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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明末清初军政军令体系、军事机构、军区、都司、卫所、职官设置、城池堡寨、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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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6 18:3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6-18 23:48 编辑

浅谈明代登莱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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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本文为江西师范大学2015级历史学本科生方雨木同学的投稿,并授权本号发表,感谢来稿!作者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均来源于网络。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供大家参详,欢迎留言交流,同时我们也期待您的来稿。
浅谈明代登莱巡抚
方雨木


巡抚制度,自明初设立,逐步发展成为了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明清两代延续了将近六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退出历史舞台,是我国地方官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明代巡抚与清代巡抚略有不同,除了一些与布政司辖区相同的巡抚外,还有一些与布政司辖区不重叠的巡抚设立,通过对这些巡抚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明廷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对策。比如明末为应对辽东战事而在山东登莱地区所设立的登莱巡抚。

关键词
巡抚 登莱 明金战争
一、绪论
巡抚,又称“抚台、镇台、军门、抚院。”在明清两代曾作为一省最高民政,军政长官。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巡抚最早设置于明代,是和明初地方行政制度的弊端分不开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初继承了元朝的地方的行政,地方设行中书省,行省丞相为最高长官,掌握一省的民政、军政大权,洪武九年,作为明太祖集权措施活动的一部分,行中书省被撤销,于各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同属,隶属于中央的不同部门,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洪武年间,百废待兴,社会矛盾尚不尖锐,这套行政体制尚能维持,但随着国家逐渐从战乱中恢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原有的三司体制暴露出了自身互不统摄,遇到突发事件无法第一事件采取措施的缺陷,中央于是开始派出中央官员至地方统领三司,处理事务,巡抚制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就像谭其骧先生所说:“自宣德以后,或因边境有警,或因地方不靖,又陆续在全国各地派出备有中央政府一二品大员职衔的总督、巡抚,集所督所抚地区内的军务、察吏、治民大权于一身,遂成为最高级的封疆大吏。”
在明代,巡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方志远先生在其《明代巡抚制度》中提出了明代巡抚在地方化与制度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宣德、正统时期作为巡抚制度的尝试期;景泰到正德时期,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与制度化时期;到了嘉靖时期,“各省布政使二人,参政二人,参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巡抚)都御史统之。[1]”表明巡抚的地方化与制度化基本完成。
与清代略有不同,明代巡抚在法律层面始终不是省一级的最高长官,万历年间的《大明会典》,将巡抚列入都察院,表明其中央官员的身份。同时,在巡抚的具体设置上,各省内辖区的巡抚数量并不一致一些巡抚的辖区较布政使司小,比如在陕西布政使司内,有陕西巡抚,陕西行都司则改甘肃巡抚,同时又有宁夏巡抚等。这是为了应对陕西地区的军事压力的应对措施,湖广,陕西交界处设郧阳巡抚,江西南部的南赣巡抚则是为了应对当地民众的暴动,在山东,原有山东巡抚,后为了应对辽东与后金的战事,设立登莱巡抚,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1] 王鏊:《震泽长语》,记录汇编,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页
二、登莱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明朝在登莱地区设立巡抚一员,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

(图片来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这副地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首先登州,莱州地区,作为山东向黄海延伸的一部分,为山东一省的海防前哨,山东有作为京师地区的屏障,所以登莱地区对拱卫北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甲午战争时,日军就是从登州境内的容城登陆,消灭北洋海军,从而威胁京师,迫使清廷谈判。第二,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隔海相望,一旦这两方面出现状况,登州地区可以在军事上起到牵制作用,同时利用海运为在朝鲜,辽东作战的军队提供后勤保障。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也指出:登州府“僻在东陲,三面距海,利擅鱼盐。且北指旅顺,则扼辽左之咽喉,南出成山,则控江、淮之门户,形险未可轻也。[1]”说明了登莱地区的地理位置举足轻重。
正因为登莱地区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在天启元年正式设立之前,迫于现实压力,明朝政府对登莱地区经行的官职的改革与军事建设,为后来正式设立登莱巡抚奠定基础。明朝初年,倭寇大举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作为山东半岛突出部的登莱地区首当其冲。“洪武三十二年春,倭寇宁海,指挥陶峰击退之。[2]”“永乐四年,倭寇宁海卫,指挥扈甯力守三日,都督统兵来援,始退。[3]”“六年,倭寇成山卫……”。面对倭寇对登州地区的不断骚扰,在永乐六年倭寇袭击成山卫后,“始设备倭都司以节制沿海诸军[4]”。永乐七年,设立登州营于备倭城内,宣德四年,建文登营。以上说明明朝政府在军事系统上进行了对登莱地区的海防建设。明中期,朝廷对登莱地区的文官系统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弘治十二年,设巡察兵备道于莱州。”“嘉靖三十四年,建兵备道署于登州,四十一年始专设巡察海防道于登州。[5]”

万历朝鲜战争
1592年到1598年,朝鲜战争爆发,登州地区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朝廷官员也十分重视登州地区的武备情况。比如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兵部署部事侍郎提出“防登莱以敝内障。”同时,战争期间,登莱地区是向明军输送粮饷的重要基地,《登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东征倭寇自登州运粮赴朝鲜。[6]”参加朝鲜之役的明军军官在《思庵笔记》中《东征时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也记载了战争期间山东地区向前线运送的物资总数,其中大部应由登州镇所发运。另外,南北水路官军战争期间都在登州集结,经过训练后投入战场,根据范惠泉先生在《登州港在明朝“壬辰战争”中的作用》一文中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596-1597年,登州向朝鲜前线输送的士兵就有4万人,将近当时朝鲜战场的明军的三分之一,登州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由于万历朝鲜战争使许多官员看到了登莱地区在应对辽东、朝鲜地区突发情况的重要性,在万历年间,就有请立登莱巡抚的呼声存在,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沈一贯在《请设天津登莱巡抚疏》中提出:“请于天津、登莱沿海居中处所,设立一巡抚,率总兵、兵备、参游总辖海道……。[7]”但是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沈一贯的提议未能成行。不过这也体现了登莱地区的重要性受到了明朝政府方面的肯定,所以二十多年后辽东地区战事再起,于登莱设立巡抚,便成为必然。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2]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三《兵事》
[3] 同上
[4]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军垒》
[5] 同上
[6] 同上
[7]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万历二十五年壬辰
[8]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万历二十五年壬辰
三、 登莱巡抚概况
1、登莱巡抚的设立及其背景
《明史·职官志》中记载“设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天启元年(1621年)设。[1]”在登州府志中,则对其所执掌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天启元年设登莱巡抚赞理军务专辖沿海屯卫兼辖东江诸岛。[2]”所以在正式文书中,登莱巡抚也被写作“钦差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3]”。从这个名号我们可以得出,登莱巡抚的主要任务,除了登莱本地的沿海屯田与海防任务外,还有掌管东江诸岛,以及所谓的征东事务。这和当时明帝国在东北地区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二十三日克抚顺,明游击李永芳降,随后清河等城又陷,总兵张承胤等战死,明廷丧师失地。抚清之战后,明廷决议北征,万历四十六年冬,以杨镐为经略率领总兵杜松等九边精锐共约八万人(萨尔浒之战明军人数有争议,七万至四十七万不等,本人认为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所提出的八万八千余人较为准确“以上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4]”)分四路进攻后金,为后金所败。随后,开原,铁岭,辽南四卫相继失陷。但随后,由于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加强了辽东守备,后金不能一时西进。但是万历皇帝很快去世,泰昌帝即位不足一月即驾崩,天启皇帝即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朝廷将熊去职,代之袁应泰。很快,辽沈失陷,应泰身死。关外只余广宁一座重镇,辽南四卫的失守也使金军渡海侵略津、登成为可能,朝廷不得已再度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却又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为后来的广宁失守埋下伏笔,当然,这是后话。
熊廷弼面对辽沈失陷的辽东战局,熊廷弼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辍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5]”随后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召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生息相通,于事有济[6]。
于是在天启元年(1621)六月,明廷正式设立登莱巡抚,以陶朗先为首任巡抚,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期间曾短暂废弛,但一年后复立,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才撤销了登莱巡抚。
根据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明代登莱巡抚共十三任,现整理于下表。[6]
姓名
出任时间
去任时间
陶朗先
天启元年(1621)六月
天启二年(1622) 四月
袁可立
天启二年(1622)四月
天启四年(1624)三月
武之望
天启四年(1624) 三月
天启五年(1625) 十二月
李嵩
天启五年(1625)二月
天启七年(1627)五月
孙国祯
天启元年(1621)六月
崇祯元年(1628) 九月
谢琏
天启二年(1622)四月
崇祯五年(1633) 六月
陈应元
崇祯六年(1633)七月
崇祯八年(1635)十月
杨尔兴
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
崇祯九年(1636)
杨文岳
崇祯九年(1636)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
徐人龙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
崇祯十四年(1641)春
曾櫻
崇祯十四年(1641)春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
曾化龙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
明亡

(关于第七任登莱巡抚谢琏的去职时间,山东大学赵红在《明代登莱巡抚考论》一文中指出,吴廷燮所记载的谢琏在崇祯五年六月去职,是对《明史·徐从治传》中“六月害琏”一句的误解,此处六月并不是指六月份,而是围攻莱州府六月后,因而谢琏的去职时间应该是在七月份,孔有德叛军攻破莱州府城后)。
[1] 明史·《职官志》
[2]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军垒》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五)》 三百七十五 《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奉天通志》卷二十三
[5] 《明史·熊廷弼转》
[6] 同上
[7]吴廷燮 《明督抚年表》 全二册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2、登莱巡抚的执掌
登莱巡抚的管辖范围,在山东布政使司内,主要是登州府与莱州府,现根据《明史·地理志》将二府所辖州县一一罗列。
登州府,辖州一:宁海州,县七:蓬莱(附廓)、黄、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
莱州府,辖周二:平度、胶州。县五:掖(附廓)、昌邑、高密、即墨、潍县。[1]
根据《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2],在这份文件中,身为登莱巡抚的孙国祯向吏部举荐了一批下属官员,让其充任下属州县长官,可以看出,登莱巡抚,有权力节制登莱二府的地方官员,管理地方民政。甚至题本中,还包括了对青州府官员提案权。《明史·曾樱传》中也写到“崇祯十七年时,樱为登莱巡抚·····所部登莱青三府失州县无几。[3]”可见登莱巡抚的辖区已经扩大至登州、莱州、青州三府,考虑到明代,山东布政使下属只有六个府,所以可以发现,登莱巡抚的执掌范围是可以和山东巡抚分庭抗礼的。
除了对山东半岛本地的地区进行管理外,登莱巡抚的正式名称中,提到了“兼辖东江诸岛”说明登莱巡抚有权力对东江毛文龙部进行节制。
天启元年,毛文龙率二百名士兵深入敌后,收复了镇江、广鹿岛、海洋等沿海岛屿,成功在后金军的后方开辟第二战场,为配合毛文龙部的行动,明廷命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人,由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江水兵八千为后劲”同时解军饷十二万由登莱转运,可是“经抚各镇观望不前以致失机[4]”虽然明廷失去了一次收复失地的天赐良机,但是这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却说明了东江各岛,与登莱地区联系之密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在毛文龙至皮岛开东江镇后,而归属登莱巡抚节制了。但是,与山东半岛的辖区相比,东江各岛在毛文龙死前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登莱巡抚对东江军队主要以核实兵饷,和转运军需物资为主。崇祯二年毛文龙死后,东江划为四协,随后刘兴治发动兵变,杀陈继盛,登莱巡抚孙元化推荐黄龙出镇皮岛,东江各地与登莱巡抚的隶属关系才更加紧密。
[1] 《明史·地理志》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五)》 三百七十五 《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曾樱传》
[4] 《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654页
3. 登莱巡抚的军事力量
作为应对辽东战事而设立的地方大员,登莱巡抚下属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以保卫山东半岛,进而才能够支援关宁前线与巩卫京师。然而,在抗倭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倭寇对山东沿海的侵扰逐渐停止,明廷裁撤了登州、莱州地区的驻军。登州府“孤悬海上,比邻倭奴,特设水兵,以防春秋二汛。后因汰减,兵止余一千八百余名,船止八十余只。[1]”莱州府也只剩下把总5名,哨官12名,兵士2400人。这些兵力防守山东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已经是捉襟见肘,万历末年,辽东战事初起,由于辽南地区尚沦陷,山东的海防问题尚不突出,明廷甚至将山东登莱地区本就已经不多的军队抽调至辽东,“于登州三营兵内挑选一千五百名,选官押,从海道渡辽,听彼中调遣。[2]”这就使得在万历末年,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出现了“自倭警撤防,兵渐汰革,复以缓辽频调,单弱几空。[3]”虽然王在晋也曾呼吁“登莱添设道臣一员,选募海兵之善识风势、水势及舵工千名,又调募浙闽水兵数千名……”“酌量添设参、游、守备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陆营勇健兵以壮军威。[4]”在他的努力下,神宗年间的登莱军备有了一定的恢复,但仍然难以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可以看出,登莱巡抚设立之前,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是不能够满足海防需要的。
1621年,随着辽南四卫的沦陷,登莱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登莱巡抚设立,同时设立次年登莱总兵,以沈有容担任,辖陆军“陆左陆右陆中陆前陆后陆游火攻七营,水师水左水右水中水游平海五营(小字注:水营或领以参将或游击悉听防抚提调)[5]”加强了登莱地区的武备。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后,明廷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人,由沈有容主之。[6]”说明此时,登莱地区部署的军队,仅水军就至少在一万人以上。天启初年登莱巡抚下属军事实力增强,这和上文所提到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随后广宁失守,三方布置之策彻底破产,明军将防御重点,布置于关宁锦一线,登莱巡抚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削弱。天启六年五月,辽东巡抚希望抽调登莱军队防御觉华岛,登莱巡抚李嵩奏到:“宁抚议调舟师防守觉华,部咨坐派镇船八十只,兵一千六百名,日夜图画,不能足数……”[7]抽调一千六百名士兵尚且不能足数,登莱地区此是武备力量之短缺可见一斑。这种情况的严重后果就是天启年间山东地区无法给辽东前线给予足够的支持,(除了调动班军修筑关宁锦防线)。天启五年,毛文龙麾下将领张盘,收复辽南的金州,南关地区,也因为登莱地区没有能力提供足够增援而败亡。天启七年,后金进军朝鲜,明廷令山东派兵增援,但由于“登镇兵单船少,东江、高丽一时并急,力不能援……。”[8]至崇祯元年,登莱巡抚孙国桢说道“登镇水陆官兵,隶籍仅五千人,历洛如晨星丽天,万一有警,此数百里者,一瑕无所不瑕,何可不预之为备?”[9]。崇祯二年,袁崇焕为了统一事权,裁撤登莱巡抚,同时兵部尚书王洽,又以“总兵专征,国朝郑重不设其官……登莱不当夷冲而多设官兵五千七百六十八员”乃议“故留一协将领马步一营一千二百三十二员名为东省弹压且候调援,留水兵二营,每营官兵一千二百一十九员名”[10]这样,在登莱巡抚被裁撤后,登莱总兵也改为协将(副总兵),裁撤部分士兵,只是原任总兵张可大深受兵士爱戴,才由总兵改任副将,统领登镇士兵。

明末辽东形势图
这一状况直到崇祯三年,皮岛兵变,刘兴治杀陈继盛,并秘密向皇太极商讨投降事宜,明朝面对山东沿海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紧张情况,重设登莱巡抚,以孙元化担任。孙元化接到任命后,鉴于登莱地区“兵马器械钱粮一物不备,虽备不精,不可以渡旅(顺)。[11]”,力主辞职,并要求朝廷给予足够的兵力,并以西洋大炮增援登州。朝廷同意了孙元化的请求,从辽东抽调两千名士兵随孙援登,同时葡萄牙人携带西炮也至登州,由将领黄龙率领。并且,毛文龙死后,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等人也率部渡海来到登州地区,孙元化对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十分重视。总之,这说明,在崇祯初年,明廷在修建关宁锦防线,组建关宁野战军的同时,也力图在登莱组建一支精锐部队,重现三方布置之策,以图收复辽东。
[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庚寅,第10894页
[2]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七
[4] 《先清史料·四集》 李澍田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版 第21页
[5]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 《军垒》
[6] 同19
[7]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8]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二 天启七年三月乙丑
[9] 《崇祯长篇》卷八,崇祯元年四月丙午 第421-422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六)》 四百四十二 《兵部尚书王洽等酌裁登莱官兵以节兵饷事题行稿(尾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六)》 六百二十六《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为登莱巡抚孙元化谢恩委民并陈防御情形事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登莱巡抚在明清战争中的作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金战争爆发,短短数年时间内。明军在就丢失了辽东大片土地。辽东半岛南部也沦陷于后金,对登莱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明廷于1621年设立登莱巡抚。至此,登莱巡抚这一官职,几乎贯穿了整个明金(清)战争,直到1644年战争结束。甚至直到清兵入关后,在消除明朝残余势力与农民军的战争中,登莱巡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对登莱巡抚在明清战争中作用,分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讨论。
1、支持东江军,以牵制后金
自明金战争爆发后,明军在辽东地区丧师失地,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辽沈之战,明军均遭到惨败,尤其是萨尔浒之战。明军的九边精锐在后金军几乎面前不堪一击。辽沈之战,明廷精锐浙兵与川兵,又在浑河全军覆没。这几次战役充分证明了明军在正面战争上暂时无力与清军争锋,于是,在前文所提到“三方布置”之策中,明军的战略在正面战场上,也只是凭借广宁坚城与三岔河一线列阵与后金进行对峙,而不是主动向后金进攻。广宁失守后,又通过修筑关宁锦防线形成对后金军队的正面防御,后来袁崇焕也是通过“凭坚城,用大炮”取得了宁远、宁锦两次大捷。但是在正面战场对后金军队进行对峙,需要一支数目庞大的军队,关宁军的组建消耗了明帝国大量财力,所以为了收复失地,就必须从开辟敌后战场。按照熊廷弼的意思,在广宁军与后金主力对峙时期,登莱地区可趁势渡海进攻。对后金发动钳形攻势,以图辽阳。但前文所述,登莱地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水陆军兵力严重不足。无法完成熊廷弼的战略部署。与熊廷弼不和的王化贞,遂派遣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二十日,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士兵渡海进攻后金。收复猪岛、海洋等岛,辽东汉民纷纷归附,游击刘爱塔降。又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以调虎离山计收复镇江,擒杀后金将领佟养真等,收复镇江。在正面战场惨败连连的背景下,这一次胜利,毫无疑问激发了朝廷上下的好胜之心,于是明廷令登莱,天津,广宁等地明军出动,以图配合毛文龙部的军事行动。但是,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前文已经有所提及,此处不再细说。毛军遂在镇江保卫战中失利,镇江失守,将领陈忠等殉国,经历一番波折后,于天启二年十一月退往皮岛,次年东江开镇,在名义上归登莱巡抚节制。我个人认为,登莱巡抚对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的管辖,分为三个阶段。

朝鲜附近的皮岛
第一个阶段:从毛文龙收复镇江到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这一阶段,由于毛文龙本人与其部下原属辽东军体系,其出兵后金进行军事冒险,是奉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可以说,与登莱巡抚本身没有太大瓜葛,自然也就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节制,所以这一阶段,虽然毛军名义上归属登抚节制,但是其作战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一阶段毛军的对后金的军事行动,大多出于毛文龙本人的谋划,登莱巡抚的作用主要是利用海运对毛文龙的部队提供军事物资,核查其兵额,并在一定程度上策应毛军的作战。当然这一阶段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直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壬登莱巡抚与毛文龙的关系,比如第二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对毛文龙给予了很大重视,在此期间登抚对东江的支持力度很大,毛文龙所部的战果也最为丰富,毛文龙率部在牛毛寨 、昌满等地击败后金军,部将张盘也在金州获得胜利,意图恢复辽南四卫,在袁可立的设计下,后金将领,刘爱塔(刘兴祚)也向明军投诚,约以恢复辽阳,辽东战局一时得到很大改观。但武之望继任后,便连最起码的物资转运也常常得不到保证。至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登莱巡抚被裁撤,袁崇焕又在宁远设立了东江转运司负责对东江军的物资转运。“禁登莱商船入市”另一方面,袁崇焕的措施,导致了东江各岛都陷入了饥荒,于是有了双岛之变,毛文龙被杀,东江镇分为四协,以陈继盛统领。
第二阶段:刘兴治兵变到皮岛海战,这一时期,东江镇秩序异常混乱,登莱巡抚则试图将皮岛等军事区域完全控制于自己统辖之下。毛文龙死后,东江镇陷入混乱状态,崇祯三年,刘兴祚发动兵变杀害东江镇副将陈继盛,并企图投降后金,本来已被裁撤的登莱巡抚重新设立,由孙元化担任,率辽军两千去登赴任,同时命令正入京勤王的登莱协将张可大迅速率部回登,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孙元化到任后,一面上表朝廷对刘兴治加以安抚,一面接收不愿降伏刘兴治的将领孔有德、尚可喜登人,在登莱组建新军以威慑东江诸岛,使其不敢贸然倒向后金。崇祯四年(1631)年,首鼠两端的刘兴治又在内乱中被杀,孙元化以黄龙代为统辖东江诸岛,并将刘兴治传授九边。意图将东江彻底划归自己节制,如果其目的达到,毫无疑问,东江登莱连为一体,势必会给后金的侧翼沉着打击,但是很快,吴桥兵变爆发,孔有德等人的叛乱给了整个山东地区沉重打击,最后率领孙元化以重金组建的军队叛降后金,同时皮岛再次兵变黄龙被割去耳鼻,大批将领投奔吴桥叛军。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又引后金攻旅顺,黄龙战死。沈世魁接任,四年后的1637年,清军攻破皮岛,沈世魁殉国。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登莱巡抚(主要是孙元化)力图将东江军完全归于自己节制,统一事权,并且利用东江军人为骨干,在山东操练新军,以图配合关宁战场的进攻,但由于毛文龙死后,东江各部对朝廷多有怨言,吴桥兵变与三次皮岛兵变不仅仅使明军的战略意图彻底化为泡影,也给山东地区带来深重灾难。
第三阶段:皮岛沦陷后至明亡。皮岛沦陷后,明廷为了恢复皮岛,登莱巡抚也做了一些尝试,皮岛陷落后,明登莱总兵陈洪范试图联络朝鲜,恢复皮岛,未果。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朝又以黄斐为东江总兵,意图收复皮岛。同年八月,又有九只明船侵入皮岛附近海域,被朝鲜击退。皮岛沦陷后,明廷虽然试图努力恢复,但由于当时已是内忧外患,明廷的努力,终究未能实现。
2、接纳辽人,组建新军
作为拱卫京城,并侧翼牵制后金的重要战略要地,登莱地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实现其自身的战略价值。但是如前文中所提,明金战争开始后,登莱地区有大量的军队被调往辽东前线,使得登莱地区的武备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虽有陶朗先等人加强了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并提出“令登州总兵于春秋二汛,会同辽东总兵合操旅顺至皇城之间,使登兵辽兵复相习 相识心相和缓,可至互相策应。[1]”希望登州军队与辽东军队,共同训练意图在战事中配合,但是崇祯二年明廷又撤登莱巡抚,继而又撤登莱总兵。至孙元化上任,登州的军队已经不足以应对皮岛的东江乱军,孙元化本人,也因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足,对朝廷的委任加以推诿。直到朝廷答应他扩充登莱武备力量的要求,他才从辽镇抽调二千士兵,将领黄龙、徐树声等以及广武营旧兵上任。
至于军队兵源的组成,自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后,便组建以原辽东汉人为主力的关宁军,作为宁锦防线的守御主力。由于后金统治初期,措施不当,辽东地区反抗斗争不断,著名的有辽阳暴动,盖州东山矿徒暴动,十三山暴动等。大批辽东汉人向关宁地区逃亡,关宁军的兵源一直充足,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也只有一水之隔,也有许多辽东汉民逃亡登莱地区,这些人后来成为登莱巡抚组建登州军队的主力。
天启元年五月间,时任山东登州海防道监察使陶朗先上奏:“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胡嘉栋、张文达、周义、严中正等五百九十四员,毛兵、川兵及援辽登州、旅顺营兵三千八百余人,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各处商贾约二百余名。[2]”
后广宁失守,就有辽东流民向登州方向投奔。“明年(天启元年),广宁覆,辽民走避诸岛,日望登师救援……有容争之,立命数十艘往,获济者万人。[3]”
这说明辽事初起,就有大量的辽东汉人,其中不少是青壮渡海来到登莱等地。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局势陷入混乱,紧跟而来的又是三次皮岛兵变,大量的东江军人也来到登州地区。其中就包括了孔友德,耿忠明,李九成等人。面对这些拥有丰富战争经验,而且与后金又有着深仇大恨的东江军人,孙元化认为这是登州军最好的兵源,对东江军人加以接受,训练并且装备了先进的西洋火器。但是辽人来到山东后,与当地人产生了各种冲突,根据山东地方官员的报告,“惟是辽人自金复海盖诸卫避难来登者,不下十数万。寄寓登莱地方,辽人性桀骜,登人又以仓荒遇之,相仇已久。[4]于是在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明廷以登州军增援大凌河,但是当地居民商贾,拒绝向孔有德的士兵出售粮草,如此,引发了“吴桥兵变”经过混战孔友德等人渡海投奔后金,朝廷组建登州军,实现三方布置的策略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也改变了后金与明朝火器力量的对比,很快后金军就出现了使用火器的汉军部队,乌真超哈以及天佑军。经过吴桥之变后,包括登莱地区在内的整个山东地区的军事力量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崇祯九年,皮岛又失区,登莱巡抚可控制的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少之又少。崇祯十三年,清军入山东,明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后来整个山东的军队也在与李自成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灭。登莱孙元化组建一支强大军队,从而恢复辽南以及整个辽东的梦想,曾经无比接近现实,但是但是短短数年就化为泡影。
[1] 《明熹宗实录》卷五
[2]《明熹宗实录》卷十
[3] 《明史·沈有容传》
[4] 《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增订本》 宋伯胤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结
明朝根据登莱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应对战争的实际需要,于登莱地区设立巡抚一职,并为其配属行政机构与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能够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数位登莱巡抚,比如袁可立,孙元化等,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干,然而明廷的腐朽,使这些努力付之东流,吴桥兵变与三次皮岛之变,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是明朝政府丧失对军队控制的表现。登州军覆没后,辽东军阀彻底失去制约,俨然成为明与后金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如今我国首都依然定于北京,辽东地区濒临的朝鲜半岛也是多事之地,登莱的地区的战略位置依然重要,或许我们可以从明末登莱巡抚的得与失中找到些经验,为我国的海防建设提供可行建议。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明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8
[3] 清·计六奇撰 .明季北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 .中国明朝档案汇总[B].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5] 清·方汝翼等纂修.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O]. 清光绪七年本
[6] 明·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O].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O].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清·毛承斗辑 .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O]
[8] 李澍田编 . 先清史料[G]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9] 明·王鏊. 震泽长语[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8
[10] 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1] 孙文良 李治亭著 .明清战争史略[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2] 吴廷燮. 明人督抚年表[M]. 中华书局 1982
[13] 方志远 .明代的巡抚制度[J] .中国史研究 1988[3]
[14] 赵红. 明代登莱巡抚考论[J]. 济南大学学报 .2006.第16卷第6期: 69-72
[15] 王赛时 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J] 明史研究第9辑 2005:255-268
[16] 蔡志书 浅谈登莱巡抚在抗金后金和维护山东海防安全中的作用[C]. 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13: 696-700
[17] 日·松浦章. 明代的登莱海运与沿海航运[J] .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2013:487-495
[18] 孙卫国 登莱事变及其对明朝、后金与朝鲜的影响[J] .韩国学论文集. 2005(00)
[19] 赵红 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D] 2007
[20] 范惠泉.登州港在明朝“壬辰战争”中的作用[J]. 神州.2012
[21]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增订本[O].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 [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M].新星出版社.2013
作者介绍
方雨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2015级本科生。瑶湖读史热心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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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18:45:29 | 显示全部楼层

