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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原创] 明穿小说架空框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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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5 17:18: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先讨论一下编制,来个野战团的:




长枪兵连:三个排,共120战斗员,其中连长一人、连副一人,排长三人,连军士长一,排军士长三。
长枪兵中队:二个连,共240战斗员,此外另加24伙务员,中队号手二人,百户一人,副百户一人,中队军士长一人司务长一人,传令员六人,医务员四人,指战员和勤务员共计280人。其中指战员252人。


燧发枪连:三个排,共150战斗员,其中连长一人、副连长一人,排长三人,连军士长一,排军士长三。
燧发枪中队:二个连,共300战斗员,此外另加30伙务员,中队号二人,百户一人,副百户一人,中队军士长一人司务长一人,传令员八人,医务员六人。指战员勤务员共350人。其中指战员314人。


大队部:把总一名,副把总一名,教导处六人,传令员警卫员16人,医务员二人,司务长一员,勤务员一员,鼓号兵各四,旗手、护旗班共十名。炊事员4人。共50人。指战员44人.

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战列兵共240重甲长**,300个燧发**。总人数680人,其中指战员610人。


每个炮兵连六门炮,100匹骡子,180人。

每个骑兵中队200人、三个骑兵中队组成一个骑兵大队。

每个野战团由四个步兵大队、两个炮兵连、两个骑兵大队组成。团部共一百骑兵,其中有团练游击一名,千总二名,教谕处二十骑兵。全团:总人数4380,其中步兵指战员2440,骑兵指战员1200,炮兵指战员360.



一个步勇光是装备就要十六两银子,一个骑勇需要20两银子,一个炮勇需要10两银子。

佛郎机千斤12门,每门150两,共1800两。
2400步兵需要39040两,1300骑兵需要26000两,360炮勇需要3600两。
两百头骡子给炮兵用,共4000两。买马1500匹需要23000两。
以上装备、服装、马匹费用共计97440两。
 楼主| 发表于 2019-7-28 23:42: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7-29 00:14 编辑

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8/09/1114/477037433357.html
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



“商帮”的提法,大体上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睹见,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较为散见了,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更较为常见了①。然而商帮在明代已实际上形成,可以说是既有研究的相当一致的看法,商帮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关明清商业和商人的论著,动辄以商帮或某某商帮之名冠之,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帮具体兴起或形成于何时,以何为标志,其背景又是什么?却很少见有专论,偶有论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说白话。今专文探讨明代各支地域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对明清商业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帮的形成

安徽商帮在明代指徽州商帮和宁国商帮。

关于徽商成帮的时代,学界已有较多看法,或谓徽商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钜资的徽州儒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徽商形成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相联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运用;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徽州商帮应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这时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都已显现出来了②;或谓徽商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名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形成于一系列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形成于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后,勃兴于16世纪商业竞争激烈进行之际,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认为是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的标志,徽商价值观的确立,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③。

商人成帮未必一定要完成群体心理整合,群体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成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县会馆,直到清末,始终主要作为科举试馆与官员居停团拜的场所,“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④,商人在其中不占主体地位。这样的会馆,是无法作为徽商成帮的标志的。而《徽商研究》认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在成化、弘治时期都已显现出来了的看法,衡之实际情形,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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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商帮名称出现的时代、前后演变等,容另文探讨。

②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③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5页。

④《重修歙县会馆录》,《续录后集·乾隆六年会馆公议规条》。

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是这样描述府属各县的经商概况的:“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绩溪之俗有二,徽岭以南壤瘠而民贫,岭南壤沃而民饶。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织,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弘治府志前的所谓“旧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续志》。其时歙县还只是“间事商贾”。可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则记载,歙县之西,“操其奇赢以相夸咤”,婺源“操什一之术不如东南”,又称:“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休宁人吴子玉之手,吴作有《风俗志》,仅开首作“民故不能齐事田畴,要以货殖为恒产”,以下文字略同①。嘉靖时歙县、休宁等地已是“以货殖为恒产”,以“贾之名擅海内”,习见“上贾”、“中贾”、“下贾”。那么何时是转变期呢?万历《歙志·风土》描写该县风习转变道:“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歙县从商风习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间。县志的这种概括,并没有及时反映出歙县商人的经商实际,歙县等地经商成风可能更早些。据《溪南江氏族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江才生,其妻劝他经商时说:“吾乡贾者什九,君宁以家薄废贾?”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②。在太仓,因徽商钱璞定居陆公堰,捐资修葺,遂更其市名为“新安”③。在嘉兴,弘治时,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县“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④。都可说明其时徽商在江南人数之众。在全国最为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进士举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据黄氏族谱称,“吾宗黄氏世货鹾两淮”。黄氏家族世代经营两淮盐业已成特色。更据《竦塘黄氏宗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黄豹,少年时其“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⑤。歙县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赀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齐鲁,“益振其先君之业”⑥。如果徽人经商之风未兴,外出人数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有鉴于成、弘时期当地经商成风,因此有人序万历《歙志》时称:“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将成、弘时期作为经商是否成风的转变时期。万历《歙志》所说的正、嘉之际,已是全国风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徽州的休宁、歙县二县应该在经商风习的形成上时间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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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子玉《大彰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指出,见其《<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氏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李绍文:《云间杂识》。

③弘治《太仓州志》卷7《义行》。

④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8《货殖》。

⑤嘉靖《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3《处士黄公云泉行状》,转引自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第36页。

⑥严嵩:《钤山堂集》卷31《汪处士墓表》。

综合上述各种情形,笔者基本赞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体上可将成、弘之际视为徽商特别是歙商休宁商形成商帮的时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其时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仅限于歙县、休宁、祁门三县,还不能说“整个徽州从商风习已经形成”。祁门经商风习虽与休、歙二县同,但势头没有休、歙猛,地域范围没有休、歙广。黟县按县志的说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经商,嘉庆志才称“为商为贾,所在有之”,可以断言,黟县经商成风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长江沿线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仅限于该县东北乡人。绩溪直到嘉庆时,农业仍是主业,外出经商之风形成相当晚。同时,也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对过往商品用强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议中,仍称“徽州府客人”汪玺等受害上告,而未称后世习见的“徽商”①。上述弘治时崇德知县逮捕违禁取利之人,文献称“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说明,“徽商”作为商帮群体的名称,社会上还未约定俗成。“徽商”这一名称还未完全稳定,正说明其时徽商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徽商的主体歙县、休宁二县商人成帮后,除了歙县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参与到同籍仕绅中共建了歙县会馆外,徽商还在其它地方建立了类似的同乡同业组织。如据后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时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②。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于天启七年(1627),实为徽州会馆③。同省严州府遂安县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创建于天启年间④。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门外大街创建歙县会馆⑤。这类纯粹由徽商创立的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性设施已可散见,可以视为徽商早已成帮的标志。

宁国商帮少见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宁国府下辖的宁国、太平、宣城、旌德、泾县和南陵六县的商人集团。因宁国历史上地系宣州,宁国商通常又称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时又与徽州商人结成集团活动,称为徽宁商人。按照宁国地方文献的说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宁国人还多以农为重,很少有出外经商者。当时,整个地区社会风气是“力耕织,薄商贾,敦俭朴”,宁国人是“鲜有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⑥。正德以后,宁国人也纷纷走出家门,贸迁有无,开展商业活动。当地地方文献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宁国人经商成风的形成过程。泾县县志称,弘治时还是“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到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到后来更“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⑦。旌德县志也称,“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⑧。所以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⑨。而同时人章潢在其《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故其地内啬而外侈”⑩。泾县的丝商,万历年间已在湖州双林镇建了“式好堂”,即是泾县旧会馆⑾;崇祯十一年(1638)在芜湖建了“卉木庵馆”,也即泾县会馆,并捐田52亩⑿。由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而影响,到嘉、万历时期,宁国人结伙外出经商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地域性商帮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帮的形成

关于山西商帮形成的时代,张正明等认为,晋帮商人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崛起于国内商界,而“晋帮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⒀。而陈学文则认为,足以与徽商相抗衡的是晋(山西)商,“它崛起于明末清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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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劾徽王违法抽分疏》,《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议》,《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2册。

②《昭文县为梅园公所卜建存仁堂给示勒石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③郑瀛:《文公祠记》,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

④乾隆《遂安县志》卷2《营建·坛庙》。

⑤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3页。

⑥嘉庆《宁国府志》卷9《风俗》。

⑦乾隆《泾县志》卷4《风俗》。

⑧嘉庆《宁国府志》卷9《风俗》引。

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⑩章潢:《图书编》卷36《三吴风俗》。

⑾朱珔:《小万卷斋文稿》卷18《式好堂兴复上坊义渡碑记》。

⑿嘉庆《泾县志》卷10《公馆》,据采访册。

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页。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8—29页。

⒁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从晋商兴起的背景和活动的具体情形来看,张正明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万历时人王士性描述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关键是居室之法善。所谓“居室之法”是“一人出本,众夥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以行止相高①。一人出本,众夥共商,有本无本,咸得为生,这是典型的商人集团行为。万历时人谢肇涮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②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团行为如此突出,当非突然产生于万历年间,而应该由来已久。两淮盐区是商人开边中盐的重要活动场所,在那里,山、陕商人合称,他们与徽商展开激烈竞争,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陕商人的实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陕商人的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8人,不相上下③。人称“夫淮海诸贾,多三晋关中人”④。可见其时山、陕商人的势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时人林希元说,其时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挟资大者巨万,少者千百”⑤。观其语气,山西商人当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商人群体。正德、嘉靖时,山西蒲州的张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经崛起。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亲王现、王瑶兄弟,弘治、正德年间即已活跃在全国各地⑥,而且王家与张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同时同地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日南席云”⑦。嘉靖、万历时人大学士张四维描述其家乡蒲州经商之风,称当地人“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⑧。同时人郭子章也说,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⑨。万历时《山西通志》称,平阳府,“服劳商贾”,属下曲沃县,“重迁徙,服商贾”;汾州府汾阳县,“多商贾,喜华靡”,临县,“勤于商贾”;大同府广昌县,“亦事商贾”⑩。嘉、万时期一地因经商而“十室九空”,则必是经商成帮后的现象。万历时赵南星说,潞安府长治县,“俗善商贾”⑾。由兴起的时代、活动的地域以及从事的行业衡量,可以认为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时山西商人已经形成商帮。

明后期,山西商人往往创建会馆,以群体的形式活跃在各地的商业领域。山西颜料、桐油商人至迟于明万历年问在北京前门外北芦草园创建会馆,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名颜料会馆。明代山西临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等五行商人在前门外打磨厂创立临汾乡祠(临汾东馆)。明代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汾河东部在京油商在前门外晓市大街创立会馆,原名山右会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临襄会馆。临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创立临汾西馆。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在广渠门内炉神庵创建潞安会馆⑿。

三、陕西商帮的形成

陕西商帮在明代实际上仅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属州同州的朝邑、韩城县等地的商人。有关陕西商帮的形成,田培栋认为:“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⒀李刚也认为:“明代是陕西商帮在从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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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三省》。

②谢肇淛:《五杂组》卷4《人部二》。

③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表》统计。

④嘉靖《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3《处士黄公崇德行状》,转引自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⑤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

⑥韩邦奇:《苑洛集》卷5《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

⑦韩邦奇:《苑洛集》卷6《席君墓志铭》。

⑧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⑨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16《圣门人物志序》。

⑩万历《山西通志》卷6《风俗》。

⑾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1《明正人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公墓志铭》。

⑿以上均见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3、21页。

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9—60页。

西部边地贸易中急剧勃兴的时期。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在食盐贩运、边茶转输和南布北运几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异军突起,形成纵横全国,声振南北的西部商业集团,并在明代前中期的几百年里,位列各大商帮之首。”①这些看法把握住了陕西商帮形成的社会背景,但称明前期陕西商帮即已形成,则未免断时太早。韩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乡陕西同州朝邑八里庄,“庄虽数百家,俗兢艺黍稷,远服贾,鲜修文学”,又称同县大庆关一带“万余家,皆习商贾”②。韩邦奇为正德、嘉靖时人,可知当时朝邑县人经商已蔚然成风。同时期另一陕西人康海说,陕西泾阳县,“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③。嘉、万时期的陕西三原人温纯在他的文集中称,“吾里俗十七服贾”,“吾邑大小贾甚伙”,“三原俗相矜市布”④。这些地方人多外出经商,习为风尚,说明其时三原、泾阳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经营中形成群体力量。韩邦奇和温纯记载的陕西商人多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如冯翊眭氏,虽眭浩于永乐间即“商于汴”,但其子敖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时携子行货过临清,到眭敖的三个儿子时眭氏才兴⑤。其时是成、弘之际。朝邑权氏,世皆务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时的权景魁凭藉经商而大兴,“八里庄言富族必列权氏”⑥。万历时人李维桢称,陕西泾阳、三原等县,“多盐筴高赀贾人”⑦嘉、万时的三原王一鹤兄弟3人,在家乡和吴越之间合资经营棉布贸易,“赀日起,犹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策淮扬,亦无间言,赀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王某云”⑧,成为名闻一地的经商家族。同时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贫,“于是祖计然猗顿之术,以子钱择人及戚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且赙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子钱巨万,而有施予声”⑨。“伙至数十百人”,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人集团了。同时人泾阳师从政,以千钱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争赍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久之,用盐筴贾淮扬,三十年累数万金”⑩。这是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描述的那种一人出资、众商共之的经营方式。张瀚则认为,西北贾多是陕西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⑾。所有这些事例,在反映了陕西三原、泾阳、朝邑等地商人而成帮后的活动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两淮的山陕商人子弟中进士举人者主要是陕商子弟。明代陕西商人在宣武门外保安寺创立了关中会馆。综合考量,陕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样,到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之际已然形成了商帮,以群体的力量大规模从事南北商品贸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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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又《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居两地。”

②韩邦奇:《苑洛集》卷6《处士权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志铭》,卷7《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

③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转引《康对山集》。

④温纯:《温恭毅集》卷11《明寿官峨东王君墓志铭》,《明员伯子墓志铭》,《明寿官师君墓志铭》。

⑤韩邦奇:《苑洛集》卷4《冯翊眭公墓志铭》。

⑥韩邦奇:《苑洛集》卷6《处士权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志铭》。

⑦李维桢:《温恭毅公创建龙桥碑记》,载《关中温氏献征集》。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明寿官王君暨配墓志铭》。

⑨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明永寿府辅国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明寿官师君墓志铭》。

⑾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四、广东商帮的形成

所谓广东商帮,实际上在明代主要是广州帮与潮州帮,在清代还包括嘉应帮等。关于广东商帮的形成和发展,黄启臣有系统的论述。他原来认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纷纷组织私人武装船队,冲破海禁,出海贸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海商贸易集团,即海商商帮的出现”,“由此可见,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年间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商人集资结帮出海贸易者更是层出不穷”,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诸良宝等,“他们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安全,不仅内部拜结为帮,而且还与其它海商联合起来成为大的海商集团”,“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广东商帮主要是由广州帮和潮州帮构成”①。可近来黄启臣等又认为,直到清代康熙开海贸易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②。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③,可见广州人经商之势头。从广东商人的活动情形及其组合形式看,至迟到明后期,以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为主体的广东商帮确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说,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已经分别形成了。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苏州阊门外山塘建立了岭南会馆④。由广西平乐府城乾隆年间所刻粤东会馆《鼎建戏台碑记》载“平郡会馆之设,创始明万历间”可知,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广西乐平府创建了粤东会馆⑤。万历二十五年(1597)海南岛儋县已有天后宫,至清初改名为广[州]府会馆,随又改名为福潮会馆⑥。广州府的东莞商人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建立了东官会馆⑦,后改名宝安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说:“我潮州会馆,前代创于金陵,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⑧可见潮州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会馆。南京非广东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会馆,说明他们已经独立成帮。由这些事例可知,认为直到清代开海以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的看法,对潮州商人成帮的时代则不免估计不足断之太晚。

五、福建商帮的形成

福建商帮几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帮、漳州帮、福州帮和建宁、福宁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后期就形成了以海商为主体的商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⑨。明代实行海禁,民间片帆不许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国。只是规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⑩。正德、嘉靖之际,福建海商违禁出海贸易渐成风气。所谓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⑾。显然这是群体“通番”贸易活动。以致在走私贸易港口双屿等地,“驯至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⑿,月港附近的海域,“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万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物,往往络绎于海上”,“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侔利交通番船满海”⒀。违禁走私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嘉靖二十一年(1542),福建漳州人陈贵等连年率领26艘船载运货物到琉球贸易⒁。在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仅从嘉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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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的形成及其经营方式》,《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213—214页。

②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④顾禄:《桐桥倚棹录》卷6《会馆》;《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7页。

⑤转引自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⑥民国《儋县志》卷4。

⑦顾禄:《桐桥倚棹录》卷6《会馆》。

⑧《潮州会馆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40页。

⑨《明世宗实录》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⑩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⑾《明世宗实录》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

⑿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明经世文编》卷205。

⒀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

⒁严嵩:《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经世文编》卷219。

十三年(1544)十二月到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3年多时间中,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其中仅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载货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①,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福清人冯淑等更多达341人②。人们所熟知的海商集团,就是在这种经常性、大规模的群体通番活动中形成的。嘉靖年间的著名海商集团,如王直、李光头、许栋、洪迪珍、张琏等集团,其头目虽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员则大多是福建人,当时人估计,在嘉靖倭患的数万海寇中,漳、泉人就占其大半。这些海商集团,往往以数条船结成船队,推一强有力者为船头,“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泊各港”,“纷然往来海上,入日本、暹罗诸国行货”③。规模大,实力厚,组织较为严密。由走私贸易的风气、规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团行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际福建的泉州商帮、漳州商帮或者说泉、漳商帮已经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帮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仅为泉州的一个镇,但在明后期经商蔚为风气④。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⑤是说安平人经商之普遍。何乔远又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⑥是说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⑦是说安平商帮多行商远地,而非坐贾。李光缙又说,“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⑧。李光缙还多次提到,“安平不讳贾”,“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⑨。按照这种说法,明后期的泉州商帮,实际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万历年间,以福州商人为主体的福建商人,在苏州万年桥大街兴建了三山会馆⑩,具体时间据说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⑾。崇祯年间,在嘉兴府嘉兴县的南十三庄北称字圩,闽商创建了天后宫,兼称福建会馆⑿。在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县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后宫,“相传明末清初建,谓之下会馆”⒀。可见大体上与泉、漳商帮同时,福州商帮也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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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世宗实录》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②《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③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傅维鳞:《明书》卷162《乱贼传·王直》。

