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粥

射声 · 发表于 2020-7-20 12:27:37

《陈毅传》——“47年11月20日，陈、粟向中央军委发报，如实汇报了部队进入豫皖苏情况：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打了几个胜仗后逐渐好转。但部队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药物治疗，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等困难，严重存在，从而影响指战员决心与信心。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 ” 毛在8天后复电粟裕，并转告陈毅：“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8月（48年）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此次一路去陕北，陈毅已得到毛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便在他所到之处的报告中一再说到“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陈毅在晋绥的报告）；甚至带着些理想色彩地说：“今年秋天能组织100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能结束战争”（陈毅在晋冀鲁豫军区的报告）。
可见，陈毅是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的。这样，陈毅在毛与他密商这重大问题时，当然会由衷地赞成渡江跃进的方针。 ”
就这大嘴巴，还“密商”。

射声 · 发表于 2020-7-20 12:34:55

https://history.sohu.com/a/166419428_99918806

分久必合：从“7月分兵”到济南战役（5）作者：汪洋

从子养电、世午电到卯巧电
进入1948年，时值解放战争第三个年头，自7月分兵以来也将近半年。半年来的作战实践和思考，粟裕认为发展战略进攻不打歼灭战不行，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更不行，我军应该在作战、建军等方面采取措施，改变在数量上和技术上敌强我弱的现状。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1、敌虽全面防御，但尚有兵力作攻势防御之机动，外线敌人“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对付我军，而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不便集中强大兵团于一个地区作战”，我应集中兵力，建议刘邓、陈谢和陈粟三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
2、“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
3、我军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已取得优势，还要取得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4、“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打破本位主义。（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32-434页）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以地支代月，1月为“子”；以韵目代日，22日为“养”），粟裕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跃然纸上，明显不同于毛泽东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打中小规模歼灭战的思想。
秦叔瑾老说，电报原文的日期是“亥（12月）灰（10日）”，说明粟裕在电报发出前的40多天前就已经写好，压了多天，又作仔细考量后，才慎重发出。此电草拟前，粟裕已经看到毛泽东12月9日给粟裕和刘邓的指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167页）但是粟裕仍然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粟裕是一个战区的指挥员，又是下级，担心干扰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粟裕在电文最后称“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使用“斗胆直陈”措辞的电报之一，其他两个，一个是1946年8月5日苏中战役中的“微午电”，另一个是后来的“卯巧电”。
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华野执行渡江南进战略任务。
说到渡江南进，最早的说法见诸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给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的电报，“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76页）陈粟于9月17日电告毛泽东叶陶兵团的伤亡情况，要求整补。5天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复电“半年内，不拟派1、4纵去江南”。半年后的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指示陈粟：“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需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11月20日，粟裕报告了部队进入豫皖苏，脱离后方，艰苦疲劳，影响战斗力，以及部队风闻渡江不安心的情况。毛泽东指示，明年8月前不过江，8月后过江。陈毅于1948年1月7日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路上就有“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的说法。后来还有“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参见《陈毅传》400-402页）
收到子养电后，毛泽东仔细阅读，并逐句圈点，送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还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注明：“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方针。（参见《粟裕传》667页）
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并提出三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接电后，认为中央的决策与自己的想法以及给中央的建议大相径庭。毛泽东的意图是要发展战略进攻，但是如何发展？显然还没有接受7月分兵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要将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而粟裕是要依托根据地，在内线集中兵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两者差距明显。
1月31日，粟裕复电，明确提出立即渡江时机尚不成熟，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叶陶两纵“每纵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各万余人，至今元气未复”，“该三纵（指1、4、6纵）经一年半自卫战，伤亡较大”，连排级干部因伤亡易人者“少则5次，多则7次”。因此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二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电报重申子养电中的观点：“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1月22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在军事上，如能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提出“将目前在中原的三支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时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对于渡江路线，电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粟裕文选》第二卷441-444页）此电是为“世午电”（以韵目代日，31日为“世”；以地支代时，11-13时为“午”）。
2月1日，毛泽东收到粟裕的复电后，要预定当天离开杨家沟回华野的陈毅留下商议，结论是坚持原定决策，并于当晚亥时（21-23时）电复粟裕：“（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3、8、10、11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三）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11纵仍属榘唐野战军。陈（毅）日内动身东返。（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184页）后来中央军委因情况变化，将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参见《粟裕传》670页）
2月2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兼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2月21日，华野野指和4纵部队渡黄河北上；23日，到达濮阳；3月12日，第1、6纵渡黄河北上；4月1日，陈毅返回华野野指驻地濮阳，饶漱石、康生等同行。
2日，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又称1、4、6纵队高干会议，1兵团高干会议），会议一直到5月29日通过陈毅的《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才结束。其中还包括陈粟应毛泽东之召，去城南庄。
4月16日，会议的间隙，粟裕向陈毅提出将第一兵团暂时留在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的战略机动更为有利的意见，陈毅鼓励其分别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央工委、中央军委。（《陈毅年谱》上册514页）

射声 · 发表于 2020-8-20 18: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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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088.html

https://www.guancha.cn/BaiNianChao/2013_09_29_175694.shtml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是因为从1953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7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18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8月4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8月7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5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4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1949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5月31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2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应。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简化税制，保证税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1月7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仅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撤销党组干事会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批“右倾”

由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引起党内两种不同意见，其实质也就是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是否应该坚持贯彻不变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意见，由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使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得到统一。而决议草案却把新民主主义的互助合作组织，不能直接过渡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认识，批判为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强调：这（指决议草案——笔者注）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作。由此，实际上就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种由建设一个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由1953年6月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正式完成。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开始酝酿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明确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过渡，十到十五年过渡完成。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讲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后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但着重是批评所谓右倾。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并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样，就在实际上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在高岗看来，无疑是对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东北发展到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岗的整人“哲学”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

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

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

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时，党中央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高岗感到这种大事委托别人看来不行，于是就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逢人便封官许愿，或进行挑拨，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杭州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暗示要把谁列入候选名单。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表明他将进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诬蔑刘少奇不懂经济，造谣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造谣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什么，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造谣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就是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刘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结论要修改。

高岗从罗瑞卿口里听到毛泽东生病的信息时，当即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当他认为在外地的游说获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动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头上。

紧密配合的饶漱石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饶又名梁朴。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早年在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饶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1942年3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一年之后，饶为集华中局和军分会大权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导演了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发动斗争代军长陈毅的事件。饶以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甚至要赶走饶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骗中央，对陈毅发动突然袭击。并致电中央，诬称对陈毅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接替陈毅，妄图将陈从新四军赶走。1944年，陈毅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对在华中局与饶在团结问题上犯有某些自由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电告华中局。毛泽东曾致电华中局郑重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早已解诀，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对毛泽东的指示和陈毅的自我批评则持对立态度，继续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致电中央告陈毅的状。企图以捏造事实蒙骗中央的手段，达到为个人争权夺位的目的。

1945年饶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时，华中地区的代表曾在小组会上批评指出，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为使饶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来。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由饶漱石担任。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毫不考虑中央意见，立即表示由他担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中央写了由他兼任主席的报告。后来，饶漱石到北京，毛泽东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以极不老实的态度，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使中央只得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1952年初，正当“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因眼神经痉挛，难于坚持工作，粟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并指示粟裕陪同饶赴北京休养。饶到北京以后，极为不满，武断认为中央要他来京休养是对他不信任，并当面质问毛泽东。经毛耐心解释仍无理纠缠，毛泽东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这时，饶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从毛处辞出。后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京工作，饶漱石的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1953年2月，饶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进一步取得更高的权位，他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高岗属正在上升的明星，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当年7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妄图迫使安子文就范。

组工会议“批安射刘”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央确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会议开始不久，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责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错误，诬蔑中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等等。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在会上发言，在整党问题上向中组部发动攻击，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就紧密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饶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说，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饶漱石见“拉”无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散布的所谓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的谎言，在会上提了出来。以图把火烧得更旺，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以达到“打安射刘”的目的。

事实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

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鉴于此事是高岗主动说的，所以，安子文将名单拟好以后，就给高打电话，高当即来到安家。安子文将名单给高看时，说明是个人的想法，作为高向毛主席谈话时参考。安子文依次介绍了名单，最后提醒高岗说，高原来提到的两位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还不可能进入政治局。免得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高岗将这个名单看了好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说，他也考虑过了，主席要找他谈时，他是要表示意见的。并说，他原来提的两人是候补中委，无论如何不能提。高岗走后，安子文就将这个名单烧了。后来，安也向饶漱石谈过这个名单。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过。

高岗则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进行试探。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他就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当饶漱石7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件事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所谓“圈圈”、“摊摊”打安子文，攻击刘少奇。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严肃指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明确肯定：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从严格要求自己出发，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此后，邓小平到会讲话，他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0月27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党的团结。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一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态度，打破了高岗、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进行“讨安伐刘”的阴谋。

后来，毛泽东讲到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

射声 · 发表于 2020-8-23 22: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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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高岗垮台与林彪

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揪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文革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80年邓小平谈到此事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

林彪是怎么支持高岗的，邓小平这里语焉不详。看现在已经公布的材料，在高岗问题被揭露之前与林彪有关的是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是“有薄无林”名单。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说：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赵家梁说，高岗认为，安子文只是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怎么能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他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为此，高岗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这个想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以当时高岗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应该将自己的看法向毛汇报，他却和陈云、林彪等谈了。这是高岗的一大错误。更大的错误是，毛泽东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高岗却不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

　　 1953年12月，叶剑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其实，彼时毛知道是高岗扩散的，但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核实，高岗依然不敢承认，欺骗了毛。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警惕(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18-121页)。

　　赵家梁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看来，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是被动地卷入到这件事中的。

　　第二件是高岗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其间，林彪因生病没有参加会议，但在北京西山休养。林彪是计委委员、华中局第一书记，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

　　高岗张罗的探望林彪的行为，有些大张旗鼓。高岗秘书赵家梁说：在那个年代，一切活动都会被加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何况这些非常之人(众多高级将领)，在非常之时(正值“批薄射刘”高潮，又刚刚发生“有薄无林”名单的事)，举行这样大聚会，怎能不引人瞩目?当时就有传言说，这是向刘少奇示威：你们不是搞“有薄无林”吗?我们偏偏如此看重林彪。后来高岗在反省时承认有这种想法。

　　高岗这样大张旗鼓地向刘少奇示威，显然不是很明智。但这次聚会后，高岗拣起林彪在聚会中的谈话说事，就酿成大错了。

　　这次探望林彪的聚会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著：《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这次聚会后，大概高岗就把林彪这些“深刻、尖锐”的话宣扬开来。赵家梁引述高岗在反省时说：“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49-50页)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负责人，在同高岗、张明远的谈话中，毛讲到：“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

　　高岗却是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话的。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播过。”(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41页)

　　这件事和林彪有关。林彪说的这一番话，至少说明，他在对刘少奇的看法上与高岗是一致的这或许也是邓小平所云林彪支持高岗的例证。但是，林彪没有再讲，而高岗却在随后的南方休假之旅中散播这些议论;散播也没有关系，但把林彪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说话，受整肃的就是高岗而不是林彪了。

　　毛泽东在陈云、邓小平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后，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1953年12月19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派，离开北京到高岗南下去过的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代表中央向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利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别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陈云年谱》(修订本)，293-294页]。

