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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异星系之抗战尖兵正传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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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3 23:00: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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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详述“七七事变“如何变成“全面抗战”

历史时空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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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短史记
昨天是“七七事变”82周年。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抗战,中间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才是决定中日两国是否全面开战的关键。
我们可以简略复盘一下双方在这一个月里的博弈经过。

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
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回应,蒋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7月13日,蒋通过电报向宋哲元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
7月17日,蒋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旨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
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
其实,中方当时并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蒋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的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
确如蒋介石所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这种“不扩大”,乃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而非控制冲突的升级。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掌控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作战准备的关键一环。所以,在7月11日,内阁一面主张“不扩大”,一面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
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
让蒋意外的是,日军的增兵之举,丝毫未受“庐山谈话稿”的影响。
日方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谈话稿”,乃是因为其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武藤章的具体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
日本一心要压迫蒋屈服,蒋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
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
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图: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集体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正式爆发。
下文这1万余字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至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决策主战终。这些无删减日记,当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七七事变,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全面抗战的。
蒋介石日记
(1937年7月7日~8月7日)
七月七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处事不应以目的论上求理论,应在方法论上求实际。本日手拟建国训话,颇废心力,下午审问交易所案,与汪谈话。
预定 一、派铭三代理西安主任。二、升时昭瀛为参事。三、交易所案移归法院办理。四、七月九日令各地军长主祭阵亡公墓及慰劳伤兵。五、点验员必先以委长名义慰问伤病兵之稿慰。
注意 一、俄情报告。二、电何处长缓办。三、英倭交涉现无所闻,可怪。四、建国训练之要务甲、建国情势,国难与国耻。乙、先建国魂(主义)。丙、主义定义、方法、目的、原理与思想基础。丁、建国项目,国计与民生(四生)。戊、建国要件精神(四育) (生活经济)与物质。己、民生内容与原则。庚、实施方法,管教养卫与四生。辛、建国完成的具体要则(内心)智、信、仁、勇、无畏一诚、礼、义、廉、耻(形外〉—严—力行,实严,勤俭一恢复国魂,复兴文化,完成建国使命,三民主义。

七月八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以事实来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预定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注意 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 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七月九日星期五 气候晴 温度 海会九十二度
雪耻 怠者以指染食,取喂入口,犹嫌其难,此其所以懒而畏惧,无事不难也。
预定 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二、社教与警察,戒争、戒阀、戒闲观而首重秩序。三、派谭伯羽为驻德检货代表。四、研究对俄交涉。五、英国借款条件之研究与其顾问聘期。六、问傅病。
注意 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早起处理对华社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十时开学典礼,训话二小时不觉其疲,身体己复元矣。下午回牯岭,途中修改国难教育稿。闻中倭两军己撤开芦沟桥,而以右友三保安队接防了之云。
七月十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静敬澹一。
预定 一、指导农工生产。二、禁烟与禁售私货之训话。三、建国运动之方式。四、教育要务在启发学者之天性,即助人爱人之德性,发挥其创造之本能,增进其自动之才智,养成其严守纪律之习惯。
注意 一、石友三之行动与倭寇之侵略。二、见李仲平。三、倭寇今又反攻芦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上午照例办公,手拟建国运动方式,看教育讲稿。下午点名、阅稿。
本周反省录
一、身体似痊而未愈也。
三、倭寇于八日在芦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芦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五、川康整军会议开成。
六、研究建国运动方案与教育讲演。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实的教育,行的教育。
预定 一、粤专员人选。二、邵鸿基调换。三、战争责任者。四、教育范围(时、地、人、事、物)。五、教育排除之点,官僚与特殊化。六、沈光汉来见。
注意 一、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故倭王由叶山避暑回东京,与近卫内阁上奏之类,以及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二、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芦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上午研究倭态与芦战形势。正午访孔,下午研究建国运动方式,晋谒林主席。对上报告不能失时,对戚受辱,对倭作战,今日之中正实为众人之奴隶矣。任劳任怨,受苦受难可谓至矣。
七月十二日星期一 气候晴
雪耻 建国运动要在国难中完成。
预定 一、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
注意 一、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二、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三、中央军集中保定。四、倭寇空军尚未出动。五、廿九军内部是否推张出任与倭妥协。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气候晴
雪耻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政治情形与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求一事之澈底,非所能也,勉之。
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表示其外强中干之态度,但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下午点名,与汪商谈时局。(以上昨日记事)
令日预定 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次辰(宸)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五、发魏款。六、倭府宣言与同盟社电急星呈。
注意 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之宣言 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议范图以外地区之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三、统制外汇。
上午以芦案扩大,故未赴海会,在枯岭行政会议,令各部回京办公。正午宴客。下午会客,点名。
七月十四日星期三 气候晴 下午阴
雪耻 建国要在国难中实施,不可以倭患而中止建国工作也。
预定 一、旅行社苦力喧哗。二、令仿鲁来见。北上部队非有中央命令不得复员。三、问电话线路。四、令解张俊生来见。五、派立夫见苏使。
注意 一、对芦案,英美已有合作调解趋势。二、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三、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四、如能办到芦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
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下午访孔姨,会客。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也。
预定 一、发黄实款。二、召集太平洋会议之时间已到否。三、运送炮兵。四、民制防毒面具。五、不得埋没专家。六、派鲁部队。七、要击炮位置。八、问秦岛海关消息与组织。九、冀东保安队之运用。
注意 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二、宋如屈伏,则看其程度如何。三、倭寇第五师在秦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于平津,而无在青岛进发部队,其仍为局部动作也。
本日批阅各方情报,亲审纱布交所案,会客宴会,访汪。审察局势,英、美对中、倭两国各别提出劝告,而不连合一致,减少力量。手拟对英覆文稿。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七月十六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预定 一、拟宣言稿。二、令沈光汉来见。三、外交报告。
注意 一、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二、倭志在威胁冀宋不战而屈,不惟无关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三、借英机。
七月十七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预定 一、约赴俄考察人员谈话。二、约周、秦等谈话。三、约宴马演(寅)初、陶希圣谈话。五、改告国民书为谈话式。四、研究倭提备忘录之覆文,与对倭提何梅谅解事件抗议之答复方式。
注意 一、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本周反省录
一、近来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不下三、四次之多,自觉亦能忍也。然而心胸虽苦,但事后回甘也。
三、倭寇屡攻芦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四、倭王回东京,作成战时严重未有之形势,余令行政院回京办公以应之,示我政府不在意也。
七、倭驻津司令田代死亡,此实为阴狠之敌将,竟为其部下不听命而逼死矣。
下周预定表
一、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改为谈话式。
二、决定共部解决办法。
三、对芦案应积极准备。
五、对倭不战而屈之战略,应注重还击与反攻时机,不可太早,亦不可太迟。
七、战费之筹备。
九、国防会议日期,对鲁、晋、桂、川之协商。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紧急时,更须宽缓,此治国平乱与对敌惟一之道也。
预定 一、属布雷改正宣言方式。二、查庞部何日到沧州。三、倭寇检查津邮,强占招商码头。四、倭机飞平汉路,射击我列车。
注意 一、倭武官间接表示求见商谈,其用意何在。二、对倭备忘录,我主张仍由中央交涉;如就地解决,亦必经中央之许可,以为缓和余地。三、对沈等保释。四、对共党态度。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 气候上晴下阴
雪耻 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预定 一、见辞修与天翼。二、问高部已到何地。三、史顾问回京。四、征求各省长官意见。五、于部到鲁接防,电问向方。六、电冀鲁,定明日回京。
注意 一、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二、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三、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四、对冀宋与鲁、韩之安慰与奖勉。五、战斗序列之核发。
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决定明日回京。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 气候晴 正午大雨
雪耻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预定 一、电孔回国。二、令可亭来见。三、令各国大使来见。四、军训教官归校长指挥,并应特别训练常识。五、蒙王封号。六、财政与战费之筹备。
本日倭寇仍对芦沟桥不断炮击。
注意 一、财政金融之筹备。二、共党问题。三、沈案了结。四、宋、冯心理与态度。五、倭寇之弱点 甲、对何梅协定不敢速提。乙、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丙、战事最多限于局部。丁、空军尚不敢正式使用。戊、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之强逼,当视其令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炮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宁静致远,沧泊明志。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蝶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预定 一、军事会报。二、会各部长。三、派建(健)群赴平。四、彻查假充征兵之雇主。五、痛斥市府。六、字林西报之中央电稿。七、广播电台之整顿。
注意 一、倭间接要求我对近卫之宣言响应,与间接表示与宋交涉范围不出于我最低立场之四条,其弱点益露矣。二、对英使说话太直,无论如何知交,对外交立场应留有旋转余地,不可自行束缚也。
本日除例行公事外,对财政金融与外交皆有准备。见敬之致梅津之函件,愤恨又不能自制,何愚劣益此,于此痛心之至。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气候晴 温度九十五度
雪耻 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
(要言)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
预定 一、壮丁动员演习。二、倭寇军用密本之研究。三、粮服统一机关与议决,令实业部设计呈报。四、见刘为章、健群。五、沪市长问题。六、发战费。七、谈话会改期。
注意 一、宋覆电之请示用意。二、应停止军运。三、芦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四、中央军撤兵时机,必待倭寇同时举行。五、何梅谅解事项抄交英使。六、德、意态度不良益露矣。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芦事以不涉及政治条件为限
预定 一、发刘为章川资。二、川、桂出兵问题。三、派林蔚到石家庄部署。四、见谷季(纪)常等。五、焦晋与焦洛铁道之速修。六、李维果、仲武来见。
注意 一、倭阁近卫属秋山派宫崎来接洽,而且要求极密,果为何事。二、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三、从速完成沧石防线。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己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余妻筹备空军,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
预定 一、派军校大队长以上人员受暑训。二、见张冲商共部收编事。三、赵师仍由平汉车运为宜。四、川军何时可出,及其人数几何。
注意 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战,较前更急,而今夜则忽求和,彼或知余已同意于宋哲元之三条件所致乎?可知外交与军事皆瞬息万变,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目标耳。二、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三、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
本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之形势险恶,亦于昨、令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件与不肯撤兵耳。下午会英使,派林蔚赴石家庄主持。
本周反省录
三、倭寇入冀部队进退已失其自由,全为我所制矣。
四、中央军进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华北独立之阴谋已为我打破,而其大陆政策亦大遭阻碍矣。故此次派兵入冀战略之利在其次,对倭政略战胜之利,无人能知者也。
五、共部编组交涉已告一段落。
下周预定表
一、对倭交涉之研究 甲、要求我撤退冀军。乙、要求解决伪满问题。丙、要求防俄问题。
二、对倭交涉之运用。
三、对英、美之运用。
六、对各省主管征求意见。
八、第一期动员部队集中完毕。
十、倭派密使来谈之运用,如能和缓时间,使有利于我,即不为敌用而能用敌,则几矣。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倭寇与我以进兵冀察之机,使我对国防工事能逐步推进,一如我自定之计画也者,岂非不忘不助之效乎。然而危险犹在后也。
预定 一、发沧石线材料。二、促成沧保线工事。三、会鹰屋。四、催德国定货车辆。五、炮促限期完成。六、乍得货所到未用之件。七、见孙院长。
注意 一、闻英、美要求倭外部对华北不扩大之保证,故倭态忽变缓和。二、使倭寇预定要提条件而不敢提出,能消患于无形,尚有运用时间也。三、视未来严重之时局,危险甚于一切之意,使英、美、法、俄共晓之。
本日批阅,闻西园寺派定其孙探我对于解决满州之意向,乃知近卫派宫崎来华亦必此意也,可鄙之至。下午见美使,详告其东亚已入最险关头,属其政府作转危为安之计。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气候晴
雪耻 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预定 一、编组共部, 二、解决沈案。三、速定各地防空时刻。四、疏散物品。五、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六、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七、各地壮丁召集演习。八、粮服管理机关与人选。
注意 一、倭派西园寺之孙来华刺探我意态,而令宫崎折回不来,其果为有意设计缓兵乎。二、倭之军权全在前方少年军官之手,其政府无力制止,虽欲不战而不可得也。三、倭政府无力统军,其国内多不满于少壮派之横行,而且嫌恶战争,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而其国内经济之崩溃犹在其次乎。
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 倭向廊房(坊)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气候晴
雪耻 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
预定 一、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二、派徐、熊赴保定。三、问沧保线工事材料。四、保定、石庄之防空布置。五、石庄、彰德、新乡三机场应速修成。六、防毒面具之调查。
注意 一、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 ,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二、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三、国策审议会与国防会议之召期。今日见各国大使已完。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坊)与丰台为我廿九军袭击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炮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闻张自忠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之说,未知其内容究如何也。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矣。
预定 一、调朱怀冰师到绥东。二、令康泽来谈。三、共部参长人选。四、粤港路接轨。五、调马部。六、购英、法飞机。
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坊)丰台恢复之报,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甚。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究至乎其极。
预定 一、战时体系之组织。二、百里先生来见。三、开学展期。四、平津便衣队之组织。
注意 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察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二、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三、汤部从速集结待命。四、共部之编组。五、发表对时局意见。
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己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委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七月三十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
预定 一、机场防御部队。二、武胜关一带北正面工事。三、温台海防工事。四、与傅商出击意见。五、电徐对河北地方组织。六、政训处宣传战地与组织。七、行营组织。八、倭文宣传。九、东北骑兵师之派定。十、战斗序列之复位。十一、东北骑兵路线。十二、各省准备补充兵。十三、壮丁演习规定。十四、烧杀策略。十五、战时内阁。十六、三期暑训停办。
注意 一、察省布置。二、冀察政治。三、英态突变。四、倭以我谈话为对内作用,故不以为意。五、俄必与倭先谈妥协。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气候晴 温度百度
雪耻 余得享余手造之收成,天之所以赐余者,何独厚耶,能不勉与。
预定 一、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期掘成各乡村之外壕,使之连成一线。二、战车抵御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三、高射炮同上。四、问当时南苑工事情形。五、察刘归阎指挥。六、编制各种战术。七、腰击炮位促成。八、航委会发表对平津战争谈话。
注意 一、民间防空。二、冀省民众训练令张荫梧负责。三、政训处设战时常委会。

本周反省录
一、检阅廿四年七月旧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 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而今日则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倭劣之势,相差果为何如,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
二、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由一年时间之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外交失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政治与外交家应指导舆论,而勿为舆论所误也,戒之。
三、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四、倭寇果强占平津,则其政略与战略皆已陷入绝境,此诚最后之时机,若其不至于此,则余乃无机可乘也。
八月一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今日得圣灵指示,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七节。
预定 一、刘集团军交通通信网之组织。二、电龙来京。三、战车防炮速运石庄与保定。四、十三师调西安。五、驻清江之孙部,令开保定。六、电子文为鲁银事。
注意 一、宣战时间与作用,以对内关系不可不注重。二、鲁韩态度之骄矜藐视无睹,仍令人疑惧,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三、苏俄允接济无(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余斥驳之,俄之外交狡诈无比也。
八月二日星期一 气候晴 下午七时地震
雪耻 骄矜渐萌,慌忙亦现,戒之,勉之。
预定 一、约程等与汪吃饭。二、战斗序列改正。三、派机至大同。四、发表高桂滋军名。五、徐海工事与德州工事。六、海州舢板搜集。七、战时官长勿挂背带。八、唐克车北运?九、防御炮西营暂时在石家庄接待命。十、炮七团应在高阳。十一、阵线突破时之预备法与炸毁后之修补。十二、各师联络参谋。
注意 一、察哈尔应先占张北为要着。二、对法外交。三、防苏联先与我订不侵犯条约,藉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委亦订不侵犯约,以为固守中立之计乎。
本日飞海会,行暑训第二期开学典l礼,训话三次。晚飞回京,伯川到京面商大计。
八月三日星期二 气候大风雨
雪耻 结束今日之事,勿为明日之虑。令吴克仁来见。
预定 一、战车营出动准备。二、新重炮营动员。三、化学学兵营出动。四、共部九日出动。五、见程、胡、蒋、熊等。六、第二师北运。七、物产统制机关。八、国策审议会人选。九、令逐察省倭侨。十、电傅攻张北意见。十一、令汤留一师驻万全。十二、空军训练。十三、告「讨倭」全军文誓师词。十四、见沈等。十五、架桥纵列。
注意 一、留何在京,何如。二、自之用法。三、岳军意见。四、倭寇攻察乎,其攻察之成分为多,攻南较少也。
本日手拟令稿,处理大、小事件约三千余言,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政府高级文武众多如此,其能为作战努力、视公如私、视国如家,殊不多见,敬之尤为怯愚也。前方处理至今渐备,心神亦略安矣。正午与阎谈话,晚往访。
八月四日星期三 气候大风雨
雪耻 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也。
预定 一、倭寇弱点之研究。二、打破一切困难。三、侦查平津新机场,与秦接洽,令戴注重。四、问每日侦察结果。五、堵塞吴淞口。六、访阎、白。七、发苏君款。八、甘新交通路。九、大同速派机队。十、石庄、太原之汉奸防制。十一、首都防空之负责统一机关,与防空演习日期。十二、城防执行部准备之报告。十三、查路运。十四、约汪。
注意 一、倭寇内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丑态毕露无遗。二、应先取攻势之利害。三、空军应分南北,对陆、对海两部分。
本日手拟告诫空军作战文约千余言,令稿数十通,会客。自健生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
八月五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预定 一、约汪、熊、刘斐、白、陈谈话。二、电汤、鹿甲、攻张北。乙、炸青龙桥。三、电次辰(宸)沧保线继续完成,与兵力部署。四、公路桥梁材料。五、百里、太蕤职务。六、空军侦察回程路线。七、开全会。
注意 一、川樾(越)南来交涉之方针,应不拒绝。二、内部情形。三、民众组织与经济组织。四、大本营与大元帅之职权。五、对俄外交。六、属阎运用北方任务。
八月六日星期五 气候晴 下午雷雨
雪耻 移风易俗之要端,在兴学教廉,注重常识。
预定 一、经扶留保。二、国际宣传之组织。三、派立夫赴沪。四、派宗武赴沪。五、电廷黻与庸兄。五、毒瓦斯带去。六、首都及各地国防工事,从速伪装,江阴尤要。七、电汤。八、运石。
注意 一、健生愿任参长之意。二、立夫、公博任部长。三、倭提不侵犯条约,对外蒙问题与不宣共产问题,应特注重。四、怀来经涿州至满城,交通接应即筹办。五、对川樾(越)之运用。
八月七日星期六
雪耻 张居正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其意只要为国牺牲,不顾一切也。此余今日之处境乎。所用者徒知怪怨主帅,而不愿出一分力、负一分责,以尽其天职,此其国难所以致此也。
预定 一、组织与人选。二、国际饭店程南如。三、卅六师调南京。四、第二师调保定。五、阵线以据点为主,多事伪装,使敌误认目标,故阵地线内散兵宜少,其线之前后据点应多筑固守。六、置重伪装。七、汤军多积粮秣。
注意 一、敌放弃汉口,是其对长江有避免作战之意乎。二、察省防务。三、汉口有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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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中29军金振中营长回忆录及其命运(一)
发布时间:2010-07-07 09:50:47      发布人: 1786430309
    一,金振中营长所写《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
    整理者事先说明:
    《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29军守桥营长金振中的亲笔回忆录。在卢沟桥事变69周年的时候,已经作古的金振中先生的儿子金天愚把手稿送给我。经过我的整理,今天在人民网日本版上刊出,供各界学者研究。笔者特别要声明的是,金振中先生的文字境界与今天甚远,笔者尽可能地保持其原貌,并配发一些照片发表。特此说明。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2006年6月1日
    金振中所写《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
    七七事变回忆录
    我对七七事变的认识:“我的认识”在这七七事变小小的战斗过程与整个抗日战役过程中较之,说真实属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不值一谈。但在爱国同胞,则又认为七七事变是整个抗日战争开端的重要史料一页,为痛恨日寇践踏我国土,蹂躏我同胞,无不达其极端,而又无地可申诉,气愤之极,总想向我问问事变经过的始末,我为回答这样关怀,以开端的热忱,于仓卒间,凡能回忆了事变经过,凑成一份资料,盖无文化的我,内中所叙所藏错误之处,比比皆是,凡关爱我者,予以指正是幸。
    金振中自述  1981年5月5日
    卢沟桥在历代军事上的重要性
    据报纸上介绍,卢沟桥在历代军事上的重要性,说:那桥在北平西南位在永定河上,是金朝时,用石块建筑而成,工程达三年之久,全桥长六百六十尺,宽216尺,共有桥洞十一个,两旁桥栏上雕刻着许多小小的石狮像。元,明,清以来,时加修建,乾隆皇帝题,“卢沟晓月”雕刻在桥前,永定河上游即桑干河,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指的就是这条河。卢沟桥更是京汉卢要道,北京的咽喉。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游记中,曾特别描写过卢沟桥。十世纪中叶,元朝的上都诸王刺台等入紫金关,游点进逼卢沟桥,为燕王帖木儿击败。十世纪末叶,明燕王举靖难兵,燕王为诱敌深入,特撤出卢沟桥驻点,建文帝派兵征讨,建文帝派出那位将军不知是计,还说:“弃此桥不守,我知其无能为也。1922年直奉战争,双方为争夺卢沟桥要隘,曾经在这里肉搏五昼夜,但厮杀得永定河,变为红河,尸积如山,造成军阀混战史上残酷的一页,此都证明,卢沟桥的重要性。
    我于1924年投入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起,至淮海战役结束时止,先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旅长,军部上校附员等职。
    回溯我自从戎后,以我的所见所闻,我国遭外夷侵凌而最悲惨的其中唯日寇最为残酷,因而在我执戈与日寇交锋过的故事,以较为重要些,也扼要附述于后。
    1933年春,喜峰口抗日战役,我营奉命,争夺喜峰口东侧烟筒山,与日寇发生激烈战斗,肉搏达数十次,卒将烟筒山占领,我第九连连长钮吉辰,第十一连长耿锡洲均阵亡于此役,我的头颅和右臂窝亦遭日寇流弹破片击伤,这时我是219团第三营营长。
    1936年元末,日寇扶植汉奸殷汝耕,由汉奸军派出宁雨时为伪司令,率领汉奸军近三千人,窜至平西80华里东西斋堂,组织冀西防共自治政府,当时我为团之主攻营,于一夜间,把汉奸军生擒殆尽。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反对退让的伟大通电,这个通电是一个伟大宣言书。宣言中,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英勇抗战!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这个伟大的 通电奠定了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官兵杀敌精神也为之振奋。(毛选二卷首页)
    1938年夏,保卫汉口外围战,这时我是七七军一七九师,六七三旅副旅长,兼任1065团长,固守大界岭,与日寇厮杀三个月,肉搏战百多次。
    淮海战役一开始,我军(这时是第三绥靖区)我军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副司令官率领59,77两军在台儿庄起义。
    最后是我的简历……
    抗日前我师是第29军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共辖109,110,111共三个旅,我是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共辖218,219,220三个团,我是第219团第三营营长(不久就调任团长)这时师部何我旅三个团,均驻在北平西苑,本营奉命接防苑平和卢沟桥,就离开可西苑,不久团长吉星文又奉命率领第一二两营和团直属队伍接防长辛店以及以南沿途各铁路站,从此本营与师直接联系得多。
    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面临的尴尬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蒋介石在报纸上,曾发表声明,就着重说出:“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把国内共产党平下去,才能说抗日,在对内的文件说在他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前,要尽量和日寇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卢沟桥,是北京的咽喉,又是南下车要道,是日寇必争的要地,如果卢沟桥再被日寇窃据,北京就形成死城,接着华北就要变色原驻宛平和卢沟桥的队伍,是本师110旅218团第二营营长王殿富,他屡次向上禀报,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因此,师就内定命我接替宛平和卢沟桥的防务,于是团长吉星文就转告我:“做准备,接防宛平和卢沟桥”。我听到这番预告后,我就在考虑,我若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如果日寇进犯,轻则把城和桥让出,这不战而退的罪责完全落在我的肩上。这时纵再长出百个嘴,也说不脱我的罪责,俗言说跳近黄河也洗不清,地地道道成为国史上谩骂的罪人。若战,则又触怒上级的旨意,这真是翻帖门神左右难,于是我又反复考虑了通宵,究竟何舍何从,两计不能求全,最后决定,我宁可牺牲我个人的小小职位何短短的生命,也决不辜负举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这是我预定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所抱定的决心。
    我奉命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就拜谒师长冯治安,请示: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对于当前日寇不分昼夜的围绕宛平和卢沟桥,名曰演习,其用心险恶。可想而知,久之,或偷袭,或硬夺我城桥,届时如何应付,师长回答说:“既要本着南京政府指示——在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前,尽量避免与日寇发生军事冲突,又要顾全本军处境和名誉。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都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要地,不但国内而且国外人士亦深切关注,稍有失当,即时就要遭到国内外人士的指责和唾弃,甚至不能存在,再以本军现时处境来说,也是本军临时好机会,如经济收入方面,不但满足我军开支,还可逐步壮大实力,对于添置武器又较为便利,舍此很难找到好的事。因而与日寇的军事冲突越往后推迟越好,这样与本军和国家均有大大的好处,望你善自为之。”我听到师长冯治安上面一系列的话,内心却感到应付日寇极为尴尬,但我仍照团长吉星文开头预告我,作准备,接防宛平和卢沟桥,所抱定的决心——就是宁可牺牲我个人小小职位而后短暂的生命也决不辜负全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而回答之。我回答师长说:“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和本军现实处境,我均聆听,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只有本着师长刚才一系列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维持目前局势,但是到了最后忍无可忍的关头,如日寇偷袭或硬夺我城桥,我只得抱定和城桥共存亡而已,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举国同胞殷殷期待抗日的热潮。”师长听罢沉吟片刻说好罢。
    卢沟桥两座桥。
    卢沟桥原有的石桥,在宛平县城西门外,出城约有600公尺,桥两旁栏杆上,所雕刻的石狮子极为精巧,如每个大狮子,均浮刻有小狮子,所浮刻的小狮子,不但狮形各异,而且位置亦特为离奇,如浮雕在大狮尾巴下或耳下等等,颇令人欣赏,使游客为难的,全栏杆上,大小狮子,究竟有多些,常为游客数不清楚,为此,我曾派出战士,把两栏上所有大小狮子排列编号,每个大狮子,用一个战士持记录本,把大小狮子记录下来,再总合起来,才彻底澄清大小狮子数目。
    宛平城北八百公尺处有一铁桥为过火车而建筑的。
    七七事变的一幕
    我于1936年春,奉命率所属的加强营(不久就调为本团团长),接任宛平和卢沟桥的防务,当时计有步兵四个连,重机枪一连,重迫击炮一连,轻迫击炮一连,合计战斗力1400余人,当时人人已料到要有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推定,以不怯,不傲为宗旨与日寇折冲。
    兵力部署。我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一连布置于铁桥及其以北龙王庙,把第十二连布置于由城南角起,至以南河岔,把第九连布防于城内,第十连集结于铁桥西首,为营之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布置于铁桥西首,主要任务,歼灭敌之战车和敌之密队伍,轻迫击炮集结石桥南侧,便于支援第十二连,重迫击炮连布置于城内南北两角,便于支援两翼邻队。队伍布置就绪后,我每天挤出时间,随时随地要向队伍作一二次的精神讲话,以历代军人模范和勇敢善战等,激励官兵,并制定两句誓言,就是“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捍卫城和桥,并制定两句誓言,在每次开放前和睡觉前必须先把这两句誓言背诵一遍后,才许吃饭或睡觉,为此我经常查看各连,排,班做的如何。
    我自接防宛平和卢沟桥后,(原是本师218团第二营)时时警惕日寇偷袭我城桥,同时又预防,因日久官兵对于警戒玩忽或松懈,应战的准备,因此,凡遇阴雨天或茛日,我总是彻夜不眠,川流不息的巡视各岗哨,来补救上述一切弊端,我这等等的措施,早已为驻丰台的日寇所熟悉,我自接防后,日寇以日夜不息的名曰演习围绕我宛平和卢沟桥,除试探我方守备情况外,其企图想伺隙侵占我宛平和卢沟桥,卒因我守备森严未能达到他的愿望,最后才来个硬干,偷袭我城桥。
    由七月初以至七七事变,这段时间里,阴雨连绵,未曾间断,在这天六号下午二时,我为搜集在这阴雨连绵这几天里日寇一切动态,想协同住营部翻译日语的王参谋官,到日寇常在的铁桥东演习一带地区查看查看,王以地石泥泞过大,稍等几天而却之,于是我只得一个人换着便服,扛着大锹向日寇常在车站(卢沟桥车站)以东地区作演习附近查看,而刚漫过车站,遥远就看见日寇队伍在面前七八百公尺处,不顾雨淋和泥泞,对我方城和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的演习,其后面的炮兵,如临大敌地忙迫作业,急急忙忙地构筑阵地,和布置一切其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也渐渐接近,我未便久留,久转回来,立即召集排,连长开会,把我刚才亲自目睹日寇演习情况,详细说明,并谆谆告诫,不管日寇来犯不来犯,而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日寇来犯地准备,必须这样,才能免却临时仓皇而误事,同时又严告,若果真日寇来犯,不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不许射击,必须这样,才能显示良好效果,这时敌想往后逃跑,也脱不了我们的火网,同时才能显示出我方有沉着应战的胆气。
    二,金振中所写《七七事变的发端》
    七七夜晚十时,绥署许处长,来电话问我说:据日方说,他方的演习兵被宛平华军捉进一名,他方要进城搜查。我说在此雨夜,顶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日方为何能来我城桥警戒线内演习,这明明是,想偷袭我城和桥,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乃又捏造我方捉他演习兵一名,他这种讹诈,我方是不能接受的。这电话刚落音,震天动地的枪炮声,穿落我城和桥以及周围,同时高,陈,王三个连长均纷纷向我报告,均说寇兵如潮水般向我们阵地扑来,如何应付,我回答说:只要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以猛烈火力而消灭之,决不放他生还。从此双方就发生激战,在这刹那间,单以营部房屋,就接连被炸倒,炸塌五大间,士兵被死两人,伤四人,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我就急急忙忙奔到城上指导战斗,随时随地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两句誓言激励官兵,继而转斗桥上,最后我又奔到右翼第十二连均以两句誓言激励官兵,在这一过程中,我所带领的随从兵被日寇飞子弹穿死两个伤一个。
    在这反复冲杀激烈战斗中,至夜下二时,许处长又来电话说:现日方提出两点建议,我方已同意,(1)双方立时停止射击,双方阵地所遗留的死伤官兵可允许各自运回。(2)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内有日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一共六人,预定天亮后,六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进行调查昨夜所出的事故,我方已同意日方提出这两点,望你通知所属,不要误会。我接到此通知后,我把原通知后又加了两句:来的汽车,至我岗哨前五百公尺处,令其停止,经我岗哨检查后,才可放其行过来。 此外又通知王冷斋及时到城东门来,我就急忙来到东城门上,接着王冷斋也到来,我就把绥署来的电话和昨夜所发生的事故各向王介绍,转眼遥远就看到由东来了汽车两辆,渐渐驶到我警戒线内,被我岗哨阻止,经检查后,才向我城门驶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汽车来的绥署两人,日寇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也相继下车,各叙几语,就共同到专属,刚坐下,缨井德太郎首先就向我说:为使昨夜所出的事故不失扩大,由就地解决,华军有接受以下三点:(1)现时守城和桥的华军要撤出城西10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搜查昨夜晚所失没的一名演习兵,否则日军要以极猛烈的炮火,把城和桥化为灰烬。(2)昨夜晚日方所遭的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3)严惩这次造祸的祸首(指我)。当时我就考虑到,这次日寇代表来宛平,名为调查则其实际,不外下列两点:其一,他想袭用丰台车站前例,以吓唬和威胁,把城和桥让给他,这样既能符合他的上级唆使,又符合他的单位军事领导向上邀功的愿望。其二,昨夜晚攻击我城与桥的日寇遭到挫败后,其伤亡的官兵和劳累以及弹药的消耗,即待整补和休息,他借这个调查,拖延过程时间以达到上述所需要的愿望。并可以继续施展他的吓唬和威胁,如果仍不得逞,再继续攻击我城和桥。我根据上述两点判断,我就当时回答缨井德太郎,(1)丰台距宛平八华里之多,在这雨黑夜,顶面均辨不出人的面貌,队伍根本不能出来演习,而你方队伍又偏偏来到我城与桥警戒线内演习,你方的险恶用心更暴露世人的见闻。(2)你说少一名演习兵,何凭何据何人证明,这样凭空捏造事故,是卑鄙行为,讹诈作风,世人闻之更加愤愤不平。(3)你方军队驻在丰台车站,我方军队驻在宛平,你方日制各种枪炮弹,均纷纷降落我宛平和卢沟桥以及周围,使我方居民房屋被炸塌炸倒累累,而军民被炸死炸伤的惨不忍闻,你方驻丰台车站以及周围的人看到这样惨苦的灾祸没有,而你方反而嫁祸于我方,搅赖有害于此吗?也是益增你方暴横不可比拟的恶劣行为,想你方也不乏正义之士,闻之必指责你方这类肇祸的祸首们,总之我方遭到这样诺大的损失,应由你方负责赔偿,因祸首完全在你方。
    在这谈判争论过程中,已达到上午九时半,日寇队伍应整顿补充等已得到就绪,仍得不到他方代表出城回答他的要求,料想光用口头威胁,势难成功的。于是再加以武力威胁,迫使我方即时就范,因此又纠合各兵种,向我城和桥进行猛烈攻击,谈判桌上,即时也遭到炮弹降临,在参加谈判的除我和四个谈判的日寇外,其余均一哄而散,缨井德太郎等四个日寇乘此紧急关头,又无其他人在,向我提出如下两点:(1)先把我四人送出城回到队伍里,说明城桥的华军于日落后可撤出城桥。(2)我等四人(缨井说)愿与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已允许日方的要求,也可终止日方的攻击,并保证你(指我)一切安全等等骗言来愚我,我听到这一系列的骗言后,勃然大怒,我连忙厉声说:先把你这四个寇头砍下来,纪念我方死伤的官兵,也不足泄我官兵之愤恨,由此激怒了我随从兵和宛平公安队,从屋内把这四个日寇揪出来,日寇通译官爱泽首先被就地枪决,绥署来的林更宇,周永业,从旁私下向我建议,余下三个日寇可暂缓处决,作为人质,我想说的有理,接受他二人的建议,但剩下的三个日寇均吓得颤栗不止,立时面呈死灰死色,缨井德太郎拧住我右胳膊,松井拧住我左胳膊,辅佐寺平拧住我背后衣下襟均拧死不松,我命随从兵把这三个谈判日寇个个背手捆缚起来,连成一串,随我到城和桥上,示给攻我城桥的日寇们看看这三个日寇丑态,当时我只顾指挥战斗,忘却把这三个谈判的日寇拍照下来,事后很为后悔。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驻在华北的日寇,也积极扩大,侵略以蚕食的伎俩,想逐步达成肢解华北的阴谋,针对当时我国军政府腐败弱点,以吓唬和威胁完成其为所欲为的愿望,日益嚣张起来,以便邀功于他上级,而硬搞七七事变,是他事前未料到的挫折。
    据说何梅协定,何已承认的十七条,内中有此一条:即凡我方的较为重要机关里,要有日方派进的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就是我方冀察绥署的高级顾问,在七七事变,日寇偷袭我城桥遭到挫折后,日寇是不甘心的,而缨井挖空心思,不避险难,出面斡旋,挽救这一败局,于是以调查谈判等花招愚弄我,如促使我插白旗,或允许落幕和队伍撤出城桥,并保证我一切安全无恙,使我把城桥让出来,以完成日寇为所欲为的愿望,显然缨井来宛平谈判前已与内部策划好的花招,这是毫无疑议的。
    谈判还未得到结束,日寇又进行向我城桥猛烈进攻,而铁桥东面更为激烈,我惟恐铁桥东端发生危险,我立时把守城防的第九连抽出来,城防临时给宛平公安队防守,我就率领第九和十两连队伍,冒着极密集的炮火,出击围攻我铁桥东端的日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恶劣战斗,才把围攻我铁桥东端日寇击退二华里以外,战况才得到稳定。
    午后二时,日寇联队附“森田”派华人持信又来吓唬我,信内向我提出以下两点:(1)进入宛平城的高级顾问缨井德太郎等一共四人,要即时送来日方接受,这是双方不许射击。(2城和桥的华军在本日下午五时以前要撤出城桥西十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搜查昨夜晚失没的一名演习兵,否则日方必以重点捣毁城和桥。我立时在来信信皮背后,回答两条:(1)城和桥的守兵,誓与城和桥共存亡,任何威胁是吓不倒的。(2)缨井德太郎一行四人,也愿与我城和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我把日寇来信内容和我答复信内容详细介绍给我所属官兵知道,我又策划日寇来犯应战的对策,预想敌若果真来犯,他必先以强烈炮火,把我城和桥一带阵地摧毁后,再以战车掩护其步兵抢夺我阵地,在这夺我阵地的情况下,他的炮兵必向我阵地后五百公尺左右延伸其射击,我们为避免无益的牺牲,在敌炮开始射击时,各连队伍阵地除留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一律隐藏起来,等敌步兵接近我阵地,再跃进出来与敌作肉搏战,轻重迫击炮连主要摧毁敌之战车和敌密集队伍,重机枪连,在敌轰我阵地时,掩蔽起来,等敌炮兵向我阵地延伸射击时,重机枪连集中火力向来犯敌射击,并能把来犯之敌消灭我阵地前为好。营所控制的第九和十两连,根据当时战斗情况,而以战斗最激烈,最为危险方面加入战斗。
    至午后六时,敌的炮兵果真向我城桥以及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而未见其步兵出动,未知何故。
    而我应战方针也未得用上。至九日早六时,驻丰台车站的大队长“一木清直”,(日大队的编制要比中的要大些)在他的阵地附近,躲躲闪闪的,以望远镜向我城和桥以及周围反复看了好几十遍后,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进行猛烈轰击,经过两小时,就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的第十二连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连集中火力消灭第十二连阵地前敌之战车,重机枪连集中火力消灭第十二连阵地前来犯之敌的密集队伍,我率领第九和十两连队伍,由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来犯之敌左侧背,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许,日寇大队长“一木清直”饮弹而亡,于他的队伍后面,我命我方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正午十二时,才把来犯之敌击退下去,由此更激起了我军对日寇的怒火。
    十号上午八时,日寇联队长“牟田口廉”(日联队比中的团大)亲临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我城和桥以及周围,炸得尘土狂飞,浓烟滚滚,弥漫天空。周围数里内,造成咫尺难辨。继而以加倍兵力集中极强大炮火,伴以战车掩护其步兵,围攻我城桥。而铁桥东端阵地日寇重重包围,战斗最为激烈。我想击垮包围我铁桥东端的日寇,我把轻重迫击炮两个连的炮火,调集铁桥东端集中火力消灭敌之战车和敌之密集队伍。重机枪连集中火力消灭威胁我铁桥东端左翼日寇,我率第九和十两个连队伍,向包围我铁桥东端右翼的日寇猛烈侧击,经反复肉搏战,仍未催垮顽固之日寇,而我铁桥东端阵地,卒被日寇占领,这时已至下午一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双方相距仅四百多公尺,形成对峙状态。
    这一场战斗被住营部的翻译日语的王参谋官报师长冯治安,冯治安电话问我现时卢沟桥的战况如何,我说战况虽紧张,而士气还不馁,师长又说:现时卢沟桥的战斗为举世关注,关系到本军的荣辱,你应当如何,我就回答说:我与所属官兵誓与城桥共存亡。我宁可死于战场,决不死于法场,简言之,宛平和卢沟桥就是我和所属官兵的坟墓,师长又说:本日下午三时有人与你联系,望你注意,我已会其意,至午后三时,果然有保安四团二营周副营长长胜带领四个连长来见我说:我营奉师长命令,归编你这个团,全营战斗力共七百余人。晚八时,由我营曹营长率领带来,当时我命张副营长鸣歧率领新来的周副营长和四个连长,把目前第三营阵地详细看一遍,以便参加战斗。
    我为恢复失地,打垮日寇嚣张气焰,于下午八时,召集所属军官,说明于本夜零下二时,全面出击,夺回我铁桥东的失地,以第三营队伍为主,向占我失地的日寇夺取。第二营遗留下的阵地由新来的第二营接替,在本夜晚全面出击时,第二营先派出一个连,接替第三营遗留下的阵地,即左由龙王庙亘大铁桥,右止城南河岔一线阵地,宛平城防,现时是宛平公安队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身上,曹副营长要特别注意,预定本日夜零下二时,全面出击,支援我铁桥东端,夺取失地的战斗,第十一连向占我失地的正面之敌出击,第九连右接第十连左翼,向占我失地的日寇右侧背出击,第十二连左接第十一连右翼,向占我实地的日寇左侧背出击,第十连为营之预备队,在第十一连右翼后三百公尺处跟进,出击前进时,各出击队伍,尽可能摸进敌阵地内为主,其余在预备队。
    轻重迫击炮,以不失时机,消灭敌之战车河密集队伍,在我队伍出击前进时,要结合战况,射程向前延伸,摧毁敌的后方增援队伍和交通,重机枪连紧随第十一连后,根据战况,不失时机,支援我方队伍,曹营长所属队伍,向当面之敌进行猛攻,使不能抽出队伍支援铁桥东端他的队伍。
    各单位注意以下四项:(1)出击开始时间,本夜晚零下二时。(2)本夜出击联络记号,每官兵以白毛巾围绕脖颈。(3)本夜口令:必胜。(4)我桥东失地恢复后,发射五发红色信号弹为记号,各出击队伍才可撤回原阵地,至零下二时各出击队伍均到达出击预定的位置,转眼间,震动天地的枪炮声混为一体,我所率领了的第三整队伍与日寇发生争夺战的激烈战斗,经过一小时之多,即转为相继不绝的肉搏战,我一面督促曹营长向当面之敌猛攻,并把他所留的预备队第六连,抽给我,我又抽出重机枪一个排,连我原留的第十连,合计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向日寇左侧背猛攻,才把占我失地的日寇击溃,我的失地才恢复,各连队伍均兴高采烈的只顾追击击溃之敌,忽略未逃脱零星之敌,我也只顾随追击队伍前进,不意未曾逃脱零星之敌,在黑暗隐蔽之处,以手雷炸我,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来以手枪弹,从我左耳旁钻进,透过右耳下出,当时得到随从兵抢救,抬出战场,被送到了长辛店车站,引起中外记者关注,他们把我团团围绕起来,纷纷问我战斗情况和拍照我伤势。我因伤痛难忍,简单回答数语,就乘车来到保定斯诺医院进行治疗,关于我的受伤经过和战斗情况,翌日晚就广播全国,翌日早全国报纸均以第一版位置披露我受伤情况和战斗经过,这种报纸在各大都市博物馆内很可能找到。
    军人天职是保国卫民,而日寇已侵入我国内,是我辈军人奇耻大辱,在这七七事变小小的战斗,纵各有点滴功绩,实不足以弥补日寇祸入我国之羞,复承举国同胞,推出代表,不惮边远和酷暑,纷纷来到宛平和卢沟桥,慰问我守城和守桥官兵,并以大批珍贵事物,如卷烟,橘子,饼干,鞋袜,衬衣等等赠给我官兵,我官兵感愧之余,只有努力杀敌,以报答举国的期望和厚意。
    我进入保定斯诺医院,进行治疗我的断腿和耳旁伤的经过扼要如下:
    我进入保定斯诺医院,承院内全体师生对我多方照顾,立时腾给三间大病房,全院师生均来慰问我,安慰我,扶侍我,我得到这样无比的热情和爱护,使我伤的痛苦,在无形之中减少过半,又承全国同胞不惮酷暑和千里迢迢,接踵来到保定我病房慰问我,并以极珍贵的食物以及银墩和锦票巨款等等赠给我,尤其使我最为感动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特派了男女同志共四人,专程来到保定我病房慰问我,并以极珍贵的食物以及银墩,巨款等赠给我,使我禁不住的热血沸腾,顿时喜泪盈眶,我永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的腿伤痊愈,原来各首长宋哲元,冯治安,张克侠,何基沣,吉星文……等一再通电催促我速回部队,我回归部队后,又担任一七九师,六七三旅副旅长,兼任1065团团长。参加汉口外围大会战,固守汉口东大界岭一带,与日寇厮杀三月,其中肉搏战近百次。(待续)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   录入、校对、编辑、整理      200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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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中29军金振中营长回忆录及其命运(二)