登莱巡抚为啥与山东巡抚平分秋色

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30608/Articel06002MT.htm

对于生活在胶东半岛60岁左右的人来说,登州府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他们几乎都能屈指数出当年登州府所管辖的几个县,即现在烟台和威海两个市所辖的县市。然而,登州的辖区曾经比现在要大得多。
“九县一州”
  “祖上是从山东过来的,过海时谱书掉进了水里。至我这代,已经六世。我家的家谱最上代是孙安国,我想山东一定还有族人,如果有知道的,希望与我联系。”跟帖:“据我大伯说,我家祖上是从登州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孙家屯。”这是东北人网上寻亲的帖子,共有28个。“跟帖”者几乎都是登州府的后人。当年由登州闯关东到东北的人很多,包括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声称他的祖先也是从蓬莱闯关东出去的。
  所谓登州府人,其实是个大概念。登州府本身只是一个行政单位,所在地在现在的蓬莱城。实际上,作为府级行政机构,除蓬莱县外,登州府还管辖数个州、县,最多时达一州九县,面积接近半个山东半岛。
  登州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最早始于唐朝武德四年(621年),治所在文登县,管辖文登和观阳。观阳县听着相当陌生,当年它的城址就在今牟平区观水镇半城村,有观水河由村南绕至村西。此地自民国年间农民耕作时常掘出古钱等遗物。6年后,观阳县划归牟州,登州又辖文登、清阳和廓定三个县。清阳治所在今福山区,而廓定县的治所无从考,有人说在海阳县的郭城村。唐贞观元年(627),登州行政机构被废除。唐如意元年(692)在牟平县重新设置登州机构,管辖牟平、黄县和文登三县。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又从牟平迁到今天的蓬莱,将当时属于黄县管辖的蓬莱镇(军事单位)升格为蓬莱县,同时废除黄县行政机构,712年又重新恢复黄县,登州辖蓬莱、牟平、黄县和文登四个县。唐天宝元年(742年),登州改名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恢复登州这个名字,至此,登州行政区的名称、治所再没有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登州的辖区基本上沿袭唐制。明朝初年,登州的地利优势一度凸显,升州为府。《明实录》中提到设立登州府的原因时写道:“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一直到清初,登州府辖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及宁海州共七县一州。到了清雍正年间,清廷又将军事建制的成山卫改为荣成县,大嵩卫改为海阳县,至此,登州府辖区为一州九县,相当于现在烟台和威海两个市所辖的县市,达到历史上最大管辖范围。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两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10个口岸,登州成为山东和山东半岛唯一一个对外贸易口岸。后来英国领事毛里逊因登州港狭水浅,遂将港口移位烟台,登州的经济、文化等重心随之转移烟台。1912年,同盟会光复登州,成立登州军政府。1913年登州撤销,蓬莱县直属山东省管辖,登州府一词从此名存实亡。
为啥多出个登莱巡抚
  那么,历史上登州府最大的管辖范围就是一州九县,即10个县吗?其实,登州的地界远不止这些。登州城里还住着一位与山东巡抚平起平坐的登莱巡抚,它的辖区,比所谓的登州府要大得多。
  明代全国共有33个巡抚,山东只有一个山东巡抚。那么,为什么又出来个登莱巡抚呢?这要从明金战争说起。
  明末,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衰落,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兴起于东北,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结束了对明王朝的臣属关系,揭开了辽东战争的序幕。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相继攻陷辽阳、沈阳,辽东地区明军纷纷投降,大小七十余城尽入后金之手,努尔哈赤遂迁都辽阳。辽沈失守,辽兵南下,京师大震。
  辽东战局的失利对明朝京师如同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因为自辽东边境至京师,无论从辽西陆路进军京师还是从海上进军关内,都将不日即到,无疑对明廷造成严重的危险局势。所以,明廷在辽河沿岸建立城堡,形成坚固的防线,用以牵制敌人;另外在天津、登、莱两地设巡抚、置水师,乘虚而入,从南面向敌人进攻,以牵制后金兵力。登州三面环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以北,海岛蜿蜒,星罗棋布,既是通往天津、辽东半岛和朝鲜的交通要道,又是拱卫京师的海防门户,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是任何地方无法替代的。于是,明天启元年(1621)设立登莱巡抚,任命陶朗先为第一任登莱巡抚,驻登州(蓬莱,间或住莱州),并设置船舰基地,配备水师,登州和莱州遂成为明末北方的军事重镇。
  当年,登莱巡抚其辖区除所属登州府之外,还要向南和向北延伸出广袤的区域。
  前面说到,因为明金战争的缘故,辽东半岛的南部成为明朝的前沿阵地,而在此之前,朱元璋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辽东实行卫所等军事管制体制,不设府、县等地方政府机构,故明金战争一打响,尤其是登莱巡抚机构的设立,山东半岛以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南、渤海湾以东、朝鲜平壤以西大部分土地和海域,因为战争的原因,一下都划归登莱巡抚。
  《中国历代政区概述》载,天启二年(1622),辽东重地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失守,辽东巡抚王化贞败绩,其所辖辽东沿海诸岛归属登莱巡抚。王化贞的下属、也就是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大名鼎鼎的假太后毛东珠的父亲毛文龙,招集沿海诸岛逃亡的汉人继续袭扰牵制后金,驻地在东江(皮岛),即现今朝鲜的椵岛,又名东江镇。《明史·外国传》,朝鲜条载:“牵制帝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指毛文龙的东江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指登莱巡抚)也。”所谓的辽东沿海诸岛,大致包括皮岛、石城岛、獐子岛、鹿岛、广鹿岛、长山岛等,也就是现在的辽东半岛南部沿海诸岛和朝鲜西北部部分岛屿。
  登莱巡抚第二任长官袁可立在明金战争中功绩卓著,通过他以及后任的几位巡抚的战绩也可看出登莱巡抚管辖的区域。
  当时辽东半岛许多地方被后金占领。天启二年(1622)六月,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后,命令东江镇总兵毛文龙遣军攻打后金,相机规取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地)、永宁(今瓦房店市永宁镇附近)、旅顺一带。随后,又在袁可立的策应下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今沈阳市区南)、红嘴堡(今大连普兰店市地)。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占领区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特别破格荐用孙元化为第六任登莱巡抚,除管辖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有收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上任后的孙元化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人至登莱履任,此外东江各岛上的三万余兵,亦归其统帅。不久,东江守将刘兴治叛变,当时管辖东江各岛之副总兵陈继盛等均为叛兵所杀,孙元化上任后,建议速发饷银并预借粮米以招抚,使东江局势得以缓解。
  崇祯四年(1631)十月,后金以精锐数万围攻辽宁大凌河,由于大凌河所在的宁前道,即今辽宁朝阳市一带归登莱巡抚统辖,兵部便命孙元化发兵由海路赴耀州盐场(在今辽宁营口市附近)以为牵制,孙元化命令孔有德率领三千士兵携带重型火炮从登州出发支援辽东前线,孔有德所部以风汛不利为由逗留不前。当行进到吴桥时,士兵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最终演变成兵变,此即有名的“登州事变”。
“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还要特别说说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也就是流传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说法。从中也可以看到登州与辽东半岛之间的历史渊源。
  所谓的“金复海盖”,是指明清时期辽东半岛的金州、复州、海城和盖州,即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瓦房店市、海城市、盖州市一带,当时都属于登莱巡抚管辖范围。据民国《辽阳县志》等相关记载,明朝为了抵御后金入侵,加强东北边防,增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协同和联系,把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从南到北的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和海州卫划归登莱巡抚管辖。由于朱元璋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辽东实行军事卫所管制体制,不设府、县等地方政府机构,所以,以上四个地区的学子进京科考之前,必须先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后,才能进京会试。学子们赴济南府考试旱路崎岖难行,唯有海路简捷,而海路到登州府最近,这样,考生们便就近到登州府应试。缘于此,在清初沿袭了明朝的设置,并从山东大量移民填充因战乱而人烟凋敝的辽东半岛南部的四个卫。后来战争平息,四个军事建制单位演化成地方行政单位,即今天的金州区、海城市、盖州市等,其风俗文化也逐渐形成了辽东半岛南部的胶东文化圈,直至今日大连人的口音与胶东特别是烟台、蓬莱非常相似。“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曾经是一种政治军事现象,如今则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当时山东共有六个府,明朝天启年间,山东巡抚所辖的青州府曾一度划归登莱巡抚。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各管辖三个府,其辖区面积也旗鼓相当,即分别为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和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莱州府所辖区域相当今天的潍坊、昌邑、平度、莱州、即墨、青岛、胶州、高密等地;青州府所辖相当于今天的东营、博兴、广饶、寿光、临朐、淄博、益都、昌乐、临朐、沂源、沂水、蒙阴、沂南、莒县、胶南、五莲等地。加上登州府,登莱巡抚所辖的陆地面积即相当于今烟台、威海、青岛、日照、潍坊等地所辖县市以及东营、淄博、临沂的东半部区域,面积几乎是山东省的一半。如果再往北至辽东半岛及其海域,所有面积加起来,登州这个行政机构所辖的区域,几乎要超过山东省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6-18 23:43:42 | 显示全部楼层
真定府的卫所军屯


http://www.zhongguocaifeng.cn/news/2038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寒微,在元末社会大动乱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大明朝。历史上称赞朱元璋“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明太祖对元朝制度因革损益,建立起一套比较规范的国家制度,影响十分深远。他为政崇尚刚猛严厉,实行重典统治,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强化社会控制,实行特务政治和文化专制,强化君主集权。他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宰相制度;首创了使官办学校与科举密切结合的做法,疏通了举才之道;创立了一套以卫所军屯为骨干的军事制度。
     由于战略位置之重要,真定府不但驻屯真定卫,而且驻屯神武、右卫。这两大驻军,对真定府一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乃至许多村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攻克元大都(北京),从而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朱元璋为加强边防军事力量,巩固北征胜利,下诏编定军役法,“革元旧制”,“罢诸翼统军元帅”。“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从此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兵制。
     洪武三年(1370),设真定卫,作为真定、保定二府的驻军。其指挥使司设在真定城内府衙东南。下设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下设若干百户所,分驻各州县、隘口。洪武六年(1373),真定、保定二府西缘的“紫荆、龙泉、倒马、固关、护城、防操等军墩夫等役共九千余名”。其中娘子关也随固关置兵戍守,统属真定卫。
     大批卫所的设置,必然给各地人民增加繁重的经济负担。特别是经过长年战争,“田地荒芜,居民鲜少”、“多无人之地”,于是军需供应成为明王朝建立之初的一个重要难题。为解决军队增加和军需不足的矛盾,朱元璋借鉴历史上军队屯种戍守的经验,于洪武七年(1374)诏定屯田法,规定在全国普遍设立军屯。当时的真定卫各所,共设“军屯七十有二,坐落滹沱河一带与真定、藁城、获鹿、栾城等州县,村社错设,军民杂居屯地”。据说,石家庄村就是这时出现的,它是真定卫的军屯或官庄。在明代,既不属于真定县也不属于获鹿县,一直属真定卫。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废除卫所军屯,军籍改为民籍,石家庄才归获鹿县管理。从此,《获鹿县志》上开始出现“石家庄”村。
     朱棣夺取皇位后,为培植河北实力,频繁向河北调兵。到宣宗时,北方少数民族趁明朝新主登基,纷纷南扰,边事紧张。于是,宣宗又大规模向北部边境调兵,并向河北中部调兵屯田,以补军需。宣德五年(1430)拨神武右卫于真定府,其指挥使司置于真定卫指挥使司西侧,军役6000余名,军屯300余处,坐落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每屯计卒二三十名,每屯计地数十顷。
     关于真定卫、神武右卫及其所属军屯的兵丁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大量谪发罪犯充军。真定卫、神武右卫各所和军屯都有一些谪发军户,他们世世代代受到政治歧视和经济压迫与剥削。承担着沉重的军役,长期从事军屯耕种或匠作,其中不少人落籍于真定府内。
     二是从征留戍者。真定府是明初徐达、常遇春北征的必经之地,所以早期卫所军兵不乏从征留戍者。
     三是“归附者”,是指那些被击败的敌军降卒。明初,徐达北征,沿途元军望风而降。这些降兵往往被收编为卫所军士或军屯军丁。
      还有的屯丁和军将,是从南方调拨而来的。
      卫所军屯是明朝封建国家的军事支柱,担负着防御外侵、平定叛乱的使命。真定的卫所将士无疑也是明代封建军队的一部分,他们曾在“忠义”精神驱使下,参与过封建统治者的权力之争,也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其中不少人为之付出了性命。
     另一方面,真定的卫所军屯将士在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首先,卫所军屯的设置,对弥补真定府一带人口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军屯的设置,对发展农耕、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官府强行向河北移民的背景下,屯戍于真定府各州县的卫所、军屯的军丁,是一支重要的劳动力资源。他们中有80%以上的人携带家眷在军屯从事垦种,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按照明朝的税制,“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民田减二升”。“军屯田税一斗”,而真定府对军屯则每亩征粮一斗二升。如此苛重的赋税,可见他们为恢复明初经济付出了多少血汗。通过他们的屯种,满足卫所粮饷,并向国家供粮。在万历初年,真定县的户口为1856户、24179人。军户总数已占全县总户数的20%。明末的获鹿县有真定卫人丁2023,神武卫人丁166,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由真定卫和神武卫屯种的耕地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这些卫所军屯的垦殖活动,对维持明朝军费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发挥了巨大作用。
     卫所将士和军屯军丁直接参与真定府内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工程建设。宣德六年(1431)“山水暴涨,冲毁(滹沱河)堤岸”。真定府、真定卫“发军民浚之,并修真定护城堤。”成化十三年(1477)大水泛滥,“堤复溃,势迫城西南隅,坏民庐舍,而关城之中几为巨浸。”知府田济上疏奏明皇上,得到允许,神武、真定二卫大发兵夫,距旧河数里外凿新河。弘治二年(1489),滹沱河决口时,也曾“发军民筑塞”。
     明代卫所、军屯创建的许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屯舍等设施,后来大都发展为村镇,对今石家庄一带村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戍屯将领、军丁携家眷世代驻于卫所军屯,绝大多数最后都落籍当地为民,成为明代一支特殊的移民队伍。在今市辖各县市区,有上百个村庄就是在明代军屯、营所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中的村民也大都是明代军丁将士的后裔。据大量文物、碑碣、谱牒资料证明,石家庄市区至少有11个曾是真定卫下属营、百户所或军屯。其中杨家营、后营、康家营三个营所后来分别并入振头、柏林庄和柳辛庄三村。正定县的212个村落中,至少有13个是真定卫、神武右卫下属营所或官屯;栾城县205个村落中,至少有柳林屯、北屯、南屯、东马坊营、西马坊营等11个村,原来就是明代神武右卫的军屯和牧马场营地。石家庄村《于氏家谱》、义堂村《戚氏家谱》、南高营《何氏家谱》等谱牒中也都明确记载,于姓、戚姓、何姓三姓的祖先都是明代真定卫的军校,率军屯戍落籍于此,繁衍至今。
     在明代历史上,卫所军屯对保证军需、解决财政困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这是一种带有奴隶制遗风的世袭军制,一开始就带有历史的反动性。军户世世代代受到卫所军官的奴役和压迫,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政治、经济待遇极低。他们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被卫所军官无偿占有。逃匿他乡、远遁深山成为主要的反抗手段,造成卫所的战斗力、生产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世袭制使卫所军官的特权越来越大,而指挥战斗的能力却一代不如一代。真定卫、神武右卫驻于内地,兵事较少,世袭的卫所军官几乎毫无军事素质可言。于是,卫所军屯的作用越来越小,到后来,又不得不实行募兵。
 楼主| 发表于 2019-6-18 23:49: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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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真定城(三)

真定府、县衙署   真定卫、神武右卫衙署
北魏、隋唐宋金元以来,作为郡、州、路、府、县等治所所在地,各朝代在真定城内设置的衙署也不尽相同。行政方面除了府衙门、县衙门以外,还曾有过路转运使府、都转运使府、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署。明代的真定城(二)其他如府同知、巡抚行台、御史行台、打捕鹰房纳锦等户总管府等衙署;军政方面有节度使府、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府、真定卫、神武右卫、守备署等,其他如税课司、递运所、恒山驿、太仆寺(三司行台)、侍郎府等,明朝建立后,历任真定府署各级官吏对真定城内的公署衙门又先后进行了修建缮葺,并在此基础上又有增加,从而使这些星罗棋布的公署府衙成为了真定城的一道建筑风景。

明朝真定府署是在元代真定路旧署的基础上进行修建的。建于元中统年间的府署在元末因遭兵革圮坏,明洪武十年知府郭冕进行重修,正统、成化、弘治年间的时任知府也相继对府署此进行了增修。正德元年真定知府彭泽建造循天理堂,“循天理堂”是知府彭泽的“退寝”之处(寝室)。之所以取名为“循天理堂”,彭泽在他撰写的《循天理堂记》中解释到:“天即理也,所谓天命之性也,循而行之,即率性之谓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理之心难得而易失,故书以自警也……广庭之上,僚友在焉,吏胥侍焉,大夫人士仰而观法焉。中人之资必知所敬畏矣,若退寝,则易以人不已知而自欺也”。并将这篇记书于屏风,施政时砥砺自己作为一府之宰要“为三十二郡县吏民造福”,退居时警醒自己要慎独:“知反而自修,循天理之君子”,“退寝如是,广庭如是”。万历年间知府钱普于大门东增置迎宾馆,“有松石之胜,嗣后代又增饰壮丽”。

真定县署于洪武四年由知县叶思敬重修,成化五年知县李景修再次重修,并建造“絜矩堂”(即县厅),万历二年知县周应中、五年知县郭衢阶相继增修。明朝真定卫衙署是在元朝河北道廉访司衙署的基础上,于洪武三年改置,隶属于北平都司。宣德五年,神武右卫移置真定,衙署在真定卫署西侧。有明一朝,真定府、县,和真定卫、神武右卫衙署的历史沿革和所处位置,以及府县衙署的内的建筑格局和形制,都在明代嘉靖、万历和天启年间编纂的《真定(府)县志》中记载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中国古代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多数城市建筑景观的集中代表,一类是宗教建筑;一类就是各级军政官署和贵族、达官、富商的宅第。而普通平民的住宅,只能从数量上反映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市井结构。正象明清的紫禁城之于北京、清朝的直隶总督府之于保定一样,真定府和真定卫、神武右卫的官署以及军政官员的宅第,在明朝则是真定城最显赫的城市建筑,它们与恢弘的府、县文庙,林立的寺院、道观等宗教建筑一起,构成了当时真定城最重要的城市建筑风貌。这些公署衙门的设立,不仅强化了真定城的地位,也带动了真定城市建设的发展。

附:明代真定府、卫、县衙署(据顺治版《真定县志》有关记载)
真定府治:万历戊寅,知府钱普于大门内东建迎宾馆,有松石之胜,嗣后代又增饰壮丽。
真定县治:在府城内西偏…大门外东为旌善堂,今废为井楼亭。万历四年,知县周应中修浚亭下井,水甘美,远近居民咸取给焉。题曰“润泽斯民”,西为申明亭。(另:万历版《真定县志》:县治门外东为旌善亭,为泉楼亭。万历四年,知县周应中深浚及增修亭,亭下出井,井水甘美,远近居民咸汲用之。旧有木楼覆其上,至是易以石楼,题曰:润泽生民。西为申明亭,南为忠爱坊,左右跨街为应宿坊、司平坊。)
巡抚行台:在县治西北,景泰元年,知府张玉创建。成化间知府邢简、田济相继增修。弘治元年,都御使张鼎即隙地建草亭。
天启元年,都御使胡思伸更廊,辕门甬道两旁增置栅栏于门之左,设置鼓楼,规制宏敞,殆倍于旧。
御史行台:在县治东北,天顺前不可考。成化六年,知府邢简重修,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御史裴绅即堂东隙地建观德亭。二十七年巡按御史刘瑶建穿廊暨后堂卷房,规制乃备。万历二十七年,巡按御史王永清改观德亭为迎宾馆。
太仆寺:在县治北,成化十一年通判卫英重修(今废)。
监司行台:在县治北,相传为太仆寺。
侍郎府:在县治东南,正统十年创建,成化二年知府邢简重修。
东府馆:在县治东北,旧时管关通判自曲阳来,每寓于此。天启五年,推官许世荩盖因故址建小学焉。
真定卫:在府治东南,洪武三年建。
神武右卫:在真定卫西,宣德五年建。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00:00:11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代定州人口结构定型于明初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新峰
  定州在战国、十六国时期,皆接纳大量外来人口,而当代定州的人口结构,定型于明初。明初在定州设置定州卫,据嘉靖《真定府志》载明初与明中期数据,定州卫人口与定州所辖人口相当,各5000至7000户。定州卫是当代定州人口的重要来源,而它的人口来历颇为独特。
  定州卫系永乐初年由山西的大同中护卫改调而来,也保有山西玉林卫一部。大同中护卫本属分封大同的代王,由老资格主力部队大同左卫改编。据《明太祖实录》《皇明开国功臣录》和诸碑铭传状,大同左卫改编自首批占领军宣武卫和昆山卫,也编入部分土著军人。宣武卫是巢湖水军名将张德胜、张兴祖的起家部队,昆山卫是在张士诚统治区最早签发设置的卫,掺入了朱元璋亲信羽林卫、天策卫一部,玉林卫则是洪武后期在山西签民新设的。由此,定州卫的人众,来自今安徽合肥、巢湖、凤阳和今江苏苏州周边,以及山西大同和除晋东南外的几个州县。
  明太宗朱棣广泛招徕蒙古人众,安插各地卫所,称为达官。据明太宗、宣宗、英宗诸朝《实录》等,永乐三年,本居今蒙古中部杭爱山一带的蒙古贵族把都帖木儿,率五千余众南越大漠,至今甘肃武威投降。因平叛、从征有功,全体内迁安置定州卫,后来涌现了吴克忠、吴琮等名将。降众主体长期留居定州卫,至明代后期仍受高度重视。
  定州卫的南方渊源,已属少见,而接纳蒙古降众之多之重,更系独家。当代定州人的渊源,或许可以在常见的山西、本地之外,追溯到东南、蒙古两处。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16:50:46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代的登州卫


  明代的山东各沿海防务,采用了卫所制度,设卫、所、寨三级指挥机构。登州地扼渤海海峡要冲,是进出京幾、沟通海外的重地,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洪武九年(1376),开始设置军事单位登州卫。当时每卫设左、中、右、前、后五个千户所,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但在执行时并未统一,各卫所辖千户所数时有增减,兵员也多寡不等。


  山东的所有卫所,分归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三个营管辖。登州营负责防卫山东半岛北部沿海,下设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左卫,以及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等三个千户所。登州原有守御指挥19名,正副千户30名,百户70名,除水城外,又在蓬莱县内刘家旺、解宋营、芦洋设百户所,各建城寨,在栾家口修建了备倭城。在沿海渔村设立防倭报警的狼烟台,归各所辖属。刘家旺设百户3名,守城军35名。下设烽火台墩5座,分别在矫格庄、湾子口、林嘴、两峰山,城儿岭,守墩军15名。寨城为石城,周长180丈,高2.5丈,宽1.3丈,南有一城门,池宽1丈,深5尺。解宋营设百户4名,守城军40名。下设烟墩3座,分别在木基、解宋、墟里,守墩军9名。寨城为石城,周长240丈,高2.5丈,宽1.3丈,南有一城门,池深1丈,深5尺。芦洋设百户9名,守城军38名。下设烟墩5座,分别在郭家庄、磁山、鸡鸣、八角嘴、白石,守墩军15名。寨城为砖城,周长300丈,高2.7丈,东西各有一门,池宽1丈,深7尺。栾家口备倭城高丈余,城上建有天后圣母庙。


  登州卫还设有儒学、武学两种官办学校,设教授、训导两职,教育武臣子弟以应科举。自指挥以下,军官多世袭,军士也多父子相继。


  因登州“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冀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外抨朝辽,则为藩篱,内障中原,又为门户”,实地处要津,为“南北关钥”,因此,将登州升格为府,并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置为登州卫。卫指挥署设于登州城内,隶属于左军都督府山东都司。其领导机关为登州卫指挥使司,初辖左、中、右、前、后和中左、中右7千户所,屯田1200余公顷。常备军有京操军春戌1276名,秋戌733名,捕倭军820名,守城军250名,种屯军114名,守墩军18名。后又增设中前千户所。洪武十年(1377),调中前千户所于福山,称福山千户所,仍归登州卫统辖。


  登州卫设立后,进一步强化了军事设施建设,这些设施不仅在抗击倭寇、保卫海疆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16:55:47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代历史:明代登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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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明代历史的精彩故事情节,千万不要错过噢!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登州作为与朝鲜半岛、日本交流的重要窗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明代,登州不仅承载着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还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军事基地。明代登州府的建设也颇为讲究,今天著名的水城就是明代在前代的基础上修筑建立的。洪武九年,明朝将登州升为府。现今遗留下来的蓬莱阁为宋代所建,明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三次修复。现存有关登州府的历史资料为徐应元纂修的《登州府志》,这本书对登州府做了详细的记录,是我国现今研究登州府的重要历史资料。


《登州府志》首卷即描绘了明代登州的城市形象,卷首的《府总图显示:登州府东、北、西三面环水,向东可入海,府东设立温泉巡司向西也可入海,府西设有东良巡司;向南则可到莱阳县。登州府所在地为蓬莱,蓬莱、福山、黄县、栖霞、莱阳、招远、宁海州、文登8州都在登州府的管辖下。登州府境内在不同的地方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温泉巡司、高山巡司、杨家巡司等。从《府总图》中可以看出,在军事方面,登州设立了卫、所、营、寨。“卫”有登州卫、成山卫、威海卫、宁海卫等6卫;“所”有寻山所、海阳所、大山所等7所;“营”有文登营;“塞”有金山寨、清泉寨、马亭寨等8寨。

1386年4月,明朝在山东设立行书中省,行书中省后又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以下设立两个行政单位,一是府,二是州县。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在登州设府,称为登州府。对此《登州府志》记载:“皇明仍为登州。洪武元年省蓬莱县入州,统隶莱州府。六年改隶山东行省,惟留胶水属莱州府。九年升为登州府,仍置蓬莱县,割莱之招远、莱阳及宁海州、文登县来属,凡领州一县七,隶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山东东部半岛三面环海,登州所在地理位置优越,北面隔着渤海海峡,紧邻辽东半岛,东面与日本遥遥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登州成为与朝鲜半岛、日本交流的重要港口奠定了基础。

《府城图》是对登州城市结构的概括,从《府城图》中可以看出,登州府有四个门,东面是春生门,南面为朝天门,西面是迎恩门,北为镇海门,四门成为了进出登州府的主要通道。一条中轴线从东门贯穿而入,进入东门,向左边看去,一座古朴的庙宇横卧在那里。左面的建筑较少。顺着右手边看去,先是有普照寺,在它的后面是预备仓、养济院、土地庙。沿着中轴线直着走,不久一座小巧的弯弯河桥横卧在蜜水河上,这座桥也因水得名,名为蜜水河桥。下了桥,沿着通道向西走,这时可以看到,通道的右边一座小小的后土庙静静地立在那里,再接着走就是蓬莱县了。

通道的左边有一条海运道,这条路上平时很是热闹,来来往往的商人迈着轻快的步伐,小商贩一边吆喝着一边看着匆匆行走的商人。顺着通道继续走,路过钟楼、小学,钟楼后设有登州卫,登州卫北面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接着走,路左右两边分别有万寿宫、军器局和文昌祠可就这样,一路散漫到了黑水河画桥,这黑水河水并不黑,也不知怎么得了个黑水的名字。过了黑水河画桥,沿着通道继续前行,右边是龙王庙,当时的登州人经常来这里祈祷。接着到了鼓楼,路过按察司,就到了登州府,登州府在通道右边,距离迎恩门不是很远。登州府衙对面有通道,通道左边是府学、税课司、观音堂,右边建筑很多,有大东书院、小学、关帝庙、布政司、城隍庙、开元寺等。

唐开成三年(838年),日本著名僧人圆仁跟随第15次遣唐使入唐,曾经到了登州,在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东一里,城西南界有开元寺,城东北有法照寺,东南有龙兴寺,更无旁寺。城外侧附近有人家。城下有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城北是大海,去城一里半。海岸有明王庙,临海孤标。城东正是市。”通过圆仁大师的描写,再结合《府城图》的记载,可见登州府的规模在明代已经扩大了很多。明代开始,由于沿海的倭寇不断,登州作为重要的海港城市,自然也加强了抗击倭寇的力量,《备倭城图》是对登州府军事所在地的描绘。

备倭城即今天的水城,从登州城南,自振扬门而入,从东面上城,依次经过军兵营、总镇府,府后是太平楼,府西是三官庙。备倭城中间是海水,从城东到城西要走天桥,依次经过观音堂、丹崖山,丹崖山上有众多亭阁点缀其中。沿着丹崖山就到了蓬莱阁,蓬莱阁东面有三清殿、宾日楼,西面是吕祖像、海市亭。丹崖山北面全是大海,在此可以眺望远方,有利于观察海上的情况。通过《登州府志》我们看到了明代登州府的概貌,仿佛随着历史的画卷融入了那个时代,仿佛看到了来往于登州的各路商人,在观音庙、龙王庙祈求出海安全的行人,以及由于倭寇侵袭不断,登州人建立防卫,操练军队,奋力抵抗倭寇的身影。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17: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代文登“营、卫、所”海防体制探究






卫、所:即卫城、所城。明代朱元璋为控制领地,其每攻占一片地域,便建立一些卫城、所城,驻军把守,以维护主权和统治。因此,卫、所是明代最基本的军事机制。

  营、卫、所:明初,日本一些失意的官僚、战败的流寇,以及一些武士、浪人、海商等,为掠夺财富,寻求扩张,纷纷侵扰我国华东沿海之地,给东部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灾难和威胁。为了加强海防,抵御倭寇,明洪武年间,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卫城、所城等防御体系。卫城是比较大一点的军事营垒,驻军一般5600人;所城隶属卫城,分千户所、百户所,千户所驻军一般1120人,百户所驻军一般112人;其下依次还有堡、寨、墩等军事单位。为了加强山东海防,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山东又建立起“营”的海防机制,分别在文登、蓬莱、即墨三地建立起文登营、登州营、即墨营。“营”是高于“卫、所”的军事机构,为“卫、所”的领导机构和军事大本营,对卫所具有统领、指挥、应援的使命。

  对于威海乃至整个山东的“营、卫、所”海防体制,学术界多有认可,但也有一些质疑的观点,认为明代军事上的卫所制是《明史》中明确记载了的,因此明代威海海防体制中“营、卫、所”的提法是错误的,威海与全国其他地方应该一样,都是卫所体制,甚至认为文登营没有驻军,只是一个领导机构,没有兵防的功能,因此不能与卫所并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认识上有点机械片面。论证文登营是不是与卫所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防卫体系,我们既要看国史,又要看方志,既要查史料,又要考证历史实际,我们认为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1、文登营因何而设?其职责任务是什么?

  文登营当然是为抗倭而设,肩负着统领、指挥、声援周围卫所抗倭战事的职责。据《山东海疆文化研究》一书载:“为了增强海防军队的机动能力,必要时全力增援警急地段,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先后在登州、文登、即墨三地组建了相对独立的海防机动部队,这就是著名的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号称‘海防三营’。”据1996年版《文登市志·驻军》记载:“为防倭寇,应援沿海卫所,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于县城西门里建文登营,辖成山卫、靖海卫、威海卫和宁海卫。”

  2、文登营有没有驻军?它是一个什么机构?

  文登营有驻军,初建时即驻军1100多人。它不仅是一个指挥机构,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兵防营垒,素有“齐东重镇”、“东方名藩”之称。文登营外有教场,其东侧至今仍有教场东一村。何为教场?教场即古之演兵场、练兵场。这就说明,文登营不仅有驻军,而且有重兵防守。据《文登市志·村庄》载:“教场东,南宋末,李九来建李家屯。明初,村西为文登营教场,遂易今名。”据《山东通志》记载:文登营演武厅在营东二里,周三里,有堂,有分阅厅,有旗纛(音dao,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庙。据《文登大众》刊载赵术卓、姜明龙《齐东重镇文登营》一文考证指出:“文登营城东一里处设有校场……内中有数百亩草场,平坦开阔,气势雄伟,为当年演兵练武、骑马射箭之地。”

  对于文登营的驻军情况,光绪《文登县志》记载:“宣德间设把总一员,中军等官二十三员,旗军一千一百四十名,原额马四百一十四匹,正统间调去京操马一百五匹,余存营,立为马步二十二队。万历二十一年改为守备府,设守备一员,中军一员,哨官一员。”《春秋杂志》所刊《文登营与明朝山东半岛海防战略》一文指出:“明宣德二年于县城内西门里设文登营。宣德十年,东迁5公里建土城……内驻军6000余名。”

  3、文登营与沿海海防卫所的关系?有没有隶属职责?