　　据《陈云传》，当陈云向林彪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后，林彪答复说：“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回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中央副主席。”[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陈云传》(下)，886-887页]。

　　据赵家梁记载：林彪对陈云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87页)

　　关于陈云与林彪的见面，林彪也有陈述。1962年春天，林彪召见高岗的夫人李力群谈到与陈云谈话时说：“54年元旦，陈云到杭州见我，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推倒，在外边进行阴谋活动。陈云还说：主席要退到二线，问大家由谁来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主持中央，高岗跟你说过这件事吗?”李力群说，“林彪听陈云说完，没有搭他的话，忽然问陈云：‘你想不想当副主席?’陈云连忙说：‘我不配。’林彪说：‘那就谁也别当，就算了。’”(《忆高岗同志》87-88页)

　　在这次与李力群的谈话中，林彪在问了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后“惋惜地说：高岗死的太可惜了，他可是有功之臣啊。老实说，在东北战场，没有高岗的配合，我打不了胜仗。罗荣桓同志身体不好去苏联治病，东北局改组后，后方一切工作都是高岗来干。他还在下面发动群众搞土改，打土匪，支援前线等等，这是真实情况。我林彪绝不能昧着良心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用反党等罪名置他于死地。”

　　林彪还说：“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是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也是一个。意见最多的是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这怎么能都推到高岗身上呢?即便对刘少奇有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为什么不能提出呢?难道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有野心?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矩啊!我林彪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高饶事件之后，林彪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显然，毛泽东兑现了“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的承诺。

射声 · 发表于 2020-9-10 23: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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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开国元勋，是第一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位。1954年，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揭露饶漱石与高岗结盟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几个月后，艾丁住进华东医院东楼20层病房。我去看望时，他多次向我打听是否有关于高饶案件的小道消息。2005年春天，我把书摊上购得的刊载高饶事件回忆文章摘要的《作家文摘》报，带给他。他看得非常仔细，当看到有篇文章提到饶漱石抓住时机反党，平时又善于伪装，所以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艾丁说饶漱石是个“伪君子”。艾丁坐在床边沙发上拿小报呆呆地反复看。过了一会儿，忽然侧过脸，呜咽地放声痛哭。我面对84岁老人悲痛表情，惊得不知所措。沉默了几分钟，他站起身走到洗手间用毛巾揩洗了一下，重新回到座位上说，他是讲过这句话的。那是1954年饶漱石在北京被软禁后，上海凡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划清界线，揭发问题。他是1953年2月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已一年多，仍被召去学习、揭发问题，而且他是这些人中在饶身边工作时间最长（6年）、最贴近（政治秘书）的，被视为知情人中的重点对象，反复启发他站在党的立场，揭发饶的反党言行。他说，讲实在话，饶漱石平时除了工作、开会以外，就是看书看报，很少交友闲聊，哪有什么反对中央领导的反党活动。但当时面对中共中央文件，岂敢说个“不”字，实在无奈，只好说从文件中看到饶漱石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但他在周围工作人员面前从来不露声色，都被蒙在鼓里，他“是个伪君子”。没有想到他说的“伪君子”一语竟然被写进中央文件，成为形容饶漱石人品的定语。这使他无可奈何。
艾丁说：杨尚昆曾告诉他，饶漱石在交代中则说：“我对不起艾丁，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到我身边工作的，我怀疑他是来监视我的，所以我的反党活动不让他知道的。”这是饶身处逆境，所以这样说是保护我呀！我却说他是“伪君子”，每每想起此事，深感内疚。
艾丁让我在他右侧沙发上坐定后说：“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以讹传讹多年了，成了个‘谜’。我来日无多了，把这件事原委告诉你，将来总有一天可以写成文章的时候，你来公诸于世吧。”我看着他恳切期待的神情，点头倾心恭听。
艾丁沉思片刻说，这件事原由是毛泽东的主意。1949年9月中旬，饶漱石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沪后，在办公室向陈毅同志通报情况时，讲到中央要求将华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人选于10月底上报。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同志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原则上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考虑到华东沿海军事任务繁重，他说已同你商议过要我兼任。不过我认为既然其他大区均由司令员担任，华东还是由你担任，乃“顺理而成章之谓”。
陈毅同志马上回答说，这件事主席早在与你谈话之前，同我商议过。主席考虑是周全的，这是从实际出发，如果照常例办，他用不着同我、同你个别交谈了。
艾丁说，这件事整个过程符合程序，尤其饶、陈两人再三商议，相互谦让，最后经常委会讨论后上报中央的。1949年1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曾山等为副主席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人选。
后来中央文件上说，饶漱石利用陈毅同志谦让，未经华东局会议讨论，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至今还是这样传。
艾丁对此事忧思重重。那天因医生、护士为麦加检查身体进进出出打扰，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长达几小时。艾丁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讲完后用面巾纸揩擦头上虚汗，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了。
这时，麦加说，这件事在饶漱石问题发生时，老艾同我简略讲过，没有这样详细。当时他说这是件不该知道的事，可能会惹祸被抓起来，让我心中有数。
我不解地问，当时知道实情的人不止是你，大家都没有出来讲话。艾丁歪躺在沙发上扬起头说，中央文件下达后召我们去学习，揭发问题，大家按文件口径讲，谁敢讲真情，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常委会由陈麟章（原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后来接替艾丁担任饶漱石政治秘书）作记录，案发后会议记录簿和发给中央的电报原稿都收交送专案组了。
艾丁讲完这件事全过程，异常沉重地含着热泪说：“饶漱石冤案，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我是看不到了。待到真正能‘实话实说’的时候，拜托你把我的这些话公诸于众吧”。
这次谈话后时隔两年，2008年6月麦加同志病故。2009年初夏，我在书摊上购得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的原高岗秘书赵家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书中说“高饶反党联盟”是乌有的事。我急忙去华东医院准备给艾丁同志看。踏进病房，见艾老身上插满管子，我以为他在治疗，在留言簿上写了一段话，请护士待后转达告。护士告诉我艾老已昏迷，恐怕难醒了。我走近病床见艾丁同志脸庞消瘦，眼眶下凹，已变形。8月去世。
饶漱石与粟裕关系挺好？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射声 · 发表于 2020-9-17 03:16:53

总参谋部为核心的参谋体制，是普鲁士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森瑙所建立，经过普奥、普法战争后逐步完善，并为世界所遵行的，是现代军队指挥系统的基石。总参谋部及其支撑的遍布全军的参谋体系，就是军队的大脑，这正是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有关参谋部的专业著作的名字。也就是说无论是没落的资本注意军队，还是新兴的战无不胜的物产结机军队，都得建立这套体制。

偏偏皮啊欧稀初期就不信邪。横刀接掌支援军初期，司令部就是一个兵团司令部改造的，根本不具备指挥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最倒霉九兵团。是横刀支援军司令部千呼万唤来的援军，说什么东线只有四十二军顶着，再不来二次战役要崩盘。这事儿正常，战区司令部总是向最高统帅部要支援，恨不得要来全国所有飞机大炮和士兵。问题是一个兵团快十几万号人从准备亚热带呆湾作战的东南一下子转入天寒地冻的高丽，后勤工作是非常艰巨的。

九兵团的后勤本来是三野管，忽然成了支援军，而横刀的所谓支援军司令部根本原来就是一个管三个军的兵团部，能照顾好紧急入朝的七个军的作战就已经超负荷了，怎么可能几天之内就为十几万人准备御寒设备？故此横刀只是对九兵团起到作战指挥的宏观安排：你们负责西线。划定作战区域。而真正负责九兵团作战后勤的是军委和总参谋部。

1950年冬季的总参谋部，正是快朝后重病修养，提辖代总参谋长的时候。虽然有几百号人，可是前面说了，三年内战没干正经活儿。编一编蒋军情况通报，设计下军服，无线侦听一把，仅此而已。忽然一下子要负责九兵团的后勤，真正是一塌糊涂。首先棉衣、被子、棉鞋、棉帽、棉裤、棉帽各自得什么规格才能抵御零下四十度严寒？然后为十五万人按照规格生产这些冬装又怎么安排？还有生产出来后在哪里库存？最最重要是怎么物流到每个军人手里？

二次战役期间，东线和西线之间有群山阻隔，西线的支援军司令部第一是通讯不便，第二是自己架构实在超负荷，怎么可能管理九兵团从江南到高丽这一路上的作训运输后勤和装备弹药调配？自然只有军委直接弄，军委是有一群挂名的大帅们，可是真正统计衣帽数字、列举弹药型号、排列车时刻表的干活的人可只有总参的参谋。这帮参谋营连级的在华北匆忙培训三个月，赶鸭子上架。结果就是灾难。

总参谋部把冬装数字好不容易统计清楚，电报东北军区，生产不一定来得及，高麻子急忙四处搜集，好不容易按数字凑齐了前送边境，在几个铁路点堆积如山。可是，部队根本没时间去堆积点领这些冬装。安排部队运输的是总参谋部管铁路的一帮子，他们根本不负责考虑部队领取冬装。而安排部队冬装的只知道按照下达的套数和东北军区确认，知道东北军区有足够套数了就完事大吉。东北军区接受的任务是准备那么多冬装然后送到边境指定地点。

问题是十几万军人冒着轰炸趁夜进入高丽，这个行动是总参和九兵团作战部门安排的，他们和总参运输部门、东北军区后勤、总参后勤，就没一个接口或者交流信息渠道。这导致了十几万人大部分根本没去冬装堆积点，而是下了火车。立刻去高丽。

后果大家都知道，冻死冻伤无数，本来合围了美帝陆一师，煮熟的鸭子飞了。七十年来，长津湖那些冻死的冤魂，谁该负责，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是不称职的总参谋部第一责任。因为所有领取冬装的关键节点，都在国内而不是高丽境内，国内这段，无论是支援军司令部还是九兵团自己，都没有能力去组织冬装。这就是军委也就是总参谋部的责任。

这种类型的搔操作，在提辖的努力下，愈演愈烈，以至于横刀后来亲自回国表演了一出击鼓骂曹，1951年2月24日，五号和横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横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

　　横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横刀十分恼怒，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什么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横刀火冒三丈，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五号，虽大度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

　　

注意看懂吗？这就是总参谋部的会议。为何是五号主持？三年内战期间，五号是接替横刀担任总参谋长，一桶浆糊后，又是留法帮小弟提辖代总参谋长，现在把个支援军后勤搞得一塌糊涂，难道不该大哥来擦皮雇？达摩院二位副座都在，除了代总长，谁有资格出面说总参谋部机构刚建立，问题难以落实？山岳派二掌门都拍桌子了，冲着五号和提辖发的火儿。五九年庐山，谁忽悠山岳老祖拿下横刀的，昭然若揭。

射声 · 发表于 2020-9-17 03:48:24

留法帮真心没有什么指挥作战的能力，山岳老祖心中有数。军队是山岳派和留法帮争夺的重点。留法帮依靠的是南昌的老兄弟们：玉阶、菜刀、提辖、月半、花花，不是开玩笑，十大马首占了半壁江山。他们的门人子弟更是密布全军。山岳派实战超一流，横刀名剑笑三少不是盖的，五虎将里，上述三位占了六分天下，快朝后学院派余孽，金陵院长流苏派。