                        
                            发布时间:2010-07-07 09:52:11                                 发布人:[url=]1786430309[/url]                        

                        
                           
    三,金振中所写《回忆1933年,喜峰口抗日战役》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我军这时是第二十九军)我军奉命由山西和顺,闻喜,运城,昔阳,阳泉一带调防张家口,宋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日寇又进犯热河,我军奉命集结冀东三河,顺义一带待命,不料时不满月,热河又沦陷于日寇,我军又奉命向喜峰口一带堵击由热河进犯的日寇,与日寇遭遇于喜峰口,为争夺喜峰口要隘,与日寇发生争夺战,当时我营奉命(这时我是219团第三营营长)抢夺喜峰口东侧烟筒山高地,烟筒山是围绕喜峰口几十华里内的最高山峰,在军语说,是制高点,得失与军事上,至关重要,我营与日寇争夺烟筒山,发起激烈战斗,继而反复肉搏战,仍相继不绝,我把所控制的一排预备队,再把营部的随从兵,传令兵,炊事兵又纠集30余人一共八十余人,我率领加入肉搏战,经过一个多小时,才把日寇击退,烟筒山才为我营占领,团旅师各首长,听到此讯后,均欢畅不已,师即时赏给我营壹千元犒劳金,分给所有的官兵,这时喜峰口以及以西继续至下午五时,仍在激烈战斗,继而形成对峙,是夜由109旅旅长赵登禹率领所属三个团,迂回敌之背后,乘日寇酣睡之际,(也是日寇骄傲气概太盛,放松警戒所致)以大刀砍杀日寇四百余人,重武器均被摧毁,如大炮等。是夜,逼迫日寇向后倒退四十华里,凌晨赵旅长所率领的三个团才转回原阵地,喜峰口的战局才得到稳定,翌日全国报纸均纷纷登载第29军以大刀队杀退日本鬼子兵,闻名于世,(这种报纸,想在各大都市史馆内,所保存有)。从此,日寇攻击重点就转移到古北口方面,喜峰口形成对峙状态。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北京成立政务委员会,以何应钦为委员长,处理华北一切事务,日寇外相广田向南京政府提出三个条件:(1)承认满州国。(2)共同防共。(3)经济提携。紧接着,华北日寇驻屯军司令梅津乘机也跳出来,以肢解华北脱离南京政府阴谋,向何提出种种苛约,据说,何最后承认十七条,名为“何梅”协定,紧接日寇压迫何履行协定,当时日寇采取以军事威胁,培植汉奸组织,并扩充汉奸军三项并举,如在平津各要地进行接连不断的军事挑衅和蚕食各军事要地,制造事故,派兵包围河北省会(这时省会在天津),使不能推行政务,培植汉奸,破坏各地一切行政组织,而另立行政组织,霸占土地等,如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扶植下,竟放在冀东蓟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大肆扩充伪军,华北在这日趋恶化下,调宋哲元来北京任卫戍司令,宋就率领了三七,一三二两个师来北京就任卫戍司令,地面虽稍为平静,但仍遏止不了日寇肆无忌惮的一切横行,何不得已就逃向南京,南京政府就责成宋哲元接替何的职务,宋哲元接替何的职务后,日寇就紧接压迫宋履行“何梅”协定,宋就以拖拉和规避应付日寇,最后,宋借故回乡(山东乐陵)修缮祖墓,耳久不归,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就进一步压迫宋,在各大都市扩大了军事挑衅和威胁,培植伪组织,于是在1936年春,由冀东伪军内,抽出伪军官“宁雨时”为司令,率领了伪军近三千人,(内有四个日寇军官)窜到北平西八十华里东西斋堂,成立“冀西防共自治政府”,这时宋身虽在乐陵,而心时刻仍在北平。
    宋哲元得此消息后,急令第三十七师派219团,星夜要赶到斋堂,以剿匪名义,把所到伪军消灭干净,才算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伪组织成立后,日寇必出面支持,就不允许我方用武力消灭他了。冀东殷汝耕是目前例子,这时我是219团第三营营长,团长命我是团的先遣营,即时出发,向斋堂的伪军急进,我就率领所属的第三营,冒着大雪向斋堂急进,路过门头沟,我的副营长,阎朝义坠落于雪洞里,急忙抢救上来已断气矣,以无线电话请示军长宋,宋复电:“摔死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这项任务。”我只得不要命的向斋堂急进,行至距斋堂还有十三华里,后面传来,团长命令,队伍暂时就地休息,、连长以上军官到第三营后尾连集合开会,转瞬间,团长到来,这时已至下午三时半,开口就说: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坚决要把窜到斋堂的伪军一股歼灭干净,才能交掉任务,歼灭伪军的办法不外两种,(1)乘此雪黑夜偷袭敌人。(2)黎明前将敌包围而歼灭之。这两种方法,究竟采取哪种方法就有利,到会等可加以深切研究,当时就引起议论纷纷,等待结论,我就接着提出以下四点:(甲)目前窜到斋堂的汉奸军,数字虽不大,对于政治上影响奇重,所以上级对此特为重视,因而要坚决,把此汉奸军消灭干净,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乙)歼灭此汉奸军又是以我们这个团为主,主要责任在我们团的身上,我们应当领会上级的意旨,就应当排除一切险难,完成这一项艰巨任务,才能树立上级对我们信任和依托,否则,不但要遭到上级的唾弃和轻视,而且要遭到惩罚。(丙)军语云:知此知彼,百战百胜,根据伪军素质,大多是地痞流氓,二流子等纠合而成,既缺乏军训,又无铁的纪律,终日以吃喝玩以向群众敲诈勒索为主业,哪有强大的战斗力。(丁)兵语云:兵贵神速。我们这次消灭伪军, 真可谓得天独厚,既是风雪的黑夜,又是旧历年29,伪军都是贪图吃喝玩乐和赌钱,哪有警戒心,更无要打仗的准备,我们只要大胆进敌营内,尽可能把生擒活捉殆尽,很有可能完成我们这次任务,我的这四点建议提出后,团长又向大家说:若有新的意见,可赶快继续提,稍为停顿,团长又说:再无新的建议,就接受刚才金营长所提出的四点执行,我就下达攻击斋堂之敌的命令:(1)关于本团任务和敌情,如刚会上所讲,不再赘述。(2)第三营附迫击排,机关枪排,为团之主攻营,即时盘踞斋堂正面之敌攻击,但以摸进敌营为主,第二营右接第三营左翼,向盘踞斋堂之敌右侧背攻击,但以摸进敌营内为主,第一营为团之预备队,攻击时以第三营左翼后五百公尺处跟进,余随预备队(余是团长自称),各营连应注意下列四项:(1)对敌攻击以摸进敌营内为主,不许擅自放枪。(2)本夜联络记号,每官兵左臂饶白毛巾。(3)本夜口令杀敌。(4)营为单位,摸敌成功后,连续发射四发红色信号弹,接着再发射三发绿色可信号弹,表示是第三营,其余各营此类推。
    我听到团长联络了各营下达的命令后,我就给本营各连下达命令:(1)本营和敌情,如在会上所讲,不再重复。(2)本营即时向盘踞斋堂的汉奸军攻击,而以摸进敌人内为主,前进序列以战备前进,第十连为营尖兵连,即使派出尖兵排,其余按第十一连,十二连次序在第十连后三百公尺处跟进,对于敌哨特为重视,后续的连要各派侧翼警戒,第九连迫击炮排和重机枪排等为营之预备队,在第十二连后三百公尺处跟进,余随预备队。至夜下二时,距斋堂只有二华里,接到第十连尖兵排报告,沿途均未搜查出敌哨,我尖兵已渗入敌住室外围,窃听到敌住室内,赌钱声吵杂不绝,尖兵排除继续窃听敌之动静外,待命行动,我接到尖兵的报告后,一面报告团部并通报第一二两营外,并通知各连长,来营部开会,各连连长来到营部后,我首先把尖兵的报告讲给各连长知道后,接着就把各连队伍渗入敌营内的部署分别指给各连,并把渗入敌人内生擒敌任措施加以指导。
    渗入敌人内的部署,第十连为营之中间连,向当面之敌渗入,第十一连左接使十连右翼向敌人渗入,第十二连右接第十连左翼向敌右侧背渗入,各连渗入的面积以二百公尺,在这面积上,根据实地情况也可随时随地伸缩,各连渗入敌营内,按营规划的目标和幅度面积上,首先以较高而坚固的民房上,布置上适当警戒线(带上轻机枪),对于各交通要道也应配置适当警戒,各方面警戒配置妥当后,才堵敌住室门口,向敌室内敌人说明,一律先就地坐下,不许乱动,缴枪者,保证安全,不没收私人财务,挨次递过枪来,转换另一住室,派兵看管,第九连,重机枪排,迫击炮排,为营之预备队,暂集结斋堂正面三百公尺处待命,第九连就地附近大树最高处,派上了望哨,监视斋堂以及周围,若发现敌情火速报告,必要时支援地面部队,机枪排迫击炮排时时准备参加战斗,我在第九连,我若有移动,随时通知。
    稍久根据各连报告,我们队伍堵住敌住室门口,赌钱的敌人,见到我们队伍后,均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而酣睡的仍在继续酣睡,我们队伍不许喊醒这类酣睡者,各连官兵均照营长队生擒敌人一切措施,很为顺利,经过三个多小时,才得完成任务,团长在斋堂以南指导第二营也很顺利,这时已至早七时,旅长何基沣率领第218团也来到斋堂,见到俘虏这一大群伪官兵以及枪弹和军用品累累,很为高兴,当时命218团派出一个营追击西逃零星敌人,以一个营任东西警戒,以一个营清理战场的敌人遗留下的物质,命219团派人清查敌官兵数字和缴获敌之枪弹物质,并对伪军官上路一切的管理。合计本团共俘虏敌官兵1600余人,内有伪司令“宁雨时”,四个日寇军官,在这四个日军身上共搜出交通银行票物十万元,据说,是来此成立冀西防共自治政府的经费。
    计缴获敌人枪弹和战斗各种物质等数字如下:38式步枪304支,中正式步枪125支,湖北造,巩县造两种合计600支,手枪25支,轻机枪25挺,重机枪9挺,轻迫击炮4门,电话机15部,无线电一台,骡马123头,俘虏的伪官和一切枪械弹药等等物资,都由219团负责缴师。
    上级为鼓励士气,对这次剿灭伪军,把我列为最有成绩者。师长冯治安于古历年初三在西苑大播场,集合驻西苑队伍颁发这次剿灭汉奸军奖金和物质,把我列为特等奖,计奖金200元,俄制毛毯一条,马刺靴一双,图囊一个,并记大功一次,继而特命我接防宛平和卢沟桥,由此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金振中所写《我的简历》
    我于1924年投入冯玉祥所领导的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1926年毕业后,被派入第五师13旅,39团2营6连任少尉排长,1927年升为中尉排长,1929年升为本连连长,这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冯和阎联合打蒋介石,冯和阎被战败,蒋逼冯离开队伍,宋哲元是冯的第四方面军司令,不愿接受蒋的收编,乃投靠张学良,被编为第29军,宋任军长共辖37、38、143三个师,继又增加132师和骑兵师共五个师,我被编入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第三营营长,这时我军驻在地由山西运城、闻喜、和顺、昔阳、阳泉等地。
    九一八东北事变后,我军奉命调驻张家口,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932年,日寇又进犯热河,我军奉命集结平东顺义,三河等县,准备支援热河,不料时不满月,而热河又沦陷于日寇,我军又奉命堵击日军进犯喜峰口……1937年夏,我调为本团长, 在七七事变我受了重伤,又调为本旅副旅长,我的伤势痊愈后,又调任179师、1065团团长,兼任673旅副旅长,参加汉口大会战,1943年因遭倾共嫌疑,调为军部上校附员,淮海战役一开始,我军由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副司令官率领在台儿庄起义,1949年春我转来家乡,得到当地党和政府多方照顾,参加商业,组织合作化后,我又进入杂货商店当售货员,1980年11月,又得到党和政府对我特别照顾,把我安置县文化馆工作定为20级干部。这时地区来的调令,对我的历史结论是:“首先,金振中是七七事变抗日者,又是起义者。”定位20级行政干部,安置在县文化馆工作。
    以上,为金振中先生1981年5月所写。{方军整理}
    四,1948年淮海战役之后金振中的命运历程
    今年5月2日,笔者采访了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先生。笔者关心的内容主要是:“1948年淮海战役之后金振中的命运历程”。金天愚向笔者提供大量文字资料,现整理如下:
    金天愚介绍: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59军、77军两位副司令员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部于贾汪起义。而当时金振中驻地在离徐州30里的柳泉。在追随起义部队时,中途被国民党军队截回徐州看管。后被解放军解放,到华东区高教团学习三个月,经鲁南军区审核属于起义人员,发给证明于1949年春回乡,将证明交当地政府。他们作小摊贩为生。
    1953年镇反时,宣布金振中为历史反革命,在本地监督劳动。1958年被定为伪政府的军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份子,交街道监督劳动。1969年全家五口从固始县城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改为农民户口。到了农村,自己盖了两间土房,不幸被一把大伙烧为灰烬。
    金振中原有私房八间。1956年合作化时,东头一间市面房被公私合营的日杂站占用。后百货商店要用汤幕仁的住房作会计室。文化大革命中,服务公司为了在金振中院内盖旅社,又与日杂站商妥换门市部,汤幕仁趁机将他借住金振中四间房的房料拆光运进城内盖了自己的住房。这时金振中只剩下三间住房了。1969年他被遣送农村时,房管所协同街道要低价收购这仅有的三间住房。金振中拒不出售。纠缠达半年之久。最后,街道治安主任李培庄把勒令贴在他家西墙上,并说:“你这房再不出让,即刻来人扒你的房子”。在这种威胁下,金振中只好出让。金振中的八间私房,被公家占用一间,被强迫低价收买了三间,被汤幕仁拆走四间。至此,八间房化为乌有。
    可以想见,金振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是十分严重的。政治上是反革命份子,生活上一贫如洗,在农村一家老小艰难的渡过了十个春秋。真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据金振中儿子金天愚介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和家人甚至有沿街乞讨的经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阳专区、固始县委,根据中央精神给金振中按起义人员落实政策。1980年全家从农村迁回固始县城,改为居民户口,安排金振中在县文化馆工作,工资定为干部20级,82年又调至19级,并任固始县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其子金天愚被安置在固始麻纺厂作学徒工。
    但五口之家回到县城因没房子,无处安身。到1983年经县政协与房管所研究,在固始县城西关白寺地为金振中盖了两间住房,一间厨房。而门窗让他自己安装。他无钱,只好在窗户上糊塑料薄膜了。当时金振中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私房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他为这件事十分焦急。
    1985年3月1日金振中同志因病逝世了!终年83岁。在固始县文化局院内大厅里,由文化局胡文治局长主持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县统战部、政协、文化局及文化馆的领导,金振中的家属及好友。3月初,正值春寒料峭,寒风刺骨,但闻风而来的固始县一千多人怀着对抗日英雄崇敬的心情,冒雨前来参加金振中的追悼会。
    金振中生前留下书面遗言,提出五点要求:
    一、我一生光明磊落,没做有害人民之事,“七七”抗战滴水微绩已受人民的爱戴,我惭愧不已,望死后由党和人民给予公正合理之结论;
    二、遗体火化,丧事从简,愿骨灰撒在卢沟桥畔,与老领导何基沣在一起;
    三、请求领导给小子安排工作,以实现他多年夙愿。
    四、老妻晚年生活请党和政府关照,以度晚年;
    五、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根据金振中将骨灰撒在卢沟桥畔的遗愿,卢沟桥文物所所长郭景兴向丰台区政府,北京市政府申请,经研究批准同意于1985年8月14日将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活动项目之一。在卢沟桥纪念抗战四十周年的大会上,举行他的骨灰安葬仪式,这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也是党和人民给他最公正合理的结论。
    出席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的有北京市委统战部、市政协、丰台区政协等领导同志。北京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原二十九军将领的部分亲属张廉云、宋晓菡、赵学芬等。金振中的夫人吴高谨、长子时跃文、次子金天愚、长孙时永及固始县文化局邹振起同志一同陪灵来卢沟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大会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主持。卢沟桥文物所所长郭景兴致悼词。然后将骨灰安葬在卢沟桥桥洞下。
    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录像。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均刊登了这一消息,反响很大。
    1985年10月固始县委又进一步落实金振中的政策,将其小儿子安排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金振中夫人由子女照顾,晚年生活幸福,已于1992年12月23日因病逝世于固始。
    至此,金振中的遗愿已基本实现,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   录入、校对、编辑、整理      2006年6月2日
    (作者提示:文章仅供人民网使用,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6月23日



 楼主| 发表于 2020-1-4 23:27:41 | 显示全部楼层
奋战在淞沪战场的黄维将军
王 楚 英
(一)
黄维1904年出生于江西贵溪一户清寒的农家。兄弟二人黄维居长,父亲早逝,靠母亲耕织勉维生计,其生活之艰苦自不待言。黄维幼年聪明懂事,孝敬母亲,友爱乃弟,三、四岁就会帮母亲扫地抹桌子。晚上他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或纺纱织布,他总会陪侍在侧,帮着搓棉条、接纱头,一直要等母亲歇手停工,他才跟着去就寝。他家也养了鸡,他母亲除了用鸡蛋去换购油盐杂物,还经常蒸鸡蛋给他兄弟二人吃,黄维却总是将鸡蛋让给弟弟和母亲吃,自己常常不吃或吃得很少。他这种先人后己的举动,久之便被邻居发现,大加赞扬传颂。  黄维正是在他那苦难的童年时期,经受了贫穷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从小便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切身体会到饥寒交迫、求助无门是何等凄楚的滋味,从而使他养成了含苦茹辛、克勤克俭、安贫却不自馁、能忍且自强不息、对生活充满信心、富有自力更生的生活习性和旷达上进精神;同时也使他炼就了沉稳内向、处变不惊、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刚毅意志和敢破敢立的务实求索作风;而且秉性刚直,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崇尚道义,刻苦求知。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地位和境遇在不断地变异,他却始终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学而时习之”的态度,总要挤时间刻苦地寻求新知识,从不稍懈。  黄维七岁入家乡的私塾就读,13岁考进了江西省第四师范学校,享受着全部公费待遇,他感到这是最难得、最好的学习机遇,非常珍惜它,五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潜心钻研,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学业大有长进,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对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特别爱好,颇有造诣。1923年,他刚满19岁,便从第四师范以优异成绩毕业,因他有志于乡村教育之开发,遂回到家乡在一所小学任教。他看见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列强虎视,外侮日亟;生灵涂炭,国运式微。这使他感到万分痛心疾首,决心舍身报国以复兴中华。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正是拯救中华和复兴中华的良方,是拯斯民于衽席之上、使中华民族雄居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有效方略,便对孙中山先生肃然起敬,心向往之。其时,孙中山先生已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着手创建黄埔军校以为创建革命军之基础,黄埔军校已开始在各地招生,消息传来,使黄维极感振奋,便于1924年初来到上海。幸而遇到了已是共产党人的方志敏,经方志敏请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组织部长赵醒农(与方志敏甚善,同是共产党人)介绍,方得以报名应试,初试及格,便与桂永清等结伴赴广州参加复试,黄维被录取,成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编入第二队受训,并集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冬毕业,以成绩优秀留校任第三期区队长,曾两次随蒋介石东征,作战有功,升任连长。  北伐开始时,在严重任师长、陈诚任63团团长(后任副师长)的第21师任营长。先后在福建永定和浙江桐庐,打败了孙传芳的劲旅张贞部和孟昭月部,受到严重的器重,晋升任61团团长。后在南京龙潭、栖霞山打败孙传芳一役中,再次立功。11师成立时被调到11师仍任团长。  1929年进陆军大学特1期深造,三年毕业后仍回11师,被派任32旅旅长。1933年7月升任11师中将师长,年仅29岁。1936年末奉派赴德国陆军大学进修,学期原定2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应召提前回国,参加对日战争,辗转于1937年8月28日回到南京,向军事委员会报到。适67师师长李树森刚好在这天晚上于罗店战斗中受伤,罗卓英、陈诚得知黄维已回到南京,便急电报请蒋介石任黄维为67师长,即来前线就职。蒋介石同意陈诚的请求,并定于9月2日上午召见黄维,是日10时许黄维来到黄埔军校内蒋介石官邸,在侍卫官引导下,登上二楼走进蒋介石办公室内行礼晋见。蒋介石亲切地叫黄维在他面前就坐,仔细地垂询他在德国的见闻和学习心得,并问了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黄维汇报了在德国的见闻和进修情况后答道:“敌国虽强,毕竟是蕞尔小邦,资源匮乏,势难久战,故对我行速战速决之策。校长决定采取全民长期抗战、逐次消耗敌军的方针,至为英明,必能克敌制胜。现沪战正酣,请即派学生赴战。”蒋介石便连声说:“好!好!”并告知黄维已派他任67师长,嘱其随行赴沪,中午留黄维与他一道在官邸用膳。黄维辞出后,侍卫官将一帧蒋介石半身照片和几本书交给黄维,黄维捧着蒋介石照片见右上侧写着“培我同志”四字,落款为蒋中正。心里顿时热潮汹涌,喜形于色,领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寄望殷切的心意昭示,深感受宠若惊,从此便以“培我”为号。
(二)  
9月3日上午,黄维随蒋介石来到昆山陈诚指挥所,见到了分别近10个月的陈诚、罗卓英,还见到了顾祝同和张治中。蒋介石听完陈诚的情况汇报后,便前往大场,并叫黄维同行。这时宋美龄则到医院去看望伤兵和医护人员,面致慰问之枕。蒋介石在大场视察时,敌机曾临空侦察,并投弹扫射,幸隐蔽及时,未受其害。蒋介石即对顾祝同、张治中等人说:“据报,11师在8月23日攻克罗店的战斗中,用轻重机枪打落过敌机,这很好,应予提倡。”又说:“昨天黄维提议,应教育官兵树立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斗思想。对敌人要各个击破、百发百中;对自己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和伪装、勤挖工事。你们应晓谕全军将士,切实去做。”他说罢就随薛岳来到刘行,巡视完毕他还要到罗店附近去看看。经顾祝同劝阻遂罢。于当日傍晚离开前线返回苏州。  蒋介石走后,陈诚对黄维说,67师近来作战频繁,伤亡骤增,战力锐减,影响士气,应尽快整补,恢复战力。还对罗卓英说,应认真总结,找出经验,缜密研究进攻方案,妥善组织,力求于6日攻克罗店,进击川沙、狮子林之敌而歼灭之。当晚,罗卓英和黄维来到澄桥镇67师师部,见应召来开会的师、旅长已在此等候,即向其传达蒋介石今天在视察时的指示和陈诚对攻克罗店的要求,并宣告:由黄维任67师师长。同时要求与会人员对过去的作战进行检讨,对预定于6日对罗店的进攻方案加以研究。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很久,最后达成一致,当决定:(1)98师固守宝山、月浦,阻止吴凇之敌西窜;(2)14师由顾家角、新镇进攻尤家楼、聚源桥、陆家村而占领之,阻敌向罗店驰援;(3)58师174旅自曹王庙向长桥进攻,阻止盛桥、罗泾之敌进援罗店;(4)51师自沈家湾、小堂子向罗店站、陆家桥进攻,从西南面突入罗店,夺取罗店西北隅而占领之;(5)11师自潘宅、坍石桥、龚家宅向罗店进攻,务须夺取而固守之,左与51师右与14师密切联系;(6)67师正在整补中,着以199旅接替14师出击后所空出的顾家角之防务。  9月3日深夜,澄桥镇会议结束,罗卓英和与会人员相继离去后,黄维向副师长黄国梁和刘参谋长了解全师情况后,便找来一位熟悉地形和部队情况的参谋作向导,带着黄光前和两名贴身侍卫,连夜赶往施相公庙、姚家宅、龚家桥等地,看望正在酣睡和正在担任警戒的官兵,直到4日中午才回到澄桥镇师部。他草草地吃完午饭,又随刘参谋长去巡视师直属部队。在巡视中他一方面仔细观察部队现况,同时找干部和士兵谈话,既向其了解情况,又说明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他这样深入基层,直接同广大官兵接触,他来到67师虽然只有几天,知道的情况却很多。官兵们也在短时间内就认识了他这位师长,并且知道他们的新师长为人正直清廉,关爱部属,平易近人,以身作则,雷厉风行。从而在67师官兵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9月5日,黄维同黄副师长、刘参谋长及199旅李芳郴旅长研究后,决定亲率199旅参加反攻罗店的战斗,由李芳郴旅长指挥曹振铎的398团接替14师所遗顾家角的防务,他率覃道善的397团协助11师进攻罗店。经向罗卓英具申此项意见,获准。  5日黄昏后,黄维来到马家宅11师会晤彭善师长,面商进攻罗店的作战事宜。这时黄维的陆大同学、11师的老搭档、33旅旅长叶佩高闻讯,便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激情涌上心头,立即叫我带两名卫士护送他到马家宅师部去见黄维。龚家宅距马家宅仅三、四里,我们策马急走,一会儿便达。我随旅长入室,看见彭善师长身旁坐着一位三十刚出头、面容红润略显清癯、气度儒雅的中将,他两人正在谈话,叶旅长便趋前相见。彭师长见我呆若木鸡仍肃立在门口,连忙向我招手,并说:“快来晋见老师长。”我即向前敬礼。黄维只是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便继续他同彭师长、叶旅长的谈话。我就退出。  当时黄维主动提出:将199旅的398团置于顾家角,掩护98师、14师和11师的侧背,由397团展开于33旅左翼,由浦宅、坍石桥间攻入罗店;33旅则从坍石桥、潘宅间攻入罗店;31旅应向罗店北面迂回,夺取陆家村,从北面攻入罗店,右与在十里长沟方面的14师密切协同。11师和397团进攻罗店的战斗部署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晚黄维便带着397团随叶佩高来到浦宅部署作战。  9月6日天明后,黄维亲自指导397团进行敌情侦察和夜战准备,还带领各级干部利用河沟秘密接近罗店外缘,侦察罗店镇内敌兵力配置和火力网之构成,选定了我军进攻路线和突击方向,并规定了联络方法,再在沙盘作兵棋演习,直到各级干部熟悉而后止。当晚12时刚过,前线轻重机枪和迫击枪同时向罗店敌阵猛烈射击,突击队乘机过河冲入罗店,同日军展开惨烈的肉搏战,与敌逐屋争夺,激战两个多小时,397团便完全占领了罗店南部,其右翼33旅也同时攻占了罗店的东部,残敌退到罗店西北角隔河与我对峙。由于51师和58师未能攻占预定目标,敌军便沿着浏河至罗店公路,出动装甲车、坦克掩护其步兵乘汽车向罗店增援,与我58师174旅和51师151旅在长桥和陆家桥附近遭遇,展开激战。天明后,敌军反扑更猛,火力更强,174旅和151旅不支,相率后退,该敌便由罗店站向我397团和33旅猛烈冲击,战斗空前激烈,黄维亲到罗店前线指挥,叶佩高和彭善也战斗在罗店火线,我军士气大振,先后击毁敌装甲车、坦克各4辆,仅397团就打死日军数百,敌抛尸阵前达287具,我俘敌9人,缴机枪6挺,7.0CM步炮2门、步枪385支,但因敌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下,又对罗店发动三面反扑,以致14师和31旅的进攻苦无进展;兼之敌占宝山我姚子表营全部牲后,即猛攻98师,并派强力兵团绕过月浦,猛攻顾家宅、新镇,14师侧背甚危,398团伤亡惨重,已感难支。罗卓英遂决定停止进攻。当令98师竭力固守待援,令14师退守新镇支援98师作战;令黄维即率397团驰援398团,固守该地;令11师退守罗店东南地区,阻敌南窜。9月6日18军和74军对罗店的进攻,虽经397团和33旅攻克了罗店大部,终因51和58师未能攻克长桥和陆家桥,且未能阻止敌军向罗店增援;以及宝山失守导致月浦危急,遂使进攻罗店之战功败垂成。
(三)  
12日,罗卓英亲冒矢石,来到战斗异常激烈的顾家角、新镇视察,得知98师连日战斗惨烈,已伤团长侯思明、向敏思、阵亡团长路景荣、团副李远馨,战力锐减,即令其于12日夜在14师和199旅掩护下撤到广福整补。15日再以第4军接替顾家角、新镇防务,,将199旅调回施相公庙,14师调回太仓。16日,罗卓英任16军团长。  20日军委会令:16军团辖18军(辖11、60、67师)、54军(军长霍揆彰,辖14师)、79军(军长夏楚中辖98师、76师)。由92师师长陈烈任14师师长,67师副师长黄国梁升任92师师长,199旅旅长李芳郴升副师长,66团团长胡琏升199旅旅长。  22日敌以11、3、101三个师团对蕴藻浜北岸至施相公庙一带全线猛攻,与我激战至25日,因我工事大部被毁,伤亡骤增,陈诚即令薛岳将19集团军由潘泾河转移至狄泾河,在唐桥站、刘行、万桥一带占领阵地,其左翼16军团以11师在马路河南岸龚家宅至杨家宅面对罗店与敌交战。67师则在小堂子、施相公庙一带面对罗店,与敌激战至10月5日,全师伤亡重大,只存两千多人,罗卓英令黄维撤到嘉定整补。黄维却认为施相公庙是狄泾河防线的锁钥,决心誓与阵地共存亡,只求给予兵员、弹药补充。经罗卓英向其说明:由11师接守施相公庙可保无虞,67师将有更艰险的作战任务,必须从速补充。这时,黄维才遵令后调。  10月5日至8日,敌以11师团附台湾旅团猛攻16军团阵地,当被击退。其3、9、101三个师团则同时对蕴藻浜进攻,先后由蒋宅至唐桥站间渡过河南面继续猛攻。三战区急调20军和21集团军赴援。于18日组织反攻,却未奏功,反招致原已攻占顿悟寺的176师刘玉池营全部殉国,176师龙炎武参谋长以下多数官兵阵亡,蕴藻浜南岸战局,遂急直下。陈诚即调11、14、67师由霍揆彰率领,星夜驰援。14师在新泾桥、11师在洛阳桥、67师在江桥镇,先后同日军3、9两个师团血战兼旬,屡摧强敌,使敌9师团伤亡奇重,每个步兵中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我67师伤亡也多。特别是26日零时67师和11师夜袭谢宅、张仙桥的战斗中,打死敌9师团35联队长富士井末吉大佐以下350多人,一举克复该地,受到三战区嘉奖。  11月2日,敌占苏州河南岸吴家库,46师久攻未克,薛岳急调在姚家渡的67师攻夺吴家库。黄维以14师的42旅从姚家宅正面进攻,自率全师迂回到敌后猝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取了吴家库和姚家宅,打死敌68联队第3大队长冈本少佐以下242人,俘重机枪、速射炮各二、轻机枪6挺。再次获奖。薛岳遂令67师固守姚家宅、吴家库、张港、八字桥。自2日至10日,67师在此与敌13师团连日激战,伤亡倍增,薛岳急调教导总队来援。黄维遂将教导总队置于姚家宝;67师专守张港、八字桥。6日敌13师团绕过江桥镇我11师阵地,从姚家宅、吴家库突破教导总队阵地,向东攻击张港、八字桥我67师左侧背,形势危急,黄维亲率师直属部队前往堵击,同时得到11师33旅及时来援,将敌打跑,当击毙中岛大尉以下218人,又俘获一批武器。在此期间,敌13师团另部则猛攻我张港、八字桥阵地,守八字桥的398团第1营伤亡殆尽,营长陈道民同幸存的5名官兵,用轻机枪和手榴弹,打退了敌军一次次进攻,保固守着八字桥,直到最后。  由于敌第10军于5日在金山登陆后,迅速夺取叶谢镇、松隐镇、金山城和枫泾镇,切断沪杭路,战局急剧恶化,三战区遂决定:放弃上海,向吴县福山既设阵地转移,俟增援兵团到达后即转移攻势。当令右翼作战军,于9日20时开始转进,左翼作战军10日晚开始转移。黄维的67师殿后,至11月11日凌晨才开始撤退。淞沪血战至此结束。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23: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精卫填海
(作者:丁三)

                                       第二章  “近卫的先手”
                                                1
  
  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生,时年46岁。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作为皇室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席贵族。一千多年来,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共、如同一体,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近卫”。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出自这个家族。
  
  作为这个家族250年以来的第一个嫡长子,近卫有着天之骄子般的人生轨迹。出生不久,他就被抱进皇宫,受到明治大帝郑重其事的接见;十余年后,他又成为年幼的昭和天皇的玩伴,两人以兄弟互称。但与寻常的贵族子弟不同,他生性温和、礼贤下士,自幼就受到广泛的赞誉。自从1904年父亲去世、他承袭公爵爵位以来,他的府邸始终向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群敞开着。他甚至说出过“叫花子也是宾客”的话语。
  
  但他又不是那种古典的、仅仅有着传统礼仪和儒家风范的贵族。他身上混杂着新与旧、传统和现代,一如那个时期的日本。以家庭为例,他有好几房妻妾,但他时常和孩子们嬉戏玩耍,“没有日本式家长的威严,倒像是一个美国式的父亲”。他的长女出嫁时,一切仪式都和几百年前毫无两样,但刚刚送走老年宾客,他就和年轻人一起戴上假发,举办了假面舞会。他将长子送往美国留学,希望他在欧风美雨中长大,却为次子延聘了一个日俄战争时期的英雄当家庭教师,“意在使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武士”……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显得既本分又开明,既让人敬重又可亲,他由此成为那个时代的明星人物。贵族、官僚亲近他,因为他的性情;中产阶级信赖他,因为他的开明态度;传统农夫更仰慕他,因为他的古典风范。他超脱而优越,左右逢源又深入人心。他是那个断裂的、新旧交替的日本社会的最大异数。
  
  又何止是公众形象、个人风格?他的政治观点也堪称驳杂斑斓、纷繁多变。他早年深受父亲近卫笃麿“泛亚洲主义”、传统精神的影响。父亲去世后,他被托孤给世交、日本宪政的中流砥柱西园寺公望,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拥趸。1912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系时,他偶然听到了日本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座,为之深深吸引,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但1918年当他以西园寺公望随员的身份前往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时,他又发表了《排除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为战败的德国鸣冤抱屈。他认为,作为新兴帝国的德国几乎没有殖民地,为此向英美开战,“想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的要求”……
  
  就这样,“泛亚洲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曾先后风行于日本、各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思潮,成为他相互纠结、界限模糊的思想来源。对此,杰出的中国记者、《新闻报》编辑陶菊隐曾充满嘲讽地说:“他的心脏是右倾,头脑是左倾……他把长子送到美国,想把次子塑造成一个严格的日本武士,他如果还有第三个儿子的话,当然要送往苏俄。那么,现代政治的三条路线,他可以‘头头是道’了。”也恰恰是这种多元倾向、复杂色彩,让他成为当时日本最具声望、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
  
  他口口声声扶助农工、实现“社会正义”,这使他深受几千万底层平民的拥戴。
  
  他曾先后加入过“宪法研究会”、“火曜会”、“日本青年会”等政治团体,与几大现代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他清新开明的形象、他和西园寺公望情同父子的私人关系,使选举政治的主体、千余万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市民,将他视为宪政日本的同路人。
  
  “满洲事变”爆发后,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认为陆军是日本的希望。“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向何处的目标与计划……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元老重臣和我》)。这样的言论,当然也使军人们对他充满了好感。
  
  至于宫廷、元老、重臣、财阀,更不必说了。这些人中,年长者看着他长大,年龄相仿者大多是他的朋友。远在十余年前他初入政坛时,他们就希望他能成为日本帝国的未来首相。他几次推辞入阁,尤其是在二二六兵变后,他以“身体欠佳”为理由拜辞了组阁敕谕,不仅为他赢得了“谦逊”的名声,也使这些人乃至千万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心理暗示:一旦近卫肯出马,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必将应运而生,日本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万众期待中,1937年6月4日,他终于率领他的十四名阁员登台亮相了。
  
  几十年后,对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发表《共同努力、实现举国一致》就职演说的情形,千万日本人依旧记忆犹新。这一天,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三百万台收音机齐齐打开着,以便倾听到他的声音。近卫的朋友、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写道:“就连毫不关心政治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们,也都围在收音机边,并且嘈嘈杂杂地说,‘近卫在说话了’,‘这下日本有希望了’。”(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一时之间,“青年内阁”、“明亮内阁”、“青年首相”这样的赞誉充斥了几百份报刊的头版头条。几乎全日本都相信,伴随着近卫的执政,饥馑、贫困、持续不断的政潮以及在国际上的形影孤单,都将彻底地成为过去;如同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的结合那样,近卫文麿连同昭和天皇,将缔造一个全新的日本时代。
  
  但,谁也没有想到,上任仅仅一个多月,“卢沟桥事件”就爆发了。
  
  远在6月下旬,当东京流传着“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时,近卫就异常紧张,为此委托大谷光瑞前往华北探听动静。7月8日上午,“卢沟桥事件”的消息传来后,他更既惊又疑。他怀疑这是中国驻屯军密谋的结果。直到几年后,他依旧在手记里写下:“若说哪一方面先动手的呢?无论如何,我方很可疑。”(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不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行动,近卫多少放心了。紧接着,当天傍晚,陆军又通过了“不扩大”的决议,他更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次日上午8时许,当陆军大臣杉山元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出兵华北时,他委婉地表示了反对。在近卫眼中,卢沟桥事件,只是一个偶发的、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于是,内阁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天之后,陆军又决定出兵华北了。7月10日晚上,杉山元拜访了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要他转告近卫,“于翌11日召开阁议,议题是有关向华北派兵和政府声明”。听到这个消息后,近卫沉默良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西安事变、“中国的新情况”,近卫并非一无所知。他多少预感到,出兵华北有可能引发中日战争。作为“泛亚洲主义者”近卫笃麿的儿子、上任时还标榜追求“国际正义”的新任首相,他怎能承担侵略邻国的历史评价?但日本宪法明确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归属天皇,与内阁互为平行独立的两个系统,亦即“统帅权独立”。连杉山元在军令问题上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他又有什么力量改变陆军决议?
  