④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何乔远:《镜山全集》卷48《寿颜母序》。

⑥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⑦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⑧李光缙:《景璧集》卷14《二烈传》,卷3《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

⑨参见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⑩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

⑾民国《吴县志》卷33《坛庙祠宇》谓:“天后宫,在胥江西岸夏驾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建。”

⑿光绪《嘉兴府志》卷10《坛庙一》。

⒀民国《衙县志》卷4《建置志下·会馆》。





如明休宁人
汪可训
,因“不得志……遂辍帖括”。经商致富后,他延名师,课督其子,并训戒其子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休宁西门汪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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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 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 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                 2017-06-26 09:18         来源:学术月刊
原标题:王振忠 | 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 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

作者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精彩内容
在明清时代,徽州海商曾驰骋于东亚海域,活动极为频繁。在明代,比较著名的如歙县许氏海商集团,以及王直、徐海等海上私人武装,都曾相当活跃。特别是16世纪晚期的王直,以盐业起家,后从事走私贸易,被推为海上武装的首领。他建造海舶,贩运硫黄、丝绵等到日本、暹罗及西洋贸易。此后,他又据有日本平户,自称“徽王”,纠结东洋浪人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严重的“倭患”——这大概是徽州海商最为兴盛的时期。
至于徽州海商的衰落,以往学界虽有涉及,但却难有定论。譬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徽王”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不过,此一看法,在80年代中叶以后颇受质疑。1984年,日本学者松浦章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中日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王振忠发表《〈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通过介绍两份新史料,并广泛收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勾稽中日贸易中的徽州海商史迹,进而指出,在清代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这些研究表明,藤井宏关于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的说法,显然可以再加斟酌。换言之,徽州海商最后衰落的过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献,探讨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一、长崎唐馆与中日贸易
日本元禄二年(1689,清康熙二十八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屋敷(亦即唐馆,也写作“唐人屋铺”)的居住区,赴日贸易的中国海商、水手被集中居住于此。正德五年(1715,清康熙五十四年),幕府又颁布了“正德新令”,规定居住在长崎唐馆内的中国海商、水手,应接受唐通事、中国船主和日本街官(町长)等的三重管理。与此相对应,清朝方面也在日本颁布正德新令之后不久,指定一些总商负责管理对日贸易,并由接受清政府指令的官商和承包铜输入之额商从事对日商贸活动。
关于唐馆,乾隆时代多次前往长崎的徽商汪鹏在其所撰的《袖海编》中指出:
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紫翠迷离,锦纷绣错,海门别开屏嶂,雄奇峭拔,轩敞高华,如十洲三岛,可望而不可即,允为钜观,不同凡境。
馆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闱然。库不满二十,街分三路,附而屋者曰棚子。库必有楼,棚则惟平屋而已。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下则梢人杂处。棚子之构,始自搭客,梢人之稍丰者,别营以居。今多架楼,颇尚精洁。而库之为楼,俱开拓宏敞,添设前后露台,或翼其左右,靡丽铺张,与初创时大不侔矣。库属正办,有官派执役者三人,名曰守番,棚则无有也。
从上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长崎的风景极为美丽,但唐馆内的生活却并不十分自由。文中提及的“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是说唐馆内高大的楼屋,分别是中国船主和掌管财赋者的住所。
自从元禄二年(1689,清康熙二十八年)唐人屋敷建立以后,日本方面对于唐馆有着极为严格的控制。正像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3所说的那样:
原来这唐馆,造得铁桶铜墙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围土墙,高有百尺,四方角落头,各有一个守办的房子,夜不收在里头,昼夜看守,纵或有个飞檐走壁的手段,也过墙不得。门口也有插刀手寸步不离,日夜看守,但凡买一尾鱼,买一根菜,都要经他查验,方可进馆。街官房里,也有街官、五甲头、财副、部官等样人轮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馆巡消[哨?]一回,千叮万嘱,不许唐人炒[吵]闹、打架,火烛小心……
当时,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形成了福州帮、漳州帮和三江帮的帮派。其中的三江帮之“三江”,是指江南、浙江和江西。由于其时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故徽州商人是作为三江帮的重要成员而存在。
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一地与荷兰和中国通商。当时,在中国苏州的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关于苏州的对日铜务,清代中叶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中记载道:
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宝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故而一向有“苏州铜局商人”的惯呼。受政府特许,这些商人每年都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既从日本运回了条铜、昆布、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
在这些苏州铜局商人中,有不少是来自徽州的商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汪氏通宗世谱》中,有一篇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朱振东所撰的《八十二代道洋汪公传》,其中就提到一位叫汪道洋的徽州休宁人(1652—1735),其人祖先曾于明代在清江浦开设永贞商号,及至清代前期,“遂乃泛湖,走苏、杭、淮、扬间。适奉旨开洋,公附首舟航海,抵日本国之长崎岛。值彼国有事,原舟发回,隔岁再往,始纳。由是频往频来,渐成熟地。嗣涉大、小琉球及西洋、红毛、暹罗、哈喇叭、大呢诸国,惟日本十常八九,以道近而人地宜也”。此处描摹了汪氏数十余载在海上漂泊的历史,涉及的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等地。其中提及汪道洋曾随“开洋”首舟前往长崎,根据文中“自三旬泛海”的记载可以推测,其人应当是在康熙前期前往日本。如所周知,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除“迁界令”,颁布了“展海令”。同年(日本的贞享元年),日本方面也颁布了旨在限制贸易的“贞享令”,规定了每年的贸易限额。为此,当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入港的商船只能原船返航。《八十二代道洋汪公传》中所说的“值彼国有事”,指的可能就是这一点。这位汪道洋,应当就是当时的一位徽州铜商。
除了《汪氏通宗世谱》之外,在其他的徽商族谱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简单的线索。譬如,序于同治十年(1871)的《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卷4“山斗派”之下就记载:
一世,迁吴始祖,讳鑭,字逸亭,顺治初年避难来吴,布业起家,为迁吴祖。……三世,讳梿,淑子,更名洽孙,字越庭,号桐溪,往来日本国贸易,家财巨富。乾隆年月日生,娶金氏,卒葬观音山。
由此可见,迁吴始祖程鑭,是从休宁山斗迁居苏州、从事布业的徽州商人。乾隆以后一位叫程梿的人,因前往日本从事贸易而累赀钜万。类似的线索,亦见于《歙县迁苏潘氏族谱》卷4的《先室吴夫人小传》:
夫人字慰之,别字慧珠,舅氏正卿公长女,我母吴太夫人之胞侄女也。……洎舅氏航海至日本数年,夫人陟岵瞻望,心常戚然。
小传于宣统元年(1909)春由潘廷燮所撰。传主生于同治六年(1867),卒于光绪十五年(1889),其人生活的年代当在同、光年间,可见,在晚清时期,仍有一些苏州徽商从事与日本的贸易。
另外,嘉兴人徐岳所撰的《见闻录》中,记载了一位叫吴三英的徽州人,曾经到过日本。根据他的描述,中国货品到了日本,必须通过主持贸易的官员规定合理的价格。而中国商人购买日本的货品,亦有统一的价格,不像中国的市井充斥着尔虞我诈。此一描述,与长崎会所对出入口贸易的管制完全吻合。此外,他还指出,日本的风俗淳朴,路不拾遗。赴日商人中凡有文人墨士、奇材异能者,国王一旦听说必然要召见其人。不过,接见时常常要带着他们“纡回其途”,让后者分辨不出方向,以此显示日本的土地广阔。《见闻录》的成书年代不详,但为清人作品则断无疑义。此处提到的吴三英,显然就是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徽州商人。
除了中方的文献之外,日本方面的史料,也反映了不少长崎徽商的活动。譬如,收录在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所编《视听草》中的《唐土门簿》,就是反映徽商活动的重要资料。根据我此前的研究,该份资料中涉及的店铺,主要有苏州的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而其中的人名,所见最多的应当就是徽商(指迁居苏州的徽州商人),特别是汪、程二姓。具体说来,在《唐土门簿》中出现的汪姓商人共有9名,即汪八老爷(文琪)、汪大爷(本川)、汪二老爷(士镗)、汪老爷(永增)、汪老爷(敬)、汪捷大爷、汪十二老爷(文玢)、汪大爷(炯)和汪二老爷(元炜)。汪永增住义慈巷,位于今宝莲寺至上塘街,这里属明清时代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根据日本学者山脇悌二郎、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此人系休宁人,居住于苏州府长洲县,显然是办铜官商无疑。他在经营中日贸易期间,共派出11艘船前往日本长崎,嗣后,可能是由于其他官商的取而代之,汪永增遂退出了长崎贸易的舞台。除了汪永增之外,《唐土门簿》中提及的其他几位汪氏,应当也都是苏州徽商。另外,《唐土门簿》中出现的程姓商人共6名,即程大爷(君怀)、程太爷(永圻)、程七爷(振国)、程大爷(锡祚)、程大爷(守增)和程七爷(澜)。上述的程大爷有3名,程七爷有2名,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揆情度理,明清时代,从徽州迁居苏州的程氏支派不少,而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人亦不乏其人。这从太平天国时期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商,因便得以携家挈眷逃往日本,也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
据日人小栗宪一著《丰绘诗史》卷下“千夕田”条记载:“清国毛贼之乱,吴中人遁逃,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古书画,售以取给。”所谓毛贼之乱,指的便是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可见,其时有不少江南人逃到长崎。同治元年(1862)夏,江户幕府派出载有日本使节的“千岁丸”从长崎抵达上海。当时,通过笔谈,日本人也了解到一些江南人逃往长崎的事实。例如,日人纳富介次郎在其所撰的《上海杂记》中就曾提及,有一位中国秀才告诉他,有不少难民去了日本长崎。另一位日本人日比野辉宽在问及兵燹战乱中的赤县神州何处最为安全时,祖籍徽州婺源的苏州人汪春舲(医生、商人)回答说,除了广东、四川和云南没有“长毛和捻匪”之外,还有“最安逸”的“东洋”;他还说自己“有五家亲友,皆于去年搬去”。前者进一步追问:“东洋属何州?”汪春舲回答说:“东洋有唐人会馆,我国贸易者甚多,英国人亦去,想是地名也,弟未曾到过。”此处的“唐人会馆”,当指长崎的唐馆。由此可见,汪氏口中的“东洋”应当就是日本长崎。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日本现存的碑刻中,亦有不少徽州海商、水手的史料:
徽州府 皇清故汪炳府君之墓 道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卒,午三番船,孝男福官奉祀。(据《灵鉴录》,为休宁县人)
安徽歙县 皇清故德昭府君项公之墓 道光十一正月念一日卒 寅十番船炮手 孝男福庆奉祀。
清故观洪吴公之墓,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去世,江南徽州府歙邑人。(据《灵鉴录》,为歙县南乡人)
徽州府 皇清待赠吴四桂府公之墓 道光六年丙戌六月初三日未时卒,男寿官拜。
以上四方墓志,出自日本学者宫田安对长崎兴福寺唐人墓地的调查。兴福寺即三江帮隶属的“南京寺”,前文述及,“三江”是指中国的江南、江西和浙江,其中的江南则包括江苏和安徽。不过,徽州海商、水手的墓志,并不仅见于兴福寺的唐人墓地。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宫田安所撰《崇福寺の唐人墓地》一文,也收录了两方墓碑:
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子明除(引者按:“除”当为繁体字“孙”之讹)公之墓 大清雍正三年岁次乙巳仲春初三日立。(雍正三年即1725年,日本享保十年。墓地记簿上写着:子明孙公享保十乙巳2月初7日巳3番内中街)
明 新安歙邑德光方公之域 明历丙申岁 仲春望日(明历二年即1656年,当南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继宫田安之后,日本学者竹内光美、城田征义另编有《长崎墓所一览(悟真寺国际墓地篇)》,书中绘有详细的“悟真寺国际墓地”地图,个中的A区,也收录了一些与徽商有关的碑铭。譬如,其中的第52号为:
微[徽]州府 乾隆廿九年
江齐美之墓
休宁县 四月初六日未时
清乾隆二十九年当日本明和元年,即1764年。事实上,该区中有一些“出身地不明”的墓碑,墓主也有可能来自徽州。此外,该区的第40号,为《崎阳悟真寺骨塔碑志》:
盖争蜗角虚名,常作他乡之客;恋蝇头微利,偶为异域之鬼。如茫茫东海,不辞涉险而来;累累北邙,竟致捐生以逝。嗟幽明之异路,增感慨夫对山。遗骸暴露,萋萋衰草之间;永宅摧残,寞寞荒榛之下。吊祭不至,伤哉瘗旅之文;精魂何依,善矣埋胔之举。昔赖钱君之首创,载石为龛;嗣逢同事之续成,聚沙作塔。庶几相安乐土,毋哭泉台。悟假岂真,大梦原为蝴蜨;悟真非假,细思无异蜉游。从此鬼燐萤火,咸皈佛焰禅灯。不□谓万般尽善,聊以志一视同仁云耳。
时日本宝历十年岁次庚辰季秋谷旦
大唐众商立
吴兴钱惠时创建 天都唐桐岩敬劝。
“崎阳”是长崎之别称,而“悟真寺”当即乾隆时代徽商汪鹏《袖海编》提及的“吾真寺”。据《袖海编》记载,寺后瘗孤之所为苕溪(湖州,亦即吴兴)人钱惠时首创:
甲戌,苕溪钱君惠时来崎,首创善举,乃航海运石,将欲筑坛建塔,旋因谢世,不果。后为同事继成其志,凡梢人同侣之死无所归者,悉汇葬于此,各为立石标识,登之簿籍,春秋祭扫,无失其时。
“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可见此一慈善事业最早是由湖州人钱惠时所首创,显然是三江帮的集体兴作。而上揭碑文末尾所署的日本宝历十年(即1760年),则时当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可见,六年之后才最后落成。上揭碑铭末了的“天都”,亦即徽州府歙县之别称。由此看来,悟真寺骨塔碑的最后建成,徽州商人唐桐岩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根据成书于18世纪前期的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3之记载:“长崎有一个乡村,叫做对山。有一场寺院,叫做悟慎[真]寺。唐人买了几间空地,做个埋骨的所在。”前引《崎阳悟真寺骨塔碑志》文中的“对山”,与中古时代洛阳的“北邙”对举,实际上点明了悟真寺之所在。另外,此一碑铭的右侧,列有参与捐助的“公司”(包括天锡公司和同德公司)以及“同事乐输”之名单:
刘仲沛 崔景山 赵可钦 曹体三
孙宁诏 高山辉 程剑南 顾临照
许明桤 汪绳武 唐桐文 王履阶
顾益森 吴果庭 郭梅庵 俞骏发
程玉田 高隆大 郑敬威 张斯志
李昌待 李在山 高民庭 黄律先
陆飞南 刘明谦 黄世咏 俞翰迁
魏士畴 宋紫岩 童天荣 王则光
周玉山 缪汉成