回头说说为何华北副司令是正总长，华北正司令提辖混了四年总参，一直是副总长代总长。一方面是老祖根本不愿意用提辖作总长，毕竟是开锅之君，总长这种要真本事能干活儿的位子，提辖接不下来。然而提辖是五号推荐人选，军内留法帮势力庞大，你不给五号薄面则他可能堤内损失堤外补，不一定哪里要去找齐。可是以老祖的性格，让他啥都听五号的也是不可能，于是老祖故意挑了快朝后这个病秧子，分明不会上任的人，站着位子，就是不给你提辖。同时，实际领导还是你，你们留法帮也该知足没话说了。但是我偏偏挑你提辖原来的副手放你头上，就是告诉你们别以为我糊涂，我知道你们没能力干这个活儿，我只是给你们面子，可是用人权还是在我手上，我想让谁当头就能提拔谁，你们留法帮都知足好好干活儿听话。

四年，总参一直是一个病大虫为名义总长，而原来是快朝后上级的提辖，却一直顶着个代总长名义实际主持工作，就是没扶正，你们懂了？

射声 · 发表于 2021-1-12 19:05:08

分久必合：从“7月分兵”到济南战役（5）作者：汪洋

https://history.sohu.com/a/166419428_99918806

从子养电、世午电到卯巧电

进入1948年，时值解放战争第三个年头，自7月分兵以来也将近半年。半年来的作战实践和思考，粟裕认为发展战略进攻不打歼灭战不行，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更不行，我军应该在作战、建军等方面采取措施，改变在数量上和技术上敌强我弱的现状。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1、敌虽全面防御，但尚有兵力作攻势防御之机动，外线敌人“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对付我军，而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不便集中强大兵团于一个地区作战”，我应集中兵力，建议刘邓、陈谢和陈粟三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

2、“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

3、我军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已取得优势，还要取得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4、“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打破本位主义。（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32-434页）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以地支代月，1月为“子”；以韵目代日，22日为“养”），粟裕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跃然纸上，明显不同于毛泽东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打中小规模歼灭战的思想。

秦叔瑾老说，电报原文的日期是“亥（12月）灰（10日）”，说明粟裕在电报发出前的40多天前就已经写好，压了多天，又作仔细考量后，才慎重发出。此电草拟前，粟裕已经看到毛泽东12月9日给粟裕和刘邓的指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167页）但是粟裕仍然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粟裕是一个战区的指挥员，又是下级，担心干扰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粟裕在电文最后称“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使用“斗胆直陈”措辞的电报之一，其他两个，一个是1946年8月5日苏中战役中的“微午电”，另一个是后来的“卯巧电”。

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华野执行渡江南进战略任务。

说到渡江南进，最早的说法见诸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给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的电报，“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76页）陈粟于9月17日电告毛泽东叶陶兵团的伤亡情况，要求整补。5天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复电“半年内，不拟派1、4纵去江南”。半年后的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指示陈粟：“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需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11月20日，粟裕报告了部队进入豫皖苏，脱离后方，艰苦疲劳，影响战斗力，以及部队风闻渡江不安心的情况。毛泽东指示，明年8月前不过江，8月后过江。陈毅于1948年1月7日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路上就有“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的说法。后来还有“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参见《陈毅传》400-402页）

收到子养电后，毛泽东仔细阅读，并逐句圈点，送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还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注明：“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方针。（参见《粟裕传》667页）

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并提出三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接电后，认为中央的决策与自己的想法以及给中央的建议大相径庭。毛泽东的意图是要发展战略进攻，但是如何发展？显然还没有接受7月分兵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要将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而粟裕是要依托根据地，在内线集中兵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两者差距明显。

1月31日，粟裕复电，明确提出立即渡江时机尚不成熟，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叶陶两纵“每纵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各万余人，至今元气未复”，“该三纵（指1、4、6纵）经一年半自卫战，伤亡较大”，连排级干部因伤亡易人者“少则5次，多则7次”。因此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二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电报重申子养电中的观点：“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1月22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在军事上，如能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提出“将目前在中原的三支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时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对于渡江路线，电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粟裕文选》第二卷441-444页）此电是为“世午电”（以韵目代日，31日为“世”；以地支代时，11-13时为“午”）。

2月1日，毛泽东收到粟裕的复电后，要预定当天离开杨家沟回华野的陈毅留下商议，结论是坚持原定决策，并于当晚亥时（21-23时）电复粟裕：“（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3、8、10、11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三）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11纵仍属榘唐野战军。陈（毅）日内动身东返。（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184页）后来中央军委因情况变化，将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参见《粟裕传》670页）

2月2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兼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2月21日，华野野指和4纵部队渡黄河北上；23日，到达濮阳；3月12日，第1、6纵渡黄河北上；4月1日，陈毅返回华野野指驻地濮阳，饶漱石、康生等同行。

2日，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又称1、4、6纵队高干会议，1兵团高干会议），会议一直到5月29日通过陈毅的《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才结束。其中还包括陈粟应毛泽东之召，去城南庄。

4月16日，会议的间隙，粟裕向陈毅提出将第一兵团暂时留在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的战略机动更为有利的意见，陈毅鼓励其分别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央工委、中央军委。（《陈毅年谱》上册514页）

[来源]27军子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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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 · 发表于 2021-1-25 21:18:36

粟裕“不下江南”探析

https://tieba.baidu.com/p/5218186904?red_tag=0292955659

“子养电”被称为改变解放战争进程的三大电报之一，粟裕研究专家以及军迷、粟迷都推崇不已。的确，我们后人以百万雄师过大江作为参照系，不需要更多的军事知识，也觉得“子养电”确实是很伟大的。军委制定的粟裕过江战略无形中让人们觉得是有点“诗人的浪漫”，相比粟裕的子养电缺乏战略眼光。
但我们在看粟裕的《战争回忆录》时发现，粟裕本人在回忆当时那段历史时，压根就没提过子养电这样一份非常著名的电报。是否这份电报太伟大了，如同淮海战役一般，粟裕本人不写，留给后人解读呢？
历史也留给了人们的疑问：特别是（48年）1.22子养电到4.18卯巧电几个月之间，粟裕对过江的认识有了180度转变，态度也迥然不同。且粟裕本人在此期间也有对过江战略的称赞，例如：“过江之后，随着华中、中原我军的胜利，将变华中和中原为华北”等的表态，虽说无奈，还是赞同和执行渡江战略的。细读卯巧电，粟裕强烈表达了一个意思：暂缓渡江，让我先在中原打几仗！至今给粟黑们留下“粟裕出尔反尔”的口实。
没有任何研究资料记载粟裕在此期间为何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厘清粟裕在此时间段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有助于还原这个阶段所缺失的历史。

回顾粟裕与毛的互动，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毛暨中央军委曾经制订了一个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全军唯有粟裕对此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建议先在内线苏中作战，解决苏中“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箝制敌人，使顽无法西调”。这一战略建议是冒着“抗命”的政治风险的，而且新四军司令陈毅也是不同意的。

miniholder: 粟裕为什么不愿意外线出击，很明显，他知道那些根据地是泡沫化的，民众基础不牢固。事实也确实如此，两年后先遣支队，在那一带活动，就很吃亏嘛。

不过，当时的毛觉得粟裕的建议有道理，于是“从善如流”，说服了陈毅让粟裕试一下。这一试，一发不可收拾，从苏中“七战七捷”一直到孟良崮，粟裕率领苏中以及与山野合并后的华野打出了共军超一流的战绩。成为共军的最强的部队。至少在当时，没有之一。
粟裕在战略上专挑国军骨干部队打，力争打成歼灭战。战术上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分割国军，快速解决战斗，突出的是一个“快”字。这一阶段毛对粟裕的战略、战术是推崇备至的。

miniholder: 那不是什么从善如流，知道粟裕在当地军中的威望。这个人打起仗来，原则上是不给上级发电报的。你能看到这些电报，已经是粟裕做了很大让步了

但，随后的南麻、临眗的战斗出现了失利，谈到原因，专家们列举了一大堆，当时的华野大佬们还对粟裕的战术水平提出批评。我认为大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说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换谁来指挥都不行。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国军也从一系列的失败中找出了原因，改变了以往的战术，还请了冈村宁次太君帮忙。即：集中优势兵力，密集靠拢，一线平推的战术，不给共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当被共军包围时采用野战堡垒战术，更好的保护自己，延缓共军进攻速度，友邻部队快速增援，从而合围决战共军。
简单地说：国军以前是主动寻找与共军进行决战的机会，托大了，忽视了保存自己。一旦被共军分割包围，便快速完蛋了，充当了运输队。
孟良崮战役以后，国军主力部队战术的变化，是华野南麻、临眗等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国军的野战堡垒防守战术抑制了粟裕的“快”的特点。南麻战役对于粟裕，形象点来说就是猎豹吃豪猪，无法吃，还粘了一身刺。

miniholder: 对粟裕削权在先，你可以看到，所谓7月分兵，就是军委，不与粟裕商量下的命令。这就意味着是实质性削粟裕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战役指挥权。
good99sg: 这个有些道理。不过，南麻是天气因素较多。当时黄百韬就说：纯粹是运气，下了七天还是九天的大雨，不然胡琏肯定完了。胡注重自保，也是名将。章凤集，宿北，曹县，都充分说明胡是果军中防守战的佼佼者

一个很好的战略构想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战术来配合，就如一位产品设计师，设计了一款新产品，但要有相应的加工工艺来把它做出来。若超出了加工能力，再好的设计也不能变为产品。要么变更设计满足加工能力，要么改进加工工艺满足产品设计要求。所以产品设计和加工工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理战略和战术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粟裕在这一阶段的战略和战术脱节了。
粟裕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接下了还进行了几个“试错”的战斗，所谓“试错”就是让错误再次出现，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丁里长围歼第五军，据说还试用了“围三阙一”的战术，以及土山集再次围攻强敌11师，遗憾都未果。
蒋委员长对整第11师在土山集以一个师的兵力迎击陈粟大军，激战数日，使陈粟未有斩获不得不退出战场。表示满意，特电嘉奖，称胡琏为常胜将军，颁授第一等宝鼎勋章。这国军也够惨的，所以按照国军“使陈粟未有斩获”的标准来衡量，粟裕确实是败仗。

miniholder: 这可不是什么试错，本身就是粟裕在虚张声势。对方犯错，就有机可乘。对方不犯错，当然不能硬碰硬。这是粟裕传统的做法，一点也不新鲜。特别是围三厥一，可不是啥新东西，是他的老传统。

有人把粟裕的战法建“模型”，还有的建“算法”，我更愿意建“系统”，粟裕指挥战斗具有“自适应控制系统”的特征，该系统里含各种“模型”和“算法”。粟裕对战役的动态把控能力令人称奇，适时的把控战役的变换点，没有恋战，避免了被国军围歼的可能。
很显然，在这一系列的“败仗”中，恰恰证明了粟裕的“系统”里出现了bug（缺陷或漏洞），粟裕是需要“打补丁”的。我姑且将粟裕这一时期的战法称为：粟裕1.0版。
miniholder: 粟裕的战法，需要的资源是时间，这个是军委从来不提供了的。

