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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小说抗战军中马前卒的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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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7 22:56: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
施行西部开发战略,设立国家级工业园区,落实特殊产业政策,以国有资本做引导,引进民资外资,在西北西南实行大规模的开发,重点在矿产、能源、化工、钢铁、汽车、军工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上。同时对西北和西南的公路铁路进行大规模建设。
1建立酒泉(嘉峪关特区),招商引资。有下列军民两用建设项目必须进行
酒泉煤化工厂,利用煤炭生产:1)合成橡胶用的乙烯,平时乙烯用于生产塑料、合成纤维等民用品,战时生产合成橡胶。2)炼钢及化肥用的焦炭等,3)建设化肥厂,平时产化肥,战时产炸药。
在嘉峪关地区建设钢铁厂。开发镜铁山铁矿,嘉峪关地区现在就是年产千万的煤矿城市,利用该市的煤铁资源,引进外资和民资,建立年产二十万吨钢铁的公司。
同时利用美国经济危机,引进福特公司的重型汽车制造生产线,建设年产三千辆卡车和一千辆乘用车的工厂。先用于民用运输业,同时兼顾军用。
以上产业均是平时生产民品,提升国民经济水平,比如化肥可以提升粮食亩产量,汽车可以活跃运输与物流,钢铁业满足工农业生产的各种需求。战时立刻都可以转成军工产品。所以投资不是问题,只要政府能让投资者赚钱。
军工厂
建设炮厂为主。重点引进施耐德1928榴弹炮155毫米、施耐德1919山炮技术。
2引进外资,完善嘉峪关特区与内地的交通。
修建临潼到酒泉的铁路,酒潼线。这条铁路可以由外资全资或者控股完成。以BOT形式建设。国家与外资协议好运价。
与铁路并行的是修建甘肃陕西的公路路网,一样是以西安到兰州到酒泉为核心的高等级公路,引进外资,做收费公路。

3 29年就开始玉门油田的开发。要确保1931年后每年稳定原油产量50万吨。在玉门建设石化工厂。油田开发后,迅速建设玉门到酒泉的铁路180公里。利用石化生产沥青,铺设玉门到酒泉公路。

 楼主| 发表于 2017-5-17 23: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有了上述工业基础,兵工厂很容易配置,这个工作本人先行省略。在此要转而研究下军队的编制和制式武器配置。
我军编制应该适应抗战的三个战略阶段和可以克制日军的编制兵器。
日军编制特点是师团旅团的编制在不同战略阶段变幻过,比如方块师团一刀切变成了三角师团。但是骨干的步兵联队/大队级别建制基本不变,以步兵联队为基本模块,每个步兵大队四个中队。步兵联队重要兵器包括4门山炮、4门37战防炮、6门步兵炮,每个中队由两挺重机枪提供持续火力支持,小队级别配备两挺轻机枪和两门掷弹筒。
日军的这个编制决定了:一大队近距离对野战工事的火力精确清除能力强,掷弹筒可以在二百米内准确消灭国军连队火力中坚重机枪,尤其是那些从来不做机枪掩体顶盖的国军们。而92步兵炮可以消灭国军有顶盖的机枪掩体,近距离直射的步兵炮可以准确滴打中国军碉堡的外八字射击口。
二由于缺少迫击炮,日军大队/联队五百米到一千五百米距离日军的压制火力弱。即使是联队,也只有四门山炮可用。三七战防炮威力小弹道低,只适合直射。
三由于大队是四个中队编制,而且每个中队人数充实达到170--194人,战斗步兵人数远远多于我方营编制。
所以日军的大队其实有超过我军一个团的综合实力。
日军的一个联队由三个大队组成。由于历史上国军师炮兵的绝对弱势,日军一个联队在火炮上也取得了压倒优势,再加上师团炮兵的支援,造成了历史上一个日军联队打垮国军一个师很正常,对抗两个师很可能的情况。


那么本人架空的1931年编制表西北陆军如下:

陆军甲种野战军师编制:
军:直属摩托化野战重型炮兵旅:155毫米施耐德1928/1917/M1918榴弹炮X24,国产仿制20毫米苏罗通高射炮高炮X18.
军械修理连
三个步兵师:
师野战炮兵营:国产化后的施耐德1919山炮X12(挽马机动)
师防空营:国产仿制20毫米苏罗通高射炮X12
师骑兵侦察营:
师工兵营
师医疗队及野战医院
师辎重团
师通讯连
兽医所
三个步兵团:
重迫击炮连:120迫击炮X6、
速射炮连:仿制20毫米苏罗通高射炮X6
侦察连:
通讯连:
三个步兵营:
重机枪连:6挺7.92毫米马克沁重机枪战时加强到连
迫击炮连:82迫击炮X4 60迫击炮X6(战时加强到连)
三个步兵连:每连三个步兵排,每排三个步兵班,每班DP轻机枪X1。仿制芬兰莫辛纳甘M27版步枪X11
 楼主| 发表于 2017-5-17 23:41:4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7-5-17 23:46 编辑

我架空的1931甲种野战军编制是怎么对抗倭子师团的。
我的军对应的是倭子的四联队师团。
从压制炮兵上看:倭子师团师属36门三八改野炮。12门榴弹炮。四个联队各有四门山炮。
我的军炮团:24门155榴弹炮。
我方重炮中,155榴弹炮射程11.5公里,弹丸重量43公斤。
实战中我一般是两个师并肩作战,第三个师预备队,那么第三个师的师属炮兵营和军炮团一起履行压制火力。我方压制炮兵共36门炮。
倭子的三八改射程11.5公里,弹丸重6.4公斤,三八式150榴弹炮射程才6公里,大正四年150射程8.8公里。


所以我军直属炮兵旅对倭子师属野战炮兵联队无论射程还是弹重,都有优势。就算倭子48炮对我36炮,至少我可以达成平手或着稍微优势。


对比下伴随炮兵也就是我的师属炮兵与倭子的联队炮兵:
我的:12门施耐德1919山炮,射程9公里,弹重6.5公斤
倭子:4门山炮,四一山炮(当时大部分步兵联队装备)射程6000米,弹重5.7公斤。九四山炮射程8300米,弹重6.3公斤。
4门37战防炮,射程近,在炮兵对抗中可以忽略不计。
我的师炮兵营无论在数量还是射程上,稳稳压倒日军两个联队加起来的伴随炮兵总和。


下面比较下我军一个师和倭子两个联队
从步兵连队数量和团营级别步兵武器来看:
倭子一个大队四个中队,倭寇中队人数多于我的连队。这相当于我两个营的战斗步兵。倭寇一个联队有十二个中队,相当于我军12个连队的步兵数量。
但是我军一个师共27个步兵连,这对比日寇两个联队等于我方24个步兵连,我们在人数上优势。
从武器上看,重机枪我方54挺对敌人48挺,轻机枪我243挺对敌人144挺(敌人每个小队2挺),我方迫击炮108门对敌人12门步兵炮和144门掷弹筒。敌人唯一多于我方的是掷弹筒,可是掷弹筒有效射程200米,我方即使最轻的60迫击炮也有1500米射程。


所以我的师完全可以对抗倭子两个联队。


那么实战状态下,我一个军有三个师,倭子一个四联队的牛逼师团,可以和我两个师加军炮兵直打成平手,问题是我还有一个师呢?可以抄敌人后路呀。


总结下,我的一个军对日军一个方块师团有着多出一个师的人员和武器的压倒优势。我的一个师,对抗的是日军两个联队。
 楼主| 发表于 2017-5-17 23:50:30 | 显示全部楼层
谈下酒潼线,酒潼线在小说里是27年到30年间,由猪脚成立西北开发总公司下属的西北铁路公司开发运营的。
一建造成本,津浦线成本最高大概是九万银元/公里,京张铁路成本最低5万元/公里,酒潼线1400公里我按照6万银元/公里计算造价。
而且首先兰州到临潼655公里本来就是陇海线规划内的,果脯自认是中央政府,那么他就该掏钱,我西北地方政府建设好了,可以要求果脯回购这段。而且30年通车后,沿线形成了新的工业城镇群落,铁路效益不错,果脯愿意以股权投资形式回购的,这笔钱共4000万元,宋子文管财政部时候和西北开发总公司协议,34年起,分四年付清,后来抗战爆发,最后一千万就用从陇海线抢运回西北的粮食抵账的,日军攻占了江苏山东各地,37年秋天果脯抢运即将沦陷区公粮。
第二,26年开始西北大旱,人吃人,土地荒芜,所以酒潼线建设没啥土地征用成本,而且车站为核心,附近25平方公里土地都免费征用。后来均开发为铁路工业园区,做房地产了,上面开发的工厂、住宅、购物中心都热卖。大大补贴了建设费用。被称为铁路地产开发模式。
第三26年-30年的大饥荒,给酒潼线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当年陕西饿死78万人,甘肃饿死二百万吧?猪脚以工代赈,成年人一律参加筑路和工业园区房屋修建、城市下水管道铺设、地下电缆建设,发电网路建设等基础建设工作,雇佣铁路、公路建设工人约四十万,未成年人统一进抚幼中心;整个西北实行食品的统购统销;所以人工成本低。确实修路工作条件艰苦,炸山隧道施工危险,疾病容易流行,铁路施工准备付出几万人死亡或伤残代价。但是总比历史上饿死的几百万人要少多了。
第四苏联派出工程师支援铁路建筑,或者去美国德国,雇佣失业工程师,所以设计、工程监督等成本低。
总之,铁路控制在6万元/公里,那就是8400万元,约4200刀 从果脯收回三千万元现金,实际支出5400万元。公路我目前没数据。
二酒潼线的意义
首先是战略意义,酒潼线是西北野战军战略机动的干线。贯穿了猪脚的统治区,西北的剿匪、自身的防御、都依靠酒潼线。有了铁路,六个师就够了,那里有动乱,第二天部队就到位。西北的割据势力不可能存在。否则光是甘肃就有五大马还有马仲英等,有了铁路,猪脚的部队强大的火力,训练有素的职业战士,就能对各种土匪、军阀取得优势。
酒桶线也是抗战的生命线。猪脚的西北野战军有摩托化炮团,有大量骡马化的步兵师。人吃马嚼汽车耗油,每个师每天就算不打仗也要百吨补给吧?这样的部队战略机动和每日后勤补给,战时的弹药消耗怎么办?只能依靠铁路运输效率才最高。
写架空小说不是轻松活儿,我是严格按照历史实际去算去运筹的。历史上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去山西抗日走了两个月,结果在娘子关还是没赶上。而且短裤,土枪。不计算后勤运输,空谈重炮数字有屁用?
我的小说里,西北野战军作战区域就以陇海线、同蒲线、正太线、平汉线、津浦线为依托发展。先把陕甘宁青的部队动员完毕后沿酒潼线集中到西安,再转同蒲线,开赴太原,太原转正太线,去娘子关。娘子关战役后,从太原北上打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都有铁路转运我酒泉兵工厂的大口径炮弹、迫击炮弹、步**枪子弹到太原,然后用我从酒泉汽车厂也是沿着铁路运到太原的汽车再转运前线,一发酒泉的炮弹,铁路一天两夜就到太原,太原装上汽车,一夜就到忻口战役或者娘子关战役前线,这才能用上重炮。
否则别说果脯,日军在上海重炮联队也闹炮弹荒,每个中队每天三十发炮弹。你说要是按照我的设定,西北野战军该有多大优势?
。西北野战军打完两个开门红战役后,就去中原,还是依托陇海线,打兰封战役,歼灭土肥圆师团。然后从北面威胁武汉日军后路,又得依托平汉线。
 楼主| 发表于 2017-6-3 22:27:14 | 显示全部楼层
1930年 军费444,258,000日元 岁出1,558,800,000日元 28.5%
1931年 军费461,298,000日元 岁出1,478,519,000日元 31.2%
1932年 军费701,539,000日元 岁出1,954,148,000日元 35.9%
1933年 军费853,863,000日元 岁出2,252,937,000日元 37.9%
1934年 军费951,895,000日元 岁出2,163,398,000日元 44%
1935年 军费1,042,621,000日元 岁出2,261,651,000日元 46.1%
1936年 军费1,088,888,000日元 岁出2,282,784,000日元 47.7%
1937年 军费3,277,937,000日元 岁出4,750,633,000日元 69%


1932~1934年中国财政收入
1932年度财政收入
1、关税:325,534,850元
2、盐税:158,073,565元
3、统税:79,596,999元
4、公债:112,617,542元"FONT-SIZE: 12pt; COLOR: black">
总计收入:671,924,755元


1933年度财政收入预算
1、关税:352,398,559元
2、盐税:177,375,273元
3、统税:104,977,964元
4、公债:179,959,332元
总计收入:828,711,688元

1934年度财政收入预算
1、关税:382,814,241元
2、盐税:190,353,841元
3、统税:116,959,679元
4、烟酒税:23,104,873元
5、印花税:12,884,286元
6、国有营业纯益:8,349,567元
7、公债:50,000,000元
8、其他收入:83,265,534元

总计收入:918,111,034元
 楼主| 发表于 2017-6-27 17:18:44 | 显示全部楼层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的铁路

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后,世界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划定势力范围,抢夺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清政府,由山西商务局向外国借款,修建由太原到河北正定县柳林堡的正太铁路。正太铁路是山西第一条干线铁路,它的通车运营,沟通了山西与各省的经济文化往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绥路开工修建,经过山西境内有阳高县永嘉堡至大同堡子湾长148.4公里之一段,全线于1916年通车,总投资5773万元。它虽只通过山西北隅一侧,却沟通了本省与绥远、河北等省区的联系,为晋北与相邻省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1931年,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基于前三次筹资修筑同蒲路均遭失败的教训,决定自筹资金采用米轨修建。1933年,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自任总指挥,调兵3万,于当年5月举行开工典礼,由太原分南北两段同时施工。太原至风陵渡间于1935年底建成。太原至大同间于1937年8月修至距大同8公里的十里河桥,因日军占领大同而中止。同蒲铁路纵贯山西南北,全长8547公里,总投资5752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6.67万元。同蒲路在4年零3个月之内建成。这种以兵工为主,以包商和民工为辅的筑路方式,既节约了工程费用,又加快了施工进度,还保证了工程质量。此外,同蒲路修筑中还采用分段筑路,边开通边运营,及时创造经济效益,以补充筑路经费不足的办法,对后人很有借鉴价值。在修建同蒲干线的同时,先后建成与干线相接的10条支线,即:口泉、西山、榆谷、西铭、忻窑、平汾、兰村、原阳、史家岗、黄丹沟支线。这些支线均以运煤为主。1937年,日军侵占山西。日军为其军事运输和掠夺物资矿产的需要,沟通了山西铁路与平汉路、平绥路的联运。同时,日军对线路、机车、车辆及通信信号进行了技术改造,使运输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为日军掠夺山西资源提供了条件,仅1939年就掠走西山和阳泉矿区的煤炭47.9万吨,占两矿区当年产量的90%以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境内各干线受到严重破坏。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小组接管同蒲铁路局、晋冀区铁路管理局等境内46个铁路单位,并及时抢修市区和近郊铁路,为恢复工矿企业运送了大批急需物资。1951年8月,同蒲铁路全线恢复通车。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的公路

民国时期山西的公路交通山西准备兴建公路和批量购买汽车时在1919年。当年11月,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颁布《山西省修路计划大纲》,并付之实行。1920年4月10日,以省城太原为中心,南至平遥,北达忻县的一段干线公路正式开工,当年年底建成通车:全长213公里,此为山西第一条公路,也是山西现代公路兴筑之始。之后,山西即有如下5条主要干线公路于1930年底陆续建成:平辽公路(北起平定县所属阳泉火车站,南至辽县,长全121公里)、太原至风陵渡公路(全长688公里)、太原至大同公路(全长292公里)、太原至军渡公路(全长288公里)、祁县白圭镇至晋城公路(全长348公里)。此5条路,全长1757公里。此外,还修有忻定台支路(忻县城——定襄城——五台县河边村)、侯河支线(曲沃县侯马镇——新绛——稷山——河津——黄河禹门渡)等几段公路。截至1930年底,全省筑毕通车的公路总计2060公里。1920年全省第一条公路修成后,商人刘宗法购回两辆汽车,往返于太原至太谷的公路上,跑起售票营运,此为山西第一个私营汽车运输企业,也是山西首创客运之始。随着公路的不断增加,不少商人起而效法刘宗法所为,山西商营汽车运输业由此发展起来。到1926年,山西已有太军、交通、太安、太济、太风、太同、太晋七家私营汽车公司在各主要公路干线上跑客货运输。此为民国年间山西公路运输业的最兴旺时期。