  从史料记载和众多研究看,文登营是威海等地海防卫所的上宪,是威海海防的总部所在,卫所隶属于文登营。据明代兵部尚书胡宗宪《筹海图编》载:“文登县东北有文登营之设,所以控制东海之险也,宁海、威海、成山、靖海四卫皆隶焉。”据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赛时撰《山东海疆文化研究》载:“登州、文登、即墨三营的官员级别高于卫级长官,军营驻地又设在所控各卫的中心地带,指挥协调及出击增援,均为便利。”据光绪《文登县志》载:“文登营在城东十里。”“设把总为营官,多以指挥为之,盖以节制三卫,联络声援。”据同治《即墨县志》载:“至永乐间,又立即墨等三营,以分控二十四所,故其建营之地与所控卫所远近相均。”

  4、“营、卫、所”体制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营、卫、所”不仅是明代威海抗倭的海防机制,而且也是整个山东海防的抗倭机制:威海一带有文登营,辖靖海卫、成山卫、宁海卫、威海卫;烟台、蓬莱一带有登州营,辖登州卫、莱州卫;青岛、即墨一带有即墨营,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大蒿卫。胡宗宪《筹海图编》载:“登莱三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东南北三面受敌,故设三营联络,每营当一面之寄。”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著《明代抗倭官考》一书考证指出:“洪武、永乐时期建立的海防体系中,‘把总’一职仅见于山东三营(即墨营、登州营、文登营)。正统以后由于倭寇频繁来犯,明政府整饬海防,其他地方也开始增设把总。”他根据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及范中义《戚继光传》、《明代海防述略》等书考证列出的明代海防职官表中,各省海防“总督备倭司”的下属都直接是“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总督备倭司”之下是“营”,而“营”之下才是“卫”。

  综上所述,文登营与威海沿海卫所都是威海海防的抗倭营垒,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隶属关系的、有机的防御体系。因此,“营、卫、所”,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文登营是威海抗倭体制的中枢、首脑、核心和主力,是整个威海海防的军事重镇。文登营与登州营、即墨营一起,合称为山东“海防三营”,为我国明清抗倭史写下了壮丽的一页。无视文登营的存在和作用,把文登营从威海海防体制中分离出去,那与威海海防的历史实际是不相符的。如果文登营不是明代威海海防的中枢、核心和军事主力,那么抗倭研讨会就不会放在文登营这里召开,我们众多的史料记载和学术研究就成了无稽之谈,以后的《文登营》电视剧也就无从拍起了。

  对于威海及山东海防的“营、卫、所”机制,史料多有记载,今天学术界也多有论述,从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杂志刊载的一些文章看,大家观点都非常一致,应该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联合日报》刊载车田民《明清御倭的“齐东重镇”:文登营》一文指出:“到明永乐年间,在山东沿海设营,作为都指挥使司和卫的中间军事指挥机构。山东共设三营,一是即墨营(即墨),二是文登营(文登),三是登州营(蓬莱)。三个营管辖山东全部24个卫所,文登营管辖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宁海卫4个卫和4个千户所。这样在明初山东半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防御倭寇的军事体系。”《春秋杂志》刊载王江炜《文登营与明朝山东半岛海防战略》一文指出:“明宣德二年(1427年)建文登营,辖成山卫、靖海卫、威海卫和宁海卫。这样,明初半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的军事防御体系,以防倭寇。”《文登大众》刊载孙建军《踏访靖海卫》一文指出:“宣德二年(1427年),明王朝又在成山卫、靖海卫、威海卫三卫中心地带设文登营。文登营与三卫互相呼应,支援有力,在半岛的东部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了倭寇的袭扰。”当今研究山东海疆文化的权威著作《山东海疆文化研究》一书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山东明代海防定性为“沿海卫所与三营拱立”的体系,并指出“沿海三营犄角拱立,各分策应信地,形成了多向辐射的防御网络。”……①明代文登营南大门复原照片明代文登营兵马操练复原照片③明代文登营旗纛庙复原照片。(照片提供:文登营展览馆馆长高月平)来源:文登大众报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17:17:33 | 显示全部楼层
军户与晚明社会变迁

张金奎

传统中国社会演进到晚明,在多方面出现大异以往的质变倾向。简言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贵金属货币广泛使用,出现面向市场,以销定产的工场手工业及一定的区域性分工。在此基础上出现较为成型的劳动力市场及新型雇佣劳动关系的扩大化。另一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旧的国家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逐渐丧失对基层的有效控制,决策层思想混乱,异端思想不断涌现。
在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之一,它的变化对于研讨社会演变有重要意义。这是本文选择军户这一世代承担军役的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明代户籍制度承袭于元代,但与元代户籍的转换机制不同,明代户籍制度异常僵化,“役皆永充”。由于身份固定、经济地位地下以及明朝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约束,明初军户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为打破这类超经济强制,军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在晚明取得显著成效。
明代政权体制非常完善,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较前代更为严密。低下的社会地位逼使大批军户铤而走险,谋求摆脱军籍,并取得相当成效,这在地方史志资料中均有确切反映。如杭州府仁和县,成化八年军户有2857户,嘉靖二十一年减至776户,另有150户为丁尽户存户,锐减了72.8%(《(嘉靖)仁和县志》卷三《户口》);江西清江县,明初原额军户为5692户,崇祯六年仅存1142户,减少79.94%(《(崇祯)清江县志》卷三《户产志》),等等。
虽然有种种机会脱军入民,但终归是以身试法,因此,相当多的军户选择了接受现实。但接受现实不等于坐以待毙,为了改变生活窘境,军户们发奋图强,勤治家业。由于地位低下,军户较民户更具有危机感,因而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大。明制:军户不得分户。虽然立法意旨在于保证军役的完成,但在客观上防止了军户由于分家析产,造成复苏缓慢或骤兴骤败的现象出现。经过不懈的努力,军户从明中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生活好转的军户开始谋求通过入仕、联姻等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乃至进入上流社会,状况不佳的军户则向更底层坠落,被迫铤而走险,谋求脱去军籍,转为民户。
军户的这种两极发展,对后代而言,都是好事。不同的是,脱逃军籍有违国法,后代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往往隐而不宣或含糊其辞。而“勤于治业,家始饶裕”是祖先的莫大功绩,后世子孙必然大书特书,以彰显祖宗功业。在阐释军户通过家族奋斗回归主流社会这一问题时,个案资料无疑更为生动、具体,且更有说服力。
综合《德清蔡氏宗谱》、《(余姚)夏氏家乘》、《(苏州)陶氏族谱》、《(祈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等谱牒资料可知,在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下,军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多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经济上的解放和子孙的大量繁衍,使军役的负担逐渐退化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明初对军户有严密约束的“军籍”,到成化以后对其已不存在多少实际意义。相反,军籍的存在使军户,特别是原籍军户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政府给予的差役减免优待政策。由于军役替补顺序逐渐固定为“继绝以嫡,嫡绝以支,支绝以同姓”(岳正:《送张鸣玉诗序》),原籍军户和在卫服役之卫所军户的联系越来越松散,直至断绝联系。原籍军户既不承担军役,又可享受免丁免役的优待,明显比普通民户高出一块。即便是仍有一定联系的原籍军户,由于大多有军业族产的存在,负担也很小。相比那些在明中后期既要出资供养卫军和募兵,又要承担民壮等役的民户,生活要好得多。可以肯定,相当多数的在晚明仍保持军籍的军户,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至少已取得了与民户相等的地位,甚至比之更高。另外,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相互独立发展的趋势,促使一些关注现实的士大夫开始思考改革办法,使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军制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开设卫学和武举,既给卫所军户提供了一个借入仕摆脱困苦生活的途径,也为民户中的才俊进入军队创造了条件。由于晚明国防形势严峻,大批业儒不成的知识分子通过武举进入明军领导群体,打破了金、元以来军队系统自我补充、自我代谢的封闭体制,打破了沿袭三百余年的封闭的职业户籍制度,实现军户与民户间局部的双向流动,并冲击了宋朝以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二是均徭法、一条鞭法等行政系统采用的制度引入军事系统,减轻了卫所军户的徭役负担,限制了军官对军户的剥削压迫,有利于卫所军户地位的提高,而且给行政官员介入卫所事务创造了条件,对卫所管理体制、官兵关系有深远影响。在军屯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官、军一致对外的“阶级合作”现象。
三是经济因素的不断渗透。均徭中的银差和一条鞭法中的纳银代役是表现之一;不限身份,强调金钱作用的募兵制度,始于自发后被政府接受的班军纳银免班制度是另一表现。最极端的是纳银免差操制度。军士选拔、服役不能以财富多少为条件是保持强大军事实力的一个前提,纳银免差操则是对这一铁律的公开践踏。这一现象是前朝所未曾出现过的,说明商品经济已经强大到可以腐蚀、瓦解旧有统治结构核心部件的地步。
尽管如此,封建政权并没有解体,说明上层建筑在总体上仍有一定控制社会演进的能力。这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后来清兵入关,重整旧的社会体制,发挥了旧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残存力量的作用,暂时阻断中原地区社会发展进程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新的社会形态在站稳脚跟之前必然要经历的曲折和反复。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转一篇张金奎的另一篇,有关军户子弟入仕一事,写得很详尽。

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 ... 9/07/2005/8965.html

张金奎  


      自王毓铨先生《明代的军户》一文问世以来,明代军户地位低下的观点为很多学者所接受[1][①]。我认为对这一提法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讨论这一提法是否成立之前,有必要对前人的一些基本论点、论据进行具体分析。  

一、前辈学者认为在法令中军户是受歧视的,民户明显优于军户,例证之一是“军户丁男止许一人充生员”。依据是叶盛《申明祖宗成宪疏》[2][②]。王毓铨先生在注释中并没有给出原文,翻阅本文,可供作为证据的只有叶盛所引用的条例:“故军户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3][③]。查对《实录》可知,这一条例出自宣德四年(1429)八月颁布的《勾军条例》[4][④]。为表述方便,兹将《勾军条例》中的有关款抄录如下:  

故军户下止一丁或为僧道者,其出家给度牒,如在未充军之前者转达兵部,覆实开豁,如在已充军之后仍发充军。  

故军户下止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依例开豁,否则仍发充军。  

这两款被霍冀收入《军政事例》卷三《清审条例》,文字略有不同,其文如下:  

一、故军户下止有人丁一丁,为僧为道,若在未充军之先出家、给有度牒者,转达兵部覆勘,开豁军伍。如在已充军之后出家,仍发充军。[5][⑤]  

一、故军户下止有人丁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6][⑥]  

从《勾军条例》中可以看出,这两款都是针对已故军士户下只有一个可供补役的男丁,而且具有特殊身份时的处理办法。其行文格式一致,有利于解读。第二款中,“止一丁”和“充生员”明显是并列条件,共同构成“起解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试”的前提。霍冀在《军政事例》中将“止一丁”改成“只有人丁一丁”,语义更为明确。可见,这一条款实际是对已故军户的一种优待,而非歧视。前辈学者将其理解为只许军户下一丁充生员,明显是错读。其实,陈子龙等在编辑《明经世文编》时已经在叶盛此疏相关文字右侧做了批注:“然则已充生员者,不论行第,惟别无次丁者乃当议之耳。[7][⑦]”  

那么,明朝政府对军户子弟入学有没有限制呢?有,但那是在弘治十六年(1503)以后,而且仅限于局部地区。其年二月,辽东巡抚张鼐陈八事,其中之一为“限生儒。辽东生员多陋劣者,规避差役,或以他姓余丁冒为优免之数。乞申明考选,一户生员不过二名,正军一子不许入学,本家无丁不许告取别家余丁供给。[8][⑧]”三月,张鼐的建议获得批准[9][⑨]。  

但是在张鼐提出“申明考选”之前,是否已经有成例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丙辰榜中进士的陈鉴为例。陈鉴,字缉熙,其父谪戍辽东后去世,母亲改嫁一百户。“缉熙尚幼,以坛官施道常为徒,读书刻苦,丙辰进士及第,除翰林编修”[10][⑩]。查对《明清进士提名碑录》可知,明代叫陈鉴的进士有5个,并无丙辰榜进士[11][11]。只有辽东盖州卫军籍之陈鉴,系正统十三年榜眼,正统十三年为戊辰年,丙辰榜估计是王锜的误记。陈鉴是辽东军户之独生子,能够顺利求取功名,说明在张鼐建议之前对军户子弟入学并没有限制。  

不过,对家下人丁稀少的军户而言,军役已经是沉重负担,一般也没有余力供子弟求学。像登州卫的萧文秀,“明初始祖茂远以军功授总旗,戍登州卫中前所……五传皆只身承袭,至六世文秀始的以次丁习儒业。”[12][12]萧家作为低级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军户更不待言。但人丁稀少对民户而言也有同样的困难,对辽东军户的限制并不存在特别的歧视意味。  

二、“洪武二十八年奏准,正军户五丁者充吏,四丁不许;水马驿站、贴军、杂役养马等项人户四丁以上者充吏,三丁不许;民户两丁识字亦许勾充”[13][13],这一规定是前人判定军户受到法律歧视的另一个依据。撇开本项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证军役的达成,并无主观歧视不论,单从表面上看,军户似乎确实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明初吏役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问题。明初,吏员颇受重视,有机会晋升为高官,但一般只限于县丞以及吏、户、礼等六房“高级”吏员。普通小吏罕有晋升高官的机会,而且由于朱元璋痛恨害民小吏,“法令严核,绳吏之法尤峻”[14][14],在《诸司职掌》所载充军22款中有12款和吏员相关[15][15],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塌天大祸。当时的形势是:  

国初吏于官者,远或数月,近一月,率拿系以去。家人夜中闻疾趋声,辄相顾惊愕,见举火,以为兵吏至也,各鸟兽散不止。[16][16]  

为避祸,甚至有自断手指以求规避吏役者。  

鉴于吏员“犯法”者众多,明廷认为“吏非有恒产,故不自爱而轻犯法令”,于是改为“民田八顷以上家,择子若孙一人为吏”[17][17]。此制与前述规定并不矛盾,应是并列的规定。  

明初行用重典,大量谪发民户充军。其目的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说:“合编充军条目……强半为律文所不载,而揆厥大旨,总在编无业之人充实行伍,并驱恃顽挟诈者束诸军律之中。[18][18]”在《诸司职掌》所载22款充军事由中,“游食”、“不务生理”,特别是“无籍户”等款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失去了生产资料,无力承当种地、纳粮等国家法定差役的无业人口。结合“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19][19]的政策来看,发无籍等民户充军,在补充兵士不足、以军律严加管束的立意之外,含有明显的以暴力手段调整人、地关系,强制流民回归土地,徙居宽乡,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  

由于被佥入军籍的很多是无地或少地人户,既有田八顷,又有五丁以上的军户不会太多。相反,有田八顷、有丁二个的民户数量相对会多一些,被佥发的概率要大的多。由此看来,限制丁少军户充吏在行用过程中客观上起到的是“保护”而非歧视军户的作用,这是统治者无心插柳的产物。  

到仁宣年间,政治领域的恐怖气氛基本消散,但吏役仍是“重役”,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为此,明朝政府在按丁数佥发吏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优免政策:  

若一户有二丁三丁,内一丁充吏、一丁为官者,免其吏;农民一丁充吏,一丁或自监生、生员谪充吏者,免其农吏;先佥一丁充吏后又佥一丁,免其后充者;一丁充吏一丁充生员者,免其后充者;生员果有成效,入学虽后,既免其为吏者。若及四丁以上,俱不免。[20][20]  

从中可以看出,民户要想不充或少充吏役,必须要做官做生员,难度很大。即便如此,还得保持人丁在四个以下。相形之下,旧制对军户的“优待”意味更加明显。  

进入明中叶,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由于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以及官吏腐败现象的加剧,普通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充当吏员尽管地位不高,但实惠多多,因而逐渐受到普通平民的喜爱。土木之变后,明朝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为解决财政困难,明廷广开“财源”,大肆出卖武职官爵、僧道度牒,等等。纳银参充吏员是“财源”之一。从《定辽左卫军政兼管屯指挥佥事造报现役吏典承差候缺丁忧吏农等姓名年甲籍贯方册》等档案资料[21][21]中可以看出,纳充吏员一般只需银20两左右,门槛很低。  

纳银充吏的出现使“祖制”成为虚文,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求充,军、民户在政策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三、“有明一代,但见军逃为民,虽犯重罪而不顾,不见民户求充军户”,这是前人的一个基本结论。但是,我们从洪武元年(1368)正月颁布的《大明令》中却可以看到如下规定:  

凡军民以籍为定,军官头目无得巧立名色,径行勾捉百姓充军;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22][22]  

任何法律条款的制定都要有的放矢,如果民户都对军户退避三舍,这条法令岂不是多余?如果说《大明令》是临时性规定,制定的比较粗糙,有欠谨慎,那《大明律》中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若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23][23]”,就不便再做如此解释了。《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1367),与《大明令》大体同时,正式定型颁布于洪武三十年(1397),经过30余年的司法实践,仍然保留了民户不得诈称军户的规定,且罚则相当重,说明民户冒充军户的现象在洪武时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比较严重。  

民户冒充军户与明初战乱未止,百姓多流离失所,生活困窘有关。明初一切右武,军户享有免杂役优待[24][24],法律上又另眼相看[25][25],难免让民户艳羡。雷梦麟将本条款的立法立意理解为“充军之意,全在诈称。国初军强民弱,诈冒军人便有倚强之意,故遂坐充军之罪。不然,脱户止杖一百,何遽充军也哉?[26][26]”切中肯綮。  

《大明令》、《大明律》针对的只是逃避本身差役的假冒军人,那么,在明代有没有主动投军从戎的人呢?《古今治平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初定州县时,张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愿为吾兵者立赤旗下,愿为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27][27]  

明代军士战衣旗帜“皆用黄、赤二色”[28][28],故军籍在史籍中常以“赤籍”替代[29][29]。于志嘉认为本条史料与“按照元代既有户籍申报定籍的概念相去太远,令人不敢轻易采信”[30][30]。其实,为避免引起新的社会动荡,明朝政府在“收集”旧元军户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让步措施,如对洪武四年(1371)收集的山东北平故元五省八翼汉军14,0115户,并不是按户抽军,而是“每三户令出一军”,实际只抽军4,6705名[31][31]。对于一些局势尚不稳定或者还处在动乱中的地区,明朝政府主动放弃了一部分潜在的可以收集的军户,只收集自愿为军者。如洪武元年(1368)黄彬在江西袁州招集散卒时,“下令有来归愿从军者,听其补伍;愿还农者放免复业”[32][32];二年韩政攻破广平诸山寨,“放其士卒一万一千六百人为民”[33][33];三年平章胡廷美“往河南开封等府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亡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听为民;二年以后者,收入军伍”[34][34],等等。而《古今治平略》中所说的“初定州县”,正是以稳定为第一需要的新归附地区,允许人户自愿从军是完全可能的。  

从个案史料中更可以证明主动投军的存在:  

李达道,甲午(1354)归附,己亥(1359)年充总旗,庚子(1360)阵亡。子李敬,洪武三年(1370)为抄报户口愿告充军。[35][35]  

王青,字白山,山西太原人。少好读书,学该博,累举不第,遂愤然投笔曰:“大丈夫不能拾青紫,建勋业于太平,亦当树赤帜,□大难于乱世,岂能做腐儒了此一生耶?”明洪武九年(1376)以儒将督领南京水军。[36][36]  

洪武末,贵州都司调征都匀叛苗,(世袭千户屠天禄)以老辞,缴还敕印。时新城初置所,苗夷尚少向化,军户惟刘、王、黄、马……十姓,屯军用度咸责供亿,逃往日多。有令:能出力办差纳赋者,得继逃伍之门户。其子君义遂流为军户。[37][37]  

以上三人从军原因各有不同,王青因为科举失败,李敬可能有承袭军官职位的目的。屠君义情形特殊,其父本来已经是千户,他却主动承应普通军户的差事,于理不通。明初兵制,军官分世袭和流官两种,估计屠天禄在辞官时可能还没有“钦与世袭”。不过在放弃世袭职务后又主动回归军籍,正说明了明初军户地位及优待政策拥有很强的吸引力。  

其实,王毓铨先生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已经说过明代军户中存在投充者,即“应是自愿投军的”[38][38],何以后文又予以否定,不得而知。  

随着国防形势的日趋稳定,军队的作用和地位逐渐走向正常化,明朝政府的施政重心相应的从“一切右武”向右文转化,主动投充军伍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正统以后,军政日渐腐败,社会对卫所军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靠从戎来建立功业或改善生活的现象基本绝迹。但诈冒军户的现象却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地区的腹里卫所,比如苏松地区。“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故其为事之人,充军于中外卫所者,辄诱乡里贫民为之余丁……且如淮安二卫,苏州充军者不过数名,今者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之家属矣”。“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转相依附……或写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39][39]。只是这类混入军户系统的民户目的在于享受国家对军户的种种优待,对军伍本身没有任何帮助。  

嘉靖年间,内忧外患严重,军队建设倍受重视,强化弘治六年(1493)以后常设的武举制度,分武举为“边方”、“腹里”二等,并大量增加录取名额。民间重文轻武的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很多民户通过武举进入军队系统。  

晚明社会风气的改变,可以从《山阴县州山吴氏族谱》[40][40]中得到明确证实。吴氏始祖均礼,洪武四年(1371)立籍浙江山阴县二十一都民户。吴氏初始亦以业儒为主,门下府、州、县学生员众多,其中学业最优者当属一支大分统大房之吴兑。  

吴兑,字君泽,嘉靖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因官居显位,得荫长子有孚为锦衣卫正千户、荫侄有端为锦衣卫镇抚。明中期以后,武官世职渐由世官向世爵转化,高官显要荫子为世袭武职者屡见不鲜。与一般士大夫不同,吴有孚并不耻于为武夫,相反却亲自参加武举考试,并中万历十五年(1587)会举,后积功升至都指挥,任至山东副总兵。  

吴氏族人弃文从武,最早始于一支大分的七世吴遴。吴遴祖父吴洪,娶兵部侍郎陶寿之女,父吴谧,补国子生。从祖、父的生活年代和婚姻关系来看,并无投笔从戎的迹象。吴遴,嘉靖二十四年生,后授金吾卫正千户。吴遴父、祖均非显宦,此武职肯定不是恩荫得来,只能是其通过武举,历官积功而得。吴遴有二子,长子国光,万历十三年中顺天武试第七、十年第三、十九年乡试解元,后任职瓜州江防;次子晃以书法闻名于世。可见此时的吴氏已经是文武并重。此后吴氏一支大分基本上都是以武职闻名,文职成功者仅十世、有孚子孟登仕至云南永昌府知府。  

吴氏以武闻名的还有二支三分的吴显忠和吴大斌。吴显忠,少时以“能文”闻名,但三次应试一无所获,遂弃文习武,“究黄石韬钤,为万人敌”,隆庆元年中浙江武魁,万历二十年中武进士,累官至副总兵。吴大斌,“六岁而孤,天资高迈,能博闻强识,幼应童子试,不售,乃弃举业,肆力于六经子史及兵法律例诸书……遨游海内,以冀其遇,至辽左,遂寓居焉。凡族人有志四方者,多往归之”[41][41]。吴大斌不仅自己弃文从武,还以己为榜样,带出了一大批族人。  

吴氏族中另有一些已授文职,又改武阶的族众。最典型的是一支二分十世之吴家相,初授江西德化县主簿,后调福宁卫经历,随部援黔时改任守备,以后历升至参将,进阶正四品明威将军。  

与明初不同的是,晚明通过武举进入军队系统的民户一般并不世袭,户籍并未改变,因而不能作为主动投充作军户的例证。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会对军户的地位产生积极影响。  

四、明朝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实行南北互易,远离乡土,同一县的军士不准在同一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以防其同谋逃亡或共谋反抗,这是前人的另一关键论据。[42][42]“南人发北,北人戍南”的规定的确存在,但只适用于免死充军人犯,其本身带有惩戒罪错的目的。在其他来源的军户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规定。相反,在地方史志资料中,我们却看到很多反例。如江西省清江县,明初有军户5692户,嘉靖、隆庆年间尚存1842户[43][43]。这近2000军户具体的卫所分布省份如下表:  



江西清江县军户卫所分布表  

                                                      卫所所在地区  

(本省、周边省份)  
军数  
卫所所在地区  

(其他腹里省份)  
军数  
卫所所在省份  

(边疆省份)  
军 数  

北京卫分  
原北平卫所  
248  
北直隶卫分  
130  
辽东卫分  
116  

迁都后由南京调至北京的卫所  
140  
山东卫分  
79  
山西卫分  
89  

南京卫分  
155  
河南卫分  
32  
陕西卫分  
102  

江西卫分  
130  
湖广卫分  
43  
云南卫分  
46  

南直隶卫分  
318  
   
   
贵州卫分  
22  

浙江卫分  
109  
   
   
四川卫分  
21  

福建卫分  
11  
   
   
广东卫分  
20  

中都卫分  
15  
   
   
广西卫分  
14  

总计  
  全部  
1126  
总   计  
284  
总计  
全  部  
430  

去掉原属北平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卫所军数  
788  

(不含长陵卫)  
北方边境省份的军数  
307  

备注  
所有军数相加为1840名,有2名的差额。估计这两名应为丁尽户存户。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有788名军士分配在江西本省或临近省份的卫所服役,占全部军士总额的42.8%[44][44]。长陵卫设置于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改羽林右卫□所、水军千户所为长陵卫中、右千户所”[45][45]。陵卫例由京卫改拨,本卫另外三个千户所也应是从其他京卫中调拨组成。羽林右卫属南京卫所。如加上这90名,明初服役于附近卫所的军士则占到了全部的47.7%。湖广、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分虽与江西相邻,但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如加上这几个省份卫所的99名军士,服役于原籍附近卫所的比例则达到了53.1%。[46][46]真正远离南方故土,被分配到北方地区的军士只有796名。  

此外,在各卫中,苏州卫有清江籍军士166名,南昌卫有108名,长陵卫有90名,杭州前卫、右卫共有85名,淮安卫有54名,北京锦衣卫有47名,仅这7卫的军士就占到了全部军士的29.8%,说明同一县军士不得在同一卫所服役这一观点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清江县在辽东、山西、陕西等北方国防前线服役的军士有307名,而且分布非常零散,一般一个卫所只有一、二名,符合谪充军的特点。只有铁岭等卫相对多一些,其中铁岭卫有军士16名,海州卫有18名,甘州前卫有24名。  

明制:谪充军人要由刑部“置立文簿,注写个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明白,照依南北籍编成排甲。每一小甲管军一十名。每百户该管一百一十二名。一样造册二本,将各总小甲军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并该管百户姓名、充军卫分注写明白,一本进赴内府收照,一本同总小甲军人责付该管百户领取充军”[47][47]。铁岭等卫清江籍军士较多,估计是明初执法严厉时获罪,被编入同一总甲,同时发遣的产物。其他卫所清江籍军士很少,应该是承平以后零散编发的结果。  

从清江县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卫所军士并不存在刻意南北互易的现象,相反,到是有相当多的军士服役于原籍附近卫所。[48][48]  

明初,对国防形势的把握并不精确,卫所的设置地、编制等经常变动,军士亦随之迁移。像浙江长兴县1357年曾设永兴翼元帅府,“以御张士诚”,后改为长兴卫。张士诚覆灭后降格为千户所,洪武八年(1375)所军调守湖州,尚属邻近地区。十三年(1380)则废所调往西安,彻底离开原籍[49][49]。同年废所调守西安的还有江苏江阴千户所军。[50][50]像这样整体调动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抽调军士。如洪武九年(1376)“调扬州卫军士千人补登州卫,高邮卫军士千人补宁海卫”[51][51];十年(1377)“以成都中卫军士二千益贵州卫”[52][52];十五年(1382),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镇守云南[53][53];十九年(1386)置沈阳中、左二卫,“命指挥鲍成领原将河南、山东校卒一万三百二十八人分隶焉”[54][54];二十一年(1388),长兴侯耿炳文承制遣陕西土军3万3千人屯戍云南[55][55];二十四年(1391)“前军都督府奏发福建汀州卫卒余丁往(甘肃)凉州补伍”[56][56],等等。这种长距离的调动才是军士远离故土的原因[57][57]。  

明初,归附军是军队主力。为安全起见,往往要调其离开旧地。如1366年,将高邮张士诚“所俘将士悉遣戍沔阳、辰州”[58][58];1367年明令:“竹家以北将来的军,一个也休放在那安丰,在家军十分为数,将五分来,滑的便将来,善的放在那里。[59][59]”明朝设置的卫所数目众多,对军士的需求量很大,嫡系的从征军数量远远不够,归附军作为卫所初创时期军队的主体,被大量调往缺军卫所。对此,朱元璋亦承认“将士新附,军士移戍者多,留镇者少”[60][60]。  

为安抚归顺军官,明廷经常派其收集本管旧军并仍由其统领。如洪武三年(1370),广西卫指挥佥事左君弼收集“故所部合肥军士”1887人赴本卫调用[61][61];五年(1372)山东参政何真“收集广东所部旧卒三千五百六十人,发青州卫守御”[62][62]。同年,赖正孙收集陈友定旧兵将五千人送京师,次年即以这批军士交付赖正孙,发守和阳卫[63][63],等等。由于这些降将的任职地往往远离其“根据地”,仍旧跟随其左右的旧军士自然而然的会离开原籍。   

在明代军户中,归附军、垛集军的比例最大,归附军因为卫所草创时期大量调用,远离原籍的会很多。垛集军则相反,因为其主要在缺军严重的地区行用,以补齐附近卫所缺额为主要目的,所以基本上分配在原籍或附近卫所。只有在垛集超量时才发往其他地区。比如湖广茶陵,洪武二十二年都督李胜垛州民户,得军2800人,本处茶陵卫缺前后二所,于是留用2000人组建二所,多余的800人调守贵州清平卫。[64][64]明廷主动调垛集军离开原籍的事情只在福建发生过: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午,诏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军。初,闽浙滨海之民多为倭寇所害……籍民丁多者为军以御之。而土人为军,反为乡里之害。至是,有言于朝者,乃诏互徙之。既而以道远劳苦,止于各都司沿海卫所相近者令互居之。[65][65]  

