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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明清战史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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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0 15:41: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章 前言


一只鸡毁掉大明朝的故事流传甚广,这个故事描绘的是一群东江士卒,在毛永诗的率领下援关外大凌河之战,风餐露宿,走到吴桥镇时,粮草不继,饥寒交迫之下被迫偷了大户的一只鸡,被追究引发了兵变。


这个故事应该说,写的文笔不错,但其历史情节却不敢恭维。作者这样文笔一落,让世人一种错觉,似乎朝廷有意刻薄东江士卒,没粮的士兵如何上阵打仗。于是官逼兵反,大明朝廷原罪论就此横空出世。


真相果然如此吗?让我们用第一手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毛永诗和他的东江兵在崇祯四年十月之十二月之间做了什么。


第二章 从登州到吴桥居然短花费了两个月的行军时间


《崇祯长编》
十一月
乙酉
登萊廵撫孫元化奏發援寧兵三千二百名令孔有德白登庸王弘基三將統之於十月二十九日鼓行而西帝報聞


闰十一月
戊辰
登州援凌游擊孔有德叛是夕率眾千餘攻陵縣入自西門搶掠官民馬騾二百餘匹縣庫錢粮七萬餘兩監囚七名并刦鄉紳士庶財物無算山東廵按王道純以聞先是兵部以大凌之役檄登撫孫元化發兵赴関寧聽調元化以遼卒千人付游擊孔有德千縂李應元率之以行有德故毛文龍部曲也驕悍不法初無往意沿途覌望至二十七日次吳橋縣縣民以官兵屡過驛騷閉戶拒之兵無所得食皆怨適部卒以攫雞與王生員相爭有德次其卒眾遂譁然以為吾等方前鬦赴死而行粮已盡市買無所不如回登請粮再圖進止二十八日清晨應元遂與其父九成縛有德于演武塲首倡反謀有德從之回戈東指大肆搶掠是日遂陷陵縣


根据孙元化奏疏,毛永诗率东江军出从登州出发的时间是崇祯四年十月29。而东江军经过两个月的短途跋涉,终于完成了登州到吴桥的这小段距离,于闰十一月27到达了吴桥。毛永诗作为骑兵队长,誓与步兵行军速度比试的志向,令世人赞叹。他也成功创造了骑兵速度被步兵完全超越的记录。


然而到达吴桥后,东江兵们表示“次其卒眾遂譁然以為吾等方前鬦赴死而行粮已盡市買無所不如回登請粮再圖進止”。


原来,花费了两个月的行军,军粮耗尽了。可不是怎么的,两个月下来了,可能不耗尽吗。于是,东江兵喊着要再返回登州请粮。


难不成,再回登州背粮,然后再花两个月爬到吴桥,粮又耗尽了。如此循环往复?


可是,大伙都知道,围大凌河的黄台吉只给了明朝一年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登州到吴桥这一段距离,骑兵行军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因为士兵在两个月时间内将粮草耗尽是合理的。难道朝廷没有测算过这段距离,只给了两个月的粮草?也或登州到吴桥沼泽遍布,险山峻岭?


然而,毛永诗接下来的行军速度却让我们目瞪口呆。


第三章 吴桥到登州,毛永诗展现了什么叫骑兵速度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28,毛永诗在吴桥兵变后,停止向北行军,返身掉头杀向登州。


以下摘自《崇祯长编》的记载


十二月
四年辛未十二月己巳朔
是日登州亂兵陷臨邑


辛未
登州亂兵陷商河
壬申
登州亂兵陷齊東皆刦庫縱因
癸酉
登州亂兵圍德平既而退去
甲戌
登州亂兵陷青城
乙亥
登州亂兵至新城知縣秦三輔與訓導王恊中在籍同知王象復舉人王與夔等禦之俱死賊入城焚殺尤慘


庚寅
孔有德等抵登州結營城南蜜水山孫元化命副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亦發南兵拒戰時猶再四遣人招安賊不聽夜攻城西砲擊退之


从崇祯四年闰十一月28至十二月庚寅也就是22日,毛永诗就杀回了登州!只花了24天时间,这期间还一路攻城拨
,连下臨邑、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新城等一路城堡。


攻城拨寨是需要时间的,人人皆知这个道理,然而,这似乎私毫没影响毛永诗的行军速度。


3)结论


毛永诗在接到登州巡抚援凌的指令后,一路拖延时间,他的算盘就是通过拖延时间,将粮草耗尽,再以无粮为借口返回登州。可见,毛永诗初意是不想去抗金。


发动兵变后,毛永诗从吴桥杀回登州,极其火速。这期间还一路攻城拨寨无数,可见吴桥到登州之间并无险阻。


特发此文,揭示畏敌不前的三顺王的嘴脸,为一只鸡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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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0 16: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还有下文啊,看来篇幅长
 楼主| 发表于 2019-6-21 22:4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常会发现满人对本族人命的挥霍,一样是相当惊人的,有时未必比汉人逊色到哪去。《清史稿“忠义”传》就是一个例证:满洲各旗不要说底层披甲人和厮役,就是高级贵族、将校大批量的阵亡的战例也比比皆是,其在征服汉地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一般人想像。但遗憾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明明白白的大路货史料却长时间不被人注意,当代关于明末、清前期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清史稿的阵亡名录却也极少引用,令人匪夷所思。

  最初引发我兴趣的是《清史稿“忠义”传》中的一处战例: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清军取得松锦会战的胜利后入关烧杀,按通常的记载,清军如入无人之境,杀明鲁王朱衣佩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王、官吏等数千人。攻克3府,(允州、顺德、河间),18州,67县,共88城,降6城。击败明军39处,所获黄金12250两,白银2205270两,俘获百姓369000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321000有奇。简直风卷残云一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然而,《清史稿“忠义传”》却披露,仅其在入关初于蓟州与明总兵白广恩(原陕西义军混天猴部将)小小的接触了一下,就阵亡了三等轻车都尉斋萨穆(从三品)、参领五达纳(正三品)、佐领绰克托、额贝、护军校浑达禅等五个将领。这还仅是《清史稿》的记载,据本人从《清耆献类征选编》的所见,至少还有扬古利的族侄、骑都尉额尔济赫也死于此战。至于本人未看到的、未接触过的史料、或史料未载的死于蓟州的满洲将校有多少,尚是个未知数。
  类于这样的战果,在《明史》中是看不到的,就是袁崇焕两次宁锦大捷也没有如此战绩。而这不过仅仅是开始,蓟州之后满人在一系攻城掠地中付出了更惨的代价:
  攻定州护军图尔噶图、攻霸州护军多罗岱、攻河间护军萨尔纳和镶红旗佐领加巴图鲁尊号的索尔和诺、攻临清闲散瑚通格、攻泗水护军校务珠克图、攻新泰闲散特库殷、攻冠县闲散特穆慎,攻馆陶闲散东阿,攻滕县闲散赫图、富义,攻郯县闲散贵穆臣,攻费县闲散索罗岱,攻兖州佟噶尔及骁骑尉屯岱,皆战死。

  他们的毙命佐证了当时朝鲜史料《沈馆录》的真实性。按《沈馆录》的说法,此次入关满洲远没有《明史》里声称的那么风光。“大概今番之役不得其快,其所掠只有人口骡马而金帛所之数,则比之济南掳掠之时,大半不及云,而参以道路所见亦如是”。“(沈)城内外,哭声连屋,以此推之,则(满人)死亡甚多之说,似非虚语”。



  清史稿对张献忠之死一战的记载同样让人吃惊。据明人的说法,张献忠是在满人一场轻松漂亮的奇袭中一命呜呼的。但《清史稿》却告诉我们,八大王的性命可没那么廉价。满洲人为这场奇袭付出了正白旗参领(一旗分为十个甲喇,每甲喇又下统五个牛录,参领为甲喇的司令官,正三品)格布库、参领西特库两名、佐领乌巴十、古郎阿、巴扬阿等多名将官阵亡的代价。

  看来老张似乎有资本在泉下好好嘲笑李自成一翻。老李头在满清面前确实够锉。自山海关中了满清的毒计,闯王就一路被满清追杀,惶惶如丧家之犬。其老家延安干脆被满洲一鼓而下惨加血洗。所幸《清史稿“忠义”传》又送来了迟到的安慰:延安的南山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围攻战,以至守山一方满洲虚衔章京哈尔汉、骑都尉嘉龙阿、侍卫(六品)察玛海、护军校塑玛全被顺军打死。

  这还是与农民军交手,与明军的战斗中,满洲贵族将校的战死之多更是惊人的。
  以大凌河为例,满洲八旗先是攻城失利,副将猛坦、革职副将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阵亡。皇太极大怒,改为围城打援。明监军张春、吴三桂之父吴襄率兵4万来援。镶红旗副都统(正二品、该旗的副司令员)绰和诺、备御多贝阵亡。激战中,吴襄先行败走,张春则顺风纵火,趁势攻杀满军,满洲镶蓝旗佐领卓纳、管武备院事达穆布、二等轻车都尉珠三、佐领拜桑武、骑都尉尼马禅、护军校爱赛、云骑尉瓦尔喀、图门均被打死。连十六大臣之一、镶蓝旗三等男爵穆克谭亦被明军斩于马下。后天忽雨,风反,满军趁之,明军方为所败,张春力战被擒不屈自尽殉国,被清人敬载于史,以示风厉天下。

  大凌河是满洲对明朝一场著名的大胜,仅载于清史稿的满洲贵族高官竟战死如此之多,其他可想而知。

  而作为明清最大主力决战的松锦会战虽然众所周知是明朝输了,但清朝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知道。

  崇祯十三年宁锦会战初期,满军围锦州屡战屡败,次年一月,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败。四月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往代多尔衮,锦州外城蒙古兵欲降,致清兵前队登城,明军反击,满洲正黄旗武备院卿(正三品)穆护萨、护军参领(正三品)觉罗兰泰、参领(正三品)宏科皆被击杀。《清史稿》的这段记载,正好侧面佐证了朝鲜史料《沈阳日记》的说法:攻锦之战“(满人)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甚至闹得沈阳都人心浮动,“行街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次年五月,洪承畴来援,屯松山北岗,攻清军,满人称“敌势尤劲”。济尔哈朗派右翼八旗兵反击明军,又“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营地,为敌所夺”,“人马中伤者甚众”。清军“势不能当,急报请救”,“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骑都尉旦岱、参领彰库禅、三等侍卫博翔岱等多名将校战死,镶红旗三等男爵、因大凌河之战击败张春以功得授巴图鲁尊号的劳萨亦死于明军击杀。

  由于连续失利,后方气氛更加紧张,“沈中人颇有忧色”,皇太极也急得“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从满方记载来看,皇太极是带病急援的,“上行急,鼻衄不止”,可见局面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昼夜兼行五百余里,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紧紧将洪承畴等明军包围松山(锦州市松山区)一带。
  洪承畴被围于松山,以六千兵突围,双方大战,满洲闲散辉兰、署护军骑领(从三品)温察、启心郎(正三品)迈图皆被杀,明军损兵“三四百”退入城内。后曹变蛟又突围,突入正黄旗阵地,受伤而还,击毙佐领彰古力。

  这还仅是《清史稿》的记录,结合《皇朝通志》、《清耆献类征选编》的记载,则名单显得愈发华丽:
  兵部侍郎议政大臣绰哈尔 (阵亡后追赠二等轻车都尉谥壮果)
  镶红旗副都统(正二品、该旗的副司令员)孟库鲁-----又一个镶红旗副都统!
  镶红旗袭三等男爵翁阿岱-----又一个三等男爵!
  镶红旗骑都尉罗萨
  三等轻车都尉噶尔呼机
  镶蓝旗骑都尉茂海

  以上名单中,二三品、男爵、巴图鲁一级官员就有十人之多,尤其以镶红旗损失的将领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可以说这个旗基本被打废了,以后看不到镶红旗还有什么活跃表现。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大获全胜的清军何以要到两年后才向山海关发动战略进攻。
发表于 2019-6-23 19:0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期待下文。。。。。
 楼主| 发表于 2019-7-8 01:01:41 | 显示全部楼层
解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卢象升巨鹿之战的真相


https://tieba.baidu.com/p/5038511183?red_tag=3068524661

1638年9月,清军入塞,一路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攻下七十余州县,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屠杀数百万人,于1639年3月出关,史称“戊寅虏变”。“卢象升巨鹿之战”就发发生在这期间,此战是“戊寅虏变”中惟一的一次两军大规模野外对决,此战卢象升壮烈殉国。此战的后果导致济南城暴露在清军的铁蹄之下,济南屠城的悲壮事件发生在华夏大地。此战的过程史料记载寥寥数笔,却显得非常蹊跷,双方重兵对决为何数小时内胜负立判?此战是遭遇战吗?卢象升是被陷害的吗?
正文前先列出“戊寅虏变”中重要的事件时间,方便大家阅读。这些时间节点来源于明史干支日,我仔细推算过。
1638年
8月23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
9月22日,岳托破密云墙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
9月28日,多尔衮破青山关,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
9月25日,京师戒严。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三赐象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
10月5日,卢象升入援,召对于武英殿。
10月10日,皇太极向山海关进发,牵制住辽西。
11月10日,清军破高阳城,孙承宗死。
11月30日,罢卢象升,戴罪立功。(首辅)刘宇亮自请视师。
12月11日,卢象升进师至顺德府的巨鹿县贾庄。12日,清兵合围,卢象升战死。
12月12月20日,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
1639年
1月2日,清军破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
1月10日,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
1月19日,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
2月7日,刘宇亮罢。清军北归。
3月8日,清军出青山口。
一、是谁在陷害卢象升
提到“戊寅虏变”,提到卢象升巨鹿之战,就必然涉及杨嗣昌,他是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看他当时的职务:1637年3月抵京赴任兵部尚书,1638年6月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把卢象升战死的责任归于杨嗣昌,那么就来分析卢象升和杨嗣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
1、清军入塞前杨嗣昌主和及明朝廷上的争论
关于杨嗣昌该不该议和,本文不讨论。下面是杨嗣昌主和的大概情况。
1638年3月10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5月3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
同时,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3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得到崇祯帝默许。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 ,但崇祯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朝廷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于当年7月5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2、崇祯平台召对卢象升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
请注意,此时清军已兵临北京城下,京城戒严。整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怎么可能议和呢?要议和也是双方回到战前状态、互相僵持的情况下才有谈判的基础啊!现在大清皇军堵在北京城门外,怎么谈判?那不成了赔款、割地、量中华之物力吗!明朝皇帝有赔款割地的习惯吗?很显然,此时“帝召对,问方略”不是问现在可不可以议和,而是问战争方略,说白点“你这个前线总指挥的作战方案出来没有?”“什么?臣主战!?就三个字?”“我读兵书少,你不要骗我啊,你找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还有关宁军的太监司令商量去吧”。
3、杨嗣昌、高起潜与卢象升的矛盾究竟是什么
应该说,卢象升与杨嗣昌并无私怨,他们政治观点不同是由于杨嗣昌主和,卢象升主战。作为对清作战前线指挥官,主战是理所当然的且必须肯定的。为什么史料都把卢象升战死的责任归于杨嗣昌?无他,“臣主战”。也就是说,卢是主战派,杨是投降派。历朝历代投降派和主战派都是水火不容的,投降派一定要置主战派于死地,卢这个主战派一定是被陷害死的。可是我要坚定地说,杨嗣昌不是投降派,他是主和派。投降派和主和派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历史上主战派投降的比比皆是,主和派殉国的大有人在。杨嗣昌曾经力主议和,难道就永远力主议和吗?有任何一个史料记录了杨嗣昌在清军入塞后仍然推动议和的行为吗?
我认为卢象升说的“臣主战”不是“我不谈和,要战斗到底”的意思,理由有三:第一,朝野辩论战和问题的高潮是7月,现在都10月了,和议早就不了了之,卢象升不会在朝廷上贸然提出,当然,此后他和杨嗣昌有过单独讨论;第二,清军就在北京城下,作为勇于任事、战功赫赫且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前线指挥官,估计卢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敌我双方态势、找皇帝和杨嗣昌要兵要钱以及怎么对付那个死太监,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讨论朝廷上下几百个人讨论了几个月都没有结果的事;第三,在这个节骨眼上议和无疑就是投降,崇祯和杨嗣昌再想议和也不会挑在这个时候。
既然崇祯问的是战争方略,是作战方针,那么卢象升答“臣主战”是什么意思呢?对了,卢象升也是在答战争方略,“我主张野战,大军对决”。这大大出乎了崇祯的意料,所以才“帝色变”,至于“抚乃外廷议耳”,我认为根本就讲不通,要不就是卢象升作为前线总指挥是不称职的(现在没有人要投降啊,你应该考虑指挥打仗的事,追究几个月前的事干什么?),要不就是写明史的人脑袋突然进水了。《明季北略》有这样一段记载:“象升曰:敌之所患,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一可虑。趋神京以撼根本,二可虑。分出畿南,剽发旁郡,扼我粮道,三可虑。厚集我兵,备之则寡发而多失,分兵以四应,则散出而无功,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此御之难也。上壮之”。看到了吧,卢象升说的是着着宜防、御之难也,不是议和。
如果杨嗣昌、高起潜与卢象升之间不属于敌我矛盾,那为什么“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很简单,三个人对战争方略有不同的看法,矛盾在于怎么战的问题。高起潜的确是被打怕了,不敢和清军野战,当时整个关宁军高级将领有几个敢和清军硬碰硬的?吴三桂勉强算一个,金国凤算一个,可惜也战死殉国了。杨嗣昌要求“毋浪战”,不要轻易出战。高级将领之间有分歧、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官有分歧,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战前讨论也是越充分越好,可是一旦战略制定下来,不管是否正确,是否合理,都必须执行。这一点三个人做得很不好,总参谋长和2个前线总指挥号令不一,各怀心事,各自为战,以至于后来皇帝看不下去了,派了个首辅出来督察(后面还会详细分析)。
4、卢象升真的是被人处处掣肘吗?
史料有很多描述卢象升被人处处掣肘的细节,《明史•卢象升传》:“帝色变”“出与议,不合”、“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赞画行营,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还有《明史•杨廷麟传》“时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这些描述中牵涉到崇祯、杨嗣昌、杨廷麟,下面一一分析。
崇祯的态度是怎样的?还是《明史•卢象升传》记载:“帝发万金犒军”、“帝复遣中官赍帑金三万犒军”。第一次帝发万金犒军,应该是户部账户上的钱,第二次是崇祯自己账户上的钱。崇祯有没有钱,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和讨论,大家心里都有数。当然有人会说,国家只给万金,对于2万人来说,打发叫花子吧?的确太少了,大家提着脑袋干活,没有物质激励是不行的。我认为户部也没有钱,为什么国家没有钱?建议可以阅读杜车别的文章。又有人会说,军费的大部分还有辽饷都给关宁军了,是的,可关宁军拿这钱干什么了?修了n多城堡,有用吗?事后看来都没用,谁主张、主持在关外修城堡?大家自己查吧。我要强调的是,崇祯自己再怎么困难,对卢象升的支持是尽了全力的,他对卢象升非常欣赏。
卢象升大军在北京附近的这段时间,杨嗣昌做了些什么?“明日,帝发万金犒军,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战,”“会嗣昌至军,象升责数之曰:……,嗣昌语塞而去。”第一句话,杨嗣昌送行,告诫毋浪战,为什么要屏左右?第一军事保密需要,军方高层关于作战方案的争论不能外泄,第二,不能给外界造成将帅不和的印象。第二句话,杨嗣昌又跑到卢象升军中去了,不放心啊,试图说服,卢象升提起了杨嗣昌以前议和的事情,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
关于杨廷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搞笑的记载。明代编修属于翰林院,正七品,兵部职方司全称“兵部职方清吏司”,掌理各省之舆图、武职官之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之检阅、考验等事(权力很大吧),长官是兵部郎中,下设从五品员外郎和六品主事。杨廷麟从翰林院编修到兵部职方司主事,正七品到正六品,杨嗣昌一怒之下把他升了两级,心想:“让你骂我,我把你从清水衙门调到兵部,看我以后怎么抓你的小辫子,哼哼,现在先到卢象升哪里去帮忙,有了军功再回来报道。”好一个“诡荐”!结果呢?卢象升大喜,杨廷麟好歹也是自己人啊,不会给我使绊子,关键是能力强,不用白不用!嗣昌帮了好大一个忙!

二、明朝廷对于清军入塞的战争准备、战略决策及战役部署分析
在皇太极运筹帷幄,多尔衮、岳托指挥清军破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明朝廷和明军失败的命运。明朝廷对于清军入塞毫无觉察、毫无准备、决策应对失当,步步都是臭棋。
1、情报完全失灵,对清军入塞完全没有预判
8月27日岳托出发,9月22日破密云墙子岭。9月4日多尔衮出发,28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
清军抵达长城时,明军毫无准备,密云总兵吴国俊和监军太监邓希诏还在祝寿喝酒,匆忙救援的蓟辽总督吴阿衡兵败而死。足见清军的保密工作非常好。明朝廷的军事情报历来由锦衣卫负责,东厂也会执行部分任务,单讲谍战能力,厂卫还过得去吧。崇祯时期,厂卫权限大为削弱,除了导致官场腐败变本加厉外,更重要的是导致情报系统完全瘫痪,清军五次大规模入塞,哪一次明军提前做了准备?这不仅体现在对清谍战上,对流寇也是两眼一抹黑,明军对于流寇往哪里跑、下一步要打哪里完全靠蒙。皇帝不懂兵,自废武功,兵部也不懂吗?令人非常不解。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还不是情报系统的瘫痪,而是明朝廷对清军入塞的视若无睹。为什么这么说?清军五次大规模入塞,哪次不是绕开宁锦防线,从长城北面破关?哪次明朝廷不是被动挨打,然后调天下兵勤王?为什么每次都不加以修正?难道明朝廷每次都天真地认为,不破宁锦防线清军就不敢入关吗?集重兵于宁锦防线有何意义?为什么兵部从来就没有提出建设性的防御方针?当然有人会说几千里长城防线防不胜防,没错,防不了,既然防不了,那就不防。清军不会自己背着粮食来作战,那么就在京畿地区坚壁清野,疏散百姓,严守城池,让清军每攻一个县城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同时在纵深预留机动作战兵团,待其人困马乏之时再重兵出击,如果有更超前的军事眼光,那就应该以海制陆,从海上登陆清军后方,不断实施牵制、骚扰战术,就可以让清军也处处补防,把他为数不多的兵力牵制得到处都是。
2、情报失灵导致明朝廷对清军态势判断严重失误
从事后清军达成的目标来看,清军此次入塞的战略目的有三:一是抢钱、抢人,回去好种田(共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二是作战略侦查,顺便破坏中原腹地。三是消耗明军实力,坚决消灭敢于和清军对决的军事力量。1636年阿济格入塞前,皇太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
估计明朝廷仍然认为这一次和1636年阿济格入塞一样,在北京附近转悠几天就走了,没有谁会想到清军会深入内陆上千里,在河北、山东烧杀抢掠,“仅济南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棒,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
明朝廷对清军态势有三不知。
第一,不知道清军兵力。史料没有清军兵力的记载,但分析来看,满、蒙八旗、汉军旗及蒙古各部皆有参与,按照通常的说法,入关前满洲牛录308,蒙古牛录76,一牛录标准人丁300人,考虑到不满员,全按200计算,共76800,再参照第四次阿巴泰入塞“率内满洲、蒙古、汉人二十四固山各固山额真官军一半,外番蒙古兵一半往征明国”用了一半兵力计算,38400,再加汉军八旗和外藩蒙古各部,最少有5万人吧,除去炮队,全是骑兵。卢象升部兵力在一万五至二万(绝不止史料说的5千,后面我有详细分析),其中骑兵5-7千。高起潜部关宁军兵力不详,只能推测,我在网上查到一句话:“根据熹宗实录,天启六年袁崇焕上书辽镇军编制,依然沿用孙承宗所额定的编制。天启七年,户部尚书郭允厚疏言:关门内外兵马自枢辅裁定,而后连匠役杂兵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员名在内共一十万七千三员名,马骡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关宁军的编制是10万左右,除去空饷,最多6万吧,按一个骑兵配2到3匹马,骑兵在1万5到2万。那么除去留守部队,高起潜入援部队最多4万,其中最多1万5骑兵。再看看明朝廷是什么时候调秦军北上的,《明史•本纪•庄烈帝》记载:“十二月庚子(12日),方逢年罢。卢象升兵败于巨鹿,死之。戊申(20日),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十二年春正月己未(1日)朔,以时事多艰,却廷臣贺。十二年(1639年)庚申(2日),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10日),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洪承畴、孙传庭是在卢象升战死后奉调北上的,难道明朝廷真的认为卢象升、高起潜两只野战部队共6万人,其中2万骑兵,可以和清军5万骑兵决战吗?所以,我认为,明朝廷始终没有搞清楚清军兵力情况。
第二,不知道清军动向。明史记载:“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兴攻安肃”。《崇祯实录》记载“十一年十一月,清兵自良乡,高阳,逐州向河间,闯入塞,分四道,一趋沧灞,一趋济南,一趋临清,一趋彰德卫辉”。满清官修的《东华录》记载:“左翼睿亲王多尔衮奏:臣等毁明边关入,两翼兵马,约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清军南下的动向,应该以清军史料为准,明史和《崇祯实录》的记载应该是明朝廷的判断,显然判断有偏差。其实清军分兵八路南下,给了明军一个绝好的战机,后面有分析。
第三,不知道清军立足于野战解决明重兵集团的意图。战后清军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因为要求骑兵有高度机动作战的能力,所以清军在河北除了破城、杀人,应该没有抢掠,如果清军一个县城接一个县城去抢人,那么几万人不就像撒豆子一样到处都是?好不容易抢了几十万人畜,旁边就有几万精锐明军,能带回去吗?所以,这些应该是在济南府抢的,济南是明朝黄河以北第二大城市,人口稠密,繁华富庶。清军一开始就盯上了某一个大城市,但在攻打坚城之前,必须解决明军的重兵集团,以解除后顾之忧,只是后来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在打掉卢部后,发现附近的济南城最富庶,防守最弱,所以,很不幸,济南成了清军的目标。
从卢象升中了清军埋伏(为什么不是遭遇战我后面有详细分析)也可以看出清军准备充分,战役目的明确,而明军毫无警觉。
第四,不知道清军战术。从明军的应对来看,跟着清军一路南下,清军一路攻打防守薄弱的县城,而明军在后面疲于奔命,连清军的毛都没碰到一根,最后清军在巨鹿设下埋伏,一天解决战斗。这是不是典型的牵牛战术?到底谁是内线作战的一方啊?那清军为什么不在北京城外反而跑到遥远的河北南部和明军决战呢?如果在北京城外打,明军以逸待劳,人员、物资补充方便,关键是全军可以形成较为有效的合力,清军即使打赢了自己也损失惨重,还有能力继续抢劫吗?放在河北南部打,优劣反转,清军以逸待劳,后勤通过抢劫保障,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而明军基本上被拖成了疲惫之师,粮草供给又跟不上,关键是前线指挥官各行其是,清军可以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胜利。
再看清军攻济南城。巨鹿到济南距离四百四十里,清军12月12日结束巨鹿之战,然后追着高起潜到了临清,估计高起潜也是损失惨重,步兵不是被杀就是跑散了,大部分骑兵应该跑了。这样,清军在5-7天之内完成对济南城的包围。1月2日,济南城破,《明季北略》中有攻城60天和10天的说法,我认为10天是合理的。济南有乡兵五百、莱兵七百,其余是百姓自发守城。一千人能守住诺大的济南城10天,我是不信的,大型器械都不用,只需要四面攻城,弓箭压制城头,一天就破。那么这10天清军在干嘛?我认为他想打援。山东城内“上求援七疏”,清军重兵围城,7封信都能送出去吗,当然是放出去的,济南附近有哪些援兵呢?山东巡抚颜继祖带标下3千在德州,高起潜残部在临清,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在哪里不知道,反正谁也没敢跑来救。围城打援的战术,清军玩得熟练之极,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可是把明军最后的精锐一锅端了。