下江南的合理性
过江战略是毛、周副主席（代理参谋长）、五大书记、还有华野的司令陈毅共同制定的。所以解读“过江战略”不能超越共军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条件。从陈毅的《失题》的诗词中可以看到原委：
小住杨沟一月长，平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我们可以解读到，中央放弃了延安，在山沟里打转呢，居无定所。陈毅与中央在杨沟这个地方商量着下江南的战略，注意“平衡左右费思量”一句，是否有牺牲小我保全大局的含义？
“弯弓盘马故不发”（华野？中原？）战斗打成了僵局，“只缘擒贼要擒王”下江南去委员长老巢去折腾，也是一个选项。
当时只有“北国摧枯势若狂”的好形势，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加上随后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敌22万多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城之中。东北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为全歼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将来还有背靠苏联老大哥的优势。
“稳渡长江遣粟郎。”意思很明白，再把粟裕遣到江南搅局，不出5年就可以胜利了。
问题是陈毅所说的“胜利”是否就是后来的建立新中国呢？我认为：尽管华野在华东打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歼灭战，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华东以及中原地区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只有东北出现了“摧枯势若狂”的局面。
还有一个非军事问题也很重要，47年5月以后，在国统区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何为“饥饿”？国府的金圆券贬值了，老百姓吃不饱了。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层面、特别是人心所向等方面，都不支持国共长期的内战。
例如：在莱芜战役结束后，国府内的主和派张群以及张治中以及美帝马歇尔都提出了再次和谈的建议。所以一旦内战长期陷于僵局，再次和谈是大概率事件。到时刘邓的大别山与粟裕的下江南所占地盘，又可以成为周副主席谈判桌上的筹码。无论独占东北、或划黄河而治、乃至于划长江而治，当时的共军都是“最大的赢家”。
我认为，当时中央高层考虑的是“将军决战岂在战场”的方案，那么跃进大别山以及下江南是与该战略相匹配的作战手段。
粟裕向毛以及军委发了“子养电”，委婉的表达了留在中原继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用武力解决蒋介石集团的方案。
可以看出在战略层面上，当时粟裕的子养电与中央想法不在一个频段上。

miniholder: 下江南真的合理吗？首先，看渡江地点的选择，放在随州荆门那一带，刘邓大军靠那边最近，为什么不让他们去，非要身处中原的粟裕部队，跨过桐柏山，到那里去渡江？
miniholder: 那一段江面有多复杂，看看现代版本：荆门天价捞尸案，说明善泳者，在此地经常溺毙。东方之星沉没案，说明这里风向诡异，船只经常遭遇无妄之灾。你肯定会争辩说，军委不知道几十年后的情况，但是，赤壁之战脍炙人口，对吧。安排部队在赤壁更上游渡江，合理吗？

子养电没有在哲学层面说服毛
在制定过江计划时，毛一定会充分的征求了华野陈毅司令的意见，否则哪会有“平衡左右费思量”呢，毛会反复询问华野是否能继续歼灭74师那样的国军骨干部队？经历了南麻、临朐战役陈毅的是如何回答的？不知道，但从中央对“子养电”复议结果就可以知道了，继续执行下江南！
有位专家说得好，要说服毛，必须在哲学层面上让毛接受。那么子养电在哲学层面、即战略和战术层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粟裕在子养电中给出的解决方案：“（二）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粟裕在方案中还是突出了一个“快”，三小时内发起攻击，不给敌军构筑工事的时间，这样原有的作战“系统”就可以用。若敌军完全转入防守，也就是进入野战堡垒攻击战阶段，采用爆破或增加火力密度，即“用大炮掀他”。
子养电给了五大书记以及陈毅都看了，周副主席阅后注明：“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 然后回到毛手中。显然，还是要征求陈毅意见的，他是华野的司令。
我想戏说一下当时的情景：
毛：“陈老总，你看粟裕同志这个打法可以歼灭类似11师的强敌吗？”
陈：“唉，当时炮也没少打，每打下一地堡，仅仅消灭对手两三人，而自己却付出去了至少一个排的有生力量。若自己没有缴获，军委能够提供那么多的炮弹吗？我看，他比我还要像诗人啊！”
戏说归戏说，要军委多提供炮弹！军委可能觉得穷人家养不起富孩子。但靠增加火力密度，能解决野战堡垒中的敌人吗？事实证明是不能的！
在豫东战役中，攻防转换，为解救区兵团，国军第五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同作战下，攻击共军华野10纵的野战防守阵地。从战斗本身来说，应该说国军还是很勇敢的，地空火力密度也不低，还有坦克的攻坚，这些装备条件是共军不具备的。很遗憾5军始终没有突破10纵的防守阵地。
原因是什么呢？华野10纵副参谋长王作尧研究了敌方野战堡垒工事，加以改进后变为适合华野实际情况的“洞穴工事”，防守能力比国军野战堡垒工事还要适用（请参阅相关文章）。可见国军也没有解决平原野战堡垒攻坚战术。
到了济南战役不是国军不想增援，而是没有找到解决华野野战“洞穴工事”防守的方法。所以不去增援也是最好的选择，与许司令8天快速拿下济南城关系不大。
我认为基于粟裕1.0版的“子养电”在战术层面上并不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没有在哲学层面说服毛，对当时的毛来说是一种“愿景很美好、现实很纠结”的感觉。

miniholder: 子养电当然说服不了人：一言以蔽之，子养电的意思是，军委，你要我粟裕打胜仗，赶紧给我更多的兵权和资源，不要抠抠缩缩太抠门。
miniholder: 打不动11军，可以围住11军打援呀。围一上两个礼拜，在刘邓大军交付粟裕指挥的前提下，可以吃掉很多援军呢

戏说粟裕在濮阳打补丁
粟裕是否真的为他战略思想找到了新的战术与之配合呢？也就是说为原先系统存在的缺陷打上了补丁，升级为2.0版本了呢？
影视剧《豫东战役》开始有一个情节，粟裕在濮阳准备过江，调来了张震做参谋长（东南野战兵团）。对此，当初本人十分不解，当时老的华中野参谋长刘先胜、参谋处长夏光等都在濮阳，为何不选这些老搭档做参谋长呢？在新四军时期，粟裕在苏中地区的1师，张震在豫皖苏地区的4师，并没有多少交集。在合并后华野里，张震只是2纵的副司令。难道张震有何过人之处？不知各位粟迷是否有同样的疑惑？
当时就连张震自己也感觉责任重大，难当此任，还向粟裕发电报请他另选高明呢。
2.0版本升级的关键就在这里，我又要戏说一把：
粟裕在濮阳，内心实在不甘下江南打游击，一直惦记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琢磨如何再打好南麻之战，即歼灭已构筑好野战堡垒工事的敌人。（野心家的标志）
他吩咐参谋人员，将以往的作战总结以及作战书籍技术资料都拿来给他看。一份一份、一本一本的看，蜡烛烧完了再点一根。
突然，一本油印本的小册子引起了粟裕的兴趣，书名为《交通壕攻击》，出版单位是新四军四师参谋部，主编：张震，书刊号：没有。序言为当时四师参谋长张震所写：“战术上之新创造，在近迫作业及近迫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粟裕细细读罢，脸上露出微笑，大喊一声：“xx参谋！”
“到！”值班参谋揉着惺忪的眼睛，“502有何指示？”
粟：“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看看2纵的南麻作战总结有没有送过来？查一下。”
值班参谋：“是”，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参谋进来：“报告502，有一份张副司令写的《改进我们的战术与指挥商榷》报告”
粟裕又坐在油灯下看，报告中写到：“（南麻）我纵之所以未能打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敌半永久性子母堡阵地的攻击方法。敌人变了，而我们仍是老一套，必然会碰钉子……要编写攻击子母堡的战术手册发给连队训练。”粟裕在以上内容下画了红线。
粟裕紧缩的眉头展开了。在屋内缓缓地度着步，不经意之间，口中念出了南宋诗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的诗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时，东方已放白，粟裕捻灭了油灯，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向华东局调张震来东南兵团！
以上内容，只有张震出版那本小册子、张震的南麻总结报告以及粟裕点名向华东局要张震是真实的，其他都是戏说！

张震带来的战术变化
据张震回忆录：粟裕向中央争得暂缓渡江后，西兵团的任务已改为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开辟渡江通道。张震在濮阳组织司令部陆续翻印、编写了军事教育参考资料。并和叶飞、刘先胜、钟期光立即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根据今后作战的需要，决定着重抓好打子母堡和城市攻坚战术的训练。据此，张震与各纵队参谋长研究了具体办法，并在淮阳城内进行了城市攻坚战斗演习，演练攻城战斗中的接敌运动、突破口的选择、炮火准备、突破前沿与纵深战斗等科目。
在淮海战役前的曲阜会议期间，张震在司令部召开了攻坚战术技术研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师团营指挥员、各级参谋人员、连以下的战斗英模代表，还有一些军械枝术人员，共350多人。会议围绕攻城与村落攻坚战术技术上的重点难点，发扬军事民上，并结合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实兵演习、技术试验。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专门训练，包括攻打子母堡、暗堡，破坏副防御，通过水壕，近迫及坑道作业，组织城门爆破，火力支援，突击连（营）的组织，登城动作，炮火摧开缺口等多种形式的突破战斗，以及巩固与扩大突破口等……。
解释一下这个战术：打子母堡的战术是“对壕作业，逼近冲锋”，是土工作业，简称“挖沟”。华野10纵副参谋长王作尧发明的主要用于防守，而张震的这个挖沟战术是用于进攻。
张震是47年3月3日到达濮阳的，而4月18日，粟裕底气十足的发出“卯巧电”再次斗胆直陈“不过江留在中原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可见张震的到来弥补了粟裕的战术短板，有了与粟裕战略构想相匹配的作战技术。“对壕作业，逼近冲锋”是粟裕战法2.0版的重要补丁之一。也就说粟裕在哲学层面上说服了毛让他试一下的合情合理的解释。
miniholder: 48年2月份，粟裕要来张震，并不是因为这本小册子。而是张震对，渡江地点熟悉。军委狮子大开口，让粟裕从湖北渡江，粟裕还价，改到了安徽。对此地民情地形熟悉的，非张震莫属。
miniholder: 卯巧电的意思很明白：子养电要更多军权是我粟裕的错，我不要了。你不就是要我这支部队玩完嘛，我提供一个新思路：在豫东搞完它，可以帮你多减点中原国军。