1937年日本入侵山西后,山西逐渐形成国统区、沦陷区、中共抗日根据地三种军事力量割据的状态。由此公路交通也被分割,汽车运输业也随之衰败。而公路的建和毁,完全取决于战争的需要。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公路交通,完全根据日本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构建。日伪政权在山西境内控制的主要公路干线有7条,即:太原至平定旧关段,太原至风陵渡线,太原至大同线,太原至晋城段,大同至天镇段,太原至军渡线,太原济南线长治至黎城东阳关段。

抗战胜利后,山西省政府由晋西迁回太原,成立官办的复兴汽车公司,有车10辆,经营太原至交城、太原至忻县、太原至榆次、太原至文水的客货运输。此外,太原、晋南等地还有一些单位和私人经营的少量客货汽车。到1947年9月,山西省政府统治区域内共有营业汽车75辆,其中客车5辆、货车70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全省大部地区解放,复兴汽车公司亦宣告停业。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的邮电

山西近代电信业始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邮政业,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全省邮政所辖局所达297个,邮路伸长8014公里,其中火车邮路有203公里,占265%;全省电信线路(单线)1107.079公里,比光绪十六年增加226.37公里,共建立分局、子局、支店、报房等15处。辛亥革命后,1912年大清邮政遂改为中华邮政,太原邮政总局亦改称山西邮务管理局。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省邮政局、所发展到469处,有89个县城开设了邮局,占县城总数的84.8%。全省邮路总长度达到17555公里,其中铁道邮路969公里,占5.5%,汽车邮路1155公里,占6.6%,步班邮路15431公里,占87.9%。而山西的电信通信,发展缓慢,属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办的电信局所(包括营业处、代办所)仅36处,占全省县城总数的34.2%。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山西逐渐形成三种不同性质的邮电通信组织。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时交通邮政电信通信组织,晋西山西省政府管辖区的邮政电信及以太原为中心的日伪邮政电信系统。在一些边沿交错地区,有的县区内三种邮电通信组织同时存在。
 楼主| 发表于 2017-6-27 17:27:34 | 显示全部楼层
156项重点工程列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期限 建设规模
  煤炭(25项) 总计采煤2165万吨 洗煤950万吨
  鹤岗东山1号立井 续建 鹤岗 50~55 采煤90万吨
  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续建 鹤岗 52~56 采煤150万吨
  辽源中央立井 续建 辽源 50~55 采煤90万吨
  阜新平安立井 续建 阜新 52~57 采煤150万吨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新建 阜新 54~58 采煤60万吨
  阜新海州露天矿 续建 阜新 50~57 采煤300万吨
  兴安台洗煤厂 新建 鹤岗 57~59 洗煤150万吨
  城子河洗煤厂 新建 鸡西 57~59 洗煤150万吨
  城子河9号立井 新建 鸡西 55~59 采煤75万吨
  山西潞安洗煤厂 新建 潞南 56~58 洗煤200万吨
  焦作中马村立井 新建 焦作 55~59 采煤60万吨
  兴安台二号立井 新建 鹤岗 56~61 采煤150万吨
  大同鹅毛口立井 新建 大同 57~61 采煤120万吨
  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新建 淮南 57~59 洗煤100万吨
  兴化湾沟立井 新建 兴化 56~58 洗煤60万吨
  峰峰中央洗煤厂 新建 峰峰 57~59 洗煤200万吨
  抚顺西露天矿 改建 抚顺 53~59 采煤300万吨
  抚顺龙凤矿 改建 抚顺 53~58 洗煤90万吨
  抚顺老虎台矿 改建 抚顺 53~57 洗煤80
  抚顺胜利矿 改建 抚顺 53~57 洗煤90
  双鸭山洗煤厂 新建 双鸭山 54~58 洗煤150
  铜川王石凹立井 新建 铜川 57~61 采煤120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新建 峰峰 57~61 采煤120
  平顶山2号立井 新建 平顶山 57~60 采煤90
  抚顺东露天矿 新建 抚顺 56~61 油母页岩700万立方米

  石油(2项) 炼油170万吨
  兰州炼油厂 新建 兰州 56~59 炼油100万吨
  抚顺第二制油厂 改建 抚顺 56~59 页岩原油70万吨

  电力(25项) 装机288.6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 扩建 阜新 51~58 15万千瓦
  抚顺电站 扩建 抚顺 52~57 15万千瓦
  重庆电站 新建 重庆 53~54 2.4万千瓦
  丰满水电站 扩建 丰满 51~59 42.25万千瓦
  大连热电站 扩建 大连 54~56 2.5万千瓦
  太原第1热电站 新建 太原 53~57 7.4万千瓦
  西安热电站(1-2期) 新建 西安 52~57 4.8万千瓦
  郑州第2热电站 新建 郑州 52~53 1.2万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 新建 富拉尔基 52~55 5万千瓦
  乌鲁木齐热电站 新建 乌鲁木齐 52~59 1.9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 扩建 吉林 56~58 10万千瓦
  太原第二热电站 新建 太原 56~58 5万千瓦
  石家庄热电站1-2期 新建 石家庄 56~59 4.9万千瓦
  雩县热电站1-2期 新建鄂县 56-60 10万千瓦
  兰州热电站 新建 兰州 56-58 10万千瓦
  青山热电站 扩建 武汉 56-59 11.2万千瓦
  个旧电站1-2期 新建 个旧 54-58 2.8万千瓦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新建 包头 56-58 5万千瓦
  包头宁家壕热电站 新建 包头 57-60 6.2万千瓦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新建 佳木斯 55-57 2.4万千瓦
  株洲热电站 新建 株洲 55-57 1.2万千瓦
  成都热电站 新建 成都 56-58 5万千瓦
  洛阳热电站 新建 洛阳 56-58 7.5万千瓦
  三门峡水利枢纽 新建 陕县 56-69 110万千瓦
  北京热电站 新建 北京 58-59 10万千瓦

  钢铁(7项) 铁670万吨钢636.6万吨钢材360万吨
  鞍山钢铁公司 改建 鞍山 52-60 铁250钢320钢材250
  本溪钢铁公司 改建 本溪 53-57 铁110
  富拉尔基特钢厂1-2期 新建 富拉尔基 53-58 钢16.6万吨
  吉林铁合金公司 新建 吉林 53-56 铁合金4.35万吨
  武汉钢铁公司 新建 武汉 55-62 生铁150钢150我材110
  包头钢铁公司 新建 包头 56-62 生铁160钢150
  热河钒钛矿 新建 承德 56-58 钛镁7000吨钒铁1000吨

  有色金属(11项)
  抚顺铝厂1-2期 改建 抚顺 52-57 铝锭3.9万吨铝0.12万吨
  哈尔滨铝加工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2-58 铝材3万吨
  吉林电缆厂 新建 吉林 53-55 石墨制品2.23万吨
  株洲硬质合金厂 新建 株洲 55-57 硬质合金500吨
  杨家杖子钼矿 新建 杨家杖子 56-58 钼矿4700吨
  云南锡业公司 新建 个旧 54-58 锡3万吨
  江西大吉山钨矿 新建 赣南 55-59 采选1600吨/日
  江西西华山钨矿 新建 大余 56-59 1856
  江西岿美山钨矿 新建 定南 56-59 1570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新建白银 56-62 电铜3万吨硫酸2.5万吨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新建 洛阳 57-62 铜材6万吨

  化工(7项) 合成氨15.4万吨硝酸铵18.8万吨
  吉林染料厂 新建 吉林 55-58 合成染料及中间体7385吨
  吉林氮肥厂 新建 吉林 54-57 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
  吉林电石厂 新建 吉林 55-57 电石6万吨
  太原化工厂 新建 太原 54-58 硫酸4万吨
  兰州合成橡胶厂 新建 兰州 56-60 合成橡胶1.5万吨
  太原氮肥厂 新建 太原 57-60 合成氨5.2万吨硝酸铵9.8万吨

  机械(24个)
  哈尔滨锅炉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4-60 高中压锅炉4080吨/年
  长春第一汽车厂 新建 长春 53-56 解放牌汽车3万辆
  沈阳第一机床厂 新建 沈阳 53-55 车床4000台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新建 哈尔滨 53-54 量刃具512万付/1032吨
  沈阳风动工具厂 改建 沈阳 52-54 各种风动工具2万台/554吨
  沈阳电缆厂 改建 沈阳 52-54 各种电缆3万吨
  哈尔滨仪表厂 新建 哈尔滨 53-56 电气仪表10万只汽车仪表5万套电度表60万只
  哈尔滨汽轮机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4-60 汽轮机60万千瓦
  沈阳第二机床厂 改建 沈阳 55-58 各种机床4497台/1.6万吨
  武汉重型机床厂 新建 武汉 55-59 机床380台
  洛阳拖拉机厂 新建 洛阳 56-59 拖拉机1.5万台
  洛阳滚珠轴承厂 新建 洛阳 54-58 滚珠轴承1000万套
  兰州石油机械厂 新建 兰州 56-59 石油设备1.5万吨
  西安高压电瓷厂 新建 西安 58-61 各种电瓷1.5万吨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新建 西安 58-61 高压开关1.3万套
  西安绝缘材料厂 新建 西安 56-60 各种绝缘材料6000吨
  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 新建西安 56-58 电力电容器100千伏安6.1万只
  洛阳矿山机械厂 新建 洛阳 56-58 矿山机械设备2万吨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 新建 哈尔滨 54-60 汽轮发电机60万千瓦
  富拉尔机重机厂 新建 富拉尔基 54-60 轧机炼钢炼铁设备6万吨
  哈尔滨炭刷厂 新建 哈尔滨 56-58 电刷及炭素制品100吨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改建 哈尔滨 57-59 滚珠轴承655万套
  湘潭船用电机厂 新建 湘潭 57-59 电机11万千瓦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新建兰州 56-59 化工设备2.5万吨

  轻工(1项)
  佳木斯造纸厂 新建 佳木斯 53-57 水泥纸袋5万吨

  医药(2项)
  华北制药厂 新建 石家庄 54-58 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淀粉1.5万吨
  太原制药厂 新建 太原 54-58 磺铵1200吨
军工项目(43项)
  航空部12项
  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改建 53~57 军用飞机制造
  113厂: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 55~57 发动机控制附件
  114厂:西安庆安集团 新建 55~57 航空液压附件
  115厂:陕西兴平秦岭航空电气公司 新建 55~57 航空电机
  120厂: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 改建 53~55 喷气发动机修理
  122厂: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改建 53~55 教练机修理
  212厂:宝鸡宝成通用电子公司 新建 55~62 航空仪表
  320厂: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 改建 53~57 教练机制造
  331厂:株洲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 改建 55~56 活塞发动机制造
  410厂: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 改建 53~57 喷气发动机制造
  422厂: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
  514厂:陕西兴平华兴航空机轮公司 新建 55~62 机轮刹车

  电子部10项
  715厂:四川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7 通用无线电零件
  719厂:四川成都新兴仪器厂 新建 55~57 导航设备
  738厂:北京有线电厂 新建 55~57 自动电话交换机
  774厂:北京电子管厂 改建 54~56 微波电子管
  782厂:陕西宝鸡长岭机器厂 新建 56~57 飞机雷达
  784厂:四川成都锦江电机厂 新建 57~60 成套雷达
  785厂:山西太原无线电厂 新建 56~59 指挥仪
  786厂:陕西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 新建 55~58 高射炮雷达
  788厂:四川 ? 新建 57~60
  853厂:陕西华达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8


  兵器部16项
  245厂:太原北方兴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新建 53~59 TNT炸药
  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新建 55~57 军用光学仪器
  447厂:内蒙古包头第二机械制造厂 新建 55~59 高射炮坦克炮
  617厂:包头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6~58 中型主战坦克
  616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6~58 坦克发动机
  748厂:山西? 新建 53~58
  768厂:北京大华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8
  803厂: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 新建 56~57 坦克
  804厂:西安北方庆华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雷管火帽
  806厂:甘肃天水? 新建 56~60
  843厂: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炮弹铜壳
  844厂:西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引信
  845厂: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新建 55~58 单基无烟药
  847厂:西安昆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5~57 火炮炮弹
  884厂: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 新建 55~59 水雷
  908厂:山西太原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5~58 防毒器材

  航天部2项
  111厂:沈阳航天新光集团 改建 53~56 火箭发动机
  211厂:首都航空机械公司(属航天一院) 新建 54~57 飞机修理

  船舶公司3项
  407厂:河南洛阳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6~60 高速柴油机
  408厂:陕西兴平柴油机厂 新建 56~60 中速柴油机
  431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葫芦岛)新建 56~60 生产核潜艇

  “二五”时期施工3项
  有色金属2项
  云南昆明东川矿务局 新建 58~61 采选2万吨/日
  云南曲靖会泽铅锌矿 新建 58~62 铅1.5万吨、锌3万吨
  军工1项
  874厂:山西侯马平阳机械厂 新建 58~66
156项工程企业现状
  △ 沈阳第一机床厂 是国内最早生产车床的工业企业,目前是世界十大机床企业之一。现有员工3100人。
  △ 沈阳飞机制造厂(112厂),1951年6月29日,担负飞机修理任务的112厂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1956年9月8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目前是中国最重要的航空制造基地之一。现有员工15000人。
  △ 辽宁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前身为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所航空院校。
  △ 辽宁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第一条钢轨、第一根无缝钢管,目前是中国第三大钢铁集团。现有员工20万人。
  △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于1953年建成投产,年产千万吨煤炭,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2005年停产。
  △ 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7月13日,长春一汽制造的第一辆“解放”牌载重卡车下线。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现有员工13万人,资产总额1167亿元。
  △ 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工基地,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目前是中国最大的ABS生产基地。
  △ 吉林染料厂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染料厂,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
  △ 吉林电极厂(现吉林炭素厂)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炭素制品生产企业
  △ 丰满发电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力发电厂,始建于1937年,位于第二松花江中游吉林市丰满区,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到1960年5月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装机容量55.375万kW,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1998年7月三期扩建工程在大坝西岸利用泄洪洞安装2台14万kW的机组投产发电,丰满发电厂跨入了百万千瓦级电厂的行列,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
  △ 哈尔滨汽轮机厂,1956年动工兴建,1958年投产,相继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5万千瓦、第一台10万千瓦、第一台20万千瓦、第一台60万千瓦超临界汽轮机,及百万千瓦等级核电汽轮机。现有员工5500人。
  △ 哈尔滨电机厂,1951年动工兴建,1959年投产,先后建成水轮机、水轮发电机、汽轮发电机、大中型交直流电机、调速器、控制设备等8个成品车间、8个生产车间、5个辅助车间。生产能力发展到可制造60万千瓦大型汽轮发电机组和80万千瓦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现有员工6200人。
  △ 哈尔滨锅炉厂,1954年动工兴建,1960年投产,是中国最大电站锅炉制造企业,可制造60万千瓦超临界锅炉和100万千瓦超超临界锅炉,产品产量居全国首位,并出口25个国家和地区。
  △ 富拉尔基重机厂,即现在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总部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是我国最大的铸锻钢生产基地,拥有员工8万余人。
  △ 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1954年动工兴建,1959年投产,现为中国大型钢铁基地之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稀土产品生产企业,是我国三大钢轨生产基地之一,现有员工57000人。
  △ 内蒙古包头第一机械厂(原617厂),1959年生产出33辆59式坦克,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国庆十周年阅兵式。是中国坦克制造基地之一。
  △ 辽宁葫芦岛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的核潜艇制造基地。




  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条约签订以后,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而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在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八个月。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1950年6月10月,双方谈妥中国接受的武器以出厂价五折记账,作苏联对华贷款,同时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苏军对华提供“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生产了500余架,369架卖给中国。

  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十九年。当然“156项”援助工程也不是无偿的,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没有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建成后任由自主生产,只交纸张和复印费就可以转移技术资料,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当时苏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享誉世界的“枪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中国生产他的AK-47数量最多,却没给过一分钱专利费。

  “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其中87亿元投资在东北,占实际投资领的44.3%。

  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项目,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重点工程,其中70%安排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北三省有59项,光黑龙江就有22项,“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3项安排在哈尔滨市。西北地区有40项,光陕西就有24项,其中有17项安排在西安。电子工业占8项,其中就有4个项目集中安排在四川。哈大铁路沿线、京广铁路的北京—武汉段、陇海铁路的郑州—兰州段三条发展轴线上就集中了65项之多,占总数的40%以上。

  这156个项目中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的141项重点工程,及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进行核对时,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实际为154项,最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其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军工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囊括了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仅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就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冶金企业20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958、1959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整个19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35项。





  19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108项,解除义务的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81项,解除义务的7项。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五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十二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二十三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五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十二年、英国二十三年、法国二十六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自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现在都能生产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6-28 20: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时期工业能力真相