其中的汪绳武,据彭城百川《元明清书画人名录》的记载,此人名汪永,为“新安人”,他在乾隆年间曾六次前来长崎,有关其人购买日本洋铜的相关记录,现在仍收藏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而上揭名单中的唐桐文,与前述的“天都唐桐岩”仅一字之差,推测应当也是来自歙县的徽商。至于程剑南、程玉田等,则可能也是徽州商人。由此可见,长崎悟真寺之创建,与徽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另外,现存的“悟真寺国际墓地”A区的74号碑,则记录了同治二年(1863)以后中国商人对悟真寺唐人墓的重新整理:
悟真寺向有唐人冢,慕清明朝英俊共二百五十人,
兹于同治癸亥年清明,收葬于骨塔之内,今已告竣,
勒碑以纪其事,庶几传诸永远,以给不朽云。
同治四年乙丑杏月董事程稼堂、林坤良、魏登藩、李自西、薛光义
傅从光、郑勤增、欧阳达三、游萼仪敬立。
同治四年亦即日本的元治二年(1865)。此次领衔整理唐人冢的,也正是徽商巨子程稼堂。程稼堂及其家族于万延元年(1860,清咸丰十年)逃往长崎,五年之后,他主持了此次对唐人墓的重新清理。
二、从长崎程稼堂文书看19世纪中后期的徽州海商
(一)关于程稼堂
前文述及,太平天国时期,有不少苏州徽商凭借着先前的商业人脉逃往长崎。其中,以程稼堂及其家族逃往长崎最为引人瞩目。
1860年7月13日(清咸丰十年五月廿五日,日本万延元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一个多月,程稼堂就带着家属逃到日本长崎。其时,程稼堂家族10人和仆人2名,共计12人,乘美国蒸汽船到达长崎,得到长崎奉行冈部骏河的特许,得以上陆并进入唐馆。
程稼堂是中日贸易中的十二家船主之一,此后成为长崎的在留船主。根据同治六年(1867)的一份文书记载,程稼堂自称“在崎四十年”,由此可见,他自道光年间就开始往来长崎。关于自己的劫后余生,程稼堂写了一篇《唐国賊乱に付避難の略記》,以亲身见闻,记述了太平天国时期兵燹战乱对苏州的破坏。
与程稼堂一同逃往长崎的,还有其二十九岁的儿子程缦云。父子二人均见于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元治元年)的长崎《重修悟真寺碑序》:
协德号 裕泰号 □南帮 程稼堂 丰兴号 益昌号 沈荣春 程缦云 福泰号 泰记号 (裕诚)号 泰昌号 长益号 裕兴号 裕丰号 敦和号 德记号 永兴号 广隆号 陈维泽 杨应祥 森大号 冯镜如 林云逵 程四德 李南圃 黄汝烈 振成号 静远堂 (修)□礼船 联兴号 恒裕号 黄汝芳 唐让臣 秦香田 何普光 吴□山 何牧野 严槐村 叶添使 傅(筑)岩 (林)芝山 钱(艇)(夫) 张云亭 王克三 徐雨亭 周彬如 叶紫廓 (傅)芝卿 万成号 万源号 同昌号 戴金炎 吴癸恬 (路)□(香) 邓□□ 程登□ 郑□(喜) 陈彦□ 黄金(林) 黄(如)成 欧阳(典) □振□ (林)□(使)
该碑记录了当时参与捐资者的名单,碑末题作:“大清同治三年甲子九月董事程稼堂 林坤良 李白西 (郑)勤(喜) □□□ 傅从光 欧阳达三 □登□ □□祥”。上述碑文中,既有商号的输资,又有个人的捐款。从中可以看出,程稼堂名列董事之榜首,显然是三江帮的主持人,当系徽商巨子无疑。
根据日本学者松浦章的研究,程稼堂亦即程子延,从日本弘化元年(1844,清道光二十四年)开始就已经前往长崎。及至安政四年(1857),改名为程稼堂。1861年9月30日,英国船只兰斯菲尔德号(Lancefield)从横滨启航,中途停靠长崎,10月6日驶入上海港。在长崎停靠期间,程稼堂曾委托该船运输一些贸易产品。后来,程稼堂可能是通过居住在长崎的怡和洋行代理商、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从中斡旋,雇用了怡和洋行的兰斯菲尔德号。后来又通过长崎颠地洋行的埃文斯(Evans),雇用了颠地洋行的克里米亚号(Crimea)。1868年(明治元年,清同治七年)以后,程稼堂成为复兴号的实际经营人,专门从事货物的进出口。另据松浦章的征引,在《御用留》中有庆应三年(1867)正月二十一日的《唐人开店申请》:
去年始渡贵国,本人熟友程维贤,拟在此地经商买卖,开设批发店复兴号,专事货物的进出口。本人今后欲在此名下从事买卖,特此上报,呈请批准。
卯正月廿一日 总商汪循南
和解
彭城大泽郎
松浦章还引《新地住居店人名前帐》的记录,分析了程稼堂与程维贤的关系。与松浦章的看法稍有不同,笔者以为,程稼堂与程维贤之间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两者可能就是出自同一家庭的成员。另外,此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总商汪循南”,从姓名上看,此人可能也是出自徽州。
以上这些,便是目前所知程稼堂的基本情况。不过,有关19世纪中叶程稼堂的经营状况,因资料所限,以往未有学者涉及。而现存于长崎的一些文书,则有助于厘清这一问题。
(二)程稼堂文书所见徽州海商的经营状况
有关程稼堂的文献,除了保存在“悟真寺国际墓地”中风化严重的那些碑刻之外,现存的资料收藏于日本的东洋文库、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等地。其中,尤以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所见最多。这当然是因为程稼堂作为在留船主,其人的资料多作为长崎的地方史料得以保存。管见所及,相关的资料主要有以下数种:
1.《葡萄呀附属支那人唐謀臣より新地居留同程稼堂相手取貸金返済方申立候一件》。稿本1册,标题的意思是:葡萄牙属下的华人唐谋臣,以居留新地的同国人程稼堂为对手,因后者不履行债务而提起控告的一件事。稿本内第一页有“自第壹号至第六号,奉小泽利五郎”的字样。其中的“自第壹号至第六号”为红笔所书,另钤有一方印,这说明该册文书曾经过一定的归档整理。
图1 《葡萄呀附属支那人唐謀臣より新地居留同程稼堂相手取貸金返済方申立候一件》,稿本1册
书中除了“抄录参鲍翅细数”等之外,主要内容就是程稼堂上诉的一些文件:
(1)蒙令向会所,将各帐核对,查至所存铜斤五万斤,内二万斤业已装回讫,但商记在金银商法内收,尚余三万斤,于亥年九月份抵借包头银乙宗,无从对处。因商前开之包头帐,自戌年份老价止,其起价后未曾抄出,一时难以核对。俟回去,即将加价起数年帐目抄呈,再行核对,特此具单上达。
卯十一月初九日 唐商程稼堂。
江户幕府末期,荷兰于安政二年(1855)和安政四年(1857),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日兰和亲条约》和《日兰追加条约》,自此,先前聚居的出岛兰馆从商埠一变而为外国人的居住地。与此不同,清国一直到明治四年(1871,清同治十年)才与日本缔结正式条约。因此,在日本门户开放后至与清国正式缔约的大约十年间,在长崎的中国人属于“非条约国公民”。其中,有一些富有者只能以“附属于外夷”的身份存在。此一文书标题中的“葡萄呀附属支那人”,也就属于此种性质。
另外,书名中提及的“新地”,原是中国商船储藏货物的场所,幕末以后则由仓库逐渐变为中国人集中的居留地——新地。
此一文书末行的“卯”字,即庆应三年(1865,当年为丁卯,也就是同治四年)。该年的十一月初九日,程稼堂因与长崎会所在账目上有所出入,故具单说明。文中的“包头”,在唐通事教科书中时常可见,如《译家必备》中就有专门的一节《看包头、讲包头、秤包头、装包头、秤添退包头杂色》。细绎其意,所谓包头,应当是指打包运回中国的一些商品。
长崎会所设立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日本元禄十一年),它将“以往分散的贸易会计管理集中,对主要输出品之铜、海产品等,从产地收购输送到加工,输入品的国内贩卖等贸易事务,以及将贸易利益上纳给幕府等,完全垄断独占。也就是说,将对外贸易集中由公家机关管理,实施官营化制度”。当时规定,唐船商品由官方设立的长崎会所先以议价方式整批购入,再标售给日本国内的商人。
(2)谨禀者:所为收回存贮铜斤一事,前于六月蒙唤审,面谕将帐抄出核对,敢不凛遵?既后各帐呈上,日前会所批云:铜斤内三万斤,先系银钱步银收卖,嗣后将银额付商收回,云云。切思既已付还,将商之收票拣还,实系商之冒昧,望大头目大人照例定罪,商亦甘愿受罚,故今日又蒙唤问。商只候收票有无,即可定案,毋庸核对帐目,特此具禀上达。
卯十一月初九日 唐商程稼堂(印)
此份文书与前份文书同日,仍然是在交涉账目出入的问题。看来,程稼堂一开始是拒绝核对账目。
(3)谨禀者:稼曾于戌年五月寄存长崎会所条铜五万斤,有凭文乙纸,今因被债主逼迫不堪,无奈向当年老爹处告诉从中苦情,转求会所暂抵借小金六百片。传谕须将帐目查明,方能应承。候至今廿八日八点时,将会所细帐抄掷,令商核对,敢不遵命?但帐目已隔七八年,一时实难细对。况债主逼迫在尾,央友相商,必得将凭文付彼一观,尚可宽期。岂知凭文不肯掷还,债主处要将商捉捕、搬物等事,前思后想,性命在呼吸之间,无路可告,不揣冒昧,直奔镇府,伏望格外垂怜苦情,不胜惭愧之至!务求将凭文掷还,以救眉前之急,方可定心将帐细核,此恩此德,没世不忘,特此具单上禀。
庆应三年卯五月 申一番船主程稼堂。(印)
1860年(清咸丰十年,日本万延元年)为庚申年,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程稼堂携其家人逃往长崎,这应是该年驶入长崎的第一艘唐船,故程稼堂自称“申一番船主”。
该份文书之出具,时间为庆应三年(1867,清同治六年)五月,主要内容是追溯此前的事情。程稼堂说自己在戌年(壬戌,1862,日本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五月,曾将条铜五万斤寄存于长崎会所,当时立有凭文一纸。现在因被债主逼迫不堪,不得不通过当年的唐通事,向长崎会所请求暂行抵借小金六百片。对此,长崎会所主张,必须将账目查明,才能同意借款。直到五月二十八日八点,会所才将细账抄录,并交给程稼堂,令其核对。但程稼堂认为,账目已隔七八年,一时难以仔细核对。而当时有债主在后面逼迫他,他只能请朋友与债主商量,后者表示一定要看到凭文,才可以放宽债务的还款期限。然而,会所方面却不肯轻易将凭文交还给他,在这种情况下,债主意欲捉捕程稼堂,并搬走他的货物。为此,竭蹶困窘的程稼堂走投无路,只得前往长崎镇府衙门,请求予以格外开恩,让会所将凭文交还给他,先解了燃眉之急,然后再定下心来,仔细核对账目。
由此可见,程稼堂仍在抗拒对账。
(4)谨禀者:向来各国通商,以“信义”两字为重。如讼事以口供、花押为证,方定罪名。银钱、货物往来,以凭文印记为据,验明照付。若无凭文,方将帐目核对。此乃天下大例皆然。现有存铜票据一纸,上盖将军老爷印记,向会所领取,据云必得核对明白,方能给付。候至上月廿八日,会所将帐目抄掷,令商核对,并云此票与废纸一般,并无铜斤寄存。切思此票谅必假捏,然此据上更有合同印记,如若铜已收楚,凭文早已销去;设或收铜之时,其凭文一时无从寻觅,定有遗失票据交纳。况会所底簿,谅无注销,何得再查帐目?迩日商因债主逼迫,不能回家查对帐目,静坐年番所,将会所新给之帐细味核算,银额大不合符,显见藐视远商,将此帐目推辞。细思先将凭文留住,后将不符帐目为据,即此两端。幸得秦镜高悬,急叩提拔雪盆之冤。况巨万银根,非惟商合家三十余口养命之源,更兼各债主亦有数十人哓哓,如若定见不付,将军老爷印信不作为凭,有伤国体!商合家均作怨鬼,其怨气亦不能散。事关重大,故敢斗胆冒渎,叩求宪天大人细察此情,验看凭文,若非假捏,叩求照数掷还,以偿各债主,不致有家难奔,宛如丧家之犬。为此哀求当年老爹转启刑名大头目大人,即禀王上,照国例俯允。公候[侯]万代,不独稼感戴,以及子子孙孙不敢忘此大恩,感激无涯矣!
庆应三年卯六月,前在留申一番船主程稼堂(印)
这是庆应三年(1863)六月程稼堂通过当年老爹(唐通事)转呈长崎奉行的禀文。其中提及,各国通商都以“信义”二字为重。例如诉讼,要以口供花押为证据,才可以确定罪名。而银钱货物往来,则以凭文印记为依据。验明凭文印记,照其所书支付。倘若没有凭文,才要核对原账目,这是天下经商的惯例。程稼堂表示,自己现在拥有存铜票据一张,上面盖有将军老爷的印记。但他向长崎会所索取,对方却说必须将账目核对清楚,才能将此票据交还。直到五月二十八日,会所将账目交给他,让他核对,并且说,此一票据与废纸相同,因为并无铜斤寄存会所了。对此,程稼堂表示完全无法接受,他说,如果按照对方的说法,此票便是假的,但在实际上它上面有合同印记。如果当初铜已交割清楚,凭文早就销毁了。如果收铜的时候,凭文一时找不到,也一定会有遗失票据的相关证明。况且说会所底簿,想来并未注销,何以需要再查账目?近日自己因被债主逼迫,不能回家查对账目,只能静坐于年番所,将会所新给的账目仔细核算,发现其间的银额有很大出入,可见会所是在藐视远商,存心将此账目赖掉。他认为,会所的手法是先将凭文留住,然后又以账目不符为据。这一款项涉及钜万,不仅是自己全家三十余口的养命之源,而且各位债主多达数十人,整天围着自己吵闹。如果不能讨回凭文及银两,那么,连将军老爷的印信都不足为凭,则显然有伤国体!自己全家即便都做了怨鬼,其怨气也不能消散。事关重大,所以他请求长崎当局为其做主,验看凭文,如果不是伪造的,那就请会所方面照数将银两交还,以便自己以此偿还各位债主,不致有家难归,沦为丧家之犬。
从这一份文书可见,程稼堂与长崎会所在凭文及所存铜斤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纠纷。当时,程稼堂被数十位债主追讨债务。
(5)计开
抄录会所新给帐目
一、铜五万斤,颁定配参鲍八千六百廿五两
今抵收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一两九钱〇一厘五毫二弗。
一、铜三万斤,照算应收参鲍五千一百七十五两
今抵收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五两。
据此,按照会所方面的账目,铜三万斤,已抵收白银15635两。
(6)谨禀者:蒙唤两次,适值商患微病,不能行坐,故不能赴堂面陈,不胜惭愧之至!所有唐姓欠款一宗,彼托领事官具禀在案。传谕,甚恐拆房等情,商亦央人往前宽期,设或不允,定欲拆房等事,商亦不敢渎告台下,特此具单上禀。
卯十二月廿四日 唐商程稼堂(印)
庆应三年(清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程稼堂诉称,此前自己因患病不能行坐,当时有唐姓债主因债务纠纷想要拆他的房。这位唐姓债主的身份并不清楚,但从有限的长崎商人构成来看,可能就是前引第一种文书中的债权人唐谋臣,也可能是乾隆时代徽商唐桐岩、唐桐文的后代。
(7)向例唐商不能面禀镇台,又不准同头目讲话,必得通事转达。从来会所信义通商,并无欺弊。辰下大相悬殊,今有受屈之事,无处申冤,今录略节数款,谨呈台览,伏望明断,提拔难中,超离苦海,不胜急切,特此上禀鲁律路末士大人。唐商程稼堂禀(印)
计开:
一、稼于本年五月应归唐姓欠款,已爽约数次,无奈将前戌年寄存会所铜斤五万斤凭文壹纸,即于五月十二日托当年柳通暂借小金六百片,日后收铜之际,在内扣算。至十八日,柳通覆云,业已商妥,须将凭文取去,上呈镇台观看,即可相商。稼将凭文交柳通收贮。候至廿八日,忽云其铜业付楚,凭文已为废纸,显见将凭文骗去,闻命之下,不胜骇异!又掷帐两本,命稼查核。其时唐姓逼迫紧急之际,须要捉捕,稼东躲西避,无暇查帐,极之所至,赶赴宪府求救,须得凭文掷还,交代债主,方可查帐。候至六月初九日,蒙角井头目询问,示下必得将帐细抄,方可核对。又承柳通商之广友林云逵,在彼查帐,方能将数年帐目清查明白。于六月十九日呈交柳通,转呈角井头目。却值镇台回崎,头目等无暇。候至今月十八日,方有信息。
一、候对帐之际,将会所来帐细看,内有凭文底壹页,书得甚细,某年某月某日,头目何人,俱有详注。切思事隔六年,既已付楚,其票根岂有不注何日付何货?
一、稼将细帐抄呈后,柳通又云,会所尚缺一帐,得能此帐寻着,便知曲直。切思会所帐尚未齐,何能先将抄帐掷下,并云凭文与废纸一般?显见欺弊远商。
一、今月十八日,郑通唤稼,传谕云:尊帐可有差错?如有错误,即行申明,俟王家勘对之际,倘有舛错,其罪非轻。即答:彼如有差错,甘领贵国法纪。郑通方将会所新帐指示,各宗俱对,内少金条三十挺,换铜三万四千余斤,某年某月两次装舺板船收去,何得尊帐遗落?稼即答:会所既有年月日,装船名号俱有,谅必失抄,然亦系以货易货,并非收回存铜。郑通又云:一错百错,尊帐难以作准。稼无言可答。又订二十日先至会所核对,再禀头目,唯唯而退。回库将帐目细查,可喜此宗系杨小坪卖买,与稼无涉,并非遗落,虽坪已故,幸有伊之母舅路芸农亲笔存证。况芸在唐姓作夥,亦可询问。
一、二十日至郑处,未晤。廿一日又往,仍未会见。将帐粘贴付下,稼观之不解,内书一宗铜斤五万斤内三万斤,先收银钱小金,其银后首退还,又无日子,可为渺茫之极!廿二日又至,郑通仍未晤见。切思会所屡屡更改,何能对明?显见稼之存款无着,只有询宪府一死而已。
一、向来与会所交易,毋论壹两壹镆,俱要收据先书,方可收银。即如铜斤,既已付楚,何得凭文未销?况各国之例,倘凭文非伪,毋庸查帐。既已以帐为凭,何必又书票据?稼因在崎四十年,会所俱系相知,吩咐查帐,如稼不允,显见冒讨一般。然既欲对帐,必须心存一点,方能明白。
丁卯八月廿三日,唐商程稼堂呈。
丁卯应是同治六年(1867),此一文书,提供了案件进一步进展的详情。其中,程稼堂自述:自己拖欠唐姓的款项,已爽约数次,无奈之下,将戌年(文久二年,1862,清同治元年)自己寄存会所的铜斤五万斤之凭文一纸,于五月十二日,托当年的柳通事暂借小金六百片,等日后收铜之际,在内扣算。及至十八日,柳通事回复说,已经商量妥当,必须取走凭文,上呈长崎奉行审看,方可相商借款事宜。为此,程稼堂遂将凭文交由柳通事收贮。等到二十八日,对方忽然说铜斤已经交割清楚,凭文已成了废纸。对此,程稼堂认为,这是柳通事将凭文骗去,自己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害怕和吃惊。对方又扔下两个账本,命令他查核。当时,唐姓商人逼债急迫,程稼堂只能东躲西避,根本没有时间查账。竭蹶困窘之余,只得前往长崎奉行衙门求救,请求将凭文交还,先给债主看过,才可查账。到了六月初九日,角井头目说只有将账目细抄,方可核对。又承柳通事与广东商人林云逵(林云逵为广东帮长发源号的负责人)商量,在他那里查账,才能将数年账目清查明白。程稼堂遂于六月十六日呈交柳通事,转呈角井头目,商议解决问题。不过,当时适逢镇台回长崎,头目等抽不出时间,直到本月的十八日,才有一些消息。
程稼堂还指出:等到对账时,将会所来账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凭文底本一页,写得相当详细,某年某月某日,负责监督的头目是何人,都有详细的注明。事隔六年,如果已经交割清楚了,那票根怎么会不注明何日支付何货?
程稼堂又指出:自己将细账抄呈后,柳通事又说,会所还缺一个账本,如果此一账本找到,便知曲直。那么,既然会所账本尚未找齐,怎么就先将抄账掷下,并说凭文与废纸一般?这显然是欺弊远商的行为。本月十八日,郑通事传唤自己,询问账目是否有所差错,如果有错误就请提出,否则,等长崎奉行勘对时,若有舛错,其罪非轻。对此,程稼堂回答说:倘有差错,甘愿受贵国法纪处置。郑通事才将会所新账各项核对,其中少了金条三十挺,可换铜34000余斤。他指出:某年某月两次装舺板船收去,怎么你的账目遗落?程稼堂回答说:会所既然有年月日,装船名号也都有,想来是失抄。但也是以货易货,并非收回存铜。郑通事又说:一错百错,尊账难以作准。程稼堂无言可答。又约定二十日先至会所核对,再行禀告头目。程稼堂又说,回库后将账目细查,令人高兴的是,此宗系杨小坪买卖,与自己无涉,并非遗落。现在杨小坪虽然已去世,幸亏他的母舅路芸农有亲笔存证,何况他目前在唐姓商人那里做伙计,也可以询问。
二十日到郑通事处,没有碰到。二十一日再去,仍未会见。程稼堂收到粘贴的账本,随即核查账目,发现有一宗铜斤五万斤,内三万斤先收银钱小金,其银后首退还,又无日子,让人相当不解。二十二日再到郑通事处,仍未得见。程稼堂认为,会所屡屡更改,如何能核对清楚,可见自己的存款没有着落,只能一死了事。
他认为,向来会所交易,无论一两一镆,都要先书收据,才可收银。即如铜斤,既已交割清楚,怎么能不销毁凭文?况且说各国的条例,倘若凭文不是假的,就毋需查账。既已以账为凭,那又何必书写票据?自己因在长崎四十年,会所都是相知,吩咐查账,如自己不允,就会显得自己是在无理取闹。但既要对帐,必须心存一点良心,才能查得明白。
(8)“抄录铜斤细数”,注明:“其票铜斤银两早已付楚,在申一番船例卖,内扣去四六银五千七百五十两。”