粟裕2.0版本的实施
粟裕渡过黄河进入中原战场后，也是瞄准国军5军的，准备拿他试一下，后来实际发生的豫东战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也是揭开共军全面反攻序幕的一场战役。但该战役在战略战术上没有新意，粟裕还是采用了以往的1.0版本，攻城打援，野战包围分割快速歼灭的战略战术，驾轻就熟的歼灭了9万国军，并没有机会实践“打五军”的战术，反而让国军战术专家们看到了国军5军突破不了共军10纵 “洞穴防守”的事实。
当毛让华野东兵团许司令打济南，保障粟裕部的休整，或再“打五军”时，粟裕又及时端出了三套打济南的菜谱，毛选中了“真打济南、围歼增援（五军）”的大餐。并让粟裕又统合了华野大军，满足了粟裕带兵多多益善的需求。济南战役时，粟裕本人也是阻援打援战场的总指挥，就是为了实践“打五军”。很遗憾，国军鉴于5军在豫东的经历，逡巡不来了。
粟裕的城南庄之行，除了得到了暂缓渡江的许可，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毛的直接交谈，粟裕了解了毛的想法以及毛的性格特点。毛在战略利益上与粟裕是高度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构成上有差异，性格上还是谨慎的。
济南战役粟裕没有机会完成“打五军”的约定，少了一道菜。济南城内战斗还在进行，粟裕便提出打淮海，俗称小淮海，战役目的是攻下两淮、海州打通到苏中的江边通路，准备渡江了。为何不提徐蚌决战的大餐呢？60万对决80万，以毛谨慎的性格当时肯定会不同意。
果然毛同意了粟裕的淮海建议，只不过觉得“打五军”的约定还没有完成，所以主席加码打黄百韬。于是促成了后来的淮海战役，黄百韬成了粟毛之间“打五军”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在碾庄被包围后，采用了野战堡垒防御战术，在最初3天的攻坚战中，华野战斗人员伤亡较大。粟裕及时叫暂停，更换战术，采用“对壕作业，逼近冲锋”的战术，一举歼灭黄兵团。也是在野地大兵团作战首次成功的使用该战术。
据华野粟裕身边的人员回忆：打完黄百韬后，粟裕晕过去了，是高兴过度晕过去了。这种如释重负后的感觉，这是之前粟裕打胜仗后所没有的情节！
至此粟裕完成了与毛之间的“打五军”的城南庄约定！粟裕2.0版战术，攻克了蒋军平原野战堡垒的防守战术。
据史料记载：战斗结束当晚，华野司令部灯火通明。粟裕和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等人一起，在总结歼黄作战经验。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因为几个主要作战纵队，如四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十一纵、十三纵伤亡均在二千人以上，有的竟达五千余人。
“这一条经验非常重要，是我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粟裕的一个指头在桌子上点着说，“在江淮平原作战，由运动战，转入攻坚战的时候，不可急于求成，而应加强对壕作业，隐蔽接近敌人，将堑壕挖到敌人眼前再发起攻击，逐点争夺，逐个歼灭。” 谭震林笑着说：“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

君不见，淮海战役中的三大歼灭战的战术共同点：野战包围，“对壕作业，逼近冲锋”解决战斗。

miniholder: 开玩笑，打完了，功劳是别人的，失误是自己的。还得欺上瞒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换了你，任务结束会怎么样？

以下天目山客

光从“”下江南“动作本身来论述这个动作，是很荒谬的，因为任何一个动作，只要不是立刻地自杀，其本身就无所谓对错。

要判断这个动作的合理与否，要看动作带来的相应结果。

至少刘邓看来，要粟裕下江南，不仅仅是粟裕部队的问题，也还是刘邓的死活问题。粟裕不下江南，就还可以救援刘邓，减轻刘邓压力，让刘邓能缓一口气维持下去。而粟裕如果下了江南，刘邓军就彻底没指望了，全军覆灭的概率极大。

而在粟裕看来，粟裕下江南，在江南打的怎么样且不管，光是中原战局就会全军溃败，带来的相应危害不仅仅是影响山东我军，华北晋察冀乃至东北战局都将因为主心骨的离开而发生溃败，正如多米诺骨牌一样。

中原战局溃败，山东战局就必然跟着溃败，
然后是国军增援华北，华北晋察冀必然跟着溃败；
再就是国军主力横扫东北，东北战局也只有溃败一个结果，能保持在中苏边境打游击已经是最佳结局了。

下过象棋或者国际象棋的人，都应该有这个体会：有的时候，一个小卒或者一个位置乃至一条线，都是势在必夺，全力以赴。而只要一退让，就必然全局惨败。

粟裕部队维持在中原战场，是形势推动的必然结果，他支撑和维系着全国战场，正如一个过去房屋的屋顶大梁一样，是绝对不能抽动而挪作他用的。

豫东战役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粟裕部队的出击作战，
带来的是山东开始打一个整师的中等以上胜仗；
带来的是江苏的开始歼灭敌人一个整旅的中等以上胜仗；
带来的是刘邓军的襄阳战役这样的翻身仗；
带来的是傅作义被逼主动收缩，晋察冀局面得以全面逆转；
带来的是国军山东部队和华北部队都无力再增援东北，其结果是东北全面稳定下来，东北我军终于彻底翻身，可以全面进攻东北国军了。

相应地，山东、华北我军可以支援西北，西北我军也得以转危为安了，毛也可以安心度过黄河了。

毛的下江南决策，是建立在当时我军全面遭遇挫折（刘邓军在大别山朝不保夕），山东我谭许部队血战后逃遁隐蔽起来，华北还是傅作义在纵横驰骋，东北则难以有起色，西北彭部刚在榆林战役中惨败，而中原之地可以，国军交通方便，可以利用铁路迅速实现增援，因此毛主席当时已经彻底失去在中原决胜的信心。

抱着“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也不让你好过”的心态，失去中原决胜信心的毛决定派粟裕部队渡江过去，在老蒋的大本因去捣乱。以上天目山客

小吧主问得好“为什么要下江南，下江南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
刘邓丢弃重装备，以近乎自残的方式跃进大别山，很惨！
陈司令对粟裕说：“也只有你，带10万人过江去，能保留下5万”。
刘邓、东南兵团前赴后继上演这种“事先可预见后果的作战”，究竟有什么好处？
只能作合理的推测：若国府重开谈判，在谈判桌上，跃进大别山以及下江南才能体现出它的战略价值，换取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或更大的战略利益，结束首脑机关离开延安后居无定所的困境。
和谈与否，主动权在国府手上。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加上随后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形势变好。真假不论，但华野陈司令的“北国摧枯势若狂”诗句是对林副统帅东北战斗的印证，至少证明东北形势在变好。
47年5月以后，在国统区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粟裕在莱芜战役总结中也提到了：国府内的主和派张群以及张治中以及美帝代表马歇尔都提出了再次和谈的建议。其中马歇尔作为停战的调停人，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还决定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以示惩戒。所以国际国内形势均不支持国共长期内战。
刘邓的跃进大别山，在桂系的地盘烧了一把火，粟的下江南是中共在国府相对和平的江南地区重新燃起战火，都可看做逼蒋和谈的重要举措。
根据“战争僵局”“和谈”“北国势若狂”等关键词，结合当时中央首脑机关所处的现实环境，制定出一个“将军决战岂在战场”的战略方案是有可能的。
当时陪伴在毛身边的，是代理参谋长的周副主席。据邓大姐回忆，当时大多数的战略方案均出于周之手，但并未说明是何决策？
周不善于指挥大军作战，而强项于谈判桌上的长袖善舞。周对当时的国共双方军事实力、所处的战略态势、国府内部战与和的矛盾以及作为调停人美帝的态度等，应该是了然于胸的。所以本文推测，当时由周操刀制定出该战略方案是有可能。
而在哲学层面上，跃进大别山、下江南的战略行动，与“谈出一个”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在逻辑关系上是成立的，故为毛所接受。
其实这也是老套路，当初国共停战谈判时就是拿了粟裕的江南地盘，换取了毛在苏北淮阴上班的和平结局。没有得到具体实现，那是由于蒋委员长No Zuo No Die罢了。
幸亏粟裕说服了毛，暂缓了当时的下江南，半年时光，实现了从豫东战役到百万雄师下江南。否则……。还是刘帅看得清：“国民党的失败，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是偶然的。”

射声 · 发表于 2021-1-25 21:24:34

https://tieba.baidu.com/p/576796 ... p;cid=#120508192116

卯巧电原文：

职对日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全面战略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或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干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一九四五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二十五、二十八、八十三、六十三、二十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顽之七师、四十八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五军及十一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四个师中之一、二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捅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如中原三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的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很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殖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台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民变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殖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七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的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三千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为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子篠电（48年1月17日)，原文：
中央，华东局：
一、我军主力九月下旬已均进入豫皖苏地区。十月一个月之扫荡歼灭该区之反动地武保安团队约万人。但各部对地方工作进行一些随军工作外，无甚成绩。因此，在第一次陇海破击后，于十一月下旬开前委扩大会（各纵负责人到会），检讨并批驳了只愿打大仗不愿打民团，以及只管打土豪和简单的群众宣传工作，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等倾向。为迅速开展地方工作，除将豫皖苏划为六个分区，成立部队，担任对反动地武之清剿外，并决定每纵与一个□分区建立联系区。除已由各纵调出之一千余干部外，再从各纵共调出约两千名干部，分配地方工作。各纵对该联系分区有供给其党政军民财各干部及武器之义务，并派得力干部参加地委，并有指导该分区工作之权利。在作战配合上，该分区应服从各纵指挥；地方工作上，则服从区党委。各纵未得前委批准，不得自由抽调各该区之武装补充部队。但各纵对地方工作有成绩者，则有享受多补充之优先权。另由各纵共抽出三个主力团和四个团的整套干部（班以上），分配至地方作骨干，以加强地武。上述布置于十二月初旬布置完毕。最近检查各纵调派之干部及部队，虽已大部调出，但思想问题未弄通，对地方工作仍无积极之责任心，甚至有以为派出之干部本钱，横竖无希望收回利钱，而不愿多管地方工作。最近经再次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上述现象，并进一步确定各纵联系区为该纵补充区（如需补充应得到前委批准），并派师级以上干部参加地委，如不努力则该纵得不到补充。于是对地方工作之积极性已大为提高，并已自动超额抽调更多干部及武器。前委要各纵对此种本位主义作怪，当于土改教育中加以纠正。最近部队随军群众工作亦较前有□□。
二、关于豫皖苏工作概况
（1）九月下旬，全区仅睢[县]杞[县]太[康]三县工作较好，其余均为游击区或秘密的点线关系，沙河以南则全未开辟。经十月之军事扫荡，将土蒋打乱击溃，造成了大发展条件。该区全部武装九月下旬之二万五干，现已发展为六万人。但其中成分复杂，有地主富农混入，亦有由地方脱离出来的不少土匪，故纪律极坏，战力特弱。其主要原因由于[豫皖苏]军区之武装建设有毛病。我们于十一月曾决定，将军区直属之五个团（内一个独立旅及另两个团），除保留独立旅三个团仍属军区建制（也应分派到各分区各县帮助清剿），其余两个团及各纵调出之团，均编入各分区，加强其实力，并将原分区之团（各分区有一至两个小团），降为县队，县队降为区队，以加强各该分区武装之基础。但军区及区党委均不同意，因他们今年春耕前组成一个纵队，以便主力走后他们有拳头，有力量坚持（尽力将下级武装向上拔）。于是使县区不仅无力对已被击溃之士蒋，而且亦无力坚持。有些地区则大拉土匪，以弥补上升之缺额。我们向军区及区党委同志解释，认为在我军南下前集中适当兵力是对的，但目前野战军已成为该区主力，则军区暂不须集结主力，更不须成立纵队。至于主力走后之坚持决无问题。因过去主力是向后走，故豫皖苏是处于敌后，今后主力是向前走，则处于自己后方，且主力不会一次全部南走。经此解释后，区党委及军区均已同意将部分武装向下降到分区，各县区更极力赞成。惟军区司令张国华未出来面谈，故其来电悉不赞成，彼似想组一个纵队加入主力，现电区党委再与张解释，并立即付诸实施。
（2）豫皖苏过去坚持有成绩，目前局面已打开，但干部仍极不够。许多地方既无敌人，也无我方人员和工作。同时由于过去游击环境之思想未转变过来，我方政府机关，无敌人也不敢入城镇。我们主力占城市半月之久，并请他们将机关一起搬进城来，他们也不愿来（或不敢来）。纵横数百余里，无蒋军及土蒋，但党政机关不敢在一地多驻几天，仍到处流动。如此不仅减少工作时间，且亦影响群众情绪之安定。此种思想实为对反攻尚无信心，现正设**服中。
（3）土改问题，由于干部缺乏及成分复杂，和基层地武太弱，无力掩护工作，和对反攻胜利无信心等关系，尚未有效的开展进行。过去有些地方已分过土地，但只是大哄一次即算完成，实际上不彻底，而且是假的。现此种方式已改变，但由于干部成分不纯，我们虽坚主解除地方支前负担，集中全力进行土改，但多以环境动荡，干部缺乏，及其他事故理由，再三拖延。原定春耕前初步完成土改，已不可能，干部及地武包庇事情常发生。最近三地委竟决议为满足贫雇农要求，必须分中农之浮财。此事情发觉后已制止，并严格审查此项决定有无破坏作用。现对该区工作除坚决将武装分别加强，并积极肃清土蒋与加强群众工作外，区党委及各纵分别派人加强地委，严格督促加速进行土改工作。惟干部仍极感缺乏，我们尽可能于战役间隙中帮助一些工作。因此，请子恢同志迅速赶来。
（4）土改未开展及负责人缺乏，尚未征粮，连军粮已发生严重困难，我们现靠新区粮供给。
三、邓[子恢]政委究何日南下，是否有密码，请即复。
粟裕
一月十七日