  这个晚上,近卫召集了众多心腹、智囊,商讨应对之策。但在几个小时的讨论后,他依旧左右为难。这时候,他的老朋友、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开口了。岩永裕吉说,在此之际,“应师‘俾斯麦之故智’……以为他日之准备”(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这句话让近卫眼前一亮。
  
  所谓“俾斯麦之故智”,指的是七十年前的一个著名典故。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期间,在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行将攻陷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时,俾斯麦却下令停止进攻,并和奥地利签订了相对宽大的和约。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手笔不仅奠定了日耳曼民族和解的基础,它也被看作是四年后普法战争爆发时、奥地利恪守中立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岩永裕吉希望近卫接受陆军的要求,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而后再和中国签订一份温和的协定。这么一来,无论对陆军、对中国还是对未来的日苏战争,他都有了交代的余地。
  
  如果说,这个晚上近卫还在犹豫的话,次日清晨的一个不速之客,让他下定了决心。
  
  来者是石原莞尔。与近卫一样,尽管一天前默许了出兵决定,但石原依旧忧心忡忡,几乎彻夜未眠。他既担心不出兵会导致在华军队、侨民的灭顶之灾,又害怕出兵会引发中日战争,乃至伏笔着日本未来的战败命运。为此,他让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紧急措施意见》,决定将战和大权让渡给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但在国民中深孚众望的近卫文麿。这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写道:“迅速授权近卫首相在危急的情况下,直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进行最后谈判,决定和战”;“通过以上措施使陆军与国民之关系成为一体,关于和战应是国家综合意志”。(日本防卫厅,《中日事变陆军作战史》)
  
  这个手笔让近卫既深感意外,又多少有些感动。进入昭和时代以来,这是军方第一次向内阁让渡权力,更不必说是战和大权了。而在送走石原后,一个大胆、新奇、似乎面面俱到的设想,在他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
  
  这一天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官邸,包括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在内的“五相会议”召开了。会上,杉山元迫不及待地要求内阁发表出兵声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等明确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都把目光投向首相近卫。
  
  近卫文麿以他一贯的风度侃侃而谈。他说,29军下辖4个师、5个独立旅,共有兵员7万5千余人,而中国驻屯军不过区区五千余人。在两军冲突不断、相互仇视之际,任何微小的纠纷都可能酿成大祸。何况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在中国的排日、抗日风潮愈演愈烈之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蹈当年“义和团”的覆辙。
  
  这么一来,形势顿时逆转。当时在场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后来写道:“这些原来陆军大臣的论调,成了首相的理由。无论如何,既然指出了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名目,便不能对此加以反对。”(风见章,《近卫内阁》)
  
  就这样,“五相会议”决定发表出兵华北的政府声明了。而在会议结束后,近卫又开始了一整天马不停蹄的奔波。他试图以千万人的战争决心、一种“举国一致”的氛围,来表明日本的立场,来应对原本微不足道的“卢沟桥事件”。
  
  被认为是“不扩大派”首脑的近卫,居然会赞同杉山元的“扩大”措施,和他与杉山元的微妙关系有关,更和日本的“统帅权独立”传统,以及二二六兵变后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有关。
  
  所谓“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指的是内阁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只能由军部从现役军官中选派产生。这么一来,在“统帅权独立”的前提下,内阁无法染指军部,军部却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操纵内阁。倘若军部对内阁不满,只需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再派出新的大臣,内阁就不成其为内阁,只能宣布总辞职了。在近卫出任首相之前,短短几个月之内,已经有两届内阁因此垮台、一届内阁为之流产了。
  
  换言之,只要陆军大臣杉山元宣布辞职,他近卫的内阁就只能被迫总辞职。他多年积累的声望将一落千丈,他少年以来就孜孜以求、成为比伊藤博文和自己的先祖藤原镰足更伟大的日本首相的梦想,就将破灭。
  
  在岩永裕吉谈过“俾斯麦之故智”,而石原也慷慨地将战和大权让渡给他后,他胸有成竹了。他决定在石原、杉山之间走一次钢丝,在“不扩大”和出兵华北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在五相会议上决定“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出兵华北”。不仅如此,当天下午3时20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将“卢沟桥事件”定名为“卢沟桥事变”,把“出兵”改称“派兵”,以示强硬。同时,批准措辞霸道刁蛮的《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紧接着,下午4时,近卫又和杉山一同赶往叶山皇家别墅,向在这里度假的昭和天皇上奏派兵事宜,并恳请天皇授予他战和决定权。一开始天皇还有些犹豫不决,他问杉山元“要多久才能解决事变”,杉山回答“一个月”。但在看过石原莞尔的《紧急措施意见》后,天皇既感新奇,又觉欣慰。他一向为内阁、陆军的对抗烦恼不已。见此情形,立即批准了派兵令并授权近卫裁决战和。而在此之前,无论负责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还是执掌日俄战争的桂太郎,都没有获得过如此的殊荣、这样的权限。
  
  这一天入夜之后,近卫又在首相官邸先后接见了三批社会名流、各界人士,以制造“举国一致”的氛围。在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和政论家岩渊辰雄等40名新闻界代表之后,是包括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政友会首脑鸠山一郎在内的三十余位党团领袖。而当日本经济联盟理事串田万藏、工业俱乐部理事矶村丰太郎等23名财经界人士也步入他的客厅时,东京已经沸腾了。近卫的世交、时任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后来谈道:“在连续三次的会见中,所有与会者没有一人表示反对意见……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在形式上达成了新闻报道所说的‘举国一致’。”(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这一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正欣赏交响乐演出的《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被一阵阵的手摇铃声惊动了。在东京,这是几家主要报纸“又出号外了”的信号。他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此匆忙地走出露天剧场,来到大街上。他后来写道:“桥上交通堵塞了,一群群人聚集在那里读着令人激动的新闻栏……在人行道旁,站着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女孩子,手里摇动着一面纸旗,她无精打采,对父母迟迟不来很不高兴。这时,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沿着桥轻快地走了过来,女孩子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她突然把旗子举过头顶,高呼:‘万岁!’”(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
  
  这一夜,在最繁华的银座一带,《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看到,大群男女聚集在有线广播的喇叭底下,迟迟不肯离去。而子夜时分,一条紧急新闻更将他们的集体情绪推向了最高潮:NHK(日本广播协会)中断了一切广播节目,一遍遍地播放着陆军的最新声明:“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将成废纸……”但对此,参加了卢沟桥事变“现地谈判”的松井太久郎后来却感慨说:“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
  
  手摇铃声从东京闹市区传扬开去,传向东京郊外,并传进了一个个府县和町村,传进七千万在国内或海外的日本人的耳朵。这一夜,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行将爆发,更没有几个人觉察日本已处在毁灭、战败和被占领的边缘。在几千里外的上海,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松本重治夜不能寐。他一次次地追问:“日本将走向何方呢?”
  
  在几万里外的柏林,后来的日本外务省次官、当时在大使馆负责电讯工作的法眼晋作愤怒地谈道:“首相的所作所为怎么如此糊涂?据说他是为了从陆军手里夺回对华政策的主动权……但这种幼稚的办法,实在是将关系日本命运的大事视同儿戏!”(法眼晋作,《日本外交内幕》)
  
  或许,这个夜晚,最真切地预感到日本未来命运的,是88岁高龄的西园寺公望元老。他的秘书原田熊雄后来写道,大约午夜时分,沉默良久的元老忽然开口了。他有气无力地问:
  
  “这就是近卫的先手吗?……”
  
  所谓“近卫的先手”,指的是一种自以为高明的欲抑先扬、欲和则战的恫吓手腕。毫无疑问,1937年7月11日这一天,近卫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作出派兵的姿态,中国人或许会很快屈服。这么一来,他既能取悦陆军,又能兵不血刃地征服华北,而他刚刚开张一个多月的内阁,也必将赢得满堂喝彩。对他来说,再也没有这么划算、这么面面俱到的买卖了。
  
  中国不是屈服过好多次了吗?1932年5月5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中国人依旧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而将上海划为非武装区;1933年5月31日,在日军占领热河后,中国人再次签订了《塘沽协定》,从而将长城两侧划为非武装区;而1935年6月11日,仅仅是两名“中国通”的冒名讹诈,包括第2师、第25师、复兴社和河北省党部在内的南京势力,也就乖乖地撤出了华北……谁敢说“西安事变”后中国不会再次屈服呢?要知道,以往的任何一届内阁,从来没有这么高调地处理过中日纷争,更没有摆出过什么“举国一致”的姿态。
  
  那么,万一中国人不肯再屈服呢?万一这个自私、愚昧而无可救药的民族决心一战呢?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手握战和大权的情况下,日本完全可以先给它致命一击,而后再以无比宽大的姿态、相对温和的条件,重演一出昔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上的好戏。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传说中长大,为之心驰神往,向往不已。而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已经54岁了,他才46岁。
  
  归根到底,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归根到底,最多通过一次保定会战,最多是一个月的时间。更大的可能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石原莞尔所说的持久战、全面战争,不过是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呓语。无论哪一种可能,对他、对日本都一本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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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也就是说,蒋介石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只要不再侵犯主权和领土,他愿意和日本人再次妥协。他等待着日方的谋和努力,等待着“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表现。此后两天,当时在庐山召集“各界谈话会”的他,关注着华北的每一个动态、过问着中日谈判的每一个细节。
  
  但“近卫的先手”改变了这一切。7月12日,在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声明”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日本)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当天晚上,他电令宋哲元、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
  
  也是这一天,他命令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进行应战部署。他下令迅速编组战斗部队,“在7月底之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他决定将六个月的弹药用量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送回国”……只要日本的本土师团登陆华北,他就投入100万大军,进行华北决战。
  
  “近卫的先手”改变的,又何止是蒋介石的战和态度?如果说,在此之前,无论在日本陆军中央还是中国驻屯军内,“不扩大派”和“扩大派”都势均力敌乃至前者略占上风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的种种手笔,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替代行将病逝的田代皖一郎负责对华交涉的香月清司中将后来这样描述对时局的观感:“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香月清司如此,他的五千余名官兵更如此。一份中国驻屯军的《作战日志》记载,在近卫发表《派兵声明》、号召“举国一致”后,“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29军的一部分看作敌人……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29军为敌人’。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至于社会各界、七千万日本国民,更不必说了。自从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千万日本人开始忍饥受饿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如同无头苍蝇,迫切地渴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情绪结合严密的社会管制、结合别有用心的舆论误导,制造了一种随时发作、近乎毁灭性的战争狂热。在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3年的热河战役以及中日之间的无数次纷争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狂热的痕迹。过去的几届内阁,哪怕是对陆军俯首帖耳的广田弘毅和被称为“军部橡皮图章”的林铳十郎,都不敢释放这种情绪,都勉为其难地压制着这种狂热。而在“近卫的先手”后,这种狂热就迅速地决堤而出,并化作一个蒙昧民族的战争决心了。对这股洪水猛兽,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深有体会。他后来写道,在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民众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河边虎四郎,《从市谷台到市谷台》)。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
  
  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发表《派兵声明》六天、香月清司也发出最后通牒三天以后,在庐山牯岭的传习学舍楼,蒋介石发表了《中国最后关头》的激昂演说。这一天,庐山骄阳似火,但聚集在这里的158名社会贤达面色凝重。那一个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名字,张伯苓、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竺可桢……交汇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苍茫表情。
  
  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蒋介石首先以酸楚的语气、诚实的态度,谈起了自己国家的衰弱,谈到了过去几年它所走过的路。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他的语气渐渐铿锵。他开始向一万里外的那个岛国、七千万双饱含敌意的眼睛,诉说着自己的决心,一个衰亡民族绝不屈服的坚强信念:
  
  “我国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起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他是这么说的。此后八年,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光里,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天,1937年7月17日,面对聚集庐山的百余名各界人士、这个古老国家的主要精华,他发表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声明。这四点声明掷地有声、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个民族经历了近百年风雨飘摇、任人凌辱的岁月之后,它是捍卫自己主权的一曲交响乐,一种绝不容许任何人践踏的底线: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蒋介石这四点声明,“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此后几年,在淞沪战败的黯淡时光、在武汉沦亡的危急时刻、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求和努力中……他都始终坚持着这四点立场,并将之概括为“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及至美国参战、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满洲、投向了台湾、投向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决心洗刷这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到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个依靠《九国公约》维持独立、托庇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弱国,已经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了。
  
  当然,在这个庐山日照异常逼人、五千年与四万万都面临着叵测命运的日子,他无法预料后来的转机与新生、辉煌和荣耀。他只能倾尽一己的心力,向四万万人发出自己的号召: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也就是日本“限期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份必将流传千年、永载史册的宣言,在中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了。几十年后,松本重治不无遗憾地谈道:“这个引发了重大凡响的演讲,在日本国内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岂非咄咄怪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但,它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注意。
  
  几乎刚刚看到《中国最后关头》的演讲稿,石原莞尔就预感到了日本的灭顶之灾。为避免这场战争,他决定撤退中国驻屯军,并敦促近卫文麿立即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表达日本的和平诚意。也是7月19日,他主动来到杉山元的办公室,希望他赞同这两个提案。他说:“发展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很大,就像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日本)将陷入无底深渊。现在必须下决心把华北的军队全部撤退到山海关一带,并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中日两国的根本问题。”(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对此,杉山元不置可否。但在场的梅津美治郎却反问说:“有关这一点石原部长有没有和首相商量过?首相有没有这样的自信?还有,石原部长要让在华北的日本人放弃多年的权益、财产吗?这样做就能换取‘满洲国’的稳定吗?”对这一连串问题,石原莞尔无言以对。随后,石原又来到近卫文麿的官邸,希望他遵守前诺,立即前往南京。但近卫让风见章转告在客厅里等候的石原,“我本来身体就弱,不知道能够活到什么时候。现在,如果认为我有必要飞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话,我拼了命也会去。(但)我如今正在生病”。(矢部贞治,《近卫文麿》)
  
  在这样的敷衍推托中,五天过去了。而7月24日,在和众多幕僚、智囊反复商议之后,近卫文麿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给石原以交代、又能避免全面战争、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内阁获得满堂喝彩的终南捷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近卫的先手”的延续,是这个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那就是派出密使、前往南京,让蒋介石明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并相信他没有发动战争的心思,从而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他顺利收手。至于这个台阶,就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干净利索地割让东北四省,好让七千万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有个着落。在近卫看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彼此方便的方案。日本占领满洲已有六年,而三年前关内与满洲的实现“通车”、“通邮”、“通航”,表明南京政府已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只要这片土地能够顺利交割,大多数日本人会感到满意的,他的内阁也能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就实现开张大吉。
  
  近卫选择了两个密使,孙中山友人、原同盟会会员秋山定辅和“泛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让他们前往南京。启程前夕,他又将这个方案透露给杉山元,希望杉山能够以获得满洲为满足。对此,杉山元不动声色,但当天晚上,宫崎龙介就在神户码头被几名守候已久的宪兵抓捕了,与此同时,秋山定辅也被带到了东京宪兵队。他们的被捕理由,都是“间谍嫌疑”。
  
  事情还没完!当近卫文麿质问杉山元时,杉山元装疯卖傻,演出了一幕活剧。他先是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与闻此事,继而,在近卫将信将疑之际,他又答应为近卫疏通疏通。而当近卫要求他马上打电话时,他又嘟囔起来了:“万一他们真是间谍呢?”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谈道:“杉山的答复,是非常摸不着头脑的……就在这样的敷衍拖延之下,把那极重要的一个星期的日子拖过去了。宫崎与秋山,都未能到中国去。”(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而在这一周之内,近卫的唯一举措,就是派出第三个密使,西园寺公望之孙、时任外务省嘱托的西园寺公一。由于此行极端秘密,也由于西园寺公一的特殊身份,他顺利地抵达了上海,并见到了蒋介石内兄、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时,“(宋子文)沉默好久,然后缓慢地说:‘办不到,不行!’”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以密约形式默认伪“满洲国”,宋子文才答应帮他疏通疏通。(《西园寺公一回忆录》)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西园寺公一在上海活动期间,华北风云急剧变化。7月25日,香月清司公开宣称,倘若中国军队两天内不撤出北平的话,“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次日傍晚,七百余名日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守军的猛烈抵抗。紧接着,7月29日,由于宋哲元弃城而走,北平,这个七百年的都城、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这个为人类奉献了蔡元培、陈独秀和鲁迅的现代中国之光,就在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中沦陷了。次日,天津沦亡。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国就失去了七个最重要都市中的两个,华北的千里沃野,似乎一下子黯淡无光了。
  
  “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变”了。在此之际,7月31日,已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日将士书》的悲壮演讲。与《中国最后关头》一样,这是四万万人划时代的宣言,是此后八年千万人历经饥馑、流亡、死难和叵测命运却无怨无悔的写照,是一个古老民族永久告别被欺凌、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历史的伟大先声。在四万万人的注视中,蒋介石以悲怆、坚定、近乎宗教徒的情绪,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
  
  他的声音越过黄淮、越过秦岭与昆仑,传向了一个个兵营,传向两百万身穿军装、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后必胜的把握!……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
  
  他的声音传扬在长江两岸、长城内外,飘荡在一个个集镇、一处处县城,以及几个初初近代化的城市的上空,并化作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存亡断续关头的浩瀚表情。他说,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又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他说,接下去的抗战,将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和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的,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甚至,对他统治下的亿兆子民,他也表现出了一丝罕见的温情:“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关于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的方法,例如征用民夫,必须随时体恤,勿使过度疲劳,发生怨望;遇到落难妇女老幼,必须尽力补救,视同自己家人一样……”
  
  而在表达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最后必将胜利的决心后,他以这样的话语,召唤着两百万将士、四万万同胞以血肉铸就新的长城:“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整个中国屏声静息。这一天,从山东半岛到天山,五千年和四万万,集体地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情绪之中。自从明朝沦亡,这个以五谷与土地、社稷和伦理为象征的伟大民族喑哑无声以来,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怀,如此牵连着山川大地、亿兆众生。这一刻,在四万万人的血管中,涌动着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秋瑾的鲜血。在悄无声息中,一个衰亡民族在实现它伟大的精神复兴。
  
  也是这一天,1937年7月31日,史诗般的大西迁开始了。而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石原莞尔依旧没有停止他拯救日本的努力。与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几乎同时,他终于为中日和平赢得了最后一线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为起草者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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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4时,天皇召见了近卫,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朝日新闻》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所谓“永定河东北地区”,已包括了北平城区,天皇试图以北平为筹码开始谈判。又何止于此?次日也就是7月31日,当时发着高烧、身患重感冒的石原莞尔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军事形势”。他说,“作为军方,沿保定一线作战已是竭尽了全力,没有信心再扩大战事……我相信以外交手段收兵是最佳之策”。所谓“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不啻于天方夜谭,倘若不彻底让步,中日战争将全面爆发。他提醒天皇,在苏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不仅将耗尽日本的实力,也违背了明治大帝“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的谆谆告诫……这些话让一生最敬仰祖父、有志于再造“昭和维新”的天皇缓缓点头。当天下午,他派人捎话给近卫文麿:“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如何?”
  
  身患疾病的石原能够进入皇宫,已堪称日本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例,天皇的这个表态更属罕见之举。十余年来,以“恪守君分”、无为而治著称的裕仁天皇,只对两件事有过明确意见,那就是镇压“二二六兵变”以及这一天的平息华北事变。在得到天皇的授意后,石原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他就召集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保科善四郎以及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让他们共同制定“三省和谈方案”。松本重治后来谈道,由于天皇有话在先,“在这次三省会谈中,陆军也没有怎么从中作梗”。
  
  而次日也就是8月1日,以石射猪太郎为起草人,三省会议就抛出了多达几十款、被称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方案被称为“石射方案”。它首先包括两个苛刻的条款:签订“今后不再谈满洲问题”的密约,并缔结针对苏俄、“共同防共”的军事同盟条约。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逼迫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还是要它秘密承认,都是不现实的。但搁置争议却很可能被中方接受。至于一致对苏、“共同防共”,更是顺理成章之举。中日之间存在着满洲问题,但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外蒙问题;在“西安事变”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和解,但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始终是他最大的潜在对手,而莫斯科恰恰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必说,直到此时,孙中山、犬养毅开创的“泛亚洲主义”思潮在国民党内还大有市场,除了孙科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派系赞同“联苏对日”……
  
  这两个条款,完整地表现了石原莞尔的对苏战略。而作为回报,日本愿意废除《塘沽协定》,废除《何梅协定》,废除《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废除冀东傀儡政权,废除冀东“特殊贸易”也就是走私贸易,并承认华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冀察政权是南京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句话,华北将彻底地还给中国,日本将彻底地放弃“分治合作”的努力,并乐于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
  
  倘若南京政府还不满意,那就废除《淞沪协定》、废除上海的“非武装区”地位,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日租界,放弃以往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总而言之,日本只要满洲,只要南京政府的一致对苏,别的都好商量。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只要不再横生波折,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在石射猪太郎的建议下,日本的又一个密使人选,选择了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而方案的送达对象,则是著名的“日本通”、年仅31岁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温州人。从17岁起,他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1931年夏天,当时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宗武曾前往朝鲜调查因“万宝山事件”而引发的排华风潮,结果毫发无损。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谈道:“我在朝鲜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他’。”(《高宗武回忆录》)
  
  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出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但不过一年多以后,他就进入了南京高层的视野,并伏笔了此后几年他在权力漩涡中心的挣扎浮沉。
  
  大约1931年秋天开始,高宗武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他的博士论文,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众多文章。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这些论述东亚外交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次年初冬,蒋介石召见了他,“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对这个大多数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高宗武却拒绝了。他后来解释说,“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成大问题”。
  
  但他到底没能摆脱从政的命运。1933年12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履任之初,他的嫡系、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李圣五就送来了几篇高宗武的文章,“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在一席长谈后,汪精卫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参与对日谈判,这一次高宗武答应了。这主要因为他对汪精卫的极度好感,“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他后来喟叹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然而,对他的厚此薄彼,蒋介石并没有心怀芥蒂。或许是惜才,或许是同为浙江乡亲的缘故,对这个身材瘦小、体弱多病然而“非常精明”、“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蒋介石始终有着一种长辈的姿态。被公认为是“汪精卫的人”后,蒋介石依旧屡屡召见他,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同时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政策顾问了。
  
  汪精卫的赏识、蒋介石的青眼有加,使高宗武的仕途一帆风顺。1934年5月,进入外交部仅仅几个月,他就出任日本科科长;一个月后,他又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及至次年5月,年仅29岁的高宗武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负责对日外交的具体执行。南京官场普遍认为,在素有心病的蒋、汪之间,高宗武左右逢源,不啻于一个异数。
  
  这个“异数”既惹人注目,又多少和沉闷、平庸、唯唯诺诺的官场格格不入。他称汪精卫“汪先生”,称继任外长张群“岳军先生”,即使对人人趋之若鹜、声口必称“委座”的蒋介石,他也不卑不亢地称为“蒋先生”。一个学者后来谈道:“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范泓,《高宗武旧事:从政七年如咯血》)
  
  或许,正是这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使他从1937年夏天起就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歧路?也是7月31日,他面见蒋介石以及一天前刚刚从庐山返回南京的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他说:“时至今日,若一步错误则全东亚必灭。值此非常时期……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公爵,借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为界,实现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的愿望。拯救中国、防止亚洲灭亡,唯此一途。”(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对这个表态,汪精卫当即表示赞成,“蒋介石沉默不语,既不赞成,也不否定”。当天下午,他就开始了寻求秘密交涉渠道的努力。
  
  高宗武找到的第一个秘密渠道,是两年前认识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作为原陆军教育总监西义一的弟弟,这个初初步入中年的日本人正直、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是满铁总裁、在日本朝野有着广泛影响的松冈洋右的门生。高宗武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与松冈洋右有着多年交情的近卫文麿,了解到中日两国还有交涉的余地。
  
  当天下午,高宗武来到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吴震修家,见到了西义显。两年前,他们就是通过吴震修认识的。对高宗武的委托,西义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后来写道:“我当场慨允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如果不能报答他们的热诚,我就不能算是东亚人。我热血沸腾,想到自己来南京任职,不是命该接受今日的委托吗?”(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高宗武想象不到,几乎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已说服了天皇,并着手拟定“石射方案”了。在西义显匆匆赶往大连后,高宗武也在次日前往天津,寻找又一个交涉渠道。
  
  那就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几乎是“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川越茂就来到天津,并一直逗留在这里。此后二十多天,任凭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南京等得望眼欲穿,任凭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一再拍发电报要他回南京复职,他都始终置之不理。他的蹊跷行踪,甚至引发了众多日本议员的不满。他们在众议院质问广田弘毅,“在此重要时期,作为大使却擅离职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一来,急于和日本开始交涉的高宗武也只好亲赴天津找他面谈了。
  
  与川越茂的会谈,几乎毫无结果。川越茂表示,他可以转达高宗武的意思,但此举应视为中国方面的主动求和。对这个下马威,高宗武一口拒绝了。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他怎肯在交涉之初就甘居下风?又何况,十几天以来,抗战的气息已弥漫了南京、弥漫了中国,“若有人稍作稳妥的议论,便会被人骂作卖国贼,我等实有孤城落日之感”。他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和者的身份进行对日交涉呢?在两天的僵持后,8月3日,高宗武一无所获,怏怏不乐地回到南京。就是他抵达天津的那一天,“石射方案”出炉了。在遥远的东京,无论石原莞尔还是石射猪太郎,都在为怎么找到他而绞尽脑汁。
  
  回到南京后,高宗武并不甘心。在一番思量后,他决定前往上海,寻找他的好友、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以建立再一个交涉渠道。
  
  松本重治,1899年生,时年38岁。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松方正义是与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齐名的“九大元老”之一。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他先后留学美国、瑞士,其间立志成为一名杰出记者。1932年12月,他来到上海,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三年后,联合通讯社与电报通讯社合并,升格为具有国家通讯社性质的“同盟社”,而他也改任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
  
  他和近卫文麿自幼相识,并且是包括岩永裕吉、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在内的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之一。自从来到上海,他就被上海社交界视为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以及最重要的亲华人士之一。他不仅在日本国内颇具声望,在中国的交游也极其广阔。西义显后来谈到,“因其地位和名望,被称为日本驻华的‘民间大使’”;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也认为,“松本重治是有名的记者……在政界、文化界均有深广的人脉。他活跃在日本高层要人之间,是位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藤井志津枝,《日本对华诱和及其“参谋本部”》)
  
  过去几年,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一见如故,有着极好的私交。他称松本为“阿重”,而松本也称他“宗武”而不是“高先生”。在此之外,松本也是中日友好亲善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日本军阀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一切都让高宗武认为,无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松本都会向近卫文麿转达他的交涉意愿。
  
  但,不等他上路寻访松本重治,一个消息却不请自来了:这一天,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堤孝告诉他,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将于8月7日抵达上海,“需与高先生密谈”。高宗武又惊又喜。作为一名外交官,他预感到船津此行必定负有秘密使命。他让堤孝转告船津,“将于8日晚上或9日上午,拜访船津先生”(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船津辰一郎》)。
  
  8月8日,高宗武来到上海,却没能见到船津辰一郎。这一天负责接待他的,是几天前刚刚在天津会谈、此时已回到上海的川越茂。在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后,高宗武两手空空地告辞了。
  
  次日,他再次来到船津的上海寓所,并终于见到了他。尽管高宗武一再试探,船津却没有透露他此行的使命、关于“石射方案”的只言片语。在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后,他建议高宗武和川越茂继续交涉,仿佛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高宗武狐疑不已,但他依旧不肯死心。当天晚上,他再次约见了川越茂,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几十年后,石射猪太郎愤怒地写道:“8月9日,船津见到了高氏,但是没有涉及东京赋予的使命,只是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宣传,以此来敷衍搪塞。之后又举行了川越、高两人的会谈……却也没有向高氏说明停战方案、邦交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没有产生东京所期待的效果。”(石射猪太郎,《一个外交官的一生》)
  
  身负传达“石射方案”、挽救中日和平重任的船津辰一郎,为什么要违背东京的意图乃至天皇的圣谕呢?他为什么先让堤孝知会高宗武,临到头来却一再以川越茂为挡箭牌呢?
  
  几乎从一开始,船津就不太愿意承担这个使命。8月1日,当石射猪太郎找到他时,他借口夫人重病、无法脱身,“因此,尽管石射求他,他也没有马上答应”。直到他的老上司、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亲自出面游说时,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么一来,三天时间就被白白耽搁,8月4日晚上,他才离开东京、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那个擅离职守二十多天、以至于引发了议员们不满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又神秘地出现了。他反对船津将“石射方案”透露给高宗武,并大包大揽地表示愿意替代船津出面交涉。石射猪太郎后来回忆说,对川越茂,东京并非没有疑虑,几乎是船津刚刚动身,他就拍发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说明船津氏的使命,并要总领事注意……‘外务省驻外机构不要介入’”。但船津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密令川越茂立即赶回上海阻止此事。石射猪太郎写道:“川越大使回到上海,听了船津氏的使命,就说‘我去见高司长’,把船津挡了回去。冈本总领事坚持外务省的训令,反对介入这一会见,但是大使不听。船津氏就这样被耍了。”(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
  
  紧接着,川越茂又连夜施展如簧之舌,说服船津绝口不提“石射方案”。几个月后,在南京大屠杀的无尽血泪中,川越茂在上海租界区偶遇了他的旧识、《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张季鸾悲愤地指责他破坏中日和平,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形势所迫,要救日本就救不得中国”。这句话让蒋介石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五年后,当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中国已稳操胜券时,他依旧在日记里写下:“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生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不能求生存,其愚昧至此……”(《蒋介石日记》)
  
  就这样,中日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与高宗武擦肩而过了。不过,石射猪太郎也谈道,“即使按预定方案举行船津、高的会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就是船津、高宗武约定会谈的这一天,1937年8月9日,在广漠的大上海,“大山事件”发生了。它不仅使卢沟桥的战火从黄河蔓延到了长江、使“华北事变”演进为“中国事变”,它还使蒋介石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发动“淞沪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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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8月9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2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在一番冲突后,几个士兵动手了。他们当场击毙了大山勇夫、斋藤要藏。紧接着,补充旅副旅长杨文瑔赶来,他匆促地作出一个决定:从上海监狱里提出一个死囚,换上军装后击毙在机场门口,以此制造日本人先动手的假象。
  
  但此举却弄巧成拙。在各国外交使团调查组赶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死者蓬头垢脸、指甲很长,不像是一名士兵;死者身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死者是被驳壳枪击毙的,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气势汹汹。8月11日,按照东京的授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提出了撤退保安队、拆除市区防御工事、使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要求;紧接着,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命令日舰开进黄浦江口岸,以示威吓,并命令驻防长崎的海军第一陆战队随时准备增援上海……
  
  “华北事变”渐渐扩大为“中国事变”了。在此之际,蒋介石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加快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工作。远在1937年2月,围绕着改编的规模、组织和人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谈判。最早解决的是规模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要编成4个军12个师,南京政府的方案则是两个师8个团。在相互让步之后,3月8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给予3个师12个团兵员45000人的编制。
  
  但在组织、人事等问题上,双方却分歧巨大、久悬未决。蒋介石提出:毛泽东、朱德必须到重庆任职或出洋考察;各个师的副职必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基层部队的党组织一概撤销;师以上的政训处必须由原复兴社书记长、“十三太保”之一康泽担任总负责人……对此,中共方面一一拒绝。直到7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时,两党的庐山改编谈判依旧无疾而终。
  
  8月9日,也就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飞抵南京再次谈判这一天,“大山事件”却意外地改变了谈判进程。此后十余天,蒋介石几乎放弃了在政治上控制红军的全部要求,8月22日,国民政府的改编令就得以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而与改编红军几乎同时,蒋介石又决定和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公诸世界。
  
  无论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的“对华一击论”,还是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方案”,为的不都是对苏备战并将中国纳入这个轨道吗?既然如此,那就先让日本人死了这条心。8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若先与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一致对苏)……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吾于此决之矣!”(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在不知道“石射方案”的情况下,蒋介石已决定交好苏俄、全力对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条约更具威慑、更有力量的了:在苏俄的威胁下,只要中国能坚持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日本将不战自乱。它或许能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但满洲、朝鲜以及它的本土,都将成为苏俄随时可以攻击、并且毫无防御之力的命门所在。蒋介石认为,到那个时候,日本必将主动求和,而他也能以“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为条件,赢得体面而光荣的和平。
  
  仅仅十天以后,8月21日,这份条约就得以签订了。又几天后,蒋介石就以复杂的态度、一言难尽的心思,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条约。据说,消息传来后,日本朝野乱作一团,“膺惩暴戾支那”的声音地动山摇;与此同时,石原莞尔黯然离开陆军中枢,自我放逐到了满洲。此后几年,深刻了解日本未来命运的他,再也不肯过问东京的国策。
  
  然后,是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并投入绝大多数的精锐部队,与日本进行逐巷逐屋、寸土必争的争夺战。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决定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它和改编红军、中苏订约一起,被视为蒋介石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
  
  远在7月21日,军事家蒋百里就建议蒋介石“淞沪开战并扩大之”,以此将日军主力引诱到东线战场。他认为,华北千里沃野,极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一旦华北沦陷,日军很可能沿平汉线直趋武汉,“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到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无法西迁,势必陷入战略包围。
  
  蒋百里的建议,主要从军事着眼。紧接着,陈诚、张治中、冯玉祥、黄绍竑……众多高级将领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纷纷建议淞沪开战。其中陈诚的观点最值得重视:日本在不扩大方针下出兵华北,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分治合作”思维,亦即华北纷争与南京无关。淞沪开战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它将向全世界表明,所谓不扩大、“战场局限于华北”,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对这个古老民族来说,无论长江、珠江还是大西南、大西北,都和华北如同一体、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淞沪开战标志着中国的统一。
  
  陈诚的意见,主要从政治考虑。但直到8月7日,蒋介石依旧决定,投入100万大军进行首期决战,华北、河南75万,闽粤15万,江浙10万。“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作为主战场”(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但“大山事件”改变了这一切。8月11日,也就是日本勒逼上海撤防这一天,蒋介石下达密令,将原计划奔赴华北的75万大军投入上海。对此,史学界有着纷纭的猜测、长久的争论。但毫无疑问,它是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据说,它和蒋夫人宋美龄有关。在此之前,蒋介石担心中国无力维持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不顾蒋百里、陈诚的建议,决定以华北为主战场;但宋美龄告诉他,只要能在上海坚持几个月,英美必将介入、西方必将干涉,这场战争也将迅速而体面地结束。这么一来,一个“以战促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设想,就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成形。倘若日本在苏俄的威胁、西方的干涉下求和,中国将赢得极大的谈判主动权;倘若媾和失败、战争继续扩大,那么,蒋百里的建议、陈诚的观点,也能保证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1937年8月13日,在广漠的大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了。
  
  “淞沪会战”整整进行了三个月。8月13日,两个最精锐的全德械师,87师和88师首先投入了会战;紧接着,宋希濂的36师、桂永清的陆军教导总队也开赴上海战场。而这是南京政府仅有的四个全德械师。在最初的十天,8万余名中国士兵向3千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3700余名“在乡军人”和千余名舰载水兵,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与此同时,8月14日,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六架日机,这个日子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尽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阵地却在不断收缩、动摇。
  
  但好景不长。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的两个师团增援部队,从川沙、狮子林一线登陆了。此举逆转了淞沪战事,并揭开了双方源源不断地投入重兵集团的序幕。
  
  几乎是会战刚刚打响,驻防江西的第3师、驻防山西的第6师、驻防福建的第9师、驻防湖南的第14师……20个尚在整编的半德械师,就如同滚滚铁流,从四面八方奔赴上海。作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它们大多不满员,每个师仅有十余门山炮、三十余门迫击炮。一个个士兵,大多头戴钢盔、手持国产中正式步枪或德制毛瑟枪,每月领取12元左右的薪饷,平均年龄是21岁。
  
  他们从赣江来,从闽江来,从湘江边上来,从汾河流域来。他们大多接受过小学教育,能写简单的家书、懂得以身许国的道理。他们的领章背面,有着这样的字眼,“爱国家、卫民众”,“守军纪、抗侵略”;而在他们星夜赶赴上海的路上,也定然能够发觉,一处处茅舍、一条条街道已经刷上了一幅幅崭新的标语,“中华民国万岁”、“打败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决心以自己年轻的血,去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而在24个全德械师或半德械师之外,还有各省的地方部队。
  
  湘军、桂军、川军、晋绥军、西北军……会战打响后,那些原本雄踞一方、割据自肥的地方军阀,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钱。他们没有一个人旧习不改,没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与三十多万参战的中央军士兵相比,这些部队的装备更加破烂、薪饷更为微薄。他们,大多在一个个偏远的乡村长大,从小眼巴巴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去认字,自己却只能砍柴、喂猪、干农活。他们大多娶不起老婆,也订不下亲事,在某个收成不好的年份、或家庭遭遇灾难时,他们只能自己卖了自己,用几十元的壮丁钱帮家里渡过难关。进入军营后,他们大多经受过长官的打骂、凌辱、克扣军饷,从未感受到身为军人的尊严……
  
  对这些青年来说,赤贫的生活、残酷的人世、蛮横的官吏、不知埋骨何处的凄凉……始终伴随着他们,如同命运的标签。在那个积贫积弱、麻木混沌的末世,他们如同一颗颗草籽那样自生自灭,渐渐地愚昧、自私、干瘪而荒凉。但上海改变了这一切。自从来到上海,他们改写了自己从军的意义,并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他们在虹口作战,他们在闸北作战,他们在浦东作战,他们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增援的滩头作战。而当主力撤出上海后,他们也留下了谢晋元及其八百壮士,在苏州河北岸作战。他们让四万万人且歌且哭,并感动了全世界。即使在灯光熄灭的前夕,一个叫杨惠敏的14岁少女,依旧游过苏州河,给谢晋元和他的四行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那一夜,三百万双眼睛都注视着这面缓缓升起的旗帜,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的歌声,更响彻了十里洋场、租界内外……
  