“亥”即癸亥,系文久三年(1863,同治二年);“子”即甲子,为元治元年(1864,同治三年)。以上“六宗,共应收铜三十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九斤五合九勺”。
这是与程稼堂相关的账目,其中涉及长崎贸易中的参鲍、条铜等的交易。
(9)那么,这三十六万多的铜斤卖到哪去了?对此,该书账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表2中的“孛”即比利时,“佛”为法国,“()”即荷兰,“()”即英国,而“蒲桃亚”即葡萄牙。此一时期,太平天国尚未完全平定,中日铜斤贸易完全中断。可见,此时的程稼堂之铜斤买办,绝大多数是通过比利时、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商船运出、销售。程稼堂还特别指出,以上6、7“两宗系杨小坪卖买,与稼无涉”。
2.《程稼堂实在盗卖公局铜斤节略》:
一、从前设局,专为采办铜斤正供,凡有船头装回之铜,缴官领价,不准私行变卖,如敢违例,向定军罪。自咸丰纪元,经户、刑两部奏定,改为监候斩罪。所以我局账上第一款,在正卖内正新银除铜斤银也。凡有铜斤,均系国课,财东亦不敢私售分毫也。
一、卯年分所发得安船来崎,办铜十万斤,装回五万五千斤,存铜四万五千斤,交存货库。但程稼堂自辰年冬帮进身公局,派为船主来崎,遂将得安船所存之铜四万五千斤,盗卖与钟山玉,每百斤得纹银廿四两,是时在上海换英洋,每个计银七钱五分,带到长崎,得五两九钱,计银一万零捌百两,合洋一万四千四百元,自来年卖脱,计四足年,按月三分起息,每年息五千一百八十四元,共利二万零七百卅六元。一切细账,申冬在上海,由杨少棠出名,写信与刘梅村、李屏山两位老爹。信乃吉写在申冬十二月廿二日,托林秋山带崎,交顾春山递呈。此四百五十箱之实在难逃,皆李老爹所洞鉴,亦在馆人所共知也,是实系嘉会局之公货,其铜价早已在长崎开销矣。
一、振安船曾报船头办得铜五万斤,即今年八月初四日被程稼堂卖去二百箱内一百箱,售与裕兴洋行一百箱,售与德记洋行尚存三百箱。经前振安船之财副江惕斋于九月初八日呈词,禀请扣留,不准稼再行私自售卖,或抵换货物,承蒙大头目面为允准在案。
应还公司银四万余铜五百箱。
“卯”年可能是乙卯,即安政二年(1855,咸丰五年)。“辰”年应为丙辰,即安政三年(1856,清咸丰六年)。文中的“嘉会局”,应即位于苏州虎丘山塘的嘉惠局,该局主管日本铜务的采购与运销。从该份文书的性质来看,这当然是一面之词,反映了长崎商人内部的种种矛盾。但从其中的内容来看,程稼堂似乎是利用太平天国时期的混乱,盗卖公局铜斤。这些,为当时的一些中国船商所告发。此外,从中亦可看出,程稼堂与外国洋行过从甚密。
以上都是1864年之前的情况,此后,程稼堂的境遇每况愈下。
3.明治四年巳八月《西浜町淡路屋岩吉ヨリ支那人程稼堂本大工町武四郎外壱人相手取貸金滞一件》:
此一稿本书名的意思是:住在西浜町的淡路屋岩吉,以华人程稼堂、住在本大工町的武四郎以及另外一人为对手,因其滞纳债务而提起控告的一件事。
明治四年即1871年,当清同治十年。西浜町自延享二年(1745,清乾隆十年)开始,就是俵物请方商人会所之所在,后改为俵物役所、产物会所。所谓俵物,即江户时代从长崎输往中国的水产品(如煎海鼠、干鲍等)。书中除了唐通事的和译之外,包括数份汉文文书。
(1)有票该本利金七百四十三两乙步三朱,
无票该金卅八两(此数据岩吉帐,尚少金十五两,余俟归清日,三面合算多少找清)
其该金七百八十一两一步三朱。
内除
曾付金五两三步
留用金七十两一步:棕呢二丈五尺,洋廿七元五角
天青呢一丈一尺,仝十三元二角
大纺一疋,仝廿五元
白大皮箱三只,金十八两
净该金六百八十七两一步三朱,共洋六十五元七角
今付一百〇七申金七十两乙步。
现金一百卅二两二步 取回疋头等物
同 一百两正
实少金四百五十四两三步三朱
此将唐馆房屋一所,暂为作抵,其该款准定来午年四月底归楚,其利息将该款归楚之日,再行商量。倘到期不付,任凭将房屋变卖,决无哓舌。特立凭文,此照。
明治二巳年十二月 日立凭文 程稼堂
见 立 长臻
同 武四郎
以上程稼堂所供是实,倘到期不付,任凭将房屋变卖,尚有不敷之数,臻等不误补还。
明治二年即1869年,时当同治八年。程稼堂以棕呢、天青呢、大纺、皮箱以及唐馆内的房屋一所作为抵押,向西浜町淡路屋的岩吉借贷。
(2)谨禀者:所有淡路屋找尾壹项,曾订四月左右,但现今舍亲黄石老于三月下旬回申,变卖疋头,尚未来崎,务祈格外宽期。五月内俟舍亲到时,毋论多寡,即当缴纳。倘五月内不回,将房屋变卖,再行商议补法,决不食言,特此具单上禀。
午四月 唐商程稼堂(印)
“午”即庚午,为明治三年(1870,清同治九年)。其中提及,程稼堂被西浜町淡路屋追债,他以亲戚黄石老(程稼堂的女婿)于三月下旬返回上海变卖疋头尚未来崎为由,请求宽限。并说,倘若五月内不回,就将房屋变卖。
想来,黄石老并未回到长崎,或者说即使回到了长崎,也未能筹措到必需的款项,故而程稼堂只得将唐馆住房一所作抵。
(3)所有唐馆住房壹所,因稼该淡路屋银壹宗,将房屋作抵,现今估价五百三十两,眼下岁底,一时无主收买,现将房屋凭文交代,俟正、二月间赶紧囗主卖去。俟二月底仍无人买,愿将前价售去结算,即将房屋迁空交代。如有异言,任凭处治,不敢苦求。为此具单,上禀刑局大头目大人均[钧]鉴。
明治三年午十二月廿六日 立据 程稼堂(印)
八闽会所总理 钮春杉(印)
郑仁瑞(印)
到了明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程稼堂只得将房屋作抵,估价为530两。但他请求允许自己先行挂牌售卖此屋,希望能高于此一售价。但若到二月底还没有人承买,那就愿意按530两的价格卖与债主。
此处提及的八闽会所总理钮春杉,日本学者松浦章曾专门做过研究,他指出,钮春杉为苏州府长洲人,于道光年间开始,有九次前往长崎的记录。与程稼堂相似,太平天国时期,其人为躲避战乱,借搭英商卡乌伊厦号渡海到达长崎,成为长崎唐馆的在留船主。与郑仁瑞一样,他也是长崎八闽会所的总理。揆情度理,作为苏州人(确切地说是来自苏州长洲)而成为八闽会所的总理,可能是因其原籍福建。
(4)票成
一、樟楠木 壹块
长二丈二尺,厚壹尺二寸
中二尺八寸
此言定价金二拾两正,其代价收讫。
午正月十七日,复兴成票(印)
此一文书,与庆应四年《新地居留程稼堂ヨリ本籠町田中順三郎へ相掛候材木代滞一件》有关。
“午”即明治三年(1870),末盖“复兴成票”方印,根据松浦章的研究,1868年(明治元年,同治七年)以后,程稼堂成为复兴号的实际经营人,专事货物的进出口。
(6)立票程稼堂,今揭到岩吉山处本利金七百四十三两乙步三朱,按月二分五厘起息,其本利银,俟货库住房赶紧卖销,照数归结。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今将印花疋头二拾件、白玉碗一只、江户刀架一只,暂为作抵。
庆应三年卯五月初一日,立票 程稼堂
见立 荒木武四郎
以上房屋卖销,候至年余,尚未脱售,故于辰八月,将房屋叁间,限十一月为期,仍旧延宕,愿将房屋叁间,任凭收管,决不哓舌,特此。稼又具。
据庆应三年即1867年(清同治六年),当年是丁卯年,其翌年则为戊辰年。由此可见,程稼堂从岩吉山处借款,用唐馆住房一所及印花疋头等作为抵押。
(6)谨禀者:稼于卯年□月结欠西浜町淡路屋岩吉处本利金七百四十三两一步,曾将疋头等物暂为作抵,既后其疋头不能售卖,于辰八月须将货库房屋三间加抵,其时房屋柳樊圃经手变卖,约金余八百两余,不料金被柳姓侵吞,以致不能归还债主,具禀在案。现今岩吉有病,遣女人于七月初炒[吵]闹,迄今一月有余,从中央人调处,□费唇舌,因坐立不安,故□□□渎宪听,或将柳姓侵吞之项追还,最□须俟柳姓回崎质询,务求大头目大人传唤岩吉之子,嘱咐等候柳姓回崎归款,不胜急切之至!特此具单上禀。
明治二年巳八月初四日唐商程稼堂(印)
明治二年即1869年(清同治八年)。此时,程稼堂可谓屋漏偏遭连夜雨,他被债主吵闹、追索,不得不将库房屋三间变卖,却被中人侵吞,一时狼狈不堪。其后的文书,详细列举了与岩吉屋的债务往来。
(7)与岩吉来往情由
程稼堂与岩吉债务往来颇为频繁。

“寅”即丙寅年(1866,庆应二年,清同治五年);“卯”即丁卯年(1867)。从中可见,程稼堂多次将日常生活用品(衣物等)用以抵押贷款。此外,他还向岩吉当面借款:

这些款项,都是用来购买货物。对此,程稼堂有一个账目:
卯正月十九、二十日,收买干贝一千九百九十三斤,代价金九百七十九片四合一勺,约二月付楚。
正月廿三日,付本金五百片。
三月初三日,付本金二百〇五片。
四月初三日,付息金七片。
仝廿八日,付息金七片。
付本金廿三片。
于卯四月止,结该本利金二百五十一片。
是时,前后共欠本利金七百四十三片一步三朱。
关于岩吉,程稼堂说:“其岩吉于寅年来往起,毋论晴雨,逐日至稼处闲谈,可称十分知己。直至今六月廿四日起,岩吉有病,未曾进馆。”虽然程稼堂与岩吉的关系颇为融洽,但程稼堂的房屋却遭到中介的欺骗,最后随着岩吉的生病,双方的关系亦陷入紧张。
对于欠款,程稼堂“将疋头五十疋,暂为作抵,书票订定货库房屋售去归款。岩吉面托石崎赶紧抖主。石崎应允,得能房屋买销,付金二百片,订定辰年正月底,不误付还。有信付岩吉收去。不料于去辰正月,镇台等俱回江都,所商房屋,亦不能即商。兹于辰八月,票加货库房屋三间作抵。其时房屋石崎经手,四间卖与会所,已定见。四间卖与萨州,议价之际。约余八百片有余,稼放心将房屋三间,加入票上,订十月为限。稼屡催石崎房价余项,石崎总云:房屋卖去,已定见,毋庸急急!况余官身,不能耑办你事。无奈候至本年二月十一日,石崎来辞行,往京都。稼闻骇然,即问房屋余项。石崎云:公事在身,匆匆起身,况货库房屋租价,被租户拖欠,亦须三四个月收楚否。现今往京都,迟则三个月即回面结也。稼货库海关询问租户拖欠,逐月收入,石崎俱已取去。无奈于三月廿七日,具禀在案。候至半载,石崎尚未回崎,以至债主哓舌。稼东奔西走,各处借贷。直至五月份,借得石煤廿五万斤,岩吉一同议价,约五百余片,稼即托岩吉变卖归款。岩吉云:此事不可,将煤卖去,其金代办海参、鲍鱼等物,往上海卖销,转运数次,陆续拔轻,此乃生意流通之法。稼闻之,不胜感激。直至六月中旬,岩吉取煤样,稼向前途取样,彼云事隔一月,因不取,船主卖去矣。岩吉先托小婿黄石老调处,既后岩吉有病,岩吉之妻不要石老经手,石老无奈,转托西滨町木村屋调处,往彼数次,度费唇舌。于月初,岩吉之妻逐日炒[吵]闹,出言不逊,以至打踏之面,无奈于初四日具禀,追取石崎余款”。
这段史料,是说程稼堂将货物、房屋抵押,但却遭受欺诈,以致进退失据。
4.庆应四年《新地居留程稼堂ヨリ本籠町田中順三郎へ相掛候材木代滞一件》。这册抄本标题的意思是:居留新地的程稼堂,以住在本笼町的田中順三郎为对手,因其滞纳赊卖材木的货款而提起控告的一件事。其中包括数份汉文文书:
(1)所有顺三家,曾于己未年三月结欠银三千八百七十五两,另立票据二十枚,均二十次拔还,即于庚申年画收二百两,尚该银三千六百七十五两。数年以来屡取,分文不还,故于今戊辰年六月具禀经办所,今已蒙经管诸位公员断还楠木四块,又现金二十两,尚少之数,当面让去。今已结帐清算,将票据十九枚尽数交还,以后决无异言反悔等情。为此,立明收清据存证。
此项借款,日后倘有毋论唐人向顺三哓舌,以此凭付视,稼当理直,总归顺三无涉,此照。
庆应四年辰八月
公局在留船主程稼堂(印)
见立唐馆总管郑仁瑞(印)
庆应四年即1868年(同治七年)。己未年即1859年(安政六年,清咸丰九年)。而庚申年则为1860年(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由此可见,程稼堂也在四处追讨旧债。不过,所讨款项颇为有限(不过3675两),后在他人的协调下,以楠木四块,外加现金20两了结。想来对方也是竭蹶困窘,故而程稼堂不得不免去了其中的部分债款。但尽管如此,后来在执行上仍然颇多曲折。
(2)所有……欠款乙宗,已于本月十三日,蒙经管公员谈妥,订十七日收货收银,不料其约定木料尺寸不符,故将步银二拾两正先行暂收。俟谈妥不定,仍将步银缴还,此照上。
辰七月十七日程稼堂具(印)。
“辰”为庆应四年(1868,清同治七年),当年六月达成的妥协,但七月收货、收银时仍出现意外。
3.昨日种种费神,尚未叩谢。今特送呈收据壹纸,祈为台阅。如有不妥之处,希为牮正掷下,再行抄写可也。此致,并候刻安。
再者,收据虽书,但至十七日眼同观料,倘非楠木不收,或朽烂不堪不收,乞恳预为致意田口先生是要,又托。
蜻洲仁兄大人如晤。
程稼堂具,七月十四日。
此一文书与上一份资料都反映出,负债人在履行债务时仍充满了诸多的变数。
总体上看,长崎程稼堂文书虽然零散且不成系统,但从中仍可反映出19世纪中后期徽州海商经营实态的一些侧面。
三、结 语
从16世纪起,不少徽州海商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先后形成了几个著名的海上武装集团。1560年,“徽王”王直被明朝官军诱杀于杭州,但徽商的海外贸易并未就此消歇。从总体趋势上看,由明迄清,徽州海商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明代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清朝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毋庸赘述,这是就海商的主体而言,而这种转变,与明清两代不同的海洋政策密切相关。
具体说来,及至清代,长崎贸易中的铜商,有不少都出自徽州。这是因为江浙一带的盐商(尤其是扬州盐商),主要来自徽州,而盐商巨子往往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事东洋铜斤的采购。从财富等级及奢靡程度来看,苏州铜商曾与汉口盐商(实即扬州盐商的一个分支)骈肩称雄,并与清江浦河政官员、江苏的州县官员一样,以豪侈挥霍著称于世。
到了日本的庆应、明治之交,正值中国的同治年间,其时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许多徽商都遭受了重大打击,徽州海商自不例外。1860年,惊魂甫定的程稼堂写了一篇《唐国賊乱に付避難の略記》,算是“唐船风说书”的一种,向幕府报告了苏州遭遇太平天国之乱的亲身见闻。其中提及在苏州从事对日贸易的王氏十二家船主尽皆离散,十二家中的宏丰船、吉利船、吉隆船分别在乍浦、吴淞口卸货受阻,严重影响了中日贸易。可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对中日贸易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与长崎唐馆的解体。
从东亚海域世界的变动来看,徽州海商之衰落,既与中国国内的兵燹战乱息息相关,又与19世纪中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在国内,因太平天国动乱,席丰履厚的扬州盐商等富商巨贾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与之相关的海外贸易自然也受到波及。除了财力消乏之外,因太平军于咸丰十年(1860)攻占苏州、乍浦,导致对日办铜贸易完全终止,唐船不再前来长崎。这些,都促成了徽州海商的彻底衰落。
与此同时,日本长崎的国际贸易亦出现了新的格局。安政元年(1854,清咸丰四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年(1858,清咸丰八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通称《江户条约》又相继在江户签订。此后,英国、荷兰、俄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安政六年(1859,清咸丰九年),日本开放横滨、函馆和长崎港与欧美诸国通商。此后,长崎会所的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庆应元年(1865,清同治四年),长崎的海产品贸易全面自由化。庆应二年(1866,清同治五年),长崎御用铜的贸易得以开放,中国商人失去了贸易出口的独占权,采铜贸易大为缩小。明治四年(1871,清同治十年),日清缔结友好条约。及至明治十一年(1878,清光绪四年),三江帮商人虽然有所增加,并在兴福寺内设有“和衷堂三江会所”,但先前包括徽商在内的办铜商人却已大为衰落。
前文指出,日本元禄二年(1689,清康熙二十八年),江户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屋敷(亦即唐馆)的居住区,赴日贸易的中国海商、水手被集中居住于此。据载,当唐馆极盛之时,曾有近千人滞留其中。但随着幕末开国,与日本陆续签订通商条约诸国的船只频繁到来,而中国国内则因太平天国战乱而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唐船再也没有前来长崎。在这种背景下,唐馆受到了空前的冷落,馆内建筑物因逐渐倒塌而减少了三分之一,唐馆内的滞留人口也大为减少。一些稍具经济实力的商人纷纷迁出唐馆,从而使得唐馆迅速沦为贫民窟。而作为富裕的商人,程稼堂也早已搬出了唐馆,将唐馆内的所有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并最终售出。
程稼堂曾位居三江帮之首,显然为长崎举足轻重的海商首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现存的相关文书来看,其人与海商同行、长崎会所、借贷商人之间,不断地发生各类债务纠纷,其本人则为了躲避债主的纠缠而到处东躲西藏,并多次将各类财物作为抵押。这些,显然反映了其人已徘徊于破产的边缘。
程稼堂的遭遇,折射出昔日富甲天下的徽州海商(特别是苏州铜商)之困境。而这与整个长崎的历史发展进程,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时,随着长崎贸易的衰落,一些中国商人开始从长崎迁往大阪、神户一带。以其中的徽州海商、水手为例,亦反映出此种重要的趋势。因此,程稼堂的盛衰递嬗,可算是煊赫一时的徽州海商之最后一曲挽歌。