子世电原文：

一、部队情况：叶[飞]陶[勇]两纵于去年经鲁南转移，每纵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各万余人，至今元气未复。且一纵之第三团，陶纵十师部及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并其供卫机关，于鲁南行动时转向胶东，刻尚在归途中。王[必成]纵因领导较差，干部政策有毛病，故在去年十二月阻击五师战斗中颇有伤亡，情绪尚未完全恢复。同时各纵兵员亦不充实（因装备关系，每纵虽有二万余人，但仍算不充实，突击力量少）。叶纵待三团归建后共八个团，陶纵十师归建后亦八个团（最近拨出一个团开辟淮南，归淮南建制），王纵亦只八个团（最近拨出一个团为野司特务团，原野司特务团只五个连，组成一个加强营，已派往皖南），各纵每团人数最多仅二千人，少则一千二百人，必须加以补充。该三纵经一年半自卫战，伤亡较大，成分大变，俘虏几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连排干部因伤亡易人者，少则五次，多则七次，班级易尤多。营级伤亡亦大，团级较少。因整个部队成分如此，故现有基层干部（班排）几全为俘虏，连级军事干部亦使用部分俘虏，故指挥能力极弱，纪律较坏，因此影响作战甚大。当自卫战初期在苏中作战时，仅十二个团兵力，勇于对敌几个军的齊头并进作战，且能于同时歼两旅至两个半旅。但现在以九个团纵队（人数火器亦较前多）对敌两个团之旅，尚无十分把握。其主要原因为干部及工作脱节（团以上为老干部，营以下则因变动大，能力差）。最近经一月土改教育，情绪很高，俘虏及新战士均很巩固，惟经三查后，营连排军事干部因军阀、官僚主义及爱发洋财，不少被群众控告，不能继续工作，而连政指则成分普遍上升（过去报中农或工人者，现多被查出为地主、富农或城市游民），思想工作均较差（贪污腐化，爱发洋财及军阀、官僚主义，甚至对土改不满及反对者均不少，亦有不少为群众检举，需要有较多之调动）。同时，为准备干部及制印地图和宣传品均需时间，故最近即行出动恐较困难。因此，关于行动时间特建议：　　（一）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三月下旬即可出动。目前对配合刘邓、陈谢作战，则将十纵及十一纵南调，以代替叶王陶各纵。对津浦线则暂不派队活动。（二）叶王陶各纵照目前部署，仍随三、八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三月中旬进入休整，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至五月中旬即可出动，不必等至秋季，以便乘夏荒时期好发动群众。当叶王陶休整时，仅以三、八纵配合陈谢向郑[州]潼[关]行动即可,必要时仍以十纵、十一纵加入战斗。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以便乘热打铁继续休整收效较大，究应如何，请即示。二、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子养[一月二十二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三、对渡江路线有以下方案：（一）由武汉以西渡江，水面狭小，两岸地势险要，易于渡江和阻击敌人炮舰的进扰。但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一九三四年七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如闽中、闽北）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因此，如从湘西南进，则应尽可能争取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为宜。果如是，则将造成战略上极大有利，将来以全国主力沿粤汉及其两侧南下，使东南半壁全抛在我军侧后（只需以少数兵团，配以大量地方干部，依东南各省现有基础，即可开展），使敌人之基本区截为两段。如是则战争中心移至湖南，而东南各省则更便利开展，如此出兵计划，仅为在湘鄂西之先遣任务，俟适当时期主力进入湖南，则形势又将大变。如果此去不能在湘鄂西单独建立根据地，则只有继续将主力经湘赣转至闽浙赣，但应准备以适当干部和部队留置于湘西、湘南、湘赣及闽粤赣等地区，以便布置各该地区为前进基地，甚至将叶、王、陶纵专任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建立，沿途留置，亦可更大地分散敌人的兵力。但如此则须配以能独立掌握局面之政治干部于各纵及各旅，方能完成此专门建立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任务。（二）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此一方案的缺点是江面较宽，敌人防御较严，其截击的危险性亦较大。但好处是江南、江北离我们工作地区均不远，且苏中沿江地区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渡江前易于布置（我们已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轻机枪及全营武器，并带干部二百余人往皖南，另派曾希圣带皖江干部百余人至中原局，请其分配至皖江地区加强工作，同时又派原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批干部至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估计船只不成问题），渡江后能迅速分散干部开展工作，伤病员易于处理，部队落伍掉队人员亦可为地方收容而加强地方。至我军主力于渡江后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同时叶王陶各纵干部，对此一带江南江北地区均较熟悉，对地方工作之开展较多便利，且该三个纵队过去流动地区较大，成分中南方人较多，南去情绪较高，即或不到皖浙赣地区而派往其他各省，对部队亦无影响。（三）对以上两案之路线均进行布置，俟布置完毕再详查研究后，于出动前最后决定。究以何方案为宜，请示。粟裕世[三十一日]午

张云逸邓子恢辰感（5月27日）电，（此电被军委批示：这是估计过高的）：
我们看了粟卯巧电，对今后战况估计与所提野战主力、游击兵团、远征游击队三种作战方针认为很好，我们近几个月有此同感。
在长江、黄河之间须有几个大歼灭战，才能解决中原问题并保证粟叶兵团顺利南渡。
又今日我已攻克潍城，目前敌情将有新的变化，如乘胜再将济南攻下，山东战局基本解决。
此后，可从山东再调二、三个纵队到华中恢复原有地区，长江以北便可逐渐控制在我手中，使南进部队能得到后方的补充接济较为便利。
所见如此，谨电上陈，是否妥当，请考虑卓裁。

还有一个著名的电文：1948.11.8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粟裕关于南线战略决战和渡江之后规划的：齐辰电。
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对敌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
（一）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二）蒋介石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介石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三）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
粟裕　张震
齐辰（8日7—9时）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日21—23时）

射声 · 发表于 2021-2-14 00:05:18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 ... 3hcc568ed926ed.html