  在持续三个月的大会战中,参战的78个师大约75万名中国军人,共有18.7万余人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将领、几千名校尉军官。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即使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公布的数字,截至1937年11月8日,在参战的9个师团大约28万名日本士兵中,也有9115人战死、31257人负伤。更重要的是,在千万青年前赴后继、慷慨死难的背后,是“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妄言的破产,是大洋彼岸或同情或诧异的目光,是一个在血与火中渐渐觉醒、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
  
  在淞沪会战以血肉搏击钢铁、以筷子挑翻战车的死难中,高宗武没有放弃他的和平主张。他找到了他的众多同道,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知名学者、社会名流。
  
  首先是周佛海。
  
  周佛海,1897年生,时年40岁。他出生在湖南沅陵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但他生性聪颖、放纵不羁,丝毫没有孤儿寡母家庭的悲凉色彩。正是这种性格,伏笔了他青年时期的种种际遇、跌宕多彩的大半生。
  
  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1918年,21岁的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当时,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沦为废墟,欧洲迷信已经彻底破产。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的日本,周佛海很快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21年夏天,作为仅有两名成员的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他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在上海法租界度过的那个夏天,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作为学养深厚、兴趣广泛的理论家,戴季陶不仅是中国最早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他还是中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只是在“一大”前夕,由于孙中山不允许国民党员加入其它党派,他才不得不忍痛退出中共发起组,并为此痛哭了一场。在戴季陶离开渔阳里2号后,周佛海依旧和他频繁通信,两人交情日深。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1924年5月,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次年秋天,他创办了《社会评论》周刊,由此崭露头角;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近百万册,并奠定了他国民党主要理论家的地位……更重要的是,1926年9月,他手持戴季陶的推荐信,投入戴季陶密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门下,并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之一。
  
  他历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南昌行营主任等要职,并在三十岁出头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他是CC系的九名最高首脑之一,也是三青团、军统局前身“复兴社”的七名政治指导之一,被称为“嫡系中的嫡系”。在杨永泰遇刺后,他和陈布雷被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幕僚之一,一时炙手可热。而在抗战爆发后,他更身兼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大本营政略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三职,地位已隐隐在陈布雷之上。
  
  但,也是抗战爆发后,他和蒋介石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分歧从庐山开始。1937年7月13日,周佛海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上山伊始,各界名流、朝野人士对卢沟桥事件的义愤填膺,就让他深感不安。他后来谈道:“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我以后曾加以思考,以为如果当时没有庐山会议,则中日关系恐怕不会变成了像今天的状态。”(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让他更为担心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周佛海认为,那些鼓吹抗战的人,无论共产党、桂系还是黄炎培、张君劢之流,大多别有用心,“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以便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这种把戏,哪里瞒得过他?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得更高”。也就是说,在周佛海看来,无论《中国最后关头》还是《告抗日将士书》都不是出自蒋介石的本心。蒋介石的抗战姿态,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舆论,“可以压服反对的人,使他们失掉反蒋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知难而退,“使日本知道这次不是可以威胁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决”。
  
  一句话,在周佛海眼里,和近卫文麿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他这种用心和办法……足以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当时我就对朋友说,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为此,《中国最后关头》刚刚发表,周佛海就委托他的几个朋友向蒋介石进言,试图让蒋介石改变主意。
  
  首先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张季鸾在朝野有着广泛的声誉,蒋介石对他也极为敬重。但出乎周佛海的意料,与蒋介石一席长谈后,张季鸾却告诉他:“我想去说服蒋先生,却终为蒋先生说服了……一切都委诸蒋先生好了。”
  
  在张季鸾之后,是中国青年党的两名党魁,李璜和左舜生。但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坚决,以至于他们讪讪而退。周佛海后来在《我的斗争记》中说:“他们虽不被(蒋介石)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
  
  在两次努力徒劳无功、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唯恐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为此又找到了两个社会名流,试图阻止《告抗日将士书》的发表。那就是北大教授胡适和陶希圣。
  
  7月31日,受到周佛海的委托,胡适、陶希圣前往蒋介石官邸,试图寻机进言。这一天,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共进午餐的,共有五个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胡适、陶希圣。其中陈布雷与周佛海观点相近,梅贻琦也不主张扩大战争,是个再好不过的进言机会。但一个意外的插曲,却让他们迟迟无法开口。
  
  那就是南开大学的被夷为平地。7月28日,也就是日军进攻天津这一天,“日机连续轰炸南开四小时”,试图炸平这个“一二九”以来的反日运动中心;次日,日军又出动一个飞行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反复轰炸。及至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
  
  消息传来后,张伯苓痛不欲生。这一天,他老泪纵横。“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毁了……(但)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而愈益勤奋”。在如此悲怆的话语面前,蒋介石的眼角也湿润了。他这样宽慰张伯苓:“南开乃为国家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
  
  八年以后,南开因此成为唯一一所政府拨款、原址重建的大学。但这一天,因为这个插曲,胡适、陶希圣怎么也说不出和平解决的话语。直到告辞时分,胡适才谈道:“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的回答是:“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日记》)
  
  当天下午,高宗武为此求见蒋介石、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但由于川越茂的从中作梗、船津辰一郎的有辱使命,他到底也没能逆转大势。至此,周佛海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但,“淞沪会战”爆发后,以周佛海、高宗武、胡适、陶希圣为主角,南京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这个谈话圈自诩清醒、理性,并视抗战的种种主张为“唱高调”;这个谈话圈以“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为基本估计,试图将蒋介石拉回到和平轨道上来。
  
  这个谈话圈,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年7月30日,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这个“低调俱乐部”,以周佛海的南京西流湾8号住所为中心。平津沦陷后,与千万知识分子一样,陶希圣不愿北上,他托人护送家眷南下,住进了这个三面池塘、遍植垂柳和竹林的庄园式建筑。几天后,这里又多了两个借宿者,原江宁实验县县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思平,以及周佛海的同乡亲信、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罗君强。
  
  这几个人连同胡适、高宗武,构成了“低调俱乐部”的雏形。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空袭不断,这所修建了防空洞的宅院更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
  
  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这些达官显贵、高级将领,几乎天天出没在这里。他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渐渐扩大的中日战争。与周佛海一样,他们无不认为,“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的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的势”。(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那么,对战争前景,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的”。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也就是说,“战必大败”,这是一场既阴差阳错、又毫无希望的战争。
  
  与此相反,“和未必大乱”。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他们的和平条件不会太过苛刻。至于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他们之所以极力主战,与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有关。以桂系为例,作为最后一个不服从的军阀,它事实上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至于共产党更不必说了。只要和日本签订相对宽大的和约,即使这些势力群起声讨,南京政府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周佛海后来总结说:“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在这样的议论声中,他们相互应和、彼此认同,渐渐坚定了谋和决心。周佛海后来回忆说:“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恢复和平的关系。”
  
  也是在这样的议论声中,淞沪会战的前景越来越悲观: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会战顿告危急;10月23日,大场镇失守,中方全线撼动。及至11月5日,大约12万人的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几十万中国大军顿时陷入了被围歼的危险……仓惶中,南京政府的西迁开始了。此后几个月,顾祝同兼任江苏省主席;熊式辉留在了江西,“主持赣政长达十年”;而胡适不仅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的战和观念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记记载:“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这么一来,“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只剩下了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和罗君强五人。
  
  11月15日,在大西迁的潮流中,高宗武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轮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回头就是故都,但前方却是茫茫长江。在几天的旅程中,他回顾了几个月前的和平努力:川越茂已经无法指望了,松本重治他并未给予付托,唯一的希望西义显,却又不知道身在何方……面对滔滔江水,他只能一次次地追问:
  
  “西君,你在哪里呢?……”
 楼主| 发表于 2020-1-8 11:40: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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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事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也叫七七事变。这个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自七七事变起,北平百姓就不得安生。1937年7月25日,日本人从天津调兵到北平。经过廊坊,和中国守军交火;到了丰台,进广安门的时候,又和把守广安门的军队打起来。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当时北平军政负责人是29军宋哲元。在长城抗战中,喜峰口大胜日本军。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国。在七七事变中他执行“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见好就收。

    守卫广安门的部队是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六七九团第一营。六七九团驻天坛,团长刘汝珍。六七九团第一营驻陕西巷,营长李延赞。第一营担负骡马市至广安门、右安门一带的警戒。1937年7月26日下午6点左右,大卡车拉着日本乒到了广安门。城门关着,进不来。日本使馆派仨人:二十九军的日本顾同樱井和中岛,还有书记官佐藤茂。(樱井是卢沟桥事变后谈判的日方主要代表,三个人都是中国通)从东交民巷开吉普车赶到广安门进行交涉。团长刘汝珍、营长李延赞二人在城楼上接待他们。围桌坐定,樱井说军队到城外演习,现在是回城里驻地。请开门放行。还说可以出点辛苦费,慰劳慰劳。刘团长坚持不开门,在等命令。宋哲元传来的口信是:不让进城;强进就打。他有了底,进城,就是强进!

    刘团长口气缓和下来,可以开门放行;暗下命令:行进中射击,切断车队。

    枪声响处,城楼上,三个日本人嚯的站起,佐藤掏出枪指向刘汝珍。卫兵围过来,一枪把佐藤撂倒;樱井乘乱跑到墙边滚下去了;中岛说软话: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刘汝珍叫卫兵把他轰走。一死一伤一走。

    先开了箭楼的门,又开了城楼的门。箭楼和城楼之间的瓮城,是长宽30多米近似方形的小城圈,当中是马路,路两边有商铺。日本大兵的卡车,进箭楼,穿瓮城,过城楼,到城里。第一辆过去,第二辆跟着,第三辆走到瓮城中间,城墙上开枪往下射击,车上日本兵还击。上下响成一片。前面的车不敢向前,后面的车不能后退。前后瘫成一串。日本兵跳下车来,躲到车下面,钻到商铺中;且躲且打的还击着。时间不长,双方都停下来。各自禀报上级,连夜开会商议。到了凌晨两点,办法商量完毕:已进城的,开赴东交民巷;未进城的,回到丰台驻地。清理战场后,日本人的物资,还给他们。

    此次交火,双方都有损失。有人说,日兵死了30来人,受伤的差不多80人。 中国军队阵亡7人,伤重不治5人,负伤10多人,其中军官1人。

    这次事件成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广安门的枪声一停,日本驻屯军当天22时20分下达了打击29军的命令。27日,日军分别攻打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的29军驻军。28日,日军对29军军部所在的南苑地区进行围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是突围战斗中壮烈殉国的。

    27日,日本政府贼喊捉贼,发表声明。指责廊坊、广安门事件是中国军队以武力妨碍日军保护交通线和保护侨民而引起的,现在驻华北的军人为完成任务,并为保证协定各事项的履行,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好个“自卫”)

    宋哲元也料到日本会借此生事。在广安门战斗没有停下的时候,他向南京何应钦报告此事,电报全文:

    限即到。南京。部长何:三一一二密。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挡,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刻正在对峙中。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除饬各部即日准备外,谨闻。职宋哲元叩。寝。印

    日本人在他发电报的同时下达了打击29军的命令。

    人家即时开打,他却“即日准备”。7月28日夜里,他把北平交给张自忠,他领一批人退守保定。29日北平落入日本手中,朱自清的文章《北平沦陷那一天》写的就是1937年7月29日,广安门事件后的第三天。北平市民当了亡国奴。恢复中国国民身份是八年之后的抗战胜利——1945年。

    今年是胜利70年,我们要隆重纪念这个日子。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信心,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我们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是希望通过纪念活动,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悲剧重演,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楼主| 发表于 2020-1-9 17: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20-1-9 18:0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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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雨
1.戌时,宋哲元于山东乐陵致电蒋介石,谓不丧权、不失土。
2.晚7时左右,张自忠给三十七师何基沣旅长打电话询问前方战况,不同意主动出击,张无法说服何旅长,遂通过军部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终使反击行动流产。
7月10日 雨
1.午时,秦德纯致电钱大钧请转令北上部队暂缓前进。
2.午后4时,张允荣作为张自忠代表与松井太久郎谈判近三小时。
7月11日 雨
1.晚6点半,宋哲元由山东乐陵抵津。
2.晚8时,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松井太久郎在北平签订停战协定三项。
7月12日
1.午后,宋哲元发表书面谈话。
2.军政部参事严宽向何应钦发密电汇报冀察政府与日方谈判。
3.蒋介石得知宋哲元已到天津,提醒他不宜驻津,应速往保定。
4.深夜亥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恐宋哲元在天津有生命安全问题,促其赴保定。

7月13日
宋哲元态度极坚决。

7月14日
1.午时,宋哲元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放弃天津电,晚戌时回复,绝不可放弃。
2.午后2点半,张自忠由平乘专车到津。卢沟桥事变和谈从北平转至天津。
3.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密电,报告外交工作仍在进行。【注1】
4.晚9时,南京召开有关卢沟桥事件后第四次会议。
5.夜亥时,参谋次长熊斌呈蒋介石电,报告冀察当局未完全明白中央抗战决心。

7月15日
在天津宋哲元私寓会议上,张自忠公开表示主和,冯治安等主战。【注2】

7月16日
宋哲元单独向冯治安下达作战命令。

7月17日
1.上午,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2.午时,宋哲元祭吊病故的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
3.宋哲元派陈中孚协助张自忠、张允荣折冲。
4.午后申时,宋哲元向庐山蒋介石发密电,报告以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不丧权辱国。【注3】

7月18日
1.参谋次长熊斌向何应钦汇报,宋哲元生命有危险。
2.宋哲元拜会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

7月19日
1.晨7点30分宋搭乘列车离津返平,列车于8点30分路过杨村车站,日方事先置炸弹袭击,幸车过未遇难。
2.午后14点40分,国民政府外交部拒绝日方无理要求。
3.夜23时,张自忠与张允荣在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秘密签订协定(史称《香月细目》,宋哲元本人当知情,亦负有责任),出卖了三十七师弟兄。【注4】


7月20日
晨,宋哲元发表书面讲话,谓本人向主和平。

7月23日
晨,张自忠发表讲话

7月24日
宋哲元呈蒋介石密电请示北上增援各部队暂缓前进。

7月25日
1.晨5时,宋哲元南苑阅兵。
2.午后4时许,张自忠由津到平开会。
3.午后4时许,日军首先挑衅,以修理电话线为名修筑工事,欲占领廊坊车站,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崔振伦团被迫开火。

7月26日
1.廊坊车站,中日两军激战。
2.凌晨,因廊坊事件张自忠电天津李文田,下令向日方交涉,停止进攻。并亲自会晤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无结果。
3.晨,张自忠给刘自珍去电话,告诉刘,日军500人由丰台乘车35辆返北平城内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由广安门进城,让刘通知守城门卫兵放行。张自忠声称宋哲元知道此事。刘自珍打电话询问宋,宋断然回答,没宋命令不准进城。
4.午后3时半,香月清司致宋哲元最后通牒。
5.傍晚7时,在城外等待进北平城的约5百日军企图强行入广安门,与我军冲突,爆发广安门事件。
6.晚9时,南京召开卢沟桥事件后第十六次会议。

7月27日
1.凌晨3时,联合兵种两千日军向通州(县)傅鸿恩营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2.晨8时,日步兵、骑兵约四百向小汤山商镇夏营攻击,同时飞机轰炸。
3.辰时,宋哲元报告蒋介石决心固守北平。
4.午后3时,日步兵、骑兵约四百、坦克数量向我团河驻军猛攻。
5.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
6.午时,宋哲元呈请中央电,速派大军北上支持。
7.晚酉时,蒋介石密电宋哲元,指示固守北平三天,中央派部队北上增援。
8.晚戌时,军政部参事严宽电何应钦告和平已绝望,二十九军决心与城共存亡。
9.宋派代表到京,张自忠在北平。

7月28日 晨暴风雨
1.驻防平绥线沙河保安队附敌,北平通往察哈尔省联系被切断,北平成为孤城。
2.晨卯时,日军对平郊开始总攻。北苑、南苑、黄寺、西苑、团河均受攻击。
3.晨9点,丰台收复,后得而复失。
4.宋哲元谈:决定坚守北平城三、五日。
5.晨南苑战事爆发,午后,佟麟阁率军训团官兵由南苑军营往大红门一带突围途中被日飞机炸死;赵登禹奉命返北平城,因进城路线泄密,途中被日军狙击而阵亡。
6.宋哲元呈报蒋介石与何应钦,对日方最后通牒已严词拒绝。
7.午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开会。张自忠抵会场,与宋哲元发生争吵。
8.午后,张允荣接收平绥铁路局。
9.晚,南京代表刘健群在戈定远陪同下秘密来平谒宋哲元,解释蒋介石劝他离平赴保用意。宋哲元向刘健群表示,坚守北平三天后再去保定。
10.晚间9时,宋哲元率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陈继淹等仓皇离平赴保,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北平市长等职务。
11.第三十七师官兵相继撤出北平,日飞机跟踪轰炸。
12.日本驻平代表松井表示决不在平掷弹。
13.深夜子时,退入北平中南海居仁堂的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及特务团、军训团官兵突然乱溃,将行辕所有物件悉数抢光。


7月29日 雨
1.凌晨0时,驻防在通州(县)的冀东保安队两千余官兵在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反正。
2.凌晨2时,天津三十八师及保安队在没有师长张自忠指示的前提下,由副师长李文田召开七人会议,经选举,李文田、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为正副总指挥。决定率领部队奋起抗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前后大约15小时。
3.凌晨3时,宋哲元、秦德纯等到达保定。宋哲元由保定致电张自忠,仍盼和平,电张转日方勿扩大军事。天津车站被占领,天津东局子机场被我军部分攻下,日寇巢穴海光寺被围,但未攻下。
4.6时,天津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通电抗日。
5.7时,张自忠在北平会见松井商洽善后,松井保证日军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北平各城门逐次大开。
6.9时,潘毓桂就职北平警察局长。
7.9时半,张允荣就职平绥铁路局局长。
8.午后2时,张自忠就任北平代市长。
9.午后3时,张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因天津三十八师抗战致使张自忠处境尴尬。
10.午后张自忠通电到保定(军事委员会驻保定办事处熊斌),报告北平军政由他负责。
11.午后5时,天津战斗逐渐平息。
12.晚8点,张自忠召见河北省银行经理尚绶珊、商会委员魏子丹,嘱维持河北省及察哈尔兴业银行纸币信誉。
13.张自忠向天津致电报,谓和平有望,令停战,如日军再压迫即撤退。因秘书长马彦翀未将电报及时转到李文田手中而致天津抗战拖到30日午后才停止。
14.宋哲元为卢沟桥事变自请处分。
15.宋哲元呈报中央将北平军政权力移交张自忠。
16.蒋委员长重申政府方针(挽救危局,决不屈服,对平津军事失败问题全部承担责任)。

7月30日 雨
1.张庆余等通电。
2.晨卯时,宋哲元呈蒋介石、何应钦电,以头疼为由辞职,职务委冯治安代理。
3.晨6时,天津警察4千人奉令解除武装。
4.晨,张自忠布告安定金融。
5.午后3点,在李文田等部撤出天津战斗后,天津陷落。李文田率各部分赴马厂向宋哲元报到。
6.张自忠谋取北平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职务。

7月31日 晨淫雨
1.晨7时,张自忠到进德社办公,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李思浩等人晋谒,就时局善后商洽。
2.晨9时,因冀东政府长官殷汝耕被保安队逮捕,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任命冀东政府新长官池宗墨代理。
3.晨,冀察政委会发表张璧继刘郁芬为北平电灯公司监理官(略)。
4.日军继续在天津轰炸烧杀。
5.张自忠电饬边守靖代理津市长。
6.午后三时,张璧就职北平电灯公司监理官兼协理。该公司会计、总务、工程、业务各处长等,均向公司呈请辞职,但未批示。
7.午后,边守靖在天津进德社非正式担任天津市长,并内定沈迪庆、聂湘溪、卢南生等分任市属局长。
8.午后5时,天津督察长李景阳任天津警察局长。警察改着黑衣执勤,并负责缴械保安队。
9.留平之二十九军石振纲旅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早晚听日人训话,张自忠已经没有主持能力,诸事皆由汉奸操纵。
10.宋哲元申请辞职,中央慰留。

8月1日
1.午时,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高凌霨为主席委员。
2.夜10点,留在北平的独立二十七旅(即石振纲旅)不甘心充当日寇保安队,突围投奔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继续抗日。

8月2日
1.集结于北平北苑军营的独立三十九旅(即阮玄武旅)官兵投降。
2.张自忠脱离军籍。
3.天津维持会正式办公。
4.15点,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一说为8月1日),江朝宗辞会长职。
5.张自忠、潘毓桂奖励警队。

8月3日 午后1点10分雨雹
1.宋哲元发布告二十九军官兵书——尽护国为民责任奋斗到底。提出“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标志着宋哲元完全丢弃和平幻想。
2.宋哲元通电军事委员会,其军长职由冯治安代理。
3.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开缺8名冀察政委会委员。
4.冀察政委会新聘任8委员。
5.北平警察局长潘毓桂令警察换黑警服。

1937年8月4日,日军开入北平城

1937年8月5日《申报》

8月4日 午后5时阵雨
1.晨9时半,日军某部开入北平城。
2.江朝宗因病致函北平晨报社,说明辞职缘由。
3.秦德纯、石敬亭到南京汇报平津战事,并请训示。

8月5日 晨大雨
1.日方不信任张自忠。
2.电话局长宋易视事。
3.天津日军挨户搜查。
4.十余万天津难民麇集沧州。
5. 张自忠以就医为名隐匿于德国医院。

8月6日
1.晨9时,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仍坚持辞职。
2.晨10时,冀察政委会将召开全体委会。
3.午,张自忠在《北平晨报》上登报声明,将所有职务辞去。
4.潘毓桂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
5.潘毓桂下令将保安队全部改编为警察队。

8月7日
1.冀察政委会常务委员贾德耀辞职。齐燮元到冀察政委会办公,陈中孚探望张自忠病情。
2.东郊冀东保安队被警察遣散。

8月8日
1.午12点40分,日军前方部队分三路入北平,并发安民布告、声明书及告市民书
2.潘毓桂照料日军入城休息。

8月9日
1.在家养病的江朝宗忽称身体康复,忙就任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2.潘毓桂查抄二十九军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雷嗣尚五要人住宅。

8月10日
潘毓桂下令遣散三十八师阮玄武旅仍逗留北苑的残部一千余人(略)。

8月11日
1.冀察政委会聘任江朝宗、陈中孚两人为常委。
2.北平各慈善团体,连日掩埋作战军人尸体告竣。

8月13日
北平警察局成立联络室,委派周思靖兼任主任。

8月14日
江朝宗谈复出原因。

8月15日
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拜访北平警察局长潘毓桂。

8月18日
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兼任北平市长。







附:本日志根据《申报》《北平晨报》《北平益世报》《世界日报》《北平竞报》《大公报》及有关回忆录等整理。

【注1】严宽,国民政府军政部潜伏参事。何应钦亲信。在七七事变期间于北平
日志中所提及14日予何应钦之“报告外交工作仍在进行”的密电,实际上和其报告“宋寓会议”(在宋哲元公馆进行的秘密对策会议)具体情况是两次汇报
15日报告宋寓会议内容如下:
南京。部长何:1015密。极密。津宋寓会议,意见稍有出入:(一)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马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底盘。(二)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职宽叩。删。印。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天津宋寓会议意见不一情形电》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注2】
“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在抗战。且宋主张攻势作战,不主张守势作战,故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25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
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
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①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②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二十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后【说明】)
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
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拼,士气大为可用。”
——《民国档案》第二卷(1985年版)


【说明】
同日(15日),在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杨开甲称:“二十九军内部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



翌日(16日),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二十九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







【注3】香月清司17日得到东京的方案后,于同日向宋哲元提出,限19日答复。日方的无理要求使宋哲元、张自忠感到吃惊和愤怒,但他们对于和平解决仍抱希望。由于怀着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他们对已达成的协议十分珍视,认为既然已经作了让步,倘若再让一点,就可能使事件得到解决。
据日方记载:17日夜,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再次与桥本群会晤,基本同意了香月清司13日提出的七项要求,具体内容是:
(一)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
(二)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
(三)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
(四)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
(五)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



同日,常公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表明了抗日的态度,同时还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注4】
19日是日方要求第二十九军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香月清司见第二十九军未有表示,即于当日夜间10点发表声明称:“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胁迫二十九军再作让步。据日方记载,在声明发表后一个小时,张自忠偕张允荣来到张园会晤桥本群,在宋哲元与香月商定的尚待签署的实施条款上签了字。内容是:
为实现7月11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又,撤退北平的三十七师,由冀察方面主动实行之。


此为日方资料公布的所谓《香月细目》。宋哲元后来否认冀察当局与日本人签订过上述条款,而张自忠本人也未留下记载以证实上述条款的存在。因此,这一史实还有待于考证。本文倾向于认为上述条款是签署了的,实质上就是宋哲元为和平解决事变而不顾南京反对到天津与日方谋和的主要成果,李云汉先生在《宋哲元与七七事变》一书中更指出是宋哲元与香月商定后由张自忠、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签署的。有人声称这是张自忠背着宋哲元和日方暗中签署的卖国协定,则【纯属诬陷】,且缺乏历史常识。




7月27日,戈定遠劉健群致蒋介石感电
  即到。南京。委員長蔣鈞鑒。治密。現通州、南苑之團河,及北苑以北各地敵軍,均向我駐軍急烈攻擊,預計明晨北平近郊必四面激戰。宋先生以北平為歷史名都,必與城共存亡。職等觀察全局,宋以赴保為宜,再三苦勸,堅不肯從。請鈞座再行電令,促其即刻赴保指揮一切如何,盼即電示。職戈定遠劉健群叩。感。印。


刘健群: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和戈定远离开北平,经门头沟南返。... 到卢沟桥,已是早上六七点钟,士兵们在战壕里,戈定远兄同几位将官上前来和我打招呼。好象其中有吉星文在内,我记不清楚了。抬头一看,天空中有日本飞机八架,戈定远说,我们不要再停留了,赶快过河去罢。



张自忠家属根据部分当时相关人士的回忆(但部分并非为正史承认,应归为野史),应该是4位,大太太李敏慧,二太太康敏芳,三太太焦氏(无正名,据称为烟花女子),四太太李碧茹(为京剧演员),李敏慧在荩公殉国后绝食殉情,康为荩公遗孀。其他两位身世正史不见记载。



二十九军在华北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问题,而是华北事变前即有预谋的与关东军勾结,排斥华北的中央军、东北军乃至随后的商震军的过程。因宋哲元将军取得冀察政权后,在挟敌自重道路上走得过远,先后导致了石敬亭、萧振瀛、邓哲熙等人辞职。最后,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萧振瀛等人的倒宋,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这个过程被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打断了,萧于1937年4月被迫出洋考察。随后,是宋哲元亲信们对张自忠、冯治安的设计,也即所谓亲日、反日形象的设计,目的仅是利用舆论控制张自忠拥护中央而学习余汉谋迫宋哲 元下台,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吓住冯治安,让他完全臣服于宋哲元。于是,有了宋哲元与田代合作,以取消冀东伪组织为饵诱骗张访日之事,并企图借卢沟桥事件罢免冯治安。事实上,张自忠并不亲日,冯治安更不反日,二人仍是团结一体,成为宋政治稳定的基石。
至于严宽,他留下来仅起个传话作用,宋需要他传话时他才能见宋或秦,不需要他传话时,他连门也进不了。宋与日本人的关系,本极复杂,有些情报是真是假,不是他这个圈外人能够判断的,起码不是他能适时判断的,他就是一个传声筒。
蒋介石对宋、张、冯、萧等人,最了解,宋下台前,为安抚他,牺牲一下张自忠等人,是为了大局。这是张自忠在舆论误解下仍可为蒋谅解支持的基础。同时,也是宋哲元下台后蒋决不再用他的根本原因。宋自己也知华北行为严重不当,时刻担心蒋会追究他的责任而提心吊胆。宋死后,蒋开始连追悼会都不想给他开,只到张自忠意外殉国,才破例追赠宋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什么?这很能说明问题。
有的朋友要么对冀察二十九军历史缺少基本的研究,或者被人带偏,误信过去一些人的回忆录或别有用心者的所谓研究成果。但历史真相总会逐渐浮出水面,不是靠片面的史料能掩盖的。



如果有人说宋哲元仍是被张自忠逼走的,那好,看看宋哲元的所做所为,该不该被张自忠、冯治安“逼”走
1934年10月中旬,已有于学忠南调消息,河北省政府主席成为宋哲元、商震相争的目标。当月下旬,宋派陈觉生、刘彦卿赴伪满洲国之沈阳,去见土肥原和白坚武,寻求日方谅解。二人回来没几天,即发生了所谓检查日本人护照的第一次张北事件。此时,蒋介石亲到北平劝于学忠南调,未果,但却定下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保定的事情,行政院于11月上旬通过升天津为特别市。于是,平津地盘成为宋、商相争的目标。白坚武向关东军建议支持宋哲元,“利用宋部改造华北”。此后,宋、日之间有了默契,察省发生的““中日冲突””事件如第二次张北事件,每每与河北事件孪生,解决起来也环环相扣。这就是华北事变的中国因素。但蒋介石在宋、商之间,显然更支持商震,而是准备把宋调离华北,任为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并拟分割使用二十九军。这更加紧了宋、日之间的勾结。于是,双方签订了《秦土协定》,从日本人公开的资料看,这个协定背后,是宋以放弃长城以北之察东六县为代价,换取关东军支持进驻平津或河北。察东六县放弃,广大的察北锡林郭勒大草原(面积大于山东)即不再为中国所有。宋以此为代价,换取了关东军的支持,战胜了蒋介石支持的商震,先后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蒋介石只想给宋军事职务,不想给他政治职务。但宋一定要华北相当行政职务,并为此不断兴风作浪,挟敌自重的结果,得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论“功”行赏,先后任陈觉生为平津卫戍司令部总参议、北宁铁路局长兼冀察交通委员会主席,刘彦卿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副官处长等职。
此后,宋扣留华北税款,私发河北银行钞票,帮助日本人华北走私,反对国民政府行宪统一,并向日本人出卖华北资源,在挟敌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引发二十九军将领的反对,也导致了蒋介石的愤怒,这才有了一九三六年秋季蒋介石拟换下宋哲元,撤消冀察政权的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对冀宋,只有以其所部制止彼之妄动”之说,于是蒋暗示失意的萧振瀛联络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倒宋,且从萧的回忆看,就连何基沣也是积极倒宋的人员之一。这个活动,只是因绥远事变及西安事变打断了,否则宋早下台了。此后,宋及身边的幕僚疯狂反扑,勾结日本人以卑劣的手段设计张自忠、冯治安,即所谓“亲日”、“反日”问题。但蒋介石始终了解内幕,七七事变一开始,即三令五申要求宋哲元不要去平津,以免他重演华北事变旧事,借日本人力量扩大华北特殊化范围。但宋就是不肯从命,在卢沟桥事件已签字解决的情况下,犹亲自跑到天津与日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勾搭。七月十四日,香月代表专田盛寿向宋送来七条意见,即所谓”“关于保证未来(合作)的协议”(即所谓香月细目),要求宋以北平不驻军为和平解决条件,表达与日方合作诚意。宋顾虑部下反对,表示“原则无异议,但要求缓行。”因张自忠不同意,宋哲元在七月十九日返回北平,按十八日与香月会晤时达成的默契,由秦德纯与和知鹰二在北平重开一个谈判会场,同意了日方条件,并调独立二十七旅到北平先接替三十七师一一一旅,再改为北平保安队。而有些人还说19日张自忠与日本人达成《香月细目》,睁开眼睛看看,张自忠仅同意更换北平的三十七师,有哪一条同意过北平不驻军的条件?
到七月二十五日,桥本仍无法劝说张自忠同意北平不驻军的条件,于是日军开始挑衅北平通县及河北廊坊的三十八师,香月也修改了作战计划,准备先打三十八师,再打三十七师,这才有了当日的廊坊事件和二十七日的通县事件及二十八日的南苑之战。不料遭三十八师特务团及董升堂部的顽强抵抗,日军付出严重伤亡。香月又生诡计,派人给宋哲元送来《中国驻屯军声明》,诡称可以放弃北平不驻军的条件,但却要求宋“一是脱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刘汝明回忆)。宋见蒋介石任命徐永昌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准备接替他在华北的地位,即发生动摇,听从秦德纯建议,下令南苑守军停战调防,结果牺牲了佟、赵。这样的人仍不肯离开北平,只能把全军代向邪路,在蒋介石要求秦德纯强行拉宋离开而宋仍不肯离去的情况下,被张自忠、冯治安劝离北平或逼离北平,有什么不好的?张为消除宋丢失平津的责任顾虑,不惜冒自身难保的危险,同意代宋争取最后的和平(即刘汝明所说跳火坑)。宋则致蒋同意离开电,又使严宽传谣称张自忠附**宫,什么玩意!无论如何,张要的是体面的和平,在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于八月四日改组冀察政委会三人(齐燮元、秦德纯、贾德耀)驻会制为五人(杨兆庚、张允荣、李思浩、齐燮元、贾德耀)常委制,以防秦德纯走后,这个机构被宋引入的汉奸齐燮元控制,即行辞职隐匿逃出北平。
从日本史料看,武汉会战时,日人制定的战后计划,犹有拉拢宋哲元的内容,足见他对日本人的误导有多深。如果没有张自忠这种大智大勇、勇于担当的人,二十九军会被宋哲元带向何方?整个抗战大局又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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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父亲的最后一面

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他在中国算个文化人,他对中国的文物宝藏很了解。他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张自明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讯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

记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这8日的个中细节,外界不明所以,故有张将军为以死表清白,才以身殉国之说。张自忠之女张廉云披露:那8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者:周海滨

  1940年5月16日16时,“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当时国内有张将军是以死表清白的说法,盖因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当时,这两件事使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

  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这8日的个中细节,外界不明所以,故有张将军为以死表清白,才以身殉国之说。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向本刊披露:那8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下为张廉云口述。

  访日

  1937年,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因率团访日及奉命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的舆论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公开的大量档案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留守北平前后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军长的率领之下参加了长城抗战,取得了喜峰口和罗文峪两次战斗的胜利。在长城抗战期间,父亲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在遵化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达两个月之久。

  1935年,二十九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段对付二十九军,图谋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

  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玑(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北平的最后八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他,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我父亲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做出决定,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

  当晚,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楼主| 发表于 2020-1-9 18:17:0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news.hexun.com/2015-09-19/179276353.html




日本侵华战争的宣言
  11日18时35分,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五十六号”,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侦察机、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各两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包括装甲列车在内的铁道第三联队之主力,电信第三联队一部、汽车队一部和防疫队一部,隶属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急速派遣至华”。3个小时后,“临参命第五十七号”下达,驻守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被命令:“务须迅速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参谋本部制订的行动计划是: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13日从公主岭出发,17日集结于顺义;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12日从古北口出发,19日集结于高丽营;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17日从龙山出发,由铁路输运,18日在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这一天黄昏时分,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方针,努力做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充分考虑。
  这份政府声明,可视为日本政客和军人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的一份对华发动战争的宣言。
  日本战史承认:“上述派兵声明对中国刺激甚大。”
  日本驻屯军闻讯后,更是摩拳擦掌,决定“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予以彻底的打击和扫荡”,从而“以此次事变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20-1-9 20:41: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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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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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
作者: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更新时间:2014年09月23日

摘要: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张自忠 七七事变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众所周知,张自忠不仅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因此,他成为学术界必然关注的一个人物。在他一生中,争议颇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他对宋哲元实行“逼宫”,他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①。许多学者反驳认为,张自忠是临危受命留在北平②,“‘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③。至于为何临危受命,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宋哲元“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以张自忠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此外,学者们还对张自忠对日态度、宋哲元以他出面与日交涉,以及是否对平津沦陷负有责任等三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张自忠“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坐失良机,对于平津失守负有一定责任”④,批评他“盲目自信,错误决断,特别热衷于与敌人‘和谈’、‘签约’而不肯抵抗,不敢与敌人刀兵相见以致未能尽守土之职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张自忠之所以出面与日本人和谈,首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愿意接受他”,“其次是张自忠一向拥兵自重,权在他人之上,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再次是宋哲元对张自忠素来‘故示优容,安其反侧’”,“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张自忠认为卢沟桥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而和谈、签约是正当途径。”⑤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以张自忠是否汉奸为中心,如果“逼宫”说成立,则张自忠无疑想当汉奸。虽然有学者予以反驳,但是未能提供有力说明。第二,虽然看到张自忠出面与日交涉,但是未分析他如何交涉的,更未分析他与日军签订的几个协议的关系,自然未弄清他的交涉与第29军及宋哲元的全局安排有何关系。因此,贸然对三个问题提出看法,有失偏颇。第三,虽然考察了张自忠的留平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张自忠留守的原因是掩护部队撤退⑥,但是并未分析他为维护第29军的地位及掩护撤退所采取的措施及行动,也未弄清他留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其实,在整个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奉宋哲元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宋离平后,正是由于他“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国人“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⑦。整个过程表明,张自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竭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本文就以事变演变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来探讨。

一、事变之初在北平: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全局

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华北危局,第29军摆出“丁”字形部署:第38师师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坐镇在前;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坐镇在后;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坐镇居中;第37师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坐镇保定呼应。七七事变一爆发,由于宋哲元在老家山东乐陵,第29军自然立即形成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三人为核心的应付领导小组:在保定的冯治安接到部下旅长何基沣的报告后速返北平⑧。至于张自忠在何处,说法不一。他的下属、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说他“正在北平患痢甚重”⑨,张自忠自己也说“适予卧病在平”⑩。但是,有电文称他“八日晨由津乘汽车来平,下午即访秦德纯会商对策”(11),日伪则说他是7月8日中午从天津“急遽来平”的(12)。无论在平还是在津,张自忠在事变爆发后立即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会面协商对策。有电称,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等“终日会商应付办法”,直至深夜“犹在秦邸未散”(13)。《华美晚报》称,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当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卫办法,当即决议联合维持冀察两省两市之治安问题”(14)。他们除了致电宋哲元报告外,还派邓哲熙到乐陵催促速回坐镇。日伪注意到:“以冀察最高首脑部重要会议而解决本案,如两军对峙彻夜时,不无发生意外大冲突之危险,似(势)必赶紧协商,决定对策。”(15)

是反攻还是缓和,第29军各将领有争论,但是达成共识后一致执行。参谋本部次长熊斌7月26日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上报告说:“芦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于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16)平津沦陷后出任伪北平维持会秘书兼财政局长李景铭的日记说:“冯治安决战,竟以大刀队制胜,而田代与青木因此而亡。秦德纯见事有可为,电催宋哲元回平坐镇。宋仍本和平宗旨与日周旋。此时如决战,或尚可一鼓歼敌。然日本大军未至,故亦停顿数日,由外交进行。”(17)依此来看,反击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冯治安建议乘日军援军尚未到达之际“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宋哲元也指示“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表示赞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小队长青木传说阵亡,这说明第29军反击之烈。力求缓和,也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宋哲元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18),并“饬门致中八日十时速归平,传达意旨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19)。他对前来催促的邓哲熙强调:“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0)显然,第29军在作有限度反击的同时,又企图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因此,宋哲元并未速返,由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负责处理。

7月8日的交涉,在北平与天津同时进行。北平的交涉,起初由秦德纯负责。日伪报纸宣称:“在北平市长秦德纯氏第(邸),以秦市长为中心,同冯治安、张自忠等冀察要人,与由驻屯军司令部入平之和知参谋、今井北平武官,严重交涉。”(21)中央社电称:“中日外交人员魏宗瀚、松井等,八日晨十时开始交涉。日方要求驻芦之二十九军部队须先撤退,再谈判一切;我方以日方要求不当,即婉词拒绝,致双方交涉无结果。十时至十一时,日兵继续进攻,但俱未得逞。十二时后,日方复派外交人员拟与秦德纯、冯治安协商一切,秦、冯派魏宗瀚接见,但交涉亦无何进步。”(22)双方10点开始谈,正好与宋哲元要门致中回北平的时间吻合。天津的交涉,由马彦翀和警察局长李文田负责进行,日方资料说是在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之间进行(23),马彦翀也回忆说,张自忠“扶病,与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向日方在津驻屯军参谋长乔本(即桥本群)交涉。因此时日司令田代有病,由乔本代行”(24)。这反映了张自忠对天津交涉的影响,虽然真实情况是:马彦翀、李文田奉命质询驻屯军军部“此次发动之意向”,桥本群派人回答“无扩大之意,亦盼和平解决”(25)。俞飞鹏7月9日密电何应钦、顾祝同:“双方在平谈判,日军并托人向在津某当局斡旋。现冯主席在长辛店、张市长留平。以上为本日四时前消息。”(26)不过,两地的交涉变成北平一地,马彦翀说:“嗣乔本赴北平,由将军及冯主席秦市长在北平商谈。”双方“往返谈一日夜,总算谈判成立”(27);日方也说“北平之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与我方之和知参谋、今井武官等交涉一切”,“九日或可成立交涉”(28)。

