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一键登录:

查看: 2629|回复: 46

[转帖] 明末清初地理、风俗、城市风貌、周边国家历史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6-24 22:05: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2 21:31 编辑

明代北京的坊巷和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10fd30102v74z.html




前已言之,故元大都有50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将北城垣南移,缩其城之北五里,城区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记载,当时只有23坊,城东部属大兴县,西部属宛平县:“五云坊、保大坊、南薰坊、澄清坊、皇华坊、贤良坊、明时坊、仁寿坊、思诚坊、明照坊、蓬莱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灵椿坊、教忠(坊)、居贤坊、寅宾坊、崇教坊,以上二十坊属大兴县。万宝坊、时雍坊、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鸣玉坊、太平坊、丰储坊、发祥坊、日中坊、西城坊、(积庆坊),以上十三坊属宛平县。”这些坊名和区划大多沿袭故元大都旧名、旧地。明成祖改建北京,将南城垣向外推展二里,城区经调整后计有28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其内划分8坊。由此明北京内外城计有36坊,规模更加扩大。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嘉靖时中城计有9坊,其中皇城东有:南薰坊(今北京台基厂一带)、澄清坊(今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一带)、明照坊(今北京东四西大街南之报房胡同、大小鹁鸽胡同一带)、保大坊(今北京五四大街南北之翠花胡同、大小取灯胡同一带)、仁寿坊(今北京隆福寺、钱粮胡同一带)。皇城西有:时雍坊(今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自西交民巷西至西单牛肉湾一带)、小时雍坊(今北京电报大楼北至灵境胡同一带)、安富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东北之酱坊胡同一带)、积庆坊(今北京西四红罗厂北至护国寺一带)。东城计有5坊,沿北京东城垣由南往北排列,依次为:明时坊(今北京崇文门内以东之船板胡同、盔甲厂胡同一带)、黄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东西之遂安伯胡同、芳嘉园胡同一带)、思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北之礼士胡同北至月芽胡同一带)、南居贤坊(今北京朝阳门北小街西侧板桥胡同、北新仓胡同一带)、北居贤坊(今北京东直门手帕胡同北至柏林寺一带)。西城计有7坊,沿北京西城垣由南向北排列,依次为:阜财坊(今北京宣武门象来街至西单甘石桥西南一带)、咸宜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西北至西四羊肉胡同一带)、鸣玉坊(今北京西四西北至新街口一带)、日中坊(今北京新街口至西直门桃园胡同一带)、金城坊(今北京阜成门大水车胡同至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河漕西坊(今北京白塔寺至西直门大街南一带)、朝天宫西坊(今北京阜城门宫门口至西直门北城角一带)。北城计有7坊,包括今北京地安门至德胜门、安定门地区:教忠坊(今北京张自忠路北至土儿胡同一带)、崇教坊(今北京交道口东大街至安定门顺城街一带)、昭回靖恭坊(今北京地安门东大街北之炒豆胡同至寿比胡同一带)、灵春坊(今北京鼓楼东之经厂胡同至安定门大街一带)、金台坊(今北京鼓楼至安定门西大街一带)、日忠坊(今北京后海南岸之官房胡同至德胜门大街一带)、发祥坊(今北京护国寺至正觉胡同一带)。明北京外城区属南城,计有8坊,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分地区:正东坊(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至天坛东一带)、正西坊(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至琉璃厂东一带)、正南坊(今北京先农坛至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崇北坊(今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北一带)、崇南坊(今北京崇文门至左安门之间)、宣北坊(今北京琉璃厂至广安门一带)、宣南坊(今北京骡马市大街至右安门一带)、白纸坊(今北京广安门至右安门之间)。明朝统治者在各坊按居民多少设置若干铺。每铺立铺头,有火夫三五人,隶属总甲,专掌地方捕盗等事。如南薰坊有8铺,澄清坊有9铺,日忠坊有22铺等,每铺负责若干条胡同。

    明北京内城街道基本沿袭故元大都格局,各坊均为开放式街道,排列有序。但是,与故元大都城一样,由于皇城位于城市南部正中,东西交通非常不便,需要从城市南部或北部绕行。外城修建以后,自正阳门至永定门、宣武门至右安门、崇文门至左安门皆有南北直道。这些南北干道之间穿插着东西向的横街,所以外城东西方向交通比内城便利。外城西半部自今北京宣武区虎坊桥以西,原属故金中都城的东部,因此街道布局大致经纬分明,排列规整。外城东半部因系在城郊自然发展起来的居民点,大多事先未经规划,所以街道不够规整,特别是正阳门外东部原有许多河道,居民往往夹河而居,待河枯成为陆地后,便形成一条条曲曲弯弯的斜街。

    明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特别是自嘉靖、万历以后更是蓬勃发展。在北京经商的商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明王士性《广志绎》云:“京师百姓鲜工商胥吏之业……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由此可知外省人在明北京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故元大都一样,明北京也是天下商货汇聚之地。万历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其《札记》云:“从水路进北京城或出北京城都要经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明北京的商业实际上是在全国商业经济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清查慎行《人海记》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在外城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明又在外城建廊房,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即其遗迹。万历时,宛平县有廊房801间半,其中店房16间半,召商居货。据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十年(1582年)“宛平、大兴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其中本多利厚如典当行、布行、杂粮行等计100行,本小利微如网边行、杂菜行、豆腐行、裁缝行等计32行。其他还有众多肩挑手提的卖饼、卖菜等商贩。发展的商业经济不但促成众多商业铺行的形成,而且也使北京内外城产生繁华的集市和专业市场。明北京内城的商业市场多属日期、地点固定的集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内城著名的商业区有大明门前之朝前市、东华门外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城隍庙市,列肆三里,出售古今图书、商周铜器、秦汉铜镜、唐宋书画和珠宝、象牙、美玉、绫锦,还有来自海外的各种商品。在这里进行贸易的不但有来自全国南北的豪商巨贾,还有外国商人。黄景昉《城隍庙市》诗云:“黄金百如意,但向燕市趋。燕市何所有?燕市何所无!大寮青琅惺菇蹼ā:巧畹缆罚汗ㄋ购2ㄋ棺贤罚羰贡萄叟D究屠辞氐兀奕顺龊S纭!笔猩仙唐返募鄹穸己馨汗螅⒎且话闳怂椅式颉J烁刑驹疲骸爸杖湛漳﹃怂揶怼9槲栽古曰谏砦濉!倍磐獾剖校迂ǘ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幙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这种繁华情景又有过于故元大都之钟鼓楼市。《天府广记》又称:“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各种奇珍异宝和御造铜、瓷、漆器均在内市交易。明代北京人口增长很快,嘉靖、万历时期已接近百万。贵族、官吏、士人居内城,外城成为一般商人、手工业者的聚居之地。在商业经济刺激下,北京外城最接近运河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外地区很快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区。明代北京的商业中心由故元大都的钟鼓楼一带,转移到外城。北京外城市场与内城的城隍庙市、灯市、内市不同,贸易的对象不是挥金如土的达官显贵,而是一般百姓。当时在正阳门外桥上有穷汉市,是贫苦市民交易的晚市。由于同行业商人聚集在一起经商,所以外城形成大量专业市场,如猪市(今北京珠市口)、揽杆市、骡马市、煤市、柴市、米市、蒜市,等等。明北京繁荣的外城区为清代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9-7-1 23:49:5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29ad2530102wqda.html


从地图上消逝的县城——大名府之元城县的历史变迁
这里所说的元城县,是1949年大名、元城两县合并前的元城县,两县合并后,元城县已成大名县的一部分,元城县已不存在,在地图上已找不到元城县。元城县比大名县还早,历史上数次与大名县、魏县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今之大名县包括大名、元城两县,及魏县的部分疆域。
旧元城县与大名府城同廓,东抵山东、西抵魏县、南抵大名、北抵广平、馆陶。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魏郡,建元城县,县境属魏郡。
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以魏郡东部划阳平郡,郡治所在元城县,县属阳平郡。
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魏县、元城县废,并入贵乡县,县属清都尹。
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元城县、魏县从贵乡县分出复置,并从元城分一部分建马陵县,县属魏州。
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元城县并入贵乡县,县属魏州。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建国都于魏州,改元城县为兴唐县,县属兴唐府。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改兴唐县为元城县,县属广晋府。
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改广晋府为大名府,治所在元城县(今大名县境内),改广晋县为大名县,县属大名府。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大名县并入元城县,元城县属大名府路。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复置大名县,大名县属大名府路。
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元城县并入大名县,不久复置元城县。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魏县并入大名县和元城县,大名县治所移入大名府城内,大名县属大名府。

民国三年(1914年),元城县并入大名县,大名分东、中、西三区,大名县属大名道。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1940年),原大名县划分为大名、魏县、元城三个县,大名、元城县属冀南一专署。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1944年),大名、元城县改属冀南三专署。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1945年),元城县与山东省朝城的张鲁、王奉两个区合并,改为元朝县,县政府在北峰,属冀南一地委。
民国三十八年八月(1949年),大名、元朝两县合并,元朝县除张鲁、王奉两个区划归山东省外,其余并入大名县,县属邯郸行署。
(材料来源国家图书馆)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01:55:1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1de5050102vzrg.html
【长城游记】2015年6月6日 虫虫长城队 冀东上关湖至大安口长城记略



(1)
一个月前,虫虫曾组织过一次马兰关至上关水库(鲇鱼石关)的活动,今次则是续接上次的活动,从上关水库向东继续长城之旅。
从网上找的部分资料辑录在此:上关湖原名上关水库,位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上关村,距遵化市24公里。上关湖北倚长城,东临汤泉,西连东陵,是燕山脚下的又一明镜奇观。湖水面积4000余亩,水质清澈,为二类水质。与著名的汤泉,清东陵相连,海拔176米。景区内青山叠翠,碧波荡漾,怪石磷峋别有洞天。湖中有一3万平方米的小岛,岛上如同雄鸡高唱的鸡冠山,与以两大白巨石命名的双乳山以及碧波泠流的黑水峪,构成了天然景观。形神皆似的神鳌岛、乌龟仙洞、擎天石、湖心岛、雌雄斗、天书山、仙女照镜等奇观小景悦目赏心。据《遵化州志》记载,清康熙皇帝来此游山玩水,即兴口占一绝:峡崖瀑布挂前川,树冷烟寒幕碧天,关外黎民风俗厚,涵濡威德已多年。”只是现今瀑布已消失在湖水中了。明代爱国名将戚继光也曾到这里吟诗作赋,游关览胜。上关湖的坝基原是长城要塞的鲇鱼关。鲇鱼关,又称鲇鱼石,鲇鱼石关。因在上关湖南面有一个两亩大的水坑,名鲇鱼池;池中有块黑巨石,长10余米,高7余米,一头大、一头小,看上去像条卧着的大鲇鱼,故得此名。此关距清东陵较近,有清东陵八大景之一的“鲇鱼来游”。明永乐年间建城,其营盘方圆约1500余米,尚有遗迹。此处,由于边墙以外较为平坦,河水湍急,关卡实难固守,仅在明朝,关外少数民族就曾多次破关骚扰。《国榷》记:“宣德元年(1426年)秋七月十六日,镇守蓟州、山海督佥事陈景先巡边,值北寇四十余骑于鲇鱼石关歼之。”《方舆纪要》载:“正德四年(509年),朵颜入寇,自此毁垣入马兰峪;十年(1515年),兀良哈(即乌梁海)由此寇马兰峪,参将陈乾战死;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掩答汗;亦自此入犯马兰峪。”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蓟镇总兵戚继光曾经集中12万兵马,在关南数十里的开阔地上进行军事演习,一股上千名的假设敌,就是由此关偷袭内地的。关东南茅山上后人建造的“晾甲亭”(又名八角石亭),即戚继光指挥演练时存放盔甲之处。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皇帝皇太极指挥的军队也曾由此处进关。清康熙皇帝陪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来汤泉疗疾时,曾在关下设立行宫,多次登临此关。
大巴准时启程,一路顺畅,至马兰峪镇的时候,将老梁和老吴放下,此两人为超级强驴,因上次活动未能参加,此次要将两天行程并为一处。
行至上关村,因路况较差,胖虫虫心疼车辆受损,遂挥手将大伙赶下,就此开始徒步之旅。
穿荒滩草丛,跨沟壑石坎,一众人登上了上关湖大坝。现在多处的水库大坝均围挡禁入,这里还能随意攀爬大坝,登坝顶一观,也属不易,实为一种经历。
水库建于1974年,历时五年建成,旧的上关村已沉没水底,同时消失的还有长城关隘鲶鱼石关,上面资料上讲的水库大坝所在位置为鲇鱼石关显然不对,正确位置应当在山谷狭窄处,也即现在两侧有长城痕迹的地方,也许大坝位置附近是鲶鱼石营堡城之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发展旅游将上关水库更名为上关湖,1987年开始筹建上关湖度假区并对外开放,2004年投资250万元完成了长城修缮、楼房修建和湖心岛建设等工程,现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
上关湖,碧水蓝天,清波绿影,蓝天白云和青山莽林倒影在湖面上,清风拂面,一幅仙境之象。
轻风中有梵音飘颂,有僧人信众在湖心放生。
隔湖相望,两山对峙,有残墙延伸至湖边,东侧,一段复建的长城和敌楼极其醒目。鲶鱼石关估计应当是已被拆毁,而位置位于水下。
东部修复敌楼应该是本次活动的起点,从大坝至敌楼需绕湖而行约3公里,好在湖光山色,景色宜人,行走倒不觉枯燥和无趣。有部分墙友,包小面直驱近前,省去好多路程劳顿,更有精明者,坐船直抵敌楼。
第1号敌楼,修复,完整,3*4规制,门洞位于东西两侧中部,两端各1箭窗,南北两侧各4箭窗。西侧无墙相连,故门洞离地较高。地楼内三纵券顶通廊结构,东西向三通廊分别与箭窗门洞对应(中部通廊略向北偏移),通廊南北各对开四券洞,分别于南北两侧的箭窗对应。北部通廊西端有蹬道可至顶,顶层中铺房一间,南开一门两窗,房内有炕。顶南侧有影壁基座残迹,不解,此楼为复建甚至新建,无甚必要追求局部的极致。顶层南两出水龙嘴。箭窗窗基石和垛口压墙石皆石料,敌楼外一圈砖砌腰线,与楼内地坪同高,少见。
有书籍披露,此敌楼和抵达崖壁的一段长城是仿古建筑,不知真伪。也曾多留意了下敌楼基石,仍感残存古韵古意。
一段复建的城墙直抵陡崖,小川叶匹马当先,奋力上攀,仍半途而退,唯后行的老梁,长途奔袭十多公里来此,沿墙直线上升,逢沟跨沟,逢崖攀崖,自此攀陡崖而上。




雨渐大,众人恨不得飞奔起来,不想被浇在山上。
阿明老哥在此地坐等后队,带大伙从板栗林中小道直接下山,甩下的一段长城似乎没有敌楼,而且有走过的队友介绍墙上路行不便。
山脚,大安口村,曾有大安口关,现关城痕迹是否可寻已不得知。然村中旧物、石件较多,曾遇一狮首券顶门楣顶心石,据老乡讲是从山上敌楼中弄下来的。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么大一个石件不可能安装在敌楼门洞之上,而只能是关城、堡城的大型圈门之顶才对。
虽是乡村,闭塞落后,但其建筑情趣和装饰之美的追求一点不差,一房屋百叶窗也做的如此精致、美观,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
据介绍,现大安口的石墙残高6米,残宽2.5米,城堡北侧部分石墙还保存完整,垛墙己无存。现这里长城及周围环境还处于原始自然状态,自然损坏较为严重。大安口在东路长城一线属较为重要的关口,这里在明朝末年战事频繁。史料记载这里在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八日,后金军分兵东西两路:东路由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的勒兵,从龙井关攻入;西路由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从大安口攻入,两路至遵化城合军。十日凌晨,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龙井关和大安口。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东骑突兀,两关双破。
五点不到,最后的老吴也快步赶到,收拾好行装大伙上车回程。
这里村镇道路路况较差、道路较窄,回程中两处堆土断路处,第一处人下车,车绕行;第二处,人下车,车缓行,结果在大伙的指挥下,大巴车掰拧了半天也过不来,一众人挖土垫石,忙的不亦乐乎。大伙都纳了闷啦,去程的时候,磕巴没打一下,一摇一晃就过去了,怎地回来的时候就变得如此艰难了呢?可不是吗,车主就在跟前,恨不得钻进车底,扛起大车走过土堆,那受雇的师傅哪敢老板跟前上碰下磕的,就这样,底仓门还给磕扁一小小角,心疼的虫虫差点没有放声大哭。
如此折腾半个钟点,终于得以再次成行,快马加鞭向京城方向前行。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02: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被偷梁换柱的崇祯皇后本应是谁?——明末党争五大案之


https://tieba.baidu.com/p/6183339505


看到这个题目,对明史有了解的读者一定会说:明末党争只听说过妖书、梃击、红丸、移宫这四大案,哪里来的五大案呢?这是因为东林党成功掩盖了第五大案,故不被世人所知,其实这第五大案造成的影响要远甚于前四大案,《明史》讲:“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我却要说:明朝实亡于第五大案。

《改变国家命运的明末党争四大案》系列
妖书案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


《导致明亡的明末党争“五”大案之拨乱返正》系列:

揭开天启皇帝苛待虐死皇后张嫣家人的惊人秘密
骗尽世人的明朝最美皇后选美真相
天启落水
揭秘王恭厂大爆炸的惊天黑幕
王恭厂大爆炸的因果解密
万历皇帝被老女骗婚的可怕遭遇
改变大明命运的崇祯选婚秘密
崇祯 “一后二妃”选婚大玄机
崇祯的皇后被偷梁换柱的历史真相


均 已另贴,请在本吧查找。


【拙作《红楼隐史》已经出版,将会为大家首度揭开明朝灭亡的历史真相。本书16开本,分为上下两册,本书在淘宝天猫、京东、当当网有售,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要想知道崇祯的皇后本应是谁,只要找出信王选妃决赛中的另外两人是谁就可以了,来看史料:


《烬宫遗录》:“周后选入宫,名在第三。懿安见其丰容端丽,特拔之为信王妃,故正位后深德之。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后亲下聘礼迎入宫,袁居翊坤宫在西,田居承乾宫在东。”


《明史》:“庄烈帝愍皇后周氏,其先苏州人,徙居大兴。天启中,选入信邸。”


《明宫词》:“天启中选妃,(田)入信王邸。信王入嗣,(田)册礼妃。”


可见天启年间与周奎女儿一起参选信王妃的最后两人是田秀英和袁妃,那么究竟谁是第一呢?