关宁军这是什么黑锅都要背上,不然都对不起他们。你拿天启七年的编制来计算十年后的关宁军,你不觉得中间少了点什么吗? 关宁军的编制是十万人左右没有错,但是你却没有算上这十年关宁军的损失。大凌河一战 袁崇焕在关外的关宁军基本就已经损失殆尽了。剩下的一些残部守着锦州
然后崇祯攘外必先安内的又从关外征调曹文昭 组大乐 祖宽率领关宁军入关剿匪。左良玉也曾在关宁军,后也被调入关内。事实上这个时候关宁军叫做山海关守军更恰当。人数即便全额也就 七八万人,在除去锦州 宁远 山海关的留守部队,能有两三万人的机动部队就不错了。而且你要是算上空饷那就更少了。



3、敌我态势判断严重失误导致作战方针不明确。
卢象升列举防御的困难(着着宜防、御之难也)无疑是正确的,主张迎战也是正确的。固守大城市肯定不行,清军压根就没想攻打坚城,开始打的全是县城,最后在消灭了明军野战主力之后,才打下了兵力薄弱的济南城。但是“怎么战”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杨嗣昌不知道怎么战,他只要求勿浪战,结果搞得皇帝直接去问卢象升(“问方略”,“臣主战”),那么卢象升有没有自己的作战方针呢?很遗憾,也没有。史料记载他制定了一个“夜袭”的作战计划,但这只是他权力范围之内的战术动作,也由于高起潜不配合、关宁军不听指挥而没有取得预期战果。于是一气之下要求分兵(《明史•卢象升传》: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卢象升不但没有要求增兵,反而提出分兵,可见他没有提出一个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而分兵后怎么作战的问题,估计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后陷入清军埋伏。要不就是对自己的部队过分自信,要不就是对清军实力确实不知情。可见卢公的性格冲动啊,跟死太监斗气,这时应该行雷霆手段,撤掉几个带头的关宁军将领,明朝实行文臣统兵制度,但明末文臣对这些不听命令的武将太过于骄纵。
  卢象升是冲动了,杨嗣昌呢?他为了明军的暂时团结,谁也不得罪,居然就同意了,宣大军归卢,关宁军归高,各人管各人,看你们还吵什么。可他毕竟知道分兵的危险,于是采取了补救措施:《明季北略》记载“拟票令赴通,就监高起潜。象升不赴,嗣昌遂疏云:敌南下督应趋通就监,敌未下监应趋京就督”。杨的意思是,如果清军一直在北京附近,你就找机会打一仗,太监配合你打,在京城附近,打不赢问题也不大;如果清军南下了,你要配合太监,不要轻易出战。请注意,这时是10月15日前后,杨嗣昌已经察觉到清军可能会南下,这时候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局势或许可以弥补。再看皇太极这时在干什么?10月10日皇太极向山海关进发,牵制住辽西,多尔衮恰恰就在10月15日前后南下的。清军的作战计划多么周全!
杨嗣昌在犹豫中丧失了挽救败局的最后时机,从始至终,以他为首的兵部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作战方针和战役方案,作为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他的责任不可推卸。卢象升提出的分兵方案,是最下下策的方案,集中兵力是作战的原则,何况兵力本就不占优势,在这一点上,杨的责任最大,所有的史料都攻击这一点,杨的确无可自辩。哪怕就是让高起潜节制所有部队,结果都不会更差。
以现代的军事眼光回看历史,有没有挽救败局的机会呢?有,此时战场空间确实出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前面提过,清军非常自信,分兵八路南下,居然还势如破竹。这时候,应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打乱部队建制,集中所有的骑兵,再遣一上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吊着清军,给调集援军争取时间,尤其是洪承畴、孙传庭的秦军,必须调来,以形成对清军的优势兵力。当然,这个指挥官非卢象升莫属,他擅长用骑兵啊,他写过《选用奇兵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明末就他一人。高起潜嘛,他喜欢守城,正好带着步兵守住几个大城,并作为骑兵集团大范围机动作战的支点。

4、明朝廷前线指挥混乱
卢象升、高起潜分兵后,二人跟着清军南下,卢指挥宣化、山西二总兵和自己的天雄军,请注意,卢仍然“督天下援兵”,除了高起潜,其他部队都归他节制。《明史•本纪•庄烈帝》记载:十一月戊辰(10日),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戊子(30日),罢卢象升,戴罪立功。(首辅)刘宇亮自请视师,许之。卢象升被罢了什么官?“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也就是说,11月30日,卢象升降为兵部侍郎,没有“督天下援兵”的权力了,但仍然指挥所属部队戴罪立功。为什么被降职?卢象升也没有拿出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作战方案让皇帝信服,仗又打得不顺,破了那么多城,死了那么多人,不需要有人出来负责吗?让皇帝怎么无条件地支持你?
再介绍刘宇亮督师的情况。《明史•刘宇亮传》“时大清兵深入,帝忧甚,(首辅)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字亮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首辅刘宇亮见皇帝一筹莫展,一时间热血上涌,请求出去督查,想搞清楚敌我军情,结果皇帝一看有人肯站出来力挽狂澜,急昏了头,马上就命令他替卢象升“督天下援兵”,这下刘首辅懵了,我哪会打仗啊,只好请次辅薛国观和杨嗣昌帮忙,皇帝不懂军事,大臣懂啊,这不胡来吗,于是三人想了个高招,以刘首辅以督查名义“督天下援兵”,卢象升指挥权不变,一石三鸟,既保护了刘首辅,又保全了卢象升,刘首辅还可以调停高、卢的矛盾。这确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人认为首辅、次辅、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共同陷害卢象升,我也无话可说;如果还有人认为留卢象升在前线就是陷害他,我彻底无语了。
请注意,从11月30日起,前线就没有最高指挥官了,刘宇亮是什么时候到前线的?“甫抵保定,闻象升战殁,过安平,侦者报大清兵将至,相顾无人色,急趋晋州避之,”卢象升12月12日战死,大约3天,消息传到保定,这个刘宇亮15日才到保定。他从北京到保定走了15天,猪都比他先到,然后觉得形势严重了,居然鼓起勇气往南走到了安平,听说清军来了,急忙又往西,到晋州后就再也不出来。卢象升战死,他是有责任的,如果他能及时赶到前线,哪怕待在高起潜军中,局势或许有变吧,就算救不了卢象升,指挥高起潜逃到济南,也能挽救济南吧。
明朝廷前线指挥混乱更直接导致济南失守。济南失守,史料把所有的责任归于杨嗣昌瞎指挥和不部署救援,是有失偏颇的。先看杨嗣昌瞎指挥的情况,明史记载:“十一年,畿辅戒严,命继祖移驻德州。时标下卒仅三千,而奉本兵杨嗣昌令,五旬三更调。后令专防德州,济南由此空虚。”9月25日京师戒严,这时调山东巡抚颜继祖驻防德州,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清军沿运河下山东,提前应对没问题吧。总参谋部的职责,是制定作战方针、调配军队,颜继祖被调动三次,应该不假,但战场指挥是前线指挥官的职责,刘宇亮不到位,这个前线总指挥责无旁贷就是颜继祖。清军从巨鹿向东进入山东,颜继祖作为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不部署山东防务,尤其是济南防务,他是首要责任人。再看杨嗣昌不部署救援的情况,《明季北略》记载“上求援七疏。时杨嗣昌为枢辅,留中不报,高起潜拥精骑,翔翔邻境,不发一援”。济南到北京860里,在驿站系统完善的情况下,2天能到,问题是清军一路南下,这些驿站还在吗?来回1700里,又没有手机和无线电,战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让杨嗣昌部署救援?他能够掌握明军都跑到哪里去了就很不错了。所以,我表示怀疑济南的官员会发求援信到北京。就算求援信到了兵部,杨嗣昌敢留中不报?明朝廷任何一个七品官员都敢于上疏弹劾内阁大佬,压得住吗?何况报告了什么责任都没有,不报告就是天大的罪证,杨嗣昌傻啊?战后没有人拿这个证据说事吧。就算山东巡按宋学朱因为弹劾杨嗣昌而结仇,杨和全济南城百姓没有仇吧,他有什么理由留中不报?这里必须为杨嗣昌分辨一下,要不然世世代代的济南百姓都会把济南屠城的责任算到杨嗣昌头上。前面说过,颜继祖带标下3千在德州,高起潜残部在临清,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在附近,这些求援信自然是发给他们的,当然还有刘宇亮。抛开清军围城打援的因素,各路部队当然应该救援,后来追责处死那么多人,谁也没话说吧。还有刘宇亮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他躲在河北晋州,不到前线,导致各路部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装作不知道济南城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济南城破的首要责任人。

5、明朝廷后勤保障不力
明朝廷对于大军的粮草、后勤保障肯定是不力的。明朝末年,北方连年旱灾、蝗灾,范围波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地方上本就没有多少存粮,更重要的是,明朝廷根本不知道清军入侵的情报,怎么会事先在河北南部地区,囤积足够大军使用的军粮?更更重要的是,清军来干嘛的?几万清军自己背着粮食、驮着马料来打仗啊?卢象升缺粮不假,难道高起潜就不缺粮吗?明史可没说高起潜这个时候大吃大喝啊。不过高起潜的部队抢百姓的粮食,倒是很有可能,这样的明军在明末有一大把,而卢象升治军严格,不抢百姓。明史花了一大段篇幅描述卢象升部忍饥挨饿的情景,特别指出:“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是说哪个奸臣引起的旱灾、蝗灾,还是哪个奸臣没有事先准备军粮,或者哪个奸臣应该告诉清军要自带粮食来打仗?
很多文章都在指责地方官员断了卢象升的军粮,而幕后指使是杨嗣昌,根据出自于明史“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真是这样吗?来看原话《明史•卢象升传》“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各位看到了吧,这句话的主语是谁?杨嗣昌有权利对首辅刘宇亮下命令吗?只有皇帝有这个权利吧,而皇帝会下命令给保定巡抚张其平叫他闭关绝饷吗?把这两句放在一起,有诱导读者之嫌吧。
再分析杨嗣昌会不会给张其平下命令让他断卢的军粮,首先,行文命令肯定是没有的,谁也不傻,留下这么一个大把柄。其次,杨嗣昌是孤臣,不党,有任何记录能证明杨嗣昌结党吗?崇祯最恨的就是结党营私了。第三,张其平战后追责被杀,如果确有其事,他不把杨供出来吗,杨能脱得了干系吗?战后也没有谁因为这个问题追责吧。
再分析张其平是否自己决定闭关绝饷。《明史•卢象升传》:“象升遂由涿进据保定”,卢象升已经进了保定城,保定巡抚还怎么闭关呢?何况卢那时还是总督天下援兵,可以节制保定巡抚。会不会张其平在卢罢官之后下命令呢?可能性也很低,第一,他属下的知府谁也不傻,留下这么一个大把柄;第二,卢象升在巨鹿附近,不可能跑到保定拉军粮;第三,卢象升战死于巨鹿时,离他最近的是西面的顺德府,南面还有广平府、大名府,恰恰是顺德知府于颖将卢象升的死状上报(《明史•卢象升传》“顺德知府于颍上状,嗣昌故靳之”),可见最近的顺德知府于颖是不会闭关绝饷的,那么是谁呢?不得而知。
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张其平闭的是刘宇亮的关,绝的是刘宇亮的饷!一直被读者误解为卢象升了。


三、巨鹿之战过程分析
1、卢象升兵力分析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新甲亦至昌平,象升分兵与之”,“俄又以云、晋警,趣出关,王朴径引兵去”,“疲卒五千”。和高起潜分兵后,还剩2万,后来又分给陈新甲,王朴又跑了,最后只剩5千。2万分给陈新甲一半,王朴再带走一半,可不就剩下5千了嘛。
首先分析这个“云、晋警”。王朴应该不是自己溜走的,而是接到了命令,因为战后追责王朴连个处分都没有。如果临阵脱逃,一定被杀头,都杀了那么多巡抚、总兵,不在乎多王朴一个。所以,大同方向确是有紧急军情,但时间节点太巧了。清军主力都在关内,剩下的皇太极带着牵制关宁军,而大同正面的蒙古部也跟着多尔衮在关内抢劫,谁在大同制造紧急军情?毫无疑问是清军制造的佯攻假象,目的就是调开明军,明朝廷由于对清军实力和部署不摸底,只好到处补防,皇太极的佯攻欺骗手段又起了作用!明朝廷统帅部把本该集中使用的兵力不断分散,杨嗣昌和皇太极作为对决两军的统帅,有差距啊。
如果“云、晋警”,那么陈新甲是一定会去的,他现在的职务正是宣大总督,他带着大同总兵王朴回援大同,正是份内之事。所以,尽管史料上没有说明分给了陈新甲哪些部队,但我大胆推测分给他的正是王朴。而宣化总兵杨国柱、山西总兵虎大威一直都跟着卢象升,如果仅把他们的副将、参将分给陈新甲,从指挥体系上看是不合理的。
卢象升自己的天雄军有1万人。(网上有篇帖子“宣大总督卢象升练兵营制、装备等”,他的资料来源《卢象升疏牍》。我的古文基础差,又懒得核对资料,就直接引用)。他在文中指出,卢象升标下原本有5000兵,分为三营,后经过招募增兵,为数一万,重新分为左右中前后5营,每营兵力2000,中营统领为副总兵,其余为游击。卢在接任宣大总督前是“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权力很大,他的亲军没有五千人,说不过去吧。就算后来没有增加,或者没有全部带在身边,权当五千人。问题来了,难道杨国柱和虎大威是光杆司令吗?这哥俩太实诚了,所有的兵都给了顶头上司陈新甲,自己跑来跟着前上司死战。不过,这哥俩确实都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战将,满身血性!一个殉国于抗清战场,一个殉国于和李自成的中原大战。
再看《明季北略•卷十四》记载。“遂统骑五千,上下千里,三军乏食,空腹而驰”,“屯营,率五千人出击……越明日,大兵率众冲营”。看到了吧,第一句话,骑兵5千,没说步兵多少。第二句话,12月11日,扎营,卢率五千人出击,越明日,清军冲营(第二天才是决战),大营里面还有人守营。5千骑兵的话,步兵1万人,这样的步骑配置是合理的。
网上还有一篇帖子“卢象升战死过程清军战报”(根据是《盛京满文 清军战报》)。此战报说卢象升有“马兵一万、步兵二万”。且有细节记载,大战前一日“陆军门遣刘副将、李副将率马兵七千来战,……生擒通官一员,获马二百七十六匹”(清军的时间记录和明史不一致,我直接改成大战前一日,便于阅读。还有清军所说的陆军门不难理解)。这句话我读出了两个意思,第一,明军出动了骑兵七千;第二,清军的战功是多少匹马,他们不按人头记功。清军是战斗的当事方,他的文档可以参考吧,但鉴于满文翻译问题和清军的文化程度低导致战报不准确的原因,打对折吧,1万5千人。
所以,巨鹿之战时卢象升指挥的部队包括宣府总兵杨国柱、山西总兵虎大威和自己的天雄军,全军最少1万5千人。



2、清军兵力及战前部署分析
前面分析过,清军兵力不详,估计五万。这次巨鹿大战是不是遭遇战?清军有没有针对性的部署?
我们还是从《盛京满文 清军战报》中来分析。清军的参战兵力为“率满蒙官兵之半往击敌军”,12月11日,双方发生接触战,12日,卢象升大营被包围,辰时(7-9点)战斗开始。“命巴雅喇、外藩蒙古兵往围敌军,命汉军及来降二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发炮,命满洲四旗、蒙古四旗下马步战。”如果是遭遇战,清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集中这么多建制的部队,且炮队就在附近。这一战,清军所有建制部队全部参与,满洲四旗、蒙古四旗、汉军旗、来降二王、外藩蒙古各部各司其职,行动快速有效,事先一定有周密的部署,战场一定有统一的指挥,所以巨鹿之战是一场早有预谋的伏击战。清军不是分兵各处抢掠吗?怎么突然全军集中了?因为这时明军基本上被拖成了疲惫之师,粮草供给又跟不上,关键是前线没有统一的指挥,这时候两军对决,伤亡最小。为什么没有选择先打高起潜呢?第一高的兵多,卢的兵少;第二,先打高,卢必定会救,这样就可能打成击溃战。
清军的作战计划早就制定好了,全军以逸待劳,要以优势兵力吃掉卢象升,各部兵力全部到位,第二天天一亮,就完成了包围圈。请注意“率满蒙官兵之半往击敌军”这说明还有一半的清军没有动,我认为,他们在监视高起潜,防止他增援,多尔衮和岳托都是用兵的行家,恐怕设好了埋伏。
3、卢象升战前部署分析
清军全军集中,摆出了和明军决战的态势,作为前线总指挥之一的卢象升是怎么应对的呢?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12月11日,卢象升到达巨鹿贾庄,派杨廷麟求援于高起潜。高起潜在哪里?他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也在野外扎了个大营。高如果真的胆小如鼠又要陷卢于死地,自己找个大城堡一呆,任其自生自灭就好了,他跑到卢附近干什么?傻吗?他可不傻。第一,卢的兵虽少,但天雄军、宣大军的战力天下皆知,靠在一起好取暖嘛,第二,唇亡齿寒的道理,高一定明白。50里的距离,骑兵个把小时就到,步兵半日就到,双方可以互相照应。尽管互相看不起对方,但还是非常有默契地靠在一起行军。
还没打仗,求什么援?还是看《盛京满文 清军战报》:“杜雷旗、恩格图旗渡漳河时,陆军门遣刘副将、李副将率马兵七千来战”。杜雷、恩格图都是固山额真,当卢象升侦知大部清兵渡漳河,准备半渡而击,为了扩大战果甚至歼灭渡河的清军,派杨廷麟到高起潜处,请他也参战(高距离50里,骑兵1个小时的路程)。不知高怎么想的,反正这天他没参战。但是卢决心要打一仗,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中等规模的骑兵对决。卢部骑兵5-7千,清军兵力应该差不多,从清军的战果来看“生擒通官一员,获马二百七十六匹”,卢部死伤在五百骑左右,损失不大,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如果高参战了,清军势必也会增援,这样或许会打乱清军部署,明军或许可以探出清军虚实而提前应对,战局或许有变化。
关键的是,清军在这天晚上完成了兵力调配部署,卢象升虽然侦查到了部分清军渡河的情报,可惜并没有侦知清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清军入关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散行动,并实施了有效的战场遮蔽(《盛京满文 清军战报》有大量细节描述和明军的哨探战),获得所有清军的兵力详情极难。各地方官员和守卫部队估计就不懂怎么实施战场侦查,能守住自己的县城就算烧高香了,战场侦查可是高技术、高风险工种。厂卫实力的削弱也导致他们在各地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根本没有。清军各部的情报以及在各地的军事行动细节不能汇集,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官也就无法分析清军动向。
那么高起潜了解清军动向吗?很遗憾,他也不知道。我们看他是什么时候跑的?“起潜闻败,仓皇遁”,卢象升全军覆没后,他才知道大事不妙。如果这个死太监知道清军全部主力就在他附近,他不会提前跑?哪怕他提前一天跑,都会引起卢部的警觉,这样两只部队或许都可以保全。
清军为什么对明军的实力、部署、动向了如指掌呢?战场侦查双方是同等的机会,但谍报战的实力双方不在一个等级上,清军有带路党啊,八大皇商是干什么的,其他人怎么没有成为皇商?清军还有俘虏啊,在清军的铁蹄和淫威之下,有几个人扛得住?
卢象升带兵多年,文臣出身,兵书战阵烂熟于胸,和其他文臣统兵不同的是,他熟于军旅,战场经验丰富,善于野战和奇袭。他很明白,如果他被包围,高起潜不会拼死命救他,想救也救不了,如果他垮了,高估计也会完蛋,这对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几万精锐部队,朝廷下了多大的血本,岂是朝夕练成的?战后,明朝廷不得不把精锐的秦军调入关宁防线,给了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机会,而秦军自己也葬送在哪里。如果历史再给卢象升一次选择,如果他知道清军的兵力是他的四倍,还会做出同样的令他后悔赴死的选择吗?



4、卢象升战死巨鹿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事后分析当时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12月11日,两军骑兵对决后,清军在这天晚上完成了最后的兵力部署,那么卢象升也就有一晚上的时间来跳出清军包围圈。高起潜在南边距离50里,但不在鸡泽县城,南面还有平乡、广宗县城,不知道有没有被清军攻下,北边巨鹿县城距离贾庄9里地,巨鹿县城应该没有被攻破,如果清军攻破了巨鹿,卢不可能在离巨鹿那么近的地方扎营,而且巨鹿生员姚东照给卢送过粮。这时候有四种选择,第一,待在大营里,一晚上的时间可以养精蓄锐,但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第二,向野外转移,那还不如待在大营里;第三,向高起潜部靠拢,晚上骑兵也跑不快,速度和步兵差不多,50里的距离估计要走一晚上,他们可不是红军,但是晚上指挥不便,全军不能做到统一行动,有可能遭到清军拦截;第四,向巨鹿县城转移,9里地,晚上全军2个小时都能到,但是大概率会遭到清军拦截,但清军晚上行动也不方便,不会投入太多兵力,步兵密集前进,清军是挡不住的。所以,上策是向巨鹿县城转移,中策向高起潜部靠拢,下策是待在大营里。卢象升选择了下策。
12月12日,辰时(7-9点)战斗开始,至未时(13-15点),战斗结束,卢公殉国,杨国柱、虎大威冲出重围。对于战斗细节明史没有记载,《清军战报》有一句话:“命巴雅喇、外藩蒙古兵往围敌军,命汉军及来降二王发炮,命满洲四旗、蒙古四旗下马步战”。卢象升部火器很多,标下亲军灭寇、威远、毒虎等炮288位,神枪三眼共3000件(见“宣大总督卢象升练兵营制、装备等”)。火器依托营栅,骑兵对付不了,所以要下马步战。清军为了达成全歼,也是不惜血本的,战斗力最强的满蒙四旗担任主攻,要的就是速战速决,战斗在数小时内结束。来看清军的战果:“获马二千七百七十六匹、驼十峰”,死伤的战马应该和这个数字差不多,可见骑兵基本被全歼,步兵是跑不掉的。
按照明史的记载,杨国柱、虎大威冲出重围,说明卢公也可以突出去,但是卢公选择了战死沙场;按照《大司马卢公年谱》记载,卢公先随虎大威冲出重围,后又杀了回去。卢公已决心慷慨赴死。
卢公是因为害怕朝廷内的奸臣诬陷自己按兵不动、给自己扣上一顶“不敢战”的帽子而以弱当强、以寡击众吗?是害怕朝廷内的奸臣诬陷自己临阵脱逃、陷大军于死地而决心以死明志吗?非也,这么分析也太小看卢公的担当了。一个兵家,不会因为旁人的非议而拿几万大军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一个兵家,更不会因为害怕打了败仗、受处分就以死明志。我想,如果有能把全军带出死地的机会,哪怕就是挽救一半的部队,卢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个人的生死荣辱和整个部队相比是不足为惜的。那么卢公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慷慨赴死呢?估计从清军合围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了这个决心,毕竟是自己把大军带进了死地,局势已不可挽回,卢公决心与自己的部下共存亡,卢象升是悔!
至于高起潜见死不救,当该千刀万剐,他是死太监,但也是明白人,关宁军的战力是不错,但打硬仗的不行,再说明军的凝聚力没那么强,生死存亡之际谁会拼死救援友军?国军也做不到啊。明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见怪不怪,可奇怪的是诸如高起潜、左良玉、吴三桂之流屡屡见死不救、临阵脱逃,却屡屡安然无恙,甚至加官进爵。
全文完。








唉!崇祯是什么人呢?这么多人洗白
“北兵南下,上召对群臣。兵科姚都谏思孝【崇祯戊辰,江都人。】面奏,谓:“北兵虽南,恐其分兵窥关,宜命总监高起潜回守,而以遏敌重任专委总督卢象升。【天启壬戌,谥忠烈。】“意亦微矣。上疑象升难独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墙子岭,进据牛栏山。初二日,卢总督象升以兵二千至,屯德胜门外,入觐,上赐之银弊,慷慨以破敌自任。出朝门,杨阁部嗣昌【万历庚戌,武陵人。】邀于直房,讽以和,象升毅然曰:“此来不能尽孝,也须尽忠。”嗣昌知其讽也,怫然,象升跃马去。自此军中所请多格。卢督师象升驻德胜门外,兵甚多,屡檄高总监起潜兵合击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袭敌李家桥,迄旦不见捷音,疑京兵颇有丧失……卢督师象升故督宣、大二镇,兵稍用命,然亦有规避去者。上以地屡失,责战急,刘辅宇亮、杨阁部嗣昌均请督师,上乃命宇亮出,削象升职,寻镌其尚书秩,以侍郎总督。象升知忤嗣昌意必为所陷,亦急欲杀贼自赎。贾庄之役,以卒六千迎敌,势不支。虎总兵大威劝其暂避,图再举,不可,乃力战死。败报至,云象升以紫衣双刀奋马出,后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为偷生。上严诘死状,后得其尸,面中二镞,身有三创。及山东颜抚军继祖【万历己未,龙溪人。】等以失机立决。徐都谏耀顾予叹曰:“若象升不死,必为肆市之魁矣。””(《三垣笔记》)
下图为卢象升战死全过程。看完就知道崇祯首鼠两端,杨嗣昌误国,卢象升最后只得战死。


起潜闻败,仓皇遁,不言象升死状。嗣昌疑之,有诏验视。廷麟得其尸战场,麻衣白网巾。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哭失声。顺德知府于颍上状,嗣昌故靳之,八十日而后殓。明年,象升妻王请恤。又明年,其弟象晋、象观又请,不许。久之,嗣昌败,廷臣多为言者,乃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世廕锦衣千户。(《明史》,卢象升传)





洗杨嗣昌?多尔衮入塞就是杨嗣昌议和招来的,跟袁崇焕如出一辙,区别是袁是假议和真修锦州,杨嗣昌是真议和,但己巳之变袁被凌迟,杨嗣昌居然把锅甩的一干二净?
二,杨嗣昌真心想议和,但又没有寇准敢背锅的魄力,所以清军来的时候,他又不敢了,一心想让崇祯背锅,崇祯是那种愿意背锅的人吗?
三,正是由于和战不定,才导致大部分明军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积极作战,驻军观望居多,少数抵抗的也是因为本身驻防的职责,就这样,战后崇祯依然抓了三十多位督抚战将,不少还是名将,一律杀头,不但损失不少镇压起义军的中流砥柱,也再次让将士寒心,这锅必须杨嗣昌来背!








 楼主| 发表于 2019-7-15 22:22: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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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平辽平到京师吗?崇祯为什么说袁崇焕引狼入室?