7月9日2时,双方达成协议。日方所说,极为简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三)芦沟桥的守备部队由冀北保安队担任。”(29)日伪说,该协议属于“绅士的协约”,以后“似决定用文书协定”(30)。除了双方停战这点外,中方所说与此极不相同,从中可见第29军上层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其一,责任问题。马彦翀指出有“各惩办肇事者”(31)一项,这意味着第29军未追究日军制造事变的责任。其二,宛平城的接防问题。军政部在平官员严宽7月10日向部长何应钦报告:第29军本来提出由张自忠所部一营接防,但在日方反对下同意卢沟桥“仅由冀北保安队150员名改服警装,入城接防”(32)。其三,双方军队撤回原防问题。争论中心在于:日方要求“完全撤退宛平之华军”,中方“提出反要求,主张日军应退至原驻之地”(33)。秦德纯强调:“所谓原防问题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34)严宽致电何应钦报告:“秦、冯主张对芦城绝不能退出。”俞飞鹏也密电何应钦报告:“日要求长辛店、芦沟桥我方不得驻军一层,宋明轩(即宋哲元)绝对拒绝。”结果却以“我军冯师一营退往长辛店”,换取“日军步兵撤出五里店,炮兵撤丰台”(35)。

在交涉的过程中,张自忠与冯治安、秦德纯于7月8日下午联名致电何应钦,报告处置措施。次日下午,何应钦回电:“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36)协议达成后,三人再次联名致电国民政府,首先报告:日军“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迄未得逞”,乃“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解”。接着解释协议:双方决定“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最后表示“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蒋介石电示“嘉勉”,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信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才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惟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使全体官兵明瞭坚守一致。谈判之事,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内外不能任意出入为要。”(37)显然,“应战而不求战”等同于“只许抵抗,不许出击”,蒋介石同意第29军的处理方针。

双方规定冀北保安队于7月9日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38)。6时40分,中方林耕宇、日方中岛中佐传达撤退命令。7月9日,俞飞鹏密电何应钦、顾祝同:“本日十时半起,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候谈判解决。现平方秦市长等态度颇强硬,津方由李公安局长等与日接洽,日方驻屯军及使馆,均有人向我接洽。窥其情形,似有牵就我方,不愿事态扩大之意。”(39)7月10日,日外务省“接到电报,谓九日午后四时,残留于芦沟桥之中国部队,完全向永定河西方撤退了”(40)。但是,“一部份日军仍据宛平北车站不去”(41)。当日下午,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联名致电阎锡山,通报此情况并阐述第29军的应对方针:“(一)佳(即9日)晚前方部队双方虽经撤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但日军仍留二百余人于芦沟桥东北之五里店,今晨复有六百余名,附山野二十余门,由丰台又向芦沟桥方面前进。(二)双方虽经接洽和平了解(结),惟以现在后方军队调动情形视察,其是否真诚,诚不无可疑。(三)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即蒋介石)指示,取断然之处置。”(42)

张自忠在第29军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宋哲元,6月中旬又曾以报告天津市政为名到乐陵晋谒宋哲元,回返后就以养病的名义驻在北平,这在宋哲元不在时显然具有坐镇北平的意义,但在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时,要么由秦德纯领衔,要么由冯治安领衔。第29军上层的对日妥协,遭到中下层的反对,张自忠本人在执行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反对。何基沣等人回忆说:“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43)这深刻反映了第29军上层将领担心蒋介石借机消灭他们,他们竭力以妥协维持第29军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公带病与冯治安、秦德纯主持公务,稳当处理8、9、10三次与日军的军事冲突,开展对日交涉;9日自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达成口头停战协定,与日方谈判停火协议。”(44)这就是7月7日夜至7月10日的基本情况。

虽然日军拒绝撤退,秦德纯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日交涉又“不得结果”,但是宋哲元仍然“力主对日和平交涉”(45),并决定由张自忠出面交涉。今井武夫也宣称:7月10日“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交涉”。他还认为,第29军以张自忠负责交涉自有原因:“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塚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46)国民政府官员王子壮的日记称,宋哲元左右有许多汉奸,较著者有陈觉生、齐燮元,“但日人犹以为未足,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数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罄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47)虽然张自忠并非这样的人,但是这些言论说明以他出面最为适宜。

7月10日16时,张允荣与松井谈约3小时;午夜,松井和今井武夫向张自忠提出:“一、第二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芦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48)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今井武夫指责张自忠“不仅不同意处分肇事人,而且连由卢沟桥撤兵的问题也不同意,主张由其他部队换防”。7月11日晨,秦德纯也电话松井:“即使对其他条件让步的话,惟独对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一项,绝对不能同意。”(49)但随即,双方达成协议草案。按照今井武夫的回忆,11时半他与张允荣、齐燮元、孙润宇三人会商。齐燮元称:“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日军去占领,冀察政权岂非丧失了立场?”(50)今井武夫由此认为“过去冀察政权所以一直顽固地不答应从卢沟桥撤军的原因,是怕日军留在那里不动,强迫中国军队单方面撤退,不仅条件过于苛刻,而且怀疑日军会在中国撤走之后进驻卢沟桥”。由于日军当时“能调到前线的兵力只有驻扎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从天津增援的炮兵部队,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困在通州,进退维谷”(51),今井武夫乃宣称:“万一中国方面答应日军的要求,日军情愿主动在签字的同时从卢沟桥周围撤退。”齐燮元马上称“相信武官的人格,全部承认日军的要求条件”(52),并拟定了草案。

协议的内容令人震惊。今井武夫记载说:“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负责人予以处分,更声明负责防止将来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驻丰台日军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本事端认为多半是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的领导,故此将来采取对策,予以彻底取缔。”(53)何应钦报告第29军承认日方所提条件:“1.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运动;3.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54)英国档案记载:“(1)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或龙王庙地区,由保安队维持该地的和平与秩序;(2)第29军派出代表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镇压抗日组织。”(55)对比来看,有两点似乎相同:第一,第29军同意所谓道歉及惩办责任者。第二,将事变责任推到所谓蓝衣社等身上,因而同意“(1)除去‘那些危害中日友好关系份子’;(2)镇压共产主义;(3)控制反日团体及其活动,包括反日教育”(56),日方可以任意指定而加以镇压。有一点有争议,日方不提日军撤退问题,而单纯强调第29军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廓”及龙王庙,英方解释为“卢沟桥城墙内沿线”,而未指明为宛平城、永定河东西岸。何应钦指出:如果“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则“有南北二百余里、东西百余里地方又形成冀东状态”。但是,秦德纯在给蒋介石的电话中“不承认有上叙事实”(57),何基沣等第29军将领强调只是商定了三项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58)这与7月9日的商定无多大差别。如此看来,第29军企图以答应日方要求换取日方撤兵。

这个协议是否签订,有争议。今井武夫宣称7月11日20时由张自忠与松井“完成了签字手续”(59),日本军部在7月13日下午发表的公报中宣称7月11日“现地”签署了协议(60)。《张自忠将军大事记》记载说宋哲元指示张自忠、张允荣代表第29军签署(61),何应钦也称“确已于十一日晚签字”。但是,秦德纯电话蒋介石“谓并未签订任何条件”(62)。7月14日同盟社电也称:“本月十一日日方所提出之休战协定,系由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及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允荣二人联名签订。惟今日北平市长秦德纯正式加以否认。”(63)苏联所派全权代表鲍格莫诺夫询问是否签署,孙科回答:“据南京政府所知,未曾签署任何协定”,可能是天津市长“做出口头承诺”(64)。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指出:“根据日方官方来源,中国军事代表是在给日本军事代表的笺函(note)中同意”日方要求的。许阁森还说:“这个协议(张自忠—桥本群协议)的实质很神秘,同许多其他中日协定一样神秘。到7月24日,宋哲元将军否认他知道真正内容。7月25日,中国外长个人告诉我说,中央政府也毫无所知。”(65)

无论怎样,张自忠在7月11日左右被指责为亲日分子。王子壮的日记称,第29军内部分为两派,“一为主战派之秦德纯、冯治安、赵登禹等,时与日人起冲突,而屡于报端表示绝不屈服者”;宋哲元与张自忠等“所发表之谈话极不着边际”,日与日人“鬼混,希图苟安妥协”(66)。又有人称:“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〇〇、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其中“张〇〇”即指张自忠。另外,按照何基沣等人所说,7月12日张克侠经宋哲元同意,拟定了攻势作战计划,张自忠却认为“芦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因此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执行”(67)。日军及汉奸对第29军也“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68)。

但是,如果说7月11日协议即使签订,也是第29军将领一致决定签订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签署之前,蒋介石指示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69)7月12日专电称:“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各要人昨终宵会商应付时局办法,迄今晨六时始散。”(70)7月11日亥时(21至23点间)即协议出笼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人联名密电蒋介石:“自应遵照钧命办理。现我官兵均具有与敌拼死之决心。至芦沟桥我军防线,甚为巩固,纵敌顽强,亦万无一失。”7月12日,三人又致电蒋介石:“芦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回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芦桥城及铁路仍为我军驻守。”(71)可见,所有一切都由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作了汇报。

二、事变中期在天津:具体负责对日交涉

正是在7月11日这天,香月清司抵达天津接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同一天,宋哲元从乐陵也到天津。显然,宋哲元“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72)。7月13日晚,张自忠到天津与宋哲元会商。熊斌一时不知,仍于7月14日密电蒋介石:“冯治安主席在北平任戒严司令,指挥平郊作战,张市长病痢甚剧,亦在北平。”(73)不过,这反映出第29军的新安排:由冯治安坐镇北平指挥军事,张自忠到天津负责对日交涉。严宽密电何应钦:“1.此间外交工作,元(即13日)起转津……燮元(即齐燮元)、允荣、治洲(即刘治洲)、觉生(四人均为冀察政委会委员)等均往津。2.灰色者极力软化仰(即冯治安)等,但仰甚硬。3.形势如此,惟张(即张自忠)等口气,尚怕中央军北上。4.和平仍在进行。”7月15日,宋哲元电话熊斌指出:“以不损领土主权为原则”,由张自忠“折冲”(74)。此外,按照王子壮的日记,宋哲元还派陈觉生等人“当折冲之任”(75)。《盛京时报》登载7月14日电称:“关于今次事变之交涉,迄及今日,均在北平举行。而宋哲元氏亦甚希望正式交涉地移于日华两最高当局所在地天津。因此,担任交涉要冲之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氏于下午零时,天津市长张自忠氏于下午零时半,均各搭车自北平赴天津。宋哲元氏听取齐张两氏报告事变真相及交涉经过后,十一日下午八时,以松井特务机关长张允荣间签字成立之三条项协定为基础,与香月新军司令官间,预定开始直接交涉。而移交涉于双方最高当局所在地之天津,自期事变迅速圆满解决之意味观之,极合适宜。正式交涉虽已移于天津,但现地北平,秦德纯、张允荣与松井机关长间,似仍与天津正式交涉相并行、续行侧面而折冲也。”(76)

如前所指出,第29军企图以妥协换取日方撤兵,张自忠到天津次日即7月14日发表谈话,称:“二十九军已恢复八日前状态,但日军尚未完全撤退。”(77)日方目的,正如今井武夫所称:“中央内阁会议一旦决定出了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便提出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定姓名,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78)

如何与日交涉,张自忠、张允荣、魏宗翰、陈觉生、邓哲熙等聚集宋哲元家中商议。有电称:“十五日下午四时,冀察政会要人,由宋哲元以下,张自忠、齐燮元、刘郁芬、过之翰、张允荣、石敬亭、魏宗瀚、陈觉生、邓哲熙等,均到英租界十七号路进德社,为外交问题集议。宋指定张自忠、张允荣、邓哲熙三人为负责人,与多方负责人桥本、和知进行磋商。”(79)严宽报告,第29军将领的“意见稍有出入”:“1.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即陈觉生)、马(即马彦翀,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2.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技(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80)但在平的国民政府官员杨开甲否认说:“二十九军内部秦(即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外传冯治安、秦德纯、赵登禹、刘汝明等态度强硬,张自忠、张允荣与委员会之齐燮元、潘毓桂、陈觉生、石友三等则主和缓。”(81)这一切说明日军企图挑拨离间;也说明第29军达成一致,“继续折冲。”(82)

集议之后,张自忠当即会晤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彼此交换意见”(83)。7月16日,他和张允荣与桥本群、和知再次交涉,邓哲熙、陈觉生“亦由侧面进行接洽”(84)。同日,秦德纯同今井武夫在北平亦“对芦沟桥事件解决问题有所商谈”(85)。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无比阴险毒辣,王子壮的日记作了记载和分析:“闻日人之交涉步骤,系分为两步,一为关系停战,二为其他政治问题。第一步之最重要者,为撤退三十七师。此一师部队,系首先对日实行抗战者,日人恨之,故先交涉,使其调开,以示惩罚,并以分化宋之部队,使其不敢再来抗日。此计之狠毒,无与伦比。宋果予允许,不特全国人心均失,彼部队之心亦必瓦解,中央更不能允其擅自出此。况第二步之政治要求,更可使人想象其阴险毒辣。”(86)可见,日本企图分裂中国和第29军,它所宣称的“如何根绝排日,即须脱离中央政府,另成立华北之独立的组织,以为日人之傀儡”(87)。如果遭到第29军拒绝,日本就决心以武力实现华北的所谓“明朗化”。

对此企图,国民政府高度关注。7月17日,何应钦密电在天津的宋哲元、张自忠和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其一,分析日军企图。根据日军部署来看,“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廿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廿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其二,提醒宋哲元等人不要上当。“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其三,提出必须准备应战。“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最后,何应钦要求宋哲元等人“希酌夺见复”(88)。对此,第29军回答两点:其一,在不能和时才抗战;目前还要努力和平。7月18日,由秦德纯、冯治安出面联名回电:“吾人固祈祷和平,但果至不能保持和平时,只有为自卫而奋战。”(89)次日,陈继淹代表宋哲元发表“能平才能和”的谈话:“宋决站在国家及民族立场,秉承中央意旨,以求解决时局问题。为谋东亚两大民族利益计,双方应和平解决。但不平则不能和,欲和须求其平,并望国人处以镇静。”(90)其二,在和战问题上,第29军各将领意见一致。针对盛传“二十九军将领主战言和,内部意见不甚一致”,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29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91)

张自忠则出面和张允荣等人在7月17日继续与桥本群“折冲”,宋哲元并派陈中孚协助(92)。桥本群提出:由宋哲元出面于7月18日向香月清司道歉;两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金振中;“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对比上述今井武夫所说来看,日方未提处分冯治安,但桥本群提出:“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93)宋哲元接受道歉的要求,于7月18日晨与香月清司会见,有电称:“彼此关于芦沟桥冲突互表歉意,嗣洽谈双方对善后意见,迄下午二时许辞出。此为香月到任后宋自乐陵归津事变发生后,第一次首脑见面恳谈。”双方商定其他问题的谈判,中方由张自忠、张允荣、陈中孚、陈觉生、邓哲熙五人负责,日方由桥本群、和知负责(94)。

7月19日,张自忠同桥本群继续“有所商洽”(95),桥本群提出三项原则要求:“一、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二、芦沟桥附近不驻二十九军,换以保安队;三、取缔蓝衣社与共党。”道歉已经实行,第2条在7月11日中就已提出,因而关键在于第3条,“日方尚有细则数条。”(96)张自忠予以拒绝,桥本群态度蛮横,《盛京时报》宣称:“桥本参谋长关于日军要求事项,对其细部之具体的交涉,对张严重督促。惟张自忠对日方要求,似相当难以容纳。本案谈判之解决与否,全悬于华军能否具体的实施日方要求而定。”(97)22时,驻屯军发表声明施压,指责第29军自事变爆发以来不仅“由卢沟桥及其附近”屡次向“日军前线射击”,而且“在卢沟桥附近保安队对日军设阵地,且与在永定河两岸之中国军互相连络”,宣称“现尚赶急构筑阵地中”,如果“中国军仍然反复如斯不信行为,则日军自二十日正午以后恐至采取独自行动之不得已”(98)。显然,日军利用宋哲元等人“求和弱点,乘之使用军事畏(威)胁”,桥本群督促,今井武夫、松井在旁“迫促”(99)。23时,双方由张自忠、桥本群出面签订称之为《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所谓“细则”,将日方第3项原则要求细化为六款:“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机关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此外,“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100)日方宣称,这些内容“包有在华北严重取缔排日抗日行为及防共协定,并将自事变以来迭次反复不法行为责任者冯治安所部第卅七师移驻华北等项目”(101)。除这个“细则”外,在国民政府军政长官第16次会报上,有人报告双方还签署了7月21日协议:“宋在津被包围,结果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议定三条,系无头无尾之条约。原文如下:解决之[条]件:1、道歉。2、廿九军退出芦沟桥及龙王庙,以保安队接防。3、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张自忠、张允荣签名。”(102)对比桥本群提出的三项原则来看,基本相同。

在7月21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外长王宠惠将上述“细则”称为7月11日协定的“停战施行细则”。然而这个“细则”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众所周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1938年底为引诱国民政府投降,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细则”实际上是日本企图首先将“共同防共”实施于华北,这在所谓“明朗化”道路上只差公开“自治”一步了。

第29军之所以如此,一是“怕失去独立王国”,担心中央军北上占据其地盘;二是“怕蒋介石利用内战、外战消灭杂牌军”(103)。就前者来说,冯治安在“细则”出笼后电话何应钦,“谓已签订协定,请中央军勿庸北上。”何应钦“问内容为何”,冯治安“答不得而知”。王宠惠批评指出:“宋于中央军表示力争抗战之际,忽又表示屈服乎?不然,此等重要协定,何竟事前不始(使)中央得知,是其又中日人之计矣!揣宋之用心,无非欲保利禄,怕牺牲。”(104)7月22日,随同熊斌北上的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杨宣诚向何应钦进一步报告说:宋哲元及其部下包括冯治安怀疑“中央所转报之日本动员出师情报”。对于北上军队,宋哲元要求“止于河北南境,意谓大军北上,必刺激日人。且保定防空设备全无,大军云集时,如遭日人空军轰炸,必不免重大损失”。熊斌与孙连仲等协商“沿漕河在沧、保线上布防”,宋哲元“似意不谓然”。可见,“宋与中央仍不免隔阂,而最大原因,不外宋之部下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105)。就后者来说,张自忠脱险后至济南对韩复榘指出:“七七前夕中央曾有指示,一面拨款构筑国防工事,坚守青城、卢沟桥两据点以保平津,寸土不失,一面派遣大军三路支援。构工事费已发下,汤恩伯已进驻绥察,刘峙部已进抵平汉路的保定以南,尚有卫立煌率部进驻平汉中段之新乡铁路西侧,胡宗南已沿津浦线前进,看来中央已有抗战决心。宋与我原均主张大拼一番,得此更增强杀敌决心,这在事变当中在平郊表现的杀敌精神,牺牲精神,是可以证明的。敌方三次增援,足见被我歼灭数量之大,但我军损失自亦惨重,所有三路援军如同隔岸观火,中央还一再命令坚守,很明显的是要借敌人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最低限度使我军消灭于敌我对消之下,方快于心。这才知道蒋介石是被舆论所迫而抗战,实际上是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杂牌军队,排除异己。宋与我一再分析,均认为牺牲不怕,牺牲于全面抗战是光荣的,是求之不得的,牺牲于坚持不抵抗主义,假借抗战之名,阴谋消灭杂牌部队,排除异己是无代价的。”(106)

对于第29军将领的政治态度,国民政府并不担心。宋哲元一面表态“和战均听命中央”,一面解释妥协之因,称“如主战则因廿九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107)。同属于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赞同此解释,密电蒋介石认为:“闻二十九军在不丧权、不辱国条件下与日谋和,乃虚与委蛇,藉作充分准备。”(108)国民政府军政长官第16次会报分析了第29军各将领的态度,认为:“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109)可见,即使对张自忠存在误解,但也认为第29军将领的态度是一致的。

7月19日,宋哲元回北平,张自忠留津继续交涉,但是交涉中心转到了北平。焦点之一是撤军问题,双方本来商定7月20日“两军同时撤退”,由石友三保安队7月21日晨“接防宛平及芦沟桥”(110);“原驻北平冯治安师一部调离北平,以赵登禹一旅接防。”(111)但是,“日军忽又反悔,要求华军先撤,而华军坚持双方同时撤退,日军不允,少数已撤退之华军遂赶回原防,下午开始日军又向华军进攻,因此又陷僵局。”(112)同日,严宽报告何应钦:“此间昨夜、今晨讨论,决将芦沟桥前线一带之冯部吉(即吉星文)团及平防之冯部何(即何基沣)旅,限本午前后撤退,吉团已退长辛店,由友三(即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何旅移西苑,由赵师王(即王治邦)旅换防,企求对日示诚和平。”他同时指出“是否和平,似在日军明日是否撤退。”7月22日,赵巽报告何应钦:“迄现在情况如下:1.号日(即20日)日军又猛攻芦沟桥,双方死伤颇重,卒未得逞。料系促我方履行条件。2.养(即22日)昼我芦沟桥守军撤至长辛店,代换石友三保安队。平市城防预定换赵登禹师,该师之一旅已到达,表示履行条件初步。如日军不撤或竟前进,即迎头痛击。3.此间已严密准备,如日再违,平、津混战,立可爆发。关键在今明两日。4.二十九军颇因环境关系,和战意见不一。但宋自有主宰,步伐不紊。5.石部多是二十九军旧部,宋能掌握,闻石本人亦有抗战决心。”(113)这些报告不仅反映了第29军为什么同意以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也反映出第29军在撤军问题上决不妥协,因为这关系着第29军的生存问题;如果日军不撤,第29军就只能应战了。

焦点之二,是日军逼迫第29军实现华北“明朗化”。宋哲元一返回北平,日方就要求“改组冀察政委会为自治会”,宋哲元“未赞同”。接着,日方宣称要想和平,第29军就须实行“取缔反日分子及宣传道歉、撤惩挑衅主官冯治安及经济协调等四条”,而“以最末一条为主要”(114)。李景铭的日记记载为五条:“一张自忠为河北省主席,二秦德纯免职,三组织自治政府,四共同防共,五华北矿业中日合办。”宋哲元断然拒绝,指出:“任何协定须待中央复核。”(115)

综上所述,第29军在道歉、“共同反共”等问题上对日本作出重大妥协,但在撤军与其他涉及生存的重大事项上绝不妥协。这是第29军将领共同一致的决定,由张自忠出面与日本具体交涉。虽然“一切均遵照宋委员长之指示办理”(116),但是他成为国人眼中的汉奸。由于谴责实在很猛烈,张自忠不得不作一些辩白。到天津后次日即7月14日,他发表谈话强调:“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本人始终以国家为重。”(117)在“细则”出笼后返回北平前,他于7月23日又发表谈话,表示“予分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118)。

三、事变后期回平与离平:不可能维持第29军的地位

一些学者所说的张自忠逼宫,依据于何基沣等人的回忆。他们说:宋哲元“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闻,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不让他去北平”。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回到北平的报告,“甚为愕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而张自忠回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张的意图,于是决定立即离平。”此段叙述未说明张自忠何时回到北平,但认为是7月28日对宋哲元“逼宫”的。至于张自忠离开平津的原因,他们认为是:“张就职后,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寇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119)

关于张自忠何时回平,有两种说法。马彦翀说张自忠是7月21日“因公赴平”的。而这个“公”,从张自忠临行前与马彦翀的对话中体现出来。马彦翀言:“中日大战,恐不可免!”张自忠回:“此层我亦明白。究竟中央预备到如何程度,此间尚不尽知;我们军队,尚散驻各处,我刻赴平,将请宋先生即派大员,赴中央请示。并一面集中队伍,以备万一。不过兹事体大,小之糜烂地方,大之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一切秉承中央指示,审慎从事,断不能以个人愤激,轻起衅端,贻误国策。”马彦翀评论说:“此将军主持慎重之意也。”宋哲元采纳张自忠的建议,派张樾亭7月23日“由平赴京”(120)。《北平晨报》则称张自忠是7月25日17时“奉宋召……由津搭车赴平”的,秦德纯等人到车站迎接,张自忠“当晚谒宋”(121)。

综合来看,张自忠是7月25日17时回平的。原因之一,是得知日本驻屯军当日召开了军事进攻部署会议。有电指出此会议对日军“极重要,为决定华北时局紧驰之枢纽”,因而第29军将领必须商讨如何应付。原因之二,是参加当晚第29军要人与蒋介石所派心腹刘健群的协商会议。据7月26日1时急电,“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122)宋哲元对刘健群提出:“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即是说,7月25日晚的紧急会议就决定了张自忠留下来负责,刘健群称:“宋哲元、张自忠的用心和忠诚,我是澈始澈终知道的。”(123)

日本驻屯军召开军事部署会议后,7月26日即先后发生了攻打第29军廊坊驻军和冲击广安门的事件。张自忠出面与松井“开始交涉”,但是松井态度强硬(124)。7月27日,香月清司提出最后通牒,限第37师在28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这一期限,因英美的抗议而推迟几个小时。同时,各国驻北平的使节组成外交团与日方协商,其情况据李景铭日记记载为:“日本恫吓东交民[巷]外交团,谓二十九军果不退,当以毒瓦斯轰炸平市,请外交团自觅安全之地。外交团乃代市民请命于宋。宋曰:余有四条件,日可以者,余可撤兵。一,张自忠维持军政;二,以张璧维持电灯,以潘毓桂维持公安局;三,日兵不入城,不放弹;四,和战俟到保定再议。外交团承认担保此条件,而宋果撤兵矣。”(125)以之来看,由外交团担保,宋哲元以几项条件换取日军不入北平城。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紧急会商,决定撤出北平,“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126)。宋哲元对徐永昌指出:“二十九军在南苑损失太大,佟副军长阵亡,赵师长受重伤下落不明,平津随处皆遭攻击,不得已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平市长,留赵师两团及阮玄武二团维持平市秩序。”(127)

以张自忠殿后,起码有两大原因:其一,第29军对是否应战仍在犹豫,宋哲元“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128)。秦德纯于7月31日致电蒋介石:“为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拟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平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蒋介石批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言。”(129)张樾亭疑问冯治安“张能否负起北平方面的责任”,冯治安“说张可以与日本人交涉”,张樾亭认为“不易,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130)。张自忠后来呈报蒋介石:“窃自忠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泣涕受命,允为维持十日,由宋委员长自保率队来平接应,以解北平危急。”(131)其二,在和谈的掩护下,安全撤退第29军。宋哲元对张自忠强调:以目前情况,第29军很容易被日军消灭,我去保定将部队“全部撤到保定至沧州一线”,只要你能拖上一个星期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132)他在张自忠回到部队接任第59军军长时,对第59军将士指出:张自忠留守北平,目的“是为了掩护我军安全撤退”(133)。

因此,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后,于7月30日电话张自忠“与日折冲,渠完全负责”(134)。据李景铭7月31日日记:“报载宋哲元由保定电张自忠云:‘特急。张师长、董贤弟鉴:密。兄今早三时到保,勿念。兄为贯彻和平主张,已令饬中央各部,一律在到达地点停止待命。第二步再设法令其调回,望即转达日方,勿对各该部有军事行动为要。小兄宋哲元。艳(二十九日)。’且以此观,中央无应战决心矣。以土让人,竟责人之失土,有此理哉。”(135)如此看来,虽然宋哲元已于7月28日发表抗战通电,但是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掌握平津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等,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开战。”(136)

张自忠只身留平,命令所部对日应战。接受命令后,他即致电马彦翀、李文田安排:“我们都受了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刻我任北平城防重任,津市府事务,令彦翀负责,驻津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我已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137)接着,他电令李文田率部杀敌,“并告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138)7月29日2时,第38师发起进攻(139)。为便于第38师迎战,同时便于对日折冲,他还作出安排:“报载张自忠辞三十八师师长职,后任由李文田接充,张已完全脱离军籍矣。”(140)

但是在此过程中,关于张自忠是汉奸的言论铺天盖地而来。王子壮7月28日的日记说:“张自忠又居中捣乱。”(141)7月29日,严宽密电何应钦:传闻在7月28日之战中张自忠、石友三所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而冯治安部“伤亡极惨,艳丑(即7月29日1点至3点)全部撤退”,平津“形同失守”。“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即7月29日)实现。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又说:“居仁堂已被张部进占。”(142)南京消息7月30日称张自忠“变节”(143)。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也向艾登报告: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北平代理市长,李文田为天津代理市长,“这一任命总体上同近来日本对华北政权人事的要求密切相关。根据日本的喜欢,异常地任命第38师正副师长掌管北平、天津,而他们指挥的部队正在同日军作战。中国报刊立即称他们完完全全的卖国贼,并视他们为与殷汝耕同类的日本傀儡。”(144)不过,这些言论有利于张自忠留平与日交涉。

张自忠力图维护冀察政权。首先,他“一面令驻城内石旅(即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纲)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入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妥取连络”(145)。而调遣石振纲部入城,按照李景铭日记所说,获得日方谅解:“八时,访林少英,谈张自忠有两团兵得日方特务机关谅解,已调入城,改为保安队。”(146)其次,张自忠调整冀察政委会委员。8月3日,张自忠以“各委员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特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开缺”(147)。严宽报告何应钦:“冀察政会照常办公。”(148)8月4日,《北平晨报》称:张自忠“延聘”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骧、杨兆庚、陈中孚、邹泉荪八人为委员(149)。有人就此指出:“为了应付日本人,新安排的委员中不得不杂有亲日派和汉奸”,而这是“宋在离北平前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已作规定”(150)。此外,张自忠还竭力维持天津行政,于7月30日电饬天津市政府参事边守靖“暂代津市长”(151),边守靖遵令于次日“非正式担任市长”(152)。

与此同时,张自忠设法与日本交涉维持冀察政委会。8月2日上午,熊少浩(HSIUNG SHAOHAO)对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Cowan)称:“正通过福建人、亲日派的李孟鲁(Li Meng-lu)协商行政机构问题,下列选项正纳入考虑范围:(1)维持现状;(2)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3)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并说:“大约一周或更快,就能作出决定。”显然,张自忠力图“维持现状”,反对后两项,按照熊少浩所说,“如果两省与满洲合并,张自忠就会辞职;如此,张就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153)

如上所说,张自忠的任务之一是掩护第29军撤退。正是在他奉命留守北平的几天内,第29军除刘汝明第143师防守张家口外,其余“正向保定东北集结”(154)。撤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7月28日至7月30日3天。第37师及第132师一部撤往保定,“第卅八师沿津浦线部队,以一部扼守靖海,其余集结于马厂、大城、青县、沧县一带,沿平汉线各部集结于蠡县后,即归还该师。”(155)仍在北平的第132师另一部,按照熊少浩所说,张自忠与日交涉,“或许准许经由张家口(Kalgan)离开,或许解除武装”(156)。结果是上面所说的张自忠另以两个团以保安队名义进驻北平。第二阶段为7月31日至8月4日。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于7月31日“被日军缴械”,张自忠得知后于8月1日命令驻扎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迅速突围到察哈尔,自己“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优势部队截击,只得返回城内”(157)。独立第27旅于8月4日撤退至南口。总之,第29军四个师基本上得以安全撤退。随后蒋介石同意改编为第1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下辖3个军。第37师、第132师编为第77军,冯治安任军长;第38师扩编为第59军,军长先由宋哲元兼任,随后由李文田代,张自忠回到部队后接任军长;第143师扩编为第68军,刘汝明任军长(158)。

以上为7月29日至8月4日张自忠对日折冲的基本情况。张自忠身边人员指出,张自忠派潘毓桂、陈觉生与日交涉,日方置之不理,“一连几天交涉谈判均无结果”(159)。对于张自忠所部与日作战、撤退及张自忠的掩护的情况,参与组织伪维持会的林少英指责说:“张自忠部队死者未葬,伤者未愈,何心与日合作。以理言之,应随宋赴保也。”(160)

严宽曾于7月31日报告何应钦,说“平市异动后,市面未复常,每日士兵横行闾巷”,又说“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均由汉奸操从(纵)”(161)。根据前述外交团的担保,“每日士兵横行闾巷”尚须考证;而且有电称:“北平城内秩序现由美英法意等国及地方警察维持,每日早晚开城两次,中日两军均被拒入城。正阳门曾悬日旗,为英美兵通知撤去,当时引起冲突。”(162)正是有此担保,张自忠幻想日军不入北平城,并在此幻想下力图维持第29军的地位。但这是不可能的,日方宣称:张自忠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不外为宋哲元秦德纯等复归北平之前提,而日军对此必彻底加以膺惩,不容廿九军冀察关系者掌抢军政权。”(163)于是,一些“北平市民”在日军的指使下“渐次组织理想的政治机构”,以期实现所谓“文官政治”(164)。据李景铭7月29日日记,具体为:“先是李孟鲁、今村已偕同江宇老(即江朝宗),往见今井武官及松井机关长,均托以组织治安维持会事。江推吴子玉(即吴佩孚),谓自己年老腿痛,不堪繁剧,且北平治安已有张自忠维持,何必多一层组织。今井云:此另是一事。且从前做过两次维持会长,今何谦逊。曰:彼时国内战争,双方调停交易,今乃国际战争,何以调解乎。嗣定下午在江宅约吕雷恒、冷家骧、李孟鲁会议决定。江留午饭,以后偕少英(即林少英)赴使馆访末次(即特务末次政太郎)……末次云:日人恨张自忠刺骨,张军万人在廊坊作战不剩一人。曰:且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即就职,亦不过数日事也。”(165)今井武夫也宣称:虽然以江朝宗等人出笼伪维持会,“然而,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而留下的张自忠,和维持会之间产生了政权的合法继承问题上的暗斗,特别是公安局长潘毓桂去留问题尚不明确。他那举棋不定的言行,使江朝宗受到一些影响,此外似乎另有什么人直接对江进行过威胁,所以他再三以年老体弱为借口,要求辞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职务。后经维持会委员们及日本顾问的鼓励,虽打消了原意,但委员会内部却因此而很难稳定。”(166)可见,张自忠努力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日本等待时机,必然对张自忠和冀察政委会下手。

按照《盛京时报》所称,8月4日是日军对张自忠采取“最后手段”(167)的日子,张自忠认识到对日折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8月1日,日军“已达到北平广安门外,于今晨警备城外”(168)。接着如上所指出,日军要求张自忠“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或者同意“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此外,还要求“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169),即公开通电反蒋。遭到断然拒绝后,“日方重要人员”于8月4日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170)。而就在同日,同盟社电称“午前九时半,日军某部队开入北平城。由前门入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内”(171)。这可能是日军强行入城的先遣部队。《华美晚报》称,张自忠于8月5日“被逼离平赴津,行踪秘密”(172)。中央社专电与《北平晨报》均称张自忠于8月6日“因病赴医院就医”(173),并托病辞职。综合来看,日军8月4日压迫张自忠表态,他随后离平赴津并辞职。今井武夫称张自忠是8月7日辞职的(174),接着在8月8日日军就借口7月29日的通州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反正,强行进入北平(175)。为什么在8月8日强行入城,《盛京时报》透露:“对于日军,八日有很好的运气。沈(即沈阳)变为九月十八日,此次事变为七日夜半,故亦可谓为八日。又西苑、南苑之总攻击为廿八日。我部队官兵,亘个月,转战各地,无暇休息,就中在南苑对敌军加以歼灭的打击,颇为快心。”(176)可见,日军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外交团根本不能担保日军不入城,张自忠与日折冲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但是,张自忠还对维持冀察政委会作了最后一丝努力。他致函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作出安排。根据《北平晨报》所载,函件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径启者,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开,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事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现在北平附近军事停止,秩序恢复,爱护和平之夙愿,逐渐实现,此后可由政治方面解决一切。唯自忠患病月余,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事艰难,设有贻误,将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唯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查本会从前原有驻会常委之规定,代委员长负责处理政务,自忠现已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下部分分为两件,一件致齐燮元、贾德耀二人,称“贵委员原系驻会常委,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办事,是所企祷”;一件致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称“贵委员学优识远,众望所归,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担任常委办事,是所企祷”(177)。

张自忠强调了自己不得不辞职,但将辞职实质掩盖起来。更主要的是,他强调了冀察政委会并未随着自己辞职而取消,而是设置由五人组成的驻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会务”(178)。《盛京时报》将此说成是“废止委员长制”,“依合议制负责处理一切”(179)。驻会常委,除原有的齐燮元、贾德耀外,另增加李思浩、张允荣、张璧三人。尽管这五人中除贾德耀外,多少都变成了汉奸,说明张自忠不得不任命这些汉奸,但是他力图维持冀察政委会,反对日军扶植傀儡政权,并非如今井武夫所称张自忠在辞去代理委员长职务时“明确江(即江朝宗)正式就任地方维持会委员长”。今井武夫还称,日军强行入城后,冀察政委会于8月19日“自动解散”,江朝宗就任“新北平市长,接受冀察政务委员长的委托处理未了事宜”(180)。今井武夫是在强调伪维持会的继承性,虽然冀察政委会不撤而撤,但是张自忠并未委托江朝宗“处理未了事宜”。

张自忠在辞职同时,设法突围离平,未果后,在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卡尔德维尔(John K.Caldwell)及美国友人福开森(Ferguson)的帮助下逃离日军魔爪。在突围前,熊少浩曾询问柯文“英国使馆能否向张及其家人提供避难”,柯文建议英国政府说:根据有关文件,“在请求者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时”,英国必须将之作为“政治避难者”而“提供避难”(181)。卡尔德维尔也表态:“张自忠将军被困于北平,是属于政治性问题,营救他政治避难,是第三国应尽的责任。”(182)两人的表态,从张自忠及香月清司各自所说得到验证。张自忠向国民政府报告脱险经过说:由于未能突围,只得“中途折回城内,从此职困处孤城,一日数迁,居处被日人查封,形同囚虏,屡次冒险出笼,均未办到;迟至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装,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英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183)。香月清司宣称:宋哲元“仅张自忠等若干人留在北平。张自忠通知本官称,宋哲元命其代理冀察政府长官。本官不仅愕然,立即下令加以逮捕。不知张某何以得知此事,彼先避至美国医院,后即逃出城外,返归宋哲元处”(184)。大致是,张自忠8月3日突围未成功,9月3日化装脱险北平,9月6日到天津,9月10日乘船南下。