选后妃首先看长相,要“容貌端洁,德性纯美”;


其次就是看才华,要“试以书算诗画诸艺”,而田秀英不但“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而且才艺超凡,琴、棋、书、画、刺绣样样精通,还善骑术、蹴鞠,其才貌即使是惜墨如金的《明史》也破例为她写道“生而纤妍、多才艺”,就连拼命诋毁污蔑田秀英的东林党吴梅村也不得不承认她的“丰容盛鬋固无双,蹴踘弹碁復第一。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


很明显,这才貌第一的只能是田秀英,而周奎女儿就连袁妃都比不过,劉昭妃再作弊也只敢在半决赛中将其排在第三,可见周氏比田秀英差得有多远。






当然是错!很遗憾,她们被《烬宫遗录》误导了,这里有两处错误:首先,“朱阳馆”是根本不存在的,是《烬宫遗录》捏造出来迷惑人的。

明代处理王族和入宫事务,无论是为皇子选婚选淑女、为公主选驸马,还是拘禁皇室叛王、培训命妇入宫朝贺的礼仪,都是用诸王馆,其记载随处可见,摘选如下:


《大明会典卷之二百二十五》:“凡驾诣郊坛、及亲王出府之国成婚、开设举场、修设斋醮、发送宫人。率领火甲供事。凡选妃。礼部仪制司行各司选报该管地方良家女子、送诸王馆备选。”
《明史 志第三十一 礼九》:“凡选驸马,礼部榜谕在京官员军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齐整、行止端庄、有家教者报名,司礼内臣于诸王馆会选。”
《建文皇帝遗迹》:“佥举以实闻,章皇帝诏厚养于诸王馆中。未几,一夕暴卒,众皆疑其遇毒也,后命以公礼葬于郊外。”
《明武宗实录卷之六十六》:“五年八月○甲午○太监张永远自宁夏献俘……上戎服御东安门,文武诸大臣候于桥东。寘鐇及亲属十八人有旨:送诸王馆领系。”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礼部奉旨采选淑女于京城内外得一千二百五十八人请行钦天监择日送赴诸王馆。”
《明神宗实录卷之五百八十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辛未 上谕 桂王妃搬移诸王馆。”
《万历野获编》:“【命妇朝贺】明制三品以上命妇,遇太后中宫大庆元会令节,例得朝贺。先三日赴诸王馆习仪亦然,此闻之故老者。”
《宛署杂记二》记载,为万历皇帝大婚选出的各地淑女都会送至京师的诸王馆,“奉敕至诸王馆选婚,宛、大两县带领女子稳婆候选,各省淑女七位,各母随住诸王馆供奉外,其各女父并从人俱会同南馆安住。”
《酌中志》载:“凡诸王馆,选中淑女,候钦差某封,某位娘娘亲到元晖殿。选不中者,送出。凡选中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于此,以便次第奏,举行吉礼也。”


诸王馆的位置记述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引《悫书》:“皇极门外两庑四十八间,除旷八间,实四十间。东二十间为实录、玉牒、起居诸馆,及东阁会坐,公揖在焉。西二十间,上十间为诸王馆,下十间则会典诸馆也。定王书堂在西第六间,为读书处,第五间悬先师孔子画像,四配侍侧,盖摹吴道子笔也。及永王出阁,因移定王第四间,而永王在第六间。”


其方位就是今天的北京东城区帅府园东口的已拆除的豫亲王府处。




而且,藩王在大婚后只有在嫡妻生不出儿子而且年过25岁的情况下才能打报告请求纳妾,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又另行征选侧妃。


明初对宗室的媵庶的征选和名额的限制难以查到,很可能是没有。但是从孝宗开始,则可看到明确的规定,《礼部志稿》 :“郡王除正妃外,妾媵不过四人,镇国、辅国将军除夫人、奉国将军除淑人外,妾媵不过三人”,并且不允许强买民间子女,根据《宗藩条例》的规定,只有在嫡妻无子的情况下,才允许选娶妾媵“为嗣续之计”。


而嘉靖皇帝则在嘉靖二十三年制订了更加具体严格的藩王选妾的审核:藩王们上奏请求选妾媵时,“必明开年纪若干,有无嫡子,及曾否娶有几妾, 系礼部查明,果系乏嗣及例应娶者,方与行文,覆勘是实,方许选娶。例外滥收者,听礼部题奏,革退。”


嘉靖三十一年又规定“世子郡王选婚之后,年二十五岁嫡配无出,具启亲王转奏长史司仍申呈巡按御史核实具奏于良家女内选娶二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二妾。至三十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选足四妾。长子及将军中尉选婚之后年三十岁嫡配无出照例具奏选娶一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一妾。至三十五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长子将军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


而且还要求“各王府每年备将妾媵姓氏来历,并入府年月,攒造文册送部,其子女生年月日,并名行次,即注本妾项下,以备名 封查考。但有不遵明例,或年未及而预陈,或巳生子而复娶,将本宗参奏,罚治所生子女。中尉以上照滥妾例行。庶人不给名粮。”


万历十年,经议准遂成定制。


再看《酌中志》记载: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二更,传谕内阁:皇长子及诸皇子册立冠婚,敬奉圣母命蒙嘉许,卿等传礼部择日具仪行礼。至十月十五日册立光庙为东宫,封皇三子为福王,皇五子为瑞王,皇六子为惠王,皇七子为桂王,实允首辅沈相公一贯之揭请,始施行也。光庙大婚礼成之后,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举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国本攸关”之事,神庙震怒,亲降特谕,以释中外之疑。继将生光正法,以杜谗惑之口,仍特命光庙多选淑媛以侍左右,实从先监陈矩之密请也。”


就是身为皇太子的朱常洛也只能在大婚两年后,因为年已21岁却还没有儿子才被允许再选淑女,而16岁的信王刚刚大婚没两天就又申请再另行征选侧妃,这在明朝的制度上是完全不被允许的,而且从上奏申请——>核实审议——>批准——>选妃——>迎娶的执行程序上看在短时间内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丁卯天启七年二月三日庚子,信王出府成婚”,仅仅六个月后天启皇帝驾崩,信王朱由检离开信王府入宫登基为帝。


所以“天启中选妃,入信王邸”的田秀英和袁妃参加的只可能是天启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诸王馆中举行的信王选妃,田秀英和袁妃就是与“天启中,选入信邸”的周奎女儿同时进入选妃决赛的前两名!



再看作者不明的《烬宫遗录》的记载:“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后亲下聘礼迎入宫,袁居翊坤宫在西,田居承乾宫在东。”


其他作者明确的史书清清楚楚写明田秀英是天启年间通过选妃进入信王府的,而不是在崇祯登基后才被周后迎入皇宫的,是“选入信王邸”而不是“迎入宫”,虽然只是几字之差,含义却是天地之别!


《烬宫遗录》居然先是通过伪造了“朱阳馆”将袁田二妃与选妃的诸王馆割裂开,又通过写“周后亲下聘礼迎入宫,袁居翊坤宫,田居承乾宫”将袁田二妃又同信王府割裂开,从而成功地制造出周后是独一无二的天命人选的假象。就如同黄宗羲主笔的满清官修《明史》故意将“田贵妃”和“袁妃” 的品阶颠倒地写作“田妃”“袁贵妃”以制造出田秀英阶位低于袁妃的错觉,以掩盖周后肆意欺凌羞辱田秀英的事实真相,详见前文《红楼梦中“造衅开端实在宁”隐藏的历史真相》。为了掩盖信王选妃中周奎女儿作弊上位的真相,这个不敢公开自己姓名的作者短短一句话连撒两谎,够拼够无耻。

真正的信王妃、真正的崇祯皇后本是容貌无双、才华绝世的天香美人田秀英,却**纵选妃的东林党偷梁换柱。为了掩盖真相,东林党处心积虑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而这“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错误终将让明朝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14:26:15 | 显示全部楼层
韩城市板桥横山观盛大庙会隆重恢复,附近村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城市游客,驾车蜂拥而至;期间更有杨凌王母宫任道人前来做法场、韩城市罗建民、杜穆生、鱼军等书法名家现场挥毫,义送墨宝;更兼之锣鼓绕杆、山西大槐树蒲剧团前来助兴,一时间好不热闹,将近千年历史的“横山仙观”,在经过岁月的沧桑变革之后,终于揭开了她瑰丽的面纱。
《韩城市文物志》中将横山烟雨列为韩塬古八景之一,该书这样描述:“象山西数里许有横山,旧时横山上有庙宇,信奉的是道教,故名横山观。又因横山观景色怡人,故称其“横山烟雨”。
横山观位于市冶西板桥乡药树村之东,距市区6公里。东南有观坡村。明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郝净玄创建,师翠岩子吴惟。山上有龙泉,环山有雷神洞、老子洞、古仙洞,为郝净玄羽化处。
道人杨德有1959年去世后,几近荒废。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当地人牛海峰居士自筹资金进行旅游开发,选择性地在原址恢复道观原貌,并初具规模。
我观板桥横山,松柏郁郁,磛岩兀立之处,亭台傲然,泉水叮咚,翠鸟啾啾,春天洋槐若白色的云裳,夏天清凉无比,秋天红叶遍山,加之据城20分钟的路程,确是宁静身心、体会道家文化的绝佳去处。
横山仙观,自解放以后,多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相信随着有识之士的努力,必将成为我市市民休闲旅游的一处。
相关资料:有关横山观的吟咏佳作:
横山仙境:
登横山(二首)【1】
【明】解胤樾

苍是仙人谷【2】,幽兼静女神【3】;
峰回云互互【4】,松老石鳞鳞【5】;
古洞余丹灶【6】,荒祠羡野蘋【7】;
南瞻有层阜【8】,相送月华新【9】。

空气森人处【10】,诸天总寂寞【11】;
谈深留竹叶,吟苦费芭蕉【12】。
松鹤姿偏傲,潭龙睡正骄【13】;
仙人尚欲奕,风雨混山樵【14】。

【作者简介】:解胤樾,字拙存,韩城解家村人。明末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末乱后,杜门谢客,寻山问水,每多吟咏,雄才博学,名冠士林。著有《素位篇》《华游草》《韩原名胜志》《澹园稿》等,人称解太史。

【注释】
【1】横山:在今板桥乡药树村东北。据《县志》记述:“山势兀屹,向东渐转而南下,两峰东西围之,层岩邃谷,澽水绕其前,故山以‘横’名。”旧时也有人列“横山仙界”为韩原八景之一。
【2】苍:指山的苍翠。
【3】幽:指山谷的幽深寂静。作者将苍比作仙人的骨气,将幽比作仙女的含情,
【4】互互:指云气飘荡无定处。
【5】鳞鳞:山石长期经风雨后,表层上留下的斑斑痕迹。
【6】丹灶:炼丹的炉灶。作者推断曾有道士在此炼丹,可见山之幽古。
【7】荒祠:荒芜的祠庙。羡:满、丰裕。野蘋:野生的水草,此处指荒祠里祭祀的供品。古人有以蘋藻荐神的习俗。
【8】瞻:远望。阜:土山。
【9】月华:月光。
【10】空气:指山野空旷之气。森:浓郁。
【11】诸天:天之各个角落、方位。
【12】“谈深”二句:谈吐的兴致波及竹丛,连竹叶也在翩翩起舞。费神作诗,让人多采了几片芭蕉叶子。按,古人有以蕉叶为纸在上面写字的习惯。
【13】“松鹤”二句:松下之鹤,傲姿自矜,展翅欲飞。潭水深邃,想必水下之龙正在酣睡。
【14】“仙人”二句:仙人同样爱好弈棋。你看那远处两人对做,人影绰绰;不过隔着风雨,看不清是仙人,抑或樵夫。奕,围棋。两首五律,第一首着意写了山的幽古;第二首更是观察与联想交织,仙人与凡夫相混,并写到胜景可以使人诗兴大发,谈吐不凡。诗人通过对抒情景物的描摹,把对横山景观的赞叹推向极致。

横山和家太乙韵【1】
【清】康行亻间


古真久仙去,何处掘灵方【2】?
宫祠晴历历【3】,山树晚苍苍【4】。
子晋笙寥廓【5】,王乔舄杳茫【6】;
惟应听凤啸,唤醒阮生狂【7】。

【作者简介】:康行亻间,字锷霜,号韬园,山西安邑人,进士,康熙三十八年任韩城知县,约九年。第二部《韩城县志》主编。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作此诗。

【注释】
【1】和韵:比照别人的诗韵作诗叫和韵,也叫和诗。这里在和韵二字中嵌了原诗作者的姓名。
【2】“古真”二句:据《县志》载:有真人郝净元曾在横山成仙。成仙时留有灵方,藏于山石下,后为一“卢生”掘去。掘:寻找。灵方:神术。二句意,古真成仙走了,再到哪里寻找他的灵方呢?
【3】历历:明朗。
【4】苍苍:幽暗。
【5】子晋:春秋周灵王太子,能吹笙作凤鸣,后成仙。唐李商隐《人日即事》:“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次日同。”寥廓:喻笙声远扬,几不可闻。
【6】王乔:神话人物,传说为东汉时河东人,明帝时为叶县令,有神术,能以舄化为凫鸟,代自己去到京都朝王。舄,鞋。或云为古仙人王子乔所化,《后汉书·王乔传》有其事。杳茫:无踪影,这里指以舄变凫的神术也见不到了。
【7】“惟应”二句:惟:只。应:可以。凤啸,凤鸣之声。古时有吹箫引凤的传说,所以常将凤啸与吹箫产生联想。阮生,即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魏人,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博览群籍,尤好庄老之学。蔑视礼教,善箫能琴,嗜酒,常以醉酒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有《阮嗣宗集》。此二句意,其他仙人都不在这儿了,现在我们只听到凤鸣之声,还是唤醒那位醉酒的阮生,让他为凤鸟吹箫吧!全诗除三、四句写了祠庙、山树外,其余全是对仙人古贤事迹的联想,从侧面烘托了横山景观的幽古特色,让读者也产生了共鸣和赞叹,在横山吟咏诸诗中有独妙之处。

横山观祷雨【1】
【清】康行亻间

地以幽而胜【2】,山惟静乃灵【3】。
画图入花树【4】,空翠逼池亭【5】。
云气石间出,水声松杪听【6】;
愿将精洁意【7】,直为达青冥【8】。

【注释】
【1】观:庙宇一类的建筑,佛家的称寺,道家的称观。祷雨:向神灵祈祷,请求降雨以解旱情。横山有“神灵”,可“保佑”一方平安,这首诗留下了这方面的一点记载,这是从又一个新角度对景观圣地的赞颂。
【2】幽:深,远。地:指名胜之地。
【3】山:有神灵之山。静:寂静,言其远离尘器。诗中以下四句即围绕幽静展开写景。
【4】“花树”句:谓花草树木如画境般美丽。
【5】逼:临近。
【6】杪(miao):树枝末梢。以上四句意为,欣赏山上的花木如入画境,池水亭台周围空灵碧翠。山石间飘荡着岚光云气,潺潺的水声似从丛林的上天空传来。这些景物都具有幽静的特点。
【7】精洁:精诚、纯洁,指祷雨者对神灵虔诚的敬意。
【8】青冥:青天之上,冥冥之间,指神仙居住之处。

横山观
【清】康行亻间
蜿曲横山观,登临最爽神;
路痕奇在转,阁势善于因【1】。
宝座泉声出,金绳洞壑邻【2】;
天工合人力,栖隐觅长春【3】。

【注释】
【1】因:依据,随顺。句中为了与上句对仗而将“因势”二字拆开使用。全句意为楼阁依据山崖的特点因势而建。
【2】金绳:佛家用语。有佛经载:在“离垢”国,有八条相交的路,以金绳为界。李白《春日归山诗》有句:“金绳开觉路。”此处指通往“仙洞”的路径。和上句一起说,神像宝座下面就有泉水;仙洞邻近处,就有佛经上说的“金绳为界”的路径。
【3】天工:指大自然的创造。和上句谓,横山既是大自然的杰作,又有人工巧妙的营造。长住在这里一定会健康长寿。全诗以第二句“最爽神”为主线,赞颂了横山景观的美妙宜人。

横山观
【清】康乃心

秋色开原野【1】,客来向上方【2】。
山从围处古【3】,柏向石边苍【4】。
岘首碑明灭【5】,神仙事渺茫。
凭谁消世累,名岳一疎狂【6】。

【作者简介】:康乃心:字孟谋,号太乙子。陕西合阳人,康熙乙酉举人,在韩为吏。以咏秦庄襄王墓诗得王士禛(号渔洋)称赞而知名。有《毛诗笺》《草野集》。

【注释】
【1】开:散开。《醉翁亭记》:“天日出而云霏开。”此处有布满义。
【2】上方:当指山巅。
【3】围:环绕,这里有远看之意。全句,从远处,就可以看到横山幽古的特色。
【4】苍:苍老。全句,靠近石崖之柏更显其苍老。
【5】岘(xian)首碑:湖北省襄阳县南有岘首山,晋代羊祜镇守襄阳时常觞咏于此。羊祜死后,后人树碑记其事,语多凄楚,致观碑者悲泣不已,人称此碑为坠泪碑。明灭:又明又灭,主旨在灭,意指人们对坠泪碑印象淡漠了。这是作者游横山的联想,与下句意近,说人们对神仙古人的传说已不在意了。
【6】“凭谁”二句:凭谁,靠什么。消:消除。累:缚结。《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系累其子弟。”疏注:系累,犹缚结。世:指世俗,世情。名岳:这里指横山。疎:今作疏。疏狂:这里指人在一定时间里,可以无拘无束的放松一下。这首诗写了远望横山的幽古,石崖柏树的苍老,对传说神仙之事也觉得不那么新鲜了。但是最后两句却引出一番心意,说人们靠什么能解脱世俗对心灵的束缚呢?只有登山可得一时的放松,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横山(二首)
【清】王又旦

乘暄初坦步【1】,一静一清心;
九月风霜地,千盘上下林。
天依山径落【2】,路入石坛深;
乱后飘零客【4】,幽凄未可寻。

山穷得平野,绝顶散牛羊;
垂柿低含雨,高榆迥受霜【5】。
举头空碧落,四面尽青苍;
觱篥吹何处【6】,西风入夏阳【7】。

【作者简介】: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陕西合阳县人,顺治戊戌进士,官给事中,著有《黄湄集》。

【注释】
【1】暄:阳光温暖。
【2】落:此处比喻山径渐高几乎近天,如感天落。
【3】石坛:如平台的山石。
【4】“乱后”句:设想有人飘零至此,也很难寻到。
【5】迥:远,差别大。
【6】觱篥(bi li):一种竹管乐器,源于古时龟兹,发音甚悲凉。
【7】夏阳:韩城古称,此处指城郊地区。两首五言律诗,词语清丽,画景逼真。头一首写霜天一个晴日游此,其山之高峻幽深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二首写高山之巅忽视平野,竟有放牧之牛羊。在碧空青翠的山丛中,低的柿树衔着露珠,高的榆树反而披着白霜。山谷中偶尔传来几声觱篥,一定被西风送到县城了吧!

题横山
【清】康如琏

韩原佳景说横山,胜自登临未忍还。
碧水伏流通地脉【1】,青崖斜步觅仙颜。
云峰古碣【2】人音寂,烟霭长林鸟语闲。
闻到东来飞紫气,不应独住在函关【3】。

【作者简介】:康如琏,山西安邑人,直隶真定府晋州知州。《县志·康志》“鉴定人”之一。
【注释】
【1】地脉:脉,指地的脉络、地势。旧时认为凡“地脉”所经之处,则含宝藏;或居其上的村庄则会出人才。
【2】碣(jie):碑石。
【3】紫气:祥瑞之气。函关:即函谷关,古时指河南至陕西潼关一段,地势险要,为关中门户,常有雄兵把守。《关令尹内传》谓:灵尹登楼远望,见紫气东来,言某日必有圣人经此,乃斋戒以侯之。其日果见老子经此。杜甫有句:“东来紫气满函关”。本诗写横山有碧水青崖,有古碣长林,地脉含灵气,云霭藏仙客。作者认为老子西来,不应独住函谷关,也应在韩原这样的胜境出现。

横山
【清】焦澍

嶙峋叠嶂绕云霞【1】,跨鹤仙人此旧家。
钟镜有声风入梦,潭空无影月沉华。
苍茫万柏红尘断【2】,磊砢重岩石径斜【3】。
茅屋藏天常不老,年年洞口自桃花。

【作者简介】:焦澍,韩城人,清代顺治丁酉举人,戊戌进士,能诗,曾任南部(今属四川)知县。

【注释】
【1】嶙峋:山石重叠不平。
【2】万柏:据《县志》记述:“横山灵在柏,树皆从璺(wen裂缝)中出,望之如剑戟,旁无枝柯,通身皆叶,形状翛(xiao)然(自由自在)。虽极古老树皆尔。他山间,率无此种。”
【3】磊砢:众多山石聚在一处的形状。这首诗写了横山的山、石、路、潭,以及钟声、月影、苍柏、茅屋。作者想象到这里曾是乘鹤仙人的家乡,让人感到好一处远离尘嚣的桃源胜境,从而产生出热爱、向往。文字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寄题韩城古仙洞【1】
潼关巡道(阙名)【2】

闻到刘仙古洞中,烟霞日暖护苍龙【3】。
他年报国成功后,去学留侯事赤松【4】。

【作者简介】未详。作者虽未留下姓名,但四句诗联想丰富,洋溢着赞美横山之情。虽无多少描写,却让读者对横山的名气有了深层感受。唐刘禹锡有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诚哉横山之谓也。

【注释】
【1】寄:付托。寄题,将感受托付于诗作。古仙洞:据傅应奎编撰的《韩城县志》,即横山石穴。“刘仙”曾居于此,故名古仙洞。后“郝真人净元”居之,亦仙去。但对“刘仙”“净元”其事均未详述。
【2】巡道:官名,唐时始设,遣使分道(州府县各处)出巡之职,明清时沿袭。
【3】护:这里有拥戴、崇敬之意。苍龙:古人认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此句意谓这一带平安兴旺,正是因为苍龙得到崇敬。
【4】“他年”二句:留侯,即张良(?-前186年),字子房,佐汉高祖刘邦灭项羽而定天下,封留侯。晚年好黄、老之术,自云:“愿弃人间世,欲从赤松子游耳!”诗句中“赤松”即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名。事,此处有相伴之意。作者身为朝廷命官,因横山而联想到自己欲效前贤的归宿,与游古仙洞形成因果关系,是对横山景观高度的赞颂。

夏游横山
【清】贾缔芳

惮暑来岩穴【1】,山幽处处妍【2】;
崚嶒盘古树【3】,窈窕碍全天【4】。
楼阁高低系【5】,峰峦左右旋【6】;
登临神亦爽,还饮洗心泉【7】。

【作者简介】:贾缔芳,字怀伯,韩城人。其父贾宏祚(zuo)为顺治间进士。贾缔芳读书励行;少从周至李顒(yu)游学,康熙四十一年例贡,有著述。

【注释】
【1】惮(dan):怕。惮暑,即来此避暑。岩穴:山洞,代指横山。
【2】妍:美。
【3】崚嶒(ling zheng ):山势高峻。全句意,高峻的山上古树很多,有的树身歪斜盘曲,愈显苍老之态。
【4】窈窕(yao tiao ):幽深,这里指树荫浓。碍:遮挡视线。
【5】系:绑,拴,这里作悬讲。
【6】“峰峦”句:山径盘绕,忽东忽西,反而让人感到峰峦在左右转换着位置。
【7】洗心:清除内心的邪恶。最后两句说,终于登上山巅,精神爽快。联想环境如此优美,好像山泉也洗涤了我的心灵。全诗写了游山原因,上山看到古树悬阁,处处妍美;末联写横山景致使心灵净化,点了主旨。

临江仙【1】
上横山
【清】贾鸿彬

童冠浴沂偕曾点【2】,暮春啸咏同俦【3】。
吾徒仿佛喜歌讴【4】。
横山仙界峻,约伴快从游。

最爱旅行开智识【5】,观鱼在沼浮沤【6】。
净元神迹石洞留【7】。
归途须缓缓,谈笑落峰头【8】。

【作者简介】:贾鸿彬,字可亭,自号迂拙子,韩城市金城贾家巷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北塬白矾、许庄、寺庄等村任教。喜爱诗词,课余多所吟咏,时人称其“诗狂”。著作十二卷,因兵荒多遗失,仅存一卷,门生雷鸣仲、马廷栋以《清渠学校杂吟集》书名,抄录传世。