【王振忠:《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


 楼主| 发表于 2019-7-29 00: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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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海商----许氏海商集团


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武装走私贸易的主要是歙县人。较早的有许辰江、许本善等人。稍后为许村许氏四兄弟,老大许松,老二许栋,老三许楠,老四许梓。关于许氏下海通商有两种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即许栋是嘉靖十九年从福建越狱入海。郑舜功则说嘉靖十九年许栋和许楠先下海至大宜(今泰国北大年)、满刺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通商,后许松和许梓接踵至马六甲通商。他们把佛郎机国(今葡萄牙)商人从马六甲带到浙江双屿港、大茅港,并为之组织货源,充当经纪人角色,收取高额佣金。后许氏兄弟回国,与在江浙海上经商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又叫李七)结成团伙。嘉靖二十三年,许二载货到日本交易,次年回国时带来了三名日本商人:溥多津、倭助、才门,一齐在双屿港贸易。不久,许松被明朝官兵捕杀,许楠丧亡。许栋、许梓为了扩大势力,一方面“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使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随许氏兄弟,以“图偿货价而归”。另一方面,采取吞并联合方式扩充势力。嘉靖二十六年,林剪驾船70余艘至双屿港与许氏兄弟合伙。加上早先已有汪直“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许二为师”,至此,以许栋为首的海商集团形成,被明王朝称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的活动区域以东南沿海为主,次者广东,国外则以日本为主,既从事走私贸易,也攻城掠地。如明朝军队指挥吴璋和总旗王雷斋被抓获后用1200金赎回。他们的活动既违反了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又对地方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浙江巡抚朱纨调兵遣将,完成对许氏海商集团根据地双屿港的包围。四月在双屿港发生激烈战斗,许氏海商集团惨败,“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头目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贵、刘奇十四等皆被擒。许栋、许梓亡命南洋。嘉靖三十三年,许栋又“诱引番夷犯广东”。次年,许栋与汪濡( 即汪汝贤,汪直之侄) 、徐洪 ( 徐海之弟) 从广东去日本,返航时“历小琉球,盗岛不植,岛夷杀之”。许栋死于日本人之手。
 楼主| 发表于 2019-8-9 02: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8-9 02:22 编辑

萧毅中,明湖广公安人,字元衡。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安福知县。考授监察御史,魏忠贤擅权,毅中抗疏廷争,被逐。崇祯三年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

天启三年南直隶学正
 楼主| 发表于 2019-8-9 18:08:56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具庆(?~1649),号生洲,大名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进士,治《毛诗》,兼治《尚书》。晚年又喜《易》,诸书无所不读。清世祖征召文院珥笔扈从,更定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号,诸祭封名山大川制诰,多出其手。领丙戌(1646)会试,榜元李奭棠为其所拔士。教习两科,庶常率接迹登政,府多经济名臣。先是,典丁卯(1627)江南试,得沈几等百四十八人,四鼎甲皆与焉。终内翰林秘书院学士。顺治六年(1649)七月卒。所著有《经世纪年》、《见鐻斋》、《多尔衮摄政日记》诸集行世。
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它们是北京城中轴线上最恢宏壮丽的建筑篇章。这三大殿的命名人就是我们大名人,北大街的陈具庆。
陈具庆(1601?—1649),字长公,号生洲,今大名城北大街人。书法家。终官内翰林秘书院学士。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入清后,被征召为弘文院扈从。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帝命陈具庆更改故宫三大殿名称,陈具庆建议:更奉天殿为太和殿、中极殿为中和殿、建极殿为保和殿,被采纳。
故宫三大殿各有来源,更奉天殿为太和殿,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更中极殿为中和殿,取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更建极殿为保和殿,取自《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天启七年南直隶主考官
 楼主| 发表于 2019-8-9 23: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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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军事及历法改革家徐光启的事迹,相信大家在国中历史课本上都曾经读过。但可能很少人知道,徐光启有一位入门子弟孙元化,对於徐光启的军事改革有相当大的贡献。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将为你介绍孙元化的事迹,说明孙元化如何以文士和举人的身份,成为军队中的要将,并且在其他奉天主教士人和葡萄牙籍军事顾问的协助之下,在山东练成一支使用西方火器为主的精锐部队。这一支部队所掀起的吴桥兵变,如何使天主教徒在军中发展的美丽远景破灭,并影响明与後金间的军力消长。

在介绍孙元化的事迹之前,我们先对明末的军事做一个概略的浏览。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誓师征明。万历四十七年,明远征军在萨尔浒之役几乎全军覆没。由於明军溃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老臣徐光启训练新兵、防御北京城。徐光启认为火器是克敌致胜的利器,於是写信给杭州的天主教友人李之藻和杨廷筠,设法购买西洋火器,以备练兵之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也想藉西洋火器的输入,顺便夹带一些耶稣会士入华,以帮助传教事业的发展。

  泰昌元年,为了帮忙好友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捐了笔钱,并派遣精於火器的张焘到澳门购买四门大铁铳(火炮)。澳门方面选派铳师四人和傔伴通事六人,护送此批火器至广州。天启元年(1621)二月,徐光启因病归隐,李之藻等人担心这批火器运抵时所托非人,万一被敌人所得,後果不堪设想,於是命令张焘将火器暂时存放在江西广信府,并遣送铳师回澳门。

  天启元年三月,渖阳、辽阳相继陷落,辽河以东全为後金占领,朝廷不得已,只好急召徐光启回京,徐光启抱病上任,李之藻也奉旨调度京师军器。徐光启主张应多造大铳与建炮台,并建议由李之藻和工部主事沈棨等人仿制西洋大炮。同时李之藻也建议,应尽快派人将存留广信的四门大铳运回京师,并访求阳玛诺(Manuel Dias/, Jr., 1574-1659)和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等耶稣会士协助建台造铳。

  建台和造炮因故迟迟无法展开。而留在广信的四门大铳,兵部原本要求孙学诗一个月内运回京师,因为运费不足,只好先运回两门,其馀两门直到边事吃紧才运回京师。军情紧急,孙学诗又被派往澳门,购买较不易膛炸的铜铳,并招募能制造和操作火器的葡萄牙人。从此,洋炮在朝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孙承宗的部属-孙元化

  天启二年初,明军在广宁大败,朝廷起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军务。孙承宗,字雉绳,别号恺阳,保定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为明末抵抗後金的首要人物之一。在经营辽东的四年中,恢复疆土四百里,安插辽人四十万,对於稳定当地人心有很大的帮助。

  孙承宗的部属孙元化,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曾师事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孙元化虽为嘉定人,在寄居上海时,曾在上海县学念书,并与徐光启家中的关系相当亲近。孙元化可能是徐光启入室弟子中官职最高的,也为天主教徒在朝中开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空间。

  广宁兵溃时,孙元化正好赴京赶考。怀抱救国热忱的孙元化,上呈〈防守京城揭〉,认为士气低落,必需用利用西洋的望远镜、精良火炮,杀敌於十里之外,并讨论筑台造铳的方法,以及射击的要领。孙元化受西学影响,并对火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让人印象深刻。孙元化的个性进取且相当自负,他向朝廷毛遂自荐,宣称若能让他在军事重地筑台领兵,并建造军器火铳,在半年内一定可以保障国都北京的安全。

  边患稍稍缓和後,孙元化担心朝廷对於军事又逐渐忽视,再上〈防边关揭〉,对造台、用兵和用铳等事继续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且表示如果他的建言再不被采纳,从此就不再过问军事问题。

  结果,原本赴京为了参加会试的孙元化不幸落第。不过,孙元化的才干获得了赏识,吏科给事中的侯震暘便保荐他:「中国的长处在火器,火器用以对抗敌人,必藉炮车;火器用以守城,必藉由造台,才能发挥威力……有个举人孙元化懂得火器,熟习用铳的方法,可令他教导将领们各种火器技术,」由於侯震暘的保荐,孙元化得以一展其志,但侯震暘不久後因参劾阉党而遭降调外放。所幸孙元化在孙承宗的协助之下,获授经略衙门赞画军需一职。孙承宗本拟聘孙元化为其僚属,但元化却坚持到边关去一展抱负
士人变武人

  初至边关的孙元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希望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学能被赏识。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命孙元化选择险要之地建造炮台,并管理军器、火药。孙承宗对火器十分重视,但由於当时全军中熟悉操作者不到数十人,他甚至亲自教导火器的操作,三个月之间,教成火器手八千人。

  孙元化首倡用辽人治辽事,并在幕中大力提倡驱逐辽人出关拨田耕种,得到承宗的赏识。

  天启二年,李之藻建议「以夷攻夷」,认为西洋大铳可以制奴儿哈赤,因此希望召募葡萄牙军事顾问。隔年,张焘遂自澳门运来大铳二十六门,并募得独命峨等二十四名铳师随行。朝廷对於这批外籍军事顾问寄予厚望,给他们相当优厚的待遇,并选择一百名最优秀的兵士跟随学习炼药、装放的技术。但不久,教炮过程中发生膛炸,而原先提议召募葡兵的李之藻也已在这支军队抵达前遭免职,朝廷就将他们全部送返澳门。

  这批运抵京城的火炮,原为澳门葡兵在广东高州府电白县所击沈荷兰人船上的舰炮,天启元年,葡兵会同附近广海卫的官兵打捞,捞到舰炮二十六门,李之藻稍後就将这些大炮买进。

  因为孙元化不是进士出身,所以之前被授予的军职都临时性的,然而在边关时,他就已经穿著正式官服。天启三年当他回京之後,想辞官参加进士考试,希望取得正式任官的资格。不过,吏部将他实授前衔(即兵部司务)。天启四年,再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孙元化便放弃了考试
战时上任,平时丢官?

  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与阉党政争激烈,许多大臣被魏忠贤陷害下狱或削去官职。孙承宗也因忤逆魏忠贤而遭去职,连称病在家休养的徐光启,都遭革职。

  高第在新任辽东经略後,不但将山海关屯田士兵撤入,并撤锦州、宁远一带的军事要塞,军民因此死伤惨重,只有宁前道袁崇焕不听命,坚持与城共存亡。眼见辽东的局势大变,孙元化再上疏请用西洋台铳法。虽然经过徐光启和李之藻等奉教官员的多方努力,但朝廷对西洋火器一直都未给予持续的重视,往往只在战情紧急时,才临时抱佛脚,所以孙承宗就曾开玩笑地说,好友徐光启每逢满人入侵时就获起用,一旦兵事稍缓,马上就丢官&#65533;&#65533;
洋炮显神威

  西洋火器的威力,直到天启六年袁崇焕率总兵满桂等人,在宁远力挫奴儿哈赤大军後,终於锋芒毕露。在宁远大捷中,城头共布置有十一门大炮,大炮威力惊人,发射一次甚至可杀害百人。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天启元年李之藻自广信运往京师的四门大铳之一。李之藻原本希望将该批大铳交给茅元仪(孙承宗主要的部属之一)运往辽东,可是张焘害怕出关送死,因此大炮还是留了下来。天启三年,茅元仪曾亲自向教炮的葡人学习操作之法,并函请孙承宗将该批澳兵调至关外协防,只可惜公文到达时,这些葡萄牙人已被遣返澳门了,茅元仪只好调来曾学过火器的彭簪古。後来茅元仪取得其中一门大铳,将其布署於宁远,茅元仪遭罢归时,传授操作方法给满桂。此炮因宁远大显神威,战功彪炳,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由於西洋火炮在宁远大捷的优异表现,孙元化奉命多造西洋火器,以资防御之用。孙元化疏称西洋炮不必多,也不能多,因若辅以机器(指炮车),了以远镜,并精确测量,便可百发百中,且火炮可一以当千,故不必多;又因铸造极为费钱,试放时还可能出现炸裂者,而京师的工料既贵,陋规又多,故也无法多造&#65533;&#65533;
遭阉党陷害

  由於先前徐光启在练兵时,曾运进四门大铳,再加上李之藻先前调度京师各军器时,亦曾经手购买二十六门大炮,其中虽有十一门调往边外,一门炸裂,可是孙元化认为以其馀的十八门(均为西洋所铸之炮)防御北京,应该已经足够。由於後金的威胁并未因宁远大捷而完全解除,孙元化随即奉旨兼程赶往关外,协助袁崇焕料理造铳建台之策。

  天启六年二月,吏部推荐一批对边防有专长者,孙元化也在名单之中,再次出关与袁崇焕共同商议守城事宜,且负责监督制造西洋炮。
  熹宗鉴於宁远大捷为近来少有的大胜利,於是对未曾叙奖的有功人员再加奖励。孙元化虽没有直接参与,但仍获奖励,可能是参与宁远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曾於天启五年督运军器至边关一事。

  几个月後,因为局面较为缓和,袁崇焕请将孙元化调回北京。由於当时的总督王之臣和总兵满桂皆与袁崇焕不合,还朝後的孙元化建议以关外军务委托袁崇焕,此举得罪了不少反袁之人。孙元化又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他不仅曾参与起草先前参劾魏忠贤的奏疏,且当东林要角魏大中被捕送京师时,孙元化亦曾藏匿其子魏学洢;此外,孙元化又拒绝阉党的拉拢利诱,终於被阉党矫旨控其营谋赞画,而削夺其权。

  天启七年,皇太极攻宁远,围锦州,袁崇焕成功地将其击退,但袁崇焕却被阉党诬陷其不救锦州而遭罢黜。至此,孙承宗及其经略辽东时的主要僚属(孙元化、鹿善继、茅元仪、袁崇焕等)均遭阉党罢斥,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天主教士人也相继罢官&#65533;&#65533;
复官再战

  思宗(崇祯帝)即位,见国势倾颓,极欲力挽狂澜,罢黜在熹宗(天启朝)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袁崇焕、徐光启相继被起用,徐光启的好友韩爌也被召回出任内阁首辅。原遭阉党排挤的孙元化,也重被起用。

  崇祯二年,袁崇焕因为东江(鸭绿江口众小岛之总称,其中以皮岛最大)毛文龙跋扈难制,假阅兵之名将其斩首。不久,後金军入关,北京情势再度紧张。孙承宗又被起用,先前他经营辽东时的部属,如总兵满桂、祖大寿以及袁崇焕等人,多成为防御的主力。
徐光启见到情势紧急,便以宁远之役为例,建议思宗应於城上架炮防御。思宗采纳了徐光启的意见。

  因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虽於崇祯元年奉旨至澳门募炮师和购买大铳,但这批人员和武器却一直未抵京师,徐光启眼见局势危急,於是建议起用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 1565-1655)、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两耶稣会士以协助防守。

  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所购募的炮师和大铳,终於在崇祯二年在都司孙学诗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之下自广州出发。这支队伍包括由公沙的西劳(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

  因大铳沉重难以搬运,以致运送行程屡屡延迟,二年十月,才运到山东济宁,由於後金已经攻破北直隶的遵化等城,边事吃紧,兵部於是来催。刚好漕河水乾涸,公沙等人改走陆路,昼夜兼程赶回。抵达涿州时,敌兵逼近北京,公沙等开始制药铸弹,预备御敌,十二月初一日,从涿州到北京,必须渡过琉璃河,并经过良乡,当他们抵达琉璃河时,良乡已破,因前无据守之地,只得回转涿州,因为回车急迫,炮车的轮辐遭损,大铳几乎不保。

  此时,涿州州城内外居民人心惶惶,纷纷想要逃命,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会同知州陆燧及原任大学士的乡宦冯铨商议,紧急将大铳装弹点放,声音有如轰雷,敌军因而不敢南下,随後即北退&#65533;&#65533;
孙元化镇守山海关

  崇祯二年,思宗因中後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在愤怒惊惧之极乃率辽兵东返。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又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的新军,也先後败没。在此一极为不利的战局下,公沙等人终於三年正月赶抵京师。朝廷答应支付领队公沙相当优渥的薪水。这些西洋大炮安置在北京都城各要冲,精选将士学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
  崇祯三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言抨击招募澳兵一事,指称葡人以出兵与否为要挟,例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一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幸经两广总督王尊德坚持才未允许。卢氏并称七月间原本已拨六万两饷银,且稍後亦续给粮米若干,但澳兵却又要求另发安家银每人三百两。疏中对徐光启派赴澳门处理此事的姜云龙指斥尤厉,称因澳兵迟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王尊德以忧国而郁卒,并指云龙贪渎冒饷,所经手的钱粮,一半为其克扣。姜云龙因此被革任,且命详查议罪。
  孙元化此时正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他们在城头四周设置五十馀具红夷炮和二千馀具灭虏炮,由於布置甚为严整,令当时入关後所向披靡的後金军队不敢攻坚。
  崇祯三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知道跋扈的东江署前协事刘兴治向来惧怕孙元化,特别破格荐用孙元化为登莱巡抚,除管辖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有恢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孙元化一开始称病不肯接受,但他其实较在意的是能否获得充分的支援,以施展抱负。上任後的孙元化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队至登莱履任。公沙的西劳等人被分派在孙元化麾下效命,并协助当时在鹿岛的赞画游击张焘。
  不久,刘兴治叛变。当时管辖东江各岛之副总兵陈继盛等均为叛兵所杀,孙元化在上任後,即建议速发饷银并预借粮米以招抚。崇祯四年,刘兴治因遣使与後金约降,而被张焘、沈世魁等所杀,负责接应刘兴治的佟养性军,亦被杀退。後金於是兴师一万二千馀人来攻,并向朝鲜借战船,朝鲜因与明朝有深谊而加以婉拒,後金军遂自海边搜得船十一艘,预备攻皮岛(又名南海岛,今名椴岛)。当时,总兵黄龙出镇皮岛,遂命张焘出战,张焘派出兵船百馀艘迎战,公沙的西劳等十三名随军葡人亦发射西洋大炮,总共发射十九次,打死敌兵约六、七百人,甚至後金大贝勒代善的第五子巴喇玛亦中炮而死。此次胜利,称之为「麻线馆之捷」&#65533;&#65533;
对夷人的猜忌