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政府极度腐败,也极度不想发展工业,造成民族工业始终一穷二白。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关于民国的钢产量,人们只知道不多,但是不多到什么程度,人们没有一个确实的概念,鄙人最近偶尔在超市闲逛,看到货架上的不锈钢餐具时,猛然想到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比法,并付诸实践。

鉴于现在的货物包装还没把重量作为一个必须标注在上面的参数,于是我不得不舍近求远,选择了上网查询,上网查询到一套不锈钢餐具中刀、叉、勺子的重量分别
是88g、76g和97g,这个重量作为金属餐具来说还算比较正常,即使有人觉得偏重,也不应该会觉得这三个餐具的总重量261g会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
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重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一个庞大国家的钢产量来说,他也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民国的人口根据相关的记载,在四亿以上,在五亿以下。根据1935申报年鉴来看,在1931年民国人口为42,107.0000人,1935年民国人口为46,215.0000人。也就是说民国人口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了。
再下来就是关于民国的钢产量数据了,这个数据可以说要比其它的数据好找的多,于是找到的结果是:

  民国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占领区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日占区钢铁厂开始生产)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从1935年开始,日本占领区(东北鞍山)开始投产导致民国“名义上”产量提高以外,中国的钢产量都停留在个位数级别,也就是说在1935年前的钢产量属于民国的真实生产水平,鄙人便以此来进行相关的计算。

鉴于数据中正好有1931年的人口,便从此开始计算。


1931年钢产量为1.5万吨,也就是15000T。民国1931年人口为42,107.0000人,如果每人需要一套不锈钢餐具则需要
421070000*261g=109899270000g=109899270kg=109899.27T的钢材(不算损耗)来制造这些餐具,不过以
1931年的钢产量来说,肯定是只能进口了,虽然此后民国钢产量不断增长,但直到1934年才只有五万吨,依然满足不了1931年的需求,当然在1934
年的时候民国人口还有所增加了。


也就是说民国的钢产量连让全国每人来一副不锈钢餐具都办不到,更不要说进行其他的现代化建设了,也许有人要说“干嘛全国每人都要一份不锈钢餐具”,也许全
国每人一副不锈钢餐具这个听上去有点好玩,但是依然不能忽略这个要求本身并不过分(换句话说每人261g钢,很过分吗),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在民国竟然成
为了某种“奢望”,只能说那个时期的钢产量实在是太不足了。

不过这种情况最终有所改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钢产量在1952年突破百万吨,到1959年突破千万吨的时候,中国的广大人民就可以在每人都有一副不锈钢餐具的时候再来个不锈钢饭盒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6-29 23: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第一辆重型越野车——延安SX250


1975年,延安SX250雄赳赳气昂昂的开进了中南海,受到了李先念、谷牧两位副总理以及一机部等部门领导的检阅,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入中南海的第一款重型军用越野车,看过车后,李先念副总理题字道“有炮无车也白搭”。

而谈起延安SX250的历史,还要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

60年代初,中国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国产车品种少,炮兵部队所需的牵引车更少,重型越野卡车更是一片空白。

当时,能够发挥微薄之力的只有CA-30这款中型牵引车,这款车牵引力较小,也仅仅只能拖动2吨到3吨的炮体。

然而,中国的炮却越来越重,比如常见122、152型大炮,重量都在5.7-6.5吨左右,因此,当时的中国的炮体牵引车多是依靠进口。但对于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国来说,依靠进口不仅消耗大量的外汇资源,而且还极大的受制于国外。

为了彻底改变我国有炮无车的历史,196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公安部所属的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迁建西北地区,生产重型越野车。

经过一番艰难的选址工作,1968年4月11日,陕汽的厂址定在了陕西省岐山县渭河南岸的麦里西沟。现在的陕汽人都亲切的称那里为“沟里”。

随着陕汽厂址的确定,1968年8月2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陕汽的年产量的为1000辆,生产发动机5000台,并要求汽车型号应符合军队最近确定的载重5吨,牵引6.5吨的要求。

“可以说,当时建设陕汽就是为了生产延安SX250”,曾经参加陕汽筹建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陈军回忆。

1968年,正是“一、二、三线工业新布局建设”的时期,陕汽正是出处于三线建设的行列。但是,当时陕汽的厂房还没有建好,为了进一步加快重型越野卡车的研制步伐,北汽承担了包建陕汽的任务。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技术、没有钱,自主研发一款重型越野车谈何容易。然而中国人当时有的就是骨气,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树立我军军威。

为此,1968年6月,延安SX250的设计小组和国防科委十二院组成了调查小组,深入部队了解炮兵的真正需求,广泛征求官兵的意见,他们先后到达了京、宁、穗等军区炮兵部队。初步确定了5吨越野车的基本设计要求。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集中了上至设计工程师、北汽领导,下至工厂一线工人的智慧,开展设计工作。他们认真勤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正是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难,勇往直前的精神,1968年12月30日,延安SX250的第一辆样车正式在北汽试制成功。

北汽沸腾了,大家高兴的说:“总算有了我们自己的车。”

虽然北汽以最快的速度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辆重型越野车,它功力大、越野性能好、机动灵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款车也有一个重要的缺点——高、大、笨。

为了给这款车“瘦身”,设计组的人员开始了减重改造。然而由于“减肥”过度,致使这款车零部件强度、抗撞击能力不够,甚至经常出现问题。

为此,设计组有开始了第二轮的改进,这一轮的改进正式在“沟里”进行。这对“沟里”的工人们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那时的陕汽工人边建设,边生产,哪里出了问题,全厂的工人就出现在那里,“用热火朝天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不过分”,陈军说。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第三辆样车在“沟里”诞生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车辆可靠性差、动力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

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汽车业的重要领袖,中国汽车业创始人之一孟少农来了,他带来了知识、带来了技术,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孟老总”。

他认为,延安SX250存在很多问题,必须进行改进。

为了解决的这些问题,1972年,孟老总邀请了当时国内数位德高望重的汽车专家为延安SX250“问诊“

经过此次诊断,孟老总发现了延安SX250六大问题,141个小问题,回到沟里,他组织陕汽的员工逐一进行了改进,1973年12月,第四次研发的样车终于问世了,经过测试达到了设计任务书的要求。

1974年,陕汽自主研发的这款重型越野卡车被国家命名为“延安SX250”。

1975年,延安SX250正式量产并走入部队。

延安SX250成功投产的消息传开,得到了李先念的赞誉,并在1975年5月,正式驶入中南海,这是中国汽车史上第一个驶入中南海的卡车。

李先念看过车之后,题字:“有炮无车也白搭”。

随后,由于延安SX250在中国军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978年,该款车有获得了当时最高荣誉——全国科学大会奖,并成为中国第一批出口的军车。首批出口是在1983年,共出口了150辆,全部送往朝鲜。

1984年,延安SX250作为第一款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越野卡车参加了建国35年阅兵式,并在随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下了卓越战功。

也是在1984年,该款车和美国重型越野卡车进行了一场较量,在这次较量中,延安SX250成功战胜了美国车,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并成为中国军队指定用车。

据陕汽总工程师兼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王小峰介绍,截至延安SX250停产,这款车共有13000多辆走入了部队。

今天虽然这款车已经停产了,但是它的改款车型延安SX250K依然奋斗在中国军队的第一线,依然在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本文来源:网易汽车 作者:刘卫琰)
 楼主| 发表于 2017-6-29 23:41:44 | 显示全部楼层
延安SX250是中国的英雄战车
采访对象:陈军
陈军,1936年出生,中专毕业,分配到北汽集团,后在清华大学读夜校。随后在北汽车间担任设计员、设计组组长等职务,并经历了212的设计工作。
1967年参与了陕汽的筹建工作。
1970年进入陕汽,是来到陕汽的第二个人。
进入陕汽后,陈军先后担任技术员、技术组组长等工作。
1979年,担任陕汽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1996年退休。
退休后陈军依然在陕汽承担着设计工作,直到2008年生病才被迫停止了工作。

采访对象:司颖申:
司颖申,1950年出生在天津,1968年进入北汽学习车工,1970年成为第一批被派驻陕汽的工人。
70-80年,在陕汽承担工段副段长、工具科副科长等工作。
90年,工具处副处长。
1998年,办公室主任,厂长助理。
2002年,担任办公室主任,并成为董事长助理。
2007年,内退,但是又被返聘,依然承担董事长助理的工作。

延安SX250是中国先进技术的结合体
网易汽车:请您首先谈一下延安SX250的研制背景。
陈军:生产这款车主要是为了战备的需要。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东方红、红岩等系列卡车,但是这些卡车都不是重型卡车,没有办法承载大炮。
然而,我国当时已经有了150榴弹炮等重型大炮,体重大约为6吨。为此,国家决定制造一款能够装载大炮的军车。可以说当时陕汽也是为了研制这款车而建设的。
网易汽车:这款车在设计和研发的过程中是否参考了其他的一些车型?
陈军:应该说参考了一些国外的重型卡车,但是也仅仅是参考,整个研发、设计包括零配件生产都是在我国自主完成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款车能够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的原因。
当时,为了设计这款车,设计组的工作人员亲自深入到部队,了解目前我国大炮的相关情况,比如射程、重量,并认真询问干部和官兵的需求,了解了真实要求之后,设计组人员从当时国外的卡车型中选择了几款可以参考的车型,分别为,苏联的乌拉尔375、法国的小戴高乐、捷克的太拖拉等。
为了选择一款可供参考的合适的车型,设计组的工作人员开着这些车爬山涉水,就在通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苏联的乌拉尔375陷入河中,最终研发组的工作人员将苏联的乌拉尔375、法国的小戴高乐作为参考车型。
但是,这款车从发动机到一个小小的齿轮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发制造的,发动机用的是杭州一家发动机厂生产的,齿轮是陕西齿轮厂制造的……这些厂家都是当时国内同行业中最优秀的生产企业,可以说,延安SX250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研发人才和制造技术。
网易汽车:既然当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发的,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陈军: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没有专家的指导,一切都要自己琢磨,为了研发这款车,真是全厂职工齐动员,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都参与讨论,这种研发方式现在已经不再提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奈之举。
我还记得,当时为了确定车头的高度就进行了几天的激烈讨论。
由于厂里的员工自来全国各地,身高特点各不相同,有一些四川的职工,身材较小,因此他们觉得车头的高度不易太高,否则司机上下会比较困难。而一些北方的员工,身材高大,他们认为车头还是应该高一些,否则乘坐会很不舒适。
就是这个问题,反复争执了好几天,最终也没有结论。最后还是一机部的老领导做出了最后的定夺,确定了车头的高度。
不仅仅是车头的高度,在那个时候,大家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在设计车头外观的时候,有人说方形车头比较好,大气、有气魄,而有些人认为弧线设计更加美观。
这又是一场争执,怎么解决?
为了确定延安SX250车头外观的设计方案,设计组的人员要求工人们用木头雕刻了一个特殊的车头,一半是圆形设计,一半是菱角设计,然后让大家看过之后举手表决。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进行过一番激烈的头脑风暴。
最终,在1968年的12月30日,第一辆样车在北京试制成功。
司颖申:我作为第一辆样车的制造工人,当我得知样车试制成功之后非常兴奋,非常想坐一坐自己亲手制造的汽车。
厂里的领导看出了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心思,同意让我们乘坐。当我坐在驾驶室里的时候非常激动,看到哪里都是新奇的。
车辆缓缓开动了,开出了厂门,当时车上的所有人都高声欢呼。但不知为何,车辆刚出门不久就熄火了,就发动不着。
司机师傅以为没油了,还特意让厂里的人提来了半桶油,但是油是加上了,但是汽车依然发动不了,依然是发出“哼哼”的声音。司机师傅告诉我们,估计是出了问题。于是我们就垂头丧气的下了车,回到了厂里。
后来才知道,原来柴油车和汽油车不同,有蜡,发动机才能启动。当时那辆车是没有蜡了。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柴油车的确了解甚少,而北汽这样一个研制汽油车的企业来研制生产柴油车,的确难度非常大。
三次改造终定型
网易汽车:1968年就研制成功了,为何到1975年才开始量产?
陈军:当时这款车设计出来之后,虽然性能还不错,但是外观实在不好看,可以用“大、笨、重”三个字来形容。
为了减重,设计组开始了第一次改造设计。
很快第一次改造的样车出来了,重量的确减少了不少,但是车辆的抗碰撞能力大打折扣,各个零部件质量都有所下降。这样的车肯定不能承担军事任务。
于是,开始了第二次改造设计。这次改造,彻底把任务交给了陕汽。
那时在“沟里”的陕汽人非常激动,大家一边建设、一边生产。很多工人一干就到了深夜4点钟,而早上7点又开始忙碌起来。
我还记得,每当延安SX250经过了一番改进后,就要进行一次路试,一旦出了问题,消息便在全厂传开。得到消息的每一个人就开始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有一次,为了研究延安SX250传动轴上的一个小零部件,陕汽的技术人员对国外卡车上的该装置进行了多次研究,并按照其质地和制造原理进行了仿制,原料和国外车上的一样,都是铜的。但是该零件安装之后就是不能使延安SX250正常行驶。
当时在生产一线的一个老工人,为了攻克这个难关,自己在家中进行了研究,并制造了模子,将铝块化成了铝水浇铸到模子当中,居然成功了。
此后,延安SX250传动轴上的那个小零件就变成了铝质的。
司颖申:当时为了研制这款车,我们这些工人真是哪里需要就主动来到那里。
我还记得,当这款车进入总装环节的时候,由于人手缺乏,我们每个人都自告奋勇的来到组装车间,即使加班加点,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累。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然而,第二次改造也失败了,车辆可靠性差、动力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
这时,中国汽车业创始人之一孟少农来了,我们都称他为“孟老总”,是他带来了延安SX250的“研发革命”。对延安SX250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改变。
当时在厂里最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1972年4月召开的“汽车5吨车设计实验座谈会”,
孟老总凭借他的老关系请到了一机部和总后装备部的领导前来参会。在会上,大家提出了离合器烧裂,使用寿命短;变速器不好挂档,容易调档;加速性不好等6大问题。
针对这六大问题,孟老组织陕汽的技术骨干逐一公关,终于在1973年12月,生产出了完全符合设计图纸要求的延安SX250。
孟老是一个令我们都敬佩的人,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陈军:这就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随后我们还进行了样车的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令我最难忘的事那次爬坡实验。
那时,中国由于国情原因,并没有专业的卡车测试场。检验卡车性能只能在坦克测试场进行。那个测试场不但坡陡,达到30度,而且路面坑洼不平。奔驰车来了,看到此种路况,立即放弃了测试,驶离了测试场。
而延安SX250却成功的驶上了陡坡,完成了测试。当该款车爬到山顶时,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并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随着一项项测试的成功,1974年,陕汽自主研发的这款重型越野卡车被国家命名为“延安SX250”。
1975年,延安SX250正式量产并走入了军营。
网易汽车:当时陕汽并没有建好,你们去了住哪里呢?
司颖申:我当时就住在厂房里,那时候大家都那样,厂房的一边住男工人,一边住女工人,当时也不觉得苦,也可能是年轻的原因。
陈军:我住在老乡家里。直到三年后我们厂里的宿舍建好,我们才有了房子居住。
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
网易汽车:据我了解,当时这款车还开入了中南海,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司颖申:那是在1975年5月,我们国家的副总理李先念看到了《一机部情况反映》刊登的一篇名为《我国自行设计的五吨军用越野车已胜利制成并定型的消息》,随后便批示:“很好的消息,请一机部再写份材料,年产多少?哪些条件设备不具备,将来前景如何?”
很快,一机部的材料便递到了李先念副总理的手里,他看过材料后作了重要批示:“有炮无车也白搭,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越野汽车……”并要求亲自看一看该车。
6月13日,一机部正式通知陕汽,“李、谷二位副总理定于6月17日在京观看‘延安’五吨车,速派人来,勿误!”
第二天中午,赵乃林等一行6人便启程驶往首都北京。此次行程,他们一共行驶了2000多公里。颠簸了两天三夜,终于在17日凌晨到达了北京。
经过一天的焦急等待,终于在6月17日下午7时,李、谷二位副总理以及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等人来到了延安SX250面前。
他们对目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产品结构,以及延安SX250的参数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不知不觉20分钟过去了,李先念副总理带着满意的笑容和赵乃林等人握手告别。
当时中国汽车漏水、漏油这“二漏”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然而,延安SX250从驶入中南海到最后离开的四个小时里,没有丝毫漏油和漏水,这一点给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一行人流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这件事情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就是因为这是进入中南海并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的第一辆卡车。
网易汽车:延安SX250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该款车在建国35周年的时候参加了阅兵式。
司颖申:的确。
在1984年的10月1日,延安SX250成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并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的检阅。
那一天,很多陕汽人一大早就起来了,围坐在电视机旁,就等着观看这一幕。
随后,中央军委、国家汽车工业公司等部门还纷纷来电表示祝贺。
成功战胜美国车
网易汽车:应该说这一刻成功奠定了延安SX250在中国军车历史中的地位。
陈军:应该还不算,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延安SX250与美国车的那场较量,可以说这是汽车试验历史上最雄壮的一章。
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车船部联合发出了《关于使用美国ANG公司军用汽车和考核国产越野汽车质量的通知》。
此次参加实验的车辆包括美国产的M813型6*6五吨六轮越野车、M813型6*6十吨越野车、M925型6*6十吨六轮越野车、以及国产的延安SX250、红岩CQ261。
这些车辆将在青藏公路上行驶,计划在西宁—拉萨之间往返6次,西宁—格尔木之间往返4次。在开始测试之前,红岩CQ261便退出了比赛。
4月19日,美国三辆参试车辆向格尔木进发,5天后返回。
5月4日,美国车和中国车一起向格尔木进军,但在距离西宁还有470公里时M925车轮突然飞出。随后 M813型6*6五吨六轮越野车严重漏油,M813型6*6十吨越野车刹车失灵,发电机也发生了故障。
而延安SX250仅仅发生了两次电器部件的轻微故障。
在随后的行程中,延安SX250爬山、涉水,当行驶到唐古拉山口的时候,由于行车道全是便道和松软的路基,车辆无法通过,近千辆车被堵在山口。
见此状况,延安SX250的驾驶人员决定通过这段松软的草滩,因为他们相信这款车的越野性。结果证明他们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延安SX250不但顺利通过了草滩,而且还将陷入泥潭当中的美军车托了出来。
长达10个月的马拉松式测试结束了。这次测试证明,延安SX250是可以信赖的,它不但战胜了美国车,为中国汽车争了光,而且还被国家指定为中国军队用车。
越南战场的“英雄”
网易汽车:那在随后的日子里,延安SX250都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哪些贡献?
司颖申:最突出的就是1986年的越战战场。
1986年,正是越南反击战的关键时刻,但是天公不作美,老山一带突然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雨,通往战地的道路全被冲垮了,弹炮和给养全部运输不过去,守在山洞里的战士们已经饿了好几天,眼看弹药也将用完,从指挥员到官兵都万分焦急。
无奈之下,中国军方只能冒险抢运,德国本茨车成为运输车的首选,但是该车刚驶出基地不到200米便陷入了泥潭,经过几次努力,仍然进退不能。
这时,延安SX250挺身而出,它超强的越野型和通过性征服了泥泞的路面,最终将给养和弹药都送到了前线。
1984-1986年,多辆延安SX250驰骋在越南战场上,成为当时越战重要的运输工具。此后,战士们都称延安SX250为“英雄战车”。
网易汽车:这款车都有哪些系列车型?
陈军:系列车型很多,包括SX250A越野战车、SX250B越野战车、SX250D越野加油汽车、SX250DF导弹发射车、SX250E工程抢险汽车等。
网易汽车:这款车是什么时候停产的?
司颖申:随着斯太尔技术的引入,延安SX250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改进车型延安SX250K逐渐走入部队,截止目前,延安SX250K仍在生产,但是数量已经少了许多。
 楼主| 发表于 2017-6-30 00:04: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万国牌-吉斯牌-解放牌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即便是在业界也鲜有人知,在30年代的美国有一款很著名的卡车,即:位于美国伊利诺伊洲的万国牌联合收割机公司曾经生产过一款卡车—万国牌KB农用卡车(1935)。 