前言
这是本导师在百家号上关于袁崇焕毛文龙明末历史的最后一篇文章。主要是因为不少小编们提出来,袁毛公案他们已经看明白了,希望本导师能写点其他层面的明末历史科普系列。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后金绕开了关宁锦防线,从大安口入关,并一路兵薄京师。这段真实存在的历史,作为当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到底有多少责任,这也是很多百家号小编急于了解的真相。
作为研读十一年明末史的资深爱好者,本导师认为,袁崇焕有小部分的责任,但并非主要责任人。事实上造成后金兵薄京师的主要责任人,正是崇祯皇帝自己。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皇帝才会伪造证据,将袁崇祯说成通虏谋叛,引金军入关,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老百姓的视线,开脱自己瞎指挥造成边防恶性灾难的事实。
这一段历史过程虽然简明直接,但涉及到的事件比较繁多。而现代网络上存在一些刻意为尚可喜挽尊的群体,刻意编造“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后金打到京师”的言论,企图利用大众的不明真相,造成先入为主的观点,尚可喜本是忠良,被袁崇焕逼得投降清朝。
为了便于广大百家号小编迅速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以写出高水平的头条文章,本导师从三个角度来用明末文献还原这段历史过程:
后金是如何打到京师的?
袁崇焕存在哪些责任和失误?
崇祯年间的毛文龙还有没有牵制作用?
后金绕道打到京师的过程,本导师根据时间顺序,分为如下章节:
1)朵颜36家中的喀喇沁导奴入寇
2)蓟密永守军叛明降敌,一路放行后金军,直至蓟州城
3)黄台吉潜越蓟州城
4)后金军击溃宣大军,兵薄京师
5)袁崇焕率辽镇军解围京师
关于袁崇焕的历史功绩和失误,则分为如下章节:
6)袁崇焕的联蒙抗金政策
7)袁崇焕蓟门增兵计划
8)后金临入关前的辽东军事冲突与辽军援蓟
9)千里入援,蓟州布防被潜越
关于毛文龙在崇祯年间的牵制作用分析,分为如下章节:
10)天启年间毛文龙牵制后金的真实水平
11)崇祯年间毛文龙遭遇崇祯断饷,私通后金纵兵抢掠登莱
请各位有兴趣的小编们坐好小板凳,准备好瓜子和汽水,详细听本导师的长篇大论。

1)朵颜36家中的喀喇沁导奴入寇
蓟州北方的朵颜36家,前身是明初归附的朵颜三卫。
天启年间因为辽东战事,明朝廷采取抚蒙政策,以抚赏金的形式笼络这些部落为明朝所用,使其存留在明朝蓟州的北方,成为一道凭障。
天启末年,由于插部和后金的同时攻伐,朵颜36家的情况变得复杂,其中一些部落为了自保,与后金结盟。建议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小编们,可以观看历史学者写的专文,比如著名历史学者玄同的专栏。
崇祯皇帝继位后,先后叫停了辽东抚赏和插赏,并在大荒之年叫停了市米,这使得各部落唯一赖以活命的马市被关停,原本在明金之间中立的朵颜各部,纷纷倒向后金,而其中的喀喇沁一部,即为后金入关的向导和前锋。【1】
原本为明朝守边的保安,倒过来引狼入室。

2)蓟门守军叛明降
2)蓟密永守军叛明降敌,一路放行后金军,直至蓟州城
喀喇沁导奴入寇,仅仅是明朝边防被背叛的开始。接下来的蓟门守军集体降敌,才是真正的背后捅刀子。
作为明朝的中部防线,在《度支奏议》之《登答方关院蓟密永新军饷疏》一疏中,提及蓟密永三协有10万大军。然而在崇祯二年后金第一次破口,这10万大军缴械投降,甚至同喀喇沁里应外合,联手将蓟州战区的北部拱手相让给后金。
蓟密永守军降敌,是明末第一次大规模的边军投敌事件。
崇祯二年十一月初一,罗文峪守备带着蓟门的粮草,投降后金。【2】
十一月初三,后金攻遵化。《崇祯朝野纪》记载,遵化被汰军在城中放火,开门迎敌,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后金取得遵化城。
三屯营城守军开门迎敌直接投降,总兵朱国彦上吊自杀。后金兵不血刃取得三屯营。【3】
十一月十一日,后金军抵达石门驿,驿官开门献城,牛酒迎敌。【4】刘宗周是当时的顺天府尹,他的奏疏内容,将整个蓟密永守军叛明降敌的情节描绘得非常详细。
至此,从大安口到石门驿,后金军所过之处,10万蓟密永守军望风而降开门迎敌,黄台吉兵不血刃攻克蓟州防线的北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灾难性的事变?答案是崇祯皇帝主持的蓟密永裁汰酿成兵变。【5】
蓟密永守军集体投敌和皮岛毛文龙通敌,都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崇祯皇帝刻薄裁饷。
而后金取得石门驿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蓟州城。

3)黄台吉潜越蓟州城
袁崇焕在遵化陷落两天后,率辽镇32000大军抵达蓟州城。
而此时的蓟州城,只有5000守军,保定总兵曹鸣雷率1500保镇兵马还在前来的路上。【6】
因此从结果来看,袁崇焕及时赶到蓟州城的最大作用是保住了蓟州城,阻止了这5000兵类似遵化、三屯营一样开门迎敌公然投敌。
如果没有袁崇祯及时率3万2千大军即时赶到,即便这蓟州5000兵不学其余10万蓟密永大军背叛明朝,而是倒过来选择抵抗,兵力薄弱也是守不住的。
十一月初九当天,袁崇焕在蓟州开始分兵驻守各要塞,辽镇12000兵被派去守各个关口。【7】
而剩余2万马步,则由祖大寿亲率,在蓟州待敌。【8】
随后,保定总兵曹鸣雷率1500保镇兵马赶到,被分配守蓟州城的任务。
十一月十三日,黄台吉并没有率军强攻蓟州,而是选择了潜越。
后金是如何潜越过的蓟州?目前后金、明朝、朝鲜三方原始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尚有些争议。但经过明末历史爱好者的研究,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石门驿叛军的引导下,从蓟州东南角九百户小道穿行,绕开了袁崇焕严阵以待的防线。
本导师对这段历史推测有专文,《后金潜越蓟州,黄台吉如何绕开了袁崇焕布下的天罗地网》,欢迎提出不同观点。
因此,袁崇焕在蓟州城堵截战中的功和过都有。
功,是及时阻止了蓟州城军队叛明投敌的可能性,保住了蓟州城。
过,是精心设计的堵截计划落空,使后来的京师保卫战处于被动状态。

4)后金军击溃宣大军,兵薄京师
在黄台吉后金军绕道过蓟州城后,他们接下来是面对宣大军驻守的三河和顺义。
按理说,黄台吉选择绕蓟州城,军事上存在着的巨大的风险,因为此时的后金军处于关宁军和宣大军前后夹击之间。只要宣府总兵候世禄据三河城而守,袁崇焕从蓟州城赶至三河,后金军会随即处于宁锦之战被明军内外夹击的局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让这个可能性变成0。
袁崇焕被任命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后,原本派候世禄守三河,但候以无粮为由,上疏请求去通州。但其实宣府军并没有去通州,而是去了顺义,那里是大同总兵满桂的驻防区。
按理说,一万宣大军合兵,也不算是什么坏事,集中兵力守一城胜算更大一些。
但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一万宣大军在后金到达顺义城后,满桂军一触即溃,直接弃守了城堡,并跑去抢劫百姓。【9】
满桂这种不负责任的跑路行为,是后金顺利打到京师城下的直接原因。
黄台吉一路无阻通过三河、顺义之后,到达了通州北。
此时通州城有2万兵马,主要由京营兵和保定军构成,守将是明末两位功勋卓著的名将,孙承宗和杨国栋。《后督师纪略》对于这一情节记载比较详细。
考虑到京营兵和保定军战斗力较差,且通州城为漕粮重地不容有失。因此,孙承宗和杨国栋没有率部出城截敌,是可以理解的,不必太过于苛责。
过了通州后,黄台吉兵薄京师。

5)袁崇焕率辽镇军解围京师
在蓟州防线被潜越后,袁崇焕在蓟州抛下了步兵,率9000骑急行军,最终在十一月十六日赶到了河西务。【10】
而此时的后金军正在通州北。
河西务也是漕粮重地。
接下来,袁崇焕并没有选择向北去找通州的后金军决战,而是去京师。《辽师入卫纪事》的解释原因是兵马疲惫。本导师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袁崇焕深知明金双方的战斗力差距,他只有拒城而战,才能有败敌的把握。
既然判断出后金的下一个目标是京师,袁崇焕9000骑抢先一天抵达了京师。驻营东南角的左安门。
后金军随后从通州到达京师,驻营在京师东北角。
而此时,京师北的德胜门驻有从顺义败退至此的宣大军1万骑。
十一月二十日,黄台吉兵分两路,同时对德胜门的满桂军和广渠门的袁军发起攻击,企图一战而将明军一网打尽。
两战一胜一败。
德胜门之战,候世禄的宣府军直接逃跑,只剩满桂率5000大同军独自奋战,此时城上开炮,没有打中后金军却误伤了大同军。【11】
此战满桂所部被彻底打残,只余200兵不到。满桂自己也负伤,卧关圣庙。
而在另一个战场广渠门,后金军却被袁崇焕所部9000骑击溃。
此后,关宁步兵从蓟州赶来会合,袁崇焕所部2万关宁军先后与黄台吉进行了左安门之战、夜夜袭大营之战。这2万关宁军成为京师城外唯一支保卫都城的明军有生力量,也是黄台吉攻取京师的唯一障碍。
袁崇焕率2万关宁军,同后金军在京师城下浴血奋战整10天的时间。10天耗下来的结果,是后金军矢尽粮绝,无法继续维持。【12】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后金从京师撤退向西侧的良乡,京师保卫战的第一阶段以明军的获胜告终,袁崇焕千里入援成功解了京师之围。
而正在袁崇焕布置追击金军之际,崇祯皇帝平台召见,将其下狱。【13】

6)袁崇焕的联蒙抗金政策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上疏提出抚赏蓟北朵颜36家,联蒙抗金。崇祯许可后,袁崇焕即在高台堡许以柴薪易米帛,向大饥荒中的束不的等部提供生存物资。奏疏原文较长不便贴出,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
而由于崇祯在之前停了抚赏金,朵颜各部无钱买米,遂私通后金,将马市换来的布匹卖给后金,赚取其中差价,再来马市买米布。
陈仁锡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他来到宁远公差,听到了一些传闻,汇报给崇祯皇帝。【14】
陈仁锡明确表示,他写下的都是道听途说的。然而,这些道听途说的事件,有的确实是真实的,有的却是荒唐得离谱。
比如束不的部在与后金私通,是确有其事。至于帮助世仇插部卖妇女,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了。
必须承认的一个现状就是,在崇祯上台后,由于后金的征伐以及崇祯的停抚赏,原本臣属于天启朝的蓟北朵颜36家,与崇祯朝及后金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一些部落开始借后金之力自保。
正是因为如此,袁崇焕提出的抚蒙抗金之策,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争取中间的蒙古各部为明朝所用,至少不与明朝为敌,是一项非常切实和有效的方针。
但是,崇祯皇帝接到这些虚实皆有的汇报后,下旨责问袁崇焕、喻安性等人,袁崇焕一边如实地汇报了束不的等部私通后金的情形,一边坚持请求抚蒙,力争36家为明朝所用,最低限度是保持中立。【15】
然而,崇祯皇帝的圣旨要求计口换粮,但同时又声明凡卖米布者,以通夷罪者论处。
圣旨内容前后冲突,使得计口换粮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于是,高台堡马市随即关停,36家在大荒之年藉以活命的唯一马市被关停。
崇祯二年10月底,36家中的喀喇沁部导奴入寇,原本为明朝边境守门的保安,揖门引盗入室。

7)袁崇焕蓟门增兵计划
崇祯二年前后,崇祯皇帝下旨在蓟密永汰兵裁饷,酿成兵变。
而袁崇焕在抚蒙计划被崇祯否决后,预感到蓟州防务上的隐患,他先是从关宁480万定额中挤出经费,将被裁下来的33300名蓟密永新兵中的12000名留下来,以关宁辅兵的名义,继续在永平服役。【16】
随后不久,上疏请求在蓟密永增兵。【17】
袁崇焕在当时的做法,似乎是在同崇祯皇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崇祯皇帝为了省一点钱,刚刚千辛万苦地将蓟密永3万多军队裁了下来,袁崇焕居然要求增兵。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是明摆着抬杠和打脸了。

8)后金临入关前的辽东军事冲突与辽军援蓟
崇祯二年六月初,袁崇焕在双岛斩杀通敌的毛文龙,引起了后金汗黄台吉的警觉。
六月底,黄台吉致信袁崇焕,非常严肃地列举了袁崇焕假议和的证据,并警告会导致严重后果。至此,为期一年的款为旁着,以被后金识破而告终。
九月,明金双方随即在辽东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袁崇焕率关宁军再度挫败了黄台吉的攻势,朝鲜文献称之为陵巨里之战。【18】
在应付后金攻伐锦州右屯的的同时,袁崇焕侦察到后金军的举动,担心黄台吉会绕道攻击漏洞百出的明朝中部蓟密永防线,派辽镇精锐部队入蓟协防。然而,蓟州巡抚王元雅并不相信来自辽东的情报,将辽镇援军退回了。【19】
9)千里入援,蓟州布防被潜越
崇祯二年10月29日,接到蓟警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率辽师千里入援。
而正在此时,从大安口、马兰峪、遵化到三屯营,蓟密永10万大军纷纷开门迎敌投降献城,一路放行后金军。
而袁崇焕的急行军,终于抢先一步赶到了蓟州城。就在他眼皮低下,石门驿也开门献城,牛酒迎敌了。
袁崇焕合三镇兵共计26500兵马,驻守蓟州城,试图堵截后金兵。然而却被黄台吉绕过了蓟州城防线。
尽管及时阻止了蓟州城开门迎敌有功,但防线被绕过,袁崇焕作为蓟州城保卫战的总指挥,是有责任的。

10)天启年间毛文龙牵制后金的真实水平
应该说,天启年间的毛文龙不仅有充足的军饷,而且有抗金愿望。天启年间的东江军,一直是后金大后方的心头之患。
但是,尽管天启年间的毛文龙有抗金的主观愿望,东江军的战斗力却不强。牵制能力饱受朝廷非议。
天启六年正月,后金汗老奴攻宁远,天启帝下旨要求毛文龙出兵捣虚,毛文龙未能遵旨,坐视了宁远之战,被责问牵制安在。【20】
事实上,在毛文龙的有生之年,后金一共发动了三次伐明之战,分别为天启六年正月宁远之战、天启七年五月宁锦之战,崇祯元年五月锦杏之战。毛文龙无一例外坐视了明金交战。
其中发生在天启年间的两次明金大规模交战,当时的毛文龙还是有积极主观的抗金愿望,然而限于自身的实力不继,无法完成天启帝下达的出兵旨意。
但不管如何,还是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毛文龙和他的东江军民,在整个天启年间,都或多或少地对后金存在着牵制作用。

11)崇祯年间毛文龙遭遇崇祯断饷,私通后金纵兵抢掠登莱
然而,崇祯皇帝上台后,却认定毛文龙没有作用了,就干脆让山东布政司停掉了毛文龙的军饷。【21】
本来在天启年间还有那么一点牵制作用,却被崇祯皇帝的刻薄亲手摧毁了。崇祯年间的毛文龙在停发军饷后,为了保全8万皮岛军民的生存,在皮岛私开马市,走私后金的参貂换取登莱客舡的粟帛。
崇祯二年春,也即崇祯皇帝下令停东江饷的第六个月,毛文龙率军武装洗劫了明朝的登莱地区,同明朝廷彻底走向了对抗。
本导师特作长篇专著《复原历史上真实的毛文龙,长篇专文客观评价明末平辽总兵的一生》详细描写了毛文龙从天启年间的抗金名将,沦落为崇祯年间通敌叛国的全过程。

12)结论
仔细分析后金打到京师的原因,崇祯皇帝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主要包括以下。
a) 停抚赏导致喀喇沁导奴入寇,原本为明朝守边的部落揖门自盗。
b) 蓟密永裁汰酿成兵变,10万大军集体投降开门迎敌,直接出卖明朝。
c) 停东江饷,将原本有牵制作用的毛文龙逼到通敌叛国之路。
后金平到京师,与崇祯皇帝在事发之前一系列的胡乱指挥,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崇祯皇帝本人,正是后金打到京师的第一责任人。
文献:
【1】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内附。皆岁有赏。至是,中外迎上旨,并革其赏。诸部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於是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建人尽收之。《山中闻见录》
【2】右翼诸贝勒,率兵会上于遵化。罗文峪守备李思礼,赍屯粮册籍来降。《清太宗实录》
【3】兵部疏言准督師袁崇煥疏言臣初五日行至撫寧縣知遵化城被克初七日至沙河驛聞三屯營官軍經開門自潰于是畿東州縣俱有聞風離散之形。。。《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4】乃今日前锋一逼而石门驿官以牛酒迎矣,则州官县令转相效尤可知也《再申人心国势之论以赞庙谟疏》刘宗周
【5】朝廷忧饷匮,以清汰责诸镇,顺抚王应豸顺内旨,首奏清核冒饷50万,三屯营兵鼓譟,下烽台挟饷,抚之旋定。应豸被槛车征置狱,以王元雅代之。镇抚顺天元雅,主汰饷议如故,减额并伍,各隘口尖哨,尽失戚继光遗制。《山中闻见录》
【6】廵按直隸方大任疏言西恊副將翟從文等併昌鎮縂兵尤世威等見駐薊州兵馬止五千一百九十四員名而世威等臣已檄令前進不能專留薊也保定總兵曹鳴雷報到起程赴援兵馬纔一千五百餘員名耳其途尚遠《崇祯长编》崇祯元年十一月戊子
【7】兵部疏言准督師袁崇煥疏言臣初五日行至撫寧縣知遵化城被克初七日至沙河驛聞三屯營官軍經開門自潰于是畿東州縣俱有聞風離散之形至撫寧知縣官集生軍民為守臣助之火器火砲及教師至永平則畿東重地也道府縣鄉紳矢志前守臣劉參將楊春領步兵三千為守仍恐不足次日遊擊鍾宇到臣令恊同防守又遣遊擊滿庫領步兵二千守遷安至豊潤縣民多止弗去臣留參將鄒宗武領步兵二千為守玉田則縣官去而復回庫已被刼臣叱之留遊擊蔡裕及龔彰兵三千為守臣又虞関門為薊遼咽喉湏重將鎮之即以朱梅守建昌路為東恊最冲亦撥遊擊劉鎮華領步兵二千為守臣亦提兵駐薊州藩其西惟西恊石古曹墻亦與敵共之但爭內外耳方與督臣計以固四路而断密雲平谷俟酌定而後入報兵部疏言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志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恐今與督臣計所以固四路而断密雲平谷則尚有各路援兵可聽調遣知崇煥必有以善用之矣淂旨申飭《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8】"祖大寿兵丁二万人,战马一万一千匹,费用不赀。倏忽东溃外。"《度支奏议》《遵旨查明援兵实数疏》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题
【9】“其大同兵未知果抵何处曾给行粮与否乃遂肆掠逼至近郊殊不可解或谓往日徵调贼在榆关之外是以犹得从容预办今值虏警陡闻门庭寇迫兼以援兵去来倏忽为时倥此祸变所繇起”《度支奏议》《题为酌议解发援兵行粮以便接供亿事》
【10】十六日,至河西务,营城外。有一兵擅取民家饼,当即枭示。薄暮,集诸将议进取,皆云宜径趋京师,以先根本。余谓:“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诸将又言士马疲敝,恐难野战。《辽师入卫纪事》
【11】二十日虏薄城下,与袁师杀伤相当。至德胜门满桂总兵战败。城上放炮不能及虏。杀满残兵殆尽。《文文肃公日记》
【12】七日丁已,晴。朝江差官送一小札,内昨日有人自京师来,云奴贼大败之后,矢尽粮绝,乱奔向南,祖总爷大兵跟随捕剿,袁老爷仍驻沙窝门外。目下奴贼当殄灭矣。此人今初二离京,的信时闻。《雪汀先生朝天日记》
【13】十二月一日,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摄,而忽报招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召狱。随有内臣车应祥奉命谕辽东将士,将士放声大哭。从此人心惊惧,不复有固志矣。《辽师入卫纪事》
【14】《与宁远武进士门生王振远陈国威料束虏必引奴入犯谋以扈送前屯兵夜擒之高台堡纪事》:“三月至高台堡,行道纷纷,有谓插酋将所劫女妇,令束酋卖与此中,将官价止八金者;有谓四方稇载粮米出售,来酋转而转之奴者”。
【15】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督师尚书、蓟辽总督、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郎中方孔照抄出。
【16】”即津门汰兵以后,津部督臣移书及臣,亦谆谆以兵难骤散,饷难顿减为言,尚不知何日方得扣除四百八十万之额,何日方得恰符也。臣草疏巳????接蓟辽督臣刘策分属新旧粮银一揭,内称蓟镇新兵除督师经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之外,再选七千八百十员名驻劄西协,俱支新饷。若照例支给,则每年经制之外,又应增饷十三四万。额入有限,岂能环中四应?“《度支奏议》新饷司六卷《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
【17】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18】义州府尹书目军官丁大己等甜水站至,侦探回告事,闻状启辞,缘大己等随回答官金大乾之行到同站,逢胡人之迎候胡差者,胡差密言,陵巨里之军不利而还,袁经略修筑广宁城池,军兵甚盛,不久有来渡之患。收合诸处之兵,以为城守之计云,而朝鲜亦与天朝合势云云。《承政院日记》崇祯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9】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为。然而奴逆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辽师入卫纪事》
【20】总兵官毛文龙复请释旧抚王化贞极言化贞为辽人所击心西虏亦乐于助顺称引哥舒翰事愿将海外历受官阶一一归还朝廷以赎化贞之死策令自效得旨功罪原分两途信赏必罚系朝廷操柄毛文龙即使有功岂得代人赎罪况奴酋入犯文龙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乃为失陷封疆之人求宥藐视朝廷是何法纪念海外孤军姑不究《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二月
【21】昨催登莱海防道臣钱粮,随执手书云:今岁钱粮,部与布政司俱不肯发,要将往年多领者扣算。然臣以十余万之乘,而受四十万之饷,无衣无食,吁告九重,今反以二万八千为额,复将上年领过钱粮,扣作今年粮饷,而呼庚呼癸之众,速绝气于今日也。《毛文龙为三军命若悬丝疏》
 楼主| 发表于 2019-7-18 00:41: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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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军队的1个残忍陋习,让崇祯永远失去了战胜清朝的机会



周文郁,是明朝崇祯时期辽东前线的一个武将,曾经在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手下效力多年,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间的很多关键战事。周文郁不仅武勇过人,且文采斐然,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边事小纪》,记述了自己的一生征战生涯和耳闻目睹的重大史事,历来被后世视为研究明清战史的第一手史料。书中记述了崇祯三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这次战斗少有人知,但却对当时的明清战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战斗是“两灰口之战”。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明朝武将刘兴祚,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骑兵小队,在永平城外的山区两灰口一带,“陡遇贼数千骑,”突然遭遇清军数千骑兵。刘兴祚率部拼死力战,但因为众寡悬殊,明军很快伤亡殆尽。刘兴祚浴血奋战且战且退,因战马受伤逃逸,被清军团团包围。刘兴祚仍不肯屈服,“箭衣力战,自卯至申,杀贼无算”,最后被清军乱箭射死。

两灰口之战,看似明朝只损失了一个武将和百十人的小部队,但却使得明朝武备实力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创。因为战死的刘兴祚,虽然知名度不高,但他是当时明清战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史记》记载,楚汉相争时,项羽派说客武涉劝降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这句话用在刘兴祚身上也是差相仿佛。
这要从刘兴祚的出身说起。刘兴祚,原是明朝关外开原人,自幼生长于明清战争最激烈的辽东第一线。万历三十三年,刘兴祚弃明归清,成为努尔哈赤手下一个士兵。至于刘兴祚归清的详情,明清双方史料各执一词,明朝史料《边事小纪》、《天香阁集》都记载,刘兴祚是在后金军进犯明朝时被掳掠而去,但清朝史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却记载,刘兴祚是主动前去投奔。但刘兴祚出身明朝人的身份是确切无疑的。

刘兴祚归清后,因其通晓文墨,且有胆有识,努尔哈赤正在崛起阶段,东征西讨战事频仍,正在用人之际,刘兴祚凭借自己的才能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受到努尔哈赤的重视。万历四十六年,升任后金备御,天启元年四月升任参将,当年八月又在对明朝战争中立下大功,升任副将,独当一面,负责辽东四城金州、盖州、海州、复州的防务,跻身于后金重要武将之列。此时的刘兴祚已被努尔哈赤视为心腹干将。为了笼络刘兴祚,努尔哈赤丝毫不顾虑刘兴祚“非我族类”的身份,亲自做主,把自己孙子萨哈廉的乳母之女许配给他,从此刘兴祚也俨然成为半个“皇亲国戚”。《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甚至曾经当众把自己的貂裘赠给刘兴祚,以示器重关爱。

然而让努尔哈赤始料未及的是,刘兴祚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一场难以排解的纠结矛盾。随着年龄增长,刘兴祚对故国明朝的思念之心日甚一日,对八旗军对明朝军民烧杀掳掠暴行日益反感。由于相关史料缺失,谁也无法准确获知,刘兴祚思想为何突然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早在天启元年年末开始,刘兴祚已经暗中开始了叛清降明的准备活动。他多次故意拖延努尔哈赤下达的征收粮草税银的任务,有意阻挠干扰清朝军事行动,《边事小纪》记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他甚至利用自己身为后金高级将领的机会,获取后金军情机密,暗中与明朝边将传递消息。《崇祯长编》就记载,“大清两次入关,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简直成了明朝在清朝的大卧底。
崇祯元年九月,刘兴祚孤注一掷,抛家弃子,孤身叛逃明朝,正式回归到他梦寐以求的祖国怀抱中。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最先意识到刘兴祚的重要价值,他对刘兴祚的归来极为兴奋,于崇祯二年上书崇祯,极力强调刘兴祚的忠诚可靠,与其可利用价值。

袁崇焕无愧于一代名将,慧眼识人。刘兴祚身为清朝高级武将,深受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厚爱重用,却叛清降明,使得清朝对他恼怒万分,恨之入骨,换而言之,刘兴祚从此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他的忠诚度毋庸置疑。刘兴祚担任清朝高层将领多年,长期参与清朝高层决策,对清朝军国大事内幕知之甚详,对八旗兵的布防配置、惯用战术、强项和缺陷都了如指掌,能为明朝提供对清朝作战至关重要的决策参考,使得明朝从此知己知彼。
更为关键的是,刘兴祚本人就是一员虎将,剽悍善战,勇武绝伦,足智多谋,在当时明军武将序列中是一员难得的将才。《边事小纪》记载,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兴祚接受明朝经略孙承宗派遣,参加永平保卫战。刘兴祚只带八百骑兵,乔装改扮成清军队伍,打着清军旗号,在青山营冒儿头对清军大营发起突袭,“当阵斩获五百九十二级,马骡称是。贼尽弃所掠妇女辎重而去”,小试牛刀,大获全胜。

看似战果不算很大,才斩杀五百多清军,但意义非凡。须知明清开战以来,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战场全面转入守势,明清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巨大差异,使得明朝一方只能依托城防凭坚固守,很少敢与清军硬碰硬野战交锋,只要野战对敌,明军几乎必败无疑,单次作战斩杀清军数目,往往少得可怜。《明季北略》记载,明朝总兵贺世贤,在一次战斗中仅仅“斩一级、获一盔、夺四鞑马,而遂诵功于部院”,就堂而皇之向兵部报功,让人啼笑皆非。刘兴祚不仅敢于出动出击,并且一次斩获五百多首级,可谓空前绝后。他的勇气和战斗力,在当时明朝武将中绝无仅有,堪称崇祯手下的“王牌”战将。
当时即使是孙承宗这样公认的名将,也只能采用“筑城退敌”的笨办法,在辽东前线修筑一座座星罗棋布的城池,作为明军防守据点,即所谓关宁防线,靠这种办法蚕食敌境,“恢复失地”。这种战术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成本实在太高。《崇祯长编》记载,孙承宗仅在天启年间,就在关外新修筑“四十七城堡”和小型堡垒敌台一百二十六座,每修筑一座城池堡垒都耗资不菲,每新增一座城堡都要新增一批守军,筑城数量和兵员数量激增,导致军费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书朝廷,对孙承宗这种“奢侈靡费”的战略痛加批驳,他算了一笔账,仅仅在辽东、登莱前线,一年要消耗军费五百二十万两。而明朝边防九边重镇,此前一年才合计消耗军费三百四十多万两,如今辽东一镇一年就消耗五百多万两白银,《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天启年间整个明朝一年正项财政收入“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明朝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辽东一地之军需,仅仅辽东军费一项足以让明朝经济崩溃。方有度指出,长此以往,即使“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即使清军不来进攻,明朝也要因此民穷财尽,彻底“破产”。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攻防两种手段缺一不可。即使明朝能够承受“筑城退敌”的高昂费用,明朝长期单一依靠凭借坚城防守,进攻端却极度软弱无力,很少敢主动出兵,与凶悍的八旗兵进行硬碰硬的会战,也就无法大量杀伤清军有生力量,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想赢得明清战争胜利,近乎天方夜谭。而刘兴祚的加入,则可以瞬间加强明朝进攻端力量,有望彻底扭转这种只守不攻的被动局面。如前所述,刘兴祚在清军中混迹十几年,本人骁勇善战,又熟谙清军打法和弱项,他只带八百人,就敢直接挑战精锐的八旗兵,光天化日冲进清军大营,打得八旗兵伤亡惨重大败而逃,在之前的明清战事中绝无仅有,其战斗力之强足以让当时所有明军武将汗颜。