  三年四月,徐光启派姜云龙、陆若汉等再度前往澳门采购火器,并聘请善於操作火炮的西洋人。徐光启此一积极引进洋兵的做法引起许多抨击,卢兆龙即上疏表示:「堂堂天朝,一定能有人学习先臣戚继光精通火器者,何必借助外夷的教导?臣生长於香山,对澳夷最为熟悉,其性悍,居心叵测……时而表示恭顺,时而逞凶残。借铳给中国,不说是效忠,反而认为中国朝廷有求於他们,以此便可得意於西洋各国。」并称招用三百澳门军士,所费不赀,不如将此钱粮在闽粤铸造大铳数百具。卢兆龙甚至将天主教比同白莲等邪教,且夸张地说:「京师有十家有九家人信奉邪教」。徐光启随即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并称仅需招用三百葡兵即可当做反攻的前锋,且大胆保证两年就能「威服诸边」。卢兆龙因此再度上疏反驳,强调所反对者乃西人、西教,而非西洋火器,且也不信徐光启有可能在两年之内解决辽东问题。
  卢兆龙,字本潜,广东香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卢氏强烈流露出「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然而他对澳夷的担心,也颇可理解,如葡人在澳门多次筑城的企图,即曾引发严重疑忌。当时与卢氏抱持类似想法者并不乏人,如在庞尚鹏(广州府南海县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中,即曾有著类似的担心。
  徐光启虽然极力分辨澳夷与红夷的不同,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均同被视为「非我族类」。尤其自天启二年起,荷兰人即窃据澎湖,致使商渔皆遭荼毒,成为福建的一大祸害,直至天启四年始在围攻之下拆城投降并夜遁。当时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就在奏疏中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荷兰人在澎湖筑城以及满人攻占抚顺三事相提并论。崇祯四年,思宗召问曾任广东左布政使的陆问礼有关澳夷之事,陆问礼回称:「澳门人的火器可用,但是人不可信赖」&#65533;&#65533;
对洋炮的倚重

  崇祯三年,在陆若汉的积极奔走下,Pedro Cordeiro以及Antonio Rodrigues del Campo合率一百多名葡国军士(另加约两百名的随从)自澳门出发来华助战。由於当时澳门的总人口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仅约一千人,故从此一远征军的人数,即可窥知澳门当局深盼能藉此一良机与在中国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稍早,澳门当局除在天启、崇祯两朝多次以大炮和铳师支援外,也曾在崇祯二年海寇李芝奇侵扰广东时,出借大铳给明朝守军。
  陆若汉早先一直在日本德川幕府中担任通译,协助处理当时频繁的海外关系,由於他在日本政坛中颇具影响力,致使耶稣会得以因其协助,而从长崎和澳门间的海上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且护持其宣教活动。惟因他在处理传教和通商事宜时,得罪了一些异教和天主教其他传教会的人士,也与幕府中的权贵发生利益冲突,加以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商船,从1610年起相继进入日本,打破了葡萄牙在日本海外贸易上的长期垄断局面,陆若汉终在对手持续且激烈的抨击之下,於1612年被放逐至澳门。
  落魄的陆若汉在澳门的新环境中,甚少有可资发挥的空间,明廷向澳门借兵对抗後金一事,因此成为其欲开创个人新事业所亟於把握的契机。由於西洋火器曾在日本诸藩与欧人接触时扮演重要角色,深知当权者渴望借重新式武器心理的陆若汉,於是满怀憧憬地率葡兵和火炮北上助战,并在崇祯三年进呈明廷的奏疏中,称己为「西洋住澳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且自谓「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辈,前後航海至澳已伍拾馀年」,其实,他在日本居留三十三年之後,仅在澳门待了十八年,且其亦不曾担任「耶稣会掌教」一职。
  教会当局也充分利用葡军助战的机会,突破「南京教案」以来的禁教状态,如时任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视察员(Visitator)的Andre Palmeiro(1569-1635),即於崇祯二年混杂在先前由公沙所率领的部队中入华,以巡视该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三年十月,新募的葡军来华时,也有五名耶稣会士被挟带入华,禁教令在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倚重之下於是渐同虚设&#65533;&#65533;
孙元化之用人用兵

  崇祯四年二月,孙元化举荐王徵出任辽海监军道,信奉天主教的王徵为天启二年进士,他之所以愿屈就为举人出身的孙元化的下属,乃因两人是以「道义相许」的好友,如孙元化於天启七年遭罢归时,「不避嫌忌,座视行色」的故交,仅王徵一人。
  孙元化在治兵时,除引用同教的王徵和张焘等人外,其亲族也颇多随侍左右或投身行伍者,如他的三子和鼎、和斗、和京即一直交替在侧,而当孙氏於天启年间在边外负责造铳筑台时,亦屡携外甥沈卜琦同往,卜琦自幼即从孙元化游学。此外,孙和鼎的表姊夫潘云柱和潘氏的内弟沈履素,也被元化授为都司,分护敕印和符验。同样地,王徵在监军登莱时亦多亲族随侍,如其侄永年即左右其间,而其从弟王桂,也担任登莱抚标都司,屡立战功。
  王徵在出任监军後亦建议用辽人守辽地,此一主张与孙元化同出一辙。不久,对西学西教相当倾心的熊明遇被起为兵部尚书,熊氏也同样主张「关外文武将士,惟辽人可用」。
  崇祯四年,已升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因坚持起用葡兵,亦遭卢兆龙疏劾,卢氏担心若以葡萄牙人为前驱,恐有倒戈之虞。澳门远征军在抵达南昌後,即因战情趋缓以及卢兆龙等人的激烈反对而遭遣返,但陆若汉仍以进贡武器为辞,北上回京陛见,并辩解绝无筑城台、撤参将等要挟之事。徐光启在此次葡军遭遣返之後即心灰意冷,不再积极过问兵事&#65533;&#65533;
孙元化的改革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责备其背盟供给皮岛食粮,并暗助明军登岸侦探,且在皮岛之役中不借船只,皇太极并将张焘与名将祖大寿相提并论,且明白承认张焘曾击败後金的军队。
  先前,孙元化也曾打算向朝鲜购买战船,但因朝鲜为防御後金的军队,而一直未果。在後金战败北归後,朝鲜乃送四十艘战船给孙元化。是月,朝鲜陈奏使郑斗源自北京归,上献其国王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物,这些都是陆若汉相赠的。陆若汉或欲藉此开展与朝鲜的关系,以便将来能有机会将天主教传入该国。
  被擢为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初颇得皇帝支持,孙元化因此积极购置军备。孙元化就任不久即更定营制,其麾下在登莱共有众八千人,此外东江各岛上的三万馀兵,亦归其统帅。
  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计划中,希望能成立十五支精锐火器营,每营的配置如下:「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甲胄及执把器械,凡军中所需,一一备具。」徐光启认为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十五营均成就,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部队即为此类火器营的样板。
  然而孙元化恢复辽东的构想,却引起许多负面的反应,如户科给事中史应聘即曾认为孙元化所率均属「敲骨吸髓」的「无益之士」,认为如能「罢不急之戍,简无用之兵」,则虽不加赋,兵饷已可足。户科给事中冯元飙亦疏称恢辽之事应以关、蓟为主,而登莱巡抚每年花费八十馀万,如将其裁撤,即可令百姓所承担每年约一百四十馀万的加派钱,大为减轻。云南道试御史张宸极也称登莱设兵原为防海之用,但後金从不曾自海路进兵,因此建议将半数军队仍守海防,馀则移往山海关御敌&#65533;&#65533;
皮岛兵变

  四年,皇太极率军亲攻大凌河,围祖大寿於大凌城内,张焘奉孙元化之命,率舟师一千三百人撤离皮岛,黄龙则藉口巡视义州而留滞不去,孙元化於是命其率兵登岸牵制後金,然黄龙却仅虚张声势而未发兵。黄龙在崇祯三年收复泺州之役中战功第一,为孙元化所倚重。孙元化出任登莱巡抚後,即特别要求调派黄龙以总兵官的身份至皮岛,专理恢剿事宜,但他稍後的表现却令人怀疑孙元化的知人之明。黄龙个性跋扈而且贪心,不久,因私吞兵士的赏银,且扣克月饷,致引起哗变,愤怒的兵士於是拘禁了黄龙。不料,因朝鲜问罪,大家开始担心食粮遭断绝,且被朝廷视做叛逆,反将带头起事者杀害,再推举黄龙复出。
  皮岛兵变令孙元化在朝中备受抨击,如户科给事中吕黄锺即疏劾孙元化;江西道试御史刘宗祥亦疏告孙元化纵放逃兵入海,也无法解救大凌之围,甚至无法控制部将反叛。礼部尚书黄汝良亦质称皮岛自毛文龙开镇以来,没有任何作用,且黄龙跋扈,故建议将皮岛、登莱抚镇尽行罢撤。
  对孙元化的攻讦也成为打击首辅周延儒的重要藉口,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也称周延儒因受孙元化所赠的貂参金珠,因此始终为回护他。
  以厚礼相赠上官是当时的习尚,如孙元化即初授兵部司务时,也曾置备精致的布帛赠送拔举他的孙承宗,但被承宗婉辞。孙元化在出任宁前兵备道时,更有意矫正此一官场中的恶习,但他很可能为求办事方便,仍循俗按月送厚礼给周延儒。至於周延儒对孙元化的回护,除因元化的「孝敬」甚丰之外,也或还因有同年举江南乡试之谊,而周延儒的亲族周文郁,曾於天启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与元化共事多年,与孙元化十分相熟&#65533;&#65533;
吴桥兵变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的下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对明与後金间的军事态势和天主教在军中的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而孙承宗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於四年十二月被罚冠带闲住,并夺其宁远叙功和锦衣世袭。崇祯十一年,清军深入内地,孙氏率家人拒守家乡高阳,城破自杀。
  在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後,其下属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均自东江走避登州。孙元化任登前道时,即用以为将,且多收辽人。崇祯四年,新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因担心防御战线过长,遂命在大凌河的孤军撤回,但祖大寿以城新筑,不忍弃守,仍留步骑两万防守。
  後金以精锐数万围攻大凌,由於大凌所在的宁前道归登莱巡抚统辖,兵部於是命孙元化发兵由海路赴耀州盐场(在今辽宁营口市附近)以为牵制,孙元化命孔有德率辽兵赴援,孔有德竟假借风汛不利的名义而逗留,於是孙元化改命其和李应元率千馀人从陆路至宁远听候调遣。但因孔有德所统率的辽人与山东当地人屡有摩擦,导致部队行抵吴桥时,当地人皆闭门罢市。其中有个士兵与当地人发生口角,孔有德笞之,引起部众大哗,而後队滞留新城者,又因为物资无法补充,有一士兵强抢当地士绅王象春家仆一鸡,王氏为山东望族,领兵官在压力之下,乃将该士兵「穿箭游营」。於是众兵激愤,竟击杀该家仆,象春之子非查办不可。同时,李应元之父李九成荡尽孙元化委托其买战马的经费,为恐遭议罪,李氏父子乃率众拥孔有德在吴桥叛变。
  叛军在山东境内连攻陷数城,由於孙元化力主招抚,甚至要求各郡县不许截杀,使得叛乱一发不可收拾。广东道御史宋贤即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毫无作为,并建议罢黜孙元化。黄龙之腿竟遭叛兵拷折且被割去耳鼻,而余大成更因「不禁叛乱,而禁杀生」,民间讥其为「白莲都院」。至於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除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荼毒内地外,亦抨击应率援兵救大凌的张焘,指其并无一人一骑抵大凌,并以风汛为开脱理由。
  孔有德率兵攻抵登州城外,直到此时孙元化居然仍未放弃招抚的念头。崇祯五年,登州官兵与叛军大战於登州城东南,由於张焘所率的辽兵突然引退,且半降於贼,加以中军耿仲明等辽人又内应,登州陷落。总兵张可大自缢殉国,至於孙元化的属下,亦有潘云柱和沈履素等十九员将吏遇害。孙元化本人则自刎不成,与宋光兰、王徵等为叛军所掳。孔有德在此役中共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馀位,西洋炮三百位,其馀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
  由於孙元化对辽人素颇照顾,且叛军为寻求招抚的可能,孔有德遂用耿仲明的建议,将孙氏和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王徵在放归後,曾具疏论及登州城陷前後的情形,指称孙元化在城破时曾试图自刎未遂。在元化长子和鼎所撰的〈都阃潘于王暨元配两沈硕人合葬墓碣铭〉中,也尝提到元化欲自刎殉国之事。惟或因此举违背天主教十诫的教律,此故在教会中人所撰的著述中,多避而不言。
  当时在登州负责教习火器的葡萄牙人,也有十二人在城陷时捐躯,另有十五人重伤。死难的统领公沙的西劳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则各赠把总职衔,每名并给其家属赏银十两。其馀诸人则各给行粮十两,令陆若汉遣送回澳门,并请陆若汉再拣选数十人入京教铳&#65533;&#65533;
遭诬陷而死

  孙元化在被俘後,传言他已为孔有德拥戴称王,且僭号顺天,於是众臣接连疏劾,并波及首辅周延儒和兵部尚书熊明遇。如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疏称诸臣先前屡纠举元化贪污欺诈,但均为周延儒所回护,终致有吴桥之变。而兵科给事中李梦辰也藉此一兵变指责熊明遇。虽然思宗表面上仍慰留周、熊二人,他们不久後即遭去职。
  当兵变发生後,朝中多传言孙元化已反叛,因而其家属被囚禁,徐光启则上疏代其申辩,表示元化不可能反叛,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事实上,孙元化的甥婿潘云柱在五年正月闻元化遭削籍听勘时,确曾打算反叛,但为孙元化所阻止。
  崇祯五年三月,被叛军放还的孙元化,被逮至京师的镇抚司,追究其贿赂周延儒诸事,孙氏在狱中遭到严刑。周延儒欲开脱孙元化死罪,便试图拉拢其师徐光启入阁,但终究无法挽回。七月二十三日(西历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斩首弃市,宋光兰和王徵则遭遣戍。孙元化和张焘死前,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还曾乔装成送炭工人至狱中为其行赦罪礼。兵部尚书熊明遇也因吴桥兵变时力主抚议,且因替与後金私下议和的宣府巡抚沈棨辩解,而同时被解任。自此,亲天主教的势力即淡出军中。
  由於孔有德军皆辽人,勇敢善战,并善用西洋火器,因此屡屡击败内地的援兵。孔有德除四处攻城掳掠外,还用计诱捕新任的登莱巡抚谢琏,他甚至说:「杀山东兵有如切菜般容易,虽然他们有数十万人,但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绝非我的对手,我只怕关外兵。」
  此一局面到了四千八百名的关外兵加入山东行营後果然改观。孔有德被击败於沙河,不久,又被围於登州。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以船百艘载男女一万二千馀人(含精壮官兵三千六百馀名),连同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在明军的堵截之下,狼狈地浮海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登陆降金,令此一持续十八个月的兵变告一段落,然而叛军在山东地区则已造成「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馀万」的结果&#65533;&#65533;
火器在兵变中的角色

  吴桥兵变虽结束,朝中对周延儒的攻击却日益激烈,如原任兵科给事中的孙三杰即指责周延儒用孙元化统领登州,导致孔有德叛变。当时对周延儒的持续抨击有部分乃肇因於温体仁欲阴夺其位,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终於称病退隐,温体仁继为内阁首辅。
  徐光启在吴桥兵变之後,对军事更是心灰意冷,转而全力投注於修历。年已逾七十的徐光启,利用政馀在夜间从事历法的推算和编译工作。六年十月,终以积劳成疾而病故。
  在吴桥兵变中,火器在两军交战时已扮演一相当重要的角色,如在莱州的攻防战中,守城的官军几乎日耗炮弹数百斤,至於叛军则先後将红夷大炮十馀位和大将军三百馀位投入战场,且因其先前曾受葡籍军事顾问的教导,故发射「准如设的」,而叛军所用红夷大炮的威力尤其惊人,每位大炮重达二、三千斤,城垛被炮弹击中後,城垛整个倾倒,守城士兵跟本无法站立。
  莱城守军一开始对西洋火器的使用并不熟悉,常装药过多而导致炮铳炸裂。而当谢琏新任登莱巡抚後,任命鲍守正督制火器,其所制竟然还是万人敌、轰天雷、火箭和火毬等传统火器。此一情形直到神武左营参将彭有谟於率师入援後,才有了改善,彭有谟入城後,即定各炮填药的多寡,并命以纸将每斤火药裹作一包,如此在急忙中便不致差错,又命在装入炮弹後,以废纸或旧絮塞紧炮管,使炮口即便向下亦无坠脱之虞。
  鉴於叛军的火力过强,崇祯皇帝特在五年遣送红夷大炮六位至沙河,交付由刘宇烈所率领的二万五千名马步援兵,然而此一部队却於数日後在沙河大溃,大炮等火器全为叛军掳去。直到八月中旬,在关外兵的摧锋陷阵下,莱城之围始解,而於该役中战功最著者,即属靳国臣、祖宽、祖大弼、张韬等关外诸将。这支关外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其对火器的善用应是造成胜利的主要因素。
  满洲人虽於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2)正月起,已在汉军佟养性的督造之下铸成红夷大炮,并於围攻大凌河时,使用自制的红夷大炮攻城,但数量相当有限,且操作技术亦仍不精。孔有德军的归顺,不仅令满洲人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的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器,促使明与後金在军事力量上明显呈现消长。
  舟师和大炮一直是满人所最欠缺的,而如凭船运炮,再配合优势的马步兵,即有可能直接对山海关等要塞攻坚。孔有德在山东的各次战役中共夺得明军的红夷大炮近三十位,当其自海路撤离登州时,随船装载的数目虽不详,但必是此等奇器中最精良者,且相对於後金当时所拥有数量而言,亦必然相当可观。无怪乎,皇太极会力排众议,出郊十里迎接叛降的孔有德,表达其对这支部队来归的重视&#65533;&#65533;
失败之因