1927年7月粟裕在武昌加入叶挺负责的二十四师教导队。1927年8月1日，20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任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班长。10月下旬任命为步兵五连政治指导员。11月上旬改任第五纵队第二支队二连指导员。1月粟裕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4月28日，毛泽东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调任二十八团三连连长。8月改任第三十八团第三连党代表。12月复任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1929年3月中旬任第一纵队第—支队第三连连长。4月初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政委（营级）。6月调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团级）。同年11月，改为第二支队政治委员。12月任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1930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长汀整编，组成红一军团。任整编后的红十二军第五支队队长。11月调任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O四团团长。23岁的他12月上旬任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由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和第六十五师组成)，月底改任六十四师师长（师级）。1931年6月六十四师改为红四军第十三师，仍任师长。24岁的他11月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军级）。11月25日调红军学校任学员连连长。 1932年2月，由红军学校调回红四军，仍任红四军参谋长。3月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仍任第一军团第四军参谋长。12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教导师师长。1933年2月，任红十一军参谋长。10月―11月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政委。1934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11月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下旬，红十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创建新的根据地，任挺进师师长，刘英任政委。2月底在一次遭遇战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粟裕从此失去与中共中央和上级组织的电讯联系。10月5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成立，28岁的他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1936年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临时省委与挺进师领导机关分开行动，成立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书记，并以省委代表兼浙西南独立师师长。1937年5月，陕北召开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致开幕词时，首先宣布集体悼念建党以来在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在寻淮洲烈士后。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阶段后，1937年10月10日，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1938年1月，兼任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3月18日，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4月28日，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遣支队于6月21日撤销，回到第二支队仍为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 1939年8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任副指挥，陈毅任指挥。11月7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军分委，由陈毅、刘炎、粟裕、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1940年7月8日，遵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7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所属部队7000余人，分编为叶王陶3个纵队。12月粟裕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1941年1月25日“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2月18日粟裕任讨逆总指挥。2月1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任命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4月20日苏中军区正式成立，粟裕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1942年2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指出：“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1942年3月，兼苏中区党委书记。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师政委，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谭震林未到任。刘炎已因病长期休养，他的职务(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政委，兼苏中军区政委)由粟裕兼任。7月29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电令：“一、六两师政委，谭未到前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10月23日，陈毅、饶漱石，曾山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建议谭震林改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说：“现经我们再度考虑，认为一、六两师部队暂由粟一人负军政主要责任，已能胜任”，“建议谭震林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电：“同意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谭震林同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1月1日和10日，正式公布上述命令，并重申“原来番号不变”。5月抗日军政大学苏中大队改称抗大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决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成立苏中区党委，粟裕任书记。 11月12日苏中区党委决定，出版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粟裕任党报委员会书记。 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陈毅、饶漱石电：“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未到任）。” 1944年2月10日苏中区党委决定以抗大九分校为基础创办苏中公学，粟裕兼任校长。 4月18日苏中区党委决定全面展开整风运动，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粟裕为主任委员。1945年1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任)。华中局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各党委工作。10月24日中共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由粟裕率苏中军区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抗日根据地。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11月26日又指示：粟裕南进后，统一指挥江南斗争。1945年2月，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2月22日粟裕组建苏浙公学，兼任校长。4月受华中局委托，粟裕代表华中局领导苏南、浙西、浙东三个区党委的工作。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粟裕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8月1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苏浙军区部队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任命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9月1日，华中局成立了粟裕任书记的中共苏浙区委员会。10月6日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华中分局和苏皖军区（后称华中军区）组织方案，提出“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任常委”，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10月15日在华中局看到中共中央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的电报，当即向华中局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并直接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改任副职。10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坚持“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10月27日，粟裕再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以张鼎丞为司令。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常委(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增补曾山为常委)，邓干恢任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任副书记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二十九日，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0月31日粟裕参加华中分局扩大会议。张鼎承、曾山传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曾山在传达报告中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粟裕的军事才能，预言“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39岁的他10月任华中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爱萍任第二副司令员。这是有名的“一让司令”。5月组建华中雪枫大学，粟裕兼任校长。中共中央9月23日复电指示：“山野、华野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10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承、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12月13日华东野战军发出宿北战役预备命令，此电是第一次以华东野战军名义发出的命令，署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40岁的他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1946年10月15日军委有令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破格使用，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指挥权，是我军惟一一位），司令员兼政委是陈毅。一九四七年八月兼任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后称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7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黄河以南、淮河山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东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受晋冀鲁豫中央局及军区与政府的管辖领导，委托陈毅、粟裕代表晋冀鲁豫适宜指导。中共中央9月22日又电示：陈粟西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辖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及王秉璋纵队(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陈毅、粟裕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并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供给工作。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在晋绥解放区对敌斗争工作会议上作《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报告。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才，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占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际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才。像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才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1948年２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以陈毅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成立党的东南分局，由粟裕同志任分局书记，金明同志任副书记。同时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１、第４、第６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以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5月7日毛泽东约粟裕谈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再三请求，陈毅仍留华野。得知这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后，建议继续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职务，“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粟裕“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注：当时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两位副政委，均不在华野总部)，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这是有名的二让司令。” 5月充实领导机关，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二、三书记，刘伯承、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庚、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等为委员。1948年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9月11日关于济南战役的部署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11月16日淮海战役发生十天后在粟裕建议下中共中央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任委员，指挥华东野战军，书记为邓小平。1949年1月15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全国各地野战军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华东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 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陈毅不在三野期间，粟裕仍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前敌委员会书记。2月11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发布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团编制番号令。为进军江南，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至3月20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共100万余人，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领导下，组织渡江战役。粟裕任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2月9日粟裕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2月11日粟裕任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3月21日陈、邓到达后，于3月26日召集总前委会议（三野的兵团首长参加），检查了渡江作战准备工作。又确定由粟裕代理三野前委书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次关于华东任务和人事安排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确定粟裕担任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5月20日中共中央复饶漱石并华东局电，同意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其任务增加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各部门。华东局、总前委在1949年6月11日关于华东军区与三野合并的人事及党委组成安排的请示电中称：“兹拟定华东军区负责名单及军区党委名单如下：(一)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粟裕，政委饶漱石，副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唐亮、钟期光，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二)三野前委名单重新拟定：粟裕，唐亮、钟期光、张震、周骏鸣、邝任农等六人，以粟为书记，唐为副书记，负责华(东)全区及三野军事指挥。(三)军区各部门人选由前委拟定，华(东)海军工作归前委领导。以上请批准，以便公布”。6月17日，中央复电批准。6月13日粟裕、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6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六月十五日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7月30日粟裕发出致中央军委电，考虑到解放台湾作战的需要，建议华东海军暂缓北开。中央军委于8月2日复电：“同意粟裕陷午（30日午时）电意见，张爱萍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 8月11日南京市整编节约工作委员会业已正式成立，推定粟裕、唐亮、陈士渠等及第二野战军指定之一人共十一人为委员，粟裕、唐亮为正副主任委员。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另有任用；由粟裕、唐亮继任副主任。粟、唐两副主任已于九月七日到职工作。9月20日-30日粟裕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人民日报记者金凤 (1949.09.27)《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　常胜将军粟裕》：“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在记者访问粟裕将军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刘伯承将军满怀着喜欢望着粟裕将军，发出这样的赞叹。1949年9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上前铲土的，粟裕作为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前委书记，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首席代表朱德、一野首席代表贺龙之后第四个铲土，二野首席代表刘伯承、华东解放区首席代表陈毅、四野首席代表罗荣桓等紧随其后。粟裕当选为180名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之一。11月1日粟裕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军管会人事更迭　粟裕继刘伯承为主任》：【新华社南京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另有任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于上月下旬电令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并以江渭清、柯庆施、张凯、周骏鸣、陈士渠等为委员。粟裕主任等已于本月一日就职。195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三野前委组织撤销，另组华东军区党委”。1950年8月19日，三野前委撤销，第一届华东军区党委于同日成立，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常委成员还有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张凯、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邝任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19490218至19490418）、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0510至19530615）。

粟裕和饶漱石、陈毅一样是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统帅，是华东三巨头。关于粟裕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书记，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读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三版《粟裕传》第464页第二十章《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第一节《自觉实行由战争到建国的战略转变》第一段：

上海解放以后，粟裕继续以三野前委书记主持第三野战军的工作，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军事官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军政接管委员会主任。7月中旬，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指挥机关合编并由上海移驻南京以后，他以华东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陈毅在上海）主持华东军区工作，又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

在由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组织发展实录》第28-31页指出：1949年6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后，情况有了变化。合并后，虽然名义仍各保留，部队也实际没有合并，但华东军区和三野的主要领导人统一了。由于华东大陆基本解放，三野的一些兵团和军的机关，兼了省军区或警备区机关。三野前委与华东军区的二级军区以下委员会，逐步发生了垂直领导关系。因此，合并后的新的三野前委，成为实际上的华东军区党委。华东局、总前委和党中央也是将三野前委作为华东军区党委认定的。例如，华东局、总前委在1949年6月11日关于华东军区与三野合并的人事及党委组成安排的请示电中称：“兹拟定华东军区负责名单及军区党委名单如下：(一)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粟裕，政委饶漱石，副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唐亮、钟期光，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二)三野前委名单重新拟定：粟裕，唐亮、钟期光、张震、周骏鸣、邝任农等六人，以粟为书记，唐为副书记，负责华(东)全区及三野军事指挥。(三)军区各部门人选由前委拟定，华(东)海军工作归前委领导。以上请批准，以便公布”。6月17日，中央复电批准。因此，合并后的三野前委从上级机关的认定上和其领导工作实践上，行使了华东军区党委的职权。1950年4月，三野的番号正式撤销，195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三野前委组织撤销，另组华东军区党委”。8月19日，三野前委撤销，第一届华东军区党委于同日成立，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常委成员还有张震、周骏鸣、张凯、邝任农。从此，华东军区党委逐步在工作实践中与各军区委员会发生垂直领导关系。后来，随着中央局的撤销和军区系统编制的变化，才逐步演变成目前军区与各省军区的领导关系模式。

1949年2月9日由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阶段（1949年2月-1949年6月）。中共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三野前委，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书记。委员有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6月由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邝任农接替，1949年6月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6月华东军区后勤司令员宋裕和。在此期间，因为陈毅常驻渡江战役总前委，司令员、政委及前委书记均为粟裕代理。

因此可以说，《粟裕传》的说法不准确，遗漏了粟裕担任三野前委书记这个重要史实。时间上是第二年才成立华东军区党委。粟裕担任第三野战军的前委书记时间是1949年6月到1950年8月。副书记是政治部主任唐亮。委员有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副参谋长周骏鸣、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邝任农和1949年6月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

《粟裕传》表述出现上述时间情况后，中央批准的《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二卷867页粟裕、张震、周骏鸣致中央军委，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为准备攻占定海台湾调整淞沪地区部署》注释③也延续了《粟裕传》说法。特录如下：

③6月13日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6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同意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机关设在南京，并以副司令员粟裕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兼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进的工作。8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三野前委组织撤销，另组华东军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于8月19日成立，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陈毅在上海担任市长，粟裕主持华东军区工作。

射声 · 发表于 2021-2-14 0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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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发生一场严重的党内矛盾，陈毅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如何化解这场矛盾并把矛盾转化为推动党的事业继续前进的动力，严峻摆在了年仅28岁的陈毅面前。在他的艰辛努力下，红四军得以避免这场严重危机，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其间，陈毅形成了化解党内矛盾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三勇”谋略。

红军时期的陈毅

勇于抛开名利情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与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神情严肃地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是奉中央指示于 8月下旬秘密到达上海，专程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

这年6月，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尖锐矛盾，史称“朱毛之争”。二人在红四军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红四军具体的领导体制方面有分歧。这与他俩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经历、历史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相比较而言，朱德更长于军事及军事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发挥军事机构和军官的指挥职能。毛泽东更长于政治及政治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因此他一直强调党委对红军统一直接的领导，一直在部队中坚持党代表制度。中共六大之后，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各部队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经验而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军后，两支部队原有的具体制度与政策便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碰撞。朱德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前委领导，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但对毛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他还说：目前红四军中甚至党还未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并将朱德主张的通过军事机构直接领导军队的观点批为“分权主义”而主张“绝对的党领导”，认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朱、毛之争，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原则之争，而是党领导军队的方式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绝非个人权力之争：两人未私下结党营私，而是公开亮出自己的意见；且都服从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创建之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朱、毛之争。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军的特派员。1929年4月3日，刘来到红四军，陈毅是非常欢迎的。他对刘十分尊重，充满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刘是一个老革命家了！

1929年2月7日发出的中央指示信“二月来信”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朱、毛等都不赞成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决定由他给中央回信。他致信党中央，批评其“太悲观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接到信后，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未再坚持己见。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经验影响较深的刘安恭却坚持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必须执行；对毛泽东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红四军的领导制度更有看法。他私下发牢骚指责毛，还私下散布言论，把红四军的领导人分成两派，说以朱为代表的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以毛为代表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并将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及红四军前委的决策扩散了出来，在红四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他还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竟然决定由临时军委领导与指挥红四军，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和作战行动方针，不得过问红四军的具体事务。

下级党委规定上级党委的任务，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他认为，前委代表中央领导红四军及根据地内的一切事务，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刘把军委凌驾于前委之上，违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设置问题，与刘发生激烈冲突。他批评刘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性的机关；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妨碍了前委的领导。他愤激地表示，若此问题不解决就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刘却严厉指责：“你老毛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调动！”朱德等人表态支持刘，林彪等人支持毛。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闽西三打龙岩后留下的珍贵照片。右起：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成共识。陈毅提议，就军委设置问题举手表决。终以 36∶5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毛泽东取消临时军委的提议，否决了朱德、刘安恭等 5 人的意见。刘所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职一同被取消。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前委批准了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请求，指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

然而，争论并未结束。朱德、毛泽东、林彪等人在红军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阐明自己观点，更多人卷进争论中来。为统一思想，1929年 6 月，陈毅主持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者 40 余人。本想以会议形式解决这“争”，却到后来通过决议否定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意见。这虽是集体意见，但陈毅基本上是赞成的。最后，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会议改选了前委书记，由党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贺子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

陈毅对这场争论的性质认识并不十分清楚，相对来说，更赞成朱德的意见。他知道，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改选前委书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就一再申明，他主持的前委只能算是“过渡内阁”，一切由中央决定。恰巧，7 月传来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派人去上海汇报工作。

陈毅指定朱德代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秘密来到上海。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又阅读了中央文件及各地红军报送来的材料，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站在党事业全局的角度看这场争论，陈毅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当时红军尚属于初创阶段，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整个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毛泽东的主张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等，虽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央的精神，但符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军情，代表了建军的正确方向。陈毅想到，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发展壮大了，并开辟了赣南、闽西新的根据地。1928 年 8 月，红四军部分部队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一些官兵的要求下，以发扬民主为由贸然进攻湖南，造成了“八月失败”的恶果。