明朝学者谈迁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国榷》中设想,假若崇祯能“假兴祚为锋,潜出万骑,逾辽河掩其后”,让刘兴祚带领上万精兵,深入清朝境内进行一次大规模反击战,“利则进,否则疾返,虽未即胜,令建虏知我不测,将来未敢轻目我也。”谈迁所说可谓真知灼见。以崇祯初年的明朝实际情况,国内农民起义还未成气候,明朝完全有可能抽调一批精兵强将由刘兴祚指挥,发动对清朝反击。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崇祯如果对刘兴祚善加利用,委以重任授以重兵,刘兴祚就会成为明朝进攻端的一把尖刀,明朝就能实现攻防两手硬的最佳状态,明清战局有望从此大为改观。清朝综合国力远不如明朝,所倚靠者无非是八旗兵强悍的战斗力,明朝有了刘兴祚这员悍将,就能从攻防两端全面遏制清朝,逐渐夺取战场主动权,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刘兴祚壮志未酬身先死,让明朝扭转败局的最后一个希望就此泯灭。刘兴祚之死,可以说死的很冤枉,死的很不值得。他是被明朝军队中一个沿袭已久的残忍陋习害死的。明军中不知何时起形成一项制度,每次战后,将士们把割取的敌军首级带回,送交上司过数,作为战绩军功的考量依据。你说你打了胜仗,一仗消灭多少多少敌军,口说无凭,把敌军首级拿来。

这种残忍陋习,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将士虚报军功战绩,但其弊端却更多,明军往往因此吃大亏。一代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就指出,明军每当临阵大战之时,“杀倒一贼,三、五十人互相争夺,却将败贼忘了追杀”,激战正酣时,几十个人去抢一个敌军首级,白白放跑很多敌军,甚至在争抢首级时,敌军大队乘机反扑,明军反而大败。《建州闻见录》记载,明清萨尔浒大战时,西路军刘铤所部以清军交战,本来已经胜券在握,“胡兵几不能挡”,明军只要乘机穷追猛打就可取胜,但明军却突然不打了,“争割首级,无意力战。”“故以致败覆。”
刘兴祚也是吃了这个陋习的大亏。刘兴祚原本是清朝武将,清军并没有以首级记功的习惯。但他降明后,只得入乡随俗。崇祯二年十二月二十九的青山营冒儿头之战中,刘兴祚斩获清军首级五百九十二个。这些首级按照惯例,应该送到永平城由上司登记。崇祯三年正月初三,刘兴祚“押解金人首级,赴永平报验”,结果在两灰口遭遇清兵,壮烈殉国。设若明军中没有这项残忍的首级记功的陋习,刘兴祚也就不会有这次永平之行和两灰口遭遇战。只要这个重要人物不死,明朝对清战争大有可为。然而也许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明朝气数已尽。随着刘兴祚的死,明朝扭转明清战局的最后希望破灭,崇祯败局已定,永远失去了战胜清朝的机会。
 楼主| 发表于 2019-8-5 00:12:59 | 显示全部楼层
嘉靖二年 三月乙巳,俺答寇大同。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纪一》
嘉靖八年 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塞。总督王琼率兵御却之。 《河套志》卷一《河套建制沿革考》
嘉靖十三年 七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复拥众十万,从延绥、定边、乾沟,入铁柱泉,谋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岘,遂深入安会金三县。大帅刘文击破之,斩首五十级,已击其归路,又破之,斩首五十七级。 《万里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嘉靖十八年 俺答、阿不孩往丰州迤南……(明军)斩首捕虏凡一十八级,夺获马凡六十七骑,明甲三、铁甲一,夷器达箭五百一十有奇。八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剌不台吉及小王子……骑千余,从阳和二边入。汉兵追至十里关,斩首一级,夺获马一十二匹。 《万里武功录》卷七《中三边·俺答列传·上》
嘉靖十九年 俺答……分道入寇,越大同,度雁门,入宁武、岚静等处,杀人畜万计。 《土默特旗志》卷一下《大清一统志载建制沿革考》
嘉靖二十年 八月,俺答、阿不孩、吉囊分道入寇,总兵官赵卿帅京营兵,都御史翟鹏理军务,御之。九月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纪一》
嘉靖二十一年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壬寅,入雁门关。丁未,犯太原。秋七月己未,俺答寇潞安,掠沁、汾、襄垣、长子,参将张世忠战死。 《明史》卷一十七《世宗本纪一》
嘉靖二十二年 是春,俺答屡入塞。秋八月,犯延绥,总兵官吴瑛等击败之。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嘉靖二十三年 是秋(俺答)入大同塞,总督尚书鹏御之,虏退。……十月,虏破宣府塞,入紫荆关…… 《皇明北虏考》《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
嘉靖二十四年 八月, 庚戌,俺答犯松子岭,杀守备张文瀚。是月,犯大同,参将张凤、指挥刘钦等战死。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嘉靖二十五年 六月甲辰,犯宣府,千户汪洪战死。秋七月,是月,俺答犯延安、庆阳。九月,俺答犯宁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击高极战死。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套虏薅台吉领众犯凉州,副总兵萧汉领兵御之,游击王勋援兵不至,阵亡官军三十三员名,射走死官马五十三匹。 《边政考》卷五
嘉靖二十七年 八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指挥顾相等战死,周尚文追败之于次野口。九月壬午,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隆庆,守备鲁承恩等战死。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嘉靖二十八年 二月,壬子,俺答犯宣府,指挥董暘等败没,遂东犯永宁,关南大震。乙卯,周尚文败俺答于曹家庄。丙辰,宣府总兵官赵国忠又败之于大滹沱。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嘉靖二十九年 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丁丑,俺答大举入寇,攻古北口,蓟镇兵溃。戊寅,掠通州,驻白河,分掠畿甸州县,京师戒严。壬午,薄都城。……甲申,寇退。[6] 《明史》卷一十八《世宗本纪二》
 楼主| 发表于 2019-8-10 21:58: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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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入卫纪事



首先作者周文郁在当时是袁崇焕军中旗鼓官,长年跟随他的左右,甚至参与决策,我认为他的这篇《辽西入卫纪事》可以算北京保卫战前后的第一手资料,比其他笔记甚至正史(比如崇祯实录,太宗实录,明季北略)都更有价值,因为作者是这一切的亲历者,其他笔记作者大多都是道听途说的,正史作者也未必在当时处于这一切的第一线。


《辽西入卫纪事》
         
         崇祯元年戍辰秋七月,余偈督师袁公崇焕于长安,偶谈间遂订出关之约。八月至宁,得公简练鼓励,气可吞胡,种种作略,出人意表。未及期而虏已在目中矣。是以奴眈眈欲先发破我成局。
(这些没什么实际内容,讲袁崇焕意气风发准备制定各种方略与后金对抗,但是后金决定先发制人)

         己巳春,余请归不得。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余亦启曰:“辽事颇整,奴来无患,惟蓟边单薄,我当速发一劲旅往备乃可。倘奴谍知,亦可潜伐其谋。”公然之。
(己巳春,周文郁想请假没有得到批准。七月得到情报后金想要渡河,袁崇焕忧虑蓟州的防御,周文郁也说:“辽东防线紧固,不怕后金来,但蓟州边界防御单薄,我们应该迅速派出军队支援那里。”袁崇焕表示赞同周文郁的看法。那句“亦可潜伐其谋”是什么意思?吧友答:让对方计划还没实施就不得不终止)

         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为。然而奴逆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
(九月份,得知后金已经渡过河,袁崇焕派谢尚政等人去蓟州加强防御,到那以后,蓟州巡抚认为关于后金的情报没有得到确认,约束谢尚政他们的行动。后金军队行动诡异,竟然踪迹难寻,于是蓟州防御越来越松懈)

        十一朔,公自宁远往山海,过前屯,得报:奴已困遵化矣,盖前七日,从大安口入也,于是疾趋关。先令赵总兵率教所部援遵;飞檄祖总兵大寿精简辽士入援。初四日,辽兵至关。次日,公遂亲帅以西,令余主旗鼓。初六日至永平,闻遵化已陷,抚军王公元雅死之,赵总兵亦力战以死。公怀甲星驰,次榛子镇,奉上谕,令公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初九日,入蓟料理战守,以旧总兵朱梅 副将徐敷奏等守山海;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镇华守建昌;参将邹总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以昌镇尤总兵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宣镇侯总兵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保镇曹总兵鸣雷同辽镇祖总兵等驻蓟以遏敌。
(十一月一日,袁崇焕从宁远到山海关,经过前屯时得知后金已经在围困遵化城,原来是七天前后金就从大安口进来了,于是袁崇焕赶往山海关,先派赵率教带领其军队驰援遵化,然后派祖大寿率领辽东军往关内赶。十一月初四,祖大寿率领辽东军到达山海关,第二天袁崇焕亲自带队往西进军。初六到达永平,得知遵化成已经沦陷,赵率教力战而亡袁崇焕加速行军,到达榛子镇,接到皇帝命令,袁重华负责调度各路援兵。初九,袁崇焕进入蓟州城部署,朱梅,徐敷奏等人守山海关,杨春守永平,满库守迁安,刘镇华守建昌,邹总武守丰润,蔡裕守玉田,尤世威仍去守昌平包围皇陵,候世禄三河,防止后金向西进军,曹鸣雷驻守蓟州遏制后金军队。)

          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敌酋,军声大震。余极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
(十一月十二日,辽东军哨兵在马声桥遇敌,击败了敌军。周文郁对袁崇焕说:“后金军队既然出现在马声桥,那里离蓟州城只有二十里,这肯定是他们的前哨部队,大军肯定就在后面,我们应该迅速准备迎敌。”袁崇焕于是与大家在蓟州城东楼驻扎待敌。)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一月十三日早上,得知后金全军已过石门驿,袁崇焕命令步兵和骑兵全部出城列阵,列阵完毕,200多个后金骑兵驻扎在我军东南方向,相持两个时辰也没有看到敌方大军,袁崇焕命令开炮,一开炮敌军立马就撤退了,最后也没有一人敌人回来,使得我军想战又不能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蹑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
(十一月十四日,得知后金大军已经绕过蓟州城继续往西进军,袁崇焕命令大军追击,其他将领都觉得应该绕道后金军对前面拦住他们,周文郁向袁崇焕请求分兵两路,一路绕到敌军前面,一路在后面威慑敌军,但是其他将领都认为我军人数太少不能分兵。)

         十六日,至河西务,营城外。有一兵擅取民家饼,当即枭示。薄暮,集诸将议进取,皆云宜径趋京师,以先根本。余谓:“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诸将又言士马疲敝,恐难野战。余曰:“不然,今贼在通(州)张湾,距通仅十五里,我兵若屯张湾,取食于河西务。令侦者确探,如贼易,则明与决战,一了百了;倘贼坚,则我乘夜出奇,击其不意,彼孤军深入,势必站立不住。此一定之策也。”诸将狃以勤王之师,必当进京请旨。公曰:“周君言是。第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竟逼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摇动,其关系又不忍言。必我兵先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方是完策。”余又曰:“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公曰:“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故决意趋京师。先发哨拔六人前行,遇保镇逃兵抢掠地方,拔丁斥之,保兵遂操戈相向,伤五拔丁,仅一丁脱回报知。公当差家丁追捕,擒六人以报,于韦公寺审明而斩之。
(太长了我就不一一翻译了,除了讲袁崇焕整顿军纪的一些事,重要的事情就是:十一月十六日到达河西务大家商议决策,大家都觉得应该直接到北京城下稳固下来,周文郁说大军应该直接追敌,不该去京城。其他将领又都说兵马疲惫,恐怕难以和后金在野外决战。周文郁又认为现在后金军队在通州张湾,离通州城只有十五里地,我军应该前往张湾与敌决战,如果敌军松懈我们就正面决战一了百了,敌人要是稳固,我们就夜袭,毕其功于一役。其他将领认为作为勤王军队,应该先到北京城下请旨,袁崇焕则认为周文郁说得对,但是后金军队太狡猾,怕万一又像蓟州城那样表面与我军对持,暗地里绕过我军不与我军决战,加入敌军先到达北京城,北京城的人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一旦人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北京城,在北京城下拒敌才是。周文郁又说外地军队没有得到明确圣旨就到北京城,这样不行。袁崇焕说事情紧急,顾不得其他的了,只要能成功,死而无憾了。于是大军向北京城急行军)

            是晚抵左安门,乃十七日也。下令军韦公寺前,不许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树木,亦不得伤损。其时京城戒严,塘报不能即入。直至更时,始有兵部差官至营,公附奏于差官。
(十一月十七日晚达到北京左安门,全军驻扎在韦公寺前面,当时北京戒严,塘报不能立即送进北京城,知道更时,兵部才有官员来到军营,袁崇焕把报告交到官员手里带进去。)

          十八日,上谴内臣冯允生等六员,诣军中查看。内臣回奏,乃下户。兵二部议发粮草。更差司礼监内臣吕直颁御前青盐千金,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十九日,又赐公玉带一围,六币有副;祖帅玉带一围,四币有副;其诸将各红蟒一袭。户部始发刍豆粮米,然士马已冻馁两日矣。是夕,公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劫奴营,不意行至高密店,为奴哨觉,贼营有备,不得入而返。
(十一月十八和十九日,前面主要讲了朝廷给军队粮饷,十九日袁崇焕派刘天禄等人去劫营,不料在高密店被敌军哨兵发现,无功而返。)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公令余回,余不从。公又曰:“我有奏书二通,子可速回,为我料理。”且嘱勿再来。余还寺,即将奏疏阅发,遂披甲跃马,仍驰军前。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
(翻译:十一月二十日,后劲大军分六路而来,袁崇焕命令迎敌,先派戴承恩在广渠门外选择战场,袁崇焕让周文郁回军营,周不听,袁崇焕又叫周文郁回去为他处理两份报告,并且叫他不要再回来了,周处理完文件立刻披甲上马来到阵前,袁崇焕正在布阵,祖大寿领兵在南面,王承列阵西北方,袁崇焕与周文郁在正西方,露出东面迎敌。)

         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奴奔北,见前处有承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
(翻译:敌军冲击袁崇焕大军东南角,我军奋死反击,敌军往北逃去,正好碰到戴承恩的军队,敌军立刻停下来举足失措,当时要是戴承恩与我军前后夹击,那么敌军必定损失惨重,不料戴承恩却移动阵脚向南逃避敌人,导致敌军又反向杀了回来,直接向西面冲击。一个后金士兵一刀向袁崇焕砍去,旁边袁升高举刀格挡,两刀同时折断,袁崇焕幸免于难,后金军队箭如雨下,袁崇焕和周文郁两肋中了箭像刺猬一样,幸好盔甲很厚,箭射不穿。后面南边的大军前来会合夹击敌人,敌军开始奔溃,我军更加奋勇追击,一直追击敌人到运河旁边,后金军队争相渡河,结果河面冰层破裂,淹死后金军队很多人。广渠门之战从午时打到酉时,大战三个时辰,杀敌以千人计,杀死杀伤后金及蒙古将领多名,我军也有几百人的伤亡)

          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
(因为明军都喜欢以首级论功,经常出现为了抢人头而耽误打仗的事,袁崇焕在战前就严令大家去割人头,必须全力追敌,所以后金军队溃败时大家都一心一意追击敌军没有去抢人头。当晚收兵回营)

         当蒙皇上颁发酒肉各数千斤,麦饼五万劳军。公先望阙叩谢,然后分发诸营,犹诣带伤诸将士所,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其中军何副将问之曰:“旗鼓乃军中紧要官,何早间反令之回?”公曰:“彼署事官,兵凶战危,何忍相累?即兵马冻馁三日,而迫之战,亦非得已。赖主上威灵,诸公戮力,获此一捷,实出意外。然贼自阑入以来,未尝一矢加遗,今遭此挫,其气必沮。俟士马休息几日,再以奇着,破之必矣。”正语间,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
(首先皇上奖赏,然后袁崇焕慰问受伤士兵,回来时何副将问袁崇焕:周文郁作为旗鼓官是很重要的人为何战前你要他回去?袁崇焕说:周文郁是文官,当时情况危险,不想连累他,我军饥寒交迫三天又要与后金军队大战,这战实在迫不得已,但是靠着皇帝英明,大家拼死战斗才获得这场胜利,实在意外,现在敌军遭到挫败必然沮丧,让我军休整几天,再出兵奇袭,必然能击破他们。正说话,突然得知昨晚夜战时满桂在安定门战败,且不知所踪,军队丢弃的辎重很多,袁崇焕派人去找满桂并且派人去检满桂军队所丢弃的辎重,不一会儿回报满桂带100多人在关帝庙中休整。当时还担心满桂会因为战败收到处罚,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满桂被调到内城去了。)

           二十三日,贼移营南海子。晚接上谕,令速进兵。
           二十四日,召对,赐公狐裘一领,盔甲一副。
           二十五,二十六日,奴陈兵于前战处,似进不进,盖欲疲我也。
           二十七日,奴攻外罗城南面,城上下炮击退之。辽将于永绶,郑一麟营,炮药失火,兵立火中不敢退,公当即给赏,每人二十金。
           二十八休兵一日。
           二十九日,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十二月一日,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摄,而忽报招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召狱。随有内臣车应祥奉命谕辽东将士,将士放声大哭。从此人心惊惧,不复有固志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后金军队扎营在南海子,当晚接到上面命令,要求尽快出击。
二十四日,皇帝赏赐袁崇焕。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后金军队在我军前面列阵,像进攻又不进攻,故意想疲惫我军。
二十七日,后金军队进攻北京城南面,城上开炮击退后金军队,有两个军官的军队因为纪律好,袁崇焕奖赏了两个人。
二十八日停战一天
二十九日袁崇焕派500火炮手距离南海子一里地远四面开炮,敌军打乱,离开了南海子
十二月一日,袁崇焕正在派人追踪敌军,忽然皇帝召见,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城,酉时,祖大寿出城告诉大家袁崇焕已经被抓进大牢,宦官车应祥向大家宣读圣谕,三军将士听了放声大哭,从此,大家心惊胆战,意志开始动摇。)

           余时暂主旗鼓,非专司兵马,既不能力歼狂奴以赎公罪,又不能长扣九阍以白公心。遂于二日,护持敕剑符节回山海。
(这段是作者自述,所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十二月二日回山海关)

         初四日,辽兵惊溃而东。其前所守各州,县兵将,亦咸生猜忌,间有径自驱逐者。无何,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滦,永据,卢沟桥则有申甫之败,永定门则有大将军满桂,孙祖寿之死,麻登云,黑云龙之执,马步数万,一掷而空。至蓟州更有兵侍刘公之纶之惨死。贼遂纵横兹辅,如入无人之境矣。
(十二月四日,辽东军离开京城往东而去,前面守各地的军队也开始纷纷猜疑,陆续有人脱离,不久后金攻破良乡,迁安,在固安屠城,占领了滦,永据,卢沟桥申甫战败,满桂,孙祖寿在永定门战死,麻登云,黑云龙被后金俘虏,几万步兵和骑兵全军覆没。最后蓟州刘之纶战败而死,后金军队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地)
 楼主| 发表于 2019-8-24 16:3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满文老档》我军攻其坚城,辰刻抵城辰刻即克,尽歼明兵七万。阵斩主将贺总官、尤总兵官及道员和副将、参将、游击等大员近三十人,其余千总、把总等低级官员不计其数。甫经得其城,歼其兵,忽又来报:“河以南辽东方向见有兵。”汗往观之,见浑河以北一里外,有步兵二万,分立二营,乃命右翼四旗兵取绵甲、携车盾,徐攻其二营兵。右翼四旗兵抵彼,不待绵甲,红巴牙喇兵即进。明之步兵因皆系精锐,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此后,击败其兵,自陆路追杀河中,全歼之。时河南五里外,见一营步兵,有一万人,掘壕布置枪炮、车盾以待。我兵将往战,有辽东之兵、武靖营之兵、虎皮驿之兵、威宁营之兵及三总兵官之骑兵三万来援,于白塔铺前安营,先遣兵三百来战。明张、朱二总兵官率兵放炮蹑踪我先遣之二百名巴牙喇兵,待至左翼四旗大军营地,左翼四旗兵即行反击,败明三万兵,追击四十里,杀其三千,然后收兵攻其后营步兵,尽歼之。明三营步兵未携弓箭,俱执三庹竹木长枪及铦锋大刀,身着盔甲外垫厚棉,头戴棉盔,其厚如被,刀枪不人,然为我兵冲入尽杀之。于是,众军进驻沈阳城,汗驻跸校场,驻兵五日,分沈阳俘虏。
 楼主| 发表于 2019-8-31 01:03: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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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灭亡真是因没进口西班牙重型火绳枪而打不穿清军铠甲?

俗话曰: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激烈的战争中,作战双方往往都会经历相当大的损失。但这是在军事上人人皆知的道理,却在成功入主中原的八旗铁骑面前失去了作用。在清初的史料中,往往会看到满清铁骑面对明军枪炮还能做到零伤亡,还杀得明军望风逃遁,例如“兵发枪炮如雨雪,我军进击无一死者”、“能透二三层铁甲之枪炮,中我赤身或身着单薄者,竟未致伤,皆乃天神之庇祐也”。



看到这样的记载,有人就想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明军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常用火枪威力不足,无法击穿满清重甲,若是能引入西班牙重型火绳枪Musket这样的西方武器就能击穿满清盔甲,也能战胜满清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作为面临巨大军事压力的末日王朝,明朝不仅仅引入了西方的火炮“红夷大炮”,西班牙这种重型火绳枪事实也引入了。以徐光启为首的西法党们不仅仅将西式火炮介绍给朝廷,还通过各种渠道买入了西式的单兵火器,甚至西式盔甲。《徐光启集》:“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盔甲巧匠各十数名,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十数具,铁盔甲十数副”,这其中也包括了重型火绳枪Musket,只不过明朝称这种枪为斑鸠脚铳。


▲西班牙重型火绳枪Musket

斑鸠脚铳铳身长5.5尺,内径0.6寸,铅子重1.6两约59克,这种尺寸和弹重与Musket一致。
早在崇祯三年,西法党即通过天主教会购入了200门斑鸠脚铳和一千门其它类型的西式火绳枪(鸟嘴护铳),并装备到了明军手里。此后通过教会,这种西式武器的军购源源不绝,如崇祯八年两广总督熊文灿还将为了对付海寇而购买的斑鸠铳一百门解送入京。这类武器进入明朝之后,事实上也并未对局势有任何改变,满清铁骑在史料中依旧刀枪不入,不损一人。


▲史料记载的斑鸠鸟铳与Musket的对比图

那么,难道满清都是人形高达能避枪弹吗?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满文老档中多次记载,清军为了遮蔽明军火炮火枪的伤害,往往身披两层重甲,并且推装有非常厚的木板盾车在最前方遮蔽枪弹,在乾隆年间成书的满洲实录还把穿重甲推盾车的清军士兵画了下来。如果清军真的刀枪不入,何以还需披挂两件重甲并推着盾车躲避明军枪弹呢?
答案不言而喻,为了凸显满清统治者的英明神武,清初史料往往故意夸大对手的兵力和损失,遮掩自己的损失,将自己表现的锐不可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满清最终入主中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种神话祖先的行为贯穿了清王朝的始终。


▲满洲实录中着重甲推盾车的清军士兵

破解这类神话并不难,仅需要从史料中遗留的蛛丝马迹去寻找即可。满清史料中承认的最大伤亡发生在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这里仅承认损失了五百士兵。但是这里有2个游击战死,以这个为准绳分析历次大战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猫腻。
例如被称作辽左第一血战的“浑河之战”,清军攻击川军时“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除了2名游击,还有一名更高级别的参将被明军活捉。仅从高级将领的损失情况就可以看出此战清军伤亡很大,绝对超过了宁远之战,但是史料却并未载明清军自己究竟有多少损失。



这种现象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更为明显,为了对付明朝的区区7千锦州援军,身为八旗旗主的王爷多铎居然被明军打坠马,幸亏被部下奋力救出。这充其量是一场胜负相抵,互相撤军的接触战。但是在清军史料中依然记载明军大败。而且清朝史料更宣称仅用1万兵力就击败了援军宋伟吴襄所携的4万明军。而实情却是当时明朝重心在对付西北民变,并无多余兵力支援辽东。此时辽东全部明军只有约六七万之众,仅大凌河城内被围困明军就有1.4万。相当部分明军还需要守卫宁远、锦州、松山等城,能派出支援的总兵宋伟只携带了5000兵力,吴襄也仅有一千多家丁,加上途中各卫支援的兵力,这一战明军连2万人都不一定凑得出,又如何凑出满清宣称的4万人?修清史稿的民国学者大概也看不过去,最终将明军兵力修正为2万人。


▲明末兵书《西法神机》中记录的红夷大炮

最为明显的战例是发生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崇祯十六年(1643)宁远之战,《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崇德八年,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大军以宁远为目标发动了攻击。实录记载,清军又是有如神助,轻松攻克明朝中后所、前屯卫两个卫所城堡,并缴获俘虏大量人马物资,总之是个大胜。清朝内部档案显示清军仅在攻克前屯卫时就损失了137人,而实录却未做记载。



但是,宁远呢?按实录所载此战目标难道不是“征明宁远”吗?最后清朝战报对宁远却完全不置一词,难道清军没有攻击宁远城,仅满足于攻克2个小小的卫所就打道回府了吗?
于是我们来翻看《明清史料》乙编第6本的吴三桂战报就会发现,清军不仅攻击了宁远,还与吴三桂率领的明军在宁远城下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野战,但是清军遭遇大败,被吴三桂利用阵中暗藏的火炮打死无数。《清史稿》也有记载一名叫讷尔特的满清军官死于此战。明清史料各执一词,究竟谁更真实?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揭穿了这个西洋镜。



当时朝鲜世子恰好作为人质待在沈阳城内,他忠实地记录下来清军的实际情况。《昭显沈阳日记》记载,在清军出动攻击宁远时,他身在沈阳,十月初三听闻清军战报说攻克了中后所和前屯卫,清军缴获很多。但是到了十一月初四,世子获得清军还师时的真实情况却是“兩王之軍或四五或六七或八九各自作伴而歸、而人馬飢疲悄悄無興,亦無人畜財貨輸之物,是此處之人無不喧傳”,还师的清军分明是一副大败而归的惨状。于是朝鲜世子大惊,派人多方打探得知原来是明军采用了坚壁清野之策,早早将大部分人马粮草撤出了难以防守的卫堡,集中兵力到宁远,因此清军在攻克的卫所里并未获得什么缴获,而攻击到宁远城下时反而遭受了大败,其中以汉八旗损失最大,“且孔耿兩將以前鋒傷損其軍兵有倍于清人”,就连支援清军的朝鲜炮手也死伤了十余人。也就是说,清朝史料将一场大败掩盖为了大胜,虚构了各种斩获,玩了一把自欺欺人。


▲电影中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

以上案例就让我们充分理解,为什么被宣传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满清铁骑,在“七大恨”起兵后,不仅八旗每牛录丁口从努尔哈赤规定的300丁,降为皇太极执政时确定的每牛录200丁,连总兵力也从攻抚顺前的满洲十万大军,变成入关后顺治五年统计满洲八旗仅剩下区区五万多成年男丁,这其中还包括了皇太极将黑龙江流域各部人口近两万男丁扫入编为“新满洲”的人口。一只强大的满洲铁骑兵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最终不得不通过吸收蒙古和汉人充当主力兵力,作为征战之用。