此次调动事出有因,而且调动距离有限,对其生活不会有大的影响。与福建类似的地区很多,但却未见调动过,如广东雷州、神电、海南等地的土著军校虽然也危害乡里,“暴横不可制”,但“恃沿海卫所,例不他调”[66][66],始终生活在原籍。  

可见,明代大批卫军远离故土并非明朝政府刻意为之,而是在卫所创设时缺乏通盘考虑的结果。  

五、前人的另一观点是军士与充军罪犯为伍,使原来非谪充的军士身分随之低落,为世所轻。  

事实上,谪充军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管理方式上有别于一般军士。前文所引《诸司职掌·刑部·编发囚军》显示谪充军要集中管理。在此之外,领军官的选择上也有特殊性。请看两个个案:  

申聚,洪武二十三年(1390)“为受赃容留老军在伍,不勾壮丁补役”,被处徒刑,降为试百户,“领囚军龙里卫守御”[67][67]。  

杨懋,易门县守御千户所试百户。原任副千户,为事降百户,不支俸。“为原领恩军缺少,著令勾补。今(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勾军回还无缺,引启调用,散依着做世袭百户,与他俸”[68][68]。  

从上例可以看出,奉命管理谪充军的军官本身也是罪人,管好谪充军是他们将功赎罪的基本条件。为尽快官复原职,他们较之一般军官会更加负责,责任心更强。  

与之类似的是垛集军。试看下例:  

王兴,留守中卫神策门所百户,“为少军受赃,犯徒罪,发管垛集军”[69][69];  

武潮,平溪卫中所副千户,“为将私盐入己不解,犯流罪,免罪降百户,管垛集军,不支俸”[70][70];  

高仪,洪武二十二年(1339)做百户,尝领蕲州三户垛集土军,调平溪卫后所。[71][71]  

可见,垛集军也是以百户为单位,集中管理的。唯一的区别是谪充军作为犯人集中管理带有监督的目的,垛集军集中管理则是因为他们此前不晓兵戎,需要从头开始训练,集中管理有利于尽快形成战斗力。  

谪充军编制独立,不与其他军士混合编伍,对一般军士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细致纠问,这一现象可能只在部分垛集军中存在。因为垛集充军的范围并不只限于从民户中简拔,试看下例:  

(一)      过保,和州人,乙未年(1355)从军,征伤,将子过成垛充高邮卫总旗。[72][72]  

(二)杨华辅,无为州人,癸卯年(1363)从军,甲辰(1364)故。吴元年(1367)垛充土军,将义子万荣随姓作杨荣,选充总旗。[73][73]  

(三)高成,山阳县人,丙午年(1366)归附,与本县民王三垛集充军。[74][74]  

(四)(夏)兴贤,性耿介,无町畦,事父母处昆弟,人无间言。不行横遭无妄,名隶尺籍……兴道,祖时值世乱,三丁抽一,配军淮安。[75][75]  

以上四例分别是从征、归附、谪充军通过垛集的方式进入军户系统的例子。这其中谪充者的比例应该最大。朱元璋曾经公开警告那些蓄意违反国家政令的民户,要把垛集为军作为惩戒的手段:“众百姓,我说的言语听着,你若不听,便三家两家垛一丁为军。[76][76]” 不过通过垛集方式进入军户系统的罪犯一般是轻罪犯,重犯一般会全家发遣充军,不会有此“优待”。  

不过,在明初行用重典的背景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受到惩罚,通过垛集进入军队的轻罪犯在人们心目中未必会受多大的歧视。  

承平以后,大规模谪发罪囚充军的现象较少发生,谪充军按律或根据卫所缺军情况发遣,不再单独成建制。这时到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出现前人所说的军士身分低落问题。  

六、军户娶妻困难。《明史·黄宗载传》和《英宗实录》卷一一八《黄宗载传》关于武陵地区军户难于婚配的记载是前人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英宗实录》编纂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即史源应该是王直所撰《南京吏部尚书黄公神道碑》[77][77],其原文如下:  

行到武陵,问风俗,知其人苦于从军,女子恶为军妇,不果嫁;男子则虑妇家往从戍而以徭赋累己,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犹独处。公召乡老里正,论以人道大端,俾转相告语,务嫁娶以时。不逾月成婚姻者三百余家。他县闻风皆乐从,俗为之变。  

《神道碑》的记述比《明史》、《实录》详细,可以看出个别地区确实存在畏惧与军户联姻的问题。但湖广地区曾经进行广泛的垛集民户从军,军户比例非常高,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沔阳军户有5922户,民户和其他杂役户合计只有1650户,军户占全部人户的78.2%,属下的景陵县军户比例更是高达93.2%[78][78];在军户逃亡、窜籍现象严重的明朝中叶,德安府应山县嘉靖十一年正贴军户合计仍有1004户,其他人户则只有545户[79][79]。在以军户为主体的地区,军户婚姻对象更多的应该是军户而非民户。“武陵现象”只有在军户数量与民户持平或超出民户不多的地区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畏惧者主要是出于自身生活的考虑,并非仅仅因为对方是军户。这从一些个案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  

凤阳人郭祥为女择婿,“以刘清才武,遂归之。清,九江德化人,起自戎行,擢为十夫长,方奋志取功名,不暇顾其家,太淑人理之家……[80][80]”此为主动与军户结亲之例。  

浙江德清蔡氏,二世祖蔡可宗因女婿何德琏烧毁逃军册,连坐,房产抄没入官,本人谪充兴州中屯卫,行至临清病故。长子蔡文溥奉母携弟至卫,到卫不久又遭盗劫,“客囊殆尽”,几近赤贫。但后来蔡文溥乘回浙江催取军士之机回乡迎娶先已聘下的章氏之时,章家并没有毁婚。两年后章氏及幼女先后因生活困苦而逝。洪武三十一年(1398),其弟蔡文渊代役,娶妻康氏,亦于两年后病逝。蔡氏兄弟既是军户,又是鳏夫,且生活困苦,属军户中的下层,但两人仍然能够先后娶妻许氏、王氏。[81][81]如果说章家不敢毁婚尚有畏惧法律惩处的可能[82][82],康氏、许氏等嫁入蔡家应完全属于自愿。  

与蔡家情形相似的另有余姚夏氏。夏家十三世夏兴贤等三兄弟被签发为军户前“无町畦”,属佃户或无业人口,后“横遭无妄,名隶尺籍”,二弟夏兴道“三丁抽一”,配军淮安卫。长兄兴贤门下亦有从军的记载,但夏家兄弟子侄中未见有人无妻[83][83]。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案子:四川叙州府富顺县龙市乡军户魏逭为儿子魏闰聘下成都府内江县雷正月的女儿八姐为妻,后来魏逭“节遇凶荒,陆续将家产卖费”,雷正月嫌贫爱富,于是撕毁婚约,将女儿另许给魏逭的族叔魏书歌。魏逭不服,告到官府。在这个案子中,雷正月毁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魏闰是军户,而是嫌弃魏家家道中落。他为女儿另定的夫婿其实也是军户,只是家境优越,财礼丰厚。[84][84]  

可见,“武陵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即便在武陵,经黄宗载的劝谕,也有很大改观。  

明代的确存在军户娶妻困难的现象,主要出现在边境省份以及东南一带,原因各异。嘉靖年间,江西安福县民颜简死,其妻伍氏发誓不再嫁。“军人李敦率众欲强娶之,伍氏自经死”[85][85]。本案并不是什么惊天大案,但却惊动了中央决策层。因为“时江西俗生女多不举,而男子或过时无配,辄起讼端”,问题不断,已经影响到地区稳定。为此,“抚臣因敦事并请严故杀子女之律,从之”[86][86]。  

明代中后期东南一带溺杀女婴的想象非常严重,致男女比例失衡,军户婚姻肯定会遇到麻烦。寡妇拒绝再醮,只会加剧这一矛盾。李敦率众逼娶,是这一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87][87]。虽然明廷多次予以整饬,但由于政府控制力难以渗到基层,所以并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到清代这一现象仍很严重。  

那么,在边境又是什么样子呢?能够直接反映某地婚姻状况的史料无疑首选“列女传”。这里不妨先列举几条典型史料:   

常氏,小字保姐,宁州袁村里人。从父戍宁夏,适同戍乡人刘金柱,生一女,早夭。金柱战殁,常守义不辱,事夫之继母胡氏暨抚夫之小妹无怠。有无赖少年第姓者强欲娶之,常峻拒不可。胡氏死,常治葬中礼。第姓者累胁之,常曰:“……汝与亡夫同戍于此,忍为言乎?”第姓者求之愈厉。泣辞夫之妹……赴水而死。[88][88]  

张氏,宁夏前卫人陶泉妻……夫姐陶氏利人之贿,逼之嫁,张即自缢,赖邻妇解救。[89][89]  

王氏,宁夏总旗李某妻,舅病疯……夫死,其弟欲胁而嫁之,王不动。又胁之析居,王不得已,携其二子还父家就食。[90][90]  

江氏,临安卫舍人邢奎妻。奎以罪戍广西,江跋涉随之。未几,奎死,江时年二十七。广西人欲夺其志,江以死自誓,携孤幼男女五人负骸骨归葬临安。[91][91]  

卢氏,河南光山人,适同邑东钦。钦父任御史,以累谪戍通海,没于途。有司录其家以往。卢与夫奉姑行。姑又没于途。卢随钦至通海,代父役。未几,籍钦征和泥蛮,亦死,无子……有张姓者谋强委禽,卢拒再二,求不已,乃自缢于室,邻人救苏……居数月,其人复遣委禽,卢辱媒而逐之……时张氏子念不已,扬言某日必娶之……(卢氏)投湖死……时洪武辛未(1391)七月二十八日也。[92][92]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逼迫其改嫁的大都是“同戍者”,即当地军户,这些人要么是强娶,如常氏、江氏、卢氏;要么是用财物打动其家属,代为劝说,如张氏。只有王氏是小叔催逼,带有甩包袱的意味。  

边卫战事较多,军士随时可能牺牲,寡妇数量很大。边境省份生活艰苦,要想守节很难,以上几个人因为坚持为夫守节受到当世人敬佩,得以记入史志,但肯定是少数,寡妇改嫁的现象在边境地区应该很普遍。张姓等军户花大力气求取寡妇,只能说明当地妇女的数量很有限,娶处女的机会不多。王氏小叔逼迫寡嫂改嫁固然有甩包袱的目的,但如果当地妇女很多,娶妻容易,寡妇不受欢迎,也不至此。  

可见,边境军户娶妻困难的主要原因同样是男女比例失衡所致。只是原因不在于故意杀婴,而是因为边境地区生活比较艰苦,主动迁入人口较少。  

史载,“今西北军士有以足弯当龙阳者”[93][93]。这种变态的性倒错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性别比例失横的产物。  

此外,明初对军户的婚姻似乎有一些特别的限制。《清浪卫选簿》载:原金吾后卫右所世袭百户朱武昌奴“二十一年取(娶)京民女为妻,充军”[94][94]。明制: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者,杖八十[95][95]。目的在于防止其与地方势力勾结,徇情废法。但卫所官并不临民,而且处罚极重,显然不是行用本条律令。明朝政府在法令上对军户婚姻的限制发生在正统四年(1439)。其年,接受山海卫指挥同知周俊的建议,“禁各卫所指挥、千百户与所管旗甲、军余互相婚姻,徇情废事。违者比亲民官娶部民妇女律论罪。[96][96]”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其他对军户婚姻的限制法令。估计明初禁止军户与驻地妇女结婚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而且没有作为祖制保留下来。明初短暂限制军户与驻地人户发生婚姻关系的目的似乎只能解释为天下初定,需要严格控制军队,防止其与地方百姓发生直接联系,彻底铲除影响统治的土壤。不过这在客观上肯定会对军士婚姻造成不利影响。  

军士结婚与否关系到军士士气以及军队的稳定,理应受政府重视。明廷在这方面也曾做出一些努力,如永乐时“命幼军无妻者官为婚配,给钞,资其家”[97][97];万历时南赣汀韶等处巡抚谢杰“设义会使得娶妻”[98][98],成化年间黄绂借“诏毁庵寺”的机会“尽汰诸尼,以给壮士无妻者”[99][99],等等。  

前辈学者曾举沐晟的例子,认为把抄没人户妇女给与旗军是把军户降到罪隶的地位。沐晟一事发生在永乐四年(1406)。其年,西平侯沐晟被人告发“擅以籍没罪人妇女给配军士,男子安置广西,马牛给军屯操”[100][100]。沐晟的行为并非朝廷授意,以其为例,似有不妥。景泰年间,孙原贞等曾建议把温州、处州一带起义军被俘人员“不为常例,候贼平值日,查勘随征军士无家小者,将已获贼属妇女先尽有功军人给与为妻”,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把妇女尽数给与军人会引起新的动荡,予以否决,改为建议“贼属内有只身妇女无男子随住者,合无准其所言,查勘原征旗军人等曾见功劳应该赏赉见无妻室者给配为妻,两得其便”[101][101]。可见,直接罚配罪没妇女给军士为妻并非常例,而且本身带有赏功的色彩,和赏给功臣勋贵家为奴婢是一个性质。即便如此,也要以不影响社会稳定为前提。于谦的建议才是明朝政府的一般做法。  

不过,孙原贞等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暗示此前应该已经有先例。毕竟,不论是政府出资,还是设立义会等中介,都要以女方同意为前提,以政府直接掌控的女性给与军士显然要方便快捷的多。但是,在妇女地位本来就很低,贫困人户时常典卖妻女的背景下,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会影响军士社会地位则未必。否则,军士完全可以拒赏,毕竟对军士是没有强制性的。而从黄绂离任时,受妻军士纷纷“携子女拜送于道”[102][102]来看,军士是把它看成一种恩赏福利,乐于接受的。  

不愿与军人结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实主要存在于明朝中期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形成之后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之中。这种风气在话本小说中有直观体现。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女扮男装的闻蜚娥推辞景**求婚的一个理由既是“令甥是公卿阀阅,小生是武弁门风,恐怕高攀不着”。而景太公看中闻蜚娥,坚持与其订婚,不分文武门楣的理由则是“他”已经“是黉宫名士,指日飞腾”。[103][103]  

总之,明代军户结婚困难的现象在局部确实存在,但主要原因在于性别比例失衡、部分军户生活水准低下,和其军户身分没有直接关系。  

七、军户“役皆永充”,难以脱籍。对此笔者在原则上同意,但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1)明初收集旧元军户时,为稳定地方形势考虑,并没有机械的执行元代军户必须继续为军的政策,而是有选择的放免了一部分。如洪武元年(1368)黄彬在江西袁州招集散卒时,“下令有来归愿从军者,听其补伍;愿还农者放免复业”[104][104];三年平章胡廷美“往河南开封等府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亡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听为民;二年以后者,收入军伍”[105][105],等等。另外,明初曾有条件的放免一部分军户为民,如洪武十九年诏:“累年开边士卒亲冒矢石,或肌肤伤残,或因伤死亡,子息见存不能生理者,悉放回原籍为民,复其家;垛集土军……因伤死亡者,优免军役十年,本户改为民籍,仍免差役三年。[106][106]”  

(2)《明史》作者在强调军户脱籍困难时曾指出:“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107][107]”这条史料向来为学者们所重视,经常被引用。但从史籍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大量的尚书以下官员获准解除军役。如儒士卢忠、翰林待诏邹循、太医院医士刘崟、真人胡守信,等等[108][108],不胜枚举。在人治时代,皇帝一言九鼎,只要能打动皇上,除军籍并不困难。这一点,景泰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都察院官王文、朱鉴、邹来学,工部尚书王来,行人司司正李宽等纷纷领特旨除籍[109][109]。  

明制,与宗室联姻可以除军籍[110][110],但是否要除籍取决于本人的意愿,官方并不强求一致。像德清蔡氏三世蔡文渊之曾孙蔡震尚英宗淳安公主,同族的蔡汝楠于嘉靖十一年(1532)会试时的登记户籍仍为官军籍[111][111]。蔡汝楠仕至兵部右侍郎,此后的蔡氏后人,如蔡亦琛、蔡官治等人科举时的登记户籍为民籍,似乎蔡氏后来对民籍有所需求。此时蔡氏与皇族联系已经疏远,除军籍应该是沾蔡汝楠的光。不过蔡汝楠只是右侍郎,距兵部尚书还差一级。由此亦可看出,《明史》关于“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的记载至少是不准确。  

(3)明代户籍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系统,在不影响军役达成的前提下,改籍并没有完全禁止。以嘉靖时参与大礼议的名臣何孟春为例。何孟春,湖广郴州人,洪武庚申年(13年,1380),六世祖重二十五公何仁海戍偏桥卫,留下父亲万十九公何德翁和长子福十公何义荣在老家。次年,何仁海在卫生次子福十三公何义坚。何仁海死后义荣补役,积功升镇抚。其子何友琛升正千户、孙何铨升指挥[112][112]。何孟春系何义坚之后,《黔诗纪略》称其“在偏桥学成,以卫未设学,乃归应试”[113][113]。何孟春系军籍应无疑义,但其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时登记的户籍则为湖广郴州民籍[114][114]。  

同样的例子还有赵侃,曾祖赵文政“洪武初自苏州嘉定从征云南,留戍普定,遂家焉”[115][115],应是普定卫籍,赵侃景泰元年(1450)在贵州中第2名举人,并未离开普定,但其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时的户籍却是直隶嘉定民籍[116][116]。刘宪模,湖广五开卫新化所人,“以永从县籍举崇祯六年乡试”[117][117],永从与新化相邻,按一般理解,应为永从县寄籍军户,但其会试户籍却是贵州永从县民籍[118][118]。何孟春等人改入民籍的事实说明,明代户籍制度中存在着一个退出机制。对此,前人没有给与充分重视。  

以上几点说明,对“役皆永充”的提法不能机械地理解,在对户籍退出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我们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以上七点可以看出,前人所谓军户地位低下的观点有必要重新讨论。明朝开国时征战不断,倚重武人,军人地位很高。承平后以文治国,军人地位会有所下降是必然的。这一点无庸讳言。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军户,其地位不会完全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军户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明代社会分层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考察时除了要区分时段和军户类型外,还要综合考察其职业(社会地位)、财富(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文化地位)、权力(政治地位)以及社会声誉(社会评价地位)等五个方面。对原籍军户,笔者曾进行过一些考察[119][119];对卫所军户,其职业选择、教育、声誉等问题都是有待解决的课题。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①]  见《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对此观点提出怀疑的,笔者所见只有于志嘉《明代军户の社会的地位にっいて——科举と任官にぉいて》、《明代军户の社会地位にっいて——军户婚姻をめぐつて》、《再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几个个案的研究》等几篇文章,重点主要在原籍军户。  

[2][②] 《明经世文编》卷五九,中华1962年影印本。  

[3][③]  李龙潜先生也曾间接引用本条史料(《明代军户制度浅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曹国庆在《试论明代的清军制度》(《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一文中直接引用,但在“条例”和“内开”之间加了“、”,不知何意。于志嘉则直接引用了王毓铨先生的原作(《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64页)。  

[4][④] 《宣宗实录》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癸未条。  

[5][⑤] 《僧道出家先后》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523页。  

[6][⑥] 《军丁生员奏考》条,第523页。  

[7][⑦]  批注者为吴嘉胤。  

[8][⑧] 《孝宗实录》卷一九六,弘治十六年二月庚戌条。  

[9][⑨] 《孝宗实录》卷一九七,弘治十六年三月丙申条。  

[10][⑩]  王锜:《寓圃杂记》卷八《陈祭酒寻母》,中华1984年标点本第66页。  

[11][11]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第2174页,上海机构略1998年版。明代丙辰榜,只有正统元年(1436)、弘治九年(1496)、嘉靖三十五年(1556)、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科。  

[12][12]  民国《福山县志》卷七之三《行谊》。  

[13][13]  万历《明会典》卷八《吏部七·吏役参拨》。  

[14][14]  张岳:《明宣义郎湖广按察司经历府君墓碣》,《小山类稿》卷十六,第317页。  

[15][15]  分别为闲吏、积年民害官吏、小书生、主文、帮虎、野牢子、直司。另外,无籍户、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伴当等5款与吏员间接有关,总计达12款,占全部的54%以上。  

[16][16]  张岳:《明宣义郎湖广按察司经历府君墓碣》。  

[17][17]  张岳:《明宣义郎湖广按察司经历府君墓碣》。  

[18][18] 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充军考中》,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37页。  

[19][19]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第2282页。基于调整人地关系的目的,谪充军有时也发往荒地众多的内地。如《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条,“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  

[20][20] 《宣宗实录》卷十五,宣德元年三月辛丑条。  

[21][21]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44~280页。  

[22][22] 《皇明制书》卷一《大明令·兵令》。  

[23][23] 《大明律·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见《读律琐言》卷四,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24][24]  洪武四年规定:“各府县军户以田三顷为率,税粮之外,悉免杂役,余田与民同役”(万历《明会典》卷二十《户口二·赋役》)。虽然这一制度后来有很大变化,诸家观点也不甚一致,但军户享有一定的徭役优待是切实存在的。  

[25][25]  徐陟:《奏为恳乞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圣治事》载“军舍余丁凡窃盗,止问罪而免刺字,三犯则与民三窃者一体处绞……盖国初见军官军人等身在行阵,万死一生以立战功,故以此优之,推而及于余丁人等”。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六。  

[26][26] 《读律琐言》卷四,第120页。  

[27][27]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二十五《国朝军制》。  

[28][28] 《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甲子条。  

[29][29]  如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风秀才》记“秀才不知何许人,太宗在藩邸时,秀才寄赤籍中,佯狂奇谲,众因呼之云”。北京机构略1982年标点本,第33页。  

[30][30]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28页。  

[31][31] 《太祖实录》卷六三,洪武四年闰三月庚申条。  

[32][32]  康熙《袁州府志》卷八《武勋·黄彬》。  

[33][33] 《太祖实录》卷一一七《韩政传》,第1914页。  

[34][34] 《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秋七月壬子条。  

[35][35] 《平溪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36][36]  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卷四十《人物志十一·武功列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37][37]  民国《兴仁县补志》卷八《人物志·氏族·屠开勋》。  

[38][38]  见《莱芜集》第349页,中华1983年版。  

[39][39]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三 。  

[40][40]  吴国樑修,道光十九年刊本。  

[41][41] 《山阴县州山吴氏族谱·叙传记》。  

[42][42]  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一文曾对这一观点提出反驳意见。于氏认为军士远离乡土的原因在于明初卫所草创阶段没有通盘规划,卫所军频繁调动。见《中研院史语所辑刊》1989年第60本2分。  

[43][43]  崇祯《清江县志》卷三《户产志·军户细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44] 朱棣登基后,为迁都北平做准备,大量迁徙南京卫所到北平周边地区。崇祯《清江县志》中所载京师卫所中的锦衣卫、旗手卫等均由南京地区调至。所以这些卫所的军士可以归入明初江西的周边省分卫所。金吾左右、羽林前卫由原燕山三护卫改建而成,隶属于这三卫的11名军士计入原北平都司数中。  

[45][45] 《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丙午条,第139页。  

[46][46] 明朝中期曾就军士服役地区远离原籍问题作过一定的调整,但收效有限。这1052名军士中当有后来由远卫改调近卫者,但比例不会很大。  

[47][47] 《刑部职掌·编发囚军》,《皇明制书》卷五。  

[48][48]  详细记载军户卫所分配的方志还有嘉靖《许州志》、嘉靖《固始县志》、嘉靖《高陵县志》等,于志嘉曾制作有“各地出身军人分布都司属卫表”,详细统计了在各省的军士分布,可参看。《中研院史语所辑刊》1989年第60本2分,第432页。  

[49][49]  弘治《湖州府志》卷十一《兵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0][50]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十六《武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类似的调动在洪武以后曾少量发生,如永乐十四年,裁撤长沙护卫,调其军三千戍守辽东、二千调宣府、二千调保安诸卫,其余调山东沿海六卫。事见《太宗实录》卷一八三,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条。  

[51][51] 《太祖实录》卷一○四,洪武九年二月庚子条。  

[52][52] 《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春正月丙申条。  

[53][53] 《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原计划为暂时留戍,再编发云南旧军户从军,后因尺籍无存,这批军士不得不改为永久留戍。  

[54][54] 《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八月辛丑条。  

[55][55] 《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丑条。  

[56][56] 《太祖实录》卷二○七,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寅条。  

[57][57]  类似的调动在洪武以后仍有少量发生,如宣德二年增设甘州前后二卫右千户所,“以(浙江)乐安守御千户所十二百户所军士实之”。见《宣宗实录》卷三十,宣德二年八月己卯条。  

[58][58] 《太祖实录》卷一九,丙午年三月丙申条。  

[59][59] 《全明文》(一)卷三三,第759页。  

[60][60] 《太祖实录》卷二十,丙午年夏四月辛酉条。  

[61][61] 《太祖实录》卷五十,洪武三年三月壬子条。  

[62][62] 《太祖实录》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癸卯条。  

[63][63] 《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己酉条;卷八十,洪武六年三月戊午条。  

[64][64]  嘉靖《茶陵州志》卷下《武备第二》  

[65][65] 《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午条。  

[66][66] 《宣宗实录》卷四四,宣德三年秋七月壬辰条。  

[67][67] 《苏州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第64页。  

[68][68] 《清浪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3册,第435页。  

[69][69] 《(南京)鹰扬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4册,第271页。  

[70][70] 《永定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第173页。  

[71][71] 《平溪卫选簿》,第23页。  

[72][72] 《镇虏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1册,第412页。  

[73][73] 《平溪卫选簿》,第74页。  

[74][74] 《平溪卫选簿》,第21页。  

[75][75]  夏刚修:《夏世家乘·余姚兰风成家村支》,雍正二年刊本。  

[76][76] 《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全明文》(一)卷三○,第666页。  

[77][77] 《抑庵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78]  嘉靖《沔阳志》卷九《食货》,景陵县军民户分别为4378户、182户。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79][79]  嘉靖《应山县志》卷上《户口》,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80][80]  王直:《太淑人郭氏墓志铭》,《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一。  

[81][81] 《德清蔡氏(七修)宗谱》卷三《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民国九年活字本。  

[82][82] 《大明律·户律三·婚姻·男女婚姻》:“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毁者,笞五十。”  

[83][83] 《夏氏家乘·余姚兰风成村支》,雍正二年刊本。  

[84][84]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本书只是将一些零散的档案残页影印,并未进行整理。笔者曾将这些残页反复缀合,对接出部分完整的判例,其中有相当部分与军户有关,可供研究使用。本案在原书第707页。  

[85][85]《世宗实录》卷六三,嘉靖五年四月壬戌条。  

[86][86] 同上。  

[87][87]  正统以后,卫所军力日渐衰退,难以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社会评价日低,对军士的婚姻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在男女比利失衡的地区反映会更明显。不过此时卫所军户和原籍军户已经截然分开,各自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军士婚姻状况只影响到对卫所军户地位的评价,对军户整体不构成重大影响。  

[88][88]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烈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89][89]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节妇》。  

[90][90]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孝妇》。  

[91][91]  正德《云南志》卷二二《列女》,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92][92]  同上。  

[93][93]  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人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92页。  

[94][94] 《清浪卫选簿》第403页。  

[95][95] 《读律琐言》卷六《娶部民妇女为妻妾》,第155页。  

[96][96] 《英宗实录》卷六二,正统四年十二月丁丑条。  

[97][97] 《太宗实录》卷一二九,永乐十年六月壬午条。  

[98][98] 《神宗实录》卷二八一,万历二十三年正月癸巳条。  

[99][99] 《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第4898页。  

[100][100] 《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夏四月甲戌条。  

[101][101]  于谦:《兵部为军民利便事》,《忠肃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102] 《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第4898页。  

[103][103]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上海机构略1992年版,第220页。  

[104][104]  康熙《袁州府志》卷八《武勋·黄彬》  

[105][105] 《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秋七月壬子条。  

[106][106] 《太祖实录》卷一七八,洪武十九年六月甲辰条。  

[107][107] 《明史》卷九二《兵志四》,第2258页。  

[108][108] 以上例子分别见于《英宗实录》卷一一,宣德十年十一月庚寅条;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癸巳条。《宪宗实录》卷二五五,成化二十年八月庚辰条;卷二九一,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己丑条。  

[109][109] 上例分别见于《英宗实录》卷二○六,景泰二年秋七月己酉条;卷二三一,景泰四年秋七月丁丑;卷二四一,景泰五年五月庚午条。  

[110][110]如《宣宗实录》卷九十,宣德七年五月丁亥条记载,靖江王佐敬奏,本府诸将军之子娶南丹等卫旗军之女,请除军籍,俾得随住。宣宗批示:既联婚宗室,岂当仍居卒伍?令悉除之。  

[111][111]  参看《德清蔡氏宗谱》卷六《科第谱》、卷七《总支·文渊公支》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  

[112][112]  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六》,《纪录汇编》卷一五三,中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第3册第1659页。  

[113][113] 《黔诗纪略》卷一二,贵州机构略1993年标点本,第505页。  

[114][114]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669页。  

[115][115] 《黔诗纪略》卷二,第69页。  

[116][116]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1772页。  

[117][117] 《黔诗纪略》卷二三,第958页。  

[118][118]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1995页。  

[119][119]  参看拙作《军户与社会变动》第一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待印。
发表于 2019-6-19 17:56: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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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