  孔有德等辽将後均成为满洲入主中原的前锋,并多在清朝位极人臣,或因曾受恩於孙元化,故他们对孙氏的遗嗣常亦思眷顾,但和鼎及和斗均不应,不过彼此间的关系仍相当密切,如在侯涵为孙和鼎妻沈氏所撰的六十寿序中,即称「当代异姓诸王及一时将相,多通门夙契」,在和斗之子致弥所撰的诗集中,亦有作品送靖南王耿仲明之孙还朝,诗中有「三世交亲久更真」句。孙致弥更曾因元化部属的推荐,而以布衣赐二品服出使朝鲜。
  事实上,除了孔有德和耿仲明之外,清初所封其他二王尚可喜和吴三桂,也均出自孙元化麾下,至於刘良佐、白登庸、刘泽清等降清将领,亦曾为元化之部属。孙元化和徐光启完全不曾预料他们借助西洋火器和葡籍军事顾问所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竟然大多转而为敌人所用。
  孙元化的失败,有部分肇因於他不善知人,如总兵黄龙,即因贪渎而引起兵变。崇祯二年冬,孙承宗曾密令元化应对孔有德、李九成和耿仲明等前毛文龙僚属多加防范,元化也不想让这些人再败坏辽东的经营,但担任登莱巡抚後,他却又让孔氏等人掌握兵权,终於酿成「吴桥之变」。
  或因孙元化是被下狱论死的,所以在明末由天主教徒所撰的著述中,常讳言其名,如汤若望在《火攻挈要》中叙及「麻线馆之捷」时,即仅称其为「某中丞」,而韩霖在《守圉全书》中,虽多次引录孙元化的著述,但他也在体例中特别说明:「这是国家的罪臣,他的著述还是有用」。时人颇多对孙元化的下场不表同情,如曾讲学於首善书院的华允诚,即在其疏中慨叹「洁民爱己」之余大成竟然与孙元化同遭下狱的命运。《明史&#8231;选举志》中则称明末授官以进士为重,也有擢用一些举人,但却往往未能达到期望,孙元化即为所举例之一。
  虽然天主教人士以西洋火器挽救明朝的努力是以失败告终,但在明末清初的军事史上,教会中人却仍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其中徐光启一门的兵学素养,尤其可观。入清後,顺治皇帝在读到徐光启有关练兵的疏稿结集所成的《徐氏庖言》一书,曾感叹地说:「假使明朝能完全采用徐光启的意见,那很可能就没有我这个皇帝了」,言辞间颇看重徐光启在兵学上的造诣。
  徐光启曾表示:「火炮是我们的长处,千万不能让敌人了解,如果西洋大铳的制造和使用法为敌人所得,则以後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抵抗并打败敌人。」然而孔有德在明军的围剿之下於崇祯六年降金,竟使得原来明朝所拥有较先进的西方铸炮和操炮技术随之落入满人手里,并成为其入主中原的利器,令人不得不慨叹造化之弄人&#65533;&#65533;
孔有德在明军的围剿之下降於後金,使得原来明朝所拥有的铸炮和操炮技术随之落入满人手里,满州人後来有了这样兵器,明军与满州人的交战就更为吃力了,尔後明朝在关外终於在无反攻的能力了。真是令人万般感叹。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宿命吧&#65533;&#65533;
红夷炮的这类炮型在西方普遍称为加农炮,明荷的多次交手中,双方均曾以加农炮互轰。明朝在当年海战上曾经赶走了葡萄牙、荷兰等国,因此在西方人的眼里,千年相传那强盛的遥远中国,果然不是只有传说而已。可惜明代没能解决自己的内部民生和官吏的腐败,导致最後亡於民乱,後又亡於汉奸之手
 楼主| 发表于 2019-8-15 22:5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善继端方谨悫。由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内艰除,起故官。辽左饷中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善继稽旧制,金花贮库,备各边应用。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二月,降善继一级,调外。汝华惧,卒补银进。泰昌改元,复原官,典新饷。连疏请帑百万,不报。

  天启元年,辽阳陷,以才改兵部职方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阅视关门,以善继从。出督师,复表为赞画。布衣羸马,出入亭障间,延见将卒相劳苦,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累进员外郎、郎中。承宗谢事,善继亦告归。

  先是,杨、左之狱起,魏大中子学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后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持书走关门,告其难于承宗。承宗、善继谋借巡视蓟门,请入觐。奄党大哗,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之。狱益急,五日一追赃,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至是,善继归,而周顺昌之狱又起。顺昌,善继同年生,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金入而顺昌又毙。奄党居近善继家,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太公曰:“吾不惧也。”崇祯元年,逆榼既诛,善继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管光禄丞事,再请归。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定兴。善继家在江村,白太公请入捍城,太公许之。与里居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继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儿素以身许国,今果死,吾复何憾!”事闻,赠善继大理卿,谥忠节,敕有司建祠。子化麟,举天启元年乡试第一,伏阙讼父忠。逾年亦卒。

  薛一鹗,字百当,由贡生为黄州通判。荆王姬诬他姬鸩世子,一鹗白其诬。奄人传太妃命,欲竟其狱,卒直之。迁兰州知州。州北有田没于番,吏派其赋于他户,后田复归,为卫卒所据,而民出赋三十年,一鹗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继城守,遂同死。
 楼主| 发表于 2019-8-19 12:24: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8-19 12:32 编辑

湛濯之,字阳生。增城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明熹宗天启元年(一六二一)两科武举人,官至京城五军佐击,竟以魏珰诖误败官,卒于京。事见清康熙《增城县志》卷九   袁崇焕天启二年奏疏人物


林翔凤 广东东莞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武举,又中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30)文举。隶任辽蓟督粮推官,袁崇焕《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所谓“现任蓟镇督粮推官林翔凤,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艺,与诸将士官交契甚厚”者,即其人也。(见《东莞县志》卷四六、四七《选举表》)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17:47: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2 18:11 编辑

顺德知府吉孔嘉,高陵人;少愬父冤,以孝称,为县令,历着循声;崇祯十五年,大兵临城,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与妻张氏、次子妇王氏并死。子贡生惠迪,与父同守城,殉节(见明史及辑览)。
  兖州知府邓藩锡,金坛人;甫抵任,缮守具;崇祯十五年,大兵至,请鲁王散积储,以鼓士气,不从;藩锡拒守,巷战被执,不屈死;妾张氏,携稚子投井死(见明史及辑览)。

监军湖广道御史金毓峒,完县人;为巡按,有声。崇祯十七年,监督师李建泰军,分扞保定西城,与同知邵宗元等率众杀贼;建泰降贼,城陷,毓峒抱监军印,投井死。妻王氏自缢死。从子武举振孙,手射殪七贼,身被重创,大呼曰:我金御史侄,前日杀尔帅者我也。群贼支解之。其兄肖孙及妇陈氏,同投井死,婢桂香从之(见明史及辑览)。

锦衣卫镇抚司佥书指挥同知李若琏,新城人,徙顺天。掌治狱,尝辨袁崇焕之冤,以失出,削藉;后复官,分守崇文门。都城陷,自缢死(见畿辅通志)。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18: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2 22:41 编辑

doc88.com/p-9109970999989.html


佟卜年


http://www.doc88.com/p-999978107860.html

王徵





 邱民仰,字长白,渭南人。万历中举于乡。以教谕迁顺天东安知县,厘宿弊十二事。河啮,岁旱蝗,为文祭祷。河他徙,蝗亦尽。调繁保定之新城。
                       
                          崇祯二年,县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军毕出其地,民仰调度有方,民不知扰。擢御史,号敢言。时四方多盗,镇抚率怯懦不敢战,酿成大乱。吴桥兵变,列城多陷,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皆主抚。流贼扰山西,巡抚宋统殷下令,杀贼者抵死。民仰先后疏论其非,后皆如民仰言。遭妻丧,告归。出为河间知府,迁天津副使,调大同监军汝宁,迁永平右参政,移督宁前兵备。民仰善理剧,以故所移皆要地。








 邱禾嘉,贵州新添卫人。举万历四十一年乡试,好谈兵。天启时,安邦彦反,捐资制器,协擒其党何中蔚。选祁门教谕,以贵州巡抚蔡复一请,迁翰林待诏,参复一军。
                       
                          崇祯元年,有荐其知兵者,命条上方略。帝称善,即授兵部职方主事。三年正月,蓟辽总督梁廷栋入主中枢,衔总理马世龙违节制,命禾嘉监纪其军。时永平四城失守,枢辅孙承宗在关门,声息阻绝。蓟辽总督张凤翼未至,而顺天巡抚方大任老病不能军,惟禾嘉议通关门声援,率军入开平。二月,大清兵来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乡,禾嘉令副将何可纲、张洪谟、金国奇、刘光祚等迎战,抵滦州。甫还,而大清兵复攻牛门、水门,又督参将曹文诏等转战,抵遵化而返。无何,四城皆复。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3:04: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2 23:38 编辑

乔一琦(1571~1619年)
   乔一琦,字原魏,号伯圭,上海县西乡(今属上海长宁区)人。祖居法华镇高封桥。少年聪颖,体力超人,喜好驰马击剑,能开五石弓左右射箭,以武勇著称。16岁补博士弟子员,喜欢结交朋友,轻财尚义,人们都称他“乔公子”。是时,川沙近海处有一黑色野马出没,性烈,伤及百姓,无人能制,乔设计捕捉并驯服为自己坐骑。乔习书法,专攻怀素、二王笔法,后有集王羲之书《金刚经》、草书《千字文》石刻问世,书法属上品,董其昌称之“生龙活虎”。其诗作也甚佳,今存所著18首诗的草书帖和金刚经石刻两种,藏于上海博物馆。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乔中武举,受委把总,奉命练兵孟河。后任辽东广宁卫守备,不久移驻山海关东之滴水崖,乔书大字“镇星之精”于石。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乔升任辽东镇江卫游击,日夜练兵,从不懈怠,以防境外后金军入侵。是年,金兵攻抚顺,神宗帝惦念辽警,召刘为左府佥书。翌年二月,经略杨镐令大将军刘等率兵四路出师,刘为南路右翼,当时需挑选勇敢善战的人当先锋,大将军说:“谁也没有乔公子合适!”于是拜乔为游击将军,统领健卒500人先行开道,兼监督由姜弘立、全景瑞统帅的朝鲜军并肩进击。乔军进入宽奠口,与后金军遭遇,激战数十次,所向披靡。接着,乔与海盖道、康应乾所率朝鲜军合兵,军队集结于富蔡郊外,准备深入敌后进击。此时,刘所率南路主力败溃,几乎全军覆没。乔军陷入包围,转战退至滴水崖,乔中流矢,打算移据固拉库崖准备反击。不料,朝鲜军主帅姜弘立、全景瑞被俘投敌。乔腹背受敌,图谋恢复无望,又宁死不降,便面向京师跪拜后,从容投崖自殉,时年49岁。从死士卒有42人。
   明熹宗临朝,兵科杨涟奏乔殉难之事,熹宗皇帝嘉奖其义,封赠乔为左府都督同知,袭陛四级,子本卫世袭百户。赐钱财建特祠于法华镇西三里处乔家宅,名乔一琦祠堂,朝廷每年派官致祭。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朝廷赐乔忠烈,加谥号太傅,入祀忠义祠。乾隆皇帝在苏州见到乔的后裔乔光烈时称赞说:“汝家真文武世家也!”
   至今,遵义路街道仍有乔氏一脉延续。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宏立[17]知明兵败,大惊,遂按兵,偃旗帜,遣通事执旗来告曰:“此来非吾愿也,昔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疆土,急难之时,赖明助我,获退倭兵。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四大贝勒定议,乃曰:“尔等降,先令主将来,否则必战。”宏立复遣使来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军乱逃窜。其令副元帅先往,宿贝勒营,以示信。诘朝,吾率众降。”遂尽执明兵,掷于山下,归我明游击乔一琦,自缢死。于是,朝鲜副元帅先诣众贝勒降。翼日,姜宏立率兵五千下山降。众贝勒宴劳之,送宏立及所部将士,先诣都城。上御殿,登座。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及副元师等,葡匐谒见。上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18]焉[19]。

乔 一琦赠都督佥事,袭升四级,与本卫实授百户,世袭,俱从祠附祭。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57] (1595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壬辰(1592)、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酿成了后来三人灭顶之灾的“乙未事”。起因就是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59] 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60] ,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内的万历皇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61] ,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59] 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62]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不同意草率处决人犯,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公独谓是狂生,无他”[60] 。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真是谋反哪有如此大张旗鼓的。秦、王先后毙死狱中。当乔一琦从死牢中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发表于 2019-9-5 23:49:22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料内容真丰富。
对了,您的小说写的怎么样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00:06:30 | 显示全部楼层
相思在长安 发表于 2019-9-5 23:49
资料内容真丰富。
对了,您的小说写的怎么样了?

构思中,最近事情比较多。
 楼主| 发表于 2019-9-15 21:30: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15 21:51 编辑

《爝火录》:“ 锦衣卫佥事田弘祚自缢,弘谟被杀。弘祚、弘谟,皆弘遇之弟。”




明思宗的田皇贵妃
假父田弘遇:正一品左都督,太子太保
假弟田敦吉:七岁封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八岁袭父职正一品左都督
假叔田弘祚:正四品指挥佥事
假妹夫汪起光:正六品锦衣卫百户

 楼主| 发表于 2019-9-20 00:0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20 00:24 编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826b60102e4eb.html



后小字觀音,樞密使蕭惠之女,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姿容端麗,為蕭氏首。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為當時第一。清寧元年,冊為皇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為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鞾,菩薩喚作耕斡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群臣皆呼萬歲。



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良嗣,許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良嗣妄生邊釁,預知金人必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之意。





宣和四年十月,郭藥師等以常勝軍入燕城。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敵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靉靆三千士,雨洗兵戈二百年。」



贈寇萊公詩
  宋陝州魏處士野〈贈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傳播途中。章聖朝,使者至,問那箇是「無地起樓臺」相公?時寇居散地,因即召還。


芳儀曲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汴京。初嫁供奉官孫某,出為武彊都監,為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嘗任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後自遼歸朝,著書載其事。晁補之無咎因作〈芳儀曲〉以悲之曰:「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來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一朝事?咫尺河山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蓬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晝驚沙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老窮邊,丈夫漂泊尤堪憐。」



遼宮詞
  趙士喆字伯濬,山東掖縣人,貢生。鄉人私諡文潛先生。嘗作《遼宮詞》百首,竹垞先生《明詩綜》錄其十首云:「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面面來。磔犬燒羊挏乳酒,君臣團做笑傳盃。」「扈蹕宵征敢冒寒,侍兒應作健兒看。錦鞾貂額戎裝好,不用郎當舞袖寬。」「李氏螟蛉已贅疣,石郎反噬更添愁。官家笑得漁人利,天外飛來十六州。」「海淀樓臺第一層,到來六月失炎蒸。金盤雪藕成虛設,何事天廚更進冰。」「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蒞紫宸朝。漢家禮樂真堪羨,從此坤儀改姓蕭。」「名家妃主度關山,馬上貂裘淚不乾。莫訝鶯花邊地少,遼陽更比范陽寒。」「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關。赫連臺上秋雲卷,遙見河流入斷山。」「風旗雪帳夜張燈,獵後行廚肉似陵。寄語妖狐休作態,君王臂上有神鷹。」「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笑卷琵琶出塞圖。」「傳說林牙建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做遼東鶴,一夜乘風到虎思。」

  伯濬,副都御史燿之子。甲申後,避兵登州之松椒山,遂不歸,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著《遼宮詞》一卷,漁洋山人《感舊集》採十四首云:「聖母仙軿返玉京,六宮掩袂淚如傾。人間那敢談溫樹,天上先皇照鑒明。」「銀甕交爭忿未平,六龍親駕復西征。安邊自是男兒事,枉卻當年嫁義成。」「稚尾交輝寶蓋飄,欣瞻御像降丹霄。天王眉宇傾夷夏,北極群靈夜夜朝。」「年來南北靖烽煙,西夏、高麗各晏然。聞道中朝相司馬,至尊祕敕慎開邊。」「玉帛聯翩四十春,富公忠信格神明。小蘇近作皇華使,又喜龍荒見鳳麟。」「自解衣冠策晉王,石、劉兩主號兒皇。河山不改雄圖進,白髮宮娥淚萬行。」「身似風前旅雁孤,夜來猶自夢宣呼。受降城外如霜月,照見行營寶帳無?」「昔日文姬落北庭,故山雲樹豈忘情?歸時恰值炎暉沒,腸斷蘇卿謁茂陵。」「燕京容易便迎降,誤我艱難到海邦。草草束裝如夢裏,賜釵忘卻在西窗。」「大梁清夢隔蓬瀛,仙眷何來五國城。共矢餘年持苦行,漢宮環珮乞來生。」餘四首同前。












 楼主| 发表于 2019-9-28 00:33:25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史稿》祖大寿传——文言文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仕明为靖东营游击。经略熊廷弼奏奖忠勤诸将,大寿与焉。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走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出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承宗用参政道袁崇焕议,城宁远,令为高广,大寿董其役。方竟,太祖师至,穴地而攻,大寿佐城守,发巨炮伤数百人。太祖攻不下,偏师略觉华岛,斩冠,殪士卒万馀。太宗即位,伐明,略宁远,崇焕令大寿将精兵四千人绕出我师后,总兵满桂、尤世威等以兵来赴,战宁远城下。会溽暑,我师移攻锦州,不克,遂引还。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庄烈帝立,用崇焕督师,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太宗尝与大寿书,议遣使吊明熹宗之丧,且贺新君,大寿答书拒之。越二年,太宗伐明,薄明都。崇焕率大寿入卫,庄烈帝召见平台,慰劳,令列营城东南拒战。崇焕中太宗间,朝臣复论其“引敌胁和”,庄烈帝意移,复召入诘责,缚下狱。大寿在侧股栗,惧并诛,出,又闻满桂为武经略,统宁远将卒,不肯受节制,遂帅所部东走,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庄烈帝取崇焕狱中书招之,孙承宗亦使抚慰,密令上章自列,请立功赎崇焕罪。大寿如其言,庄烈帝优旨答之。明年春,我师克永平等四城,太宗闻大寿族人居永平三十里村,命往收之,得大寿兄子一、子二及其戚属,授宅居之,以兵监焉。师出塞,贝勒阿敏等护诸将戍四城。承宗令大寿与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会师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诚、孟犭参等攻滦州,滦州下,遂逼永平,阿敏等弃四城引兵还。大寿复驻锦州。

