于自然饥荒,即粮食绝收引发的食物短缺,在交通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引发饥荒。在现代社会中,化肥和农业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铁路公路飞机电话使交通沟通条件得到改善,再加上国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自然饥荒基本已经消失。特别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自我的安全权”,“任何人都享有足以保障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如果说人类斗争的根源在于权力,那么可以说,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日本江户时代的独裁者德川家康就曾经这样总结权力秘诀:“给予他们的食物应该刚好使他们可以活下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替我们劳动。预先要想好办法,要拒绝他们,以防他们强大起来反抗我们。”德川家康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被统治的“普通老百姓”。

齐桓公问管仲:“永远保有天下而不失去它,有什么根本措施么?”管仲回答说:只有一条,这就是控制住粮食。《管子》中说:“凡有地牧民这,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凡五谷,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不平之间。故万物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也就是说,只要君王控制了粮食,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根本大利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于君王掌握了。于是积谷就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实行集权的重要手段。史载,隋文帝在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县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后来隋炀帝又大建官仓,洛口仓延绵20余里,共3000窖,每窖贮粮超过8000石。这些粮食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还没有用完。现代考古学家在洛阳发掘了大量的隋代粮窖,有的粮窖中还有年久碳化的谷子50多万斤。历代统治者都“不怜百姓而惜仓库”。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道出了饥荒的根本原因。大多数饥荒都是暴力化权力对农民的过度征收导致的。在人类历史中,许多统治者将剥夺食物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手段,因此饥荒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孟子谴责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事实上,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为饥荒从未停止过。很多时候,统治者常常将这种见死不救的“人为饥荒”归罪为“自然灾难”,孟子讥讽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很多饥荒都是人为饥荒。1755年,4万多人死于里斯本地震,伏尔泰十分悲伤,而卢梭则讥讽道:大自然并没有把4万人集中到7层楼房里去。在同样级别的地震灾难中,2010年的海地地震导致数十万人死伤,而智利地震仅伤及数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天灾正越来越少,而人祸则越来越多。

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和策划政治活动。

许多自然灾害常常被作为政治手段被利用,甚至不惜以饥荒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灾难和饥荒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可以清除异己,只需见死不救即可。同时,灾难和饥荒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统治,或者全国管制,或者营造众志成城的统治氛围。1999年委内瑞拉遭遇巨大海啸,总统查韦斯事前拒绝颁布预防警报,灾后却和灾民站在水里合影。因为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说,如果生命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那他就确实没有价值。

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在20世纪中,人类经受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灾难,死于饥荒的人口是死于战争的数倍。因此,对待饥荒,仅仅以经济手段来预防是远远不够的,饥荒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或者说,饥荒不仅是自然的偶然产物,更是权力失控的必然结果。阿玛蒂亚·森说,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政治意图。“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正因为这样,同样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与关中大饥荒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者属于现代饥荒,带有政治色彩和人为色彩,而后者则更接近自然灾难。前者属于罪恶,后者属于灾难。

饥荒在今天已经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战争的前提。饥荒并不一定源于战争,但饥荒本身正成为一种战略。阿玛蒂亚·森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贫穷和饥荒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灾难,而对追逐权力的政客来说,却是最好的借口和机会,有则利用,无则制造。197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公约》中加进了一条补充条款:禁止把饥荒当做针对平民的战争手段。

饥荒的终结

1993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幅名为《饥饿的小女孩》的照片:一只兀鹫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因饥饿而奄奄待毙的非洲小孩。一年后,这张照片的作者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摄影奖。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按下快门,然後,赶走兀鹰,看著小女孩离去。获奖两个月后,凯文·卡特自杀身亡,他留下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与其说电影《超越边界》是爱情片,不如说它是一部悲惨的纪录片。凯文·卡特镜头中的场景被这部好莱坞电影细致地再现,贫穷、疾病、饥饿、残忍和毫无人性……充满了触目惊心苦难和绝望。

如今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和食物最为丰裕的时代,但仍然不能避免每年有8亿人因为粮食短缺而营养不良,有3000万人遭遇饥荒而面临死亡威胁。与此同时,全世界肥胖症患者近3亿人。中国肥胖症人数增速位列世界第二。2005年,中国的肥胖症人数仅1800万,2010年已逾一亿,占总人口的8%。超重人口达到5亿,占总人口的39%;美国这一比例则是74%。美国每年用于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医疗费支出就高达1500多亿美元。在存在大量营养过剩的同时,仍然无法消灭饥荒,这也证明饥荒绝非粮食问题,而是不良政治的产物。

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防止饥荒并不困难。因为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也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政治或战争相关。当代学者斯密就说,现代社会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阿玛蒂亚·森教授甚至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饥荒是一种严重短缺性的经济崩溃,当然这种短缺常常是人为的。或者说,饥荒是短缺经济的极致。如果饥荒是经济周期的谷底,那么经济反弹又导致严重的过剩与囤积。据经济学者程令国和张晔研究发现,残酷的饥荒经历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储蓄行为,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

更大程度上,饥荒常常是最危险的人道灾难,它直接摧毁了人的生命体系,使其濒临死亡绝境。美国曾经有学者计算过早期在棉花地里劳动的黑奴每天的食物摄取量,这些黑奴每天摄入达7000卡路里的食物热量,却依然皮包骨头,可见其劳动量之大。一般人每人每天只需2000卡路里左右即可。二战期间,德国围困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每人只能得到300克面包,相当于500卡路里,最艰苦的时期食物配给降至125克。德国围困882天,超过150万人死亡。电影《列宁格勒》对这场饥荒有极其逼真的再现,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突然你会发现,周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台阶太陡,你爬不上去,架子太高,你够不着;凿开冰层取水太过困难。你只想躺下,然而当一个人躺下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到了生命的尽头。”很多人被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深深打动,影片中饥饿的场景催人泪下。数百万犹太平民在二战中,被纳粹政府有组织有预谋在集中营中灭绝,其中以断绝食物的方式饿死的人最多。比起死于毒气室的“文明”来,人为制造的饿死更加令人发指。

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饥饿是最为常见的刑罚。具体的做法是给囚犯的脖子戴上一只四方的大木枷,犯人的手无法够到嘴,必须依靠他人喂食,同时犯人也无法躺倒睡觉。如果无人喂食,只需三两日,人便饥渴而死。

正因为饥饿对于人类严厉的震撼意义,绝食往往也成为一种最为严重的抗议手段。圣雄甘地和曼德拉等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正是依靠绝食的手段,使强权者的良心最终战胜权力,为人类赢得了尊严。在中国历史上,“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不绝于青史。生活总是在改变,不是向坏变化就是向好变化,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玛丽王后听说穷人没东西吃时吃惊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晋书·惠帝纪》记载: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司马衷陛下听见青蛙叫,就问“它们为什么叫唤,为公?为私?”大公无私的司马衷据说废寝忘食了一次,又听见自己肚子里有青蛙在叫,龙颜失色,众太医急急赶到,听罢多时,告诉元首是“饿”。元首大惊:饿是一种什么病?可救还是不可救?什么药可以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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