四、山东沿海都司卫所与巡检司
从整体防御情况来看,洪武初期明朝多实行消极防倭措施,山东沿海设置的军事防御工事少之又少,并不足以用来抵御倭寇。倭寇来犯之时,地方官兵只能匆忙抵抗,因此造成了不少的人员伤亡。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十月,林贤与胡惟庸通倭事发,明太祖彻底放弃了“倭寇外交”,不再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才转而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来加强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
较之东南沿海而言,山东的海防建设初期并没有受到重视。洪武十年之前,山东沿海仅有四个沿海卫,且之后二十年间基本上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才认识到山东海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便下令在沿海一口气增设了七个卫和两个守御千户所,大大增强了山东海防力量。卫所设置之后,彼此之间缺乏配合。为了统一调度沿海各卫所,加强及动作战能力,永乐、宣德年间山东又增置了备倭都司和海防三营,这就基本奠定了明代山东海防的基本格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又多在要地设有巡检司,与沿海卫所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明朝地方政权实行都司、布政司和按察司共同管辖、相互制约的“三司”制度。为防止武将专权,明朝又派有文官监督和制约武官。初期,这些文官多为临时差遣性质,后期则渐成定制。山东沿海则设有巡察海道副使、巡察兵备道等文官来监督和制约沿海卫所武将,他们与卫所武将共同构成了沿海军事力量的指挥者和管辖者。
(一)明代都司卫所制度
在讨论山东都司卫所的建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明代的都司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明代中前期军事制度的主体与重要形式。明朝“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67]卫、所又多设置在要害之地,“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68]卫所编制及其职官称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元代甚至更早。元代的侍卫亲军是以卫为编制的,千户就是蒙古军的基本军事单位,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的十进制方法编制。
明朝的卫所制度显然是朱元璋在元朝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实际需要加以改造而成的。[69]朱元璋初掌军权时,军伍编制较为混乱。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后,决定用卫所制来编组军队。当年四月,鉴于“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旧官,而名称不同”,决定“立部伍法”,规定“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此即所谓的“甲辰整编”。[70]法令中有关卫所的人员编制成为了明朝卫所的基本建置。当然,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有兵五千”只是一种笼统的规定,并非每个卫所都有兵,实际上,各卫所建制差别较大。[71]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重定卫所制度,规定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分别由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官、小旗官等率领。[72]
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为地方一省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都司设有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其属则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以上二司各有吏目各人;司狱司,司狱,从九品;仓库、草场,大使、副使各1人。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军都督府,而听于兵部。[73]卫指挥使司的直接上司是都指挥使司,“凡袭替、升授、优给、优养及属所军政,掌印、佥书报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主要掌管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等,战时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74]千户所,设有正千户1人,正五品,副千户2人,从五品,镇抚2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千户所辖有10个百户所,共百户10人,正六品。升授、改调、增置无定员。守御千户所设官与普通千户所相同,但它却是明朝卫所兵制中的特殊建制,并不隶属于卫,而是“自达于都司”。[75]为加强各彼此之间的军事联络,卫、所都辖有若干墩堡。
这样,明朝便形成了一整套的军事运作体系:遇有战事,五军都督府下令给都指挥使司,都司再下令给卫,卫再“下于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总旗、小旗,率其卒伍以听令”,由上至下,军事命令得以有序执行。[76]
(二)山东沿海都司卫所的初创
上文我们已经了解了明代卫所制度的大致情况,山东地区亦基本遵循这套卫所制度。山东省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为山东都指挥使司,简称山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山东都指挥使司原为青州都卫指挥使司,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卫指挥使司”,[77]治所在青州。[78]八年(1375)十月又改“青州都卫为山东都指挥使司”,[79]次年山东行中书省由益都移治济南,[80]都司治所后来也迁治济南。[81]洪武十三年(1380),“改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82]山东都司隶属五军都督府中的左军都督府,徐辉祖“以勋卫署左军都督府事”。[83]其设官则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各一人,员缺则署都指挥摄焉。又领京操军2人、[84]儧运粮储1人、登州备倭1人、德州守备1人,多以署都指挥,或以指挥,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充之其幕则经历司经历、断事司断事、司狱司司狱。
下面我们以时间为序,逐一考察山东沿海卫所的设置地点、时间、军员、武器装备、屯田、城墙与墩堡等情况。据目前资料所见,明朝在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可能应为乐安卫。《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1332–1385)攻下乐安后,“置乐安卫”。[85]洪武二十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之间,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宣德元年朱高煦被平叛之后,宣宗将乐安守御千户所原有官兵调往甘州,并将之改置为武定守御千户所,仍直隶后军都督府。[86]
乐安卫及后来的乐安守御千户所的兵力配置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根据武定守御千户所的兵力部署来推断其大致情况。据嘉靖十二年(1533)的《山东通志》记载,武定守御千户所设官正千户、副千户、百户;京操军,春戍军201人,秋戍军240人;城守军余195人,屯田军余210人,屯田79顷38亩,屯粮952石5斗6升。[87]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刻的《武定州志》记载的情况与之略有出入:其设官正千户3人,副千户7人,百户10人,镇抚1人,吏目1人,司吏、典吏各1人;京操军444人,春戍200人,秋戍244人;团操舍余68人,军余200人,屯田军余210人,屯地70顷63亩有畸,屯粮847石6斗有畸,赡军地71顷5亩。[88]
从上面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卫所中除有京操军外,还有军余。按明代军制,正式军役由特定的军户担任。通常情况下,每一军户出正军一名,正军携带户下余丁一名,名曰“军余”,佐助正军,供给军装。[89]驻扎在山东沿海卫所中的既有正规的作战士兵,又有城守军余和屯田军余。永乐二年的《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详细记载了山东沿海“捕倭屯田军”的情况:
登莱之属邑文登抵日照,沿海地方不啻数百万。向者悉被倭寇惊扰,今当险要之处,自威海而抵安东,凡设直隶卫者七,自宁津而至雄崖,凡设直隶所者四,不过垛四万之民,分设各卫所,号“捕倭屯田军”,议耕议守议战。海寇闻风远遁,不敢侧目,以安数百万。民无仓卒之惊,无须臾之扰,其用心设法,可谓密矣。斯民也,百谷既成,则荷戈于较艺之场,三农将兴则负耒于陇亩之地,名虽曰兵而实非兵,可见我朝文经武纬之治似不专尚乎,兵而兼寓乎农矣。[90]
屯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403–221 B.C.),明朝屯田制度从元朝沿袭而来,在明初达到巅峰。明代屯田主要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91]卫所制度下的屯田军在无战事时便从事农耕,农耕之余进行操练,及至倭寇来袭,操起武器便为作战士兵。因其粮食自给自足,不需再从别处调拨,这就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军屯制度既不误农事,又能养兵备倭,一举两得,故在明初的沿海卫所中得以推广。
青州左卫,在府治东,洪武初建益都卫于府城西北,寻改为青州左卫。洪武八年(1375)十月癸丑,“置青州左、右二卫指挥使司”,[92]永乐十四年(1416)移建府治东。[93]明初军事机构变动频繁,导致目前学界对于青州卫、青州左卫、青州右卫的最早设置时间、地点及其演变过程等问题尚有诸多疑问。有关青州卫的最早记载可能是在洪武元年八月癸未(9月27号)。是日,明太祖令徐达置燕山等六卫,徐达改青州卫为永清左卫。[94]由此可见,青州卫设置的实际时间应早于此。有关青州右卫的早期记载见于洪武二年四月己卯(3月30号),“大将军徐达师入安定州,以降将陈宗聚、李克让署州事,调青州右卫官军守之”。[95]青州左卫最迟在洪武三年(1370)也已经出现。史载,邱云勋,原籍山东平度州人,“吴元年归附,充权百户。三年除青州左卫百(户)”。[96]
青州左卫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右、中、前、后5所;京操军,春戍1497人,秋戍2105人;城守军余729人,屯田军余453人,屯田270顷50亩,屯粮3258石;演武场,在府城东。[97]青州左卫在乐安东北设有塘头寨备御百户所。其设官百户,守备军余百名,[98]所有哨兵,食粮于邑,辖有10个墩。[99]万历《乐安县志》记载其职能曰:
无事则登高以瞭望,有事则驾舟以侦探,而春秋二汛亦属紧急。海上无惊,似涉冗食,万一倭信叵测,则此不容缺也。盖弓兵属于巡检司,以备干棷,而民壮有守城之役,此则以备海防云。[100]
可见塘头寨备御百户所具有瞭望、巡海、防倭等海防功能,是为沿海一重要军事机构,并非可有可无的多余机构。
洪武二年(1369)二月置莱州卫,在府治东南(今莱州市),[101]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京操军,春戍685人,秋戍1043人;城守军余193人,屯田军余447人,屯田319顷52亩,屯粮3834石24升;演武场,在府城东北。[102]是年,又分莱州卫部分官军以备御登州,[103]调莱州卫左卫千户所于宁海州(今烟台市牟平区),置宁海备御千户所。[104]莱州卫所辖的千户所、百户所情况如下:
表格 3 莱州卫所辖千户所、百户所及其墩堡[105]
千户所、百户所
设官与墩堡
王徐寨备御千户所
设官正、副千户、百户,墩6。[106]
马停寨备御百户所
设官百户,墩5。[107]
灶河寨备御四百户所
设官百户,墩3。[108]
马埠寨备御四百户所
设官百户,墩3。[109]
地图 1 王徐寨城图[110]

墩堡即烟墩,亦称烽堠、烽燧、墩堠、狼烟台,俗称烽火台。沿海墩堡,“大曰墩,小曰堡。墩军五名,堡军六名,各有汛地,分辖于营弁巡司”。[111]《大明会典》载“凡烽堠,洪武二十六年定”。烟墩设有看守堠夫,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瞭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机声息”。[112]永乐十一年(1413年),规定筑烟墩的形制确定为“高五丈有奇,四围城一丈五尺”,并要求“开濠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瞭,以绳梯上下”。天顺二年,又令墩上设悬楼、礧木、塌窖、赚坑。成化二年,又规定了边堠举放烽炮的方法,“若见虏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113]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提到墩堡的标准配备如下:墩1座,小房1间,床板1副,锅、灶各1口,水缸1个,碗5个,碟5个,米1石,盐、菜,种火粪5担,种火1担,草架3座,以上俱军采办;大铳3口,白旗1面,黑旗1面,灯笼3盏,大木梆1架,旗杆2根,旗绳2副,发火干草300束,火绳3条,火镰火石1副,以上俱官给。[114]
明代对卫所军队的武器装备有明确的配额规定,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115]据《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每一百户,铳手一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四十名”。[116]可见,当时正规军每百户应有10人负责火铳,占配员的10%。除常规的刀、盾、弓箭等冷兵器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武初年莱州卫就已经配有大炮筒等火器。1988年4月,山东省蓬莱县马格庄乡营子里村村民在建房挖掘地基时,在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两门明朝洪武八年铜制大炮筒。两门炮整体用青铜铸造,一门长61厘米、重73公斤,另一门长63厘米、重73.5公斤。两门炮的形制相同,直径26厘米,炮膛呈直筒形,深55厘米,碗口以下内径11厘米,向后逐渐变细,底径9厘米,炮身外壁铸有三周加强箍,箍宽1.5至2.5厘米,药室隆起呈球状,底座加厚至5厘米。大炮筒炮形粗短,管壁厚薄不均,在2.3至3厘米之间,外壁留有明显的模铸痕。其中一门炮腰身镌刻有铭文曰:“莱州卫字七号大炮筒重壹佰弍拾斤洪武八年二月 日宝源局造”,另外一门炮腰身镌有铭文曰:“莱州卫莱字二十九号大炮筒重一百二十一斤洪武八年二月 日宝源局造”。因两门炮的炮口略呈大碗口状,所以有学者称之为“碗口炮”。[117]从编号情况看,莱州卫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大炮筒。营子里村在蓬莱县城东18公里,村北紧靠黄海,为海防要地,明初曾在此有军队驻扎。这两门大炮筒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明初山东海防军器装备状况的最佳实物。
图片 1 洪武莱州卫莱字七号大炮筒

图片 2 两门大炮筒腰身镌刻的铭文[118]

滕县守御千户所,在县治西(今滕州市),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置,[119]其设官正、副千户、百户;京操军,春戍274人,秋戍610人;城守军余273人,屯田军余90人,屯田96顷,屯粮1152石;演武场,在县城西北2里。[120]
诸城守御千户所,在县治西南(今诸城市),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置,[121]其设官正、副千户所、百户;京操军,春戍125人,秋戍418人;城守军余89人,屯田军余88人,屯田48顷,屯粮576石;演武场,在县城西。[122]
胶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五年(1372)三月置,[123]为千户申义建,[124]在州治东(今胶州市)。其设官正、副千户、百户;京操军,春戍89人,秋戍317人;城守军余89人,屯田军余77人,屯田58顷,屯粮696石;演武场,在州城东;[125]墩9,[126]每墩军5名,赡墩地50亩,堡7,[127]每堡军4名,赡堡地50亩。[128]
明朝洪武九年(1376)“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并将原属莱州府的文登、招远、莱阳三县划割登州,将原属青州府的昌邑、即墨、高密三县补划给莱州府。[129]之后,登州知府周斌奏改守御千户所升为登州卫。登州卫,在府城东北,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右、中、前、后5所,中左、中右1所,正、副千户30员,百户70员;京操军,春戍1246人,秋戍733人,捕倭军登州营820名,城守军余232人,守墩军余18名,屯田军余114人,屯田183顷50亩,屯粮2202石;演武场,在镇海门外;墩6。[130]登州卫又分中、右所百户于黄县的黄河寨、蓬莱的刘家旺各3员,解宋寨4员,俱为百户所。[131]登州府城,石城,周围9里,高3丈5尺,厚2丈;四门:东曰春生,南曰朝天,西曰迎恩,北曰镇海楼;铺64座;水门3:南曰上水门,黑水所入。东曰小水门,密水所入。西曰下水门,黑、密二水合流,由此而出,以赴海壕;池阔2丈,深1丈,断续不周匝。[132]登州卫所辖千户所、百户所情况如下:
表格 4登州卫所辖千户所、百户所及其墩堡
千户所、百户所
设官与墩堡
福山备御中前千户所
墩4,[133]守城军余114名,守墩军余15名,守堡军余10名。[134]
卢洋寨备御百户所
属福山所,其设官百户,百户5员,守城军余38名,守墩军余15名。[135]有砖城,围2里,高2丈7尺,楼铺6,东、西二门,池阔1丈,深7尺。[136]墩堡6。[137]
刘家汪寨备御三百户所
属登州卫,其设官百户,百户3员,守城军余35名,守墩军余15名。[138]有石城,围180丈,高2丈5尺,阔1丈3尺,南一门,楼铺5,池阔1丈,深5尺,泰昌年间已毁。[139]墩5。[140]
解宋寨备御四百户所
属登州卫,其设官百户,百户4员,守城军余40名,守墩军余9名。[141]有石城,围240丈,高2丈5尺,阔1丈3尺。南一门,楼铺5,池阔1丈,深5尺。[142]墩3。[143]
黄河寨备御百户所
属登州卫,其设官百户,百户3员,守城军余30名,守墩军余15名。[144]墩5。[145]黄河寨石城,围138丈,高2丈5尺,阔1丈5尺。[146]
图片 3 解宋营城遗址

图片 4 解宋营西烽火台遗址

一般情况下,一个州县境内的千户所、百户所都会隶属同一个卫,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同在黄县境内的马停镇千户所和黄河寨百户所就分别属于莱州卫与登州卫。这是根据黄县特殊的沿海地理环境做出的因地制宜的布局,有利于机动作战。[147]
1949年,山东莱阳城壕沟内发现了一具碗口筒。该炮体长36.5厘米,口径11.0厘米,重15.75千克,炮身中部镌有“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148]从“四十二号”的编号可以看出,该卫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相同的碗口筒,换句话说,碗口筒已大批量配备于水军左卫。
图片 5 洪武五年碗口筒(山东莱阳出土)[149]

蓬莱水城还出土有两尊铁炮,一尊长约76厘米,口径7.0厘米,壁厚约5.0厘米,重约110千克,表面腐蚀严重,另一尊长约73厘米,口径6.5厘米,壁厚4.0厘米,重约74千克,炮体中间有四道凸出的铁箍,无瞄准装置。从形制上判断,这两尊炮当为明初的武器。[150]
图片 6 蓬莱水城出土的铁炮[151]

洪武十年(1377)升宁海千户所为宁海卫,[152]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5月26号),“置宁海卫指挥使司于山东之宁海州”。[153]宁海卫在州治西,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右、中、前、后5所,分后所百户3员于清泉寨为百户所,又调登州卫中、前所于福山县,正、副千户5员,百户10员,为福山千户所,内分百户5员于芦洋寨为百户所;[154]京操军,春戍538人,秋戍1127人;捕倭军登州营62名,文登营292名,城守军余1110人,屯田军余391人,屯田154顷70亩8分,屯粮1856石5斗;军器局,在卫后;演武场,在州城西南一里;辖有6个墩,12个堡。[155]宁海卫所辖的千户所、百户所情况如下:
表格 5 宁海卫所辖的千户所、百户所及其墩堡
千户所、百户所
设官与墩堡
金山备御左千户所
正、副千户5员,百户10员,守城军余28名,守墩军余15名,守堡军余2名。[156]墩5,堡1:邹山[157],有砖城,围2里,高2丈3尺,阔5尺,东、南二门,楼铺20池阔2丈2尺,深1丈8尺[158]
清泉寨备御百户所
百户3员,守城军余15名,守墩军余6名,守堡军余2名(后所千户所分设)。[159]墩2:清泉、石沟;堡1:午台,有砖城,围2里,高2丈5尺,阔1丈5尺,门一,楼铺6。[160]
之后的若干年内,山东海防基本没有变动。洪武十九年(1386),因“日本小夷,屡扰东海上”,明太祖对大将汤和言“卿虽老,强为朕行,视要割地筑城、增戍以固守备”,命汤和沿海筑城。[161]汤和的女婿、方国珍的从子方鸣谦熟悉海事,并对御倭之策颇有研究,汤和遂请其与之同行。方鸣谦给明太祖积极献策曰:
但于沿海六十里设一军卫,三十里设一守御千户所,又错间巡检司,以民兵策应,复于海洋三大山设水寨、战船,兵可无虞。……但于民间四丁抽一,倘有不足则于旧时伪将原所报募兵访充,无不足者。[162]
明太祖甚为赞同这个提议,下令实行。汤、方遂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得兵58750余人,在江南、北,浙东、西等处筑59城,置行都司,用以防止倭寇的侵扰。这项规模宏大的筑城工程一直持续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方告竣。[163]在汤、方沿海筑城的同时,明太祖于二十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以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民户三丁取一,共选壮丁15000多人在要害之处“筑城一十六,增置廵检司四十有五”,以防倭寇。[164]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甲申(1390年2月5号)明太祖根据镇海卫军士陈仁的建议,下令造苏州太仓卫海舟,[165]四月丁酉(4月19号)又“诏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运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166]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山东都指挥使周房奏言宁海、莱州二卫东濒巨海,途岸纡远,难于防御,于是建议“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诏从之。[167]这13个总寨的设立,无疑大大加强了莱州和宁海卫等地小寨间的协调作战能力。随后又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168]
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下令建置雄崖守御千户所。[169]雄崖守御千户所,在即墨县东北90里,设官正、副千户、百户;京操军,春戍252人,秋戍319人;城守军余51人,屯田军余77人,屯田59顷,屯粮708担;墩堡11;[170]演武场,在所城南。[171]
图片 7 雄崖所古城南门

地图 2 莱州府境内部分沿海卫所分布图[172]

(三)山东沿海七卫两守御千户所的增设
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之前,山东沿海仅有乐安卫、青州左卫、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等卫,且兵员多不足配额,与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相比,山东海防力量显得非常薄弱,[173]这就给倭寇以可乘之机。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乙酉(2月 24日)倭夷寇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河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此前不久倭夷就曾入寇山东,百户何福战死。事闻,上命登、莱二卫发兵追捕。[174]这次倭寇杀掠事件给朝野以极大震惊,明太祖于五月丙寅(6月13日)下令在山东一次性增设了七个卫,“丙寅,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175]是年,还设置了奇山守御千户所和宁津守御千户所两个守御千户所。
安东卫,在日照县南90里(今日照市),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前、后3所;京操军,春戍844人,秋戍632人;城守军余358人,屯田军余391人,屯田147顷,屯粮1764石;演武场,在卫城东。[176]安东卫辖19个墩。[177]安东卫城,石城,周围5里,高2丈1尺,阔2丈,四门,楼铺28座,池阔2丈5尺,深1丈。[178]安东卫设有石旧寨备御后千户所,所城为石城,周围2里有奇,高1丈4尺许,南、北、西3门,楼铺15座,池阔3丈2尺,深1丈。[179]该千户所辖有15个墩堡。[180]
灵山卫,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前、后三所;京操军,春戍505人,秋戍708人;城守军余208人,屯田军余287人,屯田143顷,屯粮1716石;演武场,在卫城东;墩堡30。[181]
灵山卫城,在胶州东南90里,周围3里,高2丈5尺,厚半之;有4门,池深2丈5尺,广2丈。永乐二年(1404)指挥佥事郭崇重修,外包以砖,周方5里,四门,加楼铺舍十余所。弘治元年(1488)分巡副使赵鹤龄檄指挥张某重修一新,名其门东曰朝阳,西曰阅武,南曰镇海,北曰承恩。[182]灵山卫辖有夏河寨备御千户所,弘治后置,[183]墩堡16。[184]
地图 3 灵山卫境图[185]

鳌山卫,在即墨县东40里(今即墨市),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右、前、后三所;京操军,春戍903人,秋戍728人;城守军余107人,屯田军余290人,屯田140顷25亩,屯粮1683石;演武场,在卫城西;墩堡26。[186]鳌山卫城,砖城,周围5里,高3丈5尺,池深1丈5尺,阔3丈5尺;门四,东曰镇海,南曰安远,西曰迎恩,北曰维山。鳌山卫辖有浮山寨备御千户所,墩堡18。[187]
大嵩卫,在莱阳县东南130里(今海阳市东南凤城镇),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中、前、后3所;京操军,春戍745人,秋戍746人;城守军余358人,捕倭军即墨营246名,守墩军余27名,守堡军余14名,屯田军余216人,屯田168顷50亩,屯粮1022石;[188]演武场,在卫城西;墩堡12。[189]大嵩卫城,洪武三十一年指挥邓清筑,砖城,周围8里,高1丈9尺,阔1丈5尺;有4个门:东曰永安,西曰宁德,南曰迎恩,北曰镇清;楼铺28;池阔8尺,深1丈。大嵩卫辖有大山寨备御千户所,正、副千户6员,百户10员,守城军余62名,守墩军余6名,守堡军余6名,[190]墩堡4。[191]
威海卫,在文登县北90里(今威海市),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前、后3所,每所千户5员,共印3颗,军政选贤能千户一员主之;左、前、后三所百户30员,每员各印1颗;[192]京操军,春戍784人,秋戍584人;捕倭军登州营126名,文登营159名,城守军余75人,守墩军余24名,守堡军余14名,屯田军余234人,屯田74顷50亩,屯粮894石;演武场,在卫城东;墩堡12。[193]威海卫所辖的百尺崖备御后千户所有正、副千户5员,百户10员,守城军余35名,守墩军余18名,守堡军余6名,[194]墩堡9。[195]威海卫城,永乐元年建成,动用宁海、文登夫役,军三民七。卫城砖石相间,周围6里有奇,高2丈7尺,阔1丈7尺;有4个门:东曰永安,西曰宁德,南曰迎恩,北曰翊清楼;楼铺20;池阔1丈5尺,深8尺。[196]
永乐二年(1404)文登教谕胡士文撰文记录下了威海卫的创建过程:
山东海右之民,间被倭寇窃发之扰,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以安斯民于仁寿之域。迨至永乐元年仲春,都督朱复奉新君之命练兵至威海,思昔皇上所以轸念黎元之意,欲刊诸石以垂神功圣德于不朽,请予为之记。予曰自登莱之属邑文登抵日照,沿海地方不啻数百万。向者悉被倭寇惊扰,今当险要之处,自威海而抵安东,凡设直隶卫者七,自宁津而至雄崖,凡设直隶所者四。[197]
永乐二年距离洪武三十一年仅有五六年之隔,且该文又受到当年亲自参与建置卫所的当事人的指示创作,故该碑记所载之事具有较强可信度与权威性。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洪武戊寅即三十一年初,明太祖特命魏国公徐辉祖等人在山东沿海创建卫所,威海等卫即建于是年。弘治二年(1489)巡察海道副使赵鹤龄疏动泰山香钱数百金重修,崇祯九年(1636)又有重修。[198]
成山卫,在文登县东120里(今荣成市),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前、后三所;京操军,春戍767人,秋戍589人;城守军余261人,捕倭军文登营234名,守墩军余54名,守堡军余22名,屯田军余247人,屯田87顷,屯粮1044石;[199]演武场,在卫城西南一里;墩堡19。[200]成山卫城,砖城,周围6里168步,高2丈5尺,阔2丈,有4个门,楼铺24,池阔1丈5尺,深1丈。[201]寻山备御后千户所,属成山卫,设有正、副千户3员,百户11员,所镇抚1员,有守城军余94名,守墩军余24名,守堡军余14名,[202]墩堡15。[203]
靖海卫,在文登县南120里(今荣成市),其设官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以迁叙至者,无定额;经历司,经历1人;镇抚司,镇抚2人;左、中、后3所;京操军,春戍849人,秋戍744人;城守军余101人,捕倭军文登营213名,守墩军余60名,守堡军余12名,屯田军余210人,屯田118顷75亩,屯粮1425石;演武场,在卫城西南1里;[204]墩堡26。[205]靖海卫城,砖城,周围972丈,高2丈4尺,阔2丈5尺,有东、南、北3个门,楼铺29,周潴水阔2丈5尺,深1丈。[206]
奇山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一年置,[207]在福山县东北30里(今烟台市芝罘区),设官正、副千户八员,流官吏目一员,百户一十员;京操军,春戍217人,秋戍281人;城守军余113人,捕倭军登州营75名,守墩军余12名,守堡军余6名,屯田军余66人,屯田67顷50亩,屯粮810石;演武场,在所城西1里;墩堡7。[208]奇山所砖城,围2里,高2丈2尺,阔2丈,门4,楼铺16,池阔3丈5尺,深1丈。[209]根据现存史料,有案可查的最早的该所官员为宣德六年调守该所的张升副千户。张升父亲张贵永乐年间以靖难功授密云中卫前所副千户,张贵死后,张升世袭其职。其后,张显、张忠、张元祯、张镛等人相继世袭该职位。[210]
宁津守御千户所,在文登县东南125里,洪武间建,设官正、副千户7员,流官吏目1员,百户10员;京操军,春戍254人,秋戍275人;城守军余68人,捕倭军文登营68名,守墩军余24名,守堡军余18名,屯田军余66人,屯田54顷,屯粮648石;演武场,在所城东;墩堡17。[211]宁津所砖城,围3里,高2丈5尺,阔2丈3尺,门4,楼铺16,池阔2丈,深1丈。[212]
海阳守御千户所,在文登县南140里,洪武间建,设官正、副千户5员,流官吏目1员,百户10员;京操军,春戍203人,秋戍293人;城守军余126人,捕倭军文登营74名,即墨营28名,守墩军余21名,守堡军余20名,屯田军余66人,屯田55顷,屯粮660石;演武场,在所城西;[213]墩堡17。[214]海阳所砖城,围3里,高2丈,阔1丈2尺,西、南二门,楼铺29,池深1丈,阔2丈。[215]
洪武末年,山东的卫所布局基本定型。宣德八年(1433)二月,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珪言明朝初期“山东缘海设十卫五千户所,以备倭寇”,[216]戚珪所言沿海卫所并不完全正确,只能当做约数。实际情况是终至洪武末年山东沿海地区共有12个卫:乐安卫、青州左卫、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7个守御千户所:滕县守御千户所、诸城守御千户所、胶州守御千户所、雄崖守御千户所、奇山守御千户所、宁津守御千户所、海阳守御千户所,以及多个备御千户所、寨、巡检司等。
尽管山东沿海布置了如此众多的卫所,但仍无法阻挡倭寇的侵扰。永乐四年(1406)倭寇侵袭威海卫,六年又大肆杀掠成山卫、大嵩卫、鳌山卫。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山东海岸线漫长,沿海各地卫所事权不一,不便统一调度,从而给倭寇以可乘之机。为此,山东备倭都司和“海防三营”(即墨营、登州营、文登营)便应运而生,以便统筹山东沿海备倭事宜。山东备倭都司设立于永乐六年(1408),专门负责山东海防备倭。[217]登州营设立于永乐七年(1409),设有把总、指挥各1员,团练京操军、中军管队官、千、百户31员,旗军1524名,马521匹。十六年宣城伯卫青镇之。正统间调去京操马130匹,余存营,立为马步30队。登州营辖有登州卫、莱州卫和青州左卫,并多有所、寨、巡检司相互呼应。[218]文登营设立于宣德二年(1427)在此设有文登营,辖有宁海、威海、成山、靖海四卫。[219]永乐四年(1406)建置即墨营,自大嵩、鳌山、灵山、安东一带南海之险,皆为即墨营控御范围,并多有所与巡检司相互呼应。[220]即墨、登州、文登海防三营有兵员约有官军3902人,[221]三大营海防各有侧重:登州营管辖地区广阔,独挡山东北面海防之险,文登营凸出入海,独挡山东东面海防之险,即墨辖区海岸线长,独挡山东南部海防之险。三营归备倭都司管辖调度,军营驻地又设在所控各卫的中心地带,“鼎建相为犄角形胜,调度雄且密矣”,三营能够互相呼应,调度配合,如此严密的防守对于倭寇自然有一定的威慑作用。[222]
明朝初期因兵事频仍,多专任武臣。为防止武官滥用职权,明廷又设有总督、巡抚、巡察海道和兵备道等文官来监督武官。这些文官初期只是临时派出的专门督管地方军事的差遣官,后来权利渐大,职务也逐渐固定下来,遂成定制。[223]山东巡察海道通常由提刑按察司副使或佥事担任,有时也由布政司参政、参议担任。[224]明正统五年(1440),设山东巡察海道。初期,由于巡察官驻扎在省城济南,“东巡海上而道里辽隔”,导致公务积滞不能及时处理。为提高办公效率,弘治十二年(1499)兵部尚书马文升应登州人崔宗等人的奏请而下令在莱州建立巡察海道公署。正德六年(1511),山东境内发生叛乱,故又令海道兼理登、莱兵备。嘉靖元年(1522)因考虑到巡察海道兵力不足,难以应对突发事件,故又调取登、莱壮快来加强其战斗力,“自是权愈重而责愈艰”。[225]
明代设置的用于监管地方军务的机构,除了分巡海道之外,还有分巡兵备道。山东境内最早设置的兵备道当为临清兵备道,成化间建,按察司副使领之。之后,弘治十二年(1499)设曹濮兵备道,正德七年(1512)设武定、青州兵备道,正德十年设沂州兵备道(1515)。[226]其中,与山东海防相关的是武定兵备道和青州兵备道。巡察海道和整饬兵备设置之初对于督查整顿山东地区的海防意义重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巡察官逐渐开始玩忽职守。成化年间,各地分巡、分守官多驻扎省城,顾恋家人,安于享乐,不肯出外巡察,有些偏僻之地更是经年不见巡察官。这些巡察官即使有时外巡,也经常是暮到朝行,走马观花般走个过场,不可能会留意处理地方事情,最终“政令日隳而姧弊滋甚”。针对这些弊端,弘治元年时任左都御史的马文升规定布政司、按察司分巡、分管官每年春天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再次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务要徧历所属”。[227]这项强制规定巡察时间的措施无疑会对地方上的巡察工作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四)山东沿海巡检司的布局
卫、所等都是中央政府设置的正规军事机构,于地方政府则又设有巡检司。明代巡检司,为地方州县属衙,并非隶属于卫。[228]巡检司专职缉捕盘诘,类似现今的基层派出所。巡检制度的起源至少可追溯至南北朝,而巡检常驻地方当以宋代为肇端。元代因袭宋制设巡检司,以掌巡逻讥察之事。元代巡检制度已由军事体系入文官体系,秩从九品,所领正规军亦代以差役弓手为主。
明代巡检制度因袭元制,并对之加以局部调整。巡检司品秩虽小,但其设置变革,亦需皇帝受旨方行。[229]洪武立朝之初,急需加强地方社会治安,故除加强属军事体系的卫所制度建设之外,巡检司制度也是其重点关注对象。洪武二年(1369)九月,广西行省奏请在靖江等地“关隘冲要之处宜设巡检司,以警奸盗”,明太祖遂下令施行。[230]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1380年3月12号),明太祖“特遣使分视各处”巡检司,令功绩显著者来朝受赏。[231]八月丙寅(9月7号),明太祖质疑其成效不佳,遂降巡检为杂职。[232]十月则又“命吏部汰天下巡检司,凡非要地者悉罢之。于是罢三百五十四司”。[233]次年四月辛巳(5月20号),“复置巡检司三十”。[234]十六年五月甲辰(1383年6月2号),吏部上言“在京及各布政司库、各府仓税课司等衙门宜定为从九品,巡检、驿丞、递运、大使原不给俸者宜月给俸一石二斗。从之”。[235]次年十月庚午(1384年10月20号),复改巡检为从九品。[236]至二十六年(1393)巡检遂成制度化、规范化,“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迯军、迯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237]
明初山东地区的巡检司既有因袭元朝的,也有新设置的。例如,辛汪寨巡检司、温泉镇巡检司和赤山寨巡检司早在元代就已设置,[238]明朝因之,并在洪武二年于辛汪加筑营寨,加强其防倭战斗力。一般的巡检司常筑有营垒、峰台、斥堠等,周围有时还有濠堑,并有公厅、兵房供办公和住宿之用。[239]
据《姜氏秘史》记载,建文元年(1399)五月二十二日,莱州府掖县柴胡寨、胶州逢猛、即墨县栲栳岛三个巡检司被革除,次日登州府宁海州乳山寨,文登县辛汪寨、温泉镇,福山县孙夼镇,黄县马停镇,蓬莱县杨家店、高山,招远县东良海口,莱阳县行村寨九处巡检司被革除。[240]但是据嘉靖《山东通志》、天顺《明大一统志》和多部地方志等记载来看,这些巡检司后来依然存在,且并未见其它史料提及被革除一事。建文帝时这些巡检司是否被革除,后来是否又被恢复,目前尚缺乏相关史料,留此待考。
巡检司设立之初,每司配有“弓兵百人”,用于防御海寇。但是,后来承平日久,各地弓兵被削去三分之一,遂缺人防守。弘治四年(1491)六月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奉勅巡视山东海道,见海防边备几近荒废,[241]遂奏请恢复旧制,补充弓兵。弘治帝命巡抚、都御史、兵部等议之,最终得以批准执行。[242]
图片 8 辛汪巡检司创寨记碑