【注释】
【1】临江仙:词牌名。作者此词记了春游横山的兴致。
【2】浴沂:在沂水边洗沐。谐:同。曾点:孔子的学生。该词一、二两句用《论语·先进篇》典故。孔子让学生各谈志向,曾点说他的志向是: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约上五六个成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洗脸洗手,在舞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表示赞同他的志向。作者以此典故贯穿全词,也体现出山水名胜给人带来的乐趣。
【3】俦:朋友,伙伴。
【4】吾徒:作者指自己的学生喜欢歌讴,与曾点所说的“咏而归”相似。
【5】智识:智慧,学识。
【6】沼:池。浮沤:鱼在水中吹出的气泡。
【7】此句说净元道士修道的石洞犹存。
【8】落:停留。最后两句说,横山让人留连忘返,踏上归途也走得很慢,好长时间在山上笑谈游览感受。
【牛海峰提供】
 楼主| 发表于 2019-7-4 15:42:2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铎(1573—1626),字我以,号侗初,今安福县甘洛乡三舍村人。从小工诗文、草书,善绘画,学识渊博,胆识超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殿试那天,因饮酒过量,对策书写越幅,以致挤占了读卷诸臣题写职衔姓名的位置,失去鼎甲。起初授职于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任职期间,办事公正、光明磊落,为人诚实,为民解忧,深得忠臣和老百姓的拥护及爱戴。据《明史》记载,扬州知府刘铎“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犯下文字狱。在毅宗即位(1628年)后,阉党魏忠贤受诛,刘铎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他被朝廷授太仆寺少卿,封为忠烈,赐谕祭葬。 明代天启年间所画的《罗汉图》被列为国宝级画,在清末被溥仪带出,是否流失不详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21:38:44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代十王府

https://www.sohu.com/a/122384990_581248



这些年清宫剧的大热,让雍正的异母弟老十三允祥着实的火了一把。允祥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卒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激烈,允祥在弟兄间独与雍亲王胤禛交好,胤禛即皇帝位后,封其为怡亲王,乃清代第一个恩封的世袭罔替的王爵。

允祥画像,来源:网络
《清史稿·列传七》载“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为怡亲王。寻命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命总理户部。三年二月,……以王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复加封郡王,任王於诸子中指封。八月,加俸银万。四年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谕曰:‘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於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期咸砥砺,以副朕望。’七年六月,命办理西北两路军机。十月,命增仪仗一倍。十一月,王有疾。八年五月,疾笃,上亲临视,及至,王已薨,上悲恸,辍朝三日。翌日,上亲临奠,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越日,复谕举怡亲王功德,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於谥上。”

雍正御笔,来源:网络
历史上,怡亲王府有三座,分别称为老府(后来的贤良寺)、新府(后来的孚王府)和小府(宁郡王府)。老府只住过一任府主,就是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府邸利用了明代十王府旧址,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房间达四百余间。允祥生前表示死后舍宅为寺,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他死后,雍正帝命将此府改成贤良寺,为允祥祈冥福。雍正十二年寺成,原府门南侧添建了碑亭、燎炉等。在帅府园添建了寺门,寺门对面建有影壁一座。雍正帝还特为贤良寺御制碑文:“贤良寺者,朕弟和硕怡贤亲王故邸第也。朕临御之初,晋王藩爵、膺总理之寄,竭忠之悃。帷幄于谟,边防大计,以及方田水利,理财用人,皆能区画精详,赞襄治化,朕用赖焉。八年以来,有如一日。功在社稷,泽在生民。实圣祖笃孝子,朕之爱弟而纯臣也。是由国家昌运,祖宗景福,笃生我王,畀于一人,显一代之伟人,为本朝之良弼。稽诸史策,概不多见焉。生平巨细皆由至性,虽声容言动,皆能纯挚感人。使接者莫不爱敬。且淡漠于富贵,希阔于声色。崇俭约己,乐善博施……”

怡亲王宝,来源:网络
从《清乾隆北京城图》看,贤良寺南起帅府园胡同,北至金鱼胡同,东为校尉营胡同,东南是信郡王府(即豫亲王府),西邻王府大街,今新东安市场一带皆在其界内,占地极为宽广。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21:4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代魯王府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7fc9b0102w4e1.html



洪武三年四月封第十子朱檀为鲁王建国兖州,洪武十三年二月建鲁王宫殿于兖州,洪武十八年鲁府成,十二月己酉诏鲁王檀之国衮州府。因鲁王位列国初上十王之列,地位较其它诸王为尊,所以鲁王府的规模比较宏大,《万历兖州府志》记载道“王城在府治正中,洪武十八年建宫阙城垣备极宏敞,垺如禁苑,盖国初上十王封国”。

万历《兖州府志》中的府城图
    明初因为修建鲁王府将兖州城南墙向南移二里三十丈,形成周回14里的府城,原南城护城河成为穿城而过的府城河,犹如帝都金水河。河上设置有三座石桥,分别为中桥、东桥、西桥。中桥直对南门御路大街,桥为石砌一孔石桥,东西广三丈、南北长八丈俗名御桥。东桥以在中桥东故名,石砌一孔,广二丈长五丈,西桥形制同于东桥。

   明代万历年间鲁王于中桥南端修建一座四柱牌楼,飞檐斗拱,雄伟壮观,匾额书“培英坊”三个大字,可惜此坊文革时拆除。东西两桥南北有东西长街,将鲁王府拱卫于其中。中桥南北为御街,从南门延薫门直达王府萧墙大门口。萧墙棂星门前有王府的长史司等王府衙门,右边为纪念杜甫的少陵台。在御街的南边,东西并立钟鼓楼,下有街市,为兖州城繁华之所。

解放初期的培英坊

    鲁王府位于兖州府城的北部正中的位置,形制犹如帝都。由于史料的阙如,兖州府城今天的历史肌理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对鲁王府的具体形制知之甚少,但明初王府兴建皆严格按照制度进行,主体建筑大同小异,为我们推断鲁王府大概形制创造了可能。另外万历府志中的府城图,为我们大概描绘了鲁王府的形制,结合民国初年的兖州城图,可以大略复原出王府的位置。由于鲁王府属于上十国的王府,从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上十王的王府应该具有土筑的萧墙与砖石砌成的王城两重城墙,不知何故,府志图中的王城萧墙只包含了王城南墙界内坛庙,整个王城并未包含其中。按常理来讲,由于府城南扩,新城内应该有足够多的空间安置旧城内因王府兴建而需要搬迁的衙门与居民等,何以没有兴建符合规定的萧墙呢?其中缘由尚需新的史料前来解答。王府的萧墙内左为社稷坛,右为山川坛。其设计与其它王府将二坛同置放于门左的位置略有不同。王府王城当与同时期王府的规制相当,王城周回可能在四至五里左右,砖石结构,设有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王城内中轴线上的承运诸殿一如制度,至于宫苑别馆,则不可胜计。

    鲁王府与其它明初上十王府相比,选址居于城市的北面居中的位置,方位十分尊贵。将钟鼓楼设于中轴线的两端做法,有强化拱卫中轴的意味,与明中都的布局完全一致。按万历图中的描绘,兖州城的南城门为三开券,级别甚至超过了帝王之都。另外在端礼门外设立社稷、山川二坛的做法,则明显沿袭了南京宫城洪武十年改建后的格局,左祖右社的规划意图比较明显(明初诸王,大部分没有建自己藩国的外宗庙,而以寝宫右的内宗庙代替,不知何故)。可见兖州城及鲁王府的布局充分吸收了明初两座都城的规划经验,是一座按照都城礼仪规划的王城。明初朱元璋分封鲁王于兖州的动机,可能就是想让鲁王代天子祀孔,或作为天子来曲阜祭孔时的行宫,因此布局上较其它王城特殊。在尊孔重儒的背景下,在圣人故地的王城,处处以周礼为掣肘,体现了皇家对儒教的遵崇。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21: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7fc9b0102vjqo.html




明青州齐王府研究
   大岳太和山人(文)
明太祖第七子齐恭王朱榑,为达定妃所生。洪武三年册封为齐王,同年诏建诸王府,齐王府于青州益都县治旧址上兴建,王时年6岁。洪武九年齐王与诸王一起前往凤阳练兵,洪武十二年命江阴侯吴良吴开始督造齐王府,洪武十五年壬申册安陆侯吴复女为齐王榑妃,洪武十五年十月,齐王之国山东青州府。齐王府的工程大概也是在十五年完工的,王时年18岁。洪武十七年,齐王长子朱贤烶生,王时年20岁。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命齐王朱榑率领护卫随燕王朱棣北征北元诸部。洪武二十四年,齐王又率护卫骑士出镇开平。建文元年,齐王被人告发意欲谋反,建文君将其召到南京废为庶人并严加禁锢。
                                     明太祖与齐王手谕1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将其解救,并恢复齐王的封国,送还青州,同时册宁河武顺王邓愈之女为齐王榑妃,册封第二子贤烶为乐安王,第三子贤焌为长山王,第四子贤完炅为平原王,赏赐颇为优厚,王时年38岁。但好景不长,永乐三年九月屡有告齐王槫不法者,成祖出谕告诫,其文曰:“国家旧制,王府护卫官军止守王城,今闻青州城北门守以护卫之人,内通广智门,外接花园,筑墙横截,使城守者不得登城夜廵,此何为者?且闻其他不法尚多,兄之爱弟所望,令誉日彰,而所闻纷纷若此能不为之投杼乎!弟亦备尝艰苦矣,宜勉自饬励以副同气至爱之望,其李珙等不过畏死假告,讦以掩己非宜速发来审其虚实正之法,以杜谗口,若复执留不遣恐启人疑。王其审之。”并将同时告发周王的谢罪书出示与齐王,同年十一月,齐王槫上表悔过谢罪。永乐四年,齐王榑遣三子长山王吴焌来朝,且陈悔过谢罪之意,又言欲躬诣京师面达其情。成祖赐榑书许之。齐王来朝后,永乐帝利用这次机将齐王扣留于京师府邸,随即消减其护卫。同年六月以齐王所为不轨事遣书谕诸王,同年八月将其废为庶人。随即齐藩被废,齐王诸子皆废为庶人。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楼濂诡称七府小齐王,谋不轨。事觉,械至京,诛其党数百人。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贤爀安置庐州。景泰五年徙齐庶人、谷庶人置南京,敕守臣慎防。
                                  明太祖与齐王手谕2         
根据白颍先生的考证,明初有十王之制。十王的礼仪制度下天子一等,按照帝王规制建筑有萧墙与王城,因而王府的规模十分庞大。齐王府从工程的规划、筹备到兴建历时十二年之久,对青州城内的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影响着青州的城市肌理。今天齐王府的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但从清代方志地图中我们能依然能找到痕迹。光绪《益都县图志》坊巷图,该图按近代方法测绘而成,比较精确。图上清晰的标示”明齐宫墙址“,”明齐藩故址“。很有可能即是齐王府的城墙遗址,而图中出现的”淘米沟“走向十分规整,极有可能是王城的护城河。宫墙的范围内是十分规整的街道,当是齐府被拆后,利用空地统一规划的结果,因而王城南墙当在该街区范围呢。根据图上的标识,我们还能依稀还原王城的范围。《嘉靖青州府志》记载,社稷坛,国初徒齐国城内,以宋矮松园为之,即今松林书院。风云雷雨山川坛在社稷坛右。图上松林书院标识明确,可以大致确定二坛的位置。
      
                               光绪《益都县图志》坊巷图
另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载,城隍庙条,旧在城西北隅龙兴寺东。洪武初拓地建齐藩,知府张恩问移庙于西门外阳水北岸,天顺元年知府徐郁复移于城内西南隅齐世子废府。根据图的复原,城内的城隍庙位于王城西护城河边。齐王长子生于洪武十七年,因而到建文四年齐王复爵时已经十八岁,从明实录上记载册封了齐王诸子为郡王,可能长子也在此时册封为世子,世子府当建于永乐元年左右。但根据明代王府的规制,世子府似乎不太可能建在王城的外面,一般建在王城承运殿的东部或西部,与明大内的清宁宫所处位置相近。根据图志,该记载来源于嘉靖时期的碑刻,此时据齐王府被毁已经有近百年,准确性可能会有些误差。从所处的位置分析,该处为郡王府的可能性更大,而根据齐王府各郡王的年龄推算次子乐安王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清代城内的城隍庙为乐安王府有较大可能。王府萧墙的范围,根据图上的肌理,南墙当在松林书院以南,东萧墙紧邻察院巷,西萧墙在城隍庙以北,东西宽度相等。根据永乐帝对齐王的申斥“国家旧制,王府护卫官军止守王城,今闻青州城北门守以护卫之人,内通广智门,外接花园,筑墙横截,使城守者不得登城夜廵,此何为者”由此可知齐王府以北临城墙的区域亦被齐王府占据。明实录中记载,燕府萧墙除南门称灵星门以外,其它三门同王城三门名,因此该文所记载的广智门亦有可能指得是萧墙的北门。而萧墙北门外修筑有花园,齐王将其圈进王府内,使得其它人不得靠近,成为齐王被废的一条罪证。王府内的建筑由于记载全无,今天已经无法复原,按照明初的规定也必定是三殿一王宫的布局,承运、存心诸殿都是按照制度建造的。

齐王被废以后,王府并没有受到破坏,直到景泰二年六月“山东青州废齐府承运、存心等殿及宫门两庑灾”。这次火灾应该说十分严重,中轴的建筑已基本完全被毁。到景泰五年七月“山东都布按三司官会奏:齐庶人旧府殿宇,或火或朽敝己甚,徒劳守者,请毁其梁栋以修城楼,售其器物以赈贫民,免其看守军夫以事田亩,从之。”可见此时的齐王府基本上已经是断壁残垣,但仍派有军夫看守。此后不久大概齐王府内剩下的建筑也被逐渐拆毁,可用的建筑材料用来维修青州府城垣。弘治年间兴建衡王府,从现存遗迹看,齐王府的东南角已经被衡王府占据,可见齐王府的城墙此时已经被部分拆除,甚至建筑材料可能用来修建衡王府。而齐王府内区域则形成了比较规整的街道,只遗存西北部分城垣并一直保存至清末。



根据测算,齐王府的城墙占地范围大致为580X660米,合明尺大约183X208丈,大致合5里的王府规制。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23:52:2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e33c770102wbjc.html



巴达维亚 | 看不见的城市


到巴达维亚这个词汇,基本现在剩下的就剩下的是雅加达北区的法塔希拉广场旁边的巴达维亚咖啡店了,荷兰东印度曾经在Fatahillah广场留下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现在基本只剩下那些废墟和路边卖印尼炒饭(nasi goreng)的小贩了,旧总督府早已破旧不堪,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在印尼除了茂物植物园之外,其实巴达维亚(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早已经不存在)的老城也是最有情怀的地方之一了。



这篇文章翻译自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雷欧纳德·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包教授通晓英语、中文、日语、印尼语、荷兰语和多种欧洲语言。主要研究涉及东南亚和东亚史、海外华侨史、印尼华人史、华侨贸易和殖民地时代贸易与文化等。包教授一生从事亚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海外华侨史,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确实是很厉害。

“首先让我们先想象一下巴达维亚在十八世纪初是什么样子。”



当时它仍然以「东方的女王」闻名,并且在季风亚洲的海洋上统治着一个扩张的、贸易的商业帝国。就某方面而言,如同它的前辈葡属马六甲(1511年)及西属马尼拉(1567年),巴达维亚在1619年被建立成一个典型的殖民城堡市镇,结合了欧洲的规划及当地传统,而这些当地传统又源于原住民港口市镇的特色。



在这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并掌管的城镇里,为数惊人的空间被拿来用作仓库和码头。公司一年平均派出二十五艘左右的船只前往亚洲,或从亚洲回到欧洲。在此同时,任何一个时刻里,都有将近四十艘船只航行于亚洲的贸易通路上。


       这张地图显示了1619年至1667年间,该地如何从旧雅加达城转变为巴达维亚城的过程。

这个矩形的城市隐藏在能俯瞰海洋一侧的巴达维亚堡后方,被护城河和城墙环绕,城墙上设有火砲,不只用于防卫用途,也可以在城里有人造反时向城镇开火。沿岸种植着优雅树木的吉利翁河(Ciliwung)──或称大河(Kali Besar),将城镇切成两半,又有诸多桥梁及水道跨越其上。成排的笔直街道两侧有蓊郁的树木供人们在林荫下休憩,砖铺成的路面使人们便于行走。巴达维亚的砖造屋舍排成长列,就像荷兰的城镇建筑一样,但墙面经常刷白,以免室内遭受屋外的炎热。

商人精英原本居住在气势宏伟、能俯瞰港外的城堡里,城镇里则居住了各族裔的社群,提供城镇必需的各种服务,例如提供军事协助的亚洲基督徒自治社群,或是支持产业发展的中国人。这和马尼拉形成了一个对比: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居民间一直存在严密的藩篱。在巴达维亚,荷兰人、亚洲基督徒以及华裔居民则生活在同一个城镇的城墙内,一起接受数量庞大的当地奴隶服务,这些奴隶来自印尼群岛以及印度次大陆。



生活在巴达维亚城城墙中的统治阶层


在环绕着城市的内陆地区,公司安排了许多土地,以集中安置所谓的「好战民族」在自己的小村庄里。这些民族包括巴厘人(Balinese)、布吉人(Bugis)、马都拉人(Madurese)和安汶人(Ambonese)。一旦被召集,这些原住民就成为军队,在群岛的其他地方进行军事行动。在十七世纪80年代与邻近港口的掌权者关系稳定了,城镇周遭变得安全了以后,商业精英们开始搬到了巴达维亚城墙的外面,并开始在乡间建造了优雅的私宅。

在抵达防卫妥当的停泊处前,停靠在巴达维亚的船只必须经过由岛屿筑成的迷宫——千岛群岛(Thousand islands 或称Pulau Serikat)。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中国的平底帆船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来的船舶,在吉利翁河口的巴达维亚堡以及市镇的外海一英里处下锚停泊。码头和杂货店建立在岛上,例如不安之岛(Pulau Onrust),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维修船只所需的事物。两座长长的防波堤从陆地向海上延伸,吉利翁河带泥的河水沿着它们流入大海。沿着这条水道,较小的印尼船只往来于内港的鱼市场。

荷兰人在他们的所有海外属地复制了他们母国自治市完善的市政制度,例如镇政府、医院、法院、教堂、改革机构与救济站。有趣的是,他们也提供了具有类似规模的中国机构,例如有富丽堂皇的中国商馆首领(甲比丹Kapitein)住所,包括了一个办公室,让他每周会晤镇上其他的中国职员,以及设备完善的中医院。就在城墙的外面,则有中国的寺庙以及大片的中国墓地,让中国人安葬他们的往生者。

巴达维亚在许多访客眼中象是「热带的荷兰」。这绝非只是因为它那些两岸种满树木的水道或是干净整齐的民宅,而是这个城镇特殊的商业本质、强大的防御能力、市民兼容并蓄的文化因素,以及市民自由及自尊的清楚展现(无论出于真实或想象)。此外,人们在这些欧洲形象之外,更惊讶于这个殖民城镇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将中国社群理念化成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社会组织的范例。


18世纪末期的巴达维亚城全貌。

巴达维亚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社群,人们开始意识到某些较不明显的文化现象也在运转。这个城镇是在前一个港口城镇雅加达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而它承袭并转化了许多这个地区港口封建主的特征。总督和东印度群岛的议员们可能住在水边的城堡里,而不是在爪哇宫殿(kraton)中,但是当这些绅士们跟国外访客会面时,围绕着他们的仪式或礼仪上的规矩,仍然带着近乎帝王的色彩。



就像在群岛中的其他地方,每个当地的商人都会在造访时发现,所有的贸易事务都先找港务长(shahbandar),即港口管理者处理。他们不只提供翻译人员,也在与马来船长的紧密合作下,写外交文书给其他港口的领主。
在马来世界里,统治者之间传递的文书上总是附加了重大的、礼节上的价值。这类外交书信的写作被提升为一种艺术的形式,在这种语言艺术中收信者会被奉承,却同时不损及寄件者的地位。


作为一个区域强权的首府,巴达维亚被卷入频繁的、与其爪哇海域邻居的外交往来中。海外来的使节定期在此接受盛大典礼的接待,并且被接待在巴达维亚堡里。在那里,来自他们统治者的信件会被呈给总督和东印度群岛议员,许多直到今天仍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室里。饰以金箔的华美书信,负载了当地邻居们对巴达维亚女王之地的见证。



在每年春天,船只启航驶往巴达维亚之际,厦门的洋行商人总不免写下许多私人的信件,伴随着礼品,致赠给总督。这些信件将总督理想化成"巴王"(巽他噶喇吧之王),在动荡的南海上如同坚实的岩石一般挺立,并且请他照顾洋行送去的商人":住在遥远之地的人们以及您的邻居在此向您致敬。往来于巴达维亚的船只是联系陆地与海洋交通的十字路口。您,全能的主人,守护着大地与南海。您持守着您的律法与规则。您的恩泽广被,直至远东。"



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由此获得了特殊的优惠待遇。不像其他的船队,被这个城镇如此倚赖的厦门平底帆船不须缴纳进出口税,而仅仅需要支付「优先费」,让他们免于四下寻找他们要的货物。当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超过了当地政府能够处理的数量而造成威胁时,各种权力制衡都出现在和当地的中国移民领袖的会商中。他们被当做掌理移民事务的官员,但是却没什么成效。

种族冲突
如同我在以往著作描述过的,巴达维亚不只是个荷兰殖民地,也同样是个中国城。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习俗定居于此,并受自己带头者、船长或代理官员的管辖,而这些人又依次受到荷兰当局的管理。这个看起来相当和谐的安排,被一个戏剧化的事件给打破了:1740年十月的华人大屠杀。
这是一个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行动,事由则是为了回应失去了糖业农场工作的华人游民的暴乱,以及他们攻击城镇的行为。这场屠杀杀害了大约六千名居住于巴达维亚城墙内的中国人,无疑地,它对巴达维亚的华人以及城市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的风潮。
指挥这场屠杀的总督华尔庚尼尔(Adriaan Valckenier),被带离了他的办公室,并在等待审判期间被幽禁于巴达维亚堡的一座塔中。当他在九年后死去时,针对他的审判甚至还没开始,这或许是因为城里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
然而,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人们采取了各种管理措施。一个与其他人隔绝的华人区在城外建立起来,而与中国社群相关的行政事务则更深入地被纳入当地的需求中。中国议会,或称公馆(Kong Koan)设立了,并且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公堂(Gong Tang)。在那里,「甲必丹」 和他的官员们每周会面一至两次,在他们自己的族人之中进行审判,并且协调暂住者的管理,由此他们紧密地与荷兰殖民政权合作。



1740年10月,巴达维亚城爆发的「华人大屠杀」。”Chinezenmoord Van Stolk” by Unknown illustrator. Published in a work attributed to Abraham Van Stolk (1814-1896) and Gerrit van Rijk (1846-1912) – Atlas Van Stolk; online version found at this website.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这次大屠杀给巴达维亚的一地方留下一个悲伤的地名——Angke闽南发音红溪,可见当时的血流成河——编者注)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皇帝收到巴达维亚的道歉信之后,反应实在冷淡。在这封信里,东印度公司当局告诉中国政府,他们认为必须“呈递一个真实而巨细靡遗的报告,以免那些嫉妒荷兰在陛下国内享有的、蒸蒸日上的贸易的人,会添油加醋这些事件,影响我们之间伟大的贸易”。

在北京的清廷,在支援与反对南洋贸易的官员之间,发生了争辩。一名参与论战的中国官员指出,那些被杀害的中国人一开始就违背了不该远离故土的命令,因此根据中国法令死有余辜,虽然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引人同情。

其他人则指出重新颁布禁止海外贸易的禁令,将会使朝廷损失十万两的税收,而且“对那些已经买入库存准备进行贸易的人,伤害则会更大”。在争论终了之际,朝廷官员建议皇帝:“现在爪哇王『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悔悟了,也有意改进,那么南海上的蛮子也可以获准和我们照常通商。”其实满清皇帝并不在乎这些海外臣民,他们通常被视为清奸,也就是卖国贼。

环境的恶化



James Cook,18世纪英国著名航海家、探险家与地图绘制者,曾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

较晚发生,但是对巴达维亚的人们更加致命的是城镇环境的崩溃。在十八世纪末,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死于热带疾病或传染病。这个死亡率高得令人不可置信—如同每三年死掉整座城的人口!