总结全文所论:七七事变之后,舆论盛传第29军领导人在如何应付和处理七七事变上“发生对日政策意见不同之裂痕”,指责“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185)。实际上,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第29军高级将领“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186),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即“战则均战,和则均和”(187)。在实施上有分工,有人称张自忠、冯治安为宋哲元的哼哈二将,张自忠“比较灵活,而且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宋哲元安排他“扮演汉奸”(188)。因而时人说张自忠“是亲日的”,冯治安“是抗日的”,但这恰恰是宋哲元“政治手段的运用,好应付日本人”(189)。在这分工下,张自忠“与敌周旋,忍辱负重”。自事变发生至7月13日,他会同秦德纯、冯治安主持大局,与日交涉。自7月14日至7月25日,由于宋哲元到天津,张自忠也在天津具体负责对日交涉。“细则”出笼后,他虽然也曾与日军交涉撤军,但是因为“以宋委员长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190)。7月25日,张自忠回平,随即“只身留平,以担当保全华北门户之重任”(191)。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他一方面设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努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他强调:“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如属国家整个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唯冀察政委长之命令是从。”(192)但是,“理想难成事实”(193),他不可能维持第29军的地位。蒋介石在他壮烈殉国后对他在七七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作了定论:“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动摇,而未尝以一语自明。”(194)可谓评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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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10 12: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月清司发动战争的部署和步骤香月清司受命时感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尚未取得完全一致之意见:陆军省仅强调此次事件的不扩大。而对大至国策、小至政府对于此次事件的政策,均未做任何指示,参谋本部则使人立即有形势极为紧迫之感,即是说,诸如立即做出必要的派兵,国内数个师团的立即动员以及山东作战之意向等,使人感到这完全是对华全面作战的开始。他与参谋次长今井清商定:应引导对华作战速战速决,务期对苏作战时万全无失。基于此一看法和上述派兵声明,他认为事变正在急遽转变之中,参谋本部所预料的那种对华一战的不得已的形势正在出现,因此驻屯军必须做好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可见,他还未到任就决定,如果不能和谈实现华北明朗化,就对华一战。
  1937年7月11日香月清司在平壤与南次郎、小矶国昭和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商谈;7月12日,飞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协商。小矶国昭提出应以此事态为契机,实现征服中国之雄图,植田谦吉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乘此时机给予冀察一击,三方之间协商如何解决在黄河以北的华北作战问题。今井武夫指出:小矶国昭唆使香月乘机对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声称解决多年悬案的中国问题赖此一举。香月似乎也暗自下定了决心同时,关东军直接派遣的今村均参谋副长及田中隆吉、辻政信两参谋,也曾建议香月采取强硬的解决方针。
  7月12日11时30分左右,香月清司抵津,14时接任驻屯军司令官。他立功心切,积极策划扩大战争,15时下令:(驻屯)军随着增援的兵力到来,逐渐整备好态势,作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飞行第15联队自7月12日起对位于石家庄至德州一线以北之平汉线、津浦线运输情况,以及卢沟桥及长辛店附近之敌情进行搜索侦查。当晚,他召开全体幕僚会议迅速决定驻屯军今后应做什么的明确方针;会后一度飞丰台,对部队有所训示。该方针和训示内容在《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下简称《情况判断》)和他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中表露出来:第一,攻占平津地区的部署。他提出(驻屯)军将第一次所增加的兵力(包括第20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为此,他决定在7月20日前完成部署:河边正三旅团主力部署于丰台、通州之间,在北平城内及天津各部署一个大队,另以部分兵力警备北宁线;关东军增援的两个旅团部署于顺义、通州;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航空部队部署于通州和天津。第二,玩弄和谈阴谋,掩盖部署企图。他决定:在部署完毕前,一方面要严格监视中国军队是否违背7月11日协议(详后)而进人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一方面促使冀察政权实施七项目:(一)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从冀察地区撤离。(四)排日团体即蓝衣社、CC团等撤离冀察。(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取缔学生、民众之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等中的排日教育。(七)北平之治安由保安队担任,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第三,分三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首先以主力扫荡北平附近的第29军,同时对北上之蒋介石嫡系部队准备作战,接着在占领平津地区后依据作战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继之根据未来的形势变化,(驻屯)军可能进驻德州、石家庄一线。他要求日本政府努力唤起国内对华开战的舆论,同时,还应当使对于中国人行使武力的主张的正当性得到正确认识。
  《情况判断》透露了香月清司的两个目的。其一,要求驻屯军作好开战的行动准备和心理准备。《河边旅团机密作战日志》称:今晨(7月13日)接到军司令官的命令,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二十九军中一部分看作敌人,对二十九军还当作友军,由于难以辨别,临战时经常受到牵制,真正感到痛苦。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二十九军为敌人,要求第一线部队转变看法。过去的交涉已经不再有效,现在要转移到纯粹的作战上来。7月14日,他调集重兵集中包围南苑一带,拟首先消灭驻该地的第29军一部,英国政府得到了日本要在7月I5曰发起攻击的情报。其二,制造开战理由。日方声称七项目是7月11日双方协议的具体化。国民政府指出,日方所提均为日方离间冀察当局与中央政府间之感情,为其大量增兵华北的缓兵之计,俟日本大军齐集,即为局面展开之日。若第29军不接受七项目,香月清司便认为中方无诚意,就会行使武力,以贯彻要求。
  收到《情况判断》后,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于7月13日20时修定《处理华北事变方针>(以下简称《方针》),由杉山元、载仁7月14日联名电报给香月清司;并派人专程飞津传达:第一,今后仍应坚持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回避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为此,同意向第29军代表提示,并于11日午后8时签字的解决条件,要监视其实行。第二,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起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第三,不但国内部队的动员,暂待形势演变而后决定,而且将新编航空部队的大部集结于锦州、山海关附近地区,由中央直辖,香月清司采取果断的行动时应事先经中央部的批准。《方针》和《情况判断》表面上似有不同,《方针》规定避免全面战争,为此对日本国内部队动员问题、航空队指挥权问题作出不利于香月清司发动战争的规定。但两者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方针》仍给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开了大门。
  香月清司与陆军省的矛盾在于,陆军省认为,有必要再次确立对当地驻屯军的领导。香月清司指责陆军省干预其军事部署,声称前线最高司令官毕竟肩负重任,即便军衔低微,也应负全责。7月15日,他提出《中国驻屯军关于第一期的作战计划》:第一,分两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即首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地区。接着,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后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与(中国)中央军进行决战。为此,他要求再从日本国内动员3个师团来华由他指挥。虽然他将三步改为两期,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骤未变。第二,对第一期作战部署与目的.作了更明确规定。他再次强调7月2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河边旅团主力部署于丰台;独立混成第11旅团部署于高丽营;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部署于怀柔;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至山海关一线;集成飞行团和军直属部队部署于天津。这一部署同前述有所变化,主要在于以河边旅团担任主攻。作战一开始,由河边旅团和第11、第1两混成旅团将位于北平西郊的中国军队第37师一举击败,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将位于南苑之第38师(之一部)一并攻击之;由川岸兵团随时将第132师击败。他还矢志称,如果日本军部认为其举措失当,则莫若首先以杰出人物更替驻屯军司令官为宜。
  受香月清司影响,日本军部认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明确赞同分两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要求香月清司目前确保现在的第一线之线(怀柔、顺义、通州、天津一线),在增加的兵团主力未来到前,避免与敌主力决战;拟定《华北兵力行使之际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规定在河北北部消灭第29军。陆军省提出最后谈判方案,训令他:一、以七月十九日为履行协定的最后期限,最少限度: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者冯治安,罢免其师长职务;3、撤走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4、要求在十一日解决条件上改由宋哲元签字。二、中国方面如不在期限内履行日方的要求,日方则停止当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实行武力讨伐。可见,日本军部授权他在《情况判断》中提出的七项目进行交涉,强调不仅要使中国方面履行我方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第二十九军从永定河右岸地区撤走;为此赋予其极大权力,即由现地军自行酌情处理。
  日方声称限期7月19日履行协定并不意味着战争,但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通牒。香月清司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玩弄谈判骗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楼主| 发表于 2020-1-10 18:12: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三七年人们为什么骂张自忠是汉奸?
——兼驳张廉云的《张自忠留平八日》
李惠兰 韩明

一、 张自忠并未指挥过喜峰口抗战
  为了将张自忠打扮成一贯抗日的英雄,1985年8月18日张廉云在《人民日报》上吹嘘张自忠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到1993年林治波写《张自忠传》又给张自忠加封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这二人一唱一和,张自忠就成了喜峰口抗战英雄。他们曾欺骗了广大人民群众20年。但经过查阅1933年出版的多篇原始资料,包括宋哲元的喜峰口作战笔记,得出结论;张自忠在活着的时候未参加过喜峰口抗战。
  1933年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三军团(二十九军、四十军)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二十九军辖三个师,宋哲元将三个师分兵把守由城岭子、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裕至马兰峪,长达二百里的防线,宋哲元部署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负责以三屯营为中心 防守城岭子—喜峰口—潘家口一线的防御(当年迁安县今属迁西县);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防守罗文峪;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防守以遵化为中心由龙井关至马兰峪一线。宋哲元任命第三十七师第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第一一零旅王治邦旅长为副总指挥。战斗最激烈的是喜峰口,二十九军以大刀片和手榴弹近战夜袭日军,斩敌无数,喜峰口、罗文峪之胜利震惊中外。三屯营不在遵化县,更未设过指挥所,张自忠也没任过喜峰口或什么二十九军的总指挥,他所负责的马兰峪没和日军真正接触过。车晴供稿的蒋介石接见宋哲元等的照片(右图1933年3月20日《大公报》刊登宋哲元携秦德纯、庞炳勋赴保定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车晴的解说词是假的(左一的庞炳勋被妄指为张自忠),原照片首见于1985年台湾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二十五页。这是张廉云使的偷梁换柱术,把别人的荣耀硬安在张自忠头上,这能算得上他是英雄吗?网上已有多人笑她认错了爹。
  
  
  
  
  
  
  请看这是一个人吗?
  
  二、 张自忠率团访日并非宋哲元所派,乃是日本驻屯军的约请
  根据1937年4月13日《大公报》披露,张自忠任团长也是日方内定的。在12日通知张后,张于15日才赴平通知宋哲元及英美公使。日本之行共20余人(张廉云及其兄姐都去了),在日本各大城市游历了35天,吃洋餐、住豪华宾馆,花费了几十万银元,用的是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台湾李云汉著《卢沟桥事变》274页;香港1937年4月18日的《华字日报》都有详细说明。(日本以此为培养汉奸、间谍的特殊经费)。在中日关系极为紧张之时,张自忠在日本受到的是国宾待遇,超过了一个月前访日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张又拜见日本天皇又和东条英机合影。此时宋哲元为避日纠缠于5月回到山东乐陵,5月27日张自忠回国在青岛下船时,宋哲元曾派人去迎接并邀他到乐陵共商国事,被张拒绝,而去济南见韩复榘,直到7月14日,宋、张才见面,这能说是宋派他去的吗?张自忠此行违反了国民政府的两点纪律:一是地方政府(指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外交权,二是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他在未获得国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赴日并接受日本给他的国宾礼遇,这种行为早已超出了一个市长和师长的职权范围了。张自忠虽然未敢在日本签什么协定,但他回来后对日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似害有二种病:1、因日本人让其参观了许多新式武器后,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这些表现早已被录入《民国档案》1987、3期 卢沟桥事变第16次公报,他以38师为后盾,变成了二十九军中主和派的中坚。具体表现是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月10日以后,他越权插手对日谈判(宋哲元去山东前已指定秦德纯负责对日交涉),张自忠又在7月15日天津宋宅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和冯治安主战对立,因他的主和使宋哲元很为难,只好单独给冯治安下达《作战命令》(台湾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148页),这次会议使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被局限于北平地区。张廉云用张自忠访日系宋哲元所派当挡箭牌,骗得了民众,可改不了历史档案。
  三、张自忠跌入日本人的陷阱
  由于西安事变后宋哲元的思想言行趋于“中央化”,1937年他发表了《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及37年1月20日在天津发表《会衡通令》,再次提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北平时报》1937年1月21日)。日本人曾几次想通过宋哲元将华北变成第二满洲国已不可能了,因此决定在二十九军中另寻一合适人选,于是目标就定在张自忠身上。通过张自忠访日的表现日本人已定张为“知日人士”,所以七七事变后今井武夫就抛开秦德纯而直接找张自忠谈判了。据1937年7月11日《益世报》刊登“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自忠部等语”( 《民国档案》1987、3期 卢沟桥事变第4次公报)。所以七七事变后同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出现了“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报载冯治安部在卢沟桥开战,阮玄武部退至南口防守)的奇怪局面。张自忠经多次和日军方会谈,误认为日方只对宋、冯不满,而产生取宋而代之的野心。正当其策划之时,国民政府已获此情报,立即通知了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世军。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讲话,强调二十九军不能动,冀察委员长宋哲元不能撤换。宋哲元接情报后于19日晨离津,当晚11时张自忠、张允荣找到桥本群(日本驻屯军参谋长)于20日凌晨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史称香月细目)。此文件在张自忠死后五年日本投降后档案公开后由日方发表,共七条:
  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
  为实现7月11日签定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第二九军代表 张 自 忠 张 允 荣
   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以上内容因双方约定对外不发表,所以驻屯军只总括的发表,“根据协定第三项就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排日的具体方法达成协定”的声明。(原件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 第五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84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
  张自忠签订《香月细目》出卖了三十七师,使平津提前陷落。
  7月25日张自忠擅离天津职守,只身抵平和几个汉奸密谋夺权,他并非赴平开会,更没有任何人去车站迎接。张廉云编造秦德纯、石友三去车站迎接是假的。秦、石两人都是张的上司,按惯例上司是不能去车站接下属的。 此时大战即将爆发,根据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186页台湾1966年出版):《宋哲元于7月25日给我打电话:“子亮(刘汝明号)你赶快回去照计划做,8月1日行动”,宋要求各将领归位,他怎能同意张擅离职守呢?而张抵平三天也没给宋打过一个电话,反倒是宋向秦打听张来平事。根据《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241页《秦德纯的一生》中叙述:“28日宋在武衣库私宅以电话问秦“张荩忱(张自忠号)来了,你知道吗?”秦答“我不知道,是委员长叫他来的吗?”宋答:“不是”。张自忠赴平连天津李文田都不知道。今日查明他是秘密抵平和汉奸们共谋夺权之事,故对二十九军各级都保密。所以张廉云编的秦德纯、石友三赴车站迎接,就是瞎话了。
  五、黑色的7月28日:
  此时形势极为紧张,广安门、廊坊都已开战。26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被宋拒绝,27日宋下令二十九军抵抗,同时接蒋介石两封电报 “一、要求固守北平三天。二、要宋离平赴保定报到”。
  7月28日晨沙河保安队附敌,日军切断平绥铁路,北平变成孤城。赵登禹、佟麟阁战死。
  宋、秦、冯、张(维藩)开紧急会议研究留秦德纯带石振纲四个团守北平三天之事,张自忠突然闯入,要宋离开,由他维持。因张在北平有阮玄武的一个独立39旅,此旅共6000余人且装备精良,从未与日军交战,只听张一人指挥,是他多年经营的夺权资本。如宋、张公开冲突,二十九军自己人打起来,可说不过去。为此宋哲元被迫让步手书给张三个代理后率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等离平。在当晚走到西直门时,秦德纯以军部名义下令给李文田,要他全面出击。
  张自忠拿到代理书后(实际宋哲元没有任命权),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委会上班(国家规定7月29日为北平沦陷日),忙于组成他的班子,首先任命大汉奸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潘一上任立即召集记者训话,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然后张自忠撤换了秦德纯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换上了八个汉奸,任命张允荣为平绥路局长;任命边守靖为天津市市长;李景阳为天津市警察局长。汉奸的班子都搭起来了,这是“奉命留平”仅“维持十天”?还是执行《香月细目》把平津变成“华北国”呢?
  宋已拒绝日军方最后通牒,下令二十九军抵抗,对于这段张廉云总说是宋哲元让张留下来,我们要问?是让他抗日呢?还是让他当汉奸呢?。如果是需要安排治疗伤者,安葬死者,救济眷属,那二十九军有许多善后人员,用的着一位天津市长和掌握数万人马的大师长来干后勤吗?张廉云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宋哲元到了保定依然和张自忠有电报、电话联系,及张自忠致电李文田”那两段,史料都未见记载,又是其瞎编的。根据1937年7月29日《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宋秦离去平津失守电》:限即刻到。南京。斗鸡闸四号。何部长:一0一五密。极密。㈠演进日久之复杂化,俭晚实现。㈡闻俭晚战争,张、石等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冯部伤亡极惨,艳丑全部撤退。宋、秦亦走,平、津形同失守。㈢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实现。(张)自忠、(齐)燮元、(张)允荣、(潘)毓桂、张壁、(陈)仲孚、(陈)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退入居仁堂之二十九军部员兵及特务团、军训团忽然乱溃,行辕所有物件悉被掠去。㈦居仁堂已被张部进占。㈧职等今晨始避居西什库教堂。……。(录自台湾中央党史委员会库藏史料)这是奉命留平?还是一场政变?
  此时的张自忠正努力活动希望日本人承认他的北平市长及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的任职;忙于将残留在北平的部队改编成保安队。其嫡系阮玄武的6000余人一枪未放全部投降,石振纲、刘汝珍(是一三二师赵登禹的部下)不甘作亡国奴而突围离平去投奔刘汝明(留有《1937血腥突围录》,可供后人了解。)。
  六、天津李文田抗战使张自忠处于尴尬地位
  张自忠致电李文田这一段是张廉云编的。目的是混淆视听,造成好像李抗日是张领导的假象。实际张自忠自7月25日擅离职守秘密赴平,未和驻津三十八师有任何联系,所以才有李文田打破三十八师编制,大家选举正、副总指挥之事。在送交报社的宣言稿中,宣布“喋血抗日义无反顾”署名的只有七人(李文田、刘家鸞、黄维纲、马彦狆、宁殿武、祁光远、李致远)并没有张自忠。反之7月29日当李文田打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时,张自忠给马彦狆发来了“和平有望”电报以阻止天津抗战倒是有案可查。
  此时天津的李文田自7月25日张自忠秘密离津后他们就失去联系了,他已获知军长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下令全军抵抗的消息,此时又接到了军部全面出击的命令,但找不到张师长,只好将分驻各处的三十八师各旅长招至自己的寓所开会,同时请了保安司令刘家鸞。刘是东北军于学忠的部下,是于学忠被迫撤离河北省时,托付宋哲元代为保存的一只精锐部队,有三千余人,受过严格训练。刘不隶属三十八师,此时被李文田请来参加七人会议。大家热烈讨论当前应变之策,并打破原三十八师编制,选举李文田、刘家鸞为正、副总指挥,集中全部队伍,于7月29日凌晨1时兵分三路,向火车站、飞机场、及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发起进攻,日军遭此突袭,出乎意料。因为他们与张自忠有密约“对三十八师不开战”,所以将兵力集中北平。没想到天津也开了战,此时日军急电张自忠,张给天津市府秘书长发来“和平有望”电报,因马彦狆在英租界住宅躲炸弹而未见着。电报第二天才转到李文田手中。天津抗战正打的火热,至下午三时骤然停止,李文田、刘家鸞率部至马厂向宋哲元报到。李文田等人的抗日,使日本人不再相信张自忠,原打算利用张自忠控制三十八师,而如今李文田率部抗日,张已不能控制三十八师了,还要他何用?所以在7月30日宣布的北平维持会长是江朝宗;8月1日宣布的天津维持会长是高凌蔚。张自忠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再也没有汉奸围着他转了,日方抛开张自忠直接指挥汉奸了。此时的张自忠已成光杆司令,所以他只好躲进德国医院以保命了,张自忠“奉命留平”周旋的结果是5000日军开进北平城。张廉云说“宋哲元到了保定依然和张自忠有电报、电话联系”,这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又是她编的。因为张自忠由北平逃出后不但找不到宋哲元连李文田也失去联系。他根本不知道二十九军大部队到了那,如果是宋哲元命令张自忠留平,怎么他由北平逃出去见韩复榘而不去见宋哲元呢(实际上他连宋哲元在哪都不知道, 张廉云还说宋哲元和张自忠有电报、电话联系,那不是瞎扯吗)?能拿出记录来吗?
  张自忠从北平逃出后的1937年9月《国民政府公报》第2479号颁布国民政府令“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著撤职查办……以振纲纪而儆效尤。”张自忠是自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个受此严重处分的军人。
  下面还有两点疑问:
  1、既然周恩来在1943年对张自忠给予那么高的评价——抗战军人之魂。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了,周恩来当了国家总理、全国政协 ,张自忠怎么连个烈士都没评上呢?(赵登禹可是毛泽东亲笔签的烈士证书)这和日本投降后公布的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的《香月细目》有关系吗?
  2、既然张自忠是那么完美无缺,为什么张廉云还要利用权势去删改周总理亲自组编的《文史资料第一辑》1960版何基沣、戈定远亲历者所写的文章那?是怕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吗?
  
  以上问题的原始资料都收集在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七七事变前后》一书中,提供广大读者参考。也奉劝张廉云女士不要再在张自忠的“抗战史”上胡编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要再把他人的功绩,往张自忠头上加了,也不要把张的过错推给他人。现在海峡两岸资料交流广泛,你搞的改史焚书(《七七事变前后》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曾被张廉云、张承钧销毁1100册),今日消灭史料的手段已行不通了,一手捂不过天。奉劝张廉云还是别再变戏法了,让张自忠将军的灵魂安息吧!
   2010年10月
 楼主| 发表于 2020-1-13 22:44:4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news.163.com/17/0717/10/CPHR3J37000187UE.html

庐山讲话抗战到底:不到三小时写就的民族宣言


作者|丘智贤,网易历史专栏作者,黄埔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著有抗战史专论五十余篇。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1937年夏天的江西庐山牯岭,分外热闹,因为地势高亢凉爽,且有大量外籍人士开发的别墅,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要员避暑办公的地点,而有「夏都」之称。为了加强国防准备,凝聚政务共识,国民政府又先后在此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并邀集全国重要教育、文化、新闻界人士,召开庐山谈话会。抗战前夕的庐山上,大批军事将领、各界名流汇聚于此,但谁也没有想到,不久后,因七七抗战爆发,个人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因此遽变。

1937年庐山暑期训练团搭建的牌楼景象

受命撰写庐山讲话稿的程沧波
程沧波临危受命撰写庐山讲话
程沧波,江苏武进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及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32年,蒋介石召见年仅29岁的程沧波,探询是否愿意负责中央日报,或中央通讯社,程以办报为志愿,并向蒋提出,希望由社长掌握报纸实权,蒋随即同意,而立之年的程沧波,成为了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机关报的掌门人物。
程沧波任社长后,对部属强调,中央日报虽是官报,但新闻、评论、广告,都不能逊色民间报刊,因锐意求进,中央日报声誉日隆。蒋介石极为重视舆论动态,为了让前往牯岭办公的他,更快看到报纸,于是1937年6月间,中央日报庐山版正式发刊,程沧波也紧接跟着登上庐山。
程沧波下榻的仙岩饭店,是当时牯岭首屈一指的住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央日报庐山办事处,俨然成了打听消息的中心,程沧波也常应蒋介石之邀,陪同参与和学者专家交流的谈话会。7月13日中午,程沧波陪同宴客后,蒋介石特别要其留下。蒋说,因文胆陈布雷生病,要程沧波准备一篇预备在训练团发表的稿子,程沧波意会到,这就是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宣言。
蒋介石随即向程沧波扼要说明文稿的内容,包括「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问老幼」等关键句子,程一一记下。蒋要求程沧波,当晚七点把稿子写好呈阅,程一看手表,已经下午两点半了;回到饭店后,隔壁房间的胡适不知如何,已得到消息,特别问他,你能否简短些,三百字完成此文?程沧波说自己无此本事,胡适笑着离开。

与程沧波同在庐山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
不多久,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也来找程沧波,问他能否提前于五时完稿,以便先给蒋夫人看过,程要他快走,五点再来,终于如期交上,并于当晚八时面见蒋介石,程沧波回忆,蒋因西安事变受伤,每天晚上由两名推拿医师**调理:
委员长指示我坐,他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我都到官邸去,后从钱主任处知道,牯岭每天与北平秦(德纯)市长通电话,那边正在折冲,文稿约在四五天后方在庐山训练团发表,那等于是全面抗战开始的宣言。
庐山讲话划定四条底线
七七事变的军事冲突,实在7月8日凌晨四时左右爆发。当日9时前,蒋介石已得到军事报告,并迅速命令部队动员,蒋认为动员六个师北运增援,可以展现国民政府积极应对的决心,或能带来和平解决。
对于指示程沧波撰稿的这份宣言,蒋介石要求的对象之一,是日本天皇,蒋认为,当时日本还未敢正式开战,如果我方痛示决心,当有可能使日本悬崖勒马,庐山讲话的内容因而格外重要。

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训话
庐山讲话指出,芦沟桥事变的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国民政府两年一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中国为了要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因此过去数年不惜委曲忍痛,但若是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蒋介石表示,卢沟桥事件事前,日方已有大量动作,各种传闻,「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中国已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之境,因此「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为卢沟桥事变发表谈话誊稿
蒋介石指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至于战事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
针对日本政府,庐山讲话划下了四条和战的底线,也堪称是给予日本的最后通牒:(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庐山讲话称,如果日本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做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就不至于漠视中国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否则中国只有应战: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卢沟桥抗战烽火漩涡中的庐山学人

胡适在庐山谈话会当中发言最多,
自己戏称为「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先生不说话?」
与程沧波在庐山比邻而居的胡适,当时正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并被目为学界主张强硬对日的要角。7月7日下午,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邀请胡适、梅贻琦等学者商量北方局势,一直交谈到晚上十点多;第二天,胡适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南京开会,没有想到,也就在这场学人会议后不久,卢沟桥畔就响起了枪声。
7月11日,胡适前往庐山,下午蒋介石与他见面,胡适陈述北平民情激愤,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等意见,慷慨激昂;到了晚间,蒋又与冯玉祥一起晚餐,冯也十分激动,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所见,冯玉祥走了后,蒋介石一个人在房内踱步,大约踱了一点多钟,最后下定决心,决定将中央军集中于保定待命,蒋的内心一点也不轻松,自称「对倭作战,今日之中正实为众人之奴隶矣。任劳任怨,受苦受难可谓至矣。」
卢沟桥事件前,中日关系虽然紧张异常,但是事件爆发突然爆发,仍大出胡适等学者的意外,与胡适往从密切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说,胡适的心中十分矛盾,「觉得我们的准备还不够,战事一发生,中央十年来准备的军力将要毁坏,沿海各省的一切也都要毁灭了」胡适还希望准备十年,希望中央再能忍让,甚至建议蒋介石,让外交部官员高宗武继续对日交涉。但是,天天在北平,身处日本军力威胁之下的胡适,为人题字,却又忍不住写下「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样意图早日驱除日军的句子来。

1937年7月15日起,国民政府邀请各界名流与党政要员共333人,
参加庐山谈话会,各大学校长、重要教授等均在其列
当时,同在庐山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记得7月8日午餐后,程沧波来敲门,告知卢沟桥事件的一幕。蒋梦麟根据自己的印象,感觉日本对中国可能仍采取蚕食政策;蒋梦麟在庐山上,听闻蒋介石对数千名受训将校演说,表示对日问题的坚决主张,蒋介石称日本为「倭寇」,蒋梦麟听来格外警醒,无法北返的蒋梦麟,随即开始筹划北京大学的迁校事宜,在抗战当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最终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趁空回家,与留在老家的父亲话别:
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两年之后,蒋梦麟的父亲逝世,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当蒋抵达汉口,沿江而上的是政府的档案与故宫文物,溯江而下的,是一批又一批增援前线的部队,蒋梦麟问道:「你们到哪儿去!」这些不知姓名的国军齐声回答:「打日本鬼子去!」
庐山讲话的刊出与全面抗战的展开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后,并未第一时间在媒体发布内容;同日,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来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喜多责问中国陆军北上,空军动员之举,挑战日本;何应钦则正告喜多,「中国军队都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二十九军亦是国军」,中国军队的移动纯粹出于自卫,日方增兵若撤退,中国才能进一步考虑,喜多离开时,带有恐吓意味地说,如果中国认为要等日军撤退,中国军队才撤退,局势势必恶化,「将来无法收拾,望中国审慎注意。」
蒋介石认为,日本军方如此态度,显无诚意缓和,只有诉诸于最后通牒式的宣言,其日记中记载「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以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显见蒋的身边,仍有大量主张和议的声音,唯一对他无条件支持的,是夫人宋美龄女士。

1937年7月20日,中央日报刊出庐山讲话全文
于是,7月20日,南京中央日报于第三版刊出「蒋在庐山谈话会席上  阐明政府外交立场」的庐山讲话全文内容,当中出现了「对最后关头  亦只有抗战」;而上海申报更为旗帜鲜明,不仅斗大的标题书明「卢沟桥事件  蒋委员长发表重要意见  临到重要关头惟有坚决牺牲」,更在蒋介石的肖像旁注写「准备应战之蒋委员长」,抗战的激动情绪溢于笔墨之间。
日本对于庐山讲话,并未如蒋所预料,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回应,主要也因其内部对华主张,颇有不同路线所致,至7月底,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我军准备不足,宋哲元于7月28日深夜撤出北平,蒋介石既感到「痛悲无已」,又觉得不过是「预料所及」而已。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的条件:共同防俄、承认满伪,与华北特殊化等要求,将使全国成为第二个伪满州国,中国除抗战以外,已无第二条道路。在抗战八年当中,国运最艰难之际,政府中从未动摇抗战意志的,当称蒋介石。

1937年7月20日,申报刊出庐山讲话全文
程沧波的抗战:办报不绝
抗战爆发,国都南京随即受到威胁,程沧波回忆,南京的防空设备薄弱,刚开始,中央日报社的五楼屋顶,还有不少人观战,后来日军空袭威力太大,也就无人如此了。

外籍记者镜头下,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庆大轰炸
1938年7月下旬起,中央日报逐步撤迁到大后方的重庆,设于复旦中学外的一堆草屋当中,印刷机则藏在山洞,日本开始大轰炸重庆后,办报条件更为艰苦,空袭以后,同仁还要坚持出报。至1939年5月4日,重庆各报多被炸毁,当天,在重庆领事巷程沧波暂寓的康心如宅邸中,由程主持,决定组织各报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前后达一百天之久,一言一字,都是在敌人的重磅炸弹中锤炼出来的,对此,程沧波不无得意地说:
战时首都,日报没有停刊一天;抗战胜利后,我会见许多战前日本的旧友,每以此自负,因为战争后期,美机轰炸日本本土,东京是经常看不到日报的。

重庆各报联合发刊的重庆各报联合版版面
入中年后的程沧波,回首过往,曾以自己未能比肩英美著名报人为遗憾。但是,他在江西庐山牯岭的那个夏日下午,用不到三小时撰写的庐山讲话稿,则已然位列八年抗日圣战的重要史料,在民族的历史上,自可垂之久长。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21:2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22:25: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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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庐山点将
北京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尹家民 撰稿
    西安事变后,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在庐山办暑期训练班,邀请国民党要人作报告,激励军政人员抗战救国的士气,被蒋介石采纳。这一期庐山训练班于1937年6月25日开学,蒋介石亲任团长,程潜、贺国光、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受训学员2/3为中上级现役军官,1/3为高级小学校长、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陈立夫、胡适分别讲他们最拿手的学问。陈诚则反复强调精诚团结、效忠领袖、抗战必胜的信念。陈诚对学员的生活给予特殊优待。每人发两套卡叽布军服, 一床纯毛军毯,还有雨衣、水壶、干粮袋之类及精装的《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录》、《三民主义研究》、《新生活手册》等书刊。这期训练班毕业前夕,又从蒋介石家乡运来奉化水蜜桃和金华火腿罐头,赠给每人四听,以示领袖关怀。他说:“委员长特别关怀诸位府上的老人,请你们带回府上给老人品尝品尝,略表薄意,同时诚受托向诸位双亲问安。”话毕,全场掌声雷动。两期受训学员共3600多人,许多人等不到毕业就奔赴抗战前线了-每天集合时,陈诚手里拿着一张名单,点叫在场的某一位将领,当面告诉他,你到哪里去率军抗战。孙连仲、李默庵、王耀武、汤恩伯等就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当时众多将领都希望首先点到自己。那种报国不落人后的场面,真令人激动。有一次,蒋介石训话讲了几个小时,还不见要结束的样子,而已被点到名的将领等着离团返防,陈诚便在讲台上打断蒋的讲话,请他讲快点。蒋介石也没埋怨,草草了结。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可见战事之紧迫。
 楼主| 发表于 2020-1-18 00:45: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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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开:蒋介石庐山谈话会讲话发表经过



一、前 言
1937年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报告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及其个人对事变发展的观察,并于是月19日公开发表,作为政府对于解决卢沟桥事变之立场,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更是政府对于“抗战到底”的明确宣示,为抗战史的重要文献。但是就作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谈话而言,除了1937年7月19日公开发表的蒋中正于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讲词(以下称“讲词”)外,目前在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称“党史馆”)庋藏档案中,还可以见到三个版本,一是“总裁史料”中的《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席上蒋委员长致词──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以下称“致词”)(132/831);二是“中政会档案”中的《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以下称“速记录”)(政10/10.1);三是馆藏7月19日公开发表“讲词”之原稿《告全国国民书》。三个版本中,《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中的蒋氏报告,系剪贴报纸刊登“讲词”,并在“讲词”最后一段之前,加入一段蒋氏报告政府于事件发生后军事部署的毛笔记录;《告全国国民书》为“讲词”原稿,上有陈布雷书“七月十九日发表”等字,并可见蒋氏亲笔修改处,内容方面与“讲词”略有出入。而《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席上蒋委员长致词──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的内容与公开发表的“讲词”,差异较前两版本大,亦使当日与会者所记讲话内容,对照日后发表之“讲词”颇有出入。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就“致词”内容以及“讲词”发表经过,作一梳理,以明暸蒋中正庐山谈话会讲话这份重要历史文献产生过程,亦可进一步理解蒋氏处理卢沟桥事变的苦心孤诣。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二、蒋中正庐山谈话会讲话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次(8)日上午,正在江西庐山主持暑期军官训练团的蒋中正接到北平军政当局送来关于事变发生的电报,立即指示固守宛平,并请时在山东乐陵原籍休养的宋哲元立即返回北平指挥。同时电令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以防止事态扩大;电令周边地区驻军向平津方面集中,指示准备全军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由蒋氏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可以说是进入备战状态,他在8日日记对于日军发动事变的动机,记道:“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同时思考是否采取“应战”,记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氏会一改之前中日冲突的“隐忍”,而思考是否“决裂”,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随着剿共军事的发展,西南的川、滇、黔三省纳入中央的统治范围,扩大了国民政府应付日本侵略的对抗空间,加上各项国防建设次第展开,使他在对日的态度上趋于强硬;第二、193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中止自1933年以来执行的剿共军事行动,使政府难以再以“匪乱未弭”为由,采取“隐忍”政策,抗日已提到抬面上,没有理由再加回避;第三、从5月下旬,他根据各方面所得的情报判断,日军将在华北采取行动,现在果然展开行动;而自1933年长城战役以来,保全平津为对日和战的底限,如今日军在北平近郊发动军事行动,并有扩大的趋势,情形自然严重。
但是华北的情况特殊,战与不战,并非中央所能决定,关键在于冀察当局。对于冀察当局的行动,南京方面并不清楚,亦难以掌握,但是就蒋中正个人而言,自事变发生后,对于和、战已有定见,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而和、战的关键在于日方的态度。蒋氏对于“和”不具太大的信心,因此要做好“战”的准备。他曾对宋哲元表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求适当时机,对外说明政府处理事变的具体态度,这个时机就是当月中旬在牯岭举行的庐山谈话会。
1937年6月,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及内政上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亟待讨论,从事整饬,蒋中正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联名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及各党派领袖,于7月中旬在江西牯岭举行谈话会,征询对国是意见,以集思广益,作为决策参考,是为“庐山谈话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负责,会议日期预定自7月15日起至8月15日止,分三期举行,第一期自7月15日至23日,第二期自7月25日至8月2日,第三期自8月4日至12日,地点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参加者分为两部份,一为负责政治实务的党政人员,一为名流学者,借以沟通朝野的共识。谈话会进行方式,计划先由政府方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作一概要报告,然后由应邀出席人士各抒己见,遇有疑问,则由政府官员依问题内容,分别予以答覆。政府对于谈话结果,固然有所期待,但其性质与一般会议式的集会不同,完全在交换彼此的意见,及联络情感,并不作任何决议。
第一期谈话会原定7月15日至23日举行,但是受卢沟桥事变影响,会期由九天缩短为五天。参加者除党政人士外,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传斯年、中国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嘉森(君劢)、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学者、名流82人。15日办理报到,16日、17日举行共同谈话,由蒋中正、汪兆铭共同主持。19日、20日为政治组、经济组、教育组的分组谈话,因蒋中正忙于处理华北局势,各分组谈话均由汪兆铭主持。20日中午,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结束。蒋氏于20日下午,由牯岭经九江返回南京,第二期谈话会即由汪兆铭一人主持。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6日开始,受时局影响,部分受邀参加人士未能如期到达,遂先举行非正式的分组谈话,实际出席学者、名流51人。28、29两日进行共同谈话,旋因平津战事全面展开,时局愈趋紧张,即行结束。原定之第三期谈话会则决定暂缓,此后并未继续举行。