       1935年是美国刚刚经历过经济危机的大萧条之后,在百废待兴中出产的一款车,它在当时的美国应用很广泛,依工益农,甚至可以说正是万国牌KB卡车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之后重新带入了繁荣,这款车成为罗斯福新政后资本主义工农业复苏的象徵。直至30年代末期,欧洲战争的阴云开始向世界蔓延,万国汽车开始研制了KB的军用版本,即万国KR11军用卡车,这款车是二战初期美国对外军援的主要卡车品种。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之前,前苏联汽车工业还很薄弱,后来援建吉林长春的斯大林厂当时长产的的ZIS 5中型卡车的款式和性能只相当于美国和德国10年前的水平(其前轮甚至都没有制动系统,行驶安全性很差,载重吨位和牵引力都落后与当时的世界水平)。

       二战爆发以后,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前苏联迎来了一个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契机,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租借法使大批美国卡车运往苏联,美国卡车的先进技术成为战后前苏联卡车技术发展的基础,对前苏联汽车工业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斯大林汽车厂的工程师看上了美国万国联合收割机厂(International-Harvester)生产的KR11中型卡车。在KR 11的基础上研制了ZIS 150, 和KR11相比,两款车基本相同,ZIS150采用了排量稍小的发动机,因而发动机舱的规格比KR 11小一些,前风挡左右侧改成了单独可开起式。在KR 11于1947年正式停产时, ZIS 150开始投产。
显然,援建中国一汽解放的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后改为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实际上是以美国万国联合收割机厂的万国牌KR11型汽车为蓝本制造的。其参数为:空车重3900公斤,装有90匹马力、四行程六缸发动机,最大速度为每小时65公里,载重量为4吨,换算最大功率为71Kw。
 楼主| 发表于 2017-6-30 01: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阎锡山与山西军火工业
  民国以后,南北双方势如水火,北洋军阀群雄并立,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军阀混战的悲剧。他们互相征伐,争夺地盘,纵横捭阖,走马灯似的更迭不休,今日权倾朝野,明日昙花一现,其政局变化之频繁,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惟有阎锡山自辛亥革命起任山西都督以来,稳握晋地大权达38年之久。不论是樊钟秀悍兵压境,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都不曾撼其根本。甚至他还能以山西一隅之兵染指晋、绥、察、冀及平津地区,大有问鼎中原之势。随着各地老军阀的纷纷垮台,就更显阎锡山军阀统治的独到之处。  
究其原因,除了山西固有的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条件,以及阎锡山作为军阀所具有的精明狡猾的统治手腕和娴熟的驭人之术外,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经营了一套系统的军事工业作为其政权的强大靠山。  
初创根基  
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曾给我国带来了一股创办工厂、振兴实业的浪潮。山西巡抚胡聘之曾周游全国,参观张之洞所办的汉阳兵工厂,回晋后慨然兴办山西兵工厂。从1899年起,委派候补道徐桂芬为总办,筹划事宜。翌年,招收天津技工10余人和本地徒工近百人开炉创业,并把这个初具规模的小型机器工厂,命名为“机器局”。其实,只能修理戈矛、马刀、来复枪和制造步枪的枪机、撞针、指挥刀等。机器局曾为慈禧的扈驾卫队马玉琨部修械而受到嘉许。以后山西武备学堂、陆军小学陆续建立,都采用西式练兵法,军队编制亦改为新军,所用军械都是舶来品。清朝当局派官员到外国学习参观,回国后更是眼高手低,轻视本国初起之民族工业,加上局内经费奇缺,高级技工离厂不少,故直到辛亥革命前机器局无大的发展。  
苦心经营  
民国建立后,阎锡山主晋,委派留学英国的李蒙淑(陶庵)为机器局局长,革除旧习,把该局扩充为翻砂、锻工、木样、机器四厂。这时,正值袁世凯权势显赫,各省军阀中势力较大者均受猜忌,非北洋出身的人必首当其冲,所以,阎锡山掌管山西军事,力求自保而不敢造次。  1914年7月,改机器局为修械所,只是修理**及小口径炮,制造些刺刀和军刀而已。在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以督军兼省长主晋,大权独揽,几年后羽毛丰满,渐成割据之势。  
1918年,阎锡山设铜元局,自铸铜元,以为军工筹备资金。  
1920年3月,合并修械所与铜元局,而改称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开始进入发展阶段。该厂仍由李蒙淑任厂长,添设总办,由山西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并设置电汽科,购买发电机,成为以电、汽作为原动力的开端。后又从上海兵工厂订购日产2万粒子弹的机器一套,成立由裴梦九为主任的枪弹厂,生产子弹以供应军队的需要。  
1921年,阎锡山设立罐头厂,专供各部队行军时食用,以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不久,炸药厂也应运而生。  
1924年,阎锡山又设立了飞机厂,为掩人耳目,对外称为汽车厂。同年8月,筹备钢铁厂,委任郑永福为筹备主任。这样,军火工业就初具规模了。  
随着野心的膨胀,阎锡山力图使其军备基本自给,并装备新式武器。炮厂、炮弹厂、机关枪厂、无烟药厂等应运而生,其军火工业不断完善,成为北方军阀中颇具实力的人物。
193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反目,参与蒋、冯、阎大战,后败北。这使山西军火工业受到一定影响。狡猾的阎锡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但仍想东山复起,暗中指示军火部门保存大量技术骨干及采取缩减生产等措施遮蔽蒋介石的耳目。果然,从1932年起,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其军火工业也处于全盛时期,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志大“财”疏  
阎锡山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加上山西位处腹地,山多河少,交通不便。正太铁路操于法国之手,京绥路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位置极为不利。向外国购买军火,在进口和运输途中都有被截去的危险,加之耗费太大,山西地瘠人穷,担负不起。所以,阎锡山必然要自己建立军火工业,以免命运操于他人之手。   民国初年,阎锡山曾踌躇满志地对秦绍观等人说:“我在日本留学时,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能自己设工厂制造枪炮,逐步强大起来。我当时就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制造枪炮呢?我看我的这一想法是会实现的。”  
早年入伍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深知山西地狭财薄,仅以造铜元赢利和克扣军饷、截留国税为经费,财力有限,难成大事,因而事事躬亲,精打细算。  
他常对李蒙淑等人说:“算盘底下有大洋啊!”并常将自己与奉、皖系军阀相比,说:“张作霖财大气粗,10元当1元花,老段(祺瑞)要1元当两元花,可我只能1元当10元花。”因此,阎锡山在工程建筑上因陋就简,机器设备上有旧买旧,一切能省则省。这种做法也造成先省后费,厂房年年有塌漏,制成的产品直不直,圆不圆,影响精度。直到1928年后,才有比较新型的重炮厂、火药厂等建成。  
广揽人才  
阎锡山还设立了“兵器研究委员会”,地址就设在其督军公署内的梅山上。他亲自组织任诱、张会治、李平滩等人研究指导军工发展的大略。1924年以后,才由黄国梁为该会会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制造什么兵器,也讨论有关兵器学等方面的问题。委员们早晚在会上讨论,白天分赴各厂视察工作或到实验场作试验。阎锡山每月召开一次兵工会议,凡各工厂、各处在技术、事务上所发生的问题和一切计划,均提出讨论。  
即使在该委员会撤销后的各个时期,阎锡山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兵工问题。  
阎锡山深知科技知识的重要,为此,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招收各院、校工科毕业生,并选派人员去国内各兵工厂实习和到国外游历、考察。兵工厂先后录用外国工程师8人,他们每与阎锡山直接研讨问题,常借机介绍其本国专用机器的材料。阎防其渔利,很少完全采纳,并曾把德国工程师为钢厂所做的全部设计随意变更,该工程师逢人便诉苦,谓德国厂家见此设计将笑我糊涂,影响我在工程界的名誉。  
阎锡山所聘请的德籍工程师杜尔华和制图技师梯尔为适应山西地形作战的需要,建立仿造德国10.5公分口径重山炮和8.8公分口径野炮。“七七事变”时,重山炮造成24门,野炮造成12门,均参加忻口之役,重创日军。  1917年,阎锡山集训大专工科应届毕业生于督军公署,亲自讲述日本维新史,鼓励毕业生为国防工业努力。1919年,阎又在修械所设实习工业学校,半工半读,后又并人民国师范职业科,这些学生后多数成为军人工艺实习厂的技术骨干。  
以后每年山西大学、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优等生均入厂,由绘图室或化验室练习生做起,逐步分担各项工务工作。阎给予他们以高薪待遇,这些人后多成为山西军工工业的核心力量。  
用其所长  
阎在发展军火工业中,善于以功过识人。1923年前后,他派炸药厂厂长洪肇生前往欧洲进行军火制造业考察,发现各国多用肥田粉改制炸药,成本低廉,且易大量制造。洪回国后,曾试制成样品,然后交阎研究批示。以当时的价格论,黄色炸药每磅约2元多,而这种炸药的效力与黄色炸药相当,但每磅造价仅需四五角钱,阎甚为欢喜,命洪投产。但洪肇生钱迷心窍,想发笔横财,向阎提出要求包制,每磅讨价要1元以上。阎认为他获利太大,未曾定夺。这时,太原斌中学校有个化学教员,姓张名恺,山西浑源县人,系留日高工毕业生,向阎毛遂自荐,声称只要公家供应一切材料,可以造出这种炸药,每磅成本不会超过5角。洪听到这个消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甩手离去。阎即令秦绍观供应各种材料,协助张恺迅速试制。不久,居然试验成功了。后来,阎锡山给这种炸药起名为“恺字炸药”。  
因地制宜  
阎锡山对其军事工业发展中成立的手榴弹厂,最为得意和自豪。因为手榴弹制造简单,造价低廉,各种设备精度要求较低,加上制造手榴弹所需的铸铁、木材来源充足,除拉火管需从外部购进外,所有材料都能由本地充分供应,故可大量生产。最多时日产量可达1万颗,成为晋军作战时用来杀伤敌人的主要武器。以后,又根据山西地区多山地,居高临下,易于投掷重物的特点,采用加大弹体、加重炸药量以增加杀伤威力的做法,制成头号大手榴弹和手雷,专守城堡山口。在樊钟秀侵晋时,这种手榴弹初显威力;忻口会战时,又成为日军步兵望而生畏的武器。  
为了适应山地作战,阎锡山总想造一种能有45度发射角且结构简单、省工省料的山炮。经过试验,于1923年造成一种名“一二式”的步兵炮,最大射程达5000米。阎说,步兵炮的用意是不用驮骡,只用人力挽拽。但后来因山地作战时运动困难,仍不得不用驮骡,于是,后又制成一种架退后膛曲射炮,可以完全不用驮骡,此炮制成于民国14年,故称为“一四式”步兵曲射炮,其用弹与“一二式”相同,都是变装药。这两种炮都能在山地作战中发挥较大的威力。  
聚财之道  
阎锡山扩充军队,扩大兵工生产,修铁路,开办大型钢铁厂,设置西北实业公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单靠向山西人民征集来的苛捐杂税是远远不够用的。  
为此,阎锡山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以禁烟为名,行贩卖鸦片之实,以搜刮更多的金钱。同时,阎锡山还利用兵工厂大量制造一种圆形马口铁盒,扬言是装禁烟药饼的,实际上装的是纯粹的大烟土,并按照行政区域,作为任务要求各级行政官吏限额派销,不知残害了多少黎民百姓!这一阴险的诡计,曾引起有关国际组织的注意,这一组织派人到太原实地调查。阎锡山就用一张假药方搪塞了事。由于兵工厂的不断扩充,许多种类的五金原料和机械、机电设备需求量骤增,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从国外购买。  
阎锡山为了自肥,并使其亲信都有利可图,就成立了斌记五金行,由其亲信阎鲁臣、阎述先等负责管理,专门经营各种机械设备和五金材料及军火的买卖。凡是要求和兵工厂做买卖的帝国主义洋行和各地方势力,一律必须经过斌记五金行才能进行交易。兵工厂购置、添加机器设备和各种五金、钢铁原料或出售军火,也完全由斌记五金行经营。各洋行要先向斌记报价,然后斌记增加利润提成;各地购买军火也要先向斌记询价,然后由斌记根据兵工厂价格加利提出。但因斌记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买卖,价格高低,任凭其随口而定,因此,斌记实际上就成为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税收机关”,其盈利之巨可想而知,并全部纳入阎氏家族及亲信的私囊。  
凋零与覆灭  
阎锡山靠着这支军队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张地盘,参与军阀间的混战,曾以大号手榴弹把孙中山封的“建国豫军”樊钟秀打得缩口河南;依靠优势炮火,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重大打击;在全国人民蓬勃掀起的抗日声浪中,晋绥军的8个炮兵团,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用山西自造的大炮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由于环境动荡,料源不足,产量十分不稳定。在抗战的后期,这些工厂每月可产步枪800支,轻机枪300挺,手枪数十支,手榴弹近万颗。这些武器弹药对支援前线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太原。这时,军火系统各厂已被洗劫一空,仅余下轻型机床400余部。战后劫余,全民族渴望和平建国,复兴中华。但阎锡山陷入国共第二次内战。他一面扩充军队进攻中共,一面千方百计恢复和扩大军工生产。他把接收日伪资产中的小工厂的机器全部并入兵工业,为尽快恢复生产能力,命令各厂一面制造兵器,一面尽量制造军火工业所需的专用机床,还把乡宁分厂迁回太原专造步枪,孝义分厂迁到大同专造手榴弹。经过一番努力后,其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机床厂、育才炼钢机器厂、修造厂恢复较快,军火工业加班加点,出现一片垂死前的“繁荣”景象。到1949年,阎锡山的军火工业每月能产山炮20门,12公分迫击炮数十门,5公分迫击炮1000余门,重机枪80挺,各种山炮、野炮炮弹共约7000余发,迫击炮弹1.5万发和手榴弹6万颗。阎锡山将这些武器运往内战前线,用以剿灭中共,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甚至在三大战役后,国军精锐主力基本被歼,平津陷落,太原孤悬华北,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阎锡山仍然拒绝放下武器,希望凭借其多年经营的工事堡垒和其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死守孤城,消耗、牵制解放军,策应蒋介石伺机反攻。但在中共的人海战术打击下,阎军很快土崩瓦解,阎锡山只身逃到台湾。太原于1949年4月24日陷落,阎锡山数十年经营的军火工业也被中共所接收,转而变成解放军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