这最终迫使人们撤离了城里迟缓无活力的水道,往内陆移动几英里,迁到较高处比较健康的环境。无论是生命,还是城市与国家,都会经历这种周期,巴达维亚也不例外。

当库克船长(James Cook)在他们探险旅程中短暂停留于巴达维亚以修缮船只时,他的一名手下想必已经和他提过人去楼空的房舍和荒废的花园。光是想到巴达维亚的不健康,就足以让其他国家不动任何攻击的念头。

对于这个为人称道的殖民城市是如何变成一个死城的,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在一百年前疟蚊还没被指认为头号凶手的时候,没有活力的坏空气──瘴气这个词完整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造成毁灭这座城市的主因。
最近,一个精妙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出现了:现在人们相信,是淤塞的吉利翁河口四布的鱼池扼死了这座城市,因为它们为这个物产丰饶的殖民地提供了疟蚊的繁殖场。

为了帮助读者想象「回到空置多年的巴达维亚是什么感觉」,让我们读一读伊萨克‧蒂进(Isaac Titsingh)的文字记载,这个人我们稍后还会遇到。在十八世纪90年代初,经过在孟加拉一段长期的居留,他写道,当他不在时,他的朋友有时会写信向他提到巴达维亚令人痛苦的倾毁:

“但我永远无法想象它会变得有多糟,一个枯竭而疲惫的殖民地,受困于感染空气几近致命的影响……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已经废弃了,许多最为华美的建筑现在被三流的人物占据。

这座城市的周围看起来还算繁荣,但是在多数人脸上可以看到的沮丧和消沉,说明了他们的感受……这一切对我这种人来讲是不可置信的—我在二十八年前就看过巴达维亚的财富,而这不可置信的一切,的确令我心头淌血。”

在世纪之交,行政中心从巴达维亚市中心搬到了地势较高的威尔特弗雷登(Weltevreden),而巴达维亚堡则于1807年,在丹德斯(Daendels)总督的命令下正式拆除,这位总督当时正奉派到东方执行拿破仑的改革计划。到了今天,只剩下几栋雅加达市中心的建筑,提醒着我们这位「东方女王」的存在──到了十八世纪末,它已经成为了「东方的坟场」。

根据后见之明,可以看到巴达维亚的生命周期跟东印度公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公司在1800年解散,它的亚洲总部在不久后也步其后尘,虽然并不是因为 同意的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9-7-16 23:59:4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7/02497115017.shtml



巴达维亚:四百年华人血汗城



今日的雅加达已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印尼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面积650多平方公里,拥有近900万人口,集现代与传统、富裕与贫困、宗教与世俗、单一与多元化于一身。笔者曾在2006年和2007年到印尼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印尼关系。在雅加达居住的3个多月间,多次游历雅加达老城,感受古代巴达维亚的历史。
  一身历史的雅加达
  雅加达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在我看来,乘坐空调公交快线(BRT)由南向北穿越雅加达市中心是最惬意的旅游,一路上你似乎在浏览着一部从现代推溯回古代的印尼史书。
  沿着雅加达市区中心繁华的苏迪曼将军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矗立于两边,这些富丽堂皇的银行、酒店、商业中心象征着印尼建国五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一度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国家辉煌。然而放眼眺望,也可以注意到,依附于成就和辉煌背后的便是大片贫困、灰暗、杂乱的棚户区。街道的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摩托车阵阵轰鸣,川流不息,可以感受到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拥挤,现代城市的喧闹、堵塞、污染难以幸免。
  建于1962年的亚洲运动会纪念碑圆形广场映入眼帘,这是苏迪曼大道与胡斯尼·坦林大道的分界线,也是雅加达经济中心区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区的分隔线。坦林大道两旁,分布着国家议会、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还有多国驻印尼大使馆,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
  再往北行,便到了开阔的独立广场。这里承载着印尼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以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史。广场西侧是国家博物馆,1868年建成,收藏了珍贵的文物、古籍和民俗工艺。广场东侧高耸着民族独立纪念碑,大理石结构,塔底是纪念印尼独立历史的博物馆,塔顶则为35公斤纯金打造的火炬雕塑,意指独立精神,金火炬在阳光下金碧闪耀。它是印尼反抗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又由于它是印尼第一任总统、“建国之父”苏加诺设计,因此别具历史意义。
  离开独立广场,开始转入雅加达的老城科塔区,约占1.3平方公里。草铺街(Glodok),是荷兰统治时代形成的唐人街,历尽沧桑。1998年前聚居此地的华侨最多时达10万人,至今仍是旧城中最热闹的街区,但有点杂乱无章,街区中间废弃的老运河沦为了臭水沟,街道两边的二三层楼房有的仍留着1998年印尼排华动乱中被焚烧过的痕迹,已人去楼空。
  老城区最北面的滨海地区,曾是荷兰殖民者政治、经济、文化堡垒。经过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荷兰时代的遗留建筑依稀可见,但多数已随岁月残旧败落而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站立于以印尼民族英雄法塔希拉命名的广场中心,环顾四周,仿佛可以亲身体会到荷兰殖民时代的历史氛围。荷兰总督府,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的断头台,老邮局,老火车站,巴达维亚大教堂,瞭望塔……往广场北部行走,通向巽达加拉巴帆船古港,被修饰过的“印尼海洋博物馆”便是当年的荷兰大货仓。
  巴达维亚建城
  17-19世纪荷兰人的东方商业殖民帝国立足于爪哇岛,以巴达维亚城为中心。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广阔的商业和贸易垄断权,向西远至波斯、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向北抵达中国和日本。移居到巴达维亚城的中国人,是城市建设的开拓者,蔗糖种植和制作的生产者,还是中国商品的供应者,当地大米和烧酒的经营者,零售商业和沿海贸易的中间人,对巴城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1619年,野心勃勃的燕·彼德尔斯逊·昆开始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正是他为荷兰东方商业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巴达维亚城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袭击和驱赶了万丹军队后建立起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帝国的总部,是荷兰统治爪哇以至整个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政治基础。
  永久占领和管理巴城耗费了荷兰人的巨资和精力。初期,该地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没有木材建造船舶和房屋,周边地区是荒凉的沼泽地,罕见村庄人烟,雨季洪水泛滥成灾,还常有老虎、野猪、犀牛等出没,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荷兰人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石场运来巨石,从东爪哇的扎巴拉砍得柚木,从当地采集珊瑚石,并从中国招募来大批可靠又吃苦耐劳的华工,在废墟上建立起巴城的雏形。巴城的主要建设工程, 如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及防护要塞的修筑大多由中国人承包兴建。华工熟谙制砖和砌砖工艺,令荷兰人甚为称道。
  在巴城建立荷兰式建筑是由安东尼·范·迪门任总督时(1636-1645)完成的,他是仅次于昆的荷兰东方帝国扩张主义拓殖者。在他任职期间,荷兰式运河、城堡、市政厅、基督教堂、拉丁语学校和市场区相继出现。
  华侨的社会
  为了充实人口,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招揽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中国人以“勤勉”、“爱好和平”、生性“懦弱”而著称。因此,荷兰总督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中国人,而且对移居到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奖励华侨招引同乡来巴城。当然也采取了一些不体面的手段,比如在中国沿海地区绑架“移民”。这一政策极为成功,中国来的大帆船运来了大量中国移民,中国人一旦获得能够自立的资产,便在巴城安家落户,并与被送到这里做奴隶的巴厘女子通婚。华侨人口不断增长,而在巴城内的华侨多数从事商业活动,从流动小贩到固定摊贩,到零售商和批发商,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
  荷兰总督昆创始了一种惯例,即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承包权交由华人甲必丹(首领)负责。他试图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对华侨社会进行控制和间接统治。1619年10月,科恩总督任命他的密友苏鸣岗为甲必丹。此后,甲必丹是由华侨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然而到了17世纪末, 巴城华侨有产阶层的头面人物把持了这一职位,甲必丹有时由家族世袭,有时甚至可用钱购买。
  甲必丹被认为是华侨在荷兰总督府里的利益维护人和联系官方事务的中介人。每个华侨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纳人头税,并至少每年报到一次。17世纪30年代,华侨支付的人头税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税和其他税收所得总和的一半以上。到1644年,在巴城当局对赌博、零售业、货物进出口、木偶戏等行业所征收的21个税项中,华侨承包了其中的17个。
  1690-1730年间是巴城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蔗糖在印度和波斯市场甚为畅销。荷兰总督把甘蔗种植业交给了被允准租赁土地的华侨承包。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1710年巴城外乡区共有130个甘蔗种植园,分属84个园主,其中79个是华侨,4个荷兰人和1个爪哇人。
  中荷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巩固和扩展其商贸帝国。
  巴达维亚建城之初,荷兰殖民者极力诱致中国商船前去贸易,以获得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些商品运往欧洲市场发售,可获丰厚利润。如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生丝,“毛利达317%”。它们出入巴城海关时,又能增加其海关税收。因此,昆不惜派船舰封锁西班牙人所占的马尼拉、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以及澎湖列岛一带的港口,又威逼利诱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
  中国商人把丝织品、瓷器、茶叶、干鲜水果、花锦、白棉布等物品运到巴达维亚,同样可获巨利。如明后期福桔“在国内每百斤仅5分,而运到海外,每4桔值2文。一位叫苏和的商人,因本微不能置贵重物,仅贩卖福桔一项就得千金”。
  1655-1683年,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商受阻。直到17世纪末,中国重开海上贸易,双方贸易往来才迅速恢复,到18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不断压低茶叶等中国商品价格,同时提高胡椒等产品价格,华商觉得无利可图,到巴城的中国商船逐渐减少,贸易一度中断。
  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会决定,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第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艘船载有300000盾,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尼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以前由中国帆船商人承担的“闽广-巴达维亚”贸易,逐渐被东印度公司所取代。
  “红溪惨案”
  随着中荷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华人来到巴达维亚,巴城内外聚居了约2400户近15000人华侨。巴城成为华侨在东南亚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华侨人口的增加,经济上的日益重要,使荷兰殖民者开始感到担忧不安,时常怀疑中国人图谋杀害他们这些“爪哇的主人”。1740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巴达维亚的华侨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持续一周,万余华侨丧生,中国人住宅区燃烧了几天几夜,鲜血染红了雅加达河,史称“红溪惨案”。
  1740年春,巴城华侨经营的蔗糖作坊破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治安不好。当局决定驱赶部分华侨,强迫华工移民锡兰,但在华侨中却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10月初,荷兰人对巴城的华侨住宅进行搜查,以查居住证和没收武器为借口,局面很快失控,射杀华人事件开始发生。华侨非常愤怒,先在乡村发动起义,接着又向巴城的荷兰殖民当局宣战。不久,荷兰人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
  当时在场的荷兰船员阿里·休塞斯记述:“我们突然听到屠杀和起火的哭叫声,肆无忌惮的屠杀和抢劫的最邪恶场面的帷幕拉开了,华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惨死在刀剑之下,即使孕妇和怀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不下百个戴上镣铐的俘虏像被宰的羊一样,被砍断咽喉。一些荷兰市民过去曾为有钱的华人提供过庇护,在这一天竟也对他们下了毒手,为的是要瓜分他们的财产。总之,在这一天,无论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几乎所有华人都被杀害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何大肆鼓动屠杀华人?首先,可以掠夺华人财富。当时公司财政困难重重,1738年起财政亏空达150万荷兰盾—当时一名荷兰教师的年收入为280荷兰盾。其次,公司殖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爪哇岛上反荷斗争此起彼伏,华人成为转移视线的替罪羔羊。而最根本原因是华人经济上的发展成了公司垄断贸易的挑战。之前,公司鼓励开垦,富裕华人投资土地,种植胡椒、水稻、甘蔗和咖啡,造成所谓“生产过剩”,致使了农产品(5.410,0.03,0.56%)价格下降。
  大屠杀之后多年,华人数量才逐步回增,主要被安置于巴城外的草铺街。到1815年,巴城及周边地区的华人超过5万,又逐渐形成了华侨社区,草铺街成为最著名的“唐人街”。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丽榕对本文亦有贡献.
 楼主| 发表于 2019-7-18 18:18:3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history.sohu.com/a/159318781_503032?qq-pf-to=pcqq.group

明代扬州、临清人口





1、扬州
从满清修的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以知道明朝的时候修过两次扬州城。
第一次是在明初,在原宋代扬州城的西南一隅筑城,“周九里,计一千七百五十七丈”。后来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因为人口繁盛,旧城已经远远不能容纳,大量人口都密集居住在城外的运河边上,为了抵御倭寇,吴桂芳等人决定修筑新城。其规模是“周十里,计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1]。这新城其实只有三面,其西面从图上看和原来的旧城相接。
至于城的大小规模,在《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有专门一节是介绍明代扬州城。其中提到明代旧城和新城的大小规模如下:
“我们从1920年实测的《扬州城市图》上看旧城为长方形,其东北城角稍向内抹,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2]
“明新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见2000余米,东西宽约1500余米”[3]。
以此来计算,明代旧城的面积是2平方公里,新城的面积为3平方公里,整个明代扬州城的面积为5平方公里左右。
此外据江都县志记载,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太监杨显明,累土为外城,工未及成”[4]
从上面这些信息来看,旧城在嘉靖时期,人口早已远远超出饱和,所以大量人口居住聚集在城外的河岸边上。地方志里附有明人何城写的《扬州府新筑外城记》,里面就提到因为城外河岸聚集大量商人居民,官员还不得不苦口婆心说服这些人搬迁,为新修城墙让路。
而到了崇祯时期,显然连旧城新城在内的整个扬州城的居民数量又一次远远超出了饱和范围,大量市民在城外居住。所以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盐法太监杨显明才要累土修筑新的外城,但可能是资金不够,中途停止了。
明代的扬州经济繁荣,人口最密集,发达程度远在同时期的上海之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六卷里说:
“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樯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真好个繁华去处。”
虽然他讲的故事是唐代的,但描绘的具体景象只能是明代当时的景象。这和《金瓶梅》说的是宋代背景,但实则描写的是明代社会是一个道理。
因为同属纯粹的工商业城市,同属人口饱和的城市,扬州的人口密度应该至少和当时的上海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条记录:“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5]
钞关在扬州城墙外,关于扬州的邗沟《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有一些记述,在宋元丰二年的时候,“邗沟入江,一由扬子桥南,入伊委河至瓜州,一由扬子江西,过石人头,至仪真,其扬子桥之北,则经府城南门,东过钞关,复北至湾头,以达邵伯诸湖”[6]。显然在扬州城外无疑。
则此处描写当为城外街巷“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其房屋密度之大,已经如此,城内密度之大更可想而知。(即便这段描写是城内的,扬州城人口密度也当时明代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明代扬州城墙包围的面积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五平方公里,是当时上海面积的6.06倍,则城内的常住居民上限在60万人左右,按保守的算法也在四十万左右。如果考虑大量流动人口,或者战争时期因为避难来城内的人,那达到八九十万是有可能的。
在网络上,一些满清粉丝写的网文,拼命否认满清扬州大屠杀罪行,其中一个核心理由是说当时扬州城根本不可能有八十万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不妨摘录一下,以便奇文共欣赏
“(一)旧称宋大城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
(二)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计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
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
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
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图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这篇网文可谓极尽忽悠之能事,不明真相的人,看见此人列举了地方志上数据,还一板一眼的计算面积之类,大概都会被忽悠的一愣一愣。
据说此网文最初“首发于吉祥满族网,作者署名佚名”,网文又是抄袭自张德芳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扬州十日记〉辨误》,而后又有朱志泊抄袭张德芳之文和网文再加上其自己无知臆断拼凑而成的《〈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发表于《扬州史志》。
此类文章,无论其为原创,还是辗转抄袭,其水平甚低,也不必再查对其原文出处了。
无论其真正作者是张德芳也好,还是朱志泊也好,在造假和骗人上,都是肆无忌惮。
他这个府城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他是把满清地方志上旧城的周长除以四,然后再平方得到旧城面积;再把新城的周长除以四,再平方,算是新城的面积。两者相加就得到所谓扬州城的面积了。
但问题是只要看过《乾隆江都县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上扬州城图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谓的新城长度1541丈9尺,其实只是三个城墙边的长度,因为其西边的城墙就是原来老城的东城墙,这也是明代扩建城墙一般通行的情况,绝无可能把四条边的城墙全部都新造。
本来新城的面积是大于旧城的,这从《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提供的实测数据也能得到证实,结果被张德芳等人这么一忽悠,新城反而远小于旧城了。于是就炮制出了3795985.25平方米这种搞笑到极点的数字来。
实际上,即便是这么一个被严重缩小的面积,容纳八十万人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面积是当时上海城的4.6倍左右,人口密度就算和上海一样,常住居民也能达到46万,如果战乱时期,城外涌入难民,完全可以达到八十万以上的规模。
就以这个网文作者自己计算的结果而论,他说把建筑物所占面积全部都减去,也就是所有居民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全都一股脑儿同时涌到室外去。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元宵之类重大节日,都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总有相当多人呆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建筑物内部。
但这里我们假设这种离奇情况会发生好了,据此作者说是“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
那么问题来了,1.9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站着,双脚占地面积,算平均脚长25厘米,双脚站立在地上的宽度30厘米,占地面积只有0.075平方米,1.9平方米的空间还足够容纳25个人站立。人均1.9平方米连一般程度的拥挤都谈不上。
如果一个人躺下来呢,算所有人的平均身高是1.6米(包括所有妇女儿童老人在内,这个平均身高已经是高得不像话了),身体最宽处的宽度是50厘米(同样把妇女儿童老人平均在这内,这个宽度已经是宽得不像话了),占地面积是0.8平方米。人均1.9平米还足够容纳两人舒展的躺在地上绰绰有余。
根本达不到所谓的“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的地步,也就是这些替清朝屠夫遮羞的粉丝,连他自己提供的数字是个什么概念都没有弄清楚,闹出这种小学生数学常识都不具备的笑话来!所谓“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云云,纯属妄断。
其实在明代的城市,根据传教士们的描绘,根本用不着所有居民全部涌到户外来,拥挤程度倒是已经达到了摩肩擦背的地步。
不仅城市里人多拥挤到难以通行,甚至大道上,乡村里都会出现人多拥挤的现象。
如前面引用过的曾德昭《大中国志》里记载“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7]
盖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经过江西赣州城外一座桥的时候说,“这座桥是离城到其他河岸的主要通道,人多到如四周筑墙,简直可以和一个城相比。”[8]
此类记录不少,我也就不必一一摘录了。
2、临清
临清在明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县城,到了明代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再加上地处运河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极为繁荣,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
正统十四年修建的砖城,周长只有九里。但很快就不能满足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到了正德六年就开始在砖城之外扩建土城,到了嘉靖二十一年进一步扩建,新城墙全部用土建成,和旧的砖城合计一共周长有三十里之多。
关于临清的城墙情况和人口数量在《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中的《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中有提到。
这份题本开头是“总监各路援兵太监高起潜谨题:为再报奴贼四面逼临并陈分布防御,仰恳圣鉴事”。
其背景是崇祯十二年正月,满清军队在山东蹂躏,进逼临清。高起潜在这份奏疏中有一段话说到:
“总计临城周匝逾三十里,土垣既低,又无深池。中贯三河口,沙阜环绕城外,皆犯守法之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9]
也就是临清城内光是绅士商民就有将近一百万人,那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呢?
曹树基的看法是这个数字是夸大了。他在一段话里的引用了高起潜奏疏,然后断然否认了这个数字,这段话如下:
“来往临清者,除了每年数量多达20多万人的漕丁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商人。以至于当时人称,万历年间,临清人口多达‘近百万口’②。这一说法有夸大之嫌,所指也并不是临清城的常住人口。”[10]
这段话引号里的‘近百万口’,他给出的注释里就是引自《明清史料》甲编中的高起潜题本。但很明显,他其实没有查阅过《明清史料》的档案原文,相反是连引文带注释,全都抄自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转引而未注明,所以对高起潜是什么时候的人没弄清楚。
见韩大成正文里引用高起潜题本是紧接在万历时候人口多少后面,就认为高起潜是万历年间的人,而实际上高起潜明明白白是说的崇祯十二年当时城内就有“近百万口”。
至于曹树基所谓的“所指也并不是临清城的常住人口”也是不能成立的!他大概看见韩大成的书里,前面一句话说“到万历时,这里的城乡人口已增至三万多户”,后面又引高启潜的题本说“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就误以为前面三万户是指所谓常住人口,后面近百万自然就不是常住了。
而实际上,韩大成那句万历三万多户的话,有个注释③,其数字的出处是康熙《临清州志》,这个《州志》自然又是照抄明代黄册或赋役全书之类的官方册藉,而前面早论证过,曹树基自己也反复强调过,明代晚期的官方册藉的户口数字都是连年照抄甚至胡编乱造的结果。是根本不能拿来当作根据的,更不是什么常住人口。
只有崇祯十二年初高起潜题本里说的“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才是对当时临清城内实际情况的反映。
而且这“近百万口”就是临清城内的常住居民,明代的商人分为行商和坐商。所谓行商是流动到各地去推销贩卖商品的商人,而坐商则是在当地本身就有固定店铺,固定住宅的商人。高起潜的原话是“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这一句话构成一承接关系,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即便不考虑南方北方贩卖或运送货财的流动人口,光是临清本地的绅士商民就已经近百万了。
那曹树基既然否认了临清有百万人口,那他自己推断应该有多少?我不妨尽量完整的引用他的原文如下:
“笔者设想将临清与苏州作一比较;这两个城市在明代后期都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临清城墙大约为苏州城墙的三分之二,是否也意味着,临清居民大约是苏州人口的三分之二呢?唯有不同的是,明代后期苏州城外还有大量的工商人口居住,而临清市民大都居住于城内。尽管有街市延伸至土城以北,但其砖城内却民居较少,比较空旷。如此,我们将明代后期的临清城市与明代初年的苏州城市作一比较可能是合适的:如下文所述,洪武年间,苏州城市大约居住有30万居民,嘉靖年间筑新城时,临清城市人口可能达到15万。万历年间,临清城市人口可能达到20万。它是仅次于北京的中国北方第二大都市。”
首先还是那种用城墙周长比来推算人口,前面说了就算真要利用城墙长度来推算,假设城墙形状一样,人口密度一样,那也应该是周长比的平方才对,也就是苏州人口的九分之四。
而前面还在说明代后期两者都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那要比也是同一时期来比。苏州人口已经被他压低到了50万,就算真这样来比,临清的人口也是被极度压低了。可就是这样,他非要把明代晚期的临清去和明代初期的苏州来比。
总而言之,短短一段话,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推理。
还是让我们来推算一下临清城的人口数量吧,临清周长三十里,一里相当于530米。也就是周长为15.9公里,就算16公里好了。按照长方形来考虑,一边长3公里,另一边长5公里,则面积有15平方公里。是上海0.825平方公里的约18.2倍,考虑到临清作为北方城市,生态环境应该没有上海那么宽舒,临清又是富商云集之地,城内住房应该远比上海宽大得多,就按照人口密度的百分之五十来计算,则当时临清城内至少有91万左右的常住人口。
那这个估计是否夸大呢?
在《利玛窦札记》的第四卷第四章里,利玛窦对临清有这样的评价:
“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11]
可见临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达到91万以上的常住人口是丝毫也不奇怪的,所以高起潜在题本里才说“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如果再加上大量流动人口,则临清当时的人口完全可能在一百万以上。
[1]《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6:乾隆江都县志嘉庆江都县续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32页,另同样可见《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五,城池,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64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8页
[3]同上第42页
[4]《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66:乾隆江都县志嘉庆江都县续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33页
[5]张岱《陶庵梦忆》二十四桥风月
[6]《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02页
[7]曾德昭《大中国志》第3页
[8]《十六世纪南部中国行纪》第21页
[9]《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九二三页
[10]《中国人口史》明代卷第302页
[11]《利玛窦札记》第237页
 楼主| 发表于 2019-7-20 16:33:1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1de5050102yovm.html