又明年七月,大寿督兵城大凌河。太宗策及其工未竟攻之,自将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贝勒德格类等率偏师出义州。八月,师至城下,上曰:“攻城虑多伤士卒,不若为长围困之。城兵出,我则与战;援师至,我则迎击。”乃分命诸贝勒诸将环城而军:冷格里当城北迤西,达尔哈当城北迤东,阿巴泰在其后;觉罗色勒当城正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其后;篇古当城南迤西,济尔哈朗在其后;武纳格当城南迤东,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多铎在其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多尔衮在其后;和硕图当城西迤北,代善在其后;鄂本兑当城正西,叶臣当城西迤南,岳讬在其后。诸蒙古贝勒各率所部弥其隙。佟养性率乌真超哈载炮跨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就分地,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距墙内五丈又为壕,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上陟城南冈,顾谓降将麻登云、黑云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关内兵强弱,朕所素悉。”登云对曰:“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上命射书城中,招蒙古兵出降。诸将攻抚城外诸台堡,以次悉下;城兵出樵采,辄为我军擒馘。围合十馀日,上以书谕大寿,言原与明媾和,大寿置不报。

明援师自松山至,阿山、劳萨、图鲁什击败之;自锦州至,贝勒阿济格等击败之。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官吴襄、锺纬,合军七千人赴援,上亲率贝勒多铎及图鲁什等以巴牙喇兵二百渡小凌河,乘锐击破之。围合已月馀,上度大寿必期援师至,出城兵夹攻,乃令厮卒去城十里所,发炮树帜,骤马扬尘,若为援兵自锦州至者,而亲率巴牙喇兵入山为伏。大寿果以城兵出攻城西南隅台,篇古、叶臣及蒙古诸贝勒督所部御战,上亲率巴牙喇兵自山上腾跃下。大寿知坠计,急收兵入城,死伤百馀人。自是闭城不复出。越数日,明监军道张春及襄、纬等合马步兵四万来援,渡小凌河,为严阵徐进,上与贝勒代善等以二万人御之。上率两翼骑兵直入敌营,发矢射明军。明军发枪炮,上督骑兵纵横驰突,矢雨集,明军遂败。襄先奔,佟养性屯敌营东发炮。黑云起天际,风从西来,明军纵火,势甚炽,将逼我阵,忽骤雨,反风向明军,明军益乱。右翼兵入春营,逐北三十馀里,获春及副将张弘谟、杨华徵、薛大湖,参将姜新等三十三人,斩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襄等皆遁走。





十月,上复使招大寿,并命弘谟等各以己意为书劝降,大寿率将吏见使者城外,曰:“我宁死於此,不能降也!”上复与大寿书谕降,许以不杀。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参将王景又以于子章台降。我师克傍城诸堡,收糗粮,葺壕垒。大寿欲突围,不得出。上复遣姜新招大寿,大寿见新於城外,遣游击韩栋与新偕还,栋怵我师严整,归以白大寿,大寿始决降。遂令其子可法出质,要石廷柱往议,上遣库尔缠、龙什、宁完我与廷柱偕。廷柱度壕见大寿,大寿曰:“人安得不死?今不能忠於国,亦欲全身保妻子耳。我妻子在锦州,上将以何策俾我得与妻子相见耶?”上复令廷柱与达海往谕,即令大寿为计。大寿遣其中军副将施大勇来,言降后欲率从者诈逃入锦州,伺隙以城献。是时大凌河诸将皆原降,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乃令掖以出城杀之。大寿使以誓书至,上率诸贝勒誓曰:“明朝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泰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今以大凌河城降。凡此将吏兵民罔或诛夷,将吏兵民亦罔或诈虞。有违此盟,天必谴之!”誓毕,上使龙什告大寿,大寿即日出谒,上与语良久,定取锦州策,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金玲珑鞓带、缎鞾、雕鞍、白马赐之。

次日,命贝勒阿巴泰等将四千人为汉装,从大寿取锦州,会大雾,不果行。又次日为十一月朔,大寿以从子泽远及从者二十六人入锦州,石廷柱、库尔缠送之,夜渡小凌河,徒步去。上令大凌河将吏兵民薙发,敛军中馀粟分赉之。方大凌河筑城时,军士、工役、商贾都三万馀人,至是仅存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有二。后数日,大寿自锦州传语诸裨将:“前日行仓猝,从者少。抚按防御严,客军众,未得即举事。”又遣使以告上,上报以书,诫毋忘前约。命隳大凌河城,引师还,至沈阳,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用贝勒岳讬议,将以雪辽东、永平多杀谤也。





大寿初入锦州,诡言突围出,辽东巡抚邱禾嘉知其纳款状,密闻於朝。庄烈帝欲羁縻之,因为用,置勿问;惟以蒙古将桑噶尔塞等赴援,战不力,败又先奔,令大寿诛之。桑噶尔塞等将执大寿来降,大寿与之盟乃定。庄烈帝召大寿入朝,使三至,辞不往。上自大凌河师还,略宣府,克旅顺。居二年,遣阿山、谭泰、图尔格先后徇锦州。又明年,上使贝勒多铎帅师攻锦州,多铎令阿山、石廷柱、图赖、吴拜、郎球、察哈喇等以四百人前驱。大寿令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参将桑噶尔塞、张国忠、王命世、支明显将二千七百人出御,松山城守副将刘成功、赵国志率八百人来会。阿山等与遇大凌河西,多铎引后军自山下,尘起蔽天,应选等军溃,歼五百人,获游击曹得功等,得马二百馀、甲胄无算。多铎旋引军还。

又明年,改元崇德,行封赏,授泽润三等昂邦章京,泽洪、可法一等梅勒章京,予世袭敕书。设都察院、六部,满、汉、蒙古各置承政。汉承政皆授诸降将:可法、张存仁都察院,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二年,更定部院官制,但置满承政。诸降将改授左右参政,并以邓长春代大勋,陈邦选代新。是时上北抚喀尔喀,南定朝鲜,敕大寿使密陈进兵策,大寿不报。

三年十月,上自将伐明,率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衮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讬为右翼,自墙子岭入。大寿方屯中后所,以兵袭多铎,土默特之众先奔,多铎师败绩。次日,与济尔哈朗合兵出,大寿敛兵不复战。上亲率师至中后所,使谕大寿曰:“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於去留,终不相强。曩则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於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次日,又纵俘赍敕往曰:“曩大凌河释汝,朕之诸臣每谓朕昧於知人。今将军宜出城相见,若怀疑惧,朕与将军可各将亲信一二人於中途面语。朕欲相见者,盖为朕解嘲,亦使将军子侄及大凌河诸将吏谓将军能践言也。”大寿终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孔有德等攻克旁近诸台堡,上乃命还师。左右翼深入,师大捷。





四年二月,上复自将伐明,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前锋,亲督军围松山,分兵攻连山、塔山、杏山。明庄烈帝方召大寿入援,大寿甫行,我师至,乃还守宁远。时泽远守杏山,大寿遣部将三、兵九百自水道赴援,半入城。我噶布什贤兵蹑其后,纵击,得舟一,杀五十人。上遣使至锦州谕大寿妻,令以利害导大寿来降。大寿选蒙、汉兵各三百,授祖克勇及副将杨震、徐昌永等取道边外趋锦州,至乌欣河口;阿尔萨兰以满、蒙兵一百六十戍焉,与战,获震,斩级八十四,得马百五十。克勇等依山为寨,上亲督巴牙喇兵破其寨,斩昌永,获克勇,斩级三百十一,得马四百十一。我兵攻松山,不克,会左右翼师还,上命罢攻还盛京。大寿复入锦州。是岁屡出师略锦州、宁远、松山、杏山,皆未竟攻,得俘获即引退。

五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师屯田义州。五月,上幸义州视师,蒙古苏班岱等牧杏山城西,使请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巴牙喇兵千五百人往迓。大寿侦我师寡,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周智合兵七千人邀击,济

尔哈朗引退以致敌,还击,大败之。上亲阅锦州城,攻城东五里台、城北晾马台,皆下,刈其禾而还。上命多尔衮、济尔哈朗等将兵更番攻锦州。六年三月,济尔哈朗令诸军环城而营,大寿令蒙古守陴。逻卒至城下,蒙古兵自城上呼与语曰:“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逻卒曰:“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蒙古兵闻之皆惧。贝勒诺木齐等遂遣使约降,启郭东门纳我师。及期,大寿闻变,以兵出子城,蒙古兵与战,我师逼城外,蒙古兵垂绳,援以登,吹角夹攻,大寿退保子城。我师入其郛,得裨将十馀及蒙、汉民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七人。明援兵自杏山至,济尔哈朗为二伏,败明兵,斩级一百七十,俘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得马百十六、甲七十六。





五月,洪承畴督军来援。六月,多尔衮番代。上遣学士罗硕以泽润等书招大寿。七月,上自将破明师,降承畴。语见承畴传。大寿弟总兵大乐,游击大名、大成从承畴军,被获,上命释大成,纵之入锦州。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

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已。”泽远感激泣下。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覆,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八年十月,济尔哈朗帅师伐明,克中前所,并取前屯卫、中后所。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大寿初未有子,抚从子泽润为后。其后举三子,泽溥、泽洪、泽清。泽清叛应吴三桂,语见三桂传。

泽润初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中,以从征叛将姜瓖,并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从阿尔津帅师镇湖南,卒於军。乾隆初,定封二等子兼一云骑尉。

泽溥初降,授一等侍卫。累迁福建总督。乞休,卒。

泽洪分隶镶黄旗。顺治元年,改参政为侍郎,泽洪仍任吏部。入关追击李自成,斩其将陈永福;克太原,复击败叛将贺珍、姜瓖。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授内弘文院学士。以疾解任,卒。

子良璧,袭爵,授参领,兼佐领。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擢西安副都统;复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讨噶尔丹,驻翁吉督饷。噶尔丹从子丹济拉袭翁吉,良璧击之,败走。迁福州将军,署福州总督。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兼一云骑尉。

可法,大寿养子。初质於我师。及降,授副将,隶正黄旗。顺治初,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命以右都督充河南卫辉总兵。自成兵掠济源、怀庆,总兵金玉和战死,可法赴援力战,自成兵乃引去。进都督,充镇守湖广总兵,驻武昌。以疾解任,卒,谥顺僖。

泽远,顺治间,积功,并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京察左迁。寻卒。

论曰: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楼主| 发表于 2019-9-28 00:37:4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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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发迹

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年)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实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也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二是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发展起来。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清史列传·贰臣传》,“祖大寿传”,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年),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年),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1)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裴国珍降清后,在给吴三桂的劝降信中,称吴为“贤甥”,故知裴为吴的姨夫。(《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除此,他书皆失载。
  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的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天聪五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2页)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与清在松山(辽宁锦县松山)决战,明军惨败,祖大寿率部献锦州城投降。按明律,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牵连,但吴襄父子却是个例外,没受到任何责难。参加此役的吴三桂,战斗刚开始,就同总兵王朴等率部逃跑,以致明军全军覆没。事后,崇祯下令将王朴处死,仅给三桂降级处分。(《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
  这些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祖、吴两族在辽西势力雄厚,盘根错节,朝廷不敢触动毫毛,惟恐惩治一人,将激成大乱,会逼使他们拱手把辽西送给清政权。了解内情的降清汉官石廷柱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 (《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连皇太极也说:“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明朝是不敢对祖氏集团轻举妄动的。(《清太宗实录》,卷60,6页)




 楼主| 发表于 2019-9-28 15:51:43 | 显示全部楼层
细数一下己巳之变,蒙古诸部来了多少部落。

https://tieba.baidu.com/p/592837 ... 852610&traceid=




十月初四,蒙古扎鲁特部色本及桑图、哈马盖率兵来会汗。

初五日,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都喇儿洪巴图鲁、扎鲁特部内齐汗、忽毕儿图之子戴青等蒙古诸贝勒,各率兵来会。

初六日,蒙古巴林部贝勒色特尔色棱,率兵来会。


十五日,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图梅、孔果尔老人、达尔汉台吉、希讷明安戴青、伊儿都齐、鸟克善、哈坦巴图鲁、多尔济、两桑阿尔寨、索诺木、拉布希喜、穆寨、巴达里绰
诺和、在达席里、达尔汉洪巴图鲁、色棱、拜斯噶尔、额森、达尔汉卓里克图,达尔汉台吉之子等二十三贝勒率兵来会。

是日,扎赖特部诸贝勒来,半途复引军还。

满文老档





○癸丑。巳刻。 上親統大軍伐明。謁 堂子啟行。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爾噶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嚮導

○乙卯。大軍次都爾鼻地方。扎魯特部落蒙古貝勒色本、桑土、喀巴海、以兵來會

○丙辰。大軍次陽石木河。蒙古諸貝勒柰曼部落袞出斯巴圖魯、敖漢部落都喇爾巴圖魯、扎魯特部落內齊、郭畀爾圖之子戴青各以兵來會。大宴之


○丁巳。蒙古巴林部落貝勒塞特爾塞冷、以兵來會。因其馬匹羸瘦。 上責之曰。朕曾諭爾等善養馬匹。勿輕馳騁。以備征討之用。爾等違諭。用以畋獵。致馬匹羸瘠。來兵遂少。會亦何益耶。其來朝所獻諸物。悉卻之。

○庚申。大軍次納里特河
○是日、察哈爾國五千人來歸

○丙寅。蒙古科爾沁國土謝圖額駙奧巴、圖美、孔果爾、達爾漢台吉、石訥明安戴青、伊爾都齊、吳克善卓禮克圖台吉、哈談巴圖魯、多爾濟、大桑噶爾寨、小桑噶爾寨、瑣諾木、喇巴什希、木豸、巴達禮、綽諾和、布達席理、達爾漢巴圖魯、塞冷、拜思噶爾、額參達爾漢卓禮克圖、達爾漢台吉之子、二十三貝勒。以兵來會。 上率兩大貝勒、及諸貝勒、迎至三里許。遇之。下馬。拜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還。 上御行幄。中坐。兩大貝勒列坐。諸貝勒兩翼侍坐。奧巴率其眾貝勒朝謁畢。奧巴、孔果爾、以所攜酒進獻。 上稍飲之。於是令奧巴、圖美、坐於右。孔果爾、坐於左。諸貝勒以次傍坐。設大宴。宴之。科爾沁國六旗諸貝勒、進馬六十。 上悉卻之
○ 上諭諸貝勒大臣、暨外藩歸降蒙古貝勒等曰。明國屢背盟誓。蒙古察哈爾國、殘虐不道。皆當征討。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其共議之。諸貝勒大臣、有謂距察哈爾國遼遠。人馬勞苦。宜退兵者。有謂大軍已動。群力已合。我軍千里而來。宜以見集兵征明者。 上以征明之議為是。遂統大軍。向明境進發

○辛未。大軍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於途次私議。晚詣 御幄。止諸貝勒大臣於外、不令入。密議班師。兩大貝勒既退。岳託、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眾貝勒入。至 上前。見 上默坐。意不懌。岳託奏曰。 上與兩貝勒何所議。請示臣等。今諸將皆集於外。待 上諭旨。 上憮然曰。可令諸將各歸帳。我謀既隳。又何待為。因命文臣將所發軍令。勿行宣布。岳託、濟爾哈朗曰。臣等未識所以。請 上明示。 上密諭之曰。我已定策。而兩貝勒不從。謂我兵深入敵境。勞師襲遠。若不獲入明邊。則糧匱馬疲。何以為歸計。縱得入邊。而明人會各路兵環攻。則眾寡不敵。且我等既入邊口。儻明兵自後堵截。恐無歸路。以此為辭。固執不從。伊等既見及此。初何為緘默不言。使朕遠涉至此耶。眾志未孚。朕是以不懌耳。岳託、濟爾哈朗眾貝勒、勸 上決計進取。於是令八固山額真、詣兩大貝勒所定議。兩大貝勒云。我等所謀如此。今聞爾等言亦是。仰聽 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議定。 上遂統大軍前進。頌敕諭於八固山額真。諭曰。朕仰承 天命。興師伐明。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雞豚勿得侵擾。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淫人婦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廬舍祠宇。勿毀器皿。勿伐果木。如違令殺降、淫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離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聞山海關內。多有鴆毒。更宜謹慎。勿以乾糧飼馬。或馬匹羸瘦。可量煮豆飼之。肥者、止宜以草秣之。俟休息時。再飼以糧。凡採取柴草。勿得妄行。須聚集眾人。以一人為首。有離眾馳往者拏究。如有故違軍令者。將不行嚴禁之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一併治罪

○乙亥。大軍次老河。 上集諸貝勒大臣。各授以計。分兵前進。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諸貝勒兵。於二十六日夜半。進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軍。其斬關攻城。遇敵進勦之事。令諸貝勒相機而行。又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諸貝勒兵。從龍井關攻入。於是 上與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暨眾貝勒、率大軍繼發
《清太宗实录》



这个喀喇沁部布尔噶都应该就是都令吧。
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辽师入卫纪事》

節年來雖有鼠竊隨時訾服長昂子長子伯洪代所生長男蛤兒駡什先犯遼東被箭射死次子浪蘇尋亦病亡今存速不的者則伯洪代第三子也見統三十六家九人部落約有二三萬騎向年已降于奴長昂父祖孫等酋俱係山後哈喇慎王子下頭目哈喇慎昨年被插酋勦除速不的死劫孤不能拒所以順奴欲借力以抗插其禍原始于此矣奴亦利于速酋之降希圖假道犯薊其受降殆有深意《无梦园初集》



落扎鲁特部,奈曼部,敖汉部,巴林部,扎赖特部,喀喇沁部,科尔沁部,察尔哈部一个己巳之变来了八个蒙古部落。

袁崇焕才离开一年,明庭一帮**,坐视察尔哈部攻打喀喇沁部让其部落首领伯彦黄台吉战死,喀喇沁部部分投敌拉都拉不回来,让蓟镇大门打开关都关不上。

还在朝堂之上斗得你死我活。

袁崇焕加强遵化一路,一个个拖延不办。

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剖肝录》



 楼主| 发表于 2019-9-28 16:57:22 | 显示全部楼层
炒花是蒙古泰宁部

泰宁部属于兀良哈蒙古三部之一,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罔流”(或往流),即翁牛特部,首领系辽王脱脱(成吉思汗末弟铁木哥斡赤斤四世孙)之后。


根据《明史》的李成梁相关记载看“……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
 楼主| 发表于 2019-9-30 00:02:49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延庚(?-1636年)又作英格(Yengge)、洋阿,抚顺人。李永芳之长子。




历任后金——清游击、参将,官至吏部汉承政。他虽身居高位,获得满洲统治集团的信任,但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憎恨后金的暴虐,不齿于其父贪生变节为虎作伥之行径,而下定抗金忠明之决心,遂毅然决然采取行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曾积极参与刘兴祚组织复州汉人逃离后金的活动,积极协助刘兴祚兄弟先后逃离后金。当后金发兵进攻大凌河、宁远时,乃“遣心腹家丁往作奸细”,向明朝及时通报信息。后事泄被害,杀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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