对于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来说,武器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与否,武器的优劣与兵员的多寡同样重要。阎锡山深谙此理。所以,从他独掌山西军政始,即十分注重军事工业的发展。


近代山西的军事工业,可以上溯到创立于晚清的“山西机器局”。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山西始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1892年创办了山西火柴局,1895年设立了山西工艺局。此后,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于1897年上奏清廷,“请求设立以修造枪械为目的的山西机器局。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清朝政府下谕各省:‘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同年三月,胡聘之聘任候补道徐桂芬为山西机器局总办,拨出库银480两择址于太原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旁购庙地38亩筹建。派候补知县王曾奇赴天津口岸,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来机器设备,并以高薪由天津、汉阳等地招募来30余名技工。同年12月又上奏朝廷,获准动用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50000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经费。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招牌。”山西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厂、铜帽厂以及锅炉房。虽名之曰机器厂,实际只是一个枪械修理厂,其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初级火器,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枪械产品起先为十八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后改为由英国福公司提供全部金属件,配制枪托进行装配,生产只能装一发子弹的“独子快枪”。“独子快枪”虽远远落后于英军当时装备的五子连发步枪,但在国内仍属新式武器,受到清廷赞赏。加之1900年慈禧出逃西安时,为“护驾”卫队马玉昆部修械有功,山西机器局一时名扬全国。
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就是在山西机器局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辛亥至1930年中原大战,在阎锡山的一手主持下,山西的军事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整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下列几个时期:
1、山西陆军修械所时期。“这一时期,由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共计六年。在这一时期中间,扩大范围,增添设备,逐步向前发展。”

辛亥革命山西光复后,军政府便迅速接管了山西唯一堪称军事工业的“山西机器局”。随即任命李陶庵(李蒙淑)为机器局局长,着手进行扩建工作。几年中虽有一定的发展,职工由初创时期的80余人,增至200余人。但基本情况未变,仍保是留原“五厂一房”,仍以修理枪械为主。
1914年7月,阎锡山任山西督军期间,开始对原山西机器局进行改组,成立了“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陆军修械所与山西机器局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督军公署的军械局,直接纳入阎锡山政治军事的运行机制之中。
修械所创办后,其经费指定由杀虎口(山西雁北通往口外的一个重要关口)的税收供给。其负责人——所长,先由督军公署军械局一等局员郑祥徵担任,同年10月改由原机器局局长李陶庵兼任。因经费关系——每月仅1400元,修械所创办初期,只在内部进行了一些革新整改,无大的变动。
1917年,阎锡山以山西督军兼省长后,与其第一次扩军相适应,对军事工业进一步重视了起来。修械所得以继续扩大与发展。
制约修械所发展的因素在于经费之不足。阎锡山为解决修械所的经费问题,首先设立了“铜元局”。铜元局看似与军事工业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正是它为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物质的基础。铜元局的作用在于用低价从民间收购旧式制钱,然后铸造铜元,从中获利。“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即含铜量3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用50亿文,改铸铜元19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文,币值即扩大倍。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则不过250万银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
筹建之初,从节省经费考虑,铜元局由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于是扩充范围,兴工建筑。计增设提铅厂、炼铜厂、熔化厂、钢模厂四个厂,原有的机器厂改为印花厂、碾片厂、较准厂、铳光厂等,同时添购了大锅炉一部,一百马力的汽机一部,并将锅炉房也加以扩充。当时全所组织加以革新,所长下设技正二人,以王嘉瑞(字梦龄,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学电气的)、郑永锡(字恩三,英国习菲尔大学冶金科毕业)担任。各厂添设厂监,职员工人共有400余人”。就职工人数而言,较前增加了一倍。
与此同时,为今后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选派张书田、刘笃恭等10余名大学毕业生赴当时国内军工技术比较先进的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一方面在修械所内创设“实习工业学校”,招收学员百余名,半工半读学习技术(后改归国民师范职业科)。
山西陆军修械所名实相符,仍以修理**炮械为主。虽较其前身——山西机器局有了不小的发展,但仍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只能视为阎锡山军事工业之雏形与嚆矢。
3、太原兵工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起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共计四年。这四年之中,为兵工厂极盛时期。因为那时阎锡山的实力,经过了十年培养已相当雄厚,于是扩张出山西,统治了河北、察哈尔、绥远,尚有北京和天津。经济上有了力量,所以兵工厂的设备,也大规模的扩展。同时阎锡山把军队已扩展到二十多万人,兵器弹药的需要,自然随之增大,因此制造军火的兵工厂,生产能力随军事的膨胀亦着着上长而加大。太原兵工厂设备的扩大,全在此时期。”
1927年,经过三次扩军,阎锡山所掌握的晋绥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20万兵力、实力雄厚的地方武装。强大的武装需要强大的军事工业来支撑,所以,自恃羽翼丰满的阎锡山一改过去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作法,公开打出了军事工业的旗号。是年1月,他正式将原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更名为太原兵工厂。
太原兵工厂虽然在名义上仍归省署军械处,但事实上则直接隶属于阎锡山的督办公署。就其组织形式来说,则更接近于现代工业。兵工厂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总办制,进而实行厂长制。厂下分设采运、验收、工务、检验、核稽等6处,每处设处长一人,负各该处全权责任。厂部组织系委员制会议,负责处理厂内有关事务。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外,原学兵团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其中的一个分厂——冲锋枪分厂。上述6处中,以张书田任处长的工务处地位最为重要。工务处分管厂内20多个部门,“计有处本部、工程师室、医疗所、制图室,以及十七个分厂。即枪厂、冲锋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压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木样厂等。其中压铜壳厂与压钢弹厂,合并改为铜壳厂,成为十六个分厂。”
在太原兵工厂成立的同时,将原无烟药和制酸两个分厂单独划出,另行组建了山西火药厂。山西火药厂首任厂长由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化工科的张恺担任,工程师是日本帝国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
太原兵工厂时期,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不仅在生产规模、产品数量上都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炭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以火药厂厂长张恺之名命名的“恺字炸药”,学习德国先进制药技术,改铝粉和皮克林制药为硝酸制药,成为山西火药制造的重大发明。
其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000余人”。“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全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900枝,炮弹15000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6倍。”“在我国后起之秀的太原兵工厂,不仅可同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其规模与现代化程度也超出了汉、沈两厂。”
太原兵工厂时期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全盛时期。正是它支撑了中原大战期间阎冯联军巨大的军火消耗。同时也正是中原大战的结束,导致了阎锡山军事工业的由盛到衰。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兵败避居大连。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节制晋绥军政事宜。在编遣晋绥军的同时,对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也施行打击,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4月合并改组为“太原修械所”。太原修械所时期,原15000余名职工被编遣13000名,只余2000余人。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开始向民品生产转变。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重整山西兵工——以壬申命名,将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原火药厂部分改为壬申化学厂。由于阎锡山的重视,山西的军事工业又以壬申两厂的形式迅速发展起来,职工人数回长到5000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壬申两厂及其辅助性工厂——育才炼钢机器厂,遂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
2、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自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至十五年(1926年)共计七年。其间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较各时期为多,而兵工厂规模之形成,亦在此时期。”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鉴于群雄蜂起,兵员激增之情形,为限制各省武力,通令裁军。对此,阎锡山一面继续图谋发展,一面虚与委蛇做表面文章。“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是这样的产物。
适逢前此派往汉阳兵工厂学习军火制造技术的张书田等一批大学生学毕归来。同时,铜元局通过铸造铜元,有了一定程度的资金准备。1920年3月,阎锡山将原“山西陆军修械所”与“铜元局”合并,改称“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实习”者,实践学习是也,这一改,顿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有制造枪械弹药之实,而无有其名,既可表示出拥护裁军的姿态,又不影响自身的发展。阎锡山善于作文字游戏,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是在必要的资金准备和技术准备(除了派出去学习的十几名大学生之外,还从汉阳兵工厂招聘了一些技术工匠)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山西军事工业的发展。
实习厂初建之时,实行总办制,由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兼总办。总办下设厂长,李淑蒙任厂长。开始下设铜元、化炼、总务3科。总务科辖出纳、保管、文书、会计、采买、执事等股;铜元科辖铜元、碾片、印花、较准、钢模、铁工、木样、虎钳、机器等分厂;化炼科辖提铅、炼铜、化渣、淘铜、翻砂等分厂。后又设电汽科,购置发电机,为全厂提供动力。因军器中枪弹消耗较大,尤感需要,又从上海兵工厂订购日产2万粒子弹机一套。1921年7月,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的组织机构重新作了调整。原总务科撤销,其所属各股直隶于总办、厂长;铜元科改为机械科,管理铜元制造、军器修配、动力供给;化炼科仍旧;另设一枪弹科,管理制造各种弹药事宜,开始制造军器。又建立了罐头分厂,制造专供各部队军需用的各种食品罐头。1923年7月,阎锡山为再次扩军准备武器,对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再次改组,取消总办,将全厂原有及新设的分厂分归3个科,科下委若干主任,分别管理各个分厂。第1科分管机械、电汽、锻工及新设置的大炮、机关枪等分厂;第2科管新设置的枪弹、炸弹、炮弹、无烟药、炸药、硝酸等分厂;第3科管熔铸、炼铜、罐头等分厂。铜元局则直属厂长。同年9月,又附设了一个兵工研究会,专门研究各种兵器的制作和改进。研究所除会员10名外,尚有研究生22名,“厂长兼会长,聘各军官之有学识者为研究员,学员中调选优秀者为研究生。及后军器制作之改进,受该会之指导不少。”1925年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总办由时任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的黄国梁兼任。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比其前身——山西陆军修械所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即“拥有机器63部,职工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民国年9月相继投产。”“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从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曲和佘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架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和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5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000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30000余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作为阎锡山主要的军工企业,与晋军的重大扩充行动是同步发展的,它弥补了大规模扩军所带来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缺陷,为晋军打出娘子关,参与北伐,领有华北三省及平、津两市,提供了武器装备及后勤方面的有力保障。
阎老西花800万大洋建的钢铁厂,产量不止万吨,应该是5~10万吨,
这个万吨,是被日本人把大部分机器拆走后的产量
1937年军费13亿8千8百万,总出20亿9千1百万
战前36年支出18亿9千4百万,收入19亿7千2百万,其中收入有近7亿的新债务
 楼主| 发表于 2017-6-30 01:57:5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给大伙讲一个故事。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一部分上海人逃难到菲律宾,向当地华人求助。当地华人慷慨解囊,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同胞提供食宿,还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筹款大会,把筹集到的钱和物资送到中国,资助抗战。

在筹款大会上,有一个名叫朴兴桥的华人儿童,订购了整整一千个面包,请筹款会的理事帮忙寄到上海去。他解释说:“我在学校里当童子军,需要有一辆自行车,我爸我妈不富裕,不舍得给我买,所以我就攒钱,今天攒五分,明天攒一毛,攒了三年,攒了三十五美元,还差五美元就能买一辆自行车了。现在我听说日本人打中国,我决定不买自行车了,用我攒下的这些钱买成面包,送给中国的同胞吃,让他们吃得饱饱的,把日本人赶走!”

筹款理事犯了愁,因为那时候从菲律宾到中国要走海路,路上需要很长时间,面包还没送到,就会全部坏掉。可是这孩子买了那么多面包,总不能浪费啊!于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出主意:帮孩子搞一场义卖。

第二天,义卖开始,许多人被朴兴桥的拳拳之心感动,纷纷来买面包,你出五美元,我出十美元,一会儿工夫,面包就卖完了,竟然卖了三四千美元!这笔钱与其他善款一起汇到了上海,朴兴桥很快成了新闻人物。
故事还没结束。一个参加了面包义卖的美国贵妇人回国,在一次妇女座谈会上,她把这件事讲给汽车大王福特的夫人听。福特夫人也很受感动,她马上给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当时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打电话,并寄去四十美元,请总督代为购买一辆最漂亮的自行车,赠送给义卖儿童朴兴桥。

朴兴桥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可他没有骑,他又请筹款会帮忙,搞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义租”活动。您想啊,福特夫人出钱买的自行车,又是由菲律宾总督代为赠送,这辆车能不火吗?所以人人争着出高价租赁,三个月过后,朴兴桥又筹到了三千多美元的善款……

上述故事颇富传奇色彩,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天方夜谭,但它确实是真事儿,而且传播甚广。在菲律宾,在美国,在中国,菲律宾华人儿童朴兴桥都曾经是名声大振的新闻人物。早在1939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请人编订教材,甚至还把朴兴桥的故事写进了中学生的国文课本。

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一是因为它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完全湮没,有必要重新提一下;二是因为故事中反映出了那个时代自行车的稀缺和昂贵。

朴兴桥说过,买一辆自行车需要四十美元(后来福特夫人寄去的购车款刚好也是四十美元),而菲律宾被日军攻占前工薪阶层的平均月薪还不到十美元,即使成年人想买一辆自行车,也需要不吃不喝积攒小半年。

抗战前夕,美元与中国银元的汇率是一比四。换句话说,一美元可以兑换四块大洋,四十美元就是一百六十块大洋。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您知道鲁迅在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买四合院时花了多少钱吗?三千五百块大洋。您知道鲁迅后来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第二所四合院时花了多少钱吗?八百块大洋。您知道丁玲和沈从文刚成名时一个月的稿费是多少钱吗?五十块大洋。您知道骆驼祥子一年三白六十五天从不休息能攒下多少钱吗?三十块大洋。

所以对那时候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花一百多块大洋买辆自行车,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绝对是一件相当奢侈的消费。

截止1936年,广州市区常住人口一百二十万,自行车不到七千辆,将近二百人拥有一辆车;上海市区常住人口一百六十万(如果计入农民工则在三百万人以上),自行车一万二千辆,平均一百三十多个人拥有一辆车。而在内地省份的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压根儿没见过自行车。

1930年,一个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北,向她的老姐妹吹嘘见到了自行车:“两脚一动,轱辘就会转,好像是画儿上的那个哪吒。”老姐妹听了两眼发直,直念阿弥陀佛。
夸张地说,民国时代的自行车甚至比今天的汽车还要贵重。现在工薪家庭买一辆国产入门轿车就跟玩似的,而民国时代却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另外还有一条因素:咱们现代人买汽车可以分期付款,民国人买自行车则享受不到这一福利,所以购买难度要更大一些。

民国老百姓在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一般都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万一哪天被小偷顺走,那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

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市井新闻:某小偷正要对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下手,被车主阿唐抓住了,阿唐发了疯似的打他,差点儿没把他打死。一辆破自行车而已,至于吗?原来阿唐是一个报贩,每天凌晨都要骑车赶到报社领报纸,自行车就是他的饭碗,而这辆自行车又是他借高利贷买下来的,欠债还没还清,真被偷走的话,阿唐只有跳河了。

普通市民把自行车当成重要财产,有时候就连电影明星也把自行车当成了自己的宝贝疙瘩。

1941年第88期《青青电影日报》刊登明星丢车八卦一则:

周起进进出出,总是用着他的一辆脚踏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一忽儿来,一忽儿去,因此电车、公共汽车浑然与他无关。有一天,周起从家里出来到公司里去,忽然发觉脚踏车不见了。周起对于这脚踏车好像是朋友一样,一旦遗失,好不伤心。他四处找寻,总不得要领,于是只好听天由命。不料过一会儿去看看,这辆脚踏车仍好好的放在原处,这一来一去,真像变戏法一样。后来有一个朋友来向周起说:“刚才借你的车,没有通知你,你找苦了吗?”周起才知道是这位仁兄借去的,并没有鬼祟作怪。

周起是民国时代电影大腕,曾经出演影片四十多部,还跟周璇共演过一部《三笑》。在1941年,他出演一部电影的片酬已经高达十万元(法币),就他个人财富而言,自行车绝对不是珍贵物品。可他骑惯了这辆自行车,于是这辆车也就成了他的“爱车”,在他心目中也就变得贵重起来。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汽车,周起干嘛不直接买汽车,非要骑辆自行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呢?是为了作秀吗?是要走亲民路线吗?