【长城游记】抚宁青山口至界岭口长城记略•20181103

(1)
上周干嘛来了?忘啦,反正没有出去爬墙,这周补上,冀东长城两日活动,虫虫组织的。
两日远途,一般人员不多,二十来号人,让虫虫心疼的都快要晕过去了。
周五晚七点半登车,三个小时后来至抚宁县大新寨镇梁家湾村,入住梁有强农家饭庄。
梁家湾村,山区小村,但因地处长城脚下,傍冰糖峪景区,所以这里也渐有兴旺之势。曾有一次跟老尚、拐弯从箭杆岭至梁家湾村走长城穿行而过,最后有几处敌楼残墙因所处位置比较险峻而没有去,直接沿山间防火道下到村中,而这次则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
农家院中,大炕上睡了四五个人,房新炕热,条件不错。
周六,青山口-罗汉洞-界岭口一线,抚宁长城中比较著名的一段。
青山口关口处位于一处大山的山坳处,长城从这里穿过,南侧为抚宁地界,北侧为青龙辖地,一条简易道路从垭口处翻过。山前三四公里处为抚宁的青山口村、山后二三公里为青龙的头道窝铺村。登长城以从北侧上山为佳。
大巴将我们送到头道窝铺村,下车后沿窄小的盘山公里向山上进发,行约1公里后遇有上山的小皮卡车,有墙友拦车,央求师傅搭载我们一下,热情的司机师傅应允后,爬上去了十来号人,足足节省了两三公里的上坡之途。
至垭口,大伙挥手向热心的师傅道别,开始了登城之旅。
垭口长城处,有一周长两公里多的关城,形状不规则,关城面积如此之大,也基本上可以将关城认为在这里就如同两道墙垣了,不过第二条墙垣不是在主墙前,而是在主墙的南侧山下一带。
垭口处,两块文保碑,其一正面书“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明长城——抚宁段 河北省人民政府1982年7月23日公布 河北省人民政府2017年10月16日立”,左上角篆刻“中国文化遗产”徽标。背面书“竭家沟长城从竭家沟村西北侧1.1千米处到竭家沟村,全长1.76千米,内侧5米处,有一座已经损毁的石砌住房,长城外侧,垒有20米长、宽1米余的拦马石墙一道。保护范围:以墙基外缘为基线各外扩50米。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边线为基线各外扩100米。”
其一块正面书“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明长城——青龙段 河北省人民政府1982年7月23日公布 河北省人民政府2017年10月16日立”,左上角篆刻“中国文化遗产”徽标。背面书“官场乡头道窝铺村长城,自鲇鱼洞沟到谢起楼,全长约6千米。保护范围:以墙基外缘为基线各外扩50米。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边线为基线各外扩100米。”
天色,灰蒙;山色,枯黄。
起步,登城。山缓,墩台连串。
第1号墩台,石墩,小包。
第2号墩台,不远,石墩,底基略方正。
第3号墩台,外凸于墙垣,马面状。
第4号墩台,外凸于墙垣,马面状,塌垮成坡。
第5号墩台,砖楼,较整,3*4规制。门洞位于东南两侧,东侧门洞位于南端,北端一明一暗2箭窗,南侧门洞位于西端,东端2箭窗,西侧3箭窗,北侧4箭窗,箭窗下各一射孔。敌楼内南北向纵券顶通廊结构,东西两侧通廊较窄,分别与南北两侧箭窗和门洞对应,中部通廊较宽,分别与南侧中部箭窗和北部2箭窗对应。通廊间东西各对开3券洞,分别与东西两侧箭窗和门洞对应。
敌楼前南向一道墙垣向下,环成关城,200米外有一敌楼,较好。
第6号敌楼,环线关城上的一个敌楼,造型独特,4*7规制。门洞位于南北两侧东端,西端皆为上1下2成品字状的3个小箭窗,东西两侧中部1大箭窗,左右两侧分别为倒“品”字的1下2上3个小箭窗,各侧下层箭窗下一射孔。敌楼内南北向纵券顶通廊结构,通廊间东西向各对开3券洞,西南角顶有塌垮。
回返上墙后继续前行,后面没有搭上车的队友都已经赶了上来。
第5号敌楼后,墙体明显规格提高,墙宽石坚,砖砌护墙。第7号敌楼前,一段台阶状腰线,方石修砌,刚毅俊美。护墙呈锯齿状,坚固冷艳。
第7号敌楼,3*4规制。门洞位于南北两侧东端,西端各2箭窗,东侧3箭窗,西侧4箭窗,箭窗下各一射孔。敌楼内回字形通廊结构,中厅狭小,四坡倒覆斗状结构,四壁各一券洞与周边回廊相通。箭窗内侧兵洞和箭窗外侧皆八字燕尾状。
过第7号敌楼,锯齿台阶状腰线继续,墙宽体高。
第8号墩台,马面状。
第9号敌楼,3*4规制。门洞位于南北两侧东端,西端各2箭窗,东侧3箭窗,西侧4箭窗,箭窗下各一射孔。敌楼内南北向纵券顶通廊结构,分别与南北两侧门洞和箭窗对应,中部通廊较宽大,通廊间东西各对开三券洞,分别与东西两侧箭窗对应。西侧中部墙面塌失,中部通廊东侧顶开天窗。箭窗内侧兵洞和箭窗外侧皆八字燕尾状。
第10号墩台,垒石为台,马面状。
继续前行,一段墙体相对完整,红色砂岩,好似一条红飘带一般沿山而上,墙顶面巨石斜铺,竟能铺设呈一斜面。
第11号墩台,垒石为墩。
 楼主| 发表于 2019-7-22 17:49:2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sohu.com/a/237454374 ... 563783463531TwBIZId

千年古邢襄、三朝顺德府、一座卧牛城之一


邢台历史悠久。夏朝,划天下为九州。邢台市除少部区域属兖州外,大部分属冀州。商代,邢台一带是商之先公先王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商的第二代先公昭明居砥石(今汦河流域);公元前15世纪商王祖乙迁都于邢;殷商末年,邢地为纣之三分之一,为殷都的肘腋之地。周代,周成王封周公庶子宜于邢,西周邢国为当时北方诸侯大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春秋时期,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邢被卫所灭,后晋文公伐卫,收复邢地。晋所辖太行山以东称东阳,包括现邢台市大部分区域。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分晋,邢台市属于赵国。赵国第二代国王赵襄子曾在邢立都。
秦朝,邢台、柏乡、隆尧西部、内邱、沙河属邯郸郡;柏乡、宁晋以南,邢台、内邱以东,平乡、威县以北,临清以西各县均属巨鹿郡。秦朝末年,项羽占据信都(邢台),公元前206年,立歇为赵王,改信都为襄国。汉朝高祖时,邢属冀州,景帝时为邯郸郡管辖,新莽时期,邢台一带置巨鹿郡、清河郡,文帝时设常山郡,辖房子(今临城)、中丘(今内邱)、鄗(今柏乡)。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设广平郡、平乡、南和、任县、属之,改属于巨鹿郡,建安十七年,灉陶(今宁晋)、南和、任县隶属于魏郡。
三国时期,邢地属于魏。黄初二年(221)从魏郡析置广平郡,领襄国、南和、任县、南亦(今巨鹿)、灉陶、巨鹿、平乡、中丘。柏人属常山郡。堂阳(今新河)、南宫、经县(今威县经镇)、广宗属安平郡,清河、贝丘属清河郡。西晋时期,襄国、南和、任县、斥章属广平郡。经县、南宫、广宗侯国属长乐国(治所今冀县)。巨鹿国领巨鹿、灉陶。赵国,治房子、领中丘、柏人、平乡。清河国领6县,包括清河。
十六国时期,石勒建后赵(310),都于襄国。置襄国郡、巨鹿郡、常山郡、中丘郡、清河郡、长乐郡、赵郡,邢台市分属之。前燕分属巨鹿郡、长乐郡、赵郡、广平都、建兴郡、清河郡。前秦分属中丘郡、赵郡、襄国郡、建兴郡、广平郡、清河郡。后燕属赵郡、巨鹿郡、襄国都、广平郡、建兴郡、清河郡、广川郡。
北朝时期,北魏太和十一年(487)析巨鹿郡置南巨鹿郡。太和十八年改南赵郡,领柏人、任、巨鹿等县。太和十一年区广宗郡,不久即废,仍归长乐郡。孝昌年间又置。孝昌三年(527)从广平郡析置北广平郡,领南和、任县、襄国。东魏武定四年(546)邢台市属广宗郡、清河郡、南赵郡(治广阿)、长乐郡。北齐时属襄国郡、南赵郡、巨鹿郡(治曲阳)、长乐都(今冀县)、清河郡。北周建德七年(578)置广宗郡。大象元年,获国郡改为赵国,又置南和郡。
隋代,《隋书,地理志》载龙冈县(今邢台)始自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开皇十六年置邢州。大兴二年改襄国郡,治龙冈,领龙冈、南和、平乡、沙河、巨鹿、内邱、柏仁、堂阳(新河),南官属信部郡(治冀州),清河郡领十四县,淄陶、大陆、柏乡、房子属赵郡。
唐代,武德元年(618)设邢州,天宝元年改为巨鹿郡,至德二年复邢州,领龙冈、尧山、巨鹿、内邱、青山、沙河、南和、平乡、任县;临城、渔陶、象城(大陆、昭庆)属赵郡;南官、堂阳及冀卅。武德四年,改隋之清河为贝州;唐末五代初期。龙冈县始称邢台县。
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邢台市属邢州、赵州、冀州、贝州。后唐仅置邢州、赵州、冀州。邢州领邢台、沙河、内邱、南和、任县、平乡、尧山、巨鹿;冀州领堂阳、南宫;贝州领清河、清阳、经城、宗城;赵州领房子、宁晋、柏乡、昭庆等县。后周时宗城、经城二县曾改隶大名府。
宋代,1119年改邢州为信德府,属河北西路。在邢设安国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改龙冈为邢台县,属信德府。信德府领尧山、巨鹿、内邱、任县、南和、平乡、沙河等县。元中统三年改邢州为顺德府,至元二年(1265年)改府为顺德路。明洪武元年改顺德路为顺德府,清因明制。
民国时撤顺德府,邢台属邢台县,新中国成立后设邢台市。




邢台向为冀南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兵书上说此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又云“自河东下太行,拔邢州而守之,则河北之腰胁绝矣,从邢州而西北,路出井陉,可以直捣太原。从邢州而西南,路出邯郸,可以席卷相、卫。若道庆源即赵州,而取深、冀,越清河而驰德、棣,如振裘者之挈其领也。此韩信得之,遂以掇拾燕、齐;石勒据之,因以并吞幽、冀欤”。 因地理位置重要,春秋时就有人在此筑墙修城,设营立寨。在那以后,邢城的城墙又经历过多次重修。不过明朝以前的城墙均是夯土城墙,明朝起才加砌包砖。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明城墙的遗存。

古代顺德府城墙特别坚固,可以说是冀中南一带方圆几百里最好的最有名的城墙。资料记载,顺德府城墙“石基高一丈,城墙砖面三复,厚入七进,城墙高三丈六尺,厚六丈,城墙周长13里20丈,共有城门楼、魁星楼、箭楼、角楼27座,瓮城门每门四重共16道”。从下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邢台的城墙在河北诸府的城墙中,不论长、高、宽,或者是护城河,都是名列前茅。特别是邢台城的城门,每个门设有四道瓮城,这大大超过了一般城池只设一道或两道瓮城(或月城)的惯例。 因每个城门设有四道城门,邢台城共有16道城门,因此更加的易守难攻,据说古代有一次顺德府被围,某城门被敌人攻破了三道瓮城,只剩下最后一道了,守城官兵十分紧张,这时敌人也筋疲力尽了,于是守城的官兵放出风声,说16道城门才攻破三层,早着呢。敌方一听还有13层,于是撤兵了。 后来,邢台又加修了一道外城,外城周长20里,设有六门。

城墙外侧的绿地


周长13里20丈的邢台城原有城门楼、魁星楼、箭楼、角楼27座,解放后,邢台城墙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段段城墙被拆除,现存的城墙长不足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城墙包括上边的角楼是近年重新修复的城墙,它的总长约150,历史文化公园内未修复的残城墙有两段,共100多米。
 楼主| 发表于 2019-8-3 18:42:17 | 显示全部楼层
田家铁狮歌



田家铁狮屹相向,篸炎蹲夷信殊状。
良工朱火初写成,四顾咨嗟觉神王。
先朝异物徕西极,上林金锁攀楹出。
玉关罢献兽圈空,刻画丹青似争力。
武安戚里起高门,欲表君恩示子孙。
铸就铭词镌日月,天贻神兽守重阍。
第令监奴睛闪烁,老熊当路将人攫。
  不堪此子更当关,钩爪张眸吐银腭。
七宝香猊玉辟邪,嬉游牵伴入侯家。
圉人新进天闲马,御赐仍名狮子花。
假面羌胡装杂伎,狻猊突出拳毛异。
  跳掷声声画鼓催,条支海上何繇致?
异材逸兽信超群,其气无乃如将军。
将军岂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闻。
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犊明年食龙子。
  虾蟆血洒上阳门,三十六宫土花紫。
此时铁狮绝可怜,儿童牵挽谁能前。
橐驼磨肩牛砺角,霜摧雨蚀枯藤缠。
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尘沙经几载。
  锁钥无能护北门,画图何处归西海?
吾闻沧州铁狮高数丈,千年猛气难凋丧。
风雷夜半戏人间,柴皇战伐英灵壮。
芦沟城堞对西山,桥上征人竟不还。
  枉刻蹲狮七十二,桑乾流水自潺潺。
秋风吹尽连云宅,铁凤铜乌飞不得。
却羡如来有化城,香林狮象空王力。
扶雀牦牛见太平,月支使者贡西京。
  并州精铁终南冶,好铸江山莫铸兵。



在明朝天启年间成为司礼监大太监王体乾的宅院,后崇祯帝清算阉党,此宅于是被赐给了皇亲田弘遇明亡,带给这条胡同二十年的寂寞,诗人吴梅村还为此写过一首《田家铁狮歌》,寄托他那浓得化不开的兴亡哀思。然而,它竟显赫了。
先造起一座恭亲王府,其主人是康熙帝的五弟常宁。随后田皇亲旧宅赐给了康熙帝的第九个儿子胤禟,建为贝子府。继位夺嫡带来又一场大搏杀,雍正因嫉妒其才华,将胤禟更名改姓,贬辱为塞思黑(满语污辱之意),使其受尽折磨,悲惨地死去。后乾隆帝恢复胤禟姓氏宗籍,收入玉牒。贝子府后来便改建为和亲王府。
和亲王弘昼只比哥哥乾隆帝弘历小三个月,两人自幼一同养育、一同读书、朝夕相处、寝食与共。一旦弘历登上皇位,君臣大义很快就淹没了手足之情。清代到了乾隆朝门口,封建皇权发展到了顶点,不仅屡兴文字大狱以钳制国人的思想,令天下文士噤若寒蝉,就是宗室皇亲也决不容许干政。弘昼位高爵显,锦衣玉食,但学问才干一无用处,长期郁郁寡欢,后来竟时时演习自己的丧礼:高坐院中,装成活死人模样,面前陈设各种冥器,命王府护卫仆从轮班供饭哭祭,他则以吃祭品听哭声自娱。到六十岁那年,他真急剧的去了。
不久,胡同里又添了一座和敬公主府。这公主是乾隆帝嫡配皇依靠后所生,自然贵盛无比,额驸是蒙古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朝廷的名将。这样,三座巍峨的王府连绵道旁,胡同内冠盖往还,威严、华贵、富丽、辉煌,显示着清代全盛期的逼人气势。依制度论,其规格当比《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高三五个档次。
清代开国有定制:宗室王公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的序列世代递降。到了光绪年间,王府相继降为公府:恭亲王府——承公府,和亲王府——廉公府,公主府——那公府。和整个清帝国一样,府第与胡同渐渐露出了败落相。
到了近代,铁狮子胡同又兴旺起来:清末新政,廉公府改为清政府的海军部与陆军部;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来这里又成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
 楼主| 发表于 2019-8-3 19:14:05 | 显示全部楼层
耗时一个月制作的明前期北京城地图,带重要地名的注释
https://tieba.baidu.com/p/5783874107?pv=1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1:30:5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sohu.com/a/143503951_598058