党中央要求陈毅全面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并要求他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初，他顾虑重重。第一、他与朱德、刘安恭都是四川人，曾同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过兵运工作，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共同的志向、经历和家乡使其有更多共同语言。第二、刘是奉中央之命来红四军的，执行的是“中央指示”，而毛泽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的“二月来信”，包括他在内的红四军许多高级将领对此是有看法的。刘公开说，朱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是“自创原则”。毛大部分意见与当时的中央及共产国际是不一致的。站在朱、刘一边，更易得到中央信任。第三、毛批评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隐含着对他的批评。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放手让大家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毛的一系列主张受到许多人的尖锐批评，在毛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极端民主化”。第四、他已取代毛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且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他想到自己的入党初心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多少人为这一理想连生命都牺牲了，共产党人还有什么放不下？他只谋求党的事业，决心勇敢抛开个人名、利、情等。8 月29 日，他如实全面地向政治局进行了汇报，特别是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坦诚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会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写了 5 份报告交给中央，即《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 — 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他的汇报，使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全面准确的了解。中央被他坦诚无私的品格所感动，非常信任他，决定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他组成三人委员会，共同研究红四军问题，并委托他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他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

勇于将自己“打倒”

在朱、毛之争中，陈毅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表现出超人的勇气，为这场冲突的解决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为化解陈毅与毛泽东的矛盾，有意将他调离红四军。陈毅坦荡地说：“我要回四军去。七大没有选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我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后，立即请他担任四军前委书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再听中央调动。”

陈毅以巨大的勇气、诚恳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红四军。他首先向朱德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对朱、毛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德看到指示信中“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句话时抬头看了一眼陈毅。陈笑着说：“这是中央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见。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我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德诚恳地说：“我也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叹口气说：“不知道老毛愿不愿意回到四军来呀。”

原来陈毅去上海后，朱德指挥红四军打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攻占了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可是两次进攻广东梅县均受挫，刘安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占领上杭后于 9 月下旬，朱德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派人邀请毛泽东参会。毛愤激地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他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结束。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红四军八大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了 3 天不得不草草收场，没解决任何问题。朱德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其主张是正确的，热切期盼他早日归来。

得知毛泽东对自己有如此强烈的不满，陈毅并不奇怪。他说：“毛泽东批评得对，‘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和大家一道来打倒‘陈毅主义’！”陈毅与朱德商量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润之：

我这次到中央，回部队来了。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已经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的同志也盼望你归队。希望你见信后很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及前委的希冀。仲弘

陈毅还公开和前委的同志们说：“七大没开好，责任在我，由我来检讨。”

11月下旬，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及陈毅的信。他看到“九月来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心头一震：这不正是自己一直所坚持的吗？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不正是对自己的肯定吗？当得知这是中央在陈毅汇报后作出的，不由得对陈毅产生敬意：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啊！他看了陈毅自我批评的信后，立即决定马上回红四军去！他马不停蹄地从上杭蛟洋回到长汀红四军军部，与朱、陈会合。三人都当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说话方式不对，有时说话有失分寸。开八大时，我身体不好，写了些伤感情的话，还望你们多多包涵。”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1月 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人均出席。会议气氛很融洽，开得很成功，作出 3 项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各种封建残余制度。同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接到中央来信后给中央写的回信。

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把矛盾转化为党的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化解党内矛盾的最终目的。为此，陈毅在承认错误后还积极协助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党内矛盾。

表面上看，红四军党内矛盾表现为朱毛工作思路方法之争，实际上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非无产阶级错误，其实质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建军路线，关系到红四军的性质与发展方向，意义极为重要。

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白天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晚上赶写各种材料常灯火彻夜不灭。经过调研发现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主要问题有 14 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认为，由于党和红军处在农村，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和红军，必然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他具体分析了红四军党员的成分构成：5 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 192，其他 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 23%对 77%。陈毅很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一道对红四军开展了1个多月的整顿，使部队面貌明显改观。

1930 年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有100多名代表出席。陈毅主持会议，向大会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作详细说明，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探索和确立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建军思想的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明确规定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坚实基础，有力保证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保证了军队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古田会议之后，党指挥枪的问题轻松地解决了！所有组织包括军事部门、政治部门和士兵委员会及各级干部，都绝对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当时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有权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他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不折不扣地拥护前委的统一领导。决议明确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严格执行和维护“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等群众纪律，在政治机关负责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联系。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决议明确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深刻地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绝然担负不来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内教育，规定了教育党员要用的 10 种材料和 18 种方法。古田会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后来党中央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转发全军各部队，朱毛红军的经验得到了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古田会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至今仍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毛泽东征求自己的工作安排，毛泽东说：“你就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陈毅留在了红四军，与毛、朱共同战斗，把红四军的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陈毅的“三勇”谋略，是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勇于抛开名利情，是“三勇”谋略的基础；勇于将自己打倒，是其核心；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是其归宿。“三勇”谋略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格、崇高的人格，正如其诗中所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来源：《党史文汇》2017年第12期

射声 · 发表于 2021-2-14 00:39:28

http://news.sohu.com/20040906/n221894607.shtml

受恽代英影响哥俩走上革命道路

　　林育英生于1897年2月25日，三兄弟中他年龄最大。但他是受堂弟林育南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夏天，林育南陪恽代英来到黄冈，想在乡下建一所小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又能为革命培养人才。这任务交给了林育英。第二年春，这所叫浚新小学的学堂创办起来了。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与林育英在浚新小学发起成立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共存社”。不久恽代英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工人阶级的情况。

　　林育南也是在恽代英引导下走上革命之路的。1915年秋，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这年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哲学部读书，毕业后被聘为该校附中部教务主任。林育南在朋友引荐下拜访了恽代英，并加入了恽代英的“互助社”，自此这对青年才俊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1919年初，林育南联络魏以新、汤济川等人在武汉创办半月刊《新声》。杂志受到守旧势力和政客们的谩骂攻击，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林育南想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决定写封信向他们交换思想。于是一封由林育南执笔，署名“中华大学新声社”的信寄到了《新青年》杂志。

　　此时，《新青年》轮到胡适做编辑，他认真阅读了新声社的来信和杂志，当即回信，表示肯定和支持；然后将《新声》的来信及他的回信，一并发表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胡适在回信中，希望他们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而应以此自豪。

　　为了支持革命武汉办起利群书社

　　林育英从上海回武汉后，利用自己学到的技术，在1921年办起了利群毛巾厂，这使湖北的先进青年们有了一处理想的活动场所，并增添了活动经费。

　　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许白昊、项英等人经常到毛巾厂开会，研究工作，并就此成立了利群书社。这引起当时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的毛泽东的注意。

　　1920年毛泽东到北京途经武汉时，曾与恽代英、林育南等做过长谈，对利群书社颇感兴趣。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后，也在长沙办了一个文化书社，由他的好友易礼容任经理。他得知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又在武昌以毛巾厂作掩护，支持革命活动，觉得是个好办法，计划在长沙也办一家织布厂。为了尽快把厂办起来，毛泽东还派易礼容到湖北纺织之乡黄冈县购买织布机，学习纺织技术和办厂经验。

射声 · 发表于 7 天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bb8ce70102vmac.html

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评价和比较
                                 文章来源：铁血军事网 2009-4-13
   林彪是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之人，幷且沈默寡言，但是对两个人例外:老部下陶铸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和粟裕谈军事时滔滔不绝。
   发表在《军林之友》上的一篇文章提到，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作出的特殊贡献，深爲中共中央器重，也爲有的战略区指挥员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豫东之战胜利后，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说:「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
   此战略区指挥员就是林彪。林彪不仅羡慕粟裕的作战，称之爲「神仙仗」，除了发电祝贺外还要刘亚楼收集粟裕指挥的战役资料进行研究学习。林彪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研究了好几天。当刘亚楼有事进去报告时，林彪感慨说:「粟裕尽打神仙仗。」见刘亚楼没听懂又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林彪自比天马，从不夸赞其它人，惟独对粟裕是个例外，而且把粟裕的用兵比做神仙。(《澜海回声—百名将军访谈录》)
   当淮海战役战役结束后，林彪对于粟裕的敬佩之情更是日渐愈深，更加深入的研究粟裕的指挥艺术。刘亚楼对此很是不解。
   刘亚楼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爲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爲慎重。
   一般情况下，有了七层把握才打，只有五六层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层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
   后来，在1958年，粟裕落难，林彪没有说粟裕的一句坏话。反而在事后安慰粟裕。邓大人曾经代表中央同粟裕谈话，限制了粟下部队的权力。就在1960年的2月10日，林彪找粟裕谈话，指出军科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爲总参谋部的参谋部。1962年6月22日粟裕写信给叶剑英，对敌情的估计及我军战备方面的问题提出看法，幷请叶帅认爲可以参考的话予以转报军委。而此类的问题则是当年粟裕落难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爲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6个军作爲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作爲战略机动力量，用于战争最需要的地方。没有遭到任何的指责，而是在林彪的主持下，中央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粟裕年谱等)
   虽然粟裕没有彻底被批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但是依然心情很郁闷。1964年，在北京写下一首诗，初稿如下:「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从最后两句看，粟裕的心情是苍凉郁闷的。
   因爲时年57岁的粟裕在1月份在从化休养突发心肌梗塞，回广州抢救。5月军科院常委决定粟裕休息一年。但粟裕12月又上了班。不久传来蒋军窜犯大陆的消息，接著1965年10月2日林彪在上海找粟裕谈话，要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林反映。此时的粟裕因爲老邓的传话脱离军队多年，此时又得到了可以去军队跑跑的机会，心中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于是，他心情振奋，将末两句改爲:「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此诗在他逝世后曾发表于《解放军报》1984年2月14日第三版。《老兵乐》这首诗表达了一个老兵的高尚情操，说出了粟裕心系国家安危爲保卫国家安全随时准备再上战场的心情。「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这种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1965年的11月7日叶剑英到上海。粟裕向叶汇报了林找他谈话的情况。在粟裕的年谱中这样记载，「和原准备回军科院换其它同志休息的想法，叶表示军事科学院就让宋（时轮）、锺（期光）去搞。要准备打仗，你是战将，硬是要把身体养好，准备打大仗、接大班。叶还要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粟下部队去搞调查研究。」说明了林彪在同粟裕中的谈话中还涉及了要粟裕准备带兵打仗的问题。
   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在林彪的同意下，由纪登奎出面把粟裕大将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果然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等所谓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
   1970年4月5日—5月23日在林彪和周恩来的共同安排下，粟裕去西北、华北等边疆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还到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北做了调查研究，共行程7000公里，共参观调查50多个单位、70多个基层点。
   在粟裕大将落难的困境中，林彪没有忘了这位能打神仙仗的高手。虽然粟裕后来在9－13之后也猛批林彪，但是大都是重复了别人的话，特别是陈毅的话。

射声 · 发表于昨天 15:41

http://history.eastday.com/h/20141223/u1a8503641.html
毛泽东1929年的悲惨处境：感叹“人生易老”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节期间福建根本没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词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泽东当时的悲惨处境与霜的心境。

　　屡受打击的处境

　　“开除党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朱毛”之争与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准备赴俄留学”。对于“朱毛”之争，很多年前是一个忌讳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多有研究。实际上，其争论过程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的是毛泽东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专门讲了“朱毛”的争论。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十四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毛陈”之争与毛泽东的“两次”处分。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毛泽东的“讣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万里霜”的心境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饶丰书房”。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模范英语读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一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毛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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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小米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