还是那句老话,“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清军并非如自我标榜的那样战无不胜,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而是与明朝在辽东长达二十六年的拉锯战争中损失了巨大的满洲人口。尽管如此,满清仍得以入关统治中原,只能不得不说活了276年的明朝也实在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8-31 01: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mini.eastday.com/a/190130162721044-2.html
按照《练兵实纪》的说法,若是火铳手生理本质不好,有惊骇生理那是相称误事的,常日里把持再熟,一上战阵惊慌失措,对仇敌形成不了任何杀伤。《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下》: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惊慌失措,常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只需互相乱打。所以,就是由于生理本质不高,导致明军兵士“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面临女真军,明朝使用火铳的兵士出现了与戚继光所说的情形。正如徐光启所言,明军刚刚看见敌尘就已经胡乱开仗,无一杀伤,火铳装药又慢,敌军冲近,明军便抛弃火器而逃,如许使用火铳形同烧火棍。
《徐光启集略陈台铳事宜并申鄙意疏》:若我兵初见敌尘,便已发铳,无一中者;敌近即委而去之。况且明军日常平常练习也不精,以熊廷弼言辽东兵士“间有打鸟铳者,据地按膝,手战战然,片霎不得入铅药。及其发也,又东的西向,而不一中”。日常平常不练,战时生理本质差。所以,同样的火器在后金军手中和在明军手中的使用了局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史籍上还有后金军大量使用火器的记实,在辽沈战役中,李永芳让被俘获的明朝炮手,给以重金,鞭挞打击川军。《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在崇祯二年,清军进占遵化等地,在大安口遭到明军围攻,范文程呼吁以火炮鞭挞打击明军得以获救。《清史列传范文程传》:会我师在大安为敌所围,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
 楼主| 发表于 2019-9-2 23:4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清间一系列战争中的首次年夜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颠末当真筹备后,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带领两万(一说四万)八旗劲旅,以所谓“七年夜恨”誓师征明。分兵为二,左四旗攻取东州、马根单;努尔哈赤与满族诸王率右四旗精锐军队取抚顺。
此前,努尔哈赤令年夜批手下假扮商人,混进城内,便于里应外合。包抄抚顺城后,边攻城,边招降。城破,明游击李永芳率守军五百余人降服佩服,后金告捷而回。在归程,后金兵与明救兵年夜战于抚顺城外,明军陷伏,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战去世,一军皆溃。抚顺之战,后金年夜胜,连下东州、马根单、抚顺三城,俘获人畜三十余万。

七月,努尔哈赤又亲领年夜军从鸦鹘关进明,攻破了清河城,副总兵邹储贤所部明军被歼。这两次战争也称“抚清之战”。○奴酋(努尔哈赤)攻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去世之储贤闻奴将至议婴城自守副将张旆守堡官张云程请战不听贼用年夜木板靠城从下穵墙以进事急储贤斩马燔宫率亲丁战于城南叛贼李永芳招之不从张旆亦力战而去世此中军千把总韩天锡何良有等二十员兵平易近共约万人皆陷没时救者尚在数百里外独贺世贤自叆阳驰赴遇贼剿其一栅斩首一百五十一颗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左衞都督努尔哈赤颁布发表离开明代统治,并以「七年夜恨」誓师,历数年夜明代廷对建州女真的七年夜罪状和向明代宣战。以後便发兵狙击辽东各堡,四月十五日,连陷抚顺、东州、马根单、抚安堡等地,东州守将李弘祖战去世,马根丹守备李年夜成被俘。抚顺游击李永芳与中军赵一鹤等及五百守军求和於後金,范文程兄弟亦降服佩服後金,抚顺守备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拒降而战去世殉国。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命广宁总兵张承胤、辽阳副总兵顾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军前去营救,於四月二十一日遭後金军还击而年夜败,明军阵亡3158人,仅三百馀人逃归。战後,明代当即派援辽游击将军张旆带领五千戎马声援清河。七月二旬日,後金军攻进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七月二十二日,攻占清河堡(今辽宁本溪),清河副总兵邹储贤、游击张旆、守备张云程战去世,清河守军达六千四百馀人覆没。驻扎在叆阳的参将贺世贤听闻清河有变,疾驰出塞,破后金一栅,击杀百余人。抚顺、清河的沦陷,导致全辽触动。万历四十六年玄月,蓟辽总督汪可受奏奴酋(努尔哈赤)本月初四日拥五千骑繇从抚顺关进犯总兵李如柏督游击尤世功王平平分摆布翼击却之斩级七十六颗达马八十七匹盔甲炮纛夷器甚可能是日杜松马林亦报出师清河松捉获活夷二名
萨尔浒之战
抚顺之战,明廷震惊,刻意北征后金。以解除对明

朝的威逼。万历四十六年冬,明代调募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田主客兵共约九万人(明实录中阐明军共116万,此中九边86万,九边里精锐9万,天下精锐约十二万,萨尔浒之战出动精锐九万),集于辽东。萨尔浒之战,明代出绝尽力,
次年仲春,军分四路,围攻后金国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村)。北路由总戎马林等带领,联合叶赫兵自开原出靖安堡;中路由总兵杜松等带领,从沈阳出抚顺关;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等带领,从清河出鸦鹘关;东路由总兵刘綎等带领,朝鲜救兵共同,从凉马佃出趋宽甸。明辽东经略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明代师期早已经透露,后金作了应战筹备。明代的战略是分兵合击,后金则集中军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集八旗精锐起首指向杜松主力军队。三月一日,中路明军达到萨尔浒。杜松以两万人驻守萨尔浒本营,以一万人攻吉林崖(铁违山上界凡城)。努尔哈赤便分二旗兵援界凡,亲率六旗兵冲向萨尔浒,年夜溃明军。随即归师夹击界凡明军,阵斩杜松,年夜败明军主力。杜松于月朔自抚顺提兵直渡浑河活捉活夷十四名焚克二栅随乘胜追剿,二日,北路明军与乘胜北上的后金兵在尚间崖以及斐芬山接战。明军再次失利,马林只身患上脱。刘綎攻克马家寨,
杨镐又奏宽奠路获捷本月初六日辰时据援辽总兵刘綎塘报仲春二十九日点发领兵进步行至马家寨口忽遇伏贼斩获真夷八十五级活捉夷汉八十八名夷器二十件牛马五十八匹只三月月朔日又据镇江游击乔一琦报称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往所忽有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连诱连退对垒打伤达贼数多马入忠单骑杀进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
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延苏斩首一级今日申时又据把总崔茂光塘报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抄合年夜营行至离边二百余里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活捉夷男妇五名等情各报到臣又于本月初三日先据刘綎差夜役口称兵丁将次深河子口有达贼截路斩首二级活捉一位据此为照剿夷四路分兵沈阳不遵期约遂并开铁路同致覆败臣恐清河宽奠两路逾遥难入俱以令箭驰止往后清河路李如柏禀承归师沿边赴沈阳兼防开铁惟是宽奠刘綎今报活捉斩获共二百一位颗及牛马等物臣谨会同总督蓟辽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奏闻章下兵部
明代令李如柏刘綎归师。东路明军亦于二日经深河至阿布达里冈,朝鲜救兵达到富察田野,距赫图阿拉仅五六十里,沿途明军很有所获,可是努尔哈赤把在中、北两路已经取胜的救兵调来以后,刘綎堕入围困,力战而去世,三军绝没,朝鲜救兵降服佩服。
杨镐闻三路丧师,急檄李如柏撤兵。萨尔浒之战,明代文武将吏去世三百余人,军士去世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在此次战争中,明代集结了天下的军力物力,指望经由过程直捣黄龙,捣毁后金,阻拦其进犯内地。
成效由于呼吁纷歧,军力涣散,上下相蒙,军无斗志而完全失败。在此场战斗中,年夜批明代精锐军队受到剿除,为清兵进关埋下伏笔。

开铁之战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后金兵万骑从静安堡进,乘开原疏于戍守之机,一举而下,明总戎马林战去世,来自铁岭的援兵也被击败。后金从这里掠归的人畜财物运了三日犹未绝。
七月,努尔哈赤亲自领兵攻占铁岭。明辽东经略熊廷弼说:“开原,河东底子也”。他把开原、辽沈以及京师视作一条不成朋分的戍守链条。并且开原城年夜平易近众,是明代联结女真以及蒙古一些部落的重镇。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619年9月3日),后金起头攻打铁岭。明军苦守勇敢抵当,从寅时血战到辰时,但被后金内应开城,遂陷,参将丁碧如下,将士殉国者颇多,有千总卢孔时手执铁棍,杀去世数十名后金军,力战身亡]。铁岭被围时,同时向沈阳总兵李如桢以及驻皋比驿的总兵贺世贤求救,李如桢路近却不往,贺世贤路遥却急驰去救,遇到赞助后金的东蒙古各部联军,年夜战一场],因城陷而还。
后金占了开原,既形成为了朝上进步辽沈的有益态势,也致使明代边患日趋紧张,另有了牵制蒙古的前提,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都有深遥的意义。
万历四十八年,八旗军两进明边,略花岭山城,俘获约四百人。六月,八旗军“共二万余分为二股,一股自抚顺关入境,总兵贺世贤御之;一股从东州处所直抵奉集堡,总兵柴国柱御之”(《明光宗实录》第4卷)。旋退掠王年夜人屯等十一屯寨(国榷纪录掠王年夜人屯等十一屯产生在七月十七,)“挖取窖里食粮”(《满文老档·太祖》第15卷)而回。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努尔哈赤率领诸王年夜臣统兵围懿路、蒲河(焚劫很惨,引自明实录),兵临沈阳城下。熊廷弼乘马趋救,督将接应。八旗兵退屯灰山,后撤归界凡。努尔哈赤因师行晦气,令将十余名官将绑缚,额亦都自缚请罪。玄月,八旗兵又入进懿路、蒲河处所,抢掠食粮,被贺世贤率兵斩杀八十九人。
可是,合法明代辽东形势开端好转,后金挥戈南入屡受波折的时辰,明统治团体内部产生重年夜政治变革。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去世往。其宗子朱常洛于八月月朔日继天子位,是为光宗泰昌帝。

来日诰日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旬日,后金在有益形势下,起头向沈阳入军。努尔哈赤亲率年夜军顺浑河而下,水陆并入,十二日抵沈阳城下。明总兵贺世贤、副将尤世功平分兵守城。努尔哈赤遣逻骑挑战,贺世贤率部出城迎击,中伏败亡。尤世功发兵相救,亦战去世。十三往后金占领沈阳城。此时,明救兵行至浑河,此中川兵欲营桥北,浙军营桥南。但结营未就,后金兵至。先战败桥北明军,后在桥南开展苦战,明军以万余人当后金数万人,终因众寡不敌,弹绝援尽,年夜多勇敢战去世。辽阳是东北的首府,沈阳是它的屏障,沈阳一失,辽阳朝不保夕。明代为保住辽阳,集结了四周营堡的兵将,挖了三四层城濠,引太子河水注濠,环城列炮扼守。三月十八往后金出兵攻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督催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等出城安营与后金兵对垒,本人也宿营中。二旬日后金兵分两路攻城,右翼攻东门,左翼攻小西门闸口。努尔哈赤在右翼指挥。他们梗塞进水口,城濠起头干枯,遂布列楯车攻城。明代步卒在前,马队在后,马队先摇动,步卒力战不支,向城内溃退,人马拥堵、踩踏及堕水而去世者极其惨痛。攻小西门的后金兵欲挖开闸口,为明军炮火所阻,又冒着炮火夺桥而进并登上城墙。二十一往后金倡议更强烈的攻势,袁应泰督诸军应战败北。薄暮,城内动怒,守军年夜乱,袁应泰知城已经陷,遂自焚。巡按御史张铨被俘,劝降不平,自缢去世。沈阳、辽阳既被攻占,辽河以东年夜小七十余城都迅速克服。后金今后彻底走上与明代争取统治权的道路。昔时后金迁都辽阳。天启五年迁都沈阳。辽沈成为了清代征服中国最高统治权的中间以及凭据地。
广宁之战
辽沈被后金攻占后,广宁(今辽宁北镇)成为明在关外的最年夜基地。为了拯救残局,明代再次升引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用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熊廷弼议用“三方安插策”,集马步卒于广宁,缀敌尽力;天津、登莱各置船师,乘虚进南卫,摇动其人心;登莱设巡抚如天津制,首任陶朗先因涉脏遭免,明廷以袁可立代之;经略驻山海枢纽关头制三方。
王化贞却安插诸将沿三岔河设营,画地分守,贪图哄骗辽人对后金的抵拒、西部蒙古的赞助以及降将李永芳为内应,以不战取胜,对一切戍守俱置不问。而熊廷弼认为“河窄难恃,堡小难容”,要求集结二十万戎马以及充沛的武器粮草增强防御。可是明代内阁以及兵部都支撑王化贞的主意。其时广宁有兵十四万,熊廷弼仅有四千,徒具经略虚名。经抚反面,直接风险了广宁的戍守。天启二年正月,后金起头向广宁入军,二旬日度过辽河,包抄西平堡,守将罗一向城破被杀。镇武堡、闾阳驿兵皆溃,王化贞弃广宁,踉蹡而走,至年夜凌河遇熊廷弼,王化贞声泪俱下,议守宁遥及前屯。
熊廷弼说:“已经晚,惟护溃平易近进关可耳!”二十三往后金下广宁,并占辽西四十余城。因广宁失守,明代拘系王化贞,免职熊廷弼。时太监魏忠贤独霸朝政,于天启五年八月逮斩熊廷弼,传首九边,王化贞缓刑至崇祯五年(1632)正法。广宁之战使后金患上以牢固其在辽沈地域的统治,而明代其实是损失了整个辽东。

松锦年夜战
松锦年夜战,又称松锦之战,是由皇太极发动,明、清两边各投进十多万年夜军,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仲春,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战争履历了三年,此役是明清两边的末了关头一役。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调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系东北边防,防卫清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辽宁义县),“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处所不患上耕种”,锦州守将祖年夜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间断,则松、杏、锦三城势已经岌岌,朝不逾夕矣。”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十三万,援锦州解围。洪承畴不敢冒入,驻扎宁遥,窥探锦州势态。因为那时明代财务坚苦,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意速战速决,催承畴入军。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承畴在宁遥誓师,率八总兵、十三万人,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命总兵杨国柱带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杨国柱中箭身亡。后两边在乳峰山战事胶著,“清人戎马,去世伤甚多”,清军败北,几至溃败。
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皇太极带病急援,“上行急,鼻衄不止”,日夜兼行500余里,达到锦州城北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牢牢包抄在松山一带,洪承畴与清军决斗于松山、锦州地域,皇太极秘令阿济格突袭塔山,趁潮落时篡夺明军屯积在笔架山的粮草十二堆。明军“因饷乏,议归宁遥就食”,决议分成两路突围,届时“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进杏山,总戎马科、李辅明等奔进塔山。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几回组织突围,皆告失败,不久“转饷路尽,阖城食绝”,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觉得内应。崇祯十五年(1642年)仲春十八日城陷,总兵邱平易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祖年夜乐兵败被俘至沈阳,三月八日,祖年夜寿率部献城回降,清军占领锦州。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年夜炮轰毁杏山城垣,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松山、锦州、杏山三城绝没,至此松锦年夜战竣事。洪承畴为暗示忠于明室,颁布发表尽食,到了蒲月剃发降清。洪承畴降服佩服之后,明代不知道他已经经背叛,思宗闻之年夜震,辍朝特赐祭九坛,祭到第九坛的时辰,又获得军报,说洪承畴降清了,京城年夜哗。据《清太宗实录》纪录:“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去世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松锦年夜战标榜著明代在辽东防御系统的彻底解体,明代在辽东的末了防地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今后,明代山海关外,仅剩下宁遥一座孤城.关宁锦防地完全被捣毁。
清军进塞
宁锦年夜捷之后,阉党捏词袁崇焕不救锦州,迫使他一度告退。崇祯元后(后金天聪二年,1628)阉党事败,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他的用兵方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以及为旁着。”袁崇焕到宁遥整顿戎马,训练骑卒,增强战守,皇太极刻意占领全中国统,因有袁崇焕在宁遥苦守,直接入兵北京的道路受阻,便改从长城各口进塞,长驱南下,因而明清间产生了屡次“进口之战”。
明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十余万年夜军以蒙古兵为前锋,绕道喀喇沁部落,攻破长城线上的年夜安口、龙井关。明代重兵皆在宁前、锦右,山海关以西军伍败坏。后金年夜军来攻,明总兵赵率教、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等接踵率兵进援。十一月,后金军围遵化,赵率教战去世,后金兵入迫北京城下,袁崇焕尾随于后至广渠门外。《清史稿》称清方设反间计以陷袁。明代内部有人藉此进犯袁崇焕纵敌进侵,袁被逮坐牢,次年八月被处死。惋惜这类说法与明代处决指控袁崇焕的罪名其实不合适,跟着史料的入一步开放,“反间计”一说正被愈来愈多的史学家以及草根们所思疑,这多是长于“文字狱”的乾隆帝始料未及的。后金兵转而东往,内阁年夜学士孙承宗军联合,陆续克复了滦州、永平、遵化、迁安四城。三年六月,后金兵还至沈阳。
崇祯七年七月,后金再次发动进口之战。兵分四路向明代要地本地入攻,以宣府、年夜同为主要进犯方针,影响所及至于北京戒严。此次进塞,蹂躏逾五旬,杀掠无计其数。
崇祯九年四月,后金改国号为满清,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昔时六月,清军由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分路进独石口,入抵居庸关,攻克昌平,直逼北京。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年夜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清军遍蹂畿内,攻略城堡,打劫人畜十八万。玄月清军从建昌寒口出边。
崇祯十一年玄月,皇太极令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等带领清军分两路,一进墙子岭,一进青山关,至通州会师,到涿州分为八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江山之间六路并入。明督师卢象升十仲春在钜鹿贾庄被清军包抄,突围奋战,马蹶遇害。次年头,清军攻陷济南,明德王被执,全城焚毁一空。仲春清退军。进口共五个月,转掠二千里,攻陷七十余州县,俘获生齿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
清军进关前的末了一次深刻要地本地是崇祯十五年,在贝勒阿巴泰带领下,分路从墙子岭进,会于蓟州,然后分道,一趋通州,一趋天津。十一月,北京戒严,明勋臣分守九门。清军铁骑继承南入,直进山东,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俘获生齿三十六万余,牲口五十五万头。次年四月北还。明代将帅拥兵张望,无一敢战。

松山之战
皇太极以年夜军多次进口而不克不及盘踞明代尺寸之地,都由于山海关在明代节制下,遭到阻隔,而要攻取山海关,必先夺下关外锦州等城。崇祯十四年正月,命睿亲王多尔衮等领兵攻锦州,未能攻克,改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继承入兵并包抄锦州。明将祖年夜寿奋力拒守,围不解,紧急于明廷。为搭救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邱平易近仰集结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十三万士兵、四万匹马及足支一年的粮草聚于宁遥。洪承畴拟用长期战,创建一条从宁遥到锦州的粮道,年夜兵稳扎稳打,以守为战。而兵部尚书陈新甲恐师久饷匮,趣兵速战。崇祯帝也密敕克期入兵。
洪承畴不患上已经于七月二十六日誓师援锦州。明兵匆急动身,二十八日抵松山,留饷于宁遥、杏山及塔山外之笔架山。年夜军安营于乳峰山之西,其山之东即为清军。明军的阵营以及早期的交兵都占上风。八月,皇太极率军来援,形势急转直下。清军自山至海,横截明兵饷道,使锦州受困,松山也被包抄。洪承畴欲倾三军孤注一战,八总兵各持贰言,兵部职方郎中张若 又鼓舞归宁遥支粮,以至没法整军再战。王朴胆小无能,起首逃脱。吴三桂等更番殿后,各军随着向杏山奔往。清军早有匿伏,前面迎击,后面追击,明军狼奔豕突。曹变蛟、王廷臣闯入松山城。与洪承畴坚持困守。洪承畴、邱平易近仰组织将士五次突围,均未胜利,伤亡极年夜。
皇太极又预料明杏山兵必弃宁遥,便在半途设伏于高桥,袭击明军,王朴、吴三桂等仅以身免。此役明兵被歼五万余人,驼马器械丧失数十万。今后松山城中饷援皆尽,清军又掘濠围困。崇祯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副将夏成德等缚洪承畴,以城降清。清军进城,邱平易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被杀,洪承畴降清。祖年夜寿守锦州一年多,力竭亦以城降。接着杏山、塔山接踵被清军攻克,山海关外仅余宁遥孤城。
松锦之战使清代取患了入占辽西的决议性成功,为占领北京入一步打扫了停滞。但在清军进关以前,李自成向导的年夜顺农夫军已经于崇祯十七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明代。清进关后便转进同农夫军及南明作战了。
明清战争的性子若何?
明清战争的性子从基本上说是年夜明王朝维护故国同一,弹压平易近族割裂勾当的战争。战争的两边,一为清代(后金),一为明代,间或者触及圈外人农夫军政权。这三个政权的性子各不不异。主要的明代是汉族人创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平易近族国度,满清是一个平易近族割裂政权,以满语为国语,以萨满教为国教。这场战争是一场平易近族战争。战争暴发时,清代(后金)以“七年夜恨”誓师,发动战争,他们宣称东北是本身的土地,在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吴三桂等汉家莠民的卖身投奔下歼灭了反清复明的平易近族气力。
 楼主| 发表于 2019-9-3 23:34: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9-3 23:44 编辑



http://news.163.com/18/0711/12/DMECFI08000187UE.html
明末的辽东,明军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吗?


明军在辽东的失败,是包含政治、体制、经济在内的总体的失败,但最直接的体现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果我们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只考察军事因素,明军有没有翻盘的可能呢?作者综观辽东战局,指出了明军胜负的几个关窍,请欣赏。
地域的局促——关宁防线的构建悖论

明末辽东军事形势
上图中,那段土黄色的区域为天启五年六月关宁军的实际控制区,与崇祯年大致相当,由图可知,所谓的关宁防线,实则是一段与辽西走廊重合的瘦长的延伸区。
在当时的地缘形势下,整个细长的突出部在西、北、东三面被后金包围,频繁地受到攻击。除此之外,一旦辽西走廊内部据点受到攻击,要互相增援,也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行军。
事实证明,崇祯十四年的松锦之战中,清军的确是这样打的,洪承畴本是援军,结果反而被围在了松錦,造成了九边十万精锐,一朝殆尽的惨烈局面。
现在想来,这条走廊堪称死地。松锦战役的结果也同样反过来印证了这个过程——洪承畴的军队大多在海里淹死了。清军层层隔断,让明军各据点无法联系。兵团运动的空间不足,一旦被敌人穿插分割,就只能被包围歼灭。
八里铺孙、王之辩是研究弃留宁远永远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王在晋主张收缩主力,退入关内,而孙承宗主张寸土不让,力求完善整条辽西走廊的明军力量,以求再次恢复广宁、辽、沈,将势力范围楔入后金的纵深。
从今人的军事学角度看,王在晋是明智的,然而此事引自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的观点是其本人事后增补于书中,孟森先生已是证明过的,此处不再赘述。
王在晋专撰此书,以为造谤之用,其罗缕生平得意之奏疏,则最出力者为附和张鹤鸣,排挤熊廷弼,使怀抱真才、敢任边事者无所措手。掣熊之肘而使陷於罪,毁孙之名而自诉其不获恋栈之冤,岂止误国之庸臣,实小人而无忌惮之至矣!
当然,重点并不在此,举出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孙承宗、袁崇焕的留守战略并非就是愚蠢的。
我们毕竟是以今人见往事,单方面在军事学的领域上做出分析,而四百年前的他们是在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去完成任务。言官的攻击、兵部的意见或是天子的独断,每一样都可以对你的用兵计划做出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泻千里,退守山海关代表着大开大合的战略眼光,或许效率更高,但在士大夫的眼中,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很多,这是值得理解的。
既然狭长的走廊已经是死地,那么早在一开始就不应该丧失关宁防线的前端——沈、辽。如果说关宁防线最后逐渐沦为女真取食的食道,那么这片地域恰如辽东的咽喉,在倒V字形的转折处锁住了女真人的进攻脚步,是最为有效的,尤其是辽阳与广宁。
扼其咽喉使其不得进——辽阳不可失
沈阳之战中,明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不如女真,但贺世贤、尤世功仍旧妄想以少数精锐直接北进,这是极其幼稚的想法。
其实天启元年的辽东军官在思想上并未完全跳出隆万年间的桎梏,在他们的印象里,建州女真仍然不算强大,而萨尔浒也其实败得偶然。
但是,萨尔浒之战中,杜松、刘铤轻敌冒进,致使丧师殒命,其轻敌的心理,实与如出一辙。这不是偶然,这是晚明九边将帅在漠南一线长期占据优势后的一种普遍认知。

死在萨尔浒的刘綎刘大刀
失辽阳的结果显得比失沈阳还要恶劣,自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南下辽阳,有三条大河,七条不能徒涉的河,纵横交错,形成了天然的阻隔。袁应泰并没有选择固守,而是复制了贺世贤的做法,倾城中主力出战女真,结果惨败而归。
他显然丧失了对局势最基本的判断,女真人强大而娴熟的野战能力和伏击战术、深入辽沈的内线情报,每一样都足以让自以为是的明军汗颜。既然效仿沈阳之师,那就只有复制沈阳的结局了。
辽、沈两仗无疑体现出辽沈明军将官的轻率与鲁莽,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功勋延伸到清河、抚顺,让世人知道萨尔浒战役只是个偶然,便将这场本来不必要的战争扩大化。谁知道无论是战术还是战力,他们均是输得一塌糊涂。
在战略上,失辽、沈的影响力甚至远超过之前震慑明廷的萨尔浒战役。辽阳有着最完备的战备、强大的军力和天然的地理优势,是最有希望守下去的城池,也是最不该丢失的城池,然而一切都晚了。明军丢的不只是辽东重镇的首府,而且是辽东半岛的陆路转接口。
人们曾想靠着坚守来熬到女真人崩溃的时候,但是这个方略随着女真国力的提升与战争续航能力的增强变得愈发的无效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如果说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打击后金军的侧背,这种办法也只能是援守夹击了。可能有人会举出围点打援的例子进行反驳,但这种反驳是无理的,怎么就能确定后金军能成功打援呢,战术的实施往往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
想象一下,频繁地在城外被敌人迷惑与欺骗的明军一旦组织人数占优的大军,对围城的女真人逐步推进,形成压迫,一旦遭受到试探性的小股进攻就采用吞噬吸纳形的进攻立即将包裹歼灭,这样是可以做到科学地形成局部兵力优势的。
下面我们回到文章一开始的场景——松锦大战,看一看这个战术理念的秉持者——洪承畴,是如何在操作中失利的。

援守夹击的死局——遭遇穿插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最有效的战争手段,当机动兵团不够强大时,往往就需要城池、据点来进行协助进攻。城池既起到诱敌的作用,也起到辅助包围的作用,同时也拥有持久的防御能力。
重新描述一下“援守夹击”这个概念:这是以一定的兵力坚守主要的战略要点,吸引女真攻击,待其攻击受到顿挫时,再以强大的机动兵团由外线增援,包围女真,配合守军内外夹攻,消灭对方的战术。
大凌河之战前,女真大炮匮乏,攻城能力并不完备。明军却在萨尔浒之战后仍旧迷信自己的野战能力,放出少数精锐家丁搏命,致使辽、沈皆失。

满清从投诚明军手上得到了红夷大炮
宁远、锦州之战,袁崇焕与赵率教实则已经上演了援守夹击的的好戏。但是因为机动兵团并不是足够强大,以及组织协调的失误问题,造成了只能击退皇太极所部的局面。在明金战争的数十年间,歼灭战,明军永远是力不从心。
崇祯十四年,天下兵马驰援松锦,此时对清军大有一击必中之势。这个时候,明军在兵力不足的问题上已经稍有好转。对于援守夹击这一战术的使用,也会。
实际上,在松锦大战的阶段,洪承畴再现了这种打法,将主力集中,以宁远为核心,在塔山、杏山处进行游走,徐徐推进,步步为营,用钓鱼战法逐步诱导前线围城疲乏的清军露出马脚,一旦抓住敌人一部,即迅速放胆进攻,将其聚歼。吴三桂部一度甚至在夹马山,乳峰山取得不错的战绩。
可惜后面的剧情简直糟透了,兵部催战,崇祯也着急了起来,洪承畴稳当的方略受到了影响。就这样,没有足够的后防兵力,亦或者说没有及时抱团围歼清军的突进力量与渗透力量,十三万明军仿佛一支巨婴兵团,任人宰割。正所谓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