重温历史,看日本人如何剿灭天主教《教徒勿喷》
1587年 丰臣秀吉在远征九州地区时,第一次被天主教教徒吓到,长崎居然成了教会的领地,而且好多大名也是教徒。

有件事真正激怒了丰臣秀吉,当他在博多坐阵指挥时,打算在有马氏的地盘上找几位美女过夜。
这在日本根本不叫事儿,但选中的美女全部拒绝了丰臣秀吉的陪睡要求,因为这不符合基督教义。丰臣秀吉卫队以死相胁时,美女们毫无惧色。
丰臣秀吉怒的不是女人不跟他睡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所产生的愤怒,同年六月,丰臣秀吉下令“日本乃是神国,天主教乃外来邪教。”
邪教,人人得而诛之,这样一场由军民结合的反抗运动。
先讲一下题外话:天主教在日本的渗透过程

一般认为是在1549年,西班牙人为首的传教团来到日本后,天主教才在日本遍地开花。
实际上天主教对日本的渗透始于1546年,为天主教组团进入日本带路的人是萨摩藩武士弥次郎。当时他杀人后,为了逃避仇家追杀,躲进了葡萄牙人停在山川港的货船里。
葡萄牙人带他逃出日本的条件是:接受洗礼!弥次郎果断接受了。逃亡到马六甲后,他又遇上了耶稣会的传教士方济格。
方济格见他骨骼清奇,是块传教的好材料,就将他送到果阿(现在印度领土)进行了系统的天主教教义和葡萄牙语学习。
从1549年起,弥次郎带着大批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进入日本本岛。天主教有个特点,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就要搞定当权者,然后利用他的权力去推行教义,吸收教众。
当时日本沿海各大名,为了确保跟葡萄牙人贸易顺利,也欢迎天主教在领地里传教,日本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吉利支丹”。
这些大名之中: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大村纯忠,摄津的高山右近慢慢就被洗脑成了天主教徒。大名被洗脑,其领地内的民众更是纷纷信奉了天主教。
可怕的是,肥前的大村纯忠在1580年将长崎港及茂木地区心甘情愿的送给了耶稣会,其它大名拼死拼活抢不到的宝地,天主教凭一张巧嘴,得啵得啵就轻松到手。
1582年,有的大名开始向罗马教廷派遣了使节,这时全日本的教众已有15万人,东自美浓藩,西至萨摩藩,大小教堂二百多个,信洋教的瞧不起信土教的。

信徒的构成又是武士和商人为主,摄津的高山右近几乎成了神的侍者。大村纯忠之所以将长崎送给天主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龙造寺氏要侵占此地。 与其被长年的敌人占据,不如送给洋人,这样看起来对大村比较有利。用中国话说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打着“爱心,施善”的传教士真实目的是什么?方济格给罗马的密信中写道:“从异教徒手中拯救日本人的灵魂,使其成为罗马教皇所有,使之成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另外还有定期的情报收集和汇报。 天主教的背后就是领土野心和政治目的,方济格在密信中也毫不掩饰,长崎就成了日本的传教中心。其实就是葡萄牙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是不费一枪一炮而轻松笑纳的。 这样发展下去,一神论的天主教必然与丰臣秀吉和信仰佛教,神道教普通日本人发生冲突。 天主教讲究什么?“天主(DEUS)创造一切,主宰一切,除天主之外再无别的神灵,唯一的上帝高于一切,要保持永远虔诚。” 日本出版了《基督教要理》一书,以问答式进行传播,颠覆了当时的日本社会主流价值观(君臣父子夫妻纲常),同时,信洋教的教民也以高人一等自居,经常侵害教区内不信教的町人,农民的利益和财产。
四十年之后,当天主教成了日本社会一个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恶梦时,一场反抗运动便随之而来。

日本这时经历了两个时代 : 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在安土城,丰臣秀吉在伏见城(桃山),两人掌控大权的混战时代 江户时代: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取胜,1603年德川在江户(东京)建立幕府(中国明清时期)。 织田信长讨阀各藩,以及本能寺之变,到丰臣秀吉掌权,这些历史过程,限于篇幅,跳过。
一开始日本人对日本教民是杀杀停停,因为各大名战乱不断,以互撕为主,但后来从理论上提出杀教民有理的是德川幕府的顾问林罗山,他认为天主教会夺摄人心,最终全日本会沦为政教合一的傀儡国家。 林罗山没有公开主张杀教民,但他的逻辑使幕府相信,教民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别无他法,同时全日本锁国,宁可放弃与天主教国家贸易。 德川家康时代,天主教经历丰臣秀吉镇压之后,虽然长崎领地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 但是丰臣秀吉同时又宣布贸易不受影响,传教士偷偷搭商船进来的不减反增,不仅耶稣会,连圣方济各会,圣多明戈会也利用西班牙商船进入日本。 天主教力量反而后劲十足,连虾夷地(北海道)也有了教民,全国信众达75万人左右。 外国传教士越来越多,然后是本国神甫和修士的大量出现,天草岛,是熊本县的一个海岛,就这样一个地方,有耶稣教会学校,有日文版的各种传教书,还有《伊曾保物语》,这本书说中文名大家都知道《伊索寓言》。 教会音乐(弥撒经),唱诗,油画,铜版画等基督教文化载体在日本的渗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丰臣秀吉时代。 德川家康对天主教已经起了杀心,但碍于贸易需要,起初还保持宽大的态度,随着中国和荷兰商船的到来,幕府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依赖渐渐弱化。

1612年,骏府城(静冈市)内德川家康的心腹中出现了天主教徒,他们效忠教会,而只是在表面上效忠幕府,这让德川家康感到无比的恐惧。八格,摸到我的身边来了。
幕府马上清洗了这些人,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京都,骏府等幕府直辖领地活动,禁令得到了饱受教民侵害的日本民众大力拥护。 德川家康观望一年后,这刀就举了起来。德川不举,将来日本民间也会有“义和团”运动。 一方面, 天主教对本土神道教和佛教的排斥(一神教得势永远是排它的),另一方面,日本当时很多家庭是一人信教,全家发狂,进而要邻居也信教。

1613年,禁令推向全日本,再次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因为有很多殉教者。德川家康在举刀前两个月,还派出使节支仓常长去罗马朝见教皇,***对方。
1615年,幕府再发禁令,外国商船只能开到平户和长崎港以外,其它各港一律禁止(中国船除外)。接着,日本船也不能开往菲律宾。 1633年,除了有将军奉书之外的日本船只不得出国,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不得回国(可能是天主教徒)。 1635年开始,只要是从海外回国的日本人一律处于死刑。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天主教渗入日本手段之厉害。 以上是锁国的几点主要政策,本质已经完成了日本锁国的准备工作。
屠杀方面,可谓花样百出,极其残忍,民众可以将教民捆绑起来,装进草袋,然后点火焚烧,大家来围观教民被活活烧烤的壮观场面。
还有一种是将教民装进草袋,吊放到深井里,村民在上面围观,吐口水,几天后再把死尸拉上来,再让更多的人围观教育一次。 但是一神教的东西一旦入脑,几乎无法摆脱,大多数教民仍然不惧酷刑,1622年由政府(幕府)出面在长崎宣判的有55人,25人火刑,30人斩首。 肥前岛原(长崎县)内,天主教根深蒂固,效忠幕府的领主松仓重政采取了锯脑袋的方式来震慑教民。 锯还不是铁锯,而是竹锯。对抓到的教民,全家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一个锯过去,竹锯其实并不是锯,画面你就脑补吧。 天草岛的寺泽广高来岛原学习交流杀人技术,觉得竹锯不错,就开始在天草岛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1637年10月,天草岛原大名(天主教徒)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的儿子天草四郎,当时16岁,被岛原和天草两地天主教徒推选为首领,以天主教武士们为参谋,发动了教民起义。
三万七千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岛原南端的原城巩固工事,城内高处立起巨大的十字架,城墙上悬挂十字架旗帜和圣像。 城内的佛教徒和不信天主教民众,不参战,既可杀,于是,出现了佛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作战场的场面。 幕府派兵围剿起义军,以板仓重昌为大将,军队由板仓家兵和九州各大名的家兵组成。 1638年1月1日,板仓重昌战死。城内一片欢呼,这是天主显灵。 幕府老中松平信纲接过总指挥职务,以12万5千人围攻原城,断绝粮路,城内天主教徒仍坚信天主会显灵再次弄死对方主将。 1月11日,松平向荷兰海军求助,信奉新教的荷兰人非常乐意帮忙弄死这帮天主教徒,荷兰军舰连续炮轰原城14天。 一直到2月28日,原城才被攻破,天草四郎及部将全部战死,松平放手让手下武士开始屠城。 这些日本武士将信教的日本男人一律虐杀,而女人则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示众,再将她们的孩子(包括乳婴)当面杀死,最后将女人凌辱至死,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 从1613到1635期间,被屠杀的天主教徒有28万之多,这还不算原岛起义的这些人。 义和团杀了多少教民?一万不到吧,而且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没有下令说因为宗教杀人,跟日本从上到下,全国动员杀教民怎么比?

肉体消灭之外还需要思想工作,这样才能彻底结束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是如何甄别教民的?
1628年长崎地方官发明了“踏绘”法,就是将圣经或基督或圣母画像放在地上,让各户人家,一一往上踩过去,是不是天主教徒,一试便知。不踩的,直接抓走。 另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举报也非常重要,包括家庭成员之间。 1635年,踏绘法在全日本推广,非常有效,它把一些大屠杀之后的隐藏者也甄别了出来。要不是怎么说日本人聪明呢? 同时进到日本人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有天主教徒)也要进行这项测试后,敢踩圣像的才能来到日本。 踏绘法一直实行到了明治时期,1873年才完全结束,前后共实施了两百多年,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这种做法?为什么非要说中国人排外野蛮愚昧? 既然信不信洋教甄别出来,那么就要给非教民以证明,这时期日本实行了“寺请证文”政策,即不论町人(工商业)农民,武士,也不论年龄,都要到佛寺里领一张证明,领证之前你必需成为该寺的终身施主。日本佛教也开始与政治紧密挂钩,成了思想警察。

无论你翻看欧洲历史还是亚洲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迫害”基督教是如此酷烈,时间如此之长,对本国国民如此之狠毒,屠杀人数如此之多,只有日本能做到。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2:57:1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4102bf0101qr28.html
上海乔家路---徐光启故居、乔一琦故居,也是园遗迹、梓园遗址、古银杏


在上海的老城区中总有一些非常值得爱好老物件的人去的地方,这其中,南市区的乔家路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因为这片土地自明朝以来就是上海县的中心的地带,在近六百年中,此地达官贵人的宅院汇集,有的宅院就建在前朝的官宦宅邸之上,有的则是并购落魄乡绅的别业扩建而成。在这片土地周遭,就有很多明清两代达官贵人的宅院:明朝弘治年间两广总督张鹗翼故居;明朝嘉靖年间右副都御使潘恩、明朝嘉靖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潘允端的豫园;明朝嘉靖年间光禄寺少卿顾从礼祖屋;明朝天启年间内阁大学士徐光启的九间楼;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太仆寺少卿陈所蕴的日渉园;明代天启年间礼部郎中乔炜的渡鹤楼(也是园);明朝万历年间南京通政使艾可久旧宅;明朝嘉靖年间进士赵东曦的半泾园;明朝万历年间宣府守备乔一琦的最乐堂;清朝乾隆年间陆赐熊(有争议,个人认为是陆赐熊,有一种说法是沈初,后续探讨)的书隐楼;清朝道光年间富商郁松年的宜稼堂等等等等。。。。
在乔家路249号很显眼的位置就能看到明朝万历年间所建的徐光启故居的石碑。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出生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松江府上海县,是地道的上海人。据说,他是信奉皈依天主教的第一个中国人。徐光启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考中进士,在北京任职期间,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辽宁抚顺萨尔浒败给了努尔哈赤,徐光启由此自荐,擢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练兵。熹宗即位,以志不得展,藉病归。天启元年(1621年)复职,力请铸红夷炮御敌,后因忤逆魏忠贤被革职。崇崇祯元年(1628年)被召回京,奉旨练兵以御清军。崇祯三年(1630年)擢礼部尚书,奉旨修正历法。五年,以礼部尚书兼殿阁入参机务。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北京。赠少保,谥文定,史称徐文定公。
徐光启故居,在老上海的口中都叫走九间楼,但是在乔家路上只剩下两间,加上其他方向的一共加起来还剩七间,这是由于当年日本人入侵上海,飞机炸弹将其中的两间炸毁所致。

目前的徐光启故居已经被商贩们占据,古时的木窗也被改成了铝门窗并安装了空调。可要知道这座外观不起眼的楼内部就够都是明朝的。

    接下来是一座上海的古典园林---也是园的遗迹。也是园初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礼部郎中乔炜在这里建了渡鹤楼,又名“南园”,园门向西,有记载为“池通潮汐,时闻水声,木石最为苍老”。清初,曹垂璨在此居住;曹垂璨,即曹绿岩,世居上海,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曾主持《康熙上海县志》编纂。到了嘉庆年间,又转而为文人李心怡所得,因其小巧玲珑,有“不是园也是园”之说,遂更名为“也是园”。
    也是园建造得有板有眼,内有渡鹤楼、明志堂、锦石亭、息机山房、湛华堂、榆龙榭等景点。甚为超然,又有情趣。园中还有方壶钓鳌处、蓬山不远、太乙莲舟、计姗阁、文帝殿等。园内水池中多栽缸荷,夏日荷花别样艳红。也是园到民国初年,渐渐衰落下去了。1937年,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日军所毁。所幸的是,园中一块名石“积玉峰”如今尚存,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被园林学家陈从周发现的,现在置于豫园内。
也是院内遗留下来的石笋

好在石笋够坚硬,身上绑了这么多的铁丝和铁架,它依然挺立。

成了晾衣架
乔家路143号很有可能是与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宣府守备乔一琦有关的明朝建筑。据记载: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7年)武举人乔一琦将军的故居在乔家浜药具弄口。具体这座明朝旧宅是不是属于乔一琦将军的不得而知,不过有记载说,乔一琦将军的侄孙乔光烈在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时还居住在这里,这次没机会进去看看,下次找机会一定进去。下面说说乔一琦:
乔一琦(1571-1619),字伯圭,号原魏。父懋敬,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广西右布政使。一琦天资聪颖,16岁为诸生,后进太学。文字虽佳,不料科场屡次失意,于是抛弃诗书,走马击剑,研习孙吴,疏财重义。人称“乔公子”。据说他能开五石弓,惯使巨铁槊,曾经驰马过石坊,手攀坊楹,双腿夹马,令马四蹄悬空离地二尺许。万历三十一年,即1604年,乔一琦33岁中武举,开始了用剑刀建功立业的生涯,因孔武有力,他屡为上司赏识,万历四十六年提升为镇江游击都司,驻守辽东鸭绿江边的镇江堡。次年初,明军四路攻打后金,乔公子领先锋印,率500人,破后金军十寨,斩努尔哈赤第三子阿都和女婿火胡里奴,血战四昼夜,挺进300里。只因主力杜松部在萨尔浒全军覆没,遂成孤军,陷入重围,他因不肯投降,自尽于滴水崖。《明史》有传,乔一琦死后,明朝赠都督佥事,其子本卫世袭百户,立祠奉祀。清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清廷赐谥“忠烈”,入祀忠义祠。清末人秦荣光的《竹枝词》云:
英雄无命佐皇廷,滴水崖头坠将星。
天不欲延明国祚,乔公子技枉精灵。
就是悼念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辽东与后金作战中壮烈牺性的乔一琦将军。
     乔一琦是武功非常高强的武将,然而他的诗作和书法也属上品,在当时就有“儒将”之称。今存所著18首诗的草书帖和金刚经石刻两种,后者是乔一琦在上海法华寺(明代名观音禅寺)所书《金刚经》石刻,原立南市也是园,现都藏于上海博物馆。最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龙之舞——中国历代名人墨宝大典》一书中收录乔一琦的《草书七绝诗轴》书法作品一幅。
下面附上一张在网上找到的滴水崖的图片,是不是乔将军生于此,终于滴水崖呢?


门口有一方石头,从上往下能看出其实是旗杆座,正面的图案是三个戟,意为:连升三级。这并不是指真的堂主就连升了三级,而是中国古代放在门口的一种用于预示没好前程的图案。例如,在古钱中和有些老宅的墙壁上也有这样的图案,不过在墙壁上多为莲花上三个戟,喻为“连升三级”。



旗杆座中间已经被水泥砌死,看来要恢复起来可是难了。

梓园,原名宜园,由周金然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时代为乔一琦侄孙乔光烈居处,后园归郁氏,易名为借园。富商郁氏家藏有数十万卷书,标榜书香门第。郁松年出资刊印《宜稼堂丛书》,名闻遐迩。此园又名宜稼堂。
幼时家贫的王一亭,13 岁当学徒,曾在广方言馆学外语。又向任伯年学画,后来发迹。1907 年,王一亭以较高价钱买下了郁氏宜稼堂主的祖居及部分花园,园中有棵古梓树,因此更名为梓园,门额园名由画友吴昌硕题书。王一亭与吴昌硕被誉为清末民初画坛“海上双璧”。
“八一三”事变后,日寇企 图利用名人声望,派奸找到王一亭,当面演示真枪实弹百发百中伎俩,面对生命威胁,王一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为虎作伥”。王一亭随后避居他处。日伪便侵入梓园胡作非为,王一亭闻讯,毅然离沪,转道香港;途中患病,滞留港地 。1938 年病重返沪去世。

看看这个建筑,下面是欧洲式的建筑,上面是日式建筑,可别小看它。1922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到上海,曾经在这座小楼里呆过哦。

从这面看,气派吧?

继续往后走,到了梓园的后花园处,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丝毫花园的特征了。看来看去,一无所获,这时有位老阿姨过来说,你应该顺着梯子爬上楼顶看看,那上面有个古建筑。这还说什么,当然要爬了。挤进我视线的就是它了:

    看了这个建筑,说它是古代的,估计不太靠谱,但是绝对不是现代的,这种混搭风绝对是艺术家干的出的。这座混搭风的建筑就是梓园中的佛堂,面朝西侧。感觉不错。


在永泰路上有一株上海市区最古老的银杏树,树龄约700年,粗略估算,应该是元朝末年的时候种下的。

据同治版《上海县志》卷三十一“甯海禅院在永兴桥南,本名五府庙,康熙间改三官堂,乾隆三十六年易今名,并建内殿,咸丰四年寇毁,七年重建。寺门外有古银杏一株,相传阖邑攸关,康熙间,有议伐者,张锡怿捐资保留,世为张氏物。”

虽然下面已经被累或火所毁,但是枝干依然茁壮。树旁的那块石碑是清朝康熙年间所立,刻的是关于树的历史,如今已漫漶不清。


希望这棵见证了上海建城的古银杏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也希望更多的古迹能像她一样,旧树发新芽。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3:04:3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sohu.com/a/302947357_391513
【伴公汀】乔家路,上海老城厢一条有故事的路



《南市区地名志》记载:“清朝时,今乔家路原是一条河浜,该浜东引薛家浜水进小南门(朝阳门)水关,西达也是园浜(今凝和路)。据载,明末名将乔一琦(上海乡人)世代居此,浜因乔家住宅得名。辛亥革命后,填乔家浜筑路,路以浜名命名。”
徐光启与“九间楼”
乔家路234-244号,保存着一座古老建筑,它就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城南太卿坊祖宅,自幼勤奋攻读,努力进取。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廉洁奉公,生活简朴,“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他毕生潜心于农学、水利、数学、历法、军事等科学范畴的研究和实践,取得的成果颇丰:如所著《农政全书》内容丰富、门类齐全,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是第一部汉译欧洲经典数学著作。因而,《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记载:“(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他在北京逝世后,朝廷派员专程将遗体护送回上海安葬,墓园即今光启公园。
据考,太卿坊原为纪念明代太常寺少卿沈瑜的牌坊,后街巷以此命名。清代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太卿坊,为沈瑜立。坊在大南门内,今尚沿其名。坊废。”从书中的“上海县城内外街巷图”可看出,太卿坊即今光启路一带。徐光启的祖父曾经商,得以购地在太卿坊建宅院,共三进,后天井北面楼阁外便是乔家浜,沿岸筑篱笆墙,并在水面造廊桥。徐光启生前藏书万卷,均置于太卿坊祖宅“尊训楼”。清初,太卿坊在动荡中遭焚,徐家也未能幸免,房屋仅剩最后一进。它面阔九间(后又被毁两间),俗称“九间楼”。民国初期,乔家浜填平筑路,居民遂沿乔家路辟门出入。1931年春,县基街(因县衙坐落于此而更名)所矗纪念徐光启的阁老坊,因“年代过久,失于修理,残缺零落,时虞倾圮”被拆,这条邻近乔家路的老街也改称光启路。
“九间楼”虽年代久远,却仍具昔日风格,楠木梁柱依然完好,柱础、雀替、斗拱和宽厚楼板等还是当年旧物,梁上镌刻卷水云纹。1956年进行文物普查时,住在“九间楼”的徐氏后裔朱二媛曾捐赠明代徐光启绢本画像和崇祯皇帝所赐黄绫诰命两件。
花岗岩旗杆石蕴含秘闻
乔家路143号,据传为明末将领乔一琦故居遗址,西侧药局弄口墙上钉着“最乐堂遗址”牌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曾在此建宅者是乔一琦的族兄弟。