当然不是。

民国明星确实有买汽车的,梅兰芳买过,胡蝶也买过,但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小汽车就不灵了。为啥?因为正闹世界大战,全球都闹油荒,尚未出产石油的中国尤甚。

从1941年到1945年这几年,国统区的国民党政府和沦陷区的日伪政府都在限油,加油站供油限量,私家车加油凭证,当局号召“油改气”、“油改炭”,甚至要求车主用豆油和桐油来代替汽油和柴油。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都改成了木炭汽车,你让明星们改,他们准受不了——小汽车装载木炭炉,行驶之时浓烟滚滚,一会儿就把花容月貌熏成鬼头蛤蟆眼了。

因为油荒,所以明星们的汽车就束之高阁了,四轮就变两轮了。最后抄一则民国报纸上的“新闻”,题目叫做《男女明星的脚踏车热》:

周璇学脚踏车,跌断了脚踝骨;陈娟娟的奶婆禁止娟娟在夜里踏脚踏车……电影界里四轮变两轮之风盛极一时,因为明星们不便乘公共车子,所以三十六着,还是自备两轮车子为上乘的了。

备一部包车,要用一个车夫,实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车(作者注:民国时代自行车的别称)威风了起来,连得陈云裳两腿之间骑马势一摆,也踏起脚踏车来了。陈云裳有啥花头?顾兰君总归要轧回台型,汽车束诸高阁,看见陈云裳学脚踏车,马上闪电似的甩四百块钱(作者注: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买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车,浑身西装打扮,墨黑一副眼镜,在《白兰花》拍摄时就出现了,踏进踏出,真个是神气活现。

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岳老爷一看,脚踏车踏得远,东打听,西打听,花了五百块钱,和人家研究价钱,也买了一部脚踏车。
 楼主| 发表于 2017-6-30 02:0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治理雾霾和绿色出行再度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方式之一,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甚至有代表就是骑着自行车上会的。其实,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大国,1995年北京的自行车多达831万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那么,北京历史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京城第一位骑自行车的人是谁?
    清同治七年张德彝第一次提到“自行车”
    “前后各一轮”“上坐一人”“足动首摇”
    “自行车”一词出现在我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最早被称为“脚踏车”,而第一个将其称为“自行车”的是清末人张德彝。
    张德彝,又名张德明,满族人,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他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27个年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记录下国外的所见所闻。
    清同治七年(1868年),张德彝受清朝廷委派,赴欧洲观光考察。回国后,他撰写的《欧美环游记》记述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应为“尺”),小者寸(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甚趣。”此后他又在法国巴黎见到了自行车:“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曰‘威娄希兆达’,造以钢铁,前轮大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也。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方(法郎)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可见,当时自行车在法国巴黎已经很多了,还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业和学习骑车的场所。这是中国“自行车”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后被广泛使用,直至今日。
    光绪皇帝曾遭慈禧太后训斥
    “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
    有史料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几辆自行车。但这是一种人坐车上,两脚踮地引车而走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到底何时出现在北京?其实并无确切的记载。据传,最初是出现在西交民巷的租界里。另传,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当时的自行车还未采取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与前轮轴相连,用前轮传动带动后轮前进。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一根横木,作为扶手,骑起来很吃力,当时只是被人们当成一种既新鲜又刺激的玩意儿。据说光绪皇帝对自行车倍感新奇,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几回,觉得很有意思,但却受到慈禧太后的干涉,称之“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
    光绪年间后期,在京城街头已偶有自行车出现。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唱道:“臂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嘎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紫禁城里有确切记载第一个骑自行车的是末代皇帝溥仪。1922年溥仪16岁时,其堂弟溥佳将一辆自行车当成礼物送给了他。为此溥佳还被宫廷师傅陈宝琛训斥了一顿,说他“不应该将这种危险之物进呈给皇上,摔坏了皇上,如何了得!”但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却大为开心,他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工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御前侍从周金奎回忆,当时宫中还曾以100元月薪,聘请飞车小李三当自行车教习(教练)。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达20余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绛雪轩。绛雪轩以前是乾隆皇帝吟诗赏花的地方,那时成了溥仪的“御用”自行车库。
    民国时期规定骑自行车
    “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
    民国初期,自行车在京城街头已时有出现,但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以及少数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自行车被视为一种奢侈品,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自行车才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现在北京街头。当时市面儿上的自行车都是西洋货,牌子叫得最响的当属英、德两国的“凤头”、“蓝牌”、“钻石”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大多为日本货(俗称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僧帽”、“铁锚”、“菊花”。相对来说,英国车漂亮、轻巧,而日本车显得笨重,但结实、耐用。当时,在西单、王府井、前门一带还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
    民国时期,京城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京城的街巷里大多没有路灯,所以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了晚上天黑时,一掰把手,电滚子就和车轮子摩擦生电,骑得越快,那车灯就越亮,可谓是胡同里的一大“亮点”。
    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廷就颁行了《违警律》,其中的第27条规定:“乘自行车不设铃(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由市公用局管理,并规定:“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当时巡警的职责之一,就是对自行车进行检查。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法规,被巡警发现后,可随时处罚。
    在民国的三十多年里,京城的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据《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记载:到1948年,全市有自行车176970辆,成为北京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曾为“三转一响”
    之首自行车凭票供应欲购买先要在单位“抓阄”
    所谓“三转一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生活中的“奢侈品”,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自行车居首位。当时自行车还是较为稀少,人们谈论“飞鸽”、“永久”、“凤凰”,不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谈论“捷达”、“富康”、“桑塔纳”。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特别是那些要结婚的年轻人,自行车成了结婚时必需的“三大件”之一,但要想买上一辆,可谓“一票难求”。
    据《北京志·综合卷·人民生活志》记载:北京市政府于1959年7月开始,对手表和自行车采取收取购买券的供应办法。由商业部门根据货源情况,按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多少,不定期(半年或一年)发给若干张手表或自行车购买券,由单位再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拿到购买券的职工须到指定的商店购买。由于“僧多粥少”,不少单位在分配购买券时多采取“抓阄”的办法。当时若是抓到了一张自行车票,兴奋至极,不亚于今天摇到一个机动车号。1964年12月,手表、自行车按市场价敞开供应,但因市场供应紧张,且价格较高,要想买到一辆自行车,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3年,购买自行车又恢复了凭票供应,自行车票仍是“一票难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行车的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数量大为增加,其品牌也不再局限于老三样(飞鸽、永久、凤凰),各种样式、型号的自行车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北京自行车保有量最多的时候,1995年全市有自行车831万多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
    北京最早生产的自行车是“火炬牌”
    提起“燕牌”自行车,或许只有40岁以上的人才知道一些,它曾是北京生产的唯一的品牌自行车。
    北京最早的自行车厂,是1960年在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成立的自行车厂,后来改称北京自行车一厂、北京自行车总厂,北京最早生产的自行车叫“火炬牌”。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燕牌”缝纫机成为名牌产品以后,北京市轻工业局把北京自行车总厂生产的自行车更名为“燕牌”。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燕牌”自行车年生产能力不足20万辆,由于质量、外观、耐久性赶不上“永久”、“飞鸽”、“凤凰”等名牌,所以没有成为北京的拳头产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便停止生产了,此后北京的自行车生产企业相继关闭。
    尽管“燕牌”自行车只生产了20多年,却使京城的许多家庭圆了“自行车梦”,它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快乐,更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来源:中新网)
 楼主| 发表于 2017-7-1 00:39:39 | 显示全部楼层
猪脚的资金流:
一酒潼铁路,2700万刀投入,铁道房地产模式是商业运作,无需官方投入,反而是猪脚回收资金卖地的收入。就算用这些去补贴铁路每年运行好了。那么铁路的净投入就是2700万刀。
二枪炮厂:1100万刀投入,无需加班月产量:155榴弹炮3、75山4、步枪1080、轻机枪24挺、重机枪5挺、子弹300万发(估计一个军月消耗42万发,西北野战军基本上6个军在前线,加上川军两个军),山炮弹9000发(按战时每炮每月300发计算),榴弹炮弹8000发。投资回报:155榴弹炮每售出一门回报5000刀,年度回报18万刀;75山每门净利润2千元,年度9.6万刀;炮弹按每炮配1000发计算,售炮同时配弹回报榴弹0.8X36=28.8万刀;山炮弹0.4X48=19.2万刀;共年回报56.4万刀。步枪连弹每只65刀,利润13刀,年度利润17万刀。轻机枪每挺300刀弹万发40刀利润70刀,年度利润2万刀;重机枪每挺500刀弹2万发80刀利润200刀,年度1.2万刀。枪及弹年回报20万刀。这样厂在和平时期回报年76万刀。生产六年,回报450万刀,纯投入650万刀。
三27年到30年外购武器步枪3万支连千发子弹,210万刀。48门施耐德1919山炮100万刀。320挺重机枪20万刀。1600挺轻机枪64万刀。82迫击炮90门2万刀。用这批武器统一了西北四省。装备了6旅一个师。三个纵队。就是猪脚的起家嫡系部队。纯投入约500万刀。3年期间十五个团,军饷750万刀。总计投入1250万刀。
四31年开始,整理军备,购买24X9门155榴弹炮212门/,65000刀/炮及弹千发,花费1378万刀。山炮连弹3万刀/门共240门(卖给陈济棠48门)共花费720万刀。步枪8万支连弹520万刀。轻机枪连弹70万刀。重机枪22万刀。迫击炮及炮弹24万刀配备12师的。1040万刀四个军的高炮。共投入3784万刀。
五12个师军饷用南京给六个正规师发的军饷。士兵都义务兵。军官军士发饷银。猪脚给每个师每月补贴一万刀,6年下来补贴600万刀。
六12个师每个师5000匹马,每马采购费用40刀,共240万刀马匹采购费。8个军炮兵团2000辆汽车,4000刀/辆,采购费800万刀
以上共计一万万刀。钢铁厂就算十五万吨钢投入1000万刀吧,算每年回收5%纯利好了,从1931年产钢,6年纯投入700万刀。那么37年前投入1.1亿刀。现在只需要加上汽车厂的投入,再加上军队的马匹,汽车就齐活儿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7-3 14:36:12 | 显示全部楼层
抚今追昔忆往事--缅怀与梁农山同志相处的岁月  

作者:刘子顺
1960年伊吾军马场与兵团农5师红星一牧场合并,更名为巴里坤军马总场。当时有存栏马近4000匹,绵羊4万余只,骆驼、牛近千头,马鹿百多只,可以说是马场规模最大的时期。梁农山同志就是在这时调来我场担任副场长,主管畜牧业生产。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近日才得知他已离我们远去。抚今追昔,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特提起搁置多年的拙笔,记录当年生活的片段,以表达对他的深深缅怀之情。
                                                                                    一 、马群检疫
   每年对马匹的检疫是一场大的战役。首先要做详尽的工作计划:人员组成、后勤保障、医疗救助等。抽调全场顶尖的套马者参加,历时月余。始初是将马群圈在一起,每套住一匹马,由身强力壮的牧工上前将马横卧放倒,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要完成预防注射(炭疽疫苗、破伤风类毒素)、马来因点眼(检查马鼻疽),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剪鬃、烙印等。不但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也低。每群马检疫要花费8到10个小时,有时还会造成漏检,以后虽在补饲圈内进行,但情况并没有大的改观。梁场长看到了这一情景,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其中就有丹珠提到的朱振超科长)最终设计出检疫圈。圈内修一个喇叭形的检疫道,将马群赶入,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当马进入六柱栏,用鼻捻子、耳夹子将马站立固定,迅速完成注射、点眼、剪鬃、烙印等一条龙操作,大大的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欢快奔腾的小马驹
巴里坤马是在高寒粗放的条件下繁育的,得到大自然的陶冶、锻炼。具有耐寒、耐粗饲、能吃苦耐劳的特点。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公马到四岁,母马满三岁就可参加配种,采用群牧本交,分群、去势也是养马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马驹一般在一岁以内要进行离乳分群,离开母马单独组群独立生活。管理驹群的人员,要挑选年富力强、富有放牧经验的牧工担任。刚分群的马驹是无缰的野马,四处乱窜,时有跑失,很难管理。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圈养、磨合,才能稳定下来,进行野外放牧。母驹群满三岁时要撒入经过筛选、无近亲的优良公马(四岁以上)作为种马进行繁殖配种。这时公马为争夺母马而进行激烈搏斗。一般情况下,公马能圈8到12匹母马,组成一个固定的小集体。基本母马群一般有公马10匹左右,母马120匹。每天交接班时,只要清点儿马群(公马)即可。
公驹群到了三四岁时,要选定一定数量的优良公马作种公马,其余的就要进行去势(阉割)。骟马也是群牧养马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选定天气凉爽,蚊虫较少的季节进行。去势后的公马要认真观察数日。公驹群就成了骟马群,等待从军服役。每逢这时,梁场长总要亲临现场,默默的站在一旁观察,发现问题及时与有关人员沟通解决。
说到养马,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阿勒泰马场的场长,到伊吾后成为一分场(养马分场)的场长周永海同志。他是新疆乌苏人,会说一口流利的哈语和维语,具有丰富的群牧养马经验,梁场长每到马群检查工作,一般由他陪同,虚心向他请教有关问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遇到与友邻单位发生如草场纠纷等问题时,都是由他出面帮助解决。在伊吾场工作期间,老周成了梁场长不可缺少的助手,也让梁副场长迅速进入角色,较好的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工作重任。
                                                                              三、 沙尘暴
梁农山同志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在办公室內一般不苟言笑,批评下级大多是和风细雨,从不声言厉色。但一下到牧群,看到人欢马叫的情景时则判若两人,笑容始终挂在脸上。与牧工拉家常,亲切交谈,了解生产情况,忙个不停。他经常勉励我们,没有事不要老呆在机关,多到下面去走走看看,了解情况。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次我陪他到红星一牧场检查羊群剪毛、药浴的情况,牧场四队长也是一个藏族干部,相见后交谈颇欢,他乡遇故知说不完的话,队长立即杀羊款待,欢声笑语弥漫在帐房内外。几天后我们来到大柳沟另一牧点,傍晚,由西向东的沙尘遮天蔽日涌来,梁场长果断地指挥牧工迅速卸下帐房的毛毡,将羊群、骆驼等赶往避风处,人员紧挨骆驼躺在一起。数小时后沙尘暴过去了,人们爬起来满头满脸全身都是沙子,人畜安然无恙。但那场风暴,全场刮坏了100多顶帐房,牲畜死伤也不少。
                                                                       四 、功耶?过耶?留待后人评说
马场成立伊始,贯彻的是“以养马为主”的方针。与农五师合并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执行的是“以农业为主”。当时上级没有考虑马场的具体情况,要在山北大力开荒造田种粮。得知这一情况,梁农山同志并没有盲从,而是深入调查研究,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理由是:天山北麓海拔高达1800—3000米,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零下4度,无霜期仅60—90天,不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这些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在大小会议上多次被不指名地批判为右倾保守主义者,蒙受冤屈。从此在松树塘地区,东从哈密至伊吾公路起,西至四十里大墩为止,大片的优良天然牧场开垦成了农田,而这些农田仅能种植一些燕麦、青稞类作物,成本高,产量低,真是得不偿失。几年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谁是谁非。1961年底,马场交总后领导,红星一牧场回归生产建设兵团,期间合并不到两年,经营方针也随之转变为“以养马为主”了。
                                                                             五 、民族工作座谈会
1962年,在伊吾军马场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年苏联在伊犁塔城地区煽动边民外逃、攻打政府机关、放火抢劫等,新疆各地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纷纷出动,造谣惑众,扰乱民心,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马场。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稳定民心,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马场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组织会餐、放电影、篮球赛、文艺演出等。会后组织他们分乘两辆卡车去哈密观看火车。前一辆车由梁场长带领,后一辆车原本安排我带队,由于我在当天下午的一场篮球赛中腰部不幸扭伤,改由翻译王明带队前往。不料这辆车在翻越天山时刹车失灵,撞在山坡的巨石上,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事故发生在夜晚,梁场长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亲临现场指挥,将伤员送往医院抢救。事后看望伤员,安抚死者家属,忙里忙外,憔悴的面容,记录着他悲痛的心情。
是年,场内少数哈族牧工受人唆使,计划夺取**、马匹外逃。哈族牧工麦克前来举报,当晚梁场长碰巧就住在马群,得知这一消息,连夜赶回场部召开紧急会议,当即派王芳林同志(二分场指导员,46年入伍的老兵)率领基干民兵赶赴出事地点,有效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麦克因举报有功,与王芳林同志一起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英模大会。
         