松锦之战全过程
综上所述,辽事的失败是总体上的失败,只就军事上而言,第一点需要指出的缺憾是兵力不足。
无论是援守夹击还是两阵对攻,兵力不足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战争万变不离其宗,总结起来即是包围和反包围的过程。如何使用好兵力,如何造成局部兵力的优势是一个方面,而形成战斗力的兵力,其数量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组织进攻的需求,这一点实在是让将帅捉襟见肘。
第二,对时势与情报的掌握分析能力不足。
在应当固守以老敌师的时候不能固守城池,恃勇出战导致失败。在清军形成强大的攻城能力后,本当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缓慢前进,对敌人采取小股吸纳式的进攻,可是最后却因为冒进,给阿济格和多铎留出一个巨大的穿插空档,导致最终的失败。至于超出军事范围之外的政治压力,我想这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宁防线的畸形与天然的不合理性,引人反思。这是广宁与辽阳的痛失酿成的恶果,而辽、沈丢失又无疑会让人回想起萨尔浒和松锦两场大战,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守,是缓一缓打,还是一鼓作气。
明人并不愚蠢,但其国家综合体系却导致了这个愚蠢的结局。军事与政治、经济相悖的种子是在国家综合体系的成长过程里埋下来的,有时迷信结果的“还可以”,却忘了过程的“小问题”。最后,我想用一段残酷的话终结这个悲伤的故事。
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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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王在晋(上)(光明正大的无耻水文)




公元1622年,大明天启二年。这个蹒跚而行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终于走到了它的末日,落日余晖下,曾经繁荣一时,堪称富庶的辽东,伴随着潮水一样涌入广宁城的辫子兵,化为了灰烬。


     曾经显赫一时,被朝野上下寄予复辽厚望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带着五千禁旅与惊惶失措的辽民,一路放火,一路西逃。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洒下,远处的烽烟接天接地,久久不散,望不到头的人流滚滚如涌,曾经的家园在一夜之间变成废墟,被埋藏在一片冬日下的苍莽之中。从这一刻起,才复任了半年左右的天之骄子熊廷弼,与那个与他争吵不休的好基友王化贞一样,各自走上了人生的不归之路。





     然而大明毕竟还在,关于辽东这块土地的争吵也不会就此中止。熊廷弼与王化贞,只不过是这一台唇枪舌战大戏的开幕式而已。从这二位开始,一对一对誓不两立的朝廷大员们纷纷登场,从头吵到尾,直到多铎骑着高头大马,大摇大摆地进入南京,无休无止的舌战才嘎然而止,大明的世界,从此清静了。


     在这些对立中,王在晋与孙承宗,袁崇焕与王之臣,卢象升与杨嗣昌,陈新甲与洪承畴,直到后来的史可法与马士英,这些纷纷一时人望的人物之间,他们个人的历史,其实也就决定了大明最终结局。


     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历史是扑朔迷离的。是是非非,谋国谋身,假如我们抛开历史教科书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盖棺论定』,真正地深入到那段汉人最为悲怆的回忆中去,我们往往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明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漩涡,处身在这个漩涡中,无论你是才高八斗,还是刚执清正,任何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在漩涡中挣扎的命运。而继熊廷弼和王化贞之后,另外一对纠缠不清的好基友是王在晋与孙承宗。让我们尝试着走进那段岁月,一面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一面体味一下当事人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梦想与激情,他们的欲望与荣耀。


     孙承宗,大家都很熟悉。作为第一个壮烈地死在满清鞑子面前的明末内阁成员,孙承宗的确值得我们大家给予最大的尊敬。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无限制地拔高一个人。但凡一个人,为国捐了躯,那么他就成了神,所有关于他的负面的事情全部不许说,不许讲。至于王在晋,其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人物。翻开《明史》,孙承宗的本传,正面反面,写满了十页纸。王在晋的本传?——只有短短不到二百字。这是实力相差相当悬殊的一对对手。可以这样讲,如果不是王在晋风云际会,因缘巧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成为了辽东经略,《明史》当中根本就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就比如另一个牛人王象乾,明史里压根没传。





     但公平地说,比起孙承宗来,王在晋才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上去的。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七年,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在晋一直在与军务打交道。具体来讲,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备倭防海,并为此有相当的著述留下,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造舟以及海战技术的宝贵文献。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直到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十月王在晋升兵部左侍郎为止,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在晋在山东巡抚任上,一直为辽东转输粮饷,主持海运,不时向朝廷叫屈减赋,可谓競競业业,无功有劳。考察王在晋的履历,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他能升为兵部左侍郎,与他在福建、浙江屡次参与军务有很大的关系。


     辽沈失陷在辛酉天启元年三月,当时辽事危急,刻不容缓,朝廷急需边才,特调久历边事四人入中枢主持大局,即张鹤鸣、王在晋、祁伯裕、许弘纲。各科各道催促四人刻期赴京的奏疏羽飞御前,一片上下一体,忧心如焚的气氛。同年四月,吏部题添设右侍郎孙承宗,被天启否决。(按御史方震孺亦有此议。)天启元年五月十九日,已经抵达北京三日的王在晋与刚刚从老家赶来的熊廷弼一同朝参。剩下士卒中还有很多没拿到粮饷的,在半道上堵住熊廷弼要揍他。还是主事彭克济用调包计把熊廷弼救了出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中,对于各官经手银钱不知去向的记载很多,而这一点在同时代的记录,比如《熹宗实录》和《督师纪略》当中并不多见。当然,《督师纪略》还是记载了一个官员吞没官银的,那个官员就是王在晋。当时王在晋身督户、兵、工三部,专以制办甲杖兵器、转饷粮秣为主业,深知国用之艰难。所以后来的汰兵减饷,都是朝廷很正常的反应,它的来源就在于以大明的国力,的确支撑不起这样大量的消耗。哪怕说是咬咬牙都咬不得,因为拿不出来!所谓后来的守关与守辽前之争,其实在这时就已经初露端睨了。


     但是辽东已经彻底成为一个烂摊子,辽东经略没人想去,根本不是从解经邦开始,实际上熊廷弼在任上的表现就一直很可疑,很有一种假任事真逃命的感觉。那现在就更加没有人愿意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角之一王在晋开始卷入了一场是非之争。这个卷入来源于他在朝堂上的口辩,对手依然是给事中刘弘化。





     事情的起始来自于是否第三次起用熊廷弼为经略。当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双双逃跑。王化贞被逮下狱,熊廷弼夺职听勘。但是当朝大臣都认为应该再起熊廷弼,阁臣对天启讲:『廷弼似胜化贞。』结果天启冷笑一声:『走得快,果胜。』于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这时,给事中刘弘化上疏称:『王化贞其实逃走的时间并不比熊廷弼晚。』——这就其实有点二了,你跟皇帝抬杠?


     于是王在晋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辩才,他在上疏中说:『一淫奔之妇,不罪其淫奔,而争淫奔之先后,异哉!』——《三朝辽事实录》卷八跟皇帝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总是没错的,更何况早就得罪了刘弘化?并且王在晋在同一封奏疏中小小展露出了杀机:『若论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由经抚之不和,而不知经抚伪为不和,以图卸担,以掩失封疆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当世之豪杰。』『伪为不和』,假不和。这个事其实不是王在晋第一个说,之前有一个御史叫夏之令的,也持同样的说法。夏之令名列东林党,王在晋向来跟东林党关系不睦。所以很多人讲说熊廷弼是党争的牺牲品,我就看不明白了。分属不同党派的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持有相同的意见,这叫党争?在王在晋把熊廷弼的心事说破,欲置其于死地的同一个月,我们的另一位主角孙承宗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被天启一道中旨,由阁员出掌兵部。『上命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盖二月初十日也——《督师纪略》卷一


     《督师纪略》的作者是茅元仪。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熟悉袁崇焕的人对他,还有一个周文郁应该都印象深刻。在记载了孙承宗出任本兵的始末之后,茅元仪加了一句:『盖是时兵部尚书张鹤鸣出视师,左侍郎王在晋署部,众知其不能任,故意欲公以阁臣摄部事,如张文忠孚敬、高文襄拱故事。』茅元仪的写作有一个风格,就是里面会出现很多无名氏的佐证之词,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与《督师纪略》同度相似的《边事小记》。《边事小记》的作者周文郁也是文人出身的武将,与茅元仪的情况差不多。这两个人都对孙承宗在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段时间的活动写下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对比这两本书,无在论叙事顺序上还是用辞上,都高度一致,相当多的篇幅达到一字不差。很明显,不是茅元仪抄周文郁的,就是周文郁抄茅元仪的。


     闲话说了很多,孙老师终于出场了。我孙承宗主枢之后,第一疏即力主严惩失事诸臣,包括众人争执不下的王化贞、熊廷弼、解经邦、招兵吞银的明时举、李达以及登莱道陶朗先等。都是物论沸腾,众口嚣传的人物。


     其实这个时候的孙承宗还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巡边,他还以为自己就呆在京城,一直职掌本兵兼阁员了呢。处身事外,当然批评起别人来毫无压力——领导永远是对的,办错事的永远是干事的下属。就出于这么这一种心态,所以才有孙承宗的这封措辞严厉的奏疏。但是等到几个月后,孙承宗自己亲自巡边,着手办实事了,自己变成了别人品头论足的对象,当然就尝到了身在事中的滋味。于是上疏请宽熊廷弼,请宽游士任……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兔死狐悲嘛。





     注意,这个时候,辽东经略还是没决定出来,因此三月,再次廷推辽东经略,倒楣的王在晋自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仔细看这个经略是怎么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辽东经略就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与阁部诸臣定的。先前王在晋提到,有人提名刑部尚书王纪。据此我们可以作一个推测,有资格列名的这几位中,大概资历最浅的就是王在晋。官大一级压死人,你王在晋不去倒这个楣,谁去?


     所以王在晋当这个倒楣的辽东经略,可以肯定地讲是势所必然。王在晋自己肯定也不愿意去,但是不得不去,他没坚辞的原因也并不是像王在晋自己说的那样伟大光辉。这是稍一琢磨就可以明白的道理。在不可抗拒的巨大压力之下,王在晋轻车简行,去山海关就职了。


     那么从王在晋的内心来讲,他当然更喜欢呆在北京当他的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既然不得不跑到山海关当这个背黑锅的辽东经略,作为一个宦海浮沉三十余年的老官僚,他就没有一点点自保的办法?办法自然是有的。


     下车伊始,王在晋就给皇上上了一封奏疏,内容主要有六点:『防内患、诘内奸、饬内备、严内卫、节内供、急内应。』——原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这里面最值得说的就是第一点:防内患。内患指什么呢?——溃兵。


     这里面,王在晋为自己谋退身步的招法,已经若隐若现了。他的招法是什么呢?很简单——汰兵。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汰兵是好事啊,怎么会是王在晋的退身步呢?道理很简单——吃空饷。


     明代吃空饷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叫『冒饷』,指军官按额领饷,但是其实他名下的兵丁并没有那么多。无兵而有饷的那部分,自然就进了将领个人的腰包。而所有这些吃空饷的名头,都跟督管军队的各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督管军队的衙门口有哪些呢?我们且不说京官,单说边疆的地方官,从大到小:总督衙门、巡抚衙门、巡按衙门、兵备道衙门、监军道衙门、苑马寺衙门、行太仆寺衙门、仓场、草场、饷司、运粮衙门、知府、知县……这还没算军队自己的系统:赞画、监军、都司、经历司等。那么京城里面呢?兵部,这是主管;户部,管饷;工部,管器械;六科及都察院,管挑事跟平事以及捞人……这是一整个庞大的吃空饷系统。


     还记得海瑞么?海瑞因为把大家看得太死,大家凑钱替他给京城送礼,送他升官。现在王在晋就把这一招作为他最后的退身步。你们这些大小官员不是想看我送死么?那么好,咱们鱼死网破,你们让我死,我就断你们财路,看咱们谁先投降。


     史实上,王在晋最后也是这样做的,清兵之后没几天他就被孙承宗一屁股挤走了。继前疏作了一个铺垫之后,王在晋紧接着又上了第二封奏疏。经略王在晋题:『伏念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试问通国人情,谁肯直任经略?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细闻之,是羞中国也;谓当世真无御侮之士、灭奴之人,是轻当世也。臣不敢为毛遂之自荐,亦不敢效王阳之逡巡,拜命即行,以壮本朝士大夫之气。故知臣者与臣,怜臣者慰臣,而娝臣者思媒孽臣。』『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阴谋构斗,祸移于国,臣之所不忍闻也。』


     要是乍一看,了不得,好一个忠心为国的孤臣直臣哪!只可惜,这是血淋淋,活生生的历史,是曾经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真人真事,不是文学家笔下的高大全小说。他这封奏疏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既然他不想干,为什么还要明说出来『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呢?


     咱们前面说过,虽然是不想干,但是刚刚蒞任,上面有皇帝盯着,必须拿出一幅干事的样子来。因为不干辽东经略了,结局有四种。


     第一种,被杀头——这个可能性已经被王在晋及时的听话赴任而消除了。


     第二种,干出事了,被免职回家种田。——这个虽然把命保住了,但是三十多年的辛苦泡了汤,政治生命结束了,也够痛苦,不划算。


     第三种,干出事了,被敌人砍了脑袋,或者像袁应泰那样自己抹了脖子。——王在晋到关,发现似乎这个危险暂时还没有。后面我们会介绍当时山海与关外的情况。


     最后一种,干出事了,但是让皇帝觉得这个事不怨他王在晋,还能给他转个稍差一点的位置,等待东山再起。——这个应该是最美妙的结局,也是王在晋满盘打算的最终目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就不能有第五种——努力平辽,消灭后金?


     列位,你看了前面那四种吃空饷的招术,你认为这种军队还能指望么?


     更何况杜松、刘铤这种大将带着近五万精锐,童仲揆、陈策、戚金、秦邦屏等人带着精锐浙军与白杆兵,贺世贤、刘渠等名将带着辽东最后一批能战之军,全部灰飞烟灭了。你拿啥平辽?


     杨镐带着级别最高的尚方剑,搞不定;熊廷弼文武双全望隆三朝,搞不定;袁应泰一腔热血,以必死之心赴辽,也搞不定;久负盛名的解经邦干脆连搞都不想搞,宁可回家把前缀改成白丁。一没可斩总兵的尚方剑,二没能双手射箭的身手与名望,三没袁应泰的决心,光有解经邦的老道油滑,凭啥我王在晋就能搞定?我是上帝还是我会开金手指?


     所以所谓的第五种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至少在王在晋的眼中,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是以王在晋的这封奏疏,一是写给皇帝看:『我多么忠啊!以后出了事,那是别人整我,你得给我作主。』二是写给同僚看:『我是出头给你们挡灾了,出了事谁该伸手捞我一把谁心里有数,别到时候给我装孙子。』打好了铺垫,王在晋便开始慢慢进入角色,开始了他短暂而又充满争议的辽东经略之旅。那么这个时候的关上是幅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的山海关,正在从广宁失陷后的一片混乱中慢慢恢复过来。


     当初天启二年正月的时候,广宁失陷,辽民二百八十万西逃关外,在关前与八里铺一带避难。蒙古部落的不时劫掠与辽西溃兵的杀抢淫虐,让这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辽民们生不如死。


     悲惨哀嚎中,在官场上进退有术的各位官僚们还是表现出了基本的人性。熊廷弼在落职听勘之前并未身入关门,而是只人匹马,日夜安顿难民,收搂溃兵。


     熊廷弼回籍听勘后,蓟辽总督王象乾在没有申报朝廷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开关放人,让二百八十万辽民一拥而入,结束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关外无政府状态。哪怕王象乾后来的所为多为人所诟病,这一举动也足令万家生佛,让人赞赏不已。


     因为山海关作为关内与关外的最重要关卡,向来是严防辽东士卒逃亡的。无论出山海关还是入山海关,必须持有勘合。王象乾能如此以人为本,尽放近三百万人入关,关门为之不闭者四昼夜,足可称为壮举。


     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刘渠,最初任宣府东路参将。天启元年移镇山海,授总兵官,后出关援辽。辽阳失陷后,就地被任命为新的辽东总兵官。在整场战事的表现中非常值得我们回味。


     天启二年正月十九日,后金大举渡过三岔河。二十一日,经略差王荣持高柄牌,硃书:『总兵官与将官不上阵者与千把总同斩,千把总不上阵者与军兵同斩,一个不上阵者一队斩,一队不上阵一哨斩』,又差人持旗发谕帖与总兵刘渠。渠见谕帖,面色如铁,即上马督战。——《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熊经略的宪牌,写得当真是一丁点也不客气。总兵官与千把总同斩,真个是一丁点面子也没给刘渠。写给刘渠的谕帖肯定也没说什么好话,导致刘渠『面色如铁』,即上马督战。『高出止之,渠但摇头,不应而出。』


     『前队乃辽将孙得功、祖天寿等,先分左右退走,后面马兵尽逃,二总兵死之。刘渠将印付家丁黄雄赉来,雄哭欲同死,渠谕之曰:「全朝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头,见渠落马,贼围数十重,死乱军中。』


      没有什么『我一人足守此』一类的英雄口号。一个男人,就这样默默地上马,默默地被敌人包围,默默地死去。唯一的一句话:『全朝廷印亦是汝功』,它包含的内容太实在,太深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忍不住把书放下,长长叹了一口气,回味良久。





      什么叫真汉子?这才叫真汉子。没有一句废话,不来半点虚伪。该我死了,我就去死;死之前我还要把朝廷的印绶让跟我最久的人送回去,尽我最后一份职责,尽我最后一份照顾。什么叫大哥?这就是大哥!


      历史啊,只有真实,才会让人感动。不是说非得万箭攒身,裹肠百步,才叫壮烈,也不是说非得先喊出几年平辽的口号,那才叫英雄。


      真正的英雄,有功夫给你们作秀么?有功夫死的时候还给你摆个POSS么?一声不响地上马去了,一声不响地死在敌人的刀前箭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物带给我震撼,远远超过某些周期性牛皮膨大症患者。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大明武将,也是天启朝最后一个战死沙场的辽东总兵官,对他的传颂并不多,但是真的希望他的名字能像死在西平堡的罗一贵一样为所有的明史爱好者牢牢记住。其实,从萨尔浒开始,一直到广宁失陷,甚至后来的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大凌河之战、松锦战役,类似刘渠这样名声不显,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殉国者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说:『余为经略,秋祭从前阵没文武官员,分厂设位排列,不可胜纪,惨不忍视。呜呼!辽祸之烈,一至是哉!』——《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虽然王在晋是一个谋身多于谋国的老官僚,但是他依然是一个有着爱国感情的大明人。这一句呜呼中,包含着多少作为大明官员切身的痛苦,作为读者,不可能感觉不到。


      人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动物,每时每刻都在矛盾当中度过。求得生存的低级本能与获得荣誉的高级需求搅拌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拷问我们的良知。


所以我今天讲王在晋,就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去推测他们当时的想法。肯定不会去朔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也不会任意抹黑任何人。无论历史变成什么样,只有这个人性是千古不变的。抓住这一条,记住无论是孙承宗还是王在晋,他们都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大部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王在晋虽然把山海关看成一个死地,作好了抽身而退的准备。但是作为一个政务熟练的老官僚,他还是在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熟悉的节奏——抓财政问题、抓民生问题。

        『此时欲为守关之计,马廄空、药局空、车辆空、铳砲空、甲仗之库空,细问永平守抚宁令,则铜铁无、硝黄无、工匠无、刍草无、豆粟无。再问之沿途有司,则煤坑尽、秫猎尽、钉灰尽、车骡尽,民间槐榆等木因造车造营房,一砍俱尽』『永平之民脚根站定,则蓟镇植其藩而都城藉为障,一切征输不得不缓,岁课不得不宽,逋赋不得不免,仓谷不得不留,抽扣不得不蠲,参罚不得不恕』『伏祈皇上轸念时艰,俯怜民隐,少宽文法,容臣脉脉以运规为严儧供输,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应,内有应而必速,乘外寇之未临,为有事之先备,庶不负朝廷之任使,疆场之臣可收功于尺寸矣。

        无论何时,跟皇上哭穷肯定是没错;无论何地,跟皇上说民生艰苦一定是给自己加分的;无论何种工作,只要是自己刚刚接手,就算把情况说得再恶劣十倍,那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王在晋题赈辽人疏:『臣钦奉简书,有「入关辽民务在抚恤防闲,沿海间田有可屯种者,即以安插其人,毋令为患」等语,是生活辽人者,臣之事也。其奈天之降割于辽人也,有抛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烧残之庐舍而不得处,有破坏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发而成禽,奔者且离乡而为鬼,老羸委身沟壑,少艾转眼从人。臣一路经行,见其迁徙无常,流离载道, 其流至真保、山东、河南等处者,人数甚多,此皆挈有行资,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贫民无归,不能行路者,群聚蓟永一带,州县投状投揭于臣,动以数百计,其散居村落者且数倍焉。

        这份题本清楚地记载了当时流落入关内的辽民之生活现状。有钱的,走的远一点,投亲靠友,尚能存活;没钱的,群聚蓟镇、永平一带,卖儿鬻女,托钵乞食,惨不忍睹。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没钱的永远是大多数。是以王在晋的这份题本,虽然必然有夸大的成份,但是忖之常理,还是基本可信的。
          请注意题本中的这句话:『 有抛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烧残之庐舍而不得处,有破坏之城郭而不得居』抛荒的田地、烧残的庐舍、破坏的城郭——这是说哪里?


        明显不可能是关内,因为关内没经过战火。那么是哪里呢?想到熊廷弼一把火烧了宁前二百里,王在晋此语指什么地方晓然分明。至此,王在晋和孙承宗两个人,他们俩矛盾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这里拉开帷幕了——宁前二百里。山海关与宁前以八里铺为界,八里铺以西向来属于山海关管理,出八里铺一步,即为辽东,旧属宁前道管理。

        广宁失事以后,宁前的城郭庐舍尽燬,百万辽民涌入关内讨生活,而后金也没有乘胜追击,收下这片土地。是以这宁前二百里之地,便成为蒙古人放牧的乐园。

        通过对这一时期王在晋、王象乾,包括前面那个张鹤鸣的奏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八里铺外的宁前二百里在当时的确为西虏,即蒙古人所占据。

        二、王在晋与王象乾以及之前出京视师的前本兵张鹤鸣结成了一个小团体,用给蒙古各部落送银子办法笼络他们,稳定边关局势。

        三、蒙古各族在当时的确曾经为我效力。虽然无法证实这种效力的强度有多大,但是写进奏疏中的东西,不可能空口白牙的捏造,毕竟还有巡关御史在,关上的情形,也不是二王一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天启二年四月十三日,山海关发生了一起兵变。当日辰时(即早上九点),署中军官毛有伦传报,驻札于山海关北山的湖兵纷纷下山,不知何故。王在晋立即令袁崇焕查问,并同时令总兵王国樑、王秉诚谕阻。之后才知道是湖兵五寨司莫大功、李应魁、向世爵、田应对封下目兵。询问其故,对曰:『物价腾贵,正月、四月钱粮未领,本年皇赏又未给,愿结伴往京城讨饷。

        王在晋说:『这是托辞,本年本来就没有皇赏,正月间溃关而入,还好意思要饷?若说四月未领饷,这还不到月中,根本不到发饷的时候。物价腾贵,又不是湖兵一营受影响。

        于是,发令旗抚谕,令湖兵回营。但只有两千人回营,其中大部分人竟然不听命令。王在晋当即传令前面提到了两位总兵拦截,并发追兵,另传谕沿途各官为追兵预备粮饷。王在晋不愧是老于行伍的官员,对于处理军士哗变很熟悉,这一套动作下来,软硬兼施,设备周详。很快,追捕骑兵赶上了哗兵首队,对抗令的首恶士兵当即斩杀。众多湖兵惧怕军法,开始回营,一场眼看就要酿成大变的兵变被迅速平息了下来。

        当然,这是依据王在晋自己的《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那么同时代的茅元仪在《督师纪略》中又是如何记载这件事的呢?『川湖兵大率皆土司,劲而易哗。在晋时分守北山,据堞不下。在晋以王光有将之,终任不识其兵,曾结阵以逃,崇焕身追之还伍。』——《督师纪略》卷二

        大凡判断谁真谁假,看谁写的详细就已经可以明了三分了。我上面所言的兵变过程,完全节选自王在晋的题本,而且这个时候茅元仪也还没有来到山海关。也不知这个把消弭兵变的功劳全算袁崇焕一个人头上的牛皮是袁崇焕自己吹的,还是茅元仪替他吹的?


        在审理兵变首恶的过程中,王在晋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初,湖兵下山奔窜,擒其为首者鞠之,云:『某乡宦有书招之,入京保熊经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讳之。及阅邸报,太仆少卿满朝荐疏云:『湖兵,臣郡辰州应募者,广宁失陷,郡人在阵日久,每以桑梓求见臣,故得访辽广失事之详云云。盖山海耳目甚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飞达京师,先以微言隐隐辩释,其意甚深,而予终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此时被僇,太仆其能有完计哉?——《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按王在晋死于崇祯二年,《三朝辽事实录》发行的时候其人已经过世。是以王在晋爆些惊天内幕,并不算陷害谁。满朝荐身为东林党,在天启朝因为直言得罪魏忠贤,被褫职为民。其时他真地要感谢王在晋替他拦了这一劫,否则等待他的,恐怕有比砍头更难受的死法。——太仆其能有完计哉?王在晋此话当真是一语双关,令人毛骨悚然哪。

        处理了逃兵事件之后,王在晋开始出手整顿边务了。他的一整套措施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一、处理逃将。二、裁撤冗官冗兵。三、筑城防守。前两点没有什么争议。沙岭惨败,广宁失陷,有大批的逃兵逃将越关躲入内地。边务不振,很大部分是由于法令不严,此时处理逃将,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前面我们提到过占役、影射等等文职官员侵占军饷的情况,这只是暗地里的。明面上,官员们所耗费的官帑也不少。每设一官,必然有仆从承差,这些人都有家有口,都要吃饭的。是以裁一官省过裁十兵。至于裁冗兵,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赘述。这三点中,争议最大的,便是筑城防守。

        (王在晋)往至关即历数永平西至通州之可守者以闻。人云其意欲弃关以捐重任矣,颇籍籍,或以语之。于是议筑重关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其意即守关亦非所乐,势不得不守而又耻于蒞关无所为,则人将议之,而金钱亦未可遽请。欲问关以外则所不敢。于是欲离关八里复设关,其说以外关破,内关尚可守,而外关之兵无可逃。其工四千余丈,为费百万,而城楼等不与焉。疏上,上许之,先发二十万,已肇工矣。监军道阎鸣泰袁崇焕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揆叶向高,在晋之所倚任者,其分理军需兵部主事沈棨、赞画军需举人孙元化,所与估工建议者也,亦阴以不可闻于首揆。首揆出四牍示公曰:『是不可臆决,我将亲阅焉。』公曰:『是宜宗往,其敢烦首揆乎?』——《督师纪略》卷一

        兵部尚书王在晋代廷弼经略辽东,与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象乾在蓟门久,习知西部种类情性,西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惎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明史》卷二百五十

        这是《督师纪略》与《明史》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可以看出,除了在对王在晋筑城动机上观点不同之外,《明史》基本是照抄《督师纪略》,改了几个字而已。

       经略辽东王在晋疏言山海形势:南则海天无际,虏如舍骑登舟,瞬息直达。北则为角山山脉,从居庸、古北、喜峰逶迤千里,各设关隘以障朵颜诸夷,关城枕之,缭垣于山,是为 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故有欲筑敌楼,先据高山高岭者,恐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搏击之势。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或八里铺起,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乃可为关门捍蔽。但计费甚钜,又恐虏骑猝来。然外墙毕竟当筑,尚须徐议也。当今为内备之计,惟不在募兵而在训练实在之兵,不在添将而在选择有用之将,庶可救危边之一线手。——《熹宗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二年五月十一日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繇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斟酌节省,毋致虚糜。——《熹宗实录》卷二十二

        《熹宗实录》的记载,在数字上与《明史》和《督师纪略》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熹宗实录》记载,这近一百万工费包括了敌台、营房、公厅等等附属建筑,并不像《督师纪略》里讲的那样,连城楼还不包括在内。按一里一百零八丈计算,三十七里的确是四千丈左右(3996丈),考虑到这个三十七里应该也是约数,所以说茅元仪所说的四千余丈应该不假,只是这个『余』的数目很有限,因为就算是三十八里,也才四千一百丈。



        按《神宗实录》万历四年三月兵部覆:『先年修墙工价,每丈一十八两』。按照这个工价计算,光修四千丈城墙,就该花费七十二万两,再加上前面讲的官厅等项,花费到一百万,对于三十七里城墙来讲,这个造价并不算高得离谱。更何况,还要考虑到万历四年时的物价低廉,天启二年如果要维持每丈一十八两的工价,已经很不容易了。

        无论《督师纪略》中那种贬低的口气有没有暗示这个造价超标的意思,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程造价是合乎历朝规矩,也经过天启认可了的。那么建这么长一道城墙,究竟是利还是弊呢?己巳之变,以及后来建虏的三次大规模入关抢掠早已说明了,光靠守是守不住的。山海关修得再坚固,也无非就是另外一个宁远而已,对建虏绕道喜峰、宣大入口,还是无能为力。

        至少说能省下来辽饷,这一点也难以让人认同。山海关就不需要兵了?辽镇兵丁的军饷在明末大概是每年20两左右,王在晋当关的时候,清点人数,还有7万,是这7万关上兵一年就要耗饷140万。那么建奴如果从其他的地方入犯,还要不要增加其他地方的防守?要,就要像山海关一样去修城墙,不仅要修城墙,而且还要增加兵力。不要?中原腹地随便人家进入?你开玩笑?