谈话会场地——庐山图书馆旧址(图片来自网络)
庐山谈话会召开的消息传出后,各方反应热烈,特别是在邀请名单中包括了中国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领袖及不同政治立场人士,更被视为政党合作及全面团结的起点。嗣因第一期谈话会召开前,卢沟桥事变发生,谈话会更为各方瞩目,希望能经由会中所透露讯息,了解政府对于事变的处理态度。第一次共同谈话开始,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法律系主任张志让即发言要求讨论如何应付紧急的国难,曰:“今天我们的谈话会,谈话内容,和前几天我们所意想的不同。因为当我们接到汪、蒋两先生请柬的时候,北方时局,还没有紧张,所以谈话会可以从容来讨论安邦定国的大计。但是现在敌人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国事危急万分,我们环境的前提,已经不同,所以讨论的问题,也应当随事实为转移。就是如何来应付我们紧急的国难。”蒋中正与汪兆铭亦十分了解与会者对于华北情势的关切,在17日上午的第二次共同谈话,分别就相关问题进行报告。
第二次共同谈话开始,先由汪兆铭就1935年底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为止的外交情形进行说明,接着由蒋中正报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蒋氏的报告,依党史馆藏“致词”,全文约三千余字,分为几个部份:
第一,说明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的军事行动:蒋氏在讲话一开始即表明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日本军人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立即决定动员计划,派兵前往河北。他说:“据各方面调查报告,在事件发生前三天,日本某要员曾向我国驻外人员明白表示日军即要在华北发动,中国如要不惹事,最好日军打来中国军队不开枪,就不致使事件扩大。”所以政府方面得到日军侵扰卢沟桥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动员计划,当天就派一部份军队向河北进发,准备与日军周旋。
第二、明白表示卢沟桥事件不是地方当局所能解决的问题:蒋氏在讲话中对于部份人士顾虑河北地方当局会与日本签订条件妥协一事,表示“这完全是日本方面所造出的谣言,其用意就是一方面藉此为缓兵之计,以便增兵华北,一方面放出和平空气来掩盖国际耳目,以免引起他国的反感和干涉”。他指出日本军人发动卢沟桥事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解决河北问题,将冀东伪组织扩大到整个河北省;一是在赶走宋哲元及其所统率的第二十九军,“所以说河北当局会与日本订约妥协,实在是自欺欺人的话”。他更进一步的明白指出:“老实说,这回事件,也决不是河北地方当局所能了结的,无论他们有何谈判,也不会有妥协的结果,即令获得什么妥协,也不会再有什么丧权辱国的事,因为国家到了现在,再不能失掉一寸土地,全国国民特别是全国军人,也决不容许那一个人有丝毫丧权辱国的行为,这一点希望大家明白,可以放心的!”
第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中央将按照既定方针,奋斗到底:蒋氏说:“现在中央已确定了一贯的方针,以后就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进行,奋斗到底!不致有何改变!”“现在的中国,决不是六年以前在九一八时候的中国了,现在国际情势也决不同六年以前一样。”明白表示:“大家要知道:卢沟桥是守北平最后的一道门户,卢沟桥如果为日本占领,那末,为我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就不守,北平既不守,则华北几省就成了第二个东北。我们今天可以随便失掉北平,明天也可以失南京,全中国都将不保!所以此次卢沟桥事件,不是关系卢沟桥一个地方存亡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存亡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华北存亡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最后问题,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不是轻易可以妥协,随便放过的!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中央对于此次事件所采取的方针,具体的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了!”
第四、宣示政府的立场,“不是求战,而是应战”:蒋氏说:“我们现在既已决心要和侵犯我们领土主权的敌人不惜作武力的周旋,但我们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和日本作战,而是日本要来攻打我们,我们不得不起而应战。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国,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贫弱的地位,还没有到向敌国求战的时机!这个事实无论政府与国民都要认识清楚,大家总要明白:我们要御侮救亡,这完全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凭个人的客气或一时意气用事所能圆满解决的,更不是徒唱高调可以收效的,我们一定要平心静气为国家为民族来打算,认清国家目前所处的环境,顾到自己的国力,如果事实逼得我们不得已而对外作战,那我们只是抱定最后的决心来应战,而不是向敌人求战。”他表示已经将政府处置卢沟桥事件的态度告诉北方负责当局:“一方面不是拒绝与日本人作和平谈判,只是看清楚了日本人的用心,地方与他谈判恐终无益,反要中他缓兵之计;一方面也不是向日本求战,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什么地位,为国家前途作想,现在并不是与敌人决最后胜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一定限度以内,可以与日本谈判,超过了这个最后的限度,就无从谈起了。”
第五、政府处理卢沟桥事件的的最后限度是什么?“第一,塘沽协定是由于我们战败而签订的,在这个协定范围以内所规定的义务,我们为尊重国际信义起见,宁愿遵守。但在这个协定以外,更要损失我们的领土和主权,我们绝不能承认。无论在永定河以东以北或以西的地带,我们军队的自由调动,不能受任何限制,今日方要求我军撤退永定河以西,这是绝对办不通的,我们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第二,日本要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第三,所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两省地方官吏,日本不能要求撤换。如果日方不越出我们所定的最低限度,而要在这一个限度范围以内,来和我们交涉,我们是可以与他谈判,来求和平解决。”
最后,蒋氏指出:“这次事件如果扩大,那我们就应该为国家民族作最后的打算,必定全国一致决心拚战到底,不得到最后胜利不止。在战事既开以后,再无求和的道理,决不能打到半途要向人家讲和,如果要讲和,那就只有签订亡国条件。我们要不亡国,要在死里求生,一定要战争到底,除非中华民国的国民都被敌人杀尽了,我们祖宗所遗下来的本部十八省的土地都给他占去了,我们连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都打光了,我们就再没有办法,否则我们是决不罢休的!”他告诉与会人士:“我们这次所调动的军队,已到了河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第一个捷报,日本常拿他所说的何梅协定来欺弄国人,现在已经给我们完全打破了,试问我们的部队,开到河北以后,他还能拿他所谓的何梅协定来限制我吗?所以我们无论军事外交,只要抱定正义与真理去作,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蒋氏讲话结束后,有胡适、梁士纯、江一平、方东美、崔敬伯、林志钧、马君武、张君劢、刘健群九人发言,对于蒋氏的报告予以肯定及支持。胡适表示:“我们对于蒋先生刚才的表示,完全同意,对于蒋先生刚才的态度,非常兴奋。”梁士纯说:“刚才听见委员长发表的言论,令人非常振奋,兄弟以为这一番言论,可以毋庸秘密,我们应使全国民众及国际间以至我们的敌人通通知道。这样不但我们的民众可以明白政府已有确定的方针及意向,同时使国际问也能知道我们的国策,而敌人亦可知道我们现在决不像以前那样受他们欺侮的时候了。”江一平说:“我们应该认清,中国现在还不是说大话的时候,正如刚才蒋先生所说:『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可知我们在敌人攻击之下,只是一种应战。因为是应战,所以我们在可能范围内,能避免正面冲突,就要避免。要知我们的国家大战迟发生一天,国力就增强一天。”方东美说:“方纔蒋先生已说过,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应付强国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这也是目前所不得不如此的。但所谓应战,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消极的应战,是人家打来,我们起而应战,积极的应战,是人家打来了,我们也来一个反攻,就是他们将括号缩成拳头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反括号形势,即是我们可以从绥远察北进兵。”林志钧说:“今天听了蒋先生的话,知道中央对于此事,已下了决心,动员也很迅速,并决定原则三项,为进行谈判的方针,……希望中央对于此事,抱一个最大的决心,严密监视,不要再委曲求全丧失任何权利。”张君劢说:“在时局严重的目前,中央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祇是一个原则。但我们要注意现时期是已到最后的关头了。我们全国朝野上下要有整齐划一的步调,战则同战,和则同和!”与会者情绪激动,一位南下采访谈话会的记者于事后追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都说我们听到了蒋委员长说,什么『何梅协定』,我已经把他撕了。心中都跳跃起来。大家都感觉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大家都四面探问北方的战事”。
蒋氏的讲话,虽然如前所述,梁士纯认为“这一番言论,可以毋庸秘密”;张君劢亦表示:“要沟通国民与政府之间的意志,中央的国策,应该迅速正确宣示国民,然后政府与全国国民的行动,才能一致。”但是政府在第一时间并未对外公开,而是隔了一天之后,于19日才正式发表,内容上亦作了相当幅度的调整。
三、发表“告民众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十余天,即自7月8日至19日,是中、日双方进行交涉时期,也是两国进行备战时期。7月14日,日本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发表声明,表示“此次事件,完全由于中国方面之计划的武装抗日,实无异议”,“因此,帝国政府,于本日阁议,决定派兵增援,以为必要之措置”,“希望中国迅速反省,以利事件之圆满解决”。对此,蒋中正曾指示外交部发表申明书,宣示中国政府因应事变的态度,但外交部研究之后,“觉颇难着笔”,因据外交部获得消息,宋哲元已于11日晚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遂报告蒋氏核示。蒋氏虽然同意外交部的意见,但是发表一篇说明政府立场文字的想法并未因此而打消,思考是否能以其他方式进行,于7月16日晚,召见其重要幕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陈布雷,嘱其代为撰拟一篇“告民众书”,并口授大意,由蒋夫人宋美龄共同记录。所谓“告民众书”,按蒋氏意旨,实为“对日宣言”,于是日日记中记道:“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之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复谓:“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陈布雷,1890--1948(图片来自网络)
陈布雷受命后,对于如何措辞颇费思量,且之前蒋氏已请其代拟是月18日对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讲“建国运动”稿,“两稿叠写,真觉手足无措”,决定先写告民众书,但至凌晨2时30分仅成二段,深感心力焦瘁,“不能再续,即就床睡,终不成眠”。次(17)日一早,陈氏即函呈蒋氏,说明“告民众书”无法完稿,今日将先拟“建国运动”讲稿呈核,蒋氏同意。但蒋氏对于发表“告民众书”的态度较前一日确定,记道:“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复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希望全稿能于当晚拟就,但陈布雷已表示无法完稿,遂命正在庐山的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代拟。并对程氏扼要说明内容与要旨,即“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程沧波受命后,即就蒋氏指示要点,草成一份初稿,于当晚7时携至陈布雷处再作斟酌,内容以前述蒋氏在庐山谈话会共同谈话之报告为主,辅以蒋氏自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发表中日问题之相关言论,初拟标题为“告全国国民书”。陈、程两人商议定稿后,立即送呈蒋氏核定。18日上午,蒋氏在海会寺主持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演讲“建国运动”,中午聚餐训话结束后,即返回牯岭,约集汪兆铭、张群、熊式辉及陈布雷等就告民众书之内容进行研商。是时,南京来长途电话报告与日方交涉情形,“消息极恶劣”。至当晚10时,蒋氏命陈氏再补充修改,即将完稿时,张群请见蒋氏,希望暂缓发表该份文稿,蒋氏颇不以为然,经商议后,同意延迟一天发表。在此同时,蒋氏也在思考改变文稿发表的方式,由具有强烈宣示意义,以及正式官方文书性质的“文告”,改为同样具宣示意义以及官方文书性质,但敏感度较低的“演讲词”,自记:“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为改谈话式”,嘱陈布雷将书告式的文稿改为庐山谈话会的讲词形式。陈氏于次(19)日一早将修改完成的讲词稿,呈送蒋氏核定。
是时,中、日双方交涉在南京积极进行,19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自上海抵达南京,旋即赴军政部,谒见部长何应钦,交换关于事变解决之意见。谈话开始,喜多诚一表示:“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各方面均采取挑战态度,例如喜多谈话激励二十九军抵抗,并说有预定计划。又日方根据在欧美、苏联所得情报,中国有与日本一战的决心,中国空军已奉命全部动员,陆军已陆续北上,有一部已进至保定,此与二十四年了解事项违反,二十九军方面本有解决意思,但中央有声明,未得中央许可之事,中央不承认,在此种情势之下,两国时局已到达最后阶段。”何应钦回答:“中央方面对于卢沟桥事件,亦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接着喜多就中央军进入河北,违背1935年所谓“何梅协定”一事,与何氏进行争辩,称:“此乃千钧一发之时,并不是议论时候,请用冷静态度加以考虑,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之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致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以后局势则必扩大,此乃最后友谊的进言,并非威胁恫吓。”何氏答:“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愿,并无挑战之意,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还。”喜多谓:“时机紧迫,对于此时局,须立即收拾,希望中国一面撤退进入河北军队,一面停止航空武力之动员准备。”何氏则明确宣告:“事态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最后喜多表示:“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意,如中国抱有待日军撤退中国始撤退之意,则局势必恶化,如中国空军活动,则必引起空中战无疑,将来无法收拾,希望中国方面审慎注意。”态度十分强硬,且语带威胁,似无转圜空间。喜多诚一随后亦与参谋总长程潜会面,谈话内容与何应钦相同,程氏以“极端和平”回应。
蒋氏于下午接获南京方面关于何应钦与喜多诚一谈话之报告,同时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报告是日下午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驻华大使馆,会晤参事官日高信六郎,面致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认为已是宣示政府立场的时机,决定不再有所顾虑,指示陈布雷将已修改为庐山谈话会讲词形式的文稿,立即交有关单位对外发布。对此,陈布雷记道:“午后四时再往官邸,听取南京长途电话,知喜多见何部长所谈极无礼,高宗武司长亦来报告,七时决定将演讲稿发表,即归寓交中央社发表之。”蒋氏则自记:“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并称:“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卢沟桥血战史》所载蒋介石讲词
7月20日,各报刊出中央社19日发自牯岭的专电,谓“蒋委员长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对芦沟桥事件有所报告”,公布其演讲词全文。“讲词”分为四点陈述,虽称系蒋氏在庐山谈话会讲话全文,但是就内容来看,第一点回顾蒋氏自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关对日问题的相关言论,为“致词”中没有提到;第二、三、四点,则是综合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致词的主要内容,但是有两处差异,一是关于“最低限度”的内容,一是政府在事变发生后的军事部署。“致词”中提到的“最后限度”共有三点,前已述及:“讲词”中提出的最低限度则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除在文字上较为精简外,并将“致词”的第一点,调整为“讲词”中的第一、第四两点,同时删除了“致词”中提到的遵守塘沽协定相关陈述。其次,在“致词”中,蒋中正于报告结束前,对事变发生后政府进行的军事部署有段简要的说明,前已引录。事实上这段文字对照《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可以发现亦非完整。参照与会者的发言或回忆,《庐山谈话会会议速记录》实为蒋氏当时的陈述,曰:“此次事变既是对方处心积虑,筹之有素的行动,故政府于接到事变将要发生的报道时,即予以缜密之考虑,确认为严重之事态,不得不出于慎重的防范。在七号晚上出事后,我们八号即由豫北五县驻军中抽调三师北开,进驻保定及石家庄一带,现已到达。三四日以后仍准备陆续调动部队,相机前进,以备万一。前面说过我们是弱国,弱国与强国战,牺牲必然惨重。但我们也不必震于对方的夸大的宣传而自馁其气。依兄弟个人的观察,对方军人最近的夸大行动,事实上无多大价值可言。如果我们一旦不得已而应战,那末战端一开,我相信凡属中华国民、黄帝子孙,决无再愿做汉奸,为敌人作伥的;一定都能够在政府指挥之下,勇往奋斗,坚持到底。能够这样,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人的。”从与会者对于蒋氏报告的反应来看,这段谈话对于与会者产生相当大的激励,胡适说:“中央军已从八号起开往保定、石家庄。这是表示中央抵抗的决心。……我们希望开往河北的中央军增加,要用全国的军队力量,充实河北国防。能这样我相信日本决不敢轻易言战。”蒋氏答称:“中央对这次华北时局,除已调遣中央军三师北上外,他军亦在准备,全国一动员,就当然总动员,这一点可请不必顾虑。”但是这一部份的内容,在“讲词”中完全省略,以致就“讲词”与庐山谈话会与会者相关发言、回忆或当时报导参看时,有不相符或不明所以的情形出现。
“讲词”发表后,事实上公开宣示中国政府的立场。20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赴外交部谒见王宠惠部长,继续交换关于卢沟桥事变之意见。王氏于谈话结束时称:“中国政府已屡次表明其热烈愿望,愿将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决;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即是对日高明确宣示蒋氏“讲词”的真意。而在“讲词”发表次(20)日,各报均发表社论或评论,阐述中国的立场。天津《大公报》的短评表示:“蒋院长在庐山演辞昨晚发表,由此可证明政府态度的坚定。全国国民对政府此项方针,都一致的热烈拥护。”上海《大公报》的短评则称:“这是一个弱国领袖的赤诚的话,其中含有无限的悲与无限的勇。我们是在真挚的蕲望和平,但这个和平必须在不损害国家的尊严立场之上取得;对方如必不给我们这样的和平,我们惟有拚国家的生命以取得之了”。蒋中正于“讲词”发表后,7月20日自记:“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之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砲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21日复记:“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即指“讲词”之发表,实足以显现蒋中正对于处理卢沟桥事变,政略与战略运用上的苦心。

7月20日《申报》有关报导
四、结 语
蒋中正于1937年7月17日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对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政府处理方针的报告,被认为是对卢沟桥事变的严正表示,宣示政府的立场,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但是就现存资料显示,除了1937年7月19日公开发表的谈话会讲词外,这份报告存在基本精神与立场相近但内容互有出入的三个版本。从“速记录”所记与会者发言记录来看,“致词”是蒋中正就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到谈话会召开,这段期间政府的处理情形,为庐山谈话会与会者直接提出的一份口头报告。《告全国国民书》为“讲词”的原稿,内容上虽然是以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致词”为基础草成,却是由程沧波拟稿、陈布雷修正、蒋中正亲自核定的一份不同于“致词”之文稿。但是这份文稿,在正式发表时,形式由文告改为演讲词,使“讲词”与“致词”发生关联,成为蒋氏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速记录”则是以“讲词”为主,补入蒋氏对于事变发生后政府采取军事部署的一段报告。综合而言,“致词”是蒋中正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报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所采取方针之实际内容,但未曾公布;《各全国国民书》为19日公布之“讲词”原稿,系蒋氏为因应局势发展,对全国国民所发表的文告,其基本精神与立场与“致词”一致,但在内容上有若干出入;“速记录”是以公开发表的“讲词”为主,补入未发表的军事部署,且这一部份的内容,较“致词”完整。三者宜相互参看,方能进一步了解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初起时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由“讲词”发表过程中,蒋氏对于内容的斟酌,以及发表时间、形式的考量,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领导者,蒋氏在处理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之重大决定时的态度与决心。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 21:59:0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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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晨,宋哲元发表书面讲话,谓本人向主和平。

7月23日
晨,张自忠发表讲话

7月24日
宋哲元呈蒋介石密电请示北上增援各部队暂缓前进。

7月25日
1.晨5时,宋哲元南苑阅兵。
2.午后4时许,张自忠由津到平开会。
3.午后4时许,日军首先挑衅,以修理电话线为名修筑工事,欲占领廊坊车站,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崔振伦团被迫开火。

7月26日
1.廊坊车站,中日两军激战。
2.凌晨,因廊坊事件张自忠电天津李文田,下令向日方交涉,停止进攻。并亲自会晤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无结果。
3.晨,张自忠给刘自珍去电话,告诉刘,日军500人由丰台乘车35辆返北平城内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由广安门进城,让刘通知守城门卫兵放行。张自忠声称宋哲元知道此事。刘自珍打电话询问宋,宋断然回答,没宋命令不准进城。
4.午后3时半,香月清司致宋哲元最后通牒。
5.傍晚7时,在城外等待进北平城的约5百日军企图强行入广安门,与我军冲突,爆发广安门事件。
6.晚9时,南京召开卢沟桥事件后第十六次会议。

7月27日
1.凌晨3时,联合兵种两千日军向通州(县)傅鸿恩营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2.晨8时,日步兵、骑兵约四百向小汤山商镇夏营攻击,同时飞机轰炸。
3.辰时,宋哲元报告蒋介石决心固守北平。
4.午后3时,日步兵、骑兵约四百、坦克数量向我团河驻军猛攻。
5.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
6.午时,宋哲元呈请中央电,速派大军北上支持。
7.晚酉时,蒋介石密电宋哲元,指示固守北平三天,中央派部队北上增援。
8.晚戌时,军政部参事严宽电何应钦告和平已绝望,二十九军决心与城共存亡。
9.宋派代表到京,张自忠在北平。

7月28日 晨暴风雨
1.驻防平绥线沙河保安队附敌,北平通往察哈尔省联系被切断,北平成为孤城。
2.晨卯时,日军对平郊开始总攻。北苑、南苑、黄寺、西苑、团河均受攻击。
3.晨9点,丰台收复,后得而复失。
4.宋哲元谈:决定坚守北平城三、五日。
5.晨南苑战事爆发,午后,佟麟阁率军训团官兵由南苑军营往大红门一带突围途中被日飞机炸死;赵登禹奉命返北平城,因进城路线泄密,途中被日军狙击而阵亡。
6.宋哲元呈报蒋介石与何应钦,对日方最后通牒已严词拒绝。
7.午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开会。张自忠抵会场,与宋哲元发生争吵。
8.午后,张允荣接收平绥铁路局。
9.晚,南京代表刘健群在戈定远陪同下秘密来平谒宋哲元,解释蒋介石劝他离平赴保用意。宋哲元向刘健群表示,坚守北平三天后再去保定。
10.晚间9时,宋哲元率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陈继淹等仓皇离平赴保,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主任、北平市长等职务。
11.第三十七师官兵相继撤出北平,日飞机跟踪轰炸。
12.日本驻平代表松井表示决不在平掷弹。
13.深夜子时,退入北平中南海居仁堂的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及特务团、军训团官兵突然乱溃,将行辕所有物件悉数抢光。

7月29日 雨
1.凌晨0时,驻防在通州(县)的冀东保安队两千余官兵在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反正。
2.凌晨2时,天津三十八师及保安队在没有师长张自忠指示的前提下,由副师长李文田召开七人会议,经选举,李文田、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为正副总指挥。决定率领部队奋起抗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前后大约15小时。
3.凌晨3时,宋哲元、秦德纯等到达保定。宋哲元由保定致电张自忠,仍盼和平,电张转日方勿扩大军事。天津车站被占领,天津东局子机场被我军部分攻下,日寇巢穴海光寺被围,但未攻下。
4.6时,天津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通电抗日。
5.7时,张自忠在北平会见松井商洽善后,松井保证日军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北平各城门逐次大开。
6.9时,潘毓桂就职北平警察局长。
7.9时半,张允荣就职平绥铁路局局长。
8.午后2时,张自忠就任北平代市长。
9.午后3时,张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因天津三十八师抗战致使张自忠处境尴尬。
10.午后张自忠通电到保定(军事委员会驻保定办事处熊斌),报告北平军政由他负责。
11.午后5时,天津战斗逐渐平息。
12.晚8点,张自忠召见河北省银行经理尚绶珊、商会委员魏子丹,嘱维持河北省及察哈尔兴业银行纸币信誉。
13.张自忠向天津致电报,谓和平有望,令停战,如日军再压迫即撤退。因秘书长马彦翀未将电报及时转到李文田手中而致天津抗战拖到30日午后才停止。
14.宋哲元为卢沟桥事变自请处分。
15.宋哲元呈报中央将北平军政权力移交张自忠。
16.蒋委员长重申政府方针(挽救危局,决不屈服,对平津军事失败问题全部承担责任)。

7月30日 雨
1.张庆余等通电。
2.晨卯时,宋哲元呈蒋介石、何应钦电,以头疼为由辞职,职务委冯治安代理。
3.晨6时,天津警察4千人奉令解除武装。
4.晨,张自忠布告安定金融。
5.午后3点,在李文田等部撤出天津战斗后,天津陷落。李文田率各部分赴马厂向宋哲元报到。
6.张自忠谋取北平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职务。

7月31日 晨淫雨
1.晨7时,张自忠到进德社办公,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李思浩等人晋谒,就时局善后商洽。
2.晨9时,因冀东政府长官殷汝耕被保安队逮捕,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任命冀东政府新长官池宗墨代理。
3.晨,冀察政委会发表张璧继刘郁芬为北平电灯公司监理官(略)。
4.日军继续在天津轰炸烧杀。
5.张自忠电饬边守靖代理津市长。
6.午后三时,张璧就职北平电灯公司监理官兼协理。该公司会计、总务、工程、业务各处长等,均向公司呈请辞职,但未批示。
7.午后,边守靖在天津进德社非正式担任天津市长,并内定沈迪庆、聂湘溪、卢南生等分任市属局长。
8.午后5时,天津督察长李景阳任天津警察局长。警察改着黑衣执勤,并负责缴械保安队。
9.留平之二十九军石振纲旅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早晚听日人训话,张自忠已经没有主持能力,诸事皆由汉奸操纵。
10.宋哲元申请辞职,中央慰留。

8月1日
1.午时,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高凌霨为主席委员。
2.夜10点,留在北平的独立二十七旅(即石振纲旅)不甘心充当日寇保安队,突围投奔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继续抗日。

8月2日
1.集结于北平北苑军营的独立三十九旅(即阮玄武旅)官兵投降。
2.张自忠脱离军籍。
3.天津维持会正式办公。
4.15点,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一说为8月1日),江朝宗辞会长职。
5.张自忠、潘毓桂奖励警队。

8月3日 午后1点10分雨雹
1.宋哲元发布告二十九军官兵书——尽护国为民责任奋斗到底。提出“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标志着宋哲元完全丢弃和平幻想。
2.宋哲元通电军事委员会,其军长职由冯治安代理。
3.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开缺8名冀察政委会委员。
4.冀察政委会新聘任8委员。
5.北平警察局长潘毓桂令警察换黑警服。

1937年8月4日,日军开入北平城

1937年8月5日《申报》

8月4日 午后5时阵雨
1.晨9时半,日军某部开入北平城。
2.江朝宗因病致函北平晨报社,说明辞职缘由。
3.秦德纯、石敬亭到南京汇报平津战事,并请训示。

8月5日 晨大雨
1.日方不信任张自忠。
2.电话局长宋易视事。
3.天津日军挨户搜查。
4.十余万天津难民麇集沧州。
5. 张自忠以就医为名隐匿于德国医院。

8月6日
1.晨9时,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仍坚持辞职。
2.晨10时,冀察政委会将召开全体委会。
3.午,张自忠在《北平晨报》上登报声明,将所有职务辞去。
4.潘毓桂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
5.潘毓桂下令将保安队全部改编为警察队。

8月7日
1.冀察政委会常务委员贾德耀辞职。齐燮元到冀察政委会办公,陈中孚探望张自忠病情。
2.东郊冀东保安队被警察遣散。

8月8日
1.午12点40分,日军前方部队分三路入北平,并发安民布告、声明书及告市民书
2.潘毓桂照料日军入城休息。

8月9日
1.在家养病的江朝宗忽称身体康复,忙就任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2.潘毓桂查抄二十九军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雷嗣尚五要人住宅。

8月10日
潘毓桂下令遣散三十八师阮玄武旅仍逗留北苑的残部一千余人(略)。

8月11日
1.冀察政委会聘任江朝宗、陈中孚两人为常委。
2.北平各慈善团体,连日掩埋作战军人尸体告竣。

8月13日
北平警察局成立联络室,委派周思靖兼任主任。

8月14日
江朝宗谈复出原因。

8月15日
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拜访北平警察局长潘毓桂。

8月18日
北平地方维持会主席江朝宗兼任北平市长。







附:本日志根据《申报》《北平晨报》《北平益世报》《世界日报》《北平竞报》《大公报》及有关回忆录等整理。


【注1】严宽,国民政府军政部潜伏参事。何应钦亲信。在七七事变期间于北平
日志中所提及14日予何应钦之“报告外交工作仍在进行”的密电,实际上和其报告“宋寓会议”(在宋哲元公馆进行的秘密对策会议)具体情况是两次汇报
15日报告宋寓会议内容如下:
南京。部长何:1015密。极密。津宋寓会议,意见稍有出入:(一)张等力主和,日对张等由陈、马居中拉拢,故张等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底盘。(二)冯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陈等对外企图仍恃华北特殊,主张地方与日媾和,力谋在外施其伎俩,并以收复失地及中央军北上之利害,极力挑拨与包围宋氏。是以近来此间闲言甚多也。职宽叩。删。印。
——《军政部参事严宽呈何应钦部长告天津宋寓会议意见不一情形电》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注2】
“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在抗战。且宋主张攻势作战,不主张守势作战,故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25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
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且甚服从中央。
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①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②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二十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致独持异议。(后【说明】)
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
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拼,士气大为可用。”
——《民国档案》第二卷(1985年版)


【说明】
同日(15日),在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杨开甲称:“二十九军内部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



翌日(16日),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二十九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







【注3】香月清司17日得到东京的方案后,于同日向宋哲元提出,限19日答复。日方的无理要求使宋哲元、张自忠感到吃惊和愤怒,但他们对于和平解决仍抱希望。由于怀着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他们对已达成的协议十分珍视,认为既然已经作了让步,倘若再让一点,就可能使事件得到解决。
据日方记载:17日夜,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再次与桥本群会晤,基本同意了香月清司13日提出的七项要求,具体内容是:
(一)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
(二)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
(三)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
(四)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
(五)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



同日,常公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表明了抗日的态度,同时还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注4】
19日是日方要求第二十九军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香月清司见第二十九军未有表示,即于当日夜间10点发表声明称:“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胁迫二十九军再作让步。据日方记载,在声明发表后一个小时,张自忠偕张允荣来到张园会晤桥本群,在宋哲元与香月商定的尚待签署的实施条款上签了字。内容是:
为实现7月11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又,撤退北平的三十七师,由冀察方面主动实行之。


此为日方资料公布的所谓《香月细目》。宋哲元后来否认冀察当局与日本人签订过上述条款,而张自忠本人也未留下记载以证实上述条款的存在。因此,这一史实还有待于考证。本文倾向于认为上述条款是签署了的,实质上就是宋哲元为和平解决事变而不顾南京反对到天津与日方谋和的主要成果,李云汉先生在《宋哲元与七七事变》一书中更指出是宋哲元与香月商定后由张自忠、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签署的。有人声称这是张自忠背着宋哲元和日方暗中签署的卖国协定,则【纯属诬陷】,且缺乏历史常识。

 楼主| 发表于 2020-1-23 00:27:08 | 显示全部楼层
6.战争中志愿军武器装备损失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损失:
各种手枪8357支(其中51式手枪1179支,驳壳枪2816支,杂式手枪3463支,信号枪899支);
各种步枪44086支(其中38式步枪5509支,99式472支,莫辛纳甘式28089支,美制春田式步枪1527支,恩菲尔德步枪6支,捷克步枪4666支,日制6.5改7.92步枪59支,杂式步枪241支,美制卡宾枪1617支,美制M1半自动步枪1900支);
冲锋枪28525支(其中50式11491支,波波莎11429支,司登式611支,汤姆生式4754支,M1盖德式240支);
轻机枪4325挺(其中歪把子3挺,苏制德普式1711挺,美制M1918式321挺,日制96式7挺,英制布伦式55挺,加拿大制7.92布伦760挺,捷克式1407挺,比利时拉启利式44挺,杂式轻机枪17挺);
重机枪1234挺(其中苏制郭留诺夫718挺,苏制7.62马克沁5挺,美制M1917式176挺,日制92式重机枪53挺,7.92马克沁236挺,79式重机枪7挺,日制79式重机枪7挺,苏制7.62车载机枪28挺,苏制12.7车载高射机枪2挺,日77改79重机枪2挺);
高射机枪525挺(其中日式7.7高射机枪2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477挺,美制M2式高射机枪46挺);
掷弹筒70具,枪榴筒3,信号筒16具,
各式迫击炮2657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1841门,81毫米迫击炮44门,国产82毫米迫击炮691门,苏制82毫米迫击炮10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门,美制107毫米迫击炮27门,国产120毫米迫击炮34门,苏制120毫米迫击炮5门);
各型无后座力炮396门(其中国产57毫米无后座力炮372门,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9门,国产75毫米无后座力炮7门,美制75毫米无后座力炮8门);
各式火箭筒694具(其中美制60毫米火箭筒174具,国产90毫米火箭筒491具,美制90毫米火箭筒29具);
火箭炮11门(其中国产102毫米6管火箭炮7门,喀秋莎火箭炮4门);
战防炮8门(其中苏制5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57毫米战防炮1门);92步兵炮78门;
各式山炮177门(其中晋造山炮17门,日制41式山炮57门,日制94式山炮74门,美制75毫米山炮27门,苏制76.2毫米山炮2门);
各式野炮136门(其中日制38式野炮58门,日制90式75毫米野炮13门,日制95式75毫米野炮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61门);
T34型坦克14辆,IS2坦克4辆,
美制105毫米榴弹炮64门,
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4门,
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3门,
日制150毫米榴弹炮1门,
美制155毫米榴弹炮8门,
日制105毫米加农炮6门,
苏制152毫米加农炮2门;
各型高炮142门(其中20毫米高炮2门,苏制37毫米高炮116门,美制40毫米高炮3门,苏制85毫米高炮21门)。

 楼主| 发表于 2020-2-1 00: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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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
  
  (一)确立国防领导体制
  
  
  
  
  
  1932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由其负责“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
  
  
  
  
  1935年12月,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见猖獗。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12月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防委员会。
  
  
  
  
  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议于13日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的调整案一并议决,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该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
  
  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初步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依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是一个实权机构。可以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的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该机构设 、副 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 兼任之。地方各实力派人物因与领导全局、决策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因而没有安排。从另一面看,这说明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实力派与中央已趋于一致(当然也有对作战机密的考虑)。该机构是国民政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肇始。
  
  
  
  
  国防委员会成立不到4个月,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二) 确定和建设战略后方
  
  
  战略后方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依托,是支持长期战争的稳定的政治、经济后方。这里所指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是包括川、滇、黔、西康(1955年撤销)等西南四省和陕、甘、宁、青、新这西北五省比较稳定的地区。从国民政府战前的注视点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战略后方的重点在西南四省,中心在四川。 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 ,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势力迅即占领了贵州。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 ,接着又通过组织峨眉训练团等措施,整顿了四川的军事、财政、金融,推行了保甲制度等,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到1935年底,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站稳了脚跟。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成员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西南地方当局来说,他们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也认识到本地区的战略地位。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由此可以看出,在以西南为战略后方进行抗日御侮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西南地方当局是有共识的。
  
  
  
  
  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处祖国内陆,虽然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但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在沿海沦陷、出海口被切断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商品和苏联的援华物资大都从这里进出。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这里为支持对日作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发展交通系统
  
  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11月,国民党在五大之后对日政策逐渐强硬。同时,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实施前些年设计的经济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
  
  
  
  
  铁路方面中国中部的干线粤汉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1936年9月1日通车,1937年上半年全线贯通;广九线亦于1937年7月接轨,投入使用。华东干线浙赣路,自1929年动工,至1937年9月分别完成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南昌萍乡段,全长903公里;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也于1937年11月通车。据统计,1936年5月,全国共有机车1116辆、货车14580辆、客车2090辆。到1937年5月,机车、货车和客车分别增加了156辆、1762辆、326辆,极大地方便了军车的停靠和各种重武器的搬运,大大加强了战时的军运能力。
  
  
  
  
  
  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民政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里程109500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建成的交通系统便发挥了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绩显著,贯通不久的平汉、粤**广九铁路成为抗战初期中国重要的陆上通道。当时中国军队80%的补给靠这条路北运。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器材由香港进口后,再由这条铁路运往东南战场。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陷的15个月中,这条铁路共运送部队200余万人、军用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密时,全线列车达140列,成为维持中国抗战的主要交通线。正因为如此,日军飞机对该路进行狂轰滥炸,平均每日达5次之多。浙赣、沪杭甬、京沪、苏嘉和津浦铁路的贯通,对东部地区的国防意义亦十分重大。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之后,京沪杭铁路专开军用列车。淞沪会战3个月,共开列车1346次,运兵50个师、辎重5万吨。该路除了前运军用物资外,还由此线向大后方搬迁工厂、学校的人员和物资达几百列车。广州、武汉失守之后,宁波、温州是惟一与铁路连接的港口,西南的锑、钨、桐油、茶叶等农、矿产品由该两处出口,以换取国外的军用品。从1938年初到1939年3月的15个月中,浙赣铁路计开军列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人。因此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受极大的影响。
  
  
  
  
  但也必须指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铁路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首要的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起步太晚,耽误了时间。但由于抗战很快爆发,刚刚开始修筑的成渝、湘黔、京赣、宝成等铁路被迫中断。
  
  
  
  
  其次,国防交通建设受到财政经济的极大限制。1936年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了连年内战、军费浩繁、财政收入日绌的局面。[ ]
  
  
  
  
  第三,设备简陋落后,运输效率低。到抗战前,中国的交通工具和运输设备相当简陋,车辆陈旧,铁轨规格不一;75%的公路是泥、砂路面,雨天根本无法通行,汽车数量少且陈旧。这些都影响了运输效率。
  
  
  
  
  
  (四) 推行征兵制和实施民众军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于12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王祺委员《请迅速实行征兵制以御暴日案》,提议国家实行征兵制度。
  
  19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12条),自1936年3月1日生效。其后,军政部加紧制定各项征兵制度细则。
  
  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之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到当年底,共征集5万新兵入营。这是征兵之始。
  
  义务兵役制的推行,使正面战场的兵源不断得到补充。从1937年到1945年,各省征募人数共达14049024人,保证了抗战的兵力。[ ]
  
  
  
  
  在民众中推行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壮丁训练和学生军训。
  
  
  壮丁训练:1935年5月,国民政府首先在南京设立首都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试办壮丁训练。截至1936年底,已训练完毕者约50余万人,继续训练者约百万人。
  
  学生军训:学校军训始于1928年,训练总监部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先对高中以上的学校实施军事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学生的身心。据统计,从1933年至1936年,共集训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21811人、中等学校的学生106215人。经过军训,至1936年底,高中学生合格为预备役者共17490人,专科以上学生合格为候补军官者共888人。
  
  
  
  
  (五) 整编陆军和建设特种兵
  
  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同年3月,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调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陈诚兼任处长,综理陆军整理事宜。整理的原则是:“依国防之目的,统一编制,混合编成,按管区配置,集中训练干部。”
  
  
  
  
  1936年,开始择20个师予以调整。所用编制,即对1932年的陆军师步兵团编制加以改善,称之谓“调整师”编制。调整师编制与1932年陆军师编制的不同点在于:(一)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二)团属迫击炮连分属各营为排,以增强战术单位之火力;(三)原属各营的小炮排集中成连,直属团部,作为防空及防战车之用。是年底,共完成调整师20个。[ ]
  
  军政部拟于1936年到1938年3月间共调整、整理60个师,以达到符合“现代军队之要求”和“应付国防需要”。其编制为:
  
  
  调整师甲种编制,采用1936年调整师编制。每师辖2个旅、4个团。辖3个团者不设旅部。师部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工兵、通信、辎重兵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作为国防主力部队。
  
  整理师乙种编制,采用1935年整理师编制,同各国之预备师。师辖2个旅4个团。师部直辖骑兵1个连(排)、炮兵1个营(连)、通信兵1个连、无线电1个排、军医院1所、特务连1个,作为绥靖后方用。
  
  对东北军、广东部队和川康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理了东北10个师、广东10个师、川康26个师9个独立旅。
  
  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终止整军活动,将部队调上战场。从1928年底到1937年6月,除上述地方部队外,仅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与计划调整、整理120个师的目标相距甚远。
  
  炮兵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此时现有堪用的火炮457门。因历史、人事等关系,编制不一,炮种复杂。整理时,按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共编成两团制的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各旅、团炮种分别为:第1、第2两旅为瑞典卜福斯式75毫米山炮,第6旅克式野炮,第8旅为辽十四式77毫米野炮,独立第4、第6团为日本三八式75毫米野炮,第8、第17团均属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第9团为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及重迫击炮(各1个营)。以上均为马曳之炮。1937年春,从德国购来克虏伯式150毫米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1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10团”。其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牵引。该团为国民党军队中惟一的机械化炮兵。后又将第32师属炮兵团划出,编为独立炮兵第9团,下辖野炮、重迫击炮各1个营。不久,又将该团野炮营拨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炮第1、第2、第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由广东省拨到法国士乃德式75毫米山炮28门,编成炮兵第9团。
  
  高射炮兵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防空对军队作战日益重要。于1934年和1936年先后购来卜福斯式75毫米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6个连。1937年又购德国十八式37毫米高射机关炮和瑞士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成立高射炮兵团(辖5个营、18个连),为保守兵种秘密,将其编为陆军炮兵第41团。后又以购得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108门,成立炮兵第42团(辖5个营、16个连)。1936年12月,以防空学校照测排为基础编成照测第1、2队,配合高炮对空作战。
  
  
  装甲兵1928年南京政府向英国购买了“卡登劳埃特”一吨半小型机枪战车24辆,隶属教导第1师;1935年又从英国购买“维克斯”两栖坦克32辆,编成战车教导营,附属于交辎学校进行训练。1937年初又向德国订购“克虏伯”战车16辆。5月中旬,国民政府以战车营、步兵炮营、摩托车连、装甲汽车队、高射炮营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调25师副师长杜聿明为团长,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陆军兵种。
  
  
  
  
  在组建、整训炮兵、装甲兵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对工兵、通信兵、交通兵进行了筹组、训练和整顿。
  
  中国国防工业薄弱,又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切重要武器装备都靠国外进口,一旦来源断绝,则得不到补充;而且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操纵各异,不利于技术的发挥。这些都制约特种兵的建设和发展。
  
  (六) 加强海、空军并进行战备演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海军和空军都进行了建设,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在抗日战争之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一个五年造舰计划。此后,海军为抵御日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新建和改造舰艇及飞机,建设军港,增设炮台,勘测航道,更换部分枪炮,培养抗战人才等,取得一定的成果。新建成的舰艇有“逸仙”号巡洋舰(1545吨),“民生”号炮舰(505吨),“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远”号炮舰(均为260吨),“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炮舰(均为280吨),“平海”号巡洋舰(2383吨)。改造的舰艇,有“威远”号、“建安”号驱逐舰(均为850吨),“大同”号、“自强”号轻巡洋舰(均为1050吨);电雷学校还把1艘商船改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此外,中央海军购进日本制“宁海”号轻巡洋舰(2516吨),电雷学校向德国购进3艘鱼雷快艇(各30余吨)、向英国购进12艘鱼雷快艇(各10余吨)。还计划向德国订购5艘潜艇及1艘潜艇母舰。因抗战开始,日本抗议,德国中止了合同。
  
  
  以上各舰艇总排水量为1.3万吨(未竣工的不计),虽然与计划的5.6万吨相差甚远,但这些新建成或改造的舰艇的航速、火力较原有的舰艇要高。舰艇上大都安装了高射炮,防空能力有了增强。
  
  中国的空军从1929年起才正式成为1个军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空军所属新旧飞机200余架全部被日本抢去。到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空军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当时的空军“散漫而又微弱”,“只是作了军阀们政争的工具,对于整个国防,不曾有过些微的建树和功绩”。因此,从“一·二八”抗战到长城抗战,制空权完全为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活动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在其轰炸、扫射下的伤亡更不知其数。为此,国民政府着手规划建设空军。到1936年6月前,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空军有14个中队。7月,两广事变时,广东的空军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个中队。同年10月,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共捐献了470万元,以捐款购得飞机68架。1937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实际成立的只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约600架,飞机场共有100多个。
  
  在发展空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处处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器材五花八门,聘请的外国顾问各搞一套,且由于缺乏后备力量,人员、器材补充困难,因而到1937年底就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
  
  结合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进行演习,是国民政府对日准备抵抗作战的一项内容。为此,陆、海、空军都进行了演习,尤其是陆军的防空演习成效较大。
  
  
  
  
  1935年冬,陆军在南京东南地区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参加部队为国民政府最精锐的第87、第88和第36师。演习分为东、西(红、蓝)两军,状况空前。
  
  
  
  
  另外,各地区进行了局部演习。特别是各地要塞防守区,演习在防守区内就地进行。演习科目为对敌舰射击、各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及联络、战场内追击、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
  
  
  海军的演习只是演练封锁江面的布雷,技术性比较强,规模不大。
  
  
  
  
  这一时期的陆、海军演习都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主要是怕刺激日本,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
  