                                                                                      六、 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
中央军委提出实现“团以下部队骡马化”,将培育军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2年8月的一天,梁场长找到我和杨生藩同志(我军队院校的同学)谈话,为配合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的召开,让我们选几匹有代表性的巴里坤种马,送往北京参加展览,并要求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经过认真挑选,选出四匹种马,由牧工麦克等二人负责饲养管理。在哈密装车起程,沿途并将山丹、张北马场送展的军马一道运往北京,入住在丰台某军事科学研究院内。不到一天,又接上级通知,让我们将马匹赶往东直门外的酒仙桥农展馆农场。那天,我们一行骑着这些参展的马匹早早地出发,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安街上。其中我场送展的那匹公马,是一匹未经驯服的野马,牵着走都很困难,一听到喇叭声就乱蹦乱跳。途经天安门广场等地,多次遭到交警的阻拦。我们让麦克用哈语与其对话,以听不懂话为由继续前行。走了整整一天,才艰难地到达目的地。不久,其它马场送展的马匹相继到达,经过几天整休,军马部决定让我留下,带领四个牧工管理全部展马。期间,解放军总部首长张爱萍、肖克、余秋里、张令彬等均前来视察,由我逐一介绍这些马的品种、产地、性能等,这样我在北京一呆就是数月。
是年11月,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参加会议者有总部有关首长,各主要军马场的领导,还有全国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如山东农学院的沙凤苞、甘肃农大的崔育溪教授等。我场指派周万友(畜牧技师)和我参加会议。与会者对巴里坤马评价颇高,会上确定了发展军马的五条标准,从此军马生产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之后,我场先后从苏联引进了顿河、卡拉巴依等名贵种公马,在伊犁选购优良繁殖母马,在河北买入良种公驴,建立了配种站,开展人工授精,对原有的哈萨克马、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群牧养马的繁殖成活率平均达82%以上。多年来为部队(包括民用)输送优质军骡马近3万匹,为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 天山骏马
为了宣传全军育马工作会议精神,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我场拍摄“天山骏马”大型彩色记录片。场里成立了以梁场长挂帅的工作组,配合拍摄工作:挑选外景地、马群调配、后勤保障、现场指挥……拍摄时要求马群按照影片要求摆布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加之一到午后,天气炎热、蚊虫叮咬……马群就挤往林荫深处,怎么赶也赶不开。导演则要求马群星罗棋布地在草原安闲采食,部分进入近景镜头,部分作为背景放在远处。有时为了一个画面要反复拍摄多次,而王杰导演又是一个严格、刻板的人,一切都要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稍有不合就得返工重来。翻来复去次数多了,牧工们就有些厌烦情绪,这样只好由梁场长出面协调解决。摄影师流萤和蔼可亲,为我们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影片终于拍摄完成,把巴里坤草原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绿草茵茵、畜群满坡的旖旎风光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后,影片在全国各地相继放映,“我们新疆好地方,巴里坤草原好牧场……”蜚声全国,解放军画报等刊物登载的画面,也大多采用其中的有关镜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广大马场职工在巴里坤草原上战天斗地,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不灭的足迹,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当回首往事,追忆过去时,请铭记还有一位曾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梁农山同志。          
 楼主| 发表于 2017-7-3 15: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题记:这样的一篇文字,对我一个来杨凌尚不足三年的外地人来说的确有些难以拿捏,因为记忆是厚重的,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经历的雕琢,而我两者皆无。我之所以敢冒昧着笔马场陌生的过去,是因为最近处理了一起与其有关的案子,出于探根索源的职业习惯,得知马场的历史后感怀那段沧桑的岁月,生怕其辉煌的曾经被后来者遗忘之缘故。这也是我修改次数最多、查阅资料最多、等待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幸有宝鸡市农牧良种场张书记、西农档案馆的帮助,感谢之。
    提起近现代杨凌(陵),西北农专、于右任是不得不提及的几个名片之一。一个是国民政府元老,近代草书第一人;一个是全国知名985院校,桃李满天下;但你或许并不知晓于右任先生当时在“兴农办学”创建西北农专之时也兼顾“重武养马”筹建军马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纵观历史,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善战、还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汉刘邦的“白登之围”、亦或是两宋的羸弱和大元铁骑踏遍欧亚,无不和马匹的强弱有莫大关系。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和陆军称雄的近现代,马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无法替代!两军对垒,谁拥有神骏的马匹谁就掌握了胜利的先机。马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也是于右任先生和他的同仁们“重武”的举措之一。 
经过几年的考察筹备,1942年在原陕西马骡配种站的基础上的“国民政府农林部直辖第一役马繁殖场”成立,这一年是战乱和灾荒交织的一年,也是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悲壮而又激昂的一年。这一年河南爆发大饥荒,中原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也在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扫荡、清乡等军事行动频频;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时代飓风中苟延残喘,无力为新建的马场过多的投入,而当时筹建马场时给予地方大力支持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也因为“西安事变”身陷囹圄,为此于右任卖掉了三原老家的一些田产,就这样在风雨飘摇的一九四二年,马场正式成立,总场位于武功车站(杨凌火车站)占地200余亩,因其位于渭河以北俗称“北场”;分场位于眉县柳林滩,占地4000亩,俗称“南场”。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级军马场,而“北场”就是杨陵人口中的“马场”。
    马匹的优良与否,血统决定之。早在两千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良马以图强兵,从当时的乌孙国(今伊犁哈萨克州一带)寻得一种神驹,世称“天马”,就是这种马匹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能从伊犁得到优良的马种,沙凤苞教授分别致信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和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得其应允后,不顾年迈,带领马场技术人员数次入疆,1942年从伊犁赶运种马回陕,全程徒步,穿戈壁越哈密,人病骑马,马病人扶,历尽万苦千辛费时近两年才将种马运回,一副古道西风瘦马图永远纂刻在陕甘新三省的千里征途上,运回的良马奠定了关中马最初的改良基础。 
     解放后,马场更名“武功种畜场”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1954年西北行政委员会将马场移交陕西省农林厅,与此同时,西北农学院(西农前身)为了方便畜牧专业的教学与实习,将其名下土地130亩无偿提供给马场以做教研之用,至今还有西农学生赴马场实习,为此在解放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马场一直归陕西省农业厅和西农双重领导。1960年,杨凌马场效益不佳,新增养牛养猪也不济于事,后经陕西省畜牧厅批准,总场迁至眉县柳林滩(南场),更名陕西柳林滩种马场,撤销武功种畜场建制,西农为此向省上申请要回130亩的土地,未果。至此西农与马场的隶属关系脱钩。1969年,柳林马场划归宝鸡地区领导至今。 
 城市化的今天,曾经作为总场的柳林滩(现名:关中马保种场)因地处偏僻而渐渐没落,作为分场的杨陵马场因为地处中国农科城—杨凌示范区城区中心,经济交通都远远超越眉县柳林,柳林滩的老大地位也变换成了杨陵马场(现名:宝鸡市农牧良种场),应了那句“谁有钱谁老大”的乡间俚语。由于农业经济效益周期长,利润低,马场后又改制成了企业,杨凌“妙味酸奶”承载了杨陵人太多的记忆,然一夜之间的三聚氰胺事件将杨凌妙味公司变成过去,现在杨陵马场原址都开发成了商住小区。
   马场无马也无场,风雨变化了大半个世纪柳林马场渐渐成了过去,以后会将更为久远,直到成为杨凌人发黄的记忆和地理意义上的名字而已。
    梦间,一匹神驹四蹄生烟,绝尘而去!只闻得踢声铿锵……
 楼主| 发表于 2017-7-3 23: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免得讨论变成鸡同鸭讲,首先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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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匹工作能力测定
一、挽力
马匹拉动车辆或农具所用的力称之为挽力。挽力的大小主要靠体重,但也与马的体型、年龄、健康状况、饲养管理及调教程度有关,挽力的单位为公斤,一般用挽力计测得。
(一)几种挽力的概念

1、实际挽力——马在挽曳时所实际付出的力。
2、正常挽力——亦称适当挽力、经济挽力或标准挽力,系指马匹在正常饲养管理情况下,不影响马的健康,长时间挽曳不显疲劳所付出的力。一般为体重12~15%。
3、最大挽力——马拉爬犁,在不损害健康每行进10m加重25~50kg重物,至马拉不动所尽其表现的实际挽力。一般为正常挽力的3倍以上,有的高过体重90%。
4、瞬间最大挽力——驱马牵引固定物时所付出的前冲力量。它表现了马的潜在力量,一般可达体重的1倍以上。


(二)正常挽力测定和估算
1、正常挽力测定——正常挽力一般用挽力计测定。 2、正常挽力估算
(1)体重推算法:即马的正常挽力相当于体重的多少,大型12%,中型13~14%,小型15%。我国地方马种一般为15%。
(2)公式法:根据体重求正常挽力。450kg以上的大型马由福由斯特公式计算,P(kg)=Q/9+12;对体重为450kg或以下的马,可用马利贡诺夫公式计算P=Q/8+9,P为挽力,Q为体重。
(3)运输挽力,可用挽力计直接测得,也可根据道路阻力系数计算。挽力=挽重(车重加载重)×阻力系数。——摩擦力

(4)耕地挽力,除用挽力计直接测定外,还可根据耕宽、耕深和土壤阻力系数求得。公式为,挽力=耕深×耕宽×土壤阻力。


(三)上坡、圆周挽曳、多马联驾对挽力损失
1. 上坡 在平地挽曳的基础上,除增加拉动车辆的力外,还增加移动马体所需的力,这两种力我们称之为附加挽力。
附加挽力=(车和载重+马体重)×角度正弦值(sinα)。

附加挽力=上坡所用力-平地所用力
=[(车和载重+马体重)×+(车和载重+马体重)×sinα×阻力系数+]- [(车和载重+马体重)×阻力系数]


2. 圆周挽曳 在农村用马拉磨、拉碾、拉水车时,马必须进行圆周挽曳。圆周越小,需挽力越大,作功也越大;反之,圆周越大,挽力越小,作功也越小。随圆周加大,愈能接近直线运动效率。圆周运动,马内侧肢费力,易疲劳。圆周半径与挽力发挥关系如下:
表21 不同圆周半径所发挥的百分比
圆周半径(m) 6 5 4 3
挽力(%) 83 80 75 65
一般认为圆周半径过小不利,过大也不好,以4m为宜。



3. 多马联驾 会因动作不协调造成总挽力的损失。联驾越多,损失越大。多马联驾挽力的损失同时和马的性格、调教程度、步伐合作及驾驭技术有关。联马匹数3匹以内较经济、超过4匹效率减低。
表22 联驾作业损失的挽力
马数 1 2 3 4 5 6 7 8
每马的有效挽力(%) 100 98 87 80 73 66 5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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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驮使役
骑乘使役时,备鞍位置应正确,蹬革与肚带与重心垂线重合,骑者骑坐位置和动作正确,重心始终与马重心保持一致。各鞍和骑坐偏前偏后以及不正确的动作,都不利于马匹速力和持久力的发挥。遵守用马卫生规划,出厩不可立即弛行,慢步10~15min或牵行。到终点后系拴于无风处,稍松肚带,活动鞍及鞍褥,稍歇后卸鞍,摩擦马背,汗干后刷拭马体,**四肢。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货物应置于马体两侧肋部适当的前后位置;两侧重量均等。鞍垫适当厚且柔软,保持清洁无泥沙及污物。驮运途中大休息应卸货,并喂饮马匹。山地驮运及骑乘时必须给马装蹄铁。
从百度取样核算一下


例1
《横山县志》畜牧志
蒙古马体尺体重
性别 体重 体高 ……

公 315 130.8
母 285 121.6


正常挽力按体重15%算为45千克,按马利贡诺夫公式算为46.5千克。
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90千克。


例2
建昌马体尺体重
http://www.docin.com/p-1016264351.html
成年建昌母马的体重平均值190千克。
正常挽力按体重15%计算约30千克,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60千克。


西南马帮常用的小型马大约都在这样的数量级上。




Saxonica

中校11
驮载力数据直接就是马匹驮载重量的反应,而挽力数据需要考虑地面摩擦系数


表19 黑龙江省车辆和爬犁在不同道路上阻力系数
种类 道路状况 阻力系数
滚珠轴承胶轮大车(两轮和四轮) 柏油马路 0.005
方块石辅平的马路 0.011
良好的土路 0.013
中等的土路 0.031
不良的土路 0.086
四输铁车 方块石铺平的马路 0.058
良好的土路 0.061
中等的土路 0.117
不良的土路 0.235
翻后未耙的耕地 0.435


表20 不同土壤的阻力系数
土壤类别 土壤阻力系数(kg/cm2)
粘土 0.7
重砂质粘土 0.5~0.7
中砂质粘土 0.3~0.5
轻砂质粘土 0.3~0.4
砂壤土 0.2~0.3
砂土 0.2
计算系驾炮兵的马力应该使用哪组数据?


编制表应该足够应付各种可能状况,因此对马力估计宁可保守一些,这应该不难理解


首先,一般炮车并非胶轮,因此路面摩擦系数应该选用铁轮大车的对应数字;
炮车需要直达战场而辎重车只需要抵达战地附近的补给点,因此路况想定应该更差;
暂时不考虑爬坡。






一匹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正常挽力45千克
良好土路的阻力系数0.061,此时实际的挽重737.7千克
中等土路的阻力系数0.117,此时实际的挽重384.6千克
不良土路的阻力系数0.235,此时实际的挽重191.4千克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88千克
良好土路 1442.6千克
中等土路 752.1千克
不良土路 374.5千克


四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80%,总挽力144千克
良好土路 2360.7千克
中等土路 1230.8千克
不良土路 612.8千克


六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67%,总挽力180千克
良好土路 2950.8千克
中等土路1538.5千克
不良土路 766.0千克




两骈四马和三骈六马的系驾炮车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四马联驾”和“六马联驾”(“联驾”是并排驾驭)


将三骈六马的纵列处理为三个两马联驾纵向组合,考虑到纵向的马匹间牵绊等原因,每马挽力发挥按85%计算。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230千克
良好土路 3770.5千克
中等土路 1965.8千克
不良土路 978.7千克




Saxonica

中校11
上面计算的是“正常挽力”,正常挽力当然不是上限。如顶楼所说的一般来说实际最大挽力是正常挽力的三倍以上。


虽然不可能指望马匹始终保持3倍于正常的最大挽力工作,但我们让军马辛苦一点,保持2倍于正常挽力。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176千克
良好土路 2885.2千克
中等土路 1504.2千克
不良土路 749千克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460千克
良好土路 7540千克
中等土路 3931.6千克
不良土路 1957.4千克




如果路况条件按不良土路考虑(战区的条件能保证是中等以上吗?),三骈六马纵列在马匹以2倍于正常挽力工作的条件下,实际牵引重量2000千克。

至于驮载炮兵,简单的驮力计算已经说明问题了。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


那么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驮载重量最大105千克,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千米。




Saxonica

中校11
以上资料来自百度,资料本身的正确性我无法做完全的担保,至少拿来参考看看


以上资料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战例,战史和具体型号,只是希望得到一个马力标准的参考值。各位如果再辩论骡马炮兵,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欢迎各种批评。不欢迎人身攻击。
 楼主| 发表于 2017-7-5 00:5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全面改良马种之余,日本政府又将育马之风推广为全国运动,马术表演与竞马(赛马)成为雅俗皆赏的娱乐。图为大正年间的日本顶尖马术专家�[佐幸平少将,他曾代表日本参加奥运马术表演,也是养马名手,外号“�Rの神��”,虽然他在奥运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成为当年日本全民热捧的偶像,热门程度不亚于今日的小室哲哉。
2/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实行的十年之后,日本人由特雷克纳马育种出ェタ�`ドブロインド号,体高达到16掌。这些在两三代配种之后育种成功的品种将成为国有种马,继续巡回下乡,全面开枝散叶。
3/东北军骑兵名将马占山将军检阅部队。马将军身材瘦小,推算起来,图中骑兵乘用的蒙古马大约只有13掌左右高度。
4/日造九四式山炮的驮运纵列,都是体高大约16掌的驮马。
5/1929年裕仁天皇巡视特别大演习时的留影。与同时期蒋介石阅兵照相比,两国马匹之悬殊一目了然。