         山海关只修了37里,要花100万,蓟镇要修多少里?大同要修多少里?宣府要修多少里?单说蓟镇防区,西接宣府,东接山海关,蜿蜒两千余里,得花多少钱去修城墙,得增加多少兵力?处处都达到山海关的标准,一年500万的辽饷够用不够用?当然,我们是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林丹汗被黄台吉打得远遁青海的史实,所以才这样有把握地否定王在晋的这个计划。

        从当时来看,蓟镇与宁前这一线的边墙外,是朵颜三十六家。从宁前历广宁抵三岔河,嘉靖前属于泰宁卫;嘉靖后,林丹一族从青海迁移到这里,吞并了泰宁各部落,成为辽东的新生蒙古势力,当时称之为土蛮。从三岔河而东,抵开原境外,为福余卫,蒙古称为喀尔喀。这些大大小小的蒙古部落数以万计,皆尊林丹汗为王。在当时的明朝人看来,虽然建夷取了辽东之地,但是依然处在蒙古诸部、大明与朝鲜的三面包围之中。尤其林丹汗号称控弦四十万,在宁前西北当面挡住建夷的进攻,所以至少在山海关以西,是不用考虑建夷直接进攻问题的。当然,后来的事实完全没有按照这样发展,但是明末幺蛾子多了,也不差这一点了。

        之后就是著名的孙老师与王在晋之间的争论,关于这个建城的问题。明史和三朝里面的记载可以说差距很大,一个是孙承宗问的王在晋哑口无言,一个是孙承宗自己哑口无言。具体如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不过自天启二年三月,王在晋就职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即所谓的辽东经略以后,短短五个月后,天启二年八月,他就转任南京兵部尚书。南京的官,大家也都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但王在晋可以说是完美实现了逃命的计划,并且三十年宦海沉浮,也还算捞了个回本。之后,辽东就进入了孙老师的时代,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00:13:36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末督师袁崇焕因反间计下狱史料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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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件简介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黄台吉在京师城下经历了两次大战失利后,开始向西侧的良乡败退。

这条路线沿着良乡--紫荆关--大同长城,正是当年也先被于谦击败后的撤退路线。下图中红色路线是也先的败退出关路线。

可以说,黄台吉一路向西迂回的目的就是准备打道回府,由于东、南、北三个方向都被袁崇焕调集了援军把守各路要塞,而西侧的良乡则为相对薄弱。


历史总是惊人地出现巧合,而这一次黄台吉似乎更为狼狈,史料记载后金大军开始出现补给问题。
“十二月辛亥朔,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且猎且行。克其城,遂驻军。赏来降房山生员三人。”《清史稿》


正在这一天,得知黄台吉向良乡方向逃窜的袁崇焕踌躇满志,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布置,准备一次重大的反击给入关的后金军予重创。


回溯到十天前,十一月二十日的广渠门大战中,他亲自挂帅上阵鼓舞军心士气,一场恶战获捷。而在这次战役,他险些被后金狙击小队斩首行动偷袭得手。
“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辽师入卫纪事》
多亏武功高强的护卫出手,否则主帅阵亡必致军心大乱。然而他也几乎被弓箭射成了刺猬,多亏了有一副结实的盔甲保住了命。
“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辽师入卫纪事》


当崇祯皇帝得知袁崇焕作为一介文官亲自披挂上阵的遇险经历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召见中,特地送了他副好盔甲。
“二十四日,召对,赐公狐裘一领,盔甲一副。”《辽师入卫纪事》


于是在十二月初一这一天,袁崇焕身上正穿着崇祯皇帝刚赏赐的新盔甲,在他看来,报答崇祯皇帝知遇之恩的时机已经到了。
两战两捷后,后金军士气低落补给不继,已成一只逃窜的落水狗,现在所需要做的,仅是将这只落水狗痛打一顿。
在袁崇焕看来,明军自万历年萨尔浒惨败后,面对后金畏敌如虎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正是一雪前耻的时间。
袁崇焕可能甚至计划到了重创后金军主力之后,回到关宁继续实施收复辽南四州的计划。如果此次能将后金主力聚歼于紫荆关内长城墙下,那么复辽大业可能不需要五年就可以完成了。
突然之间传来了皇帝的召对,打断了他的布置。而这一次召对,他居然再也没有回来。
“十二月一日,正在谴发副将张弘谟等追摄,而忽报招公与祖帅。公等戎服趋命。酉刻,祖帅出,闻公已下召狱。”《辽师入卫纪事》


崇祯三年八月,一代忠臣良将袁崇焕被处死,罪名主要体现在下面两道圣旨
“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月。
“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九月己卯


第二章 崇祯将袁崇焕下狱明朝付出的巨大直接代价


2.1 后金在没有关宁军追击的形势下从容在良乡抢到补给
“十二月初二壬子纵略良乡县,俘获甚多。”《清史稿》
之前一直被关宁军追击而饥肠辘辘的后金大军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开抢了。抢到了补给之后,他们开始大打出手,准备更大的行动。先是在良乡全歼来援良乡的明军。
“是日,遣蒙古两旗兵,往截明兵来路,时总兵官呐格奏克固安县,尽歼其众。”《清史稿》


2.2 关宁被友军攻击后东溃明军大乱
“初四日,辽兵惊溃而东。其前所守各州,县兵将,亦咸生猜忌,间有径自驱逐者。”《辽师入卫纪事》
关宁军并非谣言所谓的“袁崇焕一下狱就东溃”,事实情况是,袁崇焕初一下狱,关宁军是初四东溃。这三天内主要发生了友军指责关宁军为奸细攻击关宁的事件。
孙承宗上疏详细交代了关宁军东溃的原因
“大学士孙承宗疏言本月初三日通州城守者了见辽兵三五成羣纷纷东下臣即令人招抚而鸟兽窜矣又初四日午时侦探人自西回始知祖大寿率全军东溃并新至步兵两营亦有尾之而去者大约万五千人河臣闻之急以手字慰谕大寿又传一檄以抚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而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坦然不惊极力谕诸军校亦多垂涕但曰主将既戮又将以大炮尽歼我军故不得已至此柱国又前追而大寿已远矣相去数十里诸军校且泣且戒柱国曰事已至此不能复回前去无益而时已暮夜遂不能追而还该臣自得此军之溃今因祖大寿危疑既甚又以极贵不能复受同侪节制故乘三军惊疑以城上炮击洗军之说诱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卒尽有叛心今当速敕関内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众心不然则此事之难收拾更甚於目前也帝令大寿图功自効”《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二月
相信一支千里入援的军队突然被友军说成是奸细并且威胁要开炮射击的心情,可见祖大寿率军东返实属无奈之举。


2.3 黄台吉从良乡杀回京师两天时间内全歼京师全部明军精锐
后金大军杀回良乡的时间是十二月十六日
“大军发良乡,趋燕京。”《清史稿》


2.3.1 申甫在卢沟桥被全歼
后金方记载此战

“至浑河卢沟桥,遇副将沈某率兵六千来御。上遣右翼五旗兵进击。不移时,悉歼之。生擒宫一员,择甲胃马匹之善者取之,佘悉弃置。大军向京城进发,距京二十里,有敌兵一营。上命左翼五旗兵击败之。”《清史稿》
明朝方记载此战
“申甫以七千人 战柳林大井芦沟桥亦败没 都人大惧”《崇祯实录》


2.3.2 十七日永定门之战宣大军精税全军覆没
后金方记载此战

“黎明,十旗行营兵大噪齐进,以击敌军。和硕图不违上之指挥,率本旗兵突入,击败敌军。方我兵毁栅而入,敌营枪炮甚多,交发不绝。上见之,怜惜诸将士,心伤陨涕。是役,阵斩明总兵满桂、孙祖寿、副将游击等官,凡三十余人,千把总无算,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敌人矢石鸟枪如雨,我军无一伤者。”《清史稿》
明朝方记载此战
“桂始屯宣武门瓮城内 谓援寡未可战 中使趣使亟战 桂不得已 挥涕而出 以五千人同孙祖寿等战安定门外 俱败没 麻登云 黑云龙被执 ”《崇祯实录》


十六日从良乡出发,到十七日永定门之战结束,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将京师附近明军精锐全部歼灭。至此,京师已无可战之兵,黄台吉开始大肆抢掠京师。


2.4 焚抢张家湾粮仓抢到了漕粮
“二十二日,遣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萨哈廉诸贝勒,及总兵官额附杨古利等,率兵三千,往略通州等处,焚毁船只,遂攻张家湾,克之。”《清史稿》


2.5 本已注定战败的黄台吉反败为胜就此翻身
在袁崇焕下狱前,黄台吉同袁崇焕进行了两次决定性的战役,十二月二十日的广渠门之战和二十七日左安门之战。明军均获胜。
明朝记载此战
“副總兵施弘謨袁信報廣渠門之捷 ”《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二月
后金方记载此战
“初五日,汗与诸贝勒会审众兵同袁都堂兵交战於都城南关东门时,为袁击败一事。”《满文老档》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十二月初一,黄台吉因两战皆败由京师逃向良乡,之后袁下狱,关宁军东溃,十二月十六,黄台吉从良乡杀回京师,十二月十七,清除所有京师明军精锐然后开始抢掠。
不得不说,崇祯在十二月初一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第三章 袁崇焕下狱原因解剖
这一场导致逆转的转折点就是袁崇焕下狱,之后永久地改写了中国和汉民族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导致崇祯做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骇人听闻、近似自杀的举动呢?


3.1 分析袁崇焕下狱的导火索
“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明季北略》,据说是这三件事成为导火线,导致崇祯临战囚帅。
关于东江斩帅及敌兵犯阙,后面有篇章剖析。
箭射满桂一事是不可能的。
十一月二十日,后金从北向南兵分两路先攻满桂所在的德胜门,后攻袁崇焕所在的广渠门。
那么两门的距离为15KG左右。

不仅是距离遥远,而且两支明军中间隔着后金军。
满桂在德胜门一战中还真的受伤了!但是,其实是被城头上京营的炮火误伤的。
“庚子,清兵大至,侯世禄、满桂俱屯兵德胜门;世禄退避,桂独战。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殆尽;桂负创,卧关将军庙。”《崇祯实录》
关宁军方面也记载了大战结束后,第二天在关帝庙找到了满桂。
“正语间,忽有报昨夜战时,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辽师入卫纪事》
明军两支独立作战,两战一胜一败,关宁军和宣大军其实是大战后第二天才碰面。
所以,箭射满桂一事,其实是导演黄台吉安排的一场精彩的舞台剧。对于导演黄台吉而言,为筹划这场演出搞点道具一点都不困难,后金长期同关宁军作战,弄点关宁军的箭支和装饰毫无困难。


反间计一点都不高明对吧!


3.2 袁崇焕不可能是因为“托付不效专恃欺隐”而下狱
袁崇焕在被二次启用后,向崇祯承诺五年复辽的计划。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于平臺帝慰勞崇煥甚至崇煥銳然以五年復遼成功自許”《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
到袁崇焕下狱的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这才过了一年加五个月,五年之期尚遥。
因为五年之军令状,一年半不到就抓人,这不可能。
而且,袁崇焕二次上任期间颇有成绩,最突出的成就是裁劣兵编练骑兵,将关宁军饷缩减至480万,使明朝完全负担得起。

“戶部言崇禎二年関寧歲餉以四百八十萬為額督師責成臣部預先積貯按月待支請仍照天啟六七年例將崇禎二年加???地畝銀兩查照粮多戶大之家俱以文到日為始預徵十分之三隨征隨觧仍照道路遠近定期最近者限正月內稍遠者在二月中旬極遠者限二月末旬起觧到部如議行“《崇祯长编》崇祯元年十一月
就袁崇焕上任的表现,还是比较称职,崇祯当时不可能认为其不称职。


3.3 袁崇焕不可能是因为“市米则资盗”而下狱
关于市米一事,其实质是卖粮给朵颜部,真相是朝廷每年都卖粮给朵颜,年年都由蓟辽总督去卖,崇祯二年更是大荒之年。
尽管当时有举报说喀喇沁有“明是西夷接济东夷”的可能,但崇祯权衡利蔽之下,还是下决定计口售粮,为的就是笼络一下喀喇沁,但这次他多了一个心眼,多派了几个人去查核买粮对像,估计是担心“西夷接济东夷”,或者是东夷冒充西夷跑来买粮,因为当时后金也是大荒之际饿得人吃人。


这是崇祯颁发的要求计口售粮的圣旨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督师尚书、蓟辽督师、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崇祯二年三月
郎中方孔照抄出。”

计口售粮一疏,告诉我们如下几个信息:
1)朝廷历年都向喀喇沁部卖粮来笼络这些部落。由蓟辽总督实施
2)崇祯二年为大荒之年,喀喇沁向朝廷担保“断不敢导奴入寇”来乞求朝廷售粮。
3)崇祯得到报告“明是西夷接应东夷”,但他还是决定计口售粮。
4)为了防止后金获得粮食,崇祯多派了人手,三个人去核实买粮对像,袁崇焕、喻安性、王元雅。


通过此疏,我们就会明白崇祯不可能是因为卖粮一事而将袁下狱。
因为:
1)计口售粮的决定是崇祯下的,他自己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三个人只是奉旨计口也就是查实对像。如果这算资盗,那么也是奉旨资盗了。
2)就算是这一年卖粮卖错了。也是三个人都有错。不可能放着另外两个不闻不问,偏揪着袁崇焕说一定是你查核有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卖错了。
3)如果是指卖粮卖给喀喇沁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那么这问题大了,历任蓟辽总督都要被鞭尸。


所以,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崇祯不可能因为年初计口售粮一事将袁下狱,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卖给谁及怎么卖是他自己的决定,袁崇焕只是他派去核实买粮对像的三人之一。


3.4 袁崇焕不可能是因为“谋款斩帅”而下狱
袁崇焕的所谓谋款,其实早就和崇祯皇帝打过招呼,在二次上任之前,袁崇焕上疏就表示要“款为旁着”,并得到了崇祯的许可。
“乙亥欽差出鎮行邊督師袁崇煥言遼事恢復之計不外前之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飬遼人以守為正著战為奇著欵為旁著。。。。。。旨嘉其忠勞久著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從事浮言朕自有鑒別切勿瞻顧“《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
袁崇焕向皇帝表达他要款为旁着,他会不会真的去议和呢?会不会像谣言所说的那样,为了向后金示信斩了毛文龙?
袁东江斩帅是在崇祯二年六月初,很碰巧六月底黄台吉就给袁崇焕来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又六月二十七日,续致书言:满洲国皇帝,致书大明国袁巡抚。因喇龘嘛迟久未归之故,又致书一次。逃人来告:谓尔之和好是假。此系逃人之言,既由尔处逃来,肯言尔之善乎?譬如由我处逃往之人,能言我之善乎?因不纳其言。今边子兴获来奸细,问之亦云假和,拘留喇龘嘛不遣等语。我之心中,以为逃来之人,故意诬告之耳。奸细之逃人,焉有不欺之言乎!此等小人,和与不和之大事,何得而知;我不信也。然至此时,吾之使臣,何久无一信来告?恐其事已实矣。故遣此人持书还,我固诚意欲和;人可欺,天亦可欺乎?尔意必有不诚。不然,孰能听信谤言耶!若不遣所使之人归,於此数人有何损益;信义一失,人必不服。须知天意亦愿太平,而不愿兴师;愿忠信而不愿奸伪也。谁是谁非,惟天鉴之!”《满文老档》黄台吉复袁崇焕书二
在这一封信中,黄台吉再一次怀疑袁崇焕为假和,再一次指责了袁崇焕的诚信问题。“信义一失,人必不服。”
估计袁崇焕看到这回信也笑不动了,本部院本来就是款为旁着,你自己愿意上当两次我有什么办法。


那么东江斩帅是否合理?
毛文龙自天启七年元月铁山溃败之后,就不再牵制袭扰后金,更为甚者,毛文龙将东江军民饿死遍地省出来的军粮布匹卖给后金换取参貂,被登州总兵杨国栋在崇祯元年八月举报“私通粟帛易敵參貂藉是苞苴為安身之窟罪八”,罪在当诛。
《满文老档》毛文龙降书三,在这封降书中,毛文龙对黄台吉夸下了海口担保物资供应顺畅“台吉官兵所需布帛等物概不足虑百事俱在不佞一口担当耳”,其汉奸嘴脸一览无疑,可怜了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初东江镇各岛上大明子民饿死遍地白骨盈沟。
毛文龙崇祯元年八月提兵登州,到了崇祯二年春,更是对登州进行了武装抢劫。江西道毛九华一连用“称兵内向,臣子大戮,文龙何人,敢公犯之”,“今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圮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等语句来形容毛文龙血洗登州的罪大恶极。
崇祯皇帝自己对毛文龙也是极度厌恶的,他多次下旨称赞袁崇焕东江斩帅的行为,甚至在将袁崇焕下狱的十个月后,他依然下旨宣称毛文龙死有余辜,不得平反。

“原任東江游擊周文煌疏請毛文龍卹典帝以文龍厯年糜餉牽制無功文煌豈得借端凟奏本當究處姑念愚弁從寬其文龍骸骨准親人領埋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十月
崇祯不可能认为斩毛文龙有什么问题,崇祯二年六月他认为杀得没错,直到崇祯三年十月他都认为没错,怎么可能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认为有问题呢?
事实上,提出谋款斩帅这个事的不是崇祯,而是梁廷栋。
“上初甚疑焕,及闻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颇闻外庭。仁与栋大惧,遂借杀毛文龙、市米二事,为焕资效私通反迹。”《剖肝录》
所以,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崇祯皇帝很清楚袁崇焕是款为旁着,谋款都是假的,怎么可能为了谋款而斩帅?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谋款斩帅而将袁下狱。

3.5 袁崇焕不可能是因为“纵敌长驱”而下狱
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唯一的失误就是准备在蓟州决战时被黄台吉绕道。而这个被绕其实后果并不是很严重,其实也就是后金大军兵临顺义!!!!!!是顺义不是京师。
这得先谈谈当时整个京师保卫战的布防形势,一共三道防线:1)袁崇焕关宁军守蓟州2)满桂宣大军守顺义3)孙承宗杨国栋守通州。
黄台吉先是绕开了袁的蓟州防线,是绕道的,不可能是袁主观放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袁崇焕和祖大寿的关宁军是在城外迎敌准备决战,而蓟州战区的保定总兵曹鸣雷率蓟州军驻守城内断后,城下的通道只有5里宽!就算前面关宁军不打直接放,黄台吉也不敢直闯蓟州,他不怕突然来个前后夹击吗?只能是绕道,最合理的绕道路线见下图。

那么黄台吉就算是绕开了严阵以待的关宁军,后金军也只能杀到顺义。顺义是满桂率领的宣大军一万骑加顺义守军,身后是追上来的关宁军,黄台吉事实上已经面临关宁军和宣大军前后夹击险境!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所有明史专家吐血!
宣大军在顺义一触即溃,然后就去抢劫明朝百姓去了,仿佛他们不是来入援的,这些后金侵略者是空气,不关他们事似的。
“贝勒阿巴泰、岳托;分路进击顺义县,败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军。因敌兵远遁,未得尽歼,止获马千余匹、骆驼百余只,顺义县知县率众来降。”《清史稿》
“明年冬十月,大清兵入近畿。十一月诏谕勤王。桂率五千骑入卫,次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俱战败,遂趋都城。”《明史》
败退后抢掠明朝百姓的史料如下:
“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剖肝录》
“總兵侯世祿兵潰肆掠帝以兩戰被傷令戴罪圖功 ”《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二月
满桂在顺义纵敌长驱后,其实黄台吉也是打不到京师的,只能打到通州。
然而通州城里孙承宗杨国栋坐拥数万精兵,没有出城拦截。后金大营就在通州北,没有出城袭扰。
只有袁崇焕从顺义一路追敌,追到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因为这里是粮仓,一方面补给,一方面保护漕粮。
后金就这样顺利地打到京师!
如果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如果崇祯认为后金大军打到京师是纵敌长驱,那么无疑孙承宗、杨国栋、满桂这三个纵敌放敌的是主角,被绕道一路追敌的袁崇焕是配角。
然而,看看崇祯对纵敌放敌的主角的处置,让人无法理喻!
孙承宗升少师,杨国栋升太子太傅,满桂谥太子少师,难道纵敌长驱到京师有功吗?
所以,这一天的崇祯不可能认为后金打到京师有什么严重问题的。


3.6 袁崇焕根本不存在“顿兵不战”
真正顿兵不战的在上一节已经提及。本节讨论袁崇焕有没有顿兵不战的情节。
袁崇焕在蓟州准备决战被绕道是失误,导致黄台吉打到顺义,这个责无旁贷。
但之后袁崇焕一路追击,几乎没有停顿,一直追击到京师城下进行了两次大战,一次小战均获胜,将后金驱至良乡,解了后金之围。史料上找不到“顿兵不战”,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没有时间顿兵不战。
十二日,马伸桥小规模遭遇战。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
十四日,后金潜越
十六日,追击到河西务
十七日晚,追击到京师
二十日,广渠门大战
二十三日,圣旨催出战
二十七日,左安门大战
二十八日,休兵一日
二十九日,袭营南海子
十二月初一,后金通向良乡。


3.7 袁崇焕从未遣散过任何一援军
这是袁崇焕做出的布置,基本上各支军队都被派到要处。
永平 参将杨春领步兵三千 游击钟宇(兵力未知)
迁安 游击满库步兵二千
豊润 参将邹宗武领步兵二千
玉田 游击蔡裕及龚彰兵三千
建昌路
朱梅游击刘镇华领步兵二千(周记录朱梅去山海)
调度:
昌镇总兵尤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
宣镇总兵侯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
保镇总兵曹鸣雷同辽镇祖总兵等驻蓟以遏敌


不知道梁廷栋在罗列罪名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证据,说明是哪一支援军被遣散了?


3.8 喇嘛是随军翻译带着何罪之有
关宁军中有一部分士兵是招募的蒙古部落和女真降人。这部分士兵占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为了沟通顺畅,军中安置随军翻译是必须的,而喇嘛的作用,一方面是方便同关宁军中的夷人士兵交流,另一方面夷兵信仰喇嘛教。
真心不清楚梁廷栋拿这个当罪名是何用意?当真找不到茬了?


3.9 “坚请入城”其实是请求效满桂例
满桂是德胜门战败后,获得进外城休整的许可。
“壬寅,开得胜门瓮城,屯满桂余兵。 ”《崇祯实录》
“丙午,袁崇焕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实录》
十一月底的寒冬,关宁军的士兵们看到宣大军入外城休整了,也希望获得同等待遇。于是袁崇焕申请了,仅仅是申请了一下!
居然成为了罪名!!!!!!
关宁军申请与宣大军同等待遇可以理解!
崇祯皇帝拒绝给予同等待遇也能理解,或许皇帝有他的顾虑。
唯独只是打个合乎情理的申请成为罪名,此事断难理解!
崇祯皇帝这是啥意思呢?对关宁军有偏见?对袁崇焕有偏见?可就是你有偏见也罢,这边做个申请想获得同等待遇也是合情合理的,怎么就成罪状了?