表格6 明代山东沿海地区巡检司表
州县
巡检司
设置年代、城池、墩堡与弓兵等
掖县
海仓巡检司
县西北90里,洪武二十三年建,公廨18间,设巡检1员,攒典1名,皂隶2名,弓兵20名。[243]有砖城,墩5。[244]
柴胡寨巡检司
县北50里,洪武二十三年建,公廨18间,设巡检1员,攒典1名,皂隶2名,弓兵20名。[245]有砖城,墩6。[246]
沾化县
久山镇巡检司[247]

利津县
丰国镇巡检司[248]

昌邑县
鱼儿铺巡检司
昌邑县北50里,明初设,[249]有砖城,墩6,弓兵26名。[250]
潍县
固堤店巡检司
明洪武初年设,[251]在县东北40里,弓兵20名[252]
蓬莱县
高山巡检司
旧在沙门岛,洪武二十七年移至在县东80里朱高山下,[253]有石城,墩2:高山、火岩,[254]守城弓兵24名,守墩弓兵6名。[255]
杨家店巡检司
洪武九年设,[256]在城东南60里,有石城,墩3,[257]守城弓兵21名,守墩兵9名。[258]
黄县
马停镇巡检司
金时设,元因之,[259]洪武三十一年移于白沙社地方,因名白沙巡检司。[260]有石城,墩5,[261]有守城弓兵15名,守墩弓兵15名。[262]
招远县
东良海口巡检司
在县西50里寨城内,有砖城,墩2:界河、东良,[263]有守城弓兵24名,守墩弓兵6名。[264]
日照县
夹仓镇巡检司
洪武三年由县西七十里的刘三公庄旧巡检司移至夹仓镇,有石城,墩4。[265]
诸城县
信阳镇巡检司
墩4。[266]有石城,在诸城南120里,洪武三年巡检王福以砖石周围80丈,门2。[267]
南龙湾海口巡检司
约洪武九年建,有石城,墩3。[268]
乐安县
高家港巡检司
在塘头寨,有土城,墩2:石碑、司后。在高家港设有滨乐分司,后废。[269]
乐安巡检司
在石辛镇。[270]
海丰县
大沽河海口巡检司
在县东北180里。[271]
胶州
古镇巡检司
在胶州西南120里大珠山前,洪武八年设,有石城,墩堡3。[272]
逢猛巡检司
在胶州南40里,洪武八年设,有石城,墩3。[273]
即墨县
栲栳岛巡检司
有石城,在县治东北90里,洪武四年设,知县刘坚建城,墩3。[274]
莱阳县
行村寨巡检司
元时设,明因之,[275]有砖城,墩3,[276]守城弓兵22名,守墩弓兵9名。[277]
宁海州
乳山寨巡检司
宋时设,元明因之,[278]在州西南140里,有石城,墩堡3,[279]弓兵21名,墩兵3名,堡兵4名。[280]
文登县
辛汪寨巡检司
元时已有,[281]在县北70里,洪武二年加固营寨,[282]洪武三十一年置近海口,去县90里,[283]宣德九年二月,因该巡检司靠近百尺崖备御后千户所,故被移至长峰寨。[284]有石城,墩1:辛汪,[285]弓兵27名,墩兵3名。[286]
温泉镇巡检司
金时设,名温水镇,元因之,设温泉镇巡检司。[287]洪武三十一年移于九皋海口,[288]宣德九年二月,因该巡检司靠近百尺崖备御后千户所,故被移至古峯寨。[289]有石城,在县东北90里,墩2:可山、半月,[290]弓兵24名,墩兵7。[291]
赤山寨巡检司
元朝已建,明因之。[292]在县东南120里,洪武三十一年移置石岛海口,[293]有石城,墩1,田家岭,[294]守城弓兵27名,守墩弓兵3名。[295]
福山县
孙夼镇巡检司
洪武九年设,在县西北35里,洪武三十一年移置浮栏海口,[296]知县邵元亨筑城,墩堡3,[297]弓兵20名,墩兵9名。[298]

除巡检司外,还有遍布各地的寨。寨的设置至迟在元代就已出现,“每三十里设一总寨,就三十里中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相望”。[299]可见,寨主要是为加强各个斥堠、烽火台之间的联系而设。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山东都指挥使周房建议“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明太祖下令执行。[300]有关寨城的设置,在前述山东卫所制度中已经多有涉及,此处不再重述。
五、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早自元至元年间,山东沿海已多有倭寇侵扰。明洪武、永乐时期,山东沿海的倭寇不减反增,活动更加频繁。倭寇抢财劫粮,掠人伤民,不但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困扰,也对中国与日本、朝鲜的外交、军事、经贸活动有着深远影响。为防御倭寇,山东沿海遍设都司卫所与巡检司,海防力量得了加强。明代山东沿海卫所为全国卫所布局的一部分,故其制度与全国大体相同。从中央的都督府,再到地方的都指挥使司、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官、小旗官等构成严密的管理和战斗体系。军屯制度既不误农事,又能养兵备倭,一举两得,故在明初的沿海卫所中得以推广。除此之外,地方上又设置有巡检司,其所属的墩堡遍布沿海要地,形成了有效的侦察与防御体系。山东又设置了总督沿海兵马以专门镇压倭寇的备倭都司,协调沿海诸卫所的海防三营,总管青登莱等地海防事务的巡察海道和专门负责军事的兵备道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沿海各卫所的协同配合与机动作战能力,为山东海防提供了有利保障。
然而,山东沿海卫所的设置又有其特殊情况。从嘉靖年间的兵力配置来看,山东沿海卫所兵力多不足额,且在编制上并非每卫都有五所,例如安东、鳌山、成山、大嵩、靖海、威海等诸多卫都是只有三所,其兵力自然也远少于规定的5600人。其实,即使部分卫设有五个所,但是其总兵额却依然不足。例如,登州卫虽然领有五所,但其总兵员却只有2000余人,连定额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因山东海岸线漫长,卫所的设置有时候并不严格遵循“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定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动,故有时候会出现一县境内就设有多个卫的情况。例如文登县境内就有威海、成山、靖海三个卫。一般情况下,一个州县境内的千户所、百户所都会隶属同一个卫,但是同在黄县境内的马停镇千户所和黄河寨百户所却分别属于莱州卫与登州卫。山东沿海诸卫所多有自己的专属城池,且常不与当地的府州县治同城。山东沿海卫所的设置还有“爆发性”的特点。洪武早期,山东海防力量相对薄弱,沿海仅有数卫且兵额不足,与沿海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相比,山东海防力量显得非常薄弱,[301]结果导致倭患事件频有发生。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下令一次性在山东设置七卫、两守御千户所,这才使得山东的海防力量得以大大增强。山东沿海卫所的这些特殊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地方军事制度具体实施情况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
综观明中前期山东海防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水师营和巡海战船的不足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巡海捕倭行动。明太祖和明成祖都对海运舟师兼负捕倭寄予厚望,故其不甚热衷营建水师。一味单纯依靠海运舟师兼负捕倭的确会大大降低巡海成本,也会偶有所获,但是这种海上捕倭方式是被动式的防御,并非主动式的出击。永乐十三年海运被罢黜后,山东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海上防倭的主动权,而只能依靠沿岸工事进行被动抗倭了。这种消极被动的防倭策略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旦有大批倭寇进犯某处,本地官兵无力抵挡,临近卫所往往也来不及应援;等援军来到,倭寇早已将之洗劫一空,转战它处掠夺——被动防倭对于倭寇的这种流窜行动往往无可奈何。
发表于 2019-6-20 16: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丰富

看来是大手笔了
发表于 2019-6-20 16: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年写《秦淮佳人》也查了大量资料,不过当时没上过网
到每次到书店去,看到好书就买
现在书柜都放不下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6-20 18: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浅议明代军事系统的嬗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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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镇营兵镇戍将领的一整套制度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说贯穿了明朝的中后期。但是孝宗于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发布的《继位诏书》中所总结的总兵镇戍制度的内涵,堪称对这一制度的定制。《皇明诏令》载“武臣与内官同守一方—省者,皆名镇守,挂印武臣得名总兵官,副参皆名协守,副参武臣与内官同守数城,并大关者,皆名分守。其余武臣与内官同守一城者,皆名守备,已有定制,体统不裹。兵部查有價称镇守,并总兵官名色及妄请关防者,悉令改正缴还原有关防换与。其镇守等官奏带家人头目,止许五名,过多者查取回京”。[1]
明太祖将行省制改为三司制之后,军政自然分开。而在军事系统中,无论是三司内部的制衡,还是朝廷向地方派遣的文官武将,都与原本的最高指挥都司形成比较明确的制衡关系。但随后面临蒙古以及内部农民起义的压力,原本分权的三司制难以形成合力。正如洪武年间明太祖在北部边疆也常常派遣地位高于三司的重臣(如长兴侯耿炳文、秦王、燕王等),面临军事压力,明廷设立总兵、巡抚等文官武将来统一事权。诸如总兵、总督等职的设立,与防御蒙古等少数民族息息相关。而除去督抚以外,明廷也派遣镇戍内臣,事实上,在省镇营兵制成为明廷主流军事制度以后,明代省镇地区的军事指挥系统由文官、武将、内臣三大系统构成。尽管设立督抚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统合事权,但明廷在三司之上,还是形成了更高一层的新一轮的分权。同一级的文、武、内臣均有对于省镇营兵的军事指挥权,因此这些人之间会有效形成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的格局。纵观明廷地方上的督、抚、镇、按的体系,其中的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以文驭武和大小相制。
明中期九边内外镇守、督抚、粮饷、监军四大系统关系图[2]
                                               

1、 以文驭武
总兵的设立,源于内外的军事压力。作为省镇营兵制出现的重要标志,标兵的设立出现在嘉靖年间。而对于嘉靖帝来说,其本来是并不愿意把这些权力下放给臣下的,但是为了边防的需要,他不得不把这些权力赋予督、抚、镇等文官武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方面掐紧财权,防止地方藩镇化,另一方面,借标兵的设立,使得文臣监督武将成为可能,使得督、抚、镇之间实现以上统下并互相牵制,从而有效将地方军事权力分割。主要来看,在地方各级大员上,一般以督、抚、镇、道四级排序,总兵官虽然权秩不低,但是往往位列督抚之下,有时甚至还会受到巡按御史的制约。另一方面,镇守内臣也能有效的指挥军事,关于内臣的问题,在本文并不过多提及,因为镇守内臣的设立废除本身又与朝廷内部的一些其他因素密切相关,但是镇守内臣在地方上具有军事指挥的权力,这是确凿无疑的。
对于以文驭武的这一点,在总督、巡抚对总兵,分守、分巡、兵备道对参将、游击的情况中,都体现的比较明确。以前者为例,万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奉命征讨苗民,“命总兵陈璘、参政洪澄源率汉兵五千,益以土兵五千攻……诸苗”[3],明确看出巡抚位凌于总兵之上,可对其下达命令。总的来看,巡抚往往身兼宪职,可以行使监察、司法等权力,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方面大员。在这一点上可以类比汉代的刺史,同样也是从监察一职向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转变,甚至包括之后的唐代,都有这种转变的例子。巡抚实际上是位居与三司之上的长官,有权力节制本镇镇守总兵以下的文官武将。而位居与巡抚之上的总督,则更不用说了,其相较于总兵官的地位,自然是更为高的。比如嘉靖二十八年蒙古入寇宣大,时任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就直接调动了总兵官周尚文,指挥其部队抗击蒙古。
而分守、分巡与兵备道,这些文职都具有自己的辖区,在辖区内要巡行府县,实际上相当于“小巡抚”,只是辖区不如巡抚来的大。那么与巡抚和镇守总兵的关系相类,各道与诸将同样存在类似的关系,即道在理论上与参将同列,但实际上可以节制参将。在明万历年以后有的地区,道甚至与副总兵同列,但实际地位还要高过副总兵。

2、 大小相制
所谓大小相制,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者是从上往下,即上级领导对下级具有节制之权,第二是从下往上,即下级可分上级领导之权。具体来看,在军务指挥之中,镇守一方的总督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自己的标营,其他都需要总兵官及其他将领来指挥。而对于总兵来说,情况也是相类,他能指挥的也只有自己的标营,也就是所谓的正兵,其他奇兵、游兵都需要依靠他下属的参将、游击等来指挥。总的来看,大小相制在督、抚、镇、按、道等中都体现的非常明确。总督虽然位高于巡抚,但是其要压过巡抚也需要依仗朝廷。比如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的时候,巡抚王化贞在时任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的支持下,屡次与熊争锋,并大占上风。而虽然如前文提到,明廷以文驭武,但是总兵对于巡抚的服从也不是绝对的。接下来试以巡抚和巡按的关系以及粮饷管理系统中管粮郎中与督抚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大小相制中的分权制衡。

(1)巡抚与巡按的关系
实际上,小大相制绝非仅仅在明朝存在。历朝历代这类位卑而权重的官职都不在少数,比如汉代的太守和州刺史,刺史论品秩低于太守,但其承担着监察太守的职责。明代军事系统中的抚按关系很好地体现了其权力的制衡。
明代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再从他们中选派巡按御史。洪武年间即有巡按御史之设,然非常例。至永乐元年二月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此即为定制。同时,节制一省行政的巡抚,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4]虽然都挂着御史的衔,巡按主监察,而巡抚主行政。巡抚由于常挂有副都御史或者佥都御史的加衔,所以就品级来说,并不输于地方三司。但是巡按往往只是正七品,但入得地方,“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5]巡按作为外派言官(御史)的重要差事是:“代天子狩,最雄要,辖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县官诸考举,纠劾尤专,兴利去害,大事奏裁,小事立断”[6],即使是一省布政使或按察使,以及后来位置甚至居于三司之上的巡抚,只向皇帝负责的巡按御史,均敢于弹劾。
从现行文献进行分析,一直到弘治时期,抚、按互相攻诘对方的时候,朝廷往往偏向巡抚。但是在弘治时期已经出现明廷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允许巡按弹劾巡抚。之后巡按的地位日渐上升,巡抚在面对巡按的时候往往呈现下风。
仔细看巡抚和巡按在军事方面的职权,发现两者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以明中期为例,巡按的职权范围包括:逮问武职、上奏地方情况、记功、弹劾将领负责司法、监督边饷收支、阅边备、奏议省镇建制、特殊情况下弹劾镇守内臣。而同样,在嘉隆万时期,巡抚的职权范围则是:凑补藩禄、司法、奏荐参将、勘奏军功、奉命逮问文官武将、负责边防等。双方的这种职权的交叉使得其能互相进行监督,而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巡按在记功方面可以有效对巡抚进行制约,而与之相对的是,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兵部、都察院奉诏会议,巡按不许奏捷,督、抚与总兵可以奏捷。[7]
而抚、按关系的这种演变,细究下来原因有二。第一是巡抚自身京官色彩减弱,以其统领一省军政大权,渐渐演化为地方大员;第二则是虽然巡抚常挂有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的官衔,但是其监察色彩本身在不断减弱,而其本身监察的职责渐渐被巡按取代。而巡按虽然权重,但是其任期往往仅为一年,所以巡按对于总领一省军政的巡抚是一个很好的制约,是大小相制的权术的体现。

(2) 军饷管理体系中的制约
为避免军队成为一家一姓之私军,必须要控制军饷的发放。军饷管理体系是军事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明廷来说,整个军饷发放体系,设计的方向必然是复杂化,并使得体系中的各个部分互相制约。
各镇总督、巡抚兼理粮饷,而专职的理饷官员为户部督饷郎中或主事。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题称,“合无今后一应钱粮,在外责成布政司督粮参议,在内责成各边、腹督饷郎中、主事。”[8]在对于粮饷的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总督的地位明显是高于户部督饷郎中的。但正如杨博在嘉靖年间上奏所说,虽然总督是郎中、主事的上级,但因为两者并非同属同一部门,督饷郎中属于户部,有时候双方的配合并不得力。
另一方面,巡抚的品级明显高于郎中,但是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巡抚与郎中之间似乎并无上下同属关系,不像总督与郎中的上下在奏疏中得以明确的体现,巡抚与郎中互称为“同事”。在《献征录·浙江右参政杨公奇墓表》(卷84)中说到,杨奇担任户部陕西司郎中的时候,当时的陕西巡抚许进“与公同事……素器公,于是益重焉”,虽然从措辞中可以看出巡抚地位确实高于郎中,但是双方同时管理钱谷,并无明确隶属。管粮郎中与巡抚的权力常有交叉,对巡抚的权力有牵制。嘉靖三十三年以后,对于巡抚和管粮郎中的权力分配始有定论,巡抚主要负责催促起运,而管粮郎中负责稽核钱粮。
明廷希望郎中在粮饷的管理上能有效制约总督、巡抚,而对于管粮郎中本身,其又会受到巡按御史的监察。另外,总兵官有时候也会因为粮饷的发放和管粮郎中发生矛盾,甚至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秉持以文驭武的明廷却往往选择将郎中调离本镇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说,总兵官和巡按御史又反过来对管粮郎中形成牵制,使得在粮饷发放问题上,权力被有效分割。
 楼主| 发表于 2019-6-21 00:03:46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明代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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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顾诚提出明代疆土管理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引发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新认识。沿海卫所是否切割州县划境而治,是相关认识成立与否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方志和明清卫所志,探讨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详情,结论是:明代沿海卫所的屯田多分散在各府州县,规模难匹州县田地,卫所管理权限较弱。卫所与州县划分日常防区,参差互嵌,既不一定自成一体,更远未涵盖海岸地区。某些卫所以城池为核心,形成了一小块相当于一乡一村、与州县并行不悖的行政地盘,但规模较小,边界未能正式独立于州县之外,难以视为正式政区。因此,明代沿海卫所仍宜视为非实土卫所,而不是实土卫所或准实土卫所,明代军事政区宜视为民事政区的辅助而非并列系统。
  关 键 词:明代 行政区划 沿海卫所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规划项目“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研究”(11YJA77002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峰(197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明代沿边多不设州县,卫所代行州县之职,拥有一片独立政区,管领境内人口和田地。景泰《寰宇通志》和天顺《大明一统志》将这类卫所与府、直隶州并列,将内地卫所视为州县境内的公署而非政区。嘉靖《广舆图》于“两京十三省各府州县卫所并大小土官衙门,但系统有地方,直隶两京府部及各省布政司、都司者,俱大书于图。若卫所寄治有司城池,原无统辖地方者,虽直隶不书”①,将“统有地方”的非“寄治有司城池”的卫所区分出来。《明史》以“实土”专称这类卫所:“卫所有实土者附见,无实土者不载。”②1935年,谭其骧强调实土卫所的政区特征:“洪武初或废罢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③
  1986年,顾诚强调所有卫所皆具备政区色彩,认为“在外都司所属卫所一般都有一块大小不等的地盘,这块地盘在隶属关系上不归有司,各布政司和所属府州县无权过问”。除了北边、西边和西南边疆,“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卫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管辖一块地盘,但所辖地盘远不如北边和西部卫所那么大,另一种是所辖地方仅限于拨给屯种放牧的田土”④。内地卫所的屯田和东南沿海卫所的地盘,展示了明代卫所的基本特征:“管辖一块不属行政系统的土地,是朝廷版图内的一种地理单位。”⑤此后,他将此认识归纳为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探讨了沿边、沿海、内地等卫所的政区性质。⑥
  顾诚将边疆卫所“兼理军民政”的职能推广到全体卫所,将卫所的政区意义“提升”至与州县同等,明代行政区划体系遂呈现为军民两大系统并列。对此,学界大致无异议,但也没有明确认同所有卫所的政区性质。林金树等指出,与州县地方志性质类似的卫所舆图“纯属一种军事地图,丝毫没有独立存在于行政系统之外、不在州县版图之内的意思”⑦。周振鹤将实土卫所视为类似汉唐都尉、都护府的“军管型的特殊政区”,“实土卫所成为行政区划的一种……内地的卫所则只是单纯的军事组织”⑧,未认可内地卫所的政区性质。郭红等相对认可顾诚的观点,按政区色彩之轻重,将卫所分为实土、非实土和准实土三种,“准实土卫所主要分布在沿海和边疆地区……在正式的统县政区中占有一隅相当于县但又不与其下的县同治的独立地域,东南沿海的许多卫所都是如此”⑨。
  按《广舆图》与《明史》,明代内地卫所一般与府州县同城,只能视为“空降”到州县境内的军事组织,无政区意义。但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卫所,多系洪武后期为防倭而设,在从广东到山东沿海州县境内的相对荒僻地带,另建城池以布列衙门营舍,就近统辖海岸上的墩台、烽堠、堡寨。明朝官方多以“沿海卫所”或“沿海卫分”⑩与“沿边”并列,专指这类独立建城的防倭卫所。(11)嘉靖《广舆图》将沿海卫所、沿边卫所与州县同列,(12)似合“统有地方”之意。沿海卫所只要拥有行政“地盘”或“独立区域”,就不会属于州县乃至府州、布政司系统,若然,《明史》罗列的实土卫所就严重不足,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就需要重新绘制了。郭红将沿海卫所视为“准实土卫所”,弥合了沿海卫所与府州县的分合难题。然而,“占有大片的土地、人口,足以同府州县相颉颃”、“相当于县……的独立地域”,仍具鲜明的实土色彩,则《明史·地理志》刊行以来对明代政区的基本认识,就需要重新审视了。
  由此,沿海卫所是否拥有独立政区,实为探讨明代政区制度的关键。一个行政区划单元的理想模式是行政机构拥有明确的行政边界,管领界内的人口与田地,负责刑名钱粮等事务(为行文方便,本文以A型指称这类标准型政区,以下命名同此例)。政区形态往往受复杂的统属关系影响,行政机构下属的人口与田地,可能分布在其他政区内,只要这个单位与其他政区有泾渭分明的疆界,仍宜视为政区(B型)。退一步,如果行政单位职能特殊,另有一套疆界体系,区划与府州县等区划重叠,只要统领相当规模的人口与田地,亦可视为政区(C型)。再退一步,管领人口与田地的行政管理单位,即使没有明确的官方认可的疆界,只要所统人口与田地聚集治所周边,形成事实上的大片行政管理地带,也不妨视为具有政区色彩(D型)。各型的政区色彩,依次减弱。
  顾诚认为,沿海卫所除管理各地军人、屯田外,还有一块独立的地盘,卫所管理居住在境内的民人和他们承种的田地,即属A型。其实,沿海卫所并不管领任何原属州县的民人和田地,(13)绝非A型,这大大降低了沿海卫所切割州县、自成一体的可能性。但是,沿海卫所有明确的行政管理职能,所统人口与田地可以广泛分布在各府州县,若它拥有明确的行政边界,就可以视为B型。另外,沿海卫所统领卫所军众,负责海岸防务,若因卫所城池为海岸地带的中心城市、训练场、前沿阵地及附属设施等集中于城市周边乃至海岸,而形成军管型管理区,构成涵盖沿海地区的另一套系统,亦可视为C型。最后,沿海卫所统领相当规模的屯田,若屯田集中分布在城池周边乃至沿海地带,形成事实上的卫所行政管理区,也可以视为D型。
  对此,学界无论认同还是批评顾诚观点者,似未细究。唯陈春声以潮州府沿海卫所为例,从屯田分布、卫所城池与村落关系、县属村落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对沿海卫所拥有独立政区提出了审慎的质疑:“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14)陈氏的结论精准可信,唯例证限于潮州一府。本文即系统搜集明代沿海省府州县方志、明清沿海卫所志中的相关史料,从边界、防区、屯田等三个角度,探讨沿海卫所是否满足B型、C型、D型政区的条件。

一 顾诚关于沿海卫所政区的论证与启发
  关于明代沿海卫所构成独立政区,顾诚主要提交了三个具体例证,值得一一斟酌。
  顾诚引乾隆《威海卫志》:“南至文登县九十里,西至宁海州一百二十里。”视此为威海卫的地理四至。(15)按,元代中期《大元大一统志》定四至八到之例:“东至某处几里,至,是至各处界……东到,到,是到各处城。”(16)明代方志多行《大元大一统志》体例,四至与八到区别甚明。(17)但此段下接附近的百尺崖所:“北至威海四十里,南至文登五十里,东至荣成八十里,西至宁海一百四十里。”(18)这显然都是“四到”即到其他城池的距离。若视为至行政边界的里程,则威海卫与百尺崖所重叠,且文登、宁海等州县就基本剩不下什么辖区了。
  明代的沿海卫所志,对“至到”的使用也不严格。嘉靖《临山卫志》载,临山卫“东至三山所六十里,西至沥海所六十里”(19),“至”实为“到”。嘉靖《观海卫志》载,观海卫“东至龙山所五十里,西至临山卫三山所吴山烽堠二十里,南至慈溪县六十里,北至海七里”。龙山所“东至定海县管界巡检司二十里,西至施公山烽堠二十里,南至宁波府六十里,北至海二里”(20)。至“烽堠”、“巡检司”等,亦非严格疆界标志,仍属“到”。凡此皆不能视为卫所行政边界,不构成B型政区。
  顾诚引《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周弘祖《海防总论》,“从所列地理单位看,多数是卫所,州县则占少数,说明绵长的沿海地区大部分处于卫所管辖之下”(21)。这段文字亦可见方孔炤《全边略记》,以广东部分为例:
  其界则沿海自广东乐会县接南安界起,历海条奥为文昌界,铺前港为会通界,神应港、丰盈浦为琼州界……蛇西山、大南常山为南海、番禺界,乌沙洋为白云巡司界……合兰洲为大鹏所界,马鞍洲为铁冈驿界,宁洲山、桔洲山为惠州界,记心洋为平海所界……吉头峰为碣石卫界……大浮山、玉屿山为潮阳县、海门所界……计五千里,抵福建。(22)
  广东沿海的单位有卫所、府县,还有巡检司、驿站。巡检司、驿站多在海岸独立建设城堡营寨,与卫所参差防海。可知这段文字所列,并非政区地理单位,而是各个单位负责的军事防区。海南岛东部沿海的清澜、海口所不在其列,潮州府的潮阳县、海门所并列,只因前者文昌县、琼州府与二所共同负责海防,后者县与所各领防地。如果所列系政区单位,巡检司、驿站和许多未列其中的千户所,就无法解释了。
  明代列举防区边界者,不乏其例。郑若曾《筹海图编》载:“钱仓所……南为途次烽堠,外接竿门、蒲门地方,西北至湖头,渡海为大嵩所界。”(23)所言皆军事要地,非行政边界地标。侯继高《全浙兵制》载:“独树林烽堠,无居民,过东五里即直隶金山卫界。”(24)指浙江整个防区与金山卫防区的边界。张鼐称:“以松江一郡沿海计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户所界,东北抵苏州吴淞千户所界。”(25)此包括松江府所有海岸,界指金山卫与南北两个千户所的防区分界。若论政区之界,弘治《嘉兴府志》载:“平湖县……东北至横泖,与华亭县为界。”嘉靖《嘉兴府图记》亦载平湖县“东而北界于华亭”(26)。皆未论金山卫。这类防区,不能视为卫所的行政管辖范围,即非B型。
  顾诚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之地,北始赣榆,与山东青州府安东卫接壤。’证明安东卫是一个地理单位,只是把安东卫视作青州府的下属,反映了清朝的特点。按照明代定制,安东卫与青州府并不存在从属关系。”(27)诚如顾氏所言,明代安东卫不可能属于青州府,但明代人也没有将安东卫视为一个政区单位。嘉靖《青州府志》载,日照县“南界淮安赣榆九十里”。万历《淮安府志》载,赣榆县“东至海一十五里,西至沂州小福村六十里,南至海州驼沟界七十里,北至日照县分水岭界七十里”。康熙《安东卫志》载:“地属淮安府赣榆县境,城则青州府日照南境也,城西北五里有石碑为界。”(28)此石碑应即分水岭,明确属于日照县,为直隶赣榆县和山东日照县分界,而非赣榆县和安东卫分界。
  少数明代府州县志,似有意忽略境内卫所。但明代人多称“某州县某卫所”,大多数方志载境内卫所事务,明确认为卫所只是境内某处的一个单位。如天顺《东莞县志》载:“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在邑之十都海濒……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在邑之九都海濒。”嘉靖《嘉兴府图记》载,平湖县境内的乍浦守御千户所“旧在海盐界,今拓于本县封内”(29)。明代方志的地图有标明内部分界者,如天启《平湖县志》标出各都的区界,其中乍浦所位于二十都东区内,又如万历《惠州府志》各府县图,县界清晰,碣石卫并下属三所分居归善、海丰境内,卫所皆无区划界线,(30)皆非B型。
  总之,顾诚所列,尚不能证明明代沿海卫所拥有独立的行政边界,即非B类政区。但是,顾氏对沿海卫所政区的体认,特别是对沿海卫所拥有一块地盘的感知,建基于对大量明清方志的阅读理解,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在顾氏所举例证之外,明代沿海卫所的确有若干关于行政边界即B型的记载。顾氏所列防区,是否能涵盖海岸自成C型系统,亦值得检视。顾氏所未提及的屯田是否大量集中分布而形成D型,尚待辨识。以下以D、C、B型为序,一一分析。