“最乐堂”遗址
乔一琦诞于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年轻时就喜好驰马击剑,能驯服狂野烈马,而且刻苦练习书法,专攻怀素、二王笔法,人称“乔公子”。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33岁的乔一琦得中武举,被委以把总,不久任辽东广宁卫(在锦州东北)守备,旋移驻山海关东之滴水崖,曾写大字“镇星之精”于石壁。后又任辽东镇江卫(在鸭绿江边)游击将军,严格操练士兵。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乔一琦担任辽东经略杨镐所部左路先锋,抗击后金进犯。在萨尔浒之役,乔一琦屡次指挥激战,曾所向披靡;最终,左路主将刘綎轻敌中计陷入重围,他率兵救援时使努尔哈赤的儿子、女婿殒命,自己也身中数箭,处于腹背受敌的绝境,但宁死不降,事迹入载《明史》。因而,晚清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叹惜:“英雄无命佐皇廷,滴水崖头坠将星。天不欲延明国祚,乔公子技枉精灵。”乔一琦的英雄气概值得褒扬,书法作品也受到珍视,他录所著18首诗的草书帖及金刚经石刻两种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随着岁月推移,“最乐堂”仅有遗迹可寻。乔一琦遗像原供于药局弄乔氏宗祠,“文革”初期遭焚。如今,在乔家路143号门前,尚存一块方形花岗岩旗杆石,正面刻三支戟,民间传说寓意“连升三级”。

“最乐堂“遗址花岗岩旗杆石
药局弄与消失的药王庙
与乔家路连接的药局弄,顾名思义与“药”有关系。它看似一条普通的弄堂,其实隐藏着不少故事。
药局弄95弄1-2号,是药王庙(也称神农殿)遗址。自古以来,人们对悬壶济世的著名药师都崇敬有加,不仅在他们生前尊重,他们离世后还被奉为神。因神农氏即炎帝既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尝百草疗疾病第一人,所以这里就专门祭供他。药王庙在清代嘉庆初年落成,房屋宽敞:前有戏台,中建大殿,后辟议事堂。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进行重修时,形成条规:每年春秋,官府都要在此张罗施诊给药,援助缺医少药的贫民,从而有了“赐药局”之说,药局弄大概也由此得名。
20世纪50年代,药王庙成为小学校舍;1975年,该小学撤并,药王庙被拆除后改建新工房。如今,只有当地高龄老人才知道从前的药王庙了。
清代上海道台衙门轶事
乔家路连接的巡道街,因从前坐落于此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署即上海道台衙门而得名。
上海道乃介于松江府、江苏省之间的机构。1843年11月,上海开埠,由上海道台兼管“夷务”(后下设洋务局、会丈局处理外事),如上海道台宫慕久曾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1845年11月29日),以告示公布与巴富尔(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23条,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片土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作为建筑房屋和居住之用。那时,外国人向中国人租赁土地而由中国官厅所发给的一种契纸,原名为“出租地契”,因最初由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署盖印发给,所以俗名就简称为“道契”。上海道台虽是正四品,却属重要官员,不少人曾升为正三品按察使或从二品布政使,也有担任巡抚者,如现代作家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在晚清担任上海道台,后做过湖南巡抚。

清代上海道台衙门遗址
辛亥革命时,上海道台衙门被革命党人攻占,起义军发现末任道台刘燕翼和所有官员均已逃之夭夭,便找来煤油点火焚大堂。一时火光冲天,借着风势,仅半个钟头,道台衙门就被烧得只剩一堆废墟。它的遗址今为金坛路35弄集贤邨。
“宜稼堂”与“上海船王”
乔家路77号,为清代“上海船王”郁泰峰故居“宜稼堂”旧址。
郁泰峰立志以文化、经济振兴家乡,他继父兄接手经营郁森盛沙船号后,拥有沙船近200艘,致力于开辟南北航运,发展海外贸易。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上海沙船业之鼎盛期,辛元欧的《上海沙船》说:“当时有史可查的沙船商号有30余家,其中最有名的有王永盛(桐树)、郁森盛(泰峰)、沈义生(晚香)……1855年,郁家还捐款数十万修建上海城墙,可见其资本的雄厚。”郁家陆续设钱庄、商号、典当行等百余家,许多企业分布于上海县城,遂有“郁半城”之称。郁泰峰也热心于公益,常为做善事不遗余力,咸丰皇帝曾钦赐“从二品顶戴”。
道光五年(1825年),郁泰峰购得原乔氏“宜园”,更名“借园”,在此兴建“宜稼堂”。此系两层楼房,结构为砖墙立柱、抬梁式构架、榫卯结合。平面呈四合院状,共四埭三进,每埭五开间,正屋前有东、西厢房。每进的前后设门楼和天井,正屋和厢房之间设小天井,俗称“三进九庭心”。沿乔家浜还设统阳台,夜间点亮灯笼,用于河道照明。在楼东侧,另造双开间东厅,前排为戏台,中隔天井,北屋为花厅,屋后为假山,再后为船厅。西侧设长廊避弄,其南端为轿厅,北端为厨房。整座宅第在设计方面可谓匠心独具,崇古而又趋时,朴实中显豪华。

“宜稼堂”旧址
“宜稼堂”虽经历晚清战火损坏和长期风雨侵蚀,但旧址基本保持了完整的江南宅院风貌。
“梓园”出现过爱因斯坦夫妇身影
乔家路113号,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实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书画家王一亭故居“梓园”遗址。
王一亭从小喜好画图,13岁时进钱庄当学徒,工余在广方言馆学外语。早年经营过海运业务,被聘为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沪买办。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负责上海分会财务,上海光复后,历任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中华银行董事、大达轮船公司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1912年,当选上海总商会协理,后任会董、特别会董,笃信佛教,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他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参与筹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同仁辅元堂、难民救济会等。
清末,王一亭购得郁氏“借园”部分园址,因内有一棵百年梓树,遂更名“梓园”。在这里,他兴建了新的府第,该园沿街的两层西式门楼上,有罗马柱浮雕,中间为吴昌硕的“梓园”题额,园中有佛阁、假山、池塘以及各种景物,广栽花木,还饲养鸟类。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携夫人艾尔莎访日途经上海,应邀到“梓园”赴晚宴,爱因斯坦在致词中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他在日记中也写道:“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去一位富翁画家(按即王一亭)家里吃中餐晚饭。房子外墙高冷,外面黑暗。里面,节日般灯火通明的走廊,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大陆报》等都对此作了报道。

“ 梓园”塔式楼房
如今,“梓园”遗址尚存一幢塔式楼房和一座两层佛阁。在后面,还有一排宽敞的平房,可见大大的斜顶、高高的廊柱和雕花门窗,据传它曾是王一亭的客厅和书房、画室。
小南门警钟楼两次特别鸣钟
乔家路、中华路口南侧,有一座建筑物被称为“上海的埃菲尔铁塔”,它就是小南门警钟楼。

小南门警钟楼现状
在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县城开始有自来水。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城厢内外分段由各商号居户捐款备水龙、皮带和车辆,组成救火社。5年后,各救火社组成救火联合会。
小南门警钟楼落成后,当地消防可与租界相媲美。然而,没有人会料到,它最重要的两次鸣钟,却并非因为火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申城,革命党人也积极开展活动。10月24日,陈其美、沈缦云、范鸿仙、叶惠钧和即将赴武昌的宋教仁等在上海《民立报》馆召开会议,具体讨论起义计划。接着,由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秘密联络李平书,他此时兼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南北商团公会会长、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总董,这位著名绅商审时度势,毅然决定率领救火联合会和商团武装等进行响应。经各方面力量的洽商,定于11月3日举行起义:在闸北攻占巡警总局,在上海县城攻占道台衙门和县署,在沪南攻占江南制造局。是日,闸北的起义先告胜利。下午2时,小南门警钟楼的洪钟被敲响,先9响,后13响,这是约定的暗号,起义队伍统一行动,上海道台刘燕翼慌忙躲进租界,上海知县田宝荣闻风而逃,江南制造局守军也于翌日上午投降,上海光复。
1927年3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午12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由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发布命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起义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区域。中午12时,以小南门警钟楼钟声为号,南市工人纠察队兵分3路,相继攻占淞沪警察厅和几个警察署,以及大南门电话局和南火车站,最后占领位于高昌庙镇(今高雄路一带)的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两者前身为江南制造局),解除了军阀当局在南市的军警武装。
由此可见,小南门警钟楼曾为腐朽的清朝敲响丧钟,也曾宣告北洋军阀在沪势力的末日来临。

乔家路、永泰街口那棵700多岁的古银杏
可以相信,乔家路经过旧区改造后,相关明清建筑将得到修缮,传统街巷的线形和界面特征将得到凸显。而且,路边宋末上海镇留下的那棵700多岁的珍贵古银杏,将更枝繁叶茂,起到画龙点睛的奇妙作用。北侧曾名列清代“江南三大藏书楼”的“书隐楼”,将重新焕发生机,再与宁波“天一阁”和湖州“嘉业堂”争风流。总之,一条展现历史风貌的原汁原味的“老街”指日可待!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3:30:3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tieba.baidu.com/p/5633307949?red_tag=1036088341



努尔哈赤同朝鲜关系概述(阎崇年)



一、亦恩亦怨
  建州与朝鲜,鸭绿江、图们江的一水之隔,虽彼此为邻、相互往来,却关系复杂、亦恩亦怨。建州同朝鲜的关系,《明史·朝鲜传》记载: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1]。


  上引文字,所列史实,为明、清官方的历史观点。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而且关系到建州与朝鲜的关系。
  明初,高丽国王为王颛,时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建立明朝,王颛派遣使臣到应天(今南京),上表恭贺,贡方物,且请封。明洪武帝朱元璋遂派官去该国王京,赐金印、诰文,封王颛为高丽国王。而后,赐“六经”、“四书”、“通鉴”等文化典籍。洪武七年(1374年),朝鲜权相李仁任杀王颛,因王颛无子,而立宠臣辛肫之子禑。后经曲折,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洪武帝朱元璋遣使臣往朝鲜“封王禑为高丽国王”[2]。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与朝鲜关系密切,于两国发生的问题,彼此理解,获得解决。如“元末,辽、沈兵起,民避乱,转徙高丽。至是,因市马,帝令就索之,遂以辽、沈流民三百余口来归”[3]。朱元璋作为雄才大略之君主,于幅员国土,则坚守不让。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洪武帝命户部咨文高丽国王辛禑曰:


    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4]。


  事过四个月,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辛禑上表,乞铁岭等地,仍归其统属。洪武帝谕礼部尚书李原名,转咨高丽国王,文曰:


    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5]。


  同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废国王辛禑,以其子昌继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李成桂又废昌,而立定昌国院君瑶。二十四年(1391年),李成桂再废瑶,自立为王。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值明太祖朱元璋太子朱标薨逝之机,遣使表慰,并请更改国号。此事,《明太祖实录》记载:


    高丽权知国事李成桂,欲更其国号,遣使来请命。上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6]。


  从此,朝鲜之国名,不仅出现在朝鲜的史册上,而且书写在明清的史册上。后来,明朝与朝鲜,在有明一代,邦交友好,往来不断,特别是在抗倭援朝期间,更是唇齿相依,共铸友邦情谊。历代朝鲜国王,对于明王朝,守信义,贯始终。于此,后来清康熙帝不计前怨,以博大胸怀论述道:“当明末造,固守臣节,始终未尝贰明[7]。”
  正是由于朝鲜与明朝保持这种宗主友邦关系,一方面决定了朝鲜对努尔哈赤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决定了努尔哈赤对朝鲜的政策。
  本来,建州与朝鲜友好相处,彼此交往,互通有无。先是,努尔哈赤的先祖猛哥帖木儿,曾得到明廷的谕准和朝鲜的同意,到图们江(豆满江)南岸斡木河地带(今朝鲜会宁地域)居住,耕牧渔猎,生息繁衍。双方关系,相处亦好。但是,建州与朝鲜的关系,交相纠结,亦恩亦怨,主要表现在:
  第一,罹难纠缠,惊动朝廷。斡木河之变突发后,猛哥帖木儿与其长子权豆(阿谷)等死于兵难,其子董山(董仓)被掳,部破、寨焚、人亡、物毁,已然无法继续在斡木河地区生活下去。在此危难之际,朝鲜未予安抚、救济,反而借机对猛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之子董山(童仓)等返回明朝,加以搅扰、阻挠、限制和纠缠。后董山(童仓)被赎回,凡察、董山(童仓)等经明朝皇帝允准,先后率领受难的部民,迁移到鸭绿江西岸,今辽宁怀仁一带居住。《李朝实录》记载:


    凡察前日入朝时,到婆猪江李满住家,累日留连。一、同类人潜说欲移居婆猪江,已送户人于婆猪江农作。……若凡察与满住作党,则不无后虑。……此人终必为患,不可不早为之计[8]。


  因此,朝鲜咸吉道监司金宗瑞上疏,谏言对凡察返回明朝,实行“追讨”。凡察等在搬移的曲折过程中,不断受到朝鲜方面阻挠,史载:


    凡察所遣之人,厚赐衣食,待之以恩,羁縻抚绥,毋使出境[9]。


  朝鲜官方以恩赐为名,对其返回明朝,制造麻烦,限制出境。为此,明廷特发谕旨给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等曰:


    今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欲率领部下大小官民人等,及百户枣火等五十家,俱来尔处居住,已敕其同毛怜卫都指挥郞不儿罕等,一同前来居住。特谕尔等知之[10]。


  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阻挠。于是,明廷再发谕旨:


    (朝鲜)咸吉道监司李叔畤驰启:“今五月初九日,李满住率军人五十名,陪圣旨出来。辞曰:皇帝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及大小头目人等,今指挥李兀黑来奏,尔等见在阿木何〔河〕地面居住,与朝鲜国境界相接。本国军马亦有在彼住坐,往来搅扰,不得安稳,十分艰难,今欲遵奉比先敕旨,移来建州卫,与都指挥李满住一处住坐过活,缘被朝鲜国阻当,不肯放来。朕以朝鲜国王守藩邦,谨遵法度,敬天事上,罔有违礼……如或朝鲜军马阻当,不肯放来,尔等即将备细缘由具奏[11]。”


  后来,凡察等冲破围阻,历尽苦难,终于到婆猪江(今浑江)地带,同李满住合居一处。再后,董山(童仓)被赎出,经明廷旨准,历尽艰苦,冲破拦阻,也迁到李满住处居住。
  由是,在猛哥帖木儿家族的子孙中,留下在朝鲜的几片恩恩怨怨的旧影。
  第二,助明攻剿,结下仇怨。成化年间,明军攻剿建州,朝鲜出兵助剿,李满住父子、部众,以及董山(童仓)暨部众等,遭到明朝军与朝鲜军的夹攻,李满住父子蒙难,屯寨被焚毁,部民遭劫杀。建州三卫部民,所受劫难,百年难复。李满住、凡察、董山(童仓)的后裔,为了部族复仇,在鸭绿江畔,边境袭扰,时隐时现,时静时动,经常不断。建州女真骚扰、抢掠辽东和朝鲜边境地区民众的财产、牲畜、人口、粮食,明朝接到的奏报,朝鲜收到的咨文,接二连三,频繁不断。
  第三,经济依赖,互市朝鲜。建州的渔猎、采集、农耕、纺织等经济,需同朝鲜互通有无。明朝对女真、尤其是对建州女真,常以停止贡市相要挟、作制裁。女真发展农作,离不开铁铧、铁犁、耕牛、农具,需要从朝鲜进口。挖采人参,在深山老林,往往越界;而朝鲜参民,也有时越界。建州衣服奇缺,有时从死人身上剥脱衣服,带回穿用。后来军队进入长城内掳掠,掳获衣服是其一项重要的战利品。日常用的纸张,歉收时的粮食,生活中的食盐等,都是女真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朝鲜对建州女真的关系受到明朝的影响,政策时松时紧,马市时开时关,影响着后金与朝鲜双方的关系。努尔哈赤曾亲自派人,携带貂皮等物,前往朝鲜,以物易物,进行交换。
  第四,日本侵朝,出兵相助。万历年间,日本发兵侵略朝鲜。一时间,朝鲜八道尽失,两京陷没,国王出逃避难,生民遭受涂炭。此时,努尔哈赤正值统一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时,毅然向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申请出兵朝鲜,攻打倭寇。同时,努尔哈赤咨文朝鲜,表示出兵支援。由于明朝和朝鲜双方,虽急需努尔哈赤的军队,却顾及建州力量壮大,尾大不掉,因而明朝没有允诺努尔哈赤的请求,朝鲜也没有理会努尔哈赤的善意。努尔哈赤的善意和善举,遭到拒绝,未能实现。但是,朝鲜深记明朝的恩德:


    我国之于天朝,有君臣父子之恩义,若非皇恩,壬辰之恢复未可期也。……况再造东韩之恩,何可忘也[12]。


  但对建州努尔哈赤的善意,却鲜见于朝鲜的史册。
  第五,遇事协商,友好往来。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女真人越境采参,被朝鲜边将所杀。努尔哈赤表示气愤,双方关系紧张。朝鲜为缓和局势,一面表示严惩边将,一面遣使建州修好。朝鲜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到建州佛阿拉。努尔哈赤隆重接待申忠一,双方紧张态势,得到暂时缓解。申忠一为刺探情报,沿途所经,绘制地图,并就见闻,分条记载,附于图后,而成为《建州纪程图记》[13],向国王进呈。《建州纪程图记》是研究努尔哈赤兴起初期建州社会的珍贵第一手资料。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派官员二人,随明朝官员,总计二百人,到达建州,受到努尔哈赤的隆重礼遇,盛情接待,以示友好。此事,史书记载:


    二月,大明国遣官一员,高丽国亦遣官二员,从者共二百人来。太祖令部兵尽甲,亲迎至妙弘廓地界,接入大城,以礼相叙。公事毕,辞别而去[14]。


  即使遇到边民麻烦事件,也往往通过正常渠道,妥善解决。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发生建州与朝鲜边民移动事件,经明朝、建州、朝鲜三方妥善处理,问题得到解决。此事史载:


    太祖遣使申奏大明国曰:“邻朝鲜境斡儿哈部众,皆吾所属,有入朝鲜者,乞传谕查与,故奏。”万历皇帝遣使谕朝鲜国,查千余户与之[15]。


  双方碰到摩擦,互通文书交流。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努尔哈赤就朝鲜收纳女真部民事,致书明朝:“邻朝鲜境而居,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也。可往谕,令彼察出予我。”于是,“明遣使谕朝鲜国,归我千余户”[16]。
  总之,从猛哥帖木儿以降,建州同朝鲜的历史恩怨,成为努尔哈赤制定对朝鲜政策的一个历史考量。后金与朝鲜的现实利益与矛盾,直接影响着努尔哈赤同朝鲜亦友亦敌的关系。






二、亦友亦敌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不仅是同明朝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是同朝鲜关系的转折点。
  总的战略考虑,努尔哈赤对朝鲜的策略是:多方努力,争取中立。具体分析,如下几点:
  第一,出兵助明,攻打后金。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派姜弘立为元帅、金景瑞为副帅,统领一万三千军队,会同明军,攻剿赫图阿拉。战争的结果,明军大败,姜弘立等投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宏立[17]知明兵败,大惊,遂按兵,偃旗帜,遣通事执旗来告曰:“此来非吾愿也,昔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疆土,急难之时,赖明助我,获退倭兵。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四大贝勒定议,乃曰:“尔等降,先令主将来,否则必战。”宏立复遣使来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军乱逃窜。其令副元帅先往,宿贝勒营,以示信。诘朝,吾率众降。”遂尽执明兵,掷于山下,归我明游击乔一琦,自缢死。于是,朝鲜副元帅先诣众贝勒降。翼日,姜宏立率兵五千下山降。众贝勒宴劳之,送宏立及所部将士,先诣都城。上御殿,登座。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及副元师等,葡匐谒见。上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18]焉[19]。


  三月初七日,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的八旗军队,回到赫图阿拉,庆功封赏,分配财物。时过十四天即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借此事件,令朝鲜降将、翻译等四人,携带书“七大恨”,通使朝鲜,没有扬威,而是解释,说明事因,希望睦邻。史书记载:


    书曰:“昔者金、元二国之主,并三四国,归于一统。虽如此亦未得享国长久,吾亦知之。今动干戈,非吾乐举,因明国欺凌已甚,故兴此兵。吾自来若有意与明国结怨,穹苍鉴之。今天之眷顾我者,岂私我而薄明国耶?亦不过是者是,非者非,以直断之,故祐我而罪明国。尔兵来助明国,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尔国有倭难时,明国曾救之,故报答前情,不得不然耳!昔者金大定帝时,有朝鲜官赵惟忠,以四十余城叛附。帝曰:‘吾征徽、钦二帝时,尔朝鲜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国也。’遂不纳。由此观之,吾二国原无仇隙。今阵擒尔官十员,特念尔王故留之。继此以往,结局惟在王矣!且天地间国不一也,岂有使大国独存,令小国皆亡耶?吾意明朝大国,必奉行天道。今违天背理,欺凌我国,横逆极矣,王岂不知?又闻明国欲令子侄主吾二国,辱人太甚。今王之意以为吾二国原无衅隙,同仇明国耶,抑以为既助明国,不忍背之耶?愿闻其详[20]。”


  努尔哈赤的态度还是争取朝鲜,希望其在明朝与后金之间,或倾向后金,或保持中立。但是,事过两个多月,朝鲜国王以平安道观察使朴化的名义,致建州卫马法[21]足下,其回书云:


    朝鲜国书:“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大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邦之善事也!大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岂敢拒?盖太义也。吾亦不愿此举,其如不从何?事属已往,今不必言。若等情由,闻张应京等四人来言方知,然邻国亦自有交道也[22]。”


  朝鲜来书,坚持奉明事大,不守中立政策。努尔哈赤的意愿,碰到挫折。因此,努尔哈赤回书朝鲜国王李倧,再次申明立场,遣使与朝鲜国王,书曰:


    满洲皇帝致书朝鲜国王,如尔仍欲助明则已,不然,凡辽人之避兵渡镇江而窜者,可尽反之。今辽东官民,皆已剃发归顺,其降顺各官,悉还原职;尔若纳我已附辽民,匿而不还,惟明是助,异日勿我怨也[23]。


  第二,战后关系,极力调整。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夺占沈阳、辽阳,先迁都辽阳,后迁都沈阳,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努尔哈赤仍在争取朝鲜在明朝与后金之间中立。但是,朝鲜国王仍然我行我素,奉明正朔,拒绝中立。这就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朝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鲜国王李倧,自推翻光海君政权、取得王位以来,推行“事大主义”政策,就是尊明帝为宗主,奉明朝正朔,既不保持中立,更不依靠后金。在此基本政策下,同毛文龙密切联系。
  第三,助毛文龙,结下芥蒂。毛文龙,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不羁,为乡曲所轻,走塞外,潦倒行间十余年[24]。明失广宁,收集辽民,拉起队伍,抵御后金。
  毛文龙做出一件惊人的举动,就是镇江[25]辽民反抗后金的事件。此事,《满洲实录》记载:


    镇江中军陈良策,与民潜通于明海岛大将毛文龙,令堡外民呐喊,诈言敌来,城中人闻之皆溃,良策乘乱执城守游击佟养真[26],杀其子佟丰年,并从者六十人,叛投毛文龙。其汤站、险山二堡民,亦执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以叛[27]。


  此事,《明熹宗实录》记载:


    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至朝鲜弥串堡,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文龙延与共计,令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养真及子松年等贼党六十人,收兵万人,旧额兵八百人,南卫震动[28]。


  毛文龙部将乘虚袭杀后金镇江守将,获得胜利。上报巡抚王化贞,又呈奏朝廷,后明授毛文龙为总兵官、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于皮岛。皮岛又称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29]。岛上之兵,本是辽河地区人民,自辽沈失陷后,辽民多逃入岛中。毛文龙笼络逃难辽民,收其为兵,分布哨船,既接朝鲜,又联登州,遂成为一股势力。皮岛之事,由此而起。
  镇江事件引发明朝与后金双方回响:明朝拟大举而动(后未实行);后金则进行报复。努尔哈赤得报后,命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率领官兵三千,迁移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又命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领兵二千,迁移金州居民到复州。
  尔后,毛文龙多次举兵,多次失败。其一,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长白山,袭后金东都,为守将击败,官兵尽被歼;其二,同年八月,毛文龙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后金军则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米悉被焚毁;其三,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六月,毛文龙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其四,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毛文龙遣兵袭鞍山驿,袭其卒千余;其五,又遣兵袭萨尔浒,为后金军所却[30]。
  毛文龙以皮岛作基地,不断袭扰后金,直接影响了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二贝勒阿敏率军,渡过鸭绿江,攻剿毛文龙。史载:


    上命二贝勒阿敏统兵五千,渡镇江,入朝鲜境,攻勦明将毛文龙。二贝勒至镇江,遂乘夜入朝鲜,斩游击刘姓者,及兵一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乃班师[31]。


  毛文龙在当时、在尔后、在当今,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明史纪事本末》纂者谷应泰评论说:“文龙灭敌则不足,牵敌则有余[32]。”对毛文龙的功过,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朝鲜,都有不同的评论。如朝鲜知事李延龟,借资政殿将《孟子》时,对仁祖李倧曰:


    (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欺罔之言也[33]。


  毛文龙对朝鲜严重骚扰,人民益贫,仓廪益虚:


    (毛将)既伪陈擒馘欺罔皇上,又虚辞恐喝诈瞒本国,肝肺毕露,明若观火……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妇,仅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而以贸贩为名,设令本直相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一人之耕,十人之食,民益贫而仓廪益虚[34]。


  朝鲜对毛文龙和后金,处于极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毛文龙为明朝皇帝任命的总兵官,而明朝又是朝鲜的宗主国,且朝鲜在日军侵略最危急时刻明军相助,所以不能拒绝毛文龙;另一方面,毛文龙不断向朝鲜索粮索饷,进行骚扰,也为朝鲜所不满。同时,朝鲜又要同明朝结盟,防御后金势力越境而受到威胁。然而,后金不能容忍毛文龙,于是,再度出兵越境,攻打毛文龙。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努尔哈赤再次命将出兵,追击毛文龙。史载:


    帝闻毛文龙兵渡朝鲜义州城西鸭绿江,入岛中屯田,命整白旗固山副将冷格里、镶红旗固山游击兼副将事兀善,领兵一千,往袭之。于途中获一谍者,诘之告曰:“昼则渡江,入岛收获;夜则敛兵过江,宿于义州西岸。”冷格里连夜领兵,从于山僻处前进,遂隐伏至天明,料大明兵已渡江,遂纵兵前进。大明侦探未及举炮传烽,冷格里即渡夹江[35],突至其岛。大明兵将大惊,俱抛戈溃走。冷格里等于陆地,掩杀五百余人,其余夺船渡江,皆溺死。冷格里等尽焚其粮而回[36]。


  努尔哈赤的上述两次用兵,主要目的是追缴毛文龙,可进则退,可止则止,事有分寸,行有进止。因而,没有殃及朝鲜,可谓进止得当。
  总之,朝鲜国王李倧对明朝的“事大”政策,毛文龙以朝鲜为基地骚扰后金,使努尔哈赤在寻找机会,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此时,朝鲜韩润、韩义堂兄弟投顺后金,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皇太极是亦理亦兵[37],努尔哈赤则是亦理亦节,也就是有理有节。


三、亦理亦节
  在后金天命时期,金朝双方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此期,以三件大事为轴,影响了后金与朝鲜的关系。这三件大事是:其一,朝鲜出兵助明,官兵全部降金;其二,毛文龙驻朝鲜,双方关系纠结;其三,韩润投降后金,后续影响巨大。朝鲜出兵助明,支持毛文龙,前面已述,本节阐述重点,在于韩润投金。
  先是,在努尔哈赤兴起之时,李朝宫廷政争在激化。朝鲜与努尔哈赤天命时期对应国王是光海君(在位十四年)和仁祖(在位十九年)初期。朝鲜宣祖李昖、光海君李珲、仁祖李倧三王,王权交替,宫廷内讧,政局动荡,乱世迭起。与朝鲜相反,李倧登位的第二年(1622年),也就是李适发动政圌变之年,努尔哈赤不仅统一女真诸部,而且已经占领沈阳和辽阳,并攻破广宁,据有辽河东西土地。其时,朝鲜对明朝与后金的关系,政见分歧,极为严重:一种政见是宣祖李昖实行“事大主义”政策,即奉大明为宗主国,用明朝正朔(即纪年);另一种是光海君实行“两面睦好”政策,在明朝与后金之间维持“两面平衡”,特别是同后金维系睦邻之邦。李倧继位之初,无视后金强大并巩固的事实,也无视努尔哈赤已占据辽东的态势,却实行所谓“仁祖反正”,就是恢复到宣祖李昖时期的“事大主义”政策,也就是“亲明背金”的政策,其表现是:不仅因出兵萨尔浒而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趋向恶化,而且因支持毛文龙,进而导致朝圌鲜韩润、韩义投奔努尔哈赤,以至于导致皇太极两次出兵朝圌鲜,即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于朝圌鲜和后金关系,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是,在朝圌鲜发生壬辰战争期间,宣祖李昖退到鸭绿江畔的义州(今新义州),立李珲为世子,在国内奉宗庙、社稷。李昖既没有立嫡子永昌君李㼁,也没有立长子临海君李珒,而是立了自己恩宠和信任的李珲为世子,且奏报明朝迟迟不被承认,这就埋下了日后朝圌鲜宫廷斗争的祸根。李珲作为世子,直到李昖病故前,长达十余年,未得明朝册立。李昖病故,朝圌鲜国陪臣李好闵等二十三员到北京,赍进表笺、方物,为其故主李昖告讣、请谥。因其在丧期,而使臣辞宴,不开市,受颁赏,而返回[38]。李珲的世子与嗣立,均未得到明朝万历皇帝的册封。此事,《明神宗实录》记载:


    礼科给事中胡忻题:朝圌鲜国王李昖两子,临海君珒居长,光海君珲居次,今国王即世,其妃金氏为次子请封,光海君珲业以署国事,告讣。夫使该国安陋承舛不禀,俟我天朝则可废置,自繇诚秉礼慕义,惟天朝之命是听,安得不以典礼相要束,而骨肉相怨梯之祸哉。上曰:立国以长,万古纲常,该国素称礼义之邦,岂可擅行废立,移文该国耆老大臣,会同军民人等,秉公详议,临海何以当废,光海何以当立,万口一辞,然后奏请定夺[39]。


  明朝礼部奏议:从既定事实出发,册封光海君李珲为朝圌鲜国王。史载:


    礼部言:朝圌鲜次子袭封,已经多官勘实,臣部疏请,不啻再三,伏望蚤涣纶音,以信令甲。得旨:舍长立少,原非纲常正理,但临海君既已久废,光海君臣民共推,情有可亮,且事在夷邦,姑从其便,准与册封,其差官照隆庆元年例行[40]。


  李昖病故后,李珲继位,是为光海君。光海君继位后,请明册封。明万历帝以“立国以长,万古纲常”[41]为由,疏请再三,一再慎重,拖而不决,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11年)二月,才派官前往朝圌鲜册封光海君。


    予故朝圌鲜国王李昖,谥昭敬。仍册封承袭国王李珲及妃柳氏诰命。命行人熊化,赍赐之[42]。


  光海君对明朝和后金,采取两面政策:对明朝“事大”即尊奉宗主;对后金“通小”即暗中联系。这样,于朝圌鲜,减少同后金的摩擦,求得国内安定;于明朝,尊为宗主奉明正朔,不忘援朝之恩。但是,光海君的王位虽然册定,事情却托了太久,久则生变,上层分裂。
  光海君既已得到明朝万历皇帝的册立,为巩固王位,先废掉母后仁穆大妃,又杀死仁穆大妃所生、年仅八岁的嫡长子永昌大君李㼁和宣祖庶长子临海君李珒。此事,被称作“废母杀弟”。时朝圌鲜宫廷势力的“西人党”李适等,以光海君“废母杀弟”相号召,于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十二日,发动宫廷政圌变,废黜光海君李珲,而拥立绫阳君李倧,是为仁祖。史称这次成功的政圌变为“仁祖反正”。仁祖李倧一反光海君对外的两面政策,而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对后金断绝一切交往。李倧忽略了基本的政治事实:努尔哈赤已然统一女真,已然建立八旗,已然建元称朕,已然占领辽东。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后来李倧与皇太极发生的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朝圌鲜人民蒙受两次战争灾难,对李朝历史发生划时代影响[43]。
  李倧登上王位之后,上下交困,内外不满,宫廷局势非常严峻。在外部,亲明朝疏后金,并支持毛文龙,引起后金的不满与不安;在内部,原光海君势力即“大北势力”,与仁祖在政圌变后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西人势力”,双方不满。由是,内外不满,彼此利用,于仁祖二年即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己卯(二十四日),发动政圌变。这次政圌变的首领,一个是朝圌鲜副元帅李适[44],在仁祖初政时被疏离,心存芥蒂;另一个是韩圌明廉[45],原为总兵官,在仁祖初被降为参将,内心不满,在找机会,施展阴谋。于是,李适与韩圌明廉等合谋,举兵政圌变,杀死禁府都事高德祥等,仁祖李倧被迫撤离王京。但是,在胜利的形势面前,李适等内讧,李适和韩圌明廉等被执,并被诛杀。韩圌明廉被杀后,其子韩润、侄韩义,逃匿隐藏,一年之后,投奔后金。
  这次政圌变,事实经过,《李朝仁祖大王实录》二月记载:


    乙酉(初一日)……毛都督将发大兵来讨(李适、韩圌明琏之反军)。
    丁亥(初三日),禁府请枭示逆适之妻。
    壬辰(初八日)……初,备边司以逆适称兵之状,移咨于毛都督。至是,又请委差赍咨,备陈“贼锋迫京,冀出援师”之意,上从之。已而,接伴使尹毅立驰启言:“都督闻贼报,使游击王辅,点兵于蛇浦。辅谓臣曰:‘都督令俺领兵一万进勦,而军兵未及出来。’臣以‘此贼将不日就诛,不足烦天兵进讨’答之云。盖毅立之意,毛兵若出陆,则恐或有难处之忧也。”……上闻贼兵已迫,以慈殿陆行为忧,欲幸江都,议于大臣。大臣亦请幸江都。……夜,礼曹判书李廷龟奉庙社主先行,慈殿、中殿皆乘驾轿而出。小顷,上乘小舆出明政门,骑马而行。……大驾进次汉江津头,无一舡舣待,有数只舡隐在彼岸,招之不来。驻驾江头,计无所出。武士禹尚中,拔剑游水而渡,斩舡中一人,携舡而还。全罗兵使李景稷、尹璛等亦得一舫。璛躬自刺舡而至。随驾从人争渡纷沓,景稷拔剑挥呵,众皆却立。上遂登舟,踞胡床。
    丙申(十二日)……兵曹启曰:各衙门军官及诸将校、豪悍之徒,所经一路,刦夺公私马匹,略无忌惮,人心骚扰,怨谤盈路。
    戊戌(十四日)……两司合启曰:……都元帅张晩“……未尝遮前蹑后,一挫贼锋,终至都城不守,车驾南狩……”
    己亥(十五日)……贼将李守白、奇益献等斩适、明琏等,来献行朝。初贼比至利川之境,徒党散落,其下李守白、奇益献四十余人,乘夜以火攻之,遂斩适、栴〔旃〕、邃、明琏及其子侄仁发、顺生等。……贼将李守白、奇益献等面缚诣军门,请罪,以适、明琏等六贼首级悬之竿头以献。上大张圌军威,亲临受之。
    庚子(十六日)……(兴安君)瑅伏诛[46]。
    丙午(二十二日)……午,大驾自崇礼门入……入庆德宫。
    戊申(二十四日)……备边司启曰:“顷见都督咨文,则欲发兵二万以助讨逆,虽因贼已败散,未果出兵,而为我国助顺之意,不可不谢。且观咨内事意,则贼适叛状,未能详知。宜以贼适构逆之状,明白措辞,仍以‘小贼虽或跳梁,逆顺所在,旋卽殄灭’等语,及于揭帖中。”上从之[47]。


  从上文既可以看出,朝圌鲜、明朝、后金三方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毛文龙、朝圌鲜、后金三方的关系,还可以看出朝圌鲜内部光海君与仁祖及仁祖内部“北方”势力与“西人”势力以及“西人”内部拥王派与反王派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努尔哈赤在上述复杂变幻的关系中,巧妙地利用韩润[48]、韩义[49]投归后金事件,做出一篇大文章,演出一台大活剧,从而演绎着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韩润、韩义是朝圌鲜官宦子弟中,最早投归后金的人。韩润、韩义堂兄弟投归后金这件事,努尔哈赤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抓圌住机会,利用时势,从朝圌鲜营垒中,寻找可以利用的人。努尔哈赤对率先投奔朝圌鲜官宦子弟韩润、韩义堂兄弟,隆重接待,优礼有加。努尔哈赤对韩润、韩义授予官职,给予妻妾、奴仆、田宅、牛马、衣服、器物等。于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正月,朝圌鲜国韩润、韩义来降。润父韩圌明廉,与总兵官李果,谋篡兴兵,攻王京。国王遣兵迎之,为明廉等所败,遂弃城而走。二人领兵入城,有李果部下中军,执二人,杀之。明廉子润、侄义脱走来归,帝赐韩润游击之职、韩义备御之职,仍给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50]。


  此事,《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记载更详,征引如下:


    毛巴里、萨木什喀、吴善等前往朝圌鲜方向搜寻踪迹,获名韩润、韩义之二朝圌鲜人带来。经讯之,告曰:“韩润之父韩圌明廉,在朝圌鲜先王时曾任总兵官,因得罪新王,降为参将。有名李适者,乃新王继位之功臣。然新王并未留其于身边,而遣往外省任总兵官。故李适怨恨新王,与我父韩圌明廉共谋,举兵攻打新王,途中连克三处之兵。王闻之,离位南逃。我军得京城,正欲寻王杀之。不料,因李适总兵官之中军哗变,李适与我父皆被杀害。我二人力战得脱,无处投身,欲投汗而来,藏身于义州所属之箭匠家中,拟俟渡口结冰后前来。因毛文龙之哨卡密布,至今始得前来。”汗闻之,悯其来归,著韩润为游击,其堂弟韩义为备御,给足所用之诸物[51]。


  另有剃发汉人王四明从后金逃到朝圌鲜云:


    韩姓人兄弟,以甲子十二月投入奴穴,自称其父谋叛伏诛,尽输本国事情,又诳被拘诸将姜弘立等,以父母妻子尽被诛夷,为诱贼圌东抢之计云。其后剃汉之归毛营者,所言皆与此合。则其为韩润兄弟明甚,而本国之忧尤大矣[52]。



 [1]《明史·朝鲜传》,第320卷,第827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明太祖实录》,第174卷,第3页,洪武十八年七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明史·朝鲜传》,第320卷,第828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明太祖实录》,第187卷,第6页,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明太祖实录》,第190卷,第3页,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明太祖实录》,第223卷,第5页,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魏源:《圣武记》,第6卷,第225页,中华书局,1984年。
  [8]《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4卷,十六年六月乙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9]《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6卷,十六年八月癸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0]《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7卷,十七年二月丙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1]《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77卷,十九年五月辛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2]《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0卷,第18页,三月十日庚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3]《建州纪程图记》又名《申忠一书启》。
  [1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第3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1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11页,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16]《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7]姜宏立,因乾隆帝名弘历,为避其名讳,清官书称作“姜宏立”。
  [18]今辽宁抚顺新宾地区有高丽营(高力营)等地名,是萨尔浒之战收降的朝鲜官兵后来逐渐建立家庭,还有韩润、韩义家族等后裔,逐渐融入八旗满洲,后来成为满族的一个部分。
  [1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0]《满洲实录》,第5卷,第82~8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1]马法:为满语音译,意译为长者。《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满洲国主”,《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建州卫马法”,《满洲实录》作“满洲国主马法”,均不承认其为“金国汗”。
  [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23]《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2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第4册,第146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25]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振江区九连城镇。
  [26]《清史稿·佟图赖传》:“养真改曰养正,避世宗嫌名也。”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佟养真改为佟养正。
  [27]《满洲实录》,第7卷,第33~3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8]《明熹宗实录》,第13卷,第9页,天启元年八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明史·袁崇焕传附毛文龙传》,第259卷,第671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0]《明史·袁崇焕传附毛文龙传》,第259卷,第671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3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第4册,第145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33]《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9卷,第14页,三月五月己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34]《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2卷,第28页,四年四月丙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35]夹江,为镇江支流,镇江为鸭绿江支流。
  [3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1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37]参见拙文《皇太极东征朝鲜》。
  [38]《明神宗实录》,第445卷,第6页,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9]《明神宗实录》,第445卷,第7页,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0]《明神宗实录》,第451卷,第4页,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1]《明神宗实录》,第445卷,第7页,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2]《明神宗实录》,第455卷,第1页,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3]有拙文《皇太极东征朝鲜》专门论述。
  [44]李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李国,《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译注本也作李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李果,《满洲实录》也作李国,《满文老档》译注本作李适,《李朝仁祖大王实录》作“李适(音阔,kuò)”。
  [45]韩明廉:廉,又作兼,也作谦,亦作琏,《李朝仁祖大王实录》作“琏”。
  [46]李瑅:《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卷、第30页、二年二月庚子记载:“宣祖大王后宫出也,封兴安君,为人庸暗,且有悖行。至是,与适内外相应,阴谋不轨,出于诸贼之供,台谏请安置南方,上不从,置之宫中。南幸之日,命使随驾,瑅逃入贼中,犒馈适军。适加以伪号、称旨、除官。及适败,与适出走,适之被斩,逃匿有日,至是捕得。沉器远、申景禛与张晩相议,即于军中缢杀之。”
  [47]《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卷,第13~35页,二年二月乙酉至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
  [48]韩润:“润”又作云、运。
  [49]韩义:“义”又作尼、泥、季、基。
  [5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15~16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51]《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第19册,第229页,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辽宁民族出版社译注本。
  [52]《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2卷,第28~29页,四年四月丙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53]《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3卷,第13页,四年六月丙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54]《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0卷,第1页,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55]《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第19册,第229~230页,天命十年正月初六日,辽宁民族出版社译注本。
  [56]李英芳,当作李永芳。《清太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辛巳记载:后金总兵官李永芳随阿敏等军到朝鲜黄州,因和议之事,向阿敏建言,而遭阿敏斥责:“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
  [57]《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7页,五年正月乙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58]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第35页,第8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59]《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7页,五年正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60]《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11页,五年正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61]《春坡堂日月录》,第12卷,第11页,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0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6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作“崔鸣亮”,《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2页、五年四月丁酉朔作“崔梦亮”,从后者。
  [63]《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2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64]《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3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65]李贤淑:《论朝鲜李适之乱与韩润来投》,傅波主编《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第46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66]盛昱:《雪屐寻碑录》,第6卷,第6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67]《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7页,五年正月乙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6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0页,天命六年十一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
  [6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8页,天命九年八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小黑屋|三国艺苑 ( 鲁ICP备14028466号

GMT+8, 2020-6-5 01:53 , Processed in 0.497955 second(s), 8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