3.10 袁崇焕实际上是被怀疑通虏谋叛而下狱的
“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九月己卯
这是崇祯在袁下狱后,与公布袁的罪状同时发布的一条圣旨,这个才是崇祯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那天的真实想法。
但他没有证据,或者说,他正在寻找证据。所以,公布处死袁的圣旨上没有直接写上通敌谋叛,反而东扯西扯了一堆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经不过任何推敲的证据。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袁崇焕通敌谋叛的证据。



第四章 涉及后金施反间计的一些史料


4.1 关于后金方面记载实施反间计的史料
《清太宗实录》卷五载:“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上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蒙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蒙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迫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满文老档》962页:“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天聪三年冬,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


《清史稿》: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4.2 明朝方面记载后金实施反间计的史料
“督师以祖帅战城南,胜之。崇焕先杀毛文龙,文龙私人在都者已广布流言。及东兵(即建奴)入,每扬言曰:“袁督师约我来耳。”都人啧有繁言。督师又请罗城休兵,谗口益力。”
《成靖之传》


“袁崇焕入援,抵都城下。上召对,问行间方略,赐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与祖大寿皆赐盔甲一副。然崇焕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虏骑蹂躏殆尽,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兼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举朝皆疑之”《烈皇小识》
为什么会有“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历史真相是投了袁崇焕,已经跑到良乡的鞑子又杀回来了。这个民谣的来源十分可疑。
对比之下,宣大军入援后一触即溃,然后就跑去抢劫明朝百姓去了,这样的军队都没有人怀疑,那么关宁军的谣言从何而来呢?
应该说,后金打仗一直都有先派奸细的传统,萨尔浒沈阳辽阳这些城的丢失,都同后金奸细里应外合分不开。


第五章 总结
1)崇祯公布袁罪状的圣旨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依据可言,有的荒诞到自相矛盾,证明这些罪状属于先抓人再捏造的谎言。
2)导致袁崇焕下狱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崇祯认为袁崇焕通虏谋叛,但直至今日尚无证据。
3)事实证明,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崇祯抓袁下狱就存在着证据不足的问题,而后金确实在此之前实施了反间计。
4)袁崇焕下狱事件导致战局逆转,改写了历史,是中国和汉民族的一场劫难。

 楼主| 发表于 2019-9-10 15: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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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中背信弃义的朝鲜人


哪个国家不出几个败类叛徒拿这个黑朝鲜真的没劲,朝鲜也有很多抵抗的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83]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8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85]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86]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倧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膑、勾践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87]又说:“天和谐】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88]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


虽然对棒子无感,但楼主不知在哪看到些野史小说就来诋毁援明的朝军,吾辈绝不苟同。


萨尔浒,明官方记载是奉行中立的朝鲜王在本国明粉压力下派出1万人参战,结果大半覆灭,残余朝鲜军才在朝鲜主将带领下投降。光海君仅仅因为在明清间中立,就被国内推翻,罪名最大一条就是叛明。


今天的棒子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明朝时的朝鲜人对明朝的忠诚度不是今天可以想象。后来八旗为了报复参战的朝鲜,同时断绝后患,入侵朝鲜,朝鲜举国沦陷,被抓了几十万朝鲜人回东北当奴隶。哪怕就是如此打击,朝鲜君臣也从没有忘记大明,只是为了生存被迫臣服于皇太极。


楼主这种诋毁朝鲜援军的行为,和今天那些诋毁明朝援军的棒子真的是异曲同工。


发表于 2019-9-11 18:49:54 | 显示全部楼层
射声老师中秋快乐!
发表于 2019-9-12 19: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师收藏发表了这么多有用的东东~
 楼主| 发表于 2019-9-12 22: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tieba.baidu.com/p/6232232324#127191561015l



朝鲜人也是输得稀里糊涂。当时朝鲜高官罗万甲(兵曹参议,相当于明朝的兵部侍郎)写的《丙子录》里,对于他亲身经历的事件还比较靠谱(他和仁祖一起被困在南汉山城里),但也有不少不靠谱的传闻。


仁祖投降、后金撤离朝鲜后,罗万甲跟居住在边境的朝鲜翻译打听到的所谓情报说,后金攻朝鲜一共出动兵力14万,损兵4万余。不过他记载的后金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倒是正确的——努尔哈赤的女婿、老将扬古利在攻山头时被朝鲜火**狙击身亡。


扬古利当时65岁左右,地位高于各固山额真,差不多相当于贝勒。他多次担任独立大军团统帅的二把手,感觉在后金的实际地位跟阿巴泰差不多,可能要高于硕托等小贝勒。

1636年后金丙子侵朝之役兵力估计 —— 估计不超过3万(满蒙汉总计)

清朝史书一般都不会透露历次出兵总人数,但《清太宗实录》明确记载,皇太极在准备侵朝前一个月,令各贝勒、固山额真每牛录准备出兵32人(其中每牛录:巴牙喇7人,骑兵15人,步军10人),但偏偏未提总兵力。

而清太宗实录列明的清军入朝序列分成5个波次:

1)尖兵——由长期从事对朝贸易的户部参政马福塔和巴图鲁劳萨率巴牙喇前哨兵闪击朝鲜王京汉城:300人;
2)前锋——多铎、硕托率第二波巴牙喇在马福塔、劳萨后面2日行程继进:护军1000人
3)前军主力——岳托、扬古利率领3000人(主要用于打援)
4)后金主力——分成两路:左翼由多尔衮、豪格率领左翼三旗满蒙兵攻击平安道、咸镜道,掩护侧翼;右翼五旗由皇太极亲率从边境义州沿大路进兵汉城 —— 未明确兵力
5)后卫及火器部队——杜度及三顺王(孔、耿、尚)押送后勤补给及三顺王火炮部队跟进 —— 未明确兵力

以上系出自《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下面是个人对后金出动兵力的推测:

1)按清史大牛曹天元Capo大大考证,1636年皇太极称帝前后时的后金牛录总数:八旗满洲约240个,八旗蒙古80个左右,八旗汉军当时只有一个旗(丙子之役后才扩编为两旗)。另一个角度,满蒙八旗每牛录有巴牙喇前哨兵2名,马福塔和劳萨的300尖兵有可能就是每牛录出了1名前哨兵。入朝兵力中纯粹的满蒙八旗人数差不多是3xx牛录 x 32人/牛录 = 1万出头。

2)当时已归附后金的蒙古科尔沁和其他外藩蒙古参与入朝人数不会超过1万。1636年11月后金派员编审的科尔沁部丁数1.6万人,三丁抽一就是约5000人。

3)三顺王兵力比较明确,他仨1633年前后归顺后金时所率兵力分别约为3千、2千、2千。所以入朝的三顺王枪炮部队约7~8000。个人估计加上杜度部,后金第五阵的后卫差不多共有1万人。

4)前三波清军均有明确人数记载,主要是第四路后军主力人数。好在朝鲜方对多尔衮的左翼军有较明确记载。当时朝鲜的平安、咸镜道兵使给朝鲜国王报告入侵"虏骑五六千骑",这是前线将领汇报的一手信息,应比较准。而后金方记录多尔衮部为左翼三旗+外藩蒙古左翼三旗。即满蒙八旗除去前三阵后兵力(估计为10000-4300=5700)+ 蒙古盟军(估计为1万)的3/8,约5800人,与朝鲜方前线报告吻合。相应的,皇太极所率第四阵右翼兵力约为1万。

总结下,后金共出动3万人,分五阵:
1)第一阵:300 (1636年12月10日越过鸭绿江、14日兵临汉城城下,仁祖逃往南汉山城)
2)第二阵:1000 (1636年12月16日抵达汉城)
3)第三阵:3000 (1636年12月下旬抵达南汉山城,负责打援)
4)第四阵:约15700,左翼多尔衮5-6千,右翼皇太极1万
5)第五阵:约1万


1600年前后有朝鲜使者告诉女真人,他们收留了大约数千人日本俘虏和逃兵(不排除人数有夸张),传授火绳枪制造技术,并安置在北部鸭绿江沿江与女真接壤地区。萨尔浒、松锦和顺治年间支援黑龙江与罗刹交战的朝鲜鸟铳手中可能有日本遗民或其后代
 楼主| 发表于 2019-9-12 22: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293ef2c0102woec.html


宁远之战炮轰老奴史料记载



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 ‘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明熹宗年都察院实录》记天启六年二月五日御史周应秋疏云:“[奴]酋大举过河,攻宁远,几震京师,幸仗皇上之威灵,袁崇焕之方略,将士奋击,贼负重伤遁去。”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辛丑,登莱巡抚李嵩疏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293ef2c0101px9l.html


宁远大捷



此文系百度贴吧袁崇焕吧吧友 玄_同  原创讲座稿,谢之。。。
首先辨析“宁远大捷”的概念。有人说:“宁远之战”又称“宁远大捷”,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古语“宁远之战”概念比较模糊,既可以指战役,用现代语表述为“宁远会战”;也可以指战斗,用现代语表述为“宁远守城战”。根据当时的叙述,“宁远大捷”指“宁远守城战”胜利。近四百年后,随着历史变迁,“宁远之战”通常指“宁远会战”(根据语言的约定俗成规则已形成专用词组)。为了使概念更加清晰,在此特别说明。
“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1626)正月,大明宁前兵备道(辽东军区宁前军分区司令员)袁崇焕领导的一场经典城塞防御战,以不足两万明军守孤城而御强虏,击退五、六万后金主力,取得明清(后金)开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举国为之一振!《明熹宗实录》:兵部尚书王永光:“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大学士顾秉谦:“奴贼自抚顺发难,……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而宁远捷音至矣。……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天启帝:“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清太祖实录》: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宁远守城战”的前因后果、事件经过及“宁远会战”双方得失,经验教训如何?
下面,请听我一一道来:
一、战前形势
四百年前,大明王朝静静地步入晚年,庸人柄政,百官旷职,文恬武嬉,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是为醉梦之期。辽东一隅,建州女真悄然崛起,至万历四十四年建国称汗,四十六年悍然攻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短短四年时间,明军屡战屡败,至望风奔逃,“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丧师数十万而捐弃全辽,“逐步退缩至于山海关,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后金兵锋所向,明朝如何应对?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固守山海关,代表人物先后有王在晋、高第;第二种意见:修建关宁锦防线,代表人物有孙承宗、袁崇焕。本人支持关宁锦防线。从军事上看:防御正面越窄、纵深越大,越有利防守。辽西走廊夹山临海,不过几十里正面;关、宁、锦形成四百里纵深——如果锦州失守,还有宁远;宁远陷落,才到山海关。山海关是阻止满清逐鹿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退无可退。如果弃辽西四百里退守长城,防御正面从几十里骤然增加到数千里,且纵深全无。按当时的条件,要守住数千里长城(敌只需突破一点)绝无可能。历史也证明了这点——崇祯年间,满清(后金)曾五次绕道蒙古掠劫中原(“己巳之变”多少还有点突然性),长城是挡不住的。而如果后金绕道蒙古夹击山海关,关门(山海关)失陷就只是时间问题。
有人认为:山海关牢不可破,地形胜于宁、锦,弃宁、锦而守山海足矣。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就连当时力主守关门的王在晋、高第都不这么认为。分析如下:山海关比宁远、锦州,地形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有利方面在地势险要,不利方面则是一个线形防御(敌只需突破一点)。高第言:“守四面之城易,守数十里之长城难”。战略上能够容纳的部队有限(一条长城能容纳多少部队?比四百里辽西如何?)。
天启二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评价山海关“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发现附近山头高于城垣“数仞”,但心敌军登上山头,居高临下覆盖射击,又说“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提议“再筑边城……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后来,孙承宗视察发现问题——王在晋谋划的新城与旧城距离太短,一旦前线兵溃,敌军驱赶溃兵反冲我城(常用战术),到时候要不要开城接纳败兵?——开城就会被敌乘机抢关(不开则可能丧失军心,引起哗变)。于是否定了八里铺重城方案。
再作一个简单的战术计算:宁远城周长3200米(约六里半)、锦州稍大,不过十余里,两者都是四面之城,城中可驻扎精锐为预备队,当某段城墙告急,能很快增援。王在晋议筑的八里铺重城一条线就长三十里,数倍于锦州、宁远,城墙上需要的兵力更多,预备队增援的距离更是增加了五到十倍左右,难易如高第之言。
最后作一个战役推演:若满清绕道蒙古进逼京城,明朝肯定会调山海关守军入卫,不能不去吧?赴京途中有没有被打援的危险?就算先到京师,敌军突然调头东向,同时从国内出兵夹击山海关(弃宁远则关门失障,使前后夹击成为可能),结局可知?
又有人认为:守关宁足矣。概因“松山之难”而厌锦州。我也不赞同。分析:不战而弃锦州不可取!1、平白丢弃一层防线,纵深减小。2、锦州为宁前屏障,辽西大部分屯田在宁前一带,弃锦州而将宁前暴露于敌军锋镝之下,是损己利敌。且“宁远之战”教训深刻。3、锦州作为关宁锦防线的前沿核心,主要作用是阻挡和消耗敌军,非决战之地。简单地说:只要满清付得起代价(要么付出数千人以上的伤亡强攻坚城,要么花几年时间、消耗大量物资将其围陷),锦州失陷也可以接受,白送不行!
历史上“松山之难”概因明朝背弃袁崇焕“孤守”之策,派大军救援锦州,与满清主力决战所致(想一想:防御纵深起什么作用?如果在第一道防线与敌军决战,第二道、第三道防线还有多大意义?)。满清拥有野战优势,有意布局,而明朝采取围一城必援一城的错误战术,被围城打援不可避免。即使没有锦州,宁远、山海关乃至于京师皆可以“打援”。
前面提到“孤守”之策,简要讲解如下:袁崇焕的守城思路是固守、孤守、死守。所谓“孤守”,就是靠自己守城,别指望,也不会有什么援军——没有援军,自然不会被“打援”。他要求别人做到,自己率先施行!“宁远之战”,袁崇焕孤守宁远城。他派人去山海关,不是求救,而是要了一道死命令——宁远将士入关皆斩。“宁锦之战”,皇太极围攻锦州,当朝令袁崇焕出兵援锦,袁崇焕只派偏师虚应……。战后,袁崇焕因“不援锦州”被指为“暮气难鼓”,辞职下野。回头看,我认为“孤守”是正确的战术。天启末至崇祯初,后金不过六、七万余丁,强攻宁远、锦州不是不行,但损失太大——明朝亏得起,后金亏不起。长期围困依赖经济,当时后金无此实力。强攻太亏,打援不成,便只能撤围。历史上锦州又抵御满清(后金)十五年,早已经值回票价。满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准备,在义州屯田,用了两年时间才将其围陷。真正的败笔是明朝不该派主力援锦,派骑兵在外围虚应既可。若如此,即便锦州失陷而明军主力尚存,闯、献何得以纵横无忌?明祚可以延长。时过境迁,华夏或免于沦陷。
言归正传。天启二年六月,孙承宗巡边,否定了八里铺重城方案,召将官议防守之策,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王在晋坚持不可,主守中前所。其时,明军前哨名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孙承宗经过考察论证,决定主要采纳袁崇焕的意见,在宁远筑城;部分采纳阎鸣泰的意见,组建觉华岛水师,与宁远互为犄角;回朝后奏请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因此结怨)。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熹宗任之。孙承宗立志复辽,以袁崇焕、满桂、祖大寿营筑宁远(天启四年完工),又“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天启五年夏),关宁锦防线初步建成。主辽三年间,复土四百里,练兵十一万,奴未能大举入犯。
天启五年九月,柳河之战,明军小败,引发政争。十月,孙承宗去职,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钱益谦《孙公行状》记:“第在兵部日,请减兵,请撤关外以守关内。……甫受事,即下檄马世龙,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袁崇焕力争曰:“宁前道与宁前为存亡,撤宁前,我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兵,驱屯兵屯民入关,弃屯粮数十万石。死亡塞路,哭声震原野。明年正月,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第撤兵之效也”。高第上任后做了一件大事——“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周文郁《边事小纪》、茅元仪《督师纪略》亦作是言。周文郁、茅元仪身为辽将,有当事人资格,为第一手资料。《明史》又综合了《三朝辽事实录》,记:“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高第“请撤关外以守关内”的奏疏见于《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五年九月……兵部尚书高第奏:“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山海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关外,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仇,都令欲逞,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是在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
十月,高第任辽东经略,着手推行自己的主张,提出“归并宁远”方案,主要内容就是以锦右为“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言下之意:锦右既成“游哨”,原先部署的明军主力自然撤回,驻扎关上。
撤军方案提出,袁崇焕上书反对,言:“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 (《三朝辽事实录》)。“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明确拒绝了“归并宁远”——如果您坚持要“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我不敢当此重任(另请高明)。
后来,高经略坚持撤军,袁崇焕愤而辞职。十二月,朝廷慰留袁崇焕(哪里再找个“傻瓜”守宁远送死?),加山东按察使(本官晋升一级,实职仍然是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又回去上班了。
看“宁远之战”战前部署,高第于锦右仅留兵数千,宁远兵不足两万,自拥大军于关上,有放弃关外的意图。“宁远之战”,明军没有任何一位实授总兵参战——三个月前高第建议调回山海关的三总兵部到哪里去了?查《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壬寅,“蓟辽总督王之臣言:“宁远事急,臣意关门有重兵可分一万,则各将面面相视,此云兵少,彼云马弱。即询车营何在?李秉诚云:马帅在时营已尽废矣。””《孙公行状》:“出十二车营于关外”(天启五年夏)。宁远之战时,蓟辽总督王之臣到山海关组织援军,“意关门有重兵可分一万”、“即询车营何在”,表明他知道高第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马世龙是柳河之战前线总指挥,宁远之战时他的部队出现在山海关。多方史料记载和反映高第撤军,且无反证,可确信无疑。
有人言:《实录》未见高第撤军疏,故无撤军之事。此说谬矣!高第撤军的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岂因不见原疏而轻易否定?如:熊廷弼“三方布置”原疏亦不存于世,这能否定熊廷弼上“三方布置”策吗?个人认为:历史文献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部分,高第撤军疏没有保存下来,可能保管不善,也可能因为事涉朝廷颜面“被消失”了。以常理推之,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调整,高第应该奏报朝廷方可施行。
有人疑:“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宁远哪里撤了?前文引《孙公行状》,有“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兵”语,此为一说。又读《明史·满桂传》,天启四年,(宁远)“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宁远之战”这么多军民哪里去了?窃以为“驱屯兵屯民入关”当不止锦右。再以常情推之,孙承宗调出关外的三总兵部也可能有部分部队驻扎宁远,奉命撤回。
又有人疑:“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与高第要求守宁远矛盾,而且守宁远是朝廷方略,高第岂敢违背?这种怀疑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排除其它可能。个人认为:袁崇焕的话是句口语,见于周文郁《边事小纪》、茅元仪《督师纪略》,两人都有当事人资格,《孙公行状》也有记载。可能是高第在袁崇焕谒见的时候提出并撤宁、前,袁崇焕当场拒绝,且反应强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常情推之:高第议撤宁前并非真心,而是给袁崇焕设套,如果袁崇焕赞同就是“怕死”,政治上完了;拒绝就得有所行动,不怕他撂担子——这叫“两头堵”。袁崇焕明知入套,便顶撞了两句。以上就是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日还见人大批“尽撤关外”,不知从何而来?问其出处则顾左右而言它。本人只见过“令撤锦右、宁前之兵”、“且欲并撤宁、前二城”、“议撤宁前”等语,从来没见哪份史料写“尽撤关外”或者表达相同的意思,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史载高第撤军,于锦右留军数千,宁远兵不足两万,“尽撤关外”明显失实。倡议大家在读史的时候尊重原文、准确把握、减少误解。当然,谁都不会永远正确,籍此与各位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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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远之战”胜败得失
“宁远会战”,从战略上看,明与后金打平,明军成果较大;战术上,后金胜。“宁远守城战”打破了努尔哈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话,凝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明军对女真主力不敢守战的局面自此改变;战后,明军收复锦州,巩固了关宁锦防线,初步扭转了开战以来后金频频进攻,明军节节败退,战线一再西移的战略态势,取得战略成果。
理论上: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近现代以是否达到政治目的或取得政治优势为判定战争胜负的最高标准。
同时,军事上战略高于战术。作为战争一部分的战役、战斗以是否实现战略目标或取得战略优势为判定战役(战斗)胜负的最高标准。
“歼敌”不超过一定的量只是战术成果。
《明熹宗实录》:“守者以全城为上,援者以退敌为功,俘馘或斩级皆所不计”,与现代理论相合。
战略上:“宁远会战”,明军取得明清(后金)开战以来首次大胜,振奋人心为一得,“守土”、“退敌”,巩固关宁锦防线又为一得;后金掠得右屯存粮为一得(在明为一失),攻宁远不克为一失。
《满文老档》:皇太极云:“我父汗曰:‘……汉人、诸申(女真)各立为国,以安生业。遂未入山海关而还,……然明乘修葺宁远,不肯罢兵,遂往征宁远’。”以明朝“修葺宁远,不肯罢兵”为侵略借口固然是强盗逻辑,但也清晰地表明攻破宁远为其战役目标。以常理论:后金经济落后,缺粮少食,抢掠为又一目的。
明朝起初认为后金只为抢掠,事实证明判断有误。努尔哈赤掠得右屯存粮并没有急于搬运回国,而是继续西进,猛攻宁远,撤军途中路过右屯下令将来不及搬运的粮食付之一炬
战术上:“宁远守城战”估计杀敌上千,守军损失较小;明方丢弃右屯存粮三十万石,沿途城塞堡垒遭敌破坏,觉华岛“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惨遭屠戮。
“宁远会战”,袁崇焕时任宁前兵备道,“宁远大捷”指“宁远守城战”胜利,在他的管辖范围胜利无疑。战前,辽东经略高第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使右屯、觉华岛暴露在敌军锋镝之下,导致重大损失,战后被明朝革职。右屯参将周守廉没有焚毁存粮既行逃窜,问斩。
“宁远守城战”估计杀敌上千
明代首级检验十分严格,正常情况下“斩首”远低于歼敌(排除杀X冒功)。 如:万历朝鲜战争,明军攻克平壤,歼灭小西行长第一军万余人,又击溃前来增援的大友军数千,斩首却不过两千。这还是战后明军完全控制了战场,平壤仅有极少数人逃脱的情况。“宁远守城战”以不足两万明军独抗五、六万后金主力,攻城方战死城外,割级更难。《明熹宗实录》:“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按平壤之战的斩首与歼敌比例估算,杀敌上千。
现代采取根据战役(战斗)结果,参考交战各方战报进行评估的方法。
“宁远守城战”,明方估计“伤敌数千”,夸张的上万;后金《满文老档》自承折损五百——这是明清(后金)开战以来满清承认的最大数字,超过萨尔浒之战、浑河血战。由于胜方夸大战果,败方减报战损是一种普遍现象,满清在这方面劣迹斑斑(如:永定门之战,满桂四万大军覆灭,《满文老档》居然自称“我军无一死者”,违背军事常识,明显吹牛)。现代估计“宁远守城战”杀敌上千。
当时,后金不过二十几万人口,六万余丁,攻宁远两日折损青壮达到总丁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就算按满清承认的“五百”也接近百分之一,可谓“伤亡惨重”。后金不能承受强攻坚城的重大伤亡,从宁远撤退。
另据明方记载:正月二十六日,明军火炮“并及黄龙幕”,努尔哈赤可能被波及受了轻伤(指挥部中炮,混乱中负伤),由于战场目测不十分准确,出现“重伤”、“毙”等传言可以理解。努尔哈赤是否负伤尚存争论,但“宁远守城战”击退后金主力的历史事实无可置辩。努尔哈赤正月二十六日从宁远撤军,二十七日已至右屯,日行两百余里,甚至下令烧毁来不及搬运的右屯粮草,退得仓皇。
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看,“宁远大捷”( “宁远守城战”胜利)当之无愧,是明军取得的第一场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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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方主要失误及责任分析
《明熹宗实录》卷68:“恢边胜筭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皇上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酬报于前,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策励于后”。
客观评价“宁远之战”,既要充分肯定“宁远大捷”成果,也要认真检讨战役层面的若干失误,右屯失粮与觉华岛被屠使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错在哪里、该谁负责?
(一)右屯未撤之过
《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因当时有“悍军倡言抢粮”而误。高第组织撤军不辨轻重、不分缓急,指挥失措,难辞其咎。“兵科罗尚忠题称:“闻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倡言抢粮,遂寝其说。今奴且营右屯,搬移既以无及,焚毁亦奚容迟,不然已为盗资矣。然掷尽屯积之千百,而靳言用力之一朝,倘愤前屯之为盗积,而坐视见在之为军饥也,……””“礼科张惟一题称:“……右屯露贮之三十万……,久奉撤入之命,而徒惮抢劫之虚声,辄举而委之奴可惜也。既不然抢粮之说实有其事,散之军不犹愈赍之盗乎”。”“刑科陆文献题称:“右屯储米三十万,以之饷军以为续命之丹,以之委敌则为盗粮之赍。既鉴于前军之覆(柳河之败)而请旋,煽于妖言撼而寝,即未及先事之防,亦不宜贻后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马之说,既不欲藉寇兵矣,岂其欲赍盗粮哉”。”
这么严重的失误,起初即有天启圣喻为之开脱,事后明朝亦未深究,不合常情。个人推测:高第可能奏报过朝廷,而内廷决之。此为一“说”。
近年,网络传言右屯未撤因“管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阻挠所致。理由是金启倧曾反对撤军,猜测其拒不执行撤粮命令,并以金启倧在“宁远守城战”中“手放大炮”遇事故身亡为由猜测是袁崇焕指使其阻挠撤粮,而后“杀人灭口”。
这种说法仅凭猜测判定袁崇焕“杀人灭口”,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金启倧阻挠撤粮,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崇焕“杀人灭口”。 天启五年十月,金启倧、袁崇焕上书反对撤军是战略争论,由于高经略坚持,其反对无效。以常情推之:撤军应先撤粮是军事常识,主力既撤,岂有阻挠撤粮之理?金启倧一小小通判,更无此能。“宁远之战”,右屯参将周守廉弃粮而逃,以其贪生怕死,怎么会受金启倧指使拒绝撤粮?战后明朝追究右屯失粮,只见周守廉弃粮而逃和高第指挥失误,未见“阻挠撤粮”说,设使有——高第怎会不加辩解,而无只言片语流传于世?
学界允许怀疑权威,提倡百家争鸣,但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历史学讲究言必有据,没有依据,天马行空般的胡乱猜测便成了“编故事”。司法更要讲证据,用无法证明的猜测给人定“罪”,这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就叫做“莫须有”!与大家引以为戒。
(二)觉华岛败因
王在晋认为是当初决策失误,《三朝辽事实录》记录了天启二年的讨论情形:
王在晋:“若觉华则去宁远三十里,可收粮而不可长守也,冬月水坚可渡。”
阎鸣泰:“虏至将凿冰为堑,以限虏骑。”
王在晋:“冰可踏者必结,土冻凿堑土可填也。”
阎鸣泰:“守岛则虏不敢犯宁城,为宁城之犄角。”
王在晋:“虏用骑,而水兵舍舟则失其长技矣。可与骑兵格闻乎?守之何益?”
事情发展——“枢辅至檄兵守,高经略未及议更,虏踏冰而岛兵尽遭其惨戮……”
由此可见,“凿冰为堑”是阎鸣泰提出的作战预案,“高经略未及议更”。宁远会战,“觉华岛各将议凿冰壕”,高第“即檄觉华岛将官凿冰自卫”,均是沿用阎鸣泰预案。觉华岛失陷,姚禹贤、王锡斧、季士登阵亡,袁崇焕提出的水营游击姚禹贤等从南应援似未采纳。
现代看来,阎鸣泰“凿冰为堑”确有失误,但觉华岛之败的主要原因还是高第撤军。当初,孙承宗营筑关宁锦防线,以锦右屏障宁远、觉华岛,高第主辽后调整部署,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致使“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觉华岛防务“未及议更”有高第计划不周、草率撤兵的问题。觉华岛是辽东后勤基地,平时依赖海运,缺少陆上运输工具。高第在冬季撤军,海面结冰无法船运,待奴兵入犯,粮草、商民(包括大量明军家眷,女人小脚)都来不及撤走。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走两百里避入关内,不知道路上会死多少人,更不知道如何逃过骑兵追杀(当时认为宁远守不住)——觉华岛选择“凿冰为堑”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当事人不知道结果……
(三)高第撤军问题
高第撤军是右屯失粮与觉华岛之败的必要条件,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一节,我阐明“关宁锦防线”的极端重要性和“不战而弃锦州不可取”,谈了守御锦州的必要性,这里再讲一下可行性。
高第言:“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薄”,以锦州“朽坏”为由推动撤兵。而袁崇焕言:“今但择良将守之(锦州),必无他虑。”——谁的陈述更接近真实、判断相对准确?
事实胜于雄辩!“宁远之战”,锦州失陷,遭后金破坏。战后,袁崇焕收复并修缮了锦州城,四个月完工,“宁锦之战”经受住了战争考验,锦州又抵御满清十五年。由此可见,锦州城防可恃,高第所谓“朽坏”并不属实,有故意贬低的嫌疑。又暗指孙承宗渎职,任锦州“朽坏”,即可推卸责任,也可为政争口实。
当年,孙承宗主辽,练兵十一万;高第代之,报兵只五万八千,王在晋亦从此言。有人认为:高第撤军是“不得已”,马世龙空额吃得太狠,孙承宗竟不知情,及高第到任,发现兵只五万八千,不得不收缩防御,马世龙、孙承宗负主要责任。
本人认为:说马世龙吃空额符合常情,但要说孙承宗全不知情,任其将十一万兵额吃掉一半,我却不信。以实绩量之,孙承宗主辽三年间,复土四百里,奴未能大举入犯,应该是有水平的,怎么会昏聩到这种地步?高第、王在晋是孙承宗政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他们的话不可全信。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看孙承宗怎么说。钱益谦《孙公行状》:“明年正月,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第仓皇叫苦曰:“关兵只五万。”逆党喜而相告,此可以难倒枢辅矣。公遣人告户部曰:“高尚书散十一二月饷,且有全镇布花,五万人乎?十一万人乎?今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予姑不置辩,尚书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东有不识兵数之尚书,当为四夷传笑,遂轻中国。”奴既退,再奉旨核兵。第乃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其欺妄如此。”
双方各执一词,再看明朝的调查结果: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二月乙未,“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著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癸卯,“巡关御史洪如钟奏:覆查过关门兵马钱粮实数得旨。据查五年分兵马钱粮除逐月发过外,扣筭还官银八千一百四十两,并存剩二项,共银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两。俱以充六年分兵饷,及查各处见在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较之枢辅清汰后略有不同,亦未尝少一半。但文武各官名下占役,无一非兵,其工食无一非饷,今当限定名数不许过多,另造一册,毋使混淆,亦是清饷一法。”《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三月,“督饷省直巡按御史刘述祖提称:“据关臣所报,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
《明熹宗实录》印证了《孙公行状》所言,高第承认误报;《明熹宗实录》与《三朝辽事实录》均记录核查结果为“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请各位自行斟酌。
综上所述:高第撤军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拿上桌面的“理由”大多搀杂了政治斗争因素——无论锦州“朽坏”还是“兵只五万八千”,矛头暗指孙承宗。若非“宁远大捷”扭转战局,孙承宗将背负战败责任,而高第新任,只要守住山海关就可以据此表功。个人认为高第军事糊涂,却是政争老手。
历史证明:自私自利和自作聪明的政治斗争,是明朝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认真检讨“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斗争传统,才能减少类似的问题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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