 二 沿海卫所屯田的规模、分布与管辖权
  陈春声根据明代潮州府境内潮州卫58屯,和大城所12屯共10.3顷屯田,指出:“潮州卫的情况可能有与顾先生的结论不尽相同之处……花插散布于各州县中的屯田……很难想象这么小面积的土地能够成为在州县行政系统之外的独立的地理单位。”(31)本文分布局、规模、管辖权三方面,观察所有沿海卫所的情况。
  明代屯田最初皆“拨派空闲田土”(32),若卫所设置较早,尚可在近城一带设置屯田。(33)沿海卫所设置较晚,专寻州县境内人烟相对稀少地带,但沿海地区较内陆边地而言,一般人地稠密,空地较少。福建“永宁、泉州二卫……屯军或于龙溪,或于漳浦、南靖、长泰等处屯种。盖旧制屯无定在,择便开垦,故犬牙参错如此”(34)。永宁卫设在泉州府境内,屯田却分散在漳州府诸县境内。即使在人地相对稀少的山东半岛沿海,卫所的屯田仍只能见缝插针。如威海卫18屯,“星置文、宁荒远之界”,附近的靖海卫有屯43处,下属宁津所有屯21处之多,多散在远离卫所城池之地。(35)
  沿海卫所的屯田叠经兴废。永乐初年,明朝反复催督各卫屯田,定红牌赏罚例,(36)或因靖难战争中屯田废弛,再次分配已不多见的“抛荒田地”。福建崇武所屯田,原额即以永乐为准。(37)广东的沿海卫所,宣德时多“拨田归民”,正统时又“复拨下屯”,军民纷争,无法尽复。(38)正统年间,崇武所亦有“屯军发回守城”(39)。每一次重置,都会导致屯田更加分散、荒僻。
  沿海卫所的屯田也有相对集中者,一般不在卫所城周。弘治《八闽通志》载,同安县金门所“屯田一所,在漳州府龙溪县”(40)。崇武所位于惠安县东南海岸,而嘉靖《惠安县志》载屯田“在县西十五都大中等处”(41)。多个单位的屯田集中一地者,唯有金山卫,正德《金山卫志》载:“洪武间设卫,调拨七所旗军,屯种上海县二十保长人乡田……七所共田三百五十二顷。”(42)松江府是全国耕垦指数最高的地区,难觅荒闲之地,卫所屯田集中在上海县一个乡内。至万历时期,集中程度仍无明显降低,七所“屯种田地,俱坐落本县二十等保地方”(43)。但这片田地远离卫城,金山卫未在此形成城周管理区。
  寄治府州县城的卫所,位置居中,屯田多分散各县。设在县内一隅的沿海卫所,屯田是否会受到来自中心的“挤压”,相对集中于县境呢?嘉靖《广州志》载,东莞县有屯田59处,县境内的东莞所3处,大鹏所3处,似合上述推测。但新会县有屯田12处,其中属沿海卫所广海卫有“云乡、筒头平、冯村、南村、掩峒”5处;香山县有30处,其属中广海卫有“古镇五、大榄四、小榄”等10处,广海卫所在的新宁县,反而并无屯田。(44)则广海卫屯田并未局促于县境。广海卫于嘉靖前期分调左所北赴新宁县城守御,此后的屯田格局是:
  广海卫,内属右、中、前、后四所共额田二百二十二顷……右千户所,大榄一屯……二屯……三屯。中千户所……古镇一屯……二屯……三屯。前千户所,大榄二屯……云乡屯……湖口屯。后千户所,瓦窑冈屯……夹隆屯……南村屯。(45)
  右、中、前三所屯田,绝大多数分布在香山县境内,后所的南村屯位于新会县,瓦窑冈屯位于新宁县得行都,(46)可知广海卫屯田基本上不在卫城一带。
  浙江金乡卫地极偏僻,卫众在城周大量购买属于州县的田地,形成了与卫所关系密切的田地分布区。隆庆《平阳县志》载:“金乡卫原额屯田九千九百三十八亩……地三亩……园四十三亩……坐落本卫附城及平阳、泰顺二县。”万历《温州府志》载:“本卫军领种屯田八千五百八十九亩……平阳县坐民承种屯田七百九亩……泰顺县六百三十九亩。”(47)金乡卫屯田仍有在泰顺县境内者,“军领种”者也不一定附城。总之,沿海卫所中没有任何一个屯田集中于卫所城周的案例。
  卫所屯田若规模较大,仍可能有政区色彩。陈春声指出,潮州卫的屯田245顷,面积占潮州府田地不足百分之一。(48)上引金山卫有屯田352顷,而同期仅上海县田地就有21560顷。(49)绝大部分沿海卫所的屯田,达不到这种规模。如嘉兴府的乍浦、澉浦二所:“澉浦千户所……屯所一处……十三顷……乍浦千户所……屯所二处……二十六顷。”(50)这是沿海卫所屯田的常见规模。屯田多次兴废后,部分转为州县田地,规模日减。崇祯《惠州府志》载:“惠州卫……旧制……立屯三十所。今存左右中前四千户所共二十屯……余改民科,例得不载……调为民业。”(51)方志中列在官田地中的屯田、屯地名色,(52)应即卫所屯田改来。其实,有的沿海卫所干脆没有屯田。如同安县厦门岛上的中左千户所即无屯田,高州府境内的“神电卫……辖内外共九所,而信宜、石城旧无屯田”,温州府境内的磐石卫,全卫无屯田。(53)
  屯田与州县田地的界限,本应泾渭分明。可是随着有司对屯田事务的逐步介入乃至掌控,有些府州县将卫所屯田列在府州县田亩统计中,近乎视为州县管属的田地。如嘉靖《太平县志》列举了本县“官民田地山塘地”、“台州等卫军田本县居民带种”、“松门卫军人屯种”三项,将附近二卫三所屯田分布在本县境内者一并计入。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将府境内外卫所屯田分布在本府境内者一并计入,漳浦县下则列县内外卫所屯田分布在本县者。(54)县或负责、或协助府管理境内屯田,而这些屯田原属哪个卫所已不甚区分。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载镇海卫内外七千户所的屯粮,除在外三所各纳所仓,又分“管屯官征……镇海仓纳”和“漳浦县征……六鳌仓纳”两部分,(55)更重视征收者、缴纳目的地而非田地归属。由此,各卫所屯田分布在不同的府州县,下属屯粮的去处也并不一定再是本卫所,府州县无法对应管理某卫某所的屯田,而是就屯田所在州县之境统计,再由府官、州县官根据屯粮去处分别管领。卫所对屯田的实际管领权,已近消泯。总之,沿海卫所屯田分散、稀少、管辖权弱化,不能视为构成D型政区。


  三 沿海卫所防区的系统化程度
  顾诚以防区为例,认为大部分海岸地区在卫所管理之下。陈春声以潮州府境内的大城千户所为例,指出大城所“没有包括了大部分海岸线附近地区及附近岛屿的独立辖地……三十多个村落都比大城所更接近海岸线”(56)。按,大多数沿海卫所的确濒临海岸,不存在被众多村落拱卫在内地的局面。卫城与千户所、百户所、墩台烽堠,若彼此联属,其防区确可能构成一片卫辖海岸区。在防区内,若军多民少,卫所纵无政区之名,或行管理之实。上引《全边略记》所载从广东到直隶的沿海防区,以军事系统的卫为单位者计24个,以所者67个,另有寨6个,城1个,港1个,以行政系统的府为单位者7个,州县44个,另有巡检司12个,驿1个。(57)通计军事单位防区99个,行政单位防区64个。单论数量,卫所防区确实占据了海岸线的五分之三。不过,上述以卫所为单位的防区,是否真是纯粹由卫所负责防御呢?
  与卫所的防倭职能相比,州县的军事职能,由下辖沿海巡检司所处地点派生而来,且非全为防倭而设。《全边略记》以州县为防区单位,系因巡检司承担对倭寇的预警、侦察、迟滞等初级任务,则书中所列防区,更多地具有日常的军事、行政管理色彩。上述12个巡检司独立防区,系被卫所与所属州县隔绝开来者,从行政、地理意义上,与州县防区同类。大量沿海巡检司,其实位于上述卫所防区内,没有单列为防区。如嘉靖《山东通志》、嘉靖《宁海州志》列举各地防务,将所有巡检司皆附于卫所之下。(58)巡检司兵力单弱,不如一个百户所,但卫所主要驻军于大城之中,海岸墩台烽堠的防务大量归巡检司。如弘治《兴化府志》载:“墩台共三十二所,洪武初俱隶本府,守暸用民夫。洪武二十年,改属本卫,拨军代之。天顺三年,按察司佥事牟俸又令巡检司拨弓兵代之,而墩台仍属本卫。”(59)巡检司一般归州县管理,由州县派弓兵把守,州县防区实非卫所管辖。如山东福山县海岸遍设墩台,东段五墩由奇山所军守御,中段和西段九墩,其中七墩由福山所军守御,二墩由孙夼镇巡检司弓兵守御。巡检司二墩并非位于两所防区之间,而是在县城西北十五里和二十五里处,嵌入福山所防区。(60)又如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载沿海墩台,龙溪、漳浦诸县“界内”共13个,其中3个在镇海卫附近,六鳌、玄钟、铜山诸所“界内”共15个,而漳浦下辖青山、金石、盘驼岭、漳潮交界等巡检司,实与三所参差。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载漳浦、诏安、海澄诸县共16座,三所共14座,参差依旧。(61)《全边略记》则仅略记为一卫三所与月港(时在龙溪境内)防区。
  巡检司与卫所城池参差摆列,乃明朝有意为之。少数巡检司靠近盐场以遏走私,大多数巡检司与沿海卫所保持一定距离,分别守暸海岸。如文登县的赤山寨、辛汪寨、温泉镇三巡检司,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设置沿海卫所时,或新置、或迁移于福山县、文登县海岸,与卫所分列并置。(62)绍兴府的三山、庙山、眉山三巡检司,皆于洪武二十年(1387)设置沿海卫所时,从余姚县内地迁至余姚、上虞沿海,与卫所异地设城。(63)对此,《全边略记》记录了上虞县、余姚县防区,但未提福山县、文登县各司防区。由此可知,州县巡检司防区单元嵌入卫所防区者,远远多于《全边略记》的记载。
  有的巡检司城则贴近卫所。如即墨县“栲栳岛巡检司,在县治东北九十里”(64)。即墨县有漫长的海岸线,雄崖所位于县境海岸线北端的半岛北部,而栲栳岛司应在今外、里栲栳一带,同处半岛,在所东南仅约十公里,(65)则雄崖所防区甚隘。松江府的金山、陶宅、三林庄、南跄巡检司,皆“丽”即附着于各堡或千户所,(66)《全边略记》列举松江府境防区有金山卫、胡家港、金山巡司、青村所、南汇所、南跄巡司、上海县。(67)金山卫一带海岸,由卫、堡、巡检司共同防御。可是南跄巡检司“丽”南汇所,防区却单列。上海县的防区在县北宝山所一带,则县东南的三林庄巡检司亦有独立防区。由此,紧邻甚至附着于卫所的巡检司,亦有独立的日常防区,切割、压缩了卫所防区。
  若卫所不紧邻海岸,巡检司往往承担一线防务。绍兴府境内的三江所位于海岸滩涂区中央,三江巡检司位于所城以北。(68)万历《绍兴府志》载:
  三江巡检司城……大海浸其东,与三江所城南北相峙,为东海之门。
  白洋巡检司城,在府城西北五十里大海之上,亦山阴境。
  黄家堰巡检司城……旧在府城东北六十里黄家堰,洪武二十年徙沥海所西,为海潮所啮,弘治间徙今所,故址尚存。(69)
  则设置沿海卫所时,设三巡检司于三江、沥海二所外围海岸上。《全边略记》载此地为临山卫、上虞、绍兴三山所防区,而不提沥海所,沥海所应确实无沿海防区。
  各千户所驻守的岛屿,海岸线漫长,港湾四布,巡检司往往更加重要。如舟山岛上遍设巡检司,成化《宁波府简要志》载:“螺峰巡检司城……地名螺头山……岑江巡检司城……在定海县金塘乡三都……岱山巡检司……在定海县富七都……宝陀巡检司城……在定海县沈家门。”成化《宁波郡志》则载螺峰司在“金塘乡”,岱山司在“昌国富七都”,宝陀司在“昌国大洋沈家门”(70)。金塘山岛、岑港、沈家门、岱山岛,皆舟山岛要冲或外岛,(71)可知定海县的四个巡检司实负责舟山海岸的大部分防务。又如同安县的七个巡检司城,皆分布在浯洲、嘉禾两地,(72)即各设千户所的金门、厦门两岛。《全边略记》于此仅列定海卫、永宁卫防区,远未得实。
  诚然,在州县稀疏、卫所密布的海岸,卫所可能承担主要的暸哨任务。山东登州府境内,统辖墩台的卫、寨有18个,墩台有121处,巡检司只有8个,墩台只有16处。(73)但南方沿海州县的任务繁重得多,如谭纶统计了福建沿海的各类防区:“自福宁南下以达漳、泉,置卫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于陆。”(74)其中,11个卫还包括了设在府城中的非沿海卫所,则巡检司防区实为主体。其中,崇武千户所的防区,展示了州县与卫所划分一县海岸防区的详情:
  正统十二年五月奉都察院卯字二百二号勘合,委官会勘定:崇武所管辖地方,上至惠安县廿七都护海宫为界,下至廿六都青山宫炉内为界,内设墩台四座,大岞、赤山、古雷、青山是也,拨军守之……其余皆废,只以峰尾、小岞、黄崎、獭窟设为巡司。(75)
  嘉靖《惠安县志》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在县南。则从护海宫到青山宫,即从今崇武半岛的北角到南角。峰尾等三巡检司在惠安海岸线东北和东段、崇武所北,獭窟在南段、崇武所南,崇武的墩台分布在东南的半岛沿岸。(76)崇武所是惠安县境内唯一的卫所,《全边略记》载这一带设崇武所、惠安县、峰尾巡检司三处防区,其实崇武所守大岞一带,(77)不足惠安全部海岸线的十分之一,嵌在惠安防区内。总之,东南沿海的巡防分区体系,主要是由沿海州县的巡检司防区构成,沿海卫所的日常防区范围较小,与府州县巡检司防区参差错杂,远未形成另一套涵盖海岸地带的区划系统,不能视为C型政区。


四 沿海卫所的“小地盘”
  在清初的山东地图上,沿海卫所中,大部分千户所废弃,剩余各卫所与州县明确分界,拥有政区,可按规模分为三类,各举一例:
  威海卫……东门外十八步接文登县界止。
  成山卫……东三十五里至海界止,西三里至文登县唐家茔界止,南八里至海界止,北十里至海界止。
  浮山所……东城外至即墨县界止,南门外至海界止,北门外至即墨县界止。(78)
  第一类,威海卫、大嵩卫、鳌山卫、灵山卫以城池为限。威海卫“城隍而外,寸土皆民”,城外学田宽度自八步半至十六步半不等,(79)与“十八步”契合,乃以城壕外侧与文登县分界。其他三卫或已无城壕,遂以城门、城墙为限。第二类,成山卫、靖海卫、安东卫以城为中心,各有长宽数里至数十里的政区,地图上明确标出与各县的“界止”。成山卫位于成山半岛连接大陆的咽喉地带,范围主要是成山半岛,靖海卫位于铁槎山向西伸出的半岛末端,范围也主要是这个小半岛,皆较封闭。(80)第三类,浮山所、夏河所,其他各方同第一类,但面海之门外“至海界止”,地图中相应地载明:“即墨县……南九十里至浮山所界止。”二所南距海尚数里,而即墨县南界止于浮山所,则所统数里之地,同第三类。不过,二所在地图中并未标明“界止”,而是像第一类卫所那样沿城周画界,故可略视为第一类。
  清初,山东半岛各沿海卫所已无军事职能,走向归并州县的进程,明代卫所不一定有此类分界。不过,第二类特别是成山卫、靖海卫约十平方公里的小政区,远远无法涵盖下属千百户所和所有烽堠墩台,更无法包括散布州县境内的屯田,海岸线也远短于和其他卫所、巡检司等分立的防区,却与小范围内的地理态势浑然天成。这有无可能在明代已有雏形呢?明代方志中,实不乏记录州县与卫所之“界”者,以下自北而南,依次讨论。
  清初鳌山卫地盘仅限城池,但《明世宗实录》载,正德十六年(1521),“朝鲜国夷人高哲山等十六人以航海失风,漂及山东鳌山卫界”(81)。此界似非城池可限。万历《莱州府志》载灵山、鳌山二卫地图,皆描画卫城及附近小半岛一带,记录境内寺观位置时,在州县之外又单列二卫:“灵山卫:石门寺,在卫城西南。朝阳寺,在卫城西北。新安寺,在卫城北。鳌山卫:高虞院,在卫城北二十里。大任观,在卫城西北五里。”(82)寺观在卫所城中甚至属于卫所,州县方志往往例行记载。(83)但此处特以二卫与州县并列,且城外数里者亦在卫所名下。与此类似,嘉靖《青州府志》载:“安东卫:观音寺,在卫东七里。卧佛寺,在卫东北十里。”(84)与清初地图中安东卫“东十里”之界相符。则鳌山卫、灵山卫与安东卫,似皆视城周小地盘为卫境。
  正德《松江府志》详载府城东西南北四城内外坊巷,又记上海县坊巷,又单列金山卫八坊、三坊、二坊。(85)坊只是纪念性建筑,但府志以此略表城内外居民分布格局。正德《华亭县志》避免记录卫所事务,但详列坊巷,而不记在金山卫者。(86)金山卫与府城(即华亭县)、上海县同列,似有独理卫城之意。
  临山卫及下属诸所,无论府县志还是卫志,皆明载位于县境内,(87)但嘉靖《临山卫志》又强调了卫所特别是沥海所的边界:
  沥海所,界分虞、会,流合江海,自夏盖而西迤逦之,长三十余里,环西汇而东包络之,富近六七都……弗徒以封疆之小而忽之也。
  沥海所:东至上虞县夏盖湖三十里,为上虞县九都界;西至会稽县西汇五里,为会稽县三十三都界;南至上虞县前江三里,为上虞县九都界;北至后海塘五十步,为会稽县三十三都界。(88)
  沥海所位于会稽县三十三都之内,但划分出一个小范围,南北西三方皆狭,其中西、北两方边界仍在三十三都境内,南面隔曹娥江接上虞县境,东面独长,已在上虞县境内。此“封疆之小”,确不能当一乡都,但地跨两县,界划清晰。
  镇海卫位于漳州府漳浦县东端海岸二十三都。嘉靖末年,二十三都一部划入新设海澄县。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载:
  (嘉靖)四十四年……割……并漳浦二十三都第九图地方,就于八都月港桥头设为县治……东抵镇海卫界……东至镇海卫、海门巡检司六十五里。(89)
  万历《漳州府志》亦载:“海澄县,东抵镇海卫界。”(90)镇海卫在今海澄镇东南海岸的镇海村,(91)但海澄县城与镇海卫之间不止“六十五里”,则此界指两城之间某处。据历代方志逐步更新的信息,岛尾巡检司一带,已于嘉靖末年割隶海澄,(92)应即原漳浦县二十三都九图一带,即今镇海村北的岛美村,(93)略合“六十五里”之数。“镇海卫界”应即海澄县与漳浦县的交界,但不称县界而称卫界。在万历时期两种府志中,卫所附各县之后。卫所条下附记山川,与州县所记两见,本属正常。但万历元年《漳州府志》附镇海卫图,明确限于太武山南的狭小地带,在镇海卫条详载城周的山川,而在漳浦县条基本不再重复,连镇海卫城北的县内名胜太武山也不再述及。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更在镇海卫及诸所下,详列沙尾渡、进士坊、南门市等城池内外的机构。(94)凡此说明,镇海卫在漳浦县境内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地盘,西、北以太武山与海澄县海门、岛尾巡检司分界,南亦限于漳浦县二十三都的井尾巡检司,即今漳浦县东北海岸的整尾村,(95)大致为镇海卫所在小半岛的南半部。乾隆《镇海卫志》所载山川范围,较万历元年《漳州府志》略广,所统大体以二十三都为限,(96)虽系清初迁海回归后的状况,仍可略见明代范围。
  镇海卫下辖铜山所,位于诏安县东部要冲。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载:“铜山原为民间牧薮,土名东山……环海为濠……初属漳浦五都,嘉靖十三年两县分治,始属诏安地界矣。”(97)乾隆《铜山所志》引《明铜山所志》:“环海为区,屹立于五都之东,始称曰东山,东坑乡牧野也……城环山而起,三面距海,惟西南隅平旷,与五都接壤耳。”又称:“卫所为天子守封域,与郡县同。”(98)明代铜山所“属诏安地界”,入清之后,与诏安县五都分界“接壤”,规模相当于一个村落,地盘形态略同山东半岛诸千户所。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在诏安项下有“铜山、玄钟二仓副使”、“南诏、铜山、玄钟三所军兵”等,在铜山所项下有“在诏安县四都”等,(99)可知铜山被视为在诏安境内。但两种万历府志所附地图,皆将铜山所画在漳浦而非诏安。(100)乾隆《铜山所志》载:“铜山,原五都地……先与陆鳌、县钟俱隶镇海卫,至嘉靖九年分邑,割属漳浦,而五都则属诏安……雍正十二年……割归诏安。”又载:“铜山守御千户所,在五都界内,洪武二十一年设之。五都早已割隶诏安,惟所属镇海卫。本朝裁归县,铜城弹丸之地仍隶漳浦。迨雍正十三年,亦割隶诏安矣。”(101)此“属漳浦”、“隶漳浦”,或以清代观念述明代情况,但也不排除两县分治时,铜山所一隅仍归漳浦地界,已与五都有分界的可能。
  广海卫位于新会县南部海岸,弘治年间以县西南部设新宁县,广海卫遂位于新宁县南部。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新会县……南至广海卫界一百五十里……新宁县……南至广海卫界二百二十里。”嘉靖《新宁县志》载:“南至广海卫界一百二十里。”(102)这些里程相当夸张,但广海卫有界则无疑。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又载:“广海卫城,在新会褥州巡司北,洪武二十七年都指挥花茂奏设,迁巡司于望头镇,即其地建置卫所。”嘉靖《新宁县志》载:“上川山在海盐都,去县极南二百余里。”(103)今望头、上川岛位于广海卫城西南的海宴镇和正南海中,(104)比卫城更加偏僻,却归新宁县。可知“广海卫界”范围较小,并未涵盖卫城以南地区。
  广海卫下辖海朗千户所,位于肇庆府阳江县境内。万历《广东通志》载:“新宁县……东南至香山县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海朗千户所城界三百里。”(105)崇祯《肇庆府志》载境内海朗所、双鱼所地图,限于城周的铺墩屯岛,间及村寨,(106)或即此“界”所限的小地盘。
  廉州卫辖永安千户所,位于廉州府合浦县海岸东端,地近高州府。万历《高州府志》载:“石城县……西至永安千户所界七十里。”(107)永安所城位于小半岛西岸,距今两省分界线尚有十余里,(108)则此“界”亦指境而非城。
  上述沿海卫所与州县的边界,记载明确,似应视为B型政区。但是,这些边界所圈定的地盘,一般仅包括城池和城外的教场、草场一带,规模甚小,大不过一乡都,小仅一村落,与州县疆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地盘皆被州县方志视为境内一部,州县以上的省府州方志皆未提及此类边界,无视这些地盘的独立性。所以,它们并非独立于省府州县政区系统之外的另一系统,边界云云,应系州县考虑到卫所对城池及周边狭小地带管理权的权宜之计。


五 结语
  沿海卫所屯田的分布、规模、领属与管理,在州县田地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虽有金乡卫那样管理城周民地而近乎构成实际管理区的特例,普遍情况则是,沿海卫所难以依靠屯田构成一个行政地理单位。
  东南海岸线由州县和卫所划分日常防区,卫所的防区单位较多。但是,州县的众多巡检司,与卫所并列于海岸,其独立防区多嵌入、压缩卫所防区,其实承担着整条海岸线的大部分暸哨任务。换言之,后来建立的沿海卫所,除战时负责海岸地区的作战任务,平时只承接了内地卫所和州县原有的部分日常防区。这些卫所日常防区,错杂参差,规模较小,职能单一,难以视为大片、连续的管理区,只不过分散程度和相对规模不像屯田那样弱势。
  明代沿海卫所中有相当一部分,或因山海形势相对独立,或因地处州县偏僻角落,确如顾诚所敏锐感知,多以城池为中心,在城周拥有一小块行政色彩的地盘。这个小地盘,是沿海卫所与内地卫所的显著区别。只不过,这块地盘的规模很小,略当一乡都乃至村落,远小于卫所的海岸防区和屯田分布范围,更非与州县相提并论、境内分布着州县人口与土地的另一政区系统。
  沿海卫所的屯田、防区、小地盘,皆不足以支撑它成为与州县相当的行政地理单元,则基本不具备“实土”特征,而是作为一个职能单位坐落于州县疆土之中。一个职能单位对部分田地的所有权,并不等同于对这份田地所在疆土的管辖权,如在沿海州县境内领有田地的单位,除了卫所,还有各级盐司等,它们显然不能算有实土性质。“准实土”卫所这个概念,可以在不切割原州县体系的前提下成立,不过沿海卫所的小地盘尚难称“准实土”,这个概念更适用于明代沿边、西南地区,位于有司境内但行政边界明确、规模为一州县的卫所,而非沿海卫所。《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沿海卫所的城池按府县标示,与边地卫所统一体例,而不标政区界线,即不承认实土性质,是比较妥善的方式。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将卫所分为政区和公署两类,卫所只在边疆无州县处才作为实土行政单位,有州县则无实土卫所,这应当体现了明代的基本观念。治土尚文,守土尚武,治理疆土是文职衙门的本职,州县作为政区是“普适性”的。与其他纯粹的外来职能单位相比,卫所也有部分治土之责,在防区内统辖千百户所、屯堡、墩台、烽堠等,在城区统辖卫所衙门、营房、旗纛庙、教场、仓库等。但是,沿海、内地卫所统领屯田、组织防务、管理城周小地盘的地理范围,远不具备相当于州县的规模和空间连续性,仍偏向公署“大院”而非政区特征。边地卫所行使全面行政管理,实属因无州县而实施的权宜之计。所以,从行政管理、地理分布大势看,都司卫所系统与省府州县系统的确呈并列态势,但从疆土管理的基本原则看,明代卫所是州县的补充辅助系统,而非与州县同等的行政区划系统。