  比较而言,防空演习的规模较大。当时国民政府将防空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积极防空是指利用空军和地面高射炮兵对入侵敌机进行攻击驱逐;消极防空是在敌机轰炸扫射时疏散隐蔽,使损失尽量减少。
  
  (七) 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
  
  国民政府整理建设要塞工作始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1932年2月,为防日军舰沿江进犯、拱卫首都,在军政部内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工事设计、实施事宜。
  
  参谋本部将中部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划分为中、南、西、北四区。又将福建划为闽区。后来考虑到为保障山东半岛的安全,防敌自山东沿海登陆,又分别在青岛、龙口、烟台设立守备区;又虎门是广东的门户,原设有工事,为防敌进犯,此处要塞加强警备。
  
  
  1933年10月30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祖:要求其“先定一中南北西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筑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各部计划之图案与详细方案。但至1936年时,除了江宁、江阴、镇江以及镇海、虎门等少数要塞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筑、修配或增设要塞炮外,大多未能落实。
  
  对日作战的国防工事是1935年以后才开始构筑的。对日防御的国防工事,修筑的基本方针是以长江、铁路为轴线,以交通要点为中心而进行的。。当时构筑的国防工事主要是用钢骨水泥,按德国、苏联最新规范构筑的机枪、小炮掩体及观测所和掩蔽部等。根据地形及战术要求等条件,分别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临时性3种工事。有的只备建筑材料,待需要时再临时构筑。
  
  (八) 调整、扩大兵工生产
  
  
  
  
  国防工业建设是为国防准备物质基础,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由于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兵工产业十分落后,几乎谈不上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国内仅有的几家兵工厂分别由各地的军阀控制,军阀间混战所需武器大部分依赖进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和山西的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为应付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在兵工生产方面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拟定兵工生产计划。
  
  1935年军政部拟定了兵工五年计划,从1936年7月起开始实行。因抗战开始,该项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第二,将沿海工厂西迁。
  
  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府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1935年后,又决定将兵工厂向川黔转移。是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造于川黔两省,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
  
  第三,统一枪、弹制式。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抗战前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多购自国外,种类繁多,各国皆有,因而零件不能互换,子弹难以通用,战时补充极为困难。1934年,根据蒋介石要求,军事委员会决定了战前需求量最大而本国又能生产的几种兵器的统一制式:步枪、重机枪仿德国,轻机枪仿捷克,口径均定为7.9毫米,子弹可以通用;迫击炮则仿法国,但在口径上稍大于法造,定为8.2厘米。抗战初期,军政部军械司曾就制式兵器性能问题征求参战部队的意见,据说部队的反映是:“射击威力甚为显著,实不在敌人使用之同种兵器之下,尤以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两项兵器威力最大。淞沪三个月之支持,前项步兵兵器之支撑力收有相当之实效。”
  
  
  第四,进口先进设备。
  
  由于设备老化,妨碍生产,因此各厂自行购置新机器,修理旧机器,重建厂房。到1937年,汉阳火药厂和子弹厂的设备大部分为新添购。巩县兵工厂亦购置了新机器,所购新式炮弹车床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几倍。金陵兵工厂完全翻新,购置了制造引信的自动机器、制造迫击炮筒的磨床。白水桥样板厂有国内仅有的一部螺丝磨床。1933年,从德国进口**设备,开办了防毒面具厂,制造防毒面具,开始了中国军事防毒器具制造业。
  
  第五,降低成本,增加生产。
  
  由于采用了先进设备和工艺,使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增加。全面抗战前夕,几家主要兵工厂及其主要产品如下:
  
  金陵兵工厂:年产八二迫击炮1800门、手提机枪385挺,月产马克沁重机枪33挺。
  
  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6门,七九机枪子弹、六五步枪子弹各240万发。
  
  
  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2门、八八式步枪4700枝、三十节式重机枪35挺。
  
  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50000枝,月产元年式步枪3120枝、捷克式轻机枪25挺。
  
  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30吨。
  
  进口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占了外国输华军火总量的80%。所需款项以中国向德出口钨砂抵偿。1936年中国从德国获得的军火价值23748000马克,1937年增至82788604马克。到抗战前,中国从德国购买的武器装备有战车、8.8厘米重炮、10.5厘米重炮、高射炮、探照灯、机枪、鱼雷、快艇等,使中国军队30万官兵接受了德式装备。
  
  1935年8月,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对当时国民政府军队装备的评价是:“窃以华方所有新式兵器,从未有今日之充足……”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军队除中央军之外,地方军队的武器是比较落后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兵器工业很落后。全国的兵工厂仅有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华阴及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广东兵器厂、成都兵工厂、云南兵工厂、衡阳军械局、上海炼钢厂、开封兵工厂等。这些工厂多创办于清末,工厂机器设备老旧,生产的产品只限于轻武器,如轻机枪、步枪、子弹等,重型武器,如重炮、坦克、装甲车不能生产,要靠从国外引进。仅有的这些兵工厂也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区,有一部分在中部省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政府感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开始考虑在国防比较安全的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工业基础。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组进行了有关国防的统计、分类和资料搜集工作,制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其中谈到:准备分两期分别根据全国兵工厂的老旧程度,或停办或加以改造,将机器分发至其他尚有发展空间的兵工厂加以利用,并于西安、南昌、株洲等地,新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参谋本部制定的兵工整理计划,对全国的兵工厂提出了三个原则:对地处沿海的兵工厂进行迁移;对靠近前沿的兵工厂亦应迁移;其位置颇适于国防之地位的兵工厂则加以扩充。该计划决定“上海厂即时全部迁移,按其性质除炮厂药厂外,大部分暂时归并金陵厂”。
  
  1932年9月,上海兵工厂取消,它的机器设备先运往杭州,以后陆续内运,其中枪弹厂、炸弹厂、制枪厂的设备并到了金陵兵工厂,制炮厂和龙华火药厂则并到汉阳兵工厂。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对国民党政府的触动更大。兵工署在1936年成立了株洲兵工厂筹备处,负责在湖南株洲建设大规模的兵工厂,并将汉阳兵工厂划归该处。上海兵工厂的枪弹制造设备和动力设备也运往株洲。在此期间,阎锡山也曾要求蒋介石接收山西兵工厂并将机器设备移到安全地带。
  
  总之,1931年―1937年间,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与抗战关系极大的兵器工业是作了一些筹划的,主要进行了兵器工厂的内迁、改建和扩建。总的说来,无论是迁并的兵工企业还是新建的兵工企业都是以仿制国外的轻武器和推行制式武器为主。当时巩县的兵工厂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为蓝本,生产出了七九步枪,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制式武器,还成功仿制捷克式ZB26七九式轻机枪,每月能生产25挺。
  
  金陵兵工厂于1931年仿照法国的迫击炮生产出了二0式八二迫击炮,1934年在德国的帮助下生产出了二四式马克沁机关枪,并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制式武器。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除扩大军政部理化研究所外,还先后设置了以研究防御化学战为中心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及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等。1936年2月,兵工署在河南巩县成立了以生产国防化学药剂为主的巩县兵工分厂,下设硫酸厂、催泪弹厂等九个制造部门,是国内唯一的军用化学药剂工厂。1936年4月,炮兵技术研究所研究各种新式火炮的生产技术并筹划在株洲成立一所新炮厂。
  
  1937年2月,兵工署在南京设立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以改良飞机炸弹为主要任务。除了兵工署的工厂之外,海军、空军也有自己的兵工厂。空军有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这些厂主要从事飞机的大修和组装。海军有江南造船所,到抗战前,该所先后制造了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十艘,改造巡洋舰两艘、炮舰四艘、炮艇五艘。但是这些舰艇吨位都比较小,无法代替原有的老舰艇,那些老舰艇还得继续超期服役。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要“剿共”,兵器工业的内迁要以不妨碍“剿共”军事需要为原则。参谋本部在给军政部的公函中就说:“济南、金陵二厂,以国防上见地,固应移于安全地点,以因迁移而致绥靖所需的弹药减少供给起见,除必要者外,暂不迁移。”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以“剿共”为第一要务的,在不影响“剿共”需要的前提下,国民党政府在兵工企业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应付抗战的准备,这自然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约占军队所需的一半左右,其余的半数需从国外进口。因此,军火进口贸易就显得极为重要。抗战前武器装备的主要进口国是德国。国民政府与德国军火贸易主要是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德国用武器和军工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来交换中国的钨、锑等矿产品。1932年,国民政府向德国购买了卜福斯山炮48门及相应的观测通讯器材,成立了一个两团制炮兵旅。1933年6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向德国订购了1000万马克的机关枪,分三年供货。1934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24门15公分野战重榴弹炮,总计价值900万马克,1936年运到中国,装备了一个摩托化重榴弹炮团。
  
  1936年5月,中国代表团访德期间,为海军订购了88公分SKL45炮20尊。同年又向德国购进克虏伯新15公分要塞炮8尊,新7.5公分要塞炮14尊。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中国还向德国进口了16尊8.8公分要塞炮16尊,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1936,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其中90%被用于从德国购买武器和兵工设备。193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有向德国购置军械的费用3000万元。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中国已有将近三十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三十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配备。据南京国民政府称,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个师已拥有步枪6127枝,轻重机枪329挺,火炮84门。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奋起抵抗的国民党军第87、88师及第36师全部采用德制武器,都配有7.5毫米最新卜福斯高射炮。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8月,中国空军首次迎战日本空军,击落日机6架,创造了0:6的战绩。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对于日军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表明国民政府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当然有抗日爱国精神的力量支撑,也有武器装备所形成的战斗力,而这和国民政府战前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显然,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武器装备的进口,为抗战军队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为抗击日本的侵略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国民政府的兵工建设和对外军火贸易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自身的兵器工业生产水平仍很低,技术落后,只能生产普通的轻武器;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主要是重炮,飞机、坦克很少。这就使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处于比较大的劣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出于种种考虑开始向中国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情况才有所好转。  
  
   四、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运输大量兵员和物资支持抗战提供了必要条件
  
    抗战以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很不发达。各种交通线路,除东北四省外,其余地区都很落后。全国铁路总长不足一万公里,公路也只有11万公里,而且路况很差。民用航空线路只有13000公里,运输飞机不足30架。全国所有的交通运输设施,无论资金、器材还是技术、管理,都要依靠国外,很多设备依靠进口。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局面,开始注重国防建设,在交通运输方面也开始重新进行规划和部署,采取了一些备战的措施。1932年,蒋介石电告铁道部,要求将粤汉铁路的南北段同时修建,争取于1935年底通车,“则国防尚有可为”。
  
  
  1935年2月,蒋介石致电贵阳的军政首脑,要求他们赶筑川黔、黔湘两公路,限期完成。因为抗战爆发,中国的沿江沿海有被日军封锁的可能,所以国民政府筹划建设通江、通海、通缅铁路。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培天代表指出:“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关系国防至巨,为适应需要,除提早完成滇黔公路外,确有及时修筑川滇线、滇钦线以通江海之必要。一旦中日战事延长,大宗军用品,非来自欧美不可,国际海运途径既欠安全,国际路运的西伯利亚铁道,复以间隔,不能利用,万一法不允我假道越南,则兴筑滇缅线以利运输, 益为当务之急。为国防需要计,应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者一也。”
  
  国防设计委员会运输与交通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对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战时运输与电讯计划,编制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这实际上是对战时的交通建设特别是军事运输进行筹划。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对于交通运输方面备战的政策和措施作了明确的部署,决定全国的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干线、主要水道航线及航空线,由中央负责建设;特别是铁路之建筑,“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成为全国交通干线。”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除整修原有的铁路外,完成了粤汉、陇海两铁路的建设,并修筑了由广东到云南,由云南达四川,由四川到陕西与陇海联络之铁路,实际上是用铁路来沟通广东、云南、四川、陕西,使华北各省仍可以广东作为出海口。到1936年底,粤汉铁路已经全线通车,陇海铁路也完成宝鸡以东到连云港段。浙赣铁路通车到南昌,同蒲、苏嘉、杭甬等铁路也均已建成。国民政府还制订了铁路建设五年规划,计划新建铁路14条,总长8500余公里,可惜这项建设计划刚刚开始,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6年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到1937年7月,全国已建成铁路共13000公里。
  
    公路方面,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从东南着手,由近及远,逐渐推进到西南、西北地区,形成全国性的公路系统。从1932年5月起,先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修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932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36年以前,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分五期完成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这条联络公路共有十一条干线、六十条支线,共计10360公里。到1936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又将陕、甘、闽三省及赣、粤、闽边各公路加入督造的范围。全国经济委员会采用中央与地方合作建设的方针,由政府提供技术与资金,地方负责建设。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运用美国的部分棉麦借款,从资金和物资、技术等方面协助各省按分工负责的原则,加紧国、省公路干线网络的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主持修筑的西兰、西汉两公路于1936年底竣工,同时又协修了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到新疆、青海等公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川黔公路监理处在1935年-1936年修通了川陕、川鄂、川湘、川滇、湘黔等干线公路。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初步形成纵贯全国的公路网。
  
    其他如河道的整治、航运的管理、邮电线路的改善与新建等都有具体的部署,地方各负其责,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技术和器材的补助。国民政府还明确规定了各项奖惩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促交通运输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抗战前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于抗战初期在短期内集结众多兵力和运输大量的军用物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5月,粤汉、平汉铁路贯通,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200余万人次,物资54万吨。浙赣铁路玉山到南昌、南昌到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大作用。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质也经此道运往前线,对保证前线的急需,支持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抗战的头二年,单是铁路运送的兵员就达1100多万人次,军需物资在300万吨左右。
  
  
  抗战开始后,沿江、沿海沦陷,几百家工厂内迁,大批的机器设备、物资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迁往大后方,也大大得益于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
  
   结语  
  
   概括起来讲,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为抵抗日本的侵略进行了经济备战,这些工作涉及到金融、工业、交通、外贸等许多方面,应该说国民政府的计划都是比较周详的,各方面工作经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起来讲进展比较缓慢,大部分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其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所发挥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在分析和评价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作用时,就可更为客观,一方面肯定其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也不应过分夸大,而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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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outhPath001Lv 6 时间:2009-11-29 19:12:38


  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可以毫不夸张说,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在亚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长远策略之一是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经济力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军力的增长,从淞沪战争结束到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德械军队从三万激增至八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二十万以上。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二十万德械军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事实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仍然没有直接进攻上海的胃口(见后)。只要京沪杭不失,中日战争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在军备方面,根据Princeton 大学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国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轻武器装备自给。在空军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认为在抗战开始时,双方几乎力均势敌。日本历史上损失的第一艘现代战舰和中国空军轰炸台湾(新竹、台北),武汉上空大量歼灭日机等都是这一力量的体现。这里固然有一个补给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再牵延若干时日,日本要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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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京政府的“十年建国”,有不少外文特别是英文研究资料,笔者不拟详述。就第一点“现代国家”讲,可以举出公共教育的推广,“中央研究院”的建立,甚至首次汉字简化的努力。针对改革“丑陋性”的则有全国运动会和为之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湾等大型现代化体育场。自东北沦陷后,每届全运会均由“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加上热河,称为陷倭东北四省)”运动员率先入场,自蒋介石起所有大员肃静起立,以切记“国耻”,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九·一八”之后的“淞沪抗战”,是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心腹地区的直接军事试探。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最精锐的两师德械德训军队即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第五军投入作战。据张治中回忆,甚至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身)教导团也受调参战 .据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调查,当时仅剩的另一德械师(404 师)也受命急赴汉口,包围日本租界。蒋介石的确是拼上了全部老本,政府迁都洛阳,他本人则留守南京,以示斗志。正唯如此,淞沪战争的两个重要结果是:
  
  第一,它证明现代装备和现代训练的中国军队可以抗衡对等的日本军队,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日本从此不敢再以“京沪杭地区”为直接进攻目标。
  
  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笔者也因此得以某次到旧沪杭公路上,戴笠手下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之处凭吊。铁路界朋友告诉笔者,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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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在1927-1937年间在政治,立法,经济,外交上的进步也是很大的
  
  政治上削平诸藩,开放党禁,协调了各方利益
  
  
  立法上出台了五五宪草以及公司法等一系列法典,一个民主的宪制法制体系初露端倪
  
  经济上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1912-1936的各项经济数据都不比1952-1976差
  
  外交上则得到了各个强国的支持和协助,中国是唯一一个纳(和诣)粹德国,共产苏俄,和民主美国三方都帮助过的国家,成功把美国拉下水的,居然不是传统盟友英法,而是中国,不管各方援助中国有什么各自的目的,能加以利用就是胜利
  
  
  抗战爆发前,我国已经在大量生产和装备马克沁重机枪了。中国轻武器性能公认比日军好,重武器差别悬殊也不是太大,中国真正和日军的差距在于----毒气!日军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毒气,虽然国军防守意志十分顽强,但是遇到毒气往往束手无策。这才是日军占绝对优势的地方,也是日本兽兵最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地方。
  
  
  机枪,步枪,手榴弹,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源源不断装备部队。中正式是我军装备量最大的步枪,巩县兵工厂生产的巩式手榴弹,其改进型一直到1979年打越南时还在使用。
  
  
  冲锋枪最多的是仿制“柏克曼”30发弹夹的冲锋枪,装备数量不是很多,多供特种部队使用。但是其普及率已经超过日军,因为日军根本没有冲锋枪。
  
  黄金十年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大量生产和装备了捷克式轻机枪。
  
  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师每师平均兵员九千六百人,步枪二千多支,子弹每人二十发,轻重机枪只有六十挺,其中重机枪一般只有不到五挺(一个重机枪连)剩下的全部是捷克式轻机枪。在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400次中等规模会战,3.6万次小规模会战中,几乎到处都能听到它清脆流畅的枪声。
  
  在实战中,防守时,捷克式是中国步兵班排的绝对火力支柱。中国军队有句老话,叫做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这句话其实就是针对捷克式而言,一般的重机枪的扫射,老兵并不在乎,因为是重机枪概略射击,老兵凭借经验有躲闪的余地。但是对于捷克式精准的二三长短点射,只要被瞄准射击,无论有多高的军事素质也无法躲闪。中弹部位会是一个大的可怕的伤口,很难治疗。
  
  在实战中,捷克式在和日军歪把子机枪对射中占尽上风。即使是装备差劲的八路军或者中国军队敌后游击队的捷克式,也让日军十分提防。如果不能确定将中国军队的轻机枪摧毁,日军一般是不会冲锋的,因为如果此时冲锋,会承受重大的伤亡。
  
  可笑的是,日军士兵在实战中,很快认识到捷克式的优势。让他们的歪把子相形见拙。
  
  
  日本全面侵华,可是整整准备了几十年的了。日军1900年就能能在对马海峡一举打败沙皇俄国军队,其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可不是毫无根据的瞎说!黄金十年中国虽然落后日本,但是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缩小了两国的差距。感谢黄金十年,没有它,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这么说当不为过分。
  
  抗战中,我国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但是如果没有黄金十年的成就,惨重肯定还要大得多,没有黄金十年的成就,就不能在短短的一年中组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大战役,遏制住小鬼子猖狂的攻势,进入战略相持。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打败小鬼子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损失惨重,日军也付出了伤亡130多万的极其惨痛的代价。其中50多万日军不幸命亡中国,永无东归扶桑之日了。没有黄金十年,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差距,就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差距。没有黄金十年,中国抗战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八年之久。
  
  
  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一次全面的现代化战争。抗战初期,由于中国缺乏现代战争经验,军事思想落后,吃了不少苦头。局部的暂时的失利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中国也在抗战中进步,到了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战损比,又最初的5:1降低到了1:1。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胜利的天平向中国倾斜。
  
  我统计过,淞沪战役我敌伤亡比为6:1,忻口战役为5:1,武汉保卫战为2:1,而后期的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石牌保卫战,雪峰山会战都是1:1,这说明中国战胜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比较一下强大的法国的可耻投降,比较一下强大的苏联的一溃千里,中国政府战争初期的失败和退却没有什么耻辱的,毕竟我们的对手要强大得多,能坚持下来,不投降不亡国就是最大的胜利.
  
  说实话,如果战争晚爆发几年,等到中国军队整编完毕,有更多部队被装备为德械师,中国不能和日本势均力敌,但也能在战争初期的局部战役中取得胜利.想想凇沪大战,忻口战役,徐州会战,还有武汉会战,如果有更多的精锐部队和重武器,加上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必给予日军以重击!



阎锡山于1925年由德国引进近代炼钢技术,由英国进口机器设备,又创设了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育才炼钢厂1920年局部投产后,到1930年年产各种特殊钢可达 400吨左右,成为山西兵器制造的重要钢材生产基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便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遂于1932年 2月29日由河边村赶到太原就职。复出后的阎锡山在“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主张下,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重振山西军火工业的同时,筹备了西北实业公司,大力拓展山西的经济实力。这便是西北实业公司组建的历史背景。
      太原军火工业的大发展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为限制各省势力,通令各省裁军。是年三月,阎锡山将山西陆军修械所更名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委任山西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兼任总办,李蒙淑任厂长,并选调青年士兵 300余名到工厂学徒。厂内设有铜元、化炼、电汽、总务四科,分别由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专斋、后毕业于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的王嘉瑞(梦龄)和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的郑永阳(恩三)、何启昌、贾应升等四人任科长;下辖16个分厂,拥有机器63部,职工 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 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 7月,职工增至 900余人,机器增至 183部,厂内机构改组为化炼、机械、子弹三个科。并增加罐头生产,供应军需。1923年 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 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九月相继投产。此时工厂取消总办,只设厂长,各分厂一律设置主任或管理员。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由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典和佘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架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的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5年 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委派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黄国梁(少斋)兼任。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 9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万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 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 3万余发。阎锡山凭借自产军火的有利条件,从1924年至1927年,在山西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扩军,将步兵扩编到17个师,炮兵扩编到 8个团;并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同时把学兵团扩大为北方军官学校;改晋军为晋绥军,共拥有兵力20万人.其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并于 1927年 6月,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 1月,阎锡山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称太原兵工厂,委派其妻侄女婿张书田(子绅)总管工厂一切事务,并将学兵团的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冲锋枪分厂;将无烟药、制酸两个分厂划出来,另行组建山西火药厂,委任由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化工科毕业的张恺为首任厂长;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明甫)为工程师;1922年用甘言重金为饵,由汉阳兵工厂拉来洪中为技术科长。曾经轰动一时的、以张恺命名的山西重大发明——“恺字炸药”,实际上就是 1924年洪中随李蒙淑赴德国考察制造火药新法回国后,改铝粉和皮克林为硝铵炸药的,它是洪中的一大创举。为使山西火药厂的扩建设计更具有先进性,专派工程师曹焕文赴日本考察,曾先后参观了陆军火药厂、海军火药厂和民间火药厂,回国后又参观了沈阳兵工厂,决定引进日本技术设计,并由德国雅利商行以 140万美元订购**设备,聘请德国工程师富来义(中文译音)指导工程建设。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 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碳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与此同时,太原兵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充,机构也日益庞大。厂内设置:采运、验收、工务、核计、检验、稽查共六大处。工务处内设置:统管工程师、绘图、医务三室;下辖17个分厂,即枪厂、花弹厂、冲锋枪厂、炮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压钢弹厂、木样厂(以后铜壳厂和压钢弹厂合并,改称铜壳厂,成为16个分厂)。这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万余人,其规模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 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75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 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 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 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其中一七式75毫米山炮,射程可达700O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 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 900枝,炮弹1.5万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 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 6倍。阎锡山依其军火工业提供的武器装备,于1926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扩展到10个军30个师,还有 4个保安组纵共12个旅,骑兵 4个师,炮兵 7个旅,共30余万人的兵力。正因如此,才能在1930年 4——10月,联合冯玉祥等发动规模最大的倒蒋战争——中原大战。阎锡山败北避居大连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对晋、绥的军政事宜统一节制,山西省的军政由徐永昌、杨爱源直接主持。张学良决定编遣晋绥军,并把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 4月,改组合并为太原修械所——晋绥军修械所,只留2000余人,使1.3万余人被编遣失业,由郭凤朝任所长,曹焕文、董登山任副所长,职能机构改六大处为文牍、会计、庶务、工务、材料五股。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只作一些修配和转向社会用品的制造。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把太原修械所的太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将山西火药厂部分改称壬申化学厂。前者将原来16个分厂改组合并为12个分厂,由郭凤朝任厂长;后者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的连子孝任代理厂长。两厂人数恢复到5000余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以民办方式统管了山西工业。1934年9月1日,便将壬申制造厂、壬申化学厂、育才炼钢机器厂,改组为 11个工厂,统一划归了西北实业公司,由公司机器厂管理处管辖,周维翰任处长,刘笃恭、郭凤朝任副处长。这些工厂是,西北机车厂,西北水压机厂、西北农工器具厂、西北铁工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汽车修理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枪弹广、西北化学厂、西北电汽厂。
      
      1936年 2月,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年10月。阎锡山又将上述11个工厂合并为以制造军火为主的西北制造厂,由张书田任总办,赵逢冬(筱三)任会办,下辖 18个分厂。总厂内设:工务、设计、审核、会计、总务五处和医务所、稽查总队、《劳工大众》周刊室,拥有资金 700万银元,厂房6100余间,机器设备4300部,职工恢复到8088人,其月产水平如下:
      
      六五步枪 800枝,七九步枪3000枝,捷克式轻机枪 600挺,九二式重机枪90挺,一七式山炮40门,一二式山炮 200门,野炮 150门,重炮24门,迫击炮 150门,迫击炮弹 80000万,手榴弹30万枚,子弹 150万发,炸药 123吨(注;山炮、野炮和重炮是1936年10月——1937年 9月的年产量)。其野炮的射程可达1.1万米。
    
    西北实业公司于1932年 1月开始筹备,成立了筹备处。由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边迁淦为召集人,聘请筹备委员10人。
      
      筹备处拟定了特产、水利、畜牧、交通、商业、矿产、冶金、化学、肥料、纺织、银行、农业等共12个工作小组。主要工作为调查与计划,也就是由各小组分工负责,在山西各县、西北各省、华北各地,作资源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与研究,依其研究的结果,作为各类工厂、矿山的设计与实施建设的依据。
      
      1937年 9月,日军进攻山西,飞机轰炸太原,生产无法维持。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搬迁,张立即行动,一面派技正马开衍飞重庆转香港,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存放;一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方案,然而由于日军进逼,截至11月 4日,只运走精小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 200余部,机车两部,武器半成品一万多箱(约1000余吨),高档的办公用具1000余件,原材料30万吨。所有运走的器材,还不足全厂财产的2%。 11且 8日,日军占领太原,强行掠夺全市的工矿企业,不论公营、私营,一律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在经济上大肆掠夺。西北实实业公司所属各厂,除西北制造厂仅搬走不足2%的财产外,全部工厂便悉数落入敌手。西北制造厂的18个分厂,由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天律的大木少将辖下的山野部接管,其较好的设备全部拆卸装箱,运住东京、大阪和东北、平、津,共计掠走切削设备、化工设备、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动力设备等4000余部(台),几乎拆卸一空。仅设备一项的损失,即达 220多万银元,各种器材则难以计数, 3900余间厂房被炸平。

1944年初,重炮厂(现长安厂) 近100名职工参加研制120mm迫击炮。此炮在设计时参考了法国布朗特式 120mm迫击炮。历时8个月,同年底即生产出一批迫击炮发往抗日战场。炮弹重10.5公斤,最大射程约3000米,炮的重量较法国的轻一半,提高了运动性能,操作简单,弹着点准确。为进一步增强炮的机动性,又将车轮改为胶轮,并进行了弹簧减震等改进试验。
      图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1兵工厂制造的轮式120mm 迫击炮。
      长安厂前身系南京金陵兵工厂,抗战爆发后内迁重庆,1938年更名为第21兵工厂,系战时大后方最大的造枪企业。
      在八年抗战期间,二十一兵工厂的广大职工不惧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生活困苦,夜以继日加紧生产杀敌武器,为抗战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1944年10月,21兵工厂总工程师高庆春(第二排左三)、21厂炮弹厂厂长吴世泽(第二排右四)、21厂重机枪所所长朱应甲(第二排左一)、21厂步枪所所长赵国才(第三排左三)及多名技术人员赴美,经过一年的参观学习,学到不少兵器制造方面的技术知识。
      图为1946年宁和中学初中部毕业生合影照片。
      当时叫21兵工总厂,它联合了南京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还有湖南的一家兵工厂组合而成。21兵工厂所属有好几个所,有步枪所、大炮所、炮弹所,还有老五所(机械所)、四所(量具所)、还有一个简单的中心测量室。当时生产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步枪、机关枪、八二迫击炮及八二迫击炮弹,还有比八二迫击炮还大的炮,但生产量比较少。主要以步枪厂的步枪为主,当时叫"中正式"步枪,口径7.9MM,量很大,月产能达到一万多支。其次就是马克沁重机枪,这是当时国民党步兵主要配备的一种武器,当时量少一些,年产有300到400挺,多的时候有500挺。解放以后,经过改进的马克沁重机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方这个最大的兵工厂八年中生产、管理不断发展,技术、产品结构不断改进。如汉式步枪改为中正式、轻重机枪零件互换性的改进、120迫击炮的研制投产(产出49门发往抗日战场)等等,都为杀灭敌寇增添了力量。
      
      抗战期间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及产量为:马克沁重机枪 18068挺;捷克式轻枪机 10151挺;步枪 293363支;82迫击炮 7611门;82迫击炮弹 321万颗;82黄磷弹 17万颗;黄磷手榴弹 31万颗;炸药包 206万个。



1888年,金陵制造局在全国最先仿制成功马克沁重机枪(又称赛电枪)。到1893年约出30余架,因用黑药,枪弹不甚适用,与连珠炮、神机炮一并停造。
    1924年,金陵兵工厂依德国兵工署所赠的图纸,对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良,并标准化,这种新式的马克沁重机枪称为二四式机关枪。金陵兵工厂制造的马克沁重机枪超过了当时国内制造的重机枪的一般水平。
    在金陵兵工厂时期,马克沁重机枪生产能力1929年为月产20挺,21 兵工厂时期,在搬迁后复工的1938年达到了年产1060挺,最高时年产量达到3600挺。
  
  
  

1941年
  第10兵工厂在工房设备安装完成后,生产苏洛通20mm榴弹、曳光榴弹18万发。从此,工厂被列为兵工署的重点厂之一。1942- 1943年除继续生产这两个品种,完成22万余发外,又生产欧力根20mm榴弹、曳光榴弹、苏洛通37mm榴(甲)弹和60mm迫击炮及炮弹等7个品种,使工厂初具多品种生产能力。图为抗战时期10兵工厂生产用防空洞,左上小屋为10兵工厂稽查组和警卫队驻址。

 楼主| 发表于 2020-2-4 17:51:5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311676904_606951



民国扬州历史往事寻踪(3):抗战期间,扬州曾有过一座军用机场
2019-05-04 09:57
只是想唤醒一段已经沉睡多年的历史,只是想重现那些轮廓已经模糊了的身影。在民国扬州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曾经有过那样的一群人,曾经有那样的一些往事......
——题记
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陪外地朋友登扬州大明寺栖灵塔。站在塔项向南眺望:目光越过几处住宅小区,定格在一片空旷之处。只见青草水池之间,零星散落着农舍,成群的鸡鹅出没于其间,一派田园风光。



我告诉朋友:关于这块空地背后的故事,知道的人并不多。这里原先是清代扬州驻军演武练兵的大教场。民国后,大教场荒废。1937年抗战暴发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这块土地修建成一座军用机场,淞沪抗战中驻扎过国民党空军;扬州沦陷后,这里成为日军的飞机场,之后又转给汪伪政权作为航校。1945年8月20日,一架叫“建国号”的汪伪飞机从这里起义,直飞到延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架飞机......
时光如梭,转眼间82年过去了。
扬州机场的飞机有力支援淞沪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民政府为加强战备,于1936年夏,在西郊的蜀岗之下兴建军用飞机场。一份民国三十五年(1946)“江苏省政府、陆军25师司令部、江都县政府(扬州民国时称江都县。下同 )等关于修理江都飞机场跑道的训令、呈文等”的历史档案,发黄的卷宗印证了传说中的民国扬州军用飞机场。
该档案显示:扬州机场占地1360亩,位于扬州西郊司徒庙附近,东始葛庄以西,经家圩以东(西湖乡张庄),南起谢庄(今公路北),北至大烟墩之下的蒋家庄。如今的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向西是当时的油库;军火库设在卜家桥边。当时有一条水泥大道直通大虹桥进城。

机场在修建时,仅仅是填平田野地面,并没有专设跑道和停机坪,也没有供飞机起降的联络信号。没有无线电联络设备,更无地下设备。白天,仅以一根高标杆为信号(像现在的测量气象标杆);夜晚,则以烟火为号。机场中心稍微高于四周,机场内可停歇飞机30架左右,是当时设立在扬州的一座简易临时军用机场……
经过突击施工,1937年夏初,机场仓促竣工,交付使用。由上海机场开来英制双翼飞机20多架,划归扬州机场指挥。

当时,机场上只停飞机,飞行员都是住在六七华里外的扬州城内绿杨旅馆。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这些黄包车夫都是县政府从全城黄包车夫中挑选来的,个个年轻力壮,拉车如飞。六七华里的路,他们穿近路,一般20分钟就可到达。
没有警报的时候,黄包车全部一字形停在绿杨旅社两旁。车夫伙食,县政府安排由绿杨旅社西首的桃花宫供应。一有警报,飞行员们便对号坐上黄包车直奔飞机场

1937年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驻扬州的空军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派机追炸从长江内逃脱的敌舰。8月14日凌晨,第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副队长梁鸿云立即从绿杨旅社乘坐黄包车奔赴机场,奉命率“霍克”式战斗机,沿江搜索。飞至川沙白龙江口,发现一艘日舰。梁鸿云从2000米上空投弹,击中敌舰,这是中国空军抗战以来首次攻击敌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进攻。作为长江北岸的空军基地,扬州机场发挥过重要的军事作用。军机从这里起飞,仅用一个多小时便能飞到400多公里外的上海,从空中轰炸和扫射从海上登陆的日军,有力支援了淞沪抗战。
“8·21”扬州空战,我空军击落敌机3架
因为扬州机场的空军经常飞沪助战,所以该机场也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多次遭到日军空袭。抗战初期,日军便空袭扬州达到144次之多。每次前来轰炸的敌机三五架不等,最多的一次竟达18架之多。
1937年8月21日凌晨3时45分和4时30分,扬州机场先后接到南京航空指挥部发来的两次日机空袭警报……接到警报后,飞行员们便坐上早已经等候的三轮车,从城里赶往飞机场。5时整,机场上各战机马达轰鸣,开始试车;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忙于加油挂弹,飞行员们整装待发。
5时15分,东方发白。远处的天边,出现几个移动的小黑点,在云层中时隐时现。由于当时有薄雾,未被地面发现。片刻功夫,敌轰炸机5架便飞临了扬州机场上空。只见敌机俯冲而下,用机枪对停机坪上的飞机进行疯狂扫射,随即5枚250公斤的炸弹呼啸而下。霎时间,机场上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机枪射击声,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地面上被击中的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

日机投弹后便向东直飞,其中一架日机转向西飞。这时,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丁纪徐大队长率领的霍克机6架,强行开车,我军机一架一架滑向跑道的尽头,升空迎敌。其余的飞机因有轰炸任务,挂有沉重的炸弹,未能及时出动。
经过一场激烈的空战,敌机被击落3架。一架坠落东台境内的时堰镇;一坠毁于南京的龙潭附近;还有一架坠落在江都县宜陵镇东北的瓦罐荡。坠在江都的敌机,由于是轰炸机,从高空栽下来,螺旋桨撞击地面陷进一丈多深,机上携带的一枚炸弹,随着机身一同陷落在水稻田里,幸而不曾爆炸,当地群众便把这颗炸弹喊作“铁葫芦”。该机内有一名日本空军跳伞下来,身躯陷在水田里,当群众赶到时,他已自杀了,“保佑”他安全的神像还背在身上。当时飞机上有好几个鬼子,从空中分别跳下来时,东一个、西一个都摔死了。
事后,当地群众将这几具日寇尸体全埋在一处,那一片地就被人称为“鬼子坟”。

在这次空战中,扬州机场的飞机被毁2架,伤1架;飞行员滕茂松不幸殉国,机场卫兵2人受伤。
殉国的飞行员滕茂松,时年仅20岁。安徽省舒城县人,于北平安徽中学高中毕业,值九一八事变,矢志报国,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后,任空军第5大队第25中队少尉。八一三沪战发生,第5大队驻防扬州,滕茂松连日随队参加轰炸上海日兵营各役。日军偷袭扬州机场,他肺部中弹身亡。

在一份发黄发脆的旧《苏北日报》上,找到了《滕烈士殉职之前前后后》的文章。上面记述道:
“……十年前——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因为“八一三”沪战发生以后,扬州飞机场驻有空军一大队……每天飞沪助战,敌机也就每天来扬袭击,不时发生警报。听到飞机声和炸弹声,全城民众都在紧张恐惧的情绪之中。这天清晨,警报大鸣,并未看到敌机,大家以为无事;哪知一刹那间,听到投炸弹声……我机一架,追逐东去敌机,击落两架,机师便是赫赫有名的空军勇士董铭德。
此役,敌机投重磅炸弹四枚,我机毁两架伤一架,敌机被击落三架,一落东台境内,一落龙潭附近,一落本县六区共进(即今宜陵镇附近),机身全毁,机外有尸三具,机内二具,已烧焦不堪辨识。我队员滕茂松肺部中弹片,出血过多,至县立医院,不治身亡。
 楼主| 发表于 2020-2-6 12:26:04 | 显示全部楼层
前苏军炮兵各种火炮使用榴弹时,杀伤人员的有效范围有多大?
答:杀伤人员的有效范围是:
]100毫米榴弹:对立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31米,纵深13米,面积410平方米;对卧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22米,纵深9米,面积200平方米。
120毫米迫击炮弹:对立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45米,纵深20米,面积900平方米;对卧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36米,纵深16米,面积580平方米。
122毫米榴弹:对立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40米,纵深14米,面积560平方米;对卧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28米,纵深10米,面积280平方米。
152毫米榴弹:对立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47米,纵深15米,面积720平方米;对卧姿人员的杀伤范围为正面28米,纵深11米,面积320平方米。
之八十五问:前苏军炮兵集中射击的最大杀伤范围是多少?
 楼主| 发表于 2020-2-6 16:49: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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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虽小,有两栋西式风格的建筑却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不由浮想,这里一定深藏着不寻常的历史。
学院大礼堂是一栋铅灰色的建筑,两层高度,大门是红色的,门楼上“青年会堂”几个水泥字还能清晰可辨,灰色的墙也已有些斑驳,左边的墙上垂挂了许多爬山虎,差不多把半边的墙都遮掩住了。还有一栋是位于校门内右侧的一幢呈矩形有四坡屋顶的三层教师办公楼,因曾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先生在上海的住所,“钧儒楼”因而得名。
这两栋楼深藏着的历史便是西江路574号昔日的荣耀:这里是著名的上海法学院旧址。
上海法学院的前身为1926年由王开疆、褚辅成、董康、于右任等创办的上海法科大学,最初校址在蒲柏路479号至483号(现太仓路)。1929年,上海法科大学“闹风潮”分裂出来的部分师生另立新校“上海法科大学”,由章太炎和董绶经先生为校长,并组织了由诸辅成、沈钧儒、钱新之等人组成的校董事会。同年9月间,花了三万五千元一笔款子买下了西江湾路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到1930年6月,教学楼与学生宿舍陆续落成。原上海法科大学全校迁入,秋季开学,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随后经第25次校董会议决,改名为“上海法学院”,办学宗旨是培养造就政法及财经人才,开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及银行等科系,由褚辅成任院长(终生),并聘沈钧儒为教务长。1930年11月学校获得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上海法学院集一代名师,引领现代校风,声誉日隆,在他们熏陶下,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的重要人物。上海法学院被誉为中国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摇篮:在此任教、讲学、毕业的有:褚辅成、沈钧儒、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邓初民、胡曲园、彭文应、楚图南等等。


海伦路原名欧嘉路(Urga Road),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8年。沙泾路以东部分位于公共租界内;沙泾路以西路段属于越界筑路,狄斯威路以西曾为日侨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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