  1935年10月10日,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刚从瑞典进口的1930年式博福斯75毫米山炮成为阅兵式中的焦点。它是当年的尖端武器,堪称镇军之宝。观众的惊叹声中,一位《良友画报》的记者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然而,就在此照片登上《良友》之时,中国军队已经放弃了以博福斯山炮改造炮兵的宏大计划。
  中国政府在1932至1933年间斥资1600万银元,大手笔购入132门博福斯山炮,这笔巨款相当于1931年度政府总支出的0.02%。军方原本预计以博福斯山炮为新一代制式武器,1600万银元投资只是个破题,政府已向原厂取得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准备在国内设厂自产。但实战验证之后,原本受高度期待的博福斯山炮被骤然冰封。
  为什么中国军队会放弃以博福斯山炮为制式兵器的计划呢?答案就在照片里被记者忽视的一角――马。
  不堪乘用的中国马
  中国本地的土产骡马,体形与力量远远不及洋马,而西方当时的武器是按照西方马匹力量来计算重量的,这就是博福斯山炮的最大问题。山炮在机动时,是拆开后分件由马匹驮载。博福斯工程师心目中的马匹是马高17掌(170厘米)、体重2000磅的德国莱茵马。莱茵马能轻松驮载120公斤左右的炮件,于是博福斯山炮的八组驮载分解件中最重的摇架组重达118公斤,最轻的防盾组也有105公斤。
  然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驮力只有75公斤!来自口北的蒙古马是中国最主要的马源地,蒙古马的高度平均只有12掌到13掌(120-130厘米)左右,比莱茵马足足矮了50厘米,当然承受不了欧洲的火炮。故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奋斗史,成为一部骡马的血泪史。
  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例,火炮是非德国克虏伯不用的,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因此让人触目惊心。清制官马每年可以报销的耗损定额是“每百匹准倒十匹”,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翻了三倍。
  “�o�o牡马,在垌之野”,中国历史上是有好马的,但马种发展在清朝进入黑暗年代。满清禁止汉人养马,只有官员与武生兵勇可养马,民间少见马匹。摧毁民间养马业之时,清朝官办马政又是出了名的腐败。八旗虽然以骑射取天下,但是到了咸同年间,不但旗兵不会骑射,连马都不成模样了。清代牧马的中心在察哈尔,据《清史稿》记载,在咸丰年间,骑兵名将僧格林沁调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居然“不堪乘用”。
  马种是会变化的,好马不配种、驽马不阉割、马群放着不管而听任近亲蕃育,马种自然一落千丈。光绪年间福州将军穆图善练兵缺乏良马,于是把脑筋动到满清的“龙兴之地”,回到他的黑龙江老家找马。黑龙江不乏好马,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马在穆图善的老祖宗“龙兴关外”之时,曾驮着身披铁甲的八旗骑兵横扫中原。三百年的牧政废弛之后,同样的科尔沁大草原,居然找不到堪骑之马。穆图善惊愕之余,喟然而叹:“地气其尽乎”!
  科尔沁大草原没有好马,当然不是“地气”问题。清代政府马政废弛,又禁止民间自行育种,再加上蒙古产马区数百年没有战争剌激,才会在三百年后沦落到无马可用的地步。
  无独有偶,在袁世凯练兵的年代,日本也深深困陷于本土马匹力量不足的问题。
  他山之石――日本的马政计划
  日本人将各种本土马统称为“在来马”。在来马的马种远比中国马为佳,因为日本人习惯以马耕田,人民熟悉马匹,有养马育马的风气。日人有名言,“农马即军马”,用于农耕的各种在来马体格粗壮、骨蹄坚韧、耐力持久、能耐粗饲,打仗时就是上好的军马。不过“农马即军马”只适用于内战,一旦遇到来自欧美的好马,日本人就傻眼了。
  欧洲各国也有马耕的传统,而且欧洲征战千年,由圆桌武士打到龙骑兵,格外重视军马,所以马种改良灿然可观。用于骑乘的热血温血乘系马匀健、骏逸,用于驮载或挽曳的温血冷血挽系马厚重、粗壮,比日本在来马完全高出一个档次。当日本人见到欧美洋马时,武士道的好战劲头马上凉了半截。   明治时代的名兽医原口邑志,说明了洋马对国人的冲击。原口邑志指出,与洋马相比,在来马“骨骼不良,体躯矮小”,能力遥遥落后。原口兽医所熟悉的乘挽兼用在来马,平均体重90贯(337.5公斤),马高14掌左右。原口兽医见到的德国东普鲁士(今波兰)的乘挽兼用良种特雷克纳马,重量达到450公斤,马高将近18掌。看马第一眼看体高,一边是体高140厘米的土马,一边是体高180厘米的洋马,土洋两下一比,日本能不自惭形秽?
  日俄战争进一步践踏了日本人对在来马的自信。俄军有马高16掌、高速耐走的顿河马,能让哥萨克骑兵尽情发挥威猛的机动力;有胸围180厘米、雄健粗壮的奥尔洛夫快步马,这种俄国人花了60年才育种成功的挽系名马,让炮兵能健步如飞。在日俄战争时,日本骑兵的在来马在崎岖地形步履蹒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俄国骑兵奔驰于山岭陡坡之间。日本炮兵更难堪,在一段急陡山路的追击战中,退却中的俄国炮兵只用了四匹马,就将整个火炮纵列轻松地拖出山口;同样的山路,日本炮兵前后用了八匹马,还要加上一堆士兵连推带拉,才能勉强通过。
  就这样,日本人下了改良马种的狠心。1904年,日本政府展开”马政第一次计划”,大量引进西方的优秀牡马(公马)为种马,在种马场杂交一两代后分发下乡,与本土的在来牝马(母马)全面杂交。为了确保洋种能以最快速度全面开枝散叶,日本政府制定《去势法》,全面阉割本国土产各在来种的公马,迫使日本母马在高大威猛的西洋杂种之外别无它选,只能生出小杂种。
  当时的日本养马户谈起马,乘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与匈牙利基德兰马,挽马是英国海克尼马,乘挽兼用则是盎格鲁诺曼马。一切以洋为贵,绝对妄自菲薄!
  在极端的全面杂交下,纯种在来马迅速灭绝。日本马政局在1922年出版的《马政ノ现状》,总结了全面杂种化的宏大成效。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刚开始的1906年,日本全国马匹有87.8%是本土在来马;到1919年,纯种在来马只剩37.6%,杂种马与洋马已经成为日本马匹的主力;在抗战年代,日本马匹就几乎清一色是杂种了。
  全面杂种化的成果,就是日本马长高长壮了。在1918年,日本马的平均体高正式突破15掌大关,于是日军拥有了像样的乘马,这就是在抗战年代将士们津津乐道的战利品“东洋大洋马”。勿小看15掌的东洋大洋马,当时国人身高要比现在矮小许多,一位身高160厘米的骑兵要试骑东洋马,光是马背上的鞍子,可能就到他双眼的高度,如果没有在单杠上打车轮的力量,要骑上如此一匹大马,还真有点困难。
  骑兵得到合适的乘马之后,日本人继续培育适合驮炮拖炮的挽系重马。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杂交出钏路种重挽马,日军的野战重炮总算能勉强动了起来。日本人还不满足,他们嫌全面杂种化的日本马品种杂乱,又嫌体高不到15掌的钏路种太小,与体高18掌的欧陆重挽马神兽佩尔什马相比,只能称作“小格重挽马”,所以日本发动马政第二次计划,要向他们的乘马输入纯血马等赛马的高贵血液,要让他们的挽马继续长高长壮。
  1904年日俄战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在马种改良上的急起直追,是长达30余年的漫长奋斗。马的配种改良,是长达十代的漫长杂交。马与人一样,一次怀孕原则只产一匹幼驹,而马的孕期长达11个月,幼驹的成熟至少又要两年,才能继续下一代的交配,其中还有岔路、有误区。
  所以要改良马种,最需要的是时间。然而,时间恰恰是中国建军抗日的罩门。
  国民政府的奋起直追
  袁世凯一年要报销30%骡马时,清廷也注意到了骡马问题。日本开始马政计划之后,清廷在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引进西方种马改良马种。只是,在群雄割据的北洋年代,中国的马种改良几乎是一片空白,模范马群也毁于战乱。直到“九・一”八的炮声震撼全国,马种改良才重新引起注意。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亲手刷过、喂过日本马的,深知日本马政计划所造成的中日战力差距。但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清末以来30年之中,日本军马突破了15掌的体高,而中国军马还是12掌的蒙古马。要改良出适合中国军队需求的良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若要与日本一战,中国一定要繁育出自己的好马。
  蒋介石只能从零做起,全力推动马种改良的大事业。1932年5月5日,即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同一天,军政部训令有关单位由种马起步,通力建设马政,迈出改良马种的第一步。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对于马种改良非常热心,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军政部火速建立句容种马牧场,以名贵的阿拉伯种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新式的“阿蒙”乘马。
作者在松花江上拍摄的“东北土马”,这匹马的体高大约在15掌以上,是日本马政计划在中国漾起的一丝涟漪。东北的土产马与蒙古马非常近似,但是今日东北马却非常高大。这是因为日本在“九・一八”占领东三省之后,在东北推动马种改良,将东北土马(日人称满洲马)与日本杂种良马配种。于是在抗战胜利之时,东北土马也长高长壮了。当时国民党军称这种马为“关东大洋马”。诸邦俊称赞不已的“第二批改良种” ,应该就是图中的“东北马”。

  有了种马,一个庞大的马政改良计划迅速成型,蒋介石将眼光投向蒙古马的主要牧区察哈尔。1931年盛夏,蒋介石与当时控制察哈尔的西北军领袖宋哲元协商,设法接办察哈尔的明安、商都与两翼三个军牧场。蒋的雄心是非常明显的,察哈尔三牧场有数以千计的蒙古牝马,只要句容场培育出的第一、二代阿蒙种马初见成效,马上就可以派到察哈尔的苍茫草原上展显雄风,迅速进行大规模育种。但察哈尔是西北军的地盘,岂容中央染指,宋哲元联合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阻止中央接收察哈尔三牧场。   察哈尔之外,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全在军阀割据之下。从新疆的伊犁马、青海的河曲马、内蒙古的蒙古马,到川滇各省的西南马各产马区,中央政府对此都是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的马政大计当即搁浅了一半。
  大规模配种难以实现,句容种马场却办得有声有色。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句容场的阿拉伯种马都是有血统证书的名贵品种,场长崔步青直接到阿拉伯马的源头伊拉克买马,以确保阿蒙种马能得到最纯粹的阿拉伯骏马基因。
  为了让阿拉伯骏马能与700多匹蒙古牝马尽情交配,句容场的马种选择、医疗、蹄铁、调教训练与喂饲,都由德国顾问直接指导,营造出最佳环境。场里甚至有观察牝马发情状况的“试情场”以及让马儿春宵一刻的“交尾场”。习惯了军营森严肃杀气氛的军人,恐怕很难想象军中竟有这般旖旎风情。
  句容场的种马改良突飞猛进,在抗战爆发前夕,句容场的阿蒙种马已经育种到第二代“阿蒙二杂”。区区五年间能够育种两代种马,句容场真是一寸光阴也没有浪费。
  当种马场埋头苦干时,蒋介石也绞尽脑汁为大规模良马配种寻找机会。1935年,蒋介石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型的军牧场,即今日号称世界第一的山丹军马场。山丹场在设置之时,河西走廊刚经历“马仲英变乱”,人马均缺,难有发展。到了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蒋介石又打起青海马的主意。有“龙种”美誉的青海马堪称当时最优秀的马种,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蒋介石费尽力气,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贵德军牧场。
  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不了产马区,所以在1932至1937年之间,马种的全面改良迟迟无法开办。直到抗战爆发,中央势力才延展到内蒙古、新疆等传统产马区。在全面战争的年代,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推动全面马种改良。
  其实,军阀割据并不是马种改良失败的主因。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即使蒋介石能够如愿以偿在1932年取得产马区,他也没有办法弥补已经虚度的30年空白时光。早在清朝马政走向荒废的那一刻,30年后的对日抗战就注定成为徒步的悲情战争。而日本人把握住这30年,靠着改种后的马匹取得了抗日战场上机动力的绝对优势。
  徒步的抗战
  让我们回到篇首的博福斯山炮,去体会抗战年代骡马们的悲怆。
  博福斯山炮在建军之初,就是以进口洋马机动的。《良友画报》的照片里,牵引博福斯的马是体高16掌左右的洋马。洋马价格奇贵,又有水土问题,不可能长久以洋马驮炮拖炮。而在洋马之外,炮兵的唯一选择是力大无穷的骡子了。
  骡子的力量与持久力非常惊人,因此价格远高于马,但雄壮的山东大骡也无力承受博福斯山炮的千里转战。1932年,德国顾问提议把军骡的采购价增加到每头两百大洋,当时军队买骡的价格大约为八十大洋。一匹单价高达两百大洋的骡子,必然是市场上最名贵的品种,大约画进郎世宁的《百骏图》也不为过了。换言之,德国顾问认为若要依靠中国土产的骡马拖博福斯山炮,只有《百骏图》级别的名贵品种大骡才能胜任!
  八年抗战中战场辽阔,作战时动辄是数百里的长程机动,这是对骡马能力的严酷考验。军中的骡马倒毙率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以炮兵为例,依照军政部1939年3月《炮兵部队所需马骡补充计划表》,当时全军的炮兵部队只要是在前线作战的,待补马数一般都在半数左右,意味着抗战刚打了一年半,马就倒了一半!
  于是,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很快就改用人力。1939年10月第三战区的一份战报显示,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博福斯山炮的炮件已经改“驮”为“抬”,换用人力挑夫了。在抗战期间,从重机枪到山炮,原本应该用马匹驮运或挽曳的武器,大多改用人力运输。以人代马的“代马输卒”成为军中的正式编制,而抗战也就成为一场步履蹒跚的徒步战争。驮马挽马如此,骑兵的乘马亦然。
  抗战年代骑兵对“东洋大洋马”的羡慕之情,简直就是30年前日俄战争时日军仰望哥萨克骑兵顿河马的翻版。抗战胜利时担任骑兵第9师参谋长的诸邦俊将军,是从见习官干起的老骑兵,曾在马背上与日本骑兵拼杀多年。战胜时,诸参谋长接收一批日军骑兵的战马,艳羡之情溢于纸间,质朴无华的感慨透露出当年马种差距:
  “这批军马是日本属第一批和第二批改良种。第一批改良种,体形高大,比我国蒙古马高出三分之一,不适于矮小人的骑乘。第二批比我国蒙古马稍高一点,很适合我国和日本人的骑乘。而蒙古马就显得太小了,有待改良之必要。”
 楼主| 发表于 2017-7-22 23: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时期
1941年,徐名材接办资源委员会所属重庆动力油料厂,任长
动力油料厂
动力油料厂
,主持植物油裂炼生产汽油、柴油及润滑油。当时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沿海尽陷敌手,战火进逼大西南,一向依赖外国提供军需民用的石油制品进口困难日益严重。陕西地方兴办的延长石油厂产量极微,玉门油田刚开始小量开采,大西南交通和工业所需的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极端紧缺,主要指望植物油裂炼产品和酒精作为替代和补充。为此,徐名材对动力油料厂的工厂看得很重,从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积极壮大技术力量。他陆续聘请了不少专家教授来厂工作。先后征选了多届化工、机电专业大学毕业生,举办专业培训班进行培训后,分派到裂炼厂及5个下属厂,并支援各地炼油厂和酒精厂数十人,向经济部、教育部、航委会等推荐派送国外学习十余人。几年间,他还支持傅鹰、孙增爵、时昭涵、夏勤铎等数十人通过“租借法案”和自费出国进修、实习。其次,大力加强工厂燃料研究室有关燃料及有机化合物的科研工作。其中,“石灰对植物油裂解的效应”、“烃类的气液平衡”、“植物汽油与酒精的掺混性”,“植物油黏土处理”等燃料课题的科研成果多已及时用于工厂生产,不少论文在《中国化学会会志》上发表。这期间,该厂还向经济部申报,获得了植物油裂解、抗爆乙基铅液、酚醛塑料、糠醛塑料等十余项专利许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徐名材积极进行生产装置的改造和扩建,发展生产。1941—1945年间,在他领导下,重庆动力油料厂共生产汽油40余万加仑,柴油160余万加仑,以及各种润滑油16万余桶,对战时大西南交通和工业的运作起了重要作用。对于该厂的特色和规模,英美盟军曾称赞为世所罕见。徐名材还用英文撰写《植物油裂炼工业》一文,描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裂炼工业,提交1948年世界动力会议,颇受重视,该会会刊已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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