参考文献:
  ①[明]桂萼:《广舆图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年,第240页。
  ②《明史》卷四○《地理志一·京师》,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95年,第884页。
  ③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收入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④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⑤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⑥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⑦林金树、张德信:《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⑧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第252、261页。
  ⑨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261页。
  ⑩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一九《立功》、卷一三二《边海军人犯罪》,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第1722、1880页。
  (11)以浙江为例,陆容载:“该运粮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宁、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绍兴凡八卫,海宁、金华、衢州、严州、湖州凡五所。其余沿海备倭卫所,俱不运粮。”([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二《漕运定规》,佚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0页)明代中后期诸书区分浙江内地守御和沿海备倭卫所,多因归属、职能和临时调配,而互有参差。(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52页)位于定海县城的定海卫,亦属设置较晚的防倭卫所,无运粮之责,而亦有守御县城之任。台州卫主守御府城,然亦有防倭之任。这类设置在州县城中的防倭卫所,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沿海的山海卫无防倭之任,天津三卫、太仓卫等非洪武中后期专设,主要职责为漕运,其实皆独立建城,政区形态与沿海卫所属同类,但限于篇幅,本文割爱。
  (12)[元]朱思本撰,[明]罗洪先等增补:《广舆图》,《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412—528页。
  (13)李新峰:《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4)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下),《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3期。
  (15)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
  (16)《秘书监志》卷四《纂修》,高荣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4—85页。
  (17)例见嘉靖《颍州志》卷五《舆地志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755—756页。
  (18)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疆域·延袤》,《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40—41页。按,康熙《威海卫志·舆地志》同。(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威海卫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
  (19)嘉靖《山海关志》卷一《地理·疆域》,《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21页;嘉靖《临山卫志》卷一《疆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8—19页。
  (20)[明]周粟等纂,王毅清、岑华潮点校:嘉靖《观海卫志》卷一《疆域》,慈溪市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编:《慈溪文献集成》第1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21)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
  (22)[明]方孔炤辑:《全边略记》卷九《海略》,《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第492—493页。
  (23)[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五《浙江事宜》,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8页。
  (24)[明]侯继高:《全浙兵制·杭嘉湖区图说·海宁把总所属沿海卫所地方烽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118页。
  (25)[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二四《倭变志·纪周防》,《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5年,第641页。
  (26)弘治《嘉兴府志》卷二一《平湖县·疆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9册,第310页;嘉靖《嘉兴府图记》卷二《邦制》,《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6号,1983年,第107—108、116页。
  (27)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
  (28)嘉靖《青州府志》卷一《日照县境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62年,第16—17页;万历《淮安府志》卷三《疆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8册,第258—259页;康熙《安东卫志》卷一《疆域》,秦洪河点校,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5bb0000100vm75.html,2011年7月20日。
  (29)天顺《东莞县志》卷二《城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22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8页;嘉靖《嘉兴府图记》卷三《邦制》,第181页。
  (30)天启《平湖县志》卷首《乡镇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7册,第56—57页;万历《惠州府志》卷一《舆图》,《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9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28—429、432—433、440—441页。
  (31)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32)[明]陆容:《式斋先生文集·式斋稿》卷二○《陈言太仓不便八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2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33)如温州卫屯田“俱在附郭十数里”。(嘉靖《永嘉县志》卷五《兵备》,《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18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585页)
  (34)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九《屯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8—639页。
  (35)康熙《威海卫志·舆地志》,第373页;清前期《靖海卫志·增补·屯名》,《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号,1968年,第67页。
  (36)《明太宗实录》卷三八,永乐三年正月壬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646页。
  (37)嘉靖《崇武所城志·屯种军及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663页。
  (38)正德《琼台志》卷二○《屯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0册,第13、15页;万历《惠州府志》卷一三《屯田》,第334—335页。
  (39)嘉靖《崇武所城志·屯种军及田赋》,第664页。
  (40)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一《公署·郡县·泉州府·武职公署》,《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70页。
  (41)嘉靖《惠安县志》卷六《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2册,第12页。
  (42)正德《金山卫志》上志卷三《兵政·屯田》,《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0册,第691—693页。
  (43)万历《上海志》卷四《屯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14册,第385页。
  (44)嘉靖《广州志》卷一五《沟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1册,第331—332、333页。
  (45)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二九《屯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8册,第504页。
  (46)嘉靖《新宁县志·图经·新宁县图经》、《新宁县志·武备志·粮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99—400、631页。
  (47)隆庆《平阳县志·贡赋·屯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2号,1983年,第374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六《□·屯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0册,第592—593页。
  (48)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49)[明]陆容:《式斋先生文集·式斋稿》卷二○《陈言太仓不便八事》,第423页;弘治《太仓州志》卷三《田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80页;弘治《上海志》卷三《田赋·贡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第103页。
  (50)弘治《嘉兴府志》卷一七《海盐县·公署》、卷二二《平湖县·公署》,第266—267、318页。
  (51)崇祯《惠州府志》卷一三《兵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2册,第570—574页。按,万历《惠州府志》卷一三《屯田》之“例得不载”作“例得不减”(《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93册,第328—329页),指调为州县田地后仍按屯田子粒税额纳粮,亦通。
  (52)例见正德《琼台志》卷一一《田赋》,第4页;万历《琼州府志》卷五《科则》,《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22册,第147页;崇祯《廉州府志》卷四《田赋》,《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25册,第62页。
  (53)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一《公署·郡县·泉州府·武职公署》,第570页;万历《高州府志》卷三《食货》,《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册,第50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六《□·屯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0册,第592—593页。
  (54)嘉靖《太平县志》卷三《食货·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7册,第22页;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一《史纪》、卷八《土田·漳浦县》、卷一○《诸课杂志·屯田》,张大伟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26、162—163、201—202页。
  (55)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三三《镇海卫》,《中国史学丛书》第6种《明代方志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710—711页。
  (56)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57)据[明]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九《海略》,第492—493页。
  (58)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一《兵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册,第721—739页;嘉靖《宁海州志》卷上《建置·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7册,第767—768页。
  (59)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八《兵纪·墩台》,《重刊兴化府志》,蔡金耀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3页。
  (60)万历《福山县志》卷二《建置·烽燧》,《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57册,第404—405页。
  (61)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二八《兵政·城池》、卷三○《兵政·墩台》,第619、660—661页。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一五《兵防·墩台》,第1105—1106页。
  (62)泰昌《登州府志》卷五《地理·官署·文登县》,明泰昌刻本胶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20页。
  (63)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城池志·巡司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0册,第369页。
  (64)万历《即墨志》卷三《堡镇》,《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35册,第27页。
  (65)《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省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155页。
  (66)正德《金山卫志》上志卷一《建设·巡司》,第603—604页。
  (67)[明]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九《海略》,第493页。
  (68)嘉靖《山阴县志》卷一《公署》,《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3册,第399页。
  (69)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城池志·巡司城》,第369页。
  (70)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一《城镇·城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第723—724页;成化《宁波郡志》卷五《廨宇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8册,第77页。
  (7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8—69页。
  (72)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城池》,《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38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317—318页。
  (73)据泰昌《登州府志》卷一○《墩制》,第19—21页。
  (74)[明]谭纶:《谭襄敏公奏议》卷一《飞报捷音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1册,第870页。
  (75)嘉靖《崇武所城志·边圉墩台》,第658—659页。
  (76)嘉靖《惠安县志》卷一《图里》,第4页;福建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制:《福建省地图集》,福州,福建省民政厅出版(内部发行),1962年,第71—72页。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196—197页。
  (77)据前引崇武所禁耕荒地事,大岞是所城附近的要地。但青山、古雷、赤山并非墩台所在,而是漳州府漳浦县境内的巡检司,与镇海卫下属六鳌、铜山、玄钟诸所参差(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首《漳浦县地图》、卷一《郡县志》,第13、26页),而与崇武所相去数百里。原文必误抄,今仅取大岞一地为证。
  (78)《山东登州府舆图》、《山东莱州府舆图》、《山东青州府舆图》,清初墨绘纸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79)康熙《威海卫志·文翰志·按院冯大宗师批准军民照旧各差勒石垂戒条议记》、《威海卫志·文翰志·新建学田记》,第520—523、468—472页。
  (80)《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省分册,上册,第268—269页。
  (81)《明世宗实录》卷六,正德十六年九月甲寅,第243页。
  (82)万历《莱州府志》卷一《灵山卫境图》《鳌山卫境图》、卷六《寺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34册,第134、135、433页。
  (83)如天启《慈溪县志》卷四《寺观》:“普惠寺,观海卫城中,新建。”(《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0号,1983年,第213页)
  (84)嘉靖《青州府志》卷一一《寺观》,第77页。
  (85)正德《松江府志》卷九《坊巷》,《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册,第446—467页。
  (86)正德《华亭县志》卷五《坊巷》,《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14册,第278页。
  (87)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区界》、卷二《城池·所城》,第339、368页;嘉靖《临山卫志》卷一《建置》,第10—11页;万历《会稽县志》卷四《作邑·疆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8册,第167页。
  (88)嘉靖《临山卫志》卷一《形胜》、《疆域》,第17—20页。
  (89)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三○《海澄县·舆地》,第630页。
  (90)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47页。
  (91)《福建省地图集》,第77—78页。
  (92)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二八《兵政·城池》,第619页;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一九《漳浦县治图》、《漳浦县》、卷三○《海澄县治图》、《海澄县》,第355、360、364、384、628、634、635、641页;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四《公署》,第335页;崇祯《海澄县志》卷二《学校》,《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第453页。
  (93)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三○《海澄县治图》、《海澄县》,第628、631、634页;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首《漳州府总图》“海澄县”,第98页;《福建省地图集》,第78页。
  (94)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一九《漳浦县》、卷三三《镇海卫图》、《镇海卫》,第358、695、697页;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二八《津渡》、卷二九《坊表》、《市镇》,第1944—1945、1987、1989—1990页。
  (95)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一九《漳浦县·规制》,第360页;《福建省地图集》,第79页。
  (96)乾隆《镇海卫志·方舆》,《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3号,1968年,第26—28、36—37页。
  (97)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四《城池》,第308—309页。
  (98)乾隆《铜山所志·明铜山所志》、《铜山所志·方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4册,第385—388、389页。按,原文称引“明铜山所志”,然文字显经改动。
  (99)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二九《诏安县》、卷三三《镇海卫》,第606、614、698页。按,“四都”系“五都”之误。
  (100)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二九《诏安县治图》,第600页;万历四十一年《漳州府志》卷首《漳州府总图》“诏安县”,第94页。
  (101)乾隆《铜山所志·沿革》、《兵制》,第389、410页。
  (102)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四《疆域》,第76页;嘉靖《新宁县志·图经·四至》,第401页。
  (103)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四《城池》,第85页;嘉靖《新宁县志·封域志·形胜》,第441页。
  (104)《台山县志》书首《台山市地图》、第一篇《政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105)万历《广东通志》卷一四《沿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9册,第345页。
  (106)崇祯《肇庆府志》卷首《海朗所地图》、《双鱼所地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2册,第150—151、152—153页。
  (107)万历《高州府志》卷一《沿革》,第11页。
  (108)《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集》,南宁,国家测绘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处,1966年,第55—56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楼主| 发表于 2019-7-8 01:29:36 | 显示全部楼层
志第五十二·职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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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侯伯驸马都尉附仪宾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附旗手等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附仪卫司总兵官留守司都司附行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附蛮夷长官司军民府附土州土县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以功为差。已封而又有功,仍爵或进爵,增禄。其才而贤者,充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掌佥书,南京守备,或出充镇守总兵官,否则食禄奉朝请而已。年幼而嗣爵者,咸入国子监读书。嘉靖八年,定外戚封爵毋许世袭,其有世袭一二代者,出特恩。
驸马都尉,位在伯上。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其尚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者,并曰仪宾。岁禄各有差,皆不得与政事。明初,驸马都尉有典兵出镇及掌府部事者。建文时,梅殷为镇守淮安总兵官,李坚为左副将军。成祖时,李让掌北京行部事。仁宗时沐昕,宣宗时宋琥,并守备南京。英宗时,赵辉掌南京左府事。其馀惟奉祀孝陵,摄行庙祭,署宗人府事。往往受命,一充其任。若恩亲侯李贞,永春侯王宁,京山侯崔元,以恩泽封侯,非制也。
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各一人。
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所属上之府,移兵部请选。既选,移府,以下之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吏部选授,给由亦如之。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而综理之。凡各省、各镇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并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之。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既事,纳之。其各府之掌印及佥书,率皆公、侯、伯。
初,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寻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又增设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并设断事官。定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品,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统军元帅府元帅正三品,同知元帅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又以都镇抚司隶大都督府,秩从四品。寻罢统军元帅府。吴元年,更定官制,罢大都督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俱升品秩。其属,设参议,经历,断事官,都事,照磨洪武九年,罢副都督,改参议为掌判官。十二年,升都督佥事为正二品,掌判官为正三品。十三年,始改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十五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十七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二人,提控案牍一人,二十三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军刑狱。分为五司,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人,各理其军之刑狱。二十九年,置五军照磨所,专掌文牍。建文中,革断事及五司官。永乐元年,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无定员,经历、都事各一人。后又分五府,称行在五军都督府。十八年,除“行在”字,在应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复称行在,仍设行后府。宣德三年又革。正统六年,复除“行在”字。
京营,永乐二十二年,置三大营,曰五军营,曰神机营,曰三千营。五军、神机各设中军、左右哨、左右掖;五军、三千各设五司。每营俱选勋臣二人提督之。其诸营管哨、掖官,曰坐营,曰坐司。又设把总、把司、把牌等官。景泰元年选三营精锐立十团营,莅以总兵,统以总督,监以内臣。其旧设者,号为老营。成化三年,分团营为十二,每营又各分五军、三千统骑兵,神机统火器。其各营统领,俱择都督、都指挥或列爵充之,以总督统辖之。正德中,又选团营精锐,置东西两官厅,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嘉靖二十九年,革团营官厅,仍并三大营,改三千曰神枢,设副、参、游、佐、坐营、号头、中军、千把总等官。统以提督总兵官一员。已,改提督曰总督,铸“总督京营戎政”印,俾仇鸾佩之。更设侍郎一人,协理京营戎政。定巡视科道官岁一代更,悉革内侍官。增设巡视主事,寻亦革。隆庆初,仍以总督为提督,改协理为阅视,寻并改阅视为提督。四年二月,更京营制,三营各设提督,又各设右都御史一员提督之。九月,罢六提督,仍复总督戎政一人。天启初,增设协理一人,已,仍革一人。崇祯初,复增一人。
京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镇抚司,镇抚二人,其属,经历司,经历,知事,吏目,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千户所,多寡各不等。
京卫有上直卫,有南、北京卫,品秩并同。各有掌印,有佥书。其以恩荫寄禄,无定员。凡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二十有六。曰锦衣卫,曰旗手卫,曰金吾前卫。曰金吾后卫,曰羽林左卫,曰羽林右卫,曰府军卫,曰府军左卫,曰府军右卫,曰府军前卫,曰府军后卫,曰虎贲左卫。曰金吾左卫,曰金吾右卫,曰羽林前卫,曰燕山左卫,曰燕山右卫,曰燕山前卫,曰大兴左卫,曰济阳卫,曰济州卫,曰通州卫。曰腾骧左卫,曰腾骧右卫,曰武骧左卫,曰武骧右卫。番上宿卫名亲军,以护宫禁,不隶五都督府。其京卫隶都督府者,三十有三。曰留守左卫,曰镇南卫,曰骁骑右卫,曰龙虎卫,曰沈阳左卫,曰沈阳右卫,隶左军都督府。曰留守右卫,曰虎贲右卫,曰武德卫,隶右军都督府。曰留守中卫,曰神策卫,曰应天卫,曰和阳卫,及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俱隶中军都督府。曰留守前卫,曰龙骧卫,曰豹韬卫,隶前军都督府。曰留守后卫,曰鹰扬卫,曰兴武卫,曰大宁中卫,曰大宁前卫,曰会州卫,曰富峪卫,曰宽河卫,曰神武左卫,曰忠义右卫,曰忠义前卫,曰忠义后卫,曰义勇右卫,曰义勇前卫,曰义勇后卫,曰武成中卫,曰蔚州左卫,隶后军都督府。又京卫非亲军而不隶都督府者,十有五。曰武功中卫,曰武功左卫,曰武功右卫,曰永清左卫,曰永清右卫,曰彭城卫,曰长陵卫,曰献陵卫,曰景陵卫,曰裕陵卫,曰茂陵卫,曰泰陵卫,曰康陵卫,曰永陵卫,曰昭陵卫。
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后改置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设都护,经历,知事,照磨。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同知指挥使,副使,经历,知事,照磨,千户所正千户,副千户,镇抚、百户。因置武德、龙骧、豹韬、飞龙、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此设亲军卫之始。寻罢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洪武、永乐间,增设亲军诸卫,名为上二十二卫,分掌宿卫。而锦衣卫主巡察、缉捕、理诏狱,以都督、都指挥领之,盖特异于诸卫焉。留守五卫,旧为都镇抚司,总领禁卫,先属中书省,改隶大都督府,设都镇抚,副镇抚,知事,寻改宿卫镇抚司,设宿卫镇抚、宿卫知事。洪武三年,改为留守卫指挥使司,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城与城垣造作之事。后升为留守都卫,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水军左、右十卫。八年,复为留守卫,与天策等八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并隶大都督府。十一年,改为留守中卫,增置留守左、右、前、后四卫,仍为亲军。十三年,始分隶五都督府。
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并枪,同兵部莅视。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
明初,置拱卫司,秩正七品,管领校尉,属都督府。后改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寻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而设仪鸾司隶焉。四年,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成祖时复置。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成化间,刻印畀之,狱成得专达,不关白锦衣,锦衣官亦不得干预。而以旧所设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
旗手卫,本旗手千户所,洪武十八年改置。掌大驾金鼓、旗纛,帅力士随驾宿卫。凡岁祭旗头六纛之神,八月于坛,十二月于承天门外,皆卫官莅事,统所五。
府军前卫,掌统领幼军,轮番带刀侍卫。明初,有带刀舍人。洪武时,府军等卫皆有习技幼军。永乐十三年,为皇太孙特选幼军,置府军前卫,设官属,统所二十有五。
金吾、羽林等十九卫,掌守卫巡警,统所凡一百有二。
腾骧等四卫,掌帅力士直驾、随驾,统所三十有二。
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洪熙元年,始以内臣同守备。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
南京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不全设。其掌印、佥书,皆以勋爵及三等都督为之。分掌南京卫所,以达于南京兵部。凡管领大教场及江上操备等事,各府奉敕分掌之。城门之管钥,中府专掌之。初设城门郎,洪武十八年革,以门禁锁钥铜牌,命中军都督府掌之。)其属,经历、都事各一人。
南京卫指挥使司,凡四十有九。分隶五都督府者三十有二。曰留守左卫,曰镇南卫,曰水军左卫,曰骁骑右卫,曰龙虎卫,曰龙虎左卫,曰英武卫,曰龙江右卫,曰沈阳左卫,曰沈阳右卫,隶左府。曰留守右卫,曰虎贲右卫,曰水军右卫,曰武德卫,曰广武卫,隶右府。曰留守中卫,曰神策卫,曰广洋卫,曰广天卫,曰和阳卫,及牧马千户所,隶中府。曰留守前卫,曰龙江左卫,曰龙骧卫,曰飞熊卫,曰天策卫,曰豹韬卫,曰豹韬左卫,隶前府。曰留守后卫,曰横海卫,曰鹰扬卫,曰兴武卫,曰江阴卫,隶后府。又亲军卫指挥使司十有七:曰金吾前卫,曰金吾后卫,曰金吾左卫,曰金吾右卫,曰羽林左卫,曰羽林右卫,曰羽林前卫,曰府军卫,曰府军左卫,曰府军右卫,曰府军后卫,曰虎贲左卫,曰锦衣卫,曰旗手卫,曰江淮卫,曰济州卫,曰孝陵卫。与左府所属十卫,右府所属五卫,前府所属七卫,后府所属五卫,并听中府节制。各卫领所一百一十有八。
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
王府仪卫司。仪卫正一人,仪卫副二人,典仗六人。仪卫,掌侍卫仪仗。护卫,掌防御非常,护卫王邸。有征调,则听命于朝。明初,诸王府置护军府。洪武三年,置仪卫司,司设正、副各一人,秩比正、副千户;司仗六人,秩比百户。四年,改司仗为典仗。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九年,罢护军府。建文中,改仪卫司为仪仗司,增置吏目一人。成祖初复旧制。
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领班、备倭等名。
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阯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儹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宣德间,又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设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改设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又添设浙江总兵。万历间,又增设于临洮、山海。天启间,增设登莱。至崇祯时,益纷不可纪,而位权亦非复当日。盖明初,虽参将、游击、把总,亦多有充以勋戚都督等官,至后则杳然矣。
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旧设。隆庆二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三屯营。协守副总兵三人。分守参将十一人,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营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
镇守昌平总兵官一人,旧设副总兵,又有提督武臣。嘉靖三十八年,裁副总兵,以提督改为镇守总兵,驻昌平城,听总督节制。分守参将三人,游击将军二人,坐营官三人,守备十人,提调官一人。
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广宁。隆庆元年,令冬月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应援海州、沈阳。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五人。游击将军八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备御十九人。
镇守保定总兵官一人。弘治十八年,初设保定副总兵,后改为参将。正德九年,复为分守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三十年,改设镇守总兵官。万历元年,令春秋两防移驻浮图峪,遇有警,移驻紫荆关,以备入援。分守参将四人,游击将军六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七人,把总七人,忠顺官二人。
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七人,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
镇守大同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大同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九人,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九人。
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设,驻宁武关。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关。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六人,游击将军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三人,操守二人。
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六人,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守备十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
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四人,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守备三人,备御领班二人,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
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四人,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
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旧驻会城,后移驻固原。分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五人,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
镇守四川总兵官一人,隆庆五年添设,驻建武所。分守副总兵一人,协守参将二人,游击将军二人,守备六人。
镇守云南总兵官一人,旧设,驻云南府。分守参将三人,巡抚中军坐营官一人。
镇守贵州总兵官一人,旧设,嘉靖三十二年,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驻铜仁府。分守参将二人,守备七人,巡抚中军官一人。
镇守广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五年改设,驻桂林府。分守参将五人,守备三人,坐营官一人。
镇守湖广总兵官一人,旧设,嘉靖十年罢,十二年复设,万历八年又罢,十二年仍复设,驻省城。分守参将三人,守备十一人,把总一人。
镇守广东总兵官一人。旧为征蛮将军、两广总兵官。嘉靖四十五年分设,驻潮州府。协守副总兵一人,分守参将七人,练兵游击将军一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二人,把总四人。
提督狼山副总兵一人,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驻通州。镇守江南副总兵一人,旧系总兵官,驻福山港,后移驻镇江、仪真二处。嘉靖八年裁革。十九年复设。二十九年仍革。三十二年,改设副总兵,驻金山卫。四十三年移驻吴淞。分守参将二人,游击将军一人,守备六人,凤阳军门中军官一人,把总十三人。
镇守浙江总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设,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镇守浙直。四十二年,改镇守浙江,旧驻定海县,后移驻省城。分守参将四人,游击将军二人,总捕都司一人,把总七人。
分守江西参将一人,守备四人,把总六人。
镇守福建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二年改设,驻福宁州。分守参将一人,守备三人,把总七人,坐营官一人。
镇守山东总兵官一人,天启中增设。总督备倭都司一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又河南守备三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
总督漕运总兵官一人。永乐二年,设总兵、副总兵,统领官军海运。后海运罢,专督漕运。天顺元年又令兼理河道。协同督运参将一人,把总十二人,
留守司。正留守一人,副留守一人,指挥同知二人。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断事司,断事,副断事,吏目各一人。掌中都、兴都守御防护之事。洪武二年,诏以临濠为中都,置留守卫指挥使司,隶凤阳行都督府。十四年,始置中都留守司,统凤阳等八卫,防护皇陵,设留守一人,左、右副留守各一人。嘉靖十八年,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置兴都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设官如中都焉。
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断事司,断事,副断事,吏目各一人。司狱司,司狱。仓库、草场,大使、副使各一人。行都指挥使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同。
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凡都司并流官,或得世官,岁抚、按察其贤否,五岁考选军政而废置之。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常以一人统司事,曰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曰佥书。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诸杂务,并选充之,否则曰带俸。凡备倭守备行都指挥事者,不得建牙、升公座。凡朝廷吉凶表笺,序衔布、按二司上。经历、都事,典文移。断事,理刑狱。
明初,置各行省行都督府,设官如都督府。又置各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四年,置各都卫断事司,以理军官、军人词讼。又以都卫节制方面,职系甚重,从朝廷选择升调,不许世袭。七年,置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于河州。八年十月,诏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凡改设都司十有三,行都司三,十五年,增置贵州、云南二都司。后以北平都司为北平行都司。永乐元年改为大宁都司。宣德中,增置万全都司。计天下都司凡十有六。又于建昌置四川行都司,于郧阳置湖广行都司。计天下行都司凡五。
明初,又于各行省置都镇抚司,设都镇抚,副镇抚,知事。吴元年改都镇抚正五品,副镇抚正六品,知事为提控案牍,省注。洪武六年罢。
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外卫各统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率世官,或有流官。凡袭替、升授、优给、优养及属所军政,掌印、佥事报都指挥使司,达所隶都督府,移兵部。每岁抚、按察其贤否,五岁一考选军政,废置之。凡管理卫事,惟属掌印、佥书。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考选其才者充之。分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诸杂务,曰见任管事;不任事入队,曰带俸差操。征行,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
所,千户所,正千户一人,副千户二人,,镇抚二人,其属,吏目一人。所辖百户所凡十,共百户十人,总旗二十人,小旗百人。其守御千户所,军民千户所设官并同。凡千户,一人掌印,一人佥书,曰管军。千户、百户,有试,有实授。其掌印,恒以一人兼数印。凡军政,卫下于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总旗、小旗,率其卒伍以听令。镇抚无狱事,则管军,百户缺,则代之。其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自达于都司。凡卫所皆隶都司,而都司又分隶五军都督府。
明初,置千户所,设正千户,副千户,镇抚、百户。又立各万户府,设正万户,副万户,知事,照磨。寻以名不称实,遂罢万户府,而设指挥使及千户等官。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使,千人者为千户,百人者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洪武二年,置刻期百户所,选能疾行者二百人,以百户领之。七年,申定卫所之制。先是,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至是更定其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二十年,始命各卫立掌印、佥书,专职理事,以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娴、器械不利者,皆责所领之官。二十三年,又设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千户所,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继,为一代定制。
土官,宣慰使司,宣慰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经历司,经历一人,都事一人。
宣抚司,宣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经历司,经历一人,知事一人,照磨一人。
安抚司,安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其属,吏目一人。
招讨司,招讨使一人,副招讨一人。其属,吏目一人。
长官司,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其属,吏目一人。蛮夷长官司,长官、副长官各一人。又有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
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
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9 23: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胸背在明代
    元明易代,胸背之饰被明朝袭用且流衍为补子,成为明清两代品官服饰上的重要特征。《明史·舆服志》载:“(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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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蒙元胸背上无等级差别的龙、凤、麒麟及鹿等其他动物至此有了等级上的差别。明代补子,除了区分品官等级的补子之外,尚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特定人物的赐补,如蟒、斗牛、飞鱼等。另,每逢节庆,又有所谓的各色应景补子。如元宵,用灯笼补子;端午,用五毒补子;七夕,则为鹊桥相会补子;中秋,为月兔补子;千秋万寿节,则服“寿”字、双喜补子等。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9 23:41:37 | 显示全部楼层
尊卑有序:明代官场的规矩与礼仪
2019-01-21 12:00
在明朝前期,内阁辅臣的权威很重,即便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也不能随便在内阁旁的道路上随意走动,而且还要在距离内阁大臣一丈远的地方行作揖之礼。
不过随着王振、汪直、魏忠贤这样的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出现,原先的这套长幼尊卑的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内阁官员遇到大太监居然要下跪叩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礼教的国度,明王朝自然也是不例外的。明代官员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下交往都有一套礼仪规范,并且以此来分辨上下尊卑。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官员大多都行跪拜礼。到了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统一了官场的礼节,规定官员之间行揖礼。但是大臣向皇帝奏事、听宣诏令、受赐、上香、祭酒等方面还是要行跪拜礼来以示尊崇。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比较明显,无论是印度将人分为婆罗门等四大等级,还是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等几个等级都是阶层尊卑的体现。明王朝虽然民族平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还是非常严格的,姑且不谈士、农、工、商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官员之间也有所区分。
图1:张居正

按照明朝的规定,下官见到上官都是要行礼的,但是在内府相见则不行跪拜之礼。倘若普通百姓在街上遇到官员,则必须下马避让,如果发生冲突是要被治罪的。
明朝初年制定的官场礼仪是为了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的,也是官场需要遵守的规矩。但是京城之中毕竟高官云集,一些大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逼迫小官员依照礼法参见,小官员为了自己的面子,拒绝向大官僚参拜,因此官员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增加,久而久之礼法也就逐渐开始混乱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就将当初跟随他打天下的将领斩杀的差不多了,毕竟治国需要的是文臣士大夫,于是文官的地位逐渐提高。到了明朝中后期,一些低级官僚僭越礼仪,欺辱上级官员的事情多次发生。而且中后期朝廷愈来愈重文轻武,导致高品级武官也没有低级文官受尊重。由于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内阁官员逐渐掌权,但是内阁官员品级却并不高,随着官场制度变化,导致公候勋爵这样的高品级官员开始避让内阁官员。而史官和科道官员是内阁官员的候选者,因此经常与六部尚书对抗,最终导致明朝官场的尊卑秩序受到撼动。
图2:朱元璋

京城官场逐渐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礼法,随着太监权势的膨胀,逐渐开始凌驾于阁臣之上。内阁大臣出入,九卿也要避让,但是小太监却敢策马扬鞭,而阁臣也不敢计较。
历代之中,太监成为气候的朝代为数不少,不过明朝的太监没有与汉代、唐代太监那般能掌握皇帝的废立。与汉、唐相似,明代也有许多太监被外派到地方负责开矿、税收、镇守,还有到军队中监军。这些太监相当于皇帝的特使,权势很重,就好比是地方的“土皇帝”,地方上即便是巡抚这样的大臣也不敢与之抗衡,至于知县这样的官员反而要向太监行礼参拜。
明代地方上有巡抚、巡按等多个大官,因此互相之间见面也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明代规定总督才能称为“军门”,而巡按、巡抚、操江都督都不得称“军门”。巡抚这类督导地方的官员经过所督的地方去拜谒总督,要在大门外下轿,从中门进入总督府,在后堂与总督相见。临别时,总督送行到大门外。地方上的总兵拜见总督的礼仪与巡抚类似,但是总兵见总督需要行跪拜之礼。随着武官地位的下降,就连地方上的御史也敢责骂参将这样的高级将领。
巡抚自称“军门”以后,在巡抚衙门前设立旗杆,在黄布写上“军门”两个字,算是门旗,也是官场体面的一种象征。在外的兵备道也仿照此例,在衙门前门旗上贴上“饬兵”两字。巡按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也开始在衙门前设立门旗,写上“贞肃”两个字。
由于品级不同,巡抚通常要高出巡按,但是巡按御史与巡抚为了争权夺利常常发生争执。庞尚鹏任福建巡抚时,偶接皇帝诏书,与巡按李乐都在地面上拜接,不分上下。
杨博任巡抚时与巡按同拜圣洁,胥吏在地上都铺设了地毯。杨博对巡按说:“老夫若有不是,任凭道长指摘。此行礼君前,自有等级,不可并也。”于是,巡按的地毯“为下尺余”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9 23:5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七品文官服饰,详细说明服装着饰,由里衣到外衣.官帽是什么样的.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